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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论史]袁世凯如何兵不血刃就劝退”隆裕太后“

作者:ancorn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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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世凯运用两面手段坐收渔利,他一面授意新军南下平叛不要急于扑灭革命之火,一面向清廷施压,大权独揽,逼迫皇宫增加平叛的军费。袁世凯缓慢推进大军,时打时谈,不着急迅速镇压革命,革命党人的新军战斗力不如北洋新军,逐渐支撑不住,袁世凯派人与南方革命军开始谈判;太后不得不拿出财宝交给袁世凯做军费,国库里搬出六、七百箱金银财宝,都是过去慈禧太后积攒下的各地督抚的孝敬。当时清朝的规矩,外地的封疆大吏每年冬夏各进京一次,向太后进献“炭敬”和“冰敬”,这些人的出手很大,因此慈禧积累了一大笔“私房钱”,这些钱当年袁世凯进京做军机时是了解的,因此他算准了清廷还有一大笔钱可以拿出来,其余大臣则对他这种欺诈孤儿寡母的行为很不耻。
    南北会谈在上海举行,袁世凯派唐绍仪赴上海与南方革命党谈判,南方则推伍廷芳为代表。
    且先说唐绍仪,他的从政之路的跌宕起伏都随着一个人的命运而浮沉,这个人就是他在朝鲜做税务官时就结交的驻朝鲜办税大臣袁世凯,当时他们两人都是风华正茂的青年,在朝鲜相识相知,结下深厚的友情。
    唐绍仪是被容闳带去美国的第三批留美幼童,他去美国是受他叔叔的影响。他的叔叔唐廷枢是一个大买办,负责开平煤矿,袁世凯在朝鲜练兵的军费就来自于开平煤矿,因此唐绍仪和他早就认识,在朝鲜唐绍仪的外交才能很受袁世凯赏识,把他当做自己的左右手。袁世凯去朝鲜时才二十来岁,却把那些个美国人、德国人、日本人一个个打败。袁世凯的成功也很大程度上得到唐绍仪的助力,因此当袁世凯从朝鲜回到清廷,开始混得风生水起时,唐绍仪也得到提拔和重用。
    袁世凯在义和团之乱以后,接替支持义和团运动的毓贤出任山东巡抚,后来在天津任北洋大臣,等于接了李鸿章的班,他深知没有一批熟悉洋务的人才是不行的,因此调回唐绍仪辅助自己搞外交、物色人才,唐绍仪就等于北洋的外交负责人,他作为留美幼童,自然而然地向袁世凯推荐了许多留美同学,如后来的天津大学校长蔡绍基、天津警察局长曹嘉祥、袁世凯的翻译蔡廷干等人,所以天津的洋务一直搞得有声有色。
    袁世凯被摄政王开缺以后,唐绍仪也退到天津,静观局势,后来袁世凯东坡还朝,唐绍仪又接替盛宣怀出任邮传部大臣。
    南北会谈唐绍仪自然是北方代表的不二人选,袁世凯不是很放心他,又不能不派他去。一来唐绍仪的留美背景使他自然而然地心向共和,二来唐绍仪和孙中山同为广东老乡,和南方革命党中不少粤籍人员都有交往,他在谈判中的立场可能会发生动摇。
    伍廷芳是清末外交重臣,他眼见清廷败坏,下决心分道扬镳,遂南下到沪上,被南方推和谈的代表。
    谈判中,唐绍仪提出行立宪制,保留皇室。
    伍廷芳说:“自己以前也认为该行立宪制,但是国家如今搞成这么败坏的模样,清廷应该要负责任,即使一间银行信誉败坏了,经理也要引咎辞职,更不要说是一国之君了。”
    有人回去奏报袁世凯,说:“这哪里是去谈判,简直就是去馈献江山。”袁世凯不承认唐绍仪签订的条约,认为他是越权行事并将他解职。
    伍廷芳坚持条约有效,说:“谈判前我们互验文凭,唐绍仪是全权代表,既是全权代表,就有权订立条约。”
    袁世凯也不敢完全推翻他们的条约,但他坚持要优待清室,一番讨价还价后,南方同意优待清室条件,孙中山此时已先组成临时政府,当选大总统,承诺如清帝退位,则让位于袁世凯。
    袁世凯开始想法子逼宫,但是到底深受皇恩多年,不好做得太难看,于是做了一番苦情戏,半真半假地哄骗深宫里的太后同意退位。
    他往太后宝座前一跪,说:“臣无能啊,不能挽救江山社稷,孙中山的革命党太厉害了,枪炮武器先进,他携带海外巨款回国,饷银充足,革命党人战斗力很强,我们现在粮饷皆缺,哪里是对手?”
    革命党人其实更缺钱,辛亥革命以后,孙中山回国,记者问他带回多少钱?他回答道:“孙中山一文不名,只带回一腔革命精神。”他担任临时大总统以后,有人来要求下拨军费,他大笔一挥,20万,去库里支取。打开银库一看,只有9个钢镚。外间的人都知道孙中山没有钱,只有太后蒙在鼓里。
    可怜的太后把自己的养老钱都拿出来了,现在听到这话,眼泪就出来了,自己战战兢兢,好不容易媳妇熬成婆,却接下这么个烂摊子,不但无钱,还要丢命,该怎么办?
    她只有垂泪,完了问袁世凯:“现在怎么办?如何收场?”
    袁世凯再劝慰,说:“太后莫慌,唐丞去谈判已经定下了优待清室条件,退位后每年有400万优待费,保证太后皇上后半生无忧,将来民国政府待先朝皇帝如异国之君,仍有皇宫可住,皇号可保,紫禁城内,关起门来,仍是一朝天子。三千年来的亡国之君,有这样的光荣收场,古史所未有也。”
    皇太后不言语,只有哭,袁世凯也陪着哭。袁世凯的欺骗手段和心理战术很奏效,几乎没有遇到什么阻力,三言两语就把太后劝退了。此时的太后私房钱也花光了,只盼着拿着优待费,把日子过下去就行了。
    满族人可不都是太后一个妇道人家,有人要主战,太后说:“非是我要共和,袁世凯说革命党厉害得不得了,我们打不过,能有什么办法?我一个妇道人家,久居深宫,你们这些臣子哪里为国分忧过?只知道揽权揽钱,无一缺不卖,卖来卖去,祖宗的江山都卖光了。”为了怕出乱子,袁世凯故意对王公大臣们说:“如今国库空虚,粮饷皆缺,如果非要一战,那就只有请各位毁家纾难,筹措军费了。”
    王公大臣们一听,这还了得,北京的王府一座比一座要豪华,真的毁了一两个,说不定军费也就解决了,只是转念一想,就算自己王爷不当了,家当还在,生活富裕,不愁吃穿,真的把家拆了去打仗,哪个能愿意?
    庆王爷头一个就反对,他和袁世凯本就有姻亲关系,谁当家还不都一样,自己反正不吃亏,该享受的一样能享受,换个名头罢了。他家的油水也不少,足够下半生体体面面的生活了,再说都一把年纪了,哪能经得起折腾?庆王主张让袁世凯组织政府,他自己要退休了。主战的皇族良弼被炸弹炸死,群龙无首,皇族们纷纷开始寻求退路,有些卖掉了北京的王府,搬到天津去了。
    袁世凯的手段真是高明,搞了个不流血宫廷政变就改朝换代了。清帝溥仪宣布退位,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
    南方革命党等他劝退清帝等的不耐烦,先组建了临时政府,选举孙中山为大总统。但是临时政府不能得到外国承认和支持,孙中山和革命党认清形势,决定把总统之位让与袁世凯。不过袁世凯只能做第二个总统了。
    有天涯的朋友和我讨论袁世凯当皇帝的问题,我就谈谈我的看法。
    到底是谁误了他呢?
    袁世凯痛苦的挣扎了好几天,他的肾病很严重,已经无法排尿了,他含混不清地嘟囔,最后从喉间逸出一句叹息:他误了我。

