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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论史]世界军事战争史〈长篇〉[第1页]

作者:麟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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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始军事萌芽与战争的起源

    自从人类出现以后,人类与生物界接触发生冲突时,人体自身就是人类第一种冲击和防御武器,牙咬、拳打、脚踢、手指抓挠以及拳挡、足跑等。

    

    人类在何时第一次诉诸战争,由于什么原因发生,目前人们对此还是众言纷纭,百思不得其解。但是战争应该发生在人们创造出武器之后,这似乎是人人认可的事实。最早的武器无疑不是专为战争使用而发明的,原始人靠狩猎和采集可食用的植物为生,而狩猎和采集就需要工具,这些工具很多发展成为后来战争中使用的武器。
    人类是从古猿发展而来的。古猿这类"攀树的猿群"迫于外在的压力,如气候变化、森林减少、草地增多等,为适应复杂的环境,开始解放出前肢,专用后肢走路。从此前肢专注于采食,逐渐学会使用石头、树枝等天然工具,正式进化为人类的双手。双手的出现,意味着人类使用工具和制造工具成为可能,制造的武器也随之出现了。
    石块和树枝无疑是人类除了人体自身最早可利用的武器。人类起初可能像今天的某些动物那样用石块砸开贝壳和骨头以取得里面的食物,继而他们在挥舞手中的石块恐吓野兽时,又发现石块可以投掷,来击打远处的动物,改善其自身的防御状态。因为他们可以与动物保持一定的距离,从而使动物无法施展自身的冲击武器,如角、牙、爪等。这样投掷器就产生了。而且人类很可能又发现树枝也可以投掷,一旦他们又发现捆绑锋利的石头作矛头的话,制作石矛的两个基本要素也就全具备了。
    不加修饰的天然石块和树枝毕竟使用范围不广泛,攻击性不强,于是人们开始制造工具。发现被自然毁坏的燧石有时带有锋利的刃口,意识到这些带刃口的燧石可以用来进行切割或砍劈,遂逐渐开始打制燧石,发现了砍斫石器,也就是人们所说的人类开始进入旧石器时代。这时的砍砸石器,主要是手斧型石器,后来它们还被安上了斧柄或把手。人类并且开始使用火,借助于火,人类才真正完全地成为人类,战胜了动物,散布于世界各地。
    打制石器还是比较粗糙,不够锋利,于是人类开始磨制石器,并出现钻孔技术。把石刃磨光,让刃石更锋利,器形也可磨得更准确合用,兵士们可以通过钻孔直接把木柄插在磨光的石斧上,而不再利用捆绑的办法。人类进入了新石器时代。

    

    人类在自然界中是弱小的,无法与大动物比力气、与某些动物比速度,他们不得不去探索寻找某种弥补自己不足之处的力量和武器。他们很快发现并开始利用机械力去抛掷投射武器。他们发明的第一件借助机械力的武器应该是矛投掷器,这在澳洲的土著居民中迄今仍可见到。它是一个由带槽沟的木板制作的,把矛放在槽沟内,矛柄顶在槽沟的末端的一块牢固的木板上。
    人握住投掷器的前端,用力将其抛出,使矛拥有了巨大的投出力。随即人类又拥有了投石器,其操作原理与矛投掷器相同,以很快的速度把石块或卵石等投射物射出。
    接着人类又发明了弓。最初的弓仅仅是将一段具有弹力的木棍弄成弯曲状,用一根生牛皮弦绑在木棍两端将其绷紧。这是一种十分简陋的武器,最初用它射出的箭应该是一种小型的矛。
    磨制石器使人类有可能发明剑。原始的剑是在一平直的木片的刃部嵌有一长片或一排小而锋利的燧石,这是一种不能令人满意的武器,这种武器只有等到青铜的使用才能获得新生。
    直到约公元前3500年,人类发明了炼铜术,这使人类从石器时代进入金属时代。铜还是比较软,较大的铜制武器是不够理想的,因此人类最初生产的铜制武器是匕首。这种匕首刀身打得很宽,成三角形。随着炼铜技术的进步,匕首的宽刀身才改成窄刀身,刀身两侧的中心线打成隆起状。而斧头和箭镞的制造,要先铸成毛坯,然后再经锻打完成。
    在新石器时代,发生了最有影响于人类历史也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情——农业革命。人类在采集和狩猎过程中,发现某些植物的种子可以培植作种,某些吃草或肉的动物可以驯养,于是人工培植的农作物和饲养的家畜开始出现了。
    到公元前7000年,西亚成为农业革命发生的中心地区。这一中心区从其独立开辟和影响深远而言,至少还有中国和美洲。在西亚,以耶利哥和耶莫的村落为代表,在中国以河南新郑的裴李岗遗址(发现粟)和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发现稻谷)为代表,在美洲的特华甘河谷在公元前7000—前5000年,也已有农业的萌芽。
    人类最早驯养的动物一般认为是狗,因为推测它往往在狩猎者的宿营地周围来回走动,拾拣骨头和碎肉。人们发现狗可以用于狩猎或用来守卫营地,于是驯养狗的成功鼓励人们去驯养其它动物,尤其是可作食用的动物。在新石器时代结束前,他们至少驯化了牛、狗、山羊、绵羊和猪五种动物。当然这种情况在世界各地并不都是一样,有些地方还可能驯化出了驴、马等动物。
    随着农业革命带来了四项主要成就,那就是制陶、纺织、航海和轮车。
    制陶术的发明又为金属的冶炼准备了条件。轮车更是揭开了人类以机械征服自然的序幕。
    农业的发展和动物的驯化,是人类定居生活和村落、社会制度得以发展的最主要的推动要素。农业和畜牧业不仅直接影响了人口数量的增加和分布区域的扩展,而且在社会制度方面触发了导致原始社会结束,古代文明诞生的一系列变化:氏族制的繁荣,社会分工和交换的发生,由部落、农村结合为国家、城市等等。可以说,文明的起源必须以农业革命为基础。
    农业生产为人类定居聚落发展为较具规模的村庄以至城镇提供了前提,为从事农业生产,农业部落要以村庄或城镇为中心过定居生活;而畜牧也为游牧民族从事游牧、过游动生活提供了前提,为畜牧,他们要四处游动,寻找肥沃茂盛的草地或草场。于是定居与游牧形成鲜明对比,但他们都要寻找肥沃的土地和充足的食物,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从此经常发生对抗、冲突,并起着相互促进作用。
    人类有一个从独居到群居的发展过程,在石器时代他们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组成氏族公社,过着集体群居生活。不同的氏族之间最初为了争夺食物或定居点,为了追求生存甚至于进行血族复仇,往往会发生冲突,但这种冲突并没有成为人类生活的正常职能,还不能称之为战争。
    在农业革命发生以后,农耕民族走向文明的第一步骤是村落的出现。最初的村落具有明显的军事防御目的,在人们居住的房屋群的周围要挖以壕沟,有的甚至要用挖沟的土筑成围墙。要进入村落,只有通过围墙的大门和跨过壕沟的桥。村落又逐渐发展为有城墙的城市。
    游牧民族走向文明的最初一步是马的饲养和车轮的发明。游牧民族必须随着季节和气候的变化经常进行大规模地迁徙,以寻找并暂时居住在水草丰茂、适于放牧的地区。他们必须借助马和车轮的力量,使这种远距离的迁徙成为可能。经常的迁徙又使游牧民族富于机动性,战斗力非常强大。
    牧畜的繁殖越盛,则导致寻找新草地的机会越频繁,在任何时候,只要有一次旱灾就可能成为一次入侵的先兆。同样,城市人口越繁殖,则所需粮食就越多,于是必需用为耕种的土地也越多。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都在为肚皮而进行战争。在生存斗争中,"生存空间"始终成为人类的一个大问题。
    于是柏拉图《理想国》中的一段苏格拉底同格劳孔的对话道出了人们为什么要进行战争:苏格拉底:于是我们必须扩大我们的国界,因为原有健康的国家已经不够大……并且要有许多不同种类的兽类以供人民的食用。
    格劳孔:一点都不错。
    苏格拉底:于是我们想要获得我们邻国的土地,以供畜牧和耕种之用,而假使邻国也和我们自己一样,超过了其需要的限度,而企图对财富作限制的积累,那么他们也就会同样地想要我们的土地吗?
    格劳孔:苏格拉底,那是不可避免的。
    苏格拉底:那么我们就要发生战争了,格劳孔,是不是?
    格劳孔:绝对是如此……
    苏格拉底:所以姑不论战争的利害如何,我们现在却可以断言已经发现了战争的原因,而这个原因也就是国家中一切罪恶的根源,无论公私都是一样的。
    格劳孔:毫无疑问的。
    在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对抗中,农耕民族用城墙挡住了游牧民族的车骑,农耕民族主要发展了步兵,而游牧民族主要发展了骑兵。
    战争的出现,并不意味着战争时代的立即到来。克劳塞维茨曾讲了一句令后来的伟人们所津津乐道的名言: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而人类能够从事正常的政治生活,只有在出现食物有剩余,社会分工和交换比较发达,私有制和阶级分化、剥削开始露出端倪之后。这个时期也就是接近国家出现前的原始社会末期的军事民主制时代。
    军事民主制包括三个机构,即军事首长、议事会和人民大会。此时的从事政治生活的人们并没有把政治作为专职,军事首长和元老们还要从事农业或畜牧劳动。但是当时已拥有完善的政治组织,人们从事政治生活也成为人们生活很重要的一部分了。

    

    在军事民主制时代以前进行的战争,只是为了对邻族人的偶尔侵犯进行报复,或为了扩大已经感到不够的领土和抢夺不足的食物。可是在军事民主制时代以后进行的战争,则纯粹是为了掠夺财富,并且日益频繁,出现了真正政治意义上的战争。正如恩格斯所言:"是因为战争以及进行战争的组织现在已成为民族生活的正常职能。邻人的财富刺激了各民族的贪欲,在这些民族那里,获取财富已成为最重要的生活目的之一。"这种政治战争标志着氏族制度开始走向坟墓,而代替它的国家即将发生。在国家产生后,军事战争很快成为国家生活的主旋律。国家的最高目标是维持自身的存在和发展,国家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基础是体现于武力上的综合国力,历史上无数国家兴衰存亡的经验迫使每个现存的国家自觉或不自觉采取一致的行为方式,他们都在为以后说不准什么时候决定国家生死存亡的战争作准备。正是这种心态支配着历史上迄今为止所有国家,同时也是国家追求强大的心理动力,也是国际社会中强权法则的基础。
    最早的文明国家是从城市发展来的奴隶制城邦。在城邦争斗中,经济最发达、最具有军事武力的城邦迅即发展为帝国,达到奴隶制文明的顶峰。众多的城邦只有在通过军事战争的武力吞并后,才能形成最强大的一个。而最强大的城邦发展到帝国,又是通过军事征服实现的。早期奴隶制帝国的灭亡和文明的衰落又正是在军事战争中划上了句号。因此可以说,早期的奴隶制文明史就是一部军事战争史。

    埃及中王国时期军事的发展

    

    1.中王国的远讨与希克索斯人入侵
    第六王朝结束后,埃及历史进入第一中间期,从第七王朝到第十王朝一百多年间(约公元前2181—前2040年),埃及始终处于分裂局面。在此期间,贫民和奴隶起义风起云涌、势不可挡。《伊浦味陈辞》哀叹说:"大地像陶轮一样翻转起来,强盗已变成财富的主人","国境变成沙漠,各州被抢劫一空","国都,它在顷刻之间遭毁","那本来没有财产的人,现在已变成财富的所有主了;那本是受人驱遣的人,现在却来驱遣他人了;那本来自己没有谷物的人,却已成为谷仓的所有主,国王的粮仓变成一切人的财产"。在人民起义的打击下,古王国的中央集权专制体系土崩瓦裂,各州割据形成。后来各州又纷纷展开争霸,直至第11王朝,南北才统一,进入中王国时期。
    中王国时期(公元前2133—前1786年),包括第11和12两个王朝。
    中王国是一个中兴时代,特别到第12王朝,中央集权制进一步加强,是中王国的鼎盛时代。古王国的首都在北方的孟斐斯,而中王国的首都在南方的底比斯。
    中王国强大以后,又恢复了对外扩张政策。在北方,中王国的国王虽多次远征西亚,却只限于阻止亚洲人的入侵,以及镇压西亚各族的反叛。中王国真正的扩张战争多集中在南方,对努比亚进行的。第12王朝的开创者阿美涅姆黑特,曾率军征讨努比亚,在塞姆拉地区设立要塞。他的继任者谢努塞尔特一世曾经征服努比亚的玛伽依人。据说玛伽依人勇敢善战,作战时佩戴长弓利箭,头发里插着五颜六色的羽毛,发出粗犷的喊叫,以排山倒海之势急冲向敌人。后来谢努塞尔特三世又四次远征努比亚,把埃及南部边界扩展到第二瀑布以南的塞姆拉地区,并新设许多要塞,使埃及在此的统治最终巩固下来。
    第12王朝末期,法老政权又趋衰微,从第13王朝开始,混乱割据局面再度出现,一直延续到第17王朝,史称"第二中间期"(公元前1786年—前1567年)。在这一时代早期,亚洲的希克索斯人入侵并占领了埃及,还曾建立第15、16王朝。
    希克索斯人是个游牧部落,从西亚给埃及带来了战马和战车。在此以前,埃及只有牛、驴而无马,驴只用于驮运,拉车的情况也很少。在军事上,也只有轻装步兵。希克索斯人把马拉战车引入埃及,可谓是埃及军事技术史上的一大革命。埃及很快出现了马拉两轮战车,埃及也出现了战车兵,这大大增强了埃及军队的战斗力。
    2.中王国时期的军事发展
    在兵制建设上,古埃及在中王国时期有一个从民兵到常备军的发展过程。最初,中王国的民兵队伍的招募,由"军队录事"负责。据第12王朝的一个纪念碑文记载,"皇太子"作为"军队录事"在提尼斯州募兵,其比例是每100名男性居民中招募1人。被招募的士兵自带兵器,通常补充到州长管辖的地方部队中。每个州常达400—600人,在军事作战时,州长率领这些地方军,加入法老军队,听其指挥。另外,中王国时期从努比亚招募雇佣兵,而且数量不少,在军队编制中另入雇佣兵系列。
    在中王国时期,国王建立了常随自己身边,保护自己的近卫队。长期服役的常备军就是从这种近卫队中逐渐发展起来的。
    随着常备军的扩大,以前战时临时招募的民兵逐渐被定期在各州招募的由新兵组成的专职军队所代替。新兵受州长和专门军官的领导,平时接受训练,逐渐变成定型化了的军团。国王常常从近卫军中选拔军官,组成忠于国王的常备军军官集团,逐渐形成一个职业军官阶层。他们中不少人出身贫寒,在国王的恩宠下成为新贵。但是我们对常备军的服役报酬还不清楚。
    中王国的陆军仍然只有步兵,不过在步兵中已明显地分为矛手和弓箭手两种,均采用同一型号的兵器。海军更加强大,作战适应性增强,埃及人善于利用风向,让战船在水上运转自如,机动灵活地同敌舰作战。
    由于青铜冶炼的发明和金属加工技术的提高,埃及士兵的武器装备比古王国时期有很大发展。进攻性武器有战斧、矛、弓箭、圆锤、短剑、投石器、飞去而来器和木棍等。防护装备盾牌也有新的发展。
    中王国的战斧形制多样。古老的扁平楔形斧斧身坚固,保留时间较长。
    而当时的扁平弧形斧,则是埃及所特有的。战斧有铜制的,而且出现了青铜斧。
    中王国的长矛已不再是燧石矛头,而代之以青铜制矛头。金属矛头打制成空心管形式,便于把矛杆楔入其中。有的长矛的下端也包上金属尖头,以便把它插在地上。矛的长短尺寸不一,最常见的长矛长达2米,适于近战。
    还有短矛和作为投掷武器用的标枪。埃及人还有特长矛作为攻城武器,由两人抬着,破坏敌人堡垒的雉堞或塔楼,可能也用来刺戳城堡上的敌人。
    弓是用圆木棍制成的,中间粗,两端逐渐变细并套以金属箍。弓通常长达140—180厘米。有的弓还用特种树枝紧紧缠绕,这种加固的弓可使箭的射程更远。箭的射程一般在150—180米之间。弓弦用涂蜡的亚麻绳或皮革制成。埃及人还在弦上穿上一些角制的环或皮制的套,以防发射后回来的弦擦打握弓的左手和下臂。
    箭杆多用芦苇制成,也有采用轻木的。箭镞是用硬木、骨、石和铜制成的。箭镞的质量与杀伤力直接有关,青铜镞头的采用确实比石制箭镞先进许多。埃及人制成杀伤力巨大的上尖下宽箭镞,还在箭镞上设计有倒钩,使敌人中箭后难以拔出。箭杆尾部嵌以羽翅,以便箭杆能笔直飞行很远。
    "飞去而来器"原是原始人的猎具,像一个曲棒,抛出后如击不中目标可以借助曲棒的回旋力飞回来。新王国时期还出现一种简单的投掷武器——投石器,用皮革或编制的纸莎草作成,用以投掷石器,在攻城时其作用尤其重大。
    中王国时期埃及人仍没有发明盔甲,盾牌是唯一的防护武器。盾牌一般上部呈圆形或椭圆形,中下部呈长方形,高为身高的一半左右。由木框或整块木板外罩毛皮制成,周边钉以钉子。埃及人还有一种沉重的可掩护全身的圆盾。出征时需要由从者帮助携带。
    中王国的法老们一方面注重对外征伐侵略,另一方面又大兴土木,修筑防御工事,加强国内重地和边疆要冲的防卫。国内要地的防御工事主要在首都底比斯和北方重镇孟斐斯一带。北方防御工事主要对付亚洲人的入侵,数量不多,而重要的防御工事集中在南方,主要在第一瀑布和第二瀑布南北一带。
    在奥姆博斯以南,进入埃烈芳提那附近的第一瀑布地区,便是埃及的南部边境。从这里开始到南部第二瀑布地区的塞姆拉之间,沿尼罗河两岸埃及人建有一系列堡垒,形成保卫埃及的三道防线,又是南侵努比亚的兵站基地。
    第一道防线就是埃烈芳提那附近的第一瀑布地区;第二道防线在第一和第二瀑布之间,即从库班一直延伸到努比亚边境的帖尔;第三道防线在瓦地一哈利发和塞姆拉之间的第二瀑布地区,这道防线最重要也最强大。
    中王国的法者们注重对南方的防御,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南方,却没想到亡国之灾来自北方。希克索斯人大举进犯并占领埃及达一百多年,埃及人也相应进行了长期的反希克索斯人的斗争。直到雅赫摩斯一世时,埃及人才最后赶走了希克索斯人,恢复了埃及人自己的统治,开创第18王朝,建都上埃及的底比斯,埃及史进入新王国时期(约公元前1567—前1085年)。它包括第18、19、20三个王朝。


    
    埃及新王国时期的军事霸业(中)

    3.与赫梯争霸
    阿赫拉吞时代,赫梯为了集中力量消灭米坦尼,和埃及结为盟友,从而瓦解了阿门霍特普二世时缔结的埃米同盟。为了尊重盟约,苏庇鲁流马斯在其扩张过程中,只攻打米坦尼的属国,对于乌伽里特、腓尼基各邦,以及阿穆路等埃及的属国则避免了干戈。米坦尼灭亡之后,赫梯与埃及两大霸国第一次直接接壤,双方以奥伦特河为界划定了各自的疆域。
    但其后不久,叙利亚一些小国组成了反埃及同盟,并企图拉拢与埃及保持王室间婚姻关系的乌伽里特。在这种情况下,乌伽里特国王写信给苏庇鲁流马斯,请求赫梯而不是埃及,帮助他解除困境。苏庇鲁流马斯以此为由,派兵进驻乌伽里特,把它变为赫梯的诸侯国。而后,苏庇鲁流马斯继续南下吞并了卡特那、乌培等本来都属于埃及的小城邦。对此,阿赫拉吞没有采取任何军事行动来抗议赫梯的侵略行为。后来,阿基路的被叛使埃及帝国的版图再度缩小。赫梯人吞并了阿穆路地区后,把南界推进到埃洛特罗斯河谷。
    阿赫拉吞的继承者图坦哈蒙统治时期,埃及曾出兵企图恢复在亚洲业已失去的部分领地,但收效甚微。
    图坦哈蒙死后,因无子嗣继承,埃及政权控制在大臣阿雅手中。他的寡后安开孙巴阿吞私自写信给苏庇鲁流马斯,请求他派一位王子到埃及来同她结婚,并允诺让这位赫梯王子充当埃及法老。苏庇鲁流马斯几经斟酌之后,终于同意了寡后的请求,但派出的王子在赴埃及途中被杀。苏庇重流马斯为此大怒,立刻派兵攻打埃及。埃及最终战败,大批士兵被俘,但苏庇鲁流马斯也因军中传染病大肆流行被迫停止了战争。
    公元前14世纪末,埃及第19王朝建立。年老的建立者拉美西斯一世在其当政时期实行了许多军事措施,进一步改编和加强了埃及的军队。他把军队分成三个军团,每一军团均以埃及主要神灵的名字命名。各军团配备了战车队,加强了作战时的机动性和作战速度。此外,他从各军团中挑选骨干组成近卫军,侍奉国王左右;从相邻各部落中招募雇佣军,守卫边境要塞。从东北边界的嘉鲁要塞起,拉美西斯一世又修筑了一条经过沙漠而通往亚洲的军道,以便于作战时迅速地调兵遣将。所有这些军事措施的实行,为19王朝的法老能够在亚洲与赫梯争霸奠定了基础。
    当西提一世继承了埃及王位之后,赫梯的统治者是穆西里二世。也许是双方教唆之故,埃及与赫梯帝国境内都发生了叛乱。从有关资料来看,西提一世在亚洲的平叛活动特别顺利。他先击溃了聚集在通往加沙道路上的游牧部落,解救了被围困的贝特.辛城,镇压了巴勒斯坦中部高地上的阿庇鲁人的反叛,而后进一步向北夺得耶诺阿姆、哈玛特和伯善城,臣服黎巴嫩各地的首领,迫使他们砍伐当地的优质木材,为阿门神建造圣船。继位第2年,西提一世沿地中海东岸北上,在阿穆路地区作战,而后翻山越岭,攻克了卡捷什城。接着在北进途中,与赫梯人发生了直接冲突。在卡捷什北部与赫梯人作战中,西提一世取得了胜利,不仅带回了赫梯战俘,而且占领了卡特纳和图尼普等地。卡尔那克神庙中的铭文说到,西提一世"打败了赫塔人(即赫梯人——作者)……使怯懦的叛乱者停止了活动。每个国家都得到了和平,因为他们对陛下已存恐惧之心,他的声威已震撼了他们的心灵。""当他从赫塔国家回国时,蹂躏了(叛乱的)国家,并杀死了亚洲人,(带走了)他们的白银、黄金、天兰石、孔雀石,以及(各种)美好的东西……。"公元前14世纪最后10年内,西提一世和穆西里二世相继去世,古代世界两位叱咤风云的人物,即拉美西斯二世和穆瓦塔鲁分别继承了埃及和赫梯的王位。两国的争霸战争于此时达到了顶点。
    拉美西斯二世幼年就随父出征利比亚和巴勒斯坦,22岁时便独自在努比亚地区作战。继位前,拉美西斯二世曾担任过突击部队和车兵首领,因作战勇猛在军中享有极高威望。有关他的铭文中充满了阿谀奉承的词句:"你是拉,你的身体就是拉的圣体。没有一个统治者比得上你,你举世无双……自拉时起,除了你之外,伊西丝女神从未爱过任何一个国王。……每个城市都应该知道你是所有人的神!"穆瓦塔鲁是穆西里二世的次子,因长兄早逝,所以才继承了赫梯的王位。
    他的成长过程虽然不详,但无疑是在尚武的环境中长大的。继位后,穆瓦塔鲁任命他的弟弟哈吐西里为伊丝达女神的祭司,同时兼任安纳托利亚中部地区军事长官,他本人则把都城从哈吐什迁到离叙利亚较近的达塔萨,致力于利凡特地区的战争事务。
    拉美西斯二世在当政的前两年内,主要致力于国内工程建设。到第3年,阿穆路在其国王本特西纳率领下发动叛乱,脱离赫梯,投靠了埃及。拉美西斯二世闻知此事后,于当年5月立刻率军超过边界,深入西亚,收复了阿穆路。穆瓦塔鲁把埃及出兵西亚看成是一次挑衅,因此,他于同年冬天征集了一支相当庞大的军队,准备和埃及决一死战。两国边境一时剑拔弩张,一场战争迫在眉睫。不久双方发生了著名的卡捷什之战。
    卡捷什之战发生在拉美西斯二世当政的第5年,即公元前1300年,这是埃及与赫梯之间最著名的一次战役,也是古代世界的一次著名战例。
    在战争之前,双方都作了长期的准备。拉美西斯二世组建了四个军团,均以神命名,即阿门军团、拉军团、普塔赫军团和塞特军团。每个军团约5000人。除此之外,还有从努比亚人、沙尔丹人中间招募的雇佣兵。整个军队人数在3万人左右,以战车兵,弓箭手和投枪手为核心。
    在埃及人积极备战的同时,穆瓦塔鲁从臣属各国征集了约16000—20000人的队伍,从小亚细亚诸部落中也招募了一些雇佣兵。赫梯军队中至少有一半是战车兵。每辆战车上配备一名驭手,两名兵士。当穆瓦塔鲁得知埃及人的军事行动后,迅速召集王室会议,研究作战计划,而后差遣急使奔赴叙利亚各城,命令集结的军队迅速开往卡捷什城,以阻挡埃及军队北上。
    卡捷什,位于奥伦特河上游地区,交通十分方便,几乎所有的商路都在这里交叉。穆瓦塔鲁选择卡捷什作为会师的地点不是没有理由的。除了交通条件外,卡捷什的地形也相当优越。整个城池位于一座高岗上面,一旦赫梯军队驻扎在这里,不仅可以居高临下,控制河谷,而且可以在不被发现的情况下很便利地观察敌军动态。
    穆瓦塔鲁在卡捷什埋伏了重兵之后,派出两名细作,身着游牧服装,冒充贝都因人,并且故意让埃及军队俘获。当拉美西斯二世审讯他们时,这两名细作声称赫梯国王为避免与埃及人相遇,已放弃卡捷什,移到北方的阿列波去了。求胜心切的拉美西斯二世信以为真,于是只带着阿门军团的一部分渡过奥伦特河,贸然孤军深入,而将大部分军队抛在了后面。当他接近了卡捷什,并且在城市西北地区扎营时,穆瓦塔鲁已悄悄地把军队调到了城东,巧妙地掩饰了自己的行动计划和作战准备。
    就在这时,埃及哨兵俘获两名赫梯侦察兵。拉美西斯二世从他们口中得知赫梯军队主力就在附近时,吓得魂飞魄散。于是,他一面急遣维西尔催促后面的军队迅速前来会合,一面调集自己的战车兵准备应战。但一切都已经晚了。无数的赫梯战车早已悄悄渡过了奥伦特河,在卡捷什南面突然出现。
    他们切断了正在列队行进的拉军团的行列,截杀了大批埃及士兵。而后急速奔赴拉美西斯二世的营地,将埃及法老与阿门军团围在中间。在赫梯车兵排山倒海的攻势下,埃及士兵惊慌失措,四处奔逃。
    在侍卫和御林军的护卫下,拉美西斯二世召集自己所有的战车兵,开始向西侧突围。鉴于赫梯军西翼防守牢固,不易突破,而东翼布置在沿河一带,阵线不稳,因此,拉美西斯向西突围失败后,又转而向东,对东侧的赫梯战车兵发起了冲锋。就在这时,周围的赫梯士兵冲进了埃及的营帐,但他们没有一鼓作气,集中力量攻击拉美西斯,而是到处抢劫金银财物,使即将到手的胜利化为乌有。
    在战争中,穆瓦塔鲁的八千名步兵始终驻扎在奥伦特河对岸,没有投入战斗。穆瓦塔鲁为什么没有动用这些步兵?我们不得而知。
    当日已偏西,黄昏来临之际,普塔赫军团赶到,给拉美西斯二世带来了生机。埃及军队重整旗鼓,对普塔赫军团作了部署,第一线为战车兵,作为冲杀敌人的先锋;第二线由10个横排的重装步兵队组成,手持盾牌和长矛等武器,形成一个密集的阵列向前推进,在步兵队的两翼有战车兵保护,同时这些战车兵还去压迫敌人的两翼;第三线仍是战车兵,作为后卫或用来追击敌人,轻弓箭手穿插在第一、二线中间射箭扰乱敌人阵线。埃及人正是用其方阵作战,打败了赫梯的战车兵,最终迫使赫梯军退出了战场。
    但是此后不久,遭到惨重损失的拉美西斯二世也不得不向南撤退,承认卡捷什和阿穆路的丧失,把直到大马士革之间的广大地区留给了赫梯人。阿穆路国王本特西纳也成了赫梯的俘虏。
    卡捷什之战并没有最终解决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归属问题。战后的拉美西斯二世曾多次企图重新夺回巴勒斯坦。在其当政第八年,他率军大举进攻西亚,攻克了一个又一个反叛的城市。第10年,拉美西斯二世重又推进到腓尼基地区,巩固了腓尼基南部沿海。
    到公元前1284年,赫梯国王哈土西里三世迫于东部正在崛起的亚述王国的威胁,向埃及提出缔结和约的要求,并派出使者带着刻有自己印章的和约草案拜见了拉美西斯二世。因长期征战,埃及国内财富损耗极多,再加上本国兵员减少,雇佣兵越来越多,战争很难继续,因此,拉美西斯二世同意了赫梯的建议,也拟定了一份和约草案送往赫梯。最初的两份草案都铸在银板上,以赫梯文写成,后来又译为阿卡德文,但这两份草案早已失传。我们现在所见到的和约条文都是写在泥版上的契形文字译文。这是历史上流传至今的最早一份和平条约。
    条约规定,埃及和赫梯重新划定疆界。包括卡捷什、阿穆路、乌伽里特及其南部沿海邻邦西雅努等在内的叙利亚大部都归赫梯所有;只是在地中海沿岸,埃及占领区向北推进了一点;两国从此之后不再为敌;在遭到第三国侵犯或发生人民起义时,相互提供军事援助,引渡各自的逃犯等等。为了巩固埃及与赫梯的同盟,拉美西斯二世娶了哈吐西里三世的女儿为妻。
    自和约签订之后,两国再也没有交战。不过,赫梯在东部的亚述王国,以及西部所谓的"海上民族"的冲击下,国力迅速衰落。公元前1200年之后不久,印欧人的一支伊里利安人闯入小亚细亚,颠覆了赫梯王朝。埃及在拉美西斯三世时期,虽然顶住了"海上民族"的冲击,但其国势也已日薄西山了。



    
    埃及新王国时期的军事霸业(下)

    4.帝国的末日
    拉美西斯二世的长期战争,并未能恢复18王朝图特摩斯三世时期埃及的庞大版图。在战争的同时,拉美西斯二世曾兴建了众多的建筑物。然而,其统治后期的建筑,无论在规模还是在技艺上都明显下降,这是国内经济严重衰退的具体体现。拉美西斯二世之后,埃及帝国每况愈下,不久便陷入了内外交困的局面。
    据《哈里斯大纸草》记载,在第19王朝末期,埃及国内阶级矛盾十分尖锐,来自于叙利亚的伊尔苏领导了一次奴隶大起义。拉美西斯二世的继承者梅尔涅普塔死后,王朝内部又开始争权夺利。
    法老塞特那赫特镇压了伊尔苏起义,建立了第20王朝,但就在他当政的三年间,国内战争不断。拉美西斯三世统治时期,埃及国势稍稳,使他能够集中力量对付利比亚部落和"海上民族"的不断骚扰。
    为了抵抗卷土重来的利比亚人和"海上民族",拉美西斯三世把国内居民划分为若干集团,以便随时抽调兵员;又从利比亚人和地中海的沙尔丹人中间招募了雇佣兵。利比亚人和"海上民族"的两次进攻虽然都被击退,但埃及却丧失了先前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大部分领土,所能控制的也只有西奈半岛和巴勒斯坦的南部地区。
    拉美西斯三世不久死于宫廷政变。他的后继者拉美西斯四世至拉美西斯十一世的统治总共只有80年。在此期间,埃及丧失了巴勒斯坦和努比亚的统治权。在王权衰落的同时,僧侣的地位,特别是阿门僧侣集团却越来越强。
    王权的削弱和僧侣集团的增强,终于引起埃及统一帝国的分裂,称霸一时的新王国也随之瓦解了。
    5.后期埃及
    拉美西斯十一世时,努比亚总督潘纳西率军进犯埃及。双方经底比斯一战,努比亚人虽然战败,但集宗教和军政大权于一身的僧侣王霍里赫尔乘机夺取了底比斯的政权。他自称国王,并另创了一套纪年系统。
    与此同时,法老斯门戴斯以塔尼斯为中心,在下埃及建立了第21王朝。南北两大势力以埃尔—西巴为界分裂了埃及。
    公元前945年,来自于布拔斯提斯的利比亚人喜霞克一世建立了第22王朝。他乘底比斯王朝衰落之机占领了它,暂时统一了埃及。100多年后,在塔克罗特二世统治时期,埃及重新衰落。不久国内发生内战,帕都巴斯特一世乘机建立了第23王朝,舍易斯的统治者特夫那克特建立了第24王朝。
    努比亚国王卡希塔在南方建立了第25王朝。到公元前8世纪末期,埃及出现了无数的小国王,王权被彻底瓜分了。
    这几百年分裂混乱,被外族僭居王位的情况,说明埃及民族及其文明已处于衰竭而难以自拔的境地。不久,亚述帝国统治者阿萨尔哈东从前674年大举进攻埃及,其继任者阿述尔巴尼拔也大举南征,占领了三角洲一带地区,并与努比亚人反复争夺于孟斐斯、底比斯之间,这是埃及本土遭受外来帝国统治的开始。
    不久,埃及摆脱了亚述的统治,特夫那克特的后裔,舍易斯的普萨姆提克于公元前655年宣布独立,并建立26王朝(公元前664—前525年)。驱逐亚述军旅以后,普萨姆提克还征服了南方,使埃及在26王朝的百余年间恢复了全国统一,史称舍易斯复兴。
    公元前525年,新兴的波斯帝国又侵入了埃及,埃及被纳入波斯帝国的版图,27王朝实际为波斯王朝。28、29、30王朝则是从公元前404年开始的埃及人建立的独立王朝,到公元前343年波斯再度征服埃及,称31王朝,最后于公元前332年埃及又被希腊人征服。历史传统上一般以公元前525年波斯征服埃及作为埃及独立丧失和埃及文明结束的年代。
    埃及在别的民族统治之下,失去了独立发展的条件,埃及文明也渐趋衰亡。当埃及人的草书体吸收了希腊字母而演变为科普特文字,象形文字逐渐湮没而成为死亡文字时,古埃及文明的传统也就最后断绝了。



    
    埃及新王国时期发达的军事

    1.步兵、战车兵及兵制建设
    希克索斯人从西亚给埃及带来了马拉战车,因此到新王国时期,埃及打破了单一步兵兵种的局限,不仅拥有步兵,而且发展起了战车兵。
    战车兵一般由贵族担任,在开始时战车兵数目不多,作为一个支队,分属于步兵的各个军团。到19王朝时它才与步兵并列形成为一个独立的兵种,能够独立作战,并有自己的组织和指挥机构。战车兵的首领叫"马官",由被称为"马厩主"的一些官员协助,而他们负责补给和训练等事宜。另外还有一些直接指挥战斗的战车兵指挥官,正因为有了具有强大冲击力的战车兵,埃及军队才有力量与小亚强国赫梯对抗。当时埃及战车兵使用的武器是弓箭,而赫梯战车兵用的是长矛,弓箭在作战中可以充分发挥先发制人的优势,因此,虽然赫梯战车兵的历史比埃及的长久,但赫梯也很怕新兴的埃及战车兵。
    战车部队分若干支队,每支队有25辆战车。每辆战车上一般有驭者和战斗士2人。作战时,驭手站在右边自由扬鞭驾车。战斗士站在左边发射箭支。
    后来的希腊人就是采用了这种作法。
    新王国的步兵按其装备不同,开始分为重装步兵和轻装步兵两种。重装步兵身着衣甲,手持盾牌,大多使用长矛,也有使用锤矛、战斧或长柄斧等进攻性武器,而且还随身佩有剑、腰刀、曲棍或手斧等备用武器;轻装步兵无衣甲、盾牌,弓箭手就属于轻装步兵。在步兵中除了埃及人以外,还有一些努比亚人、利比亚人以及亚洲人的雇佣兵。
    步兵在攻城战中能发挥最主要的作用。新王国时期,埃及不仅拥有云梯,而且出现了龟甲阵和破城锤两种攻城器械。龟甲阵是几排攻城兵手举盾牌在头上方塔成一个棚子,状如龟甲,借以掩护攻城;破城锤是一根尖头大木梁,头部包以金属,用以冲撞城墙。埃及步兵还采用掘地道的办法攻城。
    作为军事霸国时代的新王国时期,埃及拥有一支相当大规模的常备军,而且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职业兵。新兵录事官在全国各地募兵,但常备军主要是从士兵家庭和安置在军事殖民地周围的后备队中来补充。新招募的士兵则组成训练队卫戍孟斐斯和底比斯。
    国王给退伍老兵发放土地、奴隶和牲畜,但他们也要交纳赋税。这些财产,可由退伍老兵的家庭继承、占有,但其直系男性继承者必须继续在陆海军中服役,即父子相承。
    埃及步兵一般被分为几个军团,这些军团被称为"梅沙"(意即部队),皆以埃及的主要神来命名。每个军团的前方都飘荡着自己神的旗帜。每个军团大约有几千人,下又分连队,连下设排,排下设班,逐级形成领导结构。
    埃及海军一直比较强大,大型舰船能容纳200名受过航海训练的士兵,一般舰船都有高大的帆和一列桨橹。在第20王朝一个描绘埃及人同"海上民族"进行海战场景的浮雕上,埃及舰船的船首已表明可用来冲撞敌船。后来希腊、罗马海军都采用了用船首冲击敌舰的战斗方法。
    2.兵器装备及其制作
    埃及的战车是用木料制成的,车体较小,不设座位,底部是用皮条或绳索交织而成的网状,以便利用其弹性使奔驰的战车保持平稳。车轮在车体的末端,左右各一个。车轮的轮缘较窄,轮辐有4根、6根或8根不等。一个单辕杆牢牢固定在车体上。每辆战车套两匹马,上乘两人,一名驭者,一名战斗士。
    新王国时期的进攻性武器种类多样,有弓箭、矛、标枪、投石器、短剑、匕首、腰刀、战斧、手斧、锤矛和曲棍等。其中不少比以前有了明显的进步。
    埃及人的弓一般用圆的木条制成,长度为5—5.5英尺。这时,埃及出现了复合弓,是在木弓上嵌以羚羊角的薄片,外覆一条牛筋,用棕榈树皮将这些配件紧紧缠在木弓上。复合弓拉力大,射程远,杀伤力也很大。箭杆一般长22—34英寸,有木制的,也有芦苇制的。金属作箭头,杆尾用三支羽毛作翼,以保持箭发出后的平直飞行。
    矛,一般是木制杆,长5—6英尺。铁制或青铜制矛头,带有双刃,中有一孔,以便矛杆插入其中,并用钉子钉牢。手斧较小,单刃;战斧较大,青铜或铁制刃部呈弓形。投石器是用一条皮带或绳索制作的,中间宽,用以兜石。投石器的一端有环,可以用手握住,另一端在抛石块时从手指中间脱掉,让石块从投石器中飞出。
    埃及人的防护装备,在新王国时期不仅拥有盾牌,而且还出现了盔甲。
    上圆下方的盾牌可及身长的一半,木框外罩以带毛的牛皮,用钉子钉牢。头盔通常是用皮革缝制的,很厚,一般达于耳下的颈部,长者可垂至肩部,头盔的形状一般与头形一致,像假发一样扣在人的头上。埃及人还有青铜盔,但比较小。鱼鳞甲衣由11行横排的金属片组成用青铜钉加以固定,袖很短,有时不到肘的一半。胸甲很长,一般不短于2.5英尺,下部用腰带紧束腰间。
    袖长几乎达于肘部,大部分无领。许多士兵还穿着用亚麻缝制的软材料甲衣背心。从埃及的壁画和浮雕来看,埃及士兵无论在平时还是在战时,都很少穿甲衣,这与亚述军队有明显的差异。
    埃及有大量的军工生产作坊和保存兵器的武库。在门黑培尔一拉斯涅巴的壁画中,有一幅描绘几个匠人制造战车的场景,一个匠人站着用力安装车体,旁边坐着的匠人像在把木料弄弯,另三个匠人正在制造车轮;还有一幅描绘了几个匠人正在制造弓箭,有的制弓,有的作箭,都在紧张地劳动。新王国时期埃及法老们经常对外征伐,需要大量兵器装备,可见军工作坊匠人的负担也是相当沉重的。
    3.埃及人的战斗方法
    当埃及法老决定对外远征时,每个州要提供一定数量的兵员,通常集中到固定的集合点底比斯、孟斐斯或皮鲁塞姆,等待国王来统率他们出征,有时可能由国王委派的将军率领。远征的领袖到达后,先举行对神的祭祀,如同中国古代远征前的祭师,祈求神在即将到来的战斗中给予帮助。然后,用喇叭发出集合信号准备出征。士兵集合起来后在行列中要向出征领袖鞠躬致敬,有点像出征前的阅兵。当进军开始了,战鼓齐鸣,战车作先锋,国王乘自己的战车,在拿着掌扇的官员们的伴随下,进入自己的指挥位置,前后跟随着各种步兵团。
    在战场上,当号手吹响进军喇叭后,首先是弓箭手列阵向敌人发射如阵雨般的箭支,然后战车兵驾车向前冲锋,重装步兵一手持矛或棍棒,一手持盾同时以密集队形向前推进,战车从侧翼包围,并压迫敌人的中央和两翼。
    弓箭手仍在发射箭支扰乱敌人,使敌阵陷入混乱,配合别的兵种作战。
    埃及人一般不杀放下武器的战俘。战争一结束,士兵立即把砍下来的被杀者的手堆在一起放在国王的面前,有军事秘书计数断手,查明并向国王汇报灭敌的数量。然后,士兵根据战功得到相应奖赏,抓获俘虏也有专为俘获者所设有的奖赏。在战场上或敌人营垒中所获得的武器、马匹、战车和别的掳获物,也被收集起来,由官员查明数量上报国王。战利品有时被堆在一起,用竖立的盾牌所筑成的临时墙和柳条门围绕起来,在门内外设警卫守卫。
    当部队围攻设有堡垒工事的城市时,步兵在弓箭手的掩护下,搭云梯攀登壁垒,或者在遮棚的掩护下,用破城锤撞击城墙。有时埃及士兵就搭遮棚作掩护,挖地道攻城。而且埃及人利用挖地道攻城,比其他民族都普遍。
    出征有时要在外建设野战营垒,作为临时性宿营地。营垒呈正方形或平行四边形,在一面设有主要的进出口。营垒中央是将军和主要军官的帐篷,外绕以双重的壁垒或壕沟。其它帐篷搭在围墙的外面。在接近外围的地方,有留作喂养马匹和载重牲畜的空地,另一个地方则排列着战车和辎重。哨兵在帐外睡觉或守望。
    埃及人从第18王朝开始,废除了以前经常设置堡垒的制度。除了边境重地设防外,城市不再设防。埃及人的两个首都——底比斯和孟斐斯都不是有城墙的城市。为了给军队提供驻地,神庙周围修建了高耸的角锥形的石头搭楼,它凸出围墙以外,能够俯瞰围攻者并射击他们,大门上的胸墙可掩护保卫进口的士兵。神庙往外是泥砖砌成围墙环绕的城堡,神庙位居城堡中央,每一座神庙就是一个独立的堡垒,又是战时避难所,由它保护自己和城市,由此可见当时的神庙已和军队紧密结合起来,达到了相当的融合,这是新王国时期政治状况在军事上与以前不同的新的反映。



    
    苏美尔文明——两河文明的源头

    1.苏美尔城邦的形成
    两河是指亚洲西南部注入波斯湾的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两河流域的中下游地区,古希腊人称为"美索不达米亚",意即"河间之地"。这是世界最早的文明发源地之一。而两河文明的较集中的代表是巴比伦,故又称巴比伦文明。按其发生之早,成就之高和对后世影响之大而言,两河文明皆可与埃及文明相当。
    两河下游南部,文明开化较早,在公元前5000年后期就已进入铜石并用时代。这里的居民在南部的叫苏美尔人,北部的叫阿卡德人。大约从公元前4300年开始,苏美尔地区出现奥泊德文化(公元前4300—前3500年),其较大居民点有埃利都、乌尔、乌鲁克、拉格什、尼普尔、基什等,日后都发展为苏美尔重要的城邦。紧接其后,苏美尔发生乌鲁克文化(公元前3500—前3100年),苏美尔文明的曙光此时更显灼亮,国家开始萌生,城邦开始形成。此时城镇的发展较奥泊德文化时期更为明显,围绕着乌鲁克已形成中心市镇、小镇、农村的格局,日后这些村镇愈加增多,又从中心市镇中产生主要城市,此即苏美尔各城邦的都邑。乌鲁克文化产生了奠定苏美尔文明传统的三项成就,也就是神庙建筑、圆柱形印章和文字的发明。继乌鲁克文化之后是捷姆迭特.那色文化(约公元前3100—前2900年),这时各奴隶制小国的中心城镇作为城邦首邑已进一步发展起来,出现了最早的楔形文字。当时最大的城邦仍是乌鲁克、基什、乌尔和尼普尔。当时的人们开始使用驴拉的轮车,但不知用马。在芦苇束编的船只之外,也开始用木料造船。接下来遂进入苏美尔早期王朝时代(公元前2900—前2371年)。
    早王朝时代,苏美尔城邦林立,而且各城邦分立的局面贯穿始终,但是此时的各城邦已建立起稳固的国王统治。此外,这时神庙在苏美尔的生活中也很重要。王宫和神庙成为苏美尔国家的两大支柱。
    这时,在苏美尔出现了战车作战。考古发掘的乌尔第1王朝(约公元前2700—前2600年)的乌尔军旗镶板上雕刻了乌尔城邦利用战车作战的故事。
    乌尔战车有4个轮子,轮的外缘很宽,内缘很窄,直接同轴结合,没有轮辐。车厢略呈长方形,前部隆起,有作掩护用的小盾和斜挂着的标枪筒。战车由4头驴子拉着,驾驭者和佩带斧子的战士在作战时站立在车厢上,以便于灵活驾车和机动出击。这大概是古代世界最早的战车。乌尔还有轻装步兵和重装步兵。轻装步兵披有可能是皮制的长斗篷用以保护身体;重装步兵配备以短枪,头戴略呈尖状的头盔,列成散兵队形进攻敌人。
    大约公元前2500年的拉格什国王安那吐姆遗留的鹫碑也刻有拉格什士兵作战的图画。安那吐姆站在战车上,手举标枪,率领排成可能是正面6人、纵深4人的苏美尔密集方阵的士兵正向敌人进攻。方阵的战士都是由头戴尖盔、手持重盾和矛的重装步兵组成。这很可能是世界上最早的方阵。
    公元前2378—前2371年,苏美尔国家拉格什在乌鲁卡基那的主持下实行政治和军事改革。他打击暴政,限制特权,减轻农民的负担,壮大公民队伍,兴修水利,使军队的主要成份也由贵族垄断的重装战车兵改为平民组成的轻装兵。但是不久,邻国温马国王卢伽尔萨吉西攻入并焚烧了拉格什。
    温马的卢伽尔萨吉西在战胜拉格什后,又征服了几个苏美尔城邦,伊然有统一苏美尔之势。但在基什夺得王位的塞姆族人萨尔贡建立起更强大的阿卡德王权,最后一统苏美尔全境,两河历史进入塞姆族人的阿卡德王国的时期。
    2.阿卡德王国及其常备军的建立
    公元前2369年,萨尔贡一世当上阿卡德王国的国王,在历史上第一次统一了两河流域。
    萨尔贡一世(约公元前2371—前2316年),是塞姆人,和苏美尔非同族,而且出身卑微。本来是个弃婴,"母卑,父不知所在",后被一个园丁收养。长大后服务于宫廷,以国王近臣身份逐渐熟悉了军政要务和具备了必要的修养。曲折的成长过程,使他比世袭接班的普通苏美尔国王在审时度势、善于用兵方面高出一筹。
    萨尔贡建立了两河流域历史上,也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支常备军。而在此以前,苏美尔城邦的军队从公民中征集,士兵均来自于田野中的农夫,战时临时召集出征,战争结束则解甲归田,又再从事"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田生活。只有少数丁勇差役任警卫监守之职。这种没有经过一定军事训练的乌合之众,非常容易因一两次战役的胜败而影响军心士气,致使影响战争全局,因此是不稳定和不牢固的。现在萨尔贡则专门挑选5400名青壮年组成直接归他领导的精锐部队,"每天都在他面前用膳",也就是说,专职当兵,常备不散,平时进行严格的军事技术训练,并可作为萨尔贡的近卫军护卫他的个人安全,战时担任主力出征作战。萨尔贡的军队以准确的弓箭训练著称,其弓箭队在当时使敌人闻风丧胆。而且,萨尔贡注意培养士兵近战的勇敢精神,每遇敌人近身,便以徒手肉搏而制胜。事实证明,这支常备军对苏美尔各城邦确有摧枯拉朽般的威力,几乎无往不胜。据说,萨尔贡进行过34次东征西讨,都获得胜利,方完成两河流域中下游的统一。常备军的优越性在这些远征中充分表现出来,因为它不仅较之苏美尔公民兵训练有素,而且在时间、空间上都可随战略的需要形成强大的野战兵力,避免了公民兵不能长期远离本邦作战的局限。由于是职业的常备军,它还可随对外战争的需要而随时随地不断扩充,以致在质量、数量方面都居较大优势,苏美尔各邦也就更难以抗拒了。当然,常备军的建立只是为萨尔贡统一两河流域提供了重要支柱,两河的统一在当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由于苏美尔农业上水利灌溉工程的需要,土地国有,农村公社没有完全解体,周围游牧部落的侵扰,这一切都要求两河流域如埃及一样,在较早时期便走向统一。在文明开始不久,小国分立便很快形成大一统的王国,最终发展到帝国。
    萨尔贡与温马王国的卢伽尔萨吉西都想控制整个两河流域。起初,双方都想用不战而胜的方式实现这个目的,曾举行过两次谈判,但都破裂,双方便诉诸于武力。萨尔贡利用其强大的常备军,尤其是以射击准确著称的弓箭队打败了卢伽尔萨吉西,并俘获了他,用套狗的绳索套住拖到尼普尔主神恩里尔的庙门口,锁绑在那里,作为牺牲献祭给恩里尔。文献说这叫"让他穿过恩里尔的火烧的大门"。接着,萨尔贡率兵南下,攻取乌尔,征讨拉格什,蹂躏乌鲁克,降服温马。昔日的苏美尔各邦,尽遭摧毁,靠近河口的城镇,统统归顺于他。在南部,他甚至曾"洗剑于波斯湾"。之后,他越海东征埃兰,夺取苏撒、阿凡和巴拉西等城市。随之,他又兵指北方的苏巴尔图王国(即亚述),从而几乎征服并统一了整个美索不达米亚。此时,萨尔贡开始自称为"沙鲁金"(意为真正的国王),"天下四方之王",还声称他是"最高女神伊丝达所宠爱的人",是主神"恩里尔不许敌人统治的国家的国王",神化其王权,加强其统治。
    但是萨尔贡只是暂时征服了所及的边远地区,虽然兵锋所至,国亡城破,但在其收兵之后,各地仍继续独立发展,而阿卡德王国本身也并未发展到能在这些地区建立帝国统治的程度,因此只是暂时的武力征服。萨尔贡晚年,"全国各地都起来反对他,并把他围困在阿卡德城"。起义虽被镇压,但统一犹未臻巩固。到阿卡德王国第四王纳拉木辛(公元前2291—前2255年)时,他虽又强化中央集权,南征北讨,但已不能挽救内乱外患的此起彼伏。
    他死后不久,阿卡德王国迅速走向衰落。来自两河流域东北面山区的游牧民族古提人灭亡了阿卡德王国。随后古提人被苏美尔各邦联合力量击败,退回山区,苏美尔取得了完全独立。
    苏美尔又出现城邦分立。但是不久,经过拉格什、乌鲁克、乌尔三雄一番角逐之后,乌尔取得胜利,遂以乌尔第三王朝(公元前2113—前2006年)的名义统一两河流域南部,进入苏美尔文明的最后一个发展阶段。
    乌尔第三王朝恢复并且强化了中央集权体制,国王集军、政、法于一身,国王的神化亦较前尤甚,地方贵族势力受到严重削弱。但在文化上,乌尔第三王朝在全面恢复苏美尔文明传统的同时,又有较大发展,总汇了许多苏美尔文明最高成就之大成。不过,乌尔第三王朝比阿卡德王国寿命更短,它在东面的埃兰人和西面的阿摩利人不断侵袭夹击下灭亡。埃兰人不久即回归故土,塞姆族的阿摩利人在两河流域定居下来,并吸收了苏美尔——阿卡德文化,建立伊新、拉尔萨和巴比伦第一王朝。在伊新之北,另一塞姆族的国家埃什努那亦告兴起。同时属塞姆族的马里也从北方南下参加各邦角逐。从此,古老的苏美尔城邦已告衰竭,未能再振雄风,此后两河流域便成了塞姆人的天下。


    
    古巴比伦王国与“寓兵于农”制

    1.汉谟拉比实行"寓兵于农"制
    公元前1894年建立的巴比伦第一王朝,在它头5个国王统治期间,在与伊新、拉尔萨等邦的角逐中尚不居重要地位,后来拉尔萨为埃兰所破,马里和埃什努那又臣服于北方的亚述,伊新也趋衰落,巴比伦才乘机而起,在其第6位国王汉谟拉比之时(公元前1792—前1750年)才统一全境,文治武功皆取得空前的成就,巴比伦也才成为显赫一时的统一两河流域的大国。
    汉谟拉比为建立强大的中央集权的专制国家,非常注重其常备军的建设。为了保证战时随时可召来士兵,采取了"寓兵于农"的政策。
    当时的士兵被称为列都、柏以鲁。列都,苏美尔语为乌库苏,直译为"跑路人",转译为"随从"、"差役"、"驭者",有的学者译为重装步兵。
    文献中有时也称为"王之跑路人",阿卡德语称为里德萨利姆。列都在战时服军役,平时为国王传递命令,执行警察任务,维护社会秩序;柏以鲁,直译为"渔夫",苏美尔语称苏库。有的学者转译为"水手"、"捕吏"、"猎人"、"水上警察"和"轻装步兵"等。柏以鲁和列都一样,战时服军役,平时管理河渠和灌溉网,拥有河流的捕鱼权,经营河流的运输业。
    在"寓兵于农"制度下,士兵可以从国家领得服役份地(包括田园、房屋和牲畜),条件是随时应召随国王出征。这在《汉谟拉比法典》中得到充分体现。法典中有16条涉及士兵的份地及其物质利益问题,其中第26—41条对士兵的权利、义务关系有详细规定。
    《汉谟拉比法典》反映出寓兵于农的列都和柏以鲁从国王那里所领得的田地、园圃、牲畜和房屋,不允许出卖、转让、抵债,也不能由妻子和女儿继承,只可以允许继父服役的儿子继授。每个士兵的份地,少者一布耳(约合6.35公顷),一般为二布耳。这样,士兵被固着在土地上,一旦国家有战事,招之即来,不来则处以死刑,也不允许顶替。这样保证了汉谟拉比拥有一支强大的随时可以征召的常备军,只是这种常备军平时作耕、战时出征,有一定的公民兵制色彩,但又摆脱了公民兵制下士兵可能不应征或除非公民不能应征的局面。寓兵于农制的实行,既可以保持国家的军队,处于实质的常备状态,又可以节省军费,不但可以节约国家开支,还能增加生产,发展农业。汉谟拉比正是依靠这支寓兵于农的常备军,南征北战,建立了一统的强大的古巴比伦王国。
    2.古巴比伦王国的霸业与灭亡
    汉谟拉比登基时,巴比伦领土不过百里,要想战胜四周的邻国,首先必须巩固内政,发展经济。因此在他当政头几年,他向北方的亚述强国称臣,致力于内政建设,制定法律,修筑城墙,重建神庙,兴建运河,努力积聚实力,消弭内争。
    当汉谟拉比当政第6年时,巴比伦有了较大发展,他才把对外扩张摆到日程上。他是一位长于谋略的国王,善于审时度势,军事压力与外交手腕并用,充分利用矛盾,把众多敌人各个击败。他的基本战略是远交近攻,尽可能团结较多盟友,集中全力打击一个主要敌人。
    为了战胜南方紧邻伊新,汉谟拉比便和北方的马里、南方的拉尔萨结盟,继续承认亚述的统治,以便取得其支持,以强大的军队一举灭亡伊新。
    伊新既克,更在其南的拉尔萨便成为巴比伦南进的主要障碍。为使南进没有后顾之忧,汉谟拉比在灭伊新之后,把巩固北方当作要务,于是他特别致力于与北方的马里结好。
    汉谟拉比与马里国王吉姆里利姆约定在国际事务中采取联合一致的行动,在军事上互相支援。汉谟拉比支持马里摆脱亚述的控制,又帮助它击退草原部落与东邻埃什努那的侵扰,因而两国相当交好。
    汉谟拉比取得了马里的信任。战胜伊新已过几年,军队战斗力有所休整并有壮大,于是在公元前1764年出兵击败埃什努那。再过一年,又对拉尔萨发动了决定性的进攻。
    汉谟拉比很可能采取控制河水——壅水或突然放水的斗争手段,使幼发拉底河下游的敌国拉尔萨遭受重大打击。经过对拉尔萨最后要塞的数日围攻,巴比伦终于战败拉尔萨。两河流域南部便完全归入巴比伦版图。
    南方既定,剩下的征服对象就是北方的盟国马里。马里国王吉姆里利姆意识到这一局势后,便召回了和巴比伦一起在拉尔萨作战的部队。但是,他毕竟醒悟已晚,汉谟拉比已挥得胜之师乘胜北上征讨。公元前1759年,马里只有臣服于汉谟拉比。
    随后,巴比伦又占领幼发拉底河上游的厄布拉,并向北面的亚述用兵,占其南部国土,亚述王朝以称臣方式幸存下来,保持半独立状态。接着巴比伦又决河攻灭埃什努那。至此汉谟拉比终于统一两河流域全境,统一的规模较阿卡德王国有过之而无不及。
    巴比伦王国的太平盛世在汉谟拉比死后不久即难维持。其继任者很快面临动乱分裂的威胁,南部地区发动暴动,东部山区的加喜特人也欲问鼎中原,开始侵袭巴比伦。国内矛盾更为尖锐,奴隶纷纷逃亡。公元前1595年赫梯人攻陷巴比伦,古巴比伦王国和巴比伦第一王朝便告结束。但赫梯人并未久留,他们退兵后由伊新人建立巴比伦第二王朝(公元前1590—前1518年),接着外来的加喜特人建立巴比伦第三王朝(公元前1518—前1204年),后来巴比伦人又建巴比伦第四王朝(公元前1165—前689年)。但是千年之间始终未能再度恢复汉谟拉比强国的繁荣。直到公元前8世纪亚述帝国兴起,两河流域才发展到奴隶制政治,经济和军事高度发展的帝国阶段。


    
    亚述军事帝国(一)

    1.早期亚述的发展
    亚述帝国是世界史上第一个可以称得起"军事帝国"的国家。帝国的历代诸王几乎都是在不断扩张征伐中度过的,而且其军事发展的完备堪称是古代世界最发达的。
    亚述位于两河流域北部,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有属操塞姆语的亚述人以底格里斯河两岸的亚述城为中心建立的城邦。当萨尔贡、汉谟拉比强盛时曾表示臣服,但始终保持半独立地位。只有在两河流域南部的强大王权衰微之后,亚述才恢复独立,自谋发展。
    古代亚述的历史从苏美尔时期,到亚述帝国连续2000余年,一般分为古亚述、中亚述和帝国3个阶段。古亚述(公元前2000—前1600年)从塞姆人北上定居立国开始,到阿卡德时期,王权才渐强大。到国王沙马什阿达德一世时(公元前1815—前1783年)开始向外扩张,埃什努那、马里皆表示臣服,汉谟拉比在位初年亦曾向亚述表示归顺。但不久亚述被汉谟拉比击败,长期偏于两河北部一隅。中亚述时期(公元前1500—前900年),在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一世时(公元前1114—前1076年)曾颇为强盛,后来又遭亚美尼亚人侵扰,国势转衰。直到公元前9世纪初,从亚述纳西尔帕二世(公元前883—前859年)开始,亚述才以两河强国雄姿向帝国跨越。
    纳西尔帕二世率军曾经藉助吹满气的皮囊筏子渡过幼发拉底河进入卡尔赫米什城。其国王桑卡拉缴纳了大量贡赋,包括250塔兰特(1塔兰特=26.19公斤)的铁,这表明亚述已进入铁器时代。铁的广泛使用,在军事上尤为重要,亚述军队就是以铁制武器装备,又有战车和骑兵,成为两河劲旅,所向披靡。
    有浮雕表明,纳西尔帕二世时期亚述出现了攻城器械破城锤。破城锤的设计多种多样,锤身是根大木梁,头部包以金属皮。破城锤罩以用柳条、木材或兽皮制成的构架,藉以保护操作者,破城锤分固定和带轮可移动的两种。为了防止敌人火烧破城锤,要备水预防,或在锤前面挂一块不易燃烧的幔帐。
    一幅浮雕上还刻有敌人用链环套住锤头,然后将其吊起的办法,亚述人以钩子把链环钩住相抗。破城锤一般是吊在器械的链子上,由士兵摇动,从地面上直撞城墙。有时还在城墙外侧堆起很高的土墩,然后把破城锤推到土墩上向前撞击城堡上部。古希腊人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就曾利用过堆土墩,用破城锤攻城。
    到国王沙尔马纳塞尔三世(公元前858—前824年)时代,他曾多次远征乌拉尔图,也曾西征叙利亚,占领了其首都大马士革。大马士革处于从美索不达米亚到腓尼基的各沿海城市和从小亚细亚到阿拉伯腹地的商路交叉点上,因而占领大马士革,对亚述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沙尔马纳塞尔三世还从大马上革掠夺了大量的铁,多达5000塔兰特。大马士革的铁是从小亚输入的,但铁制品是由本地的匠人制造的。亚述人也从最初的掠夺和输入铁,到自己开采并冶炼铁矿,其冶金匠人所制造的铁制品质量很高,保证了亚述军队的先进性。大约从公元前9—前8世纪开始,亚述军队就已逐渐用铁制的兵器和盔甲武装起来,这是亚述军队装备上的重大变革。
    2.亚述的兵器装备
    (1)攻击性兵器
    亚述人的攻击性兵器或叫杀伤性兵器,一般包括矛(或叫枪)、锤矛、剑、斧或手斧、匕首、弓箭及攻城器械破城锤和投石器。
    亚述人使用的矛主要在作战时像枪刺一样用于刺戳,不像希腊人或罗马人那样用来投掷刺中敌人。矛主要分短矛和长矛两种,短矛长5—6英尺,主要用来武装步兵;长矛为长9—10英尺,主要用来武装骑兵。这两种矛的矛柄都是用坚硬的木料制成,矛头是用铁或青铜制造的,在今天的大英博物馆就存有在尼姆鲁德发现的铁制矛头。
    亚述人的剑短而直,与埃及和波斯的短剑相像。剑柄较短,没有护手。
    剑身从柄至尖部逐渐变细。各兵种一般都佩有短剑。亚述士兵习惯用它砍杀战败敌人的首级;进行肉搏战时,用这种兵器进行刺戳。
    锤矛是亚述人的一种独具特色的兵器。它比较短细,用坚韧的木料或金属做成。其形式是在一根细长的棒上带有一个圆形锤,这个棒顶端的圆形锤大概是铁制的。锤矛杆的下端有皮套或绳索,使用锤矛时把它套在手上不致甩掉。步兵弓箭手在战斗中经常携带,特别是靠近国王的侍从。然而,这种兵器很少在战争场面中见到,直到最晚期的浮雕中才发现双手挥舞锤矛的士兵。和平时期,锤矛通常为国王的侍从佩带,有些国王也喜爱用锤矛。在波斯国王薛西斯远征希腊队伍中的亚述兵,就曾携带有这种"安着铁头的木棍"。
    战斧,亚述人最初在战斗中也很少使用,只是到很晚的浮雕中,才发现被描绘作为战士使用的战斧。在早期,战斧可能是用来砍伐树木的,当工兵出现后,成为工兵的武器。后来,特别是在阿述尔巴尼拔时代,才作为一种战斗武器用于作战。战斧的斧柄短而斧头稍大,单手使用,分双刃和单刃两种。
    亚述国王几乎都酷爱匕首,每时每刻都佩带在腰间,但臣民似乎很少携带。匕首一般有一个直柄,带有轻度的凹面。雕镂有图案,但是匕首的鞘不像古代中国匕首的鞘,一般没有装饰或稍作装饰。
    亚述人的弓分为两种:曲形弓和角形弓。同埃及人和中世纪弓箭手所使用的弓相比,亚述人的弓较短,弓弦的最大长度约有4英尺,而埃及人的弓可长达5英尺。这些弓一般用木料制成,角形弓的整个弓身都一般粗细。曲形弓则从中间到两端逐渐尖削。两端都有一个较小的节或纽,接近节或纽处有个缺凹或小沟,以便用来挂置弓弦。弓手要曲身把右膝放在弓的中间内侧往下压,同时两手握弓的两端往上拉。当弓的两端弯到足够程度时,由站在旁边的协助者把弦滑过小节进入沟凹处,弦就挂上了。
    亚述的角形弓比曲形弓小,较少使用,一般用作备用武器。亚述人常把弓挎在肩上,或者放在背后的弓鞘中。弓鞘是箭筒的一部分,弓很大,箭筒只能容纳弓的下半部分,而上半部分则露在外面。
    步兵和骑兵弓箭手一般把箭筒斜背在背上,以便随时从右肩上从箭筒中抽出箭支,用来发射。乘战车的弓箭手则把他们的箭筒挂在战车的侧面。
    亚述人的箭支在结构上可谓完美无缺,箭杆既细且直,大概是用芦苇或某种轻而坚韧的木料制成。箭头是用青铜、镍、铁等金属制成,甚至还在亚述的废墟中发现了一些石箭头。为了增加射击强度,一般在箭头的中央带有一条隆起的线。下端中间镂空,箭杆嵌入其中。箭杆上的V字形槽口和羽毛是后来被仔细地加上去的。箭尾带有两道羽翅不像埃及的箭尾由三道组成,末端的槽沟很宽,因为弓弦比较粗壮,这样可以把箭杆牢固地搭在弓弦上。
    亚述人拉弓的方式比较特别,拉弓的方向是朝肩部方向,不像一般的向胸方或耳方拉弓。直到后期,亚述人的射箭操作才更加精确。弓箭手用右手的拇指和食指拿着箭支羽翅的下边,食指弯曲,把V字形槽口搭在弦上,只用拇指和食指向后拉箭,不用其余三指。弓被握在左手的拇指和其余手指之间,拇指翘起,然后向后拉箭杆,直到箭头接触到左手的食指,右手才放开箭,箭杆便被急速射出,射向敌人。
    亚述军队在与敌作战时,如敌人躲在城堡里据城顽抗,亚述人就凭借攻城器械攻城。攻城器械,如前面介绍的破城锤,还有云梯和投石器。
    云梯一般是木制的长梯,两侧有两根竖木,中间分格插入横短木。步兵中的矛手,便左手持盾,右手举矛,登上云梯向城堡顶端爬去。此时步兵的弓箭手要配合作战,或紧随矛手之后张弓射箭,或单腿跪在地上射箭掩护。
    投石器的最简单形式是由两条绳索或带子组成,上系一小块皮条,以兜石块。投石手在投掷前先在空中抡转几圈,增加投掷强力,然后奋力抛出。
    很快,亚述人发明了靠机械力量推动的投石器。亚述人藉助于把阉牛筋制成的绳索利用高大的木制机械用力绞紧,而后骤然放开,投出的巨大石块便会倾注到敌城上打击敌人,破坏城堡。
    此外,亚述人还通过挖坑道攻陷敌人城池。一旦城墙挖通,士兵便破墙而入,内应外合,很快攻陷城池。
    (2)防护装备
    亚述人的防护装备主要包括头盔、铠甲和盾牌。
    头盔分为尖顶式和鸟冠式两种。尖顶式头盔呈圆锥式底部周围有一、二个环,一般在前额直上方的前面有一个半圆的面。有时,头盔挂有上覆一层金属片的下垂的护颈,藉以保护颏、颈、耳和后脑。这种头盔主要是铁制的,只是其下部的环和前额外面的半圆面是铜制的。
    亚述人在鸟冠式头盔的发明上充分显示了其自由创造性。后来这种头盔形式可能被希腊人所吸取。鸟冠式头盔的特别之处是头盔顶部嵌以金属制或用一簇茸毛装饰的鸟冠。在头盔下缘还连结着下垂的护颈和耳盖,其形状千姿百态,各有不同。
    亚述人的铠甲,大小有三种型号和两种不同结构。早期的铠甲较长,有的可达足部,有的达到膝盖。这一时期的铠甲只是把铁鳞片和铜片一排排地缝在亚麻布或毡制的衣服上。后期的铠甲,长度不过腰部。亚述人的铠甲通常有短袖,达于肩和肘的中间部位,大部分胳臂露在外面没有任何保护,这样是为了能够灵活操作兵器进行敏捷作战。
    亚述人在盾牌设计上想充分发挥出它的防御功能,因此盾牌在形式和结构上是多种多样的。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柳条盾。这种盾牌与波斯人的相像,正如希罗多德介绍波斯人使用的盾牌是"细枝编成的"。柳条盾长可相当于或超过普通士兵的身高,宽可为2至3人提供掩护。柳条盾的形状,有的呈长方形,有的是顶部突出一块,与盾体成直角的方形;有的还从一定高度开始向内弯曲并逐渐变窄,最后在顶端形成尖顶状,这是最常见的一种柳条盾。作战时,持盾者和弓箭手二人一组。持盾者将盾牌平稳立在地上以掩护弓箭手;而弓箭手则在盾牌的掩护下充分发挥其射箭的技能,又不致于被敌人来箭射中。这种大柳条盾最适于攻城战斗,它们能够有效地遮挡住守城者扔下的石头、射出的箭支及其它投射物。
    圆盾的使用在亚述比任何其他民族都更为普遍。它们主要配备于战车兵。早期帝王的私人侍从、步兵矛手以及掩护弓箭手的长矛手也使用这种盾。
    盾牌似乎全部用金属制成。形体较小。圆盾的边缘向里弯曲,中间稍向外凸出。早期圆盔一般用青铜或铁打制,后来演变为圆形柳条盾。圆形柳条盾代替圆形金属盾,解决了金属盾重量大,不能形体过大,以及士兵使用移动困难的问题。
    凸面盾一般为长方形,在亚述后期也经常使用。早期的凸面盾形体很小,而且制作粗陋。到后期凸面盾形体变大,底部呈方形,顶部呈弧形,有的用柳条编成,有的用金属制成。盾高达4—5英尺,使士兵从头部到膝部都能得到保护。行军时,士兵常常把它们背在背上,和埃及人的凸面盾有些相像。
    更常见是呈椭圆形的凸面盾,和希腊的凸面盾相似,但更大,直径常常超过5英尺,中央更为突出。
    (3)战车
    亚述人的战车以木料制成,车门设在车体后面,从后面上下车,这与埃及、中国和希腊的战车一样。车门实际是一个大盾牌。盾牌被挂在车箱出入口上,可开可闭,又可起护卫作用,可谓一举两用。车厢两侧用嵌板镶起,并常常饰以精美的装潢。车轮有两个,安置在车体末端,这样,绝大部分重量就会落在车辕上,重心前移,从而使乌拉战车行驶速度加快,这种情况和埃及的战车相像,却与古代中国、希腊、罗马的战车不同,后者的车轮大约位于车体的中间,那样便于车体重心平衡,而且车体也大而宽敞。亚述战车车轮的轮缘很宽,轮辐因不同的战车而数目不同,或为6根或为8根。
    车轴小而适度。轮缘是由3个大小不同的木制车圈套在一起的,中间薄,内圈居中,外圈最厚。有时在这些车圈的外部用金属箍加以紧固。轮缘形制多样,因车而设,偶尔也有带有4个车圈的轮缘。
    车轮与车轴相连结,按通常的方式车轮围绕车轴旋转。车体直接放在车轴和辕杆上,中间没有弹簧之类缓冲之物。辕杆的末端连结在车轴中间,从此处沿水平方向从车体底部通过,从那里通常向上弯曲到大约车体一半的高度,又沿水平方向延伸一段以后,再向上弯曲直到前端。辕杆通常由一根或数根细金属杆同战车前部的上方连结在一起,这样可以把辕杆与整个车体连结起来,而且更加牢固。
    亚述战车是单辕的,与中国的战车相同。但古代中国的战车驾驭四匹马,两服两骖;而亚述的战车通常由两匹马牵引,有时用绳子或皮带额外拴上一匹作为意外时备用的马。亚述人从未驾驭过四匹马拉的战车。
    战车的轭驾在两匹驭马的肩上,用皮带固定在颈圈上,颈圈套在马的颈部。在辕杆上驾驭马的轭,有人简单称之为横木,或是金属制环形条状物,或是一根粗木棍。最常见的一种轭带有2个弯,很像一个没挂弦的弓。还有由一根两端弯曲很大的木棍制成的带有4个弯的轭。这种轭很可能用来驾驭两匹马的,即在每2个小弯中间的凹陷处套一匹马,4个小弯有2个凹陷处,正好套两匹马。
    亚述人的战车分早期和晚期两种类型。早期战车主要用于公元前900年的纳西尔帕时代,晚期战车则属于萨尔贡二世、希那赫里布和阿述尔巴尼拔时代,也即在萨尔贡二世之后。
    早期的战车比较低而且车身短。轮为6幅,直径小。车体没有花纹,仅在边缘加以装饰。车体前部是圆形的,同古代中国、埃及和希腊、罗马的战车相似。两个箭筒成对角线悬挂在车厢的一侧。放枪的架子设计在车厢的后上角。盾即车门,挂在车厢后面。军旗有时放在战车前面。用绳索捆在辕杆末端。
    晚期的战车很高,而且比早期战车长大。车轮为8辐,几乎高达马的背部,直径约5英尺。车体高出车轮一英尺或更多一点,便于乘者居高俯瞰整个战场。车厢呈正方形,前部也已不再呈圆形。箭筒不再缚在车体的外部,而是移到车体的一个或两个角上的凸出部。战车的后面出入口不再悬挂盾牌,而是挂有一块结着花纹的织物,用一根横木拦着。晚期战车的变化,尤其是由低而高的趋势,说明这一时期骑兵开始增多并占优势地位,矮小的战车无法与骑在高头大马上的骑兵作战,战车只有向高大发展到能充分发挥战车兵的作用。
    正是由于亚述人拥有先进的武器装备,这才保证了亚述人在建立帝国和扩张帝国的战争中战无不胜。


    
    亚述军事帝国(二)

    3.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的军事改革与各兵种协同作战
    (1)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的军事改革
    公元前800年前后,亚述本土和各被征服国家纷纷爆发人民起义,甚至在亚述新都卡拉赫(古都为亚述)的宫门外亦起动乱,亚述王权曾经一度陷于瘫痪。帝国勃兴初期的挫折要求帝国统治政策犹需作某些调整,才能使帝国迈向空前的规模。
    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公元前745—前727年)正是适应历史的要求而上台。他自称是国王阿达德尼拉列三世的儿子,先王阿述尔尼拉列五世的同父异母之弟。但实际上他并非王族血统,是在动乱中凭武力而上台。他是一个拥有丰富的实际经验并善于运用谋略的人,他要使亚述转弱为强,把亚述建成两河流域最强大的帝国。为此,他能够审时度势,对统治政策和军政体制作了重大改革。
    在行政方面,他实行划省而治,走向正规管理。他将原来由总督掌管的大区改为较小的行省,任命省长负责治理。省长负责收税募兵,提供军需,组织劳役,制止军旅对居民的掠夺勒索。又委任专员监督政务,直接听命于中央,加强国王对各地的严格控制。到公元前738年,帝国全境有省达80个。他还下令建立驿站联网通邮,使帝国统治逐渐走上生机。
    针对以前历代亚述诸王在征服后对被征服地区大肆掳掠和屠杀而常常引起被征服地区人民的反抗,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改变了统治政策。对俘虏和被征服地区居民从屠杀无度转为重视保存人力并加以利用。俘虏和被征服居民中被掳掠者皆可携妻带子及部分物品集体迁往指定地点分散安插,按户领取土地耕种。这些被掠者被分散于各地难以集中起来一起反抗。因此地方渐趋稳定,国力加强,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得以集中精力南征北伐。
    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以前,亚述各王也曾进行过军事改革。亚述军队早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就把步兵分为重装步兵和轻装步兵两部分,到公元前1250年前后,当时的军队被分为战车兵和步兵。骑兵约在公元前950年左右发展起来,由于当时还没发明马鞍和马镫,因此骑兵冲击力不强。当时亚述军队是由民兵组成,每户亚述成年男子,既是一个牧人或农民,又是一位国家战士。他们战时应征自备武装,出征作战,战后则解甲归田。亚述有大量的居民从事畜牧业,并善于狩猎,以勇猛为荣,因此他们不用经过军事训练,也在战场上勇猛过人,以作战勇敢著称。随着亚述日益强大,频繁的对外用兵,亚述需要有一支经过严格训练能够常年作战的正规常备军。于是,在提格拉特帕拉尔三世的军事改革中,实行募兵制,建立常备军,便成为其中一项最为重要的内容。
    常备军的建立,使已经丧失土地和部分丧失土地的贫民能够加入军队,大大增加了军队的人数。而且除了在亚述人当中征募兵员外,也在认为可靠的被征服地区的居民中征集兵员,一部分补充步兵,大部分充当辎重兵和工兵。实行募兵制,亚述还可在战时或平时随时随地招募兵员,保证了强大军队的数量。战时出征,平时训练,使军队素质和战斗力都有了很大提高。国家给常备军统一装备和供给给养,尤其亚述给常备军配备以精良的铁制兵器,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常备军的建立,使亚述成为世界上最早的职业士兵的诞生地。
    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也规定除了建立直属中央直接指挥从事远征野战的中枢兵团外,还建立地方兵团戍守各地或供出征时调用。地方兵团又是一支强大的后备军。
    在兵种建设上,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除了加强原有的重装和轻装步兵、骑兵以及战车兵的编制以外,还新建立工兵和辎重兵。尤其是工兵的独立,使军队在开路、搭桥、筑垒和建城、修造攻坚器械方面的专业技术得到较大提高。这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把工兵组建成一个独立的兵种,在世界军事史上居于重要地位。
    各个兵种的兵器和衣甲均采用同一种型号。战车兵和骑兵由贵族充任。
    工兵、步兵则由农牧民组成,这样亚述建立了全备的兵种和军制,走上了各兵种协同作战的道路。
    (2)各兵种协同作战
    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建立常备军后,常备军成为亚述国家的主要支柱,被称为"王业的枢纽"。除了常备军外,亚述还设立了近卫队,专职保护国王。
    从此,亚述的常备军分为主力部队和辅助部队。主力部队由步兵(分为重装和轻装两类)、骑兵和战车兵组成;辅助部队则主要由工兵和辎重兵组成。战车兵是最富有特权的兵种,由显贵高官子弟组成。亚述的战车兵非常勇猛,常常使敌人闻风丧胆,在作战中屡显威力。
    骑兵是亚述在世界上最先开始大规模使用的兵种,特别在追击敌人时起重要作用。后来,随着军事的发展,骑兵的作用日益重要,已明显超过了战车兵。
    在亚述军队中人数最多的当属步兵。步兵分为重装和轻装两种。在步兵的编制中弓箭手居多。亚述的弓箭手以箭法准确著称于世,在攻击战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亚述军队中还第一次出现了辅助部队。工兵主要从事修筑道路,建筑普通的桥梁、浮桥、营垒以及建造攻城器械。辎重兵则担任繁重的运输军队给养任务,他们用驮畜、大车运粮草、兵器,在水路则用木船或皮筏支撑的木筏进行运输。
    亚述军队一般由国王亲自率领出征,下设百人长、五十人长、十人长指挥的支队。闪电战和突袭是亚述人常用的战术。亚述军队进军神速,一般尽量不给敌人以战斗准备时间,在敌人未醒悟时,利用强攻或计攻结束战斗,真应了"兵贵神速"那句古话。
    在长期的作战征伐中,亚述军队形成了自己的军制特点:以完全用铁制兵器武装起来的常备军为基础,战车兵、骑兵、步兵、工兵和辎重兵等各兵种全面发展,协同作战,注重战斗兵团内部各兵种兵员的合理配置,充分发挥各兵种的功能和作用。
    (3)战车兵
    战车兵在古代世界是最受尊重的兵种。在亚述,国王出征总是乘着战车并在战车上作战。伴随国王的高官显宦也乘战车作战,而下级官吏或平民只能充任骑兵和步兵。
    最早使用战车的国家可能是苏美尔的乌尔城邦,公元前27世纪的乌尔军旗上就雕有苏美尔人乘战车作战的场面。但冲击力较强的马拉战车大概是从赫梯人和希克索斯人开始的。赫梯人很早就削木作辐,制造马拉战车南征北伐,一时横行小亚细亚。
    亚述的战车车体很短,但左右较宽,车厢内可容二、三人,至多四人。其中一人为驭者,其余为战士。车厢上可以放置箭筒,便于弓箭手放箭。战士还配有短剑和长矛。驭者在战士旁边,两手驾车,配合战士作战。在三人乘的战车中,战士、驭者之外,又出现一名卫士,他左手持盾保卫张弓射箭的战士,右手持矛或剑,以便击退随时可能迫近的敌人。国王和显贵的战车有时为四人,驭者和两名手持盾牌护卫其主人的卫士。
    战车兵为了能够灵活作战,而且在战车上又相对比较安全,因此衣甲比较轻便,有时只穿一件紧身衣,扎紧腰带即可,有时也着盔甲。铠甲下达膝部,膝部以下则可有车厢掩护。金属制头盔,垂至肩部,保护着后脑、耳朵、颈部甚至颏部。还有的战士不戴头盔,只戴头巾。
    亚述的战车兵相当有威力,在《圣经.以赛亚书》中就说:"他们的箭快利,弓也上了弦,马蹄硬如坚石,车轮好像旋风。"但我们至今还没有弄清楚亚述战车的数量。
    (4)骑兵
    在亚述的早期,直至萨尔贡二世时代以前,骑兵的作用和地位都位于战车兵之后。在亚述,骑兵早就存在,但很少在战场上使用。在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时,只有少数骑兵作为传递国王敕令的信使,急驰在驿道上。直到萨尔贡二世和辛那赫里布时代,战车兵和骑兵的消长才有明显变化,战车仅限于国王乘用,而骑兵经常大量出现在战场上。
    萨尔贡二世以前,亚述人还没发明马鞍和马镫,骑兵乘马没有鞍子,乘马时不是让双腿自然地垂于马的两侧,而是弯曲着双膝紧夹住靠近马颈的背部,以便在马背上坐稳,不致由于马匹的奔跑被颠簸下来。
    这一时期骑兵的主要武器是弓箭,他们也很可能佩带剑和盾牌,但在浮雕中没有发现使用这些武器的实例。骑兵一般成双成对出外行动,一名是弓箭手,另一个是不带任何进攻武器的伙伴。战斗中,弓箭手在奔跑的马上或马停下来时向敌人发箭,其伙伴则为之牵引马,配合弓箭手作战。随从衣着简单,头戴头巾,身穿过膝短袖束腰外衣。而弓箭手则要头戴头盔,身穿绣花紧身衣,扎着腰带。
    由于骑兵的马上没有马鞍,骑兵的冲击力不强,所以在早期,骑兵的地位和作用远逊于战车兵。直到萨尔贡二世时代以后,亚述人发明了马鞍,骑兵的作用才日益巨大,充分显示出战车兵所不具有的冲击力和机动灵活性。
    (5)步兵
    尽管战车兵和骑兵冲杀力很强,但是亚述的军队仍像大多数国家一样,步兵是军队的主力。
    步兵按其武器衣甲装备的变化和发展,在萨尔贡二世时代步兵有了重大改变。在萨尔贡二世以前,剑手、矛手和弓箭手这三类步兵的服装装束都几乎相同。步兵穿一件不到膝部的短紧身衣,腰际扎一条宽腰带,头戴金属制尖顶头盔,臂、腿、颈、脚,全部裸露,有时步兵会穿一双简陋的便鞋。剑手使用一种短而直的剑或匕首,还有柳条盾或凸面形金属盾。长矛手左手持同样的盾牌,右手握短矛或标枪。矛手有时除了持矛之外,还携带短剑。弓箭手使用圆弧形的弓,长约4英尺。他们还在身体左侧悬挂着剑。有时也常常携带锤矛。弓箭手被视为步兵中的精华。作战时,弓箭手成对行动,一人射箭,一个持盾掩护自己和同伴免遭对方投掷物的伤害,同时一手持剑抗击可能冲上来的敌人。
    (6)工兵和辎重兵
    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在其军事改革中,把工兵首次从其它兵种中独立出来,主要为作战承担服务工作,建筑营垒、铺设道路、架设桥梁、建造攻城器械等等。工兵衣甲装备同矛手相似,但是手操双头斧或手斧,而不是长矛。工兵架设临时性过河桥梁的速度非常快,首先把若干充满气的皮囊连结在一起排摆在水面上,然后在上面铺设木板或树枝,制成浮桥,步兵不仅可以安全渡过,骑兵和战车兵也能通行。
    亚述人出征,必有辎重车伴随。亚述军队辎重的陆路运输,主要依靠辎重车,还补充以驮畜。水路运输辎重,除了利用木船外,可能大量利用皮制气囊所支撑的木筏。由于亚述帝国连年进行战争,用兵频繁,看来辎重兵的负担绝不轻松。


    
    亚述军事帝国(三)

    4.庞大亚述帝国的形成
    公元前745年,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首先选择弱敌进攻,向南进军,很快战胜西帕尔的阿拉米亚人。接着又挥师东进,征服了尼普尔一带。
    翌年,他又发动对东方和东南方的远征,接着挥师南下,直到埃兰的北部边境。
    公元前743年他又调集了亚述军队的全部主力,与叙利亚展开了战斗。
    在康马甘地区,以阿巴德为盟主的北叙利亚各国军队以及乌拉尔图国王萨尔杜里二世率领的大军为一方,以亚述军队为一方,展开了决战。北叙利亚和乌拉尔图的军队很快战败。当萨尔杜里二世的兵营将受到包围时,他竟然丢下全部兵营和他的御用战车,仓促骑一匹快马惶而逃之。但是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没有乘胜命令军队北击乌拉尔图王国,而是在公元前742年,兵锋转向西南,包围了阿巴德城。坚固的阿巴德城直到公元前740年才被攻克。
    直到公元前735年,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才挥师突入乌拉尔图。萨尔杜里二世在一次战败后,决定退守首都吐施帕。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包围并进攻这座城市很久,都没有攻陷。但是乌拉尔图王国受到这次打击以后,只剩下一座孤城,国势衰微,再也无力与亚述抗衡。
    这时,大马士革国王列村和以色列国王比加结成联盟,趁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忙于东方和北方战事,在西方成为反对亚述的主力。
    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决定摧毁大马士革。他实行迂回南下包抄大马士革的战略,先派兵沿地中海南下占领阿斯卡隆和加沙,封锁埃及边境,迫使追随列村和比加的以东、摩押、亚扪等地区臣服。公元前733年,以色列国王比加被本国贵族所杀,以色列归顺了亚述。这样,大马士革王国的同盟者已全部被剪除,亚述从北、西、南三面包围了它。
    公元前733年,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身穿皇袍,头戴王冠,宦官在其身后高举伞盖,乘坐于有驭者为其驾驭的战车上,后随保护他的侍从和卫队,亲率大军进攻大马士革。
    当时,列村处于劣势,亚述的步兵、骑兵都比他多一倍以上。亚述调到前线的战车有5000辆,列村只有2000辆。亚述工兵吹胀皮囊,上铺木板制成浮桥,让步兵、骑兵,战车兵迅速渡过弗尔发尔河,直趋大马士革城下。
    列村在近郊平原上应战。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亲自指挥这次战斗。亚述的每一战斗兵团的兵力配置和队列如下:5辆战车在最前面,紧跟的是15名骑兵,随后是25名重装步兵,最后是50名轻装步兵。
    战斗开始后,双方的战车和骑兵互相冲击,大马士革渐感不敌,开始退却。大马士革的弓箭手立即射击亚述的追兵。亚述方面则命令骑兵和战车兵让路,步兵冲了上去。步兵头戴尖顶头盔,分别执金属制凸形圆盾和柳条盾,射来的箭支失去了效力。大马士革军战败。列村只好退守大马士革城。
    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下令围城,命令砍掉城郊树林,筑起栅栏,像"把鸟关在笼子里"一样严密圈住敌军。列村依杖粮足兵器多,固守城池。亚述围城达一年之久。
    公元前732年,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命令工兵制造破城锤,利用破城锤撞击城墙,一处塔楼和城墙崩塌,亚述士兵攻入城内。
    双方在大马士革城内展开了街巷战,时间持续一周,大马士革军队才被歼灭。列村也被俘处死。大马士革王国灭亡了,整个南叙利亚被征服。
    继征服大马士革后,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率军南征巴比伦王国。公元前729年,巴比伦以同亚述结盟和合并的形式并入亚述帝国。
    至此,亚述帝国的版图空前扩大,东达伊朗高原西部,西到地中海边,南到波斯湾,北到两河流域上游,庞大的亚述帝国开始走向极盛。
    5.亚述帝国的盛世和末日
    (1)亚述军事的新发展
    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死后,其子继位不到5年,即被另一军事将领取而代之,进入萨尔贡二世时代(公元前721—前705年)。
    从此亚述帝国进入帝国最后一个也是最强大的王朝——萨尔贡王朝。主要包括萨尔贡二世、辛那赫里布、阿萨尔哈东及阿述尔巴尼拔四王。
    从萨尔贡二世时起,亚述的骑兵和步兵有了重大发展。以后,亚述人发明了马鞍,骑兵冲击力大大增强,战车兵的重要地位逐渐被骑兵代替,战车最后只有国王乘用。
    这时的马鞍实际只是一块简单的布或皮革,被剪成方形。在马的腹部兜上一条腹带,把马鞍固着在马背上。马鞍的发明。可以使骑兵在马背上更加活动自由,从而不再需要伙伴的帮助就可以独立作战了,但这时还没有马镫。
    骑兵分两部分,弓箭手骑兵和矛手骑兵。骑兵的服装衣着也有了很大变化。骑兵全身穿着紧身衣,腰部以下放宽成短裙,后身比前襟要长点。腰部扎一宽腰带。只有从肩部稍下部位开始的两臂露在外面,以便于灵活操作兵器作战。骑兵下身穿紧身马裤,外着以用纽带束紧的靴子或护胫,一般下达膝部。到辛那赫里布时代还出现了穿有盔甲、皮或毡的裤子以及高护胫或长统靴的骑兵的浮雕画面。
    矛手骑兵手持长矛,矛头尖小。持矛时,手握矛柄,尖端下斜。与敌对阵时,顺手上提,矛尖则上斜对着敌人。弓箭手骑兵配备有圆弧形或角形的弓,长不过4英尺,箭杆不到3英尺。这两类骑兵都在身体左侧斜佩着短剑。但有时矛手骑兵也备有弓箭,一旦长矛折断或丧失时用弓箭与敌作战。
    此时的骑兵由于有了马鞍,在作战时,矛手左手持缰,右手持矛作战;弓箭手则把马缰放在马颈上,在马上双手自由张弓射箭。这样就使骑兵有了极大的冲杀力,而且不像战车兵那样不能适于复杂地形作战,因此骑兵在亚述的兵种中逐渐成为位居第一位的兵种。
    萨尔贡二世曾经对步兵进行了重大改革。他把步兵分成矛手和弓箭手两大类,进行专职训练。在他之前的剑手,这时只充任国王卫兵。弓箭手又被分为轻弓箭手、次重弓箭手和重弓箭手三类。轻弓箭手束轻装,不戴头盔,只缠束发带,整个上半身除了挂箭筒的横带外,全部裸露在外。下着至膝上部的紧身短裤。他们通常没有伙伴协助,也不拿盾牌,主要进行立射和跪射。
    次重弓箭手的装备介于轻重弓箭手之间,配备有锁子甲、头盔和便鞋。锁子甲可下达膝部。主要采取跪射姿势,有伙伴持盾跪着掩护。重弓箭手装备精良,身着长袍,达于脚面。外面再套以锁子甲,达于腰部。头戴尖顶盔,脚着便鞋。射箭姿势主要为立射。其伙伴把一人高的大盾牌立于地上,站在其身后持盾牌保护。重弓箭手尤其在攻城战中发挥重大作用。
    矛手,头戴鸟冠式头盔,身穿至膝长衣,但外部不罩锁子甲。右手持矛,左手持圆形盾,与敌展开肉搏战和攻城战。
    (2)萨尔贡二世的扩张
    萨尔贡二世(公元前721—前705年在位),并非王族出身,也非前国王的"合法"继承人。他在政变中夺权上台,首先稳定亚述的内部局势,缓和了国内矛盾。此后,萨尔贡二世便开始镇压被征服地区人民的起义,继续向外发动侵略战争,他的征服战争主要是对南面的巴比伦,西面的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北面的乌拉尔图展开的。
    当时巴比伦的人民不堪忍受亚述的吞并,梅罗达克.巴拉丹率领的迦勒底人骁勇善战,以海滨苇塘沼泽地为根据地,和东边的埃兰人联合,成为帝国心腹之患。而埃兰拥有伊朗和中亚广大地区,兵强马壮,也是难对付的角色。就在萨尔贡二世即位第一年,巴比伦就在梅罗达克.巴拉丹领导下宣布独立。
    萨尔贡二世立即出兵征讨,但在巴比伦一时并未得逞,巴比伦问题还需在以后时机成熟时解决。
    同年,即公元前721年,西部又发生叛乱,萨尔贡二世只好暂时撇开巴比伦,挥师西向,迅速灭亡了以色列国,攻下了其都城撒马利亚。次年,他又平定大马士革和南方的拉庇胡城叛乱。
    萨尔贡二世镇压了西方叛乱后,集中精力对付北方的强有力的对手乌拉尔图。他也采用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围攻大马士革的包抄战略,先征服乌拉尔图的同盟者亚述东部的山地人民,再于公元前714年,大举进攻乌拉尔图攻入其圣城穆萨西尔,掳走了神像,乌拉尔图遭到了重大失败。
    到公元前710年,叙利亚、巴勒斯坦和东方扎格罗斯山区大部分在亚述统治之下,米底处于依附地位,乌拉尔图也受重创,元气大伤,埃兰内部出现骚乱,无暇外顾亚述进攻巴比伦的时机已经成熟,但萨尔贡二世遭到梅罗达克.巴拉丹率领的巴比伦人和移居巴比伦各部落的顽强抵抗,直到公元前709年,巴比伦才被攻陷。


