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首页 -> 煮酒论史 -> 大明王朝抗倭始末 -> 正文阅读 |
[煮酒论史]大明王朝抗倭始末 |
| 作者:吕笔活2021 |
| [收藏本文] 【下载本文】 |
|
第一章 外交努力 公元1368年正月，朱元璋在南京登基当上皇帝，改元洪武，大明王朝正式成立，由此开创了新的辉煌历史。 然而，帝国成立之时还面临着许多的问题，蒙元势力仍然在北边存在，张士诚和方国珍残部逃到海岛兴风作浪，此外倭寇时不时就来侵扰。“倭”是古代对日本的称呼。“倭寇”，简而言之就是侵扰劫掠中国的日本海盗集团。倭人从明朝初期就开始侵扰中国，在此后的清朝、民国时期，更是不断入侵中国，给我们国家造成深重的灾难。 据《明太祖实录》记载，洪武元年倭寇入侵福建。洪武二年，倭寇进犯山东，掠民男女而去；倭寇多次侵掠苏州、崇明，杀害居民，劫掠财物；还有倭寇进犯浙江温州以及广东的惠州、潮州等。洪武三年，倭寇进犯山东，被击退后转掠温州、台州、明州。洪武四年，倭寇再次侵犯浙江。洪武五年，倭寇进犯福建宁德，杀害百姓350余人，焚烧房舍千余间，劫掠粮食250石......洪武年间，每年都有倭寇进犯，中国沿海地区深受其害。好在明太祖朱元璋雄才大略，采取措施予以有力打击，才没让倭患严重起来。 明朝初创时期，百废待兴，需要争取相对稳定的周边环境，因此明太祖朱元璋并不轻易对外用兵。他想到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试图采取儒家的德治思想，通过以德怀远，让周边国家诚服。洪武元年，他就派出使臣，带上国书，前往日本，一方面想告诉日本，元朝已经被推翻了，新的国家大明已经建立；另一方面也想与日本睦邻友好。但是，到达日本九州后，却遭到日本南朝怀良亲王的断然拒绝。此时的日本为南北朝时期，国内有南朝、北朝两个对立的朝廷。怀良亲王为南朝的主政者。 虽然首次出使失败，但明太祖朱元璋并不气馁。第二年，在倭寇进犯山东后，朱元璋派杨载等7人，带上国书前往日本颁发诏谕。国书指出，倭兵数次入寇我国沿海地区，造成百姓伤亡，财产损失。如果你们觉得合适，就派遣使者来我朝修好彼此关系，否则你们就修兵自保。倘若一定要入寇从盗，我们将派舟师前来征讨，逮捕寇盗，以此讨伐不仁者。希望大王好好考虑。 明太祖朱元璋原本想恩威并施，让日本国王醒悟悔改。但怀良亲王觉得该国书语气较重，有伤日本自尊，一怒之下命令斩杀了5名明朝使者，并将正使杨载和吴文华关了三个月才放回。 常言道，两国交战不斩来使。但在非交战的情况下，日本怀良亲王一下斩了5名大明使者，实在是太过分了。明太祖朱元璋为此非常愤怒。但是，他终究还是克制住了，仍然希望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 |
|
洪武三年（1370年），明太祖朱元璋派莱州府同知赵秩作为使者赴日。当赵秩等人到达日本境内时，起初守关的士兵拒绝赵秩等人入关，赵秩便将国书托人转交给怀良亲王。此时的日本局势发生了变化，南朝重臣楠木正义投降北朝，南朝实力下降。受此影响，因此怀良亲王对明朝态度起了变化，便同意接见明朝使者。 怀良亲王拿着明朝的国书，生气地对赵秩说道：“看了你朝的国书，你朝在威吓我。” 原来，明朝国书写着这样的话语：“顺天者昌逆天者亡，这是古今不会变更的定理。我朝曾派遣使者持书到高丽、安南、占城、爪哇等国，他们都能顺天奉命，称臣入贡。而你们愚蠢的倭夷，出没我朝海滨为寇，我朝已派遣使者责问，但你们很久都不回应，朕怀疑是你们国王故意来扰民的。现今我国国家安稳，猛将久无用武之地，智士无处施其谋。而且我国正建造大船，准备惩治你的国家。后来听说那些倭寇来袭并非你们国王的意图，我们才将暂停建造大船。但是如果你们仍不安分，时常来侵扰，这必将引起神人共怒，天理难容。我们征讨之师，随时待命。如果你们能洗心革面，共同维护太平，这不是很好的事吗？”可以说，措词确实十分强硬，既好好训了一顿日本国王，又希望放下屠刀，共同维护和平。 怀良亲王又说道：“我国虽是小国，未尝不仰慕中国的先进文化而上贡，只是蒙古以小国对待我们，起初派出姓赵的使者说好话，实际是派出水军和数十艘大船进犯我们，幸好天地显灵，天空电闪雷鸣刮起大风，让蒙古船只倾覆荡然无存，自此不来往数十年。现今新天子在华夏称帝，也派出姓赵的使者前来，是不是像蒙古一样说好话哄人再袭击我们的？”原来，元朝在至元十八年（1281年）派出10万大军，渡海进攻日本，后因风暴船只沉没，遭到惨败，但这场战争给日本造成不小的损失，两国因此互不往来。 怀良亲王说毕，示意武士准备动武，武士们拔出刀威胁赵秩，现场气氛十分紧张。但赵秩并不害怕，十分沉稳，不慌不忙地说道：“大明朝已推翻了元朝的统治，这也算是为日本出了气。我们的天子英明神武，生于华夏，在华夏称帝，不是蒙古可比的。我是大明的使者，而不是蒙古的使者的后人。如果你们悖逆不相信我，那可以先杀了我，但你们的灾祸将接踵而至。我朝的兵是天兵也，可以以一当百；我朝的战舰，也是可以以一当百。况且天命所在，你们怎么能违背呢？怎么能将我朝对你们的礼，与蒙古对你们的袭击相提并论呢？” 在赵秩耐心和有礼有节的解释下，怀良亲王终于被说服了，于是向赵秩致歉，且礼遇有加，并表示愿意派遣使者前往大明，重新修好两国的关系。 |
| 新书发布，欢迎阅读，谢谢！ |
|
怀良亲王这次说到做到，果真派出僧人祖来、明空及通事徐本元等9人组成的使团前往大明，让使者奉上表文称臣，表文写得十分客气，夸赞大明皇帝是圣神，非常智勇，整顿乾坤易如反掌等。并献上贡马以及硫磺、玛瑙、枪、刀等贡品，此外还送还从明州（今宁波）、台州掳掠去的人口七十余人。明太祖朱元璋获知该消息，大喜，心想付出的努力总算没有白费。他好好宴请和赏赐了日本使者，还赐怀良亲王《大统历》及珍贵的丝绸等。 经过与日本使者谈话，明太祖朱元璋了解到，原来日本并存两个朝廷，怀良亲王只是南朝的亲王，日本还存在着足利将军主政的北朝。他觉得有必要跟日本北朝也加以联系。他知道日本极度崇尚佛教，于是密令僧人祖阐、克勤等八人以送使者回国为契机一同前往日本，设法与北朝取得联系。祖阐到日本后，恰值日本南北朝发生战争，南朝担心祖阐等使者与北朝建立联系，于是很不客气地将他们进行扣留。即便如此，祖阐仍写书信设法让人转交给北朝，北朝室町幕府大将军足利义满获得消息后，派人迎接祖阐，双方进行了接触。 由于被扣留较长时间，祖阐、克勤两年后才得以回到大明国南京。祖阐向明太祖作了汇报。明太祖朱元璋对怀良亲王的做法十分不满。而且不久，又传来倭寇入侵山东的奏报，朱元璋更加气愤，骂怀良亲王真是背信弃义、倭寇真是欺人太甚。 此后，日本遣使入贡，但由于没有表文，加上朱元璋正在气头上，因此加以拒绝。洪武九年（1376），怀良亲王遣使前来，并献上马及方物，且写了表文表示谢罪，但朱元璋觉得表文写的歉意不够真诚，在使者要回去时，朱元璋回复诏谕，对日本进行批评指责。此后几年，倭患依旧，日本也有遣使团前来，但朱元璋借故没有表文予以拒绝，要不就回诏谕予以谴责，骂他们如井底之蛙，妄自尊大，肆侮邻邦，傲慢不恭，纵民为盗，贼害邻邦；威吓他们大明不是好惹的，必将予以还击，你们日本将迎来大祸，承受兵锋攻击。 |
|
但是即便如此，日本怀良亲王仍不思悔改，似乎也不害怕，有意跟朱元璋掰掰手腕似的，特意托人向朱元璋回了封信： “臣闻三皇立极，五帝禅宗，惟中华之有主，岂夷狄而无君。乾坤浩荡，非一主之独权，宇宙宽洪，作诸邦以分守。盖天下者，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臣居远弱之倭，褊小之国，城池不满六十，封疆不足三千，尚存知足之心。陛下作中华之主，为万乘之君，城池数千余，封疆百万里，犹有不足之心，常起灭绝之意。夫天发杀机，移星换宿。地发杀机，龙蛇走陆。人发杀机，天地反覆。昔尧、舜有德，四海来宾。汤、武施仁，八方奉贡。 臣闻天朝有兴战之策，小邦亦有御敌之图。论文有孔、孟道德之文章，论武有孙、吴韬略之兵法。又闻陛下选股肱之将，起精锐之师，来侵臣境。水泽之地，山海之洲，自有其备，岂肯跪途而奉之乎？顺之未必其生，逆之未必其死。相逢贺兰山前，聊以博戏，臣何惧哉。倘君胜臣负，且满上国之意。设臣胜君负，反作小邦之羞。自古讲和为上，罢战为强，免生灵之涂炭，拯黎庶之艰辛。特遣使臣，敬叩丹陛，惟上国图之。” 怀良亲王在信中不知廉耻地说自己有“知足之心”，就是不提纵民为寇侵犯大明国的事，反而说明朝“有不足之心”，挑选精兵强将要侵犯日本，并表示自己毫不畏惧，假设你败我胜了，那就要蒙受小邦的羞辱了。最后表明愿意讲和罢战，避免生灵涂炭。 既然要讲和，岂能在信中极尽挖苦嘲讽之意。朱元璋看到此信，气得都要爆掉，他真想派军队好好教训小日本，但是想到元朝曾失败的前车之鉴，就作罢了。这也体现朱元璋还是十分克制的。 |
|
在此前，明朝发生了十分轰动的宰相胡惟庸谋反案，也与日本有关联。据《明史》记载，胡惟庸想凭借日本的力量助他谋反，于是以厚礼勾结宁波卫指挥林贤，佯装向朝廷奏报林贤有罪，便把他贬谪到日本居住，命他暗中要联络日本君臣。不久胡惟庸又上奏朝廷请求恢复林贤的职位，派使者将他召回来，林贤则暗中致书信给日本国王，向日本借兵帮助胡惟庸企图推翻朱元璋的统治。林贤回来时，日本国王派僧人如瑶率军兵四百多人，谎称入贡，进献巨大的蜡烛，在蜡烛里面藏了火药和刀剑。日本军兵到达时，不料胡惟庸已经失败被抓，因此该计谋没能实行。而朱元璋开始并不知情，直至过了几年，这事开始败露，朱元璋下令灭了林贤的族，且对日本特别恼怒，决意断绝与日本国的往来，专心一意致力于海防建设。 后来明太祖朱元璋颁发《皇明祖训》，将日本列入十五个不征之国之一。朱元璋以祖训的形式告诫其子孙，像日本这样的小国，隔着大海，偏在一隅，即便得到其土地，也不足以供给；即便得到其人口，不足以驱使。假设其不自量力来骚扰我们，那他是不道义的。如果它不构成隐患，而我兴兵讨伐它，那也是不道义的。我担心后世子孙依靠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没有理由就兴兵，导致伤人命，切记不可无故去侵犯人家。 朱元璋虽然靠军事起家，但他特别谨慎用兵，不让后代子孙做因小失大的事，像日本这样的国家，就像鸡肋一样，讨伐没有什么意义，还是少理为妙。人不犯我，我就不要犯人，当然，如果人要犯我，我必犯人，因此也要做好军事准备工作。这也体现了他怀柔远人、奉行和平外交的策略，也是对蒙元统治者穷兵黩武对外扩张的否定。 历史的车轮驶到了永乐年间。 明成祖朱棣是朱元璋第四子，明朝第三位皇帝，在位二十二年，年号“永乐”。他也是位雄才大略的皇帝，开创了永乐盛世。政治上，他实行削藩政策，加强中央集权，迁都北京；军事上，五次亲征蒙古；文化上，修《永乐大典》；外交上，派郑和下西洋，注重中外友好往来。 同时，朱棣也积极通过外交途径，试图与日本进行友好往来。建文四年（1402年）他即位后，便派遣使者带上登极诏书告谕日本。永乐元年（1403年），又派遣左通政赵居任、行人张洪偕同僧人道成前往日本。准备出发的时候，恰巧日本贡使到达宁波。但是日本贡使带来了兵器且卖给百姓，礼官李至刚奏报：“按惯例，番使来到中国，不得私自携带兵器卖给百姓。应让官府审查他们的船只，将违反禁令的人悉数押送到京师。”不过明成祖朱棣十分宽容，说道：“日本前来进贡，路途遥远，十分艰险，花费不少，将他们的物品卖了以资费用，也是人之常情，岂能一概以禁令拘捕他们。至于他们的兵器，允许他们以时价销售，不要阻止他们向化中国。” |
|
此后，两国互派使者往来，每次日本上贡后，大明也予以重重的赏赐，十分大方，十分客气。如永乐元年十月，日本使者到来，带来日本室町幕府大将军足利义满的表文及贡物。朱棣亦厚礼之，并派遣官员偕其使者一同回国，还赏赐足利义满冠服、龟钮金章及锦绮、纱罗等。永乐六年，日本使者回国时，请求赏赐仁孝皇后所制的《劝善》、《内训》二书，朱棣当即命令各给百本书。 特别是每逢大事时，两国更加重视交往。永乐二年，当明朝册立皇太子时，日本遣使来贺。当足利义满去世时，日本国世子足利义持遣使报告其父亲的丧讯，明朝命中官周全前往日本吊祭，给足利义满赐谥号恭献。当足利义持当上大将军后，大明派遣官员持皇帝的敕令，封他为日本国王。从中可见大明在当时确实是天朝上国，还能封另外一个国家的人为国王，实在是太牛了！ 在御倭方面，日本政府能够积极配合大明，共同打击倭寇。当时日本对马、台岐诸岛仍有倭寇到中国滨海劫掠，大明告谕日本国王逮捕这些倭寇。日本国王十分听命，果然发兵尽歼其众，还将魁首二十人押送到大明，并上贡。明成祖十分高兴，予以嘉奖，并派遣鸿胪寺少卿潘赐与中官王进出使日本，赏赐日本国王冕服及钱钞、锦绮等，且归还所献的人，令日本自行处置。后来，日本决定将贼首蒸杀，够狠的。永乐五年、六年日本频频入贡，且将所捕获的海寇献上。当足利义持主政后，沿海倭寇进犯的警报又响，明朝再派官员告谕足利义持进行剿捕。足利义持听命，果真将海寇逮捕并献给大明处置。朱棣十分满意，进行嘉奖。 据范中义 仝晰纲《明代倭寇史略》一书统计，永乐年间，倭寇进犯大明共27次，平均每年1.23次，比洪武年间平均每年1.42次略有下降，但仍不少。此后的宣德、正统、景泰、天顺、成化、正德、嘉靖年间，两国仍然互派使者交往，但是倭寇不断进犯，特别是嘉靖年间尤其严重。这也说明，外交对御倭有一定的作用，但仅靠外交手段是远远不够的。 |
|
