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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论史]请问史记和左传到底谁抄袭了谁？ |
| 作者:红杉天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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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里有很多和左传相似的资料 到底是史记参考左传，还是左传参考史记呢？ 我倾向于左传参考史记。 如左传于隐公三年补充的材料 “四月，郑祭足帅师取温之麦。秋，又取成周之禾。周、郑交恶。” 史记相类似的记载在郑世家，有 “二十四年，宋缪公卒，公子冯奔郑。郑侵周地，取禾。” 若是史记参考左传，那么史记就不会只记载“郑侵周地，取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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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在详略程度上，左传比史记更详细的。 若史记参考左传，就不会存在这种问题。 比如史记和左传都记载了“郑伯克段”的故事。 号称春秋战国时代成书的左传，明显要比汉代成书的史记记载的更详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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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讨论左传和史记谁抄袭谁呢？ 因为左传成书并非在春秋战国时代。 为什么？ 左传于隐公三年补充的材料 “四月，郑祭足帅师取温之麦。秋，又取成周之禾。” 麦指的是冬麦，汉代说文解释麦道：“芒穀,秋穜厚薶,故謂之麥”。冬麦秋即播种，来年夏季四月份成熟。 禾在说文里的解释是“嘉穀也。二月始生,八月而孰,得時之中,故謂之禾”。也就是说禾确实是在八月秋季成熟。 本来是没什么问题，对吧？ 但是左传用的是周历，周历四月，是农历二月，周历秋七八九月，是农历五六七月，禾还未成熟。 左传用周历有没有证据呢？ 有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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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在僖公五年，补充了这样的材料 “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 所谓日南至就是冬至，太阳在最南边，因此叫日南至。 此外，在昭公二十年，左传又补充了一次冬至的记录 “二十年春，王二月己丑，日南至”。 冬至在“正月”、“二月”，是左传认为春秋使用周历的证明。 因为周历正月是农历的十一月，周历二月是农历十二月。而冬至一般出现在农历的十一、二月。 “四月，郑祭足帅师取温之麦。秋，又取成周之禾。” 说明左传作者生活在使用类似夏历历法的年代，因此才会不自觉的使用农历。 周以后使用类似夏历的历法的是汉朝。 汉朝于太初元年使用太初历。 因此可以得出左传成书最早不早于太初元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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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左传成仅用历法来限制会不会太草率了？ 史学界有“孤史不为证”的说法 因此我们再说一处证据。 宣公三年，左传记载了这么一件事： “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焉。对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两，莫能逢之，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迁于商，载祀六百。商纣暴虐，鼎迁于周。德之休明，虽小，重也。其奸回昏乱，虽大，轻也。天祚明德，有所厎止。成王定鼎于郏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 这段记录是什么意思？ 大致上就是左传记载的一件“预言”。预言什么呢？“楚子问鼎”，也就是“楚将代周”的意思。 并记录了周朝的命运“卜世三十，卜年七百”。 我们知道，汉朝就是楚人建立起来的。 这段预言其实是为汉朝的合法性背书。 左传在汉朝后期崛起，不无原因。 我们知道，预言这事有是有，但是一般不会如此准确，清楚。 左传最受人诟病的问题之一就是好预言。 真么准的预言，为什么会受人诟病呢？ 因为这个预言，恰恰证明了左传成书时间。 也就是说，所谓史书中的预言，大多是后人由于知道结果，因此“杜撰”出的预言。 古今中外，研究左传的人，往往以预言准确与否来确定左传的成书时间。 当然，如果仅有预言的话，我觉得说服力还是不够。 因此这段预言只是作为补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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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用史记的“十二诸侯年表”关于“左氏春秋”的记录，来证明左传成书时间。 但是“十二诸侯年表”中关于左氏春秋的论断并不能站住脚。 为什么？“十二诸侯年表”中的叙述和“儒林列传”不相符。 ”儒林列传“主要记载了春秋的传承一事。 若左氏春秋真如“十二诸侯年表”中的叙述的那样”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 那么必然不会在“儒林列传”中毫无记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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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左传和史记，可以发现左传和史记之间存在抄袭。 