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煮酒论史] 以清末民初外交官为原型创作的历史题材小说《山河故人》（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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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论史]以清末民初外交官为原型创作的历史题材小说《山河故人》（连载）

作者:ancorn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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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廷黻先生曾在他的书中高度评价过一些晚清政治家的才能和功绩，我不能不感到他们都是绝顶聪明的人。
    曾纪泽，穿着旧式的朝服，操着半懂半不懂的外语，绕欧洲跑了一圈，与当代的英、法、俄外交官交涉，让人敬佩。

    袁世凯，二十多岁，到朝鲜，几年内，就独当一面，把那些在朝鲜密谋侵害中国权力的俄国人、美国人、日本人一个个都打败了。

    李鸿章，是这个时期的中心人物，还没有哪一个人像他一样办过那么多企业，中国的最大的海军是他办的，最早的电线是他装的，最早的铁路是他筑的，招商局是他提倡的。他外国文字不懂，70岁前未迈出过国门一步，苦苦支撑办理外交。

    我想以他们为原型，写一部清末明初外交家庭的历史题材小说，把当时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通过小说主人公的视角反映出来。

标题斑竹看到帮我改一下，应为“清末民初”。谢谢斑竹。

    先谈谈几位清末几位外交重要人物：
    1.第一个驻英公使郭嵩焘——为何有人叫嚣要”刨他的祖坟“
    郭嵩焘是进士出身，写一手好文章，才华出众。他和镇压太平天国的曾国藩都是湖南人，又结成儿女亲家，与李鸿章也有姻亲关系。历任蒙古王爷增格林沁的幕僚，出任过广东巡抚，1875年奉命出使英国，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常驻西方的钦差。
    郭嵩焘出使英国实属巧合，缘于英国使馆翻译带领一支探险队从缅甸潜入我国云南边境，因未知会地方官，被当地农民发现后打死，英国公使威妥玛抗议，扬言道要下旗回国，派兵船来谈，便一路南下。李鸿章匆匆南追，在烟台截住他，摆下筵席，派人居中说和。威妥玛也就坡下驴，重回谈判桌。威妥玛认为打死使馆人员应为云南长官授意，要惩办凶手，李鸿章辩驳说官员不知情，是边民个人所为。威妥玛以此要价，逼迫中国签订了《烟台条约》，要求政府保障传教士进入内地自由传教，并要求派遣中国官员赴英国请罪。
    郭嵩焘在马嘉理案中洞察到英国人想借此挑衅，云南巡抚岑毓英处置不当引起外交上的纷争应负有责任，他向朝廷上书弹劾岑毓英，引起轩然大波。中国当时可是上国，一个大官打死几个不守规矩的蛮夷算得了什么。郭嵩焘这种情况下被派往英国，两江总督刘坤一写对联骂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湖南人视他为败类，讥讽他家是天主教传教士“郭寓”。
    在英国任职期间，他和副使刘锡鸿龃龉，虽然刘锡鸿思想也比较解放，但是却带着有色眼镜看待国外一切事物，专爱打小报告，君子斗不过小人，笨人也总是在忙着填补“聪明人”留下的坑。郭嵩焘和他搭班子吃尽了苦头，他说郭嵩焘在国外忘本，用的茶叶罐是英国的银器，还和外国人一起在戏院看戏，戏院本按次序依次就座，没有职务高低之分，刘锡鸿却说他和诸夷并排杂坐有损天朝的威严。
    他之所会这样，还有部分原因是因为中国当时不了解国外驻使节的规定，还是按中国出使番邦的办法派正副使两人，可是到了国外，人家只承认一个公使的身份，其他人都是参赞、随员等，没有副公使这一说，弄得刘锡鸿尴尬不已，自嘲自己变成了“吃闲饭”公使。
    两人闹到最后，清廷召回郭嵩焘，同时也召回刘锡鸿。
    郭嵩焘比起同时期的人更睿智、更有远见，他出使英国途中，写下了在英国的见闻，最早介绍了西方的宪政制度，赞扬了英国的学校教育的务实精神。写成后寄回总理衙门刊印，却被清廷销毁了。原因是他对西方的赞扬，引起了当权者的不满。
    郭嵩焘后来的遭遇令人同情，他回国以后，无心再回官场，在家乡开办私塾教书著书直到去世。去世以后，李鸿章上书清廷要给他恩赐，清廷竟不准。庚子之乱期间，还有人上书要刨他的祖坟。郭嵩焘有着超出同时代人的见识，可是身在一个腐朽没落的封建王朝，当时的统治者闭目塞听，在一群歌功颂德的臣子中盲目自大，对于持不同意见者都视为“异类”，郭嵩焘备受污蔑和排挤，尽管他说的是真话，可是这样的真话是统治者并不想听的，他的结局注定是不幸的。

蒲安臣在俄国出使途中病逝。据志刚回报清廷的奏疏，蒲安臣到俄国后，俄国避而不谈和中国的领土问题，反而向他谈论和美国的关系，蒲安臣“唯恐办法稍差，失颜于中国，又恐措辞不当，贻笑于俄人”，加上一路旅途劳顿，竟在俄国一病不起了。消息传回朝廷，恭王很慨叹。清廷为了表彰他，给予万金抚恤金加一品衔。

为什么清朝的外交一开始交给一个外国人办呢？因为我们最初对外国人是蔑视，清朝的官员没有人愿意去办，认为和洋人打交道有失身份。第一个驻外的中国官员郭嵩焘知道自己要被派驻英国时，第一反应也是先力辞，只是推脱不掉，才不得已走马上任，这在当时士大夫眼里并不是什么“美差”。

    为什么总理衙门不负责对外事务呢？

    1.清朝在两次鸦片战争后，对西方国家从蔑视开始转变为重视，设立总理衙门办理各国事务，但是总理衙门比较“务虚”，实际办理外交事务是由下面的北洋和南洋办理，李鸿章作为北洋大臣总理外交事务。

    2.总理衙门办事很拖沓，人来了，先是登炕递烟，周围乌泱泱一堆人伺候，根本谈不了正事，等聊天聊完了，就摆一桌酒席，开始吃饭。
    民国建议以后，陆征祥从欧洲回国，被袁世凯聘为外交部长，他大刀阔斧进行改革，把吃饭变为口腹怀柔，办事效率大大提高了。

    2.李鸿章是办理外交——臣子历来都是背锅的
    他环游欧洲时曾问德国前首相俾斯麦：“一个做大臣的人想要给国家尽力办事，但是满朝官员与之意见不合，群起牵制掣肘，在这种情况下想要实现自己的主张，有什么办法呢？”
    俾斯麦回答：“最重要的是得到皇帝的支持，得到支持就能独揽大权，有什么事办不了呢？”
    李鸿章说：“比如现在有一个大臣，他的君主无论谁的话都听，君主身边的那些大臣、内侍经常狐假虎威，借君主的名义干涉大事。处于这样的情况该怎么办呢？”
    俾斯麦想了很久才说：“既然做了大臣，以至诚忧国，想来没有不深获君心的，唯独与妇人小孩共事，就很无奈了。”

这段话里充满了他满腹的委屈、憋闷和无奈。
李鸿章在朝廷中得不到支持，还有人不断扯后腿，他自己也说过，他办理洋务何曾放手实实在在办过，不过是勉强涂饰，虚有其表罢了。他也不能算是为国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只是他在时他当着的责任他从不推卸，最后也只能当一个裱糊匠，缝缝补补苟且偷安罢了，这又是多么无奈。

    天下惟庸人无咎无誉。李鸿章是一位谤满天下的权臣，有人把他看作诸葛亮，军事文才出众，为国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也有人把他看作秦桧，恨他卖国误国；他是一个充满争议的人物，直到今天研究他的著作观点也是仁者见仁。
    他真的是一位权臣吗？清朝在雍正以后，实际大权在军机处，左宗棠做过军机大臣，李鸿章没有。当常胜军的将领戈登向他劝进说：“如今各种乱局要收拾，只有中堂大人取而代之，大人如果有这样的想法，我愿为大人的前策。”李鸿章听后竟张目结舌，说不出一句话来。他是一位深受儒家忠君思想教化的封建臣子，从未像过去那些权臣那样有行废立、取而代之的想法。在风雨飘摇的清末，他独木难支，却要做力挽狂澜的忠臣。
    汉族大臣在清朝前期的政权中没有出现过权臣。清朝人信任的是满人，可是满人腐化速度太快，早已经没有了开国时的战斗力和进取心，清朝不得不开始依靠汉人。曾国藩手握军权，刚刚平定太平天国，声威正隆，难保不会对清朝构成威胁。曾国藩却不要做权臣，历史上权臣的名声和下场都不好，他是一位具有儒家美德的君子，时时刻刻小心谨慎，有激流勇退的打算。清廷借口要裁军，曾国藩主动上折子要裁剪自己的湘军，保全李鸿章的淮军，李鸿章对恩师的做法深为感动，在自己的部队中任用提拔曾国藩的旧部。
    李鸿章的淮军也是湘军中衍生出来，成为镇压太平天国的一支劲旅，还把戈登的常胜军也收编进淮军，聘请国外的洋教习教授使用火器之法，淮军的战斗力大大提高。李鸿章受清廷拔擢，地位逐渐超过老师曾国藩，被清廷倚为“中兴之臣。”晚清四十年政坛中大事他几乎都参与，亲历近代许多标志性事件，发展海防，建立北洋海军，培养洋务人才，选拔幼童赴美留学，创办轮船招商局、电报局等近代企业，在近代还没有人像他一样创办过那么多企业。
    李鸿章他在外最风光辉煌时，他在中央的权力也是薄弱的。清朝的满汉亲疏区别很明显，满族统治者是不放心自己对汉族的统治权力流于外人之手，他们最关心清朝的政权而不是国家。后来的维新变法、预备立宪改革之所以失败，也正是由于这一点，这些改革是清朝满族贵族的利益和国家利益的矛盾，旧贵族是不会甘心放弃自己的特权的，改革就意味着放弃自己的权力，当然会受到阻扰和失败。

    第一章我的家乡
    十九世纪中叶的广州羊城保持着传统的风貌，街道狭窄，茶楼林立，舢板竞渡、肩舆往来，佛塔寺庙遍地，还未经历现代工业文明的浸染，充满朴素的田园风光。
    街上人流如织，嘈杂喧嚣，一刻不停。车夫拉着人力车一路吆喝着，车子安装着轻便的轮子，跑起来吱嘎作响。挑夫挑着沉重的担子，乞丐、小贩和船夫们大呼小叫招揽过客。
    江面上停泊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船只，挂着大红灯笼的花船成群结队，窗户上的珠帘放下了一半，遮挡住外人想要窥视的目光，船上的男仆手持一根长竹竿，把周围的小船撑开一些距离，老鸨正在梳洗上妆，脸上露出放纵后的疲惫憔悴，正等待着迎接夜晚的来临。
    船屋在岸边停在岸边排成一条直线，挨挨挤挤的紧密连成一片，好像一条整齐划一的街道。许多人终生住在船上，从出生到离世，都没有离开过船，船屋的经营者一般是一个贫苦人家的妇女，她的母亲和小孩跟着她在船上谋生，当她的帮手载客赚钱，她们十分熟悉水性，像鱼儿一样跃入水中，自由自在地划水。
    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姑娘正用力把船屋划向对面的一艘英国商船，船上运来好多稀奇的玩意儿，鼻烟壶、水晶瓶、自鸣钟等玩意儿，水手们成群结队地站在甲板上，朝着小姑娘挥挥手示意要搭船上岸。
    她呼喊着一旁的小弟说：“阿文，你动作快点！”
    一旁的小男孩加快了划桨的速度，就在船要靠近时，那群水手开足马力，把船驶向对岸，然后又向正在划船的小女孩招手，叫她快点跟上来，小女孩再度奋力向前划去，她显然很想做成这笔生意，就在她快要接近时，水手们又把船开向更远处，小女孩累得气喘吁吁，水手们哈哈大笑起来。
    小男孩气愤地说：“姐姐，他们在捉弄我们。”
    小女孩不甘示弱，向着水手的方向咒骂道：“番鬼！”随后，朝他们做了一个大大的鬼脸。
    对面码头等着许多来接客的小店伙计，他们麻溜地上前接过旅客的行李，邀请水手们去店里喝一杯，在水手们举棋不定之际，小伙计拿出一张“好人证”，上面有以前到过店里的水手写的“推荐评语”，递过去给他，上面写着“好人杰克”，水手们便放心地跟随他们扬长而去。
    阿文和她的姐姐好生失望之际，对面有个神父模样装扮的洋人挥手想做船，阿文说：“姐姐，这些番鬼太坏了，我们不要做他们生意了。”
    小女孩正在考虑，今天还没有开张，没有钱交给母亲，如果能做成这个洋人的生意，说不定能赚个把鹰银，换点粮油米面也好。
    小女孩说：“先划过去看看情况再说。”
    小女孩把船划到离岸边还有几米远的地方就停下了，没有马上靠岸，她问：“你们几个人坐船？”
    对方竖起三根手指。
    小女孩说：“你先付钱。”
    对方好像也很心急要搭船，开始在身上翻找，掏出一块银元，直接抛上船。
    阿文赶紧跑过去捡起来，他把银币拿在手上翻看，惊喜的告诉姐姐：“这是一块货真价实的银币。”
    一般客人出手不过几文小钱，如此多的钱还是第一次收到，姐弟两人十分激动，赶紧把船靠了岸。
    神父和两个商人打扮的男子同行，他们说：“我们去行商伍大人那里，认识吗？”
    阿文连忙说：“我父亲就在伍大人家做事，我带你们去。”
    伍行商是怡丰行的老板，他的父亲伍秉鉴是十三行行商之首。阿文听父亲说过，伍行商家里常常有欧洲商人居住，他们家主要贸易伙伴就是欧美商人，这些商人来了广州，一般就住在他家里。他非常有钱，富可敌国，家里用的酒杯全是水晶做的，就连烤肉的碳都是欧洲运来的。
    小女孩瞪了阿文一眼，说：“你闭嘴。”她很警觉地看着这些人，害怕阿文有危险。
    阿文年纪小，正活泼可爱，神父觉得阿文很机灵，问：“你多大了？”
    阿文很奇怪，这个洋人怎么还会说中文。
    当时，清朝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严格限制对外交往，外国人来中国一般都是在澳门停留，再通过广东十三行的行商做生意。
    外国神父来华前，一般也是先到澳门居住，学习中文，再到中国传教，清政府是禁止中国人教授外国人中文的。这位神父极有可能是在澳门学习过中文。
    阿文说：“我八岁了。”
    神父问他有没有读书？
    阿文说：“在乡间私塾读了一年，现在没有读了，跟着姐姐做生意。”
    神父说：“澳门有学校，不收学费，如果想读，可以去，就说找郭士立。”
    阿文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阿文往前面一指，说：“前面就到了。”