第二章 海防建设 在开展外交的同时，明朝认识到，要抵御倭寇，关键还得靠军事力量，加强海防建设。 明朝初期的军队战斗力确实非常强，洪武时期拥有徐达、常遇春、汤和、蓝玉、李文忠、周德兴等大名鼎鼎的将领，他们带领军队南征北战，所向披靡，战无不胜，不仅打败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部队，还战胜元朝大军，将元顺帝赶到大漠深处。永乐年间的军队战斗力也是超级强悍，朱棣的军队能够以少胜多，从北京一路打到南京，夺了皇帝大位，此外朱棣还亲自率军深入漠北征战蒙军，战果累累，这些都是军队能征善战的最好明证。 面对倭寇，明朝初期的陆军毫不手软，显示出强者风范，在战斗中勇猛冲杀，打得倭寇哇哇叫。洪武二年，倭寇侵犯淮安，镇抚吴祐率兵抵御，在天麻山遭遇倭寇，官兵奋勇冲杀，大败倭寇，生擒57人。洪武七年，倭寇侵犯海州（今连云港），百户何达毫不畏惧，率兵与倭寇大战，斩首24人，其余倭寇落荒而逃。洪武三十一年，倭寇侵犯宁海（今山东牟平），卫指挥陶铎和其弟弟陶钺齐上阵，带领兵士勇斗倭寇，斩首30余人，其余倭寇见状纷纷溃逃。 永乐十一年（1413年），倭寇3000人围攻浙江昌国卫爵溪千户所（今宁波象山县爵溪），城外的倭寇密密麻麻的，数量之多创了明初纪录。倭寇开始攻城，但是城内守军并不畏惧，以矢石将攻城倭寇砸得脑袋开花，打退倭寇一次又一次的进攻，让倭寇死伤甚多。最后倭寇不得不放弃攻城而撤退。备倭指挥佥事周荣率军追击，杀死倭寇甚多，倭寇溺水死者不计其数。明军获得大胜。 |
|
最出名最经典的战斗还得数望海涡大捷。望海涡位于辽东（今辽宁大连市金州区东北30公里的亮甲店街道金顶山）。永乐十七年四月，大明接到朝鲜人提供的情报，说有一群如饿狼般饥困的倭寇准备进攻大明。明成祖朱棣得悉后，命令辽东总兵官刘江在沿海全力做好防备，只有有机可乘，尽力剿捕，不留后患，不得有误。 刘江，宿迁人，本名刘荣，因替父从军而冒父名刘江。接到情报后，他立即开展战斗动员，利用军事设施做好各种准备工作。其实，在这之前，任辽东总兵官的刘江就注重海防设施建设，当他来到金州卫地方巡视，看到望海埚地高且广，旁可驻兵千余人，并听当地的百姓说，凡有倭寇到来，必经此地，这里实为滨海咽喉之地。于是，刘江就上疏朝廷，在此用石头垒堡筑城，置烟墩瞭望，以备倭寇来犯。朝廷当即同意刘江的奏疏。于是一座石头城在望海涡建成，并驻扎了军队。 一天晚上，负责瞭望的哨兵发现东北方向的王家岛上有火光，于是立即向刘江报告。刘江预料一定是倭寇来到岛上，估计不久就会登陆，便立即调兵遣将，严阵以待。他令一位名为徐刚的将军率领步兵在山脚设伏；令一位名为钱真的将军率领马军绕到倭寇背后，准备截其归路；令百户姜隆率领壮士，绕道到海边，准备烧掉倭寇所乘寇船，让倭寇没法逃跑。 果然不出所料，第二天，有约两千名倭寇乘三十多艘船驶来。倭寇登岸后，成一字形，鱼贯而行，直朝望海埚而来。倭寇看到望海涡附近没有任何异常，放松警惕，快步而走。当倭寇进入伏击圈，刘江下令旗举炮鸣，于是明军伏兵尽起，两翼并进，杀向倭寇。值得一提的是，明军还故意披头散发，装成真武神的样子吓倭寇，从精神上压倒敌人。倭寇毫无准备，被打得措手不及，虽然急忙抵抗，但明军气势正盛，斗志昂扬，而倭寇气势不佳，占不到半点便宜。倭寇见势不妙，开始撤退。但是已绕到倭寇背后的钱真率军杀出。且江隆率壮士潜至倭寇登陆地点，烧毁倭船，断敌归路。倭寇看到船只没了，明军如神兵一样降临，吓得魂不守舍，只剩下两种选择，其一是战死，其二是举手被擒。明军杀得起兴，没多久就斩首一千余级；对于投降的，算是手下留情，生擒了数百人。明军获得完胜。 此战有效震慑了倭寇，《明史》记载：“自是倭大创，不敢复入辽东。”明成祖获得捷报后，十分高兴，下诏封刘江为广宁伯，其替父从军的事也不追究了，让其改回原名刘荣，对其他将士也进行奖赏。这也反映明初政治清明，该赏则赏明，不会像后来的嘉靖年间忠奸不分，功臣往往被诬陷遭罪。 |
|
明初不仅陆军威武，水军也是十分厉害。 明朝的水军发源于元末农民战争时期。朱元璋军队起初并无水军。他准备夺取江南地区时，苦无舟船，难渡长江天堑，实在是愁。正当朱元璋愁眉不展的时候，俞廷玉、俞通海父子和廖永忠、廖永安兄弟致书朱元璋，表示愿率战舰千艘，归附朱元璋。本来他们是为了保护乡里而聚兵巢湖，修船和训练水军，渐渐地发展壮大起来，竟然成为一支群雄瞩目的水上劲旅。他们觉得在诸路义军中，朱元璋最值得信赖、最有前途，决定投靠之。朱元璋得知后，大喜过望，笑道：“我正在谋划渡江，而巢湖水军就来归附，我大事可成矣！”然后亲自带着几位大将到巢湖，跟水军的领袖们进行会商，很快就一拍即合。自俞氏父子、廖氏兄弟归附之后，朱元璋一夜之间拥有一千多艘大小战舰，实力大增。 后来这支水军在朱元璋夺取天下的过程中发挥出十分重要的作用。元军听说巢湖水军和朱元璋合作，胆战心惊，虽然派出部队应战，但被打得大败而逃。朱元璋因此势如破竹地攻占南京。接着，朱元璋依靠水军在太湖击败张士诚，在鄱阳湖击败陈友谅，控制整个长江流域，统一南方，奠定了明朝的根基。此后，汤和与廖永忠率领水军从明州（今宁波）出发，从海道攻入福建，消灭了在元末割据福建的陈友定势力。之后，又从福建打到广东，从广东打到广西，由此统一了南方。 |
|
大明帝国成立后，这支水军也没闲着，而是继续发挥作用。基于倭寇时不时侵犯大明疆土，朱元璋便命水军出海巡逻，主动寻找倭寇杀之，屡屡都有斩获。出海巡逻相比在沿岸防卫有个优点，那就是没等倭寇登岸劫掠，就将倭寇在大洋中予以消灭，让倭寇的破坏力大大降低。如洪武二年（1369年），太仓卫指挥佥事翁德率水军出海巡逻，在海上遇到倭寇，倭寇看得明军水军浩浩荡荡的气势，士气就下降不少。经过一番势如破竹的战斗，最后明军俘获倭寇92人。洪武七年（1374年），靖海候吴祯率水军出海巡逻，他不断扩大巡逻范围，直至琉球大洋，够远的，且在大洋中俘获不少倭寇，缴获不少船只。至此，倭寇看到明军水军，就像遇到天兵天将，脑中只有一个念头，赶紧跑，能跑多快就跑多快。 到了永乐年间，大明的水军更加强大。当时朱棣高度重视水军的建设，愿意投入巨大的财力物力人力打造世界一流的水军。最典型的历史事件莫过于众所周知的郑和下西洋。郑和下西洋前后共七次，最远到达非洲。郑和下西洋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船只和海员最多、时间最久的海上航行，也是当时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海上探险活动。如永乐三年（1405年）郑和第一次下西洋，全队共有各种舰船208艘，共有官兵2.78万余名，其中军士2.68万名，包括总兵官郑和、都指挥2名、指挥93名、千户140多名以及旗校、旗卒等等。舰船配备大量当时最先进的武器装备。可以说比后来拥有130左右艘船、号称无敌舰队的西班牙舰队还无敌。 从郑和下西洋一事可见永乐年间水军的厉害。明成祖朱棣也命水军出海巡逻。永乐六年（1408年）十二月，朱棣一次就派6支部队出海剿捕倭寇，每支50艘船左右，官兵五六千人，让倭寇闻风丧胆。永乐十四年（1416年），总兵官蔡福奉命率万人在山东海域巡逻，遭遇倭寇32艘船只进犯靖海卫（在今山东荣城市西南端），海上大战就此上演，经一番作战，明军大败倭寇。 |
|
值得一提的是，明军出使外国的船队战斗力也是十分强悍的。永乐十五年（1417年）六月，出使西洋的太监张谦率船队行驶到浙江金乡卫海域时，突然遇到倭寇，明军才160多人，而凶悍的倭寇足有4000多人，按一般逻辑，张谦等人算是看到鬼门关了。然而张谦毫不畏惧、沉着指挥迎战，率船队与倭寇大战数十余合，最终的结果出乎意料，倭寇大败，死伤无数，其余的倭寇匆匆逃窜。这是以一敌二十五的战斗，真正的以少胜多，真是太神了！朱棣得知后，重重赏赐了张谦等官军，激励队伍斗志。该大捷也说明当时的太监着实厉害，其实郑和本人也是太监，但拥有超群的实力，让人刮目相看。 要建设强大的水军，自然离不开舰船的配备。早期时，倭寇劫掠后，速速乘船而去，官军想追捕，却缺乏船只，没法追击，只能看着倭寇离去而叹息不已。因此造船成了当务之急。 水军将军廖永忠最了解船的重要性和必需性，他向朱元璋建言道：“臣听闻 倭寇侵扰濒海的百姓。臣发现倭寇像老鼠一般潜伏在海岛，乘风之便，放肆地侵掠。臣建议东南沿海各地应多造多橹快船，命令各军将督造。没战事时，则利用船只进行巡海，一旦倭寇来了，则用大船迎战，用快船追之。让倭寇欲战不能赢，欲退没法逃走，这样我们就可以剿捕之。”朱元璋觉得言之有理，便采纳了廖永忠的建议。 于是，明朝着力发展造船业，特别是沿海的江浙、福建、广东建置造船厂造船。一艘艘船只出厂投入使用，以便海上巡逻。洪武三年，令水军二十四卫，每卫配备五十艘，共配备1200艘。洪武五年，又令浙江、福建增造海船660艘，以抵御倭寇。洪武二十二年，令滨海卫所每百户置船二艘，巡检司也如此，由此，据统计其时沿海卫所和巡检司至少拥有3500艘战船，这让防御实力大大增强。 当时朝廷在工部设了都水清吏司掌管造船业，都水清吏司拥有直属的南京龙江造船厂、清江造船厂、卫河造船厂等。特别是南京龙江造船厂规模宏大，该厂靠近长江，占地约达800多亩，工匠400多人。该厂造船十分专业，分工细致，下设篷厂、细木作坊、油漆作坊、艌作坊、铁作坊、索作坊、缆作坊等。工厂机构健全、指挥畅通、制度严密、管理严格，堪称典范。值得一提的是，后来郑和下西洋所乘的宝船也在该厂制造，故该厂又被称为宝船厂。据载，郑和航海宝船共六十二艘，最大的长四十四丈，宽一十八丈（约长147米，宽51米），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木帆船。船有四层，船上九桅可挂十二张帆，锚重有几千斤，要动用二三百人才能启航。龙江造船厂能造如此巨舰，由此可见其实力之强。 除了都水清吏司直属的造船厂外，明朝还在沿海地方特别是浙江、福建、广东，由地方布政司设立大小规模不等的造船厂，也建造各种类型的、大小不一的战船供水军使用。 |
|
明成祖朱棣也十分重视造船，多次下令各地造船。在永乐元年，就命浙江观海卫造船36艘、福建都司造船137艘，以便追捕倭寇；永乐二年，又命浙江都司造船1180艘。据不完全统计，永乐元年至十七年，全国造舰船达2700多艘。特别是为了郑和下西洋，造了数千艘船只，这推动造船业更加发达。受造船业发达的影响，各地水军能够配备大量的船只，防御倭寇能力得到大大增强。 当时造的船形制多样，有楼船、蒙冲、斗舰、走舸以及八百料、四百料、二百料、一百五十料、一百料等。 楼船，顾名思义，是一种建有多层楼的船，一般为三层，属大型战船，可当指挥船使用；船的两舷内侧开弩窗矛穴，方便对外射击、刺杀；因船体巨大，其稳定性强，甚至可犁沉敌船，但机动性相对较弱。 蒙冲，因船头及两侧蒙以牛皮而得名，牛皮起到防御箭、石的作用，该船比楼船小，速度快，机动性相对较强。 斗舰是一种中型战船，两侧有墙体可遮蔽士兵身体，属于攻击性战船。 走舸为小型战船，约可乘八名勇士，其机动灵活，便于偷袭。八百料的料是容量单位，一料即一石，重量一百二十斤，八百料、四百料均属于较大的船，坚实而稳固，利于在大海巡逻，让敌人看到后有种畏惧心理。 二百料、一百五十料、一百料也有各自的特点和作用，视战斗情况需要而选择使用。 当时的水军除了配备传统的刀、枪、弓箭、藤牌等冷兵器装备外，还在舰船上配置了火炮、鸟铳等火器。火器的使用，大大提高了队伍的战斗力。 |
|
明朝加强海防建设的另一举措，则是加强卫所的建设。 明朝初年，精通天文地理兵法、犹如诸葛亮再世的开国功臣刘伯温，向皇上朱元璋建议在全国各重点地区建立卫和所，以拱卫京师和稳定地方。朱元璋赞同，便在全国推开卫所制度。由此卫所制度成为明朝的最主要军事制度，发挥出十分重要的作用。 卫、所设置在军事要地，大致是一州之地设所，几州相交之地设卫。一卫有5600人，长官为指挥使。一卫辖前后中左右5个千户所，一千户所编1120人，长官为千户。一个千户所辖10个百户所，一百户所编112人，长官为百户。百户下又分为两总旗和十个小旗，每总旗编50人，每小旗编10人。 在沿海地区，从北部的辽东到南部的广东，明朝也大量设置卫所。大致是辽宁设8卫1所，北直隶1卫，山东10卫、5所，南直隶9卫、10所，浙江11卫、30所，福建11卫、13所，广东8卫、29所。浙江、福建、广东设置的卫所最多，主要是该三省最容易遭到倭寇的侵袭，海上防御成为迫在眉睫的重要事项。 于是朱元璋令开国名将汤和赴浙江筹划海防，汤和到浙江后，置卫所，筑城池，把倭寇阻挡在海岸一线。随后，朱元璋又命周德兴行视闽粤，周德兴便在福建、广东军事要地广置卫所、筑城池。这些卫所和城池成了沿海抵御倭寇的重要屏障。 笔者家乡诏安县在洪武年间由周德兴主建了一千户所，即玄钟所。该所位于军事要地梅岭半岛东端，前方就是汪洋大海，旁边是天然良港宫口港，往南不远就是广东。笔者多次前往该所考察，所城保存完好，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亦是旅游名胜地。所城依山势砌条石筑成，周长一千八百米，城墙面宽三至三米五、高六米，建有城楼、女墙、望洋台、烟墩（烽火台）等军事设施以及生活必需的窝铺、水井等，抗倭名将俞大猷、戚继光曾在此屯兵。城内山脚下有座历史悠久的关帝庙，似是在激励将领驱走贼寇,保境安民。山上的诸多大石头留有诸将官的题字，写得雄浑豪迈,似在诉说当年的抗倭功绩。 明成祖朱棣也十分重视卫所建设，由于他将京师迁到北京，为了加强对京师的防卫，他加强渤海沿岸的海防建设，在原来的基础上增设了六卫一所，此外在闽浙一带也适当增设新的卫所，并对城池进行修建加固，以此巩固海防。宣德年间，朝廷又在渤海岸增设5卫。正统年间，户部侍郎焦宏奉命先后前往浙江、福建整饬海防，基于沿海卫所地方广阔，没有划定固定的责任区，容易导致互相推诿的情况，故他对各卫所的责任区进行明确，使各个区域都有专人负责，更加有利于海防的巩固。由此，沿海的卫所体系已经十分完备，此后朝廷只是做个别调整罢了。 