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煮酒论史] 中华传统文化系列之《起源》[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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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论史]中华传统文化系列之《起源》[第1页]

作者:梨花居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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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及中华传统文化，有一个人我们必须了解，那便是有“万世师表”之称的孔子，因为掌握了孔子的文化理念便是掌握中华文化的核心脉络，按图索骥，才有可能洞悉中华文化的来龙去脉。

孔子的出身本不太好，先祖虽是宋国国君“微仲”，但孔氏一门是宋国公室“五世亲尽”别出的公族（王室后裔），而孔丘本人的公族身份具有争议，乃至无权承祀（继承家世）。而造成这一切的原因需从孔子的父亲“叔梁纥”说起。

叔梁纥本是西周王朝宋国第二位国君“微仲”（微子胞弟，殷商后裔）的十三世子嗣，但为躲避宋国战乱流亡至鲁国，任鲁国陬邑大夫，属于周王朝“天子——诸侯——公族——庶族——奴隶”体系中的公族阶层，与正妻施氏育有九女，但无子，故无人承祀（继承叔梁纥大夫官职与公族身份）。妾室虽生一子孟皮，但孟皮有腿疾，依礼（周礼）不宜承祀，便与鲁女颜征在野合生下孔子，但周礼规定公族与庶族结合为“野合”，野合子嗣同样不宜承祀。因此叔梁纥死后三岁的孔子与母亲颜征在生活艰难，孔子成年前甚至都不知父亲叔梁纥葬于何处。但就是这么一位不宜承嗣的野合小子却成为东周文化史上立志复兴“周礼”的中流砥柱，尊奉“周礼”的程度近乎谄媚，如孔子得子时鲁昭公曾赏赐孔子一尾鲤鱼，孔子便为儿子取名“孔鲤”，可见野合出身的孔子是多么希望得到正统阶层的认可。但正因如此，孔子才成为东周文化史上立志复兴“周礼”的中流砥柱，只是这种缺少什么便分外珍惜捍卫什么的迫切心态现代国人大多无法诠释，因为新中国的建立彻底打破了封建阶级壁垒，消除了公族与庶族间的隔阂，但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阶级壁垒根深蒂固到只能妥协无法消除的恐怖地步，直至唐初科举制度的诞生才打破了“子承父业”的西周职业传承礼仪制度。

古时因交通不便导致信息闭塞，人们获取谋生手段的方式极为有限，不得不采取‘父传子，子传孙，子子孙孙，代代相传’的方式传承生存职业，这便周礼“子承父业”的由来。孝道文化中‘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指出同样也是这个问题，“后”并非指后代，而指家族事业后继有人，司马迁为何写《史记》？因为汉初的司马氏家族世世代代都是史官。还有中华史学界闻名遐迩的“崔杼弑庄公”一案，又为何被春秋齐史记载了三次？因为齐国权臣崔杼设计谋杀了齐庄公后，齐国史官便在齐国史书中秉笔直书“崔杼弑庄公”，恼羞成怒的崔杼便杀了史官，命接任者重写齐史。但因为子承父业的西周礼制缘故，接任者为原史官的胞弟，依然在齐史中记载“崔杼弑庄公”。于是崔杼再杀史官，再继任者为史官家族的幼子，依旧秉笔直书“崔杼弑庄公”。这便是孔子立志恢复的西周礼仪制度中史官的礼法职责“秉笔直书”，与后世清修明史隔代叙史的风格有很大区别。

孔子在中华文化史上的成功绝非偶然，宋明理学大师王阳明曾说人生当务之急便是立志，于是在很小的时候便为自己立下“读书做圣贤”的非凡志向。还有新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周恩来，也是在少年时期便为自己立下“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远大志向。但这些伟大与凡人的区别并非仅仅在于确立非凡的人生志向，而是不忘初心，对志向不锲而不舍的执行力。因此王阳明强调认知为行为指明了方向（知是行的主意），而卓越的执行能力才是成就不凡人生的关键所在（行是知的功夫）。言下之意，执行能力差的人，修身功夫不到家。因此王阳明、程颐等儒学大师都很反对背死书，甚至认为将《四书》《五经》背的滚瓜烂熟是玩物丧志。因为读书不是行为艺术，而是为了学以致用。难道孔子没说过“三人行必有我师”，从他人身上吸取长处的人生哲理就是谬论？难道牛顿没有定义万有引力，我们就能飞上天？如果您相信科学就请相信，“一字不漏”与“融会贯通”不等价。
而学习《论语》的真正目的是学习《论语》中记载的孔子言行与理念，以期成为像孔子那样的正人君子。因此《论语》开篇便阐述了学习的真实意义——学而时习之。而学习的真实含义可以通过拆析繁体字的字形字义解答，因为中华繁体字是目前世界上唯一还在普遍使用的象形文字，具有拆字即意的神奇能力。不信我们试试。

‘学习’的繁体为‘學 ’，‘學’字上半部由两只手朝下的形状组成，寓意提携、教授、教导；下半部则由屋内一子组成，寓意孩童汇集之所。如此上行下效，‘學’字指孩童们在师长的提携、教导下掌握知识；‘ ’字则重点讲解了掌握知识的过程与方法，上半部双羽寓意二鸟飞行，重申了‘學’字上半部提携、教导之意，会意大鸟前飞，小鸟随后效法练习；下半部一白则会意光明，引申《大学》中‘明明德’宣扬上天光明德行的学习终极纲领，引申學是通向上天德行的光明大道。

言归正传，孔子十五岁便立志于学，深悉學之道，因此养成“言传身教”的教育理念，凡是自己未能学以致用的文化知识，孔子从不会当做教案为弟子讲解，如孔子本人认可的至高人生德行“中庸”的内涵，在《论语》便没有阐述。因为孔子自认做不到中庸，甚至包括他的得意弟子颜回也只能恪守中庸月余。但孔子并非不知道中庸的内涵，否则说不出“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等中庸哲理丰富的话语。只是在孔子看来，只知大意却未能做到的学问主张不是真知，都不能用以教学，以免误人子弟。

想想不是这样吗？我们自己都放不下手机，却要求孩子们不玩手机，如此缺乏言传身教的教育方式只能让孩子们学会虚伪与狡诈，我认为，这才是现今中国教育所面临的最大问题。

我家孩子今年三岁，正值“三岁看到老”的年龄，因此我分外关心她的启蒙。我发现，当我与妻子玩手机的时候她也在玩手机。当我们躺着看电视，她也躺着看电视。当我们喝可乐避暑时，她也喊渴、喊热、嚷嚷着要喝可乐。但当我们看书或工作时，她会翻出自己的涂画本模仿我们工作时的样子在涂涂抹抹。当我们放下手机走出户外，她也会马上关上电视放、下手机跑到鞋柜里拿出自己的小鞋（我们平时的习惯）。总之，平日里我们如何对待生活，孩子便模仿我们生活。近代法国社会学家塔尔德总结，人的社会行为归根结底是模仿，社会下层人士具有模仿社会上层人士的倾向。而这种深刻的社会认识至少在两千五百年前的中华大地便已经产生，那便是中国人耳熟能详“人性本善”规则。

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善”指正确恰当的行为或价值导向，如春秋时期如果某人的主张得到认可，他人便会夸赞：“此言大善！”言下之意这个主张可取可行。所谓“从善如流”“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的本意皆指从众多行为理念当中选择正确恰当的模仿。而正常人从降生的那一刻起模仿便已经开始，为什么说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因为父母是孩子人生中第一个模仿对象，之后才是老师，同学，偶像，进入社会后孩子们的模仿对象则会转变为上司等成功人士。因此我认为，教育好孩子的最佳方式是改造好我们自己，力争成为孩子们终身的模仿对象。