    第二章

    一天晚上，父亲对母亲说：“美国传教士郭先生在广州设立洋人学堂，准备招收若干男童入学，阿文已经八岁了，不如我们送他去那里读书。”
    母亲神色有点犹豫，说：“阿文学习好，将来说不定能考个功名哩。”
    父亲想得很实际，说：“读官学考科举太难了，我们这种人家，无权无势，孩子有口饭吃就行了。学一些基本英文知识，将来可以去英国人家当个仆人。洋人有钱，洋务买办能赚钱，若能将来谋得一份洋差，也一样可以出人头地。”
    当时中国还是清朝封建统治时期，世人都视科举考试为正途，稍有身家的人是不愿意把子弟送去读书的，因为读西塾不能考秀才举人，并不被主流社会认可。

    还记得我第一次看到郭夫人，小心翼翼地打量着她：高鼻深目，金色头发，古铜色眼睛，皮肤雪白，个头很大，穿着宽大地白色袍子，两只鼓胀的袖子缀上白色蕾丝，非常飘逸，样貌秀美又有威严，一望而知就是果敢又决断的女丈夫。相处时间一长，觉得郭夫人和蔼仁厚，像母亲一般。

    我刚去读书时比较顽皮，与外界接触很少，对外面事物地看法很狭隘，郭夫人念及我幼小，让我和她同住后院，后院都是女眷，男孩居住在前院，我总是羡慕男孩们一起奔跑捣蛋，到街上闲逛看热闹。我和郭夫人以及一些小女孩住在一起，行动处处受限，现在明白是郭夫人念及我年幼给我的特殊关照。可那时哪懂，只觉得厚此薄彼，心中不甘。
    一日我偷遣出门，看到河岸边舟船密集，谋生了一个出逃计划，回去和同院女生商量，因为管束太严，女生们也有不少响应我的计划。于是第二天我们登上一艘小船，划到对岸就可以回家了。

    船刚行到江心，郭夫人划船追来，我们的船小速度慢，郭夫人的船是我们的两倍大，速度很快。我们好像一个个小逃犯被抓回去，因逃跑主意是我提议，惩罚我站在凳子上，戴着尖尖的帽子，胸前挂上一个大牌子，让来往路过的小孩批评我懦夫的行为，我惭愧地低下头，真希望地上有一条裂缝能让我钻进去，可是地上不会有裂缝，我只能站在那里“示众”。郭夫人还故意当着我把点心水果分给其他孩子吃，他们在我面前吃得津津有味，我只能无奈地干咽唾沫。

    不久，郭夫人因为身体原因返回英国治疗，西塾一度中断。
    我回家时才十一岁，父亲已经去世了，家里经济情况不好，为了维持家庭生活，我每天凌晨三点就起床，去邻村兜售糖果，直到晚上六点才回到家中，每日得到银币两角五分，全数交给母亲。钱不至于使家里富裕，仅仅能维持生活。
    寒冬时节，商店停售糖果，我就得改业，到乡间拾穗。每当麦子成熟时，一片金色的稻田一望无际，好像连到天边，收割稻子的季节来临了，姐姐带着我一起到田间拾穗，收割麦子的农民弯着腰，反手抱着一捆稻子，快速地用另一只握着镰刀的手割下去，但总有漏网的，一些没有成熟的稻子长得不够高，正好躲过这一镰刀，跟在农夫身后的小孩就在地上再拾一遍“二水”，不过没有长成熟的稻子和收割下来的稻子区别是明显的，漏在地下的稻子长势不好，结得谷粒干瘪，不如刚收割下来的稻子饱满，只要到扬谷场一扬就能马上分辨出来，拾稻子的人手脚如果不干净，偷拿了好稻子，一旦发现以后都不能再靠近稻田，也就上 “黑名单”了。
    我和姐姐常常一无所获，她正苦恼时，向农人夸赞我会外语，老农在好奇心驱使下把我叫到跟前，说：“我活了半辈子，还没有听过洋话，你如果能背红毛语给我听，我就犒赏你一大捆稻子，你背都背不动的。”他说完，用手指着面前堆得像小山包的稻谷，黄澄澄的。
    “A、B、C、D……”我站在田间深没到胫骨的水中大声背诵二十六个字母，周围的农人一辈子都没听过，停下手中的农活转头好奇地看向我。“演讲”结束以后，我果然得到农人的犒赏。

    邻居梁阿发在传教士卜神父处做印刷工人，需要招聘一个粗通英文，能核对英文字母和号码的小工校订，英文要求不高，母亲认为我可以担当这项工作，请阿发推荐我去卜神父处工作。卜神父每月付给我五角钱，除了膳食费，余钱按月汇给我母亲。
    他初来广州，对一切都很陌生，为了方便了解中国乡村，他从国外购买了一辆自行车，自行车前后两个轮子大小还不一样，后座上装了一块木板，木板上包上一个厚厚海绵垫子，由我骑自行车背他前往五英里外的乡村传教。惊险时有发生，有一次我大叫着冲下一个斜坡，连人带车摔倒在稻田里。村民远远看到我们这一老一少、一中一洋的滑稽二人组都大笑起来。很少人听懂他布道，尽管他能够阅读中文，可是中文讲得实在含糊不清。
    卜神父入乡随俗，衣着服饰按照中式服装穿着打扮，在白色袖子周围绣上了中式金丝花纹，还聘请了一位中国画师，把基督教里的寓言故事，依照中国人物的形象，画成水彩画。有些朋友会请他帮忙从美国购买望远镜、显微镜等物品，他也乐于帮忙并鼓励他们从事自然科学发明的研究，我听到他讲过瓦特发明的蒸汽机的故事，由蒸汽机带动的火轮船日行万里。他还把自己环球旅行的照片做了上百张彩色幻灯片，形象再现了实况，演讲深深吸引了听众。遇到圣诞节日，神父扮做圣诞公公给教区居民的孩子们发糖果，表演魔术，获得了孩子们的喜爱。
    圣诞节是我最喜爱的节日，卜神父会依照美国方式用蜡烛装饰圣诞树，还要摆满各种各样的礼物，充满节日欢乐的气氛。他穿上圣诞老人的服饰，给孩子们派送礼物，我也会得到一份礼物，我通常的愿望是一本彩绘书籍，尤其喜欢科技一类的读物。当我收到礼物以后，会学着外国人的方式在小卡片上写上简短的感谢语：您赠送的书籍不仅富有趣味，而且颇具启发。

    第三章
    卜神父从广州领事馆收到一封传教协会的信，大意是要召卜神父回国。卜神父叫我去教堂找他，他对我说：“你和我在一起这段时间，英语进步很快，你找到了一把开启西方知识大门的钥匙，但是如果你想登上西方科技的高峰，你需要去西方的高等学府接受更多的教育，我认为年轻人在青年时期应该要多读书、多见世面，我建议你到美国去继续学习。”
    固守乡里的人大多生活闭塞，固步自封，旅行可以增长见识，丰富阅历。我心里很希望能够出去见见世面，开阔眼界。不知是否我在不经意间流露出对西方知识的渴慕落入了神父的眼里，他的话的确直击我的内心。
    对我来说，最大的困难是经济问题，姐姐已经出嫁，有两个孩子，姐夫抽大烟，家里经济状况很拮据，两个孩子也是跟着姐姐吃了上顿没下顿，偶尔还得回娘家接济一点粮食。至于我，我在卜神父这里工作，还可以帮助家里，如果我走了，母亲如何生活。
    卜神父写信给伍行商向他寻求帮助，伍行商慷慨地资助了我的学费和生活费，还承诺在我学成回国期间会给我母亲捐助，解决了我的后顾之忧。
    临行前，我的亲人及街坊邻居用传统的方式向我道别。母亲不舍得看着我，她没有拥抱也没有亲吻我，中国人的感情是含蓄内敛的，在众人面前亲吻搂抱是不体面的。我向她磕了三个头，她眼睛里泛着泪花，却装出高兴的样子，给了我一点刚卖掉两担水果换来的钱，用别针缝在我内衣里，嘱咐我做个好孩子，给家里常写信……我心里感慨道：天下的母亲都是一样！母爱是伟大的！等我以后有了能力，一定让您每天都开开心心地过日子。

    待到季风起，我们搭船赴美，当时到美国的船有两条线路，一是乘美国船直达，二是乘英国船到欧洲中转再去美国，直达美国的商船一般只设筒仓和头等舱，筒仓的人挨挨挤挤像沙丁鱼罐头；欧洲船另设二等舱，价格比头等舱便宜不少，而且乘坐较舒适，途中经过欧洲，距离虽然较长，却能增长见识，恰逢玛丽哥哥随东印度公司的船只赴美，安排我们从广州上船，途经香港装货再去法国。
    后来我在美国认识了很多朋友，美国富人和普通人都热衷于海外旅游，有一个美国商人每年都去欧洲待好几个月，但没有去过欧洲以外的地方，我建议他可以去亚洲中国或日本看看。我也常环游各国，在下榻的饭店碰见过我在美国的朋友们，美国妇女出国旅行的也不少，有一次在卧铺包厢中，睡在我上铺的就是一位美国女士，花上几百元去旅行，接触其它国家的人，扩大视野，不比把钱花在珠宝、华服、奢侈品上更加值得吗？
    英国船螺旋桨转得飞快，正值雨季，船身颠簸剧烈，有时夜里风高浪急，海水会涌进船舱，我晕船严重，开始几天都躺在床上。我在心里默念真想奔回家乡。到了香港，我看见远处维多利亚港的旖旎风光，又把之前的不快都抛在脑后了。
    船上的餐点都是西餐，牛奶、面包、水果，餐前有冰柠檬水，一开始饮食不太习惯，早上想喝点米粥，吃点咸菜，随身带着一瓶母亲做的腌萝卜皮，吃个精光。饭后想饮茶找不到热水，晚上8点以后就不供应热水了，据说是海员协会地规定，得空就要先预备一壶热水。一个星期后，我已经习惯吃西餐，旅途生活也不那么枯燥。
    之后一个月的日子里，我也学船上的外国人一样，在甲板上玩玩沙包游戏，舒展筋骨，卜神父关照我借用的东西都要换回原处，有礼貌才会受欢迎。

    第四章
    美国土地广袤、人口稀少，是一个年轻的新大陆，有各色移民来到这里。美国的印第安人会说美国是印第安人的，英国人说美国是英国的，新奥尔良地区的说美国是法国人的，旧金山的人说美国是墨西哥的，美国的版图是通过购买、战争等方式一步步扩张而来，联邦制也表明了美国的野心，新合并一个州就在国旗上加一颗星。美国是一个大熔炉，把各种族融为一体，成为了新的美利坚民族。
    美国南北战争结束后，种族的歧视仍然没有完全消除。车厢分成有色人种和白人车厢，不过有时他们也不纠缠，我属于哪一个车厢呢？搬运行李的人直接把我们的行李放在了白人车厢。
    我生平第一次见到铁路，列车在两条窄细的铁轨上，风驰电掣地跑动。
    我好奇地问卜神父：“这是什么啊？”
    卜神父说：“这是火车。美国各大城市都有，是出行的交通工具，十分便捷。”
    我看了看窄细的铁轨，百思不得其解，问：“是什么在拉它？”我误认为有什么东西在拉着火车跑。
    卜神父笑了笑，说：“是蒸汽机驱动它，蒸汽机是瓦特发明的，你看最前面车厢上面冒出的白烟，就是蒸汽机。每小时大概七八十马力。”
    我似懂非懂，说：“七八十马力是什么意思？是七八十匹马拉它吗？”
    “马力是美国的计算速度的术语，不是真的马匹，不过你可以想象成快得像有几十匹马拉。”卜神父解释道。
    “它跑得真快啊！”眼前的景物在车窗飞快而过，根本看不清楚。
    火车上有卧铺包厢，我们的卧铺包厢里走进来一位白人年青女士，她的卧铺在我的上方，她表现得很大方，一位年青女士单独出行在美国是很在自然的事情。