卫所实行屯田制，即一部分人守城、一部分人种地，这样可以实现自给自足，减轻朝廷经济负担。据《明太祖实录》记载，在内地的卫所，大致是守城和屯田的军士各占一半；但在沿海的，大致是屯田的军士占十分之三，而守城军士占十分之七，比内地高两成，从中体现沿海的卫所更加重视守城抗倭。 建了这么多的卫所，自然需要不少军士驻扎，那么兵源从何而来呢？主要有以下几个途径：其一是将南征的队伍编配到卫所。如洪武元年，入闽作战的明军奉命建卫所，之后就编配到卫所戍守。其二是归附的武装力量，包括张士诚、方国珍余部和元朝投降的军士。如洪武四年，将方国珍余部、元朝残余军士等共十一万多人编到各卫为军。其三是在海上从事水产捕捞的蜑民。如洪武十五年，将广州蜑户万人纳入水军。其四是从民户中抽丁。如汤和在浙江整饬海防时，就让绍兴等府民，凡四丁以上者，抽一丁为戍兵。周德兴在福建整饬海防时，以福州、兴化、泉州、漳州四府民户三丁取一到卫所戍兵。其五是因获罪被充军的人员。 明朝除了加强卫所建设外，还建立水寨和巡检司，进一步提高海防能力。 卫所主要是建在陆地上，而水寨则建在主要岛屿上。东南沿海有诸多的岛屿孤悬海上，若没有加以防卫，则很容易被倭寇占领当作据点，对内地安全造成威胁。为此，朝廷便先后命汤和、周德兴、焦宏等到东南筹建水寨。在浙江建设的水寨有沈家门水寨、黄化水寨、江口水寨、飞云水寨、镇下门水寨、白岩塘水寨等。在福建建设的水寨有烽火门水寨、小埕水寨、南日水寨、浯屿水寨、铜山水寨。水寨拥有一定数量的常驻兵守卫，如位于福州的烽火门水寨常驻兵额四千余人，位于兴化的南日水寨驻军四千七百人，而漳州的铜山水寨的驻军则为一千八百多人。水寨拥有战船，如南日水寨战船二十九艘，铜山水寨战船二十艘。水寨构成海上防御的第一道防线，并于卫所相辅相成，发挥出重要作用。 明朝还广泛建立巡检司，并纳入海防体系中。巡检司是明朝驻扎在地方以维护乡村秩序的基层组织。在沿海地区，巡检司兼有海防职能，与卫所制度相关联，是卫所制的补充。因为明朝地域广阔，卫所不可能管控广大地方，而沿海巡检司设置在要冲处，如倭寇易于进犯之地或交通要道，易于及时发现敌人，并联络卫所，有效弥补卫所防御的空隙。周德兴到福建后，就在暇隙地增置巡检司四十五处，有寨城，有官，有射手百人，分隶与诸卫，增强防御。由此，一旦倭寇进犯，有岛屿水寨的防卫，登岸有烽火台报警，有巡检司盘查，有卫所军的堵截，可以说是层层设防，让倭寇的侵掠企图难以得逞。这对确保国家太平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
|
第三章 实施海禁 大明帝国成立后，便实行影响深远的海禁政策，禁止私人出海以及进行海外贸易，且作为一项祖训，要求后世子孙遵守执行。 为何会实行海禁政策呢？朱元璋是基于当时特殊情况才作出此项决定的。明朝成立初期，张士诚、方国珍的余部盘踞在东南海岛上，势力不可小觑，朱元璋担心他们与沿海百姓勾结而内犯甚至引倭寇入掠，故限制私人出海革除隐患。同时，朱元璋还考虑到倭患一直难以断绝，虽然朝廷试图通过外交手段化解倭寇威胁，但外交成效并不如意，倭寇时不时地进犯大明国土，而且还与大明有关人士勾结，造成祸害，令人烦恼；实行海禁政策，可以避免大明人士引狼入室的情况发生，不失为一项权宜之计。 除了以上两个原因外，还有另外深层次的原因。朱元璋是农民出身，小农思想根深蒂固，视野并不开阔，缺乏远见思维。他要发展的是农业经济，而对商业经济和海外贸易并不重视，而采取重农抑商的策略。他想，我大明可是天朝上国，疆土辽阔，财力富足，无所不有，何须跟外国交易，倘若天下百姓纷纷出海贸易，实在是难以管理，还是让百姓们安安分分在家乡从事农业生产就好了。 为此，朱元璋多次下诏申明海禁政策。洪武四年（1371年），下令禁止濒海百姓私自出海，主要原因是当时方国珍余党时常进行劫掠。后来，虽然方国珍、张士诚余党逐渐覆灭，但朱元璋仍然严厉海禁，在洪武十四年（1381年）下令禁濒海百姓私通海外诸国。洪武十七年（1384年），在命信国公汤和巡视浙江、福建沿海城池时，申明禁百姓入海捕鱼，以防倭故，主要是担心以出海捕鱼为借口，暗中私通倭寇，而禁止入海，可让倭寇没有水米接济，没有生意可做，最终撤退。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又下诏让户部申明严格交通外番的禁令，并明确中国金、银、铜、钱、绸缎、兵器等物，不许出番，如果沿海军民官司纵令私相交易的，将予以治罪。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禁止民间使用外国的香料和其他外国货。可以说，海禁更具体更严厉了。洪武三十年（1397年），又重申禁民众擅自出海与外国互市。 |
|
由于实行海禁了，朱元璋索性将太仓黄渡市舶司、泉州市舶司、明州市舶司、广州市舶司统统撤销。市舶司是中国古代管理对外贸易的机关，始于唐，盛于宋、元，见证了中国历朝历代海上贸易的繁荣。然而，朱元璋对此不屑，懒得跟外国交易，直接让其关门大吉。 对于违反海禁的人，大明王朝则予以严惩。在颁布的《大明律》中对违反海禁的事项和适应的刑罚进行明确的规定。 《大明律》规定，凡将马、牛、军需、铁器、铜钱、缎匹、绸绢、丝绵私自运到境外销售及下海的人，杖一百下；若将人口、军器出境及下海者绞死。而走漏消息、通风报信者，斩首。总体而言，刑罚挺重的，杖一百下别以为不重，其实会打得人皮开肉绽，往往是非死即残。 《大明律》还规定，凡官员及把守之人，与犯人串通夹带，或知情故纵的，与犯人同罪。失觉察者，减三等，罪止杖一百。凡守把海防武职官员，暗自允许货船私自入境，串通交易，遗患地方，以及引海寇出没，害我居民的，那么主犯将判以死罪，其他人员根据受财枉法情况定罪，并发配边卫永远充军。朱元璋十分厌恶贪官污吏，向来对贪官污吏进行严惩，而对勾结海寇的官员，惩处同样十分严厉。 大明王朝还禁止民间私自造船出海。《大明律》规定，若奸豪及军民等人，擅自造二桅以上的大船，下海将违禁货物带往外国买卖，或潜通海贼，做其向导，劫掠良民的，主犯比照谋叛罪处斩，并枭首示众，全家人发配边卫充军。若打造前项海船，卖与外国人图利者，为首者处斩，为从者发边卫充军。若只是将大船雇与下海之人，分取一些番货，以及虽不曾造大船，但纠通下海之人接买番货，私买贩卖苏木、楜椒至一千斤以上者，俱发边卫充军，货物没收充公。二桅以上的船属于大船，适合远洋航行。禁止民间造二桅以上的船，可以避免百姓出远洋。这不愧是釜底抽薪的策略。 |
|
为更好地实施海禁，大明王朝还在浙江、福建、广东等地实行迁界政策，即将沿海附近岛屿的居民迁入大陆，不让他们继续在岛屿居住，以防他们与倭寇私通。涉及的岛屿多达三十六个，限时日让居民内迁，不肯迁者死。可以说做得够绝的，为实施海禁，明王朝无所不用其极。但是因为岛屿没有了居民，反而更容易让倭寇占据成为巢穴。 朱元璋的孙子朱允炆继承皇位后，恪守祖制，继续推行海禁政策。 永乐年间，海禁政策有所放宽。明成祖朱棣是通过“靖难之役”将侄子朱允炆赶下台，自己登上皇帝宝座。为此，他迫切需要将自己当皇帝的消息告诉各个国家，让各国认可他这位皇帝，于是对洪武时期制定的外交政策进行改革。一方面，命郑和率庞大的队伍下西洋，开创远航壮举；另一方面恢复了被其父朱元璋所撤销的市舶司，在浙江、福建、广东重新设置了市舶司，优待来使。此外，还设立四夷馆，培养外交翻译人才，教习各个国家的语言文字，翻译外国往来文书。 但是，朱棣仅仅是放宽了海禁，而不是废除海禁。他有自己的难处，毕竟他在“靖难之役”时，抨击的是朱允炆的“变祖乱制”，打的旗号是恢复祖制。他心里清楚，其实自己并不是法定的继承人，夺得皇帝大位的方式并不光彩，因此被不少旧臣认为是篡逆。为了体现自己是名正言顺的皇帝，他格外需要通过维护祖制来实现目的，因此要继续实施海禁政策。为此，朱棣刚即位时，就颁布诏令，指出近年以来，沿海的军民往往私自出海，与外国交往，强调今后不准许这样，否则有关部门将遵照洪武时期的事例进行禁治。第二年，他得知福建沿海居民仍然私乘海船与外国勾结，因此为寇，于是重申禁民下海，禁民间私造海船，原有海船需悉数改为平头船，同时有关部门要加强管理，防止海船出入。远洋海船一般为尖头船，而平头船不适合远洋，让百姓的船改为平头船，则没法远洋航行。不过，此后朱棣就没有再颁布海禁令，在执行上有所放宽，不像洪武年间每隔几年就颁布一次且严格执行。 |
|
此后的洪熙至嘉靖年间，历任皇帝大都继续恪守着海禁的祖制。 明成祖驾崩后，其长子朱高炽即位，是为明仁宗，又称洪熙皇帝。明仁宗实行比较保守的外交政策。他即位后就停止了郑和下西洋活动，将下西洋的船只调回南京，将带去的货物交到内府的仓库，将下西洋的官兵另行安排工作。 明仁宗朱高炽即位不到一年就驾崩了。明宣宗朱瞻基坐上皇帝宝座，改元宣德。宣德年间，明宣宗虽然举行了第七次郑和下西洋，但这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因为下西洋花费太多，没用什么经济效益，此后便不再组织船队下西洋了。在对待外国方面，明宣宗认为他们非我族类，其心叛服不常，必须加以防范，并要求边防将帅励兵甲、严守备，使之不能成为隐患。当郑和第七次下西洋回国后不久，明宣宗下令申明海禁之令，强调要遵守祖制，指出关于私通外夷，大明朝已有禁例，但是近年来官员军民不知遵守，往往私造海船，假借朝廷公干的名义，擅自出海前往外国，扰害他国，或者诱引为寇，擒获后应置以重罪。各部门应张榜向沿海军民告知禁令，鼓励百姓揭发有关犯人，查实的予以重奖，可将犯人家财的一半奖励给他，而知情不告以及军卫和有关部门未加以禁止的，将一并治罪。可以说，这些海禁措施是十分严厉的。 正统年间，明英宗朱祁镇也发布了海禁之令。正统十四年，他在禁令里说，濒海居民私通外夷，买卖番货，泄漏军情，以及引导海贼劫掠边地者，主犯处于极刑，家人戍边，知情故纵者同罪。明英宗还要求刑部申明此令严禁之。当时，有浙江黄岩县百姓周来宝、福建龙溪县百姓钟普福因逃避徭役投靠倭寇，为倭寇内犯劫掠当向导，有一次引一千多名倭寇妄图劫掠温州乐清县，由于乐清县防守严密，倭寇没法登城而退去，但周来宝、钟普福则偷偷潜入县内刺探军情，不料被县官抓获，被押往京师问罪。后来皇帝下令凌迟处死和枭首，并将此案例在浙江、福建沿海张榜，以示戒。对勾引倭寇人士的惩处可谓十分残酷。 景泰年间，明代宗朱祁镇继续严格海禁，针对福建沿海走私活动比较厉害的情况，皇帝命刑部出榜文，禁止和约束福建沿海居民收贩中国货物以及制造军器，驾海船卖给琉球国，并招引为寇。还在福建漳州沿海地区实行牌甲法，类似保甲法，即同甲的人有监督和告发义务，若有知情不告的情况，案发后将实行连坐治罪。 成化年间，明宪宗朱见深依旧严格海禁。当时，广东潮州港口停泊着数十艘民间私造下海通番的船只，违反了朝廷禁令，官府巡视发现后，当即率军兵予以抓捕，并进行严厉惩处，斩首了85级，由此产生极大的震慑作用。 弘治年间，海禁依旧。当时有官员上奏称，近年以来，有贪利之徒私造巨舰，出海跟夷人交易，请求以私通外国之罪治之。明孝宗朱祐樘从之。 正德年间，由于明武宗朱厚照是个荒唐的皇帝，不理政务，沉迷玩乐，对海禁之事也懒得管，濒海居民爱干嘛就干嘛，因此海禁几乎废弛。 到了嘉靖年间，由于倭患严重，大都时候是更加严厉地实施海禁，对私人海上贸易予以重罚。 |
|
那么，该该如何评价海禁政策呢？是积极作用大还是消极作用大呢？应该说，在明初方国珍、张士诚残余势力仍在的时候，实施海禁政策对稳固大明政权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在倭患严重的时候，实施海禁政策能够一定程度上防止百姓勾结倭寇，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若无视社会经济发展规律，而一味地将海禁奉为祖制教条式地遵照执行，则产生的消极作用比较大，即便禁止，也是屡禁不止，照样有走私现象发生。更严重的是，长此以往不利于自身的发展，会落后于世界发展潮流。而欧洲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等国家通过海外掠夺和对外贸易，加速了资本积累，促进国家发展强大。反观我们，特别是到了清朝，仍然长期实行闭关锁国政策，最终导致固步自封，十分落后，而被其他先进国家挨打，惨剧一幕幕上演。教训可谓十分深刻。 |
|
第四章 勘合贸易 大明王朝大力实施海禁、禁止私人贸易，但并非禁止一切贸易，而是允许开展官方贸易，即勘合贸易。 勘合，是大明王朝给予外国开展朝贡贸易的凭证。所谓勘合贸易，就是让海外各国持明朝发给的凭证来华与明朝开展定期的合法的海上贸易，实际上它属于朝贡贸易，又被称为“贡舶贸易”。其贸易方式大体是这样的：外国船只载贡品及各自方物土产来到大明国，朝廷收了贡品、购了方物后，以“国赐”的方式回酬外商所需要的中国物品。勘合贸易由市舶司掌管。而与日本实行勘合贸易的一项主要目的就是希望以此换取日本政府对倭寇行径的抑制。 明代勘合贸易始于洪武年间，洪武十六年（1383年），明朝廷向暹罗、日本、占城、爪哇、真腊、苏门答腊、满剌加等15国颁发勘合。勘合含有底簿，颁发后由明朝礼部、地方布政司、外国政府各自保存，外国来朝贡时，带上勘合凭证，地方布政司先进行核对，核对无误后，将使团送往京师再核对，核对无误则进行贸易。朱元璋本来想通过与日本开展勘合贸易，能够改善两国关系，让日本政府打击倭寇，但是由于外交努力失败，两国断交，勘合贸易并未实质性开展。 建文年间，明朝与日本关系得到改善。当时，室町幕府大将军足利义满经过努力，结束了南北朝对立的局面，实现了全国统一。他需要通过明朝开展贸易，获取巨大的经济利益，改善财政情况，恢复因战乱破坏的社会经济，增强对各地的控制，更好地巩固统治。为此，他派遣使者肥富和僧人祖阿前往大明国。建文皇帝朱允炆积极响应，热情接待。当日本使者要回国时，明朝廷还派遣天伦和一如送日本使者回国。足利义满热烈欢迎明国使者的到来。由此两国关系得到恢复。 |
