[煮酒论史] 从《罗马史新解》出发（三）---重新认识的三国蜀汉[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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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论史]从《罗马史新解》出发（三）---重新认识的三国蜀汉[第1页]

作者:土和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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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在前面的话：东汉三国的历史，拜《三国演义》的普及是中国人最为熟悉的一段历史了，可以说是每个人心里都有一部三国；而在三国历史中，也同样是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蜀汉和诸葛亮。因为在《罗马史新解》中对蜀汉纺织品外销的思考，发现通过这个角度能够重新认识一下三国中蜀汉的历史。
    公元219年，刘备进位汉中王，这是戎马倥偬大半生的刘备的高光时刻，也是他的事业的巅峰！然后是关羽的兵败荆州，尸首异处；接着就是刘备称帝，起兵伐吴，张飞横死；最后是火烧连营，夷陵惨败，白帝托孤。“先帝创业为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出师表》中的这段文字的确如实的反映了当时新建的蜀汉政权面临的危机，但诸葛亮用自己的雄才大略化解了这个危机。怎么化解的呢？简单说就是：对外重建三国均势，对内将整个蜀汉执政集团和蜀地各个阶层的利益进行捆绑。
    诸葛亮，千古人臣第一人！但个人对诸葛亮的认识也是有过程的。原来看《三国志》，虽然能记得些内容，但总的来说还是看不明白，直到对“锦官城”和蜀汉纺织品外销的了解和深入思考后，发现在《诸葛亮传》中“每自比于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也。惟博陵崔州平、颍川徐庶元直与亮友善，谓为信然。”这段话可以有另一个解释，那就是：这并不是诸葛亮当时在荆州的自我评价，而是陈寿（后人）根据诸葛亮的事迹作出的评价，只是把它写在了《诸葛亮传》的前面，这是用了一个假托的叙事手法，并且借用了徐庶、崔州平等人的名字来作侧证——这个套路其实很平常，就是自己说假话，然后让自己的死党或者借用死党的名义来为假话背书。
    那么问题来了，凭什么把诸葛亮与管仲、乐毅相比呢？如果说诸葛亮为蜀汉的延续鞠躬尽瘁与乐毅扶弱燕败强齐的事迹在精神上相类似的话，那么凭什么比肩管仲呢？管仲可是能被称为“子”的人。他的“官山海”（盐铁专卖）等经济管理政策使齐国率先富强并首霸于春秋，甚至管仲本人还被“风俗业”奉为祖师爷，可见他的政治经济水平之高和影响深远。而诸葛亮呢？再看蜀汉经济建设：劝农桑、兴水利虽是根本，蜀汉也在大力倡导和治理，但缓不济急，所以需要另辟财源；蜀盐是重要出产，蜀汉也设了制盐校尉以及专门的制盐队伍，但盐更多是维持财政稳定的硬通货和“压舱石”；那么就只有纺织品（蜀锦、蜀布）才是蜀汉得以富裕的源泉（今国疲民虚，决敌之资，惟仰锦耳）。
    做过生意的都知道：商品、市场和营销模式是商品销售能够盈利的三大组成。现在找到了蜀汉的致富密码——纺织品，那么后两者呢？市场，依靠魏、吴吗？不完全是。诸葛亮是一个有着“国际视野”的政治家，在他的心里是有着一个广大的市场——“利尽南海”！这里的“南海”是一个涵盖中南半岛、东南亚岛屿、缅甸和印度次大陆（大秦）等地的广大区域，这里庞大的人类族群——城、邦、国都是蜀汉纺织品的消费者，这是一个纯粹的卖方市场，这也是大秦商人秦论于公元226年到交趾来经商的原因。