    有人认为他说的是他的大儿子芸台,老大想要当皇帝,为了让袁世凯下决心,他不惜蒙骗他,我有一次见袁世凯时,亲眼见到他的桌上放着一张“顺天时报”,和外面的竟然不一样,这张时报是芸台专门为他印制的,只有他一个人看,都是鼓吹帝制的内容,袁世凯身边的人没有人敢告诉他真相,不知道他自己知道吗?
    也有人认为袁世凯身边的食客要负责任,他们为了自己加官进爵,不断地推波助澜,难辞其咎。还有人认为是当时列强误导所致,首先日本明着支持袁世凯,暗地里又帮助蔡锷,他们不希望出现一个统一的中国。
    当时袁世凯是处于进退两难的地步,皇帝倒了,权威没有树立起来,袁世凯想通过恢复帝制重建统治权威,但是他没有意识到的是:时代已经变了。谁当皇帝都是不行的了。
    “我有一次见袁世凯时,亲眼见到他的桌上放着一张“顺天时报”,和外面的竟然不一样”这句引用自当时北洋政府一位外交次长写的自传内容。
    辛亥革命以后,清朝实际已经失去了对全国政局的控制,满族皇亲贵胄们纷纷到天津躲避,北京大宅或是变卖或是交给管家打理,无钱了就让管家变卖家当,古董物品均由管家议价,管家在中间两头压价,趁机获利,皇室贵胄瞒顸至此,逐渐走向穷途末路了。
    辛亥革命爆发以后,清廷处理不及时不妥当。本来兵变是一小部分士兵,及时控制住不要扩大即可。瑞徵搜出乱党名册,本应销毁,以安人心,他却按名册一一逮捕,使得很多观望的士兵害怕被牵连而起事,处理失当,使事情扩大到不可收拾。荫昌、载涛缺乏经验,不会用兵,南下的士兵军容混乱,大军开拔,粮草补给跟不上,行军速度太慢,迨误战机。一旦开战,将领只顾自己身家性命,仓皇逃命,部队缺乏指挥。端方带兵进四川平叛被革命党杀死。
    京城大乱,许多王公贵族已经开始逃命,不想再战了,庆王年老力衰,保举袁世凯进京带兵平叛,摄政王无法可想,只得重信启用袁世凯。袁世凯却按兵不动,声称没有获得授权领兵,摄政王只好任命他为钦差大臣领新军南下。
    袁世凯进京时,百姓甚盼,都出城迎接,想一睹其风采,遥想当时,项城何等意气风发。北京所有人都认为只有袁世凯可以控制大局。
    孙中临时约法》是孙中山让出总统给袁世凯之后,为了限制袁世凯的权力颁布的。不过,这只是南方革命党一厢情愿的想法,他们希望通过《临时约法》架空袁世凯的权利,把他置于无权无实的地位,只是做一个“虚君”,但是既然让位了,又如何能够干涉的了?袁世凯何等人物,怎么会甘心被人摆布,乖乖做个摆设呢?
    再说中国当时又有几个人能理解“内阁”、“国会”、“议员”之类的事务,大多数中国百姓是文盲,就是政府里的官员很多也是半懂半不懂的,就连袁世凯本人也糊里糊涂吧。因此国会选举大总统时,发生了滑稽的一幕。国会议员们一开始选的不是袁世凯,袁世凯早就算准会出幺蛾子,派段祺瑞领军警去把国会围起来,收买了一些地痞流氓组成请愿团,有乞丐有妓女,五花八门的人,堵住大门不许里面的人出来,不选出袁世凯不罢休。国会议员们从早上投票到晚上,实在支撑不住了,最终选出了袁世凯,有一位国会议员悄悄递了一张纸条给邻座的议员,有记者观察时看到,上面写着:议员无骨。
    选举结束,记者在里面准备拍照,因拍照在室内要用镁粉,镁粉会发出像爆炸一样的声响,有的国会议员以为是有人扔炸弹,吓得躲到桌子下面,大喊:“我选的是袁世凯!我选的是袁世凯!”
    山让位袁世凯前颁布《临时约法》,《临时约法》为什么约束不了袁世凯的权力?
    袁世凯多方寻求西方国家的支持,却被翻译“耽误”。袁项城开始频繁接见外宾,他接见外宾时一般由蔡廷干做翻译,蔡廷干是留美幼童,早年追随袁项城,袁项城遭到摄政王罢免后,他也辞去职务,这种同进同退的表现被认为是忠心,袁项城再掌权后,他提拔重用蔡廷干。
    袁世凯再度出山时,携蔡廷干访英使朱尔典,问其对他出山的态度。
    朱使说:“any government with you as its head,the british government will support.”
    蔡廷干译为:“阁下如为政府元首,英国政府无不支持。”
    蔡的英语水平很高,但是译文不尽忠实,往往曲意逢迎,以合上意。
    袁项城当时误会此“元首”有皇帝之意,如称帝,英国会支持。实际上,英国政府为内阁制,政府元首即为阁揆而已。
    英国、日本都说得模棱两可,摆了他一道,下面的人又曲意逢迎他,他觉得时机成熟,都拥戴他,所以开倒车了。
    袁世凯称帝前,在家里首先开始封妃。袁世凯的姨太太很多,最小的一个排行老九,有风尘女子、有朝鲜公主,他都按进门的先后排序,前面的四个先进门,资历深,因此封为“妃”,后五个进门时间短,封为“嫔”,这一下子姨太太们可不依了,我们原先都是姨太太,身份上平起平坐,现在我见了她还要行礼了,家里不得安宁,最后吵得不欢而散。
    袁世凯登基大典上,他对百官说:“当皇帝是要我跳火坑,我明知是火坑,还是不得不跳。”
    当初袁世凯命他带兵督川,他竟跪在地上三嗅袁世凯的足才退下,袁世凯问他“何以如此?”他说他恐怕赶不上参加袁世凯的登基典礼了,所以提前行礼庆贺。最后他竟然来电劝袁世凯退位,袁世凯去世以后,朱使竟对人说:“可惜项城不听我的。”
    首先袁世凯北洋集团内部就反对。冯国璋是袁世凯一手提拔起来的将领,还有姻亲关系,冯国璋对他是忠心耿耿的,但是冯国璋听说袁世凯想当皇帝,当面去询问他有没有这事儿?
    袁世凯却说:我绝无皇帝思想,袁家没有过六十的人,我今年五十八,就是当皇帝能有几年?我大儿子克定是残废,二儿子克文假名士,三儿子克良是土匪,哪个能为一国之君?”
    冯国璋一度信以为真,后来皇帝计划实施时,他十分愤怒,说:“我这辈子伺候袁世凯我也认了,你看大少爷这位爷,如何能伺候的了?”他们还巴望着袁世凯死后,自己能能过过大总统的瘾,现在要恢复帝制,岂不是生生世世都要给老袁家当牛做马,永无出头之日了。
    其实我很想问问,如果我以此历史事件为背景写个短篇小说,大家会不会想看呢?
    其实袁世凯很善于用人,特别是他早年一直在国外,和英国公使等都相交很深。那时的外交官真的办外交不容易,弱国无公义,以前读书,总以为清末明初外交都是卖国,后来读了一些外交官的回忆录,觉得他们很不容易。
    曾纪泽被派到俄国时,操着半懂半不懂的外语,和俄国苦苦交涉,维护我国主权。
    陆征祥为了签订“二十一条”耿耿于怀,最后在修道院郁郁而终。
    顾维钧等才华横溢,在巴黎和会展露锋芒,可是最后山东还是被转给了日本。
    我写过一篇关于外交官题材的民国小说《现在好想见你》,引用了部分袁世凯的内容放在网上,受到天涯朋友的鼓励,我贴出部分,供赏。
    002 艰难的谈判
    午夜万籁俱静,我今晚当值,突然,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响起,我接起来,听见电话那头执夫很急迫地说:“俊人,我知你今晚在外交部,总统有急事请你现在来一趟总统府。”
    我放下电话,心里有种不好的预感,这么晚总统还没有休息,肯定出事了。我抓起墙上挂着的外套,匆匆出门了。
    执夫已在门口等我,他领我进了议事厅,议事厅里总统在开会,我问执夫,“总统为什么事情忙?”
    执夫说:“日使来交二十一条。”
    我说:“外交惯例此文件应先交外交部,总统不该接受。”
    执夫说:“日使和曹次长已讨论过几个钟头,如今欧战爆发,列强互相厮杀,无暇东顾我们国内又闹得不可开交,不能拥戴中央政府,日使居然直接向总统抛出国书,简直藐视我国到极点。”
    袁总统此时从厅内走出,把手上的一份文件给我看。
    我浏览了一遍内容,“二十一条”共分5号:
    其中第5号第7款有亡中国之意,内容为:中国政府须聘用日本人为政治、财政、军事等顾问,允许日本所有在中国内地所设医院、寺院、学校等拥有土地所有权;中日合办警政及军械厂……
    此条款完全是要灭亡中国!
    日使递交的“二十一条”国书,纸上印有无畏舰的水印,暗含威胁之意,实在嚣张至极,可恶!
    袁项城说:“如今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接受,要么不接受。不接受是行不通的,你看看还有什么法可想?”
    我说:“不谈判就接受,外交上没有成例,我们应与日本先谈判,至于谈到什么地步,以后再看。”
    袁项城把远在欧洲的陆征祥重新请了回来任外交部长,主持谈判,又把大哥俊彦从日本调回来协助谈判。
    陆征祥对于主持谈判一事很犹豫,他说:“我素来身体羸弱,恐怕不堪重任。”