如此，便牵扯出一个任何中国人都无法回避的文化现实——中华民族分辨是非善恶，正确或恰当的标准是什么？是天神的旨意吗？不是，是礼，是华夏祖先传承给中华儿女的宝贵文化知识。但德国哲学大师黑格尔因此认为以《论语》和孔子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不过是跟头摔多得的困之勉行，空有庞大的经验累积，却缺少与世界相处的方法理论。因此黑格尔如此评价《论语》：“我们看到孔子和他的弟子们的谈话（论语），里面所讲的是一种常识道德，这种常识道德我们在其他民族里也能找得到，可能还要好些……”。

还如此评说孔子:“孔子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上的训诫，除此我们不能获得任何特殊意义上的东西”。

    黑格尔或许认为中华传统文化不过是茹毛饮血的原始人结绳记事的经验产物，但因时代所限黑格尔的理论过度唯心，缺乏唯物主义公平公正的科学观念，失去了对“未知”该有的敬畏。

    什么是科学精神？实事求是！实际检验！如果我家车库里隐藏着一条无法被实际检验的巨龙，那么它的存在虽然不科学，但“不科学”与“不存在”并不等价，科学只是无法证明它的存在，并非是确定了它的不存在！如同以太，虽然“以太”的存在从未被科学证实，但科学也从未把“以太”排除在“科学理论”之外。

    而在东方哲学体系内“未知”非但不等同于“无知”，恰恰相反，老子认为“夫唯无知，是以不我知”，人只有站在无知的立场上端正学习心态，才有可能破解未知。毕竟在未知面前，任何人与任何理论都是无知的，否则“未知”何以谓“未知”？这才是具备科学精神的人文理念。还例如办案，我们不能因为嫌疑人没有不在场的证据，就认定他是罪犯。

如此一来，中华传统文化的起源便成为不得不破解的艰巨谜题，尤其是在东西文化激烈碰撞今时今日，这已成为影响全人类共同命运的千古大事。因为据史料记载，中华传统文化起源于“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的史前传承，而我们最了解中华圣人无疑是孔子，因此要想破解中华传统文化的起源谜题，不得不深入了解孔子和他立志复兴的“周礼”。

    但孔子并非只识周礼，夏礼与殷礼他也学过，但孔子认为周礼最有可能实现他“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的大同志向，于是从善如流的选择了周礼。而周礼真正缔造者周公也顺理成章的成为了孔子的终身偶像。

    孔子晚年常常说自己梦见周公的时候越来少，实是在感叹，自己渴望复兴周礼的人生志向正一点点被现实消磨殆尽。

    但孔子人生最辉煌时期曾官至鲁国大司寇（最高行政长官），在鲁国尝试过复兴周礼，只是却未能如愿。

    于是公元前486年，孔子带领弟子离开鲁国开始周游列国，谋求复兴周礼的其他出路，可依然未能如愿。

公元前483年，孔子六十九岁，感觉时日无多的他返回鲁国，并对自己失败的一生进行了认真的检讨，终于找到了自己未能复兴周礼的原因。

孔子认为，自己要是能在五十岁前精通易学，人生就不会有太大的过错（加（假）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

此段记述隐喻，孔子认为，假如自己五十岁前精通易学，复兴周礼的愿望或许就能实现。因为孔子真正掌握权力，官至鲁国中都宰时正好五十一岁（鲁定公九年）。

更加重要的证据是，孔子得出此认识，既七十岁前后，做到了从前认为不可能做到的中庸境界——随心所欲不逾矩。既高兴不至得意忘形，悲伤不至积郁成疾，处理事务无过无不及，恰到好处。

既是说，孔子七十岁时“得道”了。为了保存此番智慧心得，只阐述前人学说观点，自己并不创新的孔子收集整理了十篇前人注释易学的出彩文章（受到大众认可的喝彩文章），史称《十翼》或《易传》，完成了“韦编三绝”的文化壮举。也因此某些传统文化记载，孔子晚年喜易。

公元前479年春，孔子七十三岁，患病死于鲁国，子夏、曾参等弟子继承了他复兴周礼的伟大遗志，纷纷办学收徒，孔门教育体系因此形成。又历经子思、孟子、荀子等孔门后学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不懈努力与发展超越，至汉初终将孔门教育发扬光大。

    深入了解孔子是因为后世儒学主张的学术观点均以春秋时期孔子渴望恢复的古礼、古制作为核心的继承于发展。直至清末西学东渐，从善如流的中国人才开始接触以“原罪”“忏悔”作为价值核心的西方基督教文化。但“西学东渐”的根本原因是中国人对推动社会发展的自然科学的认可，否则基督教早已取代儒释道遍布中华。

    但东方哲学与自然科学的渊源需从东方哲学讲起，毕竟经过伽利略、开普勒、牛顿、普朗克、波尔、海森堡、爱因斯坦等西方科学家前赴后继的努力科学已无可辩驳，取来便用。但还懂得中华传统文化的人却已不多。因此如何能够条理清晰的讲述清楚中华传统文化成为中华复兴的关键。

    既是说，我们需要了解孔子，了解华夏先贤“取法自然”，制定社会礼仪的来龙去脉。

    “取法自然”顾名思义，指从普遍存在的自然规律中吸取法则规律，定制人文理念。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取法自然”的例子比比皆是，如中华先贤公认的君子之道“言而有信”，便取法于天地自然，循环往复的本质现象。

    中华古者认为天地有来有往时空才得以存续，人类社会的行为也应参考趋同此自然规律（参同天地之化育），遵循“言而有信”的良性循环品德做人处世。反之言而无信的短视行为注定无法久存于世，因为这种行为本身就违背了天地往复的自然规律。

道理说出来非常简单，如同被欺骗，一次可以，两次可以，三次四次还可能被欺骗吗？即便是傻子被欺骗一百次也会醒悟，不再信任。如此，欺骗这种社会行为，注定无法成为维持日月星辰恒久长存在的自然大道。

天地时空循环往复的话题我们将在之后的章节中使用“开普勒行星运动定律”加以证明，但在开始这个话题前我们需要着重了解一个比“循环往复”运用更加普遍的中华民族共性“仁爱”，因为的仁爱理念的取法原型是象数文化的运算基础。

在中华文化史上“仁爱”的含义众说纷纭，但孔子认为仁爱的行为体现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自己要想站稳，也应当帮助他人站稳；自己想要发达，也应当帮助他人发达。这便推己及人，对待他人像对待自己一样的仁爱品德。但孔子并不清楚这种行为品德的取法原型其实是“天地一体”的自然本质。因为他不是老庄，不是道家。

《庄子·齐物论》中记载：“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诈听起来这似乎是一句非常符合庄子性格的疯言疯语，但却完全符合现代科学最前沿的宇宙创生理论“时空大爆炸”。

“时空大爆炸”理论猜测，宇宙在发生大爆炸之前构成宇宙的质能总量便已经存在，但却坍缩为体积无限小，密度无限大，温度无限高的奇点。
既是说，相关科学家猜测构成大千世界的质能总量在150亿年前便已经存在，但时间与空间，质量与能量却浑为一体，组成了无法再分割的时空奇点，类似“盘古开天辟地”传说中天地不分混沌状态。之后“砰”地一声，盘古，不，是宇宙时空诞生了。