    商品和市场都有了，营销模式呢？“至今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犹在耳，虽甘棠之咏召公，郑人之歌子产，无以远譬也。孟轲有云：以逸道使民，虽劳不怨；以生道杀人，虽死不忿。信矣！”，再结合诸葛亮的南征，那么就能够知道：蜀汉是生产端和总销售，南中及夜郎、交趾等地的大族、豪强、渠帅则是中间商和分包商。诸葛亮南征只是为了理顺这个销售和分配体系，所以要“攻心为上”。而诸葛亮在第一次北伐时陇西的诸多家族都反叛了曹魏，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因为要在这个贸易利益链上分一杯羹。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明了了蜀汉的经济基础后，那么蜀汉的上层建筑呢？个人通过梳理蜀汉政权的演变脉络，重新认识了曾经非常“熟悉”的三国蜀汉。
    蜀汉简史：诸葛亮执政时期：221年至234年；蒋琬执政时期：234年至246年；费祎执政时期：246年至253年；陈祗执政时期：253年至258年；荆州系-诸葛瞻：258年至263年； 263年蜀汉灭亡。
    诸葛亮是不是权臣？从刘禅的角度说，诸葛亮是权臣（政由葛氏，祭则寡人）；从诸葛亮的角度说，是君臣一体（宫中府中俱为一体）。这里就涉及到我国历史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君权和相权。
    蜀汉政权的合法性是来源于汉献帝已死亡的假消息，刘备以汉室宗亲的身份继承“汉朝”皇帝。在刘备死后，其子刘禅继位也是符合宗法制度的。可是当时蜀汉政权面临的现实危机和刘备白帝托孤的政治遗嘱，使诸葛亮以相权代行君权具备了合法性。但这个代行权利是对君权有危害的，是违背了“君为臣纲”的儒家理论的，那么怎么解决这个矛盾呢？诸葛亮对这个代行权利是在理论上给予了解决的，那就是：“从权”----即特殊情况特殊处理！
    “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兴复汉室，还于旧都…...”，这就是诸葛亮以相权代行君权的理论依据和政治纲领。“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是理想和现实的完美结合，是诸葛亮为蜀汉执政集团规划的政治理论和树立的政治旗帜，这就使得北伐事业成为了蜀汉执政集团最大的政治正确，为解决君权相权矛盾提供了法理性依据，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而蜀汉的灭亡恰恰是对这个理论和旗帜的放弃，所以我说蜀汉之亡，实肇始于费祎。
    再有，诸葛亮对蜀汉的“从权”状态是设置了时间表的，就是：还于旧都！也就是说，当政权回到中原旧都时，蜀汉的特殊情况才视为被消除了，君相一体的“从权”型的执政模式才会回复到君为臣纲的正常状态。
    所以诸葛亮高举北伐的旗帜，是有非常深刻的政治含义的。
    其次，诸葛亮通过北伐在经济上建立起了一种“全民共享”的经济体制，即前面说的与全部群体的利益捆绑。
    “以逸道使民，虽劳不怨；以生道杀人，虽死不忿”。这句话很有嚼头啊！
    蜀汉是在四川盆地建立的政权，对于当时生产能力发达的中原地区是典型的“人少地偏”之处。这里农业经济发展水平还比较低，地域也比较小，那么建立什么样的经济制度使蜀汉具备可以持续进行战争的物质基础呢？当时曹魏是大搞屯田制（类农奴制），孙吴是大庄园奴隶制（所以需要不断的掠夺人口）这样的土地经济，而诸葛亮是以“兴工促商”的思路使蜀汉走上的是不同于魏、吴的发展道路，这也是陈寿将诸葛亮比肩于管仲的事实基础。
    诸葛亮的历次北伐，或有战场失败或有转运不济，但物资生产却未见匮乏，甚至在工具、武器生产方面还在不断创新：木牛流马、诸葛连弩、蒲元识水等，而且质量也属上乘，所以陈寿言：“工械技巧，物究其极”。
    蜀汉的这些工业品创新是哪里来的呢？就是来自于经济制度的合理性，这也是诸葛亮时期蜀汉政治制度优越性的体现。其具体做法就是：蜀汉执政阶层（诸葛亮+刘禅）将纺织品的利润拿出来的，通过北伐这件事将蜀地各个阶层与民众捆绑在一起，同时用法律规定了这个利润分配的各自比例，保证了相对公平；而蜀地的大族豪强和百姓通过生产、经商、征战、转运等各种“社会接口”都参与进来，都能够分享这个利益，从而促成“诸葛治蜀有遗爱”的形成。
    第三是通过官员选拔的广泛性保证了执政基础的稳定性。在诸葛亮的执政时期，其执政阶层不仅仅是荆州派，还有东州派的李严、李丰，蜀地本地派的张裔、马忠、杨戏等人。这些政治派别或许权力有大小，但大致公平这一点就连陈寿也不否认。当然这也和蜀汉当地没有像中原或江东那样的超大门阀家族有关。
    诸葛亮时期的蜀汉政治经济就说到这，然后谈谈对诸葛亮军事才能的认识。
    后世对于诸葛亮军事才能的质疑更多是对“军事才能”的这个概念的解释不同而造成的。个人原来在看《朱可夫回忆录》时，对里面的各种战役地图、兵力配置、兵力运动路线等等看的热血沸腾；而后来再看艾森豪威尔的二战回忆录---《远征欧陆》，发现里面根本就没什么排兵布阵、奇谋妙计，就是讲的他怎么和罗斯福搞关系、和马歇尔搞关系、和丘吉尔搞关系，怎么协调巴顿、布雷德利和蒙哥马利的关系；然后就是站在陆军的角度和海空军争资源、站在欧洲战场角度和麦克阿瑟、尼米兹争资源；对著名的卡赛林山口之战、西西里登陆、诺曼底登陆基本上没怎么描写，却对弹药、油料、粮食等后勤物资的数据进行罗列；他对欧洲气候变化的担心甚至超过了对隆美尔和“大西洋壁垒”的担心。艾森豪威尔和朱可夫同为二战名帅，他们的军事才能应该是毋庸置疑的吧。
    其实陈寿在《三国志》里对诸葛亮军事才能的评价是因为陈寿是要“恰饭”的，所以不得不“鸡蛋里挑骨头”，通过贬低诸葛亮来变相吹捧司马懿。但后世历朝历代对这个问题可看的清楚，武庙十哲无可争议。按我的认识，把一个政治家放在军事领域评价是对他的贬低。
    诸葛亮的第一次北伐，通过用纺织品贸易“利诱”陇西的大族豪强，为北伐作战做好了铺垫和准备，使蜀汉与曹魏在这一地区的人心向背上至少是“五五开”，这就是“人和”；当时孟达反叛于上庸，赵云出箕谷佯动牵制了关中的曹真，蜀汉发起陇西作战就极具突然性，这就是“天时”；陇西地处曹魏的西部边陲，与曹魏核心区距离遥远，控制的力度也相对薄弱，而这里和汉中接近，蜀汉部队运动和后勤转运也相对方便，这就是“地利”。通过以上种种运筹，诸葛亮对北伐早就打好了“腹稿”，那么他还会去选择有进无退、孤注一掷式的“子午谷奇谋”吗？再有，诸葛亮对陇西地区不仅仅着眼于攻占地盘，而是要在陇西大族豪强的配合下，在剿灭曹魏的军事存在后，迅速挖掘和动员陇西的军事力量和资源，就像南征南中一样能够“军资所出，国以富饶”，从而继续把战火烧到关中平原去；若假以时日，让诸葛亮发挥出“抚戎为长”的强项，或临以兵威，或贪于财货，必然将氐羌等少数民族绑上蜀汉的战车，再现韩遂、马超当年快马长枪的盛况。
    假设蜀汉在陇西站住脚，以此作为军事前进基地和商贸集散中心，远交近攻：河套地区的南匈奴、燕北的鲜卑、辽东公孙氏再加上孙吴，“五路伐魏”的局面也未可知。
    街亭之战，马谡不敌张郃，尚可原谅，但他一战之后就弃军而逃就是不可饶恕的。因为陇西之战不仅仅是军事战，更是政治战，是人心争夺战（卿能断陇，使东兵不上，一月之中，则陇西吏人不攻自服），这既是诸葛亮让马谡统军的原因，也是马谡逃亡的理由。街亭一战而败，未能封闭住曹魏援军出陇山的西进通道，使陇西的曹魏支持势力看到了希望，更严重的是让本来处于动摇状态的陇西各个势力，认识到蜀汉没有占据陇西的坚定决心和强大实力，那么在身家性命和财源利益上也就不难选择了。没有了陇西势力的配合，诸葛亮也只能退军。而街亭之战中唯一受赏的是王平，就是因为他的作为符合诸葛亮的要求。可惜的是王平是賨人，这个因素使此时的他不能够担任主将。至于后来王平能出任汉中主将，那是因为他在魏延事件中站队正确的缘故。
    第一次北伐的确可惜了，但打战本来就没有十全十美的事，败了就认，止损兜底能够兜住了，这就是本事。只要兵源钱粮军器能够保证，再来就是了，胜利迟早会来。再看在后来的卤城之战中，蜀军“上下同欲”表现出的战斗力表明这只军队是越打越强的，从“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来看，诸葛亮的军事才能会差吗？无非是“善战者无赫赫之功”罢了。而通过第六次北伐时的武功水之战来看，诸葛亮是“应变将略，非其所长”吗？
    诸葛亮的去世，使蜀汉政权再一次面临危机，但这一次，蒋琬不愧是诸葛亮选定的接班人。说老实话，个人是不喜欢蒋琬的沉闷而更喜欢费祎的文采飞扬、名士风度，但这不影响我认为在蜀汉政权中，蒋琬做的好而费祎是蜀汉灭亡的肇始者的评价。