|
明成祖朱棣即位后，他一方面想通过加强与外国交往树立威信，另一方面想通过与日本交往让日本政府打击倭寇，于是继续保持与日本的交往。在交往的同时双方同意开始勘合贸易。日本船只运来贡物和方物，大明回报厚礼。同时，日本政府很配合地发兵地拘捕倭寇，并将魁首送往大明由朝廷惩处。永乐五年、六年日本又来贡，并献上所捕获的海寇。明成祖朱棣甚为满意。 然而不久，日本局势有变。公元1408年5月，日本幕府大将军足利义满突发疾病去世，其子足利义持即位。足利义持夺得大将军位置过程是艰辛的，充满斗争。因为其父本想让更加受宠的幼子足利义嗣继位，足利义持只好依靠拥有一定势力的武士进行夺权斗争，并最终成功。而武士不满意幕府垄断与明国的贸易，也不满幕府打击倭寇的策略。为了迎合武士的需求，足利义持只好改变政策，停止了与明国的贸易，且有意放纵武士劫掠明国。 经过不断的交涉，特别是宣德七年明宣宗朱瞻基念四方番国皆来朝贡，唯独日本长久不朝贡，于是命中官柴山前往琉球，让琉球国王转谕日本告知此事。此时日本幕府大将军已是足利义持的弟弟足利义教，他力挺恢复两国关系。于是宣德八年，日本遣使来明国，至此双方才恢复朝贡贸易。此后数十年间，双方一直开展勘合贸易，一直延续至嘉靖年间停止。据《日中交流二千年》一书统计，永乐年间，双方共进行6次勘合贸易；宣德八年至嘉靖二十六年，双方共进行11次勘合贸易。 |
|
明朝与日本开展勘合贸易，希望日本政府打击倭寇、保持睦邻友好的出发点是好的，但纵观整个明代，总体而言，勘合贸易的效果并不尽如人意，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这是一桩亏本的买卖。 在双方开展勘合贸易薄来厚往成为惯例，日本所带来货物的价值并不算高，而明朝给予日本的货物及赏赐价值却高许多，相比之下，日本是大赚了，而明朝是大亏了。如宣德年间的一次贸易，日本带来的货物是马20匹，硫磺1万斤，黑漆鞘柄大刀100把，长刀100把，撒金鞘大刀2把，扇子100把，玛瑙20块等。而明朝廷回赐的是银300两，纻丝30匹，纱28匹，罗27匹，彩绢30匹，粧花绒绵6匹，并给付买刀、硫磺的钱等。总体而言，明朝廷回赐和支付的价值远高于日本贡品的价值。 当时，日本很喜欢上贡刀具，勘合贸易以来共输入明国约20万把的刀，每把刀的造价约800文钱，输入明国后，每把刀卖到数千文钱，甚至高达万文钱，这给明朝政府带来巨大的经济负担。而且后期刀具质量下降，明朝需求饱和，军队也用不上，最后朝廷索性赠给官员当摆设用。此外日本很喜欢上贡硫磺，因为日本硫磺资源丰富，价值低廉，而明朝当时又没什么工业，也用不了那么多硫磺，导致需求过剩，但还得耗费大量白银、铜钱购之。曾经，明朝廷向日本提出限制上贡的数量，压低货物的价格，但日本贡使很不满意，要挟说到时海寇来劫掠那明朝损失更大。明朝只好做出让步。这样不讲经济规律的贸易，让明朝廷经济压力加大，在国力强盛的永乐时代朝廷尚负担得起，但随着后来土地兼并严重、财税收入下降、国力下降，要支出这些费用显得比较困难。与之相反的是，日本从中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获得大量的白银铜钱，特别是得到明朝的丝纱罗绢后，运到日本销售，倍受欢迎，能卖上很高的价格，日本政府和商人从中大赚一把。 |
|
其次，过分的纵容产生消极影响。 永乐年间，明朝廷诏日本十年一贡，入贡的人限制在两百内，船只限两艘，不得携带军器，违者以寇论。宣德八年（1433年），双方订立《宣德条约》，规定日本每十年来朝贡一次，入贡的人不得超过三百，船不得超过三艘。然而日本并未严守该规定，经常是一年一贡，甚至一年两贡，人员和船只也大大超出约定。如永乐六年（1408年），日本就来上贡两次，船只达到惊人的38艘，远超过2艘的限定。再如，景泰四年（1453年），日本入贡时的船只达9艘，总人数达到惊人的1000多人，所带货物比以前增加数十倍。明朝廷除回赐绢、布外，还需给付白银21万多两、铜钱二十五多贯，然后朝廷没有加以拒绝，而是纵容日本带这么多货来。后来，明朝廷给了丰厚的钱物，即便如此，日本贡使还嫌少，要求多给些。明朝廷不敢断然拒绝，而是继续纵容，又加给付铜钱1万贯。但日本贡使还不满意，赖着不肯走。明朝廷只好示以威福，催促其早日回国。 日本超人数入贡也给明朝接待带来莫大的麻烦。按当时做法，日方勘合贸易人员需先到浙江宁波市舶司，期间日方人员口粮、菜金以及进京的费用甚至回国途中的口粮，全由明朝供应。听起来真是让人难以置信，但事实就是如此，而且明朝廷所花费用还不只这些，还将住宿费、车马交通费也包了。日方人员到岸后，明朝廷会组织欢迎仪式，赠送食品和酒水，并为他们安排馆舍住下，使臣从宁波到京师途中，各地也要安排好车马和饭食。到达京师后，又得安排使臣吃好住好。倘若人员较少，比如数十人，开支尚可支撑，就当招待客人，体现我们的热情好客，也是应该的，但是日方人员老是不遵守规定，人数总是很离谱地超标，甚至一来就一千多人，这让朝廷开支可就大了，负担可就重了。 更离谱的是，日本这些客人不守本分，还时不时地竟敢在大明国土撒野，甚至闹出人命，真是欺人太甚。如景泰四年，日本使臣掠夺百姓，大明官员前往责问，却被日本人殴打到几乎死去。成化四年，日本使臣麻答二郎喝酒后持刀伤人，不久伤者死亡，明朝廷却没有对其问罪，连死者的丧葬费还得朝廷出，没有让日方出，美其名曰是体现朝廷“宽宥怀柔之意”，实际是纵容过度了。弘治年间，日本使臣进京途中，在济宁州时有使臣持刀杀人，于是明孝宗下令，今后日本国进贡使臣，来京只限五十人，其余的留在浙江。 |
|
再次，倭寇仍然不停地进犯。 那么，明朝与日本开展勘合贸易后，有没有有效地抑制倭寇呢？应该说在起初的确取得一定的成效，但是效果并不大。据《明代倭寇史略》统计，永乐至宣德年间倭寇入侵34次，正统至正德年间倭寇入侵22次，嘉靖年间则最严重，达260次以上。可以说，日方一边通过勘合贸易捞取好处，另一边又通过纵容倭寇入侵捞取更大的好处。真是气死人也。 总之，明朝实行勘合贸易的政策值得反思。明朝实行勘合贸易，并没用把它摆在突出的位置，只是将其作为政治和外交的一个筹码，以此满足天朝地大物博、无所不有的虚荣感，并希望借此抑制倭寇。因此这种不讲经济规律、不求经济利益的贸易政策，终究会随着财政的困难而难以持续长久实行的。 同时，这种政策也缺乏对日本国情的了解而及时调整。起初的时候，日本室町幕府大将军足利义满统一了日本，有实力对倭寇进行限制，但后来室町幕府实力越来越弱，大权旁落到各地大名，他们不择手段扩大实力，甚至纵容倭寇侵掠大明。在这种情况下，明朝通过勘合贸易禁绝倭寇的指望已经不可能实现，但勘合贸易还是延续了一百多年，实际上产生的作用微乎其微了。 直至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明朝才停止了勘合贸易，并继续严格实施海禁，禁止民间对外贸易。这相当于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当时，中日双方贸易需求是存在的，特别是日本很需要中国的货物，严格海禁后，会导致走私的发生，而明朝廷却得不到任何利益。当时兵部尚书郑晓曾建议，允许商贩对外贸易，对载货入港的船货，官方可以从中抽税以充军需，让中日双方都获利，也可以平息海战的烽火。还有个叫张位的官员建议，既然日本来贡不可为，那明朝可以通过船只运送货物到日本售卖，再将日本要上贡的物品载回来，这样不用像日本到明朝上贡那样耗费大量的接待等费用，还可以通过卖给日本货物获利或征收税金获利，以补海上军饷。这些建议确实值得点赞，只可惜嘉靖王朝没有采纳实施。 |
|
@南山冈 2022-04-16 21:47:51 顶 ----------------------------- 谢谢！ |
|
第五章争贡之役 在勘合贸易过程中，日本两大势力于嘉靖二年来到大明开展勘合贸易时，竟然上演大纷争、杀起人来，并在大明的国土胡作非为，犯下累累罪行。大明军官前往追捕，不料竟然有多名将领战死。这就是史上著名的、影响深远的“争贡之役”。看似偶然的事件其实有必然原因。具体是怎么回事呢？容笔者细细道来。 公元1467年，明朝成化三年，日本应仁元年，日本发生了史上著名的应仁之乱，且延续十一年之久。 应仁之乱是发生于日本室町幕府第八代将军足利义政在任时的一次内乱。其直接原因是将军义政家族争夺继承权，足利义政没有子嗣，所以想把位置传给弟弟足利义视，而足利义政的妻子日野富子却不同意，后来她生下了儿子足利义尚，想让儿子继承将军之位，由此引发了内斗。不料，各股势力趁机介入，意欲夺取幕府的实权，就这样，应仁之乱从家族内部的小矛盾为引子爆发了各派势力的斗争。刚开始只是在京都范围内动乱，但是后来波及到了周边地方，甚至蔓延到全国都发生了战斗。但最终不知是谁获得了胜利，主要是没有特别强势的势力和强人出现，许多派别旗鼓相当，打得难分难解。 应仁之乱开启了日本战国时代。其使日本进入将近一个世纪更加动乱的战国时代，当时群雄割据，相互攻伐，整个国家卷入战乱的漩涡中，今日你杀我，明日我杀你，杀个不停，且以下克上、家臣谋叛的例子也数不胜数。战乱导致室町幕府的权力越来越小，幕府将军成了傀儡，幕府控制不住地方局势。战乱也给大明带来影响，一方面幕府失去勘合贸易的掌握权，而让有权势的大名获得勘合贸易权；另一方面，幕府已经没法抑制倭寇，甚至地方势力支持倭寇劫掠获得财富增强实力，导致倭寇进犯大明形势越来越严重。 |
| 祝大家“五一”快乐！劳动者们辛苦了！ |
|
应仁之乱后，室町幕府徒有虚名，已无财力派出勘合贸易船，勘合贸易权逐渐落到大内氏和细川氏两大封建领主（又称大名）中。大内氏和细川氏在国内就向来不合，互相争斗，互不相让。成化四年（1468年），日本船队到大明开展勘合贸易，明朝廷重新颁发了成化勘合，但回国途中，大内氏竟然将成化勘合抢夺走，这令细川氏感到愤怒。正德年间，细川氏和大内氏联合安排船队前往大明开展勘合贸易，明朝廷重新颁发了正德勘合，不料回国途中，大内氏又将船只和新领到的勘合全部夺走，想独占贸易权，这令细川氏更加气愤，两家矛盾进一步激化。 需要说明的是，该时期的勘合贸易，日本大名往往将勘合船交给依附于自己的商人承包，自己只当后台老板，从贸易中抽取一部分利润，其余利润归商人。而这些商人的成分十分复杂，有的倭寇海盗也加入其中，并冒充使者。大内氏船队同样混杂着商人及海盗，他们抢劫惯了，肆意妄为，才敢多次抢夺勘合。 明朝嘉靖二年（1523年），大内氏派出以宗设谦道为正使的船队，带着之前抢夺来的正德朝的勘合前往大明浙江宁波开展勘合贸易，其共有3艘船只，约300人。细川氏得知后，不想让大内氏独占勘合贸易的利润，也想自行开展勘合贸易分一杯羹，但之前勘合已经被大内氏抢去，怎么办？于是他们便从幕府讨来弘治朝颁发的勘合，然后派遣由鸾冈瑞佐和宋素卿率领的贸易船也日夜兼程赶往大明宁波，其共有船1只，约100人，最后晚于宗设谦道到达。 |
|
@neration 2022-05-01 09:52:20 节日顶帖，拜读学习，更新有点儿慢 ----------------------------- 谢谢，节日快乐！ |
|
按道理，先到的船只的货应该先验，晚到的晚验，鸾冈瑞佐自知自己晚到，且持的是弘治朝发的勘合，效力肯定不如宗设谦道持的正德朝的勘合。那怎么办？鸾冈瑞佐便和宋素卿商量起来。宋素卿自信地说他深知大明官场潜规则，自己有办法，办法就是向浙江宁波市舶司太监赖恩行贿，肯定能后来居上。 这宋素卿是何人？原来宋素卿是大明浙江宁波人士，原名朱缟。宋素卿的父亲是个漆匠，收了日本商人的预付款，准备制作和销售一批漆器卖给日本商人，但到期后仍然不能交货，又没法还钱，经过协商，最后将宋素卿抵债赴日。宋素卿脑子灵活，读过书，会诗文，会中文，熟悉大明情况，因此深受细川氏的喜欢。正德年间，在一次勘合贸易中，细川氏就派宋素卿一起跟船随行。当时因为细川氏没有国书，宋素卿便出谋划策，向大太监刘瑾贿赂黄金千两，打通了和宦官的关系，最后顺利入贡。有了经验积累，这次入贡细川氏自然就派上宋素卿前往。 |
|
这次宋素卿经过和鸾冈瑞佐商量后，鸾冈瑞佐赞成找市舶司太监赖恩，向他行贿。太监为何会掌管市舶司呢？这也有缘由，在此顺便交代一下。明太祖朱元璋鉴于历史以来太监干政之祸，因此大大限制宦官的权利，当时虽设市舶司，但没有派太监主政。永乐时期，因为宦官助力明成祖朱棣夺得帝位有功，朱棣便任用太监提督市舶事务。正统年间，大太监王振颤作威福，专权多年，并劝明英宗亲征瓦剌，但不懂军事瞎指挥，导致出现土木堡之变，明英宗被俘，王振被杀死。到了正德朝，皇帝顾着玩乐不理朝政，宠幸太监让其专权，致使大太监刘瑾权倾天下，不仅掌握朝中大权，还将权利延伸到地方，不仅军队有太监监军，连市舶司也有太监掌管。虽然我们不能一概否定太监，比如郑和也是太监，就建立了伟大的功绩，但是确实有不少太监劣迹斑斑，他们仗着朝中有人，胆大妄为，太监赖恩就属于这种。 太监赖恩接受了鸾冈瑞佐和宋素卿送来的贿赂，顿时眉开眼笑。宋素卿提出请求事项，赖恩便说一切好说好说。于是接下来的事就容易办了，鸾冈瑞佐的船先进港验货。宗设谦道和下属们看到了，都愤愤不平。 |
|
@好猫不一样 2022-05-07 18:46:40 加油楼主 ----------------------------- 谢谢！ |
|