因此华夏古者认为天与地，上下四方（空间）与古往今来（时间）；气与形，阳精之变（能量）与阴精之变（物质），是不可分割统一整体。因此古者“取法自然”，哲学出推己及人的仁爱理念。如《庄子》中暗示，世间万物并生，原本一体。但孔子并不清楚这些文化渊源，包括老子与庄子在内可能也了解有限。因为孔子只是位春秋时期，相信并喜好古学，乐于践行的士人；老子则做过东周王室“守藏室之史”，比孔子更加有机会接触到古学古礼而已（孔子学礼时，曾经拜老子为师）；庄子因何知晓古学的渊源不得而知，因为史书中并没有记载庄子师承，只知庄子与孔子都是殷商后裔。

那么仁爱理念的取法原型，“时空一体”有现代科学依据吗？有，那便是量子力学的基础理论“波粒二象性”，波动性与粒子性的叠加现象。

简单讲，“波粒二象性”表达的是例如光子等微观粒子中普遍存在的既是波动，也是粒子的叠加状态。但西方科学家对这种既是A也是B的叠加状态十分困惑，固执的认为事物的起源不可能既是A也是B，既是波动也是粒子。但剥开现象看本质，波动其实能量的表现，在古时华夏称之为“气”；粒子则是物质的表现，古时华夏称之为“形”。而物质与能量并存的现象早已是科学常识，否则原子弹怎么产生？我们又如何长大？不全都是物质转化为能量的过程？

    中国人熟知的天与地的概念，其实就是现代科学重新命名的空间与时间；而能量与物质也不过是天与地的精华所变，既太极理论中两仪生四象的变化。

    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存在这样一种古老的说法：“两仪者，老阳老阴，天地也；四象者，少阳少阴，天地之变也”。

    春秋战国时期，老子唯一的弟子文子在其所著的《文子·自然篇》中特记载：天地上下谓之宇，往古来今谓之宙。
    还有先秦百子之一的尸佼在《尸子》中也记载：四方上下曰宇，往古来今曰宙。
    还有《庄子·庚桑楚》中则记载：有实而无外乎处者，宇也；有长而无本剽者，宙也。唐初训古学家陆德明引用此篇编撰《庄子音义》时注解：上下四方为宇，古往今来曰宙。
    汉初，汉高祖刘邦之孙，淮南王刘安与门客共著的《淮南子·原道训》中记载：神托于秋毫之末，而大宇宙之总。东汉经学家高诱在《淮南子集释》中注解此文：宇宙，喻天地。总，合也。又注：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来曰宙，以喻天地。
    之后，南朝刘峻著《世说新语》，唐朝杨倞著《荀子注》，都曾引用过春秋古说‘天地四方曰宇，古往今来曰宙，以喻天地’。

    最说服力的文化证据是，既是波动也是粒子，既是能量也是物质，既是A也是B的二元叠状态（实为循环状态），能够完美的诠释现今中华文化的核心理念“和谐”，既古说“阴阳平衡”。

    如《黄帝内经》以“形神论”作为基础，将人体视作需要调和阴阳，辨证施治的形神统一体。
    《周易·六十四卦》更是将“天卦”与”地卦”共同设为众卦之首，遵循天地阴阳循环往复，生生不息的自然形态，演化出其余诸卦。

    《周易》起始的卦式有两个，天（阳）与地（阴），而天与地具有彼此循环的特质（阴阳互根），但在循环的过程中阴与阳的比例与排列次序是不同的，有时阴爻占四位，阳爻则填满其余两位。有时阳爻占五位，阴爻则填满剩余一位。这便是孔子保留的《周易·彖传·乾卦》中阐述的“大明终始，六位时成”天地的循环规则。

    “周礼”的制定同样建立在阴阳平衡（和谐）理论的基础上，如君臣，君民，父子，夫妇，兄弟等两两相对的社会礼仪，尽都跟随二元关系的变化随之改变，因为人作为构成社会的主要参与体，可以身兼数职，既可以是君，也可以是父，更加是子……总之要根据担所当的社会身份的不同，以和谐为宗旨（中华传统文化认为“阴阳和谐”是大千事物得以存续的自然共性，故称大道），选择合适的社交礼仪，尽应当的社会义务。比如中国人都知道对待父母要孝敬，但对待儿子也孝敬就不太合适。因为“周礼”中“子对父”的社交礼仪才是孝敬，毕竟父母对子女有养育之恩。“父对子”的社交礼仪则是教养，如此教养与孝敬形成付出与偿还的循环机制，构成犹如天地般往复不息的良性社会体系，这便是“取法自然”的本质，更加是千百年来中华传统社会务求达成的终极目标，生命如此（长命百岁），家国如此（长治久安），天下亦然如此（天下大同）。

也因此，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并不存在绝对意义上的好与坏，只存在合不合适的变化搭配，政令也好，人也罢，对你而言或许都不可取（娶），但对他人却未必如此。何谓举案齐眉？价值观相同，看到同一事件一同皱眉。否则你认为“言而无信”的处世行为不可容忍，你的爱人却认为“言而无信”不伤大雅，如此不和谐的结合怎么可能是无争无讼的天作之合？总而言之，朴实无华的中华儿女早将和谐统一的自然理念运用在中华社会的方方面面，齐家、治国、平天下尽都遵循此法，所以中国人相信团结就是力量，总能在危难时刻迸发出不可思议的巨大凝聚力。因为和谐理念早已植根在每一位中华儿女的灵魂深处。

古老的易学告诫中华儿女世间不存在绝对的真理，因为构成事物的最初结构并不纯一，不是阴也不是阳，不是东更不是西，而是“阴中含阳，阳内藏阴”的和谐理念，而维持和谐不破的奥妙就隐藏古老文化典籍中，如河图口诀所示：“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地四生金，天九成之……”。

河图口诀中“成数”随同“生数”变化而变，最终达成“6-1=5；7-2=5；8-3=5；9-4=5”殊途同归的和谐大道；还有“九宫格”中居中不动，调和金木水火四方的元素依然是“厚土之德”，“中五之能”；女娲取土造人取的也是厚土之德，和谐大道；人之所以能够“万灵之长”，也皆因人类知道和谐，具有参同天地，调和众生的造化能力。

但史前文明与传统文化的话题并非本文讲述的重点，本文立励志以文载道，促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因为两千余年来中华大地从没有任何时刻比今时今日更加接近大同。

如此说是有依据的，因为《礼记·大道之行》对“天下大同”有明确记载，只要我们能破解其中内容，公道自在人心。还有之后我们使用“开普勒行星运动”证明中华民族和谐理念的取法原型——自然大道。也需掌握这篇文章。

首先看《礼记》中的原文：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大道之行”中“大”的本意是“含弘光大”，指日月所及，涵盖万有。

    “道”则指规律、规则。

    如此连贯起来，“大道”指世间万物普遍存在的共性规律，既质量与能量并存，此消彼长的阴阳平衡之理，和谐大道。

    如此“大道之行也”成为全文的开篇，意在定纲，与文尾“是谓大同”遥相呼应，明确了全文遵循“取法自然”的取象效法原则，阐述建设大同社会需实施的步骤与务期达成的勾画远景。

总览全文，古者将实现天下大同分为三个步骤，首先确立正确的价值导向，既遵循自然事物得以存续的共性规律，实施精神文明建设——“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既公平，公正，诚信。