    卜神父在途中写信给哈中的海文校长，介绍我的情况。海文校长是康州哈特福德高中的校长，也是卜神父的好友，他们经常一起散步聊天，一直走得很远，走到几十里外的一座山，再返回。聊天聊得太阳都落下来。卜神父给海文的信中向他请教了对我的住宿和具体教育方式的安排：
    我不得不考虑munny在美国的住宿问题。城市的花费比较高，可以考虑让他住在乡间，那里安静利于学习，不像城市喧闹，朴素的风土人情，有助于孩子们养成用功学习的习惯。另外，让他和友爱的美国家庭一起居住，是否更有利于他提高英语水平，融入到美国生活中？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我想听听您的意见。
    海文校长听取了卜神父的意见，为了让我尽快学习语言，最终决定将我安排到居住在康涅狄格河谷的一个律师家中。
    host family的女主人一见到我，就把我拉进她的怀里，在我的脸上烙下一个吻。我羞窘地低下头，其他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我的初次露面一定也让他们觉得滑稽，因为我是中式打扮，头上梳着小辫子，脚上蹬着厚底布靴，戴小瓜皮帽，外面罩着一件白色亚麻马褂。
    茱莉亚夫人带我回到康州哈特福德家里，她家后山种有许多苹果树，可以畅吃苹果，周围有八九间房，依山傍水，风景秀丽。她的三个女儿都像可亲的姐姐，小女儿朱迪和我同龄，为了显示美国女孩的热情，她爬上高高的果树，倒挂在上面向我挥手，我真是吓坏了！二姐温蒂非常严格，为了迅速帮助我提高英文，在饭桌上，要求我要记住各种食物的名字，如果我不能说出那道菜的名字，就不能吃那道菜。我的语言进步惊人，短短一个星期，已能够流利地和他们交流。大姐安妮在纽黑文读大学，周末回家常常帮我辅导功课，期间茱莉亚会进来送上一碟苹果给我们。每到周五晚上，我都到车站去等安妮，再和她一起步行回家，一路上安妮会给我讲很多大学的趣事。

    哈中的棒球、橄榄球、赛艇等运动很受欢迎，每年都有公开赛，在棒球比赛上，我获得过“最佳投手”，munny仔的名字不胫而走，我们常常在校园里比赛，跑垒的人速度飞快，在体育锻炼中，我的体格也开始发生变化，长得高大黝黑结实。橄榄球的冲撞对身体力量和速度的要求很高，相比之下我更喜欢赛艇，赛艇比赛要发挥团队合作，队员要经常训练，统一动作，其中一个队员坐在船头指挥，要大声喊口号，有时夹杂着脏话大骂，更能让队员兴奋。这种给队员鼓劲的方法就像我们中国古代士兵作战，要有人敲擂鼓，鼓舞士气，把敌方冲杀地溃不成军。我的角色正是在船头大喊口号的人，但是中国人天性内敛害羞，我头几次机械木讷地念着：“damn……shit”,结果队员们听到我的声音爆发出大笑，有几个甚至笑得夸张到快要滑入水里。后来，我们配合越来越密切，在比赛中我们一直把对手远远甩在身后。
    在校园里，我的知名度迅速上升，走到哪里都有人上来寒暄，同学们拉我加入D.K.E兄弟会，周六的晚上他们会邀请我聚会，我们围坐在篝火前，谈天说地，我受到兄弟会成员的热情招待。
    一次，在招待哈佛赛艇队的宴会上，一位哈佛的队员很是傲慢，看不起中国人，竟说道：“想不到你也是耶鲁赛艇队的队员，我怎么一点儿也不记得见过你呢？”我很快地回答：“你当然没有见到我，因为我们的赛艇远远地超过了你们！”巧合的是，我在耶鲁大学赛艇队那两年，我们每次比赛都胜过哈佛大学。

    我赴美学习，原定的时间为两年，两年后返回中国。卜神父写信鼓励我继续留美完成大学的学业，他说教友会有传教医生资助计划，如果我愿意去学医再回中国传教，可以免去我的学费。
    我想，悬壶济世固然可以帮助别人，但是数量毕竟有限，不如学习西方政治宪法更有好处。我虽家贫，但是不愿意因为贫穷而放弃自己理想，我越是亲身体验西方社会人民的自由、民主、平等，越感到我国人民身处专制王朝统治下的束缚和痛苦，越想用自己的所学改变这种现状。
    卜神父后来回信给我：他已经帮我争取到一个妇女会的支持，资助我完成大学学习。他为我的决定感到骄傲。
    我顺利进入了耶鲁大学法学院，茱莉亚一家在暑期陪我去游览波士顿，我们在夜晚乘坐过装满干草的卡车，品尝了士多啤梨雪糕，参观了茱莉亚朋友的葡萄园，她的朋友热情招待我们。
    当时美国的生活水平不像现在这么高，稍微为人工作就可以赚到生活费，我看到耶鲁大学的学生在附近餐厅当侍者，我也为图书馆工作，搬运整理书籍，赚到的一点美金我托人辗转带回给我的母亲。
    时间过得飞快，一转眼，毕业季又到到了。等到太平洋季风又起，我怀揣耶鲁大学一纸文凭，辞别了茱莉亚一家，踏上归程。

    第五章
    我上岸以后，喊了一个独轮车运行李，独轮车在石板路上嘎吱嘎吱作响。我在周围人的异样眼神中前行，因为仓促之间没有准备中式服装，还是穿着西服。刚到熟悉的巷口，就疾步奔上前去扣门。
    母亲打开门，我们都愣住了几秒，声音发不出来，我地语言还没有立刻转换过来，我想到了那个最简单、最原始的词，大声地喊出来：“妈，我回来了。”母亲紧紧把我抱住，一千多个日日夜夜的思念恨不能一一述说。母亲爱怜地摸着我，像小时候那样温柔地拂过我的头、脸和全身。

    我刚回国，虽然学的是美国律法，但在广州没有律所，一时间也找不到合适的位置。海关需要英文翻译人才，待遇不错，每月有两百大洋，是大家眼中的“金饭碗”。海关总税务司赫德接手以后，他的管理办法和外国一样，海关内部文书全部使用英文文件，中国人很难插手，大部分职员都是外国人。
    因为外国人多，薪酬制度也按照外国一样，另外还有养老金存在伦敦银行，到退休时可以领取数十万英镑，是相当大的一笔钱。中国当时其他行业还没有养老金制度，故中国人要养儿防老大概有部分原因是因为中国的养老制度没有建立。
    我在海关工作了一段时间，做的是一些基础文书的翻译，海关的高级职位都是外国人担任，中国职员和外国职员的待遇是不同的。外国职员发英国的工资，领的是英镑，比中国职员高出许多，早上上班外国职员总比中国职员晚来半小时，当时的洋人都住在半山风景优美的地方，早上华人都开始上班了，洋人才从山上慢慢悠悠的走下来。华洋的差距很明显，普通的译员处在海关最底一层。
    一日，我去访税务司，问他：“华人在海关工作，将来如果能够得到拔擢，有没有可能升至总税务司呢？”
    他回答：“但凡华人翻译，绝对不可能升到这个职位。”我听后离开，次日递上一封辞职信。
    税务司以为我想以此要价，承诺我半年以后薪水翻倍，但我不是为了钱财，也不是为了想当税务司。我想我们在国外受到同等教育，而且我还为中国自己的机构工作，我们为什么不能享有同等的权利。我虽家贫，但并不视钱财为生命，更不愿像同侪那样利用职权谋利，和商人同流合污。一些同事友人劝我不必为了虚无缥缈的理想放弃现实的两百大洋厚禄，但人生如朝露，我愿做成一二实事，不仅只为稻粱谋。中国受外国欺凌，国家贫弱，要用所学帮助同胞，为国家出力。

    一个周日晚上，我从码头教堂回来，沿着河边慢慢散步，一群醉酒的水手提着中国灯笼晃晃悠悠朝我走来，他们醉的很厉害，嘴里高声大喊，横行无阻，样子十分张狂。道路两边的中国人都四散开来，唯恐躲避不及。
    我提着灯笼停步靠在一边，醉鬼最令人生厌。这些来自各国的水手在本国都是一些无赖地痞，在租界里借酒装疯，四处撒泼。因为在租界他们有治外法权，大家都避之如瘟神。
    一个三轮车夫埋头拉车子没有看到情况，等发现时人已经立在他们面前，退避也已经来不及，水手们把他拦住，车上的人赶紧下车，其中一个高大粗壮的水手拉着三轮车夫的辫子往前拽，车夫站立不稳，摔倒地上，十分狼狈。车夫趴在地上又是作揖又是道歉，谁知那个高大的水手抄起路边的木棍往车上砸去，把黄包车的垫子砸个稀烂。车夫赶紧上去拉住他，车子是车夫的谋生工具，如果被砸坏了，要付一笔修理费，十天半个月也拉不了生意，就没有了收入。车夫也急了，他一碰到高大洋人的手臂，那人反手就对着他是一棍子，他还想往车夫头上砸去。
    “住手！”我大声喝止，然后举起相机，对准他，作势要拍照。今天我到教堂帮教友们拍照，随身带着照相机。
    镁光灯一闪，发出“砰”的一声巨响，周围人吓了一跳，不明所以，纷纷驻足观望。
    高大洋人举过头顶的木棍在半空中停下，他心里清楚一旦被拍下证据告到船主那里，肯定会受到惩罚。
    他怒气冲冲向我走过来，一拳挥到我脸上，我躲避不及，唇鼻都破了，血流满面。我抬手反击，他用手钳住我的手，他高大强壮，我动弹不得，于是抬起脚攻击他的要害。他吃痛放开我，弯下身捂住下体。他的船主这时正好也在人群中，上来把他拉开。
    我走出人群，他的同伴挑衅说：“嘿，约翰，想打架吗？”约翰是带有侮辱性的词。
    我毫不畏惧，说：“不，你朋友伤人在先，我是正当防卫，他太无赖了。”
    高大洋人凶狠地看向我，问我的名字。
    我整整衣领，直视他的眼睛，一字一顿地说道：“我叫唐文浩。”
    他恶狠狠地盯着我，说：“我记住你了，我记住你了，你最好小心点。”
    我没有被他的言语吓倒，扫了一眼他胸前的姓名名牌，上面有他的名字“强森”，是英国“波柏利”商船的大副。
    人群渐渐散去，三轮车夫走过来向我千恩万谢，我摆摆手。他非要拉我回去，我给他钱，他又推回我面前。

    我一夜间在广州租界出名了，租界里的外国人欺凌中国人是一贯的，洋人有在华治外法权，不受华律制裁，而且官怕洋人，遇到华洋纠纷，一般不管对错板子都打到华人身上，官府怕洋人借机闹事，处理得不好会受朝廷怪罪，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所以即使华人告官，也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洋人作威作福惯了，居然遇到一个敢和他们对抗的华人，还竟然打了洋人，这个消息迅速地传开了，我一下子成了广州的名人。
    人怕出名猪怕壮，冷落的门庭被商人、报人、亲友、邻居各色人等填满，有邻居让我帮人评理的，有商人让我和洋人讨价还价，我应接不暇，只好禁足在家，可是一天官府来了人，说我打伤了洋人，他在家养伤不能开工，我要赔偿他误工费，还要亲自上门道歉。我辩解道那天是他动手在先，我路见不平阻止他，他高大魁梧，我的那一脚也不至于使他卧床不起。
    衙差认定这事因为而起，如果我不能妥善解决，他们只能拿我问罪。
    我去码头找到了那洋人的船主，向他详细述说了发生的事情经过，那船主本就对水手们酗酒闹事很不满，又知道我在海关工作，是他的合作伙伴，得罪了我等于自断财路。他说他那天也正好在场，如果这件事当时我告到领事先生那里，他的大副也是要受惩罚的。他说他来摆一桌酒，请我吃饭当作赔罪。
    他其实也知道，如果我和他交涉不成，我肯定回去向广州领事申诉，我在海关做事，领事和税务司都是老熟人，会出面干涉。何况，本来他也不占理，还被拍下照片，人证、物证俱在，如何抵赖的了。
    官府知道我让洋人吃了鳖，不但不用任何赔偿，洋人还按照中国人的办法摆酒向我赔罪，都觉得很不可思议，我又更出名了。

