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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论史]小白学哲学(连载)

作者:pjyzlh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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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哲学喜欢刨根问底,那么“什么是哲学”就是哲学作为一门学科被刨的终极问题。背定义的都是学习者,敢下定义的才是入门者。作为小白的我也给哲学下个定义:哲学就是一段一段的不断被扬弃的自圆其说。学习哲学就是感悟各种思想的碰撞和体验人类文明的历程。
    历史发展到现在,基本形成了一个以国家为单元的存在形态。我们可以从对国家这个形体的追溯来逐步揭开历史(哲学方面)的面纱。当然,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成长经历。在这里只能是各自表述,相互借鉴。
    在上古时代,单个人是很难生存下去的,这就需要有氏族和部落,氏族有族长,部落有首领,这就是最早的领导阶层。部落之间纷争的解决机构是部落联盟,部落联盟就是国家最早的雏形。
    商鞅(约前390年-前338年)归纳曰:“上世亲亲而爱私,中世上贤而说仁,下世贵贵而尊官。”上贤何以转变成贵贵?商君解释曰:“民众而无制,(贤者)久而相出为道,则有乱。故圣人承之,作为土地、货财、男女之分。分定而无制,不可,故立禁;禁立而莫之司,不可,故立官;官设而莫之一,不可,故立君。既立君,则上贤废而贵贵立矣。”对比观之,上世就是氏族和部落的时期,中世就是部落联盟的时期,下世就是世袭的时期。其实在尧、舜、禹时期已有各种法令出台并设立了专门的官职,只是各部落势力仍不可忽视,世袭还不具备,仍需要各部落共同推选盟主,属于“禅让制”的后期。在这一时期,盟主的特权越来越多,专制的倾向也愈发明显(如禹杀防风氏)。当禹的儿子启当上盟主后,禅让制便就此瓦解。华夏大地进入了“世袭制”的朝代时期。
    禅让制转变成世袭制带来的改变是国家政体由地方自治向中央集权的一点点的过渡。伴随着这种过渡的是无休止的战争,战争的动力就是对权力和财富的更大的欲望(弱肉强食)。战争通常以政权的衰亡(朝代替换)而告一段落,战争同时也加快了部落之间的融合。
    文明的发源地可以不同,文明的初始进程相差无几,都是经历了采摘狩猎、农耕、分工以及部落融合(战争)的过程。在部落融合的过程中,东西方文明初现差异的端倪,这个差异就体现在对人的地位的划分上。
    作为西方文明源头的古希腊,各城邦的人通常分为公民、边民(侨民)和奴隶三个阶层。索伦又把雅典公民依财产分成了四个等级,财富的多少决定了社会地位的高低。虽然奴隶是财富的主要创造者,却不是财富的拥有者,“奴隶只是会说话的工具”(亚里士多德),所以奴隶的社会地位是零下。雅典公民通常只做有创造力的工作,重复性较高的机械劳动都由奴隶去做。什么样的工作是最有创造力、最具智慧性的呢?那就是“寻找万物本源”的工作。这样,“爱智慧”(哲学)作为一门学问在古希腊发展起来。正如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前322年)所述:“哲学起源于闲暇和诧异。”
    在东方,周武王灭商之后分封商纣王之子武庚于殷,后来爆发了武庚之乱(三监之乱),周公旦又让纣王庶兄微子继续继承殷祀,并没有把商民通通纳为奴隶。而奴隶的主要来源就是战争的俘虏,因此说在周朝,奴隶很难作为一个创造财富的阶层而存在。有思想的人往往是通过改革各自诸侯国的管理方式(变法)来增加国家和社会的财富。所以东方哲学的前面通常加上“实践”两个字,西方哲学前面通常加上“思辨”两个字。
    前苏格拉底时期的古希腊哲学家们针对“万物的本源”作了各种各样的猜想,为后人的扬弃提供了丰富的土壤。同时期,东方郑国的子产(?—前522年)却提出不一样的看法,子产曰:“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子产执政郑国期间:为田洫、作丘赋、铸刑书。应该已无闲暇。
    作为周朝图书馆馆长的老子(约前571年--约前471年)既有闲暇又有诧异,故老子对万物本源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无名天地之始”。我的理解为在无可名状下天地(宇宙)有了一个微弱的开始。老子思想的核心是“道”(即规律)和“徳”(即按规律行事)。呼吁人们能够尊重规律并按规律办事。规律是什么?老子只是笼统说了句“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并指出规律处于不断变化之中,正所谓“道可道,非恒道。”当然,社会历史的发展和人的精神的发展还需要更多的实践来慢慢的摸索规律。套用老子的一句话就是“以身观身,……以天下观天下,以此知天下之然哉。”