例如左传在闵公元年记载了如下事件 “晋侯作二军，公将上军，大子申生将下军。赵夙御戎，毕万为右，以灭耿、灭霍、灭魏。还，为大子城曲沃。赐赵夙耿，赐毕万魏，以为大夫。士蒍曰：“大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为之极，又焉得立。不如逃之，无使罪至。为吴大伯，不亦可乎？犹有令名，与其及也。且谚曰：‘心苟无瑕，何恤乎无家。’天若祚大子，其无晋乎。”卜偃曰：“毕万之后必大。万，盈数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赏，天启之矣。天子曰兆民，诸侯曰万民。今名之大，以从盈数，其必有众。”初，毕万筮仕于晋，遇《屯》ⅴⅲ之《比》ⅴⅰ。辛廖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蕃昌。《震》为土，车从马，足居之，兄长之，母覆之，众归之，六体不易，合而能固，安而能杀。公侯之卦也。公侯之子孙，必复其始。”” 史记在晋世家也有类似的记载 “晋献公作二军。公将上军，太子申生将下军，赵夙御戎，毕万为右，伐灭霍，灭魏，灭耿。还，为太子城曲沃，赐赵夙耿，赐毕万魏，以为大夫。士蔿曰：“太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为之极，又安得立！不如逃之，无使罪至。为吴太伯，不亦可乎，犹有令名。”太子不从。卜偃曰：“毕万之後必大。”万，盈数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赏，天开之矣。天子曰兆民，诸侯曰万民，今命之大，以从盈数，其必有众。”初，毕万卜仕於晋国，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後必蕃昌。”” 可以看到，左传到”其後必蕃昌。“为止，除了多一句预言晋国灭亡的”天若祚大子，其无晋乎。“外，和史记的内容一模一样。 那么是谁抄袭谁呢？ 我倾向于左传抄袭史记。 为什么？ 因为左传这一段其实和春秋无关，本身并没有必要记录。 补充这一段信息，完全是画蛇添足。 当然，仅靠猜测是不行的。 要通过语法，用词以及文笔来判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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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司马迁本人懂历法，写完史记距改正朔的太初元年时间不远。 若左传成书早于史记，那么左传成书时间就是从太初元年开始，有十四年。 这么短的时间，一是不够历法普及，二是不够影响力大到让司马迁抄。 更何况，在司马迁之前，并没有任何关于左传的记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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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大概会用浙大楚简来证明左传在史记之前。 首先申明，我相信中国专家不会学术造假。 毕竟学术造假除了获得名声关注以及项目拨款外没有任何好处。 那么浙大楚简到底在哪出土的啊？ 不知道。 不知道为什么敢买呢？ 或者说不知道为什么有人买呢？ 大概凭专业知识知道是真的？ 但是听说专业测试是在买了之后进行的呢。 没确认之前哪来的信心和钱买呢？ 不知道，大概这就是专家的作风吧。 万一，买来了，检测后发现是假的，专家会承认吗？ 我相信会承认的。 毕竟汉芯造假后除了退还拨款及解聘外，并没有任何人受到损失。 既然如此，承认自己失误又如何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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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中关于左氏春秋来源的记载（引自楚元王传）： “歆及向始皆治《易》，宣帝时，诏向受《穀梁春秋》，十余年，大明习。及歆校秘书，见古文《春秋左氏传》，歆大好之。时丞相史尹咸以能治《左氏》，与歆共校经传。歆略从咸及丞相翟方进受，质问大义。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歆亦湛靖有谋，父子俱好古，博见强志，过绝于人。歆以为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后，传闻之与亲见之，其详略不同。歆数以难向，向不能非间也，然犹自持其《穀梁》义。及歆亲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皆列于学官。” 从上文可以看出，在刘歆之前，并没有所谓的古文左传流行，否则不会有“共校经传”、“《左氏传》多古字古言”一说。 那之前有没有左传呢？ 应该是没有的。 为什么？ 楚元王传下有说道： “及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为官，而得古文于坏壁之中，《逸礼》有三十九篇，《书》十六篇。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遭巫蛊仓卒之难，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旧书，多者二十余通，臧于秘府，伏而未发。孝成皇帝闵学残文缺，稍离其真，乃陈发秘臧，校理旧文，得此三事，以考学官所传，经或脱简，传或间编。” 也就是说，左传直到汉成帝之前，都“臧于秘府，伏而未发”。 刘歆正是在汉成帝时期，校正翻译左传的。 也就是说，从汉书上，可以明确的看出，“今文”左传成书于刘歆。 至于古文左传原书？抱歉，没有了。 刘歆时代，史记已经成书且流传，左传成书的过程中有没有抄袭史记呢？ 你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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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文笔外，有没有其他方式判断左传和史记谁成书更早呢？ 有的。 通过比较左传和春秋公羊传，可以明显看出左传成书晚于公羊传。 