    诸葛亮去世后，第一件事就是杨仪杀魏延事件。这件事虽然给魏延扣了个“降魏”的罪名，但这实际上是当时蜀汉政权中的执政权之争，是以魏延为代表的群体（这个群体到底是谁很不好说）和当时以杨仪为代表的丞相幕府派之间的争斗，在这个争斗中蒋琬、费祎，包括姜维统统站在杨仪一边，而当时最重要的刘禅的态度却是很微妙的。直到北伐大军回师完成后，刘禅以诛魏延三族的举动表明了对于诸葛亮政治遗命的认可，但刘禅的这个决定是在丞相幕府派的强烈要求下“捏着鼻子”认的。对这个事情的处理实际是刘禅收回君权的一次尝试，不过因为君相之间实力的强弱，让刘禅选择了继续忍耐。紧跟着，蒋琬就以杨仪“谤政”为由将其踢出了执政团队，继而允许民间对魏延祭祀表明了事件的真伪，也安抚了相关群体，从而建立起以蒋琬为主，董允、费祎为辅的“后诸葛亮时代”的执政团队。
    政治权力的大小从来不是语言或者文字能够赋予的，都是斗争出来的。诸葛亮用君臣一体的理论，以兴复汉室为旗帜将君权相权统一在自己手中，那么新的执政团队怎么样呢？在这一点上，蒋琬是有非常清醒的认识和手段的。
    第一、伐魏的旗帜（光复汉室）不能倒。蒋琬提出了“东征”战略，即攻取上庸（今陕西安康）等东三郡地区威胁荆襄，然后率领大军从汉中回师屯驻涪城（今四川绵阳）。可直到蒋琬死，东征大军就没出动过，那么蒋琬在干什么？用实力压制住刘禅回收君权的野心。
    第二、从执政团队上层保证了经济利益全民共享体制的延续。蒋琬执政团队延续了诸葛亮的“君臣一体”的执政理论，其团队组成是蒋琬主政领军，董允监督刘禅，因为蒋琬和董允的原则性都很强，所以就由费祎居间调和，软化君相矛盾，协调君相利益。
    蒋琬团队从上层保证了诸葛亮建立的经济利益全民共享体制的延续，主要就体现在董允对刘禅的监督和对黄皓的压制上。黄皓其实就是刘禅个人欲望的外在表现，他实际上就是君权自私方面的化身。诸葛亮在《出师表》中“前汉……后汉…….”把君权在“家国一体”中的公、私两个方面都说的非常清楚了。而对于君权自私方面的危害性，“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蒋琬团队是有着来自于诸葛亮传承下来的观念认知的，对君权的提防是非常警惕的。
    第三、以伐魏战争准备保证经济利益全民共享体制继续执行。蒋琬驻扎涪城负责筹备东征及兼顾各方，王平领衔汉中防务，姜维出任凉州刺史开始独立领军承担陇西方向的攻防。整个蜀汉国防体系虽进行了调整，但继续贯彻“为伐魏而进行战争准备”这个执政总方针不变，确保了经济利益继续服务于国家战略这个大方向，使蜀汉各社会阶层继续通过这个体系受益。
    蒋琬的东征不仅仅是基于政治考虑，也是有着现实的可行性的。蜀汉大军从汉中沿汉水东下作战，是存在着“易进不易退”的重大战术缺陷的。关于这个问题，蒋琬是有办法解决的，那就是“木牛流马”中“流马”。诸葛亮的“流马”是什么？说法太多且无定论，我猜测：“流马”就是某种具备助力装置的船只。“流”是指是水上工具，“马”是形容这种水上工具像马一样迅捷、灵活。正是有了“流马”这个工具的保证，才使蒋琬东征具备可行性，也才能说服刘禅不得不采纳东征战略，从而为蒋琬回师涪城提供了依据。
    蒋琬时期最大的事件就是“兴势之战”，这一战的影响非常深远，只不过影响的不是蒋琬，而是费祎。
    公元244年发生的兴势之战，是蜀汉针对曹魏的进攻所进行的一次卓有成效的防守反击。这次战役之中，以汉中守军为先，利用地理优势主动开展阻击作战，其后来自于涪城（蒋琬已生病）的大本营各部和由费祎率领的成都军马赶到，继续追击、侧击曹魏军队，造成曹魏损失惨重，而费祎也因此战被封侯。
    公元246年，董允、蒋琬先后去世，蜀汉迎来了第三任执政费祎。
    费祎的执政团队继续按照“宫中府中俱为一体”的模式打造，他的搭档是大名士许靖的侄外孙陈祗，形成的是费祎主政在外，陈祗在内协调监督君主。
    兴势之战的胜利使费祎认识到蜀汉依托地理条件进行防御作战的巨大优势，这也促使费祎对蜀汉的国防思路进行了重大改变：“吾等不如丞相亦远矣；丞相犹不能定中夏，况吾等乎！且不如保国治民，敬守社稷，莫寄希望于成败一举。若不如志，悔之不及”。费祎的这个判断是建立在当时魏蜀吴鼎足之势已经较为稳固，彼此之间快速消灭对手的可能性越来越小的基础上，针对蜀国的山川地理特点---易守难出的格局和蜀国地狭人少的经济基础而作出的一个现实性很强的决策。这个决策对于国小民寡的蜀汉如果只从国力、军力、经济能力的角度考虑，是较为合适的，但这个决策对于蜀汉由诸葛亮建立起的政治制度是有致命性危害的。
    诸葛亮的“宫中府中俱为一体”的君相合一的政治制度所建立的法理性依据就是“从权”---即特殊情况特殊处理，但费祎的政治决策恰恰表明蜀汉所处的“特殊情况”消失了，那么按照儒家的纲常，凭什么君权（刘禅）要受到相权（费祎）的压制和限制呢？既然蜀汉是刘家的，就该由刘家人来掌握和管理，那么陈祗在内曲意逢迎后主刘禅的各种要求也就是理所应当的。所以，费祎的决策实际上是向刘禅“奉还大政”，蜀汉由此进入了正常状态的君相政治体制，君权的扩张与膨胀也就是指日可待的了。虽然费祎本人的协调能力是很强的，对于君权、执政阶层、地方豪强以及普通民众的利益还能够平衡，但这个头一开就不可挽回了，或许费祎凭借优秀的个人能力还能掌控，那么费祎不在了呢？
    费祎“保境安民”的政治决策对蜀汉政权更为致命的危害是放弃了“北伐中原，兴复汉室”的旗帜。那么紧紧围绕在这个旗帜周围的政治、经济、军事的各项配置也就统统遭到了废止，这就涉及到官员的评价体系和选拔体制的变化，国家经济利益分配体系的变化，军事战争组织体系的变化，这些变化都为刘禅的君权扩张提供了便利，使蜀汉的政治生态出现恶化，奢腐丛生的种子也就此种下。
    同时，放弃了“北伐中原，兴复汉室”的旗帜，又因为蜀汉的地理优势，“躺平”的懈怠感也是随着“保境安民”政策的实施，一步一步的沁入蜀汉各阶层的骨头里了，这带来的就是“经济利益全民共享”的经济分配体制的被破坏和抛弃，这就使基层普通百姓首先被排除了出去，从而导致普通百姓开始遭到来自各个权力阶层的压榨，“民有菜色”不远矣！而当随军转运、后勤补给等等都成为了生意之后，社会各阶层的利益争夺也开始日趋激烈起来，整个蜀汉社会的运转也开始随着权力博弈和规则制定而分化开来了，“政以贿成”就日益变得理所当然了。
    姜维，在这个时期，因他与费祎的战略观念上的差异，实际上从其出身的“丞相幕府”派脱离了，投入到了刘禅的君权一系。姜维终其一生都是忠诚于刘禅的，因为在这个时期的蜀汉，只有刘禅能够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和平台。但姜维最终也只是一个统兵作战的军事将领，他对蜀汉政权的政治影响还是比较小的。
    费祎执政时期的蜀汉就在一种“温水煮青蛙”的状态下，慢慢的向“死于安乐”稳步前进。
    费祎于公元253年遇刺身亡，这给后世留下了一个谜案。
    关于费祎遇刺案，很多说法都是姜维“阴养死士”造成的。我不是这么认为的，我更倾向于这是一个偶发的事件，即郭修（也作郭脩）刺杀费祎是一个独立的行刺行为，并不是带有很强政治目的政治刺杀案件。为什么这么判断？因为从蜀汉的政治伦理来看，无论是刘禅还是姜维，都不是会对费祎死亡的积极追求者，这也是来自对诸葛亮所构建的蜀汉政权的政治底线的信任。但从费祎的意外去世这件事来看，谁是最大的受益者呢？后主刘禅！
    费祎是诸葛亮蜀汉体系的最后一个人，当他的去世，束缚在刘禅身上的所有“封印”都被揭开了，蜀汉的政治完全回到了以刘禅（君权）为中心的格局中了。
    刘禅终于亲政了，他的亲政依然是“委任式”的。蜀汉的第四任执政是陈祗，而不是常说的“蜀汉四相”中的董允。陈祗+黄皓+姜维，一主政一主内一主军，但他们三人的背后站的都是后主刘禅。虽然刘禅亲政了，但他依然要面对一个庞大的政治对手，那就是“荆州小团体”。“荆州小团体”就是以诸葛瞻为代表人物，集结了董厥、胡济和樊建等人，这个小团体实际是“丞相幕府派”的延续，但“圈子性”越来越强。在陈祗执政期间，陈祗支持姜维北伐，这不过是刘禅在扩张君权，打压和应对“荆州小团体”还残存的相权的政治手段而已。陈祗在死后能够获得“忠侯”的谥号，就是因为他是为刘禅（君权）冲锋陷阵的。而姜维的北伐，虽然他还怀有“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理想，但他的北伐往往成为了蜀汉政治斗争在军事领域的延续，比之诸葛亮的北伐对蜀汉起到的凝心聚力的作用是相差甚远的。姜维的个人际遇与后世的岳飞颇有些相似。
    到这里就要看一下刘禅亲政后在蜀汉各个方向上的布局：