随后市舶司太监赖恩在嘉宾堂宴请两个贸易团，在安排座次时，把鸾冈瑞佐安排在首席，而把宗设谦道安排在次席。两派本来在国内就有矛盾，这下宗设谦道见状更火了，心想自己的老板大内氏也是响当当的人物，且自己先到，拿的勘合也是效力更高，但现在竟然处处低于细川氏的鸾冈瑞佐，不公平太不公平了，于是现场就发生了口角。但赖恩在现场，暂压住了火。 宴会后，宗设谦道把此事向下属们一说，大家均感到愤慨不已，这些人有不少就是海盗为业的，平时就凶狠得很，不怕天不怕地，不顾后果，大家均说要给鸾冈瑞佐教训教训。群情激奋下，大家纷纷来到库房，取出原本已收缴保存的武器，并找到鸾冈瑞佐和宋素卿。 鸾冈瑞佐和宋素卿见对方拿着武器、人多势众、气势汹汹，而自己没有武器，暗呼不好。鸾冈瑞佐觉得自己是正使，壮壮胆，想说几句，但对方一下子冲了上来，挥着刀就砍人，鸾冈瑞佐一下子就成了刀下鬼，还有另外十几人也被杀死。而宋素卿比较聪明，及时撒腿就跑先是跑回市舶司嘉宾堂，让市舶司的军兵帮忙保护。但宗设谦道等人杀红了眼，竟然也冲到嘉宾堂，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放火将嘉宾堂给烧了，然后又将宋素卿的船只也给烧了。 |
|
@neration 2022-05-09 18:19:10 拜读好文，多多更新 ----------------------------- 谢谢！ |
|
@ty_季友干 2022-05-09 18:02:41 倭寇酿成势力，完全是当时的明朝政府官员腐败造成的。腐败既生内乱，也导致外患。戚继光不亏为一代忠臣，凭借自己的才智，硬是赶走了倭寇，他的光辉业绩永垂史册！ ----------------------------- 为您点赞！ |
|
@fkokii 2022-05-09 17:32:18 非常感谢楼主的帖子，初步明白了明朝的‘卫所’制度。我们这里（山东省日照市）沿海地区很多地名，都是沿用明朝的卫所制度。山东最南端与江苏连云港接壤，是‘安东卫’，沿海往北一路依次是‘右所’、‘石臼所’。另外，沿海一路的村庄，多以‘台’、‘营’来命名，总感觉也是当时‘卫所’制度的遗存，敬请指教。 ----------------------------- 说得很好！互相学习！ |
|
@格子衫2020 2022-05-08 21:04:01 楼主很喜欢明朝历史啊 哈哈哈 感谢你的帖子让我又涨知识了。很详细，靠谱！ 加油继续更新。 ----------------------------- 谢谢！ |
|
宋素卿等人一路跑，宗设谦道等人一路追杀，一直追到绍兴城，宋素卿逃进城了，躲过一劫。宗设谦道等人折回宁波途中，海盗本性暴露无遗，他们沿途到处杀掠，到宁波后，又在宁波城里大肆掠夺。明军见状开始出动，进行阻拦，但明军战斗力较差，根本不是对手，被杀死不少人，连备倭都指挥刘锦、千户张镗、百户胡源等相继战死。而宗设谦道等人却夺船逃向大海。 这下事情闹大了，惊动了朝廷，皇上和诸位大臣均气愤不已，皇上下令开展调查。宋素卿被关押起来，并进行审问，说出事情经过。朝廷知道是宗设谦道等先动手杀人，要拘捕他们，但他们已经逃走。当时琉球使臣郑绳归国，朝廷命他传谕日本，让日本交出宗设谦道等人，否则闭关绝贡。日本幕府回了封信，说不知宗设谦道这个人，倒是有个叫神代源太郎的主犯，已经被诛戮了。企图移花接木。此外，还不知羞耻地希望大明放回宋素卿，重新赐给勘合和金印。朝廷十分无奈。 不过，恶人有恶报，宗设谦道等人出洋后，船只被风吹倒朝鲜海面，朝鲜守军与之战斗，斩杀了33人，并活捉了几人。随后朝鲜将首级和活捉的人送给明朝。明朝将这些人以及宋素卿判以死刑，宋素卿还没等斩首，就在狱中死了。 赖恩在此事件中负有重要的责任，但是朝廷并没用予以拘捕，只是撤了他市舶司的职务，另行安排岗位，这让人觉得不可思议，惩处太轻了。 |
|
事情就此处理完毕，但争贡事件产生的影响却是深远的。 首先导致持续100多年的朝贡贸易大不如前，直至停止。朝廷对日本使臣感到失望，甚至产生厌恶心理，不想再和日本开展勘合贸易。当时任给事中的夏言上书说倭患起于市舶，建议罢撤浙江市舶司、福建市舶司，朝廷同意，于是浙江市舶司、福建市舶司暂时停罢（多年后才恢复），各地镇守太监也纷纷被裁撤。此后多年，明朝和日本双方都未开展勘合贸易。直至嘉靖十八年，日本贡使到来，此时不通贡已达十七年，但朝廷怀疑其是否诚心效顺，否则退回。嘉靖二十三年，日本使臣入贡时，因与前次入贡只隔五年，没有按照十年一贡的规定期限入贡，且没有带表文来，于是朝廷拒绝日方入贡。嘉靖二十六年，日方来贡，船只四艘，人六百，超过船限三艘、人不过百的规定，于是嘉靖皇帝勒令日本使臣回去。嘉靖二十七年日本使臣又求贡，经过浙江巡抚朱纨斡旋，才允许日本使臣百人进京朝贡，回赐也予以限制。此后便再无日本使团赴明朝贡，勘合贸易就此停止。 其次海禁更加严厉。争贡之役后，朝廷多下颁布严格海禁的诏令。嘉靖三年，朝廷下令，凡是外国贡船官方未上报、而先迎接外国商人私自买卖货物的要治罪，私自带外国人收买禁物的要治罪，制造违反规定样式的海船并私自与外国开展贸易的要治罪。嘉靖四年，兵部下令严查浙江、福建两省双桅船，发现双桅船的就予以拘捕，所载的货物即便不是外国货，也以外国货论处，并发配的边卫戍守。嘉靖八年、十二年，又再下来禁止造违禁大船，发现的需报官拆毁，禁止私自与贼寇交易，以绝后患。从这些禁令说明当时存在百姓造大船与外国交易的情况，朝廷加强防范。 再次走私更加严重。停止正常渠道的勘合贸易和严格海禁后，就会导致走私的猖獗，有学者说海禁和走私是一对双胞胎，有海禁就有走私，这比喻十分贴切。主要是利润太大了，海禁更严，则获得的利润就更丰厚。于是乎，日本海盗商人和中国不法商人为了利润，勾结在一起作买卖，这让明朝沿海越来越不安定。海盗商人有时不讲信用，动不动就劫掠，尝到劫掠甜头后，索性专门干起劫掠，终于酿成严重的倭患。 |
|
@ty_雨打芭蕉606 2022-05-15 12:53:37 好文，又学到了知识。楼主辛苦了。收藏 ----------------------------- 谢谢！ |
|
@wmwm1989 2022-05-15 19:31:08 支持！ ----------------------------- 谢谢！ |
|
第六章 嘉靖朝局 嘉靖年间是明代倭患最严重的时期，其原因一方面与日本当时处于战国时期，幕府权力式微，群雄割据，造成大量武士、浪人等到明朝劫掠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嘉靖年间政治腐败、忠奸不分、忠良屡次被陷害、昏招频出、海防废弛，难以有效抵御倭寇有关。因此有必要介绍下嘉靖年间的朝局。 正德十六年（1521年）三月十四日，明武宗朱厚照因为玩得太过火不慎落水染病后驾崩，年仅三十岁，没有留下子嗣，也没有亲兄弟。国不可无主，那怎么办？其母皇太后张氏与内阁首辅杨廷和商量，决定根据兄终弟及的原则，让明武宗的堂弟朱厚熜继承皇位。 朱厚熜生于湖广安陆州（今湖北钟祥）的兴王府，其父亲兴献王朱祐杬是明孝宗朱祐樘的弟弟、明武宗朱厚照的叔叔。朱祐杬于正德十四年薨，谥号“献”，而朱厚熜哥哥朱厚熙出生五日即殇，朱厚熜由此得以袭封国。现今，他又接到要任皇帝的遗诏，可以说真是天上掉馅饼，正好落到自己头上，太幸运了。不过，由于他这个特殊身份继承皇位，不料竟然上演了大礼议事件，并演变为一场政治斗争，长达十几年之久，影响很大。 朱厚熜拜别父亲陵墓，辞别母亲启程，于四月二十二日抵达京城郊外的行殿，准备第二天即皇帝位。此时，朱厚熜与朝廷大臣发生了个争执。原来礼部尚书毛澄根据杨廷和的授意，定议朱厚熜以皇太子即位的仪式，从东华门入，居文华殿。但年仅15岁的朱厚熜聪明着呢，他知道明武宗遗诏是这样写的：“朕疾弥留，储嗣未建，朕皇考亲弟兴献王长子厚熜年已长成，贤明仁孝，伦序当立，已遵奉祖训兄终弟及之文，告于宗庙，请于慈寿皇太后，即日遣官迎取来京，嗣皇帝位，奉祀宗庙。”遗诏写了“嗣皇帝位”几个字。朱厚熜说：“遗诏以我嗣皇帝位，非皇子也。”但杨廷和仍要求朱厚熜按照礼部的方案登基，而朱厚熜就是不同意，双方僵持着。最后经过协商，皇太后和杨廷和作了让步，朱厚熜从大明门入宫，在奉天殿即皇帝大位，次年改元嘉靖。 |
|
然而，事情一波刚平，一波又起。嘉靖皇帝朱厚熜要求群臣议定祭祀时自己生父兴献王的封号。以内阁首辅杨廷和为首的朝中大臣援引汉朝定陶恭王和宋朝濮王的先例，参照执行就好。该先例是这样的：西汉时，汉成帝刘骜无子嗣，便将其弟定陶王刘康的儿子刘欣征召入宫立为太子，后来即位是为汉哀帝。宋仁宗赵祯也没有子嗣，便征召濮安懿王赵允让第十三子入宫，改名曙，立为太子，后来即位是为宋英宗。杨廷和等大臣认为明世宗既然是由小宗入继大宗，就应该尊奉正统，要以明孝宗为皇考，兴献王改称“皇叔考兴献大王”，母妃蒋氏为“皇叔母兴国大妃”。 嘉靖皇帝读过不少儒家经书，包括《孝经》等，深知对父母要孝顺的道理，可是现在竟然要他称父亲为叔，称母亲为叔母，这太不可思议了，因此嘉靖皇帝十分恼火。虽然他觉得不妥，但是又说不出道理，只是让大臣再议。可是大臣议来议去都没改变意见，他们认为胜算稳稳的，嘉靖皇帝会接受的。 就在事情陷入僵局的时候，新科进士张璁上疏支持嘉靖皇帝，他认为汉成帝和宋仁宗时都是先预立太子，养在宫中，实际上是先过继了，而嘉靖皇帝即位是继承皇统，而非继承皇嗣，即“继统不继嗣”，还指出皇统不一定非得父子相继，建议嘉靖皇帝仍以生父为“考”，在北京别立兴献王庙。奏疏写得有理有据。嘉靖皇帝见此奏疏后大喜道：“此论出，吾父子获全矣！” |
|
张璁还提醒嘉靖皇帝利用好至高无上的皇权，敢于独断。嘉靖皇帝刚从藩王入继大统时，由于还没有自己的政治势力，因此在议礼时处于孤立状态，现在他认识到要培养自己的势力，并好好行使皇权的作用。 张璁上疏获得皇上肯定后，不少人看到这是讨好皇帝、从而获得升迁的好机会，因此相继有霍韬、熊浃、桂萼、席书、方献夫、房浚等臣子也上疏支持嘉靖皇帝。这让嘉靖皇帝看到自己身边已经有一批支持自己的势力，因此胆子也壮了起来。杨廷和等反对议礼派对张璁等深恶痛绝，故将张璁、熊浃贬官外任，让霍韬告病还乡。但没多久，嘉靖皇帝又把他们调回京城。杨廷和的儿子、明代三才子之首、状元杨慎还召集年轻的朝臣，谋划在张璁、桂萼上朝时打死他们，搞得张璁、桂萼害怕不已、不敢上朝。群臣还弹劾张璁、桂萼，但嘉靖皇帝护着他们，不仅不批准弹劾，还给予他们升官。 杨廷和看到嘉靖皇帝如此，因此十分失望，心也冷了，再次提出致仕。嘉靖皇帝在刚上任时，朝政有赖杨廷和处理，当杨廷和提出致仕时，他未批准。但过了几年，嘉靖皇帝觉得杨廷和老是反对自己，因此感到厌烦，便批准了致仕。此外，还有些尚书也提出辞职，嘉靖皇帝均批准。不过，接任者还是杨廷和的支持者，拥有强大的实力。 经过妥协，嘉靖三年（1524年）三月，嘉靖皇帝勉强同意称父亲为“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母亲为“本生母章圣皇太后”。“本生”二字实际上只是承认了嘉靖皇帝的生物学父母，但宗法上他还是需要称孝宗为“皇考”，称张太后为“母后。” |
|
@rizhuhou 2022-07-22 10:47:54 确实很奇怪。 清朝一入关，四口一通商，困挠了朱明276年的倭寇就消失了？ 楼主能说说这是为什么吗？ 是大清太强，吓得倭寇不敢来了？还是朱明太烂，海禁把沿海民众变成了倭寇？ ----------------------------- 当然与通商和清朝前、中期势力强大也有关系。但到了晚晴，国力下降，就被挨打了。 |
| 感谢大家支持！ |
|
嘉靖皇帝自然不满足于此，他要把“本生”二字去掉。嘉靖三年七月十二日，嘉靖皇帝下旨，要将“本生”二字去掉，并为父母上册文，祭告天地、宗庙、社稷。群臣哗然，情绪异常激动。七月十五日，上朝刚罢，杨慎撩起朝服对百官说道：“国家养士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随后编修王元正、给事中张翀等在金水桥南拦阻挽留群臣，何孟春、金献民、徐文华等又号召群臣一起行动，于是两百余位朝廷大臣在左顺门跪哭，请求皇帝改变旨意，声彻禁廷。 嘉靖皇帝听到外面人声鼎沸，问太监怎么回事，太监报说是百官跪哭左顺门，争大礼之事。嘉靖皇帝命太监传谕大臣们退朝，但群臣直到中午仍伏地不起。嘉靖皇帝恼火了，发挥起皇权的作用来，命令锦衣卫把为首的几人抓起来。不料群臣情绪更加激动，杨慎等人捶撼朱漆大门大哭，声震阙庭。嘉靖皇帝再下令将五品以下官员134人下狱拷讯，四品以上官员86人暂且待罪。七月二十日，锦衣卫请示如何处理逮捕的大臣，嘉靖皇帝下令四品以上官员停俸，五品以下官员当廷杖责。于是一个个官员被廷杖，打得皮开肉绽，16人因伤重而死。这就是史上出名的“左顺门事件”。 嘉靖皇帝成功为父亲上尊号“皇考恭穆献皇帝”，为母亲上尊号“章圣慈仁皇太后”，改称明孝宗敬皇帝为“皇伯考”，张太后为“皇伯母昭圣慈寿皇太后”。 反对议礼的官员纷纷被贬或罢官，其中杨慎被谪戍云南永昌卫，在那终老，期间著述甚多。而支持嘉靖皇帝的张璁等人纷纷升官，特别是张璁当了内阁首辅，相当宰相，十分风光；桂萼当了吏部尚书、太子少保，还兼武英殿大学士，入阁预机务；席书当了礼部尚书...... 此后，嘉靖皇帝还顺利地让父亲称宗祔庙，即让其父亲的神位进入太庙，以睿宗配祭。再后来，他还改革郊祀礼、孔子祀典、宗庙之制等，而对于上疏提建议和大力支持他改革的夏言、严嵩等人得以快速升官，后来均坐上首辅位置。 |
|