    亚述军事帝国(四)

    (3)辛那赫里布的武功
    到辛那赫里布时代(公元前704—前681年),亚述的步兵在装备和组织方面又有重大发展。他把弓箭手分为四类,即重装弓箭手、次重装弓箭手、轻装弓箭手和最轻装弓箭手。他们都与萨尔贡二世时期的弓箭手不同。重装弓箭手身穿紧身衣,外罩长至腰部的铠甲,头带尖顶头盔,下着紧身裤,他由1名或2名着同样服装的伙伴伴随,持巨大的柳条盾掩护他射箭。次重装弓箭手的服装只是略有变化,紧身衣在一侧开口,下身着短裙,双腿裸露。战斗时一般两人一组,没有盾牌掩护,同时放箭射击。
    轻装弓箭手不带头盔,头部围以宽宽的束发带。身着紧身衣,衣服上有两条宽带把衣服束紧分别挎在左肩和右肩上。腰扎宽带,下着短裙。最轻装弓箭手头束发带,身着条纹紧身衣,衣服前襟短后襟长,从颈部直达膝部,腰扎腰带。他们难得佩带剑,只是身挂箭筒,是"真正"的弓箭手。
    辛那赫里布时代的矛手分为重装矛手和轻装矛手两种。重装矛手头戴尖顶头盔,铠甲长至腰部,并覆盖住双臂上部,上身着紧身衣,有一侧开口;下身着紧身裤,外罩短裙,还有护胫。他们携带金属制凸面大盾,几乎可以把整个身体掩盖起来。长矛比身体略短一点,还在身体右侧佩有短剑。重装矛手人数较少,通常充当国王的卫兵。
    轻装矛手的装备同矛萨尔贡二世时的长矛手几乎相同。头戴鸟冠式头盔,身穿朴素紧身衣,腰扎宽带,使用圆形柳条盾。但辛那赫里布时代的轻装矛手通常穿着裤子和护胫,手持半圆形的凸面柳条盾,而不是圆盾,因而又与萨尔贡二世时期的长矛手有所不同。
    辛那赫里布还在工兵和投石手部队方面的建设上有所进展。工兵部队真正完完全全地独立出现在战争场面的浮雕中。工兵工作时一般两人一组,配合行动。所着服装同重装矛手相同,只是手持的不是长矛,而是双头斧或手斧。投石手部队主要利用投石器进行投石攻城工作,他们在攻城时颇具威力。
    辛那赫里布在公元前704年登上王位后,窥测时机企图重返巴比伦的梅罗达克.巴拉丹在盟国埃兰的支持下,回到巴比伦,宣布巴比伦恢复独立。
    辛那赫里布绝不容忍迦勒底人和埃兰控制巴比伦,于是亲率大军,直扑巴比伦。
    埃兰分兵一部驻守巴比伦东部屏障库塔城,把主力部队及迦勒底、阿拉美亚和阿拉伯等国联军布置在东南古城基什,这样便对进攻巴比伦的亚述军形成了南北夹击的钳形阵势。
    辛那赫里布识破了这一意图,派精悍部队一支奔往基什,阻敌主力北上,自己率军弃巴比伦而不顾,猛攻库塔,全歼守军。然后他火速南下基什,增援正在平原上苦战数倍于己的、即将瓦解的阻击部队。一场搏杀,联军败北,亚述军攻入巴比伦城。巴比伦三度归属亚述。
    接着在公元前701年,辛那赫里布又挥师西向,去镇压巴勒斯坦和腓尼基的叛乱。公元前700年,辛那赫里布率军来到西方时,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各国国王们闻风而降,只有犹太国王希西家凭借其强大实力和埃及作后援,决意要与亚述周旋到底。
    辛那赫里布再次采用迂回战术,先占犹太的侧翼阿什克龙城,击溃远来的埃及援兵,再攻占埃克隆,然后兵分数路围攻耶路撒冷。这时亚述军内发生瘟疫,于是和犹太停战,保全了耶路撒冷。
    当辛那赫里布在西方作战时,迦勒底人又发动叛乱。为了彻底消灭迦勒底的力量,辛那赫里布于公元前694年决心远征在埃兰的梅罗达克.巴拉丹的余部。
    亚述战士在海军的配合下,攻占了一些迦勒底殖民点和埃兰城镇。可是埃兰国王哈鲁苏却率军攻入了巴比伦。
    不久,埃兰发生内乱,辛那赫里布乘机出兵侵入埃兰。但顽强的埃兰人却联合阿拉美亚人、迦勒底人和亚述东方的3个行省,组成反亚述联军,在公元前691年向亚述杀来。辛那赫里布率军在哈鲁城迎战。
    铭文以自述形式对辛那赫里布在哈鲁大战中的行动描述说:敌人"像一群群遮天蔽地的蝗虫","他们脚踏起的尘土,像暴风雨之前的蔽开浓云"。"我身穿战袍,戴着王盔——这是我军胜利的标志;我愤怒地乘着我的战车,把敌人纷纷撞倒。我一手握阿述尔神给我的弓,一手持尖锐的长矛,高声大呼,如春雷滚滚。我像雷神一样咆哮着,怒吼着,抵挡住敌人的攻势,成功地包围了敌人。埃兰军的'图尔坦'(军队司令官的称号——作者)和其他的贵族身佩金剑,手戴闪闪发光的金镯,我急速杀死他们,像割绳子般砍断他们的喉咙和手臂。"铭文声称亚述杀伤敌军150000人。但亚述也伤亡惨重。
    亚述人未能夺取巴比伦,只好退军尼尼微稍作休整。
    公元前689年,埃兰发生内乱,辛那赫里布又乘机攻打巴比伦,亚述第4次占领巴比伦。
    公元前681年,辛那赫里布被杀死,其子阿萨尔哈东继承王位,对内实行怀柔统治政策,对外又战胜米底和埃及等国,使帝国版图又有扩大。
    (4)帝国的极盛与末日
    公元前669年,阿萨尔哈东在远征埃及的途中病死,其子阿述尔巴尼拔(公元前668—前631年)即位。
    到阿述尔巴尼拔时期,步兵又有新的变化。弓箭手和长矛手都各自分类,即轻装的和重装的。轻装弓箭手如同辛那赫里布时期的轻装弓箭手,头束发带,朴素的紧身衣,宽腰带和短裙。所不同的只是他们没有遮身的垂饰和便鞋。重装弓箭手也类似于辛那赫里布时期的重装弓箭手。长矛手唯一的新装备是盾。旧式的凸面椭圆盾较少使用,多半使用一种底部平直而顶部呈圆形的盾。轻装矛手使用同种样式的盾,只是不是金属盾,而是柳条盾。
    步兵到这时除了长矛手和弓箭手以外,还出现了投掷手、锤矛手和战斧手。锤矛手和战斧手的服装同重装矛手的服装完全相同,说明他们已是步兵中的主要兵类。
    阿述尔巴尼拔继承父志,率军远征埃及,直捣底比斯城,大肆掠抢并毁灭了这座城市。但到公元前655年,埃及又摆脱亚述控制而获得独立。
    这时亚述尽全力打击最后一个也是最顽强的敌人埃兰。几经征伐,阿述尔巴尼拔终于在公元前639年攻陷埃兰首都苏撒,平定了埃兰全境。
    至此,亚述帝国达到最大的版图。拥有西亚全境并暂时占领埃及,东临伊朗高原,西抵地中海滨,北达高加索,南接尼罗河,这是世界古代史上空前的大帝国。
    但是亚述帝国是建立在军事征服的基础上,因而是不稳定的、暂时的。
    亚述帝国达于极盛之时,同时又是其强弩之末之时。各被征服地区的反亚述斗争正积蓄力量准备再起,埃及首先恢复独立,小亚细亚兴起吕底亚王国,尤其是伊朗高原出现了米底人新国家,连续4次反抗亚述的巴比伦迦勒底人也逐渐恢复其实力。因此,阿述尔巴尼拔死后不久,米底人和迦勒底人联合进攻亚述,帝国急剧衰落。迦勒底人乘机建立巴比伦第六王朝,恢复独立,并联合米底人于公元前614年攻克亚述古都亚述,公元前612年夺取亚述新都尼尼微,亚述帝国就此灭亡了,亚述被并入了新巴比伦王国的版图。
    (5)亚述人的军事特点
    亚述帝国历代诸王都积极奉行穷兵黩武的对外侵略扩张的政策,年复一年,无休止地对其周邻诸国用兵。对亚述统治者来说,打仗就是一切。因此在长期的战争中,亚述人形成了自己的军事特点。
    奉行侵略扩张政策的亚述,作战大都采取强大的、闪电式的进攻战术,快速和突击成了亚述人军事战术的主要内容。亚述军队进军神速,根本不给敌人以战斗准备时间,总是竭力进攻,在敌人尚未醒悟的时候,就以果断、迅猛和突击结束战斗。
    在军事组织上,到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时代,亚述人已放弃了过去的混乱无章的群体作战,而代之以战车兵、骑兵、步兵等主力部队和工兵、辎重兵等辅助部队协同作战。协同作战在举行庞大的军事行动中非常重要。亚述军事发展到辛那赫里布时代,亚述已开始采用多兵种的密集方阵。在方阵中充分发挥各兵种的作用,装备最好的部队布置在前方,以增加进攻的锐势,把弱兵和没有完善护卫装备的部队部署在后方。方阵不仅在亚述,而且以后在波斯、希腊、罗马的战争中都发挥了巨大的功能。
    亚述人非常重视军队的衣甲武器装备和工兵、攻城器械的作用。亚述人用兵神速,经常采用闪电战,这就要求将帅的果断、士兵的勇敢和衣甲兵器的优良。亚述的常备军被配备以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铁制兵器,衣甲也多种多样,适合任何情形对敌作战。亚述军队之所以所向无敌,与其拥有完善的兵器衣甲装备有关。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亚述人在建设兵种和衣甲装备时,多从进攻方面考虑。亚述人建立辎重兵和工兵较早,这是为了适应长年对外战争对工兵开路、辎重兵运输的需要。攻城器械的发达,也是为了能适应攻打敌人城堡的需要。在亚述人的壁画上,亚述攻城作战的场面上只有属于敌人的雄伟高大的城堡,而不表现自己的,因为亚述人很少重视城防建设,亚述人所想的只有进攻,没有准备守城挨打。
    亚述人还特别重视野战营垒和驿道的建设。野战营垒是临时性的兵营和堡垒,对亚述军队野战的胜利起重要的保障作用。亚述野战营垒是后来罗马野战营垒的原型。亚述人只修筑临时性野战营垒,而很少去修建坚固的城堡,这是基于亚述人要对外扩张只有实行进攻的军事思想。但是野战营垒设计得很巧妙,建筑牢固。营垒的外缘是椭圆形的围墙,围墙的下半部像是用砖砌成,上半部是栅栏。在围墙的一定间隔内修有监视敌人和意外紧急时防御用的塔楼和雉堞。在围墙内撑有成排的帐篷。国王的帐篷要稍大一些,并带有装饰。帐篷的设计很特殊。中间露天,两端有半圆形的屋顶覆盖着。修筑野战营垒由工兵承担,一旦军队撤离,一切设备当即拆除。
    亚述人建设驿道,是适应迅速调兵遣将、传达命令的需要。波斯帝国的驿道制度就是在亚述驿道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扩大的。
    在亚述,驿道纵横交错,十分发达。特别应该注意的是,在亚述有用石块和砖铺砌的宽阔道路,若干路段甚至还铺上了沥青,这在世界上还是首创。
    在驿道的路旁,每隔20公里建有一个驿站和一眼井。在驿站里,国王的急使换乘马匹,不停地把国王的公文从尼尼微送往亚述帝国的各个地区。亚述人还在驿站设置官吏,负责检查道路的安全,保障使节和信件的往来。驿道的修筑和驿站的设置,不仅为军队的调迁、辎重的运输和行政联系提供了方便,而且也为帝国内从事商业贸易活动提供了便利。


    
    新巴比伦王国的百年风云

    亚述帝国灭亡后,新巴比伦和米底瓜分了亚述的领土,亚述北部和东北部的领土归米底,新巴比伦则占有两河流域南部、叙利亚、以色列以及腓尼基的大部分。此时,新巴比伦王国、米底王国(公元前625~前550年)以及小亚的吕底亚王国(公元前7世纪~前6世纪前期)成了西亚的主要强国。
    此外,埃及也曾染指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至使巴比伦与埃及进行了多次战争。新巴比伦在与米底联盟灭掉亚述之后,一直保持友好关系,但到公元前6世纪中叶,双方关系恶化,发生冲突,而吕底亚为防备波斯,却与巴比伦结盟。米底和吕底亚在公元前590年,为争夺小亚细亚,曾发生了5年的战争,互有胜负。公元前585年5月28日,双方激战于哈里斯河畔时,发生了日全蚀,顿时天昏地暗,吓得他们慌忙停战,订立和约,结成同盟。三个强国6世纪中期以后,先后为在伊朗高原兴起的波斯帝国灭掉。三国当中,新巴比伦王国最为强大,在西亚历史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
    1.新巴比伦王国的建立和扩张
    新巴比伦王国是塞姆人的一支,迦勒底人建立的。所以新巴比伦王国又称迦勒底王国(公元前626—前538年)。
    大约在公元前1千年代初,迦勒底人定居在两河流域南部,与同属塞姆语系的古巴比伦人密切接触,接受他们的文化,并逐渐与他们融于一体,形成一支新的强大力量。在亚述帝国统治时期,巴比伦仍是西亚最富庶强大的国家,为争取经济和政治的独立,巴比伦人同亚述帝国曾经进行了长期的斗争。新巴比伦王国的建立者那波帕拉沙尔,在亚述巴尼拔时,曾当过亚述的军事统帅,亚述巴尼拨死后,他成为巴比伦人反抗亚述统治的一个首领。公元前626年,那波帕拉沙尔在巴比伦称王,建立了新巴比伦王国。他领导巴比伦人继续同亚述斗争,公元前614年同米底结成反亚述同盟,公元前612年联军攻下了尼尼微。此时亚述同埃及结盟。埃及唯恐新巴比伦强大起来会受到威协,因此宁愿支持曾经征服过自己的亚述。尼尼微陷落后,埃及出兵西亚,支援亚述残余势力。公元前605年,卡尔赫美什一役,新巴比伦军队击溃亚述残军,大败埃及军队。在这次战役中,那波帕拉沙尔之子尼布甲尼撒二世(公元前605~前562年)任全军统帅,他卓越的军事才能,使其在国内的威望和地位大大提高。同年8月,那波帕拉沙尔去世,尼布甲尼撒继位,因公元前12世纪的一位巴比伦王与之同名,故称其为尼布甲尼撒二世。
    他即位后,多次发动对外战争,与埃及争夺叙利亚和巴勒斯坦。他在位的头11年中,除第五、九两年外,连年对叙利亚、巴勒斯坦用兵,迫使他们纳贡称臣。公元前586年,他攻下了耶路撒冷,灭犹太王国。耶路撒冷惨遭劫掠,大部分居民被掳往巴比伦。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巴比伦之囚"。接着,他又派兵围攻腓尼基城市推罗,用了13年的时间,终未攻下。最后,双方签订和约,推罗基本上保住了独立。随着对外扩张活动的成功,新巴比伦王国夺得了叙利亚和巴勒斯坦,控制了从波斯湾到地中海的几乎所有重要商道,赶走了埃及人,但与他们的冲突却未停止。
    2.尼布甲尼撒二世的统治和外交
    尼布甲尼撒二世统治时,是新巴比伦王国最强盛、最繁荣的时期。当时,巴比伦神庙祭司集团是一股很强的社会势力,他们代表了工商大贾、高利贷者及其他上层奴隶主的利益。尼布甲尼撒二世与他们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依靠神庙祭司奴隶主集团的支持进行统治,这种作法对双方都有好处。国王将战利品和奴隶奉献给神庙,增加了神庙的经济收入;国家一方面可分享神庙的收入,另一方面神庙也是国家政治稳定的精神支柱。尼布甲尼撒对神庙十分恭敬虔诚,他在位时兴建和修复了许多宗教建筑,其中包括最著名的巴比伦马都克神庙的塔寺。在一年一度的登位典礼上,国王要行屈节礼(不必亲临,可由旁人代行),然后由马都克神庙的高级祭司亲授王权的象征物。
    地方上的统治者也大都由僧侣担任。新巴比伦王国的各大城市由长老会议管理,它拥有裁判和行政的权力,但长老会议的首领则由祭司或神庙主持担任。
    尼布甲尼撒十分注意扩大他统治的社会基础。除仰仗神庙祭司奴隶主集团的支持,他还依靠军事贵族奴隶主集团进行统治。在那波帕拉沙尔和尼布甲尼撒时代,军事贵族常常从国王那里得到土地,成为富有的大土地所有者。他们虽未形成一股独立的、巨大的势力,但也拥有一部分权力,其中许多都是军事将领或统帅。尼利迦尔沙勒吉尔(公元前559~前556年)便是他们中的代表。他出身平民,在战争中成了占有大量土地的巨富和战将,新巴比伦军队第二次围攻耶路撒冷时任主将。尼布甲尼撒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还让他管理过西帕尔神庙的商业事务,后来还当了新巴比伦的国王。
    为了维护国家的统治,尼布甲尼撒还施展了高超的外交才干。公元前590~前585年,米底和吕底亚发生战争,他曾派使臣出面调和,使米底毗连巴比伦和吕底亚的边界上,较长一段时间平安无事。新巴比伦对其东部强国米底的政策,一是提防,二是避免冲突。尼布甲尼撒二世继位前已娶米底公主为妻。为取悦公主,安慰她思乡之情,他令人在皇宫中建起高25米,上面栽满奇花异木的"空中花园",成为古代世界一大奇观。与米底联姻,巩固了新巴比伦与米底的联盟。为防止联盟破裂和米底人的突然袭击,他在巴比伦尼亚北部建起一道跨越两河平原的防御性的长城,并大兴土木扩建巴比伦城,使其成为一座固若金汤的帝都。
    3.新巴比伦王国的衰亡
    新巴比伦王国不象亚述帝国那样,有强大的军事奴隶主贵族集团及其指挥的强大军队,作为国家统治的基础,而是由神庙祭司集团操纵国家政权,诸王只是他们的傀儡,王权相对脆弱。随着祭司地位的加强,国王与祭司集团之间的裂痕越来越深。尼布甲尼撒二世死后,祭司集团多次发动政变,6年中废了3个国王,其中两个被杀,政局不稳,国势渐衰。
    公元前555年,那波尼德(公元前555~前538年)即位,企图摆脱祭司贵族的影响。他崇奉月神辛,为之重修庙宇,把它提到与巴比伦主神马都克并列的地位,还将其他城市的神像移到巴比伦,引起了祭司的忌恨和百姓的抱怨:此时西部边疆发生了叙利亚和巴勒斯坦人民的起义,被囚在巴比伦的犹太人也宣称自己是上帝耶和华的选民,盼望救世主拯救他们重返家园,被征服的各族人民的反抗运动不断发生。那尼波德刚刚镇压了叙利亚的反抗,又面临东北部新兴的波斯人的进攻。
    公元前550年,波斯征服了米底,沿新巴比伦边界向小亚细亚进军。巴比伦为迎战波斯,曾和埃及、吕底亚结盟,但波斯很快便于公元前546年,征服了包括吕底亚在内的小亚细亚全境,使巴比伦尼亚东、北、西三面受敌。巴比伦的祭司集团则将开拓市场,保持自己特权地位的希望寄托在波斯人的征服上。广大人民群众,因沉重的赋税和无止尽的劳役,而对国家的前途失去信心,依靠雇佣和强制征集的军队,此时也处于瘫痪状态。
    因此,当波斯人大敌压境时,那波尼德孤立无援。公元前538年,波斯军队长驱直入,兵临巴比伦城,城门竟不战而启,存在88年的新巴比伦王国灭亡。


    
    印度河文明时期至吠陀时代军事

    1.印度河文明时期军事的萌发
    古代印度主要包括今天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的领土,在古代文明中是仅次于中国的大国。可是在古代,南亚次大陆从未得到统一过,在它领域内的大小国家也没有一个自称印度,因此印度之名只是泛指其地,不过流行却很早,古希腊人即以印度河以东之地统称印度,中国《史记》称之为身毒,到唐朝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改译为印度,遂沿用至今。
    从公元前2400年开始,古代印度的本地原有居民达罗毗荼人逐渐创造建立起自己的印度河文明,在考古学上由于从1922年开始通过考古发掘发现了其主要文化遗迹哈拉巴和摩亨约.达罗,因此又被称为哈拉巴文化。
    印度河文明(公元前2400—前1750年)的繁荣期大约开始于公元前2200年,这时已出现了国家。但到公元前1750年左右,文明有衰亡之象,中心地区在此后一二百年迅速瓦解,但较远城市则存在到公元前二千年代后期。
    哈拉巴和摩亨约.达罗是印度河文明的典型代表,也是在考古发掘中最早发现和最大的文化遗址。两城市的面积、人口和营造布局都很相似,皆分卫城(或称上城)和下城两部分。其中卫城位于城市西部,设防森严,以高墙深壕环卫,街道旁建有圆形塔楼,是战时的防御城堡和居民的避难所。哈拉巴卫城高达50英尺,基底厚约40英尺,全部用烧砖砌成。厚实高大的城墙,暗示出国家的强大和战争的频繁。哈拉巴和摩亨约.达罗城内中心都筑有规模宏大的谷仓,下层砖砌墙基,上有数层木构并设窗户通风,是印度河文明特有的建筑。容量巨大的谷仓可能是备战时或灾荒时利用的。两卫城还在四周筑有防御塔楼,城内筑有大浴池和经院等别的高大建筑物。从卫城建筑的复杂精良、谷仓容量之大和防御设备之完备来看,哈拉巴和摩亨约.达罗显然控制着周围广大地区,很可能各是一国之都。
    两城市的下城是居民区,位于城市东部,亦有城墙围绕,主要城门位于西南角。这里街道整齐,建设好坏参差,有明显的阶级分化的迹象。富人区房屋高大,厅堂众多,楼房数层,而且有完善的下水道系统,完全用砖砌成。
    这在同时代的任何文化遗址中都没有发现过;贫民区则茅舍很小,往往陋室一间,但无下水道设备,良好的排水系统与贫民根本无缘。在城市规划上,下城居民区也甚有条理,大街纵横相交,下有砖砌排水沟。小路与大街相接,井然有序,反映出印度河文明的发达。
    印度河文明已创造出自己的文字,主要留存在各种石、陶、象牙制的印章上,有些器物上也留有简短的铭文。但是对这些文字的释读尚未成功,只是一般认为其语言属于达罗毗荼语族。印度河文明还发展起较发达的青铜冶金业,在哈拉巴和摩亨约.达罗城址发掘出的遗物中,发现了许多青铜和青铜制斧、镰、锯、凿、刀剑和鱼钩等。其中包括不少青铜制武器:箭镞、矛头、匕首、刀剑和斧等。
    到公元前1750年,哈拉巴和摩亨约.达罗突然陷落,破坏原因不清。有的学者认为可能是城市之间彼此争战或人民起义的结果,也有学者认为是外族入侵造成的,还有的学者认为可能是由于自然灾害造成的。从此以后到吠陀时代雅利安人入侵前几百年间的历史,基本上处于混沌的模糊不清状态,很多情况我们不得而知。
    2.吠陀时代军事的兴起
    (1)雅利安人的入侵与内争
    大约从公元前14世纪开始,雅利安人从印度的西北方侵入南亚次大陆,从此开始了印度史上的吠陀时代,一直到公元前6世纪印度出现列国纷争。
    之所以此时期被称为吠陀时代,是因为记述这一时代的历史文献主要为《吠陀》以及解释《吠陀》的诸《梵书》。而《吠陀》是雅利安人的圣经,字义为知识、学问,共包括《梨俱吠陀》、《沙摩吠陀》、《耶柔吠陀》和《阿闼婆吠陀》四部,是祭司们在祭神时所用的颂歌、经文和咒语的汇编。虽然主要是宗教内容,但是其中也包含一些价值丰富的有关雅利安人早期历史的内容。吠陀时代,基本上是原始社会末期的军事民主制时代,只是到了后期,才有少数部落开始过渡到国家。
    雅利安人是在印度河文明衰微时侵入印度的,因此入侵是相当成功的。
    他们把土著居民称为达萨或达休,意即敌人,后来达萨即与贱奴同义。据《梨俱吠陀》所述,雅利安人的战神和雷电之神因陀罗是指挥他们战胜达萨的英雄,因此他们入侵的历史事实往往在对因陀罗的颂诗中表现出来。其中一段颂诗高唱道:他使万物变化无常,他使达萨人一一屈服、灭亡,他像赌博中大获全胜的人,拿光敌人财产,他就是伟大的战神因陀罗!
    "伟大的战神因陀罗"战无不胜,他粉碎了90座城堡,解放了七河之境,终于使达萨族灭亡。而七河之境,一般就认为是指印度河上游和恒河上游一带,那里至今犹有"五河流域"(即旁遮普)等称呼。
    雅利安人在征服达罗毗荼人之后,逐渐由半游牧转为农耕定居下来。他们在与敌进行作战时,所有男子均一同出战;返还村落之后,仍复各从其农牧之业。各部落间战时要选举一人为其统率者,强而有力者往往自称王侯,对其所属村落或收赋税以作军费或征力役以修道路。频繁的战争使"王"日益具有军事首长的性质。《爱达罗氏梵书》中载有王权授位的仪式,王脚踏虎皮,手拿弓箭,像一个征服者那样,举步四方,这说明当时的部落首领主要是一个军事领袖,部落或部落联盟在危急或紧急关头,总要求加强军事首领或"王"的权力。吠陀时代的部落首领罗惹,按其本质特征而言,就是"军事首长".与此同时,这时代的议事会和人民大会也是军事民主制的两个机关,具有军事性质。后者只由成年男子即战士来参加,前者由部落中的少数上层分子即长老们组成。
    经常的战争是军事民主制时代的特征之一。正如恩格斯所说,"其所以称为军事民主制,是因为战争以及进行战争的组织现在已成为民族生活的正常职能。邻人的财富刺激了各民族的贪欲,在这些民族里,获得财富已成为最重要的生活目的之一。"当时每个部落都有备战的作为设防据点的城堡。
    部落的武装有两种,王和贵族组成的战车兵,一般人民大众组成的步兵。吠陀时代的战争,开始主要是在雅利安人与土著居民之间进行的,后来在雅利安人部落之间也发生了不断的旨在掠夺或争取政治上优势的战争。例如在《梨俱吠陀》中所描写的十王之战就是当时影响很大的一次大战。这次战争中十个部落的联盟共同反对当时最强大的婆罗多国王修达斯。结果这次战争以联盟被击溃而告终。以部落联盟方式参战,充分反映出当时的战争规模已相当庞大。
    继十王之战后,在约公元前9世纪,即后斯吠陀时代,又发生了一次更大规模的战争。这就是在《摩诃婆罗多》史诗中所描述的婆罗多族内部的一次大战。这次大战虽系婆罗多族的后裔居楼族与般度族之间的战争,但几乎北印度所有的部落都参加了。参加到般度族一方的有婆蹉、支提、迦尸、南般阇罗、西摩揭陀以及迦普沙罗部落;参加到居楼族一方的有东摩揭陀、毗提诃、鸯伽、羯陵伽、居萨罗、阿般提以及整个旁遮普部落。这次大战的结果以般度族的胜利而告终。般度族的帕里克希特成了居楼国的国王,都于阿桑迪瓦特。但这一时期的各部落仍是分散的,没有建立起一个更大的统一体。
    虽然有些国王由于一时的强大而号称大王,但这只意味着强大,或为某一暂时联盟的首领,而并不意味着它是一个更大统一体的统治者。
    这次大战以后,军事民主制的全盛时代已经过去。由于阶级关系的进一步分化,部落首领和贵族势力的进一步加强,军事民主制的各机关逐渐地脱离了自己在人民中的根基而为国家机关所代替。在这次大战后,许多古老的部落消失了,许多新的部落兴起。例如,过去有名的强大的婆罗多部落和普鲁部落均合并于居楼部落。居楼部落及其联盟般阇罗部落成为大战后重要的部落。居楼部落在迦那麦伽统治时版图很大。他号称"大王",曾侵入犍陀罗的坦叉始罗城。居楼部落可能是最早形成为国家的一个部落。这样,约在公元前9—前8世纪可能有极少数部落开始过渡到国家。约在公元前7世纪,南亚次大陆北部已有了一些较重要的国家。到公元前6世纪,大部分部落已先后进入国家阶段,较重要的有十六大国。从此,印度进入列国林立、乱国纷争的列国时代。
    (2)雅利安人军事的兴起
    在吠陀时代,印度还没有常备军。当相邻的部落或国家发生战争时,主要依靠从地方征集兵勇,他们携带自己的武器和装备由他们自己的首领领导。他们主要组成步兵和战车兵(有二马、三马和四马战车)。其中战车兵由富余的"王"或军事首长和贵族组成,而一般人民大众组成步兵。作为古代印度传统的四兵种——步兵、骑兵、战车兵和象兵,只是到这一时代的末期才出现。在早期的《梨俱吠陀》(编纂年代约在公元前12—前9世纪)的记载中,象还被人们视为野兽,尚未应用于战争,也没有提到被应用于战争的单骑的马。
    吠陀时代的主要武器是弓箭,在《梨俱吠陀》中就经常提到它们。作为进攻和防御的弓的重要性是唯一被明确提到的。弓箭在古代印度似乎特别倍受青睐,它们的名称是军事科学的代名词,军事艺术在古代印度就被称为"弓箭学"(射方吠陀)。在咏弓的赞歌里,歌手高唱道:"借助于弓,我们可以制服牲畜;借助于弓,我们可以在争霸权的斗争中获胜,我们可以在激烈冲突中得胜;弓摧毁了我们敌人的希望;借助于弓,我们可以战胜我们四周的一切宗教。"除了弓箭以外,雅利安人还有矛、标枪、刀、剑、斧和投石器等武器。
    作为护身的装备有铜制的铠甲和头盔。《阿闼婆吠陀》(Ⅷ,8)中还谈到了使用武器,利用陷阱、圈套和罗网扰乱敌人使其遭到失败。
    雅利安人在吠陀时代的战争中开始使用军旗和军乐。军旗这个词在《梨俱吠陀》中提到过两次(Ⅶ.85.2;X.103.11)。战争中经常使用的乐器有在《梨俱吠陀》(I.10.3)中提到的罐鼓和在《潘遮温夏梵书》(V.5.19)中提到的陶鼓。
    雅利安人很注重防御营垒的建设,但在早期过着半游牧生活时并没有建筑堡垒。自从雅利安人定居下来组建村落以后,开始注重村落的布局,在村落四周围以栅栏,王道及大道的两端各有大门,四隅又各设有小门,在各门上均设有守望台,日夜有人监守,以防异族入侵来袭及监视四周牧场或农场中的盗贼。聪慧的雅利安人在入侵印度后,由于土著居民或达萨拥有很多堡垒《梨俱吠陀》的赞歌中曾提到雅利安人的民族神和战神因陀罗曾粉碎土著居民的90座堡垒),他们逐渐从敌人那儿学会了建造这种有利的防御设施"普尔",即堡垒。堡垒用石头砌成,也有用未烧制的晒砖砌成。堡垒里面很宽阔,可容纳很多人,作为战时的避难所。有了堡垒,自然会产生破坏堡垒的武器。在《梨俱吠陀》中所提到的"活动堡垒",很可能是破坏堡垒的机械。
    凯吉曾在其著作中对早期吠陀时代战争进行的过程有一段生动的描述,其中对雅利安人战斗时堡垒的构筑、鼓号军旗的作用、战车的战斗方式、步兵的排列、衣甲和各类武器的使用等情况都有所反映。文曰:"当敌人接近雅利安人的边境时,他们堆起土垒,筑起木栅,建起难以通过的青铜堡垒,并向诸神献祭以企获得他们的帮助。然后军队伴随着高昂的战歌、鼓号的响声,挥舞着军旗迎战敌人。武士站在战车的左边,他的身旁是驭者,而步兵以密集的阵列战斗,村落连着村落,部落连着部落。武士以黄铜衣甲和头盔防身:用弓向敌人发射羽毛箭,有毒的箭头是用兽角或金属制成的;或用矛、斧、标枪和投石器追迫敌人。当敌人被征服时,欢呼声、鼓乐声响彻云霄,如同暴风骤雨;人们点燃圣火,向诸神奉献谢恩的歌声和祭品,而后分享战利品。
    "雅利安人在征服奴役印度土著居民的过程中,到吠陀时代后期,逐渐形成了日后成为其民族特色的种姓制度。种姓在吠陀时代被称为瓦尔那,意即色、质之意,最初瓦尔那只是指不同的人种和民族集团,后来就演变为意指社会等级。早在《梨俱吠陀》中,即有四个瓦尔那或四个种姓之说。这四个瓦尔那是婆罗门、罗阇尼亚(以后称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婆罗门是婆罗门教的祭司,主要掌握宗教大权,但也参与军政事务。作为国王祭司的普洛斯泰,就属于这个等级。他精通军事艺术、宗教仪式和司法。在战斗发生前,普洛斯泰站在战车的前面,唱着从《梨俱吠陀》中摘取的合适的赞歌。他亲自把弓、箭和甲胄穿在国王身上,甚而在马上朗诵赞歌。战时他可能为国王预卜吉凶、出谋划策,扮演着军师角色。刹帝利是掌握军政大权的贵族武士等级,是军队中的统帅和骨干力量。吠舍是雅利安人的一般人民大众,战时则应征从军。首陀罗最初由被征服的非雅利安各族组成,后来则也包括由于种种原因而被降到这个最卑贱等级的雅利安人。战时他们也可能被组成为军队中的一部分。


    
    印度列国时代军事的发展(上)

    1.列国林立的兴起
    古代印度从公元前8世纪左右出现最早的奴隶制国家,经百余年争战兼并,有些地区开始形成较大的国家。到公元前6世纪初,南亚次大陆有十六国之说,史称列国时代,它一直延续到公元前4世纪末孔雀王朝兴起之时。
    列国时代处于由小国发展到大国的阶段,但由于古代印度地域辽阔,情况复杂,由一个大国统一全境在较晚才实现。到列国时代后期,摩揭陀国在恒河流域中部称霸,逐渐兼并四邻,才开始走上统一北部印度的道路。公元前4世纪,摩揭陀的难陀王朝终于完成了统一大业,为后来孔雀帝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到公元前324年,旃陀罗笈多最终建立了孔雀帝国,印度走上帝国之路。
    十六大国之说,主要见于佛教经典,它们大多数位于恒河流域。当然实际国家数目还要多一些。其中势力最强大的:在恒河下游有鸯伽国,都瞻波;恒河中游的有摩揭陀国,都王舍,后迁都华氏城;跋祇国,都吠舍厘;伽尸国,都波罗奈;居萨罗国,都舍卫城;恒河上游则有般阇罗国和居楼国;在印度河流域中游靠近阿富汗边境的有犍陀罗国,都坦叉始罗城。当时的摩揭陀和居萨罗在列国中居于首要地位,其中摩揭陀最为强大。
    列国时代,虽然氏族部落的血缘传统还没有完全打破,但作为国家专政工具的军队已不再是以氏族或家族为单位组成的部落武装,而是逐渐采用雇佣兵制,军队由各阶级出身的人组成。国家供给士兵以薪饷,指挥官由国王任命。这种常备军在公元前6世纪以前是不存在的。这时的兵种主要是象兵、车兵、骑兵和步兵共四大类。
    这个时期国家的统治形式,可以明显地看出有两种,即君主国和共和国。
    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国王当政,但也有个别国家实行贵族共和制,如佛经中提到跋祇国"数相集会、讲议正事",又说跋祇首都吠舍厘聚会的贵族首领有7707人之多。仍称国王的首领当属于刹帝利瓦尔那的贵族会议选举而不世袭,是这种贵族共和制的另一特色。十六大国之外的较小国家大多也是城邦共和国。共和国的军队主要是公民兵,而不是各大君主国所实行的常备军。
    共和统治对于印度古代国家的发展情况来说属于例外,到列国时代末期就不再存在了。
    列国时代,正是佛教兴起的时代。伟大史诗《摩诃婆罗多》的核心内容大约也形成于这一时代(公元前5或前4世纪);另一部史诗《罗摩衍那》的编纂年代略晚(约公元前4或前3世纪到公元前2世纪末)。这两部史诗都是研究列国时代军事发展的重要历史文献。
    2.亚历山大东征印度及其希达斯皮斯河会战
    (1)亚历山大偷渡希达斯皮斯河
    公元前518年,波斯帝国侵入南亚次大陆,占领印度河流域作为它的一个行省。波斯要求印度行省每年缴纳赔款360塔兰特,及派送壮丁到波斯充作雇佣军士兵。印度河流域之所以被波斯如此轻易侵入,主要是由于当时印度民族尚未统一,各阶级、各国家不能团结一致对外,因此无法与组织完整的波斯军队对抗。
    没想到二百年后,印度民族又受到了一次来自西方的侵袭,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在推翻波斯霸权后,决定东征印度。他感到最足以诱惑其更向东进者,仍为东方印度河、恒河流域地方之富饶,以及二百年来印度对波斯连续不断的赔款与供给兵力二事。更何况当时南亚次大陆西北部正处于许多小国分立的局面,亚历山大想借机逐个击破,征占印度。
    公元前327年春,亚历山大侵入印度河流域的上游地区。他预先取得了犍陀罗国王给他帮助的诺言。犍陀罗国与统治希达斯皮斯河以东的一个大国波罗斯国相敌对,而后者发誓要誓死抵抗亚历山大军队。
    当亚历山大架起浮桥要渡过宽阔的印度河时,犍陀罗国王的使者给他送来了银子200塔兰特、公牛3000头、绵羊10000只、大象30头,此外还派给亚历山大700人的骑兵队伍。在印度河上游地区还有许多国家和部落向亚历山大表示臣服。
    亚历山大留一将领作犍陀罗国首都坦叉始罗的太守后,立即向东再进,催促军队要在坚决反对亚历山大的波罗斯王到达前渡过希达斯皮斯河。但是亚历山大没有能跑在印度人的前面。当他来到希达斯皮斯河西岸的时候,波罗斯王已经带着群象保护的大军在河对岸严阵以待,共有步兵30000,骑兵4000,战车300辆,战象200头。
    在有这样一支军队当前的时候强渡宽阔的希达斯皮斯河,是十分危险的军事行动。但亚历山大决定冒险偷渡河流。他在河流下游假装企图渡河而不安营扎寨,以吸引波罗斯的注意,却暗地里运送大队人马在河的上游准备渡河。
    渡河的船只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把已在印度河渡口准备好的那些船只拆卸运到希达斯皮斯河边。据阿里安在其《亚历山大远征记》中记载,较小的船拆成两段,那些30桨的大船截成三段,然后装在大车上运至希达斯皮斯河岸。到达后再重新安装起来下水。另一部分船只是皮筏,即把盖帐篷用的兽皮集中起来,作成装满谷壳的皮筏。一切准备就绪后,亚历山大选择了一个最有利的渡河点趁黑夜偷渡,终于渡河成功。
    亚历山大的军队登陆后,打败了防守河岸的小股守军,然后稍作休整,准备同波罗斯的主力军队在希达斯皮斯河边展开大会战。
    (2)波罗斯的战斗部署
    波罗斯王从逃回来的骑兵那里得知亚历山大已经率军渡过希达斯皮斯河,决定率领全部兵力同亚历山大在希达斯皮斯河边展开决战。史密斯博士遵照古希腊作家狄奥多洛斯和库尔提阿斯的记述,对波罗斯抗击亚历山大的战斗部署描写如下:"印度国王率领雄壮的队伍向前开进,为保卫他的国家而抵抗来自西方的大胆的侵略者。200只巨象被一只一只地布置在不下1000名步兵之间,大概排成了8列,组成中央战线。波罗斯王坚信这些特意布署的巨兽会吓倒外国士兵,并使受惊的战马难以驾驭。在象的后面部署着由3万名步兵组成的密集队伍,两翼凸出,步兵纵队在象群中间向前推进。这样,印度军队的阵势与一座城池十分相像,站立的象群有如城池的塔楼,象群中间排列的步兵就像塔楼之间一道道墙一样(狄奥多洛斯,XⅦ,87)。战线的两翼有骑兵和战车掩护。骑兵有4000名,战车为300辆。每辆战车有4匹马牵引,车上载6人。其中2名为弓箭手,位于战车两侧;2名为盾牌手和2名驭者。驭者在战斗激烈的时候,习惯于放开缰绳而用标枪打击敌人(Q.库尔提阿斯,Ⅷ,14)。"每辆战车的兵员数目,另据斯特拉波记载为3人,有2名战士坐在驭者两边。象兵,或在绑在象背上的方箱(如同塔楼)里面,或骑在象的赤背上。
    战象驮有3名战士,其中2名从侧面发射,另一名从后面发射。还有第四人为驭者,手持刺棒以指引战象沿某一方向前进。骑兵手持长矛或标枪,骑马作战。每个步兵都装备有蒙以生牛皮的又宽又长的手盾以及矛和弓箭。弓很大,长短如同持弓者的身高,弓箭手要把弓支撑在地上,用左脚向前蹬压,右手向后用力拉弦来射出箭支。他们所使用的箭支几乎有三肘长,无论盾牌,还是护胸金甲,都不能抵挡住印度弓箭手射出的箭支。
    (3)希达斯皮斯河会战
    亚历山大虽然偷渡过了希达斯皮斯河,但渡河作战的士兵不多,大概步兵有60000人,骑兵4000人,他还有一部分军队留在河的西岸,尚未渡过河流。亚历山大面对印度军队已布置好的阵势,迅速调动一队骑兵发起猛攻,逼迫波罗斯的骑兵紧急改变队形,并且趁着波罗斯骑兵在改变队形而陷入混乱之机,率领另一队骑兵向他们猛扑。波罗斯军队的右翼被打乱了。这时,波罗斯王推进他那构成阵势第一行列的战象,他的败退下来的骑兵于是急急忙忙向他们自己的战象靠拢,好像是要寻找一堵良好的避风墙似的。这时印度象官则驱赶着战象去阻击亚历山大的骑兵。亚历山大于是下令骑兵闪开,让步兵迎战战象。马其顿方阵与印度战象开始了残酷的战斗。亚历山大骑兵把战象四面包围起来,从四面八方向坐在那些古代"坦克"上的象兵射出如骤雨一样的箭支和掷出无数的标枪。于是,虽然勇猛的印度战象左冲右撞,把密集的马其顿方阵冲撞得乱七八糟,但是如雨的箭支和标枪也打伤了许多战象。
    这时亚历山大骑兵与印度骑兵再次对战,结果印度骑兵又感不支,只好又败退到大象那里。可是被亚历山大箭支和标枪打伤的战象感觉疼痛,这些大象胡冲乱撞,践踏破坏。不管是敌是友,都受害不小。而挤在大象四周狭窄地带的印度骑兵都是两面受冲击,因此损失也就更大。很多象官和大象被打死打伤。有些大象由于厌烦,又已无人驾驭,于是在这场混战中也不再躲避,仿佛被临头大祸刺激得发了狂,不停地左冲右突,横冲直撞,践踏破坏,不遗余力。但马其顿部队,由于有回旋余地,可以视情况自行决定:大象冲来,他们就退,大象一逃,他们就追,一直不断地用标枪投射它们。而印度部队却与此相反:他们夹杂在大象之间往后退,正在受到大象更大的伤害。
    见此情景,亚历山大命令骑兵包围敌人,号令步兵重整方阵,把他们的盾牌连接起来作为活动堡垒压向敌人。
    波罗斯的军队开始四散逃命。亚历山大留在河西的军队此时才渡过河来,被派遣追赶波罗斯的败兵。据阿里安记载,印度人在战斗中伤亡惨重,步兵死亡近20000人,骑兵约3000名,战车全部被毁,所有幸存的大象全部被俘。波罗斯王有两个儿子也阵亡在战场上。他本人骑在战象上勇猛作战,直到他受伤而变得衰弱无力的时候,他的象表现出了惊人的聪明和对主人的关心。当主人能作战的时候,它保护他使不受进攻的敌人的伤害,把敌人打回去,但是当它觉得主人因多处受伤而准备下来时,它就小心谨慎地卧在地上,让主人下来,并用鼻子拔出波罗斯王身上所中的标枪。
    当波罗斯王负伤九处被俘而被解到亚历山大面前时,他傲然要求像对待一个国王那样接待他。可是他最终被劝投降,接受了亚历山大的恩赐。亚历山大决心让波罗斯王成为自己的同盟者,对待他非常宽大,不但留给波罗斯王自己的王国,而且让给他一大块被征服的土地。
    希达斯皮斯河会战的最显著特点是象战。战象高大勇猛,如果使用得当,战术得法,会在战场上发挥出巨大的威力。而波罗斯象战之所以失败,主要是因为消极防御和部署失当造成的。波罗斯所布阵法,面对机动灵活、积极进攻的西方军队,不但没有发挥出威力,反而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大象的威力在马其顿弓箭手、投枪手的打击下丧失了,并使夹杂在象群中间的印度步兵(这也是部署上的失策)和撤退到象群后面的骑兵惨遭践踏,处于自相残杀的境地。从波罗斯的失败,印度人吸取了教训,从此以后,布阵战法一般不再采用,逐渐被机动灵活的战术所取代。
    亚历山大对波罗斯的胜利,使邻近的国家和部落自动来归服。亚历山大命令军队休整30天后,又让军队东进,进攻迦达延人及其同盟者据守的桑加拉城。他们对亚历山大军队进行了强烈的抵抗。在攻城时,希腊人战死了100多人,受伤了1200多人。为了报复这个损失,亚历山大在攻破城池后,屠杀了大量守军,并把城市铲成平地。
    可就在亚历山大继续东征,到达印度河最后一条支流——希达西斯河时,军队里突然发生了哗变。战士们对于不断的战斗感到厌倦,而且如他们所知,再往东去,有比波罗斯王国更加强大的摩揭陀难陀王朝。当时难陀王朝的国王达纳.难陀拥有一支强大的军队,据希腊古典作家柯蒂阿斯记载,有骑兵2万,步兵20万,战车2千辆,战象3千头。而普鲁塔克的记载数字更高,据他说,达纳.难陀有骑兵8万、步兵20万,战车8千辆,战象6千头。于是战士们拒绝跟随亚历山大东去,甚至有凯诺斯那样的亚历山大的老战友在内的军官们也请求他放弃继续进军并转回祖国。亚历山大劝说军队,答应胜利后给他们大量掳获物,结果白费力气,他不得不下令撤军回国。
    大军沿印度河而下,于公元前325年回到新都巴比伦,亚历山大东征结束。
    亚历山大的军队对印度人的大无畏精神和军事技术有着极深的印象。他们遇见的对手并非像波斯那样的老弱残兵,他们不得不和有如波罗斯王这样的将领以及桑加拉城的保卫者那样的战士相周旋。在谈到当时印度人的军事技术时,阿庇安认为"在战争的艺术上,他们比当时定居在亚洲的其他民族要高明得多".马其顿军队不肯继续前进,并不仅仅是害怕难陀王朝的强大军队,而主要是基于他们对印度人作战的经验教训。
    印度西北部地区虽然这时仍然处于小国林立的分裂状态,被亚历山大得以逐个击破征服,但这时的印度民族与二百年前被波斯入侵蹂躏情形相比较,他们的民族精神显然有了极大的进步,他们英勇抗战,反对外侮,倾向于内部统一,民族团结心日渐增强,这可能与当时已开始盛行的佛教鼓吹四民平等,阶级关系因此有所缓和有关。
    亚历山大对印度的征战在印度的军事思想和军事制度上都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虽然在亚历山大东征结束以后,印度人逐渐放弃了以前的布阵战法,而代替以机动灵活的战术,但是印度的国王们宁愿照老一套办事,依靠他们的大象和由大量步兵所支援的战车。他们没有想掌握亚历山大的骑兵冲击战术。亚历山大东征印度最重要的后果恐怕是间接帮助印度实现了政治上的统一,并为旗陀罗笈多孔雀帝国的到来铺平了道路。印度西北部曾经长期滞留在摩揭陀的版图之外,如果不是亚历山大摧毁了这些部落和国家军事上的元气,旃陀罗笈多要征服这个地区是相当困难的。因此亚历山大撤军回国之后,就是孔雀帝国建立的到来。


    
    印度列国时代军事的发展(中)

    3.摩揭陀称霸列国与孔雀帝国建立
    摩揭陀的名称,最早见于《阿闼婆吠陀》(Ⅴ,22.14),在这里表示一种愿望,即愿热病侵袭犍陀罗、木劫温特和鸯伽等。它们分别处在西北和东部地区,远离吠陀文化的古老中心。在婆罗多大战时期,摩揭陀由巴利赫德罗陀王朝统治。后来,巴利赫德罗陀王朝的最后一个国王栗朋杰耶被杀,曷利昂伽家族的频毗沙罗登上了摩揭陀的王位,易利昂伽王朝兴起。
    据佛经所述,当佛教兴起之时,摩揭陀国王名叫频毗沙罗(即瓶沙王),他对外采取远交近攻的策略,与犍陀罗、居萨罗等国通好,却全力吞并东邻鸯伽,对内则加强专制统治,以严刑苛法维护王权。据说他治下村镇8万,国土大为扩张。据《大史》记载,频毗沙罗的统治大约从公元前544到前493年,历时52年。频毗沙罗有时被称为Srenika或Seniya,这两个性形容词按注释家的解释,意为"拥有大量军队".频毗沙罗正是以大量军队为后盾,对外又多采取以联姻联系的睦邻友好政策,大大提高了摩揭陀在列国中的威望。
    频毗沙罗都于王舍旧城,为五山所环抱,形成自然屏障。玄奘在《大唐西游记》中称之为矩奢揭罗补罗,或日上茅宫城,因这里"多出胜上吉祥香茅".王舍旧城有内外两重卫城围绕。外卫城修筑在环绕旧城诸山的山脊上,状似中国的万里长城,长约25—30英里。卫城是用巨大的石块垒成。位于南面班根伽隘口的外卫城,高达11—12英尺之间。大部分山脊上的卫城已遭破坏,很少高于7—8英尺,沿外卫城,每隔一定距离还附有实心建筑的棱堡。
    作为外卫城的补充防御设施,还有竖立在各山丘之上的瞭望台和瞭望塔。内卫城则位于群山脚下谷地的四周,周围近4.5英里,现只保留有几段土石相杂的长脊,大多已坍塌残破。王舍旧城大约建于公元前6世纪,而旧城以北不远的地方还建有王舍新城。新城的修建,据玄奘的记载是为了防御来自吠舍厘(跋祇)的北方边患。"以王(指频毗沙罗)先舍于此,故称王舍城也。"此处的王舍城,玄奘亦音译为曷罗阇姞利哂城,实指新城。但玄奘又说:"或云:至未生怨王(阿阇世)乃筑此城。"在《法显传》中却肯定他说:"新城者,是阿阇世王所造。"新城实际上是旧城的一个前哨卫城。此城周围近3英里,围绕城市的石墙几乎完全消失,仅有一部分卫城的城墙还保存着,似在显示着它在古时频繁战争中所起的作用。
    频毗沙罗晚年被其子阿阇世所杀,阿阇世于公元前493年嗣位。他把摩揭陀的首都由王舍旧城迁到王舍新城,积极推行对外扩张政策。最初阿阇世与居萨罗国展开争斗,开始阿阇世获胜,但不久中伏,不得不率军投降。最后两国缔结和约,以联姻方式保持和平共处。
    在阿阇世的对外扩张过程中,最大的劲敌是北方的跋祇国。它是东印度政治联盟(包括末罗、迦尸和居萨罗)的盟主,首领是离车族的国王切特克。
    阿阇世为战胜离车族积极备战,在恒河南岸建一新的城堡,作为战时的前方基地,这就是后来著名的华氏城。在佛教文献中也曾提到建造此城的目的,"此是禹舍大臣(阿阇世的大臣)所造,以防跋祇国。"另外,阿阇世命令大臣禹舍在离车族中间散布不和的种子,破坏跋祇国内部的团结。经过一系列准备后,阿阇世开始对跋祇国发动战争。这次战争从公元前484年一直延续到公元前468年,共达16年之久。最后阿阇世取得完全胜利。离车族被征服后,迦尸也屈服于摩揭陀的统治,东印度政治联盟瓦解,阿阇世成为东印度的霸主。
    公元前414年,希苏那伽在人民反暴政的斗争中登上摩揭陀王位,建立希苏那伽王朝。不久,经过激战,他征服了中印度的阿般提国,跋沙和居萨罗也被吞并。到此时,摩揭陀几乎征服了所有的重要国家,称雄列国。
    但是到公元前346年,摩诃波德摩.难陀杀害希苏那伽王朝的末帝摩诃南丁,建立难陀王朝。难陀王朝迅速扩展领土,直达希发西斯河,占领了北印度的主要地区。北印度基本上在难陀王朝的统治下统一起来。难陀王朝的统一事业,为即将到来的孔雀帝国的一统天下打下了基础。
    难陀王朝雄踞恒河流域,兵强马壮,使入侵的希腊人胆寒。希腊人撤军回国后,难陀王朝也已进入其暮年,北印各地人民起义频繁,政局动荡,于是孔雀王朝的建立者旃陀罗笈多乘机而起。
    据佛教文献记载,旃陀罗笈多的父亲是一个氏族的首领,死于边境冲突中,他幼时孤苦伶仃,靠牧人猎人养大。由于才能出众,被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考底利耶所看重,把他带至犍陀罗国首都坦叉始罗学习。那儿正是希腊人侵占印度首先占领的战略要地,旃陀罗笈多得以见识希腊军旅。他曾走访亚历山大,却因惹怒了亚历山大险遭杀身之祸,逃出来之后便与考底利耶联合召集军队反抗马其顿军队。
    亚历山大撤军回国后,马其顿在印度的统治濒于崩溃。旃陀罗笈多利用这个机会,扩充其军队,并于公元前324年自立为王,开始了反马其顿的斗争。直到公元前317年,才迫使马其顿大将欧德穆斯撤退,旃陀罗笈多光复了印度西北部。
    赶走希腊人以后,旃陀罗笈多在考底利耶的帮助下直接向难陀王朝的首都进军。大军势如破竹,他迅速攻下华氏城,杀死了难陀王朝的末代国王达纳.难陀。
    不久,旃陀罗笈多又再次击退了希腊人塞琉古想收回阿富汗和印度的进军,使孔雀王朝版图及于阿富汗的喀布尔、坎大哈和赫拉特等地,最后他还向南印度进军,使帝国疆域扩展到迈索尔一带,从而在印度史上第一次建立了统一规模最大、开拓疆土最多的奴隶制大帝国,印度史也发展到帝国时代。


    
    西西里王国(三):古列尔莫一世

    6.古列尔莫一世
    古列尔莫一世(1131年-1166年5月7日),西西里第二任国王,绰号“恶人”,是前任国王鲁杰罗二世和王后卡斯蒂利亚的埃尔维拉的第四子,也是卡斯蒂利亚国王阿方索六世的外孙。1154年鲁杰罗二世死后,他统治王国直至身故。
    古列尔莫“恶人”的称号看似不光彩,表现了史学家乌戈?法尔坎杜斯和反对国王的贵族阶层对国王及领导他的官员阶层的偏见。
    (1)早年
    古列尔莫是鲁杰罗二世之子、鲁杰罗一世之孙、欧特维尔的坦克雷迪之曾孙。[1]他长大时,几乎不被指望统治王国。但1138年 - 1148年,他的三个哥哥阿普利亚公爵鲁杰罗三世(英语:Roger III, Duke of Apulia)、巴里亲王坦克雷迪(英语:Tancred, Prince of Bari)、欧特维尔的阿方索(英语:Alfonso of Capua)相继死去改变了一切,尽管直至父王过世,古列尔莫仍然未做好接班的准备。
    (2)为王
    古列尔莫一世继位后,基本沿用父亲晚年的班子,只是罢免了英格兰人托马斯?布伦和提拔了宰相巴里的迈奥尼。迈奥尼出身低微,得到王国的最高官职海军上将后,掌握王国实权。他继续执行鲁杰罗将贵族排除出行政部门的政策,限制城镇自治。教皇阿德里安四世、拜占庭皇帝曼努埃尔一世、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一世则鼓励对王权不满的贵族们发动叛乱。其时古列尔莫尚未得到教皇的认可。
    1155年末,希腊军队攻占了巴里、特拉尼、乔维纳佐、安德里亚、塔兰托,包围了布林迪西。古列尔莫一世的军队在半岛登陆,摧毁了由4艘船组成的希腊舰队,1156年5月28日又在布林迪西击溃了希腊军队,收复巴里。6月18日,阿德里安四世妥协,在贝内文托和古列尔莫一世签订了贝内文托和约,承认古列尔莫的王位,抛弃了叛乱者。1157年夏天,古列尔莫派出一支164艘船的舰队,攻占了欧博亚和阿尔米拉。1158年,古列尔莫和希腊人讲和。
    这些外交上的成功很可能是迈奥尼的功劳,但另一方面,王国在非洲的领地都被柏柏尔人建立的穆瓦希德王朝吞并了,这些地方可能是古列尔莫虑及北方教皇国等的威胁而主动放弃的。
    1156年,在斯法克斯又发生了叛乱,并且迅速蔓延开来。1159年,西西里王国的宦官彼得将军(改宗基督教的阿拉伯人)率领160艘船发起了对阿拉伯占领下的巴利亚里群岛的奇袭,想解马赫迪耶之围,但这次行动却以彼得临阵脱逃告终。彼得没有因此失宠,但西西里王国却不再派兵援救马赫迪耶了。1160年1月11日,马赫迪耶投降,“非洲帝国”就此终结。
    迈奥尼的政策引发了普遍反叛,1160年11月,迈奥尼在帕勒莫被西西里贵族首领马特奥?博内洛谋杀。贵族们早就计划推翻国王。他们希望立国王8岁的长子阿普利亚公爵鲁杰罗为王,重建一个王权相对弱势的政权。
    迈奥尼被杀后,在国王统治初年被剥夺塔兰托的其私生兄弟西莫尼和国王兄长的私生子莱切伯爵坦克雷迪袭击宫殿。国王全家沦为俘虏,仅因曼德拉的里卡多而免于一死。叛军将鲁杰罗游街,并且宣布将在三天后加冕鲁杰罗为王。
    国王一度被叛乱者掌控,他们建议谋杀或仅仅废黜他,但是,民众和军队都忠于国王,国王重新掌握了政权,摧毁了叛军,弄瞎了博内洛,在一次短行军中控制了西西里余下全境,报复了叛军焚烧布特拉的行为。在最初袭击宫殿营救国王的行动中,鲁杰罗意外被箭射死(尽管时刻指摘古列尔莫的史学家法尔坎杜斯称古列尔莫将“不忠”的儿子踢死)。
    (3)晚年
    叛乱平息后,古列尔莫以迈奥尼门下的三个人——法院首席书记阿耶洛的马特奥、迈奥尼的继承者马尔西科的西尔维斯特伯爵、被选为但尚未就圣职的锡拉库萨的帕尔默主教为执政,和平地度过了统治期的最后几年。他成为教皇的捍卫者,对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165年11月,在一队诺曼人护卫下,教皇历山三世在拉特朗宫被拥立。
    1166年5月7日,古列尔莫一世驾崩,葬在巴勒莫主教座堂,后在蒙雷阿莱主教座堂完工后,他被儿子和继承人古列尔莫二世迁葬到那里。
    7.古列尔莫二世
    古列尔莫二世(Guglielmo Ⅱ,1153年12月-1189年),绰号“好人”(The Good),1166年—1189年间为西西里王国国王。他的人格很模糊,缺乏军事进取心,孤僻且好享乐,他在帕勒莫的宫廷生活中很少露面。但他的统治以雄心勃勃的对外政策和有力的外交闻名。作为教宗的拥护者,他秘密与伦巴第诸城结盟,成功抵抗了他们的共同敌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红胡子腓特烈一世。但丁在《神曲》中将他安排在天堂,薄伽丘的《十日谈》也对他有所提及(称他有两个孩子的第四部分,以及第七部分)。
    古列尔莫仅在死后数十年被称为“好人”。这更多是因为他在任内中止了困扰其父任期和在他的继任者任内爆发的战争的内乱而非人品。在霍亨斯陶芬王朝,他的任期被描述为和平和正义的黄金时期。他的数字“二世”是当时就使用的,他本人就使用了。
    (1)母后摄政
    在两个哥哥均早夭后,他才12岁就继承了王位,由母后摄政,1171年亲政前,先后由宰相斯蒂芬?珀尔谢(也是太后玛格丽塔的亲戚)(1166年 - 1168年)、帕勒莫大主教瓜尔铁罗?奥法米利奥、副宰相阿耶洛的马特奥掌权。
    古列尔莫二世的姑母科斯坦察公主据传因被预言“她的婚姻将毁灭西西里”而在童年即作为修女被关在帕勒莫的圣萨尔瓦多教堂(英语:Santissimo Salvatore, Palermo)。1168年,珀尔谢的反对者称国王被杀、他意图让兄弟娶科斯坦察以染指王位,尽管王弟卡普亚亲王恩里科仍然在世。同年,珀尔谢下台。
    (2)婚姻和联盟
    特拉尼大主教伯特兰二世谈判寻求让古列尔莫二世迎娶拜占庭公主却无果,导致古列尔莫二世与拜占庭皇帝曼努埃尔一世在1172年决裂。同年卡普亚亲王恩里科去世,科斯坦察成为古列尔莫二世唯一的王位继承人,但仍被关在修道院里,因此未被求婚。
    1174年和1175年,古列尔莫二世分别与热那亚和威尼斯两个共和国缔结了和约。古列尔莫在1177年2月娶英格兰国王亨利二世的女儿英格兰的琼(英语:Joan of England, Queen of Sicily)(1165年—1199年)为王后,这使他在欧洲的政治格局中有了较高的地位。
    1177年7月,古列尔莫派大主教萨莱尔诺的罗穆亚尔多和安德里亚的鲁杰罗伯爵组成的使团和皇帝签订了《威尼斯和约》。1184年,古列尔莫为了确保和平,将30岁的科斯坦察放出修道院与“红胡子”腓特烈之子未来的亨利六世皇帝订婚,他们于1186年1月完婚,古列尔莫并要求诸侯宣誓以科斯坦察为继承人。这对西西里的诺曼王朝是致命的,做出这个决定可能是古列尔莫想对外征服的缘故。
    (3)与埃及和拜占庭的战事
    无力恢复非洲领地的古列尔莫转攻埃及阿尤布王朝。1174年7月,他与萨拉丁在埃及交战,三万西西里军队在亚历山大港前登陆,但萨拉丁的到来迫使他们在混乱中撤退。1180年拜占庭皇帝曼努埃尔一世驾崩,拜占庭陷入混乱,古列尔莫趁机与之为敌。1185年6月11日,他攻占都拉斯。随后,他据称达八万的军队(其中有五千骑士)向塞萨洛尼卡进军,由200艘战船组成的舰队也向相同目标前进,于路攻占艾奥尼亚群岛如克基拉岛、凯法利尼亚、伊萨卡和扎金索斯。8月,塞萨洛尼卡在水陆夹击下陷落,并遭洗劫,7000希腊人被杀。
    西西里军队随后向拜占庭都城进军,但在11月7日被拜占庭皇帝伊萨克二世由阿莱克修斯?布拉纳斯(英语:Alexios Branas)率领的军队在斯特鲁马河岸击败。1189年,古列尔莫放弃塞萨洛尼卡,和伊萨克讲和,放弃了所有的征服所得。他计划让十字军经由自己的领地,想在第三次十字军东征中扮演领袖角色。他的舰队司令马加里托是和安条克的乔治相仿的海军天才,率60艘船为法兰克人打开了东地中海的通道,迫使此前战无不胜的萨拉丁在1188年春于的黎波里撤退。
    (4)死亡
    1189年11月,古列尔莫在帕勒莫驾崩,没有子女。托里尼的罗贝托在1181年记载古列尔莫有一个早夭的儿子阿普利亚公爵博蒙多。
    他死后,以阿耶洛的马特奥为首的诺曼贵族为了避免被日耳曼所统治,没有支持科斯坦察,而是支持古列尔莫的私生堂兄莱切伯爵坦克雷迪继位。

    印度列国时代军事的发展(下)

    4.列国时代军事的发展
    (1)军事制度
    到列国时代,印度的军队组织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史诗的记载中我们得知,列国时代的国王们已经拥有了一支强大的常备军,并且有很好的训练。军队在兵种建设上,已从吠陀时代的两个兵种,即车兵和步兵,发展到四个兵种,即步兵、车兵、象兵、骑兵。这四个兵种在早期的佛教文献中亦到处可见,例如在《摩诃僧祇律》中写道:"军有四种:象军、马军、车军、步军。象军者,四人护象足,是名象军。马军者,八人护马足,是名马军。车军者,十六人护车,是名车军。
    步军者,三十二人执持兵仗,是名步军。是名四种军。"这四种兵种是古代印度传统的兵种,甚至在公元7世纪的《大唐西域记》中,仍讲"凡有四兵,步、马、车、象".但有时也有六兵种之说,在《摩诃婆罗多》的《和平篇》中记述说:"步兵,骑兵,战车和象,此外又附加以库藏和机械。"库藏和机械当为前面作为战斗部队的四兵种之外的后勤部队。而对于传统的四兵种,在两大史诗中一再强调步兵的重要性,但从《往世书》来看,在四兵种中战车或进而说战车上的战士,在列国时代的战争中被认为起着最显著的和决定的作用。
    这时印度的常备军得以良好的训练。他们要练习攀登、骑马、快速行军、打击、进出堡垒等等,尤其要掌握在象背上的战斗技术、马术、战车驾御技术和弓箭射击技能。士兵们要经常进行检验和参加军事比武。古代印度人认为只有军队经过良好的训练时,他们才能打仗,未经训练的士兵是无价值的,有远虑的人民应当适时地训练他们。
    作为常备军,印度军人大概领有固定的、正常的薪俸。在《摩诃婆罗多》的《大会篇》中,那罗陀告诫说,应及时向士兵发送俸给,一刻也不得延宕,否则将对国家是无益的。在《摩诃婆罗多》的《萨薄篇》和《和平篇》中也提到,在远征前夕要提前向军队全体人员发送额外津贴,还对阵亡士兵的家属赠予粮食。在《往世书》中,士兵的正常薪俸被当作头等重要的大事。
    关于军队的编制,在《摩诃婆罗多》中有不少反映,但各篇介绍不一致,无法从中推断出一个统一的军事编制规则。据《初篇》反映,一头象、一辆战车、三匹马和五名步兵组成一个小分队,称为波特提;三个波特提组成一个塞那穆克;三个塞那穆克组成一个怙勒摩;三个怙勒摩组成一个哥纳;三个哥纳组成一个瓦黑尼;三个瓦黑尼组成一个普利特那;三个普利特那组成一个杰穆;三个杰穆组成一个阿尼吉尼;三个阿尼吉尼组成一个阿克绍希尼。
    阿克绍希尼是最大的军事编制单位,如同罗马的军团,包括21870头战象、28170辆战车、65610匹马和109350名步兵。以三三编制组成的各部队最终形成一个阿克绍希尼麾下的整个军队。
    但在《备战篇》中又反映了另一种军队编制方法,认为由500辆战车和500头战象组成一个塞那,十个塞那组成一个普利特那,十个普利特那又组成一个瓦黑尼。这样,瓦黑尼的总数将达到10万,由5万辆战车和5万头战象组成。
    在《和平篇》中却又介绍了另一种军队编制方法。这样,史诗各篇反映不一,我们又未发现别的史料文献,古印度军队编制方法难以解释清楚。
    古代印度人喜好布置阵法作战,而且阵法多种多样,在《摩诃婆罗多》所描述的大战中,般度族就经常变换他们的阵法。他们经常采取的阵法有针阵、苍鹭阵、鹰阵、鳄鱼阵、圆阵、雷电阵等等。有的学者对《摩诃婆罗多》介绍的阵法经过严密的考查认为,在摩诃婆罗多战争中所采用的阵列,至少存在四种一般的运动形式,即圆形的、弯曲的、分散的和密集的,同中世纪英国的纵深密集队形差不多。在佛教文献《四分律》中也提到阵形时说:"阵者,四方阵,或圆阵,或半月形阵,或张甄阵,或函相阵。"布阵的战法,到孔雀帝国时代已退居次要地位,而代之以新兴的利用战争策略来克敌克列国时代的国王们仍然发扬利用军旗和军乐来鼓舞战士士气和斗志的传统。此时的军乐器主要有贝壳、小鼓、罐鼓、铜钹和阿纳卡等。作战和行军时,古印度也如中国一样,军旗到处飘扬。《摩诃婆罗多》把军队就称为Dhvajini,意即"旌旗的队伍".古印度还有乐器发号施令指挥战斗,用吹海螺的声音表示战斗的开始,日落后的鼓声表示战斗的结束,出征时则以敲铜锣为令。
    (2)行军和野营
    印度军队的行军和扎营很有特色。《摩诃婆罗多》和《往世书》中都介绍了军队行军的原则,当进攻的准备不足或和谈正在进行时,应采取慢速行军,否则应采取急行军。军乐和战鼓齐鸣是印度军队行军的经常特征。在《摩诃婆罗多》的《备战篇》中对般度族军队的行军有生动的描写:"由四种传统的兵种组成军队,在激昂的海螺声中,在擂鼓和不断高声呐喊中参差不齐地行进。身着全副盔甲的怖军和若干骑兵作先头部队走在队伍的前面。第二队是普罗波德克和般阇罗。国王位于行军纵队的中央,前后护拥着装满粮秣、帐篷、财宝箱、武器和机械的大小车辆。紧随国王之后前进的是以骑兵为首的主力军队。军队的运动引起那样惊人的响声,'像是新月之日高潮涌来那样深沉的吼声'."伴随着般度族军队的还有由医生和护士组成的野战卫生队。当行军停止、决定扎营时,一般要选择靠近森林或河边的地方。在《摩诃婆罗多》的《备战篇》中曾对居楼族的营地作了以下描述:"在占地五由旬多的宽阔的地域内,还包括有无数帐篷和贮存有粮食和武器的大帐篷。营地周围还有轮流值班的军队担任哨兵和巡逻的任务。除了战斗人员之外,两个营地(居楼族和般度族)还住有大量的和混杂的非战斗人员的队伍,如吟唱诗人、颂扬者、祭司、拍卖者、商人、妓女和妇女行列。"
    (3)兵器和防护装备
    在列国时代,印度人的兵器的种类多种多样。在《往世书》中曾提到,苏姆波进军时带有86种不同的武器和84种不同的棍棒。
    有的学者在经过深入研究后,提出一些比较常见和重要的兵器有弓、箭、矛、标枪、锤矛、攻防机械、战斧、铁饼,通常设置在堡垒或城堡的墙开口门上的百火神箭以及武器等进攻性兵器,还有盾牌、衣甲、金属盔甲、护颈、射箭手套等防护装备。
    这些进攻兵器的防护装备因兵种而异。骑兵佩有剑和长矛;步兵主要持有矛、斧、弓箭和匕首;象兵主要使用弓箭,也佩有剑和斧,以便需要时使用;车兵则主要使用弓箭和标枪。因衣甲装备既沉重又昂贵,因此步兵和骑兵很少身披甲胄。而车兵和象兵则往往使用甲胄护身,因为他们在战场上是打击的主要目标,随时有遭受弓箭射杀的危险。
    (4)史诗和文献中的军事法规
    从列国时代起在印度出现了为一般所公认的军事法规。史诗和别的文献中提供了宝贵的军事法规资料,接近于现代国际法所规定的战争法。它注重强调不打击没有武器的、力不均衡的和倒下的敌人;惩罚破坏纪律和背叛者,奖励有功人员;对战俘实行人道;在特定条件下不掠夺敌人财物,对战斗人员和非战斗人员区别对待等等,闪耀着人道主义的光芒。史诗中记载了某些重要的法规如下:身穿甲胄的战士不应同未着衣甲的刹帝利战斗(《摩诃婆罗多》《和平篇》)。
    骑兵不应攻击车兵。这一原则的根据是战斗应在均等的条件下进行(《摩诃婆罗多》《和平篇》)。
    不应使用带毒的和带钩刺的箭。不应用箭射杀无助的、麻木的或战败的人(《摩诃婆罗多》《和平篇》)。
    不应杀害因恐惧而藏匿起来或只是个旁观的非战斗人员(《罗摩衍那》《战斗篇》)。
    不应杀害一个放下了武器而求饶的敌人。应优待战俘。应给予成为战俘的未婚女子以周到的待遇,直到一年后遣送她们回家(《摩诃婆罗多》《和平篇》)。
    对头发散开的人,对面向别处而不是面向对手的人,对合起掌来既无箭又无甲胄的人,对武器损坏的人和婆罗门,不应杀害(摩诃婆罗多》《迦尔纳篇》)。
    有病的和受伤的人,应给予照顾(《摩诃婆罗多》《和平篇》)。
    法典不允许在交战中暗箭伤人(《摩诃婆罗多》《沙利耶篇》)。
    在《往世书》和《摩奴法典》中也有类似军事法规的记载。例如《摩奴法典》第7卷的第90至93条写道:"战士在战斗中决不应该对敌使用奸诈兵器,如内藏尖锥的棍棒,或有钩刺的、涂毒的箭,或燃火的标枪。"(第90条)"自己乘车时,不要打击徒步敌人,也不要打击弱如女性或合掌求饶,或头发苍苍,或坐地,或说'我是你的俘虏'的敌人;或在睡眠,或无甲胄,或裸体,或解除武装,或旁观而未参加战斗,或与他人厮斗的人;或武器已坏,或苦于忧伤,或负重伤,或怯懦,或逃走的敌人;要记取勇兵的义务。"(第91—93条)在记述这些军事法规后,法典认为:这就是关于武士种姓无可非议的和首要的纪律;刹帝利在战斗中杀敌时,决不可违犯它。"在《往世书》中甚至还提到,除非在十分必要的情况下,不得掠夺或破坏敌人的财产。
    印度史诗和其它文献所规定的这些具有人道主义精神的军事法规,在古代世界还是罕见的,它们充分表现了古代印度人民从事战争的鲜明特色,是古代印度军事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夏王朝军事

    1.启建夏与甘之战
    夏王朝的建立者为启,实际在启的父亲禹之时就已为他打下了立国的基础。
    禹早年率领民众治水有大功,提高了自己的声望,晚年则致力于王权的建立工作。其手段一是发动对三苗的战争并取得了胜利,接着,在淮水中游的塗山,大会夏、夷诸部众多邦国和部落的首领,史称"塗山之会",即所谓"禹合诸侯于塗山,执玉帛者万国",诸侯们皆对禹朝贡,行臣服的礼节。"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禹俨然如君主,原始平等关系基本消失了,凌驾于社会公职之上的王权已初步形成。再者,在权力的移交上,禹也采取了手段。传说禹晚年在部落联盟酋长议事会上,先后提出均曾担任过重要公职的皋陶和伯益作为自己的继任人,但皋陶先禹而死,伯益任职很短,威望尚不很高。禹同时培植自己儿子启的势力,多数的诸候、首领有大事找启而不找伯益相商。
    禹死后,启继立。伯益与启争夺王位而被杀,这就是《竹书纪年》中所说的"益干启位,启杀之"。和"益干启位"差不多同时,由于传统的"禅让"观念尚有影响,夏西方的同姓(姒姓)诸侯有扈氏(今陕西户县)也起兵反对启继位,启亲率大军讨伐之,发生了著名的"甘之战"(一说户县西部有古甘水为证,另说甘在今洛阳西)。启声称有扈氏犯了"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大逆不道的罪行,他要"恭行天之罚"(即代天行事),要"剿绝其命"。命令部属按照一定的作战位置努力战斗("左攻于左,右攻于右,御其马之正。"),并规定"用命,赏于祖"(认真执行战斗命令的,便在祖庙祭祀中给予奖赏)。否则,"弗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汝",即在社坛前予以惩罚。经过启这番战前动员后,士气倍增,大败有扈氏于甘。有扈氏全体成员从此沦为"牧竖"(牧业奴隶)。有扈氏败亡的原因,是"为义而亡,知义而不知宜也",即只知墨守旧"义",而不能顺应时"宜"。夏启杀伯益,灭有扈氏后,召集钧台(相传今河南禹县)大会,史称"钧台之享",这是继"塗山之会"以后又一次重要的朝会,"所以示诸侯礼也,诸侯所由用命也"。甘之战,是确立奴隶制王权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战。启排除了原始公社制度和坚持这种制度的守旧势力的干扰,从此,"大人世及以为礼",开始了我国历史上的"家天下"的局面,巩固了王权,确定了世袭制度。
    2.后羿夺位与少康中兴之战
    夏王朝建立之初,国家机器还不很完备,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之争也很激烈。启死后,子太康继立,夏王朝内部发生内讧,先有"五子"(启的五个儿子)争立,接着又有武观叛乱。这都引起人们对夏王朝的不满和怨愤。
    东夷有穷氏的首领后羿,乘机"因夏民以代夏政",攻入夏都,赶走太康,史称"太康失国"。后羿当了国王。后羿残暴而听信谗言,治国无方。不久,被其亲信寒浞(音茁)杀死,寒浞取代之。
    太康死,弟中康立。中康子相继位后,投靠同姓斟灌氏和斟寻氏,又为寒浞所攻杀。相之妻怀孕,从墙洞爬出,逃归母家有仍氏,生少康。
    少康长大后,在有仍充当牧正之职。动荡的政治经历激起他从小立下复国之志。寒浞之子浇派人追捉少康,少康逃往舜后代有虞氏,有虞氏君主虞思很器重少康,用他为庖正,把两个姚姓的女子给他做妻,还封给分纶邑。少康在此,"有田一成,有众一旅"。积极召纳夏的余众,作恢复夏王朝统治的准备。夏的贵族名叫靡的,密切配合少康,收集"二斟"的残存力量。
    最后,经过反复的斗争和较量,以少康为代表的夏王室,终于灭掉寒浞父子,赶走了东夷军队,由少康称王,重新恢复了夏王朝的统治地位,史称"少康复国",又称"少康中兴"。"少康中兴"之战的历史意义远远超出了"复国",更重要的是使初建的奴隶制得到巩固。作为原部落首领的后羿、寒浞和东夷人代表的是落后的社会制度和生产关系,他们入主夏土,给夏境新建的奴隶制秩序和社会生产力带来了极大的破坏。少康中兴之战的胜利,制止了这种破坏的继续和蔓延,使中国古代文明在初建不久得以重新巩固下来,一直延续到今天。
    3.夏王朝的鼎盛与衰落
    "少康中兴"以后,夏王朝的统治开始稳定下来。少康之子季杼继位后开始大规模地对东夷用兵,夏王朝的势力和影响已达黄河中下游大部分地区以至准河流域,促进了这些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以及华夏族的形成,达到了夏王朝的鼎盛时期。
    夏王朝到了帝孔甲时,开始衰落,因为他"好方鬼神,事淫乱。夏后氏德衰,诸侯畔(叛)之"。他的淫乱暴虐激起了民众的反抗,也引起了不少诸侯的叛离。"昔孔甲乱夏,四世而陨"。
    孔甲三传到桀(履癸)。桀是历史上有名的暴君。"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民怨沸腾,咒骂夏桀"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你哪天完蛋啊。我们宁愿与你同归于尽!)。夏桀为转移视线,召集"有仍之会",妄图加强对方国的控制,结果适得其反,有缗氏在会上就起兵反抗,夏桀发兵伐有缗,虽勉强压服有缗,但进一步陷入孤立,军力大衰,史称"桀克有缗,以丧其国"。
    正当夏桀残暴害民、危机四伏之时,东方的商部落悄然兴起。组成商部落的商族,子姓,到与夏桀同时的商汤,发展成为黄河下游的一个强大的方国,由夏的驯服属国变成了足以与之抗衡的强大对手,夏朝的灭亡指日可待了。
    4.夏朝——中国奴隶制军事制度的发生期
    夏代是中国以领土和财产为基础的奴隶制军事制度的发生期。夏代还带着浓厚的原始氏族社会的遗迹,由于以族为单位的血缘团体仍是社会组织的基本细胞,在军事上就体现为仍存在着为数较多的以血族团体为基础的氏族武装。这样夏代军队就由以领土财产为基础的奴隶制国家军队和以血缘团体为基础的族兵两部分组成。
    夏朝的国家军队是平民兵。平民兵是征发夏族平民而组成的军队。这是当时军事力量的主干。这种平民兵制度,是由军事民主制时期氏族成员战时从戎的惯例发展而来的。平民有自己的土地,平时耕种,战时出征。《左传.哀公元年》记载:少康在观,"有田一成,有众一旅",一成之田自当是分配给一旅之众的,表明这些"众"即平民是以耕种土地为生的;但又以"旅"的形式组织起来,则表明具有军队的职能。
    由于血缘纽带的残留,当时的"族"的规模很大。这些族的族长同时又是夏王朝的命卿,他们往往凭借自己的雄厚人力、物力、自行组织军队,这就是族军。如太康失国后,其孙少康正是在同姓贵族斟寻氏、斟灌氏等宗族的帮助下,才得以复国的。这几个宗族的武力就是由宗族兵组成的。
    此外,夏代还有夏王的护卫制。护卫兵制由军事民主制时代的扈从队制度发展而来。它的来源,主要是贵族子弟,还有少数是王的亲信。如《左传.哀公元年》记载后羿被其家众杀死,这些家众就是后羿的护卫兵。
    在兵种组成上,夏代的兵种包括步兵和车兵两种。而这两种兵种多是采取协同作战的方式的。
    《世本.作篇》谓:"奚仲作车",奚仲是夏时的人;《左传.定公元年》载:"薛之皇祖奚仲,居夏以为夏车正。"车是否由奚仲发明,难以断定,但从《左传》所载来看,至迟夏代已有车,并且设有"车正"一职来管理,表明当时车的产量已有一定规模。这些车,除用于贵族的乘驾、畋游之外,大部分当是用于军事方面的。
    步兵是由来已久的兵种。在夏代,虽然战车已经出现,但很可能还存在步兵独立作战的情况。但在多数情况下,是采用车步兵结合的方式,这种作战方式较之单纯的徒兵作战,无疑战斗力大为提高,因而是一个进步。
    作战中,兵车在前,徒兵紧随其后,即所谓"车驰、卒奔"。战车上一般乘坐甲士三人,《尚书.甘誓》:(启命曰):"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马之正,汝不恭命""郑玄注"攻,善也","左,车左,右,车右。"车左,车右,再加上御手,恰好为三人。至于每辆战车配置多少徒兵以随其后,则无从得知。
    关于夏代军队的编制,我们知道的也很少。根据在氏族制社会晚期,人们为了固定居民组织,往往取一整数作为居民编制的进制单位。各民族大多以十作为进制单位(这似乎是个普遍的现象),夏代承袭氏族制而来,无疑仍保留着这种十进制的氏族组织,由于实行兵民合一的兵役制度,因而,这种编组方式也影响到军队的编制。只是限于史料,无法弄清具体情况。据"左传.哀公元年》:少康"有众一旅",表明"旅"是当时的一个军事编制单位,杜预注认为旅为五百人,是不对的,因为五进制是春秋以来才出现的。这一旅之众要平分一成之田,一成相当于十平方里。据此,估计旅的编制以千人为宜。
    夏代军队组织"寓兵于农"的特点,表现在军队的各级将领身上,就是"寓将于卿",文武不分职。贵族官僚在平时管理庶务,战时即兴兵典戎。《尚书.甘誓》说:"大战于甘,乃召六卿"中的"六卿",即属此例。
    军事的最高领导权操纵在王手中,而王也经常亲自出征。这主要由于军事民主制下部落首领的军事职能这一特点的残余的影响尚未消除。
    夏代的军事制度,处于不完善的草创阶段,但已粗具规模。由于后来的商、西周时代的经济状况、社会结构等与此期相比没有实质性的变化,因而,这一时期军事制度的几个基本特点如车步兵结合、兵农合一、族兵制、十进制的建制单位、军赋制度、军队领导体制等,均被商、周所沿袭,并在此基础上得以发展和完善。


    
    中国商王朝军事(上)

    1.鸣条之战与商建国
    商汤作为一代明主,任用著名贤臣伊尹和仲虺为左右相,积极作灭夏的准备。在政治上,针对夏桀的暴政,采取"以宽治民"的政策,争取民心,扩大影响,很快得到那些苦于夏桀奴役的小方国的拥护;经济上,努力发展农业和牧业,积极开展内外经济交流,增强实力。
    军事上,商汤采取严密的步骤。为了察明夏桀的内部情况,商汤先后两次派伊尹打入夏朝内部,得知社会上流传着"上天弗恤,夏命其卒"的民谣,夏桀已处于天怒人怨的危机状态,便开始了伐夏的军事行动。
    商汤首先采取逐个剪除夏桀羽翼,灭掉夏的与国、孤立夏桀的战略。第一个征服的是葛(今河南宁陵县北)。葛在商之西,是通往夏都的必经之路。为了争取它的归服,汤多次馈送粮食和牲畜给葛,并派人前去助耕,都被葛君拒绝。后来,汤以葛君杀害送饭的儿童为理由出兵灭葛,取得了攻夏的第一个胜利。接着又用重兵灭掉了夏在东方的与国——韦(今河南滑县东)和顾(河南范县东)。这样,不仅大大增强了商的军事力量,还大大提高了汤的威望,四海之内都赞扬他的军队是正义之师,打仗非为掠夺财物,各地老百姓像"大旱之望雨"一样盼望商汤的军队,从此,"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包括灭掉夏在东方最有实力的与国——昆吾(河南许昌),打开了直接伐夏的道路。
    为了准备直接灭夏的战争,商汤召集会盟,联络同盟军,又采纳伊尹的建议,用停止向夏桀纳贡的办法,试探夏桀的反应。夏桀此时尚能调动九夷之师,准备讨伐商汤,商汤见夏桀威势尚存,"谢罪请服,复入职贡",暂表假意臣服。
    为在举兵以前进一步察明夏的内情,伊尹再次赴夏都,了解到夏桀残暴诛杀关逢龙等忠臣及对众叛亲离的恐惧心理,立即回报于汤。汤再行停止对夏桀的贡奉。桀召集九夷之师讨汤,并召集诸侯在有仍会盟,结果,不仅"九夷之师不起",而且有缗氏公开反夏。这时,汤认为伐桀的时机完全成熟,遂决心出师一举灭夏。
    商汤出师时,举行誓师动员大会,宣布他是奉上天之命伐桀。要求部属尽心辅佐他,然后他大大地赏赐这样的部属,"朕不食言";否则,"尔不从誓言,予则始孥戮汝,罔有攸赦",即说如果你们不服从我的命令,我就要惩罚你们,或杀死你们,或让你们当奴隶,决不宽恕。
    内部早已分崩离析的夏王朝统治者,得知商汤出兵,仓惶西逃至豫西地区。商汤率师渡过黄河,大兵压境,夏桀率师离开都城仓促在鸣条迎战,汤师勇猛冲突,桀师迅即溃败,桀逃往南巢败死。
    鸣条之战的胜利,意味着商代夏的开始,因此商汤和伊尹对此战非常重视,为了夺取此战的胜利作了长期的准备,采取了正确的战略方针。他们善于争取和把握有利的战机,实行了争取民众和属国的正确政策,开展了战前的政治攻势,是中国军事史上决战速胜的最早战例,在军事史上也有很重要的地位。夏桀政治上暴虐、腐败,丧失了民众的拥护和属国的支持,内部分崩离析,是其失败的主要原因;桀遭汤进攻时,不知利用都城坚壁疲敌,却仓促出城,迎强猛之敌于野外,犯了兵家之大忌,为汤军提供了速战速胜的条件。
    2."武丁中兴"与商朝极盛
    商汤灭夏建立商王朝后,国势获得迅速发展,周围小国纷纷臣服,尊商王为共主,形成"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的强盛局面。
    到第十一王仲丁时,统治集团内部出现诸子弟争立的"九世之乱",削弱了商王朝的统治。一些方国部落乘机摆脱控制,起兵扰商,商王朝出现混乱局面。
    第二十五王盘庚继位后,为了解决内忧外患,振兴商朝统治,迁都于殷,"行汤之政",从此,商王朝政治走向稳定,为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商从此后又称为殷或殷商。
    第二十三王武丁。相传他少时曾生活在民间,了解"稼穑之艰难"。即位后,任用奴隶出身的傅说为相,励精图治,使商朝各方面发展起来。
    当时商朝努力巩固和发展奴隶制,与周围日益强盛起来的以掠夺战争为正常职业的方国部落的冲突必然激烈。其中地处西北,以羌人为主体的西戎诸部常侵入殷之西北,掠夺庄稼、牲畜和人口,尤其是收获季节,抢夺更加频繁。有时分别出动,扫荡邑落;有时结成联盟,合兵侵掠,使殷西北边境严重不安。还有一些小方国也乘机时服时叛,经常以各种借口拒绝职贡,甚至兴兵作乱。因此,武丁伐迫连续多年四方用兵。据甲骨文的记载,武丁征代的对象包括上百个方国部落,有时几条战线同时作战。其中以伐鬼方和方的战争最为重要与激烈。
    鬼方大约在今陕北和内蒙一带,是诸部中势力比较强大的一支。"高宗(武丁)伐鬼方,三年克之"。伐方的战争是商代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从甲骨卜辞分析此战发生在武丁后期。甲骨文中有关方的占卜数量很多。据考证,其活动地区约在今晋陕北部和内蒙河套地区。方原臣服于殷,武丁时逐渐强大起来,雄据西北,成为一些游牧部落反殷联盟的首领,曾带领羊方、方并联合土方屡屡进犯。这种进犯虽一般规模不很大,却很频繁,不仅庄稼、人畜常被掳掠,而且往往造成边境地区的奴隶乘机逃亡或反抗,对殷构成很大威胁。因此,武丁伐方战争历时长,费力大。甲骨文中所载一次用兵一万三千人,就是伐方,这是前所未有的用兵规模,超过了对其它任何方国部落的用兵。
    战争进程中,武丁始终十分重视敌情,不仅命令驻守西境的武官和地方行政长官严密监视方,还调集"多仆"和数千士兵专门负责守望。对具体作战方案,更是进行细致筹划,如方军队出动,是否由殷王亲自率师迎击,其遁走是否要乘胜追击,军队如何部署,将领怎样委派等都要经过反复的占卜,说明武丁对方用兵始终持以慎重求必胜的方针。这是武丁征伐方取胜的重要原因。战争断断续续进行多年,基本上解除了方对殷的威胁,到武丁子祖庚在位时,擒获了方首领,最终结束战争。
    武丁对扰边的方国部落用兵作战,根据对作战对象取胜的难易程度,往往慎重选派军事统帅与将领。方是殷长期的劲敌,因此,武丁每每亲率大军伐髳方,任用仓侯虎伐方,令妇好伐龙方,又征羌方,讨马方,克基方等等,互相密切有力配合。其中妇好是我国古代第一位著名的女将军,她是武丁的王妃之一,或独立作战,或协同将领会战,长期协助武丁征伐、镇守在边地。妇好墓中人殉和礼器很多,正是商王对她赫赫战功的褒奖。
    武丁对秦岭以南江汉地区的荆楚、江淮一带的群舒和淮水下游、山东沿海一带的夷方,也曾用过兵。因为这些地区的方国部落在政治上也表现出比较强烈的离心倾向,所以,商王朝对这些地方也有时诉诸武力,进行征服。
    "挞彼殷武,奋伐荆楚,罙入其阻",就是武丁时期比较重要的一次南征荆楚的战争,影响颇大,从此,商代对南方的统治力量,由沿长江一直深入到今湘赣一带。
    武丁对四方的征伐战争解除了西北部的边患,扩大了商王朝的疆域和影响,使商王朝的发展进入极盛时期,成为当时世界范围内著名的奴隶制强大国家。武丁死后,其庙号冠以"武"字,被尊为"高宗",受到殷人的极大崇敬,成为上古一代名君。
    3.征伐东夷与商朝灭亡
    商朝末年,商王武乙、文丁、帝乙、帝辛(纣)相继在位。这四王都喜用兵作战,讲究武功。因此,前三王的庙号均冠以"武"字,如武乙称武祖乙,文丁称文武或文武丁,帝乙称文武帝或文武帝乙,即是明证。纣因是亡国之君,故无庙号,他在位期间,经常发动战争,其中最著名的是伐东夷之战。
    东夷历来与中原王朝(夏、商)有接触,武丁时更"分迁淮、岱、渐居中士",与商王朝经常发生正面冲突,至商乙、帝辛(纣)时终于发生了几场大规模战争。
    纣征东夷的起因,相传是纣在黎举行军事演习,东夷拒绝参加,纣乃大怒,发兵讨伐。实际真正的原因,是当时商直辖的本土上阶级矛盾已十分激烈,"小民方兴,相为敌仇",纣为转移视线,发动了对东夷的大战。纣伐东夷的具体情况,史无明确记载,但从俘虏了"亿兆"夷人的战果来看,规模是相当大的。
    纣讨伐东夷这类战争,是企图巩固和扩大商王朝统治的战争,它对于保护中原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扩大中原先进文化的传播范围,加速各民族间的融合,客观上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此战带有很大的野蛮性和掠夺性,东夷人的财物、牲畜遭劫掠,纣对战争俘虏采取奴役和杀戮政策,加剧了与周围方国的对立和仇恨。这与商汤伐夏桀全然不同,既反映商后期国力兵力的强大,也反映了商后期政治上的反动腐朽,是纣在搞穷兵黩武,虽取胜但耗尽国力。
    东夷的地形,交通不便,商军出征距离甚远,此战中产生了先遣队的战斗组织。先遣队为主力军进军开辟道路,扫除障碍,保障了主力军的顺利前进,这是军事史上的一个创举。商军又用"乘马服牛"作长途运输工具,由中原通往四方的道路也由此得到迅速开辟。
    正当商纣王率精锐之师征伐东夷连取胜利、踌躇满志之时,周武王率领的联军突然出现在商郊牧野,商军一战即溃,纣王自焚身死,商朝随即灭亡,周朝建立,取而代之。


    
    中国商王朝军事(下)