    苏格拉底(约前470年--约前399年)的伟大(悲剧)之处在于他对“认识你自己”这句名言至死不渝的追求。他自知自己还很无知,但神谕(签卜)却说他是雅典最聪明的人,他通过论证发现基本正确。因为许多雅典人都没达到“自知其无知”的境界。不知道苏格拉底为什么不找伯里克利、希波克拉底或者是修昔底德等人辩论。总之出于对神谕的绝对信任,苏格拉底像一个牛氓(自誉)一样向各式各样的人讨教(诘问),以便获取诸如什么是正义、勇敢、善行等知识。完美展现了实践、理论、再实践的行为过程。
    同样作为教育家,孔子(前551年--前479年)有相对固定的学生,学生习惯记笔记,整理之后一部《论语》赫然而出,影响至今。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语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小白:尧舜都难以做到的仁。)又曰:“克己复礼为仁。”具体为“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小白:君子可以做到的仁。)还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小白:放之四海皆可行的仁,是最为自然的自然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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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谁?”这是柏拉图(约前427年—约前347年)人生三问的第一问。最基本的回答是“我是一个人”。虽然哲学家也是人,但是研究 人也是哲学家的工作之一。
    孟子(约前372年—约前289年)认为“人皆有恻隐之心(仁)、羞恶之心(义)、辞让之心(礼)和是非之心(智)。”即每个人都具有仁、义、礼、智的潜质,故“人之性善也”。当然,善的潜质并不一定能表现为善的品行,对此孟子论道:耳目之观(欲望)是小体“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无益于得也,求在外者也。”心之观(仁义礼智)是大体“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也。”进而论述曰:“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小白:靠主观的自觉性成为尧舜。)
    荀子(约前313年-约前238年)认为“人生而有好利焉,生而有疾恶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故“人之性恶”。同样,恶端并不都能表现为恶的品行,什么原因?荀子又曰:“今之人化师法,积文学,道礼义者为君子;纵性情,安恣睢,而违礼义者为小人。”(小白:靠的是师法之化,礼义之道成为禹。)
    其实性善性恶都是砖,孟子抛出性本善是为了引出他的施仁政的治国理念。荀子抛出性本恶是为了引出他的礼法并施的治国方略。落脚点都是国家治理。
    回观柏拉图,他的“灵魂三分说”阐述了人是受理性、意气、和欲望三部分控制的。可以这样理解:理性就相当于人性中的善,欲望就相当于人性中的恶,柏拉图的观点可以归纳为人性即善又恶。(小白:符合辩证法。)
    当然,柏拉图并不是专注人性的善恶,面对变化不定的感觉世界,他更专注永恒不变的理念世界。理念类似于事物的名,荀子对此也有研究。荀子曰:“散名之加于万物者,则从诸夏之成俗曲期;远方异俗之乡,则因之而为通。”在荀子看来,万物的名就是一种习俗与约定,以便于沟通。柏拉图却赋予理念更多的功能,他认为一切自然之物与人造之物都是对其理念的分有和摹仿,是其理念的摹本。(小白:荀子的观点更易被世人所理解。)
    “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亚里士多德也不认可他老师的“万物以自己的理念为存在依据”的观点,为此他创设出“四因说”来阐示物质的成因,并逆推出万物起源于“第一推动力”。直至今日,“第一推动力”仍是矗立于科学前沿的术语。亚里士多德依靠自己强大的观察力、想象力、归纳力和方便力广泛地创造知识,甚至把如何获取知识也当作一种知识去研究(认识论),被誉为百科全书式的大师。