    成都是蜀汉的政治经济中心，是刘禅+陈祗+黄皓在主持，对政治资源和经济资源做到了全面的把控；西北方向，姜维在武都是西接氐羌，北连曹魏；东边的江州，由阎宇（他或与前巴西太守阎芝有关系）主持，这里是东通孙吴，南下夜郎交趾的交通枢纽；南边南中地区由霍弋主持，这里是通过身毒道交通缅甸和印度次大陆（大秦）的起点和必经之路。姜维、阎宇、霍弋都是刘禅这一系的人员。再把纺织品贸易纳入到这个政治布局中就可以看出，刘禅通过控制生产端和贸易通道，已经把纺织品的利润纳入自己的掌控了。而蜀汉纺织品外销的利润可是蜀汉立国的最大财源和经济基础。从汉中到涪城及其以东地区的这一区域，就是“荆州小团体”的基本盘，也是传统的农业区。这里北有秦岭，东北有大巴山的崇山峻岭的阻隔，南、西、东南三个方向又被刘禅的势力围堵住了，使“荆州小团体”在纺织品贸易中被隔离开了，其经济来源也就越来越趋向于汉中+川北地区的土地经济了。那么“荆州小团体”对土地经济的需求也加剧了他们和蜀地豪强地主阶层的冲突。这也是后世论述蜀汉灭亡重要原因。但这是因为刘禅亲政后为了进一步解除相权的威胁，通过削弱“荆州小团体”的经济基础，刻意制造“荆州小团体”与蜀地豪强地主的矛盾。
    现在再回头看诸葛亮的治蜀之策：以工商立国，尽量减少对蜀地豪强的土地经济的侵占和掠夺；通过工商贸易，把蜀地豪强阶层及其附属民众与执政集团捆绑在一起。这治国理政的能力比肩于管仲，陈寿没说错吧？
    而“荆州小团体”所掌握的经济资源的窘迫也就能够解释了为什么愿意对阴平小道的驻军进行裁撤，从而导致邓艾偷渡成功的发生。
    关于“荆州小团体”，再说两个事情：第一，胡济段谷之战失誓不至而受惩处甚微。公元256年姜维北伐与镇西大将军胡济约定在上邽汇合，结果胡济没来，姜维惨败。事后虽对胡济有所贬抑，但因其属于“荆州小团体”成员，故在诸葛瞻执政后的景耀二年（259年）还被迁升为右骠骑将军。这就是政治“小圈子”的典型特征：只论亲疏，不问是非；第二就是“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这句话，这侧面反映出政治“小圈子”中人员选拔的封闭性。
    廖化，一则他是荆州人氏，二则他也是出身于丞相幕府，这表明他在蜀汉政权中是属于“荆州小团体”中的一员。景耀三年，廖化曾邀约另一老将宗预一起去拜访刚执政的诸葛瞻，但被宗预拒绝。那么廖化为什么这么大岁数了还要出来奔走呢？无非是为子侄部曲罢了。
    在《汉晋春秋》中记录了廖化在景耀五年（262年）对姜维的评价：““兵不戢，必自焚”，伯约之谓也。智不出敌，而力少于寇，用之无厌，何以能力？诗云“不自我先，不自我后”，今日之事也”。这个时候，陈祗已经去世了，蜀汉已经是完全君权制了，而刘禅懒政，尽管委政于诸葛瞻，但财权人权均被刘禅掌控，所以黄皓的专摄擅权才具备现实性。廖化的这番话，表明这第一是政治表态，即对“荆州小团体”所持的保境安民政策的支持；第二是对姜维不断北伐造成了“荆州小团体”的经济和人员实力被削弱的反对。
    蜀汉到诸葛瞻时期，实际上是因为君权的膨胀，作为立国财源的纺织品利润完全被刘禅掌控并且不再拿出来用于蜀汉的“国事”，致使蜀汉财源匮乏，诸葛瞻只能以侵占蜀地豪强地主阶层的土地经济的办法来饮鸩止渴；再加之姜维北伐的物资和人员的损耗，使蜀地社会矛盾更加的尖锐。这也是为什么诸葛瞻要说“内不能除黄皓，外不能制姜维”的真正原因。
    尽管蜀汉执政团队内部存在彼此矛盾和相互斗争，但在蜀汉最后灭亡之战中，还是让人看到蜀汉这群人来自于先辈的血性：汉中之战，傅佥（傅肜之子）战死；姜维回防剑阁，年迈的廖化、张翼赶赴战场参战；诸葛瞻父子与黄崇（黄权之子）、张遵（张苞之子）、李球（李恢之侄）在绵竹战死；刘禅投降，刘谌死节；二士争功，姜维死节。
    所以说三国蜀汉从刘备开始，真的是一个不缺理想主义的地方。
    通过梳理蜀汉政权的政治和经济脉络的演变，所谓荆州派、东州派、益州派之间的矛盾和争权夺利导致蜀汉灭亡，只是表象的认识和论述，掩盖了蜀汉政权中君权和相权的变化与斗争。至于刘禅，一个“富二代”的“崽卖爷田不心疼”，他虽然不缺乏政治头脑和经验手段，但一个自私自利的人，不说也罢。
    最后就是蜀汉“国不置史，注记无官”这个问题，这是真的吗？以诸葛亮的思虑周全，会在这么大一件事上有缺漏吗？陈寿是什么官？欲盖弥彰！无非是蜀汉灭亡时的混乱给“化公为私”创造了条件。嘿嘿，读书人的事嘛，“窃书不算偷”！不过，相信蜀汉的历史记述早已置身在《三国志》中了。
    “葛氏在时，亦不觉异；自公殁后，未见其比”！！！