    4.商朝——中国奴隶制军事制度的发展朝
    商王朝在国家结构上实行内、外服制。概言之,内服是王朝直辖的地区,外服是诸侯的领地。《尚书.酒诰》中提到的侯、甸、男、卫、邦伯,都属于外服的诸侯。内外服制的国家结构影响到军事制度上,商朝存在王国军与方国军两类军队,王国军是中央部队,方国军是地方部队。而方国军具有很大的独立性,常对王国叛服。于是商朝的军队组织也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存在以地域组织为基础,以"师旅"为单位的编制系族;另一方面,又存在着以血族团体为基础,以"族"为单位的军事组织。
    (1)军队的构成
    商朝有平民兵、族兵和王的护卫兵。
    平民兵即王国军,是由平民即"众"、"众人"组成的队伍,是当时的主要军事力量。卜辞中经常提到的"师"、"族"即是指平民兵而言。
    族兵即方国军。卜辞中常见"王族"、"多子族"以及"三族"、"五族"等出征的记载,他们自然都属于族军的范畴。区别在于:王族由商王的族人组成,多子族由子姓(即与商王同姓)贵族的族人组成,而"三族"、"五族"等泛称,很可能是指一般异姓贵族的族军。这些贵族建有各方国,以其族兵为方国军队,具有很大的独立性。
    商代可能还存有王的护卫兵,他们可能是从贵族子弟的精良者中入选的。但卜辞中没有直接记载。
    (2)军队编制
    关于族军的编制,没有明确的材料。现仅就王国军即平民兵的情况作一介绍。
    据卜辞,知当时有"师"、"族"等编制单位。如:A、王乍(作)三(师):右、中、左。B、王其令右旅眔左旅见方。
    由卜辞A得知,师通常分为右、中、左三组;卜辞B提到右旅、左旅,则似当有中旅。这种三分法主要是为了适应战阵的需要,因而不是进制单位。
    旅应是师的下一级编制,这在卜辞中没有明确证据。但《诗.小雅.黍苗》有"我师我旅"之句,则师是高于旅的,这首诗反映的是西周时的情况。
    由于西周军制是承袭殷商而来,故据周制上推,可知殷商军制亦如此。
    师的长官称为"师长",或称"师氏"。旅的长官,名称不详,有人认为是《尚书.牧誓》中的"亚旅",但似嫌没有充足证据。
    那么,师、旅所辖人数为多少呢?《牧誓》中依次提及"师氏、千夫长、百夫长",而当时的编制是以十为进制单位的,则师当为万人,旅级很可能是千人,千夫长也很可能就是旅的长官官名;此外,百夫长之下当有以十人为组的建制;十之下,可能有"伍"的组织。
    综上所述,商代的军队编制可图示如下:师——旅——百夫——十夫——伍
    (万人)(千人)(百人)(十人)(五人)
    (3)兵种
    殷商时期的兵种较夏代而言,没有太大变化,仍以战车、步卒为主。《论语.卫灵公》载孔子语:"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孔子将三代各自典型的东西列举出来,表明殷人制车(辂)的技术水平极高,甚至连周人都望尘莫及。此外,甲骨文中有许多"车"字的象形字,从中也可以略见当时战车的风采。战车的质量、数量的提高,无疑是车战规模扩大的主要标志。
    步兵,人数最多,是军队的基础力量。一般情况下,是车步兵配合作战,但卜辞中有不少"步伐"、"步"(作动词用)的记录,据此,则当时尚保有步兵独立作战的方式。应该指出,商代的这种步兵,与春秋时兴起的建制步兵在本质上有所不同,春秋时的步兵是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而从车步兵配合作战的方式中分化而出的,商代的步兵,应是氏族制时代的步兵兵种的子遗。其原因可能有二:一是传统的步兵独立作战方式的影响;二是战车数量不够配备全部的步卒。
    战车的编制,一般是五辆为一组,一辆领头,其余四辆排成方阵。殷墟宗庙遗址出土的五辆战车,即如此排列。这种五车一组的编制形式似乎与夏代不同。每辆战车一般配置三名武士,其中一人驾车,一人执戈,一人执弓矢,其后跟从步卒十五人,殷墟宗庙遗址出土的一辆战车,有十五人陪葬,他们生前当是跟从此车的徒兵。
    车徒步结合,决定了当时作战只能采用战阵的方式。因而,两军对垒,就要选择开阔平坦的原野,作为角逐的战场,《左传.僖公二十二年》载宋襄公语:"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即不据守险要。商代的情况正是如此。
    商代可能已出现了骑兵。前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第十三次殷墟发掘中,发现一座人马合葬墓(M164),包括一人一马,一套兵器,据此,有人认为死者生前系骑士。如果真的如此,则骑兵之制不是始自战国。但考虑到当时的社会条件、自然条件,骑兵的规模不会很大。
    (4)军事训练
    由于平民兵是靠兵农合一的方式组建起来的,因而不可能像后世常备军那样进行长期的、专门化的军事训练,而只能是在农闲时节举行不定期的军事训练。卜辞中有"振旅"的记载,即指军事训练。《左传》中曾提到春蒐、夏苗、秋狝、冬狩的军训制度,这是晚出的、且较规范化的制度。但在商代,尚没有明确的四季划分,当时只是将一年分为春年、秋两季,至西周时仍然如此。因而,当时的军训,大概亦即以两季举行。
    军训的方式,仍保留较原始的特征,即通过狩猎来进行军训。《左传》所说的蒐、苗、狝、狩、名称虽异,就实质而言,都是围绕畋猎进行的。《左传.昭公四年》:"商纣为黎之蒐,东夷叛之",则商代当有"蒐"的名称。
    卜辞中没有直接的关于军训的资料,但有关畋猎的资料却不在少数,这些畋猎自当含有军事训练的用意。
    族兵由于隶属于方国宗族,因而,有可能作一些经常性的军训,不过,其训练方式,大概同平民兵一样,都以畋猎的手段进行。
    王的护卫兵属于常备兵,最为精良,采取经常性的训练方式。卜辞中有"序教"的记载,其对象即是王的卫士。
    (5)军队领导体制
    殷商时期的国家结构带有明显的部落联盟的色彩,王国维认为商王不过是"诸侯之长"而已。因而,在军队领导体制上,当时的军队领导权是分散的。除了王国军,非但畿外诸侯的军队,商王操纵不得,即便是畿内贵族的族军也有很大的独立性,商王只能以族为单位征调他们,而不能自行对他们重新编组。
    当时的王权还残留有部首领的特点,即以军事作为自己的主要职能。卜辞中常见商王亲征的事例,再就是派太子或后妃率军出征。后妃中,妇好即是最有名的一个。商王这样做的目的,无疑是为了加强王权。此外,大多数情况下是命将出征,出征前要举行授将以"册"的仪式,以表明将的权力得到了王的认可。
    卜辞中习见的武职有:马、亚、大亚、马小臣、走马、射、箙亚等。其中马和亚(大亚)的职位最重,马类似于周代的司马。
    由于当时官制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文武不分职,因此,这些武职在平时亦负责其它方面的庶务。同样,有些偏重文职的职官在战时也有从戎的义务。


    
    中国西周王朝军事(上)

    1.牧野之战与周朝建立
    周也是个历史悠久的部族,姬姓。他们最早的活动地区,是在宜于农耕的陕西黄土高原。其始祖后稷和稍后的公刘,都重视农业,经济迅速发展。
    九世传到古公亶父,率领族人由豳(今陕西栒邑)迁到周原(今陕西岐山),从此进入有"城郭宫室"的阶级社会,更加强大起来,他被尊为"太王"。与商纣王同时在位的是周文王姬昌。商处末期而腐朽,周新兴而崛起,形成鲜明对比。
    商纣是个恃才狂傲的君主,他"资辩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知足以距谏,言足以饰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之下"。但他和夏桀一样,是历史上有名的暴君。他凭藉武力对内进行残酷的压迫,敲骨吸髓地剥削奴隶和平民,"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而盈钜桥之粟",以满足他的穷奢极欲。他又大兴土木,南从朝歌(今河南淇县),北到邯郸,建了很多"离宫别馆",还建"酒池"、"肉林",痛饮狂欢,过着腐朽糜烂的生活。这时,商与周围各方国的矛盾也不断加剧。对东夷的连年战争,虽然最后取得了胜利,但把人力物力消耗殆尽,加深了内部的阶级矛盾,"百姓怨望,而诸侯有畔(叛)者","小民方兴,相为敌仇",社会动荡不安,"咨女(汝)殷商,如蜩如螗",到处是哀怨和愤怒声,像开了锅一样。统治集团中有人惊恐万状地哀叹"今殷其沦丧,若涉大水,其无津涯"。但商纣王却一意孤行,他宠爱妲己,又滥用"炮烙"等酷刑,其王叔比干强谏被杀,箕子被囚,庶兄微子啓出走。商纣已陷入众叛亲离的境地。
    周却是一派兴旺发达景象。文王在位五十年,始终把灭商作为自己的战略目标,他吸取前辈的教训,注意在形式上臣服于商,在暗地里积极积蓄力量,招揽四方人士,扩大周的影响。对内,他制定了"有亡荒阅"的法令,即定期大规模清查逃亡的奴隶,得到各级奴隶主贵族的拥护,对外,常帮助解决邻近小国的纠纷和领土争端,进一步赢得诸侯国的信赖,出现了"诸侯多叛纣而归西伯(文王)"的局面,这些都表明周在内政和外交方面都优胜于商。
    周文王的战略意图被商纣王的亲信崇侯虎所觉察,他向纣王指出周对商的威胁,纣囚禁文王于羑里(今河南汤阴),文王的谋臣们向纣进献美女和宝物,终于使文王得赦归国。之后,文王采取由近及远、先弱后强地逐个征服周围的敌国,消灭商的一些邻近属国,又及时联合西方诸侯讨伐崇侯虎,拔除了东进路上最后一个拦路虎,基本上形成了对商的钳形夹击的态势。文王晚年,周已是"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局面。
    文王死后,子发继立,是为武王。此时商王朝内外交困,周取代商的形势已形成。武王继承父志,在沣水东岸建镐京,将军事政治中心东移,继续积极作灭商准备。武王九年,联合各路诸侯东向观兵至孟津(今河南孟县西南),有八百诸侯参加,史称"孟津之誓",这是一次"诸侯所由用命"的重要盟会。从此,众多的诸侯都听从周王的指挥,灭商已有充分的把握。
    过了不到两年,灭商的条件完全成熟了。周武王兴兵讨伐。他亲率戎车三百乘,虎贲(勇猛的战士、亲军)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还有由各地来会的诸侯军和庸、蜀、羌、髳、、彭、濮等众多南方部落国军队,当时东北的肃慎族也进贡"楛矢石砮"(箭镞)来助战。大军从孟津渡河,沿河向东进军,于周武王十一年正月甲子日到达殷郊牧野(约在今河南汲县境)。
    周武王在此举行了大战前隆重的誓师,作著名的战前动员(见《尚书.牧誓》)。
    商纣闻讯,率十七万大军与周军对战。
    周军以姜尚为前锋,冲入商军阵中,商纣的军队虽多,"皆无战心,心欲武王亟入",希望周军赶快胜利入城。于是,临阵都调转戈头,发动阵前起义,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前徒倒戈"。商军顷刻间土崩瓦解,商纣见大势已去,登鹿台,"自燔于火而死"。周军乘胜占领商陪都朝歌(纣常居此享乐)和殷都,商王朝迅即灭亡。
    牧野之战是我国历史上以少胜多的最早战例。它是周商长期政治、军事优劣较量的结果。其特点是周君臣从战争准备到进行,始终把政治攻势和军事攻势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充分发挥了政治攻势的影响和作用;此战还开创了联军合力作战,具有崇高威信的盟军统帅统一指挥作战的先例和经验。这说明早在三千多年前我国的军事家驾驭战争的能力已颇高超。
    2.周公东征
    周武王攻克殷都后,又分兵四出,暂时控制了商王朝统治的主要地区。同年四月,胜利班师,回到镐京,正式建立了周王朝,周武王成为天下的共主了。
    克殷后两年,武王病死,子诵继立,是为成王。成王年幼,武王弟周公旦摄政。管叔、蔡叔等人无端怀疑周公有夺取王位的意图并散布流言蜚语。这被武庚利用,便互相勾结,又联合东方的徐、奄、薄姑等部,起兵反周,发动叛乱,局势一时变得极为严重,刚建起的周王朝面临复辟被颠覆的危险。
    周公采取果断措施,兴师讨伐叛军,史称"周公东征"。为了迅速组成东征军平叛,周公首先专门发布了平叛文告,即后来收在《尚书》中的《大诰》。周公在文告中分析当时的形势内外不稳,周王朝面临"天降大祸"。经过占卜,结果是武力平叛吉利。他决心执行上帝的旨意,继续文、武的大业,藉助他们的余威,动员大多数诸侯和臣属,迅速组织起东征大军,他亲任统帅。
    东征的第一步是讨伐武庚。周对殷民并无暴虐之举,武庚叛乱不得人心,背信忘恩,周军一到,"殷大震溃",武庚被杀死(一说逃走了)。同时,周公分兵一路直取管叔的封地,迅即占领之,杀掉了作恶多端的管叔。周军接着攻占了蔡叔封地,活捉并流放了他。霍叔就范归附。武庚和"三叔"的复辟与叛乱很快被平息下去,东征之战决定性的第一步胜利结束了。
    当时周对整个东方和东南方的统治尚不稳定,以徐为首的东南"九夷"也参加了叛乱。徐等"九夷"地处淮河下游,地势低洼,河湖较多,周军车兵行动不如殷地方便,人马对水土也不服。经过旷日连续作战,徐等"九夷"终被征服。"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国,俘九邑。"征服了徐等"九夷"诸小国后,周公乘胜北上挥师灭奄。
    奄是东方一个较强大的诸侯国,随武庚叛乱后,成为周在东方的一个劲敌。周军占领奄西、南两面邻国后,奄已处孤立无援之势,周军以连续胜利之余威,进迫奄都(今山东曲阜一带),奄君只好被迫投降了。
    奄投降后,薄姑等山东北部和东部诸国也相继投降。这样,周的统治势力扩大到了渤海黄海边上。历时三年的周公东征胜利结束了。
    周公旦曾随武王征战,参与国家军政大事的决策,对国家形势了如指掌。周公东征是反击复辟势力、平定武装叛乱之战,而且当时周灭商不久,周把人民从商的残酷统治下解脱出来,因此得到人民的拥护。周公所作决策及时,措施果断正确,战略步骤恰当。平叛中,"擒贼先擒王",在摧毁首恶势力后,采取先攻小而易之敌,后攻大而难之敌的方针;在取得连续攻战胜利后,又采取主要以军事胜利相威慑,辅以政治攻势迫敌投降的正确方针。这都是周公东征取胜的原因。周公旦不但是西周初年著名的政治家,也是杰出的军事家。
    3.昭王南征和穆王西征
    立国于汉水之南的楚国是(音米)姓诸侯国,周初,楚对周表示臣服,定期向周王室进贡"包茅"等物,但周对楚"以蛮夷视之",楚君遭冷遇,祭祀时只能被分配去看守祭神的火堆。因而,楚君怨恨,在诸侯中第一个称起王来。成、康之后,楚渐强大,与周王室的冲突不断加剧。
    周昭王十六年,第一次由昭王亲自领兵伐楚。昭王以统帅自炫,排场十足,出发前就派人去南方准备行宫,给沿途小国增加了负担。虽终于取得了胜利,王师振旅凯旋而归,但却埋下了祸根。
    又过不到四年,昭王第二次出征。这次出征,昭王颇为轻敌,沿途疏于防范。在渡汉水时,昭王坐上了用胶粘结的船只,船到中流解体,昭王落水淹死,周军大部丧亡。(另一说是由船只联结起来的浮桥倾覆,昭王落水溺死)。这成了后来管仲说齐桓公讨伐楚国即以"昭王南征而不复"的事实根据。周经过了这次南征的严重挫败,失去了控制"南土"的力量,楚国便在江汉地区不断发展起来。
    周昭公死后,他的儿子姬满即位,是为著名的穆王,这时,居处西北方的犬戎势力强大起来,有时侵扰到宗周附近。周穆王亲自领兵西征一向被列为"荒服"和以前常来宗周朝贡的犬戎。大臣祭公谋父曾劝阻穆王,要持慎重态度,穆王不听。西征犬戎的结果,只取得四白狼、四白鹿作为战利品,也算胜利而归。根据《古本竹本纪年》载,穆王战胜犬戎后,又继续西行,经青鸟(今敦煌)一直抵达昆仑,与母系部落首领西王母在瑶池相会。这作为西征的副产物,对了解中国及西域的地理风土人情,促进各族交流和发展相互关系,是很有益处的。因而,周穆王以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游历家而著称。
    昭、穆二王南征和西征时,西周的国势尚强大,但是征伐之后,国力大损,从此,西周王朝由盛转衰。
    4."宣王中兴"与周势渐衰
    周穆王死后,西周王朝进入中期。共、懿、孝、夷四王相继嗣位。西周国势日趋衰落,外来戎狄侵扰日甚。懿王曾被犬戎一度赶出镐京,可见严重。
    夷王曾率大军讨伐抗命的南淮夷,虽暂时镇压下去,但由于周王室对南淮夷、淮夷加紧盘剥压榨,这些"夷"族不久又联合起来抗周。
    夷王死,子厉王立,西周处于西北来的戎族和东南来的淮夷两面夹击之势。《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说:"至于厉王,王心戾虐,万民弗忍,居王于彘,诸侯释位,以间王政。"厉王的暴政更招致外患入内。《后汉书.东夷传》说:"厉王无道,淮夷入寇,王命虢仲,征之不克。"这次淮夷大举入寇,进逼宗周,局面几至不可收拾。据《禹鼎》铭文厉王最后动用"西六师、殷八师"等两系精锐部队以及卫武公的军队全力对付,才渡过难关。但还有"戎狄寇掠,乃入大丘,杀秦仲之族"(《后汉书.西羌传》),东南和西北,淮夷戎狄相继肆虐,宗周面临危机。接着在公元前841年,镐京又发生"国人暴动",他被赶跑在外十四年后死去。西周王朝岌岌可危。
    厉王子宣王继位后,西周内外四方处于"大纵不静"的严重局面,对周边各部族和一些地方势力更难加以控制。
    当时,对西周危胁最大的,是黄土高原上群狄(狄又作"翟")部落中的猃狁。从西周中期以来,猃狁就不断南下侵扰宗周,直接危胁到镐京。他们掠取财物,杀害人民,给渭泾一带的人民群众带来了深重的灾难,"靡室靡家,猃狁之故","岂不戒日,猃狁孔棘",可见猃狁侵扰带来的破坏的严重性。
    面对如此严重的局势,颇有雄才的周宣王不得不集中力量对付。他一方面派南仲驻兵朔方,加强防守力量;同时派大将尹吉甫领兵北伐,深入到太原,取得了较大的胜利。铜器铭文和《诗经》对此均有描写叙述。猃狁受到打击,向北逃去,周王室所受的威胁暂时解除了。但散在西北的其他各部,周王室仍无法有力控制,中小规模的侵扰活动时有发生。
    周宣王在战胜猃狁后,又派方叔带兵南征荆楚,也取得一些胜利。派尹吉甫用武力压服南淮夷进献贡物,暂时控制了东南地区。在宗周以西,以秦仲为大夫,命他西征西戎,结果为西戎所杀。宣王又召秦仲之子庄公等兄弟五人,给了他们七千人的兵力,再讨西戎,才勉强取得胜利。
    周宣王用武力取得上述重大胜利,暂时稳定了边境,被后来的史学家誉为"宣王中兴"。但这种暂时的"稳定"很不牢固,因西周王朝的统治早已江河日下,如同回光返照。这些胜利虽暂时缓和一些社会与民族矛盾,但也暴露了周王室统治力量的虚弱。到后来,除了战胜一次申戎外,伐太原戎、条戎和奔戎,都遭到了失败。特别是在宣王三十九年(公元前789年)伐姜氏之戎,周军大败于千亩(今山西介休县南),他调去的"南国之师",全军覆没。周宣王下令"料(搜寻)民于太原",力图补充兵源再战,结果没能"料"到多少民,战争无法进行下去。甚至象征周天子为天下共主的"藉田"仪式,宣王也此后多年不加举行,史称"不藉于亩"。从此,西周王朝更加呈衰败景象。


    
    中国西周王朝军事(下)

    5.犬戎攻进镐京,西周灭亡
    周宣王死后,子宫涅继位,是为幽王。周幽王是个昏庸而又暴虐的君主,加之时乖运蹇,其在位的十一年中,西周王朝处在风雨飘摇之中,二百五十多年的西周王朝终于灭亡在他之手。
    幽王继位的第二年,关中发生大地震,灾情很严重。本已动荡不安的社会就更加人心惶惶,当时就有人惊呼"周将亡矣!"。幽王对严重的震灾不加认真有效的抚恤,对尖锐的社会矛盾不加以缓和,却火上加油,任用"善谀好利"的虢石父为卿士(相当于后世的宰相),一味地行搜刮掠夺之能事,早就"诸侯多畔(叛)王命",这时更引起国人的极大怨愤。
    幽王又宠爱褒姒,废申后和太子宜臼,改立褒姒为王后,立褒姒所生的伯服为太子。这种"废长立幼"的谬举,违背了宗法制的极重要原则,且并非废愚立贤,只因母贵子荣,这将造成王位继承上的混乱。舆论立即哗然,引起了朝政混乱,人心叛离。
    幽王不仅在内外政策上失尽人心,而且行为又极荒唐,留下千古笑柄。
    他为了引逗宠爱的褒姒一笑,随意发烽火报警,调诸侯兵赶赴镐京,愚蠢地"导演"了一场"烽火戏诸侯"的闹剧。申后之父申侯联合犬戎兵真的兵临城下时,幽王的烽火警报便失灵了,再无诸侯兵"勤王"保驾了。镐京城内空虚。犬戎兵如狼似虎冲进镐京。幽王仓惶逃走,被犬戎兵追杀于骊山之下。
    周王室积蓄数百年的财宝全被犬戎官兵抢掠一空,西周王朝遂即灭亡。
    幽王死后,申侯串通郑武公、卫共伯、秦襄公等保护宜臼,立为天子,是为周平王。由于都城镐京已残破不堪,又处在犬戎的控制之下,平王乃于西周灭亡的第二年即公元前770年东迁洛邑(今河南洛阳西)为都,史称"东周"。
    6.西周——中国奴隶制军事制度的完备期
    周朝在国家统治方式上实行分封制,周在灭商及东征平叛之后,分封了大批同姓、异姓诸侯。"以藩屡周"。这种分封在以后也一直没有中断。分封的结果就是在地方造就了众多的诸侯国,这些诸侯国与商代的方国不同,后者大多是自然成长起来的部族,而前者则是经过中央的认可的。这就加强了王室对诸侯的控制。所以王国维说:西周时"天子之尊,非复诸侯之长,而为诸侯之君"。政治结构上的这一变化,自然会影响到军事制度。随着王室、诸侯间等级关系的确立,军队的数额、规模也要相应地加以确定。《公羊传.隐公五年》解诂:"天子六师,方伯二师,诸侯一师。"方伯是一方诸侯之长,故可备二师。这种标准的划分,也在于保证王室的绝对军事优势。为此,周王室建立了庞大的直辖武装,从《小臣簋》、《禹鼎》、《小克鼎》等铭文知道当时王室拥有"西六师"、"殷八师"、"成国八师"等武装。此外,周王室有权调动诸侯国军队从征。因此周天子有能力做到"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形成"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政治局面。
    西周处于中国奴隶社会的上升期,在军事上体现为军权不断向天子手中集中。在西周时代,只有周天子才有权"作师"(即组建军队)、"帅师"(即统帅军队),一般诸侯无权参与。诸侯想组建军队,必须"承天子",听从天子准许,才能按天子规定的军队数量组建军队。天子成为全国军队的最高统帅。
    但是由于西周时期疆土的扩大以及官制的进一步发展,周王亲征的事例已不像商代那样多见了。王的僚属中,师氏的军权最大。师氏又称"师",与保傅并为"三公",地位极高,他本是王的师佐,负有教诲,扶佐王或太子的职责。由于当时职官具有文武不分的特点,因而,师在战时,即是军队的统帅。师氏以下有司徒(金文作司土)、司马、司空(金文作司工),即铭文中的"三有司"。这三司,平时皆非军职,如司徒,其主要职责是管理土地和农业生产。但由于实行"寓兵于农"的兵役制度,兵源来自六乡的国人,因此,战时国人即由司徒率领,司徒以下的各级乡官也是如此,如《周礼》乡师之职:若有军旅,即"正治其徒役与其輂辇,戮其犯命者。"此外,如司马、司空分别负责养马与土木工程,因与战事有关,故也以武职身份从戎,像司马,后来地位还日渐提高,至春秋时,师氏的名称消失,司马取代了它的位置。
    (1)军队构成
    在军队构成上,西周有平民兵、族兵,王的护卫兵和夷隶兵组成。
    平民兵,即以平民(国人)为兵源的武装。前面提到的西六师,成周八师,殷八师即属此类。其中,成周八师与殷八师可能是同事异称,则当时共有十四师。
    族兵是由贵族的族人组成。西周金文中经常可以见到族兵出征的记载,其战斗力很强。族兵在很大程度上要受王室的间接指挥,如《毛公鼎》铭文:王命毛公:"以乃族干吾(捍御)王身。"《明公毁》铭文:"唯王令明公,遣三族,伐东国"。王的护卫兵在文献中称为"虎贲",取其勇武之意。金文中提到的"王行",当应指此。这支军队由贵族子弟即"国子"组成,受过良好的训练,远较平民兵精良,因而往往成为作战的中坚,如牧野之战,周人即以虎贲三千作为先导,但平时,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护卫周王。诸侯国中也有这类武装,但名称稍异,称为"旅贲",负责护卫国君。
    夷隶兵是一支较特殊的武装。它由被俘获的周边民族人组成,这些人的身份属于官奴。《周礼.师氏》之职:"使其属帅四夷之隶,各以其服守王之门外;且跸;朝在野外,则守内则。"《师酉簋》铭文提到西门夷、秦夷、京夷等,表明《师氏》所载是有所本的。从《师氏》看,夷隶兵的主要任务是充当王室警察的角色。这种现象初看起来颇为奇特,但有关材料表明,由奴隶(特别是异族奴隶)充当警察,在古代世界是很普遍的现象,如古希腊、罗马就是如此。
    (2)军队编制
    西周的军队编制是沿袭殷制而来,包括师、旅等级别,以十为进制单位。《周礼》所载的军事编制体系,是以五为基本进制单位,反映的是春秋以来的情况,因而不能据以论述西周的制度。所以,有关西周军事编制的材料很少。最主要的就是《尚书.牧誓》,我们在论述殷商军事编制时已使用过这段材料。因为殷、西周的军制带有继承性,所以,这里不再详细探讨西周的情况,简而言之,西周时的军事编制由大到小为:师、旅、百夫、什、(伍)。师、旅各为万人、千人。另外,《周礼.司马》中提到的卒、两,与什、伍相通,可能是沿袭西周的旧制,如果这样,那么百夫之下即为卒、两。
    (3)兵种
    西周的兵种仍以车兵、步兵为主。这两个兵种在作战中是相互配合的。这与商代并无不同,但在具体的人员配备上,可能有所变化。如《牧誓》载牧野之战中,周军的阵容是"甲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而《史记.周本纪》载此事则谓:"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即增加了"甲士四万五千人"一句,司马迁当是有所本的,很明显,虎贲是独立作战的,不需配置战车,则这三百乘战车自当由四万五千名甲士配置,《牧誓》以战车为整体的作战单位,故而只言车数,而省略了甲士,从这一点来看,与殷制是完全相同的。而《禹鼎》铭文载:"武公乃遣禹,率公戎车百乘,厮驭二百,徒千",据此,则每辆战车跟从十名徒兵,此外,还有两名厮驭,即后勤人员,加在一起,共十二人,与《牧誓》不合。按《禹鼎》是周厉王时之器,临近西周末年,所以,可能在枝节问题上有所更动。
    前面提到虎贲,它属于独立的步兵,不必配置战车,但由于它的主要任务是护卫周王。因而,单独派虎贲出战的情况是没有的,一般是在车徒兵配合作战的情况下,由虎贲作为先导,在阵前开路,车徒兵紧随其后。
    (4)军赋制度
    周人在征服战争中,将被征服的异族人迁至郊野,使其世代务农,称为"野人";而本族人则居于"国"(即城)中,称为"国人"。这就是国野制的主要内容。周人为了独擅武装力量,不允许野人当兵。因而,兵源全部出自"国人"。金文中的"西六师"、"殷八师"和"成周八师",均属于平民兵,因而其兵源皆来自周族平民。"六师"之名也见于《诗经》,它与金文中的"西六师"是一回事,属于王室直辖的军队,其兵源则来自王畿内六乡的国人。
    关于殷八师,有人认为是周人征服殷人后,将归降的部分殷人改编为八师。这种看法有誖于常理,难以想象,征服者会把自己的死敌武装起来。因此,殷八师即是成周八师,二者名异而实同。殷八师或成周八师,驻扎在成周,处于原殷人统治的中心地区,因此,建立此军的用意就很明白了,即主要是为了镇抚殷遗民和东方部族。那么,成周八师的兵源从何而来呢?原来,周人命殷后,武王即命周公负责在洛邑建置成周,据《逸周书.作雒》知,成周有国野(乡.遂)之制,因为成周是以东都的规模出现的,周公又曾一度居洛,分陕而治,故此处的乡遂制度与王畿的六乡六遂不会相差太远。所以,由成周的诸乡提供八师的兵源还是可以办得到的,只是每乡所出当不限于一师,否则就凑不足八师之数。
    王畿六乡征兵之法,《周礼》中有记载。《周礼》成书虽晚,但尚保存许多古制,像征兵之法就是其一,《小司徒》:"凡起徒役,毋过家一人,以其余为羡,唯田(畋)与追胥竭作。"即每家只出一人,其他人称为"羡"(意为"余"),只有举行畋猎或追捕盗贼时才全部征发。所以这是一种正卒、羡卒并行的兵役制。
    关于服兵役的年限也有记载,《乡大夫》:"以岁时登其夫家之众寡,辨其可任者,国中自七尺及六十……皆征之。其舍者,国中贵者,贤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贾疏:"七尺谓年二十",贾公彦是据《韩诗外传》立说,基本可信。据此,则六乡国人服兵役的年限为二十岁至六十岁之间。但有些人可以豁免兵役,如贵者、贤者、能者、服公事者等等。
    成周和各诸侯国的征兵之法,从原则上来讲,与王畿六乡当是相同的。
    国人除服兵役外,还要承担一定的军赋负担,即《孟子.滕文公》所说的"国中什一使自赋";野人因不服兵役,所以其赋额要高,一般为九一税。并且要进献兵甲车马等武备。武器平时藏于官府,如《周礼》中有司甲、司兵、司戈盾、司弓矢等职,金文中还有司箙(箭袋)等。战时则授兵甲于七卒,如《左传.隐公十一年》:"郑伯将伐许,五月甲辰,授兵于大宫",大宫即祖庙,则授兵的仪式是很庄重的。
    (5)军事训练
    就平民兵而言,由于兵农合一,因而不可能进行专门化的军事训练,只能以类似春秋时的"三时务农而一时讲武"的方式来进行,同时,军训的方式也承袭军事民主制时代的特点,带有较原始的色彩,即通过败猎的方式进行,如《左传》所说的春蒐、夏苗、秋狝、冬狩;《周礼.司马》之职:"中春教振旅,……中夏教茇舍,……,中秋教治兵,……中冬教大阅"。这些名目虽不相同,但总的方式却是一样的,只是训练的侧重点各有差异。
    应该指出,《左传》、《周礼》等书记载的春、夏、秋、冬四季军训的名目,在西周时是不齐备的,因为,直到西周末,四季的划分法和相应的名称均未出现。由此可知,《左传》、《周礼》所反映的是春秋时的情况。还有前面提到的"三时务农而一时讲武",无疑亦是后起的制度。但即便如此,这只是名目、频率上的差别,就算西周每年以春、秋两次举行军训,与春秋时代的四季军训在方式上也没有什么差别,况且实际上春秋时代很少有一年四季均举行军训的范例,《左传》、《周礼》所记的只是一种整齐化的制度。
    这种军事训练,尚带有炫耀武力的用意,《逸周书.世俘》记载武王伐纣,在战争过程中却举行了一次大蒐(即畋猎),获猎物甚多。此外,整顿军纪、发布文告等,也都在军训中进行。
    贵族的族兵的训练方式多也采用畋猎的方式,不过,他们训练的机会要多一些,因为他们一般不受农时的约束。
    周王的护卫军虎贲属于常备兵。因而也另有一套文武结合的训练方式。
    如《周礼.保氏》之职:"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国子"即贵族子弟,是虎贲的来源;所谓礼、乐、射、驭、书、数,是国子学习的内容。



    
    希波战争(上)

    希波战争是在公元前5世纪上半期,以雅典、斯巴达为领袖的希腊城邦和波斯帝国在东地中海地区所进行的一场东西方两大文明的较量。当然,战争的胜负并不足以说明文明的优劣,而且古代文明也不能以此优彼劣来评价。战争从公元前500年小亚西海岸的希腊人城邦米利都发动爱奥尼亚诸城邦反抗波斯统治的起义开始,到公元前449年希波双方缔结和约为标志,断续延绵达半个世纪之久,可谓是古典世界的一场巨大持久战。
    1.波斯第一次远征希腊
    波斯帝国在公元前6世纪后半期兴起于伊朗高原的西南部,作为古代东方奴隶社会发展到帝国阶段的后起之秀,它一开始就以征战见长,具有强烈扩张性。进行掠夺在波斯人看来是比进行创造性劳动更容易甚至更荣誉的事情,"勇武"被看成是"一项最大的美德"。波斯凭借一支强大的军队,东征西伐,从公元前546年至525年其王居鲁士和冈比西斯先后攻占了小亚细亚的吕底亚、新巴比伦、中亚、埃及,控制了巴勒斯坦和腓尼基,建立了领土广阔,地跨亚非两洲的大帝国。公元前522年,更具勃勃野心的大流士上台,他进行了有名的军事改革,把全国划分为五大军区,每个军区辖若干行省。常备兵包括步兵、骑兵和海军。军队指挥官有千夫长、百夫长、十夫长。
    军队的精锐部分由波斯人组成,称为"不死队",始终保持一万人的员额,缺员时立即补足。在帝国境内,波斯人的主要职业就是当兵。据色诺芬说,波斯国王颁发奖赏的时候,首先约请那些在战场上显身扬名的人,因为如果没有人保家卫土,耕种多少亩地都是没有用的。除了波斯人组成的军队,大流士还广泛使用由各征服民族的成员组成的军队,其最高指挥官由波斯人担任。为了密切中央与地方的联系,保证军队的迅速调动,大流士继像亚述人那样,修筑道路、设置驿站,使帝国境内道路四通八达。
    大流士改革以后,军事力量更为增强,西进之势更为紧张。公元前514—前513年,他率军渡过博斯普鲁斯海峡,进入欧洲,远征西徐亚人却失败而归。但他占领了色雷斯和黑海海峡,截断希腊与黑海的交通,在此留下一部分军队,由将领美伽巴佐斯率领,屯驻在色雷斯。大流士妄想建立一个地跨欧亚非的大帝国,不以仅仅逼近希腊门户而为满足,他要征服希腊半岛,希波战争是在所难免的。
    公元前500年,小亚细亚的米利都等希腊城邦不堪波斯的统治发动了反抗波斯统治的暴动,这却成了希波战争的导火线。当时小亚细亚的希腊城邦向斯巴达和雅典求援,没有海外利益,又没有海军力量的斯巴达以路程太远为由拒绝了,雅典派出20艘军舰和与米利都曾经是同盟者的埃列特里亚派出5艘军舰联合到达小亚细亚,但被波斯军所败,援军只好回国。公元前497年,波斯集中兵力围攻米利都,到公元前495年被攻陷。接着别的希腊城邦也再次沦为波斯殖民地。不久,大流士又以雅典和埃列特里亚援助米利都为借口决定武力进攻巴尔干希腊。
    公元前492年,波斯派马尔冬尼斯率海陆军渡过赫勒斯滂海峡,沿色雷斯海岸海陆两路进军希腊半岛,开始第一次远征希腊。
    但是波斯海军航行至亚陀斯海角时,遭遇暴风。据希罗多德描述,这次损失相当惨重,"许多船舶被吹得撞到亚陀斯山上面去了。据说,毁坏的船只总数达300只,失踪的人数有两万多人"。陆军也遭到色雷斯人的袭击,死伤很多,波斯只有撤军退回亚洲。
    第一次远征的失败并未让大流士死心,他一面命令加紧建造新的战舰和船只,一面进行外交恫吓,要求希腊献出"土和水"。不少城邦慑于波斯淫威而屈从,但雅典把波斯使者抛入深渊,斯巴达则投之于井以让其自取水和土。于是战端又起,大流士决定发动第二次远征希腊的战争。
    2.波斯第二次远征希腊与马拉松战役
    公元前490年,大流士派其甥阿尔塔弗涅斯率大军乘600艘舰船,由以前的雅典僭主希庇阿斯当向导,向巴尔干希腊进发。波斯军队在占领那克索斯后,进达优卑亚岛,迫使卡里斯托斯降服。进而围攻埃列特里亚,遭到顽强抵抗,但终因叛徒出卖而被攻陷。此后,波斯军乘船来到雅典东北的马拉松平原,登陆扎营。消息传到雅典,雅典立刻向斯巴达求援,并组织一万重装步兵急赴马拉松应战。前来援助的有普拉提亚的重装步兵一千人,斯巴达虽决定援助但不能及时出兵。而波斯海陆兵员总数在五万以上,其中还有希腊人最为畏惧的精锐骑兵队。雅典以一万公民之旅迎战,不啻以卵击石,但雅典也有自己的优势,除了公民以死卫国的昂扬士气外,其重装步兵无论在战备和战术上都是第一流的:战士皆着头盔铠甲,左手持盾,右手握矛,以密集队形冲刺;而波斯步兵则是轻装,只有籐盾护身,并且是在各地强征入伍,士气涣散;在地形上,希腊人布阵于山麓,波斯则扎营于山下平川地带,希腊军有居高临下之利,若主动进攻便于长驱直入,迂回包围。另外,率兵到达马拉松的雅典十将军,推举雅典名将米尔太德为战斗的总指挥。米尔太德的祖先是雅典著名的显贵家族。根据希罗多德的记载,他的叔父老米尔太德在庇西特拉图当僭主的时候是雅典很有势力的人物。公元前524年,老米尔太德曾任执政官,他因与庇西特拉图不睦,便招集一批人,到色雷斯建立了一个殖民地。米尔太德的父亲客蒙是雅典的大富翁,曾用同一队马在奥林匹亚赛会上三度赢得塞车的胜利。米尔太德本人也当过雅典的执政官,后来成了在色雷斯的殖民地赫尔松涅索斯的僭主。他娶了色雷斯的国王的女儿赫格西皮列为妻。
    由于长期生活于色雷斯地区,米尔太德对波斯军队的虚实与战术特点有所了解,合乎知己知彼的要求。波斯方面则只带着被逐出雅典数十年且不熟悉军事的希庇阿斯。应战之前,米尔太德对士兵和司令部同僚作了热烈的演讲,他说,雅典将披上奴隶的枷锁,还是永远保存其自由,关键就在他们自己的身上。米尔太德特别选定了波斯骑兵夜间放马于北面沼泽,受阻而不能返回的最好时机,在清晨向波斯军队发动猛攻。他根据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和波斯军队惯于中央突破的特点,排出传统希腊方阵,把重装步兵重点布置在两翼,中央兵力较弱,只有数列厚度。战斗一开始,雅典军队的中央部分突入敌军阵地后又且战且走,让波斯主力尾追,然而雅典军的两翼很快就突破对方的阵线,迅速插向敌军纵深,形成包围封合之势,把首尾失援并被分割包围的波斯军打得狼狈逃窜,伤亡惨重。这时,迟到的波斯骑兵虽冲入战场也由于阵营已乱而无所作为。因此,经过几小时的激战,雅典军获全胜,俘获战舰七艘,打死波斯士兵6400人。溃败的波斯军窜上舰船,离岸南逃,波斯第二次对巴尔干希腊的入侵终于以失败告终。雅典人在战地为阵亡的192名勇士建陵合葬,世代垂念,陵墓至今仍屹立于马拉松平原之上。
    雅典人在马拉松战役中,为保卫国家的独立和自由,英勇奋战,以弱小的兵力战胜强大的入侵者,成为世界历史上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这一空前巨大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整个希腊民族抗击侵略者的斗志,而雅典孤军应战独抗强敌,大大提高了它在希腊各邦的威信。以雅典为榜样,许多动摇观望的城邦开始转而积极主战,为日后希腊联军的组成打下了基础。希腊人也正是从此战役开始了拯救自己文明的斗争,这次战役为日后希腊人战胜波斯人打下了基础。
    3.波斯第三次远征希腊的战前备战
    大流士得知第二次远征希腊又失败了,感到非常恼火,但他还是不甘心失败,积极筹划准备第三次远征。希罗多德说:"他于是立刻派遣使者到一切城市,命令他们装备一支军队,要他们每一个城市提供远比以前为多的船只、马匹、粮饷和运输船。由于这些通告,亚细亚忙乱了整整三年(即从公元前489年至前487年),精壮的人们都给征入了讨伐希腊的军队并且为这件事作了准备。"但正在准备过程中,公元前488年大流士死去,其子薛西斯即位后,继承父志,积极继续作远征准备。
    据说薛西斯建立了包容骑兵、陆军、海军的强大远征军。希罗多德甚至说:"除去那些巨川大河之外,哪一条河的水不是给他的大军喝得不够用呢。"为远征后大军有足够粮秣,薛西斯在他即将远征的途中,包括整个色雷斯沿岸,设置了许多贮备粮秣的兵站基地。他还为远征顺利通过赫勒斯滂海峡,建造了横渡赫勒斯滂海峡的索桥,用绳索连锁桡船,又为稳住连锁船只而在海中坠下了许多巨大的锚,桥面上铺实树枝,桥两侧设有栅栏,既稳固又便于人马通行。
    薛西斯征集建立了多民族组成的,服装和兵器各异的古代世界规模最大的杂牌军,只参加远征的士兵足有20多万。他还组建了强大的骑兵和战车兵,由沿海民族组成一支相当庞大的舰队。海军的主要部分是三列桨舰船,据希罗多德报道共1207艘。薛西斯就是率领这支庞大的军队远征希腊,刮起另一场战争飓风。
    4.希腊人的战备工作
    正当波斯帝国积极备战,暴风雨即将来临前夕,雅典却围绕怎样对抗波斯,展开了激烈斗争。以阿里斯帖德为代表力主陆上卫国,要建立强大陆军;以特米斯托克利为代表力主海上卫国,要发展海军。最终特米斯托克利胜利,提出了加强雅典海上势力和建造新舰队的海军纲领。
    (1)特米斯托克利建立雅典海军
    特米斯托克利是公元前5世纪上半叶雅典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是当时雅典政坛上的风云人物。他的父亲涅奥克列斯虽然富有,但不属于最显赫的望族。公元前493年,特米斯托克利当选为执政官时,就考虑到加强海军对于雅典的重要性,开始增建比雷埃夫斯港的防御设施。特米斯托克利的巨大历史功勋在于,他能正确地认识马拉松战后雅典的国内外形势,在复杂的斗争中,善于利用各种有利因素,推动有利于发展民主政治、增强国力的政策,使雅典变成拥有强大海军的海上强国。
    他巧妙地利用雅典人与拥有强大海军的近邻埃基那的敌对关系,说服了公民的大多数,在公元前480年,把劳里温新发现的丰富银矿的收入用于建造军舰。这样,到波斯再次入侵前,雅典已经拥有当时希腊诸城邦中数量最多的新式军舰,总数达200艘左右。
    在特米斯托克利倡议和主持下建造的雅典军舰共分两类,一类是战舰,也即"长舰";另一类是供运兵和军用物资的运输船。此时建造的军舰主要为三列桨舰船,每舰有170名划桨手,分上、中、下三层配备划桨手。舰船头角包以黄铜,用以冲撞敌舰。在舰上还设有小桥,在与敌舰接舷后可将小桥搭在敌船上,舰上的重装步兵便可以上冲入敌船,与之展开白刃战。后来的罗马海军也采用了这种接舷战术。
    (2)希腊军事防御同盟初步形成
    希腊世界城邦既小又多,单以一两个城邦是无法与波斯帝国时对抗的,于是各城邦使者穿梭往返于各城邦之间,为建立一个反波斯同盟、团结御侮,保卫自己家园而奔走,参加反波斯同盟的城邦共有31个,特别是雅典和斯巴达两个强国联合起来,对以后的战争胜负有着决定性的意义。
    雅典自特米斯托克利主持建立强大舰队以后,一跃成为爱琴海上第一流的海上强国。特米斯托克利把雅典从陆上防卫波斯转为海上防卫是很有远见的。如果说未来的第三次希波战争中希腊的胜利是某种意义上海军的胜利,那么雅典组建强大海军的改革使雅典海军赢得了战争,而且为战后在希腊世界称霸奠定了基础。但是雅典海军强大了,陆军的作用则相对降低了,于是在未来战争中就需要有别的陆军强邦的协同作战,斯巴达勇敢的陆军正好补其不足。
    反波斯军事防御同盟以斯巴达为马首是瞻,斯巴达人占据了陆军统帅职位,还占据了海军统帅职位。这与特米斯托克利的团结御侮为重,说服雅典人,奉斯巴达人为最高统帅有关。但雅典在战争中的作用并没有因此而逊于斯巴达,这也可以从战后雅典称霸希腊世界看出来。


    
    希波战争(下)

    5.温泉关战役与第三次希波战争爆发
    公元前480年春,薛西斯亲率海陆军从阿比多斯出发,进入欧洲,沿着色雷斯海岸水陆并进。据希罗多德记载,陆军总数170万,战舰1200艘,这些数字显然是夸大了。但据近代研究者估计,海陆军战斗人员的总数仍可达50万左右。希腊联军在数量上处于明显的劣势:陆军11万,海军400艘战舰,而且由于城邦众多,能集结在指定地点抗击波斯主力的联军人数往往只有一两万人,甚至更少。因此,战争态势对希腊人来说是非常严峻的。
    两军对抗的第一回合是著名的温泉关之战。温泉关号称天险,扼于南下中希腊的主要道口,傍山靠海,关口窄道仅容羊骑通过。守卫温泉关的联军仅7200人,其核心是300斯巴达战士,统帅则是斯巴达国王列奥尼达斯。
    列奥尼达斯是阿那克山德里德斯的第三个儿子,于公元前488年继哥哥之位为王。公元前480年,当波斯国王薛西斯亲帅海、陆两路大军气势汹汹地进犯希腊的时候,他担任希腊盟邦陆军总指挥,亲自负责扼守战略要冲温泉关。来到关上后,他首先指挥修复了年久失修的壁垒,接着对兵力作了部署。希腊守军凭借有利的地形,击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薛西斯出动了称之为"不死队"的精锐部队,也溃败下来。当正面攻击迟迟不能得手的时候,当地的一个希腊人叛国投敌,在夜间带领波斯军队,从一条小路迂回到温泉关背后。面对陷于重围的危险局势,列奥尼达斯命令大部分部队安全撤走,以便保存有生力量。他率领300名斯巴达人,400名忒拜人和700名特斯皮亚人坚守在山上,次日上午,波斯人发动了猛烈的进攻。希腊人殊死抵抗,长矛断了用剑砍,短剑钝了用拳头和牙齿与敌人格斗。希罗多德生动地描述了斯巴达人的战斗场面:"他们大多数人的枪已经折断了,于是他们便用刀来杀波斯人。在这次的苦战当中,英勇奋战的列奥尼达斯倒下去了。
    和他一同倒下的还有其他知名的斯巴达人"。斯巴达人终因寡不敌众,全部壮烈牺牲,波斯人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后人在这个战斗地点,为斯巴达战士立了一个纪念碑,并于上铭刻诗文:"过路的人,请告诉拉西第梦人(即斯巴达人),我们遵守他们的指令,躺在这儿了"。鲁迅先生于1703年在《浙江潮》上曾发表《斯巴达之魂》一文,介绍有关温泉关战役的故事,称赞说:"巍巍乎温泉门之峡,地球不灭,则终存此斯巴达武士之魂"。列奥尼达斯和他率领的士兵,临危不惧,忠于职守,表现了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以英勇牺牲的榜样鼓舞了希腊全军的士气,其精神力量之伟大远胜于具体战斗之得失,在希波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从战略布置上看,这场守卫战也是成功的。它保存了联军的主力,使希腊舰队能够顺利驶往萨拉米岛附近,为后方备战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为后来萨拉米战役的胜利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6.萨拉米海战
    温泉关失陷之后,希腊海军迅速撤退集结到萨拉米海湾,把中希腊拱手相让给波斯人。波斯人不久用火箭攻城,攻陷了雅典。雅典的再陷,引起了萨拉米海军的惊慌,在雅典海军统帅特米斯托克利的坚决要求下,希腊人决定在萨拉米海峡与波斯人展开激战。
    萨拉米海峡水域狭窄,具有深遂谋略的特米斯托克利企图诱使庞大的波斯舰队进入此处,以便为快速灵活的希腊战船提供良好的歼敌机会。于是他设法说服了担任联军舰队司令的斯巴达人埃弗里比阿德斯采纳了他的作战计划,之后又派了一名心腹奴仆逃到波斯方面,诡称希腊舰队准备逃出海湾,建议波斯迅速出船拦截。薛西斯信以为真,于夜间调动舰队封锁了海峡出口。
    已被敌方包围的希腊舰队意识到只有拼死决战才是唯一出路。
    公元前480年9月23日天刚破晓,总数约380艘的希腊舰队出现于萨拉米岛与雅典海岸之间的狭窄水域,波斯舰队随即全面出击。波斯舰船大而且数量占绝对优势,但在狭窄的海湾里无法施展;相反,希腊的小型舰船运转灵活而且熟悉航路,主动进击性非常大。于是,波斯舰船进入狭湾后便只能以纵列行进且互相挤碰起来。看见时机已到,以雅典为主力的希腊舰队猛冲过来,纷纷从侧面撞击波斯船只。波斯舰队顿时一片混乱,几乎丧失了作战能力,有的触了礁,有的搁了浅,更多的是被灵活机动并装有撞角的希腊战舰击沉。战斗持续到晚上,拥有千余艘舰船的波斯舰队已溃不成军,战舰被击沉300余艘。波斯海军几乎全军覆没,而希腊仅损失40艘舰只。
    此役的失败使薛西斯再也无心恋战,他害怕退回亚洲的道路被希腊海军截断,遂匆忙"御驾回朝",只留下马尔冬尼斯率陆军余部在希腊继续作战。
    薛西斯的撤退表明战局已发生根本变化,现在是希腊人取得攻势,而留下的波斯陆军则难脱身死于异域的命运。萨拉米海战从根本上扭转了希波战争的战争形势,奠定了以后希腊人胜利的基础。
    7.普拉提亚战役和希腊的最终胜利
    在整个希波战争中,如果说萨拉米海战是希腊反击波斯的一次海上大规模的,决定性的胜利,那么普拉提亚战役应该说是希腊反击波斯的一次陆上大规模的,决定性的胜利。
    公元前479年,驻守北希腊的马尔冬尼斯又进兵阿提卡半岛,再次占领雅典,但此时的波斯军队已是强驽之末,接着波斯军队又与希腊军队在普拉提亚展开了一次大决战。
    这次希腊联军的声势相当强大,据希罗多德统计,希腊联军重装步兵共有38700人,轻装步兵共有69500人。其中斯巴达的黑劳士奴隶在这次战斗中也被武装起来,作为轻装步兵,每一个斯巴达人配备7个黑劳士。希腊联军以斯巴达和雅典军队为主力,总共达11万人,在斯巴达国王乌撒尼亚斯为最高统帅的率领下,列阵在阿索波司河南岸,准备与波斯人决一雌雄。
    波斯军队的数量,据希罗多德记载总共有30万人,其中不少是希腊人,最精锐部队由波斯人组成,包括"不死队",部署在阿索波司河北岸,与希腊联军隔河对峙。
    双方对阵多日,战争一天天拖延,波斯统帅马尔冬尼斯日感军队给养供给困难,面对希腊人在本土作战,援兵越来越多,他决定先派骑兵进攻希腊人,迅速结束战争。
    波斯骑兵骚扰了希腊军队,并切断了希腊人的水源,于是一部分希腊人撤走了,但作为主力部队的斯巴达和雅典军队还按兵不动。波斯军队误认为希腊人逃跑了,于是既不整顿队形,也不按照原来的部署,像追击逃兵似地涌上来,主要对准拉西第梦人,与斯巴达人展开了激战。
    战斗开始后,希罗多德描述说,波斯人用他们的藤盾连成一道壁垒,从这后面射出了"像雨点一样多的箭",给希腊人以很大打击。但波斯人主要靠骑兵和弓箭手作战,一旦当战斗进入近战,特别是肉搏战时,波斯人的缺陷就暴露出来了。他们没有希腊人那样专门的训练,战斗技术较差。尤其应该注意的是,波斯军队中异邦军数量众多,他们完全视波斯人为瞻,旗倒兵散,正如希罗多德所言:"异邦军的全部命运是以波斯人为转移的,因为其他的人看见波斯人逃跑了,故而在他们甚至还没有和敌人交锋,便立刻也逃跑了。……胜利者就这样跟在薛西斯的士兵后面进行了追击和杀戮。"不久,希腊人发动猛攻,与波斯人展开肉搏战,希罗多德描写:"直到最后,这场战斗竟形成了肉搏战;原来异邦军抓住了对方的长枪,并把它们折断了。波斯人论勇气和力量都是不差的,但是他们没有防护的武装,此外他们的训练不够,论战斗的技术到底也比不上他们的对手。"结果,波斯军队伤亡惨重,30万大军除了一支4万人的军队逃跑了以外,只有3000人幸免于难,其统帅马尔冬尼斯也阵亡了。而希腊方面,斯巴达人阵亡91人,铁该亚人16人,雅典人52人。
    普拉提亚战役是希波战争的最后一次大决战。经过这次决战胜利,希腊人开始全面反攻,希腊大陆很快全部解放。与此同时,希腊海军又在小亚细亚的米卡尔海角击败波斯舰队。公元前478年,雅典进攻黑海海峡,占领赫勒斯滂左旁要塞。从此,战争完全在海上或海外进行。
    随着战争从陆战转入海战,希腊联军内部出现分裂,以农立国的斯巴达对海上作战不感兴趣,而且海军不如陆军发达,撤回到伯罗奔尼撒半岛。公元前478年,拥有海上强大力量并且声威日盛的雅典和希腊本土、爱琴海各岛及小亚希腊各城邦组成了新的对抗波斯的军事同盟,史称雅典海上同盟,或叫提洛同盟。从此以后,希波战争就是主要在以雅典为主的提洛同盟和波斯人之间进行的。
    公元前468年,提洛同盟大败波斯海军于小亚的攸里梅敦河。公元前449年,又大败波斯海军于塞浦路斯岛附近。最终波斯只好和希腊人签订和约,规定波斯承认小亚希腊各邦独立,放弃对爱琴海和黑海一带的统治。至此,希波战争以希腊获得彻底性胜利告终。
    8.希波战争对希腊文明发展的推进
    一场庞大的外来战争对一个民族来说有时可能是一场灾难,因为它可能导致其文明的毁落。有时对其来说又可能是其文明发展的外来推动力和发展推进剂。其民族在外来压力下,为追求生存和独立就要对内励精图治,缓和内部矛盾,克服众多小国寡民的一盘"散沙状态",联合成一体,共同团结御侮,推进自己文明的发展,赢得了战争,也就使自己的文明获得了重生。
    古代希腊文明就是面临如同境地,在面对东来强大的波斯帝国的冲击下,自己在公元前5世纪初才刚刚发展起自己完整的文明,是逆来顺受接受东方文明的统治,把自己的文明扼杀在其"摇蓝期"里,还是奋起御侮,保卫自己的文明?马拉松、萨拉米、普拉提亚三大会战如果在希波战争中完全失败,那么古希腊文明很可能像历史上其它无足轻重的诸多文明那样被扼杀在摇篮里,不能大放光彩。若波斯西进成功,则地中海将成为单一的古代文明区,不可能在此后的世界文明发展格局中形成东西方分庭抗礼之势。原来地处西亚北非地中海东岸、南岸发展的古代东方文明,虽有巴比伦和埃及两大中心的并立,但比较类似,都是"神授的王"统治的专制主义国家,而且在波斯把巴比伦和埃及统一合并进其帝国后已渐趋合一。正是希波战争中这三次大会战的胜利为古代希腊文明的生长发育和成熟在时间和空间上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希腊的胜利使波斯西征受挫,先在地中海东部形成希波对峙局面。虽然在以后的岁月里,希腊民族被征服了,但已结出累累硕果的希腊文明却反过来征服了征服者本身。以后希腊文明在希腊化时代广泛传播于地中海,很快及于罗马再扩及欧洲,形成西方文明;波斯则经安息、萨珊和伊斯兰文明等以后,继而形成东方文明,而这个世界性格局形成的分水岭就是希波战争。
    希波战争对希腊来说的确是一次生死存亡的考验,战争的胜利不仅保住了希腊城邦,也极大推动了希腊文明的发展。由于波斯的势力退出了爱琴海和黑海,希腊城邦的海外交通和贸易便无所阻碍,这就为希腊工商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战争对雅典意义尤其重大。战争期间,第四等级广泛参军作战,加强了第四等级公民在国家生活中的作用,城邦制度得到迅猛发展。战后,雅典通过提洛同盟确立了海上霸权,提洛同盟各成员实质演变成雅典帝国的下属。经济的繁荣,城邦制度的发展,为雅典奴隶制城邦的"黄金时代"——"伯里克利时代"的到来奠定了基础。希腊古典文明的繁荣又为日后欧洲文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从此意义上说,希波战争不仅没有毁灭希腊文明,反而推进了希腊文明的发展。


    
    伯罗奔尼撒战争(上)

    1.雅典称霸与希腊大规模内战的酝酿
    (1)提洛同盟与雅典建立霸权
    在希波战争中,雅典为了联合希腊各国在海上共同反击波斯帝国,于公元前478年,组成以雅典为首的海上同盟。因同盟集会会址和金库在成立时设于爱琴海中的提洛岛而得名。入盟城邦最初只有35个,后来随着战争胜利,成员增到近250个。以盟主雅典为一方,所有其它盟邦为一方,双方立盟,军事外交一致行动,实际上是听从雅典指挥,结盟时双方共把一块巨铁投入海中,声言只要铁不浮出海面,便要永远忠于盟约。以铁表志,宣誓入盟后不得随意退出。
    同盟成立之初,入盟各邦仍是独立的,雅典亦无任何特权擅自行动和实施未经同盟会议批准的法规或侵犯各邦利益。但提洛同盟的建立,对雅典来说,如虎添翼,成为希腊世界第一等强国。
    在希波战争中,同盟在雅典领导下主要对付波斯,奋勇作战。但战争结束后,同盟逐渐变为雅典统治同盟成员,自己称霸希腊的工具。从此,同盟会议不再召开,雅典命令代替一切,金库迁入雅典城,加强对盟邦的勒索和控制,提洛同盟变成了雅典帝国。
    雅典帝国的出现,使雅典古典文明臻于极盛。公元前461年,伯里克利任首席执政官,标志着希腊古典文明繁荣时代的到来。
    伯里克利出身于雅典名门,年轻时代是在提洛同盟抗击波斯人的战争中度过的。他任首席执政官后,对内实行改革,权达下层公民,使古典希腊文明臻于极盛。对外以扩大雅典势力和利益为原则,加强控制提洛同盟盟邦,变提洛同盟为"雅典海上帝国",把同盟金库从提洛岛迁至雅典,同盟会议不再召开,雅典积极准备扩张。虽然雅典与斯巴达作为不同的政治制度国家一直有宿怨,但是基于斯巴达组建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势力比较强大,时机不够成熟,伯里克利与斯巴达在公元前445年缔结了30年和约,可是他又对别的城邦和地区进行了扩张。
    (2)未来内战的酝酿与根源
    希腊民主政治的发展是在与贵族派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的。民主政治以雅典为首,贵族政治则以斯巴达为基地。在希腊各个城邦里,几乎都有两派斗争。民族派与贵族派力量互有消长,于是在斗争中,各城邦各派常常要求雅典或斯巴达出面干涉或派兵支援。这种形势在希波战争后日益恶化,酝酿着一场大规模内战。
    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和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之间在经济和政治上也矛盾重重。雅典与伯罗奔尼撒同盟中的工商业城邦,尤其与工商业发达的科林斯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为发展工商业,雅典与科林斯展开全面竞争。雅典与斯巴达为称霸希腊,分别各自扶植自己的势力,巩固并推行自己的政治制度。基于两者的深刻矛盾,内战的爆发是不可避免的。
    公元前431年春,伯罗奔尼撒同盟的成员底比斯袭击了雅典的盟邦普拉提亚,雅典给予普拉提亚以援助。以此为起点,至6月中旬,斯巴达王阿基达马斯率军入侵阿提卡,战争全面爆发。
    2.十年战争
    伯罗奔尼撒战争从公元前431年开始直到前404年结束,历时27年,战火几乎遍及整个希腊世界。根据史学传统,这次战争可分成三个阶段:一、自公元前431年至前421年,史称"十年战争",或以斯巴达国王之名称为"阿基达马斯战争";二、自公元前415年至前413年的西西里战争;三、自公元前413年至前404年雅典投降,战争结束,史称"德凯列伊亚战争"。
    (1)雅典的战略与瘟疫骚扰雅典
    当伯罗奔尼撒人在科林斯地峡集结军队,正将出发向阿提卡进攻的时候,雅典的首席执政官伯里克利在人民大会上发表演说,让雅典郊区的农民放弃家园,把家眷和财产迁入城内,固守城垣,运用海军同敌人战斗,以自己海军之长对付伯罗奔尼撒同盟海军之弱。
    伯里克利早在战前就预料到战争爆发的可能性,为了及早防备斯巴达人从陆上入侵,曾在雅典城与外港比雷埃夫斯之间,修建一道长垣,这样就使陆海两方面的防务都有所巩固。战争爆发后,他采取一件稳妥战略:陆上主守,乡民迁入城中,必要时放弃农村,坚壁清野,据城坚守;同时充分发展海军优势,发兵袭击伯罗奔尼撒沿岸城市,逼迫敌方疲惫求和。伯里克利提出的战略基于他的依靠雅典的财富和资源打持久战的军事思想。正如他之所言:"因为同盟者所缴纳的金钱就是雅典的力量,战争的胜利全靠聪明的裁断和经济的资源。"第一年的战事,雅典就是在伯里克利的领导下以此战略行事的。
    伯罗奔尼撒同盟军侵入阿提卡后,大量农民涌进雅典,雅典变成了巨大的难民营。伯里克利绝没想到这一战略在下一步却使他陷入极端被动的处境。
    公元前430年夏,一场意想不到的灾祸突然降临到雅典头上。一场可怕的瘟疫从非洲的埃塞俄比亚传至埃及和利比亚,再从海上传至皮里优斯港,然后蔓延至雅典城。战祸引起大量农民涌入雅典城内,促使雅典瘟疫更加恶化。许多人相继死亡,据估计,大约有四分之一的人死于这场瘟疫。加上前方军事失利,雅典公民开始对伯里克利不满,不久,公元前429年,他也罹难于此疫。
    (2)普拉提亚围城战
    伯里克利死后,雅典发生了主战还是主和的两派斗争。以克里昂为首的主战派主张继续推行对外扩张的战争政策,加强对盟邦的控制,以武力逼使敌方就范。公元前427年,克里昂出席首席将军,基本继承伯里克利的弃陆从洋战略,与伯罗奔尼撒人继续作战。
    公元前429年,斯巴达国王阿基达马斯率伯罗奔尼撒同盟军,向中希腊的雅典盟邦普拉提亚进军。普拉提亚人固守城池,在卫城上建筑一排大木栅,内砌以砖,加固加高城墙。伯罗奔尼撒人却在靠近城墙的地方造一土山,与城相接,利用他们的攻城机械——破城锤(撞墙车)来进攻城池。普拉提亚人利用套索和吊梁破坏敌人的破城锤。其中吊梁与中国古代的滚木起同样作用,但吊梁是用两根铁索悬挂在两根平行地放在城墙上的木杆上。当发现破城锤撞击城墙时,他们把吊梁移动到破城锤的正上方,然后放松铁索,让吊梁突然落下,这样便可把破城锤的头部砸坏。不久伯罗奔尼撒人利用破城锤攻城就在吊梁的打击下失败了。
    接下来,伯罗奔尼撒人利用火攻想烧毁普拉提亚,但一场大雨挽救了普拉提亚。
    围城日久,城内粮食日缺,普拉提亚人只好在公元前427年向伯罗奔尼撒人投降普拉提亚城遭到了屠杀,一年后被彻底毁灭。
    (3)派罗斯、安菲波里斯战役及尼西亚和约
    公元前427年,克里昂开始出任首席将军后,亲自带兵出征。公元前425年5月,雅典派兵占领伯罗奔尼撒半岛西南部的战略重地派罗斯港。同年7月,克里昂又亲自率军占领与派罗斯港相对的斯法克特里亚岛。雅典鼓动那儿的斯巴达黑劳士发动暴动,让斯巴达深以为患,于是斯巴达主动求和,但遭雅典拒绝。
    正在斯巴达危难之际,斯巴达人接受了其将领拉西伯达的建议,进攻爱琴海北岸的雅典城市。这样一方面可以把雅典军队引出伯罗奔尼撒半岛,以免除其严重的威胁;另一方面可以鼓动那里的雅典同盟国背叛雅典,以破坏对方的物力和人力支援。公元前424年,拉西伯达率军占领安菲波里斯,接着又攻陷许多地方,引起雅典在希腊东北地区各同盟国的背叛。
    公元前422年克里昂亲率雅典军队与斯巴达人又在安菲波里斯展开激战。由于盟邦叛离,雅典军事失利,主和派在雅典抬头并逐渐占了优势。公元前421年,雅典主动与斯巴达提出议和,双方缔结了为期50年的和约,史称尼西亚和约(以雅典将军主和派首领尼西亚得名)。至此,"十年战争"结束,伯罗奔尼撒战争暂告一段落。


    
    伯罗奔尼撒战争(下)

    3.西西里战争
    (1)雅典远征西西里
    尼西亚和约,并未解决双方战争的根源。事实上有些斯巴达的同盟者自始就反对和约。主要只是由于斯巴达和雅典都有点对十年的持久战倍感疲乏,它们需要缔约取得暂时和平,赢得时间来重作休整,为未来战争进行新的准备。因此,战争再起,势所必然。
    公元前420年,年轻的雅典激进民主派亚西比德被选为将军。他一登上政治舞台,就竭力鼓吹对斯巴达重开战端,提出了一个远征西西里、称霸全希腊的狂妄战略计划。他的海上战略思想,与伯里克利、克里昂等前辈一脉相承,只是更富于野心,更脱离实际。但他得到大多数下层城市公民的支持,其主张逐步在雅典政治中占了上风。
    公元前416年,西西里岛的雅典盟邦塞格斯塔与斯巴达在西西里的同盟者叙拉古的盟邦塞林努斯发生纷争,塞格斯塔向雅典求助。于是亚西比德在雅典主张借此远征塞林努斯和叙拉古,切断叙拉古这条斯巴达和科林斯的左臂。雅典于是同意远征西西里。
    远征前夕,尼西亚在一次人民大会上发言说:"你们往西西里去了,留下许多敌人在后方,很明显的,你们在那里也会有敌人的,而且也要应付那些敌人。可能你们认为你们所签订的条约会给你们以保证;……如果我们的大军在任何地方遭到失败的话,这个和约不一定能阻止敌人马上向我们进攻。"尼西亚的这段发言,恰好说明亚西比德战略错误的要害:不是远交近攻,而是远攻近和,把敌人留在后方;一旦和约破坏,则两面受敌。以后的事实正是这样发展的。但雅典人并没有把尼西亚的警告放在心上。
    正当雅典远征军出发前夕,雅典城内的许多当作路标的赫尔墨斯神像被捣毁了,谣言散布这事与亚西比德有关。但好战心切的雅典人希望从速出征,公元前415年5月,远征军由战舰136艘,重装步兵5100人,轻装步兵1200人,桨手26000名组成,在亚西比德、尼西亚和拉马卡斯率领下,向西西里的叙拉古进发。
    (2)叙拉古战争
    雅典大军刚踏上异邦土地,雅典公民大会却下令亚西比德回国受审。他交出指挥权,却在回国途中逃往斯巴达。他向斯巴达建议:速派军增援西西里,以解叙拉古之围;从陆上发兵,长期进驻雅典近郊德凯列伊亚,瓦解提洛同盟。斯巴达采纳了他的建议,这给雅典带来致命的打击。
    公元前414年,雅典人把叙拉古团团围住。战事之初,雅典军队甚为得手,叙拉古处境不利。但斯巴达人很快率军及时到达西西里,占据埃皮波拉伊高地,使雅典人的壁垒包围不能奏效。
    公元前413年,德摩斯特涅斯主张雅典人应该撤兵回国,而尼西亚优柔寡断,迟疑不决,贻误军机,接下来就是雅典人在大港海战中的惨败。
    叙拉古的东、南、北三面环海,只有西面同陆地相连。叙拉古人为对付雅典海军,加强水域大港的防御。叙拉古人在他们旧的船坞前面的海底中钉下了大量木桩,使他们的船停泊在障碍物里面,以免雅典人把舰船划进去撞击它们。这些木桩或露或没于海面,如同暗礁,对舰船航行威胁很大,致使雅典虽有强大的海军,却在战争中没有充分发挥出作用。
    叙拉古人还为了其舰船适于狭小的大港内作战,对它们的构造作了很大改进;减少船头长度,在吊锚架的两旁增加一些材料,使船头更加坚固。改进后的舰船可以利用船头撞击战术,在狭小大港内横冲直撞。而雅典舰船的船头构造较轻,并非为迎头撞敌舰而设计,主要用来冲破敌人阵线,环绕敌舰,向敌舰的侧面或船尾冲撞。这种环航战术适于在宽阔海面作战,船多而水面狭窄则不利于环航,难以施展其威力。因此,叙拉古人正是以己之长击敌之短,巧妙打击敌人,雅典海军在大港海战中处于相当不利地位。
    大港海战开始时,雅典首先进攻,叙拉古起而应战,不多时不大的大港海面布满了船只,展开了古代世界罕见的大海战。据修昔底德记载:"这是一次剧烈的战斗——比以前任何一次战役都要激烈些。双方面的桨手们,当受命把船划往交战地方时,从不退缩,舵手们表现出很高的技术,彼此互相竞争。……许多船舰挤在一个小面积上互相进攻(真的,过去从来没有这么多的船舰在这么狭窄的水面上战斗过。双方面的船舰总共差不多有二百条)。
    因此,用船嘴冲击船身的进攻方式比较少(指雅典的作战方式——作者),因为没有倒划退却,也没有冲破敌人阵线向周围转动的机会;在进攻别的船舰或逃避别的船舰的冲攻中,船碰碎船的时候比较多得多。"最后叙拉古和它的同盟者大获全胜,雅典海军死伤过半,余者争相登陆逃走。
    (3)雅典远征军全部覆灭
    公元前413年秋,大港海战后,雅典人只有从陆路撤退,海路已被叙拉古及斯巴达人封锁。撤退的军队约有4万人,士气沮丧,行动迟缓,饥渴交加,军心混乱,斗志涣散。沿途不断遭到敌方的围追堵截,雅典人只得投降。后来,他们不是被处死就是送往采石场作苦工,惨死于疾病和苦役中。雅典的西西里远征军全部覆灭异乡。正如修昔底德所言:"这是这次战争中希腊人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照我看来,是希腊历史中我们所知道的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对于胜利者说来,是最光辉的一次胜利;对于失败者说来,是最悲惨的一次失败,因为他们是全军覆灭;他们的痛苦是很大的,他们的毁灭,诚如俗话所说的,是整个的毁灭,海军、陆军——一切都毁灭了。许多人中间很少有回到故乡的。西西里的事件就这样终结了。"因此,西西里之战是整个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转折点,从此之后,雅典的形势江河日下,难脱战争最终失败的命运。
    4.德凯列伊亚战争
    (1)德凯列伊亚战争
    公元前413年春,斯巴达采纳亚西比德的建议,侵入阿提卡半岛,以德凯列伊亚(距雅典约20公里)为据点,派军队四出蹂躏阿提卡,掠夺物资,包围雅典使其变为孤城,并实行长期占领,给雅典带来巨大的人力和物力损失。修昔底德说:"这是雅典势力衰落的主要原因之一。"此时的雅典陷入困境,它必须在两个战场上同时进行两场战役:一个是西西里战场进行的叙拉古战役;一个是阿提卡战场的德凯列伊亚战争。雅典被困,丧失了全部农村,盟邦也纷纷叛离,军费入不敷出,发生严重的财政危机,雅典失败的时日已不长久了。
    (2)雅典投降
    雅典西西里战场的全军覆灭和阿提卡战场的形势日蹙,使雅典陷入困境。外则同盟叛离,内则政局动荡。公元前411年,贵族寡头发动政变,残害民主派;接着在公元前410年民主派又推翻了贵族寡头政治。
    政局动荡,自始就影响战局,而且越来越严重。公元前405年,雅典与斯巴达两支海军大战于赫勒斯滂海峡的羊河河口,雅典经营数十年的海军全部覆灭。公元前404年,雅典被迫投降,投降条件要求:取消雅典海上同盟;自行拆毁一切从雅典到比雷埃夫斯的防御设施;除留12艘警戒船只外,把全部船舰交给斯巴达;参加伯罗奔尼撒同盟,废除民主政治。这些苛刻的条件,已把雅典的伟大和光荣全部抹掉,雅典从此变为二流国家。长达27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最终以雅典彻底失败而宣告结束。
    5.雅典失败的原因与希腊文明走向衰落
    (1)雅典失败的原因
    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一直政局动荡,貌似强大,内部矛盾丛生:奴隶主与奴隶的矛盾,自由民内部民主派与贵族派之间的冲突,主战派与主和派的争执不休,雅典与同盟国的纠葛等。这些矛盾在战争中都进一步激化了,奴隶纷纷逃亡,民主派执权得势则排斥贵族派,贵族派上台则残害民主派,尤其在处于战争关头两派相斗,战争没有相对固定的领导,没有稳固的后方,同盟者们又趁火打劫,造成分崩离析的局面,使雅典内耗严重,大伤元气,从自身内部加速了战争的失败。
    斯巴达内部虽然也存在各种矛盾,但与雅典相比,政局则稳定得多,这让斯巴达可以放心腾出精力专门对付雅典。而且为了打败雅典,斯巴达不惜与波斯相勾结,以承认波斯对小亚细亚各希腊城邦的统治为交换条件,取得对方的金钱资助,用以建造舰队。本来斯巴达陆军力量又强大,这可谓给斯巴达虎上添翼。斯巴达没有发生像雅典财政严重危机的状况,军心稳定,斗志昂扬,军饷充足,加上正确的战略战术,让叙拉古在西西里拖住雅典主力部队,自己则围困雅典,长期占据和蹂躏阿提卡,让雅典远近为难,最终只好投降。
    雅典采取的战略计划也是不够高明的。伯里克利在战争爆发前夕,就动员人民放弃土地和房屋,保卫海上的城市,让人们避开同伯罗奔尼撒同盟国家作陆战,而号召人们走向海洋、打海战。这是一个涉及全民的总体战略。
    但战争开始后,雅典并没有从全民备战出发,而是把农村拱手让给斯巴达,任其蹂躏。大量农民涌入城市,既无粮食,又遭瘟疫横行,给雅典人民带来灾难。而亚西比德在此道路上走得更远,他不主张去攻打直接的、最近的、最主要的敌人——伯罗奔尼撒同盟的首脑斯巴达,却去攻打与雅典关系不大而且远隔重洋的叙拉古,舍近求远,正如尼西亚所言,把主要敌人留在了后方。结果斯巴达攻入阿提卡,雅典疲于西西里和阿提卡两地作战,终于两地的军队几乎都全部覆灭,强大的雅典在日益窘困中死亡。
    (2)希腊文明走向衰落
    伯罗奔尼撒战争给希腊人民带来的痛苦和灾难是空前的,正如修昔底德所言:"过去从来没有这么多的城市被攻陷,被破坏,有些是外族军队做的,有些是希腊国家自己做的;从来没有那么多的流亡者;从来没有过这么多生命的丧失——有些在实际的战斗中,有些是在国内革命中。"如果说希波战争给希腊带来古典文明的繁荣,那么这次战争却给希腊带来衰落和危机。
    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以后,各城邦间混战更是愈演愈烈,斯巴达的任意干涉各城邦的内政和推行其贵族寡头政治,日益激起各城邦的反抗。斯巴达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取得了霸权,实际在战后又立刻丧失了霸权。日后,斯巴达、雅典、底比斯都为了本城邦的扩张,竭力争夺霸权,加剧了各城邦的混战。这样不仅加速了其它城邦的衰落,也加速了自身的日益衰落。到公元前4世纪中叶,希腊各城邦的生命力已近枯竭,城邦本身的危机为马其顿的征服准备了条件。从城邦内部而言,城邦混战使大奴隶主大发横财,日渐豪富;而手工业者和小农疲于作战,荒废了自己的土地,土地被大奴隶主强夺,土地日趋集中,于是作为城邦制度基础的小农小土地私有制遭到破坏。作为公民兵制度基础的小农因纷纷破产沦为奴隶,公民兵制度也失去了基础。于是由于希腊本身各城邦混战不休,以及希腊世界存在着很牢固的城邦体制传统,以后历史的发展使命只好由别的民族来领导了。不久,北方的马其顿兴起,并侵入希腊,成了希腊世界的主人,希腊被包容进马其顿亚历山大帝国版图之中。但是已经结出累累硕果的希腊文明反过来又征服了征服者本身,马其顿亚历山大帝国实际上是在希腊文明的光环中发展前进的。



    
    罗马国家的形成

    1.伊达拉里亚文化——罗马文明的源头
    古代罗马国家的中心地区是意大利,它的地理范围包括意大利半岛及其南端的西西里岛,罗马城则位于半岛中部。
    意大利最古的居民是利古里亚人。从公元前2000年开始,印欧语族陆续分批进入意大利,此后的青铜文化和铁器文化便以他们为主发展起来。他们从公元前1800年开始进入青铜文化时期,主要以特拉马拉文化(约公元前1700-前1100年)为代表。特拉马拉文化发明了影响日后罗马城市和兵营设计的村落方阵布局,就是在一块四方形的土地上,用壕沟围绕,挖沟的土筑成围墙,围墙内房屋是枝条和粘土结构,建在木桩和堆起的平台上,房屋成排成行,直角交叉,进村要通过一座桥跨过壕沟。这种村落的建造显然经过了苦心组织。从前10世纪开始,意大利进入以维兰诺微文化(公元前1000-前500年)为代表的铁器文化时代。大约从公元前8世纪,中部意大利的一些维兰诺微型的村落已开始发展为伊达拉里亚的城市和国家。
    公元前6-前5世纪是伊达拉里亚文化的鼎盛阶段,各地皆建立城邦,相传有12个城邦之说。他们采用希腊字母书写本族语言。在此期间,罗马城一再而再地受到伊达拉里亚人的统治。据罗马古代的传说。王政时代的7个国王中最后3位都属伊达拉里亚血统。现在考古发掘亦证明在公元前550-前470年间罗马是个道地的伊达拉里亚城市,罗马修建了许多伊达拉里亚式建筑,伊达拉里亚的商业也在罗马占据垄断地位。即使到罗马共和初年,伊达拉里亚的统治也曾在罗马反复建立。这一切表明了伊达拉里亚文化对罗马国家的巨大影响。
    2.罗马城的建立与王政时代
    罗马人的祖先是属于印欧语系的拉丁人。当罗马人进入文明时代时,已开始了铁器时代。所以罗马军队一开始就是用铁制武器装备起来的。由于意大利半岛缺少良港,罗马人又不重视航海业,军队主要是由农民组成的陆军。
    海军是在罗马征服意大利向外扩张时才建立起来的。
    大约在公元前600年,罗马人建立了罗马城。很快,罗马进入了传说中的王政时代,也就是罗马的军事民主制和国家形成时期。这时的国王拥有军政、司法、宗教等大权。国王在隆重的场合必头戴金冠,身着紫袍,手持鹰头权杖,坐于象牙宝座上。王的身边有12个侍从,手捧一束棍棒,上插斧头,此即著名的称为"法西斯"的权标,它象征着军事统帅的绝对权力,因而日后成为专制独裁的代名词。这种权标及整套仪仗皆源自伊达拉里亚。与此有关的另一影响深远的礼仪则是凯旋式的举行。当国王率军征战班师回城,必举行盛大的凯旋式:国王立于四马战车之上,亲率凯旋部队通过城市街道,直达神庙奉献牺牲,而群众则夹道欢呼,蔚为壮观,这种凯旋式在以后的共和国和帝国时期都照样举行,而且愈演愈烈,成为罗马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一个传统内容。
    3.塞维.图里乌斯改革与罗马国家形成
    罗马奴隶制国家的形成是通过发生于约公元前6世纪的塞维.图里乌斯改革实现的。
    据罗马历史学家李维所述,塞维.图里乌斯是拉丁城市科尔尼库鲁姆的一个被俘的贵妇之子,因受老塔克文夫妇的喜爱,从小被收养在宫中,长大后还被招为附马。老塔克文被刺死后,塞维便在岳母的帮助下登上王位。后来他注意争取民心,得到人民拥戴,王位渐趋巩固。
    塞维为了适应当时社会发展和加强罗马实力的需要,首先废除原来按亲属关系组成的三个氏族部落,而代以四个城区部落,同时将罗马的乡村分为15个(或16个)乡村部落。凡在地域部落登记入册的自由民都获得公民权,同时承担服兵役和赋税等义务。
    此外,塞维在建立新的地域部落囊括所有自由民为公民的同时,又对全体公民进行财产普查,在此基础上按照公民财产多寡和提供武器的能力划分了五个等级。据说,第一等级公民的财产资格为10万阿斯,第二、三、四等级的财产资格分别为7.5、5和2.5万阿斯,第五等级的财产资格为1.1(或1.25)万阿斯。低于五等级的最贫穷公民则为等外之人,被称为"普罗列塔里"(Proletarii),意即无产者。
    随着五个等级的划分,也就相应地规定了每级负担兵力之数,当时军队以百人队(每100名战士组成的连队,拉丁文称之为"森都利亚")为单位,每个等级出百人队之数不是按各级人口比例,而是按财力负担武器装备的比例,因而第一等级组成的百人队最多,包括80步兵百人队和18骑兵百人队,总数共达98个;其余二、三、四等级各出20百人队,第五等级则出30百人队。各等级百人队的半数由17至45岁的年轻者组成,另一半由46至60岁的年长者组成。另有5个非战斗性的百人队,其中工匠百人队2个,乐师号手百人队2个,最后一个分给无产者,让他们组建1个百人队。这样总共有193个百人队。
    在百人队中,战士的地位是取决于财产状况的。第一等级中最有钱的公民在骑兵中服务而被称为"骑士",这一等级中的其他成员应当有步兵的全套重武装(头盔、铠甲、护腿、盾牌、矛和剑),并且位于百人队的前列。
    其它各级的公民则依照自己的地位而拥有较轻的武装,在军队中占后面的地位。第四等级为轻装步兵,第五等级大概只有投石器等。
    很明显,百人队组织制度起初是适应当时罗马对外扩张和战争需要而创建的。划分公民等级,首先是把服兵役者(五等)和不服兵役者(等外)加以区分。各等级的百人队配备不同的武器装备,都明显带有军事目的。工匠和乐师、号手单独组成百人队,他们在战争期间可能是分派到军队中担负专门性的工作任务。另外,当时罗马公民数量大大超过军队数量。也就是说,每个百人队实际上包括的公民人数要比作为军事单位的百人队包括的战士数目多得多。百人队不仅是军事训练和作战单位,而且还是征召公民军的基础。
    由于把平民纳入罗马公民队伍,公民人数的增加,兵源也随之扩大,这就为扩充和改组公民军,增强罗马的军事力量,创造了条件。
    百人队组织制度的核心是百人队大会。这是以服兵役的五个等级的公民组成的大会。等外的无产者在总数近200票的大会中只有1票之权。开会以军号召集,会址设在城界以外的战神操场——马尔斯田野,因为按通例罗马城内不准召集军队。投票时也是列仗以呼喊表示同意或反对,每一百人队内以多数票决定意见。百人队大会不久由军事集会发展为政治性会议,成为罗马的公民大会,代替了原先以胞族为单位组成的民众会——库里亚会议。
    塞维的改革,作为他的本人主观意图,是为了加强王权,但他的改革措施却带有民主效果,平贵斗争有所缓和,人们经受了初步的民主洗礼。不久,罗马人在公元前510年驱逐了王政时代的最后一个国王小塔克文,翌年由百人队大会从贵族中选出两名执政官管理国家事务,从此罗马进入共和时代。


    
    布匿战争(上)

    1.罗马军队装备的新发展
    公元前4世纪时,罗马军队的武器有所改进,到布匿战争时武装发生重大变化。罗马重装步兵的主要武器是投矛和双刃剑。投矛长约1.5至2米,重达4-5公斤,以铁尖头安在木柄上,可投掷长达30米的距离。短剑长约0.5米,宽4-7厘米。每位士兵都要装备这两种兵器,与敌人相隔较远时实行标枪打击,离敌人较近时用双刃短剑展开白刃战,实行近身肉搏。
    罗马人的主要防御武器是盾牌。在公元前4世纪初的高卢战争后,旧的圆形小铜盾被半圆筒形的大盾所代替,并一直沿用到帝国前期。重装步兵还有护身甲胄,主要由铜制头盔、胸铠和胫甲组成。有时战士还披有斗篷。
    罗马军队装备的改进,保证了罗马人在不久将至的布匿战争中拥有了杀伤力和进攻性,从武装上保证了战争的最终胜利。
    2.第一次布匿战争
    (1)战争的爆发
    在征服意大利半岛之后,罗马走上由奴隶制大国变为帝国之路。当时西部地中海的强国迦太基成为罗马走上帝国之路的第一个目标,于是罗马与迦太基进行了一个多世纪的争霸战争。因为罗马人称迦太基人为布匿人,所以这场争夺西部地中海霸权的战争被称为布匿战争。
    迦太基位于非洲北岸今突尼斯境内,其工农业较发达,商业、海运尤为发达,迦太基船队经常穿梭往来于地中海南北岸各地,它的船舰在质量和数量上都远远超过任何西部地中海的势力,这为迦太基海军的强大提供了条件。
    利用充足的资源,迦太基建立了一支拥有海军和陆军的强大军队。陆军装备精良,是职业雇佣兵;海军拥有50支桨的战船几百艘,每船配备水兵120人。不仅有三列桨舰船,而且有巨型的五列桨舰船。公元前3世纪以前迦太基曾牢牢掌握着从叙拉古到塔林敦的西部地中海海域。
    公元前265年,叙拉古派兵包围墨萨纳城(在西西里岛东北端)。城内的意大利雇佣兵分成两派,分别求援于迦太基和罗马。迦太基捷足先登打败了叙拉古,控制了墨萨纳。罗马不能眼看墨萨纳落入迦太基手中,进而控制整个西西里,封闭地中海,于是在公元前264年,罗马派军队渡过墨萨纳海峡,迫使迦太基军队后撤,占领了墨萨纳城。于是迦太基立即又派一支远征军收复失地并向罗马宣战。罗马元老院又派出一支部队去加强占领军。这样就正式爆发了罗马和迦太基之间的第一次布匿战争。
    公元前263年,一支强大的罗马军队沿西西里东海岸南下,直抵叙拉古城下,把叙拉古围得水泄不通。叙拉古被迫同意与罗马结盟,这大大便利了罗马军队的进一步军事行动,他们在西西里东南部继续推进,切断了迦太基人同海峡的联系。为了对付迦太基人的反扑,在公元前262年罗马军队又将阿格立真坦团团围住。经过一场恶战,罗马攻城部队进城后洗劫了这座城市。
    罗马取得初步胜利,控制了西西里东部和东南部的广大地区。但战争的胜负远未确定,因为迦太基的舰队还未受到攻击,在罗马没有海军的情况下,迦太基可以利用海军进行回击,封锁西西里和意大利海岸,断绝罗马军队的后路,置罗马军队于绝境。为了争取最后胜利,罗马必须作出巨大的努力和牺牲,来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
    (2)创建海军
    当时的罗马是个农业国家,只有农民组成的陆军,而没有海军。罗马要想在与布匿人的战争中获胜,要想称霸地中海以至建立帝国,只有必须由一个陆军强国变为一个全面发展的陆海军强国。罗马人很快在南意大利希腊人技师的帮助下,建立起一支包括120只舰船的大舰队,有3万多个划桨手。为了迅速建成一支舰队,在造船的同时,罗马人加紧在陆地上训练划桨手,让他们坐在板凳上练习划桨。在希腊人的帮助下,一支新的海军很快就要出现在地中海中。
    罗马年轻的海军在海战技术上显然无法与老牌海军强国迦太基相比。罗马人为补己之短,制彼之长,发挥自己陆军强大的优势,在舰船上发明了吊桥战术。那就是在每只舰船的舰首安装一种前端装有抓钩、两侧装有栏杆的吊桥,前进时竖起系在桅杆上,当接近敌舰时放下,吊桥前端的抓钩便像乌鸦嘴一样钩住敌舰的甲板,使两只船连接在一起,这时罗马步兵如履平地般的从吊桥上冲过去,在敌舰的甲板上展开肉搏战。这实质上是在海洋上进行陆战。罗马人由此把自己的陆军特长得以发挥,从而导致在海战中反而处于有利地位。
    公元前260年,罗马舰队和迦太基舰队在西西里岛北面的米列海岬展开了一次大海战,罗马军队用上述桥舰第一次打败了迦太基舰队。罗马又利用舰队进攻科西嘉岛和撒丁岛,公元前259年在撒丁岛附近再次打败迦太基舰队。
    迦太基人在陆上和海上失利以后,退到西西里西部,凭借那里的海军要塞固守,战争出现了相持局面。罗马人看到在西西里迅速取胜是不可能的,便决定进攻迦太基本土。公元前256年,执政官塞占卢斯和曼利乌斯率领230艘战舰,载着4万名步兵,远征非洲,第一次布匿战争进入第二阶段。
    (3)进军迦太基
    罗马舰队由墨萨纳出发,在西西里南岸的埃克诺穆斯海峡附近遇上了由350只船舰组成的迦太基舰队。迦太基人决定让他们的中军佯退牵着罗马人的鼻子,他们准备两翼包抄。罗马的中军虽然已入圈套,但侧翼却通过钩船和铺板拦住了敌人的包抄。而中军又果断突围使自己脱身出来,回到原位,打垮了靠着海岸的迦太基舰队的左翼。在这次海战中,罗马的桥舰再次发挥了威力,大败迦太基舰队,迦太基损失100艘船舰,罗马只损失24艘。罗马军队在迦太基东面的卢克佩亚登陆,进展顺利,屡败迦太基军队,一直进抵到迦太基城不远的地方。
    迦太基迅速征集了新的雇佣军,大败罗马军队。公元前255年,载着残余军队的罗马舰队在返国途中又遭遇风暴袭击,使罗马远征军几乎全部覆没。
    (4)罗马取得胜利
    战场重新回到西西里,罗马人重建了舰队,在公元前251年攻下了西西里北岸的主要城市帕诺尔穆斯,把迦太基人一直挤到西西里西部。
    公元前247年,西西里的迦太基军队改由精干的哈米尔卡尔指挥,但他已不能挽回败局。不久罗马又迅速发起攻势,终于占领了迦太基人在西西里的最后据点利里拜乌姆和德瑞帕努姆。公元前241年罗马又在一次海战中打败了迦太基舰队。
    连续23年的战争使迦太基精疲力竭,只好与罗马议和。罗马也感到财匮力乏,便与迦太基签订和约。和约规定迦太基向罗马割让西西里及其与意大利之间的其它岛屿,十年内向罗马赔款3200塔兰特。这样,第一次布匿战争以罗马的胜利告终。
    3.第二次布匿战争
    (1)迦太基的战前准备与萨贡杜姆事件
    第一次布匿战争并没有彻底解决罗马和迦太基之间的矛盾。罗马虽然扩大了地域范围,得到了巨额战争赔款,但还没有掌握对西地中海的控制权。而迦太基并不甘心失败,它的经济政治力量并没有被摧毁。它利用其丰富资源,轻易偿付了战争赔款,迅速从战争灾难中恢复了过来。因此,爆发新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
    迦太基在第一次布匿战争结束以后不久即开始为新的战争进行准备。在公元前237年派曾在西西里指挥作战的哈米尔卡尔率军去西班牙,恢复和扩大在那里的地盘,以弥补在上次战争中的损失,并为未来的战争准备进攻基地。
    公元前228年,哈米尔卡尔战死,其女婿哈斯德路巴尔成为继承人。哈斯德路巴尔在西班牙建立"新迦太基"城,成为迦太基在西班牙的主要据点,附近巨大的银矿又为迦太基提供了丰富的财政来源。
    公元前221年,哈斯德路巴尔被人杀死,哈米尔卡尔的长子、年仅25岁的汉尼拔成为继承人。
    汉尼拔是古代的一位杰出的军事家。少年时期就在他父亲和姐夫的培育下,受到专门的军事和外交训练。他9岁就随父从军出征西班牙,后又成了哈斯德路巴尔的助手。多年的军旅生活,不仅丰富了汉尼拔的军事知识,而且培养了他的坚韧不拔的毅力和吃苦耐劳的精神,为他后来掌握兵权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汉尼拔自幼就有非凡的抱负,立志要为国家干一番事业。长大成人后,决心用武力打败罗马,征服意大利,雪洗迦太基战败的耻辱。据说,当汉尼拔还是一个少年时,就在他父亲的命令下,跪在神坛前宣誓说:"长大成人后,一定要成为罗马不可调和的对手。"在他看来,迦太基经过长期备战,已有足够力量战胜罗马。
    公元前219年,汉尼拔完成了对罗马人作战的一切准备后,攻占了罗马在西班牙的同盟者——萨贡杜姆城。
    萨贡杜姆陷落后,公元前218年春罗马派以费边为首的使团去迦太基交涉,要求迦太基把汉尼拔当作和约破坏者引渡给他们,否则要承担一切后果。
    罗马历史学家李维是这样描述罗马使团在迦太基元老院进行交涉的最后场面的:迦太基人拒绝了罗马人的要求,这时费边撩起长袍前襟,作了个褶,说道:"这里我给你们带来了战争和和平,你们喜欢什么,就挑吧!"他的话得到了同样高傲的回答,说他喜欢什么,任他给。当费边放下长袍,宣布给他们战争的时候,所有在场的人一致回答说,他们应战,并且将以应战时的同样决心进行战争。
    于是罗马正式对迦太基宣战,第二次布匿战争开始了。
    (2)汉尼拔翻越阿尔卑斯山
    当时罗马的计划是,兵分两路:一路由执政官塞姆普罗尼乌斯.隆古斯率领,从西西里进攻迦太基本土;一路由执政官斯奇比奥率领,从西班牙登陆,以便牵制汉尼拔的军队,使其不能援助非洲本土。但是,汉尼拔却以惊人的胆略,准备进攻意大利,在敌人境内作战。
    他认为从海上进入意大利太冒险,因为自从第一次布匿战争以后,迦太基再也没有取得制海权。汉尼拔选择了极难越过的欧洲最高峰阿尔卑斯山这条路线。这条路线的优点,在于罗马人意料不到会有来自这方面的进攻。罗马海军当时守在沿海,陆军集结在南意大利,准备进攻非洲。他们认为,迦太基人是不可能越过阿尔卑斯山的。
    公元前218年春,汉尼拔率领由9万步兵、12000名骑兵和几十只战象组成的军队从新迦太基城出发,开始了对意大利大规模的军事远征。部队沿着西班牙东部向东北部方向挺进。罗马人由于对汉尼拔的进军意图认识不足,拖延了出征西班牙的时间。当普.斯奇比奥率军从海边到达罗丹河口时,汉尼拔已经进抵那里,并且迅速渡过了河,然后溯河北上,躲过罗马军队的拦截。斯奇比奥悟出了汉尼拔的进军意图,便派自己的弟弟格.斯奇比奥率军继续去西班牙,自己则率一部分军队迅速上船,赶回意大利。
    这时,汉尼拔经过长途跋涉,于9月初到达阿尔卑斯山麓。当时已近寒冷季节,山中的隘路已经有了积雪,加上阿尔卑斯山山高坡陡,道路崎岖难行,行军的困难是难以想象的。汉尼拔以惊人的毅力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终于在公元前218年9月末,率领疲惫不堪的军队走出深山,到达意大利北部波河上游地带。此时,汉尼拔只剩下2万名步兵、6千名没马的骑兵和一头战象了。