大礼议事件产生深远的影响。其一，它加强了皇权专制，让嘉靖皇帝学会了行使皇权，善于独断专行，养成刚愎自用的性格；还让他动不动就利用廷杖施威，吓住朝臣，让朝臣服从皇权。 其二，它开启了官僚队伍的谄媚之风，嘉靖皇帝对善于阿谀奉承的人则予以提拔重用，这让官员看到谄媚带来的好处，纷纷效仿；而对意见相左的官员则予以冷落甚至贬官、杀掉。其三，形成了党争现象，支持议礼派和反对议礼派互相倾轧、难于凝心聚力，即便议礼事件结束，又冒出其他党派开展你死我活的党斗，而嘉靖皇帝利用党争达到制衡和钳制朝臣的目的。 在议大礼的同时，嘉靖皇帝还非常痴迷修道，以求长生不老，而且因为修道还影响了朝政，让朝政越来越腐化。 朱厚熜尊崇道教与其自小受父亲的影响有关，他的父亲朱祐杬在安陆州当藩王时就信奉道教，举办各种祭祷仪式，朱厚熜耳濡目染对道教有了一定的认识并渐渐信奉。特别是他当了皇帝，看到祖母去世，不禁悲伤。而且他结婚后能够与许多美女交欢，多么幸福，可是自己身体较弱，不免得病，心想如果自己能长生不老，享受荣华富贵和人间极乐，永远掌握至高无上的皇权，那该多好啊！ 皇宫内总有些善于揣摩皇帝心思、企图得宠的人。这不？有个叫崔文的太监就猜到了嘉靖皇帝的心思，他便向皇帝建议举办斋醮祈福消灾。所谓的斋醮就是做法事。“斋”指斋戒、洁净，在祭祀前要沐浴更衣，不食荤酒；“醮”指祈祷神灵的祭礼。嘉靖皇帝听了崔文的建议，便来了兴致，命人在宫中设置道场，举行斋醮仪式。后来，在宫中多个地方均建起道场，他本人不穿黄袍，反而经常穿着道服，并邀请道士围绕道场诵经，做各种仪式，忙的不亦乐乎。还命宫内的人也跟着学习，陪着做法事。一做起斋醮往往是就日夜不绝，消耗大量的人力财力财力。 |
|
为了表示对道教的虔诚，后来嘉靖皇帝给父亲上道号“三天金阙无上玉堂都仙法主玄元道德哲慧圣尊开真任化大帝”，给母亲上道号“三天金阙无上玉堂总仙法主玄元道德哲慧圣母天后掌仙妙化元君”,给自己上道号“太上大罗天仙紫极长生圣智昭灵统元证应玉虚总掌五雷大真人玄都境万寿帝君”，从道号就可见他想成仙和长生。 信奉道教后，嘉靖皇帝对那些自认为道行高的道士非常尊崇。起初尊崇江西龙虎山上清宫的正一道传人张彦頨，嘉靖皇帝为张彦頨进号大真人，派人为他修建府第。而张彦頨不遗余力地派遣徒弟到各地采取遗经和古器，助嘉靖皇帝修道。张彦頨还向嘉靖皇帝推荐同为龙虎山上清宫的道士邵元节，嘉靖皇帝欣然接受，征召邵元节入京。 此后，邵元节主持了不少斋醮仪式。每逢雨雪不至时，嘉靖皇帝就让邵元节进行祷祀，祷祀后天上或多或少还真降下雨雪，这让嘉靖皇帝十分高兴，更加尊崇邵元节。嘉靖皇帝结婚十年了却一直没有儿子，在广选美女充入后宫的同时，还让邵元节主持祈嗣醮事。果然，在嘉靖十二年、十五年时，嘉靖皇帝相继得了大儿子和二儿子，虽然这是正常的生理现象，但嘉靖皇帝均归功于向神灵的祈祷，更加痴迷道教，更加尊崇邵元节，拜邵元节为礼部尚书，赐一品服，赏赐许多的金银财宝，对邵元节的父母、孙子、曾孙均给予加封，让邵元节和家人享受极高的礼遇。嘉靖十八年（1539年），当年已80岁的邵元节病死时，嘉靖皇帝为之流泪，赠他少师官衔，以伯爵礼葬之。 邵元节年老时，他觉得自己差不多80岁了，从事道教活动精力不济，估计命不久矣，需要向嘉靖皇帝推荐个接替他的人。经过留意，他觉得陶仲文很合适，便向皇上推荐，并获得重用。 陶仲文，湖北黄冈人，喜好神仙方术，当时只是一个小吏，与邵元节私交甚好。当他听说老友邵元节正受皇帝宠幸，便前往拜访。邵元节见老友来了，十分高兴，两人聊得甚欢。陶仲文说自己年纪大了，问陶仲文愿不愿意接替自己。陶仲文正愁没机会升迁，现在大大的机会摆在前面，自然非常乐意。于是两人一拍即合，邵元节便向皇上推荐了陶仲文。 |
|
嘉靖皇帝不知陶仲文道术如何，想试试看。当时宫中出现黑眚，即由五行水气而生的灾祸，五行中水为黑色，故称“黑眚”。也有人认为黑眚就是邪术派术士以妖术作乱，总之就是很邪门的现象。邵元节曾做过几次法术，但不见效。嘉靖皇帝便命陶仲文试试。陶仲文领命，于是开始画符箓，烧成灰，溶入水，口中念念有词，然后举起一把剑，口中含符水向剑喷去，再挥舞起剑在宫中追赶一番，表现出斩妖除邪的样子。说来也奇怪，宫中黑眚还真的没了。嘉靖皇帝十分高兴，相信陶仲文道术高超，因此予以任用。过了些日子，嘉靖皇帝儿子出水痘发烧几天都治不好，嘉靖皇帝便让陶仲文做法，陶仲文便举行仪式为皇子祈祷，皇子的病果然好了。因此，嘉靖皇帝对陶仲文宠信有加。嘉靖十八年时，皇帝南巡，到河南卫辉时，有旋风围绕着皇帝的车驾，皇帝问陶仲文：“这是什么征兆啊？”陶仲文回道：“是火灾的征兆。”当天晚上果然发生火灾。 由此，嘉靖皇帝对陶仲文非常非常地佩服，让他统领道教事务，封他为“神霄保国弘烈宣教振法通真忠孝秉一真人”，还对他父母也进行加封，封他妻子为一品诰命夫人,荫其子为尚宝丞，荫其孙入国子监读书。可谓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后来，嘉靖皇帝不断对陶仲文加官进爵，毫不吝啬，授他为礼部尚书，还兼少师、少傅、少保，进光禄大夫、柱国。一位原为小吏的道士因帮助修道获得如此高的官位，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而嘉靖皇帝对道教更加崇信，甚至在开展各种军国大事、刑狱案件时，往往通过求神问卜的扶乩之术来决定，可谓是十分荒唐。 |
|
全国各地的真道士或者假道士，看到邵元节和陶仲文红得发紫，纷纷想跟风效仿，一时间京城云集了大量的方士，大家都想趁机分一杯羹，不过也有人不但没有获利，反而赔本和锒铛入狱。 如有个叫段朝用的道士，懂得些烧炼之术，便声称自己会点化金银。他也来到京城，先是结识上高官武定侯郭勋，两人一商量决定合作。 郭勋向嘉靖皇帝推荐段朝用，说段朝能炼出真金白银，美名其曰为“仙银”，还将用所炼之银制成的饮食器皿进献给嘉靖皇帝，声称用这些器皿饮食可以长生不老。嘉靖皇帝信以为真，欣然接受这些器皿，除自用外，还用作供奉父母和太庙的祭器。同时，授段朝用为“紫府宣忠高士”，还晋封郭勋为翊国公。两人都十分开心。段朝用又向皇帝吹牛说自己每年能炼制数万两金银供朝廷开支，嘉靖皇帝一听更高兴了，自己修道正需要大量银子用呢，既然有人会炼制金银并主动送上，那何乐而不为呢？于是专门给他一所房子供炼制金银。 不过，没多久，段朝用的谎言就被戳穿了。原来，他根本就不会凭空炼制出金银，之前是向郭勋借了金银拿来炼制的。他的徒弟怕连累，便果敢地揭发师父的骗人行为。嘉靖皇帝获知后，雷霆大怒，心想我一个天子竟然被骗子给耍了，太没面子了。于是将段朝用逮捕入狱，对郭勋不再信任。郭勋这人人品官品不咋样，得罪不少官员，官员见郭勋被冷落了，纷纷上疏弹劾他，落井下石。就这样，郭勋也被逮捕入狱，关了一年多死在狱中。他真是“赔了银子又折人”，肠子都悔青了，真是悔不该当初与段朝用合作行骗，可是世上没有后悔药。 |
|
为了长生不老，嘉靖皇帝在陶仲文的蛊惑下，开始炼制丹药，美名其曰为“仙丹”。这些丹药是用多种金石药物搭配和炼制的，人吃了以后，容易燥热，因此促使嘉靖皇帝形成喜怒无常、多疑暴戾的性格，动不动就骂人打人处罚人，让人受不了，甚至送命。 特别是炼制一款丹药时，道士说要采集处女的经血配药，且为了保持洁净，被采集经血的女子不得进食，只能吃桑叶饮露水。面对这么荒诞的配方，嘉靖皇帝竟然也相信，命令太监取宫女的经血。为了得到宫女经血，太监让宫女吃药催血，宫女们身体遭受摧残，痛苦不堪。她们忍无可忍，决定合谋杀掉皇帝，于是发动史上著名的“壬寅宫变”。 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壬寅年）十月二十一日晚，嘉靖皇帝在曹端妃的房里睡熟，而曹端妃则去洗澡。杨金英、苏川药、杨玉香、邢翠莲、姚淑翠、杨翠英、关梅秀、刘妙莲、陈菊花、王秀兰等十多位宫女趁机来到嘉靖皇帝的床前，共同实施行刺。她们一齐下手，把皇帝死死按住，用事先准备好的绳套，把皇帝的脖子套住，然后用手拉扯。嘉靖皇帝从梦中惊醒，正要叫喊，却被人用布团塞住了口。宫女们更加用力拉绳子，且打了一个结，不料由于太过紧张，不小心将绳子打成了死结，怎么用力都勒不死皇帝。宫女们急了，拔下自己的钗簪，朝着皇帝身上便是一顿乱刺。嘉靖皇帝仍拼命挣扎。 眼见勒不死皇帝，有人害怕了，一位名叫张金莲的宫女跑出门，直奔方皇后的居所报告。皇后大吃一惊，连忙带人赶往端妃宫中救驾。 杨金英等人见势不妙，只得抛下皇帝，四处奔逃。但是，宫内壁垒森严，她们逃是逃不掉的，最后全部被逮捕。 |
|
皇后一边带人解开套在世宗脖子上的绳索，一边派人召来御医。诸御医畏惧获罪，不敢用药。惟独太医院使许绅冒着巨大的风险，下了猛药，嘉靖皇帝服后吐了紫血数升，方能说话，并渐渐康复。 后来杨金英等人均被凌迟处死。无辜的曹端妃因太受宠，被方皇后嫉恨。方皇后趁皇上昏迷不知，将曹端妃纳入行刺人员行列一起处死。 壬寅宫变后，嘉靖皇帝觉得宫内还是存在危险的，索性不住大内，搬到附近的西苑居住。他仍不知悔改，反而认为这次能够大难不死，是因为自己修道心诚、神灵保佑，故依旧坚持不懈地潜心修道，自此以后从不上朝，更加怠政。当然他也不是完全放掉皇权，而是在西苑设置了值班室，让高级别的大臣在那值班，汇报国家大事，由此皇上继续掌握大权。不过，对日常性的政务，他就懒得管了，交给内阁首辅和其他阁臣以及太监处理。 不少官员看到嘉靖皇帝如此痴迷修道、不务正道，冒险上疏劝谏，结果不是下狱就是丢命。 最典型的要数海瑞劝谏。海瑞，字汝贤，号刚峰，海南人，史上著名的清官。他看到嘉靖皇帝深居西苑，痴迷修道，荒废政务，不禁忧心忡忡，决定冒死上疏劝谏，为此，他买好了棺材，将家人托付给朋友，然后向皇上呈上《治安疏》。此疏又名《直言天下第一疏》《谏修斋建醮疏》。海瑞在《治安疏》开篇指出上疏的目的是“为直言天下第一事，以正君道、明臣职，求万世治安事”，指责皇上之误多矣，一意玄修，以求长生，二十余年不视朝，纲纪弛矣，导致天下吏贪将弱，民不聊生，盗贼滋炽；指出嘉靖者，就是家家皆净而无财用；还说其实玄修无益，希望皇上幡然悔悟，日视正朝，与百官谋划治国之策。 嘉靖皇帝看到此疏，气得火冒三丈，于是命人将海瑞逮捕入狱。他说：“海瑞可与比干相比，但朕不是商纣王。”户部有个叫何以尚的官员上疏请求将海瑞释放，嘉靖皇帝大怒，命锦衣卫对何以尚杖责一百大棒，关进诏狱，昼夜用刑审问，苦不堪言。后来，嘉靖皇帝驾崩，隆庆皇帝即位，赦免了海瑞，让他官复原职。 |
|
太仆寺卿杨最也犯颜直谏，他指出皇上见到方士就想跟着修炼服药成仙，殊不知神仙是住在山中的人才能修炼的，哪有居住在宫殿里，穿着华丽的衣服，吃着精美的食物，却能成仙飞天的呢。嘉靖皇帝大怒，将杨最关进监狱，施以杖刑。杨最已是69岁的老人，哪里能够承受如此之刑，杖刑还没结束，命就没了。 御史杨爵也直言极谏。他批评那些道士是旁门左道，那些道术是邪妄之术，妖言惑众；批评当今天下就像人得到极其严重的病，腹心百骸，莫不受患；朝廷贿赂公行，遇到灾害不忧心，见到非祥瑞之物象却装作是祥瑞纷纷称贺，阿谀奉承，欺君罔上，颓坏至极。嘉靖皇帝看后震怒，立即命人将杨爵关进诏狱拷问，打得血肉横飞，让他屡次濒临死亡。主事周天佐、御史浦鋐上疏解救，不料也被关进监狱，后被杖死。后来，嘉靖皇帝感觉有神降于乩坛，受到感动，便把杨爵放了。但不久，又因乩语把杨爵再抓回监狱。再后来，嘉靖皇帝在露台祈祷时，看到火光中有人说杨爵是忠臣，于是又把杨爵放了。 在打击反对者的同时，嘉靖皇帝对那些支持他修道的大臣，则予以提拔重要，由此产生了几位青词宰相。青词是举行斋醮时道士献给天神的祝文，因用朱笔写在青藤纸上，故称青词。嘉靖皇帝信奉道教，经常性地举行斋醮，需要大量的青词，他个人写不来，便让道士写，但道士文化水平有限，写的青词缺乏文学色彩，于是他便让大臣们写。大臣们大都是进士出身、饱读诗书，自然写得来、写得好。不少大臣看到皇帝喜好这个，愿意绞尽脑汁写好青词，以此能够受到皇帝肯定而重用。比较典型的有李春芳、严讷、郭朴、袁炜和严嵩，他们因为青词写得好，可谓平步青云，进入内阁，位高权重。特别是严嵩，为了写好青词废寝忘食，甚至把军国大事也放一边而专注写青词，因此获得嘉靖皇帝宠信，长期任内阁首辅，权倾天下。 |
|
第七章 严嵩祸国 严嵩是嘉靖年间任职内阁首辅时间最长、名声很大的人物，他“名垂青史”，很荣幸上榜《明史》的人物传记，只不过上的是奸臣传，所谓的名声大自然指坏名声很大，达到遗臭万年的程度。《明史》这样评价他：“嵩无他才略，惟一意媚上，窃权罔利”，“严嵩父子济恶，贪无厌”。严嵩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入内阁，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升任首辅，一年后改为次辅，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再任首辅，长期处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巅峰状态，直至嘉靖四十一年下台，专权时间非常之久。这段时间也是嘉靖年间政治最黑暗、倭患最严重的时期。 严嵩字惟中，号介溪，江西分宜人，弘治十八年（1505年）进士,考选为庶吉士，授为翰林院编修，之后因为祖父病逝、母亲病逝以及自己生病，告假在家多年，过着隐居读书作诗的清闲生活。不过这不是严嵩所想要的生活，他的目光一直关注着朝廷，希望能够当上大官步步高升。 嘉靖皇帝即位后，年已42岁的严嵩回到京城，被任命为南京翰林院侍读，四年后在北京任国子监祭酒。国子监又名太学，是国家最高学府，祭酒是国子监最高长官，相当校长。严嵩开始教书育人，更难能可贵的是，他的学生不一般，其中包括嘉靖皇帝。严嵩以祭酒身份充任讲官，给皇帝讲解四书五经，能够与皇帝面对面接触，这机会实属难得。由此嘉靖皇帝不断熟悉严嵩，这为严嵩日后获得皇帝信任而飞黄腾达打下良好的基础。 |
|