《论语》中孔子也认同“足兵”“足食”“足信”，国防建设，民生建设，精神文明建设中最重要的是精神文明的建设。因为只有坚定了正确了价值导向，大众在之后的民生建设与国防建设中才不至于忘本（本立而道生：根本确立，方法应运而生），迷失在物欲横流与穷兵黩武中。

第二步理顺社会秩序与职责义务——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

“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是说，人们不单要奉养自己的父母，抚育自己的子女，还要使社会形成各正性命，各尽其职，犹如天地般久存的良性社会构架。形成老年人老有所终，为现实大同社会竖立“善始善终”的社会风气与职责；中年人物尽其用，为现实大同社会肩负起“勇于担当”的社会风气与职责；少年则茁长成长，为实现大同社会尽到“继往开来”的社会风气与职责。
但其实以上内容，就是孔子当年对齐景公阐述过的治国之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社会大众各正性命（各自端正性情与使命），各尽其职的治国良策。

    如此捋顺了社会秩序与职责，老而无妻的鳏夫、老而无夫的寡妇、幼而无父的孤儿、老而无子的独老、残疾人才能所有依靠。否则社会职能不明，道德礼仪缺失，孤寡伤残谁人供养？
    之后形成男人有职位（男有分），女人有归宿（女有归），自觉守序，不属于自己的东西绝不据为己有（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人人热衷公益事业，为国奉献（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的礼仪制度。
    如此社会职责明确，礼仪完备，现实大同社会的第二部完成。

    第三步，也是最后一步，论述的是达成天下大同后的社会远景——是故谋闭而不兴（杜绝欺诈），盗窃乱贼而不作（杜绝动荡），故外户而不闭（杜绝犯罪），是谓大同（这便是大同盛世）。

    如此实施“天下为公”，公平的目的是为了长治久安，杜绝动荡；施行“选贤与能”，公正的目的是为刚正法纪，杜绝犯罪；提倡“讲信修睦”，诚信的目的归正人心，杜绝欺诈。
    如此《礼记·大道之行》全文相得益彰，实为《大学》《中庸》后《礼记》中又一篇对社会，对尤其是对当代社会影响深远的古学佳作。同时也是本文之后检验“取法自然”理念的重要证据。

    @梨花居士 2020-08-07 14:50:35
    ‘学习’的繁体为‘學 ’，‘學’字上半部由两只手朝下的形状组成，寓意提携、教授、教导；下半部则由屋内一子组成，寓意孩童汇集之所。如此上行下效，‘學’字指孩童们在师长的提携、教导下掌握知识；‘ ’字则重点讲解了掌握知识的过程与方法，上半部双羽寓意二鸟飞行，重申了‘學’字上半部提携、教导之意，会意大鸟前飞，小鸟随后效法练习；下半部一白则会意光明，引申《大学》中‘明明德’宣扬上天光明德行的学习终极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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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节“习”字的繁体被屏蔽。

上古易学原本分为“象数”与“义理”，自然科学与社会哲学两部分，早在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之前，象数文化便已缺失，以致《尚书》等先秦古籍中只记载了“天一生水，地六成之”等河图口诀，上古易学的文字奥义。却并未配载便于数算推敲的具体的图示，如“太极图”。因此，孔子韦编三绝整理《易传》时也未配载“太极”“河图”“洛书”中的任何一幅。直至五代宋初，“上古三图”重新出世。

北宋理学的出现与上古三图的失而复得不无关系。因为后晋天福四年之前，既公元939年前，上古三图“太极图”“河图”“洛书”处于失佚状态，虽然《尚书》《系辞》《庄子》等先秦古籍中多有文字记载，但具体图示却早已不知所踪。直至公元939年，“白云先生”陈抟游历峨眉山期间，拜民间一位不知名的麻衣相者为师，才有幸重得上古三图（也有一说源于盗墓）。之后，陈抟将上古三图传给自己的学生种放；种放传穆修、李志才；穆修则传周敦颐，周敦颐才依此传承写出《太极图说》等理学大作，开创北宋理学之先河；李志才则传邵雍，邵雍著《皇极经世》与《梅花书》等易学筹算奇书，重开上古象数之玄门。
我们要接下来要开始讲述的天文运算方法，便源于以上传统文化经典的启发。

    @明月照边疆 2020-08-09 01:15:03
    道字之解：人首蛇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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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龙的传人~

首先我们需要考虑，中国传统的社会行为“算卦”是不是一种迷信？如果不是，那么“算卦”的科学依据又是什么？毕竟现代社会事事讲求实际检验，早已不再是从前那个先哲们以神明的名义宣法劝善便能治理好社会的礼法时代。因为人们心中早已有了辨别“可取”与“不可取”的标准，那便是科学。因此未来之世，任何人文理念如果经受不住自然科学严苛检验，注定无法实现大同的人类共同理念。而我们将要开始做的便是这件事，要以自然科学实事为标准，验证华夏祖先自称是“取法于自然”的核心人文理念——和谐。

关于“卦”的由来，《易传·说卦传》开篇记载：“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参天两地而倚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
因此，“参天两地而倚数”便成为古学中的立卦之数，既古者创造“算卦”这种行为的理论基础。更因此，自古以来对“参天两地而倚数”的解释众说纷纭，说什么的都有。我将要为大家讲述的解释是我个人结合现代科学理念对上古易学的新解，也仅代表我一家之言。

    之前阐述过不止一次，华夏古者所指的天与地，既现代科学理论重新定义的空间与时间。因为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老子的弟子文子在其所著的《文子·自然篇》中便记载：天地上下谓之宇，往古来今谓之宙。
    先秦百子之一的尸佼也在《尸子》中记载：四方上下曰宇，往古来今曰宙。
    《庄子·庚桑楚》中也记载：有实而无外乎处者，宇也；有长而无本剽者，宙也。唐初训古学家陆德明引用此篇编撰《庄子音义》时注解：上下四方为宇，古往今来曰宙。
    汉初，汉高祖刘邦之孙，淮南王刘安与门客共著的《淮南子·原道训》中同样记载：神托于秋毫之末，而大宇宙之总。东汉经学家高诱在《淮南子集释》中注解此文：宇宙，喻天地。总，合也。又注：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来曰宙，以喻天地。
    之后，南朝刘峻著《世说新语》，唐朝杨倞著《荀子注》，都曾引用过春秋古说‘天地四方曰宇，古往今来曰宙，以喻天地’。

    因此我认为“参天两地而倚数”中的天与地，分指空间与时间。

    而参者三也，两者二也，如此，“参天两地”很可能是在暗示，在失佚的象数文化中，空间的计算使用三，时间的计算使用二。

    于是我在现行的科学理论中寻找起类似的物理公式，很容易的便找到了“开普勒行星运动定律”——星体空间单位a的三次方，与时间单位T的两次方，等价！
    既是说，在天体运动的过程中存在这样一种普遍现象，星体空间距离单位a的三次方，除以时间单位T的两次方，结果为一。
    而且任何星体都如此，只要它们能保证一个前提，拥有相同的绕心点！