    袁项城说:“不妨的,我请俊彦回来帮你,你若累了就在会上睡觉,直接跟日使明说,其它事情我帮你做。总之,尽量拖住日本,第5号第7款绝不能让步。”
    日使日置益第二天去总统府见袁项城,质问说:“我国刚递交国书,贵国就更换外长,是否有意阻碍谈判?”
    袁项城说:“恰恰相反,正是因为我国十分重视才决定更换外长,陆征祥外长素来办外交十分耐心,工作细致认真,你若不信,可以问问其它国家公使。”
    日置益听了,私下去找英国公使朱使打听情况,朱使说:“陆外长久居外国,做事风格十分欧化,办事效率又高,为各国公使称道。”日使听了,信以为真,回复本国:更换外长是本着善意考虑。
    陆征祥见了日置益,知道他心急,直接问他:“希望何时开始谈判?”
    日置益说:“越快越好。”
    陆征祥说:“不如明天开始。”
    日置益没想到中国居然这么爽快,一口答应。
    他趁热打铁,说:“我国建议每周一到五都谈判。”
    陆征祥说:“我是外长,每周上午有接待各国公使的例会,上午不行。”
    日置益说:“那就每天下午,一直延续到晚上。”
    陆征祥说:“我身体素弱,如此谈判我坚持不了一星期就要辞职了。一周谈一次还可以。”
    日置益说:“一周一次太少,最少也要三次。”
    陆征祥接受了折中方案,说:“我中午必须午睡一会儿,下午2:00-5:00才能开始会谈。”
    双方各派出三名谈判人员,这么重大的事情,却如此之少的人参加,因为日本坚持要保密,如需要记录人员,势必将来会保留下不光彩的记录。
    大哥不参与会议,负责协助新闻,暗中把消息向英美等国透露,希望能借助其他国家的干涉。
    陆部长巧用外交技巧拖延,每次上茶献烟,仆人稳步慢走,执礼甚恭,3个小时就去掉三分之一,日本自诩文明礼貌的国家,知道这是中国的待客礼仪,只好接受。陆部长常常发表模棱两可的长篇大论,有一次一个日本代表听了半个小时之后,根本列不出谈的内容,觉得他好像什么都没有说。日本代表发言以后,陆部长不懂日语,还需要翻译把日语译成中文,有时他装作没听明白,翻译又需要重新再说一遍,三个小时很快就过去了。总之,外部一共谈了大小70多次,耗了三个月时间,没有实质性的结论。
    有时谈判很激烈,日方代表为了威逼中国,把手杖拿到桌面敲得“砰砰”响,陆征祥不为所动,始终坚持谋定而后动,避重就轻,以减少损失。
    最后,日方发出通牒,只能回答:“允与不允。”
    大哥匆匆到总统府向总统报告,袁世凯授意大哥把谈判内容暗地里透露给英美等国,以便取得他们干涉。大哥连日在东郊民巷各公使管奔走,希望争取欧美国家的支持,但是一战正酣,英美国家都不愿为中国得罪日本,也不愿在此时插手中国的事务。
    袁世凯感到事关重大,他召集幕僚紧急开会,参加“二十一条”谈判的外长陆征祥、次长曹汝霖参会,陆部长去英国公使馆谈事情,让我和大哥先参加会议,段祺瑞也被叫来开会。
    袁世凯说:“请段总长说说怎么办?”
    段祺瑞说:“不能接受,我们应与日本不惜一战。”大家附议,袁世凯不做声,说等陆部长来。
    陆征祥部长来了,说:“我迟了半个小时,因为先去见英国朱使,和他交换了意见。朱使认为现在开战,敌我实力悬殊太大,恐怕没有胜算,不如先低头十年,发奋图强,十年后可抬头相见。”
    袁世凯趁势补充说:“我们是弱国外交,只能是螺蛳壳里做道场,谈判之难我是知道的。我深知外部已经十分尽力,大大小小会谈了不下七十余次,争论得唇焦舌敝,俊彦连日奔走在各国使馆之间,积劳成疾,现在高烧住院,我实在不忍心,好在日本总算不再坚持5号条款,如果他们没有收回,那我和段总长意见一样。”
    梁士诒是袁世凯的心腹,又掌管财政大权,深知袁世凯的心思,现在他要统治中国必须要争取列强的承认,不接受是不行的,他要促成此事。他说:“打仗不是不可以,不过国家刚刚经过战乱,百废待兴,处处皆要花钱善后,现在已经向外国银行商借贷款,外国银行还迟迟没有答复,如果此时兴兵,莫说粮饷,就连开拔费也拿不出来。”
    最后,陆部长只能在条约上签字。
    他事后对袁世凯说:“今日的艰难情形后人不会记得,过个三四年,不明就里的年青人知道了只会说:我要吃了陆征祥的肉。”
    袁世凯宽慰道:“不会的。此事还可以如何弥补?”
    陆征祥说:“中国要加入一战,将来战胜了,再图更改。”
    陆征祥的妻子培德是欧洲比利时贵族,她比陆征祥大二十多岁,陆征祥很敬重她,视她为自己的精神支柱,培德是将门之后,性格刚强,她本来随夫回国后,在政府里被聘为女官,协助丈夫办理外交,自从陆外长签了“二十一条”,她深感羞愧,辞去了女官一职。
    不久,陆征祥向袁世凯告假,可能是厌倦官场,可能是眷恋家庭生活,他以养病为由,和培德一起回瑞士家中了。
    003皇帝梦
    小时候我们常常在考试失败后,发誓要认真努力读书,一雪前耻,但是随着时间流逝,我们渐渐忘了当初的誓言,开始退回到之前的样子。
    袁项城现在也是如此,在被日使逼迫签下“二十一条”以后,他发表了一段声泪俱下的演讲,发誓“低头十年”,努力搞国内的建设,再图国富民强以后能抗衡日本。但是,好景不长,没过多久,他竟开起了历史的倒车,做起皇帝梦来了。
    袁世凯开始多方探寻意见,首先是国外的意见,尤其是日本和英国,当时一战期间,日本几乎独占中国,日本在中国的势力最大,因此日本的意见非常重要,如果日本明确反对,称帝是不可能的。英国是老牌资本主义强国,率先打开中国的大门,在中国事务上有很大的影响。
    袁世凯必须借助与日本来往密切的外交官办理此事,而且这些事情必须秘密进行,当皇帝是开玩笑的吗,他还不能下定决心,既想做又不敢做,必须找个可靠的人去办。
    临近新年了,袁家每天门庭若市,来往拜年的人很多,大哥作为外部高级官员,按理也要前去拜祝。
    大哥还没去,执夫已经来了,还带来了项城给的一份5000大洋的厚礼,执夫说:“总统听说俊彦要回上海祭祖,特意送些礼金以壮行色。”
    大哥说:“惭愧,国家正逢多事之秋,我实在不得已要请假回沪,因家父去世之时,我和俊人都在国外,葬礼未免简陋,我心中一直惦念,父亲辛劳一生,若能在墓碑上记下一段墓志铭该多好,此次回去也准备把父亲的墓重修一番。”
    执夫说:“这个不难办,张大师的文才在京里颇有名气,不如我替你要一篇文章来,我想他还是要卖我一点薄面的。”
    大哥说:“感谢您的美意,不过我心中倒是有个人选,只是我没有把握能请动他。”
    执夫说:“不知你属意谁呢?”
    大哥说:“梁任公,先父在世时,每天必读梁任公的《时务报》,佩服之至。”
    执夫略一沉吟,说:“别人都好办,梁任公除了给自己父母写过墓志铭,好像还没有为其它人写过,而且梁任公一身傲骨,不肯为权贵折腰。”
    大哥轻轻叹气,说:“我知道,恐怕是不行的。”
    没过几天,总统突然召大哥去总统府,大哥已经递了请假书,总统也批复了,正准备择日起程,总统有事找,怕是有急事。大哥赶紧去总统府面见总统。
    见了袁项城,他拿着一篇梁任公为我父写的墓志铭交给大哥,并且在大哥面前背诵出整篇墓志铭,大哥顿时僵立当场、泣不成声。
    袁项城虽没有什么文化,但却深谙如何收服人心,大哥早知道他的为人,因此对他的百般拉拢并不为所动,票子、女人都不能收买他。可是他是个孝子,尤其是父亲去世时,我们因为工作学习没能见到最后一面,一直在心中都有深深的遗憾。大哥的哭既有对袁项城礼贤下士的感激,也有对于父亲的深深怀念。他在此刻感到自己的成就足以令父亲感到骄傲,这种复杂难言的情绪交织在一起使他再也不能自己,他从此将臣服于袁项城了。
    大哥回来对我说:“袁项城如此对我,我如果不能被收为己用,那我就要大祸临头了。”
    大哥开始频频与日本方面接触,日本首相大偎重信的说得很模棱两可,大意是只要袁总统接受二十一条,日本会在他的事情上有所助力。
    这样的暧昧态度误使袁项城认为日本是支持他的。后来,日本却支持蔡锷反对袁世凯称帝,其居心叵测。
    袁项城开始频繁接见外宾,他接见外宾时一般由蔡廷干做翻译,蔡廷干是留美幼童,早年追随袁项城,袁项城遭到摄政王罢免后,他也辞去职务,这种同进同退的表现被认为是忠心,袁项城再掌权后,他提拔重用蔡廷干。
    袁世凯再度出山时,携蔡廷干访英使朱尔典,问其对他出山的态度。
    朱使说:“any government with you as its head,the british government will support.”