    注：文章完全是对个人主观认识和思考的整理，纯个人观点，或对或错，聊博一笑。

@风吹人散
很像西方对外扩张，技术整合，越打越强的手段，全民全阶级全社会参与其中。

@云洛天尊
然而很可惜，当时最好的锦是魏锦的襄邑锦#(滑稽) 蜀锦只有在曹丕那几年因为量大价低很受欢迎，马钧改良织机之后蜀锦就没有竞争力了。

@TenzenX
自己把诸葛亮自称管乐脑补成陈寿认为诸葛亮可比管乐，再yy出这么长的空中楼阁，楼主也算花了不少心思了。

@madesis
什么乱七八糟的，诸葛亮把蜀锦外贸到东南亚这种内容，能不能有点依据？连炎帝都不敢这么编。

柑琴?桐穹回复土和揸 :#(汗) 秦论找的是孙权，海外贸易接触更多也是孙权，你扯了一堆史料在哪。

@苦生茶
写得好，解了我一些疑惑，不过我还是觉得虽然诸葛亮在武庙里，但这是由于他在军事理论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排兵布阵上仍然属于一时名将，比不上其他几位，也不如曹操。

    @摸鱼日常
    虽然想说太长不看，不过还是随口一说：
    桓宣武征蜀，犹见诸葛亮时小吏，年百余岁。桓问：“诸葛丞相今谁与比？”意颇欲自矜。答曰:“葛公在时，亦不觉异，自葛公殁后，正不见其比。”
    以上这个段子出自《殷芸小说》

    @madesis
    “时永昌夷獠恃险不宾，数为寇害，乃以弋领永昌太守，率偏军讨之，遂斩其豪帅，破坏邑落，郡界宁静。”《三国志·霍弋传》。
    能看出什么吗？

@水华凭天X135
蒋琬的战略太激进了，从汉中去上庸容易，但从上庸回汉中难，而且上庸有经过孟达，司马懿加固。民心已经被刘封作没了。以及虽然补给方便，但曹魏补给更方便，就算奇迹般的攻下上庸，这种接下来没完没了的消耗是绝对打不过的。

@tottizhang212
陈寿够惨的，每位蜀粉亮粉写文都要说一次他黑孔明，就因为他写了句“将略非其所长“，然后整篇其他地方的满满崇拜之意完全视而不见。

    @BlavXX
    有人说费祎想上位而利用杨仪和魏延嫌隙搞掉他们，如果真如此阴毒又有张嶷事前劝他说小心郭修还任然中招似乎在我看来有些前后不协调，即费祎没有很深心机。
    另外郭修家人都在魏国，这是姜维收买此人做坏事的一个优势（犯人不担心家人连坐）也是劣势（没人质在手），姜维怎么保证控制此人行为进而是否反噬姜维呢？很复杂的事要化简做才够保险，但有些事只会越做越复杂。不能赌旁人全看不懂，万无一失太难，这样要一并干掉的人会越来越多。#(吐舌)

    @埃陌
    看你了半天终于看完了，其它的对不对不知道，
    不过对不用子午谷奇谋到是多了一种理解，就像是打算去一个地方，本来早早计划好了卡时间坐地铁，结果一哥们说这会路上车少，咋开车去。
    感谢！

    唐张柬之《请罢姚州屯戊表》：
    “臣某言：臣伏闻姚州者，古哀牢之旧国。绝域荒外，山高水深，自生人以来，洎于后汉，不与中国交通。前汉唐蒙开夜郎滇筰，而哀牢不附。至光武季年，始请内属，汉置永昌郡以统理之，乃收其盐布毯罽之税，以利中土。其国西通大秦，南通交趾，奇珍异宝，进贡岁时不阙。刘备据有巴蜀，常以甲兵不充。及备死，诸葛亮五月渡泸，收其金银盐布以益军储，使张伯岐选其劲卒搜兵以增武备。
    故《蜀志》称亮南征后，国以富饶。此前世置郡，以其利之也。
    今盐布之税不供，珍奇之贡不入，戈戟之用不实於戎行，宝货之资不输於大国......”

    @BlauVV
    说到董允让我想起一个好玩的事，据说他只给刘禅十二个妻妾名额。#(滑稽) 我估计刘禅看这老小子有说不出的苦。还有刘琰华阳国志只写他与魏延不和五伐前回成都却没有提后来被杀之事，而三国志则录了刘琰事情大概情况，我靠。。。刘禅和刘琰小妾之事多数为真，哎。。。真是大跌眼镜。
    然后就是诸葛亮囧了。我感觉刘禅有些太过分，五伐还没开始就搞破事，事多不嫌乱。感觉诸葛亮估计对刘琰也有愧疚，他若不死则刘禅必不威，人心涣散则北伐无师不利。
    话说回来十二个女人也不少了。诸葛亮死后还为了照顾刘禅君权悄悄让人把自己埋了，连坟位置都告诉大家。想想真是死了还在为活人操心，一个刘禅一个李严一个杨仪一个魏延，哎。。。。真是让人伤透了心也操碎了心。#(心碎)