    
    布匿战争(下)

    (3)波河首战和特拉西美诺湖大捷
    汉尼拔的突然出现,使罗马大为惊慌,元老院不得不放弃侵略非洲和西班牙的计划,集中兵力保卫意大利,命令斯奇比奥在波河左岸迎击敌人。但波河左岸已被汉尼拔占领,斯奇比奥只好命令军队守在波河右岸,等待第二支军队的到来。
    塞姆普罗尼乌斯率援军到达后,就迫不及待地渡河与汉尼拔决一雌雄。
    双方兵力相当,各有4万人左右。罗马人把步兵摆在中央,骑兵分在左右两翼,以保护步兵。针对罗马人的战术,汉尼拔用他的战象对付罗马骑兵,用他的步兵对付罗马军团。罗马人首先发起冲锋。但罗马人的马匹一见到战象,吓得队伍就马上乱起来,并开始向后逃跑。罗马步兵迎上去用长矛刺伤它们,把迦太基步兵逼向后退。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汉尼拔立即命令他的骑兵出击,从侧面包抄敌人。失去骑兵保护的罗马步兵顿时慌乱起来,并开始向后撤退。
    这时,埋伏着的迦太基军队从后面包抄过来,切断了他们的后路。在两面夹击之下,罗马军队全线崩溃,只有塞姆普罗尼乌斯带着1万名步兵冲出包围圈。
    这次战役,罗马损失惨重,4万军队只有1万人生还。而迦太基军队只伤亡400人,充分显示了汉尼拔的军事才能。
    公元前217年春,汉尼拔秘密进军,他选择通过伊达拉里亚的道路。此路段有一片沼泽地,汉尼拔艰难地率军渡过了它,绕过了罗马新任执政官弗拉米尼乌斯布下的防线。弗拉米尼乌斯完全没有料到汉尼拔会选择这条进军路线,只好连夜尾追,却在特拉西美诺湖中了汉尼拔设下的埋伏。
    特拉西美诺湖在伊达拉里亚中部,湖北岸是一个三面环山、只有一面临湖的谷地,汉尼拔在通向谷口的隘路上设下了埋伏,把骑兵安排在隘路入口处。在谷地出口处的山峰上又配置了轻装步兵。汉尼拔亲自率领步兵占据着与湖平行的高地。
    公元前217年6月21日,天刚拂晓。罗马4个军团近30000人,鱼贯进入谷口。当时浓雾笼罩着整个湖面和峡谷,追击者没有经过认真侦察就进入山谷。汉尼拔及时发出进攻信号,顿时伏兵四起,迦太基军队向罗马军队的两翼和后卫发起突然猛袭。罗马人根本来不及进行任何有组织的抵抗。战斗不到3个小时就结束了。罗马损失惨重,执政官弗拉米尼乌斯战死,15000人阵亡,几千人被俘。只有6000人冲出敌人阵线,跑出谷地,但在汉尼拔军队的追击下只好缴械投降。汉尼拔区别对待俘虏,命令将俘虏中的罗马士兵全部带上枷锁,而对无罗马公民权的其他意大利人则立即释放,不取赎金。
    汉尼拔十分注意利用罗马和意大利各同盟之间的矛盾,目的在于孤立和削弱罗马。
    (4)罗马实施拖延战略
    汉尼拔踏上了通向罗马的大道,罗马紧张起来,立即采取紧急措施:一方面加强城防,一方面任命费边为独裁官,统一指挥军事行动。然而汉尼拔并没有直接向罗马进军,因为他知道,以他现有的兵力不可能拿下罗马,因此按照原先的设想,在意大利土地上纵横驰骋,蹂躏意大利土地,打击罗马的有生力量,同时采用区别对待的手法以图瓦解意大利同盟,孤立罗马。这样,他在特拉西美诺湖大捷后,没有立即挥军南下进攻罗马,而是向东来到亚得里亚海岸,在那里补足给养以后再向南进入阿普里亚。
    罗马独裁官费边就职后,率领4个军团急速向阿普里亚进发。
    费边出身于贵族名门,据普鲁塔克说,他从小个性温顺,人称"奥维库卢斯",意即"驯良如羔羊的人"。他曾于公元前218年率使团前往迦太基,交涉汉尼拔攻打萨贡杜姆一事。费边当选独裁官后,率军在阿尔皮赶上汉尼拔。但他不与汉尼拔决战,而是尽可能与汉尼拔周旋,避其精锐,不和汉尼拔发生正面冲突,而是紧紧跟在其后,拖住汉尼拔的军队,消耗其给养和兵力,同时伺机打击敌人,使其陷入困境不能自拔。这就是他采用的使他闻名史册的拖延战略。罗马帝国史学家阿庇安曾对此作了如下描述:"……非比阿(费边)紧紧地追随着汉尼拔,但是他不跟汉尼拔交战,虽然汉尼拔屡次向他挑战。他小心地监视汉尼拔军队的行动,他把军队靠近汉尼拔,使汉尼拔不能围攻任何市镇。当这个地区资源已经耗尽的时候,汉尼拔开始缺少粮食。所以他又穿过这个地区,每天把他的军队列成阵势,进行挑战。但是非比阿不来应战……非比阿和以前一样,监视汉尼拔,防止汉尼拔劫掠乡村。他不以全部队伍作战,而只截断他的散兵,因为他很清楚地知道汉尼拔不久就会缺乏粮食的。"费边当时采用这一战略应该说是相当正确的。汉尼拔的军队战斗力强,特别是他的骑兵更优于罗马骑兵,但他是孤军深入,缺乏后援;罗马军队虽然几度失利,兵员伤亡也大,但他们是在意大利本土作战,人员和给养补充都比较容易,时间、地理对他们有利。在这种情况下,罗马只要注意保存实力,援助同盟城市,帮助他们自卫,使他们不倒向汉尼拔一边,就可使汉尼拔的军队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只要再能抓住有利时机,消耗敌人的力量,迫使汉尼拔陷入欲战不能、欲胜不成的境地,侵入意大利的迦太基军队最后就会像燃尽的篝火一样自行熄灭。
    基于这种战略指导思想,费边率领罗马军队尾随汉尼拔后面,敌人驻扎他驻扎,敌人拔营他拔营,小心谨慎地与汉尼拔保持一定的距离,牵制住敌人,使汉尼拔不敢贸然分散兵力围攻城市。
    费边的拖延战略在军事上是比较稳定的,但在政治上却包含着巨大的风险。罗马的战争威力不仅在罗马本身,而且是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意大利的同盟城市在人力、物力上对它的支持。汉尼拔率领军队在意大利境内驰骋,可能动摇意大利同盟城市对罗马的忠诚,从而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同时,汉尼拔蹂躏的主要是意大利广大农业地区,战争的拖延引起了农民的不满。这种不满情绪一天天增长起来,人们讥讽地称费边为"孔克塔托尔",意为"迟疑不决的人"。
    (5)康奈会战
    公元前217年底,费边6个月的独裁官任期届满。新当选的执政官瓦罗在越来越高的要求迅速结束战争的呼声中决定改变战略,主张速战速决,一举结束这场战争。
    公元前216年8月2日,罗马与迦太基军队在康奈展开了大会战。
    参加会战的罗马步兵在数量上大大超过敌人,计8万人,而汉尼拔只有4万人。但汉尼拔拥有14万名骑兵,而罗马只有6000名。
    罗马军队开到康奈附近的平原上,布成阵势。罗马士兵总共排成了3行,每行之间有个小间隔。精选的重装步兵以密集队形摆在中心。骑兵放在步兵的左右两翼:右翼是罗马公民组成的少数骑兵,左翼主要是意大利联盟的骑兵。罗马想以步兵的强力冲击突破敌人的阵线。
    针对瓦罗的战术,汉尼拔采用两翼包抄战术,布阵成中间向前突出的半月形。中间突出部分是较弱的步兵,精锐步兵部署于两翼,再将骑兵分署两侧。
    战斗首先由罗马步兵发起猛攻,汉尼拔军队在罗马人压力下顺势向后退却,半月形遂向相反的方向弯过去,以致迦太基的中间凸出战线竟变成凹进去了。罗马步兵由两侧向中间汇合进攻,越是深入地楔入敌人的队列,他们的纵队也就越加从两侧向内收缩而变长。罗马人的左右两侧都是汉尼拔的精锐步兵。汉尼拔的骑兵亦相应出击罗马骑兵,对罗马军队形成了包围圈。陷入重围的罗马军队混乱一片,失去了战斗能力。结果,罗马人几乎全军覆灭,而汉尼拔仅仅损失6000人。
    (6)罗马转败为胜
    康奈战役以后,罗马一时陷入非常危险的境地。同盟者纷纷倒戈,南意大利的许多城市都投到汉尼拔方面来了。罗马总结了失败的教训,重又回到费边的战略上去,谨慎行动,避免和汉尼拔发生大会战,努力保卫余留地区,支持继续忠于罗马的城市,惩罚倒向汉尼拔的城市,破坏汉尼拔的补给,消耗他的有生力量,并设法切断汉尼拔同本国的联系。
    公元前212年,罗马军队开始转守为攻,围攻卡普亚。汉尼拔率军前来救援,但两次都未能解围,卡普亚不得不向罗马投降。
    公元前209年,费边率军攻克塔林敦。在这次战役前,费边派一支军队进攻塔林敦以东的布林狄西乌姆,然后乘汉尼拔赶去增援之际,从海陆两路一举将塔林墩团团围住,经过数天激战,拿下该城。据说事后汉尼拔对费边的韬略慨叹不已,并说他已经相信,要占领资源、人力如此丰厚的意大利是不可能的。
    汉尼拔在意大利的处境每况愈下。迦太基政府对他心怀疑忌,一直没有给他什么真正的支援。他又曾寄希望于留在西班牙的两个弟弟的支援,但是他大弟弟率领援军进入意大利后却被击溃。公元前210年,罗马又打败汉尼拔的另一个弟弟玛戈,占领了西班牙。
    公元前204年春,罗马军队在普.斯奇比奥的率领下,从西西里出发进攻非洲,第二次布匿战争进入最后阶段。迦太基形势危急,只好召汉尼拔回国救援。汉尼拔只好含恨撤离转战15年,没有遭受过一次重大损失的意大利战场。公元前202年,在扎玛,汉尼拔和斯奇比奥展开会战,汉尼拔有生以来第一次被打败。迦太基被迫求和,于公元前201年签订了和约。和约规定迦太基只能保留非洲本部的土地,不经罗马允许不得和邻国作战,除保留10只船舰防止海盗袭击外,必须交出全部船只和战象,此外还得交出100名名门子弟作人质,50年内向罗马赔款10000塔兰特。第二次布匿战争就这样以罗马再次战胜迦太基而结束了,从此罗马成为西地中海地区最强大的国家。
    4.第三次布匿战争
    (1)东方战争
    第二次布匿战争结束以后,罗马立即利用东地中海各希腊化国家之间的矛盾,走上了向东方扩张的道路。
    公元前197年,罗马和马其顿在北希腊的辛诺塞法利发生激战。马其顿军队手持长矛,排成密集方阵闯进罗马人的左翼,以排山倒海之势把它击溃。
    但是罗马军团的右翼向马其顿的左翼发动猛攻,把它击退。这时,马其顿的左右两个分队开始相互错开,出现缺口,右翼在前而左翼在后。罗马军队趁机用右翼的一部分兵力包抄马其顿方阵右翼的后卫。结果,马其顿密集方阵由于不能及时掉过头来应付侧翼的进攻,在罗马军团的双刃短剑前败下阵来。曾经不可一世的马其顿方阵在罗马军团面前显得笨拙、被动,失去了效力。
    后来,马其顿、希腊被迫接受了罗马的统治。紧接着经过公元前190年的马格尼西亚的会战失败后,叙利亚也失去了独立。罗马把东地中海沿岸广大地区纳入了自己的版图,建立了对整个地中海四周广大地区的统治权。
    (2)罗马侵入迦太基
    第二次布匿战争虽然摧毁了迦太基的军事力量,但是它的经济力量并未受到多大影响。半个多世纪以来,迦太基注意发展农业和工商业,迅速从战争创伤中复苏过来,重又成为一座繁荣的城市。
    迦太基的迅速复苏引起了罗马的忌恨和不安。老加图就把迦太基看作罗马贸易上的竞争对手。公元前153年,他曾率一个使团去非洲,看到迦太基的繁荣景象,回来后每次在元老院发表演说时,最后总要加上一句:"我认为迦太基是必须摧毁的!"在公元前149年,罗马向迦太基重又宣战,派出8万步兵、4000骑兵和600艘船舰组成的军队在两位执政官率领下攻打迦太基。
    迦太基居民日夜赶造武器,修筑工事,贮存粮食,妇女们甚至剪下自己的头发搓成绳索。当罗马军队来到城下的时候,城市已经牢固地设防。罗马军队包围了城市,但是城里有充足的粮食贮备,城外有部分野战军策应,海岸也没有被封锁住,迦太基人坚持顽强的斗争。罗马军队连续围攻两年,没有能够拿下城市。
    (3)迦太基的陷落
    公元前147年,普.斯奇比奥的养孙斯奇比奥.埃弥利阿努斯率援军来到非洲。他整顿军队,加强训练,规定每个士兵所应携带的必要装备,并对多余的、成为军队累赘的车辆、驮畜及其它军需物资作了坚决的处理,并对迦太基实行严密的海陆包围,断绝了迦太基同外界的联系,致使城里发生了饥馑和瘟疫。
    公元前146年春,罗马军队对迦太基发起了最后攻击,从一处防守薄弱的地方进入了城里。迦太基人进行殊死的抵抗,巷战进行了六天六夜,终因众寡悬殊,被罗马人攻进卫城。
    根据罗马元老院的命令,5万被俘的迦太基人全部被卖为奴隶,城市也被付之一炬,大火一直烧了15天,然后被夷为平地。
    这样,第三次布匿战争以迦太基城的被摧毁为结束。此时,罗马不仅完全占领了西部地中海,还占据了东部地中海,整个地中海成为罗马的内湖,罗马迅速变成地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大帝国。


    
    马略军事改革

    1.罗马出现兵源危机
    罗马实行"出则为兵,入则为民"的公民兵制度。起初,公民们去从军,怀着强烈的爱国心和维护国家利益的自觉性与责任感,可长期的对外征服扩张战争,使他们变成了事实上的职业军队。大征服的胜利,罗马奴隶制度得以充分发展,奴隶劳动开始在社会生产中发挥重要作用。受奴隶劳动的排挤,加上频繁战争的破坏和高利贷的盘剥,自由农民纷纷破产,失去土地,沦为无产者,丧失当兵资格。据统计,公元前164年参加选举的公民达372022人,到公元前136年降至317933人。公民人数的下降意味着有资格服兵役的人数减少,造成兵源不足,军队补充困难。公元前171年至前169年,公元前154年至前151年,罗马都出现过新兵补充不足的情况,到格拉古兄弟改革前,征兵甚至扩及17岁以下的未成年男子,可见问题的严重。
    在军队素质上,长期作战的公民兵在社会经济和商品货币关系膨胀发展的情况下,也滋长着对财富的贪求,发财致富开始成为他们参战的主要目的。
    战时掠夺战利品,战后出卖战利品,使军营里充满了随营商贩、奴隶贩子、各类经纪人和乌七八糟的人物。这些人的到来,破坏了军纪,损害了战斗力,降低了军队素质。这在第三次布匿战争期间已经很明显了。第三次布匿战争开始以后,罗马军队围攻迦太基久攻不下,据阿庇安记载,这是因为"军队里完全没有纪律和秩序,……士兵们惯于闲散、贪婪和劫掠",他们更"像是一些强盗"。军队兵员补充的困难和战斗力的下降,对罗马国家的发展产生了致命的影响。此时,罗马复杂的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奴隶纷纷起义,被征服地区居民反抗罗马统治的斗争正在兴起。这一切都要求罗马从数量上和质量上加强军事力量,以确保内部安定并巩固对地中海地区的统治。统治阶级中部分有识之士已经觉察到问题严重,开始采取措施改变现状,以求军队有足够的补充和强大的战斗力。
    第三次布匿战争后期的罗马军队统帅斯奇比奥.埃弥利阿努斯,在公元前147年主持对迦太基作战。他竭力在军队中恢复纪律和秩序,清理腐蚀军队的无用之人,对士兵严加训练,鼓励他们首先要克敌制胜。他的努力终于很快结束了旷日持久的战争。
    公元前133-前121年,格拉古兄弟也挺身而出实行更广泛的改革。阿庇安清楚地意识到这次改革的目的是为国家取得战斗力,使罗马"有许多勇敢的士兵去征服世界上其他地区"。提比略.格拉古制订土地法,想通过限制贵族占有过量土地并给失地农民分配份地的办法来恢复小农经济,从而保证有充足的兵源。盖乌斯.格拉古更进一步制订同盟法,提出"给意大利人以同等的罗马公民权",使军队有更充裕的来源,他还制订军事法,禁止未满17岁者入伍,由公款供给士兵衣着,保证军队的战斗力和提高士兵待遇。
    但当时小农破产已成必然发展趋势,城邦基础已经动摇,企图恢复独立的小生产经济来保证兵源和提高军事力量已不再可能,旧的适合于城邦制度的兵农合一的公民兵制已经过时,格拉古兄弟改革在贵族的反对下也宣告破产。
    公元前111年,非洲努米底亚国王朱古达掀起反罗马战争,罗马对朱古达宣战。可罗马军官接受贿略,士兵出卖武器,军纪荡然,士气涣散,战争伊始便屡遭失败。公元前109年,执政官麦特鲁斯到达非洲,接收的竟是"一支软弱、懦怯、无力面对危险和困难的军队","毫无纪律和约束","营地没有设防,军营没有巡逻"。麦特鲁斯对军队进行了整顿,但战争仍然拖延不决。
    这时,麦特鲁斯的部将马略许诺尽快结束战争,赢得了罗马骑士和平民的支持,当选为公元前107年的执政官,受命主持指挥朱古达战争。从此开始,一直到公元前101年对日耳曼人战争结束,马略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增强罗马军事力量,提高罗马军队的战斗力,史称马略军事改革。
    盖约.马略(公元前157年——前86年),出身于地位低微的农家,自幼少受教育,早年投身行伍,后又投身政界。长期行伍生活,使他深知军队弊端;参与政治活动的经历,启发了他对社会问题的认识,有助于他不顾传统断然采取行动。他的改革解决了罗马军队的危机,摆脱了共和国面临的困境,却又促使罗马逐步从共和走上帝制之路。
    2.以募兵制取代征兵制
    马略实行新的募兵制度,取消了公民兵制的征兵制,放弃传统的财产资格限制,吸收志愿的无产者入伍。《朱古达战争》一书的作者塞琉斯提乌斯说,鉴于符合财产资格的人员不足,马略"不再按照祖先时期形成的等级,而允许任何人志愿参军,其中大部分是无产者"。普鲁塔克对此也有类似记载:"胜利当选之后,他便立即着手征集军队,与法律习惯相反,他把许多穷苦和贫贱的人编入军册"。募兵制的实行打开了无产者志愿进入军队的大门,基本上解决了兵源问题。不过,采用募兵制后,义务的公民兵制度并未立即废除,直到公元前一世纪时,志愿兵并不总是能满足需要,往往仍需辅以强制征集。
    3.固定军饷制的实行
    军饷制的实行开始于公元前4世纪的卡米路斯军事改革,由国家发给士兵报酬,并由国家提供统一的武器装备。马略改革实行募兵制,士兵脱离生产,无法自养自给,为保证士兵的生活,马略不但规定了士兵可获得薪饷,而且可以从国家获得武器给养,并不在军饷中扣除。
    步兵每年军饷为120狄纳利,百人队队长加倍,骑兵则为2倍。而且士兵在每次战争后分得的战利品数目更相当可观,因此农民尤其是无产者纷纷志愿参军。
    4.士兵服役期的延长
    在公民兵制度下,士兵服役是义务,罗马公民战时服役,平时则解散回家种田。只要跟邻邦处于和平状态,就不需要存在军队。共和早期,战争规模小且在家园附近作战,军队一般夏季出战,秋冬春返回家园生产。虽然国家规定17至60岁的公民均有义务承担军役,实际上参加过16次(或20次)出征即可免役;倘是骑兵,只需服役10次。这样一来,罗马公民往往未入中年便已解除军役。公元前3世纪后,长期对外扩张战争,军团不能每年解散重建,要求士兵长年离家服役,但在布匿战争期间平均服役年限也只7年。而募兵制实行后,士兵服役年限增加到16年。与此同时,马略的改革措施规定老兵服役期满后可以从国家分得一块份地作为补偿。先前占有土地方可服兵役,现在要想获得土地就必须先服役,服兵役却成了获得土地的前提。这正表明马略的改革措施是独立小农破产的必然结果。
    虽然马略建立的是一支职业军队,但还不能认为是完全意义上的常备军。后来奥古斯都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正式的常备军。
    5.罗马军团的再改革与发展
    为了使军队更加机动灵活地作战,马略对罗马军团组织又加以改革,创建了联队制的军团结构。联队是介于军团和中队之间的组织,每个联队为600人。每个军团建有10个联队,共6000人。
    每个联队辖3个中队,每个中队200人。两个百人队(各为100人)组成一个中队。联队制的特点是每个联队能够单独执行作战任务,独立进行军事活动,因而更富有灵活性。联队士兵一律为重装步兵。每个军团还配备有一定数量的、来自同盟者或行省的骑兵和轻装步兵。
    在阵式排列上,联队制的军团仍实行原来的三列队法。10个联队按四、三、三配置,以传统的五点形排成。也就是第一列为4个联队,第二、三列各为3个联队。前后列的各个联队相互错开,以便交叉挡住前列空隙,使军队作战力量更加密集,更富有冲击力,而又能够机动灵活。
    联队制的军事组织,在帝国前期时稍有变化,但基本上一直维持到三世纪。
    6.整顿军纪,加强训练
    罗马军队历来以军纪严明闻名于世,同时,罗马军队也非常注意进行奖励以表彰军功,培养军人的荣誉感。但到公元前2世纪以后,军队开始腐化堕落,军队日趋松散,到朱古达战争时更为严重。
    马略组建新军后,加强整顿军纪,严格训练,使士兵闻风而动,令行禁止,大大提高了军队战斗力。他教育士兵懂得,"倘若逃跑就要被捕或被杀,只有武装才能保卫自由、国家和父母,并且获得荣誉和财富"。因此,马略的执法严格、赏罚分明,立刻就立竿见影,效果明显。
    马略还对士兵严格训练,以提高他们的作战能力。在训练中,他着重训练军队适应环境,让士兵适应北非的酷热缺水,能使士兵惯于长途行军以对付远距离的日耳曼人。马略还要求士兵熟练掌握工兵作业,军队每到一处,均可根据需要做到修建运河,安营扎寨,保证军队有充足供应,并能让士兵安心等待作战时机,以免匆促作战。
    马略的军事改革结束了罗马使用公民兵的古典城邦特色的历史,开创了罗马依靠雇佣兵维护其统治的先河,对罗马确有起死回生之效。
    从此,军人以奉命作战为职业,服役期长达十余年。奴隶主国家也不必为小农衰微影响兵源焦虑,军人服役期满可分得土地,与战争中掳获财物的老兵组成了地方上的小奴隶主阶层,成为了奴隶主政权的一个社会基础。
    但是,职业化的军队长期追随其军事头领,容易成为将领的私属部队,造成"将可私兵"的后果。在罗马共和晚期内争激烈之际,拥有自己军队的将帅往往成为政治舞台上的决定性力量,军队遂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内争转为内战。这样造成反元老派借助军队建立军事独裁的帝制,也造成军人的跋扈,军队为自身利益而混战不休,人民饱受杀戮劫掠之苦,这种兵灾在帝制建立初期的太平盛世虽不多见,但在帝国后期却成为罗马社会的一大痼疾。
    可是,在共和晚期和帝国初期,马略的军事改革确实挽救了罗马向前发展的危机。马略改革建立的军事组织制度,不仅适合共和国的需要,也适应了帝国的要求,基本上一直维持到3世纪。后来,奥古斯都曾对军队进行改组,使职业军队更适合元首制的需要,从而最终"完成了把罗马军队变为常备的正规军的事业"。



    
    罗马早期军制

    1.罗马军制与装备的嬗变
    罗马最初为意大利半岛第伯河南岸一小城邦。约公元前753年罗马建城,进入王政时代(公元前753—前510),即军事民主制时期,在此期间,曾一度受到伊达拉里亚人的统治。至公元前509年,建立了奴隶制共和国。当时它处于许多民族的包围中,意大利北部的高卢人、中部的伊达拉里亚人和萨莫奈人不断威胁着它的生存。自公元前5世纪初始,罗马采用结盟战略,进行了一系列扩张:公元前477—前396年,经三次维爱战争击败伊达拉里亚人,占领第伯河流域及其南岸大片土地;公元前343年—前290年,经三次萨莫奈战争与一次拉丁同盟战争,彻底打败反罗马同盟者及萨莫奈——高卢人联军,占据意大利中部;再经5年的皮洛士战争(公元前280—前275),征服南部意大利,终于统一了意大利半岛。自公元前3世纪中期始,它两度与北非强国迦太基角力,并将其击败,称雄西地中海,迈出了征服地中海世界的第一步。在攻伐过程中,罗马军制发生了较大变化。
    古罗马军制是典型的兵民合一制。在王政时代,亦即军事民主制时期,军队以胞族为基础。当时;罗马有3个部落,30个胞族,每一胞族提供100名步兵、10名骑兵,全军共步兵3000,骑兵300步、骑兵各由3名军事指挥官指挥。其最大的战术单位是千人队,下分10个基本战术单位百人队,3个千人队构成其整个步兵武装力量。骑兵也分为3个战术单位,分别以3个部落的名称命名。王政时代末,骑兵增加了一倍,约600人。当时的武器主要是青铜剑,有较长的劈砍型和较短的戳刺型两种。匕首因刃状不同而分为树叶形、三角形、短剑形三种,也是青铜质,铁制较少,长度从25—44厘米不等,刀柄木制、骨制或石制。投枪据矛头形状分为粗大型与纤细型两种,大者长达半米以上,小者仅10厘米。它们是后来罗马轻装兵所用长矛和投枪的原型。士兵有头盔、木盾,最早的木盾制作简单,以木板为骨架蒙上牛皮即成。至公元前7世纪,使用青铜盾,时值伊达拉里亚人统治,罗马人可能从他们那里学会了使用青铜盾与方阵战术。至公元前6世纪,青铜圆盾被椭圆形大盾取代。
    公元前6世纪中期,罗马平民与贵族的斗争激烈,出现塞维.图里乌斯(公元前578—前536年在位)改革,居民依财产多寡划分为五个等级,各等级有不同的权利和义务,标志国家形成。胞族兵制遂被公民兵制取代。全体罗马贵族与平民均为公民,亦均为士兵,服役年限为17—60岁,17—45岁在野战军中服役,46—60岁战时负责守卫后方。他们自筹武器,战后解甲归农。只有参加20次远征的步兵和10次远征的骑兵,方免除兵役。诸兵种的划分及装备情况与财产资格相关:第一等级中一部分组成骑兵,自备全套骑兵武装,其他第一等级者组成重装步兵,其进攻武器有矛、剑,防护武装有头盔、圆盾、胫甲、胸甲,皆铜制或皮制。第二、三等级为次重装步兵,装备与重装步兵相似,但无胸铠和铜盾,仅有圆形木盾。第四、五等级公民为轻装步兵,无衣甲,前者持一矛,后者持投石器或弓箭。
    塞维还建立了"百人团会议"作为军事与行政领导组织,"百人团"是军事基层单位。第一等级有98个百人团,其中骑兵18个、步兵80个;二、三、四等级各为20个,第五等级30个,工匠与乐师各2个,无产者仅象征性地有1个,共193个百人团。每一个等级中,又按年龄分为青年百人团(17—45岁)和年长百人团(46—60岁)。百人团大会既是人民大会,又是战士会议,充分体现了当时罗马的兵民合一制。军团最高指挥官称"军团司令官",由百人团大会任命,数目3—8人不等。
    公元前509年,罗马进入共和时代。共和初期,百人团会议仍保持其军事性质,但军团最高长官为两位执政官,他们由百人团会议选出,任期一年,具有军事与民政权。作为军权代表,他们是军团总司令,负责征兵,补充兵员,任命部分军团司令(另一部人由百人团大会选出),领导军事行动。至公元前5世纪末4世纪初,在统一意大利的战争中,罗马统帅卡米路斯(公元前447—前365)实行了军制改革。首先,他抛弃了按财产资格划分兵种的办法,以年龄和战争经验来配置阵列,更有利于提高战术;其次,改进和统一武器装备,由国家统一供给部分给养和武器。重装步兵使用投矛和双刃短剑,矛长1.5—2米,重4—5公斤,可投30米远;剑长约半米,宽4—7厘米;持半圆形大盾,高1.25米,宽0.8米,木制、蒙以牛皮,用铁片镶边,中央衬以铁片;着铜盔、胫甲、胸甲,胸甲皮制,其上有一块铜制护心镜。轻装步兵武器有剑、弓箭、几支轻投枪、投石器等,其衣甲为皮制头盔和轻铠甲;投矛手持圆形或半圆形皮盾,直径约0.9米,投石手和弓箭手无盾。后备兵用长矛作战,衣甲与重装步兵相似。骑兵使用长矛和长剑,持皮盾,但无马甲。
    在近代著名罗马史专家蒙森(1817—1903)的心目中,罗马人在武器使用上极为高明:"重标枪与剑配合使用,其产生的作用与近代战争中使用火枪与刺刀是极为相似的。标枪的投掷用来为刀剑的肉搏作准备,正好像先射一排枪,再用刺刀冲锋一样。"古罗马的军纪一向极严格,奖惩分明。对战功卓越者,予以各种奖励:或由百人团大会表彰或提职、多分战利品,或退役后赐以金钱和土地等,并授以奖章。对第一个攻入敌城、敌舰或敌军堡垒的勇士,奖以花冠,即最高奖励;为将者,若一战歼敌5000人以上,授以月桂冠,举行凯旋式,此为最高荣誉。重奖同时,也施重惩。身为士卒者,必依令而行,违者处死,如士兵站岗时睡觉,或以石砸死,或乱棍杀之。对临阵怯敌或逃兵,施以"什一抽杀律,"即将逃卒横排一列,每十人抽杀一人。对犯小过之卒,动辄施以鞭笞、降职、服苦役乃至剥夺公民权等处罚。严格的军法有效地保证了军队的战斗力。
    2.战术与兵力的变化
    (1)战术
    罗马王政时代初期的战术,已不可考。至王政后期,希腊甲兵方阵战术传入,使罗马从军队组织到武器装备,以及战术的运用,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了希腊的影响。当时,罗马军团采用大型方阵作战,每一方阵由第一、二、三等级的60个百团构成,人数在6000左右,皆持长矛,纵深8横列,前6列为重装步兵,后两列为轻装步兵。四、五等级提供的轻装步兵配合方阵作战,其人数在1200左右。方阵两侧为骑兵,前面有轻装步兵的散兵线。整个阵势人数约为8000。从战术角度看,这是一种步骑混编的密集作战队形,其战术基本点立足于"震荡冲击",没有后备队,力量来自爱国主义和严格的军纪,由于队形较呆板,不适应起伏不平的地形,故常被萨莫奈人和高卢人所打败。但罗马人善于总结经验教训,实行了新的战术。
    卡米路斯军事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军团制改革,它带来了战术上的更新。首先,它以年龄、受训程度及经验原则取代了根据财产资格配置战士的原则。重装步兵,亦即真正的军团部队,排成三线:第一线枪兵为最年轻的战士,第二线主力兵是有经验的壮年士兵,第三线后备兵是久经沙场的老兵。每线由10个中队组成。其次是小战术单位化,即中队,一军团由30个中队组成,但诸兵种中队编制不一。枪兵、主力兵每中队120人,后备兵每中队60人。每一中队为一小方阵,通常纵深6列,每列20人,两人间隔约1.8米,正面宽约36米;各中队间隔约36米。第二线各中队布于一线各中队间隙的后面,可向前填补空隙,也可向左右移动,加强一线纵深。第三线与二线间隔距离稍远一些,由10个中队组成,是整个方阵的决定性力量。通过这两点变化,使每个人的能力和经验可得到充分发挥,加强了机动性、灵活性。每一军团配有1200名轻装步兵,他们以户籍为标准,不依年龄分类,布阵时列于正面和两翼,成散开队形作战。每军团还有骑兵300名,分为10个小队,一般布于两翼侧。整个军团成阵,正面约720米。每一军团编制为:枪兵………十中队(各120人),共1200人主力兵……十中队(各120人),共1200人后备兵……十中队(各60人),共600人轻装步兵…六十小队(每队20人),共1200人骑兵………十小队(各30人),共300人总计步兵4200,骑兵300。但此数字不是绝对的,实际上军团兵员在3000~6000人之间波动。
    军团成阵作战时,两翼和正面的轻装步兵最先开仗,掷标枪,然后撤退,枪兵进入战斗,每人先投两支重投枪,而后以剑拼杀;若被击败,则退入第二线各中队间的间隙处,与主力兵一起对敌;第二线发生危机时,决定性的后备兵始加入战斗。由此产生了罗马的一名谚语:"事情发展到后备兵了,"亦即说事陷险境了。
    古罗马的三线方阵是西方冷兵器时代最为完善的战术,恩格斯曾予高度评价:"罗马军队提供了在尚不知如何使用火药的时代所发明的最完善的一套步兵战术。它保持重装步兵和密集编队的优势,还做到:各个小的单位具有机动性;能在起伏地上作战;依次配备成几线,一部分用于支援与替换,一部分用作强大的预备队,最后,采用了一种比斯巴达的训练方法目的性更明确的单个士兵的训练方法。因而罗马军队战胜了同他们作战的一切军队。"扎营也是罗马战术的一个重要方面。营地有临时与经常两种,经常性营地相当于今日的兵营;临时性营地主要用于行军或出征。宿营有严格规定:早晨开始行军,下午扎营,晚上休息;次晨,闻第一次号声士兵卷起帐篷,第二次号声收拾行装,第三次时开始行军或出征。扎营既能防敌偷袭,又可作为休整、出击或战败藏身的据点。对此战术蒙森曾评论道:"彻底的设防营地体系使罗马人在战争中,可以获得攻守合用之利。他们可以依照环境而决定接受会战,或是拒绝会战。而在接受会战时,他们可以在营塞防壁之下作战,正好像在城墙之下作战一样。"罗马攻城技术和战术的进步直接受惠于希腊化时代。首先是破城锤(意即牡羊),这是一根很长的大木梁,头部包以铁片或青铜片,状如羊头,但也有尖状和圆状的。攻城时,或由数名士兵抬着直接撞击,或悬于木架,通过士兵推动猛闯。活动攻城塔底部有轮可以移动,下层装有破城锤,上面几层有投掷器和轻装战士,他们射箭或擂石以驱散守城之敌;最大的活动攻城塔还装有跳板,士兵可以从上面冲上敌墙。此外,攻城战术还有弩炮(发射标枪、石块或长箭)、挖地道、火攻等。其中火攻战术不仅用于攻城,也用于野战,如将麻片蘸油系于长竿之上点燃,对付大象。
    (2)兵力估算
    罗马共和前期的兵力,各时期变动较大。王政时代的胞族兵为步兵3000,骑兵300,共3300人;塞维改革时,若依照其193个百人团计,兵力当近2万;卡米路斯军事改革时,正值统一意大利的战争,兵力有所增加,当时罗马公民兵共4个军团,每军团以4200人计,当有16800人;此外,每军团配有盟邦军队的5000步兵、900骑兵,共23600人,故其总兵力约4万左右。在布匿战争时期,罗马兵力急剧增加,据波利比乌斯统计,第二次布匿战争前夕,罗马及其盟军总兵力为步兵70万、骑兵7万余,这个数字显然过于夸大。根据霍普金斯的研究,在公元前225—前23年间,罗马军队的正常规模是:兵员总数为男性成年公民的13%。当时罗马人口约600余万,除老、少、妇女外,成年男性约200万,故其公民兵约为26万,加上盟军(在公元前200年左右,盟国供兵力约为罗马兵力的3/5),其总兵力约在30—40万左右。


    
    古希腊的军制

    1.兵制
    希腊城邦有200多个,它们都是以一个城市为中心,包括周围若干村落而形成的小国。所有城邦都实行共和政体,主要有两种类型,即以斯巴达为典型的贵族政治和以雅典为代表的民主政治。政体的不同,常常影响各邦之间的团结,并因此形成了两个地区性同盟,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和稍后的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雅典和斯巴达分别成为希腊世界民主政治和贵族政治的大本营。希腊诸邦盛行公民兵制,两类不同政体城邦的兵制,我们可以斯巴达和雅典为例说明。
    斯巴达为贵族共和国,民分三等:斯巴达人是全权公民,终身当兵;皮里阿西人为无权自由民,从事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需纳税和服兵役;希洛特是奴隶,负责为斯巴达人耕种土地,战时充当斯巴达人的随军仆从,具有后勤兵的性质。由于民分三等,其军队也由三部分组成。斯巴达人是军队的主体,所有斯巴达人皆为兵员,其任务是训练与打仗,其职责是"征服或战死",为终身职业兵。他们的婴儿一出生,即要受长老检查,健壮者始允许抚养,弱者则扔于山谷;男孩7岁开始集中训练,项目有竞走、格斗、拳击、掷铁饼、投标枪等,仅学少许文化课;18岁接受正规军训,并参加暗杀有叛乱嫌疑的希洛特的秘密行动,以培养其机智与胆识;20岁成为正式军人,直到60岁;服役期间,战时出征,平时驻于军营,集中训练,项目有体育、击剑、拳击、操练、跑步等。任何人不得私自回家或另开伙食,同时灌输英雄观念,要求士兵"不要怕敌人的军队,不要给恐惧所支配!让每一个人拿着战盾,站立在战士的前驱";战时要比肩作战,"不要作可耻的逃亡","不要作懦夫的丑态"。斯巴达是一个实行军国主义的国家,斯巴达人极少自由,整个斯巴达城犹如一座大兵营。全体斯巴达人皆为重装步兵,构成其军队的核心。此外,还有轻装步兵,由皮里阿西人中的健壮者组成。希洛特人主要是为重装步兵服务,行军时为主人携带行装,作战时跟在主人身后,用棍棒击毙受伤之敌,救护受伤的主人。每一重装步兵配备1名以上的希洛特,最多时可达7名。军队最高首脑是两位国王。
    雅典也实行公民兵制,但与斯巴达稍有不同。大约在公元前7世纪,雅典有4个部落,每一部落有12个区,区既是行政单位,也是军事组织。每区提供配备武装和船员的战舰一艘和两名骑兵。公元前6世纪末克利斯提尼改革,把阿提卡划为10个部落,每个部落要求提供步兵和骑兵各1队,以及配有船员和武装的5艘舰船。古典时代雅典的军队,大致如此构成。整个雅典10部落的海陆军,由10位将军统率,出征时,十将军轮流指挥,其中首席将军职位最高。雅典全体自由人皆为公民兵,公民兵诸兵种以财产多寡为基础,按梭伦改革(公元前594)的规定:收入达500和300斗谷物者为第一、二等级,提供骑兵;收入200斗的为第三等级,提供重装步兵;收入少于200斗的为第四等级或无产者,提供轻装步兵或桨手。雅典青年至18岁,开始军训,一年后经检阅,领取武器,次年进行野战训练,此后服役到60岁。
    兵民合一、装备与给养自备,这是古希腊兵制的共同点。不过,斯巴达的公民兵,给养及装备由希洛特提供,国家概不负责;而雅典,公民财产不均,并据此组成不同兵种,兵员、舰船、军费等以区和部落为单位向国家提供。雅典士兵战时出征,平时解甲归田,与斯巴达相比,军训方面显得松弛一些。至公元前4世纪,雇佣兵制日益流行,逐渐取代了公民兵制。
    2.装备与战术
    斯巴达战士的武装较重。进攻性兵器主要有铁矛和剑,防护性装备有嵌铜圆盾、铁头盔、金属胸甲、革制护胫。每人所带武装约达30余公斤。雅典重装步兵的装备,主要有短剑、2米长的长矛和护身设备,护身之物与斯巴达相似,也有头盔、胸甲、护胫等,仅较斯巴达稍轻。由于武装过重,希腊的重装步兵一般有奴隶伴随出征。轻装步兵的武器有轻矛、标枪、弓箭。投枪可投出20—60米,箭的射程可达近200米。伯罗奔尼撒战争前夕,出现了投掷兵,使用投掷武器如投石器等。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及其后的混战时期,攻城与城防器械获得了较大发展,攻城工具有破城锤、攻城吊车、火箭以及各类投石器;城防器械有吊梁、套索等;当时还发明了弩。希腊境内多山,骑兵无用武之地,故骑兵较少,其装备有长矛和轻盾。希腊骑兵很少用于战场,主要作用是侦察敌情。
    希腊海军较为发达,尤以雅典为最。海军是雅典的骄傲,是其整个军事力量的支柱。公元前5世纪是雅典海军的极盛时期,时值希波战争(公元前492—前449)初,雅典用劳里昂银矿的收入组建了一支200艘舰船的舰队,至伯罗奔尼撒战争伊始,已达300余艘。雅典舰船分战舰与运输船两类,战舰亦称长舰,运输船供输送兵员、辎重之用。战舰主要是三列桨舰,也有少量五列桨舰。三列桨舰有桨手170名,上层62人,中、下层各54人,另加操纵帆的水手、舵手及重装步兵,全舰人员约200人。雅典舰队庞大,其修建与管理也较复杂。海军的一切事务最后决定于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公民大会,如决定年造舰只数量(一般为20艘)、造舰及修缮经费、何时出征及用舰多少等,然后交由五百人会议执行。
    在雅典兴盛时期,五百人会议主要职司之一是执行造舰、修缮、检查出航舰船等事务。船场有专人管理,其职责主要是:掌管所有海军军器库;向舰长分发和收回船只及装备;将舰分为新、旧、好、坏几类,旧、坏者派人维修等。此外,还有负责检查舰只建造及维修质量的船坞长,以及警卫人员。
    雅典海军是其决定性军种,故所造舰只较为坚固,舰头角包以黄铜,用以拦腰冲撞敌舰之舷。舰上还设有跳板,与敌舰接舷时将之搭上敌舰,供重装步兵冲过去进行肉搏。当时,希腊海军战术主要是冲撞与跳帮两种,并以后者为主,此战术实际上是作海上陆战,胜负取决于步兵的勇敢与力气。
    希腊步兵战术是方阵,以斯巴达方阵较为著名。重装步兵是斯巴达军队的核心,开始时有5个大队,公元前5世纪时增至8个。其编制大致是:64人为一小队;两个小队组成一个中队,128人;两个中队组成一个大队,256人;8个中队即4个大队组成一个联队,1024人。
    作战时,全部步兵组成一个密集的方阵。方阵纵深为8列横队,各横列间隔距离,行军时为2米,攻击时为1米,迎击时为0.5米;要求士兵协同进攻:"步伐合着步伐,战盾靠着战盾,羽饰混着羽饰,铁盔照着铁盔,肩膀靠紧肩膀,让每个人跟敌人厮杀,用手紧握着长矛,或者执着利剑"。投石手、标枪手、弓箭手等轻装步兵列于方阵之前,向敌阵射击,以打乱其阵列,当方阵进攻时,则退至方阵的两侧翼或后部。雅典步兵方阵与斯巴达方阵相近,但底比斯方阵略有不同,其纵深一般为25横列。伯罗奔尼撒战争后,底比斯名将伊巴密浓达(约公元前418—前362)进行革新,创立斜形阵势,将打击重点放在左翼(以前是放在右翼或中央),其阵列纵深增至50横列,中央与右翼各为8列,所有士兵均持长矛。他依此战术,曾大破斯巴达军,开创了"底比斯强国"时期,深得恩格斯赞赏:伊巴密浓达"第一个创立了直到今天仍然解决几乎一切决战的伟大的战术原则,即不要沿正面平分兵力,而把兵力集中在决定性地段进行主攻。"此方阵奠定了马其顿方阵的基础。无论何种方阵,都是一个整体,它能发挥整体作战的威力,但也有因局部不适导致全阵紊乱、灵活性与动机性较差等弱点。


    
    古希腊主要军事著作

    1.《历史》
    古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公元前484—前425)所著《历史》,又称《希波战争史》,全书共9卷。其主要内容是记述公元前478年以前希腊世界与西亚地区间的斗争与军事事件。前4卷主要叙述波斯诸国王的业绩:居鲁士的成长及其征服米底(公元前550年)与巴比伦(公元前539年)、冈比西远征埃及(公元前525年),大流士一世的崛起及对西徐亚人的远征(公元前513年)等;同时亦叙述了埃及、亚述、巴比伦、吕底亚、米底、波斯诸国的传说、风土人情、风俗习惯、政治、军事等情况。在记录了这些大背景后,第5—9卷全面叙述希波战争的进程。可谓视野开阔、气势磅礴,但亦蔓枝遍地、随访随说,通过本人的游历观光,将所见所闻记录在册,收集了大量的历史事实,成为研究当时地中海周边各国军事史的珍贵史料,我们目前所知的希波战争,主要史料即来源于该书。
    但希罗多德只是一个绝好的记事能手,他非常轻信,常常夸大其词,如说波斯第三次出征希腊的兵员总数有5283220人,就当时物质条件而言,这显然是个天文数字。他只是就事论事,对事件的发生,往往满足于表面原因,而不愿深究,如他所记的希波战争原因是:希腊人从波斯人那里劫走了一个妇女,波斯人从希腊人那里劫走一个妇女,希腊人又从波斯人那里劫走一个妇女。这似乎是认为,如此一场空前的大战,只是为了争夺三个女人,显然滑稽之极。
    总之,作为史家,他过于轻信,作为军事史家,其笔下的战争史是一个接一个非常生动、却难辨真假的战例,全无战略观念。其功绩在于,他首次记载了他所知道的那个世界的政治军事事件,为后人提供了丰富的史料。
    2.《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古希腊史学家修昔底德(公元前460—前399)所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全书8卷。其主要内容是叙述公元前5世纪后期希腊的内部争雄,尤其是雅典与斯巴达的军事冲突。作者本人是这场战争的目击者,并曾任雅典十将军之一,领兵与斯巴达交过手,故所记全属可信。
    作为军事史家,他比希罗多德高明,不仅以时间为序描述了这场时断时续持延27年的大战,亦不只是一个个战例的联结,而是夹叙夹议,适时提出自己的看法,这些看法代表了他的军事思想。他认识到了经济对军事的制约作用,认为国库不充实就无法支持长期战争,也不能维持一支舰队,特洛伊战事持久,不是由于"人的缺少,而是由于钱的缺少、给养的缺乏",这迫使希腊联军不得不分兵耕种土地、进行抢劫,不能全军参战,否则,战争不会相持十年。在讨论伯罗奔尼撒战争时,也一再强调"金钱比军备更为重要,因为只有金钱才能使军备发生效力"。他强调军纪的重要性,"如果大军的军纪特别好,使整个军队的行动恰如一个人的行动一样,那是最好的事,也是最安全的事";而轻视敌人、毫无纪律的军队虽多无用。他认为,不能因为军队的优势而放松警惕,"在战争中,许多事情是预料不到的,攻击往往发生于一时的冲动,在数字上占劣势的军队,常常因为小心翼翼,而击败了过于自信而疏忽警戒的优势敌人",警惕高的军队,"才可能在进攻时勇敢精进,在防卫时持重可靠"。在战略战术上,他也零星地提出了一些看法:"战争,无疑地,不是那种依照一定的模型来作的事情;而是它常常造成自己的条件,在这些条件下,一个人要使自己适合于变动中的局势";为将者应了解敌人的弱点,"知道充分地利用自己的部队,不采用显明的为人所共知的方式,而采用最适合于实际形势的方式作战","凭着这种出奇制胜的方式","可以把敌人蒙蔽",从而获胜;"伤害敌人的最妥当的方式是发现敌人无疑地最害怕的那种方式,然后利用这种方式向敌人进攻"。这些论述类似我国《孙子兵法》所说的"兵无常形、水无常势","避实击虚、出奇制胜"等战术。
    在讨论战争起源时,他不将之归于偶然因素,而是深究其近因与远因,认为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根本原因是"雅典势力的增长和因而引起斯巴达的恐惧";在分析战败原因时,也不像希罗多德那样轻率地归于神意,他认为雅典兵败是由于内部党争内耗了力量;他们同时要对付自己的敌人和自己的同盟者;以及远征西西里等战略上的失策。
    相较而言,他比希罗多德更重视战略问题,被视为西方历史上第一位探讨军事战略的史学家,他的著述也是西方历史上第一部军事著作,但不是军事理论著作。
    3.色诺芬的军事理论
    色诺芬(约公元前430—前355)雅典人,是古希腊颇负盛名的作家和史学家,苏格拉底的弟子,反对雅典民主制,拥护贵族政体。曾参加希腊雇佣军帮助小居鲁士争夺其兄王位的远征(公元前401年),在远征失败后他率万余雇佣兵退回希腊的撤军途中,显示了将才。后期主要从事著述,他才华横溢,文采飞扬,被喻为"阿提卡的蜜蜂"。一生著有多种关于历史、经济、哲学、军事等方面的作品。从军事角度看,《经济论》、《雅典的收入》讨论了耕战及战备问题;《希腊史》确定了伊巴密浓达新型方阵战术的定义;《苏格拉底言行回忆录》对战略与战术的划分作了尝试;《为骑兵长官筹谋》、《为骑兵筹谋》论述了骑兵战术与骑兵司令的职责;《居鲁士传》广泛阐述了军事学,包括军队的组织、军训、教育、补充以及战术等基本理论。但最负盛名的还是他的回忆录《长征记》,或称《万人远征记》,该书被视为西方历史上第一部军事理论专著。
    综合其军事思想是:主张耕战互依、耕战合一、耕战并重。他认为农业和战术是"两种最高尚最必要的事业",农业是其他技艺之母,可以增加财产、锻炼身体、造就精兵;而"如果没有人保卫土地,耕种多少亩土地都是没用的,……如果没有劳动者的帮助,即使是勇敢的军队也无法生活"。强调军纪的作用,"纪律保证安全,缺乏纪律一向是致败之源","没有秩序的军队是乌合之众","毫无用处,很容易为敌人俘虏","他们你妨碍我,我妨碍你,有的走有的跑,有的站有的停,战车撞马队,驴车撞战车,担夫撞骑兵",互相践踏,怎么能行军打胜仗呢?如果诸兵种"一队一队排列着,整齐地跟在他们长官的后面",就可以无敌不摧。两军交兵勇者胜,"在战争中,决定胜利的不是兵员的数目或力量,而是看双方哪一方的部队,皇天在上,具有更坚强的心气",即士气是制胜之本;为将者,应当鼓舞士兵的事业心和进取心,应当有高尚的志气,"使士兵觉得他们有责任跟随他去赴汤蹈火"、"立功扬名"。在西方历史上,他可能是第一位提出"因粮于敌"战略的学者,认为"从敌方弄到给养"非常重要,而且"在战争时期,武装起来去寻找粮食,往往比用农具采集食粮更为可靠"。其《长征记》一书提出了许多具体战术的实际运用,诸如夺山取道,宜佯攻正面,侧翼取之;面对强敌,应善使阵法,横阵不克,纵队击之;遭敌而退时,应兵分两路,明队诱敌,暗队潜行等。
    色诺芬堪称一位军事理论家、战略战术家,"他的独创和发明的天才对后来希腊兵法影响深远。这种影响一直传留到现代",一位现代军事科学研究者写道,"在亚历山大以前,对我们最有教益的军人毫无疑问是色诺芬……。是他向世人指出退师的战术是怎样的,怎样指挥一支后卫部队。《长征记》所给我们的战术独创性胜过若干其他任何书籍。经过了二十三个世纪,还没有比《长征记》更好的军事教程"。


    
    马其顿的军制

    正当希腊城邦陷于危机、内争不休时,地处北部边陲蛮荒之地的马其顿崛起。公元前4世纪中期,腓力二世(公元前359—前336年在位)执政,进行了一系列政治军事改革,在底比斯方阵基础上,创造了马其顿方阵这一古代世界最为优秀的战术,随即争雄希腊,经公元前338年喀罗尼亚一战,大破希腊联军,"敲响了独立城邦的丧钟",成为希腊世界的霸主。翌年,腓力二世召开全希腊会议(仅斯巴达缺席),以解放所有在亚洲的希腊城邦为由,号召希腊各邦对波斯进行"神速而幸运的战争"。但公元前336年秋,正当他准备东征时,在其女儿的婚礼上被刺杀。其子亚历山大继位(公元前336—前323),承希腊军事技术之利器,奋其父之事业,自公元前334年始,东征波斯,经格拉尼库、伊苏斯、高加米拉、海达斯皮斯四大战役,不仅消灭波斯帝国,还将战火烧到印度西北部,在东地中海世界建立了一个地跨三洲的大帝国,演出了希腊世界最为辉煌的一幕。
    马其顿实行君主专制政体,其兵役制虽有兵民合一的性质,却与希腊的公民兵制有所不同。在腓力二世时,已有一支步兵3万、骑兵3000的常备军,步兵基本由农民组成,骑兵由贵族充任。征兵以区为单位,每区为一军事单位,提供步兵1个小方阵(4093人)、骑兵1个连(64人)。全国据此划分为6个提供步兵的区和16个提供骑兵的区。
    马其顿军队主要由步、骑两兵种构成。步兵主要用于拼杀肉搏,咬住敌人;骑兵是主要的冲击力量,常用于进攻敌人步兵的两翼或迂回包围,实行决定性的打击。在希腊历史上,雅典、斯巴达等邦曾有少量骑兵,但作用甚微,只有马其顿首次将之作为一正规兵种与首要的制胜力量。马其顿步兵分重装、轻装和中装三种。重装步兵又称方阵兵,是列阵的主力,其武器是短剑和16英尺长的长矛,防护装备有头盔与较大的盾牌;轻装步兵由贫农和附属部落(色雷斯人和伊利里亚人)提供,其兵器为弓箭、投石器和标枪,他们仍担当其传统职责:两军对阵时,列于阵前,作预备攻击;中装步兵由希腊轻盾步兵演变而来,雅典最早创建轻盾兵,公元前426年,其步兵方阵被埃托利亚的标枪队打败,于是训练了一支轻盾兵,他们受过快速作战训练,穿棉胎或皮质的短衣,持标枪、刀剑、小圆盾,曾于公元前390年一战全歼斯巴达1个联队,足见威力。马其顿继承了此兵种,持14英尺长矛,右臂带一轻型盾牌,着胫甲和皮袄,作战时布置于右翼骑兵与重装步兵方阵之间,起连结作用,这样,中间方阵就如一堵运动迟缓的墙,右边是一扇运动迅速的门,而轻盾兵则如一个铰链,十分重要,当整个阵势呈斜形进攻时,若无此铰链,骑兵与方阵间必然中断,予敌以可乘之机。此外,还有投矛兵等。
    马其顿骑兵也分重装、中装、轻装三种。重装骑兵是主要打击力量,着盔甲,持长矛、佩长剑或弯刀,马有铁甲护头。中装骑兵的装备与战法不详,可能是一种辅助性兵种;轻装骑兵的武器为弓箭、短矛、投枪,但无防护装备,战斗中起着保护方阵两翼与后部的作用。当时,骑兵无马镫、马掌,也无马鞍,只有马披或坐垫,但却是起决定作用的兵种。
    至亚历山大东征时,除上述诸兵种外,还有攻城兵、工兵、医疗队以及西方历史上的第一支后勤保障部队。其指挥系统亦较齐全,虽然所有战斗兵种和勤务部队悉由亚历山大亲自指挥,但却有一个参谋组织辅助他,其中有秘书、日记记录员、国王计划保管员、测量员、战史家、随军预言家等。故有的学者说,"亚历山大所继承的军队,是古代最精良的军队,是有史以来配备最齐全的军队"。在军事技术方面,当时已发明了用于攻城的投石器木塔和云梯,用于渡河的以兽皮装谷壳密缝而成的简便皮筏,以及穿透力极强、射程较远的弹弓等。至希腊化时代初期,军事技术有所进展,投射武器有弩,此为一种带机架的弓箭,箭长44—185厘米,重达1.5公斤,射程可达三四百米:还有一种能自动装箭的弩。炮有三种,能准确投射小型石核和标枪的弩炮;投射石块、石核或铅核的重投掷机械木炮;以及石弩。石核一般为3.5公斤,重者达70公斤,射程300—500米。攻城器械方面,主要有破城槌、攻城吊车以及体积大、能活动的攻城塔等。三列桨舰被四列桨、五列桨舰所取代,大的战舰上设有战斗塔,塔上有投射机械。
    马其顿步、骑兵的主要战术是密集纵深的重装方阵,即马其顿方阵。
    大方阵由1.6万—1.8万人组成,纵深有8、10、12、16乃至24列不等,因敌因地而变化。至亚历山大时代,方阵有所改进,整个阵势由两个大方阵组成,人数在3万以上。一重装步兵方阵16384人,纵深16横列,每列1024人,正面长约1公里。方阵的组织较为严密,其基层单位是洛考斯,即方阵的1个纵列,16人,有一指挥官;16个洛考斯(16×16)组成一个小战术单位辛塔哥马,共256人;16个辛塔哥马组成1个小方阵(16×256),共4096人;4个小方阵组成1个大方阵(4×4096),共16384人。此为重装步兵方阵的组织结构。两个大方阵既可前后排列,也可左右排列。中装骑兵的最小单位是连,64人;8连为1营,512人;8个营组成1个大的中装骑兵团,共4096人。重装骑兵的组织可能与此相似,它们"在攻击时采用各种队形:横队,普通的长方形纵队,菱形或楔形纵队"。整个方阵的打击重点在右翼,由中装步兵、国王的骑卫队和步卫队,以及重装骑兵组成;中央是重装步兵方阵,左翼由轻装步兵与同盟者骑兵组成。大部分轻装步兵和轻装骑兵置于战线前方,负责打击敌方的战象或战车;有时布置一部分轻装步、骑兵于方阵之后,形成第二线,另一部分则保卫辎重和营垒。诸兵种配合成阵,更具机动性。
    重装步兵方阵的前6排士兵平持长矛,后10排斜持长矛。进攻方向可按前后左右灵活更换,整个阵势也可因敌因地而变队形;如敌包抄,则拉长成凸形;如包抄敌人,则突出两翼成凹形;既可变为不封闭的楔形或箭头形,也可收缩成"盾牌挨盾牌"的高度密集形,用以突破敌阵。
    因其变化灵活,兼盾坚如铁墙,矛密似刺猬,故成为西方冷兵器时代最为成功的战术之一。


    
    亚历山大东征(上)

    1.东征的目的
    希波战争在希腊世界与波斯帝国之间埋下了仇恨的种子,虽然此战后的百余年间,双方并未公开大战,但都伺机插手对方事务,如希腊内战期间,波斯以调停人的身份捞了不少好处,希腊雇佣兵也曾干预波斯王位之争,因此,对立情绪并未消除,反而越演越深。希腊久存报复之心,却始终为内争所苦,无力外伐。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正是利用了这一点,在征服希腊后,号召进攻西亚,于是成为希腊人心目中的复仇天使。但亚历山大东征,其目的不仅是夺取一个波斯帝国,且有其更庞大的计划,他有一句名言:"一个有志之士的奋斗是不应当划出一条什么界线的",他是"把世界当做自己的家乡",以征服世界为己任。这个世界没有边际,不只是西亚、非洲,也不只是印度、西欧,甚至连中国和英国也要囊括在内,他说,"把中国海岸作为希腊的天然边界,也是很可能的。这样一来,我的马其顿的强大与安全就将得到永久的保证"。关于他的野心,阿里安曾说,"即使在亚洲之上再加上欧洲,把不列颠诸岛也并入欧洲,他还是不会满足。他永远要把目光投向远方,寻找那些他还未见过的东西。"
    可见,亚历山大东征的原因,既出于希腊人报复波斯的传统心理,更是他追求名位、好大喜功、图谋主宰世界的雄心暴涨所致。亚历山大接受过系统的希腊教育,视野开阔、熟悉兵法,显示出早熟的特征。公元前338年喀罗尼亚一役,他年仅18岁,率左翼攻势凌厉,旗开得胜,初显将才。公元前336年,其父腓力二世遇刺身亡,希腊诸邦群起背离,他即位时虽未足20岁,却颇成熟老练,内肃贵族谋反,外伐属国叛乱,运用战略奇袭,所到之处,望风而降,经年余征战,重新平服四邻,随即继承其父遗愿,东征波斯。
    2.尼库战役
    公元前334年春,亚历山大率3万余步兵、5000余骑兵东渡今达达尼尔海峡,与波斯军队相遇于格拉尼库河。波军闻敌兵渡海峡,将领迈农鉴于敌势强劲,士气高亢,曾建议先避其锋芒,实行毁粮草、焚庄稼、破坏城市的坚壁清野策略,使敌军无法立足。但主将阿西提斯"决不允许自己人的房子有一间被烧",欲逞匹夫之勇,率军防守格拉尼库河南岸,5月,与敌军夹河而阵:2万骑兵沿河列队,形成一个长方阵,近2万步兵和雇佣兵居后,欲发挥其居高临下的优势;亚历山大方阵进攻,中央是步兵方阵,两翼为骑兵。号角吹起,亚历山大令部队与水流方向成斜角前进,以免波军一齐来攻。两军在南岸展开了一场骑兵大混战,"希腊人拼命要登上彼岸,波斯人则千方百计阻拦,波军标枪如滂沱大雨,铺天盖地;马其顿的长矛似万道金蛇,左刺右扎。"马其顿军首攻失利,幸好亚历山大亲自率骑兵杀到,双方再绞作一团,"鞍上人斗人,脚绊拳击;鞍下马战马,冲撞奔腾,酣战如狂,难解难分。"由于马其顿军"英勇顽强、纪律严格,也因为他们用的武器较好,是用坚固的山茱萸木制成的长矛,而波斯人使用的则是短标枪",不久,波斯步、骑兵溃逃。马其顿军转而进攻外籍雇佣军,他们早被这突如其来的大祸吓得呆如木鸡,脚下生根,不知抵抗或逃跑,迅被包围,死伤大半,被俘2000余人。是役,亚历山大斗志骁勇,战折两条长枪,亲手斩杀波斯皇帝大流士三世的女婿和另一名高级将领,自己的头盔也被砍掉一块,险些丧命,以损失105人的代价,取得了其四大名战中第一战的胜利。
    3."从陆地上征服波斯舰队"
    波斯虽然首战败北,但仍然拥有400艘战舰,包括最精锐的腓尼基舰队,控制着制海权。雇佣的希腊将领迈农被任命为波斯海军司令后,欲把战争引至马其顿与希腊地区,与"不习惯服从别人"的斯巴达联合,鼓动希腊叛乱,攻击亚历山大的后方。马其顿战舰仅160艘,根本不能与之相拼。鉴于此,亚历山大提出了"从陆上打击敌舰"的战略:利用陆军优势,占领地中海东岸沿海诸市诸港口,夺取波斯的海军基地,使之不能招募补充兵员,无立足之地,"也就等于打垮了他们的舰队"。为实施此战略,亚历山大打了几次硬仗。
    (1)卡纳斯围攻战
    亚历山大既决定先解决波斯水师,因而沿地中海东岸而下,不久攻克敌方水师重要基地米莱塔斯,进军哈利卡纳斯城,该城经迈农亲自经营,城防设施较为齐备,城内有大批驻军,港口有战舰驻守,且地势险要,故易守难攻。亚历山大兵至,离城千米扎营,然后着手攻城:先将9米深、18米宽的护城河填平,安装擂石塔,发石弹攻打守军,并用擂石器轰击城墙。守军欲火烧擂石器与擂石塔,出城袭击,被马其顿卫队逐回,折兵170人,马其顿方面死16人,伤300余。
    数日后,两个马其顿士兵酒醉夸功,带武器私自攻城,守军杀了这对莽夫,乘势向马其顿军射箭投石,双方在城根激战,守军再次被击回,险失城池。
    次日,亚历山大以擂石器继续攻城,守军居高临下,奋勇反击,全力向各擂石器的前卫队射箭投石,颇为得手,并发动一次反攻,烧了部分掩蔽屏障和一座木制擂石塔,但亚历山大一出现,他们立即扔掉火把和武器,逃回城里。再数日后,亚历山大再次攻城,守军倾巢而出,"有些人向攻城擂石器扔火把以及其他引火物,以便把火势尽量烧旺。但就近增援亚历山大的部队发动了猛烈反击,无数大卵石从塔上擂过去,弹丸如雨。敌军相当容易地就被击退,逃进城里",伤亡惨重,有的死于肉搏;有的死于城墙缺口,因缺口太窄,退军众多而被挤死或追杀;还有的是通过护城河上的桥时,桥断掉入河中,被同伴踩死的或被射杀。
    最大的屠杀是在城门附近,守军担心追兵尾随败卒涌入城内,过早关上城门,致使门外守军悉尽被诛。此战,守军阵亡近千人,马其顿损失40人。
    波军守将迈农见此惨景,加之部分城墙被攻塌,另一部分百孔千疮,难以久持,遂纵火烧城,撤兵而去。亚历山大率兵入城,将之夷为平地。
    此时已至初冬。
    (2)伊苏斯战役
    公元前333年春,亚历山大继续南征叙利亚沿海地区。此时大流士三世(公元前336年—前331年)率军60万(真正数字不可考)御驾亲征,他原驻扎于前亚述境内的索契,那里平坦无垠,适合其大军及骑兵调度,但不久又听信谗言,挥师北上,驻扎在亚历山大背后的伊苏斯城,惨杀了留在该城的马其顿伤员。攻占此处虽然能切断敌军的后援供应线,但因地势狭窄,"他的骑兵不能发挥作用,而且他那数量上的优势和大批的标枪兵和弓箭手肯定不会有用武之地"。亚历山大闻知,便回师北征,并鼓励士兵说:敌军虽众却因地势狭窄而不利其活动,却有利于调度方阵;敌军久于安乐,我军则久经沙场;敌军是乌合之众,我军则猛勇善战;最重要的是,这是自由人与奴隶间的大搏斗;因此,波军败局已定,若能打胜此仗,便可称霸亚洲。士气顿时高涨。是年秋,大流士闻敌将至,先派3万骑兵、2万轻装步兵防守城郊的品那拉斯河,以便调配其他部队:将雇佣的3万希腊重装兵置于一线,对付马其顿步兵方阵;两翼各布置6万重装部队;在左翼的山边,面对敌军右翼,部署2万兵力,并将所有骑兵调到右翼。其他军队组成二线,但因纵深太长,起不了作用。亚历山大见敌骑兵几乎悉聚右翼,与自己的左翼相对,遂加强左翼骑兵兵力,中央是步兵方阵,他则亲率右翼。战争一开始,他立即领骑卫队从右翼杀出,猛扑河边,以雷霆万钩之势恫吓波军,同时尽快进入混战状态,以减少波方排箭造成的伤亡。
    两军短兵相接伊始,波军左翼即不支而后退;但由于亚历山大的行动,方阵向右摆,因而出现缺口,大流士的希腊雇佣军乘隙而入,双方交织在一起,波军竭力把马其顿军推到河里,但马其顿军"决不甘心落后一步,更不能叫他们的威望和那战无不胜的美名受到任何损失",因而战斗异常激烈。不久,"希腊雇佣军被切断,被马其顿方阵像割草那样大批撂倒。
    (3)攻克推罗
    此时,80艘腓尼基战舰、120只塞浦路斯舰船来降,亚历山大大喜,命其歼敌海军。推罗舰队见敌舰甚众且阵容严整,遂决定避其锋芒,龟缩于南北两港,封住入口。亚历山大乘机加紧筑堤,并将擂石器置于其尽头,令舰上也安设擂石器,同时清除石堆,从四周一齐进攻。推罗人在城垛口处竖起木塔面对堤道,从塔中向外擂石射箭,用各种投掷物及火箭反击敌舰,但形势日趋危艰。推罗舰队见势不妙,便出港偷袭马其顿舰队,结果大败,绝大多数战舰失去战斗力,缩回港内不再妄动。
    亚历山大见时机成熟,从四周一齐进攻,三天后终于把南城墙轰垮一大段,马其顿军由此冲入城内。与此同时,舰队在南北两港均得手,全歼推罗舰船,攻克北港的塞浦路斯舰队从北部杀入,占领了该城北部。两面夹击,展开了一场大屠杀。马其顿军因久攻不下,加之推罗人曾在众目睽睽之下残杀战俘,故怒火万丈,"不论看到什么人都狠命砍杀,有八千提尔人(即推罗人)倒在血泊中"。马其顿方面约有400人阵亡。
    攻克该城后,亚历山大将其3万居民卖为奴隶。至此,历时8个月之久的苦战结束。
    (4)远征埃及
    亚历山大攻陷推罗后,决定远征埃及。此时叙利亚、巴勒斯坦均称臣,唯加沙不服。该城地处高岗,城墙坚固,物资储备丰富,并有一支阿拉伯雇佣军助战,企图长期死守。亚历山大兵至,绕城筑了一道360米宽、250英尺高的土岗,将擂石器置于其上,平射石弹攻打城墙,"把城墙轰得弹坑累累,面目全非",又在一段城墙下打洞,使墙基下沉,最后坍塌;同时,地面部队也用石弹将城墙轰平一大片。守军伤亡虽然惨重,但仍顶住了三次进攻。第四次时,亚历山大调来方阵,四面搭云梯冲上城墙,据说:"马其顿战士纷纷向前,展开攻城大竞赛,个个都说自己从不怕死,一定要第一个登上城去",不久,全军涌入。但加沙市民顽抗到底,结果全部被杀,幸存的孤儿寡妇被卖为奴隶,亚历山大把附近部族移居城内,将之作为战争要塞。为时2月的加沙战事结束。
    不久,亚历山大从加沙出发,水旱两路向埃及齐头并进。埃及总督见大势已去,"就客客气气地迎接亚历山大进入埃及城乡各地"。亚历山大整顿了埃及政务,将之分为两个行省,并修建亚历山大里亚城作为海军基地。至此,经两年战争,亚历山大实现了从陆地上解决波斯水军的战略,后顾之忧既除,便可以放心大胆地追击大流士了。


    
    亚历山大东征(下)

    4.高加米拉大战
    公元前331年春,亚历山大率军从孟菲斯出发,经推罗进入两河流域,9月底,与波军相遇于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高加米拉。"在西方世界的战史中,所有一切的决定性会战,这一战要算是最惊天动地的。"此时,大流士因数次求和不成,又征集步兵百万、骑兵4万、200辆滚刀战车和少数战象(真正兵力不可考),以决一死战。他吸取伊苏斯战败教训,选战场于开阔平地,以利骑兵和战车活动。其阵势为:中央为大方阵,两翼为骑兵。左翼为西徐亚和巴克特利亚等族的骑兵,在前面,面对亚历山大亲率的右翼,布置了100辆战车;全军最中央是大流士及皇家卫队,卫队两边是希腊雇佣军和波斯部队,中军前面,面对马其顿步兵方阵的是象队和50辆战车;右翼为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米底等族骑兵,前面也有50辆战车。所有其他各族部队,以纵深队形组成第二线。
    由此观之,波军阵势实为三线,一线为象队和战车,二线为骑兵,三线为步兵。亚历山大兵至,休整4天,并亲自侦察地形与波军部署,作到知彼及熟悉地形。根据敌情,将全军布成一个"空心大方阵":骑兵在右,方阵居中,左翼为步、骑兵混合部队;在第一线后,部署了一条后备线,由两个"快速纵队"组成,两翼后面各摆一队,其位置与正面形成一个角度,若敌人绕过两侧进攻,他们可以反击,若敌不来攻,则可向内移动,增强正面兵力。总兵力为步兵4万、骑兵7000。10月1日晨,战斗开始。亚历山大领军右移,波军也相应移动,大流士唯恐敌军移到不平坦之地,使战车失去作用,便令左翼骑兵进攻,"亚历山大的人马大批倒地,这是因为波军占有数量上的压倒优势,也因为西徐亚的骑兵和马匹都有较好的护身甲",但亚历山大亲率的右翼顶住了攻势,并实施反击,将其阵线突破。同时,在中央,波军出动战车,企图冲乱马其顿方阵,但方阵兵让开战车,骑兵和标枪手先以排箭和标枪扼其攻势,再一涌而上,砍杀车夫和战马,挫败了滚刀战车。
    接着,亚历山大率军以纵队向波军方阵进攻,严整坚实、长矛如林的马其顿方阵也随之逼来,"不一会,本已提心吊胆的大流士,这时看到四面八方已陷入险境",于是故伎重演,"第一个拨转马头,溜之大吉",中部波军亦随之溃逃。
    在左翼,波军突破了马其顿的阵线,一直冲到其辎重营,幸得马其顿的左翼后备部队赶到,大批砍倒来敌,方转危为安。此时,右翼的马其顿军受到两面夹击,正在纵兵追赶大流士的亚历山大得到飞报,立即引兵杀回,展开了整个战役中最激烈的骑兵会战,波斯部队一中队一中队地成纵队摆开,与亚历山大的部队面对面地对撞。"双方都没有像一般骑兵会战那样投掷标枪和调动马匹,而是人人力图向前冲击,以冲破对方的一切阻扰,仿佛只有这样才是一条生路。因此,双方都毫不留情,拼命砍杀,各人不再是为别人打胜仗,而是为了自己的性命拼死拼活。"但亚历山大还是战胜了敌人,率全军追歼逃兵。此役,马其顿军歼敌30万,俘敌更多,俘获残存战象及战车。经此一战,亚历山大征服了半个波斯帝国。
    战后,亚历山大兵进巴比伦,获大批珠宝;进而兵抵苏萨,该城总督献价值12000000英镑的金条;继而攻陷帕塞波利斯,火烧波斯皇宫;公元前331年冬,为追赶大流士,兵抵原米底首府埃克巴坦那,获总值43785000镑的黄金,但大流士又东窜了。次年7月,亚历山大终于赶上了大流士,但他已被心怀二志的巴克特利亚总督唆使皇家卫队杀害。此后三年,亚历山大不断用兵,收复波斯帝国东部,消灭了这个大国。公元前327年夏,他率领3万大军东征印度,所到皆取,次年,在印度西北部的海达斯皮斯河畔,与印度国王进行了其平生四大名战的最后一个、也是战术上最卓越的一战。此后,他仍欲东征,"可是马其顿人看出,他们国王所进行的事业,只不过是一个苦差事紧接着另一个苦差事,冒完一次险又冒另一次险,他们的情绪早已开始下降了,营地里三五成群地对他们的遭遇叫苦连天,……有些人甚至理直气壮地表示不干了",加之瘟疫横行,大批士兵病倒,在此形势下,亚历山大只得撤兵西归。
    公元前324年,班师巴比伦,十年征战遂告结束。
    5.亚历山大取胜原因
    亚历山大以十年武功,征服波斯,建立了一个地跨三洲的大帝国,"他的成就在人世间达到何等辉煌的程度,无论在希腊还是东方,还没有一个人有过这么多,这么惊人的业绩",可谓战功赫赫。究其原因有二。
    客观而言,他的主要对手波斯帝国,此时已经腐朽,政局不稳,内讧不休,属国常怀二心,故虽幅员辽阔,军队甚众,却运转不灵,仅存大国之表,而无帝国之实。诸被征服属邦,或乘机壮大己势,或相机拱手献城,不愿卖力。亚历山大兵至小亚,除格拉尼库一役,几无战事;在地中海东部沿岸,除推罗、加沙两城外,余者请降;埃及文明古国,也"客客气气"地迎入,苏萨"献城归顺"。兵不血刃,已连下半个帝国。大流士三世,身为国君,实为懦夫,无德无才,昏庸无能,两次御驾亲临,均率卒数十万,却不识地理,不明兵事,指挥无方,畏敌如虎,皆于酣战之际,率先怯逃,或"一跃上马,逃之夭夭",或"拨转马头,溜之大吉"。属国不臣,君无将才,亡国当属必然。
    主观而言,是亚历山大治军有方、指挥卓越、战略战术运用精妙之故。每次战役,亚历山大均身先士卒,冲锋在前,为此曾负伤累累,几次险些丧命,与士卒"苦累同受、祸患同当、福禄同享";赏功将士,慷慨大方,凡立功者,一个不漏地论功行赏,以资鼓励,对声誉极佳、或勇于危难者,"额外发给各式各样的奖品或奖金,对有特殊英勇行为或巨大贡献的军官,还赐戴金冠";他熟识将士,对各级军官及勇猛之卒,均能道出名姓,夸其功勋,如数家珍;他体察军心,当战争休整时,让新婚者回家探亲。在宽厚待人、重赏功卒之时,亦严格要求:"每个人在遇到危险时要想到纪律;进军中需要安静要作到鸦雀无声;需要欢呼时要喊得响亮;必要的时候,要喊出惊天动地的杀声。每个人都要机敏地服从命令,还要机敏地向部下传送。每个人都要牢记:个人的疏忽会造成全军的危险;个人的努力也有助于全体的成功。"由于身先士卒、深察军心、严格治军,故将士一心,乐于效命。
    在战略上,亚历山大也极为出色。远征波斯,有陷于两线作战的危险,故远征之前,先除后顾之忧:兵扫西北、南服希腊。在进攻波斯途中,亦将消除后方祸乱作为首务,征服波斯西海岸,既使强大的波斯舰队无立锥之地,又使其不能与希腊本土怀二心者联合为患,可谓一举两得。待埃及请降,后患根除,方放手追敌,可谓用心良苦。在打击敌人方面,他注重分化瓦解、抚剿兼施:对主动归顺者,"以礼相待",予以自由,如印度王波罗斯战败归降,他亲自迎接,将"原有王国的主权交还给他";对希腊诸邦,也极有耐心,让降者自持其政体,并不强求接受君主制;他尊重别国信仰,如兵取埃及后,不惜劳足千里祭拜阿蒙神,他尊重妇女,不让士卒强行无礼,对犯令的人间禽兽,处以死刑;他不搞种族歧视,不以本族为贵,不以他族为贱,视善人为亲属,视恶人为蛮种。这种兼容并蓄的政策足以赢得敌国人心。另一方面,对顽固不降者,则坚决予以打击,对推罗、加沙等,尽屠其民,夷为平地;对首起叛乱的底比斯,进行了有如"报千年仇雪万年恨那样的大屠杀。"恩威并用,足以使降者不敢二心。
    亚历山大临敌制胜,大半要归于马其顿方阵这一战术的灵活调度。此种方阵,实为以寡击众的优越战术,它变动自若,攻守皆宜。如亚历山大一次征讨马其顿北部叛军时,前后受阻,便令撤军,将方阵疏成120纵列,两翼各部署200骑兵。他先令骑兵直竖长矛,尔后把矛头朝前用冲锋状,并左右摆;方阵本身,在他调度下,步法矫健、军容严整,并向左右两翼交替回旋,在很短时间内演示了各种队形变换,然后令左翼突出一部呈尖山状进攻。敌军看到其部队调度灵活、纪律森严,早已目瞪口呆,不等对方靠近就逃走了。"闪电"战也是亚历山大常用战术之一,如征服中亚,就常常以这种长距离的穿插、包抄、快速前进的战术取胜,达到战略奇袭的目的,靠此战术,曾一次俘敌4万、牛23万余头,足见其效。
    以上所述,皆为制胜利器,也足以证明亚历山大不失为千古名将。
    关于他的将才,阿里安曾归结如下:"他采取行动时英明果断,即使在昏暗迷茫中,也从不犹豫;情况明朗时,则更是目光炯炯,成竹在胸。对部队,从装备训练到调动指挥,都异常精明巧妙。他善于鼓励士气,使全军感到前途光明。遇有艰险则身先士卒,冲锋陷阵,一往无前。在胜负难分成败不定之际,他能当机立断,大胆行动。他能急中生智,掐算如神,常使敌人措手不及,束手就擒。他对敌人的阴谋诡计经常保持高度警惕,绝少陷入圈套。他言必信、行必果。他在金钱问题上,对自己一贯苛刻,对别人则十分大方。他的品德崇高,人世罕见。"所陈当属公允。
    公元前323年6月,被誉为"西方名将第一人"的亚历山大英年早逝,年仅33岁,他所建立的大帝国也随之解体。但经过他的努力,东西两大文明接轨了,形成了一个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新时代,即希腊化时代(公元前323—前30)。这个时代的成果以及亚历山大的将才,是后人所无法忘记的。



    
    波斯帝国的战争(上)

    1.居鲁士首建帝国
    波斯人与米底人同文同种,在米底王国兴盛的近百年间,波斯一直受其统治。当时,波斯共有10个部落,6个农业部落,4个游牧部落,尚有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气质。其部落联盟首领已形成世袭制,由阿黑门尼德氏族袭任,虽有王位之尊,却只是米底辖下一行省之长而已。居鲁士继位后,趁米底与新巴比伦交恶、连年用兵、国势渐衰之际,率族起义,独立建国。
    据希罗多德记载,居鲁士是这样鼓动起义的:第一天,他令波斯人带着镰刀去开垦荒地;次日他杀羊屠牛,让他们尽情吃喝。然后问他们,是喜欢昨天的生活还是喜欢今天这么生活,波斯人一致回答:昨天带给他们的是痛苦,今日是快乐。居鲁士于是鼓动造反,"如果你们愿意听我的话,那你们就可以享受……幸福,……但如果你们不肯听我的话,那你们就要受到无数像昨天那样的苦役。因此,听从我的吩咐而取得自由罢。"波斯人对米底的统治早已不满,于是群起响应。米底王闻讯,把全体米底人武装起来前往镇压,但两军一对阵,米底军即分化,部分作战,部分公开投降,绝大多数则临阵逃脱。居鲁士乘胜于公元前550年灭亡米底,"原来是奴隶的波斯人现在却成了美地亚(即米底)人的主人"。
    居鲁士灭米底时,已组建了一支军队,其精锐是贵族骑兵和农、牧民步兵。波斯人从15—20岁须接受骑射技术训练,故骑兵战斗力强;据希罗多德说,其步兵亦能征善战。居鲁士凭借这支军队,开始对外征服,先迫使原米底属国亚述、亚美尼亚等归顺,进而图谋小亚与叙利亚。面对波斯咄咄逼人的攻势,埃及、巴比伦与吕底亚组成了反波斯同盟。
    小亚细亚的吕底亚国富兵强,有富甲天下之誉,其兵刀马娴熟,勇武好战,"他们通常是在马上作战的,他们手持长枪,而且操纵战马的技术也非常高妙。"该国国王克洛伊索斯(约公元前560—前546年在位)恐波斯势力日益强大,便先发制人,于公元前546年率军与波斯战于叙利亚的普特里亚,双方均伤亡惨重,未分胜负。克洛伊索斯率兵回国后,为克服势单力薄,便请埃及与巴比伦出兵助战,以期共破强敌。但居鲁士不待其援军赶来,就迅速突入其国境,直捣其国都萨尔迪斯,迫使克洛伊索斯率兵出城迎战。鉴于吕底亚骑兵善战,居鲁士布阵时,将随军运粮及行装的骆驼集中起来,置于前线,步兵随后,骑兵为第三线。他所以用骆驼打前阵,据说是因为马害怕骆驼,闻不得骆驼的气味。此策使克洛伊索斯赖以取胜的骑兵优势化为泡影。果然,两军相接,吕底亚的战马一见到骆驼就回头逃窜,扰乱了自己的军阵,但勇敢的吕底亚人纷纷跳下马来,与波斯人展开徒步拼杀,激烈的战斗持续了14天,最后居鲁士俘虏了克洛伊索斯,占领了萨尔迪斯。继而,居鲁士又用构筑土丘的战术攻克了小亚地中海沿岸的希腊殖民城邦。
    占领小亚细亚后,波斯挥师东征,辟中亚的大夏、粟特为行省,形成了对两河流域东西夹击的有利态势。当时,巴比伦的对外贸易线已被切断,经济萧条,这引起了商业贵族和祭司对国王的不满。居鲁士乘机煽动,以大量金钱贿赂,并许诺要建立一个"世界性的市场",使他们能获巨利。公元前538年,由于有城内叛臣相助,波军几乎兵不血刃,"和平地胜利地进入了巴比伦城",新巴比伦王国灭亡。居鲁士赢得了两河流域传统的至尊称号:"世界之王、伟大之王、正统之王、苏美尔与阿卡德之王、天下四方之王。"
    巴比伦既纳入旗下,居鲁士便决定打击最后一个顽敌埃及。为此着手准备,对属国实行了一系列宽厚开明的政策,其中一项是,将新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公元前604—前562年)攻陷耶路撒冷时俘虏的4万余犹太人释放回国,并帮助这些"巴比伦囚徒"重建圣殿,此举深得犹太族的人心,继而叙利亚诸邦也表示效忠。这样,居鲁士既建立了进攻埃及的基地,又获得了强大的腓尼基舰队。但这时,中亚草原西部的游牧民族不断骚扰帝国东北边境,居鲁士只得先予以打击。在锡尔河右岸,波斯军队袭击了马萨革泰人,并俘获该族女王托米丽斯之子,不久将其杀害。女王发誓报仇,"不管你多么嗜血如渴,我也会叫你把血喝饱了的。"公元前529年,女王率兵与波斯军决战,双方开始以箭对射,继则刀枪肉搏,但游牧民族的铁骑终略胜一筹,结果,波斯军队大部战死,居鲁士阵亡。女王砍下他的脑袋,放入一盛满血的革囊里,说:"把你的头用血泡起来,让你饮个痛快吧!"
    居鲁士虽死,但经他建立的波斯帝国业已形成。
    2.冈比西远征埃及
    居鲁士之子冈比西继位后,决心完成其父未遂的遗愿,以征服埃及为首务。公元前526年,冈比西率波斯大军与腓尼基舰队水陆并进,经尼罗河三角洲和孟菲斯两次大战,大破埃及军及其外国雇佣军,于次年攻克孟菲斯,俘埃及法老普萨美尼托斯。
    为了考察这位亡国之君的心境,冈比西先令法老之女穿上奴仆衣服,手提水瓮去打水,再令其子嘴咬马嚼子,以绳牵着押上刑场。据说,这位法老目睹自己儿女的不幸遭遇,只低头不语,但当他看到昔日旧友、一位衣衫褴褛的老人向波斯人行乞时,却高声恸哭起来。这使冈比西大感惊奇,派人问他,为何看到女儿受虐待、儿子前去受死时不哭不叫,却为一个非亲非故的乞丐痛哭呢?法老回答说:"居鲁士的儿子,我自己心里面的痛苦已经超过了哭泣的程度,但我的伙伴不幸遭遇却引起了我的同情之泪。"这个答复使冈比西起了恻隐之心,免去其死罪。
    冈比西在征服埃及与利比亚后,又计划了三次征讨:迦太基、利比亚沙漠中的绿洲地区及埃塞俄比亚。但他的海军腓尼基舰队不愿进攻自己的同族(迦太基人为腓尼基人殖民后裔),只得作罢;进攻绿洲的5万军队因遭风暴葬身沙漠;他亲率大军进攻埃塞俄比亚时,因断粮,无功而返。据希罗多德记载,此次用兵,冈比西没有准备粮草,致使还未走完全程的1/5,军粮即耗尽,但冈比西一意孤行,一味猛进,结果驮兽吃尽,最后发展到吃人:每10个兵中抽签选出1人来让大家吃掉,在此情况下,他只得回师。冈比西生性卤莽,据说患有"严重的精神错乱症",在统治埃及期间,大肆胡作非为,曾用长枪刺杀埃及的圣牛,用脚踢死自己怀孕的妻子(也是其亲妹),拆毁了许多埃及神庙,鞭笞埃及法老的死尸等,使埃及出现了"前所未见、遍及全国的最大惨祸",埃及人深以为恨。在他统治末年,波斯、米底等地出现了暴动,并很快在埃及引起连锁反应。冈比西镇压埃及暴动后,匆忙引兵回国,不料军旅途中,猝死于叙利亚。


    
    波斯帝国的战争(下)

    3.大流士重振帝国
    冈比西猝死成为全帝国沸腾的信号,"人民骚动起来,在国内,在波斯,在米底,也在其他各省,发生了巨大的恶祸",巴比伦、埃兰、埃及、亚述诸省纷纷独立。在波斯本部,有一米底僧侣高墨达冒充已被冈比西秘密处死的胞弟巴尔狄亚(即司美尔狄斯),以免除兵役赋税3年,没收部分波斯贵族的牧场、牲畜、土地和奴隶为号召,顺利地夺取了政权。但这场起义很快就被镇压了。高墨达的措施触犯了波斯贵族的利益,他们与出身王族的大流士勾结,暗杀了高墨达,推翻了这个为期7个月的政变。此后两年,大流士一世出征19次,俘获9位国王,镇压了这场几乎颠覆整个帝国的起义。
    大流士平定国内形势后,意识到了地方势力坐大的危害性,为此对政治、经济、军事作了一系列旨在加强中央集权的改革。他把全国划分为23个行省(行省数目各时期不一,最多时达30个),每省设总督一人,执掌一省之行政、司法、税收大权;另设督军一人,统领一省的驻军。他们直接向皇帝负责,互不相属,以互相监督。为防止叛变,在总督身边设"皇室秘书",负责宣读中央下达的各项指令,另派"国王的耳目"(亲信)到全国秘察地方军政人员的活动。军政分权的行省制与监督体制的设立,有力地加强了中央对地方及地方军队的控制。军队是帝国的支柱,为确保国王对军队的控制,大流士自任最高统帅,并参照亚述兵制,采取了6项措施:
    (1)建立一支由波斯人组成的近卫军,包括1000骑兵、1000枪兵和10000号称"无敌"的步兵,其人数保持不变,如有缺员立即补足,因此希腊人称之为"不死队"。
    (2)在全国设五大军区,每一军区长官统辖数省督军,直接向皇帝负责。设立军区既便于中央指挥,亦可加强地方防卫,对军事管理有重大意义。
    (3)亲自规定各省驻军的规模及其兵种人员,对军事要塞戍卫军队的人数也亲自核定;同时,实行驻地调换制度,禁止本省人就地驻防。
    (4)利用腓尼基人等海滨民族组建了一支拥有战舰千艘的舰队。
    (5)各级军官概由波斯贵族担当。
    (6)每年定期检阅军队,国都附近驻军由国王亲自检阅,边远地区则委派专员检阅。
    这些措施提高了帝国的军事威力。此外,大流士还统一了币制,修筑了四通八达的驿道网,规定了各省的贡赋制度。
    通过以上改革,加强了中央集权,增强了国力,确保了国王对军队的控制。
    在进行改革的同时,大流士也展开了一系列军事征服,向南重新占领埃及,进而兵取北非的利比亚一带;于公元前518年,东进攫取了印度的西北部;在西面与北面,为打击欧亚草原的西徐亚人,他组织了东起中亚、西迄黑海北岸的远征,至公元前513年,亲率大军横渡博斯普鲁斯海峡,兵抵乌克兰草原,虽折兵8万余众,却占领了色雷斯地区。
    结果,他不仅恢复了帝国的版图,而且使之进一步扩大:东起印度西北,西抵地中海东部沿海及爱琴海许多岛屿,南接北非,北达色雷斯,形成了一个地跨三洲、古代西亚史上版图最大的帝国。
    4.帝国的衰亡
    大流士一世一手建立起来的大帝国,不到百年便烟消云散。其由盛而衰的转折点为希波战争。这是一场赤裸裸的侵略扩张战争,薛西斯曾直言不讳地说:"如果我们征服了那些人(指雅典人)和他们的邻居,……
    我们就会使波斯的领土和苍天相接了,因为我……把整个欧罗巴的土地征服,把所有的土地并入一个国家,则太阳所照到的土地便没有一处是在我国的疆界以外了。"野心虽大,均以惨败而告终。战争结果表明,波斯帝国赖以取胜的人海战术不是希腊密集方阵和优越的海上战术的对手,这个强大的帝国被弱小的希腊击败了。波斯的锐气和实力,一挫于马拉松,再挫于萨拉米湾,三挫于普拉提亚。最终,称霸世界不成,反而丧失了不少既得土地。
    希波战争的失败,标志着显赫一时的波斯帝国开始衰落。这场海陆大战使帝国的专制统治发生了危机。波斯是一个奴隶制军事帝国,它依赖强大的军事力量,把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一、生活方式各异、语言、宗教及风俗习惯不同的地区和民族纳入其版图,虽然大流士多方控制,却未能使它们成为一个有机体。希波战争使帝国元气大伤,此后,渴望自由的被征服诸邦不断爆发起义。巴比伦于公元前484年和公元前480年先后两次暴动;埃及在公元前480、469、465年三度起义,而在公元前405至公元前340年间,起义从未间断;其他地区亦不同程度地掀起了反帝国的斗争,而小亚沿海诸邦,已于希波战争结束时获得独立。公元前366年,波斯西部各省联合举兵造反,直到公元前359年才被镇压下去。这种征服再征服、镇压再镇压的活动,进一步消耗了帝国的实力。
    另一方面,自薛西斯以后,为争夺王位,父子成仇、兄弟反目、宫廷喋血事件连接发生。从公元前465年薛西斯被杀开始,以后的六位国君,无一善终,或死于廷臣之手,或在儿子刀下伤命。一次宫廷政变,老王自知身陷险境,渴望亲人相救,儿子来了,不由稍感欣慰,不料儿子却说:"我来是要你死。"世间恐怕再难有比这更残酷的了。宫廷内讧使中央集权制逐渐变得有名无实。可以说,居鲁士和大流士一世是波斯帝国的缔造者,薛西斯是继承者,以后诸王则贪图享受,为争权夺位而自相残杀。帝国后期,无论是国王,还是各级官吏,都腐化堕落,大兴吃喝之风。波斯贵族的习惯是一天只吃一餐,但这一餐,却从中午吃到深夜,他们不务正业,每天最关心的就是吃,并要求味道鲜美,这当然难守前辈开创的基业。
    地方叛乱、宫廷内讧、统治阶级不务正业,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恶果。它使地方势力坐大,国力严重削弱,整个帝国一盘散沙,亦使军备废弛,军队训练松懈。更严重的是,由于连年征战,军队中出现了反淘汰现象,强壮的、优秀的、英勇的都战死沙场,留下来的不是老弱便是残兵。因此帝国末世,已仅存其名而无其实了,军队虽多,却属乌合之众,终无大用。如阿塔薛西斯二世(公元前404—前359年在位)于公元前401年镇压其弟小居鲁士叛乱时,尚有卫队6000骑、步兵120万、滚刀战车200辆,却被其弟的万余希腊雇佣军打得落花流水,侥幸取胜后,又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这支不足万人的军队横穿帝国腹地,安然返回希腊。军队战斗力之弱由此可见一斑。
    至亚历山大东征之时,波斯帝国的衰落已积重难返。末代皇帝大流士三世,虽有百万之军,却素质低劣,训练极差,缺乏战术操练,因此,人多根本无济于事。波斯步兵不是马其顿长矛方阵的对手,相反,这些乌合之众正是方阵打击的好目标;波斯骑兵亦不复昔日雄风,不可与亚历山大的铁骑匹敌。亚历山大以3万余众,经格拉尼库、伊苏斯、高加米拉三次大战,便将这个衰落的帝国灭亡了。古罗马史学家阿里安对大流士三世曾有一段精彩的评论,这也是波斯末世军力颓废的写照:"在打仗上,大流士基本上是一个软弱无能的人,……他的一生只是一连串的灾难。自登极以来,一直没有一个喘息的机会。"即位不久,其军队便在格拉尼库河畔遇上那次骑兵大劫;随即,小亚细亚诸邦相继陷落,一直到西里西亚的海岸线也全部失守;稍后,他本人在伊苏斯遭到惨败,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妻儿老小成为阶下囚;再后,又丢失了腓尼基和整个埃及;最后,高加米拉一战,波斯帝国的浩荡大军折损殆尽,他自己则成了弃国出逃的罪犯,犹如丧家之犬,"以国王兼囚徒的身份,顶着奇耻大辱,囚禁在车中,仆仆风尘,终于死在本应最忠于他自己的人的屠刀之下",可谓众叛亲离,穷途末路,这是他一生的悲剧。大流士三世死后,他的帝国被亚历山大帝国所吞并。