    面对各个诸侯国和不同的城邦国家(东方与西方),孟子和荀子希望自己的治国方略能够被帝王所采纳。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则在分析不同城邦制度的优劣。柏拉图甚至创设了一个虚拟的城邦模型(理想国)。彼此不同的研究方向是源于各自不同的社会环境。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他们都是“入世者”,即与世俗社会融为一体。
    社会的发展总是伴随着战乱和动荡。动荡时期的哲学家们通常去研究个人如何实现宁静与快乐。庄子(约前369年-前286年)如此,伊壁鸠鲁(前341-前270年)亦如此。庄子强调“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追求的是一种与自然和谐的宁静,“至乐不乐”就是庄子快乐观。伊壁鸠鲁宣扬身死魂灭,无需恐惧。灾害与神无关,无须忧虑。快乐就是身体的无痛苦和灵魂的无纷扰,追求的是一种内心的宁静。他们都远离政治,享受一种“出世”(不理世事)的生活。
    与伊壁鸠鲁学派同时期的斯多葛学派也追求一种安宁,他们是在入世生活中修炼不动心。强调个体在社会中的美德就是“顺应自然(不自以为是),服从命运(不怨天尤人),”以及“克制欲望(不骄奢淫逸),过理性的生活。”其倡导的“消极想象”不失为让人内心宁静的一种策略。当然,追求一种境界与达到这种境界,之间还有一段距离。作为斯多葛学派最著名的入世者,马可奥勒留(121年—180年)被誉为马背上的哲学家,一本《沉思录》完美阐述了斯多葛学派对理性生活的追求。 但他把自己儿子看作是最适合的皇位继任者,并付诸于实践,为罗马帝国的衰败埋下了伏笔。
    经过无数次的征战,东方各个诸侯国逐渐被秦国统一,由秦到汉进入到天下一体的集权制社会时期。儒家的后继者们继续其“学而优则仕”的入世观。董仲舒(前179年-前104年)以儒家学说为基础,吸收道、法、阴阳等各家思想,建立起新儒学思想体系(经学)。其中的“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一国则受命于君。”等君权神授的思想为封建专制制度打下了理论上的基础,当然很合汉武帝刘彻的心意,虽然也有“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
    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等天人感应的思想来制约皇权,但收效甚微。故汉武帝直接“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经典(思想)由此得到了传承和发展。
    孔子、孟子的经历都比较坎坷(思想得不到王侯的认可),荀子思想加入法家元素以适应混乱的战国时期,其弟子韩非子、李斯直接弃儒入法。李斯用法家思想助秦统一六国却只历经二代便戛然而止。直到董仲舒的出现,才使新儒学成为汉代官学。对比孔孟和董子可以看出,一种哲学思想只有与社会的发展需求相融合,才能成为社会的主流思想。董仲舒对儒学的贡献即在于此。
    同样的征战,地中海沿岸的五雄(迦太基、托勒密、塞琉古、马其顿、罗马)逐渐归一于罗马帝国。罗马帝国时期最大的事件莫过于基督教的兴起。古希腊、古罗马均有诸多的神被不同的人祭拜,多一个耶稣也没有太大的区别,况且基督教初期传播的也是正能量(爱人如己)。古代中国缺乏造神的贤(闲)人,人们通常都祭拜自己的祖先。基督教从被打压(戴克里先)到被承认(君士坦丁)直至定为国教(狄奥多西)都是权力斗争的需要。作为教父哲学的翘楚,奥古斯丁(公元354年- 430年)设计的“三位一体”、“原罪”以及“救赎”等理论,使基督教教义更加理论化,
    这样便可以让更多的人相信教义并信仰基督教。
    混乱的后西罗马帝国时期,天主教教皇也顺其自然地参与到世俗政治中,在各日耳曼蛮族国王的眼中,基督教就是先进文化的代表,归依于罗马天主教既是文化的需要也是政治的需要。最终天主教皇不但有了自己的根据地(教皇国),还赢得了为世俗政权加冕的任务。这样以来东西方就产生了很大的区别:东方的皇帝贵为天子,直接承接上天在旨意行事,属于一元化皇帝制国家;而西方的君主只是上帝众多子民中的一员,需要通过教皇领取上帝的旨意,属于教权与王权二元化权利体系。
    这个时期的西方哲学家通常把研究上帝作为首要任务,被称为经院哲学家。其核心理念是只要能证明出上帝的存在,其它一切都好解释。比如,奴隶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上帝造人时就有上等人与下等人的区分。这与陈胜所呼之:“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天壤之别。论证上帝存在最著名的当属阿奎纳(约1225年-1274年),他所著的《神学大全》用五种方法来证明上帝的存在。这部神学巨著的问世,使基督教教理更加体系化。教皇如获珍宝,逐渐把它上升到与《圣经》同等地位,亚里士多德的待遇也因此逆转(由被教会打压到被宣扬)。