    蔡廷干译为:“阁下如为政府元首,英国政府无不支持。”
    蔡的英语水平很高,但是译文不尽忠实,往往曲意逢迎,以合上意。
    袁项城当时误会此“元首”有皇帝之意,如称帝,英国会支持。实际上,英国政府为内阁制,政府元首即为阁揆而已。
    袁项城加快了称帝的步伐,吩咐我去朱使那里进一步明确其意图。
    我知道袁项城的皇帝计划开始了,我十分小心自己的言辞,每次谈论都备下一份“说贴”,有案可查。
    英使说:“就目前对中国的观察来看,南方不会赞成帝制,称帝势必造成国内的内乱,恐怕会影响到英国的在华投资。”
    我把朱使的意见回了袁项城,他决定亲自出马,他带着蔡廷干去了东郊民巷。执夫对我说袁世凯把日本大偎的回电出示给朱使看,借机向日本施压。
    次日,朱使又来总统府,我正要面见袁项城,朱使正好走出来,他见了我,同我打招呼。
    我心里奇怪,按说英使来见总统,应该通过外交部的渠道,我却不知此事,显然,这是私下的谈话,我就装作不知道,也不多问。
    袁项城见了我,却极高兴,让执夫把刚才蔡廷干翻译的会谈记录拿给我看,执夫说:“英使来说如果中国人民都支持恢复帝制,英国也不反对,这本来就是中国自己的事情,他还说英使临走时还戏谑说下次再见阁下,按照体制,恐怕我就要行礼了。”执夫又把各省请愿的电报交予我看,说:“各省都在敦请总统称帝,简直是众望所归。”
    我心里纳闷儿,朱使为什么转变这么快?他的这番言辞代表他自己还是英国政府,他怎么能私下里承诺,这不是信口开河吗?
    袁项城满面春风,我却缄口不言。
    后来,袁项城称帝失败,不久去世,朱使竟说:“可惜项城不听我的。”他如此做法怎么能对得起在九泉之下的老友呢?
    国内真是一片赞成恢复帝制,拥戴袁世凯之声吗?
    首先袁世凯北洋集团内部就反对。冯国璋是袁世凯一手提拔起来的将领,还有姻亲关系,冯国璋对他是忠心耿耿的,但是冯国璋听说袁世凯想当皇帝,当面去询问他有没有这事儿?
    袁世凯却说:我绝无皇帝思想,袁家没有过六十的人,我今年五十八,就是当皇帝能有几年?我大儿子克定是残废,二儿子克文假名士,三儿子克良是土匪,哪个能为一国之君?”
    冯国璋一度信以为真,后来皇帝计划实施时,他十分愤怒,说:“我这辈子伺候袁世凯我也认了,你看大少爷这位爷,如何能伺候的了?”他们还巴望着袁世凯死后,自己能能过过大总统的瘾,现在要恢复帝制,岂不是生生世世都要给老袁家当牛做马,永无出头之日了。
    袁世凯不管这些,在他的授意下,筹安会已经开始请愿要袁世凯当皇帝了,他们开始征求拉拢各方名流。
    执夫跟杨度一起南下去找伍廷芳,伍公闭门谢客,拒不见面。他们每日等在伍公门前的道旁,一日总算堵住了伍公,伍公转头就要走,杨度一把拉住伍公的袖子,跪下说:“恢复帝制乃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望伍公弃暗投明,以国家苍生为重。”
    伍公一甩袖子,正色怒斥道:“你问问周围的路人,哪个是真心拥戴帝制,如今的北京就像一个小戏台,戏子的话能当真吗?你们这些人,为了自己的荣华富贵,把慰亭架在火上烤,慰亭自己难道不知道,恢复帝制是行不通的。”
    袁项城顾不得这些了,开始准备登基大典,最近一个月各部都清闲得很,只有筹备处每天人来人往,忙忙碌碌。袁项城准备率百官祭天,我上表称自己是前清外务部官员,循例不应参加本朝祭天。
    表呈给执夫,他对我疾言厉色道:“我盼你来,是盼你升官的,不是盼你的命的,你这是胡来,上峰有令,就连陆部长也不敢撄其锋,何况是你?
    我知道执夫好意提醒我,但是我心向共和,实在不能苟同,墙头草我做不来。我对执夫说:“你直呈吧。上面要是不同意,大不了我回去当律师。”
    执夫叹了口气,摇摇头。
    袁项城看到我的上表后,没有勉强我,只淡淡地说:“俊人还是太书生义气了。”
    尽管我不赞成他的皇帝梦,但是我不得不承认他是有帝王心胸和气魄的雄主。
    004 一场空
    袁世凯登基大典上,他对百官说:“当皇帝是要我跳火坑,我明知是火坑,还是不得不跳。”
    不知这话他是有感而发,还是要自证清白,不过这样不吉利的话却成真了。他的皇帝梦在护国战争爆发后匆匆收场。
    袁世凯称帝前,在家里首先开始封妃。袁世凯的姨太太很多,最小的一个排行老九,有风尘女子、有朝鲜公主,他都按进门的先后排序,前面的四个先进门,资历深,因此封为“妃”,后五个进门时间短,封为“嫔”,这一下子姨太太们可不依了,我们原先都是姨太太,身份上平起平坐,现在我见了她还要行礼了,家里不得安宁,最后吵得不欢而散。
    袁世凯一顿饭吃得堵得慌,家不成家,他只有望月兴叹。
    五姨太掌管家务多年,为人精明干练,素有府中“王熙凤”之称,她倒是个明白人,她对袁世凯说:“你如今娇妻美眷、儿女成群,在府里不就是一个皇帝了吗?”
    袁世凯的女儿回忆道:“自从父亲在家里吃了一顿饭,后来就整个人消沉多了。”
    有一天,陆征祥部长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正在更换服装,脱下了西装,穿上宽松的棉衣,戴上了一顶暖帽,换上一双布鞋,桌上放着一封辞职信,对我说:“我身体抱恙,不能再干这么重的事情了,我已经辞去外长的职务,电告俊彦回来主持工作,俊彦未到前,请你暂代一起事务。”
    我急忙问:“到底得了什么急病要辞职?
    陆部长轻咳两声,说:“我患了重感冒。”
    我说:“伤风感冒是小毛病,何必辞职?”
    陆部长说:“我如今已经担不了这副担子了,还留下做什么。”他说完,就开始整理桌上的东西,不再理睬我。
    执夫来找我,让我去见袁世凯。我见到袁世凯,他在办公室的长沙发上躺着,天气已经转暖,他仍然身着厚棉袄,盖着绒毛毯子,精神很疲倦的样子,他见我进来,勉强撑着身子坐起来,我心里不忍,连忙上去扶他一把。
    我说:“我刚才见了陆部长,他说已经向您请辞了,你看要不要挽留?”
    袁世凯不耐烦地说:“让他,让他,何必内外夹攻,相逼太急。”
    他对我说:“你是次长,先代理他的工作。”
    我看袁世凯心情很不好,也不敢多推辞,再说他这时候身边没人,我不忍心看他一世英雄落得如此下场。
    我从办公室出来以后,下楼看执夫,他说:“袁世凯以前每天7点准时和幕僚用早餐,屋子里找他谈事的从早排到晚,现在那些人也都不来了,怕见他。”
    我说:“我见了袁世凯,他现在人很颓废。”
    执夫正要开口,一个侍从拿着一封电文走过来,说:“这是陈宦从四川发来的电报。”
    执夫拿过来,我看见上面写的是劝袁世凯退位的意思。侍从问:“电文要不要交给袁?”
    执夫摆摆手,说:“不必了,何必再让他心烦。”
    执夫骂道:“陈宦这个卑鄙小人,当初袁世凯命他带兵督川,他竟跪在地上三嗅袁世凯的足才退下,他说他恐怕赶不上参加袁世凯的登基典礼了,所以提前行礼庆贺。袁世凯对他多有提拔,现在他竟然落井下石。”
    我拍了一封急电给大哥,请他定一计。大哥让我先去找段合肥和徐东海想想办法,我去找了段合肥,请他出来帮帮袁世凯,段合肥说:“我和袁项城就是因为关系太深了,我现在反而不好办,这事我早就劝过他,他又要当皇帝又不敢当皇帝,弄得现在人人喊打的局面,能怪得了谁?”
    不久,袁世凯宣布取消帝制,段合肥重回北京政府。一天,外部通知我去参加紧急国务会议,我猜恐怕是袁世凯不行了。
    袁世凯痛苦的挣扎了好几天,他的肾病很严重,已经无法排尿了,他含混不清地嘟囔,最后从喉间逸出一句叹息:他误了我。
    谁误了他呢?
    有人认为他说的是他的大儿子芸台,老大想要当皇帝,为了让袁世凯下决心,他不惜蒙骗他,我有一次见袁世凯时,亲眼见到他的桌上放着一张“顺天时报”,和外面的竟然不一样,这张时报是芸台专门为他印制的,只有他一个人看,都是鼓吹帝制的内容,袁世凯身边的人没有人敢告诉他真相,不知道他自己知道吗?
    也有人认为袁世凯身边的食客要负责任,他们为了自己加官进爵,不断地推波助澜,难辞其咎。还有人认为是当时列强误导所致,首先日本明着支持袁世凯,暗地里又帮助蔡锷,他们不希望出现一个统一的中国。
    当时袁世凯是处于进退两难的地步,皇帝倒了,权威没有树立起来,袁世凯想通过恢复帝制重建统治权威,但是他没有意识到的是:时代已经变了。谁当皇帝都是不行的了。
    我写过一个民国外交官家庭的小说,小说里有很多民国人物的原型,自己在写的时候,有