    
    印度列国时代到帝国时代的军制

    古代印度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其地理版图包括今日的整个南亚次大陆。古代印度的历史分期,包括印度河文明时代、吠陀时代、列国时代和帝国时代四个阶段。本章所涉及的时间跨度,包括吠陀后期(公元前9—前6世纪)、列国时代(公元前6—前4世纪)和孔雀帝国时期(公元前4—前3世纪)。在此期间,印度经历了波斯、马其顿入侵,列国争霸及摩竭陀崛起,驱赶外族,统一南亚次大陆,建立帝国的过程。因此,其战争极为频繁,兵制、武器等亦有较大变化,尤其是在帝国时期,还出现了论及军事思想的著述。所以,它在世界军事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1.武装力量体制
    (1)军队的构成
    古印度的兵制,在很大程度上与后期吠陀时代(公元前900—前600年)形成的种姓制有关。吠陀后期,印度社会已分为四个等级,即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婆罗门是祭司贵族,并干预政务,为国王出谋划策;刹帝利为武士等级,是军队的骨干力量和统帅,掌握军政大权;吠舍是雅利安人平民,战时应征从军;首陀罗是被征服的土著居民,战时也要服兵役。由此观之,当时的兵制尚未脱离民军的范畴。
    公元前6世纪,印度进入列国时代。各国均有常备军,如阿凯诺斯王国有2000骑兵、30000步兵、30头战象;波罗斯有步兵5万余、骑兵3000、战车1000辆、战象130头;阿迦拉索伊有步兵4万、骑兵300;马洛伊有9万步兵、1万骑兵、900辆战车;阿巴斯塔诺伊步兵6万、骑兵6000、战车500。据此估计,当时印度总兵力约为步兵百余万,骑兵10余万。其中最强大的国家是摩竭陀国。
    摩竭陀国的孔雀王朝时期,军队由六部分组成:
    ①摩罗,即职业军队或世袭军队。据阿里安记载,当时印度民分七等,其中第五等级是士兵,人数仅次于农民,以从军为职业,武器、马匹概由国家提供。他们只打仗,平时训练、玩乐,从国家领取优厚的薪饷,足以养活家人。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也记载有一种"国之战士",说他们"骁雄毕选,子父传业、遂穷兵术"。这两段记载可能指的就是这种军队。他们是常备军,是国家基本武装力量。
    ②布利陀,即雇佣军,他们战斗力强,但为利而战。
    ③什列尼,即行会军队,由城市手工业者组成,以手工技术为军队服务,相当于后勤兵。他们服役期较短,实际上是一种民兵。
    ④阿密多罗,结盟的外国军队。
    ⑤密多罗,藩王或同盟者提供的军队。
    ⑥阿陀毗迦,指森林部落(野蛮部落)的军队,据说骁勇善战,但不易指挥。帝国时期的兵力无准确的数字。据说孔雀王朝的开国之君旃陀罗笈多(公元前—前297年)有一支步兵60万、骑兵3万、战象9000头的大军,这个夸张的数字仅供参考。
    (2)兵种
    古代印度的兵种,各时期不尽一致。大致说来,吠陀时代只有车兵和步兵两种,至吠陀晚期,随着野象的驯服与骑马技术的提高,始形成传统的步、车、骑、象四兵种。至列国时代,这四兵种是常备军的主体,史诗和佛教文献中均有反映,如《摩诃僧祇律》载:"军有四种:象军、马军、车军、步军"(卷18下)。此外,还有水军、后勤兵等兵种,如反映当时社会状况的史诗《摩诃婆罗多》提到有八兵种,即车、象、马、步、辎重、船舶、密探和地方向导。其中,密探的主要任务是潜入敌国,刺探军情,相当于今日之侦察兵;向导为军队引路,报告敌情,作用虽然不小,但人数不多,似不能作为一兵种。孔雀帝国时期的军队,依然以传统的四兵种为主,另加海军与辎重兵。这也反映在其军事机构的设置上,据《政事论》一书记载,帝国军事机构共六部,由30名官员组成的委员会负责,每部5人。第一部为海军部,设舰队司令;第二部是后勤部,主管运输等事务,负责征集粮秣,用牛队运输粮草与军械,为军队提供擂鼓者、持锣者、马夫、机械匠等勤务人员;第三部主管步兵;第四部负责骑兵;第五、六部分别主管车兵和象兵。
    诸兵种的装备多种多样。步兵分为枪兵和弓箭手,枪兵一手持标枪,一手操盾;弓箭手也有盾,很受重视,以至古代印度人将军事艺术称为"弓箭学"。他们都有一把很宽的大弯刀。车兵由贵族充任,战车由2马、3马乃至4马牵引,一乘战车兵员为3人或6人,若3人同乘,则1名驭手,2名甲士,持弓或矛作战;若6人同乘,则2名驭手、2名弓箭手、2名盾牌手,战斗激烈时,驭手也持标枪参战。象军为古代印度兵种的一大特色。战象由野象训练而成。捕捉的野象驯服后,对其加以操纵、转动、前进、践踏、杀害,以及与其他象战斗等7个项目的训练。训练有素的战象在战争中能发挥有效作用,据说在战场上,如象倌战死,大象会用鼻子将其卷住带回,或站在旁边保护他,还有的会勇猛战斗,为主人报仇。一头大象配备弓箭手3人,立于象背的厢中作战,象倌坐在象颈上,手持刺棒指挥战象的行动。骑兵的兵器是两支长标枪,其所持之盾较小,其战马无鞍、蹬,马背上仅有一块方布。为控制战马,马嘴上套有皮套,套中安有铜刺或铁刺,马嘴里也安有嚼子,缰绳系于嚼子两端,一拉缰绳,马嘴便会被刺疼,从而听从指挥。
    (3)编制与管理
    列国时代军队的编制,史料记载不尽相同。据《摩诃波罗多.初篇》,当时编制是三三制:其最小单位"波特提"相当于今日之班,由一象、一车、三马、五兵组成;3个班组成1个塞那穆克,3个塞那穆克组成1个怙勒摩,3个怙勒摩组成1个哥纳,3个哥纳组成1个瓦希尼,3个瓦希尼组成1个普利特那,3个普利特那组成1个杰穆,3个杰穆组成1个阿尼吉尼,3个阿尼吉尼组成1个阿克绍希尼。阿克绍希尼是其最大单位,相当于现代一个军团,其兵员总数为2.187万乘战车,6.561万匹马,10.935万名士兵。同一史诗的《备战篇》与《和平篇》记载的编制不但与此不同,而且它们之间也相差甚远,如《备战篇》所载编制为:500辆战车与500头战象组成1个塞那,10个塞那组成1个普利特那,10个普利特那组成1个瓦希尼,瓦希尼兵员为战车5万辆,战象5万头。编制上为何存在着这些差异,目前尚难解释清楚,很可能是各国的编制不同。帝国时代的军队编制,所知甚少,仅知其步兵编制分为十人队、百人队、千人大队三级。
    古代印度的军队由各级军官管理和训练。训练的主要内容是操练在马、象、车上的作战功夫,步兵的作战技巧,尤其训练诸兵种协同作战的能力,以及使用各种兵器的技能等。帝国时期诸兵种由各自的军事机构管理,各司其职。设部管理各兵种在世界上属首创。此外,国王为加强对军队的控制,防止军官叛变,还实行密探制。密探有两种,国外密探相当于现代的间谍;国内密探主要用来监视军民行动,又分为固定密探和流动密探两种。固定密探伪装成学生、僧侣、农夫、商贩、苦行者等,居住于城乡,负责监视一般民众的行动,同时传递情报;流动密探包括帮手、暗杀者、投毒者等,国王依其忠诚和能力,以适当的服饰、职业、家世等为掩护,派往各地监视各级军政人员,包括军队统帅、将军、卫戍司令、要塞司令、边防军首领、森林部落首领等,国王根据密探的报告对他们实行奖惩。密探制度有效地保证了国王对军队的控制。
    2.军事法规与薪俸
    在印度史诗和其他文献中,我们没有发现有关治军的条文,但却有许多对敌人和俘虏的规定,如《摩诃婆罗多》记载,身穿甲胄的战士不应同未穿衣甲的刹帝利战斗,骑兵不应攻击车兵,战斗应在平等的条件下进行;不应使用带毒和带钩刺的箭,不应用箭射杀孤立无援、麻木或战败的人(《和平篇》)。不应杀害因恐惧而藏匿起来的人和旁观者(《战斗篇》);不应杀害举手求饶的敌人,应优待战俘及其未婚妻,一年后送她们回家(《和平篇》);不应杀害头发散乱者、面对别处者、无箭无衣甲者,以及武器损坏的人(《迦尔纳篇》);有病或受伤者,应予以照顾(《和平篇》);交战中不允许暗箭伤人(《沙利耶篇》)。《摩奴法典》中也有类似记载,如战斗中不允许使用奸诈兵器,像内藏尖锥的棍棒、带钩有毒的箭,或燃火的标枪(卷7第90条);车兵不要进攻步兵,也不要打击弱如女性或合掌求饶,或头发苍苍,或在睡眠,或无甲胄,或赤身裸体,或解除武装,或旁观,或正在与他人厮杀的敌人;更不要打击武器已坏,或苦于忧伤,或负重伤,或怯懦,或逃走的敌人(卷7第91—93条)。该法典认为这些皆为"武士种姓无可非议的和首要的法律;刹帝利在战斗中杀敌时,决不可违犯它"(卷7第98条)。
    这些对待敌人、善待俘虏的规定,已接近于现代国际法规定的条款,它为我们论述的这个充满血腥屠杀的世界,染上了一点人道主义色彩,为古代世界所罕见。
    古代印度军人,从各级军官到士兵均有薪俸。据《政事论》记载,帝国时代军人的薪俸如下:军队总司令官年薪为4.8万帕那,军队司令官1.2万帕那,要塞司令1.2万帕那,军队首长、象兵司令、骑兵司令与车兵司令各8000帕那,步、骑、车、象诸长官各4000帕那,军医、驭手、驯马驯象者各2000帕那,甲胄监督1000帕那,训练过的士兵500帕那,吹喇叭者500帕那,象倌500—1000帕那,固定密探1000帕那,流动密探500帕那,引导密探的仆人250帕那。
    3.兵器与战术
    古代印度兵器种类较多。列国时代,据说已有86种不同的武器和84种棍棒,较常用的有10种,如弓箭、矛、标枪、战斧、剑等。史诗中还提到几种威力较大的军械,一种是铁制或钢制的能飞旋的铁饼;一种是火箭,据说一次能杀死一百人;还有一种是能发巨石的弩炮。防护性装备有盾牌、金属盔、衣甲、护胫、射箭手套等。
    帝国时代兵器种类更多,依其作用可分为军械、进攻武器与防御装备三类。据《政事论》记载,军械类共26种,其中固定的器械10种,活动的器械16种。前者如:萨尔瓦多帕陀罗,是一种投石机,状如车轮,安于城墙上,一转动轮盘,石块即若骤雨般降落;波胡木哈,是置于城墙上的守望塔,数名弓箭手可在此一齐射箭;亚那迦,为一种安装在轮子上的长木棍,可向敌人投掷。活动器械如:优特帕提摩,这是一种钉有许多铁钉的大木梁,置于城上,用以滚杀攻城之敌;苏迦里卡为一种预防敌人投掷石块的大型皮囊,内装棉花或羊毛;旁查利迦是一种在木头上钉许多铁钉的障碍物,放在护城河中,防止敌人攻城;斯帕里克陀拉为一种带刺的粗木棍,即大狼牙棒。这些军械主要用于城防。进攻性武器约20余种,尖端锋利的有11种,如铄积底,约4臂长的金属制手执武器;恭特,长5—7臂的标枪;帕罗斯,长约24英寸的双柄铁制兵器;尖端如猪耳形的锋利木棍;重量7—9迦尔沙的轻投矛,以及三角矛、尖角矛等。此外,还有弓箭、剑、斧、铲、戟、锯、镐等。其中弓箭最受重视,弓长约与持弓者身高相等,箭长约3肘,制作得非常强劲,射箭时人需坐在地上,用左脚蹬着弓背,再把弓弦往后拉满,故印度弓箭手射出的箭,据说无论是盾牌、胸铠还是盔甲都能穿透。《政事论》记载的防护装备有20种,大致可分为衣甲与盾牌两类。衣甲包括全身甲、头盔、咽喉甲、胸甲、膝甲、手甲几类,或皮制,或植物纤维制,但铁制居多;盾牌有木制、竹制、兽皮制等。
    古代印度军队作战是列阵而战,阵法多样。吠陀时代的战法,据有的学者研究,大致是:"军队伴随着高昂的战歌、鼓号的响声,挥舞着军旗迎战敌人。战士站在战车的左边,他们身旁是驭手,步兵以密集的阵列战斗,村落联着村落,部落接着部落。武士以黄铜衣甲和头盔防身,用弓向敌人发射羽毛箭,带毒的箭头用兽角或金属制成;或用矛、斧、标枪和投石器追杀敌人。当敌人被征服时,欢呼声、鼓乐声响彻云霄,如同暴风骤雨"。这段描写颇为生动。列国时代,阵法增多,据《摩诃婆罗多》记载,有针阵、苍鹭阵、鹰阵、鳄鱼阵、圆阵、雷电阵等。佛教文献《四分律》也载:"阵者,四方阵,或圆阵,或半月形阵、或张甄(zhēn)阵,或函相阵"(卷16)。可惜这些阵法仅存其名,我们已难知其如何布成。帝国时代的阵法,据《政事论》记载,主要有4种:若正面进攻,用"鳄鱼阵";若从两翼进攻,用"金刚杵阵";若从后面进攻,用"车阵";若从四面进攻,则用"密集阵"。可见阵形多变。
    攻城战术也较多,《政事论》提到有4种:污染敌人护城河或将其排干;挖地道或用装甲象冲开缺口;如守敌甚众,则以攻城器械摧毁之;使用各种火攻手段。
    总之,古代印度的武器装备与战术十分丰富,以至有学者认为:"在作战技术上,印度人远较亚洲其他民族优越,"古代印度人"所以未能有效地抵抗外来侵略者,往往是由于骑兵的劣势所致。古代印度的指挥官更多地信赖象而不大信赖马。"若单以武备而论,此说较有见地。


    
    印度《政事论》的军事思想

    《政事论》是古代印度一部重要的著述。传统认为它是孔雀王朝的开国功臣考底利耶所著,成书于公元前4世纪末3世纪初。另有些学者认为,该书非考底利耶所著,其成书较晚,或云公元1世纪、公元3世纪,乃至公元7世纪始成书。但该书的核心部分写于帝国初期,是研究孔雀王朝时期社会状况的珍贵史料。全书15卷,论及政治、经济、法律、外交、军事等内容,中心是讨论治国安邦之策。从某种程度上说,它也是一部军事著作,因为它不仅讨论了兵制、兵种、编制、薪俸、兵器、防御设施等问题,也含有较丰富的军事思想,简介如下:
    1.战争观
    《政事论》认为,战争与外交、国力紧密相联,欲取得军事胜利,就必须善于利用外交手段,同时充实国力。它指出,在国际斗争中共有6种外交策略,即和平(缔约)、战争(彼此伤害)、对峙(冷淡)、进军(力量增强)、寻求庇护(附属他国)以及双重政策(与一方和平而与另一方战争)(第7卷第1章第2目,后文简写为7.1.2)。
    国王使用何种策略,应视自己的条件而定:处于劣势则和平,国势兴盛则战争,势均力敌则对峙,具有优势则进军,力量耗尽则寻求庇护,有盟国相助则诉诸双重政策(7.1.13—18)。概而言之,就是一切以我为中心,审时度势,合于利则战,不合于利则止,在国际斗争中,不存在正义与非正义的问题。战争之胜负是对综合国力的检验,因而《政事论》十分重视增强国力。它提出了"国家七要素说",认为国家是国王、大臣、国土、卫城、国库、军队和同盟七种要素组成的一个有机体。七要素关系合谐,则国力强盛;反之,则国力衰弱。七要素中,国王是核心,大臣辅佐国王,其他五要素是国家得以维持的基础。国土是生产、税收、兵力的源泉,没有国土,则一切无从谈起。它说:"卫城的保证、国库、军队、供水系统和谋生职业,在国土上有它们的源泉"(8.1.29)。军队是国家的支柱,它"植根于国库,如果国库匮乏,军队则倒向敌人或杀害国王";反之,"如果缺少军队,则国库肯定丧失,"因为"军队是获得和保护国库的手段"(8.1.48,43,51)。卫城是国防的据点,"国库和军队都处在卫城中,这个地方也是危难时本国人民的避难所",如果缺少卫城,则国库将落入敌手"(8.1.25,39)。《政事论》十分重视军事与国力的相互关系,并把军事置于国际环境中加以考察,这种从宏观上来探讨军事问题的思路为当时世界所罕见。
    2.战略战术论
    (1)兵种与地形。
    《政事论》将军队分为步、车、骑、象四个基本兵种,并分述其作用:骑兵的作用是在地面、宿营地和森林中搜索敌人;占领平坦地、水池、渡口、有利地势;摧毁敌人的供应与贮备,保护我军的供应与贮备;清剿敌人、坚定军心;扩大袭击范围;驱赶敌人;向敌人首先发动进攻;穿插、分割与突围。象兵的作用是行进于部队前列;开辟新路、临时营地和渡口;驱散、践踏敌人;渡河与下水测试深度;稳定军心;破坏敌人的防卫土墙、城门和塔楼。战车兵的作用是抵抗敌人的四军;瓦解未被击溃之敌;使敌恐惧;显示我军强大;制造恐怖的喧嚣声。步兵的作用是随时随地携带兵器,准备作战(10.4.  13—16)。四兵种作战,要因地制宜:若地势平坦、能见度好、土质坚硬,用战车兵;若地势起伏不平,则用其他三兵种。
    (2)因敌制胜
    《政事论》提出,打击敌人要战术灵活。以精兵对敌弱兵,以双倍于敌的兵力攻敌劲旅;不断骚扰敌人,乘其疲惫予以歼灭;若敌军强大,应先以敌之叛军、外国军队、森林部落军队与之相拼,消耗其兵力,而后予以重创。进攻方向的选择,应视地形而定:若敌之前方阵地崎岖不平,则从后面进攻;若敌之后方阵地崎岖不平,则从前面攻之;若敌之一翼阵地居险要之地,则从另一翼进攻。所有这些,均体现了灵活用兵、因敌取胜的战术原则。这与我国古代《孙子兵法》所提出的以逸待劳、以强击弱、集中优势兵力等作战原则极为相似。
    (3)料敌我之备,决定攻退。
    《政事论》对此作战方法论述较为详细、具体。它列举了不宜作战的17种情况(第10卷第2章):在密林和荒野中长时间行军;在无水的地方;无饲料、燃料和饮水时;在艰难的路上行军;遭敌袭击而蒙受伤亡时;为饥饿所折磨时;通过沼泽地、水深的河流、攀援于坎坷不平的谷地和山峦时;拥挤于只能单行的道路上时;在崎岖不平的山路小径上行军时;军中无辎重时;正在用餐时;经长途行军而疲惫不堪时;正在睡觉时;受疾病、时疫和饥馑袭击时;步兵、战马、战象生病时;未占取有利地形时;当所有灾难共同降临时。在上述境况下,不宜作战;反之,若发现敌人处于上述诸境,则应立即用兵歼灭之。概而言之,就是当天时、地利等因素于我有利,则兴兵而战;若于敌有利,则息兵退守。
    (4)秘密战争
    《政事论》将战争分为三类,即公开宣战的战争、突然袭击的战争和无声的战争,无声的战争即秘密战争。这种战争由密探来进行。该书将密探分为国内密探与国外密探两类,国外密探除深入敌国搜集情报外,还要进行各种破坏活动。如在敌营中扮着酒保,应伺机将毒酒送给敌兵;或贩卖熟肉、熟食,将毒药掺于其中,贱价赊销给敌兵;扮着商人者应将毒药投入象、马的饲料中,使敌人的骑兵、象兵不能出战;扮着牲口贩子、猎人、耍蛇或耍象者,临战之时应将各种毒蛇猛兽驱入敌营,加剧其混乱;扮着铁匠者应乘乱放火;伪装成叛军、外国军队和森林部队的密探队,应背后下手,里应外合;隐藏于森林中的密探,应在狭路上破坏敌人的运输线,袭击敌人的援军和辎重队;夜战时,密探应制造混乱或恐怖,或潜入敌国国王寝帐,将其暗杀(12.4.1~22)。《政事论》十分重视密探的作用,它设想的敌后密探,已成为一条无形的战线。
    (5)结盟与树敌
    《政事论》是为一个"未来的征服者"写的。这位征服者要征服的不是一个国家,而是许多国家,如何逐一消灭呢?这就需要结盟与树敌,施以远交近攻之策。《政事论》认为,邻国是天然的敌人,而敌人的邻国则是自己的盟友,应尽力争取;但盟国与敌国并非永恒,一旦消灭了邻国,昔日盟友即成为敌人,应消灭它。在征服战争中,对强国要加以武力打击,同时运用各种手段离间它与其盟国的关系,乘其彼此矛盾之际从中渔利;对弱者则应施以安抚政策;对盟友应使其处于不强不弱的状态,因为强则难以控制,弱则不足以牵制敌国。
    总之,《政事论》含有丰富的军事思想,既有宏观探讨,亦有微观描述,在古代军事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已被译为多种文字。
    但它往往是就事论事、直观描述,未作高度提炼,较少使用概括性较强的术语,故其理论性稍显不足。



    
    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军制与战术(上)

    1.指挥系统
    东周始于周平王(公元前770—前720)东迁洛邑,一般以公元前476年为界,分为春秋(公元前770—前476)与战国(公元前475—前221)两个时期。春秋战国时期,是先秦时代由统一王朝分裂为诸侯争雄、再走向统一的时代,是社会急剧变革与充满战争的时代。春秋时期,"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据统计,军事行动共483次,大战376次;战国时代,"天下并争",战事更为频繁与酷烈,"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争地以战,杀人盈野"(《孟子.离娄篇》)。此兵连祸结的形势,乃是我国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这一深刻转型的反映。
    这一时期,由于铁农具和牛耕技术的推广,水利灌溉事业之发展,社会生产力空前提高,农业奴隶逐渐解放,自耕农普遍出现,国、野界限弥合,井田制瓦解。其上层建筑之反映则是王纲解纽,"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变为"自诸侯出",再变为"自大夫出。"于是出现了春秋五霸相迭、战国七强争雄的局面。随着战争的升级,各国为适应规模愈大的战争,相继改革军制,以致武装力量体制、兵役制度、军事法规等方面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并渐趋完备,初显我国封建社会军制之端倪。与此同时,作战方式从车战发展为步骑兵作战,战术有了重大革新,出现了总结军事经验的著述,军事思想也取得了辉煌成就。
    (1)军事领导权的变化
    西周时期,天子分封诸侯,为之建国,诸侯分封卿大夫,为之立家,各有武装,但统属周天子。《国语.鲁语》载:"天子作师,公帅之,以惩不德。元侯作师,卿帅之,以承天子。"由于王掌军权,故"礼乐征伐自天子出。"
    春秋前期,大体也保持这种天子——诸侯——卿大夫的三级制。春秋中后期,周王军权沦丧,齐桓、晋文等五霸迭相登场,"挟天子以令诸侯,"以"尊王攘夷"的名义,直接向中小国家征赋调兵,剪除异己,扩充势力,公开与周王分庭抗礼,由是"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此后,军权仍在下移,诸侯军权又旁落卿大夫之手,以至"公室益卑","政在家门。"至春秋末期,公室军权被各卿大夫瓜分殆尽,"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变为"自大夫出。"卿大夫成为战国时期新兴诸侯之前身。
    战国时代,七雄并举,经过争霸和制度改革,各国建立了封建政权,国君独揽军政大权,确立了国君——郡县——乡里的军事领导体制。同时,在军队管理上,实行文武分职。为确保国君牢掌军权,各国均实行兵符调兵制。兵符是国君任将时颁发的军权凭证,其状如虎,故又称虎符。兵符分为两半,左半由领兵者执持,右半留于国君手中,两半相合,方有调兵权。凡发50兵以上者均凭兵符行事。春秋战国时期,在军事领导体制方面,经历了三级旧制到虎符调兵制的演化过程。
    (2)武官系统的独立
    春秋时期,军队最高统帅为国君,军队各级指挥官概由卿、大夫各级贵族担任,即实行"军将命卿制"。这与西周无异,文武不分,将相合一。据《周礼.夏官》,当时的领导体制大致是:
    大司马(军)——小司马(师)——军司马(旅)——舆司马(卒)——两司马(两)——公司马(伍)。当然,具体到某一国,可能稍有出入。如鲁、宋二国的司马仅司军赋,或掌武备,并不领兵。
    战国时代,各国相继废除"军将命卿制",实行文武分立、将相分职。国君之下,最高文官为相,武官为将。将的称谓不一,齐、赵、魏、燕称将、将军、上将军、大将军;秦国先后称大良造、将军、国尉;楚称柱国、上柱国。
    随着将相分职和武职的固定,军事机构也建立起来,据《六韬.王翼》载,"将"有作战、参谋、通讯、侦察等72名辅助人员,相似于今日之司令部。"将"以下的武官也较完备,如秦国即设有左右将、副将、万人之将、千人之将、帅、卫尉、中尉、兵尉、持节尉、伯长、什长等。
    与此同时,在郡、县、乡、里也建立了由国君统一控制的掌管军队的各级军职。
    2.武装力量体制
    (1)兵力估算
    随着战争的逐步升级,春秋前期、后期与战国时期,兵力总数变化较大。春秋前期,大致是大国三军、车千乘。依《周礼.夏官》的"一万二千五百人为军"计,则齐、晋、秦、楚诸大国的兵力各近4万。春秋后期,各国兵员明显增加。据《左传.昭公十三年》载,晋国约有战车5000乘;楚国仅4县就"赋皆千乘",战车当不下晋国;齐艾陵一战,损车800乘,秦一公子奔晋,带车千乘,估计秦、齐二国各有战车二三千乘。若依每乘兵员75人计,则晋楚大国兵力不下30万,齐秦等国也不下20万。总兵力比前期增加约五六倍。
    战国时期,各国兵力空前扩大,兵员剧增。至战国中期,动辄以"带甲数十万"、"百万"、"车千乘"、"骑万匹"计,连最弱的韩国,也有兵卒30万(《战国策.韩策一》)。当时兵力总数约为:步兵540万—580万,车5400—5800乘。
    一车以8人计,则车兵约为4.5万,骑兵5.2万。总计约为570万。
    较春秋后期,兵力增加1倍多。
    (2)兵种及其编制
    春秋时期,各国武装力量大体由两部分构成。
    (一)国家军队,包括王室军队和诸侯军队,此为常备军;(二)家兵,包括王侯禁卫军与卿大夫的族军。其兵种有四:车、步、舟、骑。战国时代,武装力量主要由规模庞大的常备军及禁卫军组成,族军则不复存在。同时,步兵剧增,骑兵独立,舟师强化,是其不同于春秋的特点。
    ①车兵是春秋首要兵种
    各大国战车均在千乘以上,至中后期,数量更多,各国有2000—5000乘不等,可谓车兵鼎盛时期。车兵由甲士与徒兵组成,一车甲士3人,驾者居中,持弓者居左,操矛者居右;车下徒兵,春秋前期为27人,后期为72人;加上所配给的一辆辎重车上的25人,则春秋后期一乘兵员为100人。
    据此,最近有的学者参照《司马法》与《周礼.大司马》,估计春秋中期以后的车徒结合编制或许如下②:
    伍——两—一卒——旅——师——军
    《周礼》5人25人100人500人2500人1.25万人
    乘——小偏——偏——伍《司马法》
    1  乘5乘25乘125乘
    至战国时代,车兵地位下降,战车减少,各国最多不过千乘,编制也相应减少,从秦兵马俑来看,一乘车卒约为8人。不过,战车装备有所改进,有的轴端装有矛头,用以冲杀。
    ②步兵
    春秋时代,除车下徒兵外,还有独立步兵。中原诸国,最早使用独立步兵的是郑国,公元前719年,曾用"徒兵"作战;公元前632年,晋"作三行以御狄","三行"即左、中、右三行,这可能是最早的独立步兵建制;公元前542年,晋将魏舒( —前509)"毁车以为行",临时解散车兵为步兵,打败狄人。在北方山国及南方的吴越,步兵是首要兵种,如吴楚柏举之战,吴用"多力者五百人,利趾者三千人,以为前阵"。所谓"多力""利趾",即步兵劲旅。当时吴国步兵编制为:行(100人)——旌(1000人)——方阵(1万人)(《国语.吴语》)。这说明春秋时代步兵已渐展威力。
    至战国时代,步兵成为主要兵种,其规模远非春秋可比。各国均有几十万乃至百万步兵,名称也繁杂,如"武卒"、"苍头"、"武士"、"带甲"、"虎贲"、"技击"、"锐士"。除步卒外,还有侦察兵、通讯兵、辎重兵等。战国步兵刚脱离车兵独立,其编制还受车兵编制的影响。其编制情况,据《尉缭子.伍制令》载为:五人为伍,十人为什,有什长;五十人为属,百人为伯,有伯长;伯长之上有千人之将、万人之将。万人之将以上有左右将,再以上为大将军。
    但各国编制仍存小异,如秦为:伍(5人)——屯(50人)——将(100人)——五百主(500人)——二五百主(1000人)——大将(《商君书.境内》)。
    ③舟师
    舟用于战,始于春秋。当时吴、越、楚等水乡,舟师已成为一新兵种,常用于战争。如公元前549年,楚"以舟师伐吴";公元前508年,吴以舟师败楚;公元前485年,吴舟师浮海北上伐齐。春秋中后期,舟战技术和造船能力均有较大提高,舟兵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战国时期,吴、越、楚、齐、秦等国,舟师有了更大的发展,成为独立兵种。
    舟师的规模也相当大,如秦有战船万艘,"一舫载五十人与三月之食"(《史记.张仪列传》)。吴越的舟师数量多且种类齐全,有小羿(yì,一种船)、大羿、楼船、桥船等。舟兵经过专门训练,除使用弓、弩、戈、戟等常规兵器外,还有专用于水战的钩矛,能"退者钩之,进者拒之"(《墨子.鲁问》)。春秋战国舟师编制,无文可考,不过《越绝书.兵法》所载吴越大羿的编制,或可供参考:"大羿一艘广丈六尺,长十二丈,容战士二十六人,棹(zhào,桨,此处意为桨手)五十人,舳舻(zhú  lú,船尾船头)三人,操长钩矛、斧者各四,吏、仆、射、长各一人",凡91人。
    ④骑兵
    春秋时期,中原周边游牧部落和国家,已有为数可观的骑兵;中原诸国是否亦有,尚存质疑。战国七雄中最早建骑兵者,当推赵国。
    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公元前325—前299)"胡服骑射",效法蛮族,着短装、束皮带、穿皮靴,以利骑马射箭,建立了正规骑兵,曾"率骑入胡,辟地千里。"此后,他国先后也建立了骑兵部队。骑兵机动性强,"能离能合,能散能集",孙膑曾指出其有"迎敌始至"、"迎敌击后"、"绝其军粮"、"出其不意"、"烧其积聚"等十利,故发展较快,七雄骑兵,各有数千匹乃至万匹,成为仅次于步兵的第二大兵种。
    值得注意的是,战国中后期,不仅用骑兵单独作战,也用它与步、车协同作战,如赵将李牧(公元前 —前228)曾以骑兵1.3万,与步、车联合,斩匈奴10万余骑。战国骑兵的编制,据《六韬.均兵》载为:5骑一长,10骑一吏,100骑一率,200骑一将。但各国是否都如此,尚难核实。
    (3)武器装备
    春秋兵器为青铜制造,大体可分三类。
    (一)进攻性兵器,如戈、矛、剑、戟、殳(shū,一种竹制兵器)等,其制作工艺提高,规格划一,开始制式化。
    (二)抛射性兵器,即弓箭,箭头为青铜质,形制由传统的扁体型改为三棱锥型,提高了穿透力与杀伤力;弓用"干、角、筋、胶、丝、漆"六材制成,质量大为提高。春秋后期,出现了弩。
    (三)防护性兵器。以皮甲为主,有人甲与马甲之分,人甲由身甲、甲裙、甲袖组成;身甲由胸甲、背甲、肩片、胁片约20片编成。
    马甲由马胄(护马头)和马甲(护马身)组成。攻防设施也有进展,各国都蜂起筑城,墙高堑深,悬门锁城,已形成较完整的防御体系。同时,攻城器械也应运而生,有掩兵堆土的轒輼(f8n  w5n)、攻城的大橹(盾)、登城的云梯、撞击城门的重型冲车等。各类武备,皆由官府制作保管,战时发给将士,即所谓"授甲""授兵"。
    战国时代,由于铁器开始使用并得到推广,武器装备较春秋具有四个特点。
    (一)传统的进攻武器如矛、戈、戟、剑、箭等更为锋利,且多为铁制,杀伤力提高。春秋后期始出现的弩得到改进,成为当时射程最远、威力最大的先进武器,并普遍使用;种类有用手臂发射的"臂张弩",脚踏发射的"蹶张弩"等。弩的弓力大、命中率高、穿透力强,能"发于肩膺之间,杀人于百步之外"。
    (二)发明和改进了一些新式进攻武器,如云梯、钩拒、铁杖、铁椎、方脑铁叉、铁械锁、斧、钺等。其中,云梯与巢车、楼车等普遍用于攻城。这是因为,战国时代强调"四塞以为固",各国均加强关塞城池的防御能力,同时修筑长城,加强国防建设。
    (三)防护性武器制作更为精致,如在河北易县出土的一件战国后期的铁胄,以89块铁片组成,从顶部一层压一层编缀,共7层,高27厘米。
    (四)武备管理更趋完善,统一由国家制造与管理,有专门的兵器库,已形成定期发给军队兵器、车辆、甲胄的制度。另外,战国军队还实行"采章"制度,各分队所属士卒需在不同的部位佩戴颜色不同的徽章,以便区别和管理。


    
    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军制与战术(下)

    3.兵役制、军赋制与军训制
    整个先秦时代,奉行"寓兵于农"的政策,因而兵役、军赋、军训三者密切相关。
    (1)兵役制
    西周时期,实行国人兵役制,国人"三时务农,而一时讲武"。春秋初期仍沿此制,如管仲在齐国"作内政而寄军令":"五家一轨,故五人为伍,轨长帅之;十轨为里,故五十人为小戎,里有司帅之;四里为连,故二百人为卒,连长帅之;十连为乡,故二千人为旅,乡良人帅之;五乡一帅,故万人为一军,五乡之帅帅之……是故卒伍整于里,军旅整于郊"(《国语.齐语》),即是此制。居民军事化,出为伍,入为农,战时为兵,闲时军训。他国亦大同小异。与此同时,为保持一支常备军与提高战斗力,许多国家还实行世兵制,如齐划士农工商四民,分居而处,各司其职,职业世袭,规定"士之子恒为士",培养一个专务兵事的军士阶层。齐国常备军兵员,主要来源于此阶层。实行世兵制,不但可保证兵源固定,而且兵卒间、官兵间彼此熟识,"夜战其声相闻,足以无乱;昼战其目相见,足以相识"(《管子.小匡》),有利战事。可见,春秋时期,实行的是民兵制与世兵制相结合的兵役制。
    不过,春秋中后期,稍有变化。随着战争频率升高,战争规模扩大,需要更多的兵源,于是各国纷纷取消"国人"当兵的特权,将兵役对象扩大到"野人"(农业居民)。晋于公元前645年"作爰田""作州兵"(将田地分给人民,让其当兵纳赋),首先打破"国""野"界限。其后,各国纷纷效法,如鲁"初税亩"、"作丘甲",楚"量入修赋",郑"作丘赋"等,均向"野人"征兵征赋。
    战国时代,出于兼并战争的需要,各国竞相扩军,征兵范围进一步扩大。较之春秋,兵役制变化有四:
    (一)春秋以甸或丘为单位征兵,战国则实行郡县征兵制。
    (二)春秋征兵,户不过一人,且数户轮流出一人,或八户抽一,或十户抽一,服役年限为18—60岁;战国则是一切适龄适役者均需服役,"自六尺(15岁)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周礼.地官.乡大夫》)。
    (三)春秋征兵仅限于男性,战国时,适龄女性也应征入伍,用于运送辎重、防守城池。《商君书.兵守》载:"守城之道……三军:壮男为一军;壮女为一军;男女之老弱者为一军。"《墨子.备城门》也载:"守法,丈夫十人,丁女二十人,老少十人。"可见,妇女从军普遍。
    (四)开始推行募兵制。为扩大兵源,提高士兵素质、战技,一些国家开始用考选、招募勇士的方法组建军队。如齐之"技击",魏之"武卒"、"奋击",秦之"锐士,"皆属此类。募兵要求甚严,如考选"武卒",需全副武装、带三天粮、半日内跑百里。此为军中精锐,如齐之"技击","进如锋矢,战若雷霆,解如风雨"(《战国策.齐策一》)。不过,募兵仅限于数国,并未全面推广。总之,自春秋到战国,兵役制经历了从民兵制、世兵制到征兵制、募兵制的发展过程。
    (2)军赋制
    西周赋税不分,至春秋,赋税分离,用之于军为赋,用之于政称税。春秋前期,兵卒战时向国家领取兵器、马匹,军粮自备,国家可能向国人征收车、马,故尚无正规的军赋制。军赋成制,约在春秋中期以后,其标志是军赋摊入户及其土地收入。当时军赋数目,据《司马法》载:甸为征收单位,一甸576户,出车1乘、马4匹、牛12头、甲士3人、徒兵72人。即一乘之兵员、装备(《左传.成公元年》引)。
    不过,各国为扩大军赋,都先后改革,大大突破了此数。如鲁"作丘田"(公元前590年),以丘为征收单位,一丘144户,交原一甸应出之赋,赋量增加近3倍。楚、郑等国也采取措施,把军赋摊入土地,增加赋量。
    经半个世纪的改革,军赋制渐趋完善。春秋末期,军赋继续扩征,与土地税合流。当时军赋按土地收农产品,作为政府制造保管武备之用。另外,卿大夫也"有赋于军,"各诸侯国要向王室供赋,后期向侯伯(诸侯之长)交赋,如"鲁赋八百乘,邾(zhū)赋六百乘"。战国军赋有很大发展。兵役与军赋征收已经分开。兵役徭役合称"力役之征",军赋称"布缕之征",它们与按田亩征收粮食的"粟米之征",合为战国三大赋税。
    较之春秋,战国军赋另一不同点在于,军赋不再交农产品,而是交钱,并按人口计征。当时各国的租赋、兵役、力役普遍较重,如秦经商鞅变法后,"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汉书.食货志》)。经此横征暴敛,各国军赋充实,齐秦"粟如丘山",赵、燕、楚皆"粟支数年。"
    (3)军训制
    春秋战国时代,军训制有相当发展,由自发性转向正规化。
    春秋时代,寓兵于农,故需"百姓通于军事",主要通过狩猎来进行。狩猎分四时进行,各称为春蒐(s#u,搜)、夏苗、秋狝(xi3n,秋天打猎)、冬狩,都是在农闲时进行。《春秋》载,鲁国有"大蒐"5次、"狩"4次,足见其频繁。至春秋中后期,军训内容增加,打猎减少,名称也有改变,称为"春振旅、夏茇(bá,宿于草间)舍、秋治兵、冬大阅"。此时,各国注重兵教,军训开始专门化。一方面,学校里设有专门的军事课程射、御,据说80户设一学校,贵族及士人子弟8岁入学,15岁开始学射、御;军事学习也有时间限制,学校要"春合诸学,秋合诸射"。另一方面,军队中也有专门训练,各国对常备军皆实行分科训练,如晋国,其全军的御手、勇士、养马人员以及车、徒协同,均有专人负责训练。
    战国时期,各国均认识到"士不先教不可用"的道理,故军训更趋精进与正规化。当时军训内容包括:"立卒伍、定行列、正纵横"的步伐、队列训练;闻鼓即进、鸣金则退的号令教育;了解诸阵之集散纵横的阵法训练;选士的单兵训练;车乘车卒训练;攻防战守等战术训练。
    此外,舟师、骑兵也有一套训练规定,如要求骑兵精于骑射、灵活自如,能"越沟堑、登丘陵、冒险阻、绝大泽、驰强敌、乱大敌"(《吴子.治兵》)。军中设有专职教官,训练制度严格。士兵训练不佳须受惩,教官所教不良亦受罚。据《吴子.治兵》载,当时的训练方法是,"一人学成,教成十人。十人学成,教成百人。百人学成,教成千人。千人学成,教成万人。万人学成,教成三军。"
    4.军事法规与军功爵制
    春秋时代,士卒剧增,战争日频,为奖惩将士功过、赏罚军训优劣,必制订军法,依法治军。各国皆有一些军事法规和奖惩办法,诸如"从命为士上赏,犯命为士上戮";"纵遁(后退)不过三舍(一舍30里)"(《司马法.天子之义二》);"克敌者,上大夫受县(赐以一县之地),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庶人工商遂(递减),人臣隶圉(yǔ,奴隶身份)免"。当时军事犯罪,名目较多,如:战败而将领未赴敌战死,"为罪已重;"将士未能尽力杀敌,为渎职罪;脱离战斗行列,为"失次犯令"罪;假道军情,为"伪言误众"罪;通敌罪等。这些皆为军之大罪,须受"军之大刑"。刑有死列、肉刑、赎刑、流放等。各国以司马掌军法。不过,春秋军法尚不完善、不系统,无专属军事的条例规章,而且枉法严重,往往同罪异罚。至晚期,始有专门的军法。
    战国时期,军法独立,法规条文系统、详明、严密、广泛,执法趋于公正。从当时兵书看,其内容有什伍行列编制法;营区管制法;训练教习法;什伍连坐法;逃亡畏战惩治法;作战功过奖惩法;逃避兵役惩治法;军需保障法等。对军队的训练、编制、军纪、赏罚、行军、扎营、兵役、作战等都有明确规定,严格依法行事。实行"有功必赏,犯令必死"(《尉缭子.兵令》),"进有重赏,退有重刑"(《吴子.治兵》),"罚不避亲贵"(《管子.立政》),这样,士卒作战,行动统一,战则拼力,退则畏法,"金鼓所指,则百人尽斗,……覆军杀将,则万人齐刃。天下莫能当其战矣"(《尉缭子.制谈》),战斗力大为提高。
    战国时期另一重要赏罚制度是军功爵制。它与军事法规相辅而行,各有侧重,前者重赏,后者重罚。当时各国普遍实行该制,魏"食有劳而禄有功",楚、齐、赵、韩也"见功而与赏,因能而授官"。秦国最为彻底,商鞅变法,依军功大小赐给爵位,爵位分20等。规定,凡有军功者,不论其门第、出身,皆可得重赏,享受爵禄;若无军功,即使王室宗亲,也不得升为贵族,享受特权。爵位高低、俸禄多少,皆依军功大小而定。"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光采)"(《史记.商君列传》)。各国所定爵位,不尽相同,但一般都分为侯、卿、大夫、士四等。军功爵制在当时起了重大作用。
    5.战术与诸阵法
    (1)春秋车战
    春秋时代,战争的基本形态为车战。其主要特点是凭借战车冲击,掩护步兵前进。作战时,双方战车列成车阵,而后交锋,一方车阵乱,则很难重新排列,胜负即见分晓。因而春秋大战,诸如城濮之战、邲之战、鞌(1n)之战,一日即结束;鄢陵之战,不过两日。
    车战战术如下:乘的战术。一乘甲士3人,步卒27人(春秋后期增至72人),其基本战术单位为:"攻车一乘,前拒(置于前面的步卒)一队,左、右角二队。步卒战术。五人为伍,分别装备弓、殳、矛、戈、戟五种兵器,"长以卫短,短以救长","弓矢御、殳矛守、戈戟助"。五伍组成一小方阵。
    车兵编队战术:一般为一列横队,如需布成两线,则后列战车对前列间隙处,以便行驶。车下徒兵排列,据地形而定:险地作战,则步卒在前,战车居;平地作战,则战车居前,步卒居后。所谓"鱼丽之阵",其创新在于改革车、卒排列之方式,战车前置,步卒则分散配置于车的左、右、后三面,车、卒互相掩护,车阵更显密集。春秋初,诸侯抗王命的第一战,郑周繻葛之战,即依此阵取胜。
    整体而言,车阵部署一般为中左右三军成阵,左右两军列成两拒(两翼)。不过,其进攻队形有所变化,春秋初期是以车兵为主、步兵为辅的大方阵进攻;中期以车兵为主、步卒人数剧增的方阵进攻;末期则多以纵队进攻。
    (2)战国步战
    车战要求发挥整体优势,"勇者不得独进,怯者不得独退"(《孙子兵法.军争篇》),故机动性、灵活性较差。至战国时期,步、骑兴起,铁兵器使用,尤其是弩的发明,使密集整齐的车阵渐败下风,为步骑兵的野战所取代。步兵战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步兵方阵,是魏舒方阵。公元前541年,晋将魏舒与狄人作战,因地形不利车战,遂"毁车以为行",临时改车兵为步兵列阵迎敌。其方阵由五个互相掩护的大方阵组成:"五阵相离(相互独立),两(前军)于前,伍(后军)于后,专为右角,参为左角,偏为前拒以诱之。"
    战国时,步兵战术可以孙武八阵为代表:
    (一)方阵,此为步骑攻战的基本队形,布阵时要求"薄中厚方(四周),"中虚方实,虚以张势,实以击敌,指挥位置在后阵。
    (二)圆阵,主要用于作环形防御。
    (三)疏阵,即疏散的战斗队形。其他任何阵皆可疏散成此阵,其方法是加大行列间隔距离,多树旌旗与兵器并配以各种假动作,以示兵力强大。
    (四)数阵,即密集的战斗队形。
    (五)锥行阵,前锋如锥形的战斗队形,用于突破与割裂敌人。
    (六)雁行之阵,一种横向展开、左右翼向前或向后呈梯状配备的战斗队形。
    (七)钩行之阵,其正面为方阵,两翼适当向后弯曲成钩状,以卫侧翼。
    (八)玄襄之阵,一种示形示声迷惑敌人的假阵。八阵各有特点,实战中运用何种阵法,需因敌因地而陈。孙子的布陈原则是"因地之利,用八阵之宜",设阵时要有前锋,有后援,以相互接应,同时,以1/3的兵力进攻,而以2/3的兵力扩大战果(《孙子兵法.八阵》)。
    各种步兵阵均以"曲"为基础构成。曲为200人,含两伯;伯纵深5列、每列20人,或纵深10列、每列10人,或纵深20列、每列5人。
    因而,两伯构成的曲的方阵,根据两个伯的不同排列,也相应出现三种不同的形状。曲是步兵方阵的基本战术单位。
    车兵战术:据《六韬.均兵》大致是:五车为一列,各列间隔40步,左右两车间隔10步,50车为一队,两队间隔60步。此为平地作战之法。陡地作战时则左右间隔6步,各列间隔20步,10车为一聚,聚与聚间隔36步,两聚为一屯。
    骑兵战术:因地形不同而异:在平地,5骑一列,前后相距20步,左右两骑相隔4步,队间相距50步;在险地,前后相距10步,左右相距2步,队间相距25步,30骑一屯,60骑一辈。
    战国时代,在一些重大战役中,并非使用某一兵阵,而是三兵种都列阵,协同作战。因而战争规模更大、更持久,战国七雄均能"具数十万之兵,旷日持久数岁"。齐以20万之众攻楚,达5年之久;赵以20万卒攻中山国,5年始归(《战国策.赵策三》)。大规模的步骑野战和包围战取代车阵战术,更为灵活、机动,战争胜负不再主要取决于兵卒多寡,而取决于战略战术的正面运用。步骑兵的战术是热兵器发明之前最为重要的战术,对后世影响甚大。


    
    春秋争霸的开始

    东周伊始,各诸侯国纷纷"奸先王之礼,"无不倾其全力整军经武,扩军备战,不仅相互操戈,与王室也兵戎相见。在此形势下,传统军制发生了重大变化。首先,周天子对军队的领导权不复存在,霸权代替了王权;其次,原用于对外的军队,成为诸侯内战的工具;最后,宗周沦丧,王室无力维持"六军"之制,而各诸侯国为取威定霸,遍建三军,有的甚至四军、五军、六军,完全突破了"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的旧制。春秋争霸就是在这种军权下移的形势下出现的。
    1.郑庄公首起争霸
    郑之始祖桓公,系周宣王(公元前827—前782)之庶弟,初受封于郑(今陕西郑县)。其子武公时,灭郐(郑州南)、虢(荥阳北)二国,得十邑之地,国势始盛。庄公(公元前757—前701)继位后,"以王命讨不庭(不向周王纳贡者)",联齐、鲁攻宋、卫,制服陈、蔡,北败狄人,踌躇满志,对王室日愈不恭。周平王恶其跋扈,欲分其权与虢公,庄公闻知不满,但终以"交质(相互以儿子作抵押)"缓解。
    周桓王(公元前719—前697)继位后,起用虢公剥夺郑"伯"的封号,庄公大怒,派兵抢割周王的庄稼。"交质"遂发展为交恶。周桓王十三年(公元前707),桓王亲率王卒与陈、蔡、卫等诸侯之师伐郑,布置如下:王卒居中,蔡、卫军居右,陈国之师居左。庄公闻王师来伐,率军御于繻葛(河南新郑县附近),双方列阵决战。郑大夫子元建议分兵击敌,先攻战斗力弱的陈、蔡、卫等国军队,必一触即溃,再合兵进攻王卒,可以取胜。庄公采纳,令左拒(即左翼)进攻蔡卫之兵,令右拒挡陈国军队,他则亲率中军,布成鱼丽之阵,以25辆战车居前冲锋,每车配备步卒25人,以弥补车间空隙、填充车上伤亡,进攻周王之中军。
    战争伊始,周王左、右两军不能抵挡郑军的猛烈攻击,首先溃逃。庄公再集中兵力围攻王卒,使之三面受敌,弃甲曳兵而逃。桓王肩上中箭,但勉力督率败兵,且战且退,使王卒败而不乱。是役,庄公运用避实击虚、两翼包围及鱼丽阵等战略战术取胜。
    繻葛之战是春秋诸侯抗王命的第一战,周王尊严扫地。此后,华夏诸侯几乎悉聚庄公的旗帜下,庄公遂成为春秋初年的首霸者,拉开了春秋争霸的序幕。庄公死后,二子争位20余载,内耗国力,外起强齐,霸业遂衰。
    2.齐桓公"九合诸侯"
    郑霸衰后,戎狄南侵,荆楚北渐,中原势危。周庄王十二年(公元前685),齐桓公(公元前685—前643)继位,用管仲( —前645)为相,施富国强兵之策,如今民"事农",发展农业;鼓励渔盐业生产,发展工商业;将全国划为二十一乡,使四民(土农工商)分居,各司其职,同时,"寄军令于内政",兵农合一等。使齐国"通货积财,富国强兵"(《史记.管晏列传》),国势日盛。
    在此基础上,管仲提出争霸方略:"奉天子以令诸侯,内尊王室,外攘四夷;列国之中,衰弱者扶之,强横者抑之;昏乱不共命者,率诸侯讨之"。其中,抗狄戎、制荆楚是关键,二者不可同时并举。管仲正确分析形势:戎狄已入中原,事急却祸小;荆楚久怀问鼎之心,事缓却祸大。因此,宜交好诸侯,先挫戎狄,缓制荆楚。
    齐桓公依计而行,先后与宋盟于北杏(山东阿县北),与宋、卫、郑、单盟于鄄(山东濮县东),两次与郑、鲁盟于幽(河南考城县),争取诸侯支持。随后联合燕国打败山狄,联合宋、曹打败狄人,中原局势渐稳。戎狄既退,便施制楚之策。
    周惠王二十一年(公元前656),齐桓公率齐、鲁、宋、陈、卫、郑、许、曹八国之师,举兵伐楚。楚成王见大军压境,只得派大夫屈完讲和,双方会盟于召陵(河南偃城东),楚答应向周王纳贡。此举有效地制止了强楚北进的势头。此后,齐又几次会盟诸侯,其中,周襄王元年(公元前651)的葵丘(河南兰考)之盟,周王也派人参加,桓公霸业达到顶峰。
    此为齐桓公成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之概叙。
    桓公成霸,主要运用"尊王攘夷"与军事威慑两大战略,不直接与敌拼杀,却达到使敌降服的目的,这是其战略运用之优点。其缺点主要表现在制楚问题上。楚久怀并吞中原之心,齐以八国之师进攻,应当灭楚或至少重创之;楚势虽强,但联军更盛,桓公曾吓屈完说:"以此众战,谁能御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左传.僖公四年》)。但桓公终与之盟,无功而返,楚未受创,日后与中原争雄,遂成常害,可谓"一日纵敌,数世之患"。
    周襄王九年(公元前643),管仲、桓公相继去世,五子不肖,演成自相攻杀之局,霸业遂歇。
    3.宋楚泓之战
    召陵之盟后,楚北进受阻,转而向东发展,势力扩及豫南、皖北。待齐霸业衰落,中原混战无主,北狄入侵,郑国归附,楚见有机可乘,遂再兴北伐之师,以图称雄中原,此与宋襄公意图相悖。
    襄公(公元前650—前637)素有贤名,曾求其父立庶兄为君,获"让国"美名,齐桓公极为器重,将世子继位之事托之。桓公死,五子争位,襄公仗义兴兵率诸侯平齐内乱,立孝公而归。宋为公国,位居诸侯之上,经此举,襄公便自以为仁义昭著,应为霸主,周襄王十一年(公元前641),与曹、邾作睢上(河南商丘睢水)之盟;是年秋,又兴兵伐曹。但宋为小国,诸侯多唯齐、楚之马首是瞻,襄公于是欲借齐、楚之力称霸,周襄王十三年(公元前639),与假允结盟的楚国盟于盂(河南睢县)时遭擒受辱。释归后,他痛恨楚成王的欺骗行为,深怨诸侯不亲宋,怒而伐郑。郑求救于楚,楚即兴兵伐宋,因而发生了泓之战。
    周襄王十四年(公元前638),两军对峙于泓水(河南柘县北)。宋军于北岸列阵以待,宋司马认为楚众宋寡,建议乘楚半渡而击之,襄公自谓仁义之师,"不以阻隘",不纳;待楚军既渡列阵,太宰建议乘其列阵未毕而击之,襄公谓"不鼓不成列",不纳。及楚军成阵,方鼓令全军进攻,襄公本人也身先士卒,向敌中央突进。楚军以两翼左右包抄,使宋军陷于四面受敌之境,襄公死战得脱,士卒死伤甚众。次日,楚军渡澭水追击时,值河水暴涨,溺死千余人,楚遭此意外之挫,乃自行撤退,泓之战遂告终。
    此战表明,仅以"仁义"争霸,死守旧兵法,断难成霸,绝难取胜。是役,襄公"不阻敌人于隘"、"不鼓不成列",可谓仁至义尽,结果败绩,自己也伤股,身败名裂。


    
    晋楚长期争雄

    历代楚君,皆怀谋图中原之意。周惠王六年(公元前671),一代明君楚成王(公元前671—前626)继位,选贤用能,整军经武,励精图治,国富兵强,除其正规军外,另创东广、西广、东宫等禁卫军,遂成南方强国。其图中原之方略,以政治、外交争取小国,以武力攻击强国,然后相机图大国。泓之战后,中原小国竞相归附,遂控中原之局,不服者仅齐、秦、晋而已。楚王此时,大施其谋:厚礼重耳(即晋文公)之过境以示交好,派重兵戍守商密以阻秦之东出,派兵驻守穀邑以伺机攻齐。不料晋国崛起,使其谋受阻。
    1.城濮之战
    公元前七世纪中叶,晋君奋力图强,先后灭耿、霍、虢等十余国,已成北方大国。周襄王十六年(公元前636),流亡在外19年的公子重耳继位,为晋文公(公元前636—前628),重用狐偃(—前622)、赵衰( —前622)、先轸( —前627)等干才,施"明贤良"、"赏功劳"、"举善援能","通商宽农"等政策,励精图治,使"政平民阜,财用不匮"(《国语.晋语四》),遂奠定争霸之基础。其争霸方略为"尊王"、联秦,这既可加深中原与荆楚的隔阂,又可拉拢强秦,使其为荆楚后顾之忧。
    文公继位当年,周襄王(公元前651—前619)被其弟叔带逐出周都,逃至郑国。次年,狐偃向晋文公建议"勤王",因"诸侯信之,且大义也"(《左传.僖公二十五年》),文公于是率诸侯兵护周王回都,周王赐以"南阳之田"。此举使文公既获尊王美名,立信诸侯,又得进出中原之捷径,名利双收。此后率诸侯抗荆楚,演成城濮大战。
    晋势既强,宋乃背楚归晋;周襄王十八年(公元前634),齐鲁交恶,鲁求援于楚,楚借此伐齐、宋。是年冬又率陈、蔡、郑、许联军攻宋。
    宋向晋告急,晋为"取威定霸",决定兴兵,但若越过楚之盟国曹、卫援宋,必致腹背受敌。大夫狐偃建议"伐曹卫,楚必救之,则齐宋免"(《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文公采纳此调楚北上之良策,于周襄王二十年(公元前632)初出兵伐卫,并与齐盟于敛盂(河南濮阳县东),三月,晋攻破曹都陶丘(山东定陶西北)。晋此举,原为调楚北上,但楚不为所动,却加紧攻宋。晋国此时若孤军南下,虽无曹、卫后顾之忧,但与楚联军对阵,兵力尚处于劣势,且远离故国,难操胜券。中军主帅先轸适时献策:让宋割地贿赂齐、秦,同时使人告知楚,晋将取曹、卫之田补偿宋。齐、秦受贿,便充当调停人,要求楚撤宋国,楚因晋将取其盟国曹、卫之地给宋,断然拒绝。秦、齐于是出兵救宋。楚成王见势不利,自率亲兵退守境内,并派使告诉楚军统帅子玉"知难而退",此举可谓明智。但子玉骄傲自负,未撤宋国,反而向楚王请战。成王虽不心愿,但未坚决制止,反而增以少量援兵。子玉得到默许,求战心切,派宛春与晋交涉:晋如允曹、卫复国,楚则撤宋围。子玉此策,若晋答应,则楚恩施三国;若不答应,则三国怨晋,可谓一举三得。但先轸提出了一个高明的对策:私下让曹、卫复国,并使之与楚绝交,同时,拘留宛春以激怒楚国。子玉果然大怒,兵进陶邑,寻晋军决战。
    文公见楚军撤围北进,知其中计,便"退避三舍(90里)"至城濮(卫地,今山东鄄城临濮集)。宋围解后,派军北上,晋方四国列营以待。子玉见晋退兵,以为怯,继续北追,4月抵城濮,双方列阵。晋方四国,以上中下三军作横阵排列,先轸率中军居中,狐毛将上军在右,栾枝领下军在左,兵力八九万人。其战法是右军退,以诱敌出击,以中、左两军夹击之。楚方,子玉率楚师居中,陈蔡之师为右,郑许之师在左,兵力约11万,准备三军齐进,正面攻击。战前,子玉自谓"今日必无晋也",那知战局一开,晋下军先攻击其右军,陈蔡兵弱,一触即溃。晋上军执大将旗佯退,子玉以为晋大将率军败退,便令其左军出击,不料正中圈套。楚左军进击,侧翼暴露于晋中军之前,先轸及时率卒横击,上军亦转头掩杀,致使其溃败。子玉见势不妙,急令中军停止进攻,收聚残卒,败退连谷(今不可考)。楚王闻败,怒责子玉丧师辱国,子玉羞愧自杀。
    晋文公战后,与诸侯盟于践土,被周王封为侯伯(诸侯之长),可谓一战成霸,使中原诸国转而背楚归晋,也使楚势暂退出华夏。此后楚晋相争,达百年之久。城濮之战,实为事关中原全局之决定性战争,也是春秋争霸的关键一战。
    此役之胜负,不取决于军力强弱,而决于战略战术之运用。晋于此役,先施调楚北上之策,继则谋求齐秦参战,再行怒敌、骄敌、诱敌之计;"避三舍"表面上是报楚王曾厚遇之恩,实为引敌深入,聚师歼之;故始终掌握主动权。加之战术运用灵活,晋取胜实非偶然。楚成王既决定退兵,就应当机立断。待子玉以堵进谗言者之口为由请战,十分生气,却不明言,反予以少量援军,欲看子玉出丑;君臣皆为泄私愤而视国家命运为儿戏。子玉身为大将,却乏将才,急躁易怒,轻敌好胜,且刚愎自用,犯了"怒而兴师"、"愠而致战"的兵家大忌;加之临战指挥,固守一般战术,不能灵活采取对策。相较之下,楚败亦属必然。
    2.邲之战
    晋文公称霸后,中原形势稍缓。但各国利益不一,尤其以秦晋矛盾为首。周襄王二十四年(公元前628),秦穆公(公元前659—621)为拓东出之路,派兵越过晋国的崤(xiáo)山地区,偷袭郑国。次年4月无功而返时,遭晋军埋伏,全军覆没。此为历史上有名的崤之战。秦晋由此交恶,此后五年,两国五战,秦于周襄王二十八年(公元前624)王官之役打败晋军,雪崤山之耻后,亦知晋实力雄厚,遂转而向西发展,灭戎族之国十二,"益地千里,遂霸西戎"。不久,秦晋再度攻战,数载不止,秦联楚制晋之心更坚。而晋又发生内讧,无力他顾。
    楚乘此时机,大兴攻伐之师,一时中原小国,几乎悉尽附楚;及楚庄王(公元前613—前591)继位,治理有方,国势兵威,雄于前代,欲取周王而代之,致有邲(b@)之战。
    周定王十年(公元前597),楚因郑与晋交好,兴兵伐之。晋遣荀林父率中军、先穀佐之,士会率上军,赵朔率下军救援。至黄河边,闻郑已战败并附楚,荀林父认为救郑时机已失,不如退兵;先穀却谓"威师以出,闻敌强而退,非丈夫也",逞匹夫之勇领兵渡黄河,荀林父不得已随后渡河。楚见晋军抵邲(河南郑州东),先使郑人劝战,言"楚师必败";继则遣使议和,使晋军诸将和战不决,争吵不休;再以许伯等人突入晋营,以骚扰晋军方寸。晋将魏锜、赵旃主战,见楚军相欺,遂违令至楚营挑战。楚王率亲兵逐出,荀林父恐二人有失,派车兵接应。
    楚以为晋军进攻,下令布阵,以左拒攻晋下军,以右拒攻晋上军,以中军击晋中军,全面攻击。荀林父主和,毫无准备,见楚军如潮而至,惊慌失措,不知所为,于中军帐击鼓高呼"先济(渡河)者有赏",欲率军北渡黄河逃遁。晋军在一片惊慌混乱中,连夜抢渡黄河,为夺船先渡,互相砍杀,以致舟中手指成捧,淹死无数。仅上军,因士会有准备,七处埋伏,击退楚军攻势,安然渡河。
    是役,楚以逸待劳,始终掌握主动权,又利用晋军战和不定、内部分歧之弱点,采用假谈判真备战之谋略,乘其不备,突然袭击,陷晋军于惊慌失措之中,取得大胜。晋军之败,首先在于荀林父无能,临战不作准备;加之将帅不和,予敌以可乘之机。邲之战败北,晋在中原诸侯中威信丧尽。楚庄王乘战胜余威伐宋,使之归服,又与齐修好,霸业臻于鼎盛。
    3.鄢陵之战
    邲之战后,楚饮马黄河,雄视北方。晋四面受敌,晋国君臣为摆脱窘境,痛省前非,内修文治,外施复霸战略:首先北伐戎狄,安定后方;继则于鞌(山东济南西南)之战(公元前589)败齐,是役齐侯轻敌,谓"余姑剪灭此而后朝食",不料大败,被迫与晋立城下之盟,晋一打一拉,既解除东方威胁,又离间了齐楚联盟;再则联吴制楚,使之有后顾之忧,并乘机于麻隧(陕西泾阳县南)之战(公元前578)痛击秦军,使之一蹶不振,不复为"西鄙之患"。经20余年之功,晋终于摆脱困境,再度与楚争雄,大战于鄢陵。
    周简王十一年(公元前575),郑背晋附楚并举兵攻宋,晋厉公(公元前580—前573)遂发兵攻郑救宋,同时邀齐、鲁、卫之军参战,相约会师鄢陵(河南鄢陵)。晋军兵力,有上、中、下、新、公族五军,约五六万人,战车500余乘,连同盟军,可达12万。楚闻晋师出击,即兴兵援郑,急越千里北上,会郑军,疾趋鄢陵,迫近晋营列阵,欲乘齐、鲁之师到达之前,逼晋军出战以优势兵力歼之。时楚有左、中、右、公族四军,加上郑军,兵力9万余,战车530乘。厉公本欲待齐鲁等师至后再战,以确保全歼敌人,今见事急,遂令晋军于营地内列阵:以中军一部攻楚左军,另一部攻其中军,集上、下、新、公族四军攻其右军与郑军,此偏重一翼之布署,为春秋以来之首创战术。6月29日,晋军向楚发动进攻。楚共王(公元前590—前560)见厉公车陷泥淖,率卫队进攻,被晋将吕锜箭射左目而退,楚军见共王受伤,军心惶恐。楚右军受晋重兵猛攻,不支向西退却,中、左军受此影响,也向西败退,直至颖水,楚以"王卒"据北岸,掩护败军退过颖河,晋军追至,与王卒略事接触,因日暮而止。两国均准备来日再战,不料是夜楚王召中军元帅子反议事,子反醉酒,竟不能应召,楚王以为此乃"天败楚也夫",加之晋援军即至,遂连夜撤军。是役,晋以逸待劳,争取了主动;加之布阵新奇,集兵力于一翼,构成重点,为以寡击众之优越战术。楚军出兵迅速,行动敏捷,压晋营而阵,着眼于"速"与"争取主动"的战术,殊属良策;但千里行军,师卒疲劳,不休整即投入战斗,战斗力大减;加之诸将"各顾其后,莫有斗心",因此败北。
    鄢陵之战,是晋楚争雄的第二次大交锋。此后楚虽仍为强国,但渐处下风。及周简王十三年(公元前573)晋悼公(公元前573—前558)即位,施"三分四军(将上中下三军分成四个集团,轮流作战)"及联吴制楚等策略,使"楚不敢与争"。此后,中原战事渐少,虽有晋、齐间的平阴、太行之战,但未影响晋国实力。此时,齐、楚、秦、晋、吴五国相互纠缠,呈势均力敌状态;同时中原疲敝,普遍要求大国息兵。
    周灵王二十六年(公元前546),晋、齐、楚等13国举行弭兵之会,会上晋楚平分霸权,两国相争告一段落。究其原因,主要是各国卿大夫势力高涨,内争取代了外伐。


    
    吴楚、吴越战争

    正当中原战事暂息之时,吴、越崛起于东南,演出了春秋争霸的最后一幕。晋楚相争,晋联吴制楚,楚则联越制吴,遂开吴楚、吴越战争之局。
    1.吴楚战争
    春秋初,吴为楚之属国,至吴王寿梦即位(公元前585),国势始强,遂联晋制楚,为争夺淮河流域,与楚交兵达60余年,渐占上风。周敬王元年(公元前519),双方再战于鸡父(河南固始县南),吴以寡击众,出奇制胜,败楚七国联军。
    周敬王五年(公元前515),吴王阖闾(hélǘ,公元前515—前495)即位,重用伍员(即伍子胥,公元前—前484)、孙武等良将,整军经武,图谋楚国。伍员提出"三师肄(骚扰)楚"的战略,阖闾采纳,用三师在楚东北部进行骚扰,"一师至,彼必皆出,彼出则归,彼归则出"(《左传.昭公三十年》),如此忽南忽北,扰楚达6年之久,使楚军疲于应付,渐失警惕,认为仅是骚扰,并无大攻之意,为攻楚创造了条件。
    周敬王十四年(公元前506)冬,吴王以为时机成熟,联合蔡、唐之师,派孙武、伍员为将,率4万余卒,兵分两路,沿淮河西上,千里迂回,自北方突入楚之大隧、直辕、冥阨(皆在今河南、湖北交界的武胜关附近)三关、直趋汉水。楚王惊闻敌军深入腹地,急令子常、沈尹戎等仓促率军沿汉水右岸防御。沈尹戎建议,子常率兵与敌周旋,自己起方城(河南方城)重兵毁吴舟后,经三关击吴军之背,这样前后夹击,"必大败之"。此虽属良谋,但为时已晚,加之子常想独吞战功,不待沈军配合,即于11月9日渡汉水东进,与吴军三战三败,退守柏举(湖北麻城东南)。吴军追至,双方列阵角力,子常的部属怯敌先逃,楚阵因而动摇,吴军趁势攻击,楚军大败而逃。吴军追至清发水,又乘其半渡之际,歼其一半,不久击败沈尹戎回援之师。吴军五战五捷,于11月29日攻占楚都郢(湖北江陵县东南)。吴兵大胜,是战略战术运用精妙之结果,先施三师扰楚,历时6年,使之疲于奔命,不明吴军进攻方向;继则施以远距离的战略迂回,从防守薄弱的东北方突入楚境千余里,出其不意,收到了战略奇袭的效果,使楚来不及聚足兵力应战。战略运用如此成功,吴胜当属必然。
    2.吴越战争
    吴军入郢,不修民德,难以立足,加之次年春越乘虚袭吴,吴王遂领兵东归。周敬王二十四年(公元前496)越王允常死,吴王为报复,便乘丧伐之。勾践(公元前496—前473)新立,率军与吴战于槜李,大破吴师,阖闾重伤而死。
    吴王夫差(公元前495—前473)继位,为报父仇,日夜练兵,终于周敬王二十六年(公元前494)夫椒(今江苏太湖)一战,大破越军,进占越都会稽(浙江绍兴)。伍员主张乘机灭越,"今不灭越,后必悔之。勾践贤君,种蠡(即文种、范蠡)良臣,若返国将为敌"(《史记.伍子胥列传》)。夫差不听,允许越求和,遂遗亡国后患。
    夫差因胜而骄,欲"北威齐晋",问鼎中原。伍员谏止:"越之在吴,犹人之有心腹之疾,……夫齐、鲁诸疾,疥癣也"(《国语.吴语》),"愿王释齐先越"(《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夫差忠言逆耳,先伐陈、鲁,继则两次伐齐,于艾陵一战,获齐战车800乘,斩齐兵3000,取得大胜,于是洋洋得意,回师后逼杀伍员。为求做中原之主,又于周敬王三十七年(公元前483)置后方于不顾,仅留万余老弱之卒守姑苏,自率精兵3万,北上争霸。
    勾践兵败后,"卧薪尝胆",励精图治,生聚教训,国力渐强,今见吴都空虚,于周敬王三十八年(公元前482)春,"发习流(水军)二千人,教士(精练士卒)四万人,君子(亲兵)六千人,诸御(军官)一千人伐吴"(《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兵分两路,一支断吴王归路,一支直袭姑苏。吴军先于泓水一战,击溃越军先锋队,待越大军攻至,即据守不出。勾践以佯退诱敌,吴军因首战告捷,遂出城追击,正中圈套,被越军围歼,姑苏失守。此时,夫差正与晋在黄池(河南封邱县南)之会上争作盟主,惊闻此变,火速领兵回归,由于鞍马劳乏,被迫求和,越估计亦无灭吴之力,同意罢兵。
    由于连年征战,"吴士民罢(疲)敝,轻(精)锐尽死于齐晋"(《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夫差求和成功后,便"息民散兵",以恢复国力。
    周敬王四十二年(公元前478),越国力更强,乘吴大饥、民聚于东海滨之际,率5万大军伐吴。夫差闻越来攻,亦率兵6万御于笠泽(水名,在苏州东南)。3月,两军夹江而阵。勾践利用黑夜,以左右两军在上、下游鸣鼓佯渡,使吴分兵防御,然后中军潜行渡江,一举击溃吴军,进围吴都,夫差以万余亲兵坚守不出。越围城3年,发粮赈济,得吴民心。至周元王元年(公元前475)11月,攻破姑苏,夫差率残卒退守姑苏山,求和不得,饮恨自杀。勾践灭吴后,北上会盟诸侯,成为春秋最后一任霸主。
    无论是吴楚战争还是吴越争霸,其影响与规模皆不及晋楚争雄。它们只不过是春秋大国争霸的余波。春秋时代逐渐拉下帷幕,及三家分晋、田氏代齐,历史便进入了更为动荡的战国时期。


    
    伞形目—五加科(一):楤木

    真核生物域
    植物界
    被子植物门
    双子叶植物纲
    伞形目
    五加科

    五加科(学名:Araliaceae)植物共有52个属,900多种;中国有22属160多种,分布在除新疆以外的全国各地。
    本科植物和伞形科以及海桐花科亲缘最近,原来属于伞形科的天胡荽属和饰带花属根据基因分析被APG II 分类法划入五加科。五加科属的分类尚没有最终确定,有些属被归并入鹅掌柴属中,可能还有些属会被划开。
    1.形态特征
    乔木、灌木或木质藤本,稀多年生草本,有刺或无刺。叶互生,稀轮生,单叶、掌状复叶或羽状复叶;托叶通常与叶柄基部合生成鞘状,稀无托叶。
    花整齐,两性或杂性,稀单性异株,聚生为伞形花序、头状花序、总状花序或穗状花序,通常再组成圆锥状复花序;苞片宿存或早落;小苞片不显著;花梗无关节或有关节;萼筒与子房合生,边缘波状或有萼齿;花瓣5-10,在花芽中镊合状排列或覆瓦状排列,通常离生,稀合生成帽状体;雄蕊与花瓣同数而互生,有时为花瓣的两倍,或无定数,着生于花盘边缘;花丝线形或舌状;花药长圆形或卵形,丁字状着生;子房下位,2-15室,稀1室或多室至无定数;花柱与子房室同数,离生;或下部合生上部离生,或全部合生成柱状,稀无花柱而柱头直接生于子房上;花盘上位,肉质,扁圆锥形或环形;胚珠倒生,单个悬垂于子房室的顶端。
    果实为浆果或核果,外果皮通常肉质,内果皮骨质、膜质、或肉质而与外果皮不易区别。种子通常侧扁,胚乳匀一或嚼烂状。
    本科花各部数目由多而无定数进化至稳定的五基数而子房2室;花柱由无花柱进化至有花柱,由多数进化至二数,由离生进化至部分合生或全部合生成柱状;花由两性进化至杂性或单性异株;花梗由无关节进化至有关节;花序由总状进化至伞形或头状;胚乳由匀一进化至嚼烂状:叶由单叶不同程度的分裂进化至掌状复叶或羽状复叶;植物体由乔木、灌木进化至藤本或多年生草本。
    2.主要价值
    五加科植物在经济上有多方面的用途。有许多种类在医药上有重要经济意义,已知可供药用的有114种(包括20个变种,1个变型),其中,如人参、西洋参、三七、竹节参、扣子七、楤木等属珍稀名贵药材,此外,通草(通脱木的茎髓)、五加皮(细柱五加和无梗五加的根皮)等都是传统的药材,近年对五加属植物刺五加研究较多,并已广泛应用于临床。本科尚有数十种为中国民间的祛风湿及理血药;鹅掌柴、鹅掌藤、白簕、红毛五加、刺五加、无梗五加、黄毛楤木、辽东楤木、虎刺楤木、树参、变叶树参、幌伞枫、短梗幌伞枫、刺通草、罗伞、大参、掌叶梁王茶、刺参、多蕊木、五叶参、常春藤等是民间常用的中草药。
    有些种类如刺楸、刺五加等其种子含油脂可榨油供制肥皂用。有些种类如刺楸、五加、食用土当归等的嫩叶可供蔬用。乔木的种类其木材具有种种用途,刺揪可制家具及铁路枕木,鹅掌柴适宜于制作蒸笼及筛斗,通脱木的髓可做手工艺品。有些种类具美丽的树冠或枝叶,如幌伞枫、鹅掌柴、常春藤等常栽培供观赏用。鹅掌柴是南方冬季的蜜源植物。
    3.楤木属
    楤木属(学名:Aralia),又名刺楤属,是五加科下的一个属,为芳香草本至小乔木植物。属名Aralia源于加拿大语aralia,一种植物名。
    (1)形态特征
    小乔木、灌木或多年生草本,通常有刺,稀无刺。叶大,一至数回羽状复叶;托叶和叶柄基部合生,先端离生,稀不明显或无托叶。
    花杂性,聚生为伞形花序,稀为头状花序,再组成圆锥花序;苞片和小苞片宿存或早落;花梗有关节;萼筒边缘有5小齿;花瓣弓,在花芽中覆瓦状排列;雄蕊5,花丝细长;子房5室,稀4-2室;花柱5,稀4-2,离生或基部合生;花盘小,边缘略隆起。
    果实球形,有5棱,稀4-2棱。种子白色,侧扁,胚乳匀一。
    (2)分布情况
    楤木生于森林、灌丛或林缘路边,垂直分布从海滨至海拔2700米。
    该属约有30多种,大多数分布于亚洲,少数分布于北美洲。中国有30种。其中楤木分布广,北自甘肃南部(天水),陕西南部(秦岭南坡),山西南部(垣曲、阳城),河北中部(小五台山、阜平)起,南至云南西北部(宾川)、中部(昆明、嵩明),广西西北部(凌云)、东北部(兴安),广东北部(新丰)和福建西南部(龙岩)、东部(福州),西起云南西北部(贡山),东至海滨的广大区域,均有分布。
    (3)主要价值
    本属的一些植物为常用的中草药,有镇痛消炎、祛风行气、祛湿活血之效,根皮治胃炎、肾炎及风湿疼痛,亦可外敷刀伤。亦可以作为观赏植物供人们观赏。
    (4)楤木
    楤木(学名:Aralia chinensis)是五加科楤木属的植物,分布于中国、越南和婆罗洲。
    中国特有种,分布广泛,北自甘肃南部(天水),陕西南部(秦岭南坡),山西南部(垣曲、阳城),河北中部(小五台山、阜平)起;南至云南西北部(宾川)、中部(昆明、嵩明),广西西北部(凌云)、东北部(兴安),广东北部(新丰)和福建西南部(龙岩)、东部(福州);西起云南西北部(贡山);东至海滨的广大区域。生于森林、灌丛或林缘路边,垂直分布从海滨至海拔2700米。 [4] 主要生长于向阳和温暖湿润的环境。
    药用:楤木为常用的中草药,有镇痛消炎、祛风行气、祛湿活血之效,根皮治胃炎、肾炎及风湿疼痛,亦可外敷刀伤。
    食用:楤木春季萌发的幼茎嫩芽为主要食用部分,它野味浓郁,味道香甜醇厚,是中国传统的食药两用山野菜,被誉为“山野菜之王”,深受消费者的青睐,是出口创汇的主要野菜之一。楤木的嫩芽中含有丰富的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等营养成分,其中氨基酸的含量较高。
    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IUCN 2004年 ver 3.1)——易危(VU)。
    (5)龙眼独活
    龙眼独活(学名:Aralia fargesii)为五加科楤木属的植物,为中国的特有植物。分布在陕西、云南、四川等地,生长于海拔1,800米至2,600米的地区,见于森林下和溪边,目前尚未由人工引种栽培。龙眼独活为民间草药,治疗慢性气管炎,根治小儿痘症。
    4.拟五加属
    拟五加属(学名:Araliopsoides),是五加科下的一个已灭绝的属。生存于白垩纪晚期,生长在温暖的热带至亚热带落叶林中。
    拟五加属的叶片很大,为典型的三裂片型态,表面粗糙,外观变化相差甚大。叶厚且有弹性,叶缘平滑无锯齿。叶的脉络简单,由一条中央叶脉和与其成45度角分支出去的小叶脉组成。它们生长在沙岩中。
    5.罗伞属
    罗伞属(学名:Brassaiopsis)是五加科下的一个属,为灌木至乔木植物。该属共有约20种,分布于亚洲南部与东南部。我国有11种。
    (1)形态特征
    灌木或乔木;枝有刺,稀无刺。叶为掌状复叶;托叶与叶柄基部合生,明显或不明显。花两性或杂性,聚生成伞形花序,再组成圆锥花序;总花梗通常在花后延长;苞片小,宿存或脱落;花梗无关节;小苞片宿存;萼筒边缘有5齿;花瓣5,在花芽中镊合状排列;雄蕊5; 子房2室,稀3-5室,花柱合生成柱状。果实明显的半下位(因花盘发达隆起),阔球形或陀螺形,中央通常有纵缢痕。种子通常2个(或1个不发育),或3-5个;胚乳匀一或嚼烂状。
    (2)罗伞
    罗伞(学名:Brassaiopsis glomerulata)为五加科罗伞属的植物。生长于海拔200米至2,400米的地区,多生长在森林中。
    分布于中国云南(蒙自、金平、西双版纳、贡山)、贵州(安龙、册亨)、四川(峨眉山)、广西(金秀、隆林、钦州、上思)、广东(海南岛)等地。尼泊尔、印度、越南、老挝、柬埔寨和印度尼西亚也有分布。模式标本采自印度尼西亚爪哇岛。
    6.大参属
    大参属(学名:Macropanax)是五加科下的一个属,为无刺小乔木植物。该属共有6-7种,分布于亚洲南部和东部。我国产6种,其中大参M. oreophilus Miq. 和波缘大参M. undulatus(Wall. )Seem. 我国西南部至海南亦产之。
    (1)形态特征
    常绿乔木或小乔木,无刺。叶为掌状复叶,托叶和叶柄基部合生或不存在。花杂性,聚生为伞形花序,再组成顶生圆锥花序;苞片小,早落;花梗有关节;萼筒边缘有5小齿,稀7-10小齿,或近全缘;花瓣5,稀7-10,在花芽中镊合状排列;雄蕊与花瓣同数;子房2室,稀3室,花柱合生成柱状,稀先端离生。果实球形或卵球形。种子扁平,胚乳嚼烂状。
    本属叶为掌状复叶,圆锥花序较大,花梗有关节,萼齿、花瓣和雄蕊5数,有时7-10数,子房2室,花柱全部合生成柱状等点,说明本属在外形上与五加属Acanthopanax Miq.和梁王茶属Nothopanax Miq.有些近似,但在起源上则和鹅掌柴属Schefflera J. R. &. G. Forst.的关系比较密切。
    (2)大参
    大参(学名:Macropanax oreophilus)是五加科大参属的植物。产云南南部(勐海、景洪至景东)、东南部(金平、屏边、西畴、富宁、砚山)、西南部(瑞丽、龙陵、双江),尼泊尔,印度东北部,缅甸,越南(中部至北部),印度尼西亚(爪哇)及马来半岛亦有。生长于海拔850米至2,300米的地区,常生长在灌丛、森林或河谷中,目前尚未由人工引种栽培。
    7.树参属
    树参属(学名:Dendropanax)是五加科下的一个属,为灌木至乔木植物。该属共有约80种,分布于热带美洲和亚洲东部。我国有16种,分布于西南至东南各省。
    (1)形态特征
    直立无刺无毛灌木或乔木。叶为单叶;叶片不分裂或有时掌状2-5深裂;常有半透明红棕色或红黄色腺点;托叶与叶柄基部合生或无托叶。伞形花序单生或数个聚生成复伞形花序;花两性或杂性;小苞片很小;花梗无关节;萼筒全缘或有5小齿;花瓣5,在花芽中镊合状排列,顶端有内弯的凸头;雄蕊5;子房5室,稀4-2室;花柱离生,或基部合生而顶端离生,或全部合生成柱状;花盘肉质。果实球形或长圆形,有明显至不明显的稜,稀平滑。种子扁平或近球形;胚乳匀一。
    本属叶为单叶,伞形花序单生或复生,子房通常5室,花柱离生、基部合生顶端离生、或全部合生成柱状等点,可能由鹅掌柴属Schefflera J. R. & G. Forst.的单叶种类花序简化发展而来。
    (2)树参
    树参(学名:Dendropanax dentiger),是五加科树参属的植物。生长于海拔10米至1,800米的地区,多生长在常绿阔叶林中和灌丛中,目前尚未由人工引种栽培。
    分布于中国浙江东南部、安徽南部、湖南南部、湖北、四川东南部、贵州西南部、云南东南部、广西、广东、江西、福建和台湾,越南、老挝、柬埔寨也有分布。模式标本采自四川南川。
    药用:树参为民间草药,根、茎、叶治偏头痛、风湿痹痛等症。
    食用:树参的食用部位为嫩叶芽,整个生长期都可采嫩叶芽,采后焯水,浸泡后,可凉拌、爆炒、炸、炖、炝、腌、做汤、制粥等食用,也可腌渍贮存,供炒食、做汤、做馅、蘸面酱、拌面食、凉拌菜等,味道鲜美,风味佳,营养价值高。


    
    魏国霸业

    1.战国七雄与变法强兵
    经过近300年的春秋争霸战争,见于经传的160余国,至战国初仅剩40余国(含20余个少数民族国家)。其中,以齐、楚、燕、韩、赵、魏、秦最为强大,史称"战国七雄"。战国时期,许多国家新兴地主阶级夺取了政权,登上了政治舞台。
    为巩固封建统治,消除奴隶制度残余,健全封建制度;同时,为保卫自己,消灭他国,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各国都先后展开变法运动。
    魏文侯(公元前445—前396)用李悝(kuī亏)为相,废除官爵世袭制,实行"食有劳而禄有功",选拔官吏;"尽地力之教",发展农业;推行"平籴法","取有余以补不足",平衡粮价;制订《法经》,以法治国;用吴起( —前381)改革军事,创"武卒制",使魏成为战国初期的最大强国。
    秦孝公(公元前361—前318)用商鞅变法,废井田,开阡陌,重农抑商;建军功爵制,论功行赏;推行县制,实行连坐法,加强中央集权等。于是"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史记.商君列传》),奠定了统一六国之基业。
    赵国变法始于赵烈侯(公元前408—前387),在人事上"选练举贤,任官使能";财政上"节财俭用,察度功德"(《史记.赵世家》)。至赵武灵王(公元前325—前299)时,又改革军事,"胡服骑射",建立一支强大的骑兵。
    齐用邹忌为相,"谨修法律而督奸吏"(《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广开言路,赏罚分明,任用贤才;用孙膑训练军队,加强武备,创"击技"精卒。
    楚用吴起(此时已从魏逃到楚),实行了类似魏的变法。韩燕两国,也实行了一些诸如选贤用能、因功行赏等方面的政治改革。
    各国经过变法,至战国中期,国力均大为增强,兵员大增。据统计,魏有武卒20万,苍头(头裹青巾士兵)20万,奋击20万,厮徒(杂务兵)20万,车600乘,骑5000匹(《战国策.魏策一》);秦、楚皆"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秦策一》《楚策一》)。赵"带甲数十万,车千乘,骑万匹"(《赵策二》);韩兵卒30万(《韩策一》);齐"带甲数十万"(《齐策一》);燕"带甲数十万,车七百乘,骑六千匹"(《燕策一》)。足见改革富国强兵之效。
    2.魏国霸业之兴衰
    春秋末期,晋国六卿专权,至战国初,韩、赵、魏三氏联合,先后灭范、中行、知三氏,公元前453年,成三家分晋之局,以魏最强。
    (1)魏霸中原
    战国初,三晋联合,取得诸多胜利。魏文侯变法图强后,便连年征战扩张。西派吴起夺秦5城,占其河西之地,逼秦退守洛水(陕西北部);北使乐羊灭中山(河北西部);东联韩赵,三次伐齐;在南方,三晋从公元前400年至前371年间,五次与楚交兵,将楚势力逼出中原。三晋声威大振,均被周王封为诸侯。此时魏国,独霸中原,历时50载而不衰。
    但三晋间利同而合,不同则离。三晋联合,魏获利最多,韩赵不满,故相互间也有攻伐。魏武侯继位(公元前395)次年,因干涉赵君废立而构怨于赵,此后十年,两国迭连交兵,三晋联合遂告瓦解。加之武侯听信谗言,逼吴起奔楚、商鞅奔秦,自毁长城,一时势孤。同时,秦、齐国势日旺,周显王五年(公元前364),秦破魏军于石门,斩首6万,两年后又败魏于少梁,占领庞城;而齐在东方,亦开始与魏争夺对淮泗诸侯之领导权。遂陷魏于东西夹击之中。魏惠王即位后,虽采取迁都大梁(河南开封)、缓和与韩赵关系等一系列措施,维持了霸主地位,但终未摆脱四面受敌之窘境。
    (2)桂陵之战
    在魏巩固霸业之时,齐秦先后变法,国力不断增强。
    齐为争霸中原,于周显王十三年(公元前356)与赵联盟,次年魏为摆脱两面受敌,与秦妥协,以便全力对付东方。
    周显王十五年(公元前354),赵兵伐卫,魏王令庞涓率兵攻赵,兵围赵都邯郸。次年,赵求援于齐楚。齐许以援军,却不直接兵发邯郸,反攻魏之襄陵,直待其两败俱伤之时,方以田忌为将、孙膑为师领兵救赵。田忌用孙膑避实击虚之谋:"魏赵相攻,轻兵精锐必竭于外,老弱疲于内",不如乘魏后方空虚,"引兵疾走大梁"(《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袭其国都,魏军必然回救,可一举解赵之围,并可乘其疲敝而击之。田忌依计而行。庞涓闻齐军直奔大梁,仓皇率军回救。田忌诱其追至桂陵(河南长垣南),以逸待劳,大破魏军。此战为战国时代的著名战役,是魏为巩固霸权,齐为争夺霸权而进行的大战,也是赵联齐反魏的战争。是役,孙膑运用避实击虚、以逸待劳、"攻其所必救"等战略战术,成功地创造了"围魏救赵"的光辉战例。
    其他诸侯国趁魏惨败之机,纷纷攻魏,楚取其睢水间地,秦占其河西重镇少梁及旧都安邑。但魏毕竟实力雄厚,周显王十七年(公元前352)于襄阳一战,败齐、卫、宋联军,迫齐求和。次年向秦反攻,收复失地。周显王二十五年(公元前344)再主盟"逢泽(河南开封附近)之会"。不过,其霸业已如夕阳西坠了。
    (3)马陵之战
    逢泽之会,韩未参加,周显王二十七年(公元前342)魏为惩罚并欲灭之以图自固,命庞涓领兵伐韩,直攻韩都,韩向齐求援。
    齐威王听从孙膑建议:"韩魏之兵未敝(疲劳)而救之,是吾代韩受魏之兵",不如晚救,"可受重利而得尊名"(《资治通鉴.卷二.周显王28年》)。
    韩自恃有齐相救,倾全力抗魏,五战五败,乃委国听命于齐。次年,齐威王始令田忌、田婴为将,孙膑为军师,率兵援韩,采用类似桂陵的策略,进兵大梁。庞涓闻之,离韩而返。魏王鉴于桂陵之败,愤于齐一再干预三晋之事,遂命庞涓率倾国之兵迎敌,以求决战,孙膑闻魏军将至,向田忌建议:"彼三晋之师,素悍勇而轻敌,齐号为怯(认为齐军胆怯),善战者因势而利导之"(《史记.孙子吴起列传》)。田忌从之,向后撤退,以减灶之法诱敌深入,并命齐军先为10万灶(10万人造饭用的军灶),明日为5万灶,又明日为2万灶,以迷惑魏军。庞涓追击齐军三日,大喜:"我固知齐军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逃走)者过半矣",遂弃其步兵,仅率精锐轻装,昼夜兼程追击。孙膑预计其行程,日暮当至马陵(河南范县西南)。此地道狭且旁多阻隘,乃伏兵以待,并于道旁砍白一大树而书:"庞涓死此树下"。同时命善射者万人,夹道埋伏,并预定暗号:日暮见大树下有火,即一齐发箭。庞涓率兵,当晚果至马陵道,见道旁大树有字,乃举火读之,读未毕,齐师万箭齐发,魏军遭此袭击,自相践踏,乱作一团,庞涓自杀。齐军乘胜反击,遇太子申所率魏军主力,复大败之,全歼魏军10万,俘太子申。是役,孙膑因势利导,减灶诱敌,马陵伏击,环环相扣,全歼魏军,再创造了一个伏击歼敌的战略绝作。魏王愤而致战,庞涓又好大喜功,骄矜狂妄,轻敌冒进,以致丧师辱国。
    魏经此败,一蹶不振,此后在齐秦楚三强夹击之下,四处礼拜,苟延残喘,失大国之风。