举一个例子。 春秋一共记载了十二位“夫人”的薨葬 公羊传解释了每位夫人的身份。 如隐公元年“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 公羊传曰：“仲子者何？桓之母也。何以不称夫人？桓未君也。” 隐公二年“夫人子氏薨”。 公羊传曰：“夫人子氏者何？隐公之母也。何以不书葬？成公意也。” 庄公二十二年“葬我小君文姜”。 公羊传曰：“文姜者何？庄公之母也。” 其他的类似，我就不全引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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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观左传，有解释吗？ 没有。 没有解释有两个原因，一是虽然没有解释，但是通过上下文，能知道谁是谁； 二是大家已经熟知，没有必要解释。 左传是哪种呢？ 其实纵观左传，有些夫人，确实不解释我们也知道谁是谁，不解释也没关系。 但是有一位是特殊的。 襄公二年，“葬我小君齐姜。” 齐姜是谁呢？ 成公九年，左氏记载： “穆姜出于房，再拜，曰：“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及未亡人。先君犹有望也！敢拜大夫之重勤。”” 首先确认左传认为齐姜不是成公的母亲，即齐姜不是宣公夫人。 文公四年“逆妇姜于齐” 成公十四年“叔孙侨如如齐逆女。” 文公和成公的夫人都是姜氏，哪个是齐姜呢？ 左传没解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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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缺少解释的情况，左传还有很多。 比如，“朝”“聘”“赗”“赙”“含”……同样解释春秋的公羊传、谷梁传都有解释。 左传没有。 为什么没有？ 是因为左传风格如此，向来不解释吗？ 并不是。 如庄公三年，左传解释“公次于滑”，说道“凡师，一宿为舍，再宿为信，过信为次。” 那为什么有些左传不解释呢？ 大概是默认大家都懂，因此不必解释吧。 也就是说，左传成书于公羊、谷梁普及之后，很多东西已经成为常识，不必解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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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史记、汉书儒林传的记载，公羊传、谷梁传从成书到普及，再到史记成书，时间并不远。 如果左传晚于两传，那么左传晚于史记的可能性也很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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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确定左传成书的时间时，往往喜欢根据左传“预言”的准确性来进行判断。 常见的有以文公六年，左传的“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复东征也”，认为左传作者未见到商鞅伐魏（公元前340年）。 也就是说大多数学者以此预言，认为左传至少在公元前340前已经成书。 然而有趣的是，这段预言也出现在史记里。 史记，秦本纪，“三十九年，缪公卒，葬雍……君子曰：“秦缪公广地益国，东服强晋，西霸戎夷，然不为诸侯盟主，亦宜哉。死而弃民，收其良臣而从死。且先王崩，尚犹遗德垂法，况夺之善人良臣百姓所哀者乎？是以知秦不能复东征也。” 对比左传的预言 “君子曰：“秦穆之不为盟主也，宜哉。死而弃民。先王违世，犹诒之法，而况夺之善人乎！《诗》曰：‘人之云亡，邦国殄瘁。’无善人之谓。若之何夺之？”古之王者知命之不长，是以并建圣哲，树之风声，分之采物，著之话言，为之律度，陈之艺极，引之表仪，予之法制，告之训典，教之防利，委之常秩，道之礼则，使毋失其土宜，众隶赖之，而后即命。圣王同之。今纵无法以遗后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难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复东征也。” 可以看出，这两段非常相似，而且左传要比史记详细很多。 那么秦国从什么时候开始不再东征了呢？ 春秋经文里最后关于秦东征的记载，襄公十一年“秦人伐晋”。 也就是说，秦不复东征，至少要在襄公十一年之后。 若是按照左传的记录，则要到定公四年之后。 左传在襄公二十六年记载 “楚子、秦人侵吴，及雩娄，闻吴有备而还。遂侵郑，五月，至于城麇。郑皇颉戍之，出，与楚师战，败。” 定公四年“秦哀公为之赋《无衣》，九顿首而坐，秦师乃出。” 这两次是“伐吴”、“侵郑”，郑国和吴国都在秦国东边，不可不称为“东征”。 史记在此记载“哀公……十五年……晋公室卑而六卿强，欲内相攻，是以久秦晋不相攻。”以此圆“预言”。 但是这段只说“秦晋不相攻”，并未涉及“东征” 那么除了伐晋以外，秦有没有东征呢？ 有的，根据史记记载 “哀公……三十一年，吴王阖闾与伍子胥伐楚，楚王亡奔随，吴遂入郢。楚大夫申包胥来告急，七日不食，日夜哭泣。于是秦乃发五百乘救楚，败吴师。” 此次战役发生在鲁定公时期左传补充的“秦师乃出”，即“伐吴”。 之后又有“厉共公……十六年，堑河旁。以兵二万伐大荔，取其王城。”大荔在今渭南，位于秦的正东边。 如果“东征”是特指“伐晋”呢？ 按照史记记载“灵公六年，晋城少梁，秦击之。” 这时候还没到正常学者认为左传成书的下限，田氏代齐呢。 综上可知，所谓“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复东征也”根本就不是一个能自圆其说的预言。 秦国根本不存在一个所谓“不复东征”的时期。 既然不能自圆其说，当然也很难用这个预言来断定左传的成书时间。 汉书明文记载了“今文左传”成书的时间。 也就是说，左传的预言很有可能是后人根据史记记载，修改得来的。 用预言来推断左传成书时间，并不容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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