而传统易学将“绕心点”现象称为“极”，既事物（也包含动力）的源头。

但这又让我陷入了另外一个困惑，难道中华古者早已掌握了对“次方”的运用？直至深入了解易学的发展历史才醒悟，中华古者并非没有发现“次方”，而是根据时代发展需求人为的忘却了易学文化中不合时宜的象数部分。如史前“颛顼”发起的“绝天地通”运与三国两晋时期王弼倡导的“王弼扫象”。为什么？因为史前黄帝时期东夷刚刚纳入中华版图，东夷的巫医、巫士总以天地神明的名义蛊惑人心，致使社会动荡。而汉末张角三兄弟同样打着上古象数的名义，掀起了“黄巾之乱”。
《阴符经》对此早有暗示，所谓“天之道，君子得之固躬；小人得之轻命”是说，天地时空之道有德君子得之心存敬畏，躬身奉行爱惜民众之理；逐礼小人得之则见利忘义，不顾百姓死活，草菅人命。比如这次新冠疫情，某世界大国为什么总也治理不好？因为体制决定它见利忘义，亏本的买卖不做。反观我国，以人为本，不计代价的投入民生建设，这便是无德与有德的区别。

其实，孔子为中华民族保存的文化经典《周易·象传·乾卦》中早已阐明古者取象自然，运用次方的关键证据，天地运行之道——天行健！

    《象传》指出，天地的运行之道是“健”，既对等对称的公平之象。

    《说文解字》记载：健，伉也。
    又解：伉，对称匹敌之象。

    古时夫妻也称“伉俪”，取象的便是天地一体，此消彼长的往复之道。寓意夫妻一体，相互包容迁就，方为家庭和谐统一的自然大道。

还有之前提及的孔子的人生理念“仁爱”，取法的同样也是自然中普遍存在的“万物一体”现象，既物质与能量并存的波粒二象性。因此古人强调“大道至简”，不过是同一规则在不同事物中的分别运用。

明确了次方的运用问题，继续讨论“倚数”。

何谓“倚数”？北宋数学家《梅花易数》的作者邵雍认为“倚数”既“拟数”，虚拟之数。如此再根据“倚靠之数”的字面解释分析，“倚数”指的可能是定义数字的依据，既代数中“分母”。如一定数量的苹果可以按斤算，按公斤算，按吨算，按箱算，按堆算……但无论如何表达，“2000斤”“1000公斤”“一吨”“100箱”（每箱10公斤）与“40堆”（每堆50斤）都可以用以表达这一定数量的苹果，而且都没错。

    因此，如何统一古学象数文化中运算单位与现代天文学中的物理单位成为解开这千古之谜的关键一步。我采用的方式是以“现代天文学”与“古代星象学”都有条件进行的，设地球距离绕心点（极点）太阳平均空间距离作为统一空间单位的换算分母。如若以亿公里计，地球距离太阳平均空间距离约为1.49597亿公里，我们以此空间单位作为分母，比算其他天体距离太阳的平均空间距离。如火星距离太阳的平均空间距离约为2.2793亿公里。
    两相比较，便可得出“2.2793亿公里/1.496597亿公里≈1.5236……。

    而天文学中早这种物理单位，那便是“天文单位"Au。

    但与现代天文学不同的是，我们不但要使用地球天文单位Au作为固定的空间距离单位的换算分母。天体时间单位的换算分母，也固定为地球环绕太阳公转的整数周期，既时间单位一年。如此便可得出以“年”为单位火星公转周期1.88075/年。

    既是说，火星环绕太阳每公转一周，将耗时1.88075个地球年，若换算为'天'，既686.94/天。

    如此完成倚数换算，之后添加《说卦传》中“参天两地”的次方运算规则，便可得出“1.5236的三次方/1.88075的两次方≈1”的天文结论。

    但其实，行星轨道半长轴a的三次方与公转周期T的两次方的比值是个常数的问题，早在公元1600年前后便已被德国天文学家“约翰尼斯·开普勒”发现。但当时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行星轨道半长轴a的三次方与行星公转周期T的两次方比值其实相等，而是将其命名为开普勒常数K。直到近代a的三次方与T的两次方比值相等的问题，才重新被天体力学认识到。

    不过，“开普勒行星运动定律”试图阐述的现象内涵，其实便是太极文化中“阴与阳”“天与地”平衡相等自然大道，既自然事物中存在普遍现象。因此不止宏观天文现象如此，微观量子现象也如此，也存在空间单位的三次方与是时间单位的两次方，相等共存的现象。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中庸》记载：“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但《中庸》还透露，行星轨道半长轴a的三次方与星公转周期T的两次方乘积结果也为一！

    并且《道德经》中老子说过：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

    既是说，“中”的话题就算我们牵强附会，但“和”的问题科学并没有解答，没有证明过这种观点（空间与时间彼此循环）。但信不信我能证明？我可以证明天体空间单位的三次方与时间单位的两次方乘积同样为一？
    但这个“一”与先前“一”不一样，先前的“一”表达是事物的不纯一性，表达事物注定要建立在阴阳对立的二元对立体系内才可存在，以致描述。而这个“一”表达是殊途同归，和谐共处的发达之道。表达是阳与阴，天与地，空间与时间，能量与物质，彼此相互产生，从而达成天长地久的自然大道。

方法其实不难，只需遵循“阴阳反背”的太极形态，颠倒空间或时间任意参数的分子与分母，形成时间与空间“同圆抱一”的运算格局。

既是说，将时间与空间的总量设置为一，设圆再分。如此时间或空间中的任意参数占据时空总量中的某一比例，剩余比例则必然是余下参数。如河图口诀所示，天的数值刻度如果是一，地的数值刻度必然是六。因为只有如此搭配，才能形成“6-1=5”和谐守中格局。

如此我们首先颠倒先前运算中火星的空间参数1.5236，使用火星平均日距2.2793亿公里作为分母，地球平均日距1.49597亿公里为分子，得出结果≈0.6563……（1.49597/2.2793≈0.6563）
既是说，此时火星的空间参数已不再是1.5236，而是0.6563。如此，颠倒后的火星空间参数0.6563的三次方，乘积未颠倒的火星时间参数1.88075的两次方，结果为一，维持了时空总量为“一”的统计假设

颠倒设置时间参数（倚数）的分子与分母的次序结果也相同，依然维持时空总量为“一”的统计假设——1.5236的三次方乘积（1/1.88075）的两次方结果为一。

关于计算的问题我相信有志者事竟成，没必要翻来覆去的进行阐述。更加重要是开始我们之后的话题与计算，因为明确了时间与空间确实犹如“太极图”般彼此循环的机制后，将产生一个可以确实计算的颠覆性结论——时空扭曲！

但我们计算“时空扭曲”的方法要比相对论简单的多，而且是可以快捷证明的。

计算层面明确时间与空间有可能具有彼此循环的机制后，便开始验证这一猜测，验证的方法是随着距离绕心点空间长度的改变，时间作为空间的反面，必然会有所改变，从而维持“时空一体”的自循环系统。
现代科学层面同样支持此猜测，如遵循能量守恒定律“能量既不会凭空产生，也不会凭空消失，它只会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或者从一个物体转移到其它物体，而能量的总量保持不变”的原则，在空间产生膨胀或坍缩后，时间作为能量的另一种表达形式，随着空间物理量的变化，时间的物理量也必然有所变化。

    于是我在现代天文学诸多参数中寻找起兼备“空间”与“时间”双重表达形式的时空参数，很容易便找到“行星轨道转速”。
    关于这个参数相信大家都不陌生，如地球轨道平均速度29.783公里/秒，火星轨道平均速度24.13公里/秒，金星轨道平均速度35.02公里/秒。从，此参数使用的物理单位便可知，此参数兼备时间与空间双重表达方式。而之前使用的“行星轨道半长轴”a的物理单位是“米”“千米”等空间距离单位，因此a最终表达的其实是空间，而非人为命名的“米”“千米”等物理名称。或是说，“米”“千米”等物理单位可以统称为“空间”。
    “行星公转周期”的物理单位的使用同样如此，“年”“月”“日”最终表达的同样也是“时间”，既古者所说的“古往今来”，有关“时”的概念。