    
    齐秦对峙

    齐经桂陵、马陵之战,声威大振,成为东方强国;秦乘魏惨败,占其河西之地700里,拥崤函之固,攻守皆宜,遂聚力蓄势,虎视东方,形成齐秦东西对垒之局势。
    1.连横与合纵之争
    此时,各国展开了合纵连横的活动。"纵者,合众弱以攻一强;横者,事一强以攻众弱"(《战国策.赵策二》),皆为一种军事与外交策略。首倡连横者为张仪,首倡合纵者为公孙衍、苏秦等人。
    周显王四十一年(公元前328),秦以张仪为相,实施"令魏先事(归顺)秦而诸侯效之"的连横策略。为此,对魏威逼利诱,一方面取其上郡15县,再乘其遭齐楚打击之机,充作调停人,使魏接受了张仪的联合秦韩、进攻齐楚的策略,并任张仪为相。秦魏联盟对其他诸国均不利,东方各国遂支持公孙衍搞合纵。周慎靓王二年(公元前319),魏逐张仪,以公孙衍为相,联合东方各国对抗秦国,因而有"五国伐秦"之举。次年,纵长楚怀王率魏、赵、韩、楚、燕五国联军攻秦,攻至函谷关。由于联军内部矛盾重重,楚、燕两军隔岸观火,故秦军一反击,联军不敌而退。再次年,秦又于修鱼一战,大破三晋之师,斩首8.2万。首次合纵攻秦遂告惨败。
    2.秦灭巴蜀及南向伐楚
    秦击破合纵后,暂集中力量扩充后方:兵伐义渠(陕西、甘肃北、宁夏),取25城,巩固西北;周慎靓王五年(公元前316),接受司马错之建议,灭巴、蜀二国,获"天府之国",此举极为重要,秦"取其地足以广国","取其财足以富民缮兵"(《战国策.秦策一》),为统一六国奠定了强大的物质基础,亦为伐楚创造了条件。
    周赧(nǎn)王元年(公元前314),齐趁燕内乱,攻破燕国,声威盛极一时。秦欲伐齐,惧于齐楚联盟,遂派张仪拆散其盟。张仪至楚,许以商於(河南淅川内乡一带)之地600里,诱楚怀王与齐绝交。怀王鼠目寸光,贪图便宜,不听大夫屈原(约公元前340—前278)劝阻,欣然应允。但当向秦索取商於600里地时,张仪改口说以6里封邑献楚王。
    怀王受骗大怒,与秦绝交,发兵攻秦。周赧王三年(公元前312)春,两军战于丹阳(河南丹水北岸),秦军大胜,斩楚军8万,俘楚主将及裨将70余人,并乘胜扩地600里,进占汉中郡(陕西东南及湖北西北)。
    怀王丢兵失地,更加恼羞成怒,征发倾国之师反攻,不料再次大败于蓝田(陕西蓝田西),只得割两城求和。
    周赧王十四(公元前301)年,齐为报复楚背齐亲秦,与韩魏联合攻楚,秦也乘机出击,大破楚军于垂沙,取重丘。次年又攻占襄城。再次年,秦昭王(公元前306—前251)以结盟修好为饵,诱楚怀王至武关会晤,逼其割巫郡与黔中郡,怀王不允,被拘于秦,楚立太子横为王自守。
    秦见诈骗不成,便兵出武关攻楚,占其15城。此后,秦又于公元前280年—前277年间,三次伐楚,尤其是周赧王三十六年(公元前279)白起伐楚之战,攻破郢,焚楚王祖先尸骨,迫使其迁都于陈(河南淮阳)。
    自此,楚失汉中、巫郡、黔中、南郡大片土地,更为衰弱,不复为秦东进之患。
    3.合纵攻秦
    秦打击楚国、解除侧翼之忧后,即转锋东争天下,中原诸侯顿感威胁。周赧王十七年(公元前298),齐、韩、魏三国合纵抗秦,经3年苦战,兵进函谷关,迫使秦割地求和,暂阻其东进计划。
    周赧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94),齐相孟尝君谋害齐王不成奔魏,魏用为相,齐遂背韩魏,转而与秦赵联合。秦乘此有利时机(公元前294—前289),连年进攻韩魏。其中,周赧王二十二年(公元前293),白起于伊阙(河南洛阳东南龙门)一役,斩两国联军24万。经6年战争,得韩武遂(山西垣曲东南)200里之地、魏地河东400里。
    此时,赵经"胡服骑射",迅速强盛,秦为打击之,于周赧王二十七年(公元前288)约齐同时称帝,以联合五国攻赵。但此谋为苏秦的合纵所破坏。苏秦劝齐王弃帝号,孤立秦国,拉拢各国攻秦,以便乘机并吞宋国。齐王从其计,命苏秦游说燕、韩、魏、赵四国。次年,合纵成功,五国联合攻秦,迫使秦王"废帝请服",归还了以前所占韩、魏的大部分土地。齐则乘机灭了宋国。
    4.乐毅破齐与田单复国
    齐"破宋,广地千余里",成为众矢之的。秦乘机主盟合纵攻齐,于周赧王三十年(公元前285)派兵越过韩魏国土,攻占其河东九县。燕昭王为报齐曾破国之仇,命乐毅为将,起倾国之师参战。
    次年,乐毅率燕、韩、赵、魏、秦五国联军攻齐,于济西大破齐军。在稳操胜券后,遣返秦韩之师,派魏军南略宋地,由赵军北取河间,自率燕军直齐都临淄并取之。接着五路分兵,势如破竹,连下70余城,仅莒、即墨两城未克,齐几乎亡国。
    周赧王三十二年(公元前283),齐立涽王(公元前302—前285)之子法章为王,坚守莒、即墨(山东平度东南)两城,并号召齐国军民抗燕复国。即墨守将战死后,具有将相之才的田单被推为将,继续抗燕。
    燕军围攻两城,一年不克。乐毅见久攻不下,改施攻心战,命燕军撤围九里,筑垒相守,同时对出城居民不加拘捕,并赈济贫者,以争取民心,瓦解守军。齐也相应采取了许多笼络人心的措施,以致再相持三年,两城仍坚守不降。此时合纵联盟已解体,燕惠王即立。惠王与乐毅素有隙,田单趁机行反间计,谓两城不克,是乐毅与惠王有隙,畏诛不敢归,以伐齐为名,欲联合诸侯在齐称王。惠王中计,于周赧王三十六年(公元前279)派骑劫代替乐毅,乐毅害怕报复,投奔赵国,燕军将士皆为此不平。骑劫至,田单再展计谋,诱其割俘虏之鼻,掘齐人之祖坟,并焚尸骨。齐民见状,更增守城决心。田单又用诈降松懈燕军斗志。与此同时,积极准备反攻,征集1000多头牛,角上绑利刃,尾上绑浸油的芦苇,用5000精兵跟随牛后,乘晚间黑暗之际,点燃芦苇,驱赶"火牛"猛冲敌阵,齐军随后杀出。燕军突遭袭击,乱作一团,自相践踏,一败涂地,骑劫被杀。齐军乘胜反攻,势如破竹,很快收复全部失地。田单以"火牛阵"出奇制胜,使此役成为历史名战。齐虽复国,但遭此大祸,由强变弱,客观上为秦东进提供了方便。


    
    秦灭六国

    1.秦赵大战
    秦在齐楚皆弱之后,着手东伐,大施远交近攻之策,先攻三晋。周赧王四十年(公元前275)攻魏都大梁,斩韩援军4万,迫韩归顺;次年,于大梁北斩齐魏联军4万;再次年,赵出兵救魏,两国联军进攻韩地华阳,被秦师南北夹击,损兵15万,魏割南阳求和。此时赵国惠文王当政,贤臣有平原君、蔺相如,良将有赵奢、廉颇等,可谓君明臣贤,国力强盛,于是秦赵之间,演成几次空前惨烈的大战。
    (1)阏与、长平之战
    周赧王四十五年(公元前270),秦军越过韩地上党,突袭赵之要塞阏与(山西和顺县西)。此为赵都邯郸西方门户,赵遂于次年命赵奢救援。赵奢以为,虽然阏与事危,但秦兵新至,其势甚锐,宜先懈其警觉,然后相机击破。故出邯郸30里即扎营驻军28天,佯装不予救援,利用秦国间谍给秦军造成错觉,而后以两天一夜的急行军,赶到距阏与50里之地扎营。秦闻赵军突至,仓促率军来攻。赵奢严阵以待,并派万余卒占据北山,夺取制高点。秦军至,夺北山不得,赵奢乘机"纵兵击之,大破秦师"。是役,赵奢以"示缓及先据要地"战术,取得大胜。次年,秦再次袭击,无功而返。
    秦鉴于两次劳而无功,继续实施其远交近攻战略,连年进攻韩魏,至周赧王五十三年(公元前262)降服魏国,并取野王(河南沁阳),将韩拦腰斩断,使其上党与本土相离。韩欲献上党议和,不料上党郡守冯亭反将之献赵,以求赵援助。秦闻讯大怒,于周赧王五十五年(公元前260)初,乘赵设防未固之时,兴兵夺上党。赵派廉颇领兵30万相抗,据险扼守长平(山西高平)。秦兵占上党后,便进攻长平赵军前哨,赵失一裨将与四尉,损失颇大。廉顾见数战不利,秦强赵弱,便不理秦师数次挑战,只坚守不出,战事陷于僵局。秦攻无对手,便施反间计,谓秦最怕赵奢之子赵括,廉颇怯敌且欲降秦。赵孝成王中计,派"纸上谈兵"的赵括接替廉颇。秦昭襄王闻讯大喜,密令白起为将。8月,赵括至,不行守策,全师出击,白起诈败而退,却以两支奇兵共3万人断其后路,形成严密的包围。秦王为全歼赵军,征发15岁以上男丁赴长平之北,断赵援军及粮运。9月,赵军断粮已46日,赵括分兵四组,轮番突围,皆不得脱。绝望之余,亲率精锐突围,被乱箭射杀。赵军失帅,全师40万人投降,白起"恐其为乱",仅释放240名未成年之童兵,余者全部坑杀。至此,为时近一年的长平大战结束。秦于此役,施反间计,运用诱敌出击、分割包围、聚而歼之的战术,前后斩首45万,重创赵国。白起随即分兵三路,准备乘胜灭赵。赵韩恐惧,派苏代游说秦相范睢,范睢恐白起成功而位居己上,便进谏秦王:秦兵疲劳,请允许韩赵割地求和,秦王听从。白起中途罢兵,怨恨范睢。
    (2)邯郸之战
    秦因赵不如约割六城,反而联合齐、楚、韩、燕,准备合纵攻秦,便于周赧王五十六年(公元前259)9月拟命白起为将,率兵攻赵。但白起抗命,谓赵国此时国力恢复,"结亲燕魏,连好齐楚,积虑并心,备秦为务",故不宜攻赵。秦王不听,改用王陵率军围攻邯郸,却损兵折将,连连受挫。秦王再令白起领兵,白起托病不出,只好用王龁(hē)代替王陵,并增兵10万。王龁在邯郸外围与赵守军相持八九月之久,毫无进展,伤亡甚众。秦王见久攻不下,第三次起用白起,白起"不忍为辱军之将",仍不肯前往,被逼自杀。
    邯郸被围,赵以避免决战、固守疲敌、外联盟国、合纵破秦的持久防御方针,诚为良策。但在争取盟国方面,却举步维艰。各国惧于秦兵雄威,都观望徘徊,不敢救援。赵向齐借粮,齐不敢与;平原君率毛遂等赴楚求救,楚王怕惹火烧身,推脱出兵,后因毛遂以楚曾蒙受秦占鄢郢、焚楚王祖坟等耻辱相激,楚王怒,方命春申君黄歇领兵北上;魏派晋鄙率兵10万救赵,秦王威胁:"吾攻赵,旦暮且下。诸侯敢救之者,吾将于拔赵后先移兵击之"(《史记.魏公子列传》)。魏王即令晋鄙驻军于邺(河北临漳),等候观望。魏相信陵君无忌通过魏王宠姬如姬窃得兵符,赴邺椎杀拒交兵权的晋鄙,选精兵8万,直赴邯郸。周赧王五十八年(公元前257)12月,秦再增兵,派郑安平率兵增援,与王龁合力围攻。魏楚联军至,连败秦师。赵亦精选敢死队3000配合出击,内外夹攻,大破秦师,王龁率残卒败退汾城,郑安平率卒2万降赵。联军乘胜进至河东(山西西南),逼秦退守河西。
    赵经长平、邯郸两战,主力丧尽,再无力独挡秦师,造成六国皆弱秦独强之势。秦乘此时机,以短短36年时间统一了中国。
    2.秦灭六国
    邯郸战后,秦为并吞六国,仍施其"远交近攻"之战略,即远交齐国,先灭韩魏,断六国合纵之脊,而后各个击破的方针。
    公元前247年,秦王政(公元前246—前210)亲政,着手实施统一计划。
    秦东进的正面之敌是三晋,为使赵不能援韩魏,秦乘赵燕互相攻伐之机,自奏王政七年(公元前240)始,连续攻赵,其中秦王政十三年(公元前234)平阳一战,斩赵军10万,后为赵名将李牧(公元前 —前229)所阻。李牧虽连胜二战,但损兵数十万,仅存邯郸,再无力援助他国了。
    于是秦转而攻韩,秦王政十七年(公元前230)派内史腾率兵伐韩,俘韩王安,韩灭。
    次年,秦施反间计,使赵王杀李牧,并乘赵地震、旱灾,派王翦伐赵,攻克邯郸,俘赵王迁,仅赵公子嘉率宗族数百人逃到代郡(河北蔚县),自立代王,赵基本灭亡。
    秦破赵,兵临燕境,燕国势危,燕太子丹遂于秦王政二十年(公元前227)派荆轲刺杀秦王,未成。秦王即派王翦伐燕,于易水大破燕军,攻克其都蓟(北京西南),燕王僖逃往辽东。
    秦王政二十二年(公元前225)命王翦之子王贲伐魏,围其都大梁,因城坚难破,遂引黄河、鸿沟之水灌之,三月后城崩,魏王假投降被杀,魏亡。
    秦破三晋后,即南向灭楚。讨论派兵时,年青将领李信以为20万即可,老将王翦则说非60万不能克。秦王以为翦老怯敌,命李信率军20万伐楚,却被楚将项燕大败而归。秦王知错,改用王翦,于秦王政二十三年(公元前224)发兵60万攻楚。王翦用屯兵练武、坚壁不战、麻痹敌人、以逸待劳的战略,相持一年,逼楚军"引而东退",而后乘势猛击,灭其主力,直趋楚都寿春(安徽寿县),俘楚王负刍。秦王政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再攻克楚江南之地,楚亡。
    灭楚当年,王贲率师扫除燕赵残余,攻下辽东,俘燕王僖,随即兵伐代城,俘代王嘉,赵燕彻底灭亡。
    此时齐国,君昏臣奸,"不修攻战之备,不助五国攻秦"(《史记.田敬仲完世家》),直至五国灭亡,始"发兵守其西界"。秦王政二十六年(公元前221),秦命王贲率灭燕之师南下攻齐,兵不血刃,取70余城,兵抵临淄,齐王健"不战,以兵降秦"。
    自此,六国皆灭,秦囊括天下为一统,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多民族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战国时代至此终结。
    秦灭六国,一统天下,殊非易事,是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的结果。
    首先,秦用商鞅变法,历代坚持,国富兵强;用军功爵制鼓励士气,将士勇战;用司马错之计,开疆拓土,并吞巴蜀而据天府之饶;在人力物力上为打击六国奠定了雄厚的基础。并能乘魏东败于齐、霸业衰歇之机,收复河西,遂拥山河之固,进退皆宜,造成东进的有利势态。
    其次,针对六国合纵,以连横反击,威逼利诱,软硬兼施,每每奏效,使之不能长期联合攻秦。
    再次,施以各个击破、远交近攻之策。远交齐楚,近攻三晋,始终把三晋作为主要打击对象。韩魏为"天下之中枢",先攻此两国,即可断六国合纵之脊,使楚不能北援燕赵,燕赵不能南下救楚,遂达到分割四国、各个击灭的目的。
    最后,"因敌制胜",作战指挥原则灵活,善以反间计奏效;每有大举,即把外交战与军事战熔于一炉,综合使用,先行分化、再施打击。战略战术运用极为灵活。这些皆为并吞六国之利器。


    
    中国春秋战国时期主要兵书

    春秋战国时期,战事频繁,关系各国生死存亡,上至国君,下至士人,兵家、法家、儒家、道家,莫不研究战争与指导战争方法,军事思想取得了辉煌成就。
    1.《孙子兵法》
    春秋末年齐人孙武所著,13篇,6000余言,每篇各有主题,构成一完整体系。该书思想大体如下:
    一重战。开卷即言"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计篇》)。为此他考察了战争胜负的五个因素,即道(人心背向)、天(天时)、地(地利)、将(将才,包括智、信、仁、勇、严)、法(军法军需等)。将战争与政治、经济、自然、将才诸因素综合考察。
    二慎战。孙子重战,却不好战,谓"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应"非危不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对于兵事,"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火攻篇》)。
    三备战。战争受经济制约,他说:"兵法,一曰度(土地大小),二曰量(物资多少),三曰数(兵员多寡),四曰称(军力强弱),五曰胜(胜负)"。五者关系,是"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形篇》),故应加强战备,无经济后盾,绝难求胜,"是故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备战另一内容是治军,治军之法,在于"合之以文,齐之以武",军纪军令与政治教化相结合。既要"视卒如爱子",又要信赏必罚。
    四善战。此为孙子兵法之闪光点,包括战略战术两方面。在战略上,孙子提出:(一)"先计而后战";(二)"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三)"自胜",即先充实国力,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境,尔后方能制敌取胜;(四)争取主动,"致人而不致于人";(五)"兵贵胜,不贵久",即速战速决;(六)"伐谋""伐交",争取"全胜"等。在战略具体运用上,提出了许多战术原则,如造势任势、"因情任势";"以逸待劳"、机动灵活;"相敌"观敌、"因敌制胜";兵不厌诈、"出奇制胜";"虚实结合"、"避实击虚";诱敌骄敌、调动敌人;攻防结合、因敌使阵;"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等。此外,对行军、地形、火攻、用间(反间计)等也作了论述。
    重战、备战、慎战、善战并非孤立,而是相互关联,其目的在于"安国全军"。
    《孙子兵法》内容十分丰富,对后世军事理论有深远影响,在我国乃至世界兵学领域占有崇高地位,是兵学鼻祖、兵经,我国后世兵书,莫出其范。
    2.《司马法》
    《司马法》约成书于战国中期,作者不详,全书155卷,今存5篇。该书内容有:
    (一)"以战止战"。战争的目的是"讨不义"、"诛有罪",因而提出"以战止战"的战争观。《仁本篇》说:"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杀一个人可以使别人得到安全,可以杀掉他);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
    (二)"天下虽安,忘战必危",故宜随时备战,做到"五虑":"顺天(顺应天时)、阜财(广集资财)、怿(yì)众(合乎民意)、右兵(重视兵器)、利地(利用地形)",这是制胜的五因素;此外还要建"大军"与"求厥技(广罗有专门军事技术的人才)"。
    (三)治国以礼、治军以法;以文治民,以武治军;重视兵教,"士不先教,不可用也",要做到"以仁为本,以义治之"。
    (四)"战相为轻重"。即根据敌我实力、采用适当的战略战术,这是用兵原则。如主张"称众、因地、因敌、令阵"等。另外还提出"兵不杂不利,长兵以卫、短兵以守","弓矢御,殳矛守,戈戟助","长以卫短,短以救长,迭战则久,皆战则强"等兵器配合使用原则,已浅涉协同作战的原则。但也记载了一些诸如"不鼓不成列"之类的旧兵法。
    应当注意的是,《司马法》虽书成战国,反映的却是西周、春秋时代的军事思想,为论述车战的权威之作。
    3.《吴子》
    《吴子》相传为战国初期吴起所著。共48篇,今仅存《图国》、《料敌》、《治兵》、《论将》、《应变》、《励士》6篇。
    《吴子》将战争起因归为五种:争名、争利、积恶、内乱、因饥。并由此将战争性质分为义战("义兵")与不义之战(强兵、刚兵、暴兵、逆兵)。吴起反对"修德废武"、"恃众好勇",提倡"内修文德、外治武备"。这是其思想核心。
    修文德一要"先教百姓而亲万民";二要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处下";三要使"民安其田宅,亲其有司(官长)";四要君民同心,一致对外;五要君王谦逊,善取忠言。
    至于加强武备,吴起提出要"聚卒练锐","先戒为宝",加强戒备以及慎战等主张。
    在治军思想方面,强调"不在众寡,以治为胜";"教戒为先","简募良材";"信赏必罚,严刑明赏",使"进有重赏,退有重刑"。为将者应做到"五慎",掌握"四机"。"五慎"即理(治军有方)、备(戒备)、果(决心)、戒(警惕)、约(命令简明)。"四机"即气机(士气)、地机(利用地形)、事机(运用谋略)、力机(提高战斗力)。军队通过严格治理,就会"投之所往,天下莫当"。在作战思想上,强调"审敌虚实"、"因形用权",随机应变。
    《吴子》是对《孙子兵法》的继承和发展,对世界军事思想有一定影响。
    4.《孙膑兵法》
    《孙膑兵法》为战国中期齐国人孙膑所作,30篇。
    孙膑慎战,以为"战不胜,则所以削地而社稷危也",故反对"乐兵"好战,"乐兵者亡,而利胜者辱,兵非所乐也,而胜非所利也",应"不得已而后战","恶战"方为"兵之王器"。不过,他并不反对正义之战,"卒寡而兵强者,有义也"。战争胜负在于"天时、地利、人和",他尤其强调人的因素,"间于天地之间,莫贵于人"。
    战略战术思想是其军事思想之精华,这是一种以"贵势"、"造势"为特征的机动灵活进攻战法,具体内容有:(一)"事备而后动",方能"兵出而有功,入而不伤";反之"无备者伤,穷兵者亡"。(二)"必攻不守",攻其不备。(三)"抚势造势",争取主动。(四)寡可制众,弱可胜强。(五)"料敌计险(了解敌情,利用地形)"、"胜不可一(取胜不可固守一策)"。(六)巧用"谋""诈",乘敌之隙。(七)"有锋(前锋)有后(后援)",善使阵法。
    在选将、建军、治军等方面,与孙子所论大同小异,不过,他更重视君、将、士三者的配合,"将"除具备智、勇、忠、信、敢等将才外,还需得君信任、"得众"、"左右和"等,方能"恒胜";反之,则"恒不胜"(《篡卒篇》)。
    《孙膑兵法》是对战国中期以前战争经验的总结和提炼,是对《孙子兵法》的继承、发展和创新。
    5.《尉缭子》
    战国时尉缭所著,全书24篇。
    尉缭慎战,认为"兵起非可以忿也,见胜则兴,不见胜则止";提倡"诛暴乱禁不义"的义战,"凡挟义而战者,贵从我起",反对"争私结怨"而致战。
    在作战指导方面,提出不少新思想。"兵胜于朝廷","欲战先安内",即先要国治民安,国富民强,方能"战胜于外"。
    战法上提出"道胜(谋略取胜)"、"威胜(兵威取胜)"、"力胜(兵力取胜)"三种,尤重"道胜",认为应"先料敌而后动"、以实击虚;"蚤(早)决先定"、争取主动;"若计不先定,虑不蚤决,则进退不定,疑生必败"。提出了三种攻守原则:攻城原则是"攻不必拔,不可以言攻(没有绝对地把握攻下城池,就不要进攻)";野战对阵的原则是"战不必胜,不可以言战";守城原则是"守者不失其险(城外要地)",要求攻守结合,反对消极防御。其用兵原则是兵"以专胜,分力者弱",反对分散兵力,若"分力",则"进退不豪,纵敌不擒"。
    在治军方面,主张"制必先定","明制度于前,重威刑于后";强调"刑上究","赏下流","杀一人而三军震者杀之,赏一人而万人喜者赏之。……当杀而虽贵重,必杀之,是刑上究也;赏及牛童马圉者,是赏下流也"。
    《尉缭子》把政治、经济、法制、军事等融为一体,综合论述,是依法治军的典范之作。
    6.《六韬》
    传为周初姜尚著,实成书于战国晚期,作者不可考,含《文韬》、《武韬》、《龙韬》、《虎韬》、《豹韬》、《犬韬》6卷,凡60篇。
    《六韬》慎战,认为"兵为凶器,不得已而用之",最好是防患于未然,"故善战者,不待张军";"善胜敌者,胜于未形"。注重"文伐",主张以谋略取胜,其阴谋手段有12条,如"因其所喜,以顺其志";"亲其所爱、以分其威";"阴赂左右、得情甚深";"收其内(臣)、间其外(臣)";"辅以淫乐,以广其志,厚赂珠玉,娱以美人"等。这样,对方君臣离间,廷无忠臣,我方"乃成武事"。
    其战略战术亦颇有见地:
    (一)示弱迷敌、出奇制胜。"外乱而内整,示饥而实饱,内精而外钝……使敌不知我备",而后"欲其西,袭其东"。
    (二)"兵胜之术,密察敌人之机"。即了解敌情,乘机而入,"疾击其不意","见其虚则进,见其实则止"。
    (三)"见利不失,遇时不疑"。即把握战机,不能优柔寡断,"失利后时,反受其殃";"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莫过狐疑"。
    (四)"用兵之法",在于"分合之变"。
    此外,《六韬》对军队编制、装备、训练、通讯、将才等建军、治军方法以及野战、攻城、反攻、追击、突围等战术也作了广泛论述。
    《六韬》内容庞杂,先秦各家军事思想在其中均有所反映,其突出贡献在于阐述了阴谋家的思想,比较系统地总结了战国时代的文武分职和步、车、骑三兵种配合作战的经验。


    
    中国春秋战国时期诸子军事思想

    1.儒家著述中的军事思想
    早期儒家的军事思想,始于孔子,继于孟子,集大成于荀子。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名丘,春秋鲁国人,儒家创始人。其战争观较为保守,认为"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反对"自诸侯出"(《论语.季氏》);主张息战,"天下一家";主张慎战,《论语.述而》载:"子之所慎;斋、战、疾(疾病)",作战必求"临事而惧(谨慎),好谋而成"。强调教而后战,"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反之,"不教民,是谓弃之"(《子路》),所教内容,不出射、御;要求将领必须足仁足智足勇,多闻多见多思,因为"仁者无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宪问》);视"足食、足兵、民信"为立国之本,《颜渊》载:"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还说"有文事者必有武备"(《史记.孔子世家》)。不过他更强调"民信",这与其强调"为政以德"的仁本思想分不开。孔子言兵,虽未成体系,却是儒家军事学说的始作俑者。
    孟子(约公元前371—前289)名轲,战国中期儒学大师,其军事思想散见于《孟子》一书。孟子的战争观比孔子更为保守。孔子还主张仁义之战,他则全盘否认战争,认为"春秋无义战","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危害极大;并进而认为好战者实为"民贼","罪不容于死","善战者服上刑"。他认为,"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而在于"仁",提出"仁者无敌"的主张,"国君好仁,天下无敌焉",以为有了"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nòu,锄草)"等仁政,就能无敌于天下。故此,他反对"以力服人",竭力主张"以德服人"。"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孟子的军事思想虽然迂腐保守,却亦提出了"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与"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这两项闪光的战略思想。
    荀子(约公元前298—前238)名况,战国中晚期赵国人,早期儒家兵学的集大成者,其军事思想见于《荀子.议兵篇》。荀子虽师承孔、孟,却有创新。他亦主张仁义为本,认为仁义之兵"不战而胜,不攻而得,甲兵不劳而天下服"(《王制》),但支持"禁暴除害"的战争,肯定"以德兼人"的兼并战争。"凡用兵攻战之本在乎壹民(统一民心)","兵要在乎附民(得民拥护)",即人心背向是决定胜负之关键,为此要"修礼爱民"。"修礼"则国治,"爱民"则"民亲",国治民亲则兵强,兵强则战胜,故此他认为战胜即"政胜","将帅末事也"。在治军建军方面,主张以礼治兵,口令严格,赏罚有信,这样就会"百将一心,三军同力";他重视将才,为将者须知"六术"、"五权"、"三至"、"五无圹(同旷)"。"六术"是作战原则:号令严明、赏罚有信、营垒坚固、行军迅速、善度敌情、不打无把握之仗。"五权"是机变原则:要只想身为大将而讨厌被撤职;不要急于求胜而忘记失败的危险;不要对内耍威风而轻视敌人;"无见利而不顾其害";遇事要多谋、经费要充足。"三至"是将不受君命的三种情况,宁可自己抗命被杀也不可使军队陷危境、打败仗、欺百姓。"五无圹"要求为将者在用谋、作战、对敌等各方面做到小心谨慎。此外,还要求将领在战略决策时做到"弃疑",即决者不疑、疑者不决;"无过",即谨慎再三、避免过失;"无悔",即全面周到、事至无憾。
    综观早期儒家兵学,有两个鲜明特点;一是以"仁"为准绳评判战争,人本色彩浓厚;二是属于思想家论兵,侧重于论述战争观、治军建军,较少论及战略战术问题。
    2.法家著述中的军事思想
    《商君书》系战国中期商鞅著,今存24篇,不少论及军事。重视耕战,反对"非兵""羞战"。"国亡(衰弱)所以兴者,农战也","国待农战(即耕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而"非兵"、"羞战"、"仁义"、"礼乐",皆为祸国之"六虱(害虫)"。他认为"多力者王","力生强,强生威,……举力以成勇战,战以成知谋",欲取胜,必先增强国力,"国富而兵胜"。"壹赏、壹刑、壹教",以法治军。"壹赏"即严格以军功赏爵位,"壹刑"即严施刑罚、不避亲贵,"壹教"即训练民众,使之乐于参战;实行依法治军,则兵勇杀敌;要使民众参战,"必以重法,赏则必多,威则必刑";"壹赏则兵无敌,壹刑则令行,壹教则下听上"。在战略战术上,他提出了"凡战法必本于政胜"、"能胜强敌者,先自强"、"论敌察众,则胜负可先知"、"兵大律在谨"等思想。
    《管子》虽托名管仲,实为战国后期齐国法家著作汇编。《管子》军事思想丰富,主要有:(一)"积务于兵(视兵事为首要任务)"。"君之所以卑尊,国之所以安危者,莫要于兵(军队强大)。……故兵者尊主安国之径也"(《参患篇》),明主宜"积务于兵",否则,是"以其国予人也",故"兵不可废"。(二)《管子》重战,却不好战,"兵事者危物",有"贫民伤财""危国忧主"四患(《小问》),因而提出"至善不战"的主张。(三)争取民心。"凡兵之胜也,必待民之用也","远近一心,则众寡同力,众寡同力则战可以胜,而守可以固"(《重令篇》)。(四)"富国强兵"。一个国家如"不能强其兵,而能必胜敌国者,未之有也"(《七法》);强兵则需要国富,"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形势解》);而国富则需"财无敌"、"器(武器)无敌",以及加强军教军训。(五)战略战术上,一是"明于机数"(《七法》),把握战机;二是"遍知天下",对敌我双方都做到"尽知",不但要明敌情、敌将、敌政、敌士,还要"知地(地形)"、"知能(军力)"、"知形(阵法变化)"、"知意(作战意图)";三是"释实而攻虚,释坚而攻脆,释难而攻易"(《霸言篇》);四是灵活机动,示形误敌(制造假像,使敌人产生错觉),"无方胜之几(取胜没有固定的战法)"。
    《韩非子》亦称《韩非》,战国末期法家集大成者韩非(约公元前280—前233)所著,今存55篇,不少含有军事思想。他反对"仁义为本","仁义不足以救国","德厚之不足以止乱",救国之策在于"争于气力(耕战)","力多则人朝,力寡则朝于人,故明君务(重视)力"(《显学篇》)。在备战方面,他注重战争心理训练,"用兵者,服战于民心","兵战其心者胜","先战者胜";注重增强国力,"无地固,城廓恶,无蓄积,财物寡,无守战之备而轻攻伐者,可亡也"。他还重视以法治国,以法治军。强调重赏重罚,"赏厚而信,人轻敌(蔑视敌人)矣;刑重而必,夫人不北(败逃)矣"。并主张赏罚无私,"行公法","不辟(避)亲贵,法行所爱"。胜负的关键在于赏罚有信,"赏罚敬信,民虽寡,强;赏罚无度,国虽大,兵弱"。在作战指导思想上,强调兵不厌诈,"战阵之间,不厌诈伪","军旅之计,出于诈伪"(《难一》)。
    3.道家著述中的军事思想
    《老子》,即《道德经》,相传为春秋时老聃所著,凡81章,论兵者10余章。《老子》认为,"兵者不祥之器",危害极大,"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故有道者不处",应"不得已而用"。主张"以道佐人主",反对"以兵强天下"。但《老子》论兵,重在"用兵之道":(一)"柔弱胜刚强";(二)"善胜敌者不与(硬拼)";(三)"祸莫大于轻敌";(四)以退为进,后发制人,"不敢为天下先";(五)避实击虚,避高居下;(六)"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七)以静驭躁,以逸待劳。《老子》论兵,非兵家言兵,而是以哲学思想指导军事思想,其特色在于哲理喻兵,含有深刻的军事辩证法思想。
    《庄子》,庄子及其学派的著作汇编。庄子(公元前369—前286)名周,战国时期道家代表人物,其思想师承老子,却比老子更为消极,他继承了老子清静无为的思想,并将"无为而治"发挥到极点,认为一切争乱,包括战争都与人的自然本性相悖,因此兵事无义战与非义战之分,更不要"为义偃兵",此实为"造兵之本"。他主张"无以巧胜人,无以谋胜人,无以战胜人","兵,恃之则亡"。
    《经法》是四种古佚书的合编,包括《经法》、《十大经》、《称》、《道原》,约成书于战国晚期,是黄老学派的代表作。其军事思想继承《老子》,却具有特色:(一)文武兼重。"文"为治国安民之道,"武"为适时征伐之举,"文武并行,则天下从矣";"审于行文武之道,则天下宾(服)矣"(《经法.君正篇》)。(二)战有义与不义之分,"有为利者,有为义者,有为忿者",应支持正义的战争,"为义者,伐乱禁暴,起贤废不肖"(《十大经.本伐篇》),义战是"众之所在",得民支持。(三)治军要刑德并用、赏罚兼施;要善待俘虏,不杀服民,不戮降人。(四)作战指挥应"刑天(了解天时)"、"法地(掌握地形)"、"因人","兵不刑天,兵不可动;不法地,兵不可昔(措);刑法不(因)人,兵不可成"。并应重视以柔克刚,后发制人,为此,要"弗敢以先人","不为兵主,不为祸首";要以退为进,"先屈后伸"(《经法.国次》)。
    4.墨家著述中的军事思想
    《墨子》是以墨翟为首的墨家著作的汇集,成书于战国时期,今存51篇,其中多篇,在军事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它主张"兼爱""非攻",使"大不攻小,强不侮弱,众不贼寡,诈不欺愚";反对掠夺战争,以大攻小,以强凌弱,是大"不义"。安国之道,在于综合国力。为此,要尚贤尚同(思想统一),修治内政;强本节用,发展经济;信交诸侯,互助互救;全民皆兵,人尽其用。
    墨子军事思想的贡献,是在以守城为中心的防御战略战术方面,提出了不少新见解:(一)"主信以义","上下相亲",民虽"死而守";(二)加强战略,"备者国之重";(三)依托城池,正确部署;(四)自远而近,层层抗击,兵力三线配置,城为核心,城外建廓,廓外设亭;(五)积极防御,以"伤敌为上"。为此,要针锋相对,以防反攻,以高制高,以穴对穴;拒、打结合;顽强坚守与适时出击结合;内守与外救结合。
    《墨子》从理论上总结了战国时代城池攻守战的实践,是防御战略战术的权威著述,对中国古代战术和军事技术的发展有重大影响。



    
    罗马共和时期的军制(下)

    3.武器装备与军事后勤
    共和初期的罗马军队由公民兵组成,公民均具有自己的财产,因此国家规定,士兵根据自己财产的多寡自行配备武装。第一等级最为富有,他们配有骑兵武装和重装步兵武装。重装步兵在作战时以矛和剑为进攻武器,以头盔(铜制或皮制)、圆盾、胫甲及胸铠为防护武器;第二等级的公民兵则无胸铠和铜制圆盾(只有长圆形木盾),其它武器装备与第一等级相似;第三等级与第二等级接近,但没有胫甲;第四、五等级担任轻装步兵,其武器装备大致相同,不同的是前者只有一支矛,后者则只带有投石器或弓箭。
    随着战争的持续不断的进行以及战争中发生的损伤,低等级的公民越来越无力自备武装,加之公民自筹的武器装备式样不一,比较杂乱,不利于组织作战,削弱了战斗力。因此,在公元前5世纪末4世纪初,罗马统帅卡米卢斯将武器装备作了改进与统一,公民兵从国家那里得到军饷、给养和规格一致的武器装备(同盟军队的给养自筹)。于是,罗马军队在战斗中便有了整齐的武器装备。
    罗马重装步兵最初使用的是长矛,布匿战争爆发时(公元前4世纪),武器开始发生变化,投矛和双刃短剑成了重装步兵的主要武器。这种投矛为木柄铁尖头,长约1.5米—2米,重约4公斤—5公斤,可投掷30米远,但在7米—10米之间可望击中敌人的盾牌。短剑挂在右股上,长约半米,宽约4厘米——7厘米,据说是按照西班牙雇佣军的剑设计的,剑头十分尖利,剑柄可用木、骨、象牙或金属制成,使用起来比梭镖更加灵便,多在进行肉搏战时使用。
    重装步兵的防御武器多为盾牌。由于短剑的作用距离较近,不象梭镖那样能够拒敌于较远的距离之外,它对士兵的保护功能要差一些。于是,罗马人在公元前4世纪以后,将盾牌作了较大的改进。以前的圆形小铜盾变成了半圆筒形的大盾,高为1.25米,宽约0.8米,由木架包上皮革,再镶以铁边构成,里面的中间部分还衬有铁片,可以将身体的大部分遮盖住。此外,重装步兵的身上还有其它一些护身装备,它们是头盔、胸铠和胫甲。头盔多为铜制,胸铠则是皮革制成,上面缝上金属片。有的罗马士兵披有斗篷,以作防护之用。
    轻装步兵的武器主要是剑、投石器、弓箭和轻投矛,全身还装备有皮制头盔和较轻的带状铠甲。轻矛连木柄约长2肘,粗1指,矛头长1跨,锋口锤炼得那么犀利,出手一击中时就自然会弯过来,使敌人再也不会把它还敬过来。轻装步兵有投矛手、投石手和弓箭手之分,投矛手拥有圆形或半圆形的皮盾,投石手和弓箭手则不使用盾牌。
    骑兵的武器有长矛和长剑,其防御武器和护身衣甲与重装步兵相同。
    从海军士兵的武器装备来看,船舰是必不可少的装备之一。海战时,船舰上除划桨手外,陆军士兵亦通过船舰与敌人作战。在与迦太基人的海战中,罗马人发明了一种名为"乌鸦"的新式技术装备,即前端带有抓钩的接舷吊桥。桥上有栏杆,垂直地安装在船舰头部,系在桅杆上。当接近敌舰时,便把吊桥搭到敌舰甲板上,吊桥抓钩立即象乌鸦嘴似地箝住甲板,使两船连结一起。陆军士兵随即从吊桥上冲杀过去,在敌舰上与敌人肉搏,直至消灭对方。
    在作战过程中,罗马人还使用形式多样的攻城武器。主要有:破城锤。即一根长长的大木梁,顶部包有铁片或青铜片,形状如羊头一般(也有的为尖状或圆状顶部)。攻城时,或由几名士兵抬着冲向对方,猛烈撞击其城墙;或是将其用吊链悬挂在木架上,由士兵使劲摇动,撞击敌人的城墙;再就是将其悬挂在棚罩下面的横木上,在棚罩的掩护下摇动着撞击对方的城墙;或者将其安置在活动攻城塔的下面使用。
    活动攻城塔(又叫木塔)。一种多层结构的攻城武器。最底层为轮轴,可以移动,在其上安置有破城锤,再往上还安置有发射器械并配有轻装战士。战士向敌人城上射箭,以驱赶敌人。最大的攻城塔上还安装有可以起落的木板桥,士兵可以通过此桥冲向城上的敌人。
    弩炮。一种攻城的发射器械,其动力为将绳索的绞力骤然放开,其巨大的冲力可将石块、标枪或长箭射出很远。用于射长箭或矛的叫作catapulta或scorpio;用于射木柱和大石块的叫bal-lista;用于射小石块的叫onager。龟甲阵。即士兵们相互蹲靠在一起,将手中的盾牌或各种棚罩举过头顶,依次衔接成大片,犹如龟背一般,以防箭矢中的。士兵也可凭借这种所谓的龟甲阵的掩护,爬上城墙与敌人作战。
    火攻技术。在一种特制的战车上,装上炭火炉、长矛等,向对方喷出阵阵炭火,或用麻布蘸油系于长竿一头,用火点着扔向敌人的队伍,使对方被冲乱,然后乘机向之冲杀过去,打败对方。这种战术可用作攻城,也可用作野外战斗。
    盾车。攻城用的木制器械,象一间小屋子,但只有两面或三面有木板墙,屋顶也用厚木板制成,上面还覆盖有铁皮或兽革,用以防火,下面有轮子,可以推动。人躲在里面可以从墙上的洞里向外射箭,还可以利用它挖掘地道等。
    挖掘坑道。从城外向城堡内挖掘,直通城内,突然出现于敌人面前,使之惊恐万分,措手不及,城堡很快陷落。
    共和时期的罗马军事后勤工作亦很周密,有了专职的或半专职的后勤组织与官职,这便是财务官和军需官。两者分工明确,前者负责全军的军需供应与经济事务,后者主管筹集粮秣。此外,在每个军团内还有录事等工作人员从事具体的后勤工作,每个百人队中有一人负责杂务,作为百夫长的副手而工作。还有专门从事后勤工作的百人团队,主要从事与军事相关的铁匠与木匠事务。公元前3世纪——公元前2世纪,罗马还出现了"城市军团"这样一种专门从事后勤工作的组织。
    具体的军事后勤工作包括:给养、辎重、扎营筑垒及其它内容。早期罗马实行公民自备武装给养,且无报酬。自卡米卢斯改革后,由国家发给士兵军饷和给养及武器装备,由此增加了部队后勤工作的内容。军团士兵每日指望得到800克的谷物,征战时可得到15日的粮食,有时则为30日的粮食(大麦、小麦)。步兵一个月的粮食数量相当于2/3雅典麦斗,骑兵则可领取7麦斗。至于军饷,步兵每天可得到2个奥波尔(Obolus),百夫长所得两倍于此数,骑兵为1个特拉克迈(1奥波尔=1/6特拉克迈)。
    行军打仗时,辎重必须随队伍而行。一般情况下,辎重队在队伍后面;撤退时,辎重队则在队伍最前面,主力部队殿后;遇敌人袭击时,辎重队在队伍中间,部队围成四方队列,保护辎重。辎重包括粮食、武器及其它军需品,或由牲畜驮载,或由士兵携带。上至军团下至百人队都有自己的辎重。
    有时,罗马国家与包税人之间签订合同,由罗马包税人为军队提供军需物资的运输,由国家负担运输风险。
    部队行军,常常要宿营。罗马军队一般在早晨行军,中午以后构筑营地,晚上休整,次日晨再行军或出征。不论军队驻扎于何地,即使只有一宵,也必须设立防御营地,并挖壕筑墙,此乃罗马军中的一项规定。因此,在野外建造营地成为罗马军队的一项重要的后勤工程。罗马营地的构筑相当迅速,每个士兵都分配有一项专门的工作。每人携带的行军装备中包括有两根栅柱,用于构筑栅栏。营地形状初为正方形,后改为长方形,四周以壕沟和土墙环绕。土墙高达3.5米,由开壕沟挖出的泥土堆放在紧靠栅柱的地方而形成。营垒大门两侧筑有木制塔楼,在其上可用箭击射来犯的敌人。营地中央为一广场,设有指挥官的帐篷和祭坛,其余地方依次设有士兵的帐篷。按照规定,每个百人团设10个帐篷,以木材为支架,上面覆盖皮革或粗麻布,两面为斜坡。有时部队会在某一营地过冬,为此,营地应特别坚固,营房与围墙之间的距离应为50米,围墙外面还应设有陷阱和路障等,以防敌人偷袭。营地数目也不止一个,而是一筑就有好几个。
    为方便军需品的运送,罗马还注意修筑道路,建造贮粮中心以备军用。
    由于战事频繁,军事后勤工作繁杂,其费用也颇为巨大。据古典史家的估算,仅第一次布匿战争期间,罗马军费开支约为1亿狄纳利(按本世纪30年代的美元币值折算,约等于2400万美元。1狄纳利=4塞斯退斯)。其中,罗马军队的陆军后勤费用为:军团薪饷4400万狄纳利;辅助部队的谷物供给约为864万狄纳利;马匹、军械、行李、谷物运输费为1,000万狄纳利,共6264万狄纳利。海军后勤费用为:战船与运输船耗费810万狄纳利,海军战士薪饷1,560万狄纳利,桨手口粮约780万狄纳利,运输船水手口粮约360万狄纳利,共3,510万狄纳利。总计1亿狄纳利左右。


    
    马其顿战争

    亚历山大帝国崩溃之后,在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间,东部地中海地区主要有下述几个国家:巴尔干地区的马其顿王国、叙利亚地区的塞琉古王国(也称叙利亚王国)、埃及的托勒密王国。彼此之间互相争斗,力量削弱,罗马趁机对之发动战争。马其顿战争便是罗马与马其顿王国之间的争战,共有3次。
    1.第一次马其顿战争(公元前215年——公元前205年)
    早在第一次布匿战争之后,罗马便侵入伊里利亚,开始向巴尔干半岛扩张,引起马其顿王腓力五世的敌意。腓力五世密切注视布匿战争的进行,企图借罗马在战争中的失败恢复自己对伊里利亚的控制。公元前217年,罗马在特拉西梅诺湖一役惨败,马其顿王认为时机已到,开始对伊里利亚采取军事行动。于公元前216年夏初派舰队进入爱奥尼亚海,并且北上几乎到达阿波罗尼亚,但刚一听说罗马人的战船快到时便匆忙撤退回马其顿。
    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汉尼拔为孤立罗马,力图组织反罗马联盟。公元前215年夏,马其顿与汉尼拔结盟,腓力五世派使节到汉尼拔的营地,缔结了同盟条约。规定马其顿必须与迦太基结成联盟对罗马作战,而迦太基则承认腓力五世对于伊里利亚沿岸、科尔启拉、阿波罗尼亚、埃披丹姆努斯和其他城市的权利。
    马其顿的使节在离开汉尼拔在意大利的营地时被罗马人俘虏,罗马元老院得知了条约的内容,及时采取了必要的防范措施,密切监视亚得里亚海。
    公元前214年夏,腓力五世组织军队出现在亚得里亚海上,准备围攻阿波罗尼亚,罗马统帅玛尔库斯.瓦列里乌斯.列维努斯率军赶来援助,加强了对阿波罗尼亚城的防守,并切断了腓力五世的海上退路。最后,腓力五世得不到迦太基方面的帮助,不得不烧掉自己的舰队,从陆上退回马其顿。
    罗马又施展外交手段,打击马其顿。公元前212年,列维努斯与埃托里亚的首脑秘密谈判,结成罗马——埃托里亚联盟。双方在陆上和海上共同反对腓力五世,埃托里亚负责陆上,罗马负责海上。共同征服时,埃托里亚得土地,罗马得卤获品,并且不单独与腓力五世缔约。这样一来,腓力五世反被巴尔干半岛上的敌人包围,反马其顿联盟迅速扩大。
    公元前207年,形势对腓力五世有利。罗马为对付迦太基,将全部力量投入进去,因此不能对自己的希腊联盟者以任何帮助。腓力五世对埃托里亚人发起猛攻,并突出了他们的边界,迫使埃托里亚联盟和马其顿缔结单独的和约。
    后来,形势发展对汉尼拔不利。汉尼拔与腓力五世虽然早就结盟,但由于罗马的极力活动,开展外交攻势,拖住了腓力五世,使其未能进兵意大利,汉尼拔也因此未能得到马其顿的实际援助。因此,腓力五世与汉尼拔的联盟已无意义。公元前205年秋,罗马和马其顿之间缔结和约,罗马保留伊里利亚领地,腓力五世得到大陆上的部分土地。
    2.第二次马其顿战争(公元前200年——公元前197年)
    第二次布匿战争结束后不久,又爆发了第二次马其顿战争。公元前203年,叙利亚国王安条克三世和马其顿国王腓力五世秘密勾结,私下签订了对埃及进行军事行动的条约,企图趁埃及内部混乱和外部力量削弱的机会,瓜分埃及在叙利亚、小亚细亚、爱琴海和海峡地带的领地。第二年,两国国王分头行事。安条克三世的军队突入叙利亚南部,直抵腓尼基和巴勒斯坦等地;腓力五世则将已从属于埃及的爱琴海各岛和小亚细亚沿岸等城市征服。但位于小亚细亚西北的帕加马等城邦不愿落入马其顿之手,便联合起来向马其顿进攻。交战之后,渐感力量不足,于是不得不向罗马求援。
    此时的罗马正在向外扩张自己的势力,正好利用这个机会战胜马其顿,以征服整个希腊。再则,在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马其顿曾与迦太基结盟反对罗马,罗马对此一直耿耿于怀,现在正是报复和惩罚马其顿的时候。因此,罗马答应了帕加马等城邦的援助请求。
    公元前200年,罗马在向腓力五世发出通牒遭到拒绝之后,开始了对马其顿的战争。罗马军队首先在亚得里亚海东岸的伊里利亚登陆。战争前两年,双方互有胜负,没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于是,罗马人积极展开宣传攻势,打着为希腊城邦争取"自由"的旗号,使中希腊的一些城邦站到罗马一边,甚至连叙利亚也保持中立。
    公元前198年,弗拉米尼拉斯担任罗马执政官,被派到希腊担任总指挥。他向马其顿提出要求,让其退出一切希腊领土,撤出希腊,并赔偿损失。遭到马其顿拒绝,战争开始。
    公元前197年春天,腓力五世率陆军行进到色萨利地区的狗头山附近,与罗马军相遇。这时正是大雾天气,两军都看不清对方虚实,腓力五世被迫迎战。马其顿军沿用当年亚历山大的方阵阵法,正面宽,纵深大,适于在平坦而开阔的地形作战;罗马军则以棋格子队形列阵,不受起伏地形的影响,并且各种兵力兵器搭配合适,形成各级梯队,便于交替作战,很是灵活。战斗打响后,罗马军的优势充分发挥出来,各梯队依次进攻,交替上场,使马其顿军疲于应付。加之地形高低不平,起伏很大,方阵左、右翼渐渐被分割开,无法保持一线。接着,罗马军又利用战象作先锋,然后由弗拉米尼拉斯亲率大军向马其顿军冲击,迅速击溃对方军的右翼,腓力五世被迫率残部后退。不久便向罗马求和,于是双方缔结和约。腓力五世放弃小亚细亚、爱琴海和希腊全部地区,交出全部舰队,支付巨额赔款,并将其次子作为人质送到罗马。从此,罗马成为希腊的主宰。第二次马其顿战争结束。
    3.第三次马其顿战争(公元前171年——公元前168年)
    腓力五世死后,其长子百尔修于公元前179年继位。百尔修十分仇视罗马人,他组织了一个广泛的反罗马同盟。罗马惧怕马其顿势力重新壮大,乃先发制人,于公元前171年向马其顿宣战。第三次马其顿战争开始。
    起初,战事的发展对马其顿极为有利。马其顿方面组织了前所未有的粮食储备、武器装备和人员兵力。具体说来,马其顿有1.9万名步兵,4000名骑兵,1万名雇佣兵;其粮食和金钱足以供养上述兵力10个月之久,各种装备足够供其3倍兵力的使用。此外,马其顿还得到亚得里亚海东岸的的伊里利亚和埃皮努斯的支援。而罗马方面没有充分准备,于是以谈判作掩护,争取时间,充分备战,很快改变了自己所处的不利地位。接着,罗马人又用各种手段使希腊所有城邦或是投靠罗马,或是宣布中立,致使百尔修几乎是处于完全孤立的地位。
    公元前171年仲夏,罗马军队在希腊西海岸的阿波罗尼亚登陆。这支部队共有两个军团,1.2万步兵和600名骑兵,另有联军步兵1.6万人,骑兵600名。登陆之后分两路行动:留下一支兵力,防止马其顿从西部进攻;其余兵力向东越过品都斯山脉,向色萨利的拉里萨进军,途中与马其顿军遭遇,罗马军被打败。以后,双方又进行了几次小型战役,百尔修退入马其顿,罗马撤退到奥林匹斯山东部的艾尔皮亚斯河一带驻防,处于对峙局面。
    公元前168年初,罗马元老院授权包努斯,指挥对马其顿的战争。包努斯率领1.4万名步兵,1200名骑兵迅速到达艾尔皮亚斯河的营地。随后命令士兵掘井备水,并整顿军纪,制定新的作战计划。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包努斯率部分士兵向设在艾尔皮亚斯河北岸的马其顿军前哨阵地发动进攻,又集中舰队摆出一副准备从海上迂回到马其顿军阵地北面的架式;再有一部分兵力约8000步兵、200骑兵则以舰队为掩护,做出一个准备登船的假象,实则集结兵力,趁黑夜沿海边向南,取道奥林匹斯山西侧,绕到山北部马其顿军营的后方,并请了两个商人当向导。不料途中有一个士兵逃跑,向马其顿泄透了军情。马其顿立即组织1.2万名步兵阻击,但被罗马兵击败。百尔修获悉,立即率部向北面的皮德那方向退却,并在皮德那西南立足下来,严阵以待。
    罗马两路大军会合,追赶百尔修,很快赶到马其顿军营附近。包努斯立即组织部队设立营地,并对主张立即进攻敌人的士兵进行宣传演说,让他们休养生息,耐心准备,侍机作战。
    6月21日下午3时,罗马军中一匹马挣脱缰绳,冲到河里向对岸跑去,有3名罗马士兵奋力追捕。但有两名马其顿兵也前去捉马,被罗马兵打死其中一人,马其顿前哨士兵不服,要为之报仇,罗马兵也不示弱,前往对抗。混战开始。包努斯只得利用这一时机,命令对马其顿进攻。
    双方都迅速布署好兵力:在罗马方面,以两个罗马军团为主力,配置在中央,左翼为骑兵和希腊联军;右翼为拉丁联军。
    马其顿方面,方阵配置在中央,雇佣兵在左翼,色雷斯步兵和骑兵在右翼。整个方阵为16列,前5列和最后一列是训练有素的士兵,中间为训练素质不高的士兵。整个队形密集,防盾连在一起。长矛兵手持一支6米长的长矛,须两手方能挥动,故在长矛兵之间还有手持防盾的士兵为其掩护。
    马其顿首先出击,方阵步兵手执长矛、排成整齐的战线逼近罗马人,对方深感恐慌,无力突破马其顿长矛手组成的森严壁垒,罗马军团被迫退却,毫无秩序地向山上跑去。其他两翼随之后退。
    马其顿方阵继续追击,地形变得高低不平,马其顿方阵被深沟狭谷分隔开来,并出现了缺口。正在退却中的包努斯看到了对方的这一不利,立即下令停止退却,把兵力分开,转入进攻。罗马军团各百人队迅速突入敌人的空隙之中,使方阵失去优势,被动挨打;其他两翼也向马其顿军的两翼开火,切断了对方两翼之间的联系。马其顿军四面受敌,其长矛和战斧在混乱的人群中难以发挥作用,方阵被冲散,步兵被击溃,骑兵也逃之夭夭,百尔修抱头鼠窜,后投降受俘,死于罗马狱中。
    罗马方面损失几百人,还有约万人以上的伤员或失去战斗能力者;而马其顿方面则有2万人被杀,1万人被俘。之后,马其顿被分为4个"自治区",彼此孤立,断绝往来,实已成为罗马的属地。
    就百尔修最初的实力和充分的准备,要战胜罗马是非常容易的事情。但是实际结果却相反,最后是罗马打败了马其顿。主要原因有两条:第一,罗马施展外交手段,打击马其顿的同盟者,使希腊城邦的统治者站到罗马一边,或至少保持中立,使百尔修完全孤立;第二,百尔修犯了几次大的战略错误:起初自己准备充分、实力雄厚,而罗马却根本没准备好。这时,百尔修未采取果断行动,反而消极防御,坐待敌人进攻。在色萨利的拉里萨附近击败罗马并在希腊引起了同情百尔修的新浪潮时,未利用此机会转入进攻,扩大战果。当马其顿方阵渡过劳卡斯河,威摄包努斯,使罗马军后撤并引起混乱时,百尔修没有果断停止方阵的推进,改由骑兵和轻装步兵追击敌人,而是让方阵继续追击,最后被高低不平的地形阻隔,使本已败退的罗马军有机可乘,转入反攻。马其顿方阵只宜在平原作战,不适合于高地山路。灵活的罗马军团最后在高地附近击败马其顿军。


    
    斯巴达克起义

    公元前73年春,一批角斗奴在斯巴达克率领下开始了反抗罗马统治者的起义斗争。
    斯巴达克本是色雷斯人,在一次反抗罗马的战争中不幸被俘。因其体魄强健、勇武过人,被卖到加普亚角斗士训练所做角斗奴,遭受残暴的非人待遇。罗马奴隶主以角斗奴互相残杀作为娱乐的暴行,激起斯巴达克及其同伴的无比愤慨。在斯巴达克的鼓动下,奴隶们密谋起义。不料事情泄露,斯巴达克当机立断,提前起义。70多名角斗奴手持厨房的刀叉,杀死卫兵,逃出城市,路上偶遇几辆运送角斗士武器到别的城市去的车子,于是夺取武器把自己武装起来,到了附近的维苏威山。起义者推举斯巴达克为领袖,高卢人克里克苏和日耳曼人恩诺玛伊为副将,成立斯巴达克起义军。
    接着,起义军积极发展,积聚力量,打败当地的非正规军,缴获了当地驻军的大量武器,并从附近庄园和城市补充了大批给养。起义队伍迅速扩大,发展到1万多人。
    罗马元老院决定镇压斯巴达克起义军。公元前72年春,行政长官克劳狄乌斯受命征剿义军,他率3万兵力开往维苏威山,切断起义军的退路。不料,起义军用山上的野葡萄滕制成绳梯,然后沿绳下到山角,绕至敌后,突袭敌人,出奇制胜,获得大批武器。起义队伍更加壮大,起义军吸收了前来投奔的奴隶和破产的农牧民,将军队整编为投枪兵、主力兵、后备兵和骑兵。
    同年秋天,起义军从坎佩尼亚向亚得里亚海挺进,使罗马统治者震惊。
    元老院急派行政长官瓦里尼乌斯率1.2万人前去阻截。针对瓦里尼乌斯的分进合围战术,斯巴达克决定采取择敌薄弱环节,集中精兵逐个击破的方针,战斗一开始,斯巴达克率精兵出击,将瓦里尼乌斯的副将傅利乌斯的2000人马击败,另一副将科辛纽斯赶来增援,被起义军杀得大败,科辛纽斯本人战死。瓦里尼乌斯立即改变战术,收缩兵力,将起义军逼至一个荒无人烟、崎岖不平的山区角落。随后,瓦里乌斯又令士兵在起义军前方安营扎寨,挖堑修垒,围困起义军,以迫使对方投降。斯巴达克决定突围,为此,巧妙地使用下述计谋:一天黑夜,起义军战士象平常一样在营地点燃篝火,然后偷偷将死尸绑在营门木柱之上,迷惑敌人。与此同时,起义军则沿着一条无法通行的山路突围出去。第二天,瓦里尼乌斯才知真相,急忙率兵追击。此时,斯巴达克已选好有利地形,设下埋伏,只待敌人到来。瓦里尼乌斯的人马刚到,突被义军的呐喊声惊吓住,还未反应过来,义军已冲杀上来,罗马兵措手不及,迅速溃败。瓦里尼乌斯险些被俘,其侍从和乘骑落入义军之手,大灭了罗马元老院的威风。
    起义军占领了意大利南部许多城市,拥有7万之众。随后,起义军决定继续进军,但在进军方向问题上发生分歧。斯巴达克主张北上,越过阿尔卑斯山出境,返回色雷斯;克里克苏坚持起义军留在意大利与罗马人斗争到底。于是,克里克苏率领3万人的队伍脱离了起义军的主力。
    起义军的分裂给敌人以可乘之机。同年冬天,元老院派两名执政官林图鲁斯和格里乌斯围堵克里克苏的义军。在阿普里亚的加尔干诺山附近,双方激战一番,但终因寡不敌众,克利克苏的起义军被击溃,2/3的义军战士牺牲,余部突围北上,重归前来援救的斯巴达克军。克里克苏阵亡。
    克里克苏的分裂和失败没有改变斯巴达克的决心。斯巴达克率起义军主力部队向东南迂回,穿过亚平宁山脉然后北上。他命部下烧掉所有无用的东西,杀死所有的战俘,屠宰掉驮兽,轻装前进。罗马两名执政官林图鲁斯和格里乌斯分兵进行前堵后追,联合夹击起义军。斯巴达克巧妙地在亚平宁山脉中活动,很快甩掉了格里乌斯的追兵,进而全力猛攻林图鲁斯的阵地,很快击败对手。随后,起义军又回转旌旗,猛力扑向尾追的格里乌斯军,大获全胜。
    斯巴达克军不断壮大,已有12万人。经过短期的修整和扩充,起义军沿亚得里亚海海岸向北挺进。经20天的急速行军,队伍进入山南高卢,在穆提那城附近击溃罗马副执政官、山南高卢总督卡西乌斯的1万精兵并攻克该城。
    过了穆提那,阿尔卑斯山已出现在起义军眼前,但起义军并未翻越高山,回到各自的国家,而是转过头来向南挺进。途中,在皮凯努姆再遇林图鲁斯和格里乌斯联军,双方又是一场激战,官军再吃败仗。起义军继续南下,罗马统治者惊慌不已,元老院打算任命一个新的司令官来挽回败局。最后选定克拉苏为带有副执政官头衔的总司令官,被授以由10个军团组成的大军剿灭起义军。
    为保罗马,克拉苏率军迅速抵达罗马以东的皮凯努姆地区,扼守通向罗马的咽喉之路。但斯巴达克没有直捣罗马城,而是带领大队人马向意大利南部进发。
    克拉苏命令副将穆米乌斯率领2个军团的兵力包抄起义军。穆米乌斯利令智昏,求战心切,违背克拉苏之命令而进攻斯巴达克,结果被一举歼灭,许多罗马兵抛下武器逃跑了。起义军飞速向南部海滨挺进。
    克拉苏气急败坏,决定用严厉的手段来恢复自己军队的纪律,提高其战斗力。为此,他恢复了罗马古老的"什一抽杀律":每10个人中有一人被处死。与此同时,元老院又将克拉苏的兵力增至10万余人。
    起义军又马不停蹄地奔向半岛南端,到达墨萨纳海峡,准备渡海去西西里,并与西西里海盗签约,租用其船只。后因西西里总督维里斯收买了海盗,海盗背约,船只落空,起义军不得不自行解决渡海问题。斯巴达克曾试图以大木筏和大圆木作为强渡工具,终因水势过猛,风浪太大而未成功,致使南下出境计划破产。起义军不得不再度北上。
    克拉苏趁此赶来,下令士兵用深而广的壕沟与土垒筑成一道长达300斯塔狄乌姆(约55公里)的防线,企图将起义军困死在半岛南端。起义军3面临海,一面受敌,陷入困境。
    公元前72年底,形势对起义军更为不利。元老院将对东方和西方作战的两线主力军调回,配合克拉苏对义军作战。斯巴达克组织义军突破防线,但接连失利。最后,在一个暴风和大雪交加的夜晚,义军骑兵从半岛南端集结到主力部队的地点,由斯巴达克率1/3的步兵,以树枝、柴草、泥土和敌人的死尸填平一段壕堑,在骑兵的掩护下,越过克拉苏防线,随后,其余的人也冲了出去,再度出现于卢卡尼亚。
    斯巴达克决定将队伍带到布隆迪西乌姆港,从那里东渡亚得里亚海出境。部下康尼格斯和卡斯都斯持异议,并带走12,300人脱离义军主力,不久便被克拉苏全歼。斯巴达克率主力部队撤退至伯特利亚山中。克拉苏的副将坤图斯和财务官斯科洛怯急忙率6万大军尾追,斯巴达克诱敌至卡鲁恩特河谷,凭借山地的有利地形,歼敌1万余众。随后向布隆迪西乌姆进发。不料,卢库鲁斯率东线作战的罗马军抢先一步到了布隆迪西乌姆,截断了起义军的去路。而西线归来的庞培又率军增援克拉苏,斯巴达克只有与克拉苏决一死战了。
    公元前71年春,在阿普里亚境内发生了一次大的激战。斯巴达克与战士们庄严地宰马宣誓,决心血战到底,随后杀向官军。斯巴达克身先士卒,冲锋在前,寻找仇敌克拉苏决战;起义军紧随其后,奋勇杀敌。由于寡不敌众,义军不得不分散突围,以保存力量。忽然,斯巴达克的大腿被敌人的投枪刺伤,他落下马来,被敌人团团围住,但仍英勇地抵抗,一手举盾,一手挥剑,直至生命终结。6万义军阵亡,突围出去的6000人躲进了深山老林,最后仍被克拉苏围剿俘获,被钉死于十字架上。后来,起义军余部也陆续被镇压。
    斯巴达克起义是古代历史上规模巨大的一次反抗斗争,时间长、范围广、人数多,对罗马统治者的打击十分巨大,但最后仍然失败。究其原因,主要有:缺乏明确的斗争纲领和远大的斗争目标,缺乏主动进击的路线;起义队伍中成分不一(有奴隶和破产农民),利益各异,不可能结成牢固的联盟,致使行动不统一,甚至出现分裂,削弱了自己,被敌人利用,最后失败。


    
    罗马内战(下)

    2.后三头与共和派的战争
    凯撒打败庞培之后,又继续消灭了庞培在非洲和西班牙的残部,成为罗马国家的独裁者。公元前45年,他被宣布为终身独裁官,又拥有了元帅、大教长等头衔及"祖国之父"的尊号。此时,罗马共和制的各个机构虽然仍在,但只是一种形式,共和国已名存实亡,罗马人在凯撒的独裁统治之下。
    凯撒的独裁引起共和派人士的不满,公元前44年3月15日,凯撒被共和派人物布鲁图和喀西约刺死。于是,罗马又开始了一场后三头消灭共和派的战争。
    凯撒一死,立即出现争夺继承权的斗争。当时,有三大人物具有争斗的能力。一是凯撒的密友,曾于公元前44年与凯撒同为执政官的安东尼;二是骑兵长官雷必达;三是凯撒的甥孙(后为其养子)屋大维。公元前43年,三人结成同盟,史称"后三头同盟"。三头获得了统治国家5年的权力。
    为了加强自己的力量,摧毁敌对势力,三头打着"为凯撒报仇"的旗号,讨伐刺杀凯撒者。与此同时,共和派刺杀凯撒之后,见形势不利,逃到东方(巴尔干半岛和叙利亚),积蓄力量,伺机反扑。
    公元前42年,雷必达留驻罗马,屋大维和安乐尼开始东征。他们渡过亚得里亚海,经马其顿进入小亚细亚。布鲁图和喀西约得知,急忙率兵阻击。
    此时,他们共有20个军团的步兵,共约8万人,另有2万骑兵和2000条战舰,还有大量的同盟军。他们以两路分头行动。陆军以工兵开路,急速行进至腓力比城;海军沿海岸向西,从侧面迂回到腓力比南部海岸。
    此时,安东尼和屋大维的联军正行进途中,屋大维因病留在了都拉斯,安东尼在安菲波里斯留下一个军团和辎重物资,然后快速行进。当他到达腓力比时,共和派的军队(简称共和军),早已安营扎寨了。安东尼命令队伍在离对方营地不到一里远的地方扎营,挖壕沟,建围墙、栅栏和塔楼。不久,屋大维赶来,更加紧部署兵力,准备战斗。
    两军对峙,只有小股骑兵交战,以试探对方实力。双方兵力相当,但军需物资和军粮方面,三头联军远不如共和军。因此,三头联军决定速战速决。
    但共和军却避免决战,试图以拖延战术饥饿三头军,自己不战而胜。
    安东尼害怕拖延,决定迫使敌人交战。为此,他计划秘密地通过沼泽地带,绕到敌人后方,切断敌人的粮道。同时,"他每天把他的军队列成战斗的形势,把所有的军旗都竖立起来,好象他的全部军队都排列出来了的样子;而实际上他的一部分军队昼夜在沼泽中赶造一条狭窄的通道,割下芦苇,在芦苇上造一条堤,两侧放一些石头,使泥土不致掉下来,在较深的地方就用木桩架桥",十分隐蔽,敌方一直未发现。
    一个偶然的机会,喀西约看见这个工程,不禁大吃一惊。急命人修筑一道围墙,从营地跨过整个沼泽地带直达海边,以阻止安东尼修筑栈道。
    安东尼大为愤怒,忙下令一部分士兵反击。士兵们带着工具和云梯,想猛攻下这条城墙,冲进共和军军营。当三头军士兵通过沼泽,逼进敌方工事时,共和军士兵未得军官命令便向敌人进攻,从侧翼袭击进攻营地的安东尼兵,后又转攻列阵在他们对面的屋大维军,攻下其营地。当时屋大维不在那里。
    此时,安东尼率一部分士兵继续进攻敌人,对方的箭石如阵雨般袭来,安东尼身先士率,冲在前面,士兵紧随其后。他们破坏栅栏,填塞壕沟,挖掘城墙,杀死守卫兵士,越过障碍,从碎石上爬过去,占领了工事。紧接着又击溃前来援助的喀西约的部队,迅速攻破喀西约的营地,喀西约败逃到腓力比城,在绝望中自杀。
    与此同时,布鲁图率另一路军队击败了安东尼的正面兵力,并攻下其军营,他安葬了喀西约,收编了喀西约的军队,整顿秩序,发表演说,鼓舞士气。
    安东尼也迅速调整了部队,鼓励部下努力战斗。此后,安东尼向布鲁图挑战,但布鲁图拒不应战,以饥饿迫使敌人撤退。为防止敌人迂回到侧翼,他把一部分兵力列成阵势,以防被迫作战;另以一部分兵力保护粮食及补给交通线。
    安东尼的军队粮食日益减少,饥荒迫近,并获知其海上力量在亚得里亚海惨败,迫使他寻找出路。不久,安东尼获悉共和军营地南面有一个小山,喀西约死后,布鲁图将这里的守兵撤走了。于是在一天夜里,屋大维派4个军团的兵力占领了这个小山,并以柳条和兽皮等编成栅栏,设下营寨。再以这个小山作掩护,将16个军团的兵力从小山下绕道至东南,过沼泽,在布鲁图的左翼展开队形,以便从侧翼进攻,切断敌人的后勤补给线。
    布鲁图仍以消极防御为主,将兵力面对安东尼的南面阵线平行展开,并构筑堑壕,拒不交战。但布鲁图的士兵认为,其统帅胆怯懦弱,他们怨声载道,不停地指责。布鲁图难于控制他们,只好让步,宣布对敌作战。
    公元前42年11月16日,两军列阵之后,开始决战。安东尼率兵先发制人,冲向敌阵,布鲁图的士兵迎战向前。"一开始,战斗就是激烈可怕的。
    他们不需要弓箭、石头或标枪,这些是在战争中常用的,因为他们不用一般的排演和战术,而是短兵相接进行肉搏战,他们杀死敌人和被敌人杀死,彼此都想冲破对方的阵线。"战斗相持很久,布鲁图的军队开始退却,安东尼的军队乘胜追击。布鲁图的士兵跑回营地,屋大维指挥部下封锁敌人的营门,阻止敌人进入城墙内。
    布鲁图的兵士四下逃窜,或逃向海边,或奔向深山中。布鲁图也带一支人数颇多的军队逃往山中,安东尼率骑兵紧紧追赶,封锁了所有通道,包围住设防的据点,使布鲁图无处可逃,自杀而死。
    腓力比战役使共和派遭到最后的打击。布鲁图的军队被消灭,1.4万人被俘。
    3.后三头决战
    喀西约和布鲁图被消灭之后,"三头"在罗马的统治得以确定。公元前40年,"三头"划分各自的势力范围:安东尼统治东部地区,雷必达统治非洲,屋大维统治意大利以西地区并坐镇意大利。
    屋大维开始发展自己的势力。他与元老贵族和骑士富豪们取得彼此谅解,并消灭了在西西里和撒丁尼亚一带活动的小庞培势力,提高了自己的威望,元老院授予他终身保民官之职。不久,屋大维以雷必达的士兵叛变为借口,剥夺了雷必达的军权,只为其保留一个大教长的虚衔。接着,屋大维准备与安东尼决斗。
    此时,安东尼正在东方,他梦想当亚历山大第二。为了实现这个梦想,他进行了一系列的军事行动:远征幼发拉底河上游,先后入侵安息、亚美尼亚,但都遭失败。后来,他迷恋于埃及女王克娄巴特拉七世,并与之结婚,声称要把他治下的领土赐给克娄巴特拉和她的孩子。由此招致罗马人的不满和元老院的不容,屋大维以此为借口,于公元前32年宣布安东尼为"祖国之敌",并向埃及女王宣战。
    安东尼此时的兵力为10万步兵和1.5万骑兵,还有500艘舰船,他们主要被部署在巴尔干半岛的西部沿岸;屋大维则有8万兵力,舰船400艘,但屋大维挟持着元老院和人民大会,在人心向背上占有利地位。
    公元前31年春,屋大维率领陆军、阿格里帕率领舰队分头行进。屋大维渡过爱奥尼亚海,在阿克兴以北约8公里的米卡里特齐高地修筑工事,挖掘堑壕,扎下营地;阿格里帕率一半舰队越过爱奥尼亚海,向伯罗奔尼撒西南岸的美多尼进军,迅速拔掉了安东尼在这里设立的保护其运输线的中继站;随后又攻占佩特雷和科林斯,切断希腊半岛与伯罗奔尼撒之间的联系。沉重打击了安东尼。如今,安东尼受到两面夹击,必须迅速与屋大维决战,否则会全军灭亡。
    安东尼将队伍安排在离屋大维的营地南面约3公里的地方扎营;另用船只运送一部分骑兵到卢罗小河口登陆,企图以步兵从正面攻击,以骑兵从背面袭击对方,切断其水源。但屋大维迅速派骑兵迎战,使刚刚登陆的安东尼骑兵立足未隐便被击溃。安东尼只好撤回兵力,并使用运输人员从陆上运粮,解决补给问题。
    安东尼的队伍正流行疫病,其士气低落,甚至出现大批兵士逃亡的现象。有人建议他放弃舰队,率陆军撤至马其顿,再与屋大维较量。但安东尼最终仍同意了克娄巴特拉七世的意见,与屋大维进行海战。
    根据希腊西海岸的气候与风向,安东尼把自己的实力最强的舰队安排在右翼,以便其利用转向的风力迂回到敌人的左翼,以其顺风和舰船的优势战胜屋大维。根据安东尼的命令,各船舰都携带了风帆。
    不久,有一个逃兵将安东尼的作战计划报告了屋大维,屋大维据此作了相应的兵力部署,他将舰队以左、中、右三部分成一线展开于海面上,各由阿格里帕、阿伦提和屋大维指挥,等待安东尼的舰队驶出港湾。
    9月2日晨,安东尼的舰队浩浩荡荡地驶出港口,400艘战船上载有4万名重装步兵,分成左、中、右三部分排成一线,分别由索苏斯、马尔卡斯、安东尼指挥,后面还有埃及女王率领的60艘战舰作为预备队。
    两军相对而视。快到正午时,风向转变,海战开始。安东尼的右翼和阿格里帕的左翼同时行动,都向对方侧翼迂回。随即,安东尼的士兵向对方不断地投掷巨石、弩箭和标枪。阿格里帕则指挥自己的舰队避开对方的射击,而向敌舰猛烈撞击。一时间,海面上大小船只混杂在一起,不时发出船板破裂声。
    不一会儿,屋大维的"钳子"机械开始发挥作用。这是阿格里帕设计的一种铁制机械,它"安装在一块长达5腕尺的木头一端上,中间用铁环连结。木头是用铁皮包着,以防砍断。在这块木头的另一端上,也安装有铁环,上系着绳索,当用弩炮把'钳子'投射出去抓住敌人的舰船之后,就用机械的力量绞动绳索把'钳子'拉回来。它的作用同布匿战争中所使用的接舷小吊桥的抓钩类似,都是为了把敌舰拉过来后跑到敌舰的甲板上进行肉搏战。"屋大维的士兵把"钳子"投射出去之后,船上的士兵乘机跳到对方甲板上,用长矛和短剑击杀敌人,海战变成了陆战。
    安东尼军的左翼和中央部分见胜利无望,忽然掉头向港内逃跑。埃及女王的后备队见此情景之后,转舵回身,举起船桨,向屋大维投降。安东尼见大势己知,忙通知克娄巴特拉准备逃跑。
    女王的船舰接到安东尼的通知信号后,迅速挂起船帆,不顾一切地穿过众舰,向广阔的海面上逃去。仍在激战中的安东尼的其它舰船也纷纷放弃战斗,扯起风帆,将投射机械扔入海中,以便轻装撤离。
    屋大维的士兵见此情景,士气高涨,与那些无法逃跑的敌舰继续战斗。他们撞击敌舰,或通过接舷跳板冲上敌舰与之搏斗。安东尼的部分士兵见逃跑无望,仍拼命抵抗,用船钩推开敌舰,用斧头砍杀冲过来的步兵,用重量的矢石击退靠近的敌舰,使屋大维的战舰受到很大损失。屋大维立即命令舰队迅速离开敌舰,改用火攻。不一会儿,一支支火箭、扎有火把的标枪和发射器将涂有柏油的木炭块射向敌舰。顿时,安东尼的船舰被浓烟和火焰包围,欲跑不能,因为"钳子"死死地钩住了它们。安东尼连忙爬上另一艘未被钩住的船舰,带着其它40艘残存的战舰逃走。没有逃走的舰队全部投降。安东尼的陆军也投降了。
    公元前30年夏,屋大维追至埃及,安东尼的残余兵力全部投降,安东尼自杀而死。不久,女王也以自杀了却一生。此后,埃及成为罗马的一个行省。
    罗马的内战和分裂结束,屋大维成为罗马唯一的统治者,集国家一切大权于一身。罗马进入帝国时期。


    
    罗马帝国时期的军制

    公元前30年,屋大维(即奥古斯都)在战胜自己的政敌之后,成为罗马的全权统治者,确立了个人的独裁统治,实际成为罗马帝国的第一个皇帝。
    罗马共和制灭亡,进入帝国时代,直至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时止。
    整个帝国时代可分为两个时期:公元前30年至公元283年为早期帝国,公元284年至公元476年为后期帝国。屋大维上台后,自称元首(意即"第一公民"),因此其统治称为"元首政治",披着共和外衣,实则君主专制,早期帝国一直如此;后期帝国完全抛弃共和外衣,实行"君主政治"。
    1.军事领导体制
    军队是罗马帝国政权的支柱,"倘若没有一支强大的、纪律严明的和军饷充裕的军队,那就不可能有安宁和秩序,不可能有和平和繁荣。"因此,罗马皇帝都将军权牢牢控制在手中。无论是早期帝国的奥古斯都军事改革,还是后期帝国的塞维鲁军事改革、加里耶努斯军事改革以及戴克里先军事改革,皇帝都总揽军事大权,实行军事独裁统治。
    帝国时期的军队是常备军,是一支由职业军人组成的军队。因为,"任何一种国民军都无力保卫罗马国家的边塞"。帝国时代的"军事技术已经复杂得很,非短期内所能学会。""一支有效的战斗力量必须经过多年的辛勤训练。"帝国的主要军事支柱是军团及其辅助部队。辅助军队驻守于行省,主要是在军情紧张的地方驻扎,如莱茵河与多瑙河边界、埃及、西北部西班牙。罗马士兵一半在军团中服务,一半在辅助军队中服役。除常备军外,帝国时期还有近卫军(即皇帝的禁卫军),护卫皇帝本人和皇宫。
    皇帝是帝国军队的最高统帅,具有任命一切军事长官、征募军队以及宣战媾和的权利。军团司令及其他军事长官均由皇帝任命。奥古斯都时,军团和近卫军军官均由元老院议员和骑士充任。一般的士兵是不能上升担任军团中的高级官职的,他们至多只能担任军团中较高的百夫长普利米庇里的职位(即连队中第一个百人团的百夫长,地位较其他百夫长高,因为他同时也是整个连队的队长)。只有贵族与骑士等级出身的人才能任高级军官。帝国后期,塞维鲁规定:能干或有功的普通士兵可以有广阔的晋升之路,而且意大利和行省平等。戴克里先为了削弱地方权力,实行军政分治,地方总督不兼军职,以此加强对地方的控制。同时还不断吸收蛮族补充罗马边防军,许多蛮族担任高级指挥官。
    奥古斯都时,近卫军士从意大利人中挑选。后来近卫军日益腐败,越来越引起行省军队的不满。因此,皇帝塞维鲁便解散原有的近卫军,开始从行省军团中素质较好的士兵中间征募近卫军士兵。加里耶努斯任皇帝时,建立了元首的特殊亲卫队,以取代近卫军,其成员由军官补充,以吸引军队上层到自己这方面来。君士坦丁的宫中亲卫队甚至吸收蛮族。近卫军的主要职责是驻守罗马和意大利,并且护卫皇帝本人。近卫军长官由皇帝指定,加里耶努斯时,为排斥元老贵族,不让元老插手军队,因而作出规定:元老不仅不能担任军团长官,而且不能当驻有军团的行省总督;帝国后期的近卫军长官权力很大,有的甚至取皇帝而代之。
    同盟军队被看成是非正规的军队,被作为罗马正规军队的辅助力量,由罗马军官指挥。低级官职由外省人充任。
    "皇帝通过军队,和只要军队愿意支持他、服从他,就可以统治一切。"
    2.军队编制与兵役制度
    屋大维结束内战后,着手军队整编工作,将以前的75个军团缩编为25(亦说27—28)个军团,士兵总数为14万人(亦说25—30万人之间)。帝国时期的军团已大不同于共和中叶以前的军团,按财产等级划分兵种的制度已经取消,全部士兵已不再都是服义务兵役的公民,而是主要由职业的雇佣兵组成。每个军团包括10个营,每个营包括3个连,每个连再包括2个百人队。每个军团的定额为5000人,但因为在战斗中不能及时补充,所以有时低于这个数目,多时达六七千人。军团士兵分步兵、骑兵和海军,军事单位有军团、步兵队和骑兵队。早期帝国基本采用奥古斯都时的军制。
    帝国后期,即从公元3世纪中叶到5世纪中叶,罗马的军事组织有了很大变化。以前作为罗马军队战斗编队核心的重步兵渐渐丧失其重要性,让位于骑兵。为了对付周边能骑善射的蛮族骑兵,罗马人大力发展骑兵。加里耶努斯时,其军事改革措施之一便是加强骑兵建设与改组,建立一支由伊里利亚人、摩尔人、叙利亚人和日耳曼人组成的精锐骑兵,并在骑兵中大量吸收蛮族。在马略和凯撒时代,罗马军队中的骑兵不足1/10,到公元4世纪初,罗马军队中的骑兵比例占总数的1/4。在东部沙漠地区与波斯和阿拉伯军作战时,其比例更高。
    戴克里先执政时,把全国军队分为边防部队(驻守边境)和内部机动部队(流动的战略后备队)两种,军团数目也明显增加,多达72个,各兵种的士兵总数增加到60万人左右。
    罗马帝国的近卫军有9个联队,每队1000人,共9000人。其中3个队驻扎并保卫罗马,6个队布置在意大利的罗马周边城市,保卫意大利。此外,还有3个城市联队担负警察任务,每队亦为1000人。
    帝国时期还有正规海军。"奥古斯都统治时,建立了常备的海军组织。在他之前,罗马人根本没有常备的陆军部队;与此相似,他们也没有常备海军。"帝国在墨西拿、拉温那和亚历山大里亚均有舰队护卫;在邻接的高卢海岸也有一队战船护卫;在莱茵河与多瑙河上则有河上小舰队。奥古斯都的海军的主要目标是,保证商业运输的安全和帝国各个部分之间的交通。
    帝国时期的士兵不再是公民义务兵,也不再是一支无产者的军队。"服兵役,特别是在奥古斯都统治初期服兵役,是比较有利可图的事,也没有太大的危险。""因此,有许多人,甚至是社会地位较高的人,都愿意加入行伍。"早期帝国时期,近卫军和城市联队的士兵均从意大利公民中挑选,近卫军士的服役年限为16年。军团士兵则从意大利公民中招募,服役20年。
    作为同盟军的辅助军队,是从行省居民中招募的,一般为自愿,但也常使用强制手段征兵,特别是在从行省的蛮族居民中补充辅助军队的时候。在辅助军队中服务多半是无偿的,其服役期多达25年。军团士兵退役后,由国家分给土地。辅助部队士兵服务期满退伍时,也给以土地和金钱的奖赏,并且一般都可获取罗马公民权。海军舰队人员多从生而自由的行省居民中征募,在墨西拿和拉温那的舰队人员中,有一部分为奴隶。最下层的罗马公民也充任驻扎在意大利的水军人员。
    早期帝国时期的士兵在退伍之前没有权利举行合法的婚姻。到后期帝国时,塞维鲁在其军事改革中规定:允许军团士兵成家,合法结婚,并允许他们携带家人住在军营附近。
    3.武器装备与军事后勤
    帝国时期虽结束了内战,但却未停止向外战争,有对日耳曼人的战争,对犹太人的战争以及与东方的安息的战争等等。帝国时期的军事技术没有太大的突破,武器装备与共和后期基本相同。公民兵制被募兵制替代之后,士兵更加忠于自己的最高统帅,因长期服役、领取较高报酬,提高了武器利用率与军队战斗力。
    帝国士兵在作战中仍以长盾、弹弩和投石器及弓箭作为进攻武器,并充分利用头盔、胸铠、盔甲及胫甲(只包右腿)来保护自己。帝国时期普遍使用一种小型弹弩,这种武器"重约85磅,能发射长约26英尺,重达一磅的投镖,弹射距离约275码。它主要用来杀伤人。"此外,还常使用一种抛石机,它被装在带轮的弹射架上,罗马人称之为炮车。每个炮车需2至4名炮手,大型炮车则需10至15人。在攻防作战中,上述的弹射器和抛石机能非常有效地对付敌方的步兵和机械。进攻时,它们能阻止对方守墙上的守城部队,从而掩护自己队伍架设攻城塔架和云梯;防御时,它们又能严重干扰敌方的攻城作战行动。
    帝国后期,罗马大量生产各式武器,特别是生产小型作战机械。由于后期帝国从军团步兵到骑兵的转变,随之带来兵器的变革。起初,罗马军主要使用轻骑兵,后来,罗马骑兵逐渐披上了重型盔甲,并且使用长枪、剑、盾和弓箭等兵器。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帝国时期的军事建筑工程水平及规模远远超过共和时期,军团士兵平日加强操练,同时还担负各种军事建筑工程的建造。这些工程包括修筑道路、构筑营垒、架设桥梁和水道从及边防线上的防御设施等等。将士积极防御,认真备战,以最小的牺牲和损耗消灭更多的敌人。在野战防御工事的修筑上,罗马从公元前200年起便发明出了空前高超的技术。
    军队,在野外过夜,均要修筑设防的兵营,使士兵能有一个安全的营地。帝国时期同样如此,罗马统帅塞普蒂默斯.塞佛留(公元193年—211年)及其后继者还使用紧急构筑的防御工事,并将其大胆地强行构筑到敌人的脚下,以其坚固的野战防御工事节省攻城作战所需的兵力。
    帝国时期,随着疆域的扩大,军队驻守范围随之增大,分布也更广,因而重视道路的修建。在奥古斯都时,25个军团均布署在边境上,为方便军团的调动,罗马建设了一套优质的道路网,以保证战事出现时,皇帝能将边境军队迅速调到指定地点,并利于战斗中运送军需品。哈德良在位时(公元117年~138年),则将奥古斯都的机动防御方针改为对边境的坚固防御,在帝国边境上大建人工屏障。因此,在当时及其后均出现不少的围墙,如在不列颠北部的哈德良围墙和安敦尼围墙,在多瑙河下游北部的比萨拉比亚的图拉真围墙,在阿非利加还有特利波里坦围墙。这些围墙均是以土筑成的高墙,在墙头上还设置有木栅栏,以此护卫帝国边境。
    帝国时期的军事后勤工作繁多。军队士兵均由招募而来,由国家提供薪俸、口粮和武器。关于粮食和其他军需品的供应,军团有专人负责。士兵的口粮有面包、脂油和腊肉等;在边境地区,因人少地广,士兵还可组织狩猎队获取肉食。此外,国家发放给士兵的武器若有损坏,军团里还有专门的作坊维修武器和战斗机械等。士兵的薪俸由国家定期发放,其具体数目大致如下:
    奥古斯都时,每个士兵每年领取225狄纳利,每个军官领取750狄纳利;近卫军每人每年为750狄纳利;城市联队每人每年为360狄纳利。士兵退伍时,还会得到土地和金钱的奖赏,因而军费开支相当大。为了在任何时候都能够毫无困难地有现款来维持军队并支付应当给予士兵的报酬,奥古斯都设立了一个军事金库,金库是以新的税收为来源的。帝国后期,塞维鲁皇帝进行军事改革,允许士兵成家,并携带家人住于军营附近。一些长期驻扎于菜茵河与多瑙河一带的边防士兵还可以租种属于他们军团的土地,这种办法类似古代中国的屯田制,由此减轻了罗马军费的负担。


    
    日耳曼战争

    日耳曼战争指帝国初期日耳曼人反抗罗马统治的斗争。
    屋大维结束内战,建立帝国之后,对外继续推行侵略战争。
    在帝国西部,罗马进行了一系列的征战。从公元前16年起,罗马进军阿尔卑斯山东部和多瑙河上游地区,公元前12年以后,又征服了多瑙河中下游地区。与此同时,又用8年(公元前12年至公元5年)的时间将莱茵河与易北河之间的地区吞并,于公元5年在此设立日耳曼行省。
    罗马的对外征服不断遭到被征服者的强烈反抗,日耳曼人的反抗斗争尤为激烈。公元9年,日耳曼人在阿尔米纽斯的率领下,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罗马斗争。
    公元9年,奥古斯都派瓦鲁斯到日耳曼行省去担任镇守。瓦鲁斯到任后,对日耳曼人施行残暴统治,贪婪地榨取日耳曼人的钱财,用以奢侈享受,并将烦琐的罗马诉讼程序在日耳曼人中强制推行,对性格暴躁的日耳曼人采取苛刻残暴的手段,激起日耳曼平民和贵族的极度不满。以阿尔米纽斯为首的日耳曼人开始了起义。
    阿尔米纽斯曾在罗马军队中服役,并被提升为骑兵军官,获得罗马公民资格,后又被调到瓦鲁斯军队的司令部工作,熟悉罗马军事和军情,了解瓦鲁斯的行动。瓦鲁斯在日耳曼的军队共有5个军团,平时均分布于许多地方,从事伐木、架桥和筑路等军事后勤工作。因日耳曼长期和平无事,瓦鲁斯在思想上非常放松。9月间,瓦鲁斯准备带领3个军团和同盟军,从易北河西部的威悉河的夏季营地移向阿里索地区的冬季营地。阿尔米纽斯决定趁瓦鲁斯回阿里索时,将起义队伍埋伏在从威悉河到阿里索之间的条陀堡森林地带,一举歼灭瓦鲁斯。
    阿尔米纽斯的叔父西吉斯提是瓦鲁斯的忠实拥护者。他向瓦鲁斯告密,供出起义计划和起义领袖,出卖阿尔米纽斯。但是,瓦鲁斯不相信这是事实,反认为西吉斯提诬陷好人,想暗害其侄子。因为阿尔米纽斯一直未离开瓦鲁斯,甚至现在仍跟随着他。就这样,约在9月底10月初,瓦鲁斯带领3个军团约2万人马,还带着大量行李、辎重和眷属,按原计划出发了。
    行进途中,西吉斯提再次提醒瓦鲁斯,不能疏忽大意,瓦鲁斯仍旧不听。
    队伍很快进入沼泽和森林之中,作盘旋前进。忽然,阿尔米纽斯不见了,同时接到报告,前卫部队遭到阻止。这正是日耳曼人的起义信号。
    直到这时,瓦鲁斯才如梦初醒,立即命令部队改道,沿多仑的隘路直接向阿里索进发。但由于有大量的辎重和行李相随,还有眷属同行,行动十分缓慢,加之听到起义的消息,人心惶惶,眷属们哭哭啼啼,吵吵嚷嚷,使本来就缓慢的队伍更难以加速。罗马军正在森林里砍树寻路,不料暴雨从天而降,地面路滑难走,被暴雨折断了的枯树烂枝不断地打在罗马人的头上,军队秩序混乱,眷属叫嚷不止,车辆难于前进,十分狼狈。
    突然,阿尔米纽斯率领起义军出现在面前,对罗马军队发起进攻,密集的标枪和箭石射向罗马人。瓦鲁斯命令队伍反击,组织一部分士兵坚持抵抗,一部分士兵迅速利用一个小高地构筑设防营地,总算顶住了起义军的攻击。
    为了迅速摆脱起义军的围攻,第二天上午,瓦鲁斯命令士兵赶快焚烧车辆,之后整理队伍,准备轻装撤退,并派一部分士兵作掩护。但是,队伍在森林中行走了一天,却仍然没有走出森林,他们迷失了方向。就在这时,起义军又出现了,他们又一次发动进攻,使瓦鲁斯的军队再受损失。
    第三天上午,罗马军继续组织前进,行至途中,又遇到特大暴雨。大家在泥泞中艰难地步行,齐膝深的雨水使之难以立足。大雨损坏了他们的兵器,浸透了士兵手中的防盾牌,弓弩和标枪也无法使用。正在这时,阿尔米纽斯再次率领起义队伍向罗马人冲来,罗马军难以抵挡,纷纷逃跑,队伍乱成一片。起义军紧追猛杀,瓦鲁斯和其他一些高级将领纷纷自杀。罗马的3个军团被消灭。
    之后,起义军接着又向阿里索进攻,很快将阿里索包围。驻守阿里索的罗马军团奋力抵抗,在一天夜里冲破义军重围,迅速与在爱提拉的罗马军团会合,力量加强。起义军未加追赶,自行撤退了。
    瓦鲁斯战败自杀的消息传到罗马,奥古斯都痛心疾首。3个罗马精锐集团的损失对奥古斯都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绝望地喊道:"瓦鲁斯呀,你还我军团!"条陀堡森林大战是世界历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次大战,它使日耳曼人摆脱罗马,获得了独立。此后,整个莱茵河以东地区又重归日耳曼人,罗马北部边境确定在沿莱茵河与多瑙河以南一带。
    日耳曼人反抗罗马的斗争取得胜利,主要原因是,这是被征服地区居民反抗征服者的正义战争。起义者利用罗马统帅骄傲轻敌的弱点,选择有利地形,对敌人予以攻击,加之天公作美,使不熟悉道路的罗马人受到暴雨袭击,最后被起义军彻底消灭。