    回头看东方,两汉之后,东方哲学经历了“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三个时期。
    “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晋书·阮籍传)。在这乱世之际,研究玄学(《周易》《老子》《庄子)也是一种保全与寄托。孔子曾说过“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何为有道无道?曹氏可以取汉朝而代之,司马氏也可取曹魏而代之。由“清议”改为“清谈”也是魏晋名士们的一种无奈,身在庙堂心在山林者有,更多的是身在山林间心在庙堂上。“贵无论”和“崇有论”都是对个人行为的一种
    解释。如果司马昭能三顾竹林,又怎知嵇康不出山呢?
    “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佛教在中国的兴衰历程告诉人们:帝王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帝王的目的只是为了更好的统治,别无其它。虽然佛教教义有很多人生真谛,但是它的出世观却很难在儒家弟子心中产生共鸣,因为他们都是入世者(以修身治国平天下为己任)。佛教与基督教都专注来世,但方式却不尽相同。佛教云:只要潜心修行,就能免受轮回之苦顿悟成佛。基督教云:只要听教皇(基督之代表)的旨意,就能免受地狱之罪,死后升入天堂。
    当西方正在经历中世纪煎熬的时候,东方的皇帝换了一波又一波。帝位是怎么来的,怎样才能传长久,宋太祖赵匡胤最清楚。为防止天下改姓,他设计了一套纷繁复杂的制度,其核心就是重文轻武、分权而治。由此“一将成名万骨枯”的历史不必重演,“一举成名”便可“天下之”。其结果就是被辽金依次蹂躏,最后倒在了蒙古的弯刀之下。当然,倒在蒙古弯刀之下的也不只大宋一家。
    在科举制度下,一些困穷苦学之士得以参与与皇帝共治天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就是他们的座右铭。只是那种“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的蜜月期通常较短,更多的是在庙堂与江湖之间的穿梭。这其中也出现了文天祥、陆秀夫等历史名人,他们无法参透历史的进程,他们只是做了他们认为正确的事情,“人生自古谁不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就是气节。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继孟子后张载(1020年—1077年)又扛起儒学复兴之大旗。
    张载哲学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简单对照:
    张载:太虚无形,气之本体。
    马哲:世界本源是物质的。
    张载:物无孤立之理。
    马哲:物质世界是普遍联系
    的。
    张载:天地之气,虽聚散攻
    取百途;然其为理也,
    顺而不妄。
    马哲:物质的运动变化是有
    规律的。
    张载:“一物两(对立面)体
    (统一体)”。
    马哲:矛盾双方相互依赖共
    处一个统一体中。
    张载:见闻之知,乃物交而
    知,非德性所知。德
    性所知,不萌于见闻。
    马哲: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
    认识是认识的第一次
    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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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2022-04-15 01:02:19  更:2022-04-24 10:1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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