于是我发现“行星轨道转速”的变化确实与日距长度的变化有关，距离太阳越近的星体，轨道转速越快，反之则慢。而这种普遍天文现象在天文学中被称为“近快远慢”，是一种与天体引力大小有关的自然现象。简单的讲，与太阳的引力越大，星体的轨道转速越快。因此八大行星中距离太阳最近的水星的轨道平均转速最快，达到了47.89公里/秒；其次是距离太阳第二远的金星，轨道平均转速之前已做过介绍——35.02公里/秒；再其次便是距离太阳第三远的地球——29.783公里/秒；第四，顺理成章的是距离太阳第四远的火星——24.13公里/秒；再其次是排列在火星之后的木星……总之牛顿“万有引力定律”是正确的：任意两个质点有通过连心线方向上的力相互吸引。该引力大小与它们质量的乘积成正比，与它们距离的平方成反比，与两物体的化学组成和其间介质种类无关。

但牛顿却没有解释引力的产生原因，这种莫名吸引力如何产生？我认为，引力由“时空一体”的牵扯产生，既我们之前的论点，时间与空间是一个无法分割的统一整体。

如此几经尝试我终于找到了“星体轨道转速”与“星体轨道半长轴”间的关联，但令我惊讶的是计算过程竟然可以不介入“质量”，这个对“万有引力定律”至关重要的物理单位。

    以“火星轨道平均转速”为例，具体的计算方法是，使用地球轨道平均转速29.783公里/秒，除算以地球平均日距1.49597亿公里作为分母，火星轨道平均日距2.2793亿公里作为分子的结果的开方“√（2.2793/1.495997）≈1.2343……。
    既29.783/√（2.2793/1.495997）≈24.128公里/秒。

    既地球轨道平均转速，除算火星与地球平均日距比的根号，结果就是火星轨道平均转速。

    其他绕日天体轨道平均转速的计算方法也如此，如金星，使用地球轨道平均转速29.783公里/秒，除算以地球平均日距1.495亿公里作为分母，金星轨道平均日距1.08亿公里作为分子的结果的开方“√（1.08/1.497）≈0.85……
    既，29.783/√（1.08/1.495）≈35.04公里/秒
    (注：计算使用近似值）

    而且，此方法不但对绕日天体有效（环绕太阳公转的天体），对其他卫星系统同样有效（环绕其他天体公转的卫星系统），如环绕木星公转的木卫系统，环绕土星公转的土星系统。

    但不同的是，起始计算速度与空间距离比的节点需要改变，需要使用对应系统的天文参数，如预期计算木卫系统的天体转速，需使用木卫系统内任意一颗天体的轨道平均转速作为换算起始速度，如使用木卫一轨道平均转速17.334公里/秒，作为换算的始起速度。
    因为我们计算的本质是换算，通过空间距离的改变，换算天体速度。因此，空间距离比的节点也需要改变为各系统内的绕心点，如木卫系统改变为各卫星距离木星的平均空间距离，如之前的提及的木卫一，距离木星的平均空间距离为421700公里，那么木卫一轨道平均转速17.334公里/秒与木卫一轨道平均木距421700公里，便成为计算的起始速度与空间距离比的分母。

    如此，若计算平均木距为11432430公里的木卫六的轨道平均转速的步骤如下：17.334/√（11432430/421700）≈3.33……公里/秒

同理，还可以将木卫六轨道平均速度3.33公里/秒设置为计算的起始速度，将木卫六平均木距为11432430公里设置为空间距离比算的分母，反推出木卫一轨道平均速度：3.33/√（421700/11432430）≈17.33……公里/秒。

如此计算说明两个问题，第一：如爱因斯坦所言，时空确实是扭曲的。但人们对“时空扭曲”的认识不足，虽然已经认识到海平面与喜马拉雅山顶，地表与国际空间站的时间流逝速率存在差异，但没有意识到时空扭曲的程度随着空间距离的变化而变，虽然国际空间站与地面的时空扭曲程度为微乎其微，但随着空间距离的加大，加大到地球与其他绕日天体的天文距离时，时空扭曲的程度大到我们不敢想象。如火星，根据我的计算，地球时间流逝速率与火星时间流逝速率的对比对为1.2343比1，既每过去1.234的地球秒，才会过去一个火星秒。言下之意，火星的原子衰变速率要比地球慢1.2343倍。而这个猜测可以通过在火星进行原子钟实验进行，并且中国已经具备了这个能力，”天问一号“正在路上，大家想看梨花的笑话可以拼命顶帖，顶到有关部门注意此猜测，如果不能应验梨花直播吃牛粪！

第二，存在“时空壁垒”，现代科学对时空的认识有问题，所以无法解决三体问题，既天体力学中三个质量、初始位置和初始速度都是任意的可视为质点的天体，在相互之间万有引力的作用下的运动规律问题。而解决此问题的思路，应该便是引入相对论时空扭曲的计算。因为空间与空间是不能分割的统一整体，既然万有引力定律引入了时间与空间双重概念，就应该纠正“绝对时空”的错误认识，通过相对论“时空扭曲”理论解决三体问题。

虽然我没这个能力，但我可以肯定存在“时空壁垒”，否则微生物的繁衍速率不会瞬息万变，因为微观世界存在自己的时空体系，如同我们计算卫星系统的天文参数，每个系统都存在自己的动力之源——太极。

    但通过对不同天体转速的计算，可以解答不同天体以不同运动速度在太空中飞行，但为什么拉不开彼此之间距离的悖论。
    如地球以29.783公里/秒，火星以24.13公里/秒，金星以35.03公里/秒，太阳以250公里/秒，不同的速度在太空中飞行，为什么彼此之间没有拉开距离？因为改变的不是速度本身，而是时间的流逝速率！如前文所述，火星时间流逝速率比地球慢1.2343倍，所以火星轨道转速是29.783/1.2343≈24.128公里/秒；因为金星时间流逝速率只有地球时间流逝的0.85倍（大约快1.1764倍），所以火星轨道转速是“29.783/0.85≈35.03公里/秒”或“29.783X1.1764≈35.03公里/秒”。

    如此便解释了“自由落体运动”中不同质量物体同时落地，有违万有引力定律的理学悖论。

    言下之意，不同天体在以不同的时间流逝速率做同步运动，所以拉不开彼此之间的距离。

    上述结论（时空一体）并非信口开河，而是经过严格验证，如上文介绍的计算方法只对计算天体轨道平均转速有效，但在计算天体近日点与远日点转速时却存在一定误差，如地球远日点轨道转速的实际速度为29.29公里/秒，但若按照我们之前的计算方法结果却为：29.784（地球轨道平均转速）/√（1.520977（地球远日点日距）/1.49597（地球平均日距））≈29.53公里/秒。
    误差如何产生？
    很简单，自由落体运动中的加速度问题。

    自由落体运动中的加速度差异如何表现？若于同一高度，同时放下两颗质量相同的物体，两个物体会同时落地，说明两个物体的下落速度相同。但如果两个物体于不同高度开始下落，当它们到达地面时，落地速度就会产生差异，这便加速度差异。