    时也禁不住推开鼠标,放声大笑。没曾想抽出部分章节放上这个版块,真有不少懂行的朋

    友提出看法。欢迎煮酒的朋友们留言。
    第一节 少年时代
    小时候,我家在江南制造局旁的高昌庙附近,当时那里路上都是石子,因为制造局搬过来,住的人也越来越多。交通工具只能是独轮车和人力推车,自从马路修好以后,家里为了出行方便,买了一辆双匹马拉车。

    父亲在制造局当经理,收入较丰厚,家里有兄妹三人,我是次男,母亲在家里照顾我们,有时也去教会帮忙,听听贫苦妇女的苦水。

    父亲在附近靠近河边的地方购置了几亩地,建造了一个小楼,楼房里可以停放马车、轿子,屋外种上果树,还有菜园,里面可以找到促织、蟋蟀,比起城市的拥挤,这里空气十分新鲜,我家里养了一只全身雪白的哈巴狗,我们给它取名叫“雪球”,我们常和它一起玩耍。房子里面铺上了外国进口的地毯,有电灯、暖气、抽水马桶,大厅宽敞,父亲的留美朋友们经常到家里聚会。

    周末晚上,母亲让我在客厅里完填字游戏,这是一个好方法,我很快掌握了许多英文单词,父亲聘请了一位圣约翰的美国女教师教我英语,她总是慈爱地看着我,教我用拼读字母的方法记住“mississippi”。

    童年记忆最深的事是父亲经常带我去城隍庙玩,我不喜欢到城隍庙,但我最喜欢在城隍庙外的豫园游玩,这里是我童年的乐园。

    豫园里有个假山,假山旁边有一个很大的鱼池,里面蓄有金鱼百尾,大的有七八寸,灯泡眼扇尾巴,五颜六色的都有,在池子里,悠哉游哉。下山就是九曲桥,我问:“爸爸,为什么桥造成弯弯曲曲的?”爸爸说:“这是中国营造园林的特点,高低错落、相互掩映,桥曲折迂回,既美观大方,又处处看出的风景各不相同。你看它是不是比一座笔直的桥更好看?”

    亭子里今天在品兰花,不少商人携带一些名贵品种的兰花盆栽在这里售卖,兰花姿态各异,枝丫修剪的很古朴雅致。

    爸爸说:“在日本国,国民喜欢园艺,很多人家会摆上花草盆栽做装饰,有的甚至上百年了,异常珍贵。”

    我第一次听到日本这个国家,只是没想到日后我也会亲自登上这个国家。

    爸爸说:“这里不同季节有不同的玩意儿,古玩、珠宝等应有尽有。”每当珠宝交易时,仕女们穿梭其间,一片生意兴隆的景象。

    我倒是不感兴趣,拉着爸爸到长廊去,那里有小贩托着托盘兜售小吃,托盘里有五香豆、酒酿汤圆、桂花糖藕,最有名的是南翔小笼包子,和姜丝香醋同食,鲜美无比,不用问别人在哪,店铺门头大大的金字招牌会为你指路。每次我总在这里流连,爸爸也会让我尝上一两样。

    最使我兴奋的是江湾的龙舟赛,每次去看龙舟赛就像过年一样开心。每到端午节,家家户户用粽叶包粽子,江湾也会有十几条龙舟比赛,哥哥带上我一起去看。每条船上张灯结彩,划船手整齐划一,分坐两边,行动快捷,花样变化,令人目不暇接。