    我到报社以后，认识了一个耶鲁毕业的英国人包君，我按中国人的习惯给他取了个中文绰号叫“包子”，主编叫他“老包”，大家也都这么喊了，也搞不清楚到底他的英文名字叫什么。他也入乡随俗，出门不驾马车，都是喊黄包车，穿中式服装，常去茶楼里和人打桥牌，一路上有人和他打招呼，还能说一口地道的广州话，是个“中国通”。
    老包最近心情不好，他在美国的女友好久没有来信了，每次接到信，他总要拿出来，招呼我：“阿文，我女朋友来信了，我念给你听。”
    晚上老包回来，拿着一封美国女友霉霉的来信，垂头丧气地说：“霉霉爱上别人了，她和我分手了。”
    我看了看信纸，霉霉和他分开久了，身边有了新的追求者，两人已经发展到恋人关系了。
    我安慰他，说：“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单恋一枝霉。”
    他说：“你不懂，我送她的礼物都被退回了。”
    说完，很沮丧地回了房间。
    第二天，我上街去买了一幅画，回到家对老包说：“送你一幅美人画，你贴在墙上，就不必担心她跑了。”
    老包破涕为笑。
    我决定拉他出去到湖边散散心。
    湖里停着好多小船，我们一招手，一条游船就靠岸了。我们上了船，才发现掌舵的是两个小女孩，这没什么稀罕，只是一个小女孩双眼失明了，握着船舵，另一个小女孩给她指方向。我的心骤然一紧，两个女孩最多十一二岁，单薄的身子在船头显得孱弱，失明的孩子掌着舵，这孩子的家人呢？他们的家人怎么忍心她做这么危险的工作。我转念一想，也许她的父母已经早死了，是个孤儿，为了生计，没有办法。可能因为双目失明看不见，更加心无外物，看她的样子好像前面的滔滔江水都不存在，也许她的家人还在，但是没有能力养活她，说不定还等待她能换点钱回家。
    老包见我不说话，他问掌舵姑娘：“多大了？”
    姑娘说：“十二岁。”
    他问：“家里人呢？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姑娘说：“父亲抽大烟，母亲去世了，在这里掌舵，船老大不给钱，只管饭。”
    老包说：“谁把你带到船上的？”
    姑娘有点警觉起来，说：“自己亲人介绍的。”就不肯再多说了。
    下船时，我多给了她很多钱，这样我的心里也能舒服些了。

    第六章
    我和老包回到报社，盲女的遭遇使我很揪心。老包拿了一张几天前的报纸给我看：现在有很多盲童流离失所，官府在一个年老失修的破庙暂时收容他们，有的无人领回，现在允许别人把他们领回。
    我看了这个消息，心情久久不能平静。盲童会遇到的遭遇我已经可想而知了。国外有盲童院收容残疾儿童，教授他们技能，待他们成年后能够自谋生路。国内当然没有这样的救助机构了，我想从报纸上刊登盲童的事情，看看有没有人能够捐款帮助他们。
    老包说：“有一个认识的美国汤神父在广州收容了一些盲童，我们可以找他帮忙。”
    我们在报纸上刊登了一个盲童的专栏，呼吁大家捐助。
    老包神通广大，到领事馆去募集了很多善款，洋买办、行商都急忙慷慨解囊，伍大人也派人送来二千大洋，香山县丞派人也送来了一千大洋。一周之内共收到一万大洋。我和老包把钱送给美国汤神父，他和修女建了一个保育院，收容了上百名盲人孤儿。
    我托阿根嫂子拿五百大洋给阿旺，帮教堂打点板床、柜子，阿旺去教堂量了几遍尺寸，又帮神父把保育院打扫得干干净净。阿旺觉得这是做善事，把剩余的木料捡了回来，凭着一双巧手做成一些小板凳，说是送孩子们的，这个不要钱。阿旺在家具老板那里做木工，每天七十蚊小钱，仅够生活开支，家里要养老母，还没有娶媳妇，故我处处不要他花钱，想要另外算点工钱，但他坚持小板凳要白送，不收钱。我只得领下这份心意。
    我问他：“有没有什么困难？”
    阿旺说日子过得去，犹豫一会儿又说：“最近打好了一块紫檀屏风，老板售价两千大洋，比较难找到合适的买家。”
    我也是吃了一惊，想：什么屏风值这么多钱，价格确实很贵。
    阿旺问我认不认识一些出得起价得买家。
    我也想还阿旺一个人情，便说：“我去帮你的屏风拍几张照，送去给船商看看有没有人看中。”
    阿旺觉得这真是个好办法，拉我去家具店看看这块屏风。
    难怪这么贵。这块屏风是极好得檀木料子打的，上面雕刻着精美的中国古代神话故事，人物刻画非常细腻，脸上表情栩栩如生，老板说这样的屏风一个巧手的木工要花上十年的时间雕刻打磨，如果刻错一刀，整面屏风就报废了。这样的巧匠要在他体力、眼力、工艺水平最好的时候打磨这面屏风，一个工匠一生中只能打造两面这样的屏风，因为他的黄金年龄之后，视力、眼力已经不能够支持他做这种精细的工作了，他只能沦为出卖体力的粗工。老板雇佣工人打造这块屏风，不管刮风下雨，每天要付七十蚊钱给工人，经过十年才能收获成果，因此要价两千大洋并不算贵。
    阿旺抚摸着屏风，用棉布小心翼翼地擦拭了好几遍，就像给自己刚出生的婴儿洗澡。
    我拿起相机拍了几幅照片，阿旺将信将疑地看我拍照，镁光灯一闪，吓得阿旺赶紧用手遮住自己的脸。我想给他拍一张照片，他却死活不肯，说：“如果拍了，魂儿就被收进去了。”显然，洋玩意儿对阿旺来说还是很难理解和接受。
    老包看到照片，觉得屏风很精美，他自己家人也喜欢收集中国古董，像古瓶、古瓷都有收藏，就把照片寄给香港的亲友们。
    过了几天，老包收到回信说有人想买，叫阿旺带去香港看货。来回的运费和食宿有人预付了。
    我把消息告诉了阿旺，他开心极了，立刻去家具店打包装箱，为了保险起见，阿旺决定亲自押运。
    几天后，老包接到香港朋友的来信，说没有见到阿旺。老包问我，我也纳闷儿了，那天我看着阿旺上船的，我去找了阿根嫂，她说阿旺几天前出门送货就没有回来过。

    第七章
    我让老包打听打听阿旺的消息，老包通过领事馆收到消息，阿旺死了。
    老包说：“阿旺扛着箱子去送货，路上撞倒一个醉酒的英国佬，英国佬怒气冲冲上去推开阿旺，并且砸坏了屏风，阿旺的犟脾气也上来了，冲上去抓住英国佬叫他赔钱，英国佬想一拳把他挥开，阿旺就是抓住他不松开，英国佬的拳头不停的朝阿旺头上砸去，英国佬身强力壮，阿旺渐渐地就没声了。”
    我问他：“那现在这件事情的结果如何了。”
    老包摊开手，说：“英国人在香港享有特权，打死人的英国佬又是一个名门望族的公子，阿旺无权无势，这事就不了了之了。”
    我很愤怒，感觉胸中的那团火就要烧起来了。是呀，多少次看到外国人像踢打牛马那样对待我们的同胞，不，一般外国人爱护动物，不会踢打牛马，我一边的理智告诉我他们有特权，拿他们没有办法，必须忍耐，但是另一边我的情感却备受煎熬，侮辱、愤怒、悲哀，各种情绪向我涌来就快把我淹没。
    我说：“我要为阿旺讨回公道，不能让他死得不明不白。”

    我和老包出了报社直奔阿根嫂那里，阿根嫂住的地方是偏僻的陋巷，怕老包这个外国人引起反感，我喊了一个黄包车和他坐进去，又让老包用团扇遮住脸，就在巷口，几个小童发现了老包，他们捡起地上的石头朝他扔去，一个石头砸到他的脸，外国人在广州经常欺负中国人，小孩子对他们的印象也不好。
    我转过脸看去，老包眉毛上流血了，我正想批评这些孩子，老包赶紧下了车，却没有一点生气愤怒，只是叮嘱孩子们要注意安全，还拿出包里的糖果分给他们，小孩愣在那里不敢接过，一个大小孩飞快接下带着一帮孩子们跑走了。
    中国人对外国人的看法像月亮的两面，一面是阴暗面，一面也有光明面，外国人在中国的侵略、蛮横是野蛮凶狠的一面，老包这样的人也让我们看到国外先进、文明的一面。

昏暗的房间，阿根嫂子正面如死灰坐在床边，手里攥着阿旺的衣服，码头货船上的人已经把阿旺的死讯带回来了，阿根嫂子请求我把阿旺的尸体带回家乡安葬，不能让他客死异乡。
生意是我介绍的，出了事，我心里愧疚难安。于是，我向报社告假一个月，搭船去香港，准备处理阿旺的事情。临上船前，老包气喘吁吁地跑来，说怎么能少了他。他不由分说一屁股坐到我地旁边，我张了张嘴，感谢的话又咽了回去。

最早通晓西方法律人才只能从香港找。

    当时香港的英国人有一万多人，华人有十几万，华人的数量增加，但是华人的地位却没有改善，香港实行西方律法，可是西方律法适用于英国人，华人犯罪受到的刑法更加残酷，鞭刑打得犯人皮开肉绽，甚至当场打死，这样残酷的刑法只针对华人。
    英国自诩为文明大国，但在殖民地却使用过去原始野蛮的刑法，美其名曰这样可以使华人受到震慑减少犯罪，但是他们自己却早已在法律中废除了鞭刑，只要是有利于华人的议案提出，他们必定想办法阻止实施，动辄就上书殖民地大臣和女王，香港的华人不过是二等公民。
    我和老包借住在他一个朋友的公寓，他的朋友从一个认识的熟人那里打听消息，阿旺的尸体送到皇家医生处要解剖，我大惊，忙问：“尸体不能领回安葬吗？”
    老包说：“香港的医疗法规定死后要按照英国的下葬方式火葬，为了检查是否死于疾病，尸体先要解剖。”虽然从公共卫生方面有一定好处，但是明显西医是凌驾于中医之上，不按照中国人传统的下葬方式。我想既然答应了阿根嫂，看看能不能有变通的办法运尸体回广州安葬。
    老包说：“华人反对剖尸，有钱人都重贿皇家医生，把尸体带走安葬，无钱的人只能任人宰割了。”
    我问老包，“这种做法没有华人反对吗？”
    老包说：“反对没有用，凡是有利于华人的议案提出，都遭到英国人的反对，其中还涉及到皇家医生的特权，阻力很大。”
    我又问老包：“打死人的英国人怎么判？
    老包说：“打死人的英国人是一个官商之子，其中肯定有些不可告人的关系所在，事情被压下来了。”
    “那赔偿有吗？”我已经愤怒之极了。
    老包说：“连一分钱的赔偿也没有，也没有判刑。”
    我心中有种说不出的感受，觉得不能就这样白来一趟。
    我对老包说：“我不相信香港就没有正义之士，我们要把这个案子向民众公布，争取民众舆论的支持，通过社会舆论把是非曲直陈述清楚，不能只让英国人主导发声，愚弄大众。”
    老包点点头，说：“黄胜在香港办了中文报纸，主要对象是华人，我们可以在上面刊载消息。”
    我和老包联系了黄主编，老包主笔报道此事，他用中英文报导，可以唤起英国人的注意。我请汤神父写了一篇讣告，讲述他帮助教会收养盲童的故事，附上他对阿旺品行的保证，一起交给老包刊登。黄胜联系当地的华商，组织了一千多人的请愿团，要求总督重新审理此案。
    消息刊出以后，长期受到压制的华人愤怒了，许多华人组织起来声讨、抗议，法院迫于舆论压力，答应重新审理此案，我学的是西律，便主动为阿旺代理官司。
    上庭以后，我援引法律条文和案例，一一驳斥对方谬论，法官被驳斥地哑口无言，一直自诩为英国绅士的法官已经不顾形象大吵大骂起来，辩论变成了吵架。我毫不畏惧，予以争锋相对的驳斥，法庭庭审一度中断，择日宣判。
    新闻报纸把整个过程报道出来，一时舆论界哗然，为了显示法律公正，挽回负面消息，总督介入此案，法院改判那个英国佬监禁五年并支付巨额赔款。

我乘胜追击，向总督递交了华人的请愿书，要求香港废除针对华人的鞭刑，最终总督轩尼诗同意废除鞭刑的提案。轩尼诗较同情华人的处境，他认为香港的繁荣要靠所有在港华人一起努力，承诺改善华人的的待遇，提高华人的地位。
香港的英国人认为港督袒护华人，联名上书给女皇反对此事，要求调离总督。为了维护华人的利益，轩尼诗的去留非常关键，我联络黄胜，让他发起华商联名上书请愿留任港督轩尼诗，还向殖民地大臣提交了香港在轩尼诗总督任期内经济繁荣发展的报告，英国决定轩尼诗继续留任。轩尼诗投桃报李，想招揽我进立法局，我辞谢了轩尼诗的挽留，回到广州。