    从一百米高度与十米高度落下的物体所造成的冲击势能不同，因为从一百米高度下落的物体达到地面时，累积的加速度要远远大于从十米高度落下的物体。总之，加速度越多，速度越快，而加速度累积与物体的位移有关。天体在运动过程中同样存在加速度问题，因此才会出现计算误差。而纠正此误差的方法同样是之前使用过的，以“此消彼长”为原则的总量分圆法。首先，使用天体轨道直径（天体轨道半径a乘积2），减算天体预期计算空间距离（如远日点、近日点等空间距离），再使用结果除算天体预期计算空间距离后开方，结果便是对应天体在对应时空距离的加速度数值。

    以地球轨道远日点转速的计算为例，首先使用地球轨道半长轴a（1.49597亿公里）乘积2，结果为2.99194亿公里，这便是地球轨道直径。
    之后，使用地球轨道直径2.99194亿公里，减算地球预期计算空间距离，地球远日点空间日距1.520977亿公里，求出得数地球近日点空间日距1.470963亿公里。
    再使用此结果（1.470963亿公里），除算预期计算空间距离（1.520977亿公里）：1.470963/1.520977=0.967117……并开方最终结果（0.967117……），得数便为地球远日点加速度数值：√0.967117=0.9834515……
    最后使用地球轨道平均转速（29.784公里/秒），乘积此加速度数值（0.9834515），结果便为地球远日点轨道转速：29.784X0.9834515=29.29公里/秒.

    这时细心看的朋友肯定会疑问，为什么不直接使用地球近日点日距直接除算预期计算的地球远日点日距？因为我们给出方法可以计算天体在任何时空位置的轨道转速，并非只局限近日点与远日点等极限点计算，如地球任意时刻，任意时空位置的轨道转速。
    具体公式如下：

    仍然秉承之前的观点，有关计算的问题尽可能带过，公式的运用步骤我给出两组有关哈雷彗星转速的计算，相信有兴趣的朋友一看便懂。
    首先是哈雷彗星在经过地球轨道平均日距，1天文单位时的轨道转速计算：


    计算表明，哈雷彗星在经过地球平均轨道时其轨道转速高达41.5公里/秒。

    之后给出是公元2019年8月31日17时15分，哈雷彗星处于日距34.869天文单位的太阳系深空的轨道转速：



    此时，哈雷彗星的轨道转速已降低为1.1公里/秒左右。

下面重新回归中华传统文化取法自然的话题，如上文所述，不知出于何人手笔的《礼记·大道之行》记载：“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认为实现大同社会首先要进行精神文明建设，而现实精神文明建设的三条纲领“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便取法于前文重点介绍的自然本质，大千事物中普遍存在的共性规律大道规则。其中“天下为公”的取法原型便是“开普勒行星运动定律”试图阐述的自然本质，时间与空间的对等、对称特性，既太极三要中的对立性。
所谓太极三要指“对立”“统一”“互化”。

“天下为公”顾名思义指治理天下需要秉承均衡公平的价值理念。这句话虽然人人都懂，人人会说，懂了也不止千百年，但从前仅仅是懂，仅仅是说，还从未有人将它上升到自然科学层面遵守。但我们这篇文章不同，我们试图阐述的便是中华传统社会哲学的制定与自然现象内在规律间的关联，既“取法自然”的奥秘。因此请您相信，若要社会长治久安，“天下为公”的价值理念必须被视作科学定理严格执行，即便绝对的公平做不到，也要以它为方向努力奋斗。因为早在两千五百余年前《论语·季氏》便已指出：“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

孔子认为，一个国，一个家，不怕贫穷，只怕财富分配不均；不怕民少户寡，只怕不和睦。因为如果财富分配均衡，就没有了贫穷；如果大家都能和睦相处，也就没有了你死我活的亡国倾覆之祸。虽然孔子的理念一向理想化，过于天真，但我们不能因为好人难当就都去做坏人，更不能因为挣钱辛苦就都好吃懒做。虽然孔子也说过中庸不可能，但他本人却从来都没有放弃过学以致用，践行中庸的人生志向。

    今天我将透露给您的是，孔子“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的价值理念完完全全符合自然规律。因为庄子与老子差不多也说过相同的话。
    《庄子·天地篇》曾言简意赅的指出：“天地虽大，其化均也！”
    空间与时间虽然广袤，但它们彼此却均衡对等。既我们之前进行的天文学计算结果，空间的三次方与时间的两次方均衡对等，《周易》的立卦之数“参天两地而倚数”规则。

如果您认为仅凭这一句话还不够，那我们再仔细的分析下《道德经》中的千古谜题：“天地不仁，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
您一定想不到，这句话试图阐述的观点同样可以使用天文运算加以证明。但我们先要搞清楚一个对中华文化来说更加重要的命题，什么是“仁”？

现今中华文化界认为“仁”字最早出现在春秋晚期的“侯马盟书”中，本义指对人友善、相亲，后来发展为含义广泛的道德范畴，如儒家提倡“仁爱”“仁政”等。但《论语》中对“仁”的运用最为普遍，全书一共出现了109个“仁”字，可谓诠释了“仁”的含义。但非常奇怪的是每一次孔子所说的“仁”的含义似乎都不同，以致众说纷纭。今天我们将试图揭开这个千古文化谜题，为中华传统文化的复兴踏出最坚实，也是不得不踏出的关键一步。但我的解释可能有误，如果您有不同见解欢迎留言讨论，你我共进共勉。

    在《论语》中孔子虽然对“仁”的含义做过多次阐述，但最具争议的无疑是《论语·颜渊》。因为《论语·颜渊》开篇，孔子便给出了三个各不相同的关于“仁”的解释。
    开篇孔子最为得意的弟子颜渊问孔子，什么是仁？孔子回答说克己复礼为仁。约束自己，使每件事都归于“礼”，这便是仁。

    之后仲弓问仁，孔子又回答说出门办事和役使百姓时要像迎接贵宾和举行盛大的祭祀般恭敬严肃，这便是仁。

    最后司马牛问仁，孔子又说出言慎重便是仁。
    如此一来“仁”字的含义波朔迷离。但其实造成这一切的原因与孔子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有关。

先说“颜渊问仁”，颜渊不但是孔子最为得意的弟子，还是孔子心目中最为理想的接班人。因为孔子的儿子孔鲤死的很早，孔子便将颜渊视作儿子，让颜渊参与整理《易传》，也好继承自己恢复西周礼制的远大志向。因此颜渊问仁时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因为“克己复礼”是孔子本人毕生夙愿，孔子这是在按照“周礼”中儿子对父亲应尽的礼仪，“子承父业”要求颜渊。

之后“仲弓问仁”，孔子说：“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以“周礼”中君王、大夫治理天下的礼仪制度教化仲弓，因为仲弓名冉雍，《论语·雍也》开篇孔子曾经说过：“雍也，可使南面”认为冉雍这个人非常有才华，可以南面为王，做官。因此，孔子以“周礼”中君王、大夫治理天下的礼仪制度教化冉雍。

最后说司马牛。司马牛问仁，孔子又为何说：“仁者，其言也讱。”？
因为司马牛为人多言性躁，而“周礼”记载“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君子说话谨慎，重在行动，孔子意在以“周礼”中的君子礼仪教化司马牛。虽然司马牛也是孔门七十二贤，但在孔子看来他连君子都算不上。