    年纪稍大一点,父亲很重视的我学业,不仅有英文老师教授我的外语,还聘请了一位博学的举人教我中国传统四书五经。这个举人老爷留着一个山羊胡子,总是佝偻着背,用含混的声音摇头晃脑的讲课,我经常听得昏昏入睡,有一次我正在打瞌睡,他站在我背后用一把一尺长的戒尺打在我的背上,我的美梦一下子被惊醒,身上火辣辣地疼痛。他举起戒尺要再向我挥过来,我拔腿就逃,再也不肯回来上课。

    第二天,这位举人向我父亲递了一封辞职信,父亲知道事情原委后,请了几个相熟的朋友作陪,设宴请老师来家中吃饭。

    父亲只字不提发生的事情,等吃饭气氛很热烈时,他说:“中外教育很不同,外国人的教师是一份职业,中国人自古以来就讲天地君亲师,老师的地位和父母一样高,我们要尊敬教师,记得我刚到圣约翰时,班上的学生很多比我年长,我站在讲台上,心里不免发虚,但是他们都十分尊敬我。”

    我听到这里,心里一阵惭愧,知道父亲是在批评我,我的头一直低垂着,不敢看他。宾客们纷纷举杯附和,说:“来来来,大家一起举杯敬敬老师们。”父亲走到我面前,领着我走到举人面前,毕恭毕敬地向他敬酒。

    第二天,父亲把辞职信还给了举人,说:“这封信请您务必收回,犬子让您费心了。”
    举人收下信,没有再推辞。他说:“小公子玉雪聪明,将来必成大器。”

    父亲很看中孩子的品德教育,所有品德中,他最强调要诚信,周末晚上在家时,父亲总设法对我进行教育,他说做人要诚实,如果不诚实,说了谎话,将来总要被人揭破,到时人家处处疑心你、防备你,你说难不难受。

    在交友方面,他也谈到交朋友要交益友,你要想想你能从身边的朋友身上获得哪些益处呢?你要多和比你优秀的人交往,学习他们的长处,学习他们的为人处事。如果交了损友,那对自己的危害就很大,所以我们要谨慎交友。
    第二节 出国留学
    大哥从圣约翰毕业后,又进入同文馆学习法语,后随许景澄大人出使俄国。家里孩子就剩我和妹妹,妹妹年纪还小,父母觉得小女儿可爱,十分宠爱,我是男孩子,故对我要求十分严格。我15岁时,准备出国留学,在上海留美预备学校读了一年,然后乘坐火轮船赴美国,这时的轮船和父亲赴美时坐的大帆船已经不同,距离也大大缩短了,我历时一个月到达美国。

    我登岸时遇到港口的检查,滞留了好长时间,因为此时美国对华政策开始改变,随着移民美国的华人增加,美国开始严格限制华人移民,华工被禁止进入美国。美国斯科特法案颁布以后被视为排华法案,美国的华人处境艰难。

    我被移民局官员扣在港口不能入境,和我一同前往美国的卫公理教会的牧师拿着我的签证力争,我并不是入境的华工,而是来读书的学生,我持有的签证是读书签证,他还叙述了我父亲是如何帮助美国的传教士们,保护了教会财产等等,他的叙述很打动人心,但移民局得官员听罢,只是抬起头来,两手一摊,表示自己也只是照章办事。牧师气急了,大吼说:“我真不明白你们,要是这样虔诚优秀的年轻人都不允许入境,那么什么人才能够入境?”

    后来,我拿出父亲写给伍廷芳的书信,请他去中国大使馆通知伍公。伍公在甲午中日战败后,曾经随李中堂赴日本议和,期间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说了一番话:“我和伍廷芳同在英国留学,我回国以后已经官至首相,伍廷芳还不过区区一个随员,贵国对人才是不是不够重视啊?”李鸿章受到触动,保举伍廷芳出使美国。父亲和他是旧识,知道他在美国做公使,特地修书一封,让我带去,还真就派上用场了。

    伍公接信后,立刻联系美国华府官员,请他们从中斡旋,他随后亲自带着盖章文书,到港口移民管理处说明情况,移民局才将我放行。
    圣约翰的卜舫济校长推荐了一个他的儿子就读的学校,学校是位于弗吉尼亚的一个高中,收费合理,环境很好。弗吉尼亚是英国殖民者到美国的第一站,也是建立的第一个殖民地,位于美国东部新英格兰地区,人口并不多,风景很优美。

    我就读的学校是一所寄宿制高中,教学楼和宿舍楼分开,宿舍楼后面是一座山坡,有一大片树林,为了学生的作息规律,宿舍楼晚上9店熄灯,学生必须准时就寝。早上起来,自己去打水,很难找到热水,即使冬天也只能用冷水洗脸,如果一定要形容冬季早晨用冷水洗脸的感觉,就好像是风雪夜在雪地里撒尿,冷暖自知。宿舍楼中间有一根长管子,学生们上课赶时间可以顺杆子滑到一楼。

    学校的体育运动很丰富,每年的橄榄球赛季节到了,校园里到处都是留着长发的学生,据说是为了配合橄榄球赛特意留的“橄榄球发”,学校里纪律开始松懈,学生会在赛后外出饮酒,我没有加入橄榄球队,因为橄榄球冲撞奔跑充满了暴力,我不太适应,我选择了棒球和垒球运动,冬季下大雪使学校外的河面结冰后,学生们热爱去湖面滑冰,穿上冰靴、戴上风雪帽和绒线手套就去一展身手,我却比较笨拙,总是滑不会。

    假期里,父亲的朋友会邀请我去家里做客,我在肥美的芦笋园大饱口福,这是我父亲一个富有的教友家里的产业,他的生意做得很大,芦笋都加工成罐头销售到各地。我在后两天住在一个寄宿家庭,女主人富有爱心,常常晚间送些点心给我,一个月餐费不过20美金,生活成本不算太高,我的学费一年不超过300美金,教会牧师的子女会有优惠,最后一个学期,教务长宣布减免我的学费,他说我在这个州住了这么久,感觉我已经是这个地方的人了。

    家里会寄大礼包给我,有各种各样好吃的中国食品,我会分送给同学们品尝,像果脯、果干都是很受欢迎的,有时还会寄来一些丝绸挂件,我会挑几样精致的挂件送作为礼品送给寄宿家庭的主人,中国的小礼品很受他们的喜爱。父亲常书信给我,我虽在异乡,但是能时常受到他的教诲,我们交流过很多事情,现在我不能一一回忆起来,特别遗憾这些书信我没有保留下来。记得父亲有一次说他在有生之年看不到一个富强的中国了,但愿我有一天能够看到一个新中国并且为之而奋斗。

    我顺利进入了耶鲁大学,我一直立志要考入父亲的学校,因为是家人念过的学校,就像回家一样。读大二时,我接到大哥的信说父亲去世了,不久以后母亲也走了。我当时正在美国读书,不能回家奔丧,没有能和父母见上最后一面,这是多么无奈啊。
    我在美国作为一个穷学生,很少问津去华府、纽约这些大城市游玩,有时伍大人会邀请我们这些留学生去大使馆当翻译,当时大使馆的随员大多都不会英文,我陪同过一个使馆的随员上街,美国这时已经开始排华,对华人并不友好,我们去搭电车时,还有人扯住他的辫子,也有人向我们扔石头,真是让人感到愤怒。

    记得我在大使馆过新年时,有一个华人中年男子来找伍大人,他说他要被遣返回中国了,他有一个愿望就是想拿出自己所有的积蓄3万美金,捐赠给哥伦比亚大学,希望哥伦比亚大学能设立一个汉语言研究所。

    这名男子叫丁天龙,他是从中国来美的华工,在一位大亨家里做佣人,这位大亨性情古怪,终身未婚,家里的佣人因为忍受不了他的脾气而辞去工作,只有天龙留下来,悉心为他打理家中的事情,这位大亨认为他是一位深受儒家教诲的人,谦卑诚实,十分依赖他。他想了很多办法想把他留下来,但是因为排华法案出台,没有任何转圜的余地。天龙作为一名仆人,他是如何节省下这些钱的我们可想而知,他并没有打算带着钱回到中国安享天年,而是把毕生积蓄都捐献出来要设立一个华人讲座,他有着对国家深深的爱。这位大亨在他走后,为了帮助他完成心愿,以天龙的名义捐献给哥伦比亚大学30万美金,哥伦比亚大学设立了一个以他中文名字命名的“天龙讲座”纪念他。