    第八章
    不久，母亲因病去世，我辞了报馆的工作，年轻人干不惯磨桌子的工作。我每天赶稿子到半夜，以至于我后来尽管没有什么话可说了，但笔端还是不停的流淌出文字，我知道这样迟早会耗尽我的精力，必须要停下来。
    圣约翰大学邀请我去执教，我想还有什么工作比和一帮上进的青年人在一起更有乐趣呢？
    我乘坐大帆船溯流而上，在上海十六铺码头上岸。我雇了一顶轿子，一坐进去，轿夫突然起轿，我感到身体一震。轿夫们轻快的在市集上穿梭，一边朝对过的人念念有词道：“当心——，当心——”，卖鱼的小贩隔一会儿就把一瓢水快速浇到大缸子里，以保持鱼的新鲜，大黄狗在路上跑来跑去，人力三轮车夫光着脊背、赤着脚在路上拉车子。
    轿子行至租界，手持大棒的巡捕看起来很吓人，路上有很多漂亮的马车，轿夫小心地避开他们。
    轿子停在梵王渡路圣约翰书院门口，学监颜永京已经在这里迎接我。颜学监正准备调任虹口教会，他把我请进客厅坐下，我们先是寒暄一番，然后颜学监开始向我介绍道：“学校现有学生约七八十人，每日上下午各有一次圣经学习课，还有体育课等运动活动，学校有棒球队、足球队等。”
    我问：“学生一般如何招募？去向如何呢？”
    颜学监说：“为了招收学生，学校有种种优待，信教学生免费，校方除了供给食宿外，每年另给小帽一顶，鞋子两双，青布长衫二件，棉袄一件。放学时，并给铜钱百文为书费。书籍及医药费亦由学校供给。读完四年的英文和数学，就到海关或电报局谋事。”那个时代，不少学生是为了微薄的补贴，才勉强学习英文。后来英文在商界流行，学生可到洋行做事，收入颇丰，入校人数逐渐增多。
    “学校师资如何呢？”
    颜学监说：“学校目前有十余名教师，其中大部分是外籍教师，还有一些留美回国的中国人担任英文教师。”
    颜学监把我领到教师楼，这是一排上下两层的小洋房，周围种植了花草，门口有两颗很高大的柿子树，上面结满了晶莹剔透的果子，像一个个小红灯笼，在微风中轻轻摇曳。
    我们住的房间都经过了改造，因为外国教师的生活习惯不同，房子外面虽然是中式的，但里面改为了西式的结构，有电线、电话，客厅还有壁炉，房子住着很舒适。
    颜学监安顿好我以后，便告辞离去。我正专心收拾东西，发现门口靠着一个穿西服的年青中国人，咦？他应该是这里的教师吧。
    他看见我，显示出很高兴的样子，走上来问：“你好，我是英文教师牛惠廉，住在你的隔壁，你是新来的老师吧？我点点头，看见他的手上还拿着一个灯泡的东西。
    牛惠廉走过来，说：“我听到你屋子里有动静，想起你这间屋子里灯泡好像坏了，我从房间拿了一个备用的给你。”他说着，直接就站在凳子上动手帮我装起来。
    我一下子就对他产生了强烈的好感，远亲不如近邻，我的这位邻居真像个可爱的大男孩。他看起来刚二十出头的样子，谈吐作风完全是美国化的。
    我停下手上的事情，坐下和他攀谈起来，问：“你是什么时候去美国的？” 牛惠廉说：“前几年，容闳博士奉命选拔一批幼童赴美，我有个表哥在上海做进出口货物的生意，思想开阔，让我去报名参加考试，结果考上了。”
    牛惠廉继续说道：“不过我没有拿到毕业证就回来了，我在读大二，吴学监通知朝廷要撤回留美学生，我们就被勒令返回了。”
    我问：“你们都在上海吗？”
    牛惠廉说：“有些人在上海招商局、工部局、电报局，还有些去了天津的洋务企业，我家在嘉定，父母好不容易盼我回来，一家团聚。我学的又是文学，去洋务企业没有合适的职位，就应聘到圣约翰书院教英文。”
    容闳博士带去美国的120多名学子，在1880年代回国后，他们很难找到合适的职位，有些人就委身于书院的教职。当时书院教师待遇每月30两，报酬优厚，后来卜舫济做学监时，把教师的待遇提高到每月100两，这在当时是很可观的一笔钱。
    他问我：“你为什么会来圣约翰？”
    我把之前的来龙去脉大致向他说了一遍，牛惠廉听得很认真，进而很理解我的事情。
    不知不觉，我们谈到了大半夜，临走时，牛惠廉对我说：“这个周末，我们上海的留美的同学和美国水手们在跑马场有一场垒球比赛，你想不想一起去看？”
    我初来乍到，没有什么大事，便高兴地答应下来。

上海圣约翰书院被誉为“东方的哈佛”，施肇基、宋子文、顾维钧等民国外交人物毕业于此。

建国后，圣约翰书院的院系被拆分，人文学科主要被华东师范大学合并。

原址有部分在今天的华东政法大学里，华东政法大学有一个“思颜堂”，就是为了纪念圣约翰大学的学监颜永京设立的。

    上海跑马场在今天人民公园一带，是外国人闲暇消遣的地方，上海外国人在中国举办外事活动一般都在跑马场，赛马是一项赚钱的活动，外国人也开始推广，中国人也去赌马。
    我们在路上看到哪些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妓女坐在壮汉的肩上招摇过市，引得人们纷纷侧目，路边有杂耍艺人，一个强壮的汉子在手上挂上铁钩再吊起一叠砖头，钩子嵌入皮肉，看着都疼，洋人坐在漂亮宽敞的双匹马拉车子上，下了车，手边挽着一位穿着层层叠叠纱裙的西洋美女。
    我们进场以后，比赛队员正在准备入场。
    牛惠廉朝前方走来的一个人挥手，来人是一个正准备比赛的中方队员，他穿着特制的比赛服装，手臂细长，身材矫健，十分自信。
    牛惠廉为了善尽地主之谊，滔滔不绝地为我介绍垒球比赛规则，末了，牛惠廉说：“好了，我亲爱的同事，你应该了解比赛的规则了，希望你能好好享受比赛。”
    我点头致谢，不紧不慢的开口，说：“亲爱的同事，我想我不太能同意你其中的一些解释，实际上，我在耶鲁校队担任过两年的投手。”
    牛惠廉一脸惊讶，钟文耀爆笑出声。
    钟文耀说：“我们有一个队员有腿伤，打不完全场，中场你来做替补。”
    比赛开始，对方的第一守垒员身材修长又十分灵活，好几个投球都被他截住，比赛过半，我方渐渐落后，钟文耀向裁判示意换我上场，做我方的投手，我不负众望，开出一个漂亮的弧线球，要知道，我在耶鲁获得过“最佳投手”。比赛结束，我们3比3平，打了一场友谊赛。
    看台上爆发出热烈的掌声，比赛很精彩。
    我看到看台上外国夫人中有一位典雅大方的中国女子，她穿着中式的绣花裙，梳着简单的发髻，问牛惠廉：“那个中国女士是谁？”
    牛惠廉说：“她是黄牧师的女儿，黄映兰，以前随黄牧师在美国读书，上海有外事活动都找她做翻译。她的姐姐黄映柳是圣玛丽中学的校长，圣玛丽中学就在我们学校旁边，是我们的附属学校，经常能碰到。”
    我问牛惠廉：“你可不可以介绍我认识那位小姐？”我指了指黄映兰。
    牛惠廉会意地一笑，说：“我非常乐意充当这个齿轮。”
    牛惠廉带我走过去，向她介绍道：“黄小姐，你好，这位是我的同事，唐文浩。”
    黄映兰说：“唐先生，你好，你刚才的表现真太精彩了。”
    我说：“叫我阿文，很高兴认识你。”
    黄映兰说：“我姐姐也在圣约翰的附属中学教书，你见过她吗？”
    我说：“我上周才到圣约翰，还没有见过令姐，依你推想，令姐一定也非常出众。”
    黄映兰脸上微红，可能觉得我恭维得太直白，但她表现得落落大方，不像一般的闺阁小姐那般娇柔。
    我一直单身到30岁，在中国人看来是不可思议了，但是我一直期望能够寻找一位志同道合的新式女性做我的终身伴侣，直到遇到黄映兰，让我有了建立家庭的想法。
    我反客为主，说：“下个礼拜兰心大剧院有音乐剧演出，我缺少一个女伴，可否冒昧请你当我的女伴？”
    黄映兰说：“恐怕不行”，她见我表情失望，连忙说：“因为我要为留美学生的合唱担任钢琴伴奏，我还要带圣玛丽中学的学生合唱团去排练。”
    我说：“你排练的时候需要我去帮忙吗？”
    黄映兰很高兴地说：“每周六晚上在我姐姐家都有排练，你可以一起来。”
    我说：“却之不恭。”
    此后，每周六晚上，我和她都带着学生排练，黄映兰担任钢琴伴奏，黄映柳指挥，她们非常关爱学生，如遇学生生病，还会带回家里亲自照顾，尽职尽责。我们常一起依偎在月光下散步，这样的行为在当时很受到别人指点，我却不以为意，一个月后我们定下终身，我买了一个金镶玉的戒指给她，她回赠给我一副金袖口。学生们则充当了鹊桥的作用。
    婚礼当天，校园里张灯结彩，我邀请了牛惠廉和他留美同学一起来，没有闹洞房的习俗，新娘也不坐花轿，而是从楼上走下来，牛惠廉和留美学生们在婚礼上引吭高歌、喧阗笑语氤氲其间，十分温馨。

圣约翰书院的学监卜舫济娶了牧师的女儿黄映柳，黄女士跟随父亲在美国读书，她比宋美龄还要早一个时代。

    第九章
    我家搬到了江南制造局旁的高昌庙附近，当时那里路上都是石子，因为制造局搬过来，住的人也越来越多。交通工具只能是独轮车和人力推车，自从马路修好以后，家里为了出行方便，买了一辆双匹马拉车。
    父亲在附近靠近河边的地方购置了几亩地，建造了一个小楼，楼房里可以停放马车、轿子，屋外种上果树，还有菜园，里面可以找到促织、蟋蟀，比起城市的拥挤，这里空气十分新鲜，我家里养了一只全身雪白的哈巴狗，我们给它取名叫“雪球”，我们常和它一起玩耍。房子里面铺上了外国进口的地毯，有电灯、暖气、抽水马桶，大厅宽敞，父亲的留美朋友们经常到家里聚会。
    周末晚上，母亲让我在客厅里完填字游戏，这是一个好方法，我很快掌握了许多英文单词，父亲聘请了一位圣约翰的美国女教师教我英语，她总是慈爱地看着我，教我用拼读字母的方法记住“mississippi”。
    童年记忆最深的事是父亲经常带我去城隍庙玩，我不喜欢到城隍庙，但我最喜欢在城隍庙外的豫园游玩，这里是我童年的乐园。
    豫园里有个假山，假山旁边有一个很大的鱼池，里面蓄有金鱼百尾，大的有七八寸，灯泡眼扇尾巴，五颜六色的都有，在池子里，悠哉游哉。下山就是九曲桥，我问：“爸爸，为什么桥造成弯弯曲曲的？”爸爸说：“这是中国营造园林的特点，高低错落、相互掩映，桥曲折迂回，既美观大方，又处处看出的风景各不相同。你看它是不是比一座笔直的桥更好看？”
    亭子里今天在品兰花，不少商人携带一些名贵品种的兰花盆栽在这里售卖，兰花姿态各异，枝丫修剪的很古朴雅致。
    爸爸说：“在日本国，国民喜欢园艺，很多人家会摆上花草盆栽做装饰，有的甚至上百年了，异常珍贵。”
    我第一次听到日本这个国家，只是没想到日后我也会亲自登上这个国家。
    爸爸说：“这里不同季节有不同的玩意儿，古玩、珠宝等应有尽有。”每当珠宝交易时，仕女们穿梭其间，一片生意兴隆的景象。
    我倒是不感兴趣，拉着爸爸到长廊去，那里有小贩托着托盘兜售小吃，托盘里有五香豆、酒酿汤圆、桂花糖藕，最有名的是南翔小笼包子，和姜丝香醋同食，鲜美无比，不用问别人在哪，店铺门头大大的金字招牌会为你指路。每次我总在这里流连，爸爸也会让我尝上一两样。
    最使我兴奋的是江湾的龙舟赛，每次去看龙舟赛就像过年一样开心。每到端午节，家家户户用粽叶包粽子，江湾也会有十几条龙舟比赛，哥哥带上我一起去看。每条船上张灯结彩，划船手整齐划一，分坐两边，行动快捷，花样变化，令人目不暇接。
    年纪稍大一点，父亲很重视的我学业，不仅有英文老师教授我的外语，还聘请了一位博学的举人教我中国传统四书五经。这个举人老爷留着一个山羊胡子，总是佝偻着背，用含混的声音摇头晃脑的讲课，我经常听得昏昏入睡，有一次我正在打瞌睡，他站在我背后用一把一尺长的戒尺打在我的背上，我的美梦一下子被惊醒，身上火辣辣地疼痛。他举起戒尺要再向我挥过来，我拔腿就逃，再也不肯回来上课。
    第二天，这位举人向我父亲递了一封辞职信，父亲知道事情原委后，请了几个相熟的朋友作陪，设宴请老师来家中吃饭。
    父亲只字不提发生的事情，等吃饭气氛很热烈时，他说：“中外教育很不同，外国人的教师是一份职业，中国人自古以来就讲天地君亲师，老师的地位和父母一样高，我们要尊敬教师，记得我刚到圣约翰时，班上的学生很多比我年长，我站在讲台上，心里不免发虚，但是他们都十分尊敬我。”
    我听到这里，心里一阵惭愧，知道父亲是在批评我，我的头一直低垂着，不敢看他。宾客们纷纷举杯附和，说：“来来来，大家一起举杯敬敬老师们。”父亲走到我面前，领着我走到举人面前，毕恭毕敬地向他敬酒。
    父亲很看中孩子的品德教育，所有品德中，他最强调要诚信，周末晚上在家时，父亲总设法对我进行教育，他说做人要诚实，如果不诚实，说了谎话，将来总要被人揭破，到时人家处处疑心你、防备你，你说难不难受。
    在交友方面，他也谈到交朋友要交益友，你要想想你能从身边的朋友身上获得哪些益处呢？你要多和比你优秀的人交往，学习他们的长处，学习他们的为人处事。如果交了损友，那对自己的危害就很大，所以我们要谨慎交友。