孔子不但熟识“周礼”，“夏礼”“殷礼”的内容他也清楚，但夏朝的后裔杞国无法证实“夏礼”，殷商的后裔宋国也无法证实“殷礼”。但孔子仍旧以“礼”为标准因材施教，先为门下弟子各自确立好教化的方向，既未来的人生目标，适合做什么，之后再根据他自己熟识的古代礼仪制度分别实施教化。因为古代礼仪制度的确立的目的是为了适应场合与身份，如特定场合，特定身份，使用特定礼仪，以期达到中正平和，最为合适的自然大道标准。而孔子因为专门学习过古礼的缘故，深悉此道。因此，仁可以理解为践行自然规则的行为理念，也可以理解为捍卫正义真理的行为理念。如孔子评价不食周粟，饿死首阳山的伯夷叔齐求仁得仁，死而无憾。还如为了维护正义事业而舍弃自己生命的行为，被评价为杀身成仁。
总之，在孔子的价值理念中，“仁“指纠正行为不合礼之处的行为理念。

孔子施行“仁”的标准是“礼”，预期达成的目的是使弟子们的言行符合古礼古制，华夏祖先传承的与自然相处的正确方法。但孔子并不清楚古代礼仪制度的建立有确切的取法原型，而这个原型便是自然万物中普遍存在的共性规律（大道），时间与空间的制衡机制。而老子与庄子对此文化渊源的了解程度要比孔子多一些，因此在老庄的代表作《庄子》与《道德经》中对此文化渊源都有一定阐述，如前文提及的《庄子·天地》开篇便阐述了空间与时间（天地）的内在本质——“天地虽大，其化均也”。庄子说，空间与时间的分布虽然广袤，但它们的比例却均衡对等。之后又说“万物虽多，其治一也”，指明世间万物的存续具有根本性的共性规律，而这个规律便是天与地，空间与时间的均衡对等机制（其化均也）。既现代科学试图诠释的自然现象，“开普勒行星运动定律”中的开普勒常数K规则。但最初人们并没有意识到开普勒常数K试图阐明的是空间与时间的对等对称现象，因此才以发现者开普勒的姓名定义了这种自然中存在的神奇规律。之后牛顿将这种规律存在的范围拓展到世间万物（仅限于宏观），以科学的方式证明天下地下的任何事物都受到这种神奇规律的制约。之后普朗克，爱因斯坦，波尔，海森堡，薛定谔等科学家又将这种规律的存在范围拓展了微观量子世界，但却深陷于粒子现象与波动现象叠加的逻辑怪圈内无法自拔。

但其实，没有这些科学家的伟大发现，自然中的共性规律也普遍存在，也早晚有一天会被人们发现。爱因斯坦在发现了相对论后就指出过这个问题，说如果没有他的发现，再过10年狭义相对论也会被人们发现。言下之意，自然现象的存在与发现者无关，它就如同从树上掉下来的果子，总有一些幸运儿会捡到它。因此没必要抱着物理定理死扣字眼，从肉体与灵魂两方面苛求复制发现者发现者的语时语境。“轮扁斫轮”典故早已告诉我们圣贤已死，经典不存，想完完全全复制圣贤的思想境界是不可能的。这便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道理。

    在解答“天地不仁”之前，我们首先要了解《道德经》的主旨，因为只有明确了《道德经》的成书目的，和它出现的历史渊源，才能洞悉《道德经》全文的逻辑关系，这便是“本立而道生”，在明确了全书的确立根本，成书的目的之后再按图索骥，破解全书的逻辑关系。
    那么《道德经》出现的历史背景是什么？
    老子出关，周大夫尹喜向老子请见！

    周朝地方官员有向知名圣贤“请见”治国理念的传统，如《论语·八佾》中记载的“仪封人请见”，讲述的便是孔子师徒路过仪地时（仪：地名，具体位置难考），地方官员（封人：周朝官职）向孔子“请见”治国理念。并且与孔子请见后，封人还痛斥心灰意冷的孔子门生：“二三子何患于丧乎？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诸位何必为你们老师丧失官位担忧呢？天下没有德政已经很久了，上天必将以你们老师为木铎，惊醒世人。
    （木铎：以木为舌的大铃，铜质，古代宣布政教法令时巡行振鸣以引起众人注意礼器）

    可见“仪封人”对孔子理念认可与卓越远见，因为之后两千余年孔子在中华社会担当的重要角色有目共睹，“仪封人”可谓一语中的。而《道德经》的问世与“仪封人请见”的原因相同，拦住老子的“尹喜”是周王室“大散关令”，函谷关大夫，向老子请见治世之术是他的职责所在，所以老子也没办法拒绝他。因为老子是周朝的老干部，曾任周朝“守藏室之史”。也因此，老子写的《道德经》必然于治国理念有关，历朝历代的文人志士眼没瞎，《道德经》中的内容确实是“人君南面术”。

现今中国体制不但延续向文人志士“请见”的古老传统，而且还有所发越（发展与超越）。那就全国人大施行的提案制度。两种方法的区别在于“当面提请”与“官员转呈”，但稍加比较就会发现“当面提请”要比“官员转呈”更加民主，毕竟“官员转呈”存在渎职瞒报或欺世盗名的可能性，所以说是发展与超越。

    如此，老子应尹喜的请见，写出了自己的治国理念《道德经》。而《道德经》中治国理念取法自然规则的痕迹要《论语》中明显的多，如我们将要讲述的“天地不仁”，便取法于天与地，空间与时间的运行规则。
    老子为什么说“天地不仁”？
    因为天与地，空间与时间，是中华传统文化取法的原型，是中正平和效法模板，根本没有不自然不平和的地方，不需要施行“仁”去纠正！

    之后老子解释了天地如何处置万物——以万物为刍狗。
    并号召统治阶层效法此自然规则——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
    但这番比喻却对深陷于名利的浅显世人带来极大的困扰与争议，因为在人们的普遍认识中“狗”这个词汇具有明显的贬义，认为老子将万物与百姓喻为刍狗，是不仁道的歧视行为，从而在愤怒中忽视的古人如何使用刍狗的关键问题。

刍狗指草扎的狗，古时多用于祭祀，因此在祭坛上刍狗的地位非常高，因为它代表着大众对神明与祖先的敬畏与思念，受到众人的顶礼膜拜。但在祭祀之外刍狗不过是一蓬连形态都不具备杂草。老子“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的比喻意在提醒统治阶层，效法自然适时处置万物的中庸规则，如打仗要选择勇敢无畏的勇士，造福百姓则要选择熟悉自然变化的能人志士。否则把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派去冲锋陷阵，把孔武有力的勇士派去织布生子，他也要有这个能力才行。总而言之，老子的意思是说，不存在没用的事物，只存在用不对事物的领袖。而把事物运用的恰当好处，把任何事物都处置到它们最合适的位置上，便是统治阶层追求至高领导境界——圣人！

    因此在《道德经·第五章》之后的论述中，老子再次以他主张的治世理念的效法原型“天地”举例——天地之间，其犹橐籥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天地之间岂不像个风箱？介于空虚与实体，动与静之间？注：现代自然科学也发现，微观粒子的波动性与粒子性并存）。
    因此老子总结，作为统治阶层，不要轻易的评判是非，更不能草率的做出取舍，应该保持自然中正平和的心态处置万物。
    因此，“天地不仁”的传统解释并没有太大的过错——天地不情感用事，对万物一视同仁；圣人不情感用事，对百姓一视同仁。但却小错在将“仁”视作一种情感，而不是必须要严格遵守的自然规律！这便是“格物致知“的缺失对”正心意诚“造成的巨大影响。缺少了”格物致知“这一取法自然的重要环节，便无法真正的做到”正心意诚“！因为无论我们看了多少书，读了多少本经典，也不可能将社会哲学上升到自然科学现今所具有的社会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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