回复土和揸 :#(汗) 秦论找的是孙权，海外贸易接触更多也是孙权，你扯了一堆史料在哪。

@zero小龟
很不错的分析，带我从另一个角度重新认识了蜀汉。

    @北风起昨月
    “南征是为了倾销纺织品”
    不是这么理解。
    从张骞在大夏见到蜀布可知，蜀地纺织品外销是早就存在的。
    从汉武帝通身毒的打算居然被南中大族阻隔，可知这个生意是很大的。
    那么这个时候的纺织品生意在谁手里？就是在蜀地、南中的大族豪强手里。即在私人那里。
    诸葛亮在夷陵之败后要解决国家的各种问题，把重点就放在了纺织品上了，就是要以国家来主导纺织品的生产和销售。
    但善财难舍，势必遭遇各种不配合。诸葛亮首先是控制生产，直接用政权对生产端进行控制，这个事好办，就是要钱要命的选择题而已；东西生产出来了，就要涉及销售渠道和产品定价权的利益分配问题，这才是诸葛亮亲自南征的主要目的。
    诸葛亮这个国家最高执政者亲自南征，就是要用他的身份去取信于人，让南中大族豪强相信和蜀汉政权合作不仅纺织品贸易利益不会受损，还会有更多的利益可图，南中也才会在诸葛南征后，尽出金银牛马支持蜀汉。这就是“以生道杀人而人不忿”。
    而霍弋传的事迹，就是表明蜀汉政权是在切切实实的维护这条外贸通道。

@傲骨一打五
还有堰官的设置保障了两川的水利，才能有一定的农业发展。

@盗贼小竿头
西川没有豪族大门阀，因为刘焉老哥给提过纯了。

东吴那即使上面坐着孙皓这样的暴君，殉国的也不少。只能感慨古人的气节。

    回复苦生茶?? :个人浅见：守街亭用马谡是因为诸葛亮认为马谡能够理解整个陇西作战的意图，毕竟是他耳提面命的人。但马谡的心理承压能力太弱了，是典型的“温室花朵”类型或者所谓“富二代”性质。马谡弃军逃亡是他的常规操作，他寄希望于荆州派的话语权强大来文过饰非。
    我个人认识是马谡如果在街亭不是一败就逃亡，而是不断的收拢、重整军力，不停的缠着张郃，让张郃对陇西的支援不是那么直接就行，简单说就是打“赖皮战”。让陇西大族豪强知道蜀汉在拼命的隔绝陇山通道，就像王平干的那样。就为在内部争取陇西势力增加筹码，这也是诸葛亮不能亲自去街亭前线的原因，因为要利用他的身份去给陇西势力许诺。只要搞定了陇西的这些家族，马谡的败仗都可以解释为攻占陇西而付出的代价，至于马谡的能力会不会被诸葛亮“看白”就不得而知了。
    当时赵云在箕谷牵制曹真，魏延在安定。我认为魏延的任务是作为前出的蜀汉机动兵团对应雍凉可能的机动兵团，是起冲阵斩将的作用，意在营造陇西内有分裂，外无救援的氛围。这两人是诸葛亮手下唯二能够独当一面的人物。
    而吴懿吴班等人是承担的拔点作战等任务。诸葛亮当时的兵力配置是压制住上邽的渭水通道就行，因为街亭所在的通道是有距离遥远的地理劣势的。在张郃走街亭道之后，诸葛亮是迅速应对这个变化：让马谡带领大本营可以机动的兵力，并且配置了王平这样的悍将。
    结果马谡是一败而逃，把蜀汉军事实力的“底牌”漏完了。强大的军事实力，古今都是争取摇摆势力的决定性因素。
    现在看来，像谣言司马懿或者“攻心为上”这样的事迹，大可以看着是诸葛亮分功于马谡的原因。因为类似的意见都会有，只是不具备马谡的平台而已，马谡是占了其兄马良的福萌罢了。

    风吹人散：
    很像西方对外扩张，技术整合，越打越强的手段，
    全民全阶级参与社会中。

半帆烟雨：如果没有季汉这群理想主义者的执着，三国和南北朝没有什么不同，就是一段中国历史。

大红点Boss:
蜀汉要想翻盘，不论是靠发展经济还是靠不断进攻制造压力，都是没有用的，因为难以扭转蜀魏两国的国力差距。只有两个办法：一是引诱魏国主动攻击汉中，打一场歼灭战，把魏国主力干掉，但是这招对司马懿基本上是不好使。二是能推行优于九品中正制的制度，稳定蜀汉人心，一直耗到曹魏君主与门阀矛盾爆发，然后趁机捡漏。

贴吧用户QjZ57NM
蜀汉灭亡是本土士族觉得他们的利益不够，被荆州派东州派分去了，只有投降曹魏才最符合他们的利益，纷纷建议投降，否则凭借邓艾的那点人就能灭蜀？诸葛亮在时能平衡各派利益，后面的人真没有那个能力。

    阳光的匕世：
    楼主写的非常好啊#(真棒) ，从经济与民生出发，围绕北伐时期与后三国时期，以史料为基础，大胆设想了诸葛亮的执政方针与战略手段，让人重新认识了诸葛丞相的谋略手段，对于重新认识蜀汉政权变迁有着非常好的启迪性。我之前粗读这段历史总是对蜀汉的后勤运转，政治局势变化认识感到有些空白，虽然对关于大秦贸易蜀锦有些争议，但是我个人觉得楼主的设想还是很好的补充论证了诸葛亮的治国有方，详解了关于北伐与国内经济的运转，利益分配。
    战争是政治的延伸，对于三国时期不能只看名人叱咤沙场，更要联系政治背景地理民情经济阶层来大胆猜测，谨慎求证。
    感谢楼主提供的独特理解#(爱心)

｀绿叶青山：
三家打的热火朝天，最后被司马老儿捡了便宜，想想都为他们气得慌。

    《梁书卷五十四列传第四十八◎诸夷》：及吴孙权时，遣宣化从事朱应、中郎康泰通焉。其所经及传闻，则有百数十国，因立记传。
    吴时，遣中郎康泰、宣化从事朱应使于寻国，国人犹裸，唯妇人著贯头。泰、应谓曰："国中实佳，但人亵露可怪耳。"寻始令国内男子著横幅。横幅，今干漫也。大家乃截锦为之，贫者乃用布。
    孙权黄武五年，有大秦贾人字秦论来到交趾，交趾太守吴邈遣送诣权。权问方土谣俗，论具以事对。时诸葛恪讨丹阳，获黝、歙短人，论见之曰："大秦希见此人。"权以男女各十人，差吏会稽刘咸送论，咸于道物故，论乃径还本国。汉和帝时，天竺数遣使贡献，后西域反叛，遂绝。至桓帝延熹二年、四年，频从日南徼外来献。魏、晋世，绝不复通。唯吴时扶南王范旃遣亲人苏物使其国，从扶南发投拘利口，循海大湾中正西北入历湾边数国，可一年余到天竺江口，逆水行七千里乃至焉。天竺王惊曰："海滨极远，犹有此人。"即呼令观视国内，仍差陈、宋等二人以月支马四匹报旃，遣物等还，积四年方至。其时吴遣中郎康泰使扶南，及见陈、宋等，具问天竺土俗，云："佛道所兴国也。人民敦厖，土地饶沃。其王号茂论。所都城郭，水泉分流，绕于渠緌，下注大江。其宫殿皆雕文镂刻，街曲市里，屋舍楼观，钟鼓音乐，服饰香华；水陆通流，百贾交会，奇玩珍玮，恣心所欲。左右嘉维、舍卫、叶波等十六大国，去天竺或二三千里。