    第十章
    大哥从圣约翰毕业后，又进入同文馆学习法语，后随许景澄大人出使俄国。家里孩子就剩我和妹妹，妹妹年纪还小，父母觉得小女儿可爱，十分宠爱，我是男孩子，故对我要求十分严格。我15岁时，准备出国留学，在上海留美预备学校读了一年，然后乘坐火轮船赴美国，这时的轮船和父亲赴美时坐的大帆船已经不同，距离也大大缩短了，我历时一个月到达美国。
    我登岸时遇到港口的检查，滞留了好长时间，因为此时美国对华政策开始改变，随着移民美国的华人增加，美国开始严格限制华人移民，华工被禁止进入美国。美国斯科特法案颁布以后被视为排华法案，美国的华人处境艰难。
    我被移民局官员扣在港口不能入境，和我一同前往美国的卫公理教会的牧师拿着我的签证力争，我并不是入境的华工，而是来读书的学生，我持有的签证是读书签证，他还叙述了我父亲是如何帮助美国的传教士们，保护了教会财产等等，他的叙述很打动人心，但移民局得官员听罢，只是抬起头来，两手一摊，表示自己也只是照章办事。牧师气急了，大吼说：“我真不明白你们，要是这样虔诚优秀的年轻人都不允许入境，那么什么人才能够入境？”
    后来，我拿出父亲写给伍廷芳的书信，请他去中国大使馆通知伍公。伍公在甲午中日战败后，曾经随李中堂赴日本议和，期间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说了一番话：“我和伍廷芳同在英国留学，我回国以后已经官至首相，伍廷芳还不过区区一个随员，贵国对人才是不是不够重视啊？”李鸿章受到触动，保举伍廷芳出使美国。父亲和他是旧识，知道他在美国做公使，特地修书一封，让我带去，还真就派上用场了。
    伍公接信后，立刻联系美国华府官员，请他们从中斡旋，他随后亲自带着盖章文书，到港口移民管理处说明情况，移民局才将我放行。
    圣约翰的卜舫济校长推荐了一个他的儿子就读的学校，学校是位于弗吉尼亚的一个高中，收费合理，环境很好。弗吉尼亚是英国殖民者到美国的第一站，也是建立的第一个殖民地，位于美国东部新英格兰地区，人口并不多，风景很优美。
    我就读的学校是一所寄宿制高中，教学楼和宿舍楼分开，宿舍楼后面是一座山坡，有一大片树林，为了学生的作息规律，宿舍楼晚上9店熄灯，学生必须准时就寝。早上起来，自己去打水，很难找到热水，即使冬天也只能用冷水洗脸，如果一定要形容冬季早晨用冷水洗脸的感觉，就好像是风雪夜在雪地里撒尿，冷暖自知。宿舍楼中间有一根长管子，学生们上课赶时间可以顺杆子滑到一楼。
    学校的体育运动很丰富，每年的橄榄球赛季节到了，校园里到处都是留着长发的学生，据说是为了配合橄榄球赛特意留的“橄榄球发”，学校里纪律开始松懈，学生会在赛后外出饮酒，我没有加入橄榄球队，因为橄榄球冲撞奔跑充满了暴力，我不太适应，我选择了棒球和垒球运动，冬季下大雪使学校外的河面结冰后，学生们热爱去湖面滑冰，穿上冰靴、戴上风雪帽和绒线手套就去一展身手，我却比较笨拙，总是滑不会。
    假期里，父亲的朋友会邀请我去家里做客，我在肥美的芦笋园大饱口福，这是我父亲一个富有的教友家里的产业，他的生意做得很大，芦笋都加工成罐头销售到各地。我在后两天住在一个寄宿家庭，女主人富有爱心，常常晚间送些点心给我，一个月餐费不过20美金，生活成本不算太高，我的学费一年不超过300美金，教会牧师的子女会有优惠，最后一个学期，教务长宣布减免我的学费，他说我在这个州住了这么久，感觉我已经是这个地方的人了。
    家里会寄大礼包给我，有各种各样好吃的中国食品，我会分送给同学们品尝，像果脯、果干都是很受欢迎的，有时还会寄来一些丝绸挂件，我会挑几样精致的挂件送作为礼品送给寄宿家庭的主人，中国的小礼品很受他们的喜爱。父亲常书信给我，我虽在异乡，但是能时常受到他的教诲，我们交流过很多事情，现在我不能一一回忆起来，特别遗憾这些书信我没有保留下来。记得父亲有一次说他在有生之年看不到一个富强的中国了，但愿我有一天能够看到一个新中国并且为之而奋斗。
    我顺利进入了耶鲁大学，我一直立志要考入父亲的学校，因为是家人念过的学校，就像回家一样。读大二时，我接到大哥的信说父亲去世了，不久以后母亲也走了。我当时正在美国读书，不能回家奔丧，没有能和父母见上最后一面，这是多么无奈啊。
    我在美国作为一个穷学生，很少问津去华府、纽约这些大城市游玩，有时伍大人会邀请我们这些留学生去大使馆当翻译，当时大使馆的随员大多都不会英文，我陪同过一个使馆的随员上街，美国这时已经开始排华，对华人并不友好，我们去搭电车时，还有人扯住他的辫子，也有人向我们扔石头，真是让人感到愤怒。
    记得我在大使馆过新年时，有一个华人中年男子来找伍大人，他说他要被遣返回中国了，他有一个愿望就是想拿出自己所有的积蓄3万美金，捐赠给哥伦比亚大学，希望哥伦比亚大学能设立一个汉语言研究所。
    这名男子叫丁天龙，他是从中国来美的华工，在一位大亨家里做佣人，这位大亨性情古怪，终身未婚，家里的佣人因为忍受不了他的脾气而辞去工作，只有天龙留下来，悉心为他打理家中的事情，这位大亨认为他是一位深受儒家教诲的人，谦卑诚实，十分依赖他。他想了很多办法想把他留下来，但是因为排华法案出台，没有任何转圜的余地。天龙作为一名仆人，他是如何节省下这些钱的我们可想而知，他并没有打算带着钱回到中国安享天年，而是把毕生积蓄都捐献出来要设立一个华人讲座，他有着对国家深深的爱。这位大亨在他走后，为了帮助他完成心愿，以天龙的名义捐献给哥伦比亚大学30万美金，哥伦比亚大学设立了一个以他中文名字命名的“天龙讲座”纪念他。
    我一直记得，在送别他的前一夜，他一个人坐在山坡上吹树叶的情景，微风吹拂起他的衣角，他瘦削的脸颊显得苍白而忧愁，双眼静静地望着远方，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伍大人曾问他为什么想要捐赠一个中文讲座，他说：“我很遗憾我没有机会接受很好的教育，但是我希望今后的华人能够在美国获得受教育的机会，能够为中国人争光。”
    中国华工在《蒲安臣条约》签订以后到美国谋生，他们承担起最艰苦的修建铁路工作，铁路的铺设路段有的是在崇山峻岭之间，华工的伤亡率极高，可以说，每一段枕木下面都流淌着华工的鲜血。可是当铁路开通时，等待他们的却是失去工作，被遣返回中国的命运。
    伍廷芳出席美国排华法案听证会时，他为华工们奔走呼号，听证会上他不顾法官的干涉滔滔不绝地陈述自己的意见，最后被法官驱逐出去，法案通过时他并不在场，伍廷芳深谙国际律法，不会不知道法庭的规则，他是有意想阻碍法律的通过。在座的议员们都一致认为，这位伍廷芳真是世界上一流的人才，可惜他生在一个贫弱的国家。
    我在火车上和孙中山先生有过一面之缘，有一次我去华盛顿，对面端坐着一位仪表不凡、气宇轩昂的青年男子，别人后来告诉我他就是孙中山。
    我美国街头曾见过孙中山先生的演讲，孙先生演讲言简意赅，说问题总是一针见血，清楚明白。
    他问：“什么是驱逐鞑虏？就是推翻清朝统治。”
    他很善于演说，每当他演讲，听众总是特别多。后来，他在日本演讲时，日本派了一位要人去监视他，结果那位政要听完以后，深深拜服于孙中山先生的个人魅力，竟成为他革命事业的一位有力支持者。
    美国的华人踊跃募捐，当时华人很多从事的行业是开洗衣店，因为华人洗衣都是手洗，美国人认为手洗可以减小对衣物的损害，所以愿意把衣服送到华人开的洗衣店。他们从早到晚为人浆洗衣服，一刻也不得闲，挣来的钱不放心存在银行，都压在床板下面。但是为了支持孙先生革命，他们把床底下的硬币都一个个倒出来做捐献。

    第十一章
    大哥在上海待了近一年，大部分时间住在杭州的未婚妻家里。大哥的未婚妻子来自一个湖州丝绸商人家庭，是位知书达理的女子，后来随大哥出使俄国，通晓法文，会跳舞，善交际，在当时外交官的妻子中是很新潮的人物。
    杭州的山水秀美，风景宜人，夏夜里，虫鸣吱吱，微风拂面，我和家人在西子湖畔泛舟游玩，享受难得的闲暇时光。大哥谈及一些出使外国的趣事，他随杨儒出使俄国时，每到圣诞夜，中国使馆会有送礼的马车，载着茶叶、丝绸、陶瓷等礼品去送礼，街上的人看到中国使馆的马车就知道是礼车到了。
    杨儒在圣彼得堡病逝，与俄国交涉东三省有关，大哥当时是杨儒的翻译，俄国财长维特威逼杨儒签字，大声咆哮、恫吓，态度非常傲慢，杨儒始终不屈服，经过数月的辩论，唇焦舌敝，他义愤填膺，走出门口时竟跌下楼梯，摔断了腿，一病不起。馆里无人熟悉情况，大哥在俄国多年，有丰富的经验，后来馆中的事务就由大哥负责。
    但是俄国财长维特嚣张跋扈，他既欣赏大哥的办事才能，又恐大哥深谙俄国内政，办事圆融，他不好擅权，因此故意想要调走大哥。有些传言说维特是想把大哥招揽到自己麾下，因此故意调离他。后来维特因为擅权专政被沙皇撤职。
    大哥叮嘱我，说：“如今的世界已经是欧化的趋势，皇帝已经下诏废科举，传统的官学已经没有用了。不久，清廷会招考洋进士、洋翰林，你要把握机会，发挥自己的才能。”大哥对形式的预判很准确，不久以后清廷就开始录取留洋学生。
    我乘坐火车去北京，要三天三夜，卧铺车厢很脏，床上都是臭虫，晚上没有办法睡觉，这三天让我过得很煎熬，进入北京要换乘比利时人建造的芦汉铁路，这条铁路线是法国工程师修建的，车上的工作人员都是比利时人，车上只通用法语。中午不送餐，要到餐车用餐，餐车里的比利时人很傲慢，不会说中文，对人基本不理不睬，我跟哥哥学过一段时间的法语，足够日常交流，他对我的要求还算客气。
    我在餐车碰到一个中年男子，他问比利时人可不可以送饭到前面包厢？他用英语问话，比利时人不懂，根本不理睬他，态度倨傲，我上前解围，用法语帮他翻译，他很感谢我，邀我到他们车厢一起用餐。
    这位男子是外部的官员，他说陪少老进京，没想到这趟车上都是比利时人，我们没有懂法语的人，一路上受到怠慢，既不供给热水，又不提供饭菜，真是不舒服。
    我进了包厢，他介绍里面的人是“少老”，唐绍仪，字少川，我进去拜见，他知道我哥哥俊彦（我哥哥字俊彦，我的字是俊人，父亲取名寄望我们成为一时俊杰的意思），说：“早就听说唐家一门三杰，今日一见，可知传言不虚。”
    大哥向他大力举荐过我，他早已经知道我的情况，此次进京考试，少老正是面试主考官之一。我知道今天我已经给他留下不错的印象，对于进京考试又多了几分信心。
    我们进入考场时，有人先高声唱名，如某人是浙江学政保举，考官是唐绍仪和詹天佑，考试结束以后，我以第四名被外部录取。第一名是来自耶鲁大学的博士，其中有两名是牙医，清朝官员认为牙医属于方技，所以排名挪到末尾。
    录取之后，我们要进殿谢恩，礼部官员带着我们一行人鱼贯而入，远远地看着太后和小皇帝坐在殿前龙座上，小皇帝的帽子上有一个大东珠，因为隔得太远，看不见表情。皇帝循例问话，要自报姓名和籍贯，这个之前是要练习的，当时我还心里纳闷，这么简单的事情怎么会错，到了当场，威严的气势会令人不寒而栗，真的有人说错，这是失仪的表现。
    北京城市道路很脏乱，道路坑洼不平，车辆行驶缓慢，从北到南马车要走一天。我上朝时，一般用人力车，官员分品级乘坐不同的车辆，人力车是一般办事员乘坐的，故门房每次见我都不予通报，我并不在意，后来为了方便出行，我买了一辆双匹马拉车，门房见了才高声通报。少老买了一辆豪华马车代步，亲自驾驶去上朝，在那时惹人议论纷纷，以为不成体统，少老长年在国外，也不在意。
    北京当官置装费用巨大，顶戴上面镶上不同的宝石顶子，要备齐各个季节上朝的朝服，要有各种皮料和皮草的衣服款式，如果一次备齐要上千两银子，我没有为此花费过多，只在朋友那里借用几件，出席这些场合时使用。每到新年来临之际，宫里热闹非凡，官员们要入宫谢恩，朝臣们穿戴正式朝服，鱼贯进入，太后和皇帝赏赐众人，与民同乐。