    
    亚德里亚堡战争

    公元378年,哥特人与罗马帝国在亚德里亚堡进行的一场大规模战争。
    公元3世纪,罗马帝国奴隶制社会在经济和政治等方面爆发了全面危机,史称"3世纪危机。"首先是经济危机的出现,随后是政治动乱,统治集团内部因争权夺利而混战不休,行省纷纷宣布独立,中央政权一度瘫痪。
    危机和内战也使奴隶和其他劳动者陷入苦难的深渊,奴隶和隶农以及其他阶层的人民不断起义反抗,斗争范围遍及罗马、各地。社会动荡不安。统治者虽竭尽全力将起义镇压下去,但帝国的力量因此大受削弱,对外防务松弛下来。
    昔日强盛的罗马帝国已衰败不堪,无人能控制这个庞大混乱的帝国。公元364年,帝国一分为两个部分,瓦连第安统治西部帝国,法伦斯统治东部帝国。在这两个皇帝统治期间,罗马帝国更加混乱和衰落。帝国北方的日耳曼各部落组成同盟,时常侵袭罗马边境。其中,日耳曼部落的东哥特人和西哥特人对罗马边境的威胁最为严重。帝国境内的奴隶、隶农和下层人民,因苦于罗马统治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痛恨罗马统治者,故将入侵的日耳曼人奉为"救星",以求解放。因此,他们主动与日耳曼人联合,杀死贵族,夺取田地,令罗马统治者震惊。瓦连第安决定出兵镇压,他亲率大军投入战斗,结果被杀死。
    公元4世纪中叶,匈奴人大举西侵,迅速征服东哥特,随后又进攻西哥特,一直将西哥特人挤到多瑙河边。西哥特人派人向罗马皇帝法伦斯求救,请求罗马政府准许他们渡过多瑙河,到帝国领土上避难。罗马帝国认为,若把这些日耳曼人和罗马人的军队集合起来,便组成一支强大的队伍,既可减轻各行省征兵的负担,节省国库的开支,又可以他们对付其他蛮族的入侵。
    于是,罗马政府同意了西哥特人的请求,但要求他们在渡河之前交出一切武器,实际上,西哥特人并未如数交出,因为他们收买了收缴武器的罗马官兵,暗中留下了许多武器。
    定居帝国境内的西哥特人,不但未得到以前允许供给他们的粮食,反而受到当地罗马统治者的敲诈勒索。哥特人无以为生,被迫出卖自己的子女以换取口粮,成年的哥特人为了得到一块面包、一块肉或一条死狗,不惜以做奴隶为代价。在饥饿的威胁之下,哥特人起而反抗。在克利提吉尔恩的率领下,哥特人手持武器,高举义旗,杀死罗马将领和士兵,从他们手中夺过武器,用以武装自己。之后,哥特人又在色雷斯地区开展斗争,杀死罗马奴隶主贵族,焚烧其庄园,夺得土地。当地奴隶和隶农纷纷支持和响应,共同反对罗马统治者。大批的罗马士兵也倒向起义者,并给哥特人带路,找出贵族藏匿财宝和粮食的秘密地点。
    此时,东罗马皇帝法伦斯正在叙利亚指挥对波斯作战,惊闻哥特人反抗,立即撤兵,回头对付哥特人。法伦斯命令在亚美尼亚作战的罗马军队即刻前往色雷斯,并派人通知现任西罗马皇帝格拉提安,要他出兵助战。
    从亚美尼亚迅速撤至色雷斯的东罗马帝国军队很快与哥特人交战起来。
    哥特人拥有强大的骑兵队伍,使用铁制手盾、长矛和匕首以及锋利的战斧等武器,在与罗马军正规军团进行正面对垒作战时,充分显示出自身的优势,不断阻击和奇袭罗马军。他们使用由无数车辆结成的圆圈即"车城"以为防御,并且常从这种"车城"中突然冲出,袭击敌方,再迅速撤回。罗马军屡遭失败。但是,哥特人在用这种战术对罗马的有坚固城墙的城镇发起进攻时却不成功,攻之不克。于是,双方相持了好几个月。
    公元378年,西哥特人获得了东哥特人和匈奴人的援助,组成一个强大的联盟,准备与罗马东部军队一决雌雄。法伦斯则任命西罗马来援的塞巴斯西安担任步兵统帅,决心一举歼灭哥特人。
    新任步兵统帅塞巴斯西安迅速行动,组织队伍。他发现,现在他统率的罗马军团中,官兵懒散,作战不力。为此,他首先向士兵分发军饷,鼓舞士气,安抚军心;然后挑选精兵,从每个军团中选出300人,组成一支2,000人的精锐部队;最后对这支精锐队伍进行短时间训练,使其作战有力。一切工作就绪,塞巴斯西安立即率领队伍出发,很快将亚德里亚堡占领。第二天,塞巴斯西安发现一支哥特人的部队正在希伯勒河附近抢劫,便率领一部分军队尾随其后,等到夜晚来临、敌人宿营休息时,塞巴斯西安率军突然袭击这支哥特人,对方毫无准备,仓促应战,迅速被歼灭。
    这次突袭胜利,使法伦斯异常兴奋,忘乎所以。他决定不等格拉提安率领的援兵到达就立即御驾亲征。恰在此时,有人报告说,有一支一万人左右的哥特人正要行动,准备通过亚德里亚堡附近向西进军。急于取胜的法伦斯认为这正是消灭对方的好机会,于是急不可耐地率领大军出发。队伍行至亚德里亚堡城边时,塞巴斯西安劝告法伦斯停止前行,因为这支队伍人数虽多,但作战力并不强。法伦斯对此不予理睬,仍我行我素,并开始作决战前的准备。他命令士兵在敌人必经之地结木为寨,挖掘堑壕,以待敌方。正在行军途中的格拉提安获悉法伦斯的行动后,立即派人送来书信,劝法伦斯谨慎从事,切不可单独冒险出击,一定要等他们的援军到达后再共同对敌作战。法伦斯在一些谄媚奸佞之徒的极力怂恿之下,不听格拉提安的劝告,反而加快了进攻的步伐,以免格拉提安来分享胜利的荣誉。
    克利提吉尔恩派心腹晋见法伦斯,提出如下要求:只要法伦斯把色雷斯地区都划给哥特人,哥特人同意与罗马缔结永久性的和约。法伦斯一口回绝,一心要战败对方。公元378年8月9日,法伦斯将行李,辎重等留在营寨,文官大臣、金银首饰都留在亚德里亚堡城内,自己亲率大军出发,寻找哥特人决战。
    罗马军队行进到下午2时左右,来到了离亚德里亚堡约12公里的地方。
    侦察兵提供的情报说,发现敌人的圆形"车城"。法伦斯立即命令士兵摆开阵式。右翼骑兵迅速展开,步兵方阵紧随其后;左翼骑兵却拖拖拉拉,散乱不堪,好长时间之后才集合到指定位置。对罗马士兵来说,万幸的是,克利提吉尔恩的骑兵主力外出搜掳给养去了,否则早被哥特骑兵趁机攻击了。
    见对方已大兵压境,克利提吉尔恩迅速想出对付的办法。为等候骑兵主力返回,克利提吉尔恩一面派人去迅速召回骑兵主力,一面派代表向法伦斯假意求和,同时又在平原上放火焚木,破坏罗马人的战斗准备。
    当哥特人的代表来到罗马营地时,法伦斯并无心与他们谈判,因此他假装生气地说,对方派来的人都是些下等人,假使克利提吉尔恩真想缔结永久和平条约的话,就应该亲自来求和。克利提吉尔恩乘此机会提出条件,要求罗马派贵族作为人质。法伦斯同意了对方的要求。就在双方你去我来、提出条件的这段时间里,哥特人的骑兵主力己迅速召回,作好了作战前的准备工作。
    这时,法伦斯派去作人质的使臣正在途中,快要到达哥特人的"车城"时,跟随在这些人质使臣后面的一些弓弩手突然向哥特人"开火"。使臣见形势不妙,立即转身回撤,双方的战斗开始了。
    战斗在一片旷野上进行,联合的哥特骑兵快速冲向罗马阵营,罗马人立即应战,最先出战的是右翼骑兵。交战不一会儿,罗马骑兵战败。左翼骑兵紧急向前,直扑"车城"。哥特骑兵集中力量紧追左翼,罗马兵难以抵抗,很快被击溃。
    罗马骑兵失利,步兵顿感独立无援,失去保护。但仍决定与对方决战。
    正在调整队形时,哥特骑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猛扑过来,罗马士兵被挤在了一起,连刀都无法拔出来。战场上战马奔驰,尘土飞扬,模糊了罗马士兵的视线,无数箭石飞向罗马人,罗马方面损失巨大。
    就在这时,克利提吉尔恩又指挥"车城"中的步兵投入战场,将罗马人紧紧围住,罗马人拼命抵抗,双方展开了肉搏战,喊杀声震天,刀枪剑斧飞舞。战场上尸横遍地,血染阵地。最后,罗马士兵被哥特人击溃,四下逃窜。
    法伦斯见自己大势已去,也准备逃跑。近卫军丢弃皇帝独自逃走。罗马预备队急忙前来援救,被哥特人追赶,也各顾自己溜之大吉。夜幕降临时,法伦斯隐藏在士兵中间,但此时他已身受重伤,很快死去。
    这一战,罗马大败、损失惨重。罗马军队约2/3的兵力共4万余人损失掉。皇帝法伦斯、步兵统帅、骑兵司令和其他许多的指挥官等都被杀。在罗马历史上,除了坎尼战役以外,还没有过类似的惨败。法伦斯死后,提奥多西接任皇帝之职。整个帝国已经衰败,无力驾御庞大统一的领土,公元395年,提奥多西正式承认将帝国一分为二,成为两个独立存在的国家。提奥多西继任后,不得不承认让西哥特人定居在今南斯拉夫地区。
    亚德里亚堡战役以西哥特人的胜利和罗马帝国的失败而告终。之所以会有如此结局,主要是由于法伦斯狂傲自大,不听忠告,急于求胜,不顾条件是否成熟;当哥特人的骑兵主力外出未回时,未及时地集中兵力进攻哥特人的营地,反因对方的假意谈判延误了战机;此战还表明,罗马古老的方阵和军团等战术已经丧失了原有的活力,骑兵的作用越发重要,在投射力量和防卫兵器无重大变化的时代,骑兵是战争中的主力,古代步兵队形无法抵挡骑兵冲击。


    
    罗马帝国时期的军事思想

    帝国时期,罗马的军事制度日益完善,涌现出许多著名的军事理论家,他们提出的军事思想与军事理论在西方军事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1.弗龙蒂努斯的军事思想与理论
    塞.尤.弗龙蒂努斯(约公元35年—103年)是古罗马的政治家和军事理论家。一生中军事著述颇丰,但大部分均已散佚,仅有《谋略》一书留传至今。该书共4卷,50章,581条,分类详尽,举例繁多。作者在书中收集了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各次重大战争,内容涉及作战用兵的各个方面,其中不乏妙计高招,而用谋者均是古代世界著名的统帅,如大流士、居鲁士、腓力、亚历山大、汉尼拔、凯撒、马略等。因此,该书是一本以介绍谋略为主旨的学术著作,告知我们一些克敌制胜的道理。
    《谋略》第1卷是关于战争开始前使用的谋略实例;第2卷是关于战争本身的、尤其是有助于制服敌人方面的谋略实例;第3卷是关于围困和解除围困时采用的谋略实例;第4卷是关于军人道德方面的内容。作者以大量富有教益的史例阐述了当时的军事技术,强调军事理论同历史经验的密切关系。对帝国后期的军事思想也产生了影响。其主要内容如下:
    (1)战争开始前使用的谋略
    隐蔽己方计划:为了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弗龙蒂努斯认为,在战前应隐蔽己方计划,不让敌人知晓自己的战略意图,其作战计划有时甚至对自己的下属和亲人也保密。"迦太基将领希米尔科希望突然在西西里岛登陆,可他对这次航行的目的地秘而不宣,只是给各舰舰长每人一只密封好的封套,内装标明航线的图表和停泊的港口,并下令只要舰船未因遭到暴风雨袭击而与旗舰离散,任何人不得拆读手里的封套。"为了隐蔽自己的作战意图,可使用苦肉计,或制造假象等计策迷惑敌人。
    刺探敌方计划: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弗龙蒂努斯列出了不少刺探敌方计划的办法,或乔装打扮潜进敌营,或袭击敌人驻地,抓获俘虏,或假装投敌,摸清敌情,再侍机逃回,或凭将帅的仔细观察,推断得出敌方情报等等。
    择定作战方式:弗龙蒂努斯认为,交战方式的选择,应视参战双方的实力而定。当己方强大,彼方力弱时,可以摆开阵势交战;当彼方强大,己方力弱时,可专心致志固守一地,使彼方耗其力,最后不得不撤围;当无力抵抗,也不能忍受被围困时,可暂时放弃一地,转移他方再行决战。
    途中设置埋伏:在开战前巧妙地设置埋伏,使敌人落入圈套,再一举歼灭之。《谋略》中提到几种设伏的方法:先在一选定地点埋下伏兵,再以一部分兵力诱敌进入埋伏圈内;或事先预料敌人必经之地,然后选择适于伏击的地方埋伏下来,待敌人到来时予以猛击。
    (2)战斗进行中使用的谋略
    交战时机与交战地点的选择:能否选择好适当的交战时机与交战地点,对战争的胜败具有决定作用。弗龙蒂努斯列出的战例中,谈到最佳交战时机有几种:
    一是敌疲我打。让自己的士兵吃好喝好休息好,并且隐蔽好自己。等到午后一点钟,当敌人饥渴难耐,精疲力竭时,突然出击,将其击溃。
    二是攻其不备。凯撒在对日耳曼人作战时,专门挑选月亏时节向对方开战(日耳曼人有一条法规:月亏时节不开战),因而打败了日耳曼人。
    三是当敌人因愤怒和绝望而变得狂暴时,不宜对之作战。至于交战地点的选择,因本着于己有利,于彼不利的原则。狭窄地形不利于密集方阵;居高临下的地形利于冲击敌人;部署作战线时应力求使部队背向风沙;抢占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关口。
    兵力部署:在部署兵力时,应针锋相对,以己强兵对彼弱兵,造成对方队伍的混乱,一举击溃之。弗龙蒂努斯举列说,马其顿王腓力在与伊利里亚人进行战争时,发现敌人的正面军全是精兵,实力雄厚,但其两翼的兵力却弱得多了。于是,腓力在右翼部署最强壮的士兵,去攻击敌人的左翼,结果使敌人的整个作战线陷于一片混乱,进而大获全胜。或把强兵配置在两侧,中间为弱兵,引诱对方向中间推进,进而将敌人围而歼之。
    振奋士气:在战争中,士气尤为重要。将领应倾其全力振奋士气,以确保战斗的胜利。具体作法很多。一是严明军纪,士兵只许向前,不许退却,违令者斩;统帅身先士卒,作出榜样;不露败绩,稳定士兵。罗马内战时期,苏拉的一些辅助部队遭敌人包围并被消灭。之后,苏拉担心这次灾难会使他的全军陷于惊慌失措,于是便宣布,是他自己故意把这些辅助部队派到危险地带去的,因为他们密谋倒戈。
    粮秣供应:行军打仗,粮秣必不可少。兵力强大,但粮秣供应断绝,终将失败。因此,必须有充足的粮秣供应。同时,为了打败对方,常使用的有效方法之一是饥敌,即破坏敌人的粮秣供应,使其挨饿,最终失败投降。应强调的是,自己的队伍一旦粮秣吃紧,遇到困难,一定要设法隐瞒,并让敌人感到自己的粮秣仍很充裕。弗龙蒂努斯提到,公元前390年,当卡皮托遭到高卢人围困时,罗马人陷于极端的饥饿之中,但还是往敌人堆里扔粮食。这就造成了一种印象:似乎他们的粮食供应还相当充实,从而顶住了围困,直到卡米卢斯前来解围。
    (3)有关军人道德的内容
    将帅治军:严格的纪律是军队战无不胜的保证。
    作为统帅,应治军严厉,严肃军纪。对临阵脱逃者予以严惩。"如果有人丢失他们的阵地,阿庇乌斯.克劳狄乌斯就用抽签的办法将每十名中签者挑出来杀死";对士兵严加训练。普布柳斯.西庇阿经常强迫罗马士兵行军,命令他们自己背几天的口粮,使其习惯吃苦;对擅自行动者重罚。罗马独裁官"曼柳斯惩治了他的亲生子,当着军队的面砍了儿子的头。尽管儿子得胜而归,因为他去与敌人作战却是违反父亲的旨意的。"将帅律己:将帅的言行对士兵影响极大。
    弗龙蒂努斯在《谋略》中列举了许多名将的模范行为。
    一是勤奋工作。迦太基名将汉尼拔常常工作到深夜,从不休息。
    二是节俭。罗马名将格奈乌斯.西庇阿在西班牙赢得许多功绩之后战死了。死时他一贫如洗,甚至连替女儿们办嫁妆的钱也没有留下。
    三是与士兵打成一片。罗马将领埃米利阿努斯.西庇阿常常喜欢在行进间开饭,他常常同他的朋友们同走同吃。
    四是冲锋在前。罗马执政官波斯图米乌斯要求他的部队英勇杀敌,他高举战旗,率先向敌人冲去。他的士兵紧随其后,一举夺得胜利。
    2.维该提阿斯的军事理论与思想
    维该提阿斯是公元4世纪初期罗马著名的军事理论家,他在详细研究前人战争经验和军事理论的基础上,写出《军事概述》(亦称《罗马军制》)一书。全书共有4章,用以献给罗马皇帝,使罗马帝国得以长治久安。该书内容涉及众多的基本军事理论,反映出古罗马高度的军事艺术水平。主要内容大致如下:
    (1)士兵及其训练
    战斗是由人来进行的,因此士兵兵源与士兵素质十分重要。什么人作士兵最为合适?维该提阿斯认为,农民兵最佳,因为他们能够吃苦。只有在兵源不足的情况下,才从市民中招募新兵。但是,必须对这部分士兵加强吃苦耐劳方面的训练,使其练出健康强壮的体魄,以适应战斗。
    青年机智灵活,掌握军事知识和技能迅速,是优先选择的对象。
    维该提阿斯特别强调加紧练兵。要使普通农民成为一名合格的战士,必须使其掌握运用武器的艺术。而这又是一个长期的训练过程。新兵一般要经过4个月或更多时间的训练,其训练内容有:射箭、投掷石器、练习使用矛和盾、熟悉各种战斗队形(正方形、楔形、圆形)。此外,每月还有三次全副武装的野外行军,并学习建筑野营工事等。
    因此,按照维该提阿斯观点,最佳士兵应该是年轻力壮、吃苦耐劳、勇敢顽强、掌握军事艺术。
    (2)军队组织、装备及攻守器械
    维该提阿斯把军队分为步兵、骑兵和海军3部分,其作用分别是保护城市、平原和海洋。其中,海军由两种船舰组成:战列舰(主力舰)和侦察舰。侦察舰应涂上海波颜色,水手和战士也应穿海波色服装,起隐蔽作用。
    步兵分为军团和辅助军队,军团由10个联队组成,这10个联队的人员编制如下:第1联队为精锐兵,有步兵1150人,骑兵132人;其余九个联队每队有步兵550人,骑兵66人。每个联队有百人团5个,骑兵队2个,每个百人团有步兵110名,骑兵32人。每个百人团有10个帐蓬,每个帐蓬有10个人,班长为首。辅助部队在战斗中作为援军力量。
    作战中,军团应备好各种所需物。如架浮桥用的划子(独木舟)、铁钩、长杆铁镰、二齿锄、锹、铲、运土用的篮子和箱子、斧、锯、木匠工具和为制造攻城机械所用的铁制手工工具以及使用这些工具的匠人。此外,每个军团都有制造武器的作坊。
    进攻与守卫是战斗中常见的形式。进攻时常使用的武器与攻城机械有:各种弩炮、破城锤、带镰刀的杆子以及火箭和火矛等。为攻克敌人的城堡,有时还在城外挖坑道以通往城堡内;守卫城堡者常使用的器械是:木炮、弩炮、弩、投石器和用以捕捉敌人破城锤的"狼"。为了截断敌人向城内控掘坑道,还在城堡围墙内侧开挖深沟。
    维该提阿斯还非常注重城防工事的建造和军需物资的储备,认为这是抵抗敌人入侵并保护自己的必需设施。具体说来,城防工事分为天然的和人工的两种,前者利用自然存在的险峻地势或河道以为屏障;后者则以人力修筑壕沟与城墙。维该提阿斯主张,将防御城墙筑成凸凹不平状,并在各个拐角的凸出部分修筑一些彼此相距不远的塔楼,以对抗敌人的破城锤的冲击,还在凸出部分的塔楼处还击敌人;壕沟则是阻碍敌人攻城的障碍。
    此外,还必须储备充足的军需物资和给养,以有力地抗击敌人。
    (3)行军与战地选择以及战斗队形之布署
    打仗与行军是连在一起的,而且行军途中同样充满危险,这种危险甚至大于战时所遭遇到的危险。为此,维该提阿斯指出了一些行军注意事项。一是事先要有计划,制好地图。在确定了目标之后,一张详细而准确的平面图是必需的,再加上一些熟悉地形的向导,为安全行军提供了条件。行军方向不可泄露,为安全起见,最好走敌人最少怀疑的道路;二是要组织好侦察、警戒以及对行军序列的保卫工作。
    行军路上可能遇到许多难以料想的危险,因此有必要派人进行侦察,侦察兵以最精良的骑兵为佳。夜间应组织好警戒,以免发生意外。队伍行军中的序列应为:先头部队(分遣的骑兵、步兵)、中央队伍(辎重队)、后卫部队(一部分步兵和骑兵)。为保障行军队伍两翼的安全,还应派出分遣的侧翼部队;三是了解敌人的战术与优势。因为,若能正确判断敌我,则能战无不胜。
    对于战地的选择,维该提阿斯认为,在战斗之前必须细心地选择好战场,因为"地点常常会比勇敢带来更大的效益。"选择战场时,地势越高越好,谁占领了至高点,谁就取得了双倍的成功。太阳、尘埃和风是选择战地时应注意的3个因素,应背向它们,以使敌人眼花缭乱。
    战斗队形的部署至关重要。罗马军团的战斗队形起初为三列队法,后改为两列队法,即分为两线,维该提阿斯记载的正是两列队法。两线战斗队形的具体部署是:每线分为5个联队。联队排成6至10个横列。第1列为训练有素的老兵,第2列为身穿铠甲的射手和精选的矛兵。第3列为轻装的青年射手和矛手,第四列为轻装的射手,装备有盾牌,掷镖枪与弹丸。第5列是弩炮手和投石手,第6列是武装精良的战士。第1、2列是战斗的支柱。第3、4列通常在阵前向敌人挑战,如果敌退,他们便与骑兵一同追击敌人;如果被敌人击退,他们便撤至第1、2列之后,由第1、2列士兵进行战斗。第5、6列为精锐强兵,他们在战斗开始时并不介入,而是坐着养精蓄锐,准备同敌人作最后的决战。
    在维该提阿斯时,罗马军团己渐趋衰弱。因此,维该提阿斯主张恢复方阵,加强阵列的纵深,以恢复罗马军事上的强大。


    
    叙利亚战争

    亚历山大死后,其部将塞琉古据有巴比伦一带,其后数年又与亚历山大的另一部将安提柯争夺叙利亚,使自己的地位日益巩固,于公元前305年称王,号塞琉古一世(公元前305年——公元前280年),统治西亚和中亚广大地区,叙利亚为其统治中心,故又称叙利亚王国。
    叙利亚王国的统治沿袭波斯帝国的专制政体。在中央有庞大的官僚机构,地方设有25个郡,由总督管民政,将军管军事,财务官管税收。在边远地区设立要塞城市,屯兵驻守。
    叙利亚王国不断向外扩张,与埃及、马其顿发生冲突。自公元前276年至公元前195年,与埃及发生了5次争夺地中海霸权的战争,继而又与罗马争战(公元前192年至公元前190年),历史上称之为叙利亚战争。
    第二次马其顿战争期间,叙利亚国王安条克三世便乘机扩张领土,越过赫勒斯滂海峡略取了马其顿的色雷斯地区,这与当时正向东扩张的罗马利益发生冲突。第二次马其顿战争结束之后,罗马成为希腊的主宰。罗马在希腊的所作所为很快引起希腊人的极大不满,于是,罗马同盟埃托利亚首先起来反对罗马。同时,他们又派出使节到叙利亚,劝对方出兵希腊,打败罗马人,希望叙利亚成为希腊真正的解放者。安条克三世是个很有野心的人物,他想借此机会吞并希腊,于是,他答应了希腊使者的请求,派兵对罗马作战。叙利亚战争爆发。
    公元前192年春天,安条克三世率领1万名步兵、1000名骑兵、600头战象组成的大军,在色萨利东部沿海登陆。罗马方面则组织2万名步兵、2000名骑兵和15头战象来抵抗。罗马军向东行进,渡过亚得里亚海,很快进入色萨利。安条克三世见对方势力强大、来势凶猛,自己恐不是对手,连忙派人回国增调援兵;同时,他自己则率领身边的队伍抢先占据希腊中部的温泉关,企图凭借这个难以通行的峡谷阻击罗马人,并等待援军。而罗马人则趁夜间对方未注意之时,快速行进,爬过高山悬崖,找到叙利亚人的后方,突然向其进攻,把对方打得大败。安条克三世带着500骑兵,头也不回地逃跑,先到了优卑亚岛的卡尔基斯,再从那里渡海向东,逃到了小亚细亚沿岸的以弗所。叙利亚的同盟者也纷纷叛离,归顺罗马,最后只有埃托利亚仍坚持抵抗。
    罗马元老院决定组织强大的海军,趁势渡过爱琴海,向小亚细亚进军。
    公元前190年,罗马执政官小西庇阿率领大军向叙利亚开拔。为了解除后顾之忧,罗马与中希腊的埃托利亚缔结了6个月的停战和约。
    再说,安条克三世败逃回去之后,他料定罗马会迅速来进攻叙利亚。于是,他在赫勒斯滂海峡北岸的塞斯托斯和南岸的阿比杜斯修筑了海陆防御体系,以阻止罗马人向小亚细亚进攻;同时,又在色雷斯的莱西马基亚储藏大量军需,以保障战地供给。
    罗马海军于公元前190年夏天渡过爱琴海,到达开俄斯附近。司令李维命令一部分船舰留下,抓紧训练、演习并制造各种器械;另一部分船舰则随他到海峡前去迎接陆军的到来。安条克三世获悉这一情况之后,立即决定袭击留在开俄斯的那部分罗马海军,并略施一计:由叙利亚海军大将书信一封,寄至开俄斯附近的罗马军营中,谎称自己准备向罗马人投降,相约在萨摩斯附近见面。罗马人果真将舰队驶往萨摩斯,他们不知叙利亚舰队一直尾随其后,而且叙利亚陆军已抢先占领萨摩斯。因此,待罗马海军一靠近相约地点,立即受到突如其来的袭击,慌忙弃船向陆上逃去。不料又碰上叙利亚步兵的刺杀,罗马人大吃苦头。只有7条有火容器设备的船舰逃跑了,因为叙利亚人害怕火,没有船敢靠近它们。其余的20艘舰船被毁被获,大部分人员被杀被俘。
    罗马海军司令李维闻讯,立即回渡希腊。他将所有船只集合起来,向以弗所进发。他命令一部分士兵准备在海上与叙利亚海军决战,另一部分在敌海岸登陆,准备袭击对方的补给。9月,双方军队在以弗所的海面上相遇。
    此时安条克三世正驻守在莱西马基亚,他听说罗马人将一种系在长杆上的盛有火的铁容器作为武器,投掷到了叙利亚军舰上,使叙利亚人受损不小,顿感恐慌。同时,安条克三世又考虑到罗马陆军很快会到来,那时一定进攻赫勒斯滂海峡,对他形成夹击之势。于是,安条克三世主动撤离了莱西马基亚,进入小亚细亚的腹地,在那里集结大量陆军待战。罗马趁势夺取了莱西马基亚,并获取了安条克三世原来贮存在此的大量粮食、钱财和武器,顺利渡过无人防守的赫勒斯滂海峡。
    公元前190年12月底的一个早晨,两军在开俄斯以东、赫尔木斯河以南的马格里西亚平原上作战。双方迅速配置自己的队伍。安条克的军队总数为7万人,最强的是1.6万人的马其顿方阵形式排列的重装步兵,置于队伍正中,分为10队,每队1600人,前排50人,纵深32排。每队的侧面有战象22头。"方阵的外表像一条城墙,而战象是城上的堡塔。"再在其两侧分别配置骑兵,共1.2万人。此外,右翼还配置有轻装部队、轻装骑兵和骑兵弓箭手;左翼是同盟国和其他部落组成的混合部队和轻装骑兵。在队伍最前列安置有带镰刀的战车和骆驼,弓箭手、投石兵、标枪兵和轻盾兵紧随其后。
    安条克三世和他的儿子塞琉古分别指挥队伍的右翼和左翼,腓力指挥中央象队。
    罗马军则兵分左中右三部分排列。左翼靠近河边,有1万人左右的罗马军团。军团兵后面是1万意大利同盟军,这两部分军队都列成三行战斗队形。
    再后面是帕加马同盟军和亚细亚的3000轻步兵;右翼的兵力约3000人,由罗马、意大利和帕加马的骑兵组成;中间为轻装部队和弓箭手,战象殿其后。
    执政官小西庇阿、多米提乌斯和帕加马的欧米尼斯分别任中央、左翼和右翼指挥。全部兵力共3万人。
    安条克三世先声夺人,他亲率叙利亚右翼骑兵向前推进,突破罗马军左翼,对方急忙调头退却,致使后面兵力混乱,跟着后撤,安条克三世追赶他们很远。
    与此同时,叙利亚军的左翼和中央却遭受失败。罗马右翼军在帕加马王欧米尼斯指挥下,开始出击。欧米尼斯命令投石手和弓箭手和其他轻装部队包围带有镰刀的战车,向马射击。很多马匹受伤之后,惊恐地拖着战车四处冲撞,使原先配置在战车防线后面的骆驼队伍和重铠甲骑兵相继混乱。加上大雾天气,叙利亚人不辨你我。欧米尼斯继续追击,身着重铠甲的骑兵行动缓慢,被罗马人迅速追上杀死。
    被配置于中央的叙利亚方阵军没有机会冲锋,也没有机会疏散他们的密集队形,四面八方受到敌人武器的攻击。他们伸长密集的长矛,向罗马人挑战,想与对方肉搏战。但罗马人只是包围着他们,并不接近他们,并不断用标枪和箭袭击他们。叙利亚人因方阵队伍密集,无法挡开和躲避罗马兵的投射器,损失惨重,不得不向后退却。但却使方阵内的战象受惊失控,乱窜乱冲,不可驾驭,践踏死不少人。加之欧米尼斯率右翼罗马军协同小西庇阿作战,方阵军迅速溃散,狼狈而逃。
    再说安条克三世指挥叙利亚右翼穷追罗马左翼兵很远,这才发现自己远离主战场太远,于是停止前行,迅速反回。途中与罗马右翼和中央军相遇,交战一会儿之后,安条克三世率军奋力冲杀,返回主战场。眼前一片惨败景象:他的士兵、马匹、战象横七竖八躺在血泊之中,大队人马已溃散。他无力再战,慌忙逃跑,第二天退回叙利亚。
    马格尼西亚一役,安条克损失5万多人,战象大部被杀,15头被捕捉;而罗马方面仅损失300多人。安条克不得不向罗马求和。双方缔结和约:叙利亚放弃在色雷斯和小亚细亚的一切领地;遣还战俘,交出所有的战象,只准保留10艘战舰,其余全部交出;赔偿巨款,交出迦太基名将汉尼拔。叙利亚全部接受(只有一条未办到,即事先放走了汉尼拔)。从此,叙利亚王国退出小亚,它失去了昔日的重要地位。
    安条克三世在马格尼西亚战役中失败的原因主要在于:在战略上,他犯了两个致命的错误,即轻易放弃莱西马基亚及那里的粮食与武器等重要军需品;不该轻易撤掉赫勒斯滂海峡的防线,使罗马人畅通无阻地渡过海峡。在战术上,兵力部署不当,他不该把最强大的步兵方阵紧缩在中央,使之无用武之地,最后被罗马人歼灭。
    长期的争霸战争消耗了叙利亚的国力。早在第一次叙利亚战争之后,帕加马便宣告独立。第二次叙利亚战争之后,大夏和安息也相继独立。马格尼西亚战役之后,叙利亚王国各地又出现了人民的反抗斗争。公元前171年,耶路撒冷人民掀起反抗斗争;公元前176年,犹太人起义,反对安条克四世宣布犹太教为非法。公元前142年,犹太宣告独立。安条克七世时再次将犹太征服,并在远征安息时全军覆没,自己则战死沙场;公元前127年,两河流域以东已不再受叙利亚王国控制。公元前2世纪中叶以后,叙利亚王国内讧不断,动荡不安,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公元前64年,罗马的庞培率大军兵临西亚,叙利亚王国灭亡。叙利亚沦为罗马的一个行省。


    
    卡里战役

    卡里战役是公元前1世纪中叶罗马与安息在幼发拉底河上游的卡里城附近进行的一场大的战斗。
    塞琉古王国(叙利亚王国)之后,在西亚兴起了另一大帝国,即安息帝国。安息又名帕提亚,位于里海东南,即现在的伊朗东北部和土库曼一带。
    最早它是波斯帝国的属地,后成为亚历山大帝国和塞琉古王国的一个省。公元前3世纪中叶,趁塞琉古王国进行对外侵略战争、力量受到削弱之际,帕提亚游牧部落达赫人掀起反抗斗争。大夏贵族阿尔萨息利用达赫人的斗争,当上了达赫部落的领袖,率部落起义,杀死塞琉古总督,于公元前247年称王,号阿尔萨息一世(公元前247年——公元前211年),建立阿尔萨息王朝。司马迁的《史记》将阿尔萨息音译为安息。
    安息国王密特里达提一世(公元前171年——公元前138年)和密特里达提二世(公元前123年——公元前88年)时,一边同塞琉古王国的势力作斗争,一边不断扩张自己的领土。"安息的军队,差不多全是骑兵。"这些骑兵可分为两类:贵族骑士和平民骑士。"贵族骑士所穿的是重甲,所用的武器是剑和矛。"而"平民则穿轻甲,是骑马的箭手。"他们具有极强的战斗力。安息国王依靠他们组成的军队,先后占领了马尔吉安那、塞琉西亚,将塞琉古的势力逐出两河流域,之后又驱赶塞种人于伊朗的东南部和印度的西北部。到公元前1世纪,又占领了亚美尼亚,将势力扩张到南高加索和小亚的一部分,领土达200万平方公里,从一个不起眼的小王国一跃而为强有力的大帝国。公元前1世纪中叶,将首都迁往泰西封。
    公元前2世纪,欧亚大陆有了3个强国并存:东方是中国的汉朝,其势力西达中亚;西方是欧洲的罗马,其武力东侵入西亚;在这两个强国之间则是安息。
    公元前2世纪,罗马的扩张势力向西亚发展,其目标一是两河流域,二是高加索以南的亚美尼亚。因为两河流域乃西亚的政治经济重心,具有丰富的资源与财富;而亚美尼亚地势重要,据有这块高地,可以居高临下,钳制安息。罗马在西亚的行动与安息的利益发生矛盾,为此,两帝国之间进行了断断续续200多年的战争。为抗击罗马的向东扩张,安息竭尽全力投入战斗,其中最重要的一次战斗是卡里(或译卡雷)战役。
    公元前1世纪中叶,罗马统治阶级内部争夺权力的斗争十分激烈,共和国的权力逐渐向少数军人手里集中,于是形成三大显赫势力。公元前60年夏,庞培、克拉苏、凯撤三人缔结秘密协定,产生了著名的"前三头同盟"。表面上三头结盟联合,暗地里却心怀鬼胎、各有用心。公元前56年,为了弥补三头之间出现的裂痕,在伊达拉里亚北部的路卡会议中决定:凯撒继任高卢总督5年;庞培和克拉苏担任下一年的执政官,任满后庞培出任西班牙总督,克拉苏去叙利亚任职。
    对此决定,三头之一的克拉苏喜出望外。因为,在三头之中,只有他自己政绩平平,军事上也无突出建树,连一次正式的凯旋式也没有举行过。要想战败其他两头,成为未来罗马的主宰,必须寻找战机,建功立业,积蓄资本。于是,克拉苏渴望到叙利亚任职,在那里向安息开战,打败安息,聚敛财富,提高自己的地位,赢得与庞培、凯撒相媲美的荣誉。为了实现自己的野心,已60多岁的克拉苏还未等到执政官期满,便匆匆赶往亚洲,准备对安息作战。
    公元前54年,克拉苏率领7个军团,4万余人,浩浩荡荡地开向东方。他命人在幼发拉底河上架了一座便桥,使大部队安全通过。随后未遇到什么抵抗便占领了美索不达米亚,许多城市都归附了他。他颇为得意,"在那些归顺的城市安置了总数达7000步兵和1000骑兵的驻军之后,他自己就回到叙利亚大营去过冬了。"他在那里等待他的儿子小克拉苏的到来,小克拉苏将率1000名精选的骑兵来与他会合。
    公元前53年,克拉苏集结队伍,准备与安息人作战。安息国王许罗德斯派了一位使臣前去劝说克拉苏,叫他不要轻易开战。此时的克拉苏仍沉浸在前一年的胜利喜悦之中,大言不惭地声称要在塞琉西亚回答许罗德斯。克拉苏的狂妄使安息使臣中的一位长者瓦吉塞斯忍不住嘲笑,这位长者指着自己的掌心对克拉苏说道:"啊,克拉苏,你要是能看到塞琉西亚,头发就会从这里长出来。"对此,克拉苏毫不理会,他一想到凯撒和庞培所得的荣誉便不能安枕,何况战争还会给他带来无数的战利品。于是,克拉苏又率领7个军团、8000骑兵再渡幼发拉底河,直扑塞琉西亚。
    在安息方面,由苏列那任军队统帅,抵挡克拉苏的兵马。苏列那富有家产,出身高贵,其地位仅次于国王。他年轻有为而又足智多谋,论其勇气与才干乃安息人中的佼佼者。面对来势凶猛的克拉苏军队,他避其锋芒,不与其正面交锋,采取灵活机动的诱敌深入的战术,令安息骑兵向后撤退。克拉苏的侦察人员向他报告说,前面人烟稀少,只看见一些马队的痕迹。克拉苏认为,安息人在迂回着逃避追击。这使他十分自信,其士兵也开始轻敌,完全不把安息人放在眼中,因为安息人不敢与他们交战。罗马军不断追踪安息人,安息人趁势将对方越来越远地诱入一望无垠的荒原深处,没有树木没有水,只有波浪似地起伏不定的沙丘。罗马士兵干渴难忍,饥饿难耐,士气低落。
    正在这时,原答应援助罗马的亚美尼亚王阿塔瓦斯德斯派来使者说,亚美尼亚王正受到安息国王许罗德斯的攻击,无法援助克拉苏,并劝克拉苏先对亚美尼亚予以帮助。这使罗马士兵更为沮丧。但克拉苏却准备孤注一掷,他立即部署兵力,把他的步兵沿着平原拉成长长的一条线,以防止敌人包围,同时把所有的骑兵分开,摆在两翼。后来他又改变了主意,将其人马集中,摆成一个中空的方阵。每面有12个步兵大队,每个步兵大队配置一个骑兵队,以使战线的每一部分都有骑兵支援,进可攻击,退可防守。整个罗马军队由卡西乌斯和小克拉苏指挥两翼,克拉苏居中策应。
    罗马兵以此队形列队前进,很快便发现了安息人。但令他们惊奇的是,安息人人数不多。原来,苏列那将安息主力隐蔽在他的前锋后面,并令他们用罩袍和皮革遮住盔甲的闪光。当罗马人靠近他们时,苏列那立即发出信号。
    随即,安息士兵发出一种深沉而可怕的怒吼声,猛冲向敌人。此时,他们脱去盔甲上的伪装,身上的胸甲和头盔闪闪发亮,他们的坐骑也披着铜和钢的甲衣,十分威武。在苏列那的率领下,安息士兵包围了罗马人的中心方阵。
    克拉苏连忙命令罗马轻装步兵向前冲锋,但很快便被安息人的一阵阵雨点般密集的箭矢挡了回来。这种箭簇的速度很快,而且有巨大威力,能穿透一切覆盖物。罗马轻装步兵忙逃向重装步兵中间以求隐蔽,由此引起重装步兵的混乱与恐惧。
    安息人从四面八方向罗马兵射箭,罗马人陷于悲惨境地。克拉苏派信使到他儿子那里,命令小克拉苏在被包围之前强行与安息人交战,以掩护主力转移。小克拉苏立即率1300名骑手、500名弓箭手和离他最近的8个步兵大队发起冲锋,安息人立即转了一个大弯避开。小克拉苏见状,以为安息人守不住而逃跑,立即下令追赶。追了很长一段距离之后,那些看似逃跑的安息人猛地转过身来,以全副铁甲的骑兵面对罗马人压住阵脚,其余骑兵则在周围来回驰骋,马蹄踏破地表,在深深的沙滩上腾起一阵阵尘雾,使罗马人视线模糊,说话也听不明白,挤在一个小圈里,被安息人的箭射得东倒西歪,许多罗马人的"手被铆在盾牌上,脚被箭穿透,深深钉在沙里,他们既无法逃跑,也无法自卫"。小克拉苏又命令骑兵冲向敌阵,与安息人短兵相接。这些骑兵多是高卢人,使用小而无力的矛,而且没有铠甲保护身体;而安息骑兵则身着重甲,这些铠甲用生牛皮和钢铁制成,高卢骑兵的矛无法将它刺穿。于是,许多高卢人放弃了自己的马匹,抓住安息人长矛,把他们从马上揪了下来,同安息人扭打在一起;还有的高卢人用刀刺穿马的肚子。马疼得直立起来,在倒毙时把马上的安息骑兵和马下的罗马士兵一起践踏。
    但是,高卢骑兵很快溃败,他们的大部分马匹死于对方的长矛之下。他们不得不退到步兵那儿去,携带着受了重伤的小克拉苏在附近的一个小沙丘停了下来。他们把马系在中央,在外围用盾牌连在一起,以免受安息人的箭击。但是,由于这里是小沙丘的地势,起伏不平的山地使盾牌后面的人站得更高,更加暴露,所有的人都难免一死。6000名罗马先头部队几乎全部溃灭。
    小克拉苏与其部下自杀而亡。安息人取下小克拉苏的首级,转而进攻克拉苏的主力部队。
    安息骑兵呼喊着逼近罗马主力部队,将小克拉苏的首级高高地悬挂在矛尖上,使罗马兵心惊胆颤,士气瓦解。安息人的轻装骑兵奔驰在罗马人的侧面,向罗马人放箭;重装步兵在正面,用长矛把马人驱赶到狭窄地带。一些企图与安息人决一死战的罗马兵,大胆地冲向对方,结果被对方用钢枪长矛刺杀,这种钢枪长矛力量之大,足以同时刺穿两个人。直到天黑,安息人才暂且收兵,因为安息人不惯于夜战。
    罗马人伤亡惨重,不得不趁黑夜逃跑。他们已顾不得其余伤兵,能逃的都迅速逃走。4000多名伤病号被扔下了。罗马人连夜逃回卡里城。由于城里粮食不足,罗马人不敢在此长留,很快又弃城出逃。
    第二天,安息士兵发现罗马人逃走,气愤之极,立即杀死了无法逃走的4000多名伤兵,然后紧追逃兵。此时,克拉苏的残余军队逃到一座山岗。安息人为防止罗马兵进入山区,不利于自己的骑兵作战,便由苏列那亲自出面,佯装要与克拉苏进行谈判。克拉苏心存戒心,担心对方有诈,不愿前往。无奈罗马士兵一致要求停止战斗,逼迫克拉苏答应对方的条件,克拉苏只好带着自己的参谋部人员,硬着头皮下山会见苏列那。克拉苏等人刚一出现,安息人立即一拥而上,将克拉苏等人当场杀死。罗马兵在失去主帅之后迅速被歼灭。克拉苏的首级被送至安息国王许罗德斯的手中。
    克拉苏在出征初期所率的4万多人的军队,一部分战死,一部分被俘。
    只有卡西乌斯统率之下的一个骑兵队零零落落地重新渡回幼发拉底河。克拉苏的失败,主要在于其狂妄轻敌:在武器装备上也不如安息人的精良;在叙利亚逗留期间,一心只想牟利而未做军事上的谋划;未同巴比伦和塞琉西亚这些对安息一直抱有敌意的城市建立联系,共同对敌,致使安息人充分准备,诱其深入,一举歼灭罗马兵。
    卡里战役阻止了罗马向幼发拉底河的扩张,动摇了罗马在小亚、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统治地位。之后,安息与罗马在西亚的实力基本均衡。卡里战役成为世界军事史上诱敌深入、以退为进、组织反攻、赢得胜利的著名战例。


    
    安息与罗马的战争

    1.安东尼远征安息
    凯撒被刺死之后,罗马又发生争夺继承权的斗争,最后于公元前43年形成"后三头",即安东尼、雷必达和屋大维,三头结盟成为"后三头同盟"。罗马元老院和公民大会认可了"后三头同盟",并使之获得了统治国家5年的权力。后三头在"为凯撒报仇"的口号下发布"公敌宣告",实行大屠杀,打败了对手,确立了自己的统治,于公元前40年划分各自的势力范围,安东尼分得了统治东方行省的权力,负责对安息作战。
    安东尼到了东方之后,以埃及为据点,积极准备对安息的出征。公元前36年,安东尼率领10万大军,向安息发起巨大攻势。安息国王弗拉特四世(公元前37年~公元前2年)组织队伍大力反攻。安东尼的队伍首先通过了亚美尼亚,想出其不意地打击安息人,但在围攻一个城市时遇到对方顽强的抵抗。安息人朝罗马士兵射出密集的箭矢,安东尼连忙下令部队原地停步,并排出龟甲掩蔽阵,安息人的箭矢在其头上飞越而过,未伤及士兵,直到安息人疲乏而止。
    不久,安息人把安东尼的筑垒线焚毁。安东尼异常气愤,"他抽杀了驻守这些筑垒线的两个大队的十分之一的士兵,并惩处了每个大队的百人队长。除此而外,他还遣散了指挥官,使他们蒙受耻辱,对军团的其他人则改行大麦供应制。"这后,安东尼不得不折回。为摆脱安息人对他的紧逼,安东尼组织部队在破晓时分拔营起程,开始退却,但常受到敌人的箭矢袭击。
    最后,安东尼采用了下述计策方才成功地甩掉了敌人。"有一天,他让他的部下直到临近正午时才回营,以此给人造成他已扎下一个久驻营地的印象。
    等安息人对此已不再疑惑并撤离时,他立即利用这一天余剩下的时间不受干扰地开始了他的井然有序的行军。"安东尼的远征失败了,其军队遭到巨大损失,3万精兵化为乌有。以后,为了准备对安息的新的出征,争取最富庶的东方国家埃及的支持,安东尼与埃及女王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他抛弃了妻子,同埃及女王克娄巴特拉七世正式结婚,并将罗马东方行省的部分地区赠与克娄巴特拉七世及其子女,由此引起了罗马人的极端不满,与屋大维之间的矛盾加深。于是,安东尼不得不忙于与屋大维的争斗,再远征安息一事不得不搁置一边。
    2.安息与罗马的战争(公元161——公元165年)
    安东尼出征安息失败之后,罗马加紧对安息的阴谋活动,积极准备再度入侵,而安息方面也不断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防备并予以反击。
    公元51年至公元63年,罗马和安息又在亚美尼亚王的任免问题上发生冲突,爆发战争。罗马首先东侵亚美尼亚,安息出兵应战,双方争战激烈。
    罗马皇帝尼禄指派多米提乌斯.科尔布罗为统帅,授予其指挥对安息的战争。
    科尔布罗首先整顿军队,将那些年老体弱因而不能作战的士兵清洗掉,再从其它地方征募军队,调来战斗力强的军团补充队伍。在公元58年与安息争夺亚美尼亚的一场大战中,科尔布罗把自己的队伍分成四部分:一部分列成龟形阵,由他率领着从下面去破坏敌人的工事;另一部分人把云梯搭到城墙上;再有一大批人用军事器械发射火把和投枪;还有一些人使用两种投射器,从远处向敌人发射铅弹,以使敌人在四面八方都受到巨大的威胁而无法相互支援。结果,罗马人以极小的伤亡击溃了敌人,攻下了几座要塞城市。后来又占领亚美尼亚首都阿尔塔克撒塔。罗马方面暂时居上峰;在以后的战斗中,安息方面又取得胜利。最终是胜负难分,双方不得不签订和约,规定亚美尼亚国王由安息王族充任,由罗马加冕。安息方面仍占优势,战争停止了一段时间。
    到罗马皇帝图拉真(公元53年~公元117年)统治时期,继续执行罗马多年奉行的对外扩张政策,把罗马帝国的疆土扩张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图拉真在完成了对西方的侵略之后,便将注意力转向东方,开始了他一生中的最后征战。安息是罗马在东方的宿敌,从苏拉时代起,罗马与安息的战争便时断时续,有时反被安息大败。对此,图拉真下定决心,对安息再度进行大规模的征战,一定要使之屈服。于是,图拉真对安息这个富庶而又不曾臣属于罗马的地区进行了约18年的战争。
    公元105年(或106年),图拉真派遣军队占领了阿拉伯北部的那巴特阿王国,将其辟为自己的新行省。由此,罗马控制了东方贸易的要道,也以此作为对安息战争的准备。
    公元110年,安息国王科斯洛伊斯违背了罗马的意思,废黜了拥护罗马的亚美尼亚王,另立自己的侄子为亚美尼亚王,引起亚美尼亚及安息内部的斗争。于是,图拉真以此为借口进行干涉。公元113年(或114年),图拉真派遣军队占领了亚美尼亚,将安息拥立的亚美尼亚王废掉,并宣布亚美尼亚为罗马行省。公元115年,图拉真又大举进攻美索不达米亚西北部地区,当地的地方诸侯及安息国王的藩臣几乎没有进行抵抗,因为他们无力对抗强大的罗马军,而安息国王科斯洛伊斯在自己的王国东部被牵制住而不能给他们以任何帮助。就这样,图拉真顺利地吞并了上美索不达米亚。公元115年12月,图拉真在幼发拉底河上建造了一个大的舰队。第二年春天,罗马军兵分两路,沿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下行,然后两路会合,对底格里斯河河畔的安息首都泰西封进行突击,安息国王科斯洛伊斯逃走,忙于处理王国东部事务。罗马舰队沿河下行,一直到达波斯湾。在这里,图拉真开始拟订出征印度的计划。
    就在这时,科斯洛伊斯在处理完王国东部事务之后,开始组织对罗马人的反攻。与此同时,被罗马征服的地区也出现了反对罗马侵略者的斗争,起义不限于美索不达米亚,它逐渐在巴勒斯坦、塞浦路斯和埃及的犹太人中间传布开来,数以万计的希腊人和罗马人被杀掉。图拉真不得不中止对安息的进一步进攻,而把大量的兵力开往起义地区。各地的起义斗争很快被镇压下去,但也使图拉真损兵折将,精疲力竭,不得不彻底放弃征服安息的计划。
    图拉真在泰西封将自己的傀儡加冕为安息国王,又将美索不达米亚西北部和亚述宣布为罗马行省。之后便撤兵回国。
    公元117年夏天,图拉真在返回罗马途中患中风病而处于半瘫痪状态,不久死于小亚南部海岸的西里西亚。
    在这之后,罗马和安息仍常启战端,但没有过决定性的战役,双方仍旧保持均势。
    在罗马皇帝马可.奥里略统治时期(公元121年~公元180年)帝国各地已经呈现出奴隶制危机的迹象,东方各行省的形势更加严峻,罗马军队在亚美尼亚被安息击败,安息人突入叙利亚。公元162年,马可.奥里略派军队向叙利亚进发,双方发生激战。最后,安息人被迫退出叙利亚,亚美尼亚重被罗马占领。公元165年,罗马重新占领美索不达米亚,正准备继续其军事行动时,东方出现了饥馑并开始流行瘟疫,罗马不得不与安息缔结和约。
    不久,罗马又开始东侵,攻占亚美尼亚和两河流域的大部分地区,并且再度攻陷塞琉西亚和泰西封。此时,安息王国内部矛盾重重,国势不振,但仍组织力量抵抗罗马。安息最后一个国王阿尔塔邦五世(约公元209年~公元224年)率人马迎击罗马,罗马人失败,安息从罗马人手里夺回亚美尼亚和大部美索不达米亚。
    由于长期的对外战争和本国内的王室纷争,使安息国力大减,政局不稳,人民不满,阶级矛盾尖锐。公元224年,安息被新起的王朝——伊朗萨珊王朝灭亡。罗马与安息在西亚的均势至此终止。


    
    萨珊王朝的军事

    1.萨珊王朝与罗马的斗争
    萨珊王朝是在古波斯人反抗安息统治的斗争中兴起的。公元3世纪,正当安息内外交困,被国内各种矛盾与斗争以及国外罗马大兵压境困扰时,波斯人趁机反抗。公元224年,安息的波斯侯阿尔达希尔起兵反对安息王朝,安息末王阿尔塔邦五世率兵镇压,双方在米底地区的奥米尔兹塔干附匠交锋,安息王战死,安息军被击溃。公元226年,阿尔达希尔占领泰西封,继而控制了原安息王国的广大地区,建立萨珊波斯王朝(因阿尔达希尔的始祖名叫萨珊而得名。公元226~公元642年),定泰西封为首都。
    阿尔达希尔虽已推翻安息王朝、将安息的全部领土收归己有,但他并不满足,他打算把罗马人从东方驱逐出去。于是,早在安息时代就已和罗马帝国开始的斗争,便由萨珊王朝继续了下去。这一斗争持续200多年,斗争的主要目标是亚美尼亚和美索不达米亚。
    公元231年,阿尔达希尔一世致信罗马皇帝塞维鲁,要求罗马势力退出亚洲,遭到拒绝。于是在这年秋天,双方发生战争。波斯军队首先突入叙利亚和卡帕多细亚,歼灭了那里的罗马卫戍部队。罗马皇帝塞维鲁在其母亲玛美亚的陪同下到了东方,准备与波斯决一死战。罗马统帅部制定了一个进攻波斯的复杂的计划,将军队分成北路、南路和中路三支。北路从卡帕多细亚通过亚美尼亚向米底推进;南路向东南方推进,前往占领巴比伦;中路由塞维鲁亲自指挥,准备穿过美索不达米亚。预计三路大军在底格里斯河右岸会师。
    战斗打响后,北路的战役进行得最为成功。由于北路军的努力奋战,波斯人处于不利,退出了亚美尼亚。但中路却进展缓慢,玛美亚生怕自己的儿子命丧战场,借口美索不达米亚的空气对皇帝有不良影响,会致使皇帝生病,因而退到了后方。中路军快抵达底格里斯河时,突然遭到波斯骑兵的猛烈攻击,波斯人以弓箭猛烈射向对方,中路军不得不退却。其它两路军也跟随中路主力军向后撤退,此战告终。公元232年,双方缔结和约。亚美尼亚被萨珊王朝并入。
    时隔不久,双方战事又起。萨珊王萨波尔一世(公元241年~公元272年)时,与罗马皇帝瓦列里安交战。瓦列里安试图把波斯人挤出美索不达米亚,但却在埃美撒城下被波斯人击败。最后不得不进行和谈。萨波尔一世要求个人与瓦列里安皇帝会见,以便商谈停战事宜。公元260年,当两人会见时,瓦列里安被波斯军俘虏。此战之后,萨珊王朝将势力扩展到卡帕多细亚。
    戴克里先任罗马皇帝时,罗马帝国的危机更为加深。为了挽救危机,戴克里先对内对外作了许多尝试。公元286年,戴克里先在亚美尼亚扶植君主,将原来被萨珊王朝处死的亚美尼亚王的儿子扶上王位,赶走了萨珊的势力。
    公元296年,萨珊王发兵进攻亚美尼亚,两军交战于两河流域的卡里,萨珊战败,双方缔结和约。萨珊王朝被迫让出底格里斯河以西地区和米底的一部分。
    公元4世纪时,罗马与萨珊波斯之间又进行过几次战争。公元359年,波斯国王萨波尔二世率大军渡过底格里斯河,向罗马进逼。罗马皇帝康士坦提乌斯不得不到东方组织迎战。公元360年冬,巴黎的高卢军队发生政变,军事首领优里亚努斯被宣布为皇帝。康士坦提乌斯未予理睬,继续与波斯人作战。公元360年10月5日,康士坦提乌斯死于小亚细亚,优里亚努斯成为罗马统治者。
    公元363年,优里亚努斯在作了细心的准备之后,重又恢复了康士坦提乌斯已开始的对波斯人的战争。起初,形势对罗马比较有利,罗马军队迅速突入东方直到泰西封,不久,波斯人开始反攻,罗马军抵挡不住,不得不向后撤退。优里亚努斯被敌人的投枪击中,命丧沙场。
    罗马军队立即选出统帅约维阿努斯为继承人。此时,波斯人已从四面八方压制罗马军队,罗马军面临即将覆没之险。最后,约维阿努斯答应退出戴克里先在美索不达米亚所占的几乎全部土地,这才挽救了罗马军队。公元336年,双方订立了30年和约,萨珊波斯获得了公元296年丧失的地区。公元384年,双方瓜分了亚美尼亚。
    进入公元5世纪,萨珊波斯与罗马的斗争逐渐缓和,在西亚维持均势。原因是,在西方,公元4世纪以后,罗马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互相混战。
    公元395年,罗马帝国一分为二,分裂为东西两个部分,昔日强大的帝国已不复存在。此外,奴隶、隶农和其他劳动人民的反抗斗争已汇成一股巨大的力量,给罗马以沉重打击。加之蛮族成批移入并大举进攻罗马,罗马已无力向外扩张争斗;在东方,嚈哒人的势力逐渐兴起,与萨珊波斯帝国发生冲突;在萨珊波斯王朝内部的斗争也很激烈,无暇顾及其它。
    2.马资达克起义
    马资达克起义是公元5世纪末6世纪初出现于伊朗地区的人民运动。
    公元4世纪至5世纪,是萨珊波斯帝国奴隶制没落、封建因素发展的时期。在帝国最富庶的省份,即两河流域中下游,奴隶和农村公社自由农民被束缚于土地上,他们日益隶农化;同时,由于赋税、兵役和宗教费用的压迫,生产者大量逃亡,许多村庄成了废墟。农民失地后,不得不投靠大土地所有者,沦为依附农民,受其剥削;在城市,又开始形成封建等级关系,出现了城市公社和雇佣劳动者。萨珊王朝的统治已不适应城乡封建因素的发展,统治者加重了对人民的剥削与压迫。连年的战争破坏,使萨珊内部的阶级斗争和民族矛盾日益剧烈:公社农民大量逃亡,反抗交纳重税和袄教的压榨;萨珊的基督教徒大多为劳动人民,他们反抗迫害,拒绝当兵,抗缴捐税,亚美尼亚人民则不断争取独立,反抗袄教,举行起义。
    在上述形势下,终于在公元491年爆发了规模巨大的"马资达克"起义(因起义领袖马资达克而名)。马资达克起义是在宗教掩盖下的广泛的人民运动。当时,人民群众对统治阶段极为不满,表现为反对正统袄教的异端运动。早在公元4世纪初,袄教就分化出一个流派,公元5世纪末由僧侣马资达克领导,称为"马资达克派"。马资达克主张以积极的态度改变现实状况,反对贫富不均,主张人人平等并恢复原始公社制度。宣称黑暗占优势是偶然的,而光明取得胜利则是必然的。因此号召人民消灭贫困,把富人的财产拿出来交还给穷人。他的号召得到广大群众的响应,被奴役的公社农民、奴隶、手工业者、城市贫民都参加了这次运动。
    公元491年,起义者展开大规模的攻势,在京都泰西封捣毁大臣和贵族奴隶主的粮仓,然后又占领了贵族的土地和庄园,杀死大批地主和奴隶主,没收其财产分发给穷人。运动迅速地波及各省,遍于伊朗全国。形势对起义者十分有利,一些商人甚至小地主也加入起义队伍。但不久他们便发现,起义运动中提出的平分土地的要求对他们不利,于是便又纷纷离去。尽管如此,起义仍不断发展。国王卡瓦德大为震惊,恐慌万状。为了保全自己,利用人民起义的力量抑制贵族势力,卡瓦德假装同情并赞成马资达克,由此引起贵族势力的不满。萨珊贵族联合反对卡瓦德,于公元498年发动政变,将卡瓦德囚禁在"遗忘堡",并另立新王。
    公元501年,卡瓦德逃离囚禁之地,到嚈哒人那里寻求援助。公元503年,嚈哒人将卡瓦德重新扶上王位。之后,卡瓦德立即与贵族妥协,敌视人民起义,迫害起义者。公元529年,萨珊统治者残酷镇压了马资达克运动,马资达克本人被杀害,起义者死难8万人之多。
    此次起义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统治者力量强大。国王卡瓦德采用两面手法欺骗人民,先是利用起义者削弱贵族,后又与贵族言归于好,相互勾结镇压起义;马资达克运动"仅仅拥有一部分劳动居民,就是波斯人",但却"脱离了可能得到的同盟军——被压迫的非伊朗的各族人民大众,致使自己陷于孤立"。



    
    中国秦汉时期的军制(上)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结束了中国领土上诸侯割据称雄的分裂局面,建立起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秦王朝(公元前221年——公元前207年)。之后,秦始皇北击匈奴,南平百越,其疆土不断扩大,秦王朝的版图东至海,西及甘肃高原,南抵岭南,北到河套、阴山、辽东,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家。
    秦朝末年,在中国领土上爆发了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大起义。秦王朝被推翻之后,随之诞生了新的王朝——西汉(公元前206年~公元8年)。
    西汉王朝经历了12个皇帝,历时214年,汉武帝统治时国力最盛,出现了中国封建社会前期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高峰。在西汉后期,社会黑暗,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激化,外戚纂权,王莽建立新朝(公元9年~23年)。
    在王莽统治时期,施行"托古改制",企图通过恢复中国先秦时代的制度来解决西汉时期积累起来的众多矛盾,结果却适得其反,不仅没有挽救当时的社会危机,反而激化了社会阶级矛盾,致使农民起义不断涌现,最后被起义火焰所吞并。
    一位名叫刘秀的汉朝宗室趁农民起义之机,打着"复汉兴刘"的旗号,摘取了农民战争的胜利果实,恢复了地主阶级的统治秩序,于公元25年建立了东汉王朝(公元25年~220年)。
    1.军事领导体制
    秦汉统一局面形成之后,实行的是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政体形式,其军事制度同样体现中央集权的这一原则,形成军事集权的领导体制。
    秦汉王朝都拥有一支庞大的军队,这是其封建国家的主要支柱。皇帝将军队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自任军队最高统帅。在皇帝之下,设有将军作为军队的高级将领,如秦国的国尉和汉代的太尉,各种类型的将军,位为列卿的卫尉、中尉以及郡尉等。他们均受命于皇帝,由皇帝亲自任免。皇帝还拥有调动军队、决定和战等大权。在调动军队方面,秦汉制定有玺、符、节等制度,必须严格遵守。在秦朝,调动50人以上的军队须经皇帝批准。下达命令时颁布的文书,上面须盖皇帝的玺和各级军将的印。调动军队必须合符为证,一般远距离的军事行动,还必须持有通行证,方可放行。汉代亦大体如此。
    在军事指挥方面,秦汉的军队分为中央和地方两个系统,中央指挥系统由皇帝任命的太尉和将军组成,负责部队的具体战斗部署。但皇帝也经常根据实际需要临时任命将军及其组织的幕僚。例如,秦设将军统兵,但又往往以其他官职统兵出征。身为内史的蒙恬,便受命统兵戍守长城。在两汉时期,皇帝也时常根据战时形势所需临时设置一些将军职务。如西汉汉武帝在征战匈奴时便设有骁骑将军、护军将军、轻车将军、材官将军、骑将军、伏波将军、楼船将军、贰师将军、浚稽将军等。东汉时临时设立的各类将军亦不少,据载有40类以上。各将军在战斗过程中组织有自己的幕府。他们招揽人才以为僚属,僚属人数多少不等。幕府主要是参与谋议、出谋划策、协助将军处理军务。战争一经结束,士兵即返回各自原有的部队,统兵将领的管理权随之消失。
    在皇帝控制最高军事指挥权的基础上,又出于对军队管理的方便,建立了一套由中央到地方的军事领导体制。
    秦汉军事武装可分为中央军和地方军两大类。其中,中央军主要指皇帝的警卫部队和京都卫戍部队两部分。在秦朝,皇帝的警卫部队又可分为两部分:皇帝的贴身侍卫,由郎中令统帅,负责禁卫(省内)宿卫;皇帝的亲军(称为卫士或卫卒,多由三辅——京兆、冯翊、扶风—以外的各郡国选调。)由卫尉统领,其职责是分八屯驻于皇宫内四周,负责宫门守卫和巡逻。京都卫戍部队的统帅是中尉,主要负责京师安全工作,他们分驻京城内外各重要地区,守卫京畿及京内各重要官署、仓库,其士卒多由三辅选调。这三支部队人数众多、阵容庞大、武器精良、素质较高,乃是全国军队的主力。秦国的地方军平日均分布于各郡县,由各地郡尉统帅。郡尉仍由皇帝任命,主要负责地方的治安和操练。遇战事时由皇帝征调和命将,参加战斗。
    在两汉时代,中央军主要为四类:一是宫中殿内的警卫,即皇帝的贴身警卫,负责皇帝安全,统归郎中令管辖;二是宫内殿外的卫士,由卫尉统领,负责宫墙内的保卫安全工作;三是京内城中的卫兵(又名北军,因其屯兵驻守长安城内北面而名),初由中尉统领,后在汉武帝时改革北军,设八校尉负责各部分。这些卫兵主要负责京师守卫工作,战时有一部分人随皇帝任命的将军出征;四是京师内外的戍军。汉武帝时设有执金吾一职,统一节制这部分戍军,这是一支单独卫戍长安的驻军。
    西汉地方军称为郡(国)县兵,由郡太守、都尉、县令长、县尉组成指挥系统。发兵权由皇帝控制,皇帝发郡国兵时,用铜虎符为验,无符不得发兵。
    此外,西汉时和周边各民族之间的交住较前更为密切,也时常有一些战争发生。因此,为了防备少数民族,西汉统治者还建立了边郡兵、屯田兵和属国兵。边郡兵设于边地郡县,由太守、都尉、侯官、障尉、侯长、队长组成一个指挥系统。屯田兵则多设于河西走廊、湟中和西域一带,主要对付匈奴、羌人并保护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由边郡特设的农都尉统帅。属国兵指在降汉的匈奴人和羌人地区驻守的兵士,这种地区共有6个:陇西、北地、上郡、朔方、云中和金城。属国兵归中央设立的典属国统领,协助边郡兵守卫边疆,有时候也奉召出征。
    东汉光武帝时,对地方兵制作了一次重要的改革,实际上取消了地方军,使军权高度集中于中央,地方无常驻之兵。到东汉后期,由于朝廷腐败,朝政混乱,中央权力削弱,地方军阀割据,地方军杂乱不堪,无统一指挥系统,为军阀混战创造了条件。
    在秦汉时期,其军事集权领导体制还表现在皇帝进一步发展了早在春秋时代便已萌生的监军制度。皇帝为了时刻控制军权,监视军队的行动,便派出由太子、宠臣或御史等亲信心腹充任的监军者到中央军和地方军以及出征的部队中间,负责皇帝军令的贯彻和对违法将帅的监督等,遇将帅出缺时,还可替代将帅之职统兵。秦始皇便曾"使扶苏北上监蒙恬于上郡"。由此,皇帝加强了对军事的控制能力。
    2.军队编制与兵役制度
    从秦汉时期的军队编制来看,军队由两大军种组成,即陆军和水军。
    陆军又可分为步兵、车兵、骑兵等兵种。
    步兵则包括甲士步兵、强弩步兵、轻装步兵,前两者又叫重装步兵。汉代的骑兵有轻骑兵与重骑兵之分。秦至汉初,车兵为一独立兵种,至西汉中期,逐渐被骑兵取代。水兵又称"舟师"或"楼船士"。具体说来,陆军中的步兵(文献中又称"材官"或"材士")在秦汉时期非常普遍,各郡国皆有,主要分布在不产马的内郡。而骑兵则在秦代便已有之,到汉代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汉代统治者为了对匈奴等善骑射的少数民族作战,特别重视骑兵建设,使骑兵建制迅速发展。汉武帝时期还大规模兴建骑兵集团。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创建了屯骑、步兵、越骑、长水、射声、虎贲、胡骑七校尉,常驻京师,七校尉兵都统于原有的中垒校尉,合称八校尉。其中,屯骑、越骑、长水、胡骑则是专为组训骑兵而设立的。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汉武帝又从西北地区挑选出精于骑射的"六郡良家子"和从军战死者的子孙(又称"羽林孤儿")组成羽林骑,使骑兵得到大力发展。因此,当西汉大将军卫青、霍去病远征匈奴时,汉朝能发骑兵20余万,足见其规模之盛。
    车兵又称为"车士"或"轻车士",秦汉时它已发展为一个独立兵种,并且具有不小规模。匈奴侵犯西汉边境时,汉文帝曾"发车千乘,十万骑"。车兵以乘为单位,一般每车有3人,其中1名驭手和2名武士,既可冲锋陷阵对敌作战,又可布列阵垒以作防御,阻止敌人。汉武帝之后,因车兵自身的弱点,即受地形、气候影响较大,不够灵活,加之匈奴和羌等善骑射、精骑术的周边民族时常与汉发生战争等因素,车兵作用减小,被迅速发展起来的骑兵所取代。
    随着造船技术的发展,秦汉时期的水兵建置也得到发展,水兵数量不断增加,并广泛用于战争。从史料记载看,水兵多设于沿海地区及江河众多的内郡,其规模巨大,人数以万计,船只以千数。仅江淮地区就有楼船兵10多万人。水兵种类较多,有楼船兵、戈船兵、下濑兵和冒突兵等。水兵将领由中央委任,有楼船将军、下濑将军、戈船将军等。
    从秦汉军队的规模来看,平时与战时有别,中央和地方有异,驻扎和征战不一。
    秦朝和汉代均拥有一支规模庞大的武装力量,据史籍记载,秦朝的中央禁卫军有5万人;南北边防兵计80万人,其中西、北边兵30万,南方戍守部队50万。地方兵的数量在史书中无明确记载,但有人估计有百万之多。西汉时期的军队总数也无确切统计,据推算,大致也在80万至100万人之间。秦汉时代军队数目如此之庞大,反映了当时的中国幅员辽阔、疆域广大、人数众多;也说明了当时统治者出于内政外交的需要,组建庞大军队巩固自己的统治,镇压人民的反抗,抵御异族的侵扰;还证明了当时经济已有较大发展,人丁兴旺、兵源充足、有能力维持庞大的军队。到了东汉时期,由于实行募兵,征兵制度松驰,难以维持庞大的军队;也由于北方匈奴势力削弱,对东汉的威胁不大,统治者的忧患意识减小,有压缩军队的客观条件;加之东汉实行高度中央集权制,除国家拥有一定数量的中央军外,地方郡国兵不多,只有战时才临时征募兵士。因此,东汉的兵力远不及西汉强盛。
    秦汉时期的军队在作战时的编制亦有具体规定。由于秦汉社会生产力较以前有了很大提高,铁兵器大量应用于战场,军队人数众多,战争规模巨大,因此,战争期间双方投入的兵力很多。公元前215年,秦始皇令蒙恬率兵30万北击匈奴;汉高祖刘邦曾于公元前200年亲率32万人与匈奴作战。由此可见当时的作战规模。在作战期间,秦汉军队的编制基本为部曲制。秦统一六国之后,开始实行部曲制。到了汉代,军队的战时编制主要采用部曲制的形式。
    秦汉时期的部曲制形式是,大将军统辖5个部的兵力(一般统辖2至3个部),每个部由校尉(比二千石)和司马(比千石)指挥:部下设曲,由军侯和千人(比六百石)指挥;曲下设屯,由屯长(比二百石)指挥;屯下设队,由队率和队史(比百石)指挥;再往下为什伍,由什长和伍长指挥。即军—部—曲—屯(官)—队—什伍的编制。什伍是军队的最基本编制单位。部曲的编员与作战编员有较大差额,多者可达千余人。
    秦汉时期的军队平时都各司其职,各守本分。中央军驻守京师和保卫皇宫,地方军分驻在各郡县,由都尉、县尉具体指挥,执行军务,进行操练;边郡兵(屯兵)则在边郡太守统帅下镇守边境,其组织编制与前述的战时编制相同,属部曲编制。
    秦汉的兵役制度在各个时期不尽相同,它与当时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在400多年的时间里,秦汉的兵役制度以征兵制和募兵制为主,并伴有谪戍制、刑徒兵制等其它形式。
    秦汉实行不同程度的郡县制,秦时将全国分为36郡,汉代逐渐增加。其征兵亦以郡县为单位,国家对征兵工作有具体规定,包括征兵对象、年龄标准、身体条件、服役期限等内容。各郡县的在籍男子都有义务服兵役,战争时期国家还可随时征兵。秦和汉初主要采用征兵制,而且兵役制与徭役制相结合。按汉代规定,男子在23岁至56岁期间必须服两年的兵役,第一年在本郡内充当"正卒",即在地方接受材官(步兵)、楼船(水兵)和骑士的军事训练;第二年则在京师做卫士,或到边境屯守戍卫做戍卒。此外,这些男子每年还要在本县或外地服徭役1月,不愿服役的可以钱代役,一般交钱300(或说一千)据有人估计,秦始皇时,当兵服役的人远远超过200万,占壮年男子的1/3以上。
    到了汉武帝时期,除实行征兵制外,也采用募兵制。所谓募兵,即以雇佣的形式招收募集兵员。招募的士卒一般是自愿的,经过一定的考选,具有较强的战斗力。从汉武帝始至西汉末年,募兵已随处可见。如汉代的京师禁卫兵中便有一部分是募兵,边境要地也常使用募兵屯戍。此外,在征讨少数民族、镇压农民起义、平定地方叛乱等非常时期,也都使用过募兵。反映了当时土地私有制的深化和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只靠征兵制,已难以应付长期的大规模的战争。从光武帝至东汉末期,募兵制逐渐取代征兵制。汉代的应募者成份复杂,除编户齐民之外,还有刑徒、家兵或军中。这些募兵没有固定的服役期限,通常是战争结束后即被遣散,在服役期内能从国家那里领取到报酬(即"赏值")。
    秦汉时期还采用谪戍制作为兵员的补充。所谓"谪戍制"是指国家将那些有特殊身份的人如犯罪吏、赘婿、商人等用强制手段遣其戍边的制度。封建国家以此办法开辟兵源、扩充戍边力量。如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徙天下有罪谪吏民,置海南故大越处,以备东海外越"。汉武帝天汉元年(公元前100年),"发谪戍屯五原"。秦汉统治者为强化王权,维护自己的统治,都以严刑峻法治民。触犯封建刑律的人有时因皇帝的"大赦"或"诏令"而免罪免刑,充任士兵,此乃刑徒兵。这类兵士在西汉中期以后、特别是在东汉时期尤为众多。他们或从事边防工程和军营的修建,或屯戍边防,在战争期间也临时被武装起来参加战斗以应急。秦末农民战争爆发时,"秦令少府章邯免骊山徒、人奴产子生,悉发以击楚大军,尽败之"。秦汉时期还使用少数民族当兵,这些士兵被称为"夷兵"。秦汉的兵役制度后来基本上被历代王朝所沿袭。


    
    秦末汉初的战争

    1.秦末农民战争
    公元前209年7月,在安徽宿县大泽乡爆发了陈胜、吴广等人领导的农民起义,反抗秦王朝的残暴统治,史称秦末农民战争。
    秦统一全国后,维持了一支庞大的军队和官僚机构,并时常进行大规模的战争,还大兴土木、营造宫殿等。为此,秦朝大量征收租赋,强迫百姓服徭役,致使"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百姓苦不堪言,稍有反抗,即施以严刑峻法,将之变为囚徒。秦二世继位之后,对农民的剥削压迫更甚,继续役使百姓修建阿房宫,发民远戍,农民困苦之极,无法再生活下去,最后终于起义反抗。
    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七月,一支900人的宫左戍卒被征发前往渔阳(今北京密云),队伍行至大泽乡时,"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于是,戍卒中的屯长陈胜和吴广便领导这支农民出身的900戍卒举起了义旗。
    起义者使用已被秦二世赐死的秦公子扶苏和已故楚将项燕的名义,号召大家"伐无道,诛暴秦",得到广大农民的积极响应。紧接着,起义军向西北推进,一部分人在葛英率领下沿今天的安徽省地区北上,直指彭城(徐州);陈胜、吴广则率主力北上,向陈(河南淮阳县)挺进,迅速夺得陈城。此时,起义军已有车六七百乘,骑兵千余名,步兵数万人。陈胜自立为"张楚王",以吴广为假王。
    起义形势大好,许多受尽秦朝官吏之苦的郡县百姓"皆刑其长吏,杀之以应陈涉",以前六国境内的旧贵族、游士、儒生等也趁机归顺陈胜,以利用农民起义军的力量达到各自的目的。起义队伍更加声势浩大,陈胜将队伍兵分三路向秦进攻:吴广率兵向西进击荥阳;武臣向北攻击赵地;魏人周市攻取魏地。
    吴广的西路军在荧阳受到敌人阻击,陈胜立即加派周文西援。周文的队伍发展很快,"行收兵至关,车千乘,卒数十万",号称百万大军,攻入函谷关。到达戏水(今陕西临潼县)时,排成阵势,作好进攻咸阳的准备。
    秦二世闻讯大惊,忙令少府章邯率领原用于修建骊山陵墓的刑徒组成的士兵应战。周文孤军深入,后援不继,很快被击败,撤出函谷关。
    北路军在武臣指挥下,迅速占领旧赵都城邯郸。武臣随即自立为赵王,拒不听从陈胜的命令,不去援助周文,反派手下韩广前往略取燕地。韩广在攻下燕地之后,也仿效武臣自立为燕王。
    周市的队伍进至旧魏南部和旧齐境内时,齐旧贵族田儋自立为齐王,组织反击周市。周市则在魏地立魏旧贵族魏咎为魏王,自任丞相。
    再说周文兵撤退出函谷关后,章邯穷追不舍,周文军奋力抵抗,终因强弱悬殊,孤立无援,再败于渑池(今河南渑池县)。最后,周文自杀身亡。
    章邯乘势向东进攻,逼近荥阳。不久,吴广被部将田臧杀死。田臧率兵迎战章邯,旋即败死。章邯率军向陈逼近。此时,起义军分散于各地,起义军大本营兵少空虚,陈胜率留守义军奋力抵抗,终因寡不敌众而败退至下城乡(今安徽毫县东南),被车夫庄贾杀害。
    轰轰烈烈的陈胜、吴广农民起义在历时6个月之后失败了,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1)起义军过早地定都称王,使自己成为矛盾的焦点和官军的主攻目标。
    (2)起义军中旧贵族的加入不利于革命队伍的发展,这些旧贵族在关键时刻分裂起义军,甚至自立为主、自行复辟,使起义军力量大为削弱。
    (3)由于农民自身的弱点,陈胜在定都称王后骄傲自满,对部下也很严厉,动辄任意杀戮,想以此来提高自己的威望,结果适得其反;吴广同样如此,虽不懂军事,但却很骄傲,后被部将杀死。
    (4)起义军中缺乏军事指挥人才,周文曾当过项燕军的"视日"(推算时辰吉凶的人),他便算是起义者中最懂军事的人了。如此诸多因素导致了起义军的最终失败。
    2.楚汉战争
    陈胜、吴广起义失败之后,全国各地的反秦斗争此起彼伏,最后逐渐形成两大势力——西楚霸王项羽和汉王刘邦,彼此之间争斗激烈,结果刘胜项败。史称"楚汉战争"。早在陈胜起义后不久,旧楚名将项燕之子项梁和项梁侄项籍(羽)便起兵响应。随后,项梁率八千子弟渡江北上,投奔者不计其数,队伍迅速扩大到六、七万人,连克秦兵。在谋士范增的建议之下,项梁立楚怀王孙心为楚王,仍号楚怀王,自己则引兵至定陶(山东定陶县),与秦交锋,数败章邯。
    项梁开始骄傲起来,不把秦军放在眼里。章邯集中兵力击败楚军,杀死项梁,进而率大军渡河攻赵,包围钜鹿(河北平乡县)。楚王派宋义和项羽前往救赵,宋义向北行至安阳,便滞留不进,被项羽杀死。与此同时,燕、齐、魏等各国也派兵前去救赵,但到钜鹿之后,皆惧怕秦军,不敢与之交战,只在城郊观望。而项羽则率大军向秦进击。
    秦二世三年(公元前207年)十二月,项羽率兵渡过漳水。为表示与秦军决一死战,项羽令将士"皆沈船,破釜甑,烧庐舍,持三日粮",进击秦军。楚军士气极高,呼喊声惊天动地,与秦军大战9次,以一挡十,大破秦军,歼敌20万,俘秦将王离。随即进攻固守棘原的章邯军,派兵切断章邯的退路,章邯率20万秦军投降。秦军主力被全歼。项羽威望大增,前来救赵的各国援兵全都隶属在他的麾下。
    陈胜、吴广起义时,各地反秦力量兴起,沛县(江苏沛县)亭长刘邦也聚众几十人,杀秦沛县令,征发沛县子弟兵3000人。在项梁引兵到薛(今山东滕县境)时,刘邦率众投奔项梁,项梁给了刘邦5000兵力,小将10人。此后,刘邦与项羽一样,同是项梁部下的主力军。
    项梁被章邯杀死后,楚怀王与众将约定,谁先灭秦,谁就做关中王。公元前206年,刘邦率兵数千人自武关入秦,沿途招纳陈胜和项梁的余部,收编各地反秦武装,扩充并壮大了自己的队伍。与此同时,秦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重重,争斗激烈。先是赵高杀掉秦二世,立二世侄子婴为秦王。然后子婴又杀死赵高,派兵扼守峣关。刘邦听从谋士张良的计策,在关外的山上设下疑兵,又派人对峣关守将加以利诱,再率军绕过峣关,进至蓝田(今陕西蓝田),大破秦军,兵抵霸上(今西安东南),秦王子婴出降。
    项羽得知刘邦入关,迅速率兵40万攻入刘邦军据守的函谷关,进驻鸿门(今陕西临潼东),设鸿门宴欲杀刘邦。刘邦只有10万兵力,自知不如项羽,不得不亲赴鸿门宴。鸿门宴上,项羽的谋士范增多次示意项羽杀掉刘邦,但项羽犹豫不决,使刘邦得以脱身。
    之后,项羽驱逐了楚怀王,自立为西楚霸王,定都彭城(江苏徐州市),占地9郡,其余土地分封给诸侯。刘邦被项羽逼处巴蜀汉中一隅,封为汉王,都南郑(陕西南郑县)。项羽还把秦朝的3个降将章邯、司马欣、董翳封为关中三王,以堵刘邦回关中之路。
    项羽的分封加剧了分裂与混乱,受封和未受封的诸侯都以为不公平而互相混战。未受封的田荣首先起兵反抗,项羽忙与之交战,刘邦趁机实施自己的入关计划。公元前206年8月,刘邦率汉军潜出故道(甘肃两当附近),进入关中,陆续消灭了关中三王,但又以"欲得关中,如约即止,不敢东"的表白麻痹项羽。公元前205年4月,刘邦联合诸侯军数十万,攻陷彭城。项羽闻讯,亲率3万精兵回头与汉军作战。楚军绕道至彭城西、南两方,切断汉军归路,猛攻之,大破汉军,使汉军在泗水损失10万余人。随后,楚军又穷追汉军至灵壁(安徽淮北市北),汉军无路可逃,被压迫落入睢水,死者10余万人,睢水为之不流。刘邦军已处于层层包围之中。正在这时,忽刮西北狂风,天空一片漆黑,沙石飞扬,楚军大乱,刘邦趁机率数十骑出围逃走。之后,刘邦军退守荥阳和成皋之间,与项羽对峙。项羽多次进击,但刘邦一直坚守荥阳不战,楚军围攻无效。公元前204年4月,刘邦设法逃出荥阳,转入宛(河南南阳)。为复夺成皋,不久与楚再战,败逃至黄河北岸的韩信军中。
    就在楚汉主力鏖战于成皋之时,汉将韩信先破魏以解汉军左侧威胁,继而率军北攻赵、燕、俘赵王降燕王,从左翼对楚军形成包围之势;不久,九江王英布在刘邦使臣的劝说下归汉,从右翼攻楚。项羽陷入汉军包围之中。
    公元前203年,韩信向东攻齐,歼灭楚齐联军20万,齐王田广被俘,完成了对楚军右翼的战略迂回。随即派兵逼近彭城,使项羽进退维谷,不得不与刘邦议和,商定以鸿沟为界。项羽自行引兵东归,刘邦则乘势追击。
    公元前202年12月,刘邦与韩信、彭越等对项羽联合作战,项羽寡不敌众,连连失利,败于垓下(安徽灵壁南壕城集)。楚军兵少食尽,被团团围困,几经突围仍未成功,不得不退至乌江(安徽和县东北)。项羽欲东渡乌江,又深感无颜见江东父老,于是自刎而死。
    楚汉战争以汉王刘邦取胜告终。随即,刘邦称帝,建立西汉王朝。刘胜项败有其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的诸多因素:
    (1)项羽轻易地大封诸侯,导致诸侯混战,由此削弱了项羽的力量;刘邦则不轻易封侯,使手下诸将有受封希望,大家齐心协力攻楚。
    (2)项羽残暴无比,在新安(河南渑池县)坑杀秦降兵20余万,入咸阳之后,又杀秦王子婴,火烧秦皇宫室、掳略宫中宝物妇女,其凶残超过秦二世,秦民对之深恶痛绝;刘邦则善收人心,在攻入咸阳之后,申明军纪,废除秦严刑峻法,与秦民约法三章,杀人者处死,伤人及盗贼按轻重治罪,深得秦民拥护。
    (3)项羽作战英勇,但不善于招纳贤才,采纳群臣智慧,鸿门宴上便因未采纳范增建议而失去了除掉刘邦的机会,致使放虎归山,后患无穷,项羽还喜好胡乱猜疑,嫉贤妒能,群臣都离他而去;刘邦却很会用人,善收贤能,在他身边聚集了一批精英为其出谋划策、冲锋陷阵:张良出谋划策、萧何料理财政、韩信征战沙场,使刘邦能由弱到强,从小吏到皇帝。
    (4)刘邦被项羽逼处巴蜀汉中时,以关中作为自己的根据地,使兵卒粮饷得到源源不断的补充;而项羽则无民心可靠的根据地,以致失败后无路可走,唯有死路一条。
    (5)刘邦能审时度势,采用恰当的战略对付项羽,当对方兵力强大、声势逼人时,刘邦能忍辱相让,虽先行入关,却不急于称王;明知赴鸿门宴有杀身之祸,仍亲自前往,与项羽卑辞言好,再伺机脱身;进攻三秦并拿下关中后,谦恭地向项羽表示自己别无所求,只为关中而已;当项羽忙于攻打田荣时,抓住时机攻克彭城,使项羽疲于应付;彭城兵败之后,刘邦一方面改变进攻战略,转入防守,以持久战牵制项羽主力,同时又在项羽的北面、南面与后方开辟战场,包围楚军;待项羽兵力消耗大半之后,又违背鸿沟媾和协议,乘胜追击楚军,将之全歼。
    基于上述原因,刘胜项败便是理所当然的了。
    3.吴楚七国之乱
    在楚汉战争中,刘邦主要依靠了一批猛将的协助,才得以打败项羽。当时,为了争得这部分人的支持,刘邦分封了一批异姓诸侯王,他们是楚王韩信、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韩王信、长沙王吴芮、赵王张敖、燕王臧荼、闽越王无诸、南粤王赵佗。项羽败死之后,天下已基本平定,这些异姓王多拥有大量封地,且手握重兵,对汉朝中央集权不利。因此,汉高祖刘邦采取行动消灭了异姓诸王。
    然而,汉高祖在消灭异姓诸王的同时,又不得不在国内分封"同姓诸王",即将自己的同姓子弟分封到各地为王,因为他无力直接控制地域辽阔的全国。分封情况如下:刘邦之子刘肥为齐王,刘长为淮南王,刘建为燕王,刘如意为赵王,刘恢为梁王,刘恒为代王,刘友为淮阳王。刘邦之弟刘交为楚王,刘邦之侄刘濞为吴王。同姓王据有封地,拥有兵力,十分富有,吴王刘濞采铜铸钱,其财富可与汉皇媲美。同姓诸王共辖地39郡,而中央直辖土地仅15郡,其中还夹杂了不少列侯的封国和公主的"汤沐邑"。同姓诸王中,以齐、楚、吴三王势力最强,逐渐对汉王室构成威胁。于是,汉皇帝开始削弱同姓诸王的权力。
    在文帝统治时,贾谊便建议"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后来,文帝乃分齐国之地为六国,分淮南国之地为三国,实现了贾谊的建议。贾谊之后,晁错也不断建议文帝削减诸王封土,并在景帝时献上"削藩策"。
    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景帝采纳晁错建议,开始"削藩"。削楚王东海郡,削赵王常山郡,削胶西王六县,以次削夺,将及吴国。吴王刘濞乃联合楚、赵、胶东、胶西、淄川、济南等六国,以清除君侧(即诛除晁错)为名起兵,发动叛乱,史称"七国之乱"。吴王首先派人前去侦察关中汉兵动静,自己则统率20万兵力自广陵(吴都,今江都东北)西进,渡过淮水,与楚兵会合,共同进攻梁国,攻破棘壁(河南永城县南)。随后,吴王又遣一支数万人的军队攻下邳(今邳县东),向北直指城阳(河北濮县东南)。在进攻梁都睢阳(河南省商丘县)时,遇到顽强抵抗,攻城不下。
    景帝闻七国反叛,"乃遣太尉條侯周亚夫将三十六将军往击吴楚;遣曲周侯酈寄击赵,将军乐布击齐,大将军宝婴屯荥阳监齐赵兵。"周亚夫避开刘濞的伏兵,不正面出函谷关,而从蓝田出武关(陕西商南东南),迂回到达了洛阳,进军淮阳(今属河南);另遣赵涉为护军,进兵战略要地昌邑(今山东巨野南),深沟高垒,掩护汉军主力的安全,并断绝吴楚与齐赵的联系。
    梁王一边全力抵御吴楚联军,一边向周亚夫告急,请求救援。景帝亦诏令周亚夫救梁,但周亚夫深知"吴(楚)兵锐甚,难以争锋"。因此一面使梁坚守,借机消耗吴楚兵力,一面"使轻兵绝淮泗口,塞吴馕道",同时又将主力部队集中在下邑(安徽碭山县东),摆出决战防御的姿态。
    吴楚攻梁不下,转向下邑,进攻周亚夫的汉军主力。两军对阵,叛军多次挑战,周亚夫坚壁不出。叛军渐感乏粮,而粮道又被汉军断绝,欲战不得,士兵饥饿,士气低落,人心涣散,不得不引兵东退。二月,周亚夫派精兵追击叛军,吴王弃其军,带数千人连夜逃跑,被东越人杀死。楚王刘戊走投无路,自杀而死。乐布、酈寄军也相继打败齐赵,叛军被平定,反叛的诸王均被消灭。
    吴楚七国之乱很快被平息,主要是由于叛军名为七国,实则配合不力,因此被汉军各个击破。汉将周亚夫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决策正确,部署得当,指挥有方,利用梁国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当叛军来势凶猛,进攻下邑时,周亚夫避敌锋芒,坚壁不出;待叛军粮尽师疲而撤退时,周亚夫立即指挥汉军穷追猛打,大获全胜。