    我一直记得,在送别他的前一夜,他一个人坐在山坡上吹树叶的情景,微风吹拂起他的衣角,他瘦削的脸颊显得苍白而忧愁,双眼静静地望着远方,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伍大人曾问他为什么想要捐赠一个中文讲座,他说:“我很遗憾我没有机会接受很好的教育,但是我希望今后的华人能够在美国获得受教育的机会,能够为中国人争光。”
    中国华工在《蒲安臣条约》签订以后到美国谋生,他们承担起最艰苦的修建铁路工作,铁路的铺设路段有的是在崇山峻岭之间,华工的伤亡率极高,可以说,每一段枕木下面都流淌着华工的鲜血。可是当铁路开通时,等待他们的却是失去工作,被遣返回中国的命运。

    伍廷芳出席美国排华法案听证会时,他为华工们奔走呼号,听证会上他不顾法官的干涉滔滔不绝地陈述自己的意见,最后被法官驱逐出去,法案通过时他并不在场,伍廷芳深谙国际律法,不会不知道法庭的规则,他是有意想阻碍法律的通过。在座的议员们都一致认为,这位伍廷芳真是世界上一流的人才,可惜他生在一个贫弱的国家。
    我在火车上和孙中山先生有过一面之缘,有一次我去华盛顿,对面端坐着一位仪表不凡、气宇轩昂的青年男子,别人后来告诉我他就是孙中山。

    我美国街头曾见过孙中山先生的演讲,孙先生演讲言简意赅,说问题总是一针见血,清楚明白。
    他问:“什么是驱逐鞑虏?就是推翻清朝统治。”

    他很善于演说,每当他演讲,听众总是特别多。后来,他在日本演讲时,日本派了一位要人去监视他,结果那位政要听完以后,深深拜服于孙中山先生的个人魅力,竟成为他革命事业的一位有力支持者。

    美国的华人踊跃募捐,当时华人很多从事的行业是开洗衣店,因为华人洗衣都是手洗,美国人认为手洗可以减小对衣物的损害,所以愿意把衣服送到华人开的洗衣店。他们从早到晚为人浆洗衣服,一刻也不得闲,挣来的钱不放心存在银行,都压在床板下面。但是为了支持孙先生革命,他们把床底下的硬币都一个个倒出来做捐献。

    秘鲁听说美国出台排华法案,也想效仿。伍廷芳亲自赴秘鲁交涉,当时外交和今天不同,一般驻美大使兼办周边小国家的外交事务,不再另外派驻大使。伍廷芳十分强硬,他认为秘鲁并不了解中国实际情况,说:“如果谈判不成,立刻下旗回国,派兵船来谈。“秘鲁害怕酿成祸端,只好让步,也算是挽回了清政府的一些颜面。
    这篇小说我写了很久,看了很多民国人物的回忆录,里面又包含袁世凯的部分内容。我准备整理后,重新修改再贴出来,请各位看看。
    第三节 从教沪上
    上海有东方巴黎之称,是中国最繁华的都市。开埠以后,西方各国的货物都通过上海转运到内地,传教士也随着兵舰而来,教会为了传播基督教教义,开始在上海创办教会学校。

    圣约翰大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创办的,它最初是在弄堂里创办的大学,当风华正茂的卜舫济担任圣约翰的学监以后,它逐渐发展壮大起来,有东方的哈佛之称。

    卜校长为了招收学生,学校有种种优待,信教学生免费,校方除了供给食宿外,每年另给小帽一顶,鞋子两双,青布长衫二件,棉袄一件。放学时,并给铜钱百文为书费。书籍及医药费亦由学校供给。读完四年的英文和数学,就到海关或电报局谋事。

    那个时代,不少学生是为了微薄的补贴,才勉强学习英文。后来英文在商界流行,学生可到洋行做事,收入颇丰,入校人数逐渐增多。

    卜校长把我们领到教师楼,这是一排上下两层的小洋房,周围种植了花草,门口有两颗很高大的柿子树,上面结满了晶莹剔透的果子,像一个个小红灯笼,在微风中轻轻摇曳。

    我们住的房间都经过了改造,因为外国教师的生活习惯不同,房子外面虽然是中式的,但里面改为了西式的结构,有电线、电话,客厅还有壁炉,房子住着很舒适,我觉得这里的环境清幽,是我心中理想的工作地方。

    卜校长安顿好我们以后,告辞离去。我正专心收拾东西,发现门口靠着一个穿西服的年青中国人,咦?他应该是这里的教师吧。

    他看见我,显示出很高兴的样子,走上来问:“你好,我是英文教师牛惠廉,住在你的隔壁,你是新来的老师吧?我点点头,看见他的手上还拿着一个灯泡的东西。

    牛惠廉走过来,说:“我听到你屋子里有动静,想起你这间屋子里灯泡好像坏了,我从房间拿了一个备用的给你。”他说着,直接就站在凳子上动手帮我装起来。

    我一下子就对他产生了强烈的好感,远亲不如近邻,我的这位邻居真像个可爱的大男孩。
    我停下手上的事情,坐下和他攀谈起来,我问他为什么到圣约翰,他说:“家在嘉定,父母希望我留在上海,而且我学的是文学,去洋务企业没有合适的职位,就应聘到圣约翰书院教英文。”

    容闳博士带去美国的120多名学子,在1880年代他们回国后,很难找到合适的职位,有些人就委身于书院的教职。当时书院教师待遇每月30两,算是报酬很优厚,后来卜舫济校长把教师的待遇提高到每月100两,这在当时是很可观的一笔钱。
    “你呢?”他问我。

    我把自己的经历简要介绍了一遍,不知不觉谈了一上午,临走时,牛尚周对我说:“周末我们留美的同学在上海跑马场和美国水兵们有一场垒球赛,你想不想一起去看?”