    外部的官员一般有留学背景，素质教高，想法比其它部门的官员更开放，待遇也比较好，我和其中一些上海籍的同事交往比较多，外务部的旧楼经过改造，里面装上了暖气、电话等，生活设施方便，住得很舒服，有时还会邀请一些外交官到家里，可以沟通感情，加强联系。
    当时庆王奕劻管理外部事务，少老带我去王府帮我引荐，提醒我说：“庆邸开支大，带些孝敬去见他。”我本来很少参与这些事情，但少老一心提携我，我准备了一千两孝敬，比起一般官员的出手，非常一般。
    少老说庆王开支大是因为王府的仆人是不领薪水的，收入靠宾客打赏，所以客人登门都要备上一些银两，门包备下双份，一来下人领赏，办事很麻溜，二来也可以贴补王府的开支用度。少老引我面见庆王，临出门前，我拿出一包银子放在桌上，说：“请王爷备赏。”庆王但坐不动，说：“千万不可。”人已辞出。
    1906年清朝设立邮传部，少老负责管理事宜，邮传部下辖铁路，设铁路局管理。外国修铁路只管银钱，不管行政和人事，借款我国逐年分还，直到还完。后来交通事务繁多，下设交通银行等机构，因为有接待的款项，经费很充足，形成势力庞大的交通系。
    中国人自己建的铁路是詹天佑主持修建的，詹天佑留学美国，毕业于耶鲁大学，随美国工程师从事铁路建造工作，他是袁项城推荐修建京张铁路的，铁路从长城脚下的隧道洞穿山而过，修建难度很大，詹天佑出色地完成了这一项浩繁的工程，为国家争了光，至今在铁道旁留有他的塑像，由此可知，中国不是没有人才，只是清廷不能知人善用。
    少老推荐大哥去奉天铁路局任职，并将大哥引荐给直隶总督袁世凯，袁世凯是李文忠公一手提拔起来的，也是文忠公的接班人。他曾经在朝鲜做办税大臣时，见到少老，觉得此人仪表不凡、气宇轩昂，主动上前结交，两人成为至交好友，袁世凯取得的成就和少老背后的助力是分不开的。
    大哥在出使俄国近十年，追随过三任公使，担任过许景澄、杨儒、胡惟德公使的翻译，办事能力强，几位公使都引为左右手，以备咨询。他的法语流利、带有巴黎口音，受到崇尚法语的俄国上层贵族羡慕。每逢俄国皇宫宴会，必定特别送信邀请大哥参加，一度引得其它使馆议员抗议。
    袁世凯有意结交这样的外交人才，近来听少老提起，袁项城问他：“俊彦何时回京？甚盼。”言下之意，甚是急迫想与他一见，还想要网罗他做自己的幕僚。
    大哥回国后成为京城达官贵人的座上宾，他拜见了几个亲王和袁世凯。袁世凯为直隶总督，权倾朝野，大哥带我一起去见他。袁项城的身形用民间的话说属“虎形”，我们一大早去见他，袁世凯正在用早餐，桌上放着山东那种大白馒头，他吃得很快，一次能吃几个，饭量很大。
    他见到我们即站起来与我们“立谈”，袁世凯见普通官员一般是坐着谈话，很少会站着谈话。
    他得知大哥明日要出发往关外任职，看了一眼大哥的着装，命下人取他的皮毛大氅赠给大哥，并亲自替大哥披上，关怀道：“关外冰天雪地，十分寒冷，此皮袍子能御寒。”
    我默察大哥面露感动之色，暗叹袁世凯收服人心手段高明，他如此对待下属，难怪部下死心塌地为他卖命。回家以后，袁项城送来一幅字画，打开一看，正是在客厅我们等候时驻足欣赏的那幅乾隆年间的宫廷画。
    晚上，大哥叫我到他房间，问我：“未来职业发展有什么打算吗？”
    我摇摇头说：“我觉得自己不会做官，什么联俄拒日，我都不会，外交辞令总是模棱两可。”
    大哥面色一冷，说：“那你还不会做外交官，你懂得如何与人说话吗？一流的外交官绝对不是满口谎话，也不需要用玩笑话掩饰自己的无知，职业外交官要言简意赅，才会受到尊敬。我现在教你如何办外交，外面说的那一套都是假的，如果别国公使找你问话，你提前听到风声，就要先考虑如何回复，当他问起你，你就简明扼要的回答接受与否，如果他问你的事情你不知道，你可以先收下他的文书，回复研究以后再郑重答复。他就可以欣然告退了。不过你研究的时间不要过长，要尽快地给予答复，让他好回去复命。外交事务要分清轻重缓急，你可以把所有事情分为“急务”和“循例”，急务要立刻办理，常规事务按惯例办理即可。有人来馆里办事，划清事情的权限和范围，如找外长的人很多，事情又不是急务，你可以委婉建议他这个问题不妨和次长谈谈，该馆员办理的就请馆员直接处理。”
    我点点头，说：“伍廷芳大人要再次出使美国，我想随他一起赴美，再去进修国际关系。”
    大哥面色缓和下来，说：“驻外公使和随员出国是为国家工作，主要任务不是读书，再说你读书若是不能够运用到事情上，那就是读死书，你可以留心多搜集案例，多购买外交书籍，充实自己。”
    后来，我在办公室里放了很多书架，平时注意搜集外交方面的资料，闲暇时拿出来学习研究。
    伍廷芳在1906年再次被任命为驻美公使，当时驻外公使有权决定公使团人员，我写信向他自荐，因我在美国留学时，就常到馆里做随员的翻译，伍廷芳大人欣然应允我作为三等随员和他一起赴美。

    第十二章
    因为公使团许多人是第一次赴美，我有出国的经历，所以一路上我负责公使团成员的行李看管、饮食照应等，这么多人的行李，一路上要照看好真是要非常仔细，我尽职尽责，最终顺利到达美国。
    在船上的一个多月，是一个充实自己的好时光，我没有去玩牌打发时间，而是在船上看国际公法的书籍。
    伍大人也在船上散步，他发现我坐在甲板上看书，向我走来，问我：“你怎么不去和他们喝一杯？”
    我笑了笑，说：“我不喝酒。”
    伍大人看着手中的酒杯，说道：“毒药，毒药。”伍大人也不喝酒，公使团一些成员因船上无事，常常一杯在手，小赌几把，消磨船上无聊的时光。
    伍大人拿起我看的书，会意地点头，说：“你看了这些书，你怎么看待之前孙中山在伦敦蒙难的事情？”
    我敏感到伍大人在考察我，大胆地在这个法学博士面前说出自己的看法：“根据国际公法，我国驻外公使无权在外国诱捕政治犯。”
    伍大人说：“这些人是外行办外交，是要闹笑话的外交官。”
    时任外国公使的清朝官员有些根本不具备外交素质，不懂国际法，不按国际公法办事，闹出许多事来。
    伍大人说：“革命党人本是为国家办事，就是因为国家不好，他们才起来革命。一个没落的政权，你不要抱怨它，你只能做好自己的事。”
    我心下一惊，伍大人在公使中素有开明的名声，但听他言下之意有同情革命党的意思。
    我正不知如何接话，僵在原地，沉默了片刻，伍大人转移了话题说：“你若对国际公法有兴趣，等到了美国去华盛顿进修，美国流行成人教育，很多人一边工作，一边学习。”
    后来我利用周末和晚上时间在华盛顿大学学习了两年国际关系，对我今后的工作大有帮助。
    我把妹妹也送到美国学习音乐，父母在世时希望我们几位子女都能得到很好的教育，现在他们不在了，我仍然把妹妹带在身边，送她到美国受教育，也是完成了父母的遗愿。
    伍大人在美国买了一辆车，每周开外长例会，他就和司机并排坐在车里，招摇过市。他英语很好，喜欢参加美国的社交活动，他认为我们之间应该加强交往，许多误解就可以化解。他受邀在沙龙会上发言，他的很多想法都得到美国的认可，尤其当时中美关系不好，互相有误会，他说道中美文化的不同，中国是一个文化大国，历史悠久，但是工业发展缓慢，中国人重视文化轻视工业发展，病在太虚，美国立国才一百多年，工业文明程度很高，重视发展工商业，但是文化积淀不够深厚，病在太实，两国文明若能互相取长补短，必定国家繁荣。
    伍大人在美国很受欢迎，不少贵妇人都是他的粉丝，他在那些趾高气扬的欧美外交官面前谈笑自若，交换对国际事务的意见，他在宴会上也十分得体的和那些珠光宝气的贵妇人开玩笑。
    有一次，他演讲完毕，有位贵妇人抱着一只小狗款款走来，对他说：“你知道吗，我非常喜欢你的演讲，我给我的小狗也取名叫伍廷芳。”
    伍大人大笑说：“太好了，你可以每天抱着伍廷芳亲吻了。”
    伍大人有个美国朋友为了追求女友，把伍大人的一件破旧官服重新剪裁了一番，留下绣花部分做了一件披肩，当他的女友穿着这件中国刺绣披肩出现在宴会上时，引得大家啧啧赞叹：“多么精美的刺绣。”
    于是在美国妇女圈子中，刮起一股流行风潮，有些美国商人还专门去中国采购服饰，发了一笔小财。
    伍大人每年从国内采购陈年花雕酒赠给罗斯福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有一次罗斯福总统喝完了，意犹未尽，上门来要，伍大人想起地窖还剩一坛，赶紧去拿，结果有个仆人贪杯，经常偷喝，一坛子酒都快要见底了，伍大人不好发作，灵机一动，把剩下的酒倒进瓶子，瓶子还没装满，他看见柜子上还有一个荔枝罐头，顺手倒了一些装满，递给罗斯福总统，总统迫不及待打开尝了一口，说：“这个酒真是非常醇厚。”
    伍大人在美国重修了中国公使馆，公使馆是一个国家的脸面，伍公专门让人从国内采购家具、瓷器等物品运来美国，因公使馆常接待外国客人，所以陈设要有中国的风土味道。清廷无余钱支用，翻修公使馆的钱是用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支出。美国退还庚子赔款的决议是在1909年两院通过并提交总统签署生效。历任两任公使最终促成美国退还庚款。
    我在整理公使馆文件档案的时候，看到过上一任公使梁诚关于美国退还庚款一事拍发给清廷的电报原文，电报是在梁诚与当时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就赔款付金付银问题进行交涉后致函外务部的，电文内容是：
    1905年1月19日函：“诚告以中国财政支绌，贵大臣所深知，现筹款已穷罗掘，一概还金，势须加赠租税，民间艰于负荷，仇洋之念益张，大局或有动摇，祸患何堪设想。贵大臣素主保全宗旨，当能为我筹一策。海为动容，默然良久，乃谓庚子赔款原属过多。”
    梁诚一听有戏，在美国多方活动，5月13日函：“赔款减收似可图成，宜声告作为设学游学之用。”
    公使团随员的钟文耀和我谈到此事时，说：“退款一事中美双方都有意推动，国内反美情绪高，民众抵制美国货，上海码头的工人不替美国商船卸货。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电告政府，如美国再不采取行动，中国市场会全部被日本占据，退款可以获得中国人的好感，促使中国人改变仇视美国的政策。梁公使也担心日后政府要人更换，此事悬而不决，因此在任期间敦促敲定此事。”
    伍公在美期间最终把退款的事情敲定了。1908年5月27日和5月29日，美国国务卿分别致函柔克义和伍廷芳，传呈国会于1908年5月25日批准的一项法令副本，即“29号政府决议：联合决议一切豁免中国部分赔款”，12月31日转呈一份根据两院联合决议并由总统签署的实施法令，指示赔款中的退款从1909年1月1日开始。核准将美国庚子赔款数减至13655492.69美元，余下10785286.12美元退还中国。
    钱退到外务部管理，用于派遣留学生赴美学习。1908年5月25日，美国国务院电告驻华公使柔克义，令他将此事通知中国政府，庆亲王在给柔克义的复照中明确地向美国方面表示，中国政府现拟选派学生前往美国学习。
    中国派什么学生去美国学习呢？外务部有两种意见，外务部尚书梁敦彦结合自身的经历，主张派遣幼童赴美，他认为越小越能够完全美国化；也有人认为如果选派的学生年纪过小，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不认可，将来不能成为为国效力的人才；这样的争论最终以折衷的方式结束，即选派国内大致具有高中学历的学生出国，出国前在清华学堂学习一年。美国庚子赔款退回后，1911年我国在颐和园附近建了清华留美预备学堂，即今天清华大学的前身。留美回国的唐国安先生负责清华学堂的筹备工作，他成为了清华大学的第一任校长。
    1908年唐绍仪一行赴美，伍公和公使馆几位随员一起去车站迎接他，时逢国丧，帝后前后殡天，外间流言四起，许多人认为是慈禧毒死了光绪帝，她担心在她死后，光绪皇帝会卷土重来，她对维新人士恨之入骨，在她大限将至时她先设法毒害了皇帝，使其永无翻身之日，宫闱斗争的真相也许永远没有知晓的一天。
    国丧期间，所有人都要着黑色服饰，不许剃发修面，唐绍仪一行人到美国时，个个都长发覆面、胡子拉碴，如山林野人一般。
    唐绍仪本是袁世凯向帝后推荐到美国的，应该是有任务在身，可是行至中途，遇到国丧，他仍然坚持来美。到了美国，正好是圣诞节，他提出请留学美国的学子聚会，费用由他负担。留学生们很高兴，纷纷前来赴宴，顾维钧时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仪容整肃、气度不凡，他代表中国在美留学生致欢迎词，少老慧眼独具，把他选为自己的女婿，并推荐给袁世凯做秘书，顾维钧为了感谢丈人的赏识、提拔和奖掖，把自己的字也改为“少川”，这也成为一段翁婿同字的佳话。
    国内情况变动，伍公不久奉调回国，当时随员都是新上任的公使自己携带来美，所以我们也跟随伍公回国。
    伍公回京前，携我一同去了日本，我们在长崎登岸。长崎两边的街道整齐划一，周围有一些艺伎馆，门口挂着一排红灯笼，里面端坐着白粉覆面的红叶妓，日本艺伎标榜卖艺不卖身，不过个中情况只有自己知道。
    日本政要大偎重信宴请我们，日本当时的宴请风俗还保留传统项目，邀请艺伎作陪，我们落座以后，红叶妓从两侧进入，乐手奏乐，艺伎开始表演。表演结束，门外一名艺伎端着酒盏进来，走到伍公跟前，托盘里有洗杯盏和酒杯，客人先洗杯，艺伎再斟酒，主人先饮，客人再举杯。伍公虽不饮酒，但是盛情难却，只不过亦浅尝辄止。
    伍公素来吃素，席间细嚼慢咽，吃得很少，大偎重信谈起签订《马关条约》的一些事情，言语有些轻慢，伍公已经停筷，我默察他有些不悦。
    大偎重信看他不吃了，说：“你们中国人总说食少事多其能可乎？你应该学我一样，每顿吃得很多，才能精力充沛啊。”
    伍公莞尔一笑，说：“体力的强弱要如何测定呢？各国的标准都不同，但是比赛跑步应该是一个普遍的做法，不如我们来一场跑步比赛？”
    四座皆惊，莫敢对。大偎重信在国内遭到暗杀，被炸断了一条腿，是个瘸子。
    大偎重信脸色涨的紫红，气得把拐杖一扔，两边侍从上前扶起他离席了。伍公却毫无惧色，十分镇定。
    我想起罗斯福总统对他的评价：“你们可不要得罪这位中国公使，否则你就有苦头吃了。”
    伍公虽是一个弱国的外交家，但他在国外总能压制住那些外国人的气焰。