国子监祭酒从四品，级别算颇高的了，但严嵩并不满足于此，他并不是一位专心做学问的人，只是想以此为跳板，然后努力改教学为从政，掌握更高更大的权力。果然他成功地跳出学界，到礼部任右侍郎。在接下来的仕途中，他充分发挥谄媚奉承的本领，以此获得进一步的升迁。 嘉靖七年（1528年）七月，严嵩接到皇帝指派的一项差事，前往安陆州祭告嘉靖皇帝父亲的陵寝，并都视修陵之事。该陵寝名为显陵，嘉靖六年按照皇陵规格进行修建，耗银六十万两，调集民夫三万多人，让当地百姓负担很重。严嵩到安陆州后，按照既定礼仪完成各项事务，然后返回北京向皇帝汇报有关工作。他添油加醋地说修建和祭告显陵出现的各种祥瑞，如在枣阳为显陵采选碑石时，有群鹤集绕，碑入汉江时，河流骤涨起来；祭告显陵时，也有很多仙鹤齐集；在恭奉时有灵风吹来，如神灵而来；在安放神主时，有甘霖降下；在行礼时，祥和的阳光照射出彩虹来，群臣欢欣鼓舞。还将显陵比作明太祖朱元璋的孝陵，将嘉靖皇帝比作永乐皇帝，说出现这些奇灵之瑞与永乐时相似，还建议命内阁辅臣撰文，镌刻立石，以纪天眷，以隆圣孝，昭示万事。这些祥瑞不过是严嵩编造的，但嘉靖皇帝听了这些，高兴得不得了，对严嵩印象更加的好。 其实严嵩此行途中看到百姓哀鸿遍野的惨状，饿殍遍地，卖儿卖女求食，但他知道皇帝意欲祈求长生，并通过追尊父母而树立君威，因此不说百姓的疾苦，而是昧着良心粉饰太平，阿谀奉承，以此获得皇帝宠信。不久，他就从礼部右侍郎迁任吏部左侍郎；不久又升任南京礼部尚书，官居正二品，进入九卿大臣行列。 |
|
不过因为当时北京才是最重要的政治中心，而南京所设的部院属于闲散部门，虽然品级挺高，但权力不大。严嵩自然不满足于此，很想调到北京任职。于是，他主动巴结在北京任内阁首辅的李时和礼部尚书夏言，请求帮忙。在李时和夏言帮助下，严嵩成功调到北京任职。当夏言任内阁首辅时，严嵩再次巴结夏言。因为夏言和严嵩均是江西人，夏言看在老乡的份上，加上严嵩主动示好，便提携严嵩担任礼部尚书，并获得皇上批准。严嵩上疏表示感谢，大大地颂扬皇上一番，说嘉靖皇帝圣学渊博，文理密察，制礼作乐，迈冠百王，析义据经，识高千古等等。 当嘉靖皇帝向让其父亲称宗祔庙时，严嵩上疏表示大力支持，同时大力吹捧，将嘉靖皇帝父子比作周文王、周武王，以致明太祖、明太宗都黯然失色，表示兴献皇帝应该称宗，其神主应该祔入太庙。后来，嘉靖皇帝便改明太宗为明成祖，追加兴献皇帝睿宗庙号，祔入太庙。严嵩拍马屁令人作呕，但却获得皇上的好评。他不管别人怎么评价，他的衡量标准是只要皇上喜欢就好。 严嵩还力赞皇帝修道。他知道皇帝喜好修道，他不敢也不想反对，而是一味地迎合和支持，为皇帝所宠信的道士陶仲文修建豪华宅第，支持在宫内设醮驱妖，大力宣扬扶乩术，等等。 严嵩是一位青词专家，其他人员所写的青词经常不符合皇帝心意，而严嵩所写的青词十分符合皇帝心意。这离不开他写青词的精心和专注，哪怕工作再忙，也要投入时间写青词，绞尽脑汁地写，注重词语的精优。其实青词不过是怪诞迷信奉承之语，但他更知道皇帝喜欢这个，只要皇帝喜欢的，那自己就要努力迎合。他还是一位撰写祥瑞贺表的高手。每当出现白鹿、白龟、瑞雪、嘉禾等祥瑞时，他总会写表文庆贺，写得异常夸张，说出现祥瑞是皇上万年永寿的征兆，其实都是拍马屁的文章，以此讨好皇帝欢喜，让宠信更甚。 |
|
嘉靖皇帝信奉道教，便自己做了几个香叶冠，即道士所戴之帽。其高一尺五，由绿纱制成，并绣上太极图。嘉靖皇帝将香叶冠分给最亲近的大臣，包括严嵩、夏言等。严嵩趁皇帝召见时特意把香叶冠戴上，外边还郑重地罩上轻纱。皇帝问严嵩为何罩上轻纱，严嵩回答说这是皇上所赐，异常珍贵，怕沾染了灰尘，所以罩上轻纱。嘉靖皇帝听了十分高兴，对严嵩大加赞赏。 嘉靖皇帝喜好炼制所谓的“仙丹”，炼制好后赏赐给严嵩，这体现出皇帝对严嵩的信任和宠爱。朱厚熜想，不是任何人都能得到丹药的，只有对朕忠心耿耿的人朕才会发放。更主要的是想让严嵩替自己试服，看看效果如何，好的话朕才服药。严嵩知道这些“仙丹”不过是铅汞等材料制成的，有害无益，历史上有不少帝王因为过多服用这个，不仅没能成仙，反而早亡。但是，他更知道皇帝喜好这个，于是接到丹药后，毫不害怕地服下，并异常感激皇上的隆恩。然后报告服用的效果，说服用后感觉滋味不错，功用很大，容臣再服一次验之。 曾有一个月，严嵩共服用了五十粒丹药，导致浑身燥痒，每天要用热水洗澡两次，足满三个月才不痒，但后来又发展为痔疮，痛下淤血两碗，其热才解。即便如此，他还说要尽忠报主，以祈天之佑。正是因为严嵩长期谄媚皇上，他才得以不断地升职，坐上内阁首辅的大位。 严嵩执政期间，大肆排除异己，陷害忠良，致使有一批忠臣能将被杀或被贬。被陷害的忠良有夏言、曾铣、沈束、徐学诗、沈炼、王宗茂、杨继盛、张经、李天宠、王忬等。这些忠良包括抗倭将领和支持抗倭的大臣。 夏言，江西贵溪人，官至内阁首辅，以正直敢言闻名于世。可以说夏言对严嵩是有恩的，正是他的推荐，严嵩才得以担当礼部尚书、内阁次辅。但后来严嵩得寸进尺，竟然觊觎内阁首辅的位置，过河拆桥，陷害夏言，人品实在是差。 夏言起初是在大礼议方面支持嘉靖皇帝而获得快速升官，但担任内阁首辅后，他并不是事事一味地迎合皇上，而是有自己的原则和立场。而严嵩的表现与夏言形成鲜明的对比，处处表现得柔媚、忠勤。比如，夏言也获得皇上所赐的香叶冠，但他反对嘉靖皇帝搞迷信活动，因此接受了这顶香叶冠后没有戴过，而严嵩则老是戴着香叶冠出现在皇帝面前；在称宗祔庙之议时，夏言不发表言论，而严嵩则积极表示支持；在皇帝南巡回安陆州拜谒显陵后，严嵩建议再行一次表贺典礼，而夏言则反对。 |
|
由此渐渐地，嘉靖皇帝对夏言感到不满，而对严嵩越来越满意。严嵩在单独面见嘉靖皇帝时，还趁机历数夏言的罪状，说他在建大享殿后不进敕稿，不戴香叶冠、束发巾，不到内阁处理大事、将军国大事在家里私自裁定等等。从而让皇帝对夏言非常恼火，不想再重用夏言。 如此还不够，严嵩还要至夏言于死地，让夏言没法东山再起。他经过和同党商量，决定从河套事件做文章。于是一个巨大的阴谋由此而生。 河套地区指黄河在阴山山脉以南的部分地区，周围三面濒临黄河，周围六七千里。嘉靖年间，该地区被蒙古鞑靼部所占，蒙古军事势力以此为重要基地，不断向内地发动进攻和掠夺，让百姓苦不堪言。可以说，河套不收复，边关无宁日。为此，陕西三边（延绥镇、宁夏镇、甘肃镇）总督曾铣雄心勃勃，立志收复该地区，并写奏疏上呈朝廷，夏言获悉后，极力给予支持，并奏报皇上，获得嘉靖皇帝的恩准。而严嵩则阳奉阴违，表面上赞同，但暗地里却在诅咒，并暗中设下陷阱。 严嵩先是收到陕西澄城县麻陂山山崩、吼声如雷、昼夜不绝的消息。当时的人迷信，认为这是分崩离析的不祥之兆，故十分惊恐，但严嵩为此无比兴奋，不过觉得只有一个不详之兆不够，且时机尚不成熟，故隐匿不报。 当兵部进呈收复河套的具体方案时，京城突然狂风大作，尘沙漫天。这又是个不详之兆。但严嵩同样感到兴奋不已，就像干旱时久逢甘霖一样开心。他觉得时机成熟了，便在嘉靖皇帝举行祈祷长生的斋醮时，将陕西山崩和京城尘暴的奏报与收复河套的奏章一起进呈给皇帝。嘉靖皇帝看到后，果然感到震惧和沮丧，再经过已被严嵩买通的道士陶仲文的胡说八道，嘉靖皇帝便认为收复河套不吉利。他问陶仲文该怎么办？陶仲文说只要由内阁首辅和边防大将当替身，便可化险为夷，皇帝仍然能够万寿无疆。嘉靖皇帝信以为真。 |
|
随后，蒙古军事势力图谋进犯延安府和宁夏镇，严嵩在嘉靖皇帝面前说这是由于曾铣意欲收复河套才导致对方要报复，责任在曾铣及支持他的夏言。嘉靖皇帝又信以为真。 接着，严嵩又指使曾经被曾铣弹劾过的甘肃总兵官仇鸾，上疏揭发曾铣和夏言的罪行，包括曾铣收复河套完全是肆意屠杀百姓、欺君罔上，曾铣曾向夏言行以重贿，夏言包庇罪臣等，于是皇帝不仅不再支持收复河套，还下令逮捕曾铣，由锦衣卫都督陆炳主持审理。 夏言在位时，曾经拟旨查办陆炳贪赃枉法之案，陆炳因此怀恨在心。现今看到夏言牵连在内，因此要加以报复。严嵩也知道陆炳与夏言有这些纠葛，因此主动向陆炳送财送礼交好，希望他严加审理，往死里审。陆炳心领神会，付诸行动，刑讯逼供，审出曾铣曾经让其子曾淳，将数万两金子拖夏言岳父苏纲交给夏言。 锦衣卫审理后，交给三法司（刑部、督察院、大理寺）拟罪定刑，三法司在皇上以及严嵩的施压下，看着皇帝和严嵩脸色办事，最后以“交结近侍官员”的罪名定罪，即交结首辅夏言。因为按《大明律》，交结双方皆当斩。其实这就是个莫须有的罪名，那严嵩不知有多少的地方官员与他交结，若也以该罪论处，他都该死许多回了。虽然夏言上了许多的奏疏进行辩解，但嘉靖皇帝均当耳边风，且严嵩一再鼓动，让皇帝下定杀死夏言的决心。就这样，曾铣和夏言先后被斩首，上演了旷古奇冤。 |
|
沈束，浙江会稽人，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进士。他只是言语伤及严嵩，就被打入大牢。嘉靖二十八（1549年）年五月，大同总兵周尚文去世。周尚文是一代名将，但因为得罪过严嵩，故严嵩便不给于恤典，不予赠谥号。沈束看不过去，就上疏奏请，奏疏中提到“今当事之臣，任意予夺，冒滥或幸蒙，忠勤反捐弃，何以鼓士气，激军心？”严嵩认为“当事之臣”说的是他，十分恼怒，便在皇帝面前中伤沈束，导致沈束被廷杖，然后关到昭狱，一关就是十八年，直至嘉靖皇帝驾崩前夕才被放出来。 徐学诗，浙江绍兴府人，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进士。他看不惯严嵩贪得无厌，胡作非为，便上疏揭露严嵩、严世蕃父子的罪行，指出严嵩“大奸柄国，乱之本也。乱本不除，能攘外患哉？”还指出严嵩接受了不少官员的贿赂，并将贪贿的钱财偷偷运往江西老家，请求罢免严嵩父子。但是，严嵩不仅没被皇帝罢免，反而趁机报复，编织罪名将徐学诗逮入昭狱，削官为民。 沈炼，浙江绍兴府人，嘉靖十七年（1538年）进士，为人刚直，嫉恶如仇。他上疏揭发严嵩父子的罪状，包括贪贿、擅权、结党、妒贤、排除异己、卖官鬻爵等。但是嘉靖皇帝忠奸不分，将沈炼廷杖数十下，然后流放到塞外为民。到塞外后，沈炼经常痛骂严氏父子，他扎了三个草人，一个是唐代李林甫，一个是宋代秦桧，一个是本朝的严嵩，都是大奸相，然后用箭射之。不料，此事被严嵩知道。严嵩对沈炼恨之入骨，伺机杀掉他。终于严嵩找到机会，将沈炼纳入白莲教谋反名单中，予以斩首，还将沈炼的长子充军边卫，将次子、三子杖死。 |
|
王宗茂，湖北京山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进士，与张居正同科。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擢南京御史。沈炼被流放后，没人敢替他说话，但王宗茂觉得不平，冒死上疏弹劾严嵩，指出严嵩本邪谄之徒，寡廉鲜耻，久持国柄，作福作威，薄海内外，罔不怨恨。罗列了严嵩的罪行，罪状一：吏、兵二部选官，严嵩要了二十人的名额，每人索贿数百金。罪状二：凡外官迁擢，不察其行为和能力，不计其资历，唯贿是问，致真正有才干的人不得为国家用。罪状三：金银珍宝，不计其数，就连溺器也是金银造的，还将财宝偷偷运到南方老家。罪状四：广布良田，遍于江西数郡，而国计民瘼，毫不关心。罪状五：畜家奴五百余人，往来京邸，所至骚扰驿传，虐害居民。罪状六：穷极奢靡，殊方异产，莫不毕致，收了九州万国的礼物比皇帝还多。罪状七：北寇迫近京畿，上下忧惧之日，而严嵩贪肆益甚。罪状八：收了义子三十多人，皆为其爪牙，助其虐焰，致朝廷恩威不出于陛下。严嵩获知后自然气愤不已，将王宗茂贬到浙江平阳任县丞。严嵩还不释怀，又夺了王宗茂的父亲王桥广东布政使的官职，导致王桥忧愤而死。 杨继盛，北直隶容城（今属河北）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进士，明朝中期著名谏臣，是个性情刚直、慷慨任事的有志之士，有燕赵遗风。时任兵部武选司员外郎的杨继盛憎恶严嵩的胡作非为，于嘉靖三十二年正月上《请诛贼臣疏》弹劾严嵩，历数其十大罪。第一大罪为坏祖宗的成法，第二大罪为窃皇上的大权，第三大罪为掩皇上的治功，第四大罪为纵奸子的僭窃，第五大罪为冒朝廷的军功，第六大罪为引背逆的奸臣，第七大罪为误国家的军机，第八大罪为专黜陟的大柄，第九大罪为失天下的人心，第十大罪为坏天下的风俗。 |
|
严嵩气愤不已，暗中向皇帝进谗言。朱厚熜因此愤怒，便将杨继盛下诏狱，廷杖一百下，打得杨继盛皮开肉绽。杨继盛创伤发作，于半夜苏醒过来，摔碎瓷碗，用手拿碎片割腐肉。肉被割尽，筋挂膜，他又用手截去。为他持灯的狱卒颤抖欲坠，杨继盛却意气自如。杨继盛关在监狱期间，他的好友王世贞等人为他四处奔走求救，严嵩见舆论不容，在其党羽鄢懋卿及其子严世蕃等人的说服之下，决心杀死杨继盛。在朝廷要处决抗倭将领张经、李天宠等人的名单中，严嵩悄悄地附上杨继盛的名字，嘉靖皇帝在阅奏时并未细看，便草草同意处斩，弃尸于市。 杨继盛临刑前，作了首诗：“浩气还太虚，丹心照千古。生前未了事，留与后人补。天王自圣明，制作高千古。生平未报恩，留作忠魂补。”百姓哭着相互传颂此诗。他的老婆张氏不久后便殉夫自缢。燕京士民尊敬和怜悯他，便将杨继盛的故宅改为庙来祭祀，并以其妻配祀。可见杨继盛十分得民心。 |
|