贴吧用户_5Xye9P9 回复土和揸 :厉害啊，特别喜欢看这种有自己见解的，对不对另说，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历史。

    BlauVV:
    楼主可参考：zhuanlan.zhihu.com/p/109344487
    【華陽國志校補圖注·蜀志之汶山郡序】，全文多有对你内容校对呼应甚至补充。

    探究三国蜀汉的“神秘人”---阎宇

    因为写了一篇关于三国蜀汉的文章，所以对蜀汉的人物都进行了梳理，发现在蜀汉的人物中，居然有一个“三不明”的高级官员：蜀汉右大将军、永安都督阎宇。
    阎宇的资料基本上就《三国志》、《华阳国志》中的寥寥几句话，这就造成了他“三不明”的形成：家世不明、功绩不明、结局不明。
    在《重新认识的三国蜀汉》一文里关于蜀汉纺织品销售中，被问到了一个问题：蜀汉谁在具体负责纺织品销售的工作？我当时就想到了阎宇，不过阎宇只是蜀汉纺织品贸易中众多相关人士的一员，算是个代表吧。

    阎宇在蜀汉历史中第一次出现是257年以右将军衔接替张松之子张表出任庲降都督，这是在南中地区；258年，阎宇又接替生病返回成都的宗预转任永安都督，接替他统领南中事务的是永昌太守霍弋（估计霍弋是资历不够），阎宇这是到了江州；而到262年，黄皓准备罢黜姜维而让阎宇统领蜀国军事事务，表明这是准备让阎宇去武都了？
    非常巧合，成都、南中、江州、武都是蜀汉纺织品销售的四个重要节点，为什么都和阎宇的履历重合呢？


    （蜀汉纺织品贸易路线）

    现在就来好好的梳理和探究一下阎宇身上的秘密吧。
    一不明，阎宇的家世。
    《华阳国志》：“阎宇，字文平，荆州南郡人”。关于阎宇的来历就这么点字，但按照蜀汉后期的官员选拔来看，能出任重要职位的基本上都是“二代”。阎宇要是二代的话，那么在蜀汉官员中就只有前巴西太守阎芝了（还有一位是行参军、建义将军阎晏，但这位没有事迹，无法关联）。可惜阎芝只在《三国志·马忠传》里有一笔，再有就是《后出师表》中有提到过名字。
    关于阎芝的来历，在《后出师表》中被归类为“纠合四方之精锐，非一州之所有”，那么他是荆州人氏的可能性非常大；再有，阎芝是刘备征东吴时期在任的巴西太守。这个职位在刘备入蜀初期是张飞担任，可见这个职位的重要，是联通荆益和汉中等地的重要节点。即使在219年张飞升任右将军后，但张飞并没有回成都，而是继续在这里主持军务，这个时间节点估计就是阎芝任职时间的开始。那么关于阎芝也就大致能判断：他是随张飞一同征蜀和治理巴西郡的荆州人士，是张飞麾下的重要官员，毕竟能接张飞的班，张飞的意见就是很关键的。
    阎芝大概在229年前后去世，如果阎宇是阎芝的子侄的话，那么一个重量级的人物就不能被忽视：马忠。
    因为在刘备夷陵之败时，马忠受阎芝指派带兵去永安救驾，从而被刘备欣赏进而授意诸葛亮重用，马忠因此成为了“中央级后备干部”。在这个意义上，阎芝算是马忠的“举主”，这个提拔举荐之恩可是非常大的。
    马忠，在诸葛亮南征时是能够独立领军一路的将领，然后又出任庲降都督；在兴势之战时期，马忠是代替费祎在成都平章国事的蜀汉最高级官员，他的政治能量是足够的。
    那么阎宇的仕途轨迹就可以推导了：随马忠南征，在庲降都督府开始任职。那么阎宇接触的什么工作呢？作为老上司的子侄，跟随马忠担当亲近僚属，在其麾下要么是清雅闲职要么是核心机要。从阎宇早期的名声不显看，他应该是后者。那么南中地区有什么核心机要工作呢？纺织品外销。这个生意既是蜀汉国家财富的重要来源，也是地方督抚大员统兵养士的一项重要福利，由阎宇承担，既是对他的信任，更使他能够掌握实权利益，这是马忠在回报老上司的举荐恩情。
    通过阎宇在蜀汉官场特别会“来事”这一特点，也能看出阎宇对把握和交换各种政治、经济资源的运作充分和手法纯熟（“宿有功干，於事精勤”）。而马忠的短暂主持国务，也为阎宇提高了平台和增加了机会，阎宇与黄皓搭上线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而通过双方掌握的纺织品生意的工作关系（黄皓是有掌内库的权责的），从日渐亲近到党同内外也就顺理成章了。阎宇虽然党附黄皓，但并不是完全以黄皓的好恶为标准，他在人际关系的处理上是很温润圆滑的。
    马忠在249年去世。阎宇从249年到257年的事迹没有记录，但这八年恰恰是阎宇仕途的重要时期，他在哪里任职？干什么？
    257年阎宇任职庲降都督，一年后转任永安都督，但他在南中任上却得到“宿有功干，於事精勤”的评价。透过这个评价是怎么得来的和当时庲降都督府内的官员结构完全能够推断：在马忠去世后，阎宇依然在庲降都督府内承担钱粮绢帛的后勤“浊务”，因为此时的庲降都督张表、副都督杨戏都是“名士”。可以说在马忠去世后的庲降都督府是武靠张嶷，文靠阎宇。而这八年也是阎宇逐渐党附黄皓的过程，这也是阎宇在257年能够接替张表出任庲降都督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人熟地熟事熟，原地提拔转正。

    二不明，阎宇的功绩。
    阎宇是没有参加蜀汉在北边的历次战役的，而在南中地区平夷獠，一个是张嶷一个是霍弋，也没有阎宇什么事，那么为什么会有“宿有功干，於事精勤”这个评价呢？还是因为阎宇在军事后勤方面的经营调度的功绩和能力。而“精！勤！”可不止是说业务能力啊！
    阎宇从南中转任永安都督，应该是又被“压担子”了。因为在蜀汉东部能够担任独挡一面的但大员都必须具备一项重要能力：外交！邓芝、宗预都曾是出使东吴建立起良好的蜀吴关系的人员。阎宇能够出任这一职位，表明他的处事能力，得到了蜀汉政权的认可。而蜀吴之间的纺织品贸易也是维系两国友好的重要物质基础，由熟悉业务的阎宇来主持，也体现了刘禅对他的信任。
    在262年姜维在侯和作战失利后，来自于诸葛瞻对姜维不断北伐的反对和黄皓对姜维的厌恶，阎宇就成为了当时宫中府中都认为可以接替姜维的人选。因为要废除姜维的领军权，必然要阎宇去武都方向收服其僚属部曲，用阎宇这个熟知军旅后勤和各种养兵之法的“专业人士”是能起到见效最快和动荡最小的作用的。黄皓推举阎宇接替姜维的最大考量就是要把对北线纺织品贸易牢牢掌握在刘禅一系手里；而阎宇指挥作战能力的薄弱，反而使他成为了诸葛瞻“保境安民”政策的最合适的人选。
    不过宫中府中一起“倒姜维”的打算应该是被刘禅否决了，因为刘禅是姜维领军的最大支持者。不过刘禅倒不是要支持北伐中原，北伐只是刘禅应对诸葛瞻的一个政治手段。