    第十三章
    我重回外务部，考中清廷的洋翰林，考试那天天气很热，应试的人难忍酷热，一位蒙古王爷特意恩准大家把帽子取下来，取下的帽子里面缝了一条假辫子，辫子挂了一排，情殊可笑。
    我考中翰林以后，年纪不算小却还未娶妻，我带着妹妹一起住在北京，她平时帮我打理家务。李公经方开始为我介绍合适的女子，他侦知孙宝琦的妹妹曾经跟随哥哥一起出使法国，通晓法语和外国礼仪，是一名新式女子，遂为我们牵线。
    我的妹妹小旻提前为我打探情况，她在李家举办的茶会上见过她，她的举止得体，在茶会上接待法国公使夫人，法语流利，熟悉国外礼仪，招待外国女眷十分得体，又兼有传统旧式官宦女子的大家风范，小旻很欣赏她，她们两人十分谈得来，小妹就极力撮合我们。
    不久，我们定下了婚礼，我的婚礼是中式的，我第一次穿上中式喜服，骑着一匹白马去接她，新娘是坐大红花轿来的，穿戴着中式凤冠霞帔，光彩照人。
    我的妻子宝枞来自一个传统的官宦家庭，她的哥哥宝琦在外务部做侍郎，虽然他们不是一母所生，但是兄妹感情和睦，我的妻家和庆王、袁世凯都有姻亲关系，我和他们也多了一层亲戚关系，颇受庆王照顾和提拔，擢升至外务部左丞。
    当时外务部设尚书一名，由梁敦彦担任，下设侍郎二人，侍郎下设左右丞各两人，其余各司办事人员若干人。庆邸一般接见公使都在自己府中，外长例会由侍郎和左右丞参加。
    妹妹小旻嫁给父亲老友牛惠廉的儿子，一个从美国留学回国的外科医生，他在上海开了一间私人医院，医术精湛，看诊的人络绎不绝，终日忙碌。小旻贤惠，把家中照看的井井有条，不久，他们的儿子出生了。
    我因外务部工作原因，去哈尔滨办理公务，顺道去看望在奉天的大哥俊彦。我乘火车进入奉天时，火车铁轨上有两头牛站在当中，火车鸣笛，牛竟动也不动，结果两头牛没事，火车滑出轨道。铁路管理员查看道路，火车一停就是半天，中午旅客们没有得到午餐供应，一位商人模样的男子显得很着急，我问他何事如此急迫，他说他是猪贩子，火车如果延误会耽误生意，如果时间太长，猪在火车上会饿死，自己就血本无归了。
    他一个劲儿地叹气，我见他连忙下车，向检查员走去，两人拉扯起来，他顺势塞了一包东西到检察员衣袋里。
    不多久，火车就开动了。火车没有大问题，却迟迟不动，听说火车管理处的人会故意使些小伎俩，让商人主动孝敬他们。
    我一见大哥就向他呈报了路上的见闻，大哥说他早已经细察铁路上的陋规，之所以有这种情况是因为当时美国人建铁路时，中美雇员的薪资差距很大，中国有些管理员就趁机贪腐。他准备把中国雇员的薪水提高一成，再严厉取缔过去的陋规。
    我说：“那你的开支用度够花销吗？”我知道他是靠工资生活，大嫂家里虽有钱，但是他一直不要大嫂的娘家贴补。
    大哥说：“铁路薪水较丰厚，拨款也充足，每月有1000元月薪，一家人足够花销。我来了铁路局以后，下面一个人都没有换，只要上面的人不贪污，下面的做事自然本分老实。时有人来向我索票，我都自掏腰包赠送，现在友人也不好意思再来要票了。”
    大哥安顿我住在奉天铁路局接待处，接待处所在的地方有很多做生意的俄人，一条街到都是俄人开的店铺。晚上，大哥请我吃江中的白鱼，这是东北的特产，味道很鲜美。东北室外冰天雪地，室内却很温暖。
    大哥叮嘱我说：“听说摄政王当国以后，任人唯亲，党同伐异，你在京里当差要小心谨慎。”摄政王是光绪帝的哥哥，他一直记恨袁世凯害了他哥哥，处心积虑要报复。
    我说：“摄政王恨袁世凯入骨，一上台就要泄私愤，本要杀了袁世凯，然而张之洞相国和庆邸等大臣皆反对，遂改为令袁世凯回籍养疴，解除了他北洋大臣和军机职务。如今荫昌等人掌兵，与英国人接洽购买武器，还未谈正事先问回扣，简直贻笑大方。”
    大哥沉默良久，叹道：“摄政王大事糊涂，岂能为人君。张相国素与袁项城有隙，却能先公而后私，有古大臣之遗风。新帝登基，立足未稳，首要任务是安定人心，摄政王一纸文书就把他开缺，可知清朝皇帝贵族之瞒顸无能，大清危亡矣。”
    第二天，听说伊藤博文抵达哈尔滨后遇刺身亡。
    我买了一张报纸，报道说伊藤博文一行人下了火车，有一个男子突然从人群中窜出，朝他开枪，伊藤博文中弹后倒向一旁的俄国人，当场身亡。行刺者被当场抓住，供认不讳。行刺者正是痛恨日韩合邦的朝鲜义士安重根。伊藤博文一手操纵日韩合邦的人，朝鲜人恨之入骨，早年大哥随俄国公使赴荷兰海牙开会时，有位朝鲜外交官在会场控诉日本侵占朝鲜，语毕后，竟拔枪自刎，血溅当场，以死明志。
    我匆匆赶去大哥办公室，他的秘书正在发新闻，大哥强调新闻中一定不可以出现“保护不周”等字眼，以免迨日人口实。
    日本官员小村来询问情况，欲借故发难。大哥准备充分，已经提前获得安重根的口供。因痛恨伊藤博文主导日韩合邦，故准备在火车上行刺，但怕牵连中国官员，故行刺时选择在俄人的一边。
    大哥当时在场欢迎，一边是迎接的中国官员，一边是俄国人的队伍，握手以后，待伊藤博文走入俄国人队伍，凶手朝他连发数枪，当场死亡。
    大哥一早已经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发给各个报馆，事实很清楚，小村挑剔不出问题，只得作罢。
    日本人在东北一贯作威作福，这次的事情居然没有占到一点便宜，大家都认为是大哥处置有方。
    大哥带我出门去察看现场情况，我们沿着铁路线走了很久，一直走到快进山的关口，东北每年十月已经是冰天雪地，现在寒冬已至，更是寒风刺骨。我穿着厚厚的羊皮袄，还是感到冷得受不了，这里是火车进山的地方，山里的温度很低，还没有到已经明显感到温度下降了。
    突然，我停住脚步，拉住大哥看向前面道旁，我们震惊得不知如何开口，铁道两旁竟然吊着许多尸体。
    大哥找到附近管理处的人问：“这些在铁路旁上吊的都是什么人？”
    管理处的人说：“他们都是附近的村民，因年关将至，欠债无法偿还，只能一死了之。”
    大哥又问：“他们原来以何为生？为什么在铁路边吊死？”
    管理处的人说：“这些村民原来都是靠进山伐木为生，年前就要进山，在附近的窝店住下，先由窝店赊账，备下一副进山的行头，在山里一待几个月，伐的木材等到开春冰雪融化，从山上滑下，再由山下的人收好付钱，得了钱，还了窝店的帐就所剩无几了，说也可怜。现在日本人要进山开采，他们没有了生计，赊欠的帐还不了，只好一死了之。如果死在铁路边，可能会影响火车行驶，说不定会得到铁路局收敛，他们会得到一副薄棺，不用暴尸荒野了。”
    我们闻之恻然，没有想到农村是如此惊人的贫穷，大哥立即吩咐管理处的人一概收敛安葬，所有费用都由铁路局支付。
    不久，大哥擢升哈尔滨道台。遇四个士兵在乡里鱼肉百姓，逼迫乡民交钱，被告到衙门，自称是张勋部队的，张勋和西太后关系深厚，官员生恐开罪他，迟迟没有处理结果，案子最后交到大哥这里，大哥先电报张勋陈述事情来龙去脉，后询问四名士兵是否冒充。张勋不久回电：系冒充。于是大哥依法判罚，大快人心。大哥人品高洁正直，十分受到敬重，在当地颇有美誉。
    我回京后，政府要行立宪，张南皮（张之洞的字）相国每周来外务部开一次会，讨论选举的事情，由我做他的翻译。他不喜欢公民这个词，觉得太西洋化，我改为“选民”，他点头默许。张相国谈论时不要我做笔记，我就用手指略记条陈，再翻译。
    张相不在部里用午饭，他总是带上一樽家里做的豆腐脑，一壶小酒，几碟小菜，邀请大家一起分享。
    一次，端方来开会，端方问我：“你留洋数年，可知船舶旁边的船舷英语怎么讲？”我说：“davit”。端方说：“你比梁敦彦英语好，我问梁，他就不知道。”其实英文好坏怎么能单凭一个词语就能判断。以后，端方常找我商量事情，每遇到大事必然询问我的意见，常常把我带在身边。
    端方让我陪他去东郊民巷办事，我们乘坐马车，一上马车，他立即要我和他换位置，让我坐在主人位置，他坐在我的下手。我猜想可能京城里刺杀事件时有发生，他故而如此。之后他再找我，我都借故不去了。后来，端方带兵进四川平叛时，被革命党人杀死。袁世凯曾在上朝时遇到炸弹袭击，一匹马被炸伤，他却面不改色，继续行驶，回到家中，一匹马被炸伤腿，倒地而死。
    辛亥革命后，满族皇亲贵胄们纷纷到天津躲避，北京大宅或是变卖或是交给管家打理，无钱了就让管家变卖家当，古董物品均由管家议价，管家在中间两头压价，趁机获利，皇室贵胄瞒顸至此，逐渐走向穷途末路了。
    辛亥革命爆发以后，清廷处理不及时不妥当。本来兵变是一小部分士兵，及时控制住不要扩大即可。瑞徵搜出乱党名册，本应销毁，以安人心，他却按名册一一逮捕，使得很多观望的士兵害怕被牵连而起事，处理失当，使事情扩大到不可收拾。荫昌、载涛缺乏经验，不会用兵，南下的士兵军容混乱，大军开拔，粮草补给跟不上，行军速度太慢，迨误战机。一旦开战，将领只顾自己身家性命，仓皇逃命，部队缺乏指挥。端方带兵进四川平叛被革命党杀死。
    京城大乱，许多王公贵族已经开始逃命，不想再战了，庆王年老力衰，保举袁世凯进京带兵平叛，摄政王无法可想，只得重信启用袁世凯。袁世凯却按兵不动，声称没有获得授权领兵，摄政王只好任命他为钦差大臣领新军南下。
    袁世凯进京时，百姓甚盼，都出城迎接，想一睹其风采，遥想当时，项城何等意气风发。北京所有人都认为只有袁世凯可以控制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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