严嵩及党羽连抗倭将军也不放过，只要不是他的同党，一旦得罪了他，就找各种理由予以陷害。 闽浙总督张经、浙江巡抚李天宠没有听从严嵩义子赵文华的瞎指挥，赵文华便上报严嵩，严嵩怀恨在心，以莫须有的罪名将他们逮捕和处决（后面章节还将细说）。 右佥都御史、浙闽巡视王忬，因没有迎合严党，也遭到调离抗倭一线处理，后来因王忬的儿子王世贞积怨于严嵩，严嵩便找茬让王忬下狱，后来将其斩首。这相当于自断臂膀，削弱我方力量，但严嵩只顾私利，不管大局。 就连忠心耿耿、十分诚实、为抗倭出生入死的的将领俞大猷，只因他写的《论柘林用兵十难》没有上交给严嵩，而是交给另一位阁臣徐阶，严嵩就认为看不起他，而怀恨在心，后来将俞大猷逮捕入京。京城官员深知俞大猷是个良将，是个老实人，因此纷纷捐钱出面解救，在锦衣卫首领陆炳带着金银献给严嵩父子并帮俞大猷求情下，严嵩才同意予以释放，让俞大猷“戴罪立功”。 以上这些例子充分说明严嵩是个气量狭小、睚眦必报的人。 严嵩还是个爱财如命、大肆贪污受贿的人，在他的“引领”下，官场腐败之风十分厉害。 他卖官鬻爵，官员们想升官，要带上金银给严嵩父子。他的府第异常热闹，求他办事的人络绎不绝，就连进门都要给看门人交上银子才能得以进入。他的那些义子在外当官回来时，都要献上大量的金银或宝物以示孝敬。 他还大发国难财，东南抗倭时，他指使亲信前往东南，侵盗大量军费，并搜刮民脂民膏。他还安排义子鄢懋卿到油水充足的盐政任总理之职，然后大捞钱财。 他生活极度奢靡，不仅在京城盖有豪宅，还在南昌和分宜老家均盖有豪宅，吃穿用行都极度奢靡。 他为了求财，胆大妄为，连裕王的钱也敢贪。裕王是嘉靖皇帝的儿子，是未来皇帝的法定接班人。但严嵩有意让管财政的人不拨款给裕王府，导致裕王府没钱可花，后来裕王还得挤出几千两银子向严嵩行贿，才得以同意拨款。 就这样，严嵩积累其巨大的财富。后来严府家产被查抄时，计黄 万二千九百两，白银二百多万两，还有不计其数的珠宝、古董、字画、房屋、土地等,总资产折算后大约相当于白银四百万两，真是富可敌国。 |
|
在严嵩专权擅政下，国家政治、军事一团糟，官场风气差，阿谀奉承的人多，真正想干事、有才干、会干事人不多，军事实力也弱，难以有效抵御外敌。由此爆发了“庚戌之变”。 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蒙古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因对明朝“贡市”不遂而发动战争，进犯大明国土，兵临京城，形势严峻。该年为干支纪年庚戌年，故名庚戌之变。 该年六月，俺答率军进犯大同，大同总兵仇鸾惶惧无策。仇鸾除了吃喝嫖赌样样都行外，并没用什么军事指挥能力，他只是靠贿赂严嵩子严世蕃担任此职务，本以为不会有战事，没想到现在就碰上凶悍无比的俺答大军，他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重，完全不是俺答的对手，怎么办？想了想，他决定以重金贿赂俺答，让俺答勿犯大同而转寇其他地方。俺答拿到钱后，果真移兵东去，先攻宣府，遭守军抗击。兵部尚书丁汝夔请调兵加强古北口等地防守，俺答声东击西，佯攻古北口，主力部队却来到密云，转攻怀柔、昌平，抵通州，纵兵四掠。通州离京城不远，在京城的皇上和大臣们知道俺答率军到来，惶恐不已，赶紧开始戒严。 当时京城兵籍不少是虚数，禁军只有四五万人，且一半为老弱兵，又缺少战具甲仗，战斗力很差。嘉靖皇帝知道土木之变明英宗被蒙古俘虏的事件，他可不想让灾难再次上演，于是召集首辅严嵩、大学士李本和礼部尚书徐阶商议对策。皇帝问严嵩:“严阁老，你有何良策？” 严嵩竟然回答：“俺答就是来抢食的，不足患。”意思就是俺答抢完就走了。 徐阶反驳说：“俺答在城下杀人放火，哪里是抢食而已？正须议御敌之策。” 可是严嵩不懂军事，提不出对策。当时俺答放回所俘虏的人员，令他们将“求贡”文书交给明朝皇帝。徐阶也看了看该文书，只有汉文，没有蒙文，他心生一计策，说按照惯例文书得有汉文、蒙文版，就让使者跟俺答说这个事，让俺答再写份蒙文的文书来，由此一来二去可以拖延时间，并飞檄召诸镇兵到京城勤王。嘉靖皇帝觉得此计不错，答应了，并渐渐重用徐阶。同时急集兵民及四方应举武生守城，当时来京城考试的戚继光也防城的行列中，还写了《备俺答策》，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
|
@吕笔活2021 2022-04-03 12:54:47 这部分改成现代文版： 但是即便如此，日本怀良亲王仍不思悔改，似乎也不害怕，有意跟朱元璋掰掰手腕似的，特意托人向朱元璋回了封信，《明史?日本传》记载了信的内容，信中主要意思如下： 你们中华有君主，难道就不允许夷狄之族有君主？天下是所有天下人的天下，而不是一个人的天下，我们也是有份的。我们倭国虽然是个偏僻弱小的国家，城池不满六十个，封土不足三千里，但我已存知足之心了。陛下您是中华的君主，是万乘之君王，拥有城池数千个，封土百万里，但还存有不知足之心，常起灭绝异邦的意图。这可是不妥的。要知道，上天忽发杀机，便会移星换宿；大地忽发杀机，便会龙蛇走陆；而人忽发杀机，便会天地反覆。我听说贵朝廷有兴战的意图，其实我们小国也有御敌之策，我们的水泽之地，山海之洲，自然已有防备，岂肯跪在路途中遵奉你们？倘若是您胜我败，尚且可满足贵国的意图；但若是我胜您败，您就蒙受小邦的羞辱了。所以，我们还是以讲和为上策，以罢战为强计，免得生灵涂炭，希望贵国考虑清楚。 此信表面上夸赞明朝，但其实是极尽挖苦嘲讽，表明日本虽小，但是做好准备的，不怕打仗，当然最好是讲和罢战。朱元璋看到此信，气得都要爆掉，他真想派军队好好教训小日本，但是想到元朝曾失败的前车之鉴，就作罢了。这也体现朱元璋还是十分克制的。 |
|
@吕笔活2021 2022-04-03 12:54:47 但是即便如此，日本怀良亲王仍不思悔改，似乎也不害怕，有意跟朱元璋掰掰手腕似的，特意托人向朱元璋回了封信： “臣闻三皇立极，五帝禅宗，惟中华之有主，岂夷狄而无君。乾坤浩荡，非一主之独权，宇宙宽洪，作诸邦以分守。盖天下者，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臣居远弱之倭，褊小之国，城池不满六十，封疆不足三千，尚存知足之心。陛下作中华之主，为万乘之君，城池数千余，封疆百万里，犹有不足之心，常起灭绝之...... ----------------------------- 这部分改成现代文版： 但是即便如此，日本怀良亲王仍不思悔改，似乎也不害怕，有意跟朱元璋掰掰手腕似的，特意托人向朱元璋回了封信，《明史?日本传》记载了信的内容，信中主要意思如下： 你们中华有君主，难道就不允许夷狄之族有君主？天下是所有天下人的天下，而不是一个人的天下，我们也是有份的。我们倭国虽然是个偏僻弱小的国家，城池不满六十个，封土不足三千里，但我已存知足之心了。陛下您是中华的君主，是万乘之君王，拥有城池数千个，封土百万里，但还存有不知足之心，常起灭绝异邦的意图。这可是不妥的。要知道，上天忽发杀机，便会移星换宿；大地忽发杀机，便会龙蛇走陆；而人忽发杀机，便会天地反覆。我听说贵朝廷有兴战的意图，其实我们小国也有御敌之策，我们的水泽之地，山海之洲，自然已有防备，岂肯跪在路途中遵奉你们？倘若是您胜我败，尚且可满足贵国的意图；但若是我胜您败，您就蒙受小邦的羞辱了。所以，我们还是以讲和为上策，以罢战为强计，免得生灵涂炭，希望贵国考虑清楚。 此信表面上夸赞明朝，但其实是极尽挖苦嘲讽，表明日本虽小，但是做好准备的，不怕打仗，当然最好是讲和罢战。朱元璋看到此信，气得都要爆掉，他真想派军队好好教训小日本，但是想到元朝曾失败的前车之鉴，就作罢了。这也体现朱元璋还是十分克制的。 |
|
兵部尚书丁汝夔也找到首辅严嵩，问严嵩怎么办。严嵩说若在边境战败，还可以隐瞒败绩；但若在京郊战败，则难以掩饰，因此勿轻易出战，俺答兵饱食后就会自动退却。丁汝夔听到首辅的指示，便傻傻地执行了，命令部下坚壁防守，不轻易出战，任由俺答兵抢掠百姓财产，共掠走牲畜数百万头，焚烧房舍万间，百姓死亡和被掠者达六十万，让百姓痛苦不堪。 后来各地勤王兵纷纷到位。仇鸾知道俺答前往了京城，十分害怕，为了减少罪责，也赶紧率兵到京城来。俺答一看形势不妙，便撤军而去。嘉靖皇帝追究责任，将兵部尚书丁汝夔、兵部侍郎杨守谦逮捕入狱。就在此时，严嵩还欺骗丁汝夔，说：“有我在，不会让你死的”。丁汝夔还傻傻地相信严嵩的鬼话。不久，就被斩首了。死前丁汝夔大骂：“贼嵩误我！” “庚戌之变”暴露出明王朝在政治军事上的腐败无能，暴露出严嵩的阴险狡诈，这就是内阁首辅严嵩的“政绩”。这就是朝廷和严嵩杀害曾铣、夏言招致的后果，若曾铣、夏言在，想必不会让俺答轻易南下。可是历史没有假设。 |
|
当时南方频频遭遇倭寇侵袭，而海防呈废弛状态。 当时广东沿海七卫，每卫均设五个千户所，按编制当有军卒三万九千多人，但这时实际只有八千多人。福建镇海卫下辖八个千户所，军队总额当有八千九百多名，但实际只有一千五百人。 福建各水寨的兵卒也逃亡不少人，如烽火门水寨（在今福建霞浦）原额四千多人，但实际只剩一千多人。南日水寨（在今福建莆田）原额三千多人，但实际只剩二千多人，铜山水寨（在今福建东山）、玄钟水寨（在今福建诏安）原额均一千多人，但只剩六百多人。此外，浙江的黄华水寨、江口水寨、镇下门水寨、白岩塘水寨这是均已完成撤防。 而且战船都是破损不堪，没法作战。如南直隶金山卫原有哨船一百六十艘，此时已不复存在。铜山水寨、玄钟水寨原均有战船二十艘，现分别只剩一艘、四艘。这么糟糕的海防，哪里防得了倭寇侵袭？ |
|
第八章倭寇组成 明朝初期的倭寇成分比较单一，纯粹是日本人，如望海涡一战的倭寇就是日本人。但嘉靖年间倭寇的组成十分复杂，既有日本武士、浪人、海盗、商人、失业之民等，也有中国的海盗、流民、被掳掠的百姓等，故亦有真倭和假倭之分，但不管真倭、假倭，一般又统称倭寇。具体而言，倭寇的组成主要有以下人员： 其一是日本武士、浪人。在日本群雄割据时期，一些诸侯国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需要大量资金支持，于是支持武士到大明劫掠，从而成为倭寇。日本诸侯国之间互相攻伐，有的取胜亦有的战败，战败的诸侯国武士逃跑后，无家可归，有的武士索性纠集由无赖之徒组成的浪人，亡命入海，形成倭寇，到大明劫掠。 其二是日本商人、海盗。随着日本经济的发展，一方面能够将本国的货物卖给其他国家包括大明，另一方面需要通过贸易购进本国所需要的货物，满足国内人民需求，并达到追求利润的目的。由此，日本产生了一批的商人。但是这些商人往往是亦商亦盗，能正常做生意赚到钱就做正当的商人，不行就索性翻脸当起海盗劫掠。如前文所提的日本大内氏，他就将勘合贸易权转包给商人，这些商人经常劫掠其他人的船只，成了海盗。来到大明开展勘合贸易的大内氏船队，里面就混杂着商人、海盗，当贸易遇到问题时，海盗的本性就暴露无遗，直接打砸抢烧。 其三是日本失业之民。日本长年战乱，天下大乱，各诸侯国征伐无度，受害最大的是老百姓，而幕府政治腐败，能力有限，难以体恤人民，加上战乱时天灾往往随之而至，导致人民失业，流离失所，有的就流为寇盗。 其四是中国商人、海盗。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明朝经济不断发展，特别是中国的丝绸、瓷器等货物深入外国人的喜欢，明朝虽然与外国实行勘合贸易，但根本满足不了交易需求，由此有一批人投入到与海外贸易的行列中，不过明朝实行海禁，这些商人便实行走私贸易，起初开展的是纯粹的生意，但有的不遵照游戏规则，索性壮大势力，招兵买马配备武器成为海盗，劫掠他人船只货物，且与日本倭寇勾结，认贼作父，当起汉奸，引导倭寇劫掠大明。典型的人物有许栋、王直、徐海、陈东、叶麻、毛烈、萧显等。 其五是中国流民。明朝中叶，土地兼并严重，皇亲贵族、大臣和地方豪绅通过各种手段占得大量土地，如严嵩就占得袁州一府四县的绝大部分土地，还在南京、扬州、北京强夺或买入大量的土地。地主豪绅大肆盘剥农民，农民交不起租税，就逃亡成为流民，土地兼并越严重流民则越多，有些流民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很容易依附海盗和倭寇，加入劫掠的队伍中。此外，当时为了实施海禁，将海岛居民内迁，并禁止沿海渔民下海和经商，导致这些人群生计困难，有的索性铤而走险，依附商人、海盗或倭寇，受他们的指挥开展劫掠。 其六是中国被掳掠的百姓。倭寇进犯大明国土时，除了抢劫财物外，还往往掳掠大量的人口，主要是青壮年男人和妇女。掳掠的妇女主要是供奸淫玩乐用，而掳掠的青壮年男人，除了一部分被当奴隶转卖赚钱外，也有一部分被迫加入倭寇行列中。 其七是中国沿海起事者。沿海的一些农民因为不堪忍受官府压迫，而聚众起事叛乱，同时为了扩大自己势力，以避免被军队镇压下去，他们往往会跟倭寇合作，共同开展劫掠，以获得更多的财富，增强自身的实力。该类典型的人物有在粤闽一带起事的张琏、吴平、曾一本、萧雪峰等。 |
| [收藏本文] 【下载本文】 |
| 煮酒论史 最新文章 |
| 谈谈历史，看上至千年每个朝代的和平时期 |
| 亚历山大是中国人？ |
| 秦桧是不是被诬陷，乃至千百年来一直替人背 |
| 对越作战解放军老兵的回忆(整理版) |
| 酒鬼也来说说《山海经》 |
| 历代研究《穆天子传》西行线路的死穴 |
| 连载长篇原创《一本正经说晋朝》 |
| 保卫司马南 |
| （第四篇）透过《燕云台》追寻辽朝之往昔 |
| 一个国家如果有几万年历史，不会造飞机火车 |
| 上一篇文章 下一篇文章 查看所有文章 |
|
|
娱乐生活:
电影票房
娱乐圈
娱乐
弱智
火研
中华城市
印度
仙家
六爻
佛门
风水
古钱币交流专用
钓鱼
双色球
航空母舰
网球
乒乓球
中国女排
足球
nba
中超
跑步
象棋
体操
戒色
上海男科
80后
足球: 曼城 利物浦队 托特纳姆热刺 皇家马德里 尤文图斯 罗马 拉齐奥 米兰 里昂 巴黎圣日尔曼 曼联 |
| 网站联系: qq:121756557 email:121756557@qq.com 知识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