    我初来乍到,没有什么大事,再说多结识一些上进的年轻人是很好的事情,我很高兴的答应下来。
    上海跑马场在今天人民公园一带,是外国人闲暇消遣的地方,上海外国人在中国举办外事活动一般都在跑马场,赛马是一项赚钱的活动,外国人也开始推广,中国人也去赌马。
    我们在路上看到哪些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妓女坐在壮汉的肩上招摇过市,引得人们纷纷侧目,路边有杂耍艺人,一个强壮的汉子在手上挂上铁钩再吊起一叠砖头,钩子嵌入皮肉,看着都疼,洋人坐在漂亮宽敞的双匹马拉车子上,下了车,手边挽着一位穿着层层叠叠纱裙的西洋美女。
    我们进场时,双方队员正在准备入场。
    牛惠廉说:“今天是我们留美同学和美国军舰上的水兵比赛。”
    牛惠廉朝前方跑过来的一个人挥手,来人是一个正准备比赛的中方队员,他穿着特制的比赛服装,手臂细长,身材矫健,十分自信。
    牛惠廉向我们介绍:“这位是钟文浩,在上海外事局工作。”他又朝我们指指,说:“他们是我在圣约翰书院的同事,唐俊人。”
    我们互相致礼,祝他旗开得胜。
    牛惠廉为了善尽地主之谊,滔滔不绝地为我介绍垒球比赛规则,末了,牛惠廉说:“好了,我亲爱的同事,你应该了解比赛的规则了,希望你能好好享受比赛。”
    我点头致谢,不紧不慢的开口,说:“亲爱的同事,我想我不太能同意你其中的一些解释,实际上,我在耶鲁校队担任过两年的投手。”
    钟文浩说:“我们有一个队员有腿伤,打不完全场,中场你来做替补。”
    比赛开始,对方的第一守垒员身材修长又十分灵活,好几个投球都被他截住,比赛过半,我方渐渐落后,钟文浩向裁判示意换我上场,做我方的投手,我不负众望,开出一个漂亮的弧线球,要知道,我在耶鲁获得过“最佳投手”。比赛结束,我们3比3平,打了一场友谊赛。
    我在沪上渐渐有了名气,上海许多达官贵人的聚会都请我去做翻译,在一次活动中,一个洋行的大买办想要我教他学英语,他在上海做生意,想集中学习一个月的英语。他学了几次以后,告诉我李中堂的孙子想找一位英文老师,推荐我去教课。
    第四节 初仕北京
    庚子事变,北京情况很凶险,主战派和主和派都被杀了,李中堂年事已高,议和期间终日奔波劳累,洋人要惩办祸首,开出的名单都是皇亲贵胄,这个和怎么能议,几番讨价还价,最终惩办人员减少为六人,已经是尽了最大的努力了,李中堂签完条约,吐血身亡。慈禧听到消息,也忍不住说:“以后再有祸事就无人可以分忧了。”
    大哥回上海避难,待了近一年,大部分时间住在杭州的未婚妻家里。大哥的未婚妻来自一个湖州丝绸商人家庭,是位知书达理的女子,后来随大哥出使俄国,通晓法文,会跳舞,善交际,在当时外交官的妻子中是很新潮的人物。
    杭州的山水秀美,风景宜人,夏夜里,虫鸣吱吱,微风拂面,我和家人在西子湖畔泛舟游玩,享受难得的闲暇时光。大哥谈及一些出使外国的趣事,他随杨儒出使俄国时,每到圣诞夜,中国使馆会有送礼的马车,载着茶叶、丝绸、陶瓷等礼品去送礼,街上的人看到中国使馆的马车就知道是礼车到了。
    他说至今都记得中国的一位大官访问俄国,使馆的人员前往火车站迎接,大家在众人异样的目光下跪在地上恭迎清廷官员,杨大人口称“奴才”(杨儒是满人),行跪拜礼,过往路人纷纷侧目,让人感到很不舒服。
    杨儒在圣彼得堡病逝,与俄国交涉东三省有关,大哥当时是杨儒的翻译,俄国财长维特威逼杨儒签字,大声咆哮、恫吓,态度非常傲慢,杨儒始终不屈服,经过数月的辩论,唇焦舌敝,他义愤填膺,走出门口时竟跌下楼梯,摔断了腿,一病不起。馆里无人熟悉情况,大哥在俄国多年,有丰富的经验,后来馆中的事务就由大哥负责。
    但是俄国财长维特嚣张跋扈,他既欣赏大哥的办事才能,又恐大哥深谙俄国内政,办事圆融,他不好擅权,因此故意想要调走大哥。有些传言说维特是想把大哥招揽到自己麾下,因此故意调离他。后来维特因为擅权专政被沙皇撤职。
    大哥叮嘱我,说:“如今的世界已经是欧化的趋势,皇帝已经下诏废科举,传统的官学已经没有用了。不久,清廷会招考洋进士、洋翰林,你要把握机会,发挥自己的才能。”大哥对形式的预判很准确,不久以后清廷就开始录取留洋学生。
    我在圣约翰大学教书有六年了,卜舫济校长想让我签正式教师合约,我正在考虑要不要长期从事教职,做教师的好处是周围都是一些富有上进心的年轻人,又有假期可以调剂,四处旅行,增长见闻。
    可是,我一直崇拜大哥,也希望向他一样从事外交工作,大哥前不久来信,提到北京准备招考一批洋进士,让我好好准备。
    我乘坐火车去北京,要三天三夜,卧铺车厢很脏,床上都是臭虫,晚上没有办法睡觉,这三天让我过得很煎熬,进入北京要换乘比利时人建造的芦汉铁路,这条铁路线是法国工程师修建的,车上的工作人员都是比利时人,车上只通用法语。中午不送餐,要到餐车用餐,餐车里的比利时人很傲慢,不会说中文,对人基本不理不睬,我跟哥哥学过一段时间的法语,足够日常交流,他对我的要求还算客气。
    我在餐车碰到一个中年男子,他问比利时人可不可以送饭到前面包厢?他用英语问话,比利时人不懂,根本不理睬他,态度倨傲,我上前解围,用法语帮他翻译,他很感谢我,邀我到他们车厢一起用餐。
    这位男子是外部的官员,他说陪少老进京,没想到这趟车上都是比利时人,我们没有懂法语的人,一路上受到怠慢,既不供给热水,又不提供饭菜,真是不舒服。
    我进了包厢,他介绍里面的人是“少老”,唐绍仪,字少川,我进去拜见,他知道我哥哥俊彦(我哥哥字俊彦,我的字是俊人,父亲取名寄望我们成为一时俊杰的意思),说:“早就听说唐家一门三杰,今日一见,可知传言不虚。”
    大哥向他大力举荐过我,他早已经知道我的情况,此次进京考试,少老正是面试主考官之一。我知道今天我已经给他留下不错的印象,对于进京考试又多了几分信心。
    我们进入考场时,有人先高声唱名,如某人是浙江学政保举,考官是唐绍仪和詹天佑,考试结束以后,我以第四名被外部录取。第一名是来自耶鲁大学的博士,其中有两名是牙医,清朝官员认为牙医属于方技,所以排名挪到末尾。
    录取之后,我们要进殿谢恩,礼部官员带着我们一行人鱼贯而入,远远地看着太后和小皇帝坐在殿前龙座上,小皇帝的帽子上有一个大东珠,因为隔得太远,看不见表情。皇帝循例问话,要自报姓名和籍贯,这个之前是要练习的,当时我还心里纳闷,这么简单的事情怎么会错,到了当场,威严的气势会令人不寒而栗,真的有人说错,这是失仪的表现。
    我在圣约翰大学教书有六年了,卜舫济校长想让我签正式教师合约,我正在考虑要不要长期从事教职,做教师的好处是周围都是一些富有上进心的年轻人,又有假期可以调剂,四处旅行,增长见闻。
    可是,我一直崇拜大哥,也希望向他一样从事外交工作,大哥前不久来信,提到北京准备招考一批洋进士,让我好好准备。
    我乘坐火车去北京,要三天三夜,卧铺车厢很脏,床上都是臭虫,晚上没有办法睡觉,这三天让我过得很煎熬,进入北京要换乘比利时人建造的芦汉铁路,这条铁路线是法国工程师修建的,车上的工作人员都是比利时人,车上只通用法语。中午不送餐,要到餐车用餐,餐车里的比利时人很傲慢,不会说中文,对人基本不理不睬,我跟哥哥学过一段时间的法语,足够日常交流,他对我的要求还算客气。
    我在餐车碰到一个中年男子,他问比利时人可不可以送饭到前面包厢?他用英语问话,比利时人不懂,根本不理睬他,态度倨傲,我上前解围,用法语帮他翻译,他很感谢我,邀我到他们车厢一起用餐。
    这位男子是外部的官员,他说陪少老进京,没想到这趟车上都是比利时人,我们没有懂法语的人,一路上受到怠慢,既不供给热水,又不提供饭菜,真是不舒服。
    我进了包厢,他介绍里面的人是“少老”,唐绍仪,字少川,我进去拜见,他知道我哥哥俊彦(我哥哥字俊彦,我的字是俊人,父亲取名寄望我们成为一时俊杰的意思),说:“早就听说唐家一门三杰,今日一见,可知传言不虚。”
    大哥向他大力举荐过我,他早已经知道我的情况,此次进京考试,少老正是面试主考官之一。我知道今天我已经给他留下不错的印象,对于进京考试又多了几分信心。
    我们进入考场时,有人先高声唱名,如某人是浙江学政保举,考官是唐绍仪和詹天佑,考试结束以后,我以第四名被外部录取。第一名是来自耶鲁大学的博士,其中有两名是牙医,清朝官员认为牙医属于方技,所以排名挪到末尾。
    录取之后,我们要进殿谢恩,礼部官员带着我们一行人鱼贯而入,远远地看着太后和小皇帝坐在殿前龙座上,小皇帝的帽子上有一个大东珠,因为隔得太远,看不见表情。皇帝循例问话,要自报姓名和籍贯,这个之前是要练习的,当时我还心里纳闷,这么简单的事情怎么会错,到了当场,威严的气势会令人不寒而栗,真的有人说错,这是失仪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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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2022-05-05 12:11:43  更:2022-06-14 23:1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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