    
    管状花亚科—菜蓟族(五):水飞蓟

    25.水飞蓟属
    水飞蓟属(学名:Silybum)是菊科下的一个属,为草本植物。该属共有2种,分布中欧、南欧、地中海地区与中亚。我国1种,引种栽培。
    (1)形态特征
    一年生或二年生草本。叶互生,有白色花斑。头状花序较大,下垂或倾斜,同型,含有多数的同型两性小花。总苞球形或卵球形。总苞片6层,覆瓦状排列,向内层渐长,中外层苞片上部转变成叶质附片状,叶质附片边缘有针刺,顶端钻状披针形伸出,成长硬刺;内层苞片边缘无针刺,上部无叶质附属物。花托平,肉质,被稠密的托毛。小花两性,管状,紫色,极少白色,檐部短,5裂。花丝短,宽扁,上部分离,下部由于被粘质短柔毛而粘合。花药基部附属物线形撕裂。花柱上部粗厚,被分枝的长柔毛,花柱分枝大部贴合,仅上部分离。瘦果长椭圆形或长倒卵形,压扁,基底着生面,顶端有果缘,果缘边缘全裂,无锯齿, 软骨质。冠毛多层,刚毛状,向中层或内层渐长,冠毛刚毛边缘锯齿状,基部连合成环;最内层的冠毛刚毛柔毛状,极短,边缘全缘,排列在冠毛环上。
    (2)水飞蓟
    水飞蓟(学名:Silybum marianum),又名乳蓟,为菊科水飞蓟属下的一个植物种,是种中药材和食材。
    ①分布与生境
    水飞蓟有说原生于英格兰东南面的海岸线,也有说法是希腊克里特地区或地中海山区的原生物种。分布欧洲、地中海地区、北非及亚洲中部。中国各地公园、植物园或园庭都有栽培。
    水飞蓟被人为广泛引进到其自然生境以外的环境,例如北美洲、伊朗、澳洲及新西兰,并成为当地的入侵性杂草。水飞蓟在澳洲(瓦尔德威尔特尔地区)、德国、匈牙利、波兰、中国和阿根廷被大规模种植,以提供制药业所需的原材料。在欧洲惯常的做法是每年三至四月播种,八月份花期过后约2-3星期收割。水飞蓟偶尔被用作园林装饰,亦常用于乾花束。
    达尔文在《小猎犬号航海记》中提到的“庞巴巴巨大蓟”信就是水飞蓟。
    ②主要价值
    中医以水飞蓟的果实入药,中药名为水飞蓟,性凉,味苦,具清热利湿及疏肝利胆功效,用于肝胆湿热和治疗黄疸。
    水飞蓟也可以作为食物,根部可生吃或滚水烚熟后伴牛油享用,或煮至半熟后烤。春天的水飞蓟嫩苗可以割掉根部留在泥土,茎部滚水烚熟后伴牛油上菜。过去,花头上有刺的苞片会当作菜蓟般食用;茎部去皮后可浸泡过夜除去苦味,然后切粒。水飞蓟的叶在剪去尖刺后灼熟,可用作菠菜的替代品;也可以作为沙拉配菜生吃。
    根据传说,圣母玛利亚在喂乳的时候不小心滴了一滴在这种植物上,所以其汁液才会变成乳白色,故名乳蓟。公元77年,老普林尼认为乳蓟可用于治疗肝脏疾病,而中世纪欧洲的医生则会用它来治疗肝脏和其他疾病。
    ③水飞蓟素
    水飞蓟素是水飞蓟籽的药用有效成分的总提取物,属天然黄酮木酯素类化合物,其外观呈淡黄色至棕黄色,不溶于水,易溶于甲醇、乙醇、乙酸乙酯等有机溶剂。水飞蓟素主要分布于水飞蓟籽的外壳中,含量约为3%-5%,种仁中含量极微,其主要成分有水飞蓟宾(silybin)、异水飞蓟宾(isosilybin)、水飞蓟宁(silydanin)、水飞蓟亭(silychristin)等,还含有槲皮素、水飞莉木质灵、黄烷木脂体、5,7-二轻基色酮、多经基苯并二氯吡喃-4-酮等物质。其中以水飞莉宾含量最高,活性最强。
    水飞蓟素作为保肝药物被广泛应用于治疗肝硬化、肝炎及代谢中毒性肝损伤等疾病,其主要作用机制为抗氧化、抗纤维化、维持细胞膜的稳定性、促进肝细胞再生等。同时研究表明,水飞蓟素还具有降血脂、降血糖等作用。近几年的研究还发现,水飞蓟素的主要活性成分一水飞蓟宾具有抑制前列腺癌、结肠癌、乳腺癌、肺癌等癌症的作用,以及神经保护和免疫调节作用,使其越来越受到国内外广泛的关注。在安全性实验中,现有研究资料表明,水飞蓟宾的急性毒性试验和长期喂养试验未引起动物死亡及不良反应。
    ④水飞蓟油
    水飞蓟籽含油率一般在20%-35%左右,其中主要含有油酸20.87%-36.45%,亚油酸42.11%-58.89%,亚麻酸0.9%-2.46%,并主要以亚油酸为主,总不饱和脂肪酸高达80%以上。水飞蓟油中还含有P-谷甾醇、豆甾醇等固醇类成分,且富含维生素E,与向日葵籽油、红花籽油相似,具有很高的食用价值和营养价值在国内,武汉药品检验所、广州第四制药厂、西安植物园等多家单位做过动物毒性实验及食用实验,证明水飞蓟油无毒无害而且具有较高的营养价值,又经民间多年来的食用,特别是江苏东台市新曹镇居民的食用,均无异常反应。水飞蓟油不仅营养价值高可以食用,而且还具有较高的药用价值。水飞蓟油中含有丰富的亚油酸,具有降低胆固醇、防止动脉硬化等作用。水飞蓟油能显著降低大鼠外源性高血脂症中的胆固醇和甘油三酯水平,降低率达到83.91%和60.07%。水飞蓟油有降低血浆胆固醇和治疗高血压作用,对防治实验性主动脉粥样硬化有显著作用。水飞蓟油可以显著降低实验性髙脂血症家兔血清中的总胆固醇水平,并对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形成有一定抑制作用。从水飞蓟油中得到的醇提物还有治疗肺结核的作用。水飞蓟乙醇提取物和水飞蓟油都具有明显抗肝中毒作用和预防肝病的功能。
    26.疆菊属
    疆菊属(学名:Syreitschikovia)是菊科下的一个属。该属共有疆菊(S. tenuifolia)和刺芒疆菊(S. spinulosa)两种,分布于中亚和中国新疆天山地区。
    (1)形态特征
    多年生草本。叶线形、线状披针形或椭圆状卵形,质地柔软。头状花序同型,小,含多数小花,单生茎顶,或少数头状花序生茎枝顶端。总苞圆柱状或钟状。总苞片多层,覆瓦状排列,顶端有针刺。花托有托毛。全部小花两性,管状,蓝色或紫红色,檐部5裂。花药基部附属物2裂,刚毛状。花丝无毛。花柱分枝极短,贴合。瘦果椭圆形、压扁,顶端有果缘,果缘边缘有锯齿,基底着生面,平。冠毛多层,异型,外层毛状,边缘锯齿状,内层扁平,几为膜片状。
    头状花序同性;总苞片卵状披针形,覆瓦状,紧贴,顶端渐狭,有广展的小刺;花序托有刺毛;小花全相等,管状,两性;花冠狭窄,稍坚硬,管丝状,不等的5齿裂,4齿极短,第5齿疏离;雄蕊约与花冠等长,花药顶端有角状的附属体,基部有尾;瘦果倒尖塔形,压扁,秃净而平滑;冠毛少数,刺毛状,近2列,宿存,外面的较短。
    (2)疆菊
    疆菊(学名:Syreitschikovia tenuifolia)为菊科疆菊属的植物。生长于海拔1200-1300米的草原。分布于新疆天山(精河、博乐等)。中亚也有分布。
    27.黄缨菊属
    黄缨菊属(学名:Xanthopappus)是菊科下的一个属,为多年生无茎草本植物。该属仅有黄缨菊(Xanthopappus subacaulis)一种,分布于中国西南部和西北部。
    (1)形态特征
    多年生无茎草本。叶基生,莲座状,羽状分裂。头状花序大,同型,多数集生于茎基顶端,花序梗长或有极短的花序梗。总苞宽钟状。总苞片多层,覆瓦状排列,多数,中外层苞片质地坚硬,硬革质,向上渐尖成硬针刺,最内层苞片硬膜质。花托平,有稠密的托毛。全部小花两性,管状,黄色,顶端5齿裂。花药基部附属物箭形。花丝分离,无毛。花柱分枝极短,顶端截形,基部有毛环。瘦果偏斜倒卵形,顶端有果缘,果缘平展,边缘无锯齿,基底着生面平或稍见偏斜。冠毛多层,冠毛刚毛等长,糙毛状,顶端渐细,基部连合成环,整体脱落。
    (2)黄缨菊
    黄缨菊(学名:Xanthopappus subacaulis),为菊科黄缨菊属下的一个植物种。生于草甸、草原及干燥山坡,海拔2400-4000米。模式标本采自甘肃。分布云南(西北部)、四川(北部与西部)、青海(青海湖周围、东部和南部)和甘肃(东南部)。
    全草治不消化症,培根病,疮疖,痈疽。
    28.麻花头属
    麻花头属(学名:Serratula)是菊科下的一个属,为多年生草本植物。该属共有约70种,分布于欧洲至日本。我国有17种。
    (1)形态特征
    多年生草本,有茎,极少无茎。叶互生,质地多少坚硬或柔软,少有革质的,羽状分裂,少有不分裂的,边缘全缘或有锯齿。头状花序同型,极少异型,中等大小或较小,多数或少数在茎枝顶端排成伞房花序,极少植株含1个头状花序单生茎顶或茎基顶端叶丛中的。总苞球形、半球形、卵形、卵圆形、碗状或圆柱形。总苞片多层(4-12层),覆瓦状排列,向内层渐长,质地坚硬或柔软而纸质,内层顶端有附片,附片硬膜质或质地柔软。花托平,被稠密的托毛。全部小花两性管状,花管红色、紫红色、黄色或白色,檐部5裂,极少边花为雌性而雄蕊发育不全。花药基部附属物箭形。花丝分离,无毛。花柱分校细长,极少不分枝。瘦果椭圆形、长椭圆形、楔状长椭圆形、倒卵状长椭圆形或倒卵形等,有细条纹或3-4肋棱或无细条纹亦无肋棱,顶端截形,有果缘,侧生着生面。冠毛污白色或黄褐色,同型,多层,向内层渐长,基部不连合成环,不整体脱落,分散脱落或不脱落;全部冠毛刚毛毛状,边缘微锯齿状或糙毛状。
    (2)麻花头
    麻花头(学名:Serratula centauroides)为菊科麻花头属的植物。生长在海拔1100-1590米的生于山坡林缘、草原、草甸、路旁或田间。 [1] 麻花头直根系较深,喜生于干旱排水良好的生境。在中国主要生长在北方草原区的固定沙丘,广大平原排水良好处,岗地、河床、沙地以及低山丘陵的阳坡草地。在栗钙土和淡黑钙土上生长最好,在风沙土上也确有少量生长,在草甸土和盐碱土壤上不能生长。麻花头一般散生,很少呈集群分布,是草原贝加尔针茅群落、大针茅群落、线叶菊、麻花头群落、山杏。灌丛和榆树疏林常见伴生种,局部地区的小环境可成为优势种或亚优势种。因株高花艳,在花期可成为草原景观植物。还散生于森林草原区的林缘草地和夏绿林区的阳坡草地中。
    分布于中国黑龙江、辽宁、吉林、内蒙古、山西、河北、陕西等;俄罗斯与蒙古也有分布。
    饲用价值:早春返青后的基生叶片,牛、马、羊均喜食。随着植株的生长,其他优良牧草的增多,其适口性逐渐下降,夏季放牧时家畜基本不采食。秋季刈割调制干草后,各种家畜均喜食。冬季放牧时各种家畜均采食。粗蛋白质含量中等,粗脂肪含量较低,无氮浸出物较丰富。属中等饲用植物。
    观赏价值:由于麻花头的花大美丽,可作观赏植物,引种栽培。
    30.珀菊属
    珀菊属(学名:Amberboa)是菊科下的一个属,为一年生或二年生草本植物。该属共有约20种,分布于地中海区至中亚。我国3种,1种为野生,分布新疆,其他两种为引种栽培。
    (1)形态特征
    一年生或二年生草本。茎直立,不分枝或分枝。叶不分裂,全缘或有锯齿,或羽状深裂,无毛至有毛,基生叶与下部茎叶有柄,中上部茎叶无柄,全部茎叶质地薄。
    头状花序中等大小,异型,含多数小花,单生茎顶或植株含多数头状花序而生茎枝顶端。总苞卵形、碗形或半球形,无毛或被稀疏的蛛丝毛。总苞片多层,坚硬或几坚硬,覆瓦状排列,向内层渐长,中外层顶端钝,无膜质附属物,内层顶端有白色膜质附属物。花托平,有托毛。边花无性,1层,长于或等于中央的盘花,上部成扩大的檐部,檐部多裂,5-20裂,花冠中部多少有毛;盘花两性,花冠5裂。全部小花红色或黄色。花药基部附属物长,长椭圆形。花丝有乳突。花柱分枝细长。瘦果椭圆形或楔状,稍压扁,有多数细脉纹,被稠密贴伏的白色长直柔毛,顶端截形,有果缘,果缘边缘有锯齿,侧生着生面。冠毛与瘦果几等长,多层,不脱落,向内层渐长,全部冠毛刚毛长膜片状,在栽培种中,冠毛有时缺如。
    (2)珀菊
    珀菊(学名:Amberboa moschata)为菊科珀菊属的植物。分布在西南亚以及中国甘肃省、陕西省等地,见于逸生,目前尚未由人工引种栽培。
    原产西南亚。我国引种栽培,公园、花园有种植,供观赏用。在甘肃(民勤、武威等)有逸生。野生类型,花为紫红色,在栽培条件下,花有色变,即花有白色的变化。



    
    西汉与匈奴的战争

    匈奴是我国古代多民族国家的一个游牧部落,它兴起于公元前3世纪(战国时期),诞生于今内蒙古河套及大青山一带。在匈奴族兴起以前,大漠南北曾先后出现过被称为鬼方、荤粥、猃狁和戎、狄的各族,经过长期的聚散离合,于公元前3世纪最后融合为一个部族——匈奴。
    匈奴与中原发生关系,最早可上溯到公元前3至4世纪或更早。秦统一六国之后,匈奴与中原的接触更加频繁,秦始皇曾挫败匈奴族的南下。
    楚汉战争期间,中原地区忙于争战,匈奴乘机进入河套以南,其实力大增。到冒顿单于继位时,已拥有30万兵力,疆土东起朝鲜边界,横跨蒙古高原,向西与氐羌相接,向南延伸到河套以至于今晋北、陕北一带。
    进入西汉时期,汉匈之间战争经历了早期(汉初——武帝)、中期(武帝)和晚期(武帝后——宣、元帝)三个阶段。早期汉弱匈强,在汉匈战争中,匈奴居优势,汉不得不以和亲方式缓解彼此关系,并时刻防御匈奴;中期汉由弱变强,武帝时由防御转为进攻,并在对匈战争中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晚期双方皆战至民穷财尽之困境,各自内部矛盾重重,无力大战,虽有小的摩擦,但最终匈奴归汉,恢复和亲,实现了汉匈两族的团结。
    西汉初年,经过秦末农民起义和楚汉战争等的破坏,中原地区社会经济残破,劳力缺乏,国力空虚,百业待兴。而匈奴此时却正当空前强大之时,不断侵扰中原地区。汉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秋,匈奴围攻马邑(今山西朔县),驻守马邑的韩王信投降匈奴,匈奴乘势向南,越过句注("句"音"勾",山名,在今山西代县西),进攻太原,兵至晋阳(山西太原市西南)下。汉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冬,"高帝自将兵往击之","冒顿阳败走,诱汉兵",汉军追击匈奴,在平城(山西大同市西北)白登山,冒顿纵精兵30余万骑围困高帝所率汉军共7日,汉兵与外部联系被切断。后用陈平之计,派人私下以厚礼疏通冒顿单于的阏氏,方得以脱围。白登山之围说明汉初的实力不足以抗拒匈奴,因此,西汉政府只好采用"和亲"政策,把汉室公主嫁给匈奴单于,每年还要送给匈奴大批丝绸、粮食和酒,以缓解匈奴的侵扰,但仍未完全阻止匈奴对汉地的进犯与掠夺。
    此后,西汉王朝历经惠帝、吕后、文帝、景帝四世近七十年的休养生息,经济发展,国力充实,整军经武,到武帝时,已有相当的实力反击匈奴。于是,汉匈战争进入中期阶段。
    汉武帝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大行王恢献上"伏兵袭击单于"的计策,"汉使马邑人聂翁壹佯为出卖马邑城以利诱单于",同时设伏兵30万于马邑(今山西朔县)旁谷中。单于贪恋马邑财物,信以为真,率10万骑兵入武州塞(今山西朔县北至大同市西一带),捕获一名汉朝尉史(守卫边塞的下级武官),机密泄露,单于率兵及时撤退,汉之计谋未获成功。自此以后,匈奴便大肆侵扰,不断犯境。
    为了从根本上排除匈奴的侵扰,武帝先后布置了几次关键性的重大战役。其中尤以河南之战(亦称漠南之战)、河西之战、漠北之战最为著名。
    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匈奴兵进犯上谷(今河北怀来东南)、渔阳。武帝发兵反击,派汉将卫青率大军进攻久为匈奴占据的河南地。卫青引兵北上,"击胡之楼烦、白羊王于河南,得胡首虏数千,羊百余万。"汉夺取河南地,并在那里设置了朔方郡、五原郡,重新修缮了秦时所筑的边塞,移民10多万于朔方,在此屯田戍边。
    匈奴不甘丢失河南地,右贤王"数寇盗边,及入河南,侵扰朔方,杀略吏民甚众"。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春,"汉遣卫青将六将军十余万人出朔方高阙",予以反击。右贤王远居高阙之北,以为汉兵不能至,乃大肆饮酒消遣,酩酊大醉。不料卫青率3万骑兵出高阙塞外六七百里,夜袭右贤王庭。右贤王大惊失色,率精骑数百名连夜突围。卫青因此歼灭右贤王的队伍,俘虏右贤王所属裨王(小王)十余人,众男女1.5万人。卫青被武帝晋封为大将军。
    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春,大将军卫青仍将六将出兵定襄,击败匈奴,"得首虏前后万九千余级"。河南、漠北之战使汉朝取得正面战场的胜利,赢得与匈奴大战的第一个回合,匈奴受到沉重打击。但汉军也付出不小的代价。右将军苏建、前将军赵信所率3000骑兵与单于作战失利,赵信率部投降匈奴,苏建只身脱逃而归。汉因连年发兵出击匈奴,死伤不少,"士马死者亦十余万,兵甲、转漕(转运粟食)之费不可胜数,府库空虚,经用涸竭"。之后,匈奴因损失过重,撤出漠南地区,退往漠北。
    漠南之战后,匈奴退出漠南地区,但仍控制着西域地区。匈奴昆邪王部与休屠王部俱驻牧于河西走廓,朔方西北、西南及陇西西北常受匈奴袭扰。匈奴还南与羌人联结,袭扰汉疆。为此,武帝继续对匈奴作战。
    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匈奴万余骑兵攻入上谷,霍去病被任命为骠骑将军率兵远征。他将万骑从陇西出发,经过匈奴五王的辖区,转战六日,西过焉支山(甘肃山丹)千余里,歼敌8,000余人,俘获昆邪王之子及相国、都尉等,匈奴损失巨大,汉军亦损失7/10。同年夏天,霍去病再击河西,率数万骑出陇西、北地二千余里,过居延,攻至祁连山,匈奴军大败,3万余人被俘。匈奴单于对河西匈奴部的损失大为恼怒,欲杀昆邪王与休屠王二首领,二王恐慌之极,商议归顺汉朝。武帝派霍去病前往迎接,不料休屠王中途反悔,昆邪王杀之,合并其部下,共率4万人降汉。汉封昆邪王为漯阴侯,并将其众分徙于西北边塞之外,后又徙关东贫民72万余人充实陇西、北地、西河、上郡之地,并在河西设置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四郡。至此,河西走廓平定。
    漠南、河西大战之后,匈奴虽损失惨重,但仍不甘心失去的一切,常南下骚扰,以恢复从前的地盘。武帝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匈奴从右北平、定襄向汉进攻,杀人掠货。汉降将赵信又向单于献计,欲引汉军至沙漠以北,而后歼灭之。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武帝令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各率5万骑兵,随军私马"凡十四万匹,粮重不舆焉",以深入漠北,寻歼匈奴主力。
    卫青率大军出定襄塞外千余里,"单于闻之,远其辎重,以精兵待于幕(漠)北"。卫青见状,亦摆开阵势,以武刚车(兵车)自环为营,指挥5,000骑兵进攻单于,单于纵万骑迎战。到了黄昏,大风骤起,沙石飞扬,两军视线模糊,难分彼此。卫青乘势分轻骑向左右两翼移动,迂回包抄单于。单于见汉兵多而强,自知战不能胜,遂带数百壮骑突围出去,逃向西北。汉军连夜追赶,将至天明,已追出200余里,仍未见单于。于是,汉匈两军搏斗之后,汉歼匈奴兵1.9万人,又北至窴颜山赵信城(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发现匈奴储存在此的大量粟米,乃用之供应军食,在此停留一天,烧掉余下粟米而返。
    与此同时,霍去病率5万骑出塞,深入大漠2,000余里,与匈奴左贤王接战,很快打败对方,左贤王败走,其精锐兵力被歼。随即,汉军追杀匈奴逃兵、"封于狼居胥山,禅姑衍,临翰海而还"。共歼灭匈奴7万余人。
    漠北之战使匈奴势力大为削弱,损失八、九万人;汉亦有巨大损失,士卒死者数万,军马死者十余万。此后,匈奴无力大举侵汉,其主力远徙西北,不敢再在漠南设王庭。汉军占领朔方以西至张掖、居延之间的大片土地,保障了河西走廓的安全。
    汉武帝后期,匈奴仍未停止军事入侵,时常小部骚扰西域。因此,为控制和争夺西域,汉匈之间的战争时有发生。
    武帝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匈奴在河西、五原一带袭扰,并联合西羌进攻陇西、金城。第二年,武帝派李息、徐自为领兵 定西羌;又"遣故太僕公孙贺将万五千骑出五原二千余里,至浮苴井,从票侯赵破奴万余骑出令居数千里",寻歼匈奴,因未见匈奴一人而返。
    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匈奴左大都尉欲杀单于降汉,请汉兵前往接应。汉武帝派赵破奴率兵出朔方2,000余里来到浚稽山。后因事情败露,单于杀死左大都尉,并派兵击赵破奴。汉军打败匈奴,俘获数千人,但在归途中遇匈奴大军,汉军全部覆没,赵破奴被擒。
    为防范匈奴,"汉使光禄徐自为出五原塞数百里,远者千里,筑城障列亭至廬朐,而使游击将军韩说、长平侯卫伉屯其旁,使强弩都尉路博德筑居延泽上"。武帝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秋,匈奴进犯云中、定襄、五原、朔方,杀略数千人,捣毁汉设军亭和遮虏障。同时,匈奴右贤王又向酒泉、张掖处进犯,略数千人。武帝命汉将任文率兵前往急救,击溃匈奴。
    武帝天汉初年(公元前100年),苏武出使匈奴,被匈奴扣留。次年,武帝派贰师将军李广利、都尉李陵率兵进击匈奴。李广利领3万骑兵出酒泉,袭击祁连山处的右贤王,歼敌万人。在回师途中遭匈奴围困,损失大部分兵力而返;李陵则出居延向北进击,遭匈奴重围,败降匈奴。
    武帝天汉四年(公元前97年),匈奴向雁门偷袭,汉军予以反击。"武帝再征发天下罪人充军及勇敢士编成四军征匈奴。李广利骑兵六万、步兵七万出朔方,路博德为广利军护辎重。韩说步兵三万出五原,以游击为任务。公孙敖骑兵一万、步兵三万出雁门。"单于闻之,亲率兵迎战,"将其老少妇孺及辎重,远退至余吾水(今蒙古鄂浑河)北方,而集其本部及左部兵十万,严阵待于水南。"双方连战10多天,公孙敖失利,李广利相机南退,汉军未能取胜。
    武帝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匈奴又南侵五原、酒泉。三月,武帝派李广利出五原,商丘成出西河,马通出酒泉,分率7万、3万和4万兵力反击。匈奴主力军向南渡过姑且水(今蒙古翁金河西)以迎击汉军。商丘成率军在途中迷路,被匈奴追击,双方交战9日,最后匈奴溃退。李广利的汉军主力在夫羊句山(今蒙古古里精呼都克)与匈奴遭遇,击破匈奴一部,后北渡郅吾水(今哈内音河),击破左贤王,斩左大将。与此同时,李广利之妻在长安以巫蠱罪入狱,李广利惧怕,乃引军南退向燕然山(今蒙古人民共和国杭爱山),被单于军拦截,"单于乃掘堑沟于广利军前,并自广利后急击之,广利军因败乱,广利及全军遂降。"马通在击败汉降将李陵之后,立即转军西向,击天山右贤王,匈奴败退。
    经过诸多战争至此,汉朝国力、兵力大损,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武帝晚年亦意识到劳师远征之弊,于是在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下诏停止对匈奴用兵。
    武帝死后,昭帝继位。匈奴之间虽无大战,但小战仍时有发生。到宣帝时,匈奴遭重大天灾与瘟疫,其统治集团内部也发生分裂和内讧,出现五单于并立局面,势力日渐削弱。汉宣帝甘露元年(公元前53年),呼韩邪单于归附汉朝。


    
    西汉末年农民战争

    1.赤眉起义
    赤眉起义是西汉末年爆发的一次大规模的农民战争。主要是由于当时统治阶级的残暴腐朽,农民已无法再生活下去。于是,广大农民奋起反抗,农民起义遍及全国。
    王莽天凤五年(公元18年),琅邪(山东诸城)人樊崇率百余人起义,并且很快转入泰山,附近农民前来归附,一年之间,"众皆万数"。次年,琅邪人逄安、东海(山东郯城西南)人徐宜、谢绿、杨音等起义者又率数万人加入樊崇的队伍,起义队伍不断壮大,合力攻青州、徐州一带(今山东、苏北)。王莽闻讯,急派军镇压。王莽地皇二年(公元21年),大将景尚领命击樊崇军,却反被义军所杀。第二年四月,王莽派更始将军廉丹和太师王匡率10万兵攻打樊崇,企图一举歼灭义军。十月,两军激战于成昌(山东东平)。为与官军区别,起义军每人用赤色涂眉以为标志,因此被称为赤眉军。
    经过较量,起义军大败官军,杀死廉丹,王匡逃走。赤眉军势力更加强大,猛增到数十万人,并迅速向西挺进,活动于山东、河北、河南、安徽等省交界的广大地区。
    赤眉军屡战屡胜,但因起义者多为纯粹的农民,不愿继续从军,只想回到家乡,因而军心较涣散。为了不使赤眉军溃散,樊崇等人乃率众西攻长安。公元25年,赤眉军进至华阴(陕西华阴东),已有30万人,九月攻入长安。
    就在赤眉军入关时,汉朝宗室刘秀领导的农民军也派兵向关中进发。公元25年6月,当赤眉军迫进长安时,刘秀在鄗南(河北柏乡)即皇帝位,仍用汉的国号,并以这一年为建武元年。不久,刘秀定都洛阳,建立东汉王朝。
    赤眉军进入长安后,遭到当地豪强地主的抵抗。地方豪强隐匿粮食,并以武装抵制赤眉军。赤眉军粮尽无援,无法打破豪强地主的封锁,只得向西寻找出路,但在陇山(今陕西陇县西北)遇到割据势力隗嚣的阻挡,加之风雪的袭击,赤眉军西行不成,不得不折返长安,将乘虚占领长安的刘秀部将邓禹打败,再据长安。然而,军粮缺乏使赤眉军再次放弃长安,引众东归。
    此时,刘秀已部署好兵力阻挡赤眉军。他撤换了兵败长安的邓禹,另派冯异为先锋,在华阴设置防线,再命侯进在新安(河南渑池东)、耿弇在宜阳(河南宜阳)集结,截断赤眉军东归之路。
    在华阴,赤眉军遭冯异阻击,但仍英勇奋战。建武三年(公元27年)正月,邓禹、邓弘与冯异合兵共击赤眉军。邓弘首先出击,赤眉军佯败,而后予以反攻,邓弘大败。其后,邓禹与冯异联合救援,但很快被赤眉军打败。邓禹率24骑逃回宜阳,冯异则弃马与部下数人逃向崤底(河南洛宁西北,崤山谷地)。
    赤眉军虽打败对方的合力围攻,但仍未解除东归的障碍。同年二月,冯异收集残兵散卒,重整旗鼓,与赤眉战于崤底。这次,冯异改变战术,先派人化装为赤眉军埋伏于道旁。当赤眉军万人攻至冯异军前部时,冯异以少许兵力援助,赤眉见对方力弱兵少,乃全军出去,大力掩杀。冯异立即用主力抗击,赤眉军攻势渐弱,化装的伏兵乘势突袭,赤眉军难辨真伪,立即乱了阵脚,旋即失败,8万人投降。三月,赤眉军余部10余万众向东南撤退,在宜阳遇刘秀大军的层层包围。刘秀"亲勒六军,大陈戎马,大司马吴汉精卒当前,中军次之,骁骑、武卫分陈左右"。赤眉军突围不成,樊崇率军投降刘秀。至此,赤眉起义失败。
    轰轰烈烈的赤眉农民起义最终失败。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赤眉军虽屡次获胜,但其多为饥饿所迫的农民,并无攻城徇地的意图,一心思归,因而军心并不稳定;赤眉军中缺乏智谋之士,樊崇等人不识文字,首领中只有徐宜一人曾做过狱吏,因此,不善于利用所据有的关中的优越自然地理条件,建立根据地,发展生产,解决军需;赤眉军屡败王莽军和刘秀军,滋生了骄傲轻敌的心理,因而被冯异的化装伏兵突袭,遭受巨大损失。
    2.昆阳之战
    公元23年,绿林起义军与王莽主力在昆阳(河南叶县)进行了一场激战,史称"昆阳之战"。西汉末年,朝政腐败,社会矛盾尖锐。王莽建立新朝政权更激化了阶级矛盾,加之天灾饥荒,民不得不反。王莽天凤四年(公元17年),荆州一带饥民在王匡、王凤兄弟的领导下,揭竿起义。数月之间,队伍发展为七、八千人,并以绿林山(今湖北省大洪山)为根据地进行斗争,故名绿林军。
    地皇二年(公元21年),王莽派荆州牧率精兵2万围攻绿林军。义军在云杜(湖北沔阳西北)附近设下埋伏,大破官军。绿林军声威大震,很快发展为5万多人。
    地皇三年(公元22年)夏初,绿林军兵分两路:一路由王常、成丹率领,南下南郡(今湖北江陵),称下江兵;另一路由王匡、王凤率领,东入新市(今湖北京山东北),称新市军,此乃绿林军主力。新市军向随县(属湖北)、平林一带发展,当地农民纷纷投奔。陈牧、廖湛聚众千人,号称"平林军",一并加入新市军。同年冬,南阳豪强刘縯、刘秀兄弟在春陵(河北枣阳南)起兵,加入新市、平林起义军。
    地皇四年(公元23年)正月,绿林军打败官军的进攻,击溃王莽军主力,获得大量军用品和俘虏,队伍发展为10多万人。二月,绿林军立西汉宗室刘玄为皇帝,建立政权,仍叫汉朝,改年号为"更始"。更始政权建立后,绿林军士气更高,并且兵分两路继续攻敌。一面派主力进攻宛城(河南南阳),以夺取洛阳,攻入关中;一面以王凤、王常、刘秀为首,率军北上,攻克昆阳、郾城(河南郾城南)、定陵(河南舞阳东北)等地,以保障主力围攻宛城。之后,绿林军派刘秀率一支几千人的队伍北进颖川西北的阳关,直指洛阳。王莽闻讯后惊恐不已,立即集兵镇压。他把留在长安、洛阳的主力和打算去东线镇压赤眉军的队伍集中起来,一并转到南线对付绿林军,由大司马王寻、大司空王邑任主帅。此外,他还下令各州郡现抓民夫,由当地地方官亲自带队到洛阳,统归王寻、王邑指挥,共"将兵百万,其甲士四十二万人"。为了一举镇压绿林军,王莽还"征天下能为兵法者六十三家数百人,并以为军吏,选练武卫,招募猛士",以"长一丈,大十围"的长人巨无霸为垒尉(负责管理营垒的官),"又驱诸猛兽虎豹犀象之属,以助威武","旌旗辎重,千里不绝"。王莽军从洛阳出发,在阳关迫使刘秀率领的小部队退回昆阳,并同严尤、陈茂部汇合,直逼昆阳,以图下一步解宛城之围。
    此时,驻守昆阳的起义军仅八、九千人,众寡悬殊,难以取胜。但起义军最终仍决定迎战,并采用了刘秀提出的守城、调兵、反攻、取胜的方案。王凤、王常留下守城,刘秀、宗佻、李轶等突围出去,到郾城、定陶一带调集援兵。
    王莽军一到昆阳城下,便立即包围了昆阳,"围之数十重"。多次被起义军打败的严尤向王邑建议弃昆阳,先进兵宛城灭绿林主力,但王邑仗着人多势众,以为昆阳唾手可得,于是加紧围困,并扎下100多座营盘,致使"旗帜蔽野,埃麈连天,钲鼓之声闻数百里"。为加快破城,王邑又下令挖掘地道,架云车10余丈,并用一种巨大的冲车("动輣")冲撞城门,向城里齐发弩矢。
    守城的起义军英勇抵抗,打退王莽军一次次的进攻。20多天过去了,昆阳城仍未攻下,王莽军的士气渐渐低落。地皇四年六月,刘秀将定陵,郾城两地的兵力全部集中起来,共约万人,迅速开向昆阳。刘秀率步骑精兵1000人作为队伍前锋,最先到达。在距义军主力四、五里远处布下阵势。王邑见状,不屑一顾,派几千兵前往迎战,被刘秀斩杀几十人。随后,义军主力部队紧跟上来,猛击王莽军,又斩杀千人,鼓舞了义军斗志。接着,义军中又假传宛城被克,大军将至昆阳的消息,使王莽军军心动摇。旋即,刘秀又率3000精兵组成敢死队,出其不意地"从城西水上冲其中坚",王寻、王邑亲率一万兵迎战,以为稳操胜券,乃令各营不得擅自出兵。但交战不久,王莽军便招架不住,队形大乱。在混战中,王寻被杀,王邑见势不妙,率少数残兵逃跑。王莽军失去主帅,四处逃窜。
    守城的义军"亦鼓噪而出,中外合执,震呼动天地",杀向官军。"莽兵大溃,走者相腾践,奔殪百余里间"。忽然,风雨大作,屋瓦乱飞,大雨倾盆而下,"滍川盛溢",本已溃败的王莽兵一个个夺路而逃,跟随队伍的那些虎豹兽群亦脱缰逃掉,"溺死者以万数,水为不流"。王莽军军需辎重和车甲珍宝全被缴获。
    十月,义军攻入长安。王莽被市民杀死。
    昆阳之战是对王莽政权最后、最沉重、最有决定性的一次打击。义军所以取胜,原因在于:
    (1)民心所向。王莽政权虽拥有精良的武器和庞大的兵力及充足的军需物资,但因王莽改制失败而失去民心;而绿林军则多是农民,他们因饥寒所迫铤而走险,反抗苛暴的官府,为广大人民所拥护。
    (2)正确的军事思想和战略战术的指导。绿林军将领在大兵压境的情况下,根据实际需要制定出有效的作战计划:先是坚壁不出,消耗敌车力量;待援军到来时,内外合力攻敌,并假传宛城被克的消息,瓦解敌人士气而打败骄兵。


    
    东汉与羌人的战争

    羌人又称为西戎,是我国古老的民族之一,共有150个部落,在商周时便已出现在我国历史上。到了汉代,羌人的分布范围大致如下:以西海郡(今青海)为中心,东到扶风(陕西西部),南至蜀郡、广汉郡(四川西北),西北邻接西域,北达陇西、天水(今甘肃一带)。到东汉时,由于朝廷将羌人徙置于天水、陇西、扶风一带,与汉人杂居;东汉地方官吏及豪强对羌人加重剥削和搜刮,肆意虐待他们,激起羌人的愤满。因此,羌人不断起兵反抗,较大规模的战争有三次。
    东汉汉安帝统治时期,朝政黑暗。地方官吏与豪强肆无忌惮地虐待羌人,朝廷当权者则以击败羌人来立功成名,借口对羌用兵以敛民财,以饱私囊,羌人被迫起来斗争。永初元年(公元107年)夏,汉朝廷强迫金城、陇西和汉阳三郡的羌人随征西域,被征羌人因"惧远屯不还",在行至酒泉时相继逃散。汉发令各郡县截击逃散的羌人,"或覆其庐落",羌族部落被迫反抗。汉羌间第一次大规模战争爆发。
    先零别种滇零羌和钟羌首举义旗。他们因"归附既久,无復器甲",于是"或持竹竿木枝以代戈矛,或负板案以为楯,或执铜镜以象兵",切断陇道,"郡县畏懦不能制"。朝廷忙派车骑将军邓骘,征西校尉任尚前往镇压,他们征发内地10多郡的兵卒共5万人,开往汉阳郡(甘肃甘谷东南)并屯兵于此。第二年春天,数千钟羌人在冀县以西击败邓骘军,歼灭千余汉军。
    冬,邓骘又派任尚、司马钧率诸郡兵击羌,在平襄(甘肃通渭西北)与数万滇零羌人激战,汉军大败,损失8000多人。之后,滇零羌人在北地郡(宁夏吴忠西南)自称"天子",并广泛招集其它羌人反汉,向四周的汉地进攻,东击赵魏(山西、河南境)、南入益州(陕西中部),杀死汉中太守,抄掠三辅(陕西中部),阻断陇道。汉军难以制服,邓骘不得不打道回朝。
    羌人势力日益强大,继续攻汉。永初三年(公元109年)春,诸羌攻打三辅,汉派骑都尉任仁督诸郡屯兵前往解决。多次战斗均处不利。第二年春,羌人又反复进攻褒中(陕西勉县东南),汉中太守郑勤急于反击,率兵大战羌人,结果大败,3000人被歼,自己也战死沙场。永初五年(公元111年),羌人又不断进攻汉地,攻入河东(山西部分地区)、河内(河南部分地区),汉军无力制胜于羌,不得不采取消极防御办法,在赵、魏以及常山、中山(河北部分地区)大建坞堡作为屏障,先后"缮作坞候616所",屯兵20余万。
    边郡官吏也无心守战,纷纷内徙,同时割禾折屋,强徙居民,不少人死于内徒过程中,致使内徙边民起义反抗,与羌人联合反抗东汉王朝,甚至成为羌人首领,杜季贡即是。
    元初二年(公元115年),汉廷遣左冯翔司马钧和校尉庞参各率8000人和7000人分道击羌。庞参的队伍行至勇士(今甘肃榆中)东,被杜季贡击退;司马钧率军攻拔丁奚城(宁夏宁武南),杜季贡迎战;先率众佯逃,司马钧的部将不听其令,纵兵追击,结果被羌人伏兵攻击,3000余人全部被歼。
    汉军每战不利,羌人屡战屡胜,汉廷开始总结经验教训,认为失败原因是以汉步兵追击羌之骑兵,"执不相及"。于是开始"罢诸郡兵","捨甲胄,驰轻兵",以轻骑抄袭羌人庭帐所在地,使杜季贡失败,损失400多人和数千头牛马羊。
    元初三年(公元116年),汉遣邓遵率南匈奴骑兵万名进攻零昌羌人,在灵州(宁夏灵武北)拉开战幕,羌人战败,被歼8000余人。与此同时,丁奚城也被任尚率军击败,700羌人被歼,杜季贡被任尚收买羌人刺杀。随后,汉军向北地进军,袭击狼莫部羌人。任尚与马贤合兵攻羌,迫使狼莫部羌兵引退,双方僵持60多日,最后战于富平(甘肃庆阳西南),羌人失利,汉军获胜,歼灭5000余名羌兵,俘虏1000余人,并得牲畜10余万。狼莫羌人退走,西河虔人种羌共1.1万人投降汉朝。至此结束了10多年的汉羌战争。
    此后,汉羌之间的小战仍未间断。但从永和五年(公元140年)起,又开始了大规模的战争。永和四年(公元139年),汉政府委派到弘农,并州、凉州的官吏苛刻无比,经常烦扰百姓,再次激起羌人反抗。
    永和五年夏,且冻、付难两部羌人首先起兵,攻下金城(甘肃兰州西北),再与其他羌人联合,进攻三辅,攻杀郡县长吏。汉廷"发京师近郡及诸州兵讨之",马贤为征西将军,领兵10万驻守汉阳,并于"扶风、汉阳、陇道作坞壁300所,置屯兵"。且冻羌人分兵作战,抢先开向武都(甘肃西和西南),火烧陇关。次年春,马贤率五、六千骑兵镇压羌人,在射姑山(甘肃庆阳北)被羌人重创,马贤及其两个儿子战死。之后,巩唐种羌人又攻向陇西,3000余骑焚烧陵园,杀入关中。武威太守赵冲率兵镇压,歼灭400余名羌人,羌降者2000多人。与此同时,罕种羌人千余人又攻占北边,诸羌八、九千骑再次攻战武威。东汉政府为避其锋芒,不得不再次将安定、北郡二府内迁,并派军队屯驻三辅。汉安元年(公元142年),汉以赵沖为护羌校尉。
    赵沖抚剿并举,招降罕种羌人5000余户,又围剿在安定郡的烧何种羌人,歼灭1,500人,击败诸羌4000多人,追杀8000多人,诸羌3万余户投降凉州刺史。建康元年(公元144年),汉将马玄率羌人逃亡出塞,赵沖领兵追击。在建威鹯阴河(甘肃兰州以北)渡河时,汉军中600余名胡兵叛逃,赵沖追赶逃兵,遇羌人伏击而死。
    至此,第二次大规模的汉羌战争告一段落。在此期间,汉军吸取前一阶段的教训,剿抚并施,击败羌人。尽管如此,东汉政府仍付出巨大代价,耗资80多亿,士卒死亡无数,"白骨相望于野"。
    汉羌第三次大规模的战争开始于延熹二年(公元159年)。这一年,羌人烧当、烧何、当煎等部起兵袭击汉朝的陇西、金城,汉护羌校尉段颎率领1.2万多骑兵攻击西部羌人诸部,很快破羌,并迅速追击,在罗亭(今青海化隆境)歼灭2000余人,俘虏万余人。第二年春天,烧何羌等部向张掖进攻,段颎率兵迎击,击败羌人,并乘胜追击40余里。随后,段颎又向塞内诸羌用兵,羌死数千人。延熹六年(公元163年),羌人又发起攻势,段颎于次年组织万名汉兵袭击当煎、勒姐羌军,获得胜利,歼灭并俘虏羌人千人。延熹八年(公元165年),段颎率兵继续击羌,万名汉军随他进至湟中(今西宁一带),结果被当煎羌人打败,被围3日。后段颎指挥部下夜晚潜出,攻击羌人侧背,羌人始料不及,终被击溃,汉军乘胜追击,西部诸羌败散。
    建宁元年(公元168年)春,汉廷命段颎统兵攻击西部羌人,万名汉军在逢义山(今宁夏西吉东北)与先零诸羌交战。段颎以强兵布阵,正面为三行长矛兵,其间配有强弩,两翼部署骑兵,并以功名激励士兵齐心作战。汉军士气高昂,奋力冲向羌兵,羌人大受损失,被歼8000余人,损失牲畜28万头。建宁二年(公元169年)夏,段颎遣部将田晏带兵5000击羌,田晏兵攻入羌人聚屯的凡亭山(今六盘山),随后设寨扎营,诱使羌人出击。羌军果然出战,两军撕杀激烈。最后,羌人渐处不利,向东奔去,聚守射虎谷(今甘肃天水西),扼守关口。段颎派人在南路设障40里,堵羌南退之路;同时密遣7000兵夜上西山,在距羌一里之处结营掘堑;再派3000人去东山,因此对羌形成东、南、西三面包围之势。羌人发觉汉军进逼,乃猛攻西山,段颎趁机攻入谷口,东西两面汉军紧密配合,齐击羌军。羌人难以抵挡,迅速溃败,被歼1.9万人。东部诸羌基本被击溃。
    第三次大规模战争期间,汉军有了前两次战争的经验,并主动寻战,穷追羌兵,拥有制羌优势,最后将东西诸羌基本击溃。但东汉也付出极大代价,耗资巨额,损失无数,加剧了国内社会矛盾。


    
    管状花亚科—帚菊木族

    真核生物域
    植物界
    被子植物门
    双子叶植物纲
    菊目
    菊科
    管状花亚科
    帚菊木族

    帚菊木族(学名:Mutisieae)是菊科下的一个植物族,主要分布于美洲和非洲,次为亚洲东南部。有6个属植物分布在中国。
    1.形态特征
    草本或灌木,稀为乔木。叶互生。头状花序有异型小花,放射状或盘状,边缘小花雌性,中央小花两性,或头状花序仅有同型小花,小花全部两性或雌花和两性花(子房不育)、异株;总苞片通常多层,覆瓦状排列,少有仅5枚而大小近相等者;花托平、微凸,少有凹陷,无托片;雌花花冠二唇形,外唇具舌片或否,顶端具3齿,内唇丝状2裂;两性花花冠二唇形,两侧对称或冠檐深5裂而辐射对称;花药基部箭形,具尖的长尾部,顶端常有附片;两性花的花柱分枝顶端截平、圆、钝,少有略尖。瘦果随不同的属、种而异。冠毛毛状或极少无冠毛。
    2.兔儿风属
    兔儿风属(学名:Ainsliaea)是菊科下的一个属,为草本植物。该属共有约70种,分布于亚洲东部。中国有44种、4变种,除1种产于东北之外,其余均分布于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各省区。
    (1)形态特征
    草本,倘为多年生则具粗细不等的根状茎。茎直立,不分枝或罕有少数分枝,被各种不同类型的毛或无毛。叶互生,或基生呈莲座状,或密集于茎的中部呈假轮生,然亦有其节间长度近相等而均匀生于茎、枝上者,具柄,边全缘、具齿或中裂,被毛,极少无毛。头状花序狭,单个或多个成束排成间断的穗状或总状花序式,有时组成狭的或开展的圆锥花序,同型,盘状,全为两性能育的小花,每一头状花序通常有花3朵,有时4或5朵,极少1朵。总苞狭,圆筒形,总苞片多层,覆瓦状排列,质硬而坚挺,外层短,通常卵形,向内各层渐次较长,披针形或长圆形,顶端钝、略尖或长渐尖。花托小,无毛;花冠管状,冠檐不扩大,呈二唇形,外唇3深裂,内唇2深裂,裂片延长,外卷;花药顶端略尖、圆或截平,基部箭形,具耳,尾状附属物延长,丝状;花柱分枝短,通常开展,内侧扁,顶端钝圆。瘦果圆柱状或两端稍狭而近纺锤形,近压扁,常具5-10棱,极少无棱,通常被毛。冠毛1层,近等长,羽毛状。
    (2)光叶兔儿风
    光叶兔儿风(学名:Ainsliaea glabra Hemsl.)是菊科兔儿风属植物,生长于海拔800-1200米的林缘或林下荫湿草丛中。分布于四川中南部和云南东北部。
    全草(兔儿风):甘,凉。养阴清肺,凉血利湿。用于风湿痛,跌打损伤,虚劳咳嗽,肺痨吐血。
    3.大丁草属
    大丁草属(学名:Gerbera)也称非洲菊属,是菊科下的一个属,为多年生草本植物。该属共有70种,分布于非洲和亚洲。中国有20种,除个别种遍及于南北各地外,绝大部分集中于西南地区,云南有16种,占全国种类的80%。
    (1)形态特征
    多年生草本,具长短不等的根状茎。叶基生,呈莲座状,常具各种类型的齿缺或羽状分裂,稀全缘,背面被绒毛或绵毛,或两面均无毛。花葶挺直,无苞叶或具线形、钻状或鳞片状苞叶,被绒毛或绵毛。头状花序单生于花葶之顶,异型,放射状或盘状,各有多数异型的小花,外围雌花1-2层,舌状或管状二唇形,中央两性花多数,管状二唇形,二者均能结实。总苞盘状、陀螺状或钟形,总苞片2至多层,覆瓦状排列,卵形、披针形或线形,顶端尖,少有钝圆,向外层渐次较短,绿色或边缘和顶部带紫红色,背面被绵毛或无毛;花托扁平,平滑无毛或略呈蜂窝状;雌花花冠具开展的舌片,长伸出于冠毛之外,或管状二唇形,无舌片而隐藏于冠之中,舌片或外唇具3细齿,内2裂丝状卷曲而短于舌片,或内唇仅具2齿,花冠管内常有退化雄蕊;两性花管状,冠檐2唇形,外唇3-4裂,内唇2裂。花药基部箭形,具全缘或撕裂状的长尾;花柱分枝内侧稍扁,顶端钝。瘦果圆柱形或纺锤形,有时略扁,具棱,通常被毛,顶端钝或渐狭成长短不等的喙。冠毛粗糙,刚毛状,宿存。
    (2)大丁草
    大丁草(学名:Gerbera anandria)是菊科、大丁草属多年生草本植物,生长在海拔650-2580米的。山顶、山谷丛林、荒坡、沟边或风化的岩石上。分布于中国东起台湾,北达黑龙江经内蒙古至宁夏,南抵广东、广西,西南至云南、贵州等省区广布。俄罗斯(亚洲部分)、日本、朝鲜也有分布。
    大丁草有清热利湿;解毒消肿之功效。
    4.白菊木属
    白菊木属(学名:Leucomeris)是菊科下的一个属,为灌木或小乔木植物。该属共有2种,分布于尼泊尔和缅甸。中国仅1种,产自云南。
    (1)形态特征
    灌木至小乔木。叶互生,具柄,全缘或有疏齿,背面被白色绒毛或无毛而具粘性分泌物。头状花序同型,盘状,于枝顶作伞房状、圆锥状或复头状花序式排列,稀有单生;总苞倒锥形或近卵形,总苞片多层,覆瓦状排列,外层短,卵形,向内各层渐次较长而为披针形或长圆形;花托平坦,无毛或被流苏状毛。花全部两性,均结实,花冠管状,檐部稍扩大,5深裂,裂片略整齐,多少外卷;花药基部箭形,具毗连的长尾;花柱分枝略增厚,短而扁,顶端钝、圆。瘦果近圆柱形,具纵棱,常被长毛。冠毛多数,2层,外层略短,粗糙,刚毛状。
    (2)白菊木
    白菊木(学名:Leucomeris decora)为菊科白菊木属的植物。分布于越南、泰国、缅甸和中国;在中国分布于云南南部至西部(北至大理)。在中国云南主要分布于双柏、漾西、景东、景洪、勐海、勐海、新平、镇康、双江和潞西等县。
    白菊木生长于海拔1100-1900米的山地林中。多生于干热河谷。年平均温约18℃,1月平均温为11℃,极端最低温3℃,极端最高温达38℃,年降雨量在800-1000毫米。土壤为千枚岩发育的砖红壤,有机质含量3-5%,pH值6.0-6.5。白菊木为阳性树种,常生长于以虾子花、红皮水棉树、火绳树为优势的稀树灌木草丛中。
    研究:中国菊科植物大都是草本,仅白菊、护菊木等少数种类是灌木或小乔本、对研究菊科的进化、区系起源等有一定价值。
    药用:白菊木树皮可入药,治咳嗽及枪伤刀伤。
    物种现状:中国国家三级保护植物,稀有种。散生于中国云南南部和西部各个热河谷地带,产地群众常砍伐作薪柴燃料。[5]
    濒危原因:由于干热河谷地表干旱,环境恶劣,使得白菊木的天然更新较难。加上常被当地人砍作薪柴,导致其种群资源日益稀少。
    保护级别:列入中国《国家二级保护植物名录》;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IUCN)——易危(VU)。
    5.蚂蚱腿子属
    蚂蚱腿子属(学名:Myripnois)是菊科下的一个属,只有蚂蚱腿子M. dioica Bunge 1 种,分布于我国东北、华北各地区及陕西、湖北等省。见于山坡和林缘路旁, 是中国特有的单种属植物, 是菊科少有的木本植物之一, 被列为辽宁省渐危树种。
    (1)形态特征
    灌木。叶互生,近无柄或有短柄,全缘。头状花序少花,通常4-9朵,同性,雌花和两性花(子房不育)异株,无梗,单生于短侧枝之顶,先叶开花。总苞钟形或近圆筒状,总苞片少数,5枚,覆瓦状排列,大小近相等;花托小,无毛;雌花花冠具明显的舌片;两性花花冠管状二唇形,檐部5裂,裂片极不等长;花药基部箭形,具渐尖的尾部。两性花的花柱延长,顶端极钝或截平,不分枝,雌花花柱分枝通常外卷,顶端尖。瘦果纺锤形,密被白色长毛;雌花的冠毛多层,粗糙,浅白色;两性花的冠少数,通常2-4条,雪白色。
    (2)蚂蚱腿子
    蚂蚱腿子(学名:Myripnois dioica)为菊科蚂蚱腿子属的植物,是中国的特有植物。分布于中国东北、华北各地区及陕西、湖北等省。喜阴凉湿润,不耐强光,抗旱力及抗寒力很强。蚂蚱腿子生长在海拔1400米以下,年降水量500-600毫米的阴坡、半阴坡的陡坡、崖边、路边、迎风面的山脊下部等恶劣地区。蚂蚱腿子对土壤母岩、母质要求不严,石灰岩、花岗岩、片麻岩、黄土母质上均可生长。岩石间有细土的缝隙、大石块的底处及小黄土丘上均适宜。天然灌丛多出现在阴坡、陡坡直射光线少的地方,其原因是这些地点降雨后,地表湿润期较长,天然种子飞来后,发芽生根如同的时间得到保证,幼根入土后生长很快,抗旱力优很强。
    饲用:蚂蚱腿子在返青时羊采食其嫩枝叶,牛,马等大家畜不喜食。开花结实后,枝条老化,家畜一般不食。为中下等饲用植物。
    环境:属于强耐干旱植物,典型的节水抗寒型植物材料,岩生植物。
    地被:植株整齐、矮小且较为耐荫,因此极适合作为地被植物应用于复合栽植的下层。
    园林:在园林应用中,无论是孤植、丛植或片植,其效果均十分理想。
    观赏:蚂蚱腿子植株低矮,枝条纤细密集、直立而很少有分枝,因此株型整齐。若孤植于空旷地上,其植株可自然形成密集的放射状球形。尤其是早春开花前期,“爆炸放射状”球形植株的枝条上着生着密集、银白色而形状浑圆的花芽,观赏时感到细腻、美观。花芽被有银白色茸毛、芽状浑圆饱满的特点,因此其冬条稍作加工即可成为美丽的插花材料。蚂蚱腿子花形优美,花色淡雅,早春时节点缀在山坡上,具有观赏价值。其通常呈丛状生长于干旱山地林缘地带,对生境要求较低,需水量不大。随着园林的快速发展,园林植物材料的选择越来越向着乡土化、节约型园林植物材料的方向发展。
    其它:枝干易燃烧,可做薪材。
    6.栌菊木属
    栌菊木属(学名:Nouelia)是菊科下的一个植物属,1种,仅见于中国西南地区。
    (1)形态特征
    灌木至小乔木叶互生,具柄,全缘。头状花序大,多花,单生于枝顶,具同性不同形的小花。总苞钟形,总苞片多层,革质,覆瓦状排列,外层短,卵形,向内各层渐次较长而为卵状披针形至披针形。花托中央凹陷,穹隆状,有窝孔。外围两性花花冠二唇形,外唇舌状,顶端具3齿或3裂,内唇2深裂,裂片线形,外卷;中央两性花花冠管状或呈不明显的二唇形,檐部近相等的5深裂,裂片线形,外卷。花药基部箭形,具长尾。花柱分枝靠合,扁而增厚。瘦果圆柱形,有纵棱,被绢毛。冠毛1层,粗糙,刚毛状。
    (2)栌菊木
    栌菊木(学名:Nouelia insignis)是菊科栌菊木属的唯一物种,是中国的特有植物。生长在海拔1000-2500米的山区灌丛中。喜干热河谷气候环境。土壤为山地酸性黄壤。多生于金沙河谷沿岸及沟谷山坡的杂灌木林中。常与云南泡花树形成小片群落,或生于云南松与栎类混交林内或云南松林林缘。栌菊木是喜光的阳性树种,在向阳、湿润的岩石隙缝及悬岩峭壁处生长较好,在空气湿润的2300-2800米高海拔处生长良好,在海拔较低处则生长较差,有时成丛或匍匐状生长。
    分布于中国云南(江川、元谋、大姚、宾川、鹤庆、永胜、丽江、中甸)和四川西部(攀枝花、木里、九龙)。
    栌菊木是中国特有的单种属植物,是菊科中稀有的木本残遗种。由于形态特殊,对于研究中国菊科植物的系统发育、古植物区系及古地理等,具有科学价值。
    该种列入中国国务院1999年8月4日批准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第一批)》:Ⅱ级;《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IUCN):易危 (VU)。
    7.帚菊属
    帚菊属(学名:Pertya)是菊科下的一个属,为灌木植物。该属共有24种,全分布于亚洲(日本有5种,阿富汗有2种,泰国仅1种)。中国有17种,1变种,分布很广,东起台湾,西至青海,北达甘肃、宁夏,南抵广东、广西及西南部的云南等省区。
    (1)形态特征
    灌木、亚灌木或多年生草本。枝纤细,斜展呈帚状或罕有近攀援状,大部分有长枝和短枝之别。叶在长枝上的互生,在短枝上的数片簇生,然亦有无短枝而叶全为互生者,具柄,全缘、具疏粗齿或细齿。头状花序无梗或具长短不等的梗,腋生、顶生或生于簇生叶丛中,单生、双生、排成紧密的团伞花序或疏松的伞房花序,稀有作广展具叶的大圆锥花序式排列,盘状,全为两性能育的小花,少有雌雄异株者,每一头状花序通常有花数朵,稀有多达10-15花或少至1花;总苞钟形、狭钟形或圆筒状,总苞片少层至多层,覆瓦状排列,草质或近革质,外层极短,向内各层渐次较长,顶端常钝圆,少有短尖或刺尖状,背面多少被毛;花托小,平坦或蜂窝状,无毛或沿窝孔边缘密被长软毛;花冠管状,冠檐微扩大,5深裂,裂片狭而长,外卷;花药合生,顶端尖,基部箭形,具线形的长尾,仅1种其花药离生而基部无尾;花柱长,花柱分枝极短,外展,顶端钝。瘦果圆柱形、倒卵形或倒锥形,顶端略收狭,基部渐狭,具5-10纵棱,被柔毛。冠毛为具细齿的糙毛,1层,白色、污白色至褐色。
    (2)华帚菊
    华帚菊(学名:Pertya sinensis)为菊科帚菊属的植物,为中国的特有植物。分布于中国的湖北、甘肃、陕西、河南、宁夏、山西、云南、青海等地,生长于海拔2,100米至2,500米的地区,多生长于溪边、山坡以及针叶林中,目前尚未由人工引种栽培。
    产于青海东部、甘肃东南部(隆德)及西南部、宁夏、陕西东南至西南部(眉县、太白山、佛坪、渭南、华县、华山)、山西南部(霍县、垣曲)、河南西部(卢氏)、湖北西部(兴山、巴东)及四川东部(城口、巫溪)。



    
    黄巾起义

    东汉后期,政治黑暗,朝廷腐败,宦官与外戚交替执政,昏庸无比;对羌战争历时数十年,耗资近400亿,加重了农民的负担;豪强地主又肆意兼并土地,迫使农民失地破产;加之自然灾害持续不断,水旱虫蝗风雹连年侵袭,出现万民饥荒、人相食的悲惨景象。农民走投无路,唯有暴动起义,以求生路。先是小规模农民起义不断出现,遍及全国,最后终于发展成为声势浩大的黄巾起义。
    黄巾起义的领导者是钜鹿(河北平乡西南)人张角。张角是道教的一支——太平道的首领,起义前收徒传道,在青、徐、幽、冀、荆、扬、兖、豫8州有众徒数十万,并按地域将之分为36方,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人。他向广大人民宣告东汉统治即将完结,提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简称"黄天泰平")的口号,并决定在甲子岁(公元184年)甲子日(3月5日)发动起义,后因叛徒泄露机密,起义提前一个月爆发。
    中平元年二月,起义者头裹黄巾以作标志,在张角、张宝、张梁三兄弟领导下起兵反抗,7州28郡同时起义,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组织和准备较严密的农民战争——黄巾起义爆发。
    起义爆发后,按地域主要分为以下几个部分:一是波才领导的颍川(河南禹县)黄巾;二是张曼成、赵弘、韩忠、孙夏等人相继领导的南阳(河南南阳)黄巾;三是彭脱等人领导的汝南(河南汝南)、陈国(河南淮阳)黄巾;四是卜已领导的东郡黄巾;五是张角、张宝、张梁兄弟领导的钜鹿黄巾;六是戴风等人领导的扬州黄巾;七是在今天的北京地区的广阳黄巾。其中,张角自称天公将军,他领导的队伍在北方形成革命中心;张曼成自称神上使,其义军是南阳的革命主力;波才、彭脱等是东方的革命主力。起义者从北东南三个方向威胁京师洛阳。
    为了对付义军,东汉王朝首先加强都城洛阳的防守力量,于三月命外戚何进为大将军,将兵屯守洛阳都亭,守备甚严,同时又在函谷、太谷、广成、伊阙、轘辕、旋门、孟津、小平津8个险要处增设八关都尉,以加强洛阳的外围防御。为调和统治集团内部矛盾,以应付危局,东汉政府又大赦天下党人,诏敕州郡加强守备,修制器械。随后调兵遣将,"远征三边殊俗之兵"镇压黄巾军。
    张角吸取以往起义军被统治者各个击破的教训,采取"内外俱起,八州并发",同时出击的战略,在各地一起打击封建统治者。官军则采取重点进攻,同时令各地世家豪族挖堑筑堡以配合行动。四月,两军在京师洛阳附近的颍川交战,皇甫嵩、朱军率官兵4万向波才的黄巾军猛扑,义军击败来犯官军,并将黄甫嵩围于长社(河南长葛东北)。但因波才缺乏战斗经验,使义军"依草结营",致使皇甫嵩军深夜纵烧义军营地,再与朱联合进击义军,后又有骑都尉曹操率援军参战,使波才义军寡不敌众,在阳翟(河南禹县)失败。官军乘势向东,击败汝南、陈国的黄巾军,因此使东汉朝廷摆脱了京师之围,并能腾出手来对付其他义军。八月,皇甫嵩"又进击东郡黄巾卜已于仓亭",义军失利,卜已被俘。
    在河南重镇宛城(河南南阳),义军张曼成部自三月以来便以重兵攻城,遭南阳太守秦颉抵抗。双方激战,相持百日。六月,秦颉趁颍川义军失败之机,勾结当地富豪武装疯狂反扑,冲破义军包围。张曼成战死,赵弘继任统帅,率10余万兵攻克并据守宛城。不久,朱在镇压颍川义军之后南下援助,与秦颉等地方军合围宛城义军。义军英勇战斗,多次击退官军,坚持3个月。
    之后,赵弘阵亡。赵忠被义军推为统帅,众义军继续奋战。朱久攻宛城不克,乃施一计:鸣鼓佯攻西南,诱义军奔彼全力以赴,自己则率兵乘虚攻破义军东北,迫使义军退保小城。官兵连攻小城不克,又佯装撤围,同时却暗布伏兵。义军中计出城,追击敌人,结果被伏兵攻击,万余将士阵亡,赵忠降后被杀。义军余部又迅速退守宛城,以孙夏为师,但很快被击败。十一月,宛城陷落,南阳义军失败。
    起义斗争中心迅速转至河北地区。张角三兄弟发起全国起义之后,攻克广宗(河北威县东南),占据下曲阳(河北晋县西),控制了河北腹地,威震汉廷。三月,汉灵帝命涿郡大姓卢植猛攻广宗,被义军击败,不得不改派率领羌胡军队的董卓镇压义军。然而,董卓仍未能取得速胜。八月,汉廷改派皇甫嵩进攻钜鹿。由于颍川、汝南、东郡义军的失败,张角兄弟处于不利境地,遭到官军主力的全力围攻。不久,张角病逝,张宝继任统帅,坚持斗争,使官军久攻广宗不克。皇甫嵩"乃闭营休士,以观其变",义军由此放松警惕。官军乘机"潜夜勒兵",包围义军营地,并对之突袭。义军仓促应战,以凌晨战至傍晚。张梁牺牲,3万义军战死,5万义军投河以示不屈,车重3万余辆被焚。十一月,皇甫嵩攻破下曲阳,张宝等10多万义军被杀害。
    轰轰烈烈的黄巾起义被统治者镇压下去。
    黄巾起义组织周密、规模巨大、实力雄厚,但最终仍归于失败,原因在于:义军在全国同时起义后,各自为战,未能积极配合,会师一地,集中兵力对付统治者的军队,以致被各个击破;义军中缺乏具有丰富军事经验的将才,因而义军攻下一地之后,多据守城池而不积极寻机攻敌,遭到官军围困,最终耗尽力量;军事经验不足,因此被官军火烧营地,并为官军的佯退和闭营休战等所迷惑。


    
    官渡之战

    官渡之战是公元200年在官渡(今河南中牟东北)发生的北方两个最强大的军阀袁绍与曹操之间进行的一次大战。
    公元2世纪末,东汉王朝镇压了黄巾军起义,但其政权也濒于灭亡。在镇压黄巾军起义的过程中,各地官僚豪强乘机扩大自己的武装,各据一方,互相混战。最后,在北方出现两大军阀势力,袁绍与曹操。
    袁绍占据冀州(今河北中部、南部、山东西端,河南北端一带);曹操取得汝南、颍川两地,并将东汉末帝汉献帝迎至颍川郡的许县(今河南许昌东),控制在自己手里,挟天子以令诸侯。袁绍不能容忍曹操势力的强大,他在公元199年打败另一大军阀公孙瓒之后,便迅速将矛头对准了曹操。此时的袁绍在兵力及军事装备上均占有绝对优势,他自恃人多地广,企图一举攻下许昌,消灭曹操。袁绍手下的谋士沮授、田丰不赞同这一计划,他们以为,曹操现在拥有政治上的有利地位,他挟天子以令诸侯,如若贸然对之进攻,师出无名;加之曹操实行屯田,恢复和兴办水利事业,使农业生产得以恢复,军粮问题得到解决;且曹操方面法令统一,士兵精练,而自己方面则因连年用兵、百姓疲劳,府库空虚。因此不宜迅速对之用兵。沮授、田丰劝袁绍先务农息民,发展农业生产,充实军事力量,然后再去攻打曹操。这一稳妥的战略方案未被袁绍采纳,在主战派郭图、审配等人的迎合和怂恿下,袁绍点选10万大军,直奔许昌。
    在大举进攻之前,袁绍派人前往荆州,说服荆州牧刘表从南面策应,共同进攻曹操。刘表口头应允,但实际上并未出兵。之后,袁绍又派使者到穰(yáng)城,动员张绣从侧面袭击曹操,但没有成功,张绣反被曹操降服。由此削减了袁绍的势力。
    再说曹操这方面,其实力远不及袁绍,能够参战的部队仅二三万人。在得知袁绍即将进攻的消息后,立即与谋士郭嘉、荀彧(yù域)等人商讨对策。
    他们将袁、曹双方情况作了对比分析,指出曹胜袁败之理:
    第一,袁绍出兵攻曹,曹可以汉皇帝之命令为号召,得到世人支持,袁绍的进攻不得人心;
    第二,袁绍疑心很重,忌贤妒能。而曹操则大胆用人,身边有一批将才谋士;
    第三,袁绍计谋虽多,但优柔寡断,且其内部集团分帮结派,矛盾重重。而曹操则在策略既定之后,能当机立断,并且明辨是非,不受迷惑,赏罚分明,使内部集团较为团结;
    第四,在用兵方面,袁绍喜好虚张声势,不懂兵法,而曹操则很会用兵。最后决定,以己之长,击敌之短,争取战胜袁绍。
    建安四年(公元199年)八月,曹操根据对方用兵意图,作了战略防御部署:派臧霸带兵进入青州,以牵制袁军,巩固自己的右侧;派于禁带领步骑兵2000人前往延津(今河南延津县)屯守,同白马(今河南滑县东北)太守刘延共同防止袁军的正面进攻;又在官渡布下防线,作为阻挡对方的主要阵地。
    建安五年(公元200年)二月,袁绍亲率十万大军进据河北前线的黎阳,准备以此渡河南进,直捣许昌。他派大将颜良渡过黄河,进攻白马。白马太守刘延组织抵抗,但伤亡很大。曹操闻讯,急忙率兵从官渡向北,前往白马援救。他采纳谋士荀攸之计,率兵向白马西南的延津佯攻,好象要渡黄河去袭击袁绍的后方。袁绍见状,即刻派出一部分军队去延津迎战。曹操立即率轻骑急驰白马,对方全然未知,直到离白马十多里的地方,才被颜良发觉。颜良仓促应战,被在曹操军中效力的刘备大将关羽斩杀,袁军顿时溃败,白马之围迅解。之后,曹操将白马城里的居民全部迁出,随军沿河向官渡撤退。
    袁绍获悉曹操从白马退去,便亲率大军渡河南进,以吞掉曹军。袁绍的军队向延津方向赶来,曹操命令军队在延津南面的山坡扎下营来。袁绍令大将文丑率骑兵6000人继续追击曹军,曹操则让所有骑兵解鞍放马,丢弃辎重于道,袁军士兵见状,争着抢夺道上的军用物资。曹操立刻指挥军队,一齐上马冲杀过去,对方乱作一团,文丑在混乱中被杀,其人马全部被俘。
    白马、延津两次战斗,成为官渡之战的序战。袁绍损失两员大将和众多人马,士气受挫。曹操方面却在很大程度改变了被动局面。但是,袁军仍保持着优势,为了改变敌强我弱的态势,曹操在初战告捷之后,主动从黄河南岸后撤至官渡,以诱敌深入、后发制人、相机击敌。
    袁绍在初战不利之后,仍未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依旧倚仗自己在人力物力方面的优势盲目进攻。七月,他又将军队开拔至官渡北面的阳武,拒不接受沮授提出的以持久战消耗曹军实力的建议,命令主力部队进至官渡前线,安营扎寨,军营东西长达几十里。
    曹操也组织好军队,摆开阵势。九月,曹操主动出击,向袁军发动进攻,但未获胜。于是,曹操改变方针,深沟高垒,固守阵地,坚壁不出。袁绍见状,乃命士兵在曹营外面堆起土山,建造高橹(一种无顶的房子),让弓箭手从那里猛烈射击曹军,箭矢如雨般射向曹营,曹操的士兵不得不以盾牌遮住身体行动。为还击对方,曹操命令工匠连夜赶造霹雳车(一种用机关发石块的车子),发射石块,响声如雷,将袁军的高橹击破。袁绍连忙命士兵暗凿地道,直通曹营,以便偷袭;曹操则命人在营墙内挖掘长壕进行防御。就这样你来我挡,双方在官渡相持不下。
    时间过去了一个多月,曹军方面兵士数量本来就少,军粮也不充足,时间一长,士卒波劳,军粮不济、军心动摇。曹操甚为忧虑,曾写信与留守许昌的荀彧商量,表示要放弃官渡,退守许昌。荀彧认为曹军应坚守官渡,在两军相距处于关键时刻之际,谁要先退,便会为敌人所乘。只要坚持下去,战局一定会迅速发生变化。荀彧让曹操千万不要退兵,切不可丧失良机。曹操听从了荀彧的建议,坚定了信心,安抚部队,继续坚守官渡,以待有利时机进行决战。
    在两军相持期间,曹操一方面严令后方催办粮草,接济军需;一方面又派人去烧毁袁军的粮草。碰巧袁绍派韩猛押送粮车几千辆前来官渡,正行进途中。曹操派部将徐晃和史涣率兵前往打劫,打跑了韩猛,烧掉了韩猛押送的全部粮车和军用物资。
    十月,袁绍又派人从河北运来一万余车军粮,屯于袁军大营以北40里的乌巢(今河南封丘西),由大将淳于琼带万人驻扎于此加以保护。
    不久,袁绍的一个谋士许攸背袁投曹,他向曹操提供了袁绍军粮所在地的情报,并建议曹操率轻骑前往偷袭。曹操大喜,当夜开始行动。留下曹洪、荀攸防守官渡大营,自己亲率步骑兵5000人,直奔乌巢。他们打着袁军旗号,每人手持一把干柴,口含一根筷子似的小木棍,把所有的马嘴都束起来,迅速到达乌巢。随后,把袁绍的粮屯包围起来,点火焚烧粮库。袁军守兵从梦中惊醒,发现火光冲天,浓烟四起,淳于琼仓促应战,被曹军击败,只好回营坚守。
    袁绍得知乌巢粮库被烧,以为这是攻下官渡、歼灭曹军主力的绝好机会。于是命令大将张郃、高览率兵攻打曹军的官渡大营,曹操不为其所动,仍率军与乌巢的袁军殊死战斗。张郃怕淳于琼支持不住,一再请求袁绍派兵去救乌巢,但袁绍仍坚持以主力攻打官渡,只派少数骑兵救乌巢。官渡的曹军营垒坚固异常,士兵死守阵地,袁军主力久攻不下,被牵制在此,为曹操在乌巢最后取胜创造了有利条件。最后,曹操率兵击败袁军增援部队,攻下乌巢的袁军营屯,杀死淳于琼,这里的一万多车粮谷全部烧毁。
    乌巢粮库被毁使袁军军心大为动摇。原主张强攻官渡、反对张郃用重兵救乌巢的郭图、因怕追究责任,反而向袁绍诬陷张郃。张郃愤惧,同高览一起将全部攻城器械烧掉,投奔了曹操。这使袁军内部更加慌乱,袁军溃散。
    曹操乘势率兵出击,大败袁军,歼敌7万余人,缴获其全部军资。袁绍仅率8,00名亲兵逃回黄河以北,从此一蹶不振。
    此后,袁绍又急又气,病重倒下。建安七年(公元202年)五月,袁绍病死。他的几个儿子为争权夺位相互攻杀,最后被曹操各个击破。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曹操打败与袁氏勾结的乌桓头人,基本上完成了北方的统一。
    官渡之战是中国军事史上一次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著名战例。在此次战争中,曹操以少数兵力击败拥有10万大军的袁绍,主要原因在于:在政治方面,袁绍集团虽占据粮食充足、人口众多的北方大部,但却纵容豪族,任意兼并土地,严重破坏了当地的社会经济的发展;而曹操则厉行法治,打击豪强,实行屯田,奖励农业生产,使中原地区的社会经济有所恢复,并注意减轻百姓负担,笼络人心。
    从战略形势来看,曹操能利用对方的矛盾与弱点适时打击敌人,使自己变被动为主动,变防御为进攻。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挫败敌人。
    在用人方面,曹操知人善任,善于采纳部下的正确建议。声东击西、诱敌深入、后发制人、偷袭粮库等均是谋士为之献上的妙计,使曹操能化险为夷、转危为安、最终取胜;而袁绍则骄傲轻敌、武断专横、偏听偏信,致使人才离他而去,连遭失败。
    官渡之战的胜利,为曹操统一北方奠定了基础。


    
    赤壁之战

    赤壁之战发生于公元208年,是曹操与孙权、刘备联军在赤壁(今湖北蒲圻西北)进行的一次大的战争。
    公元207年,曹操统一北方之后,准备率军南下,逐渐实现全国的统一。此时,在南方的两大势力是刘表和孙权,曹操决定将其逐个消灭掉,刘表是其首先攻打的目标。
    刘表当时为荆州牧(荆州辖境大约为今天的湖北、湖南及河南、贵州等省的一部;"牧"指一州的长官),是汉朝皇帝的同宗,在其管辖境内实行"保境安民"的政策,对外很少用兵,因此荆州这块土地比较安定,一些小军阀和士大夫多来此避难。官渡战争之后,刘表的宗弟刘备也来到荆州,刘表先让刘备驻屯新野(今河南新野县),后又让其移驻樊城(今湖北襄阳县北),利用刘备来防守荆州的北面门户,作为抗拒曹操的前哨。
    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七月,曹操进攻荆州。在去往荆州的路上,刘表病死,其次子刘琮继承其职位。九月,曹军到达新野,刘琮被曹军的巨大声势所吓倒,投降了曹操。此时刘备正驻守樊城,闻讯刘琮降曹,匆忙率部下军民向江陵方向撤退,行至当阳东北的长坂(今湖北荆门西)时,被曹操的骑兵追上,刘备匆忙应战,结果大败,率其残部折向东面的夏口(今湖北汉口)。随后派诸葛亮去东吴共商联合抗曹大计。
    曹操准备消灭的另一个目标是江东的孙权。孙权的祖先几代都做吴郡的地方官,他继承了父兄的基业,占有吴郡(治所在江苏吴县)、会稽(治所在今浙江绍兴)等属于扬州(今江苏、浙江、江西、安徽一带)的六个郡,其江东政权初具规模。这里地处长江以南,远离中原战场,受战火破坏较小,加之孙权善于用人,发展生产,其统治比较稳固。
    当阳长坂一仗,使刘备损失不少人马物资,而曹操则顺利地占领了江陵,基本控制了荆州,并获得了刘表贮存的大量军用物资,收降了荆州的大批军队。连续不断的胜利使曹操骄傲起来,他认为,乘胜追歼刘备,甚至沿江东下消灭孙权都已不在话下。于是在占据荆州之后,便派使者送去 ,声言要亲率80万大军与孙"会猎"于江东,一试高低。孙权的部下多被曹军的气势吓倒,主张迎降,唯有鲁肃和周瑜等少数将领主战,并向孙权分析了双方形势以及战胜曹操的可能性:第一,曹军多为北方人,不善于水战,他们舍鞍马、用舟楫,是弃长就短,对他们不利;第二,目前已是隆冬季节,战马缺乏草料;第三,荆州军民迫于曹军声威而归附曹操,并非心服,更非一条心;第四,江东地广兵精粮足,加上刘备的2万精兵,两家联合抗曹,定会败曹。主战派的分析使孙权坚定了抗曹的决心,定下联刘抗曹的大计。随即,孙权命周瑜和程普为左右都督,鲁肃为赞军校尉,率领3万精兵溯江西上,与刘备会师于樊口(今湖北鄂城附近),共同迎击曹军。
    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冬,曹操率大军南下,水陆并进。孙权联军继续向西进发,同曹操的先头部队相遇于赤壁,开始了著名的赤壁大战。
    从交战双方的实力来看,悬殊极大。曹军方面共20余万人,而孙刘联军只有4万余人。但是,曹军从北方长途跋涉而来,早已疲劳不堪。新收编的刘表的部队对曹操仍怀有戒心,其军心不稳,因此其战斗力并不强。而孙刘联军方面则有其优势,东吴的水师一向训练有素,战斗力较强,此次战争,关系孙、刘两家的前途,其将士战斗意志坚决,由此弥补了在数量上的劣势。
    两军刚刚交锋,曹军方面便遇上不利,吃了一个小小的败仗,不得不退回长江北岸,在乌林(今湖北嘉鱼西北)屯扎,准备伺机再战,两军隔江对峙。
    由于水上风浪巨大,颠簸厉害,多数为北方人的曹军很不适应。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曹操命令工匠将战船首尾相接,即将九艘或十几艘战船编为一组,用铁链和铁钉连锁在一起,并在上面铺好木板,以减少风浪引起的摇晃。这种"连环船"使士兵能在上面行走,甚至可在上面骑马。曹操对此十分得意。
    联军方面得知对方的连环船之后,商量对策。周瑜的部将黄盖看到对方的战船首尾相连、锁在一起,便向周瑜献上一条火攻之计。周瑜认为此计甚妙,决定立即实施。但当时正值寒冬季节,经常刮西北风,在江上放火,容易烧着联军自己的船只。因此,周瑜、诸葛亮等人经过反复研究,估计在冬至前后可能出现东南风,那时执行火攻计划最为适合。
    为实施火攻计划,周瑜让黄盖诈降,打入曹营,以配合作战。曹操麻痹轻敌,信以为真,并约定了投降时间和信号。公元208年,11月的一个夜晚,黄盖带领10只冲锋战船,上面装满了浇上油的枯柴干草及大批硫磺、烟硝等引火物,外边围着布幔,船梢还系有一些轻快的小船,飞速驶向曹营。时值东南大风,船只顺风而下,在离曹营2里多路时,黄盖命令各舰同时点火,随即跳上小船退回。猛烈的东南风将大火吹向曹营方向,曹军的水营立即被淹没在一片火海之中,并迅速蔓延至岸上的大营。曹军被突如其来的大火搞得混乱不堪,士兵争相逃命,水军在战船上你推我挤,连环船无法分散开来,许多人被烧死淹死,损伤不计其数。
    联军在南岸望见北岸火起,知道黄盖已经得手,立即指挥快速战船,擂动战鼓,全力猛扑曹军,曹军大败,迅速溃散。曹操在混乱中慌忙率残部逃离,向江陵方向撤退。孙刘联军乘胜追击,水陆并进,曹军退至江陵时,已死亡过半。曹操元气大伤,无力组织再战,只好留下一部分军队防守江陵和襄阳,自己率残部退回北方。此后,曹操的势力局限于北部中国,再无力量南下扩张。不久,出现了三国鼎立的局面。赤壁大战是形成三国鼎立局面的关键性战役。
    曹操兵败赤壁,联军大获全胜,原因何在?
    首先,曹操在官渡之战后虽在人力物力上有了大的发展,但在当时的黄河流域一带,经济并没有全面恢复,军民渴望在长期的战争之后有个喘息的机会。而曹操却被所取得的一连串的胜利冲昏了头脑,急于求成,继续发动战争,其条件并不成熟。
    其次,骄傲轻敌,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自以为刘备势穷力尽,不堪一击,孙权力量弱小,不足以与自己对抗,因此未执行孤立敌人、各个击破的战略措施,妄图双管齐下,一举吃掉对方,致使孙刘结成牢固的联合阵线与之抗衡。
    第三,曹军不习水战,联军水师擅长水战,曹操以己之短,击敌之长,犯了兵家大忌。加之联军正确地分析敌我形势,针对敌方连锁战船的弱点,使用"火攻"战术,一举打败曹操。赤壁之战在我国军事史上创造了又一个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辉煌战例。


    
    彝陵之战

    公元208年的赤壁之战后,曹操退回黄河流域,控制北方;孙权保全了长江中、下游的地盘,占据江东地区;刘备乘机站稳了脚跟,并且占领四川全部和陕西、湖南、湖北的一部分地区。至此,在中国历史上出现了魏、蜀、吴三国分立的局面。
    三国当中,魏的势力最大,蜀和吴的力量都比魏小。因此,在整个三国时期,吴和蜀基本上执行联盟政策,合力抗魏,收到一定效果,因而魏也不敢轻易发动对吴或对蜀的战争。然而,吴、蜀联盟不可能巩固,因为双方都各有自己的打算,它们为了自己的利益,有时甚至不惜损害对方,致使战争发生,彝陵之战便是吴国和蜀国之间于公元222年在彝陵(今湖北宜昌市)进行的一场战争。
    彝陵之战实际上是吴蜀荆州之战的延续。
    古时的荆州地处长江中游,包括现在的湖北、湖南等省的一部分地区,管辖长江南北20多个郡,是个四通八达的地方:北据汉水,南控湘江,东连吴郡、会稽,西通巴蜀,其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此外,这里资源丰富,人口较为集中,经济、文化也比较发达,具有较充足的粮源与兵源。赤壁战后,荆州被魏蜀吴三家瓜分:曹操占据北部的南阳、襄阳二郡;孙权据有中部的南郡、江夏二郡;刘备得到长江以南的武陵、长沙、零陵和桂阳四郡。这是战争造成的一种暂时局面,三国谁也不满意,在战后10多年间,围绕荆州的归属问题,三国之间一直争斗激烈,都想独占荆州。
    曹操赤壁败北后,把主要精力用于发展内部事业及向西北地区的扩展,对孙刘两家持战略守势。在荆州方面采取防御措施:收缩防线,以重兵扼守襄阳、樊城,以防联军北进;孙刘两家在荆州问题上则多有纠纷。最初双方在荆州分境自守,尔后则因借还荆州之事大动干戈,进行了两次荆州之战。
    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刘备要求孙权承认其领有荆州的全部,并把南郡(今湖北武汉市周围及沿江西至江陵一带地区)借给他,以作为向曹操进兵的通道。由于当时曹操的威胁并未完全解除,孙权答应了刘备的要求,以使刘备在荆州为东吴抵抗曹操。
    南郡借给刘备之后,对东吴的"全据长江,以保江东"的基本国策不利。
    因此,孙权在刘备占领益州(今四川地区)的第二年(公元215年),便派遣使者向刘备讨回荆州。此时荆州已成蜀国的门户,既可北出宛、洛,进攻曹操,又可顺江东下,直取孙吴。刘备自然无归还之意,于是以夺取凉州(今甘肃一带)后再归还为辞,拒绝归还。孙权大怒,决定诉诸武力。他派遣大将吕蒙率2万军队攻取长沙、零陵和桂阳三郡,刘备获悉,立马引兵东下,命关羽率军夺回三郡。双方正剑拔弩张之时,北方的曹操乘机派兵攻打汉中(今陕西汉中市),直接威胁到刘备的根据地益州,刘备恐益州有失,不得不主动与孙权讲和。经双方协商,决定各作一些让步,平分荆州:以湘水为界,以东的江夏、长沙、桂阳三郡归孙权;以西的南郡、零陵、武陵属刘备。
    之后,双方派大将镇守辖地。鲁肃受孙权之命镇守陆口,关羽受刘备之命镇守江陵。两年后,鲁肃病故,吕蒙接替鲁肃镇守陆口。
    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刘备从曹操手中夺得汉中。七月,镇守荆州的关羽也乘势向魏发动攻势。他命南郡太守糜芳守卫公安,将军傅士仁守卫江陵,自己亲率大部分荆州守军进攻曹魏的樊城、襄阳地区。
    孙吴大将吕蒙一直认为,刘备阴险狡猾,关羽勇猛骄傲,他们终必是吴的祸患。因此一向主张拔掉荆州这个钉子,削弱蜀的势力,东吴始得安定,并说服孙权同意了他的主张,孙吴同曹魏在对付关羽这一问题上取得一致。
    当初关羽进攻曹魏时留下一部分兵力守卫公安和江陵,其意在防范吕蒙的袭击。吕蒙也看到了这点。为此,吕蒙向孙权献上一计:由他假装生病被孙权召回东吴,并且分散掉一些他的士兵,借以松懈关羽在荆州的戒备,然后伺机攻打关羽。孙权采纳了吕蒙的建议,公开发布命令,调吕蒙回京治病。
    年轻有为的校尉陆逊在拜见吕蒙时,提出了一个与吕蒙不谋而合的建议,吕蒙暗喜,向孙权推荐陆逊代替自己的职位。孙权向陆逊面授机宜之后,命他前往陆口镇守。陆逊一到陆口,便写信恭维关羽,自称书生,无军旅经验,请求关羽多予指教帮助。关羽果真落入东吴的圈套,以为荆州安然无事,遂放心大胆地抽掉一部分守军,加紧攻打樊城。
    在攻打樊城时,关羽遇上对方守将曹仁的坚强抵抗。不久,曹操又派徐晃前往援助。徐晃率兵突入关羽的阵地,迫使关羽退兵撤围。与此同时,孙权已与曹操取得联系,出兵夹攻关羽。十月,孙权命吕蒙为大都督,率兵从长江逆江而上,直趋江陵。为蒙敝关羽守军,吕蒙将战船冒充商船,兵士躲在船舱里,摆橹兵士着白色服装,扮着商人。吴军日夜兼程,一直开到南郡、公安,未经战斗便使糜芳和傅士仁投降,顺利夺下荆州首府江陵。
    为了瓦解蜀军斗志,笼络人心,吕蒙在进入江陵之后一方面厚待关羽的将士家属,一方面为百姓治疗,给予百姓药物、粮食和衣物,并下令封存府库,严明军纪,不许吴军侵害百姓利益,使江陵地区的局势很快恢复正常。
    关羽得知江陵失陷的准确消息后,立即收兵南下,准备反攻。他曾派人去见吕蒙,打听将士家属的情况。吕蒙善待来者,并让他们在城中自由观看和访问,还准许他们带回蜀方将士的家信。这些人回到部队以后,将此消息告知蜀军将士,大家得知家属老少平安,生活比平日还好顿时斗志全无,军心涣散。关羽自知已处于势孤力弱的境地,不得不西走麦城(今湖北当阳东南),吴军围困麦城,关羽弃城逃走,其部下和将士纷纷离去,跟随关羽者仅十几个人。十二月,关羽一行人行至彰乡(今湖北当阳东北),被吴军捉住,吴军将关羽斩杀,荆州各郡县落入孙权之手。
    关羽是刘备的心腹大将,他们在一起经历过许多患难。关羽被杀,给刘备以沉重打击。而荆州的丧失,对刘备的打击更为沉重。章武元年(公元221年),刘备正式称帝以后,立即决定对吴用兵,夺回荆州,替关羽报仇。在此之前,曹操已死,其子曹丕在洛阳称帝,正寻机并吞蜀吴两国。因此,蜀国一些大臣名将不主张攻吴,将军赵云以为,目前蜀之大敌为曹操而非孙权,先灭曹魏,孙吴自然顺服蜀国。此时刘备报仇心切,听不进不同意见。孙权不愿扩大两国纠纷,两次派使者前往讲和,刘备也断然拒绝。
    进攻前,刘备派张飞率兵万人以为先头部队,从阆中(今四川阆中西)向江州(今四川巴县西)进发。由于关羽与张飞乃患难之交,此次出兵替朋友报仇,张飞的心情格外激动,平日对部下便很粗暴的他,如今对下属更加苛刻,引起部下严重不满。因此,在队伍出发之前,张飞被部下叛将杀害。
    刘备闻讯更加震怒,七月,刘备命诸葛亮留守成都,自己亲率主力军8万人大举伐吴。
    在孙吴方面,因求和不成,只得积极应战。为了防备魏军趁机进攻,孙权派遣使者联络魏国,并送还了被关羽俘获的魏将于禁,暂时解除了来自北方的威胁。此时,吕蒙已死,孙权乃任命陆逊为大都督(最高军事长官),率吴军5万人马,西上拒敌。
    蜀军的先头部队由吴班、冯习率领,翻山越岭,攻入吴境,在巫县(今湖北巴东)打败吴军,进占秭归(今湖北秭归)。公元222年1月,刘备的大军到达秭归,并在那里制定了作战方案。他派出军队进攻彝陵,并封锁了长江两岸。此时,刘备方面在地形、兵力和士气上均占有明显优势,如若与之硬拼,吴军定吃大亏。为此,陆逊采取诱敌深入、等待时机、后发制人的战略方针,向东实施战略退却。
    2月,刘备为防备魏军偷袭蜀军侧翼,乃派镇北将军黄权率一支军队驻扎长江北岸;又派侍中马良至武陵,带去大量金银财宝,并以封官许爵的手段争取当地"蛮族"首领北上助蜀一臂之力;同时派前部督张南率军直攻夷道(今湖北宜都)。各路军进展顺利,刘备率主力越过彝陵,继续东进,一直打到猇亭(今湖北宜都北),并在此扎下大本营。蜀军深入吴境五六百里,沿途建立几十个营屯。蜀军先头部队在张南率领下在猇亭以南的夷道北与孙权之侄孙桓激战,孙恒败退夷道城,迅速被蜀军包围,差人要求陆逊支援。
    吴军部分将领主张分兵增援,并趁蜀军立足未稳予以反击,陆逊一一制止,诸将大惑不解。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陆逊停止退却,转入防御,但仍避免与蜀军决战。
    刘备企图一举打垮吴军,屡屡派兵向吴军挑战,天天派人到阵前辱骂,刺激吴军应战,但陆逊仍置之不理。刘备速战速决的计划无法实现,双方在彝陵、猇亭一线相持达半年之久。时间一长,汉军欲战不能且营地分散,供应困难;加之天气渐渐热起来,大江南北暑气袭人,士气低落,斗志涣散。
    刘备只好将水军移至陆上,在山林中扎营,依傍溪涧,结营40多个。
    陆逊认为,此时对蜀作战的时机成熟,决定由防御转入反攻,于是立刻动员吴军投入反击战中。为摸清蜀军虚实,陆逊先派出小股部队作试探性进攻,虽惨败而回,但却带回大量情报,摸清了蜀军的薄弱环节,决定用火攻反击蜀军。
    阴历六月,江南一带常刮东风。陆逊命吴军士兵每人手持一把茅草,在一个刮着大风的黑夜,冲到蜀军阵地,顺风放起火来,焚烧敌营。黑夜之中,蜀军被大火惊醒,顿时大乱,40多个营盘被火海淹没,蜀军死伤无数。吴军趁势冲向对方,借助火威,杀得蜀军人仰马翻。蜀将张南、冯习和蛮族首领被杀,大将杜路、刘宁被迫投降。刘备在混乱中率领残余人马逃至附近的马鞍山(今湖北宜昌西北),令蜀兵坚守山头。陆逊指挥各路军队奋力冲杀,经过激烈战斗,将蜀军团团包围。刘备带少数人马连夜突出重围,逃归白帝城(今四川奉节东)。
    此次战争吴军大获全胜,蜀军损失惨重。刘备率领的7万多人大部分伤亡和逃散,车、船、器械和军用物资损失殆尽。战争初期派往江北镇守的黄权也因后路被切断而投降曹魏。公元223年刘备死于白帝城。
    彝陵之战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以少胜多、后发制人的战例。战争中,从蜀吴国力及参战兵力来看,蜀国明显优于吴国。但刘备报仇心切,骄傲轻敌,进入吴境500余里,使蜀兵在崇山峻岭里长途跋涉,消耗了兵力。
    刘备命蜀军在秭归到彝陵之间数百里内沿途设营,战线拉长,兵力分散,既要对付吴军的反攻,又要防范魏军的袭击,不利于集中兵力作战;而吴国则在刘备大举进攻时,作好了解除北方威胁的工作,专心攻打蜀军,取得胜利。
    刘备劳师远征,求战心切,而陆逊则避其锋芒,以逸待劳,实施必要的战略退却,使对方战线拉长;退至彝陵后又坚壁不出,使对方意志消沉,斗志减弱,难耐暑热,舍舟登陆,于山林中扎营,趁此以火攻之,消灭蜀军,取得决定性胜利。


    
    淝水之战

    淝水之战是公元383年发生于淝水(淮水支流,在今安徽寿县境)的一场战争,前秦主苻坚为实现全国统一,对东晋发动了一场封建兼并大战。
    西晋灭亡后,中国北方出现分裂割据局面,北方进入历史上所谓的五胡(匈奴、羯、鲜卑、氐、羌)十六国(前赵、后赵、前凉、后凉、南凉、北凉、西凉、前燕、后燕、南燕、北燕、前秦、后秦、西秦、夏、汉)时期。
    永和七年(公元351年),氐族人苻健在长安自立为大秦天王,次年称帝,史称前秦。升平元年(公元357年),苻健之侄苻坚即位,抑制不法贵族和地方豪强,恢复生产,兴修水利,缓和民族矛盾,仓库充盈,兵强国富,使前秦成为北方的一个强国。在此基础上,苻坚着手北方的统一战争。以太和六年(公元371年)至太元元年(公元376年),苻坚用6年时间进行征战,实现了北方的统一。随后,踌躇满志的苻坚立即着手统一天下的事来,位居江南的东晋王朝成为苻坚的主攻目标,淝水之战由此开始。
    战前的前秦虽统一了北方,称雄一时,但因境内民族成份复杂,民族矛盾仍旧尖锐;加之前秦连年用兵,国力受损,兵疲民困,理应休养生息,解决好内部矛盾,充实国力,然后再行对南方作战。但苻坚却被北方征服战争中的一连串胜利冲昏头脑,目空一切,急于一统天下,对东晋发动战争。
    在东晋方面,朝政大权此时被北方大族谢安控制。谢安是当时的一位有作为的政治家,在他的治理下,东晋朝廷"君臣辑睦,内外同心",国内生产有了发展。为增强军事实力,谢安还命其侄谢玄招募并统领数万名青壮年组成的兵士,驻在广陵(今江苏杨州),是为北府兵。这些士兵多为北方流民,因北方胡族争战,致使他们有家难归,流亡京口江苏镇江一带。他们对北方胡族政权有国破家亡之恨,因此在与之作战时十分勇猛。在淝水大战前,东晋具备有一定的抗击前秦的实力。
    太元三年(公元378年)春天,苻坚派遣其子符丕做统帅,统兵17万,进攻东晋的襄阳;另遣大将彭超,率军7万,向东晋的彭城(今江苏徐洲)、淮阴和盱眙进击,从三个侧面配合符丕的攻战。由此拉开了前秦对东晋的战争序幕。
    这年四月,符丕的17万大军向汉水北面开进。到达之后,符丕命令石越强渡汉水,石越率5000骑兵乘筏渡江,很快渡到南岸,占领襄阳城外郭。不久,主帅符丕和其他秦兵也全部渡过江来,不分昼夜地攻打襄阳城。襄阳守将朱序带领晋军将士奋力抵抗,屡败秦军。朱序之毋还组织城中妇女构筑一道内城(夫人城)加固城防。由于军民齐心协力,襄阳城守卫战持续一年之久。苻坚恼怒不堪,命令其子如期攻下襄阳,否则以军法论处。苻丕亲自督军,拼命