    三不明，阎宇的最后结局不明。
    在《三国志》中记录了在蜀汉灭亡之战中，阎宇带兵回援成都的事迹。可到底他参没参战？降没降魏？是否死于“二士争功”？蜀汉灭亡后是否入洛阳等等，统统没有记录。这可是蜀汉的“方面级别”的高级官员啊！可是真的没有。
    关于阎宇的结局，我只能根据自己的认识做一个推断。但需要申明一点就是推断中的内容是不带有褒贬意思的。
    阎宇作为大半辈子都从事军事后勤业务和熟谙“养兵之法”的将领，在官场、商场都是非常会“来事”的一个人，他的处事原则往往更偏重于现实性考虑。那么在诸葛瞻绵竹败亡、刘禅开城投降的蜀汉结局下，阎宇会作出怎样的选择呢？
    阎宇的选择或许就是“与其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吧。具体做法就是：散其部众，潜归乡里。这个套路并不稀奇，当年董卓事败身死后，李傕郭汜就曾经打的这个主意，只是被贾诩劝止住了，但这世上又有几个能像贾诩那样具备“反向思维”的人呢？
    至于下定了决心后，阎宇的精明也就能够体现出来了。“潜归乡里”并不是回他原籍荆州南郡，他要么是回巴西郡，要么就是去南中。趁成都“二士争功”之乱，曹魏对蜀汉政权的清理只局限于明面上的蜀汉官员，而无暇顾及基层世家豪强的机会，凭借过往纺织品贸易建立起的人脉关系，通过联络世家豪强继续开展对外纺织品生意（生产和销售）为依托，迅速形成利益共同体，完成对个人和家族进行的隐藏和变迁；同时要看到，在蜀汉灭亡后，罗宪、霍弋等“老同事”是一直任职到晋朝的，这些政军关系也是阎宇能够隐姓埋名的最大凭恃。
    至于陈寿为什么在《三国志》中不写清楚他的下落呢？或许陈寿是真的已经把阎宇“遗忘”了吧。（陈寿的举主里面可是有罗宪的）
    最后，东汉益州巴西郡的阎姓是来自东汉阎显---阎穆这一脉。在三国时期，这一脉的名人是阎圃，他是曹操征汉中后随曹操北返，迁居河南的。这一脉与阎宇的荆州阎姓应该是相去甚远的。

    全文完。

数码宝贝的眼泪：
非常有意义，点赞，这种分析我感觉还是很有道理的，从他哪来到哪去都做出一个详细分析。我也曾经对这个人的去向感到非常的疑惑。

无懈：
这个人好像在蜀汉不咋出名呀。

如鱼得水：
楼主为什么会对这个人物感兴趣？是因为纺织品吗？

好狗龙浩（狗头）：
关于阎宇的结局，有一点推测，阎宇虽然依附黄晧，但是和诸葛瞻关系也不错，史书载诸葛瞻带兵抵御邓艾，到了涪城就逡巡不进，部下数次进言也不为所动，他在观望什么？很可能就是等候阎宇的援军会合，而涪城正是蜀中水陆交通的要冲之地，东巴军团泛水而上可直达涪城，而最后而阎宇失期不至，导致诸葛瞻不得不孤军奋战而亡，至于阎宇为何不至，可能暗中为黄皓授意故意拖延以逼降后主？不然诸葛尚临死为何叹息未早除黄皓，显然被坑了。

黑哥爱银家伙：
有一个问题，这条贸易通道往蜀汉卖的什么呢？(疑问) 能让蜀汉连续征战而不缺吃用。

    重新认识的三国蜀汉之番外篇（一）——胡济的结局

    关于胡济的结局，个人也是有一个判断的，只是因为我并不仅仅是三国蜀汉历史，而是着重于中国古代西南地区对外交往的事迹，所以对与之无关的人就没有提及。

    在《重新认识的三国蜀汉》一文中分析过：蜀汉在费祎死后的政权结构是“君权—相权”互相斗争的二元模式。君权系是陈祗+黄皓+姜维，覆盖政权、宫中和军权，这三人都是代表刘禅；而相权则是以“荆州小团体”这个群体为主，是延续了当年的“丞相幕府派”的政治实体。其代表就是诸葛瞻——主职沟通刘禅，也是这一派的头面人物；董厥、樊建为代表的则是政务官这一系统，是荆州小团体中最庞大的一群人，包括著名的谯周；军队系统就是胡济为代表，张翼、廖化虽在其中，但在这个派系里还处于边缘。不过张、廖这两位在军中是“山头”性质的大佬，倒是两边不敢得罪，不过也两边不沾好。到诸葛瞻主政后，这两位通过对姜维北伐提出看法，先后表态支持“保境安民”政策，站队诸葛瞻了。

    段谷之战，胡济失誓不至导致姜维惨败，胡济是受到惩处了的，成为了“不管汉中的汉中都督”，其职权和部曲都被严重削弱。到诸葛瞻执政后虽迁升他为右骠骑大将军，重新赋予了他职权，但胡济的团队在各方制约下的重建是处于非常缓慢的。

    个人有个感觉：如果蜀汉不灭亡，下一任的汉中都督有可能是蒋斌——蒋琬的长子。这也是胡济在复出后的尴尬之处，因为新生代已经出现了，作为昨日黄花，在时过境迁的背景下，不再可能获得更多的政治资源的倾斜了。

    可惜263年曹魏开始了伐蜀之战，胡济就成了个“空头将军”。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在姜维回防剑阁时，从涪城北上支援姜维的是张翼、廖化和董厥！张、廖不说了，本身就有部曲，自成实力；而董厥作为文官为什么是他带队伍呢？就是因为董厥原来管实务的（升迁钱粮），他能带的动；而胡济没自己的部队，只能在涪城干看着。

    邓艾偷渡阴平，奇袭绵竹，兵临成都，迫使刘禅投降。姜维率剑阁兵马投降钟会，蜀汉灭亡。

    那么无兵无将的胡济呢？他和阎宇所掌握的资源可完全不一样。所以下野为民，保全首领以至寂寂终老就是唯一的选择了。

    而陈寿不写胡济的下落，一个可能是真不知道；还一个可能就是在蜀汉同属一个派系，顾念香火情。

    所以个人认识：对于阎宇和胡济的下落，陈寿一个是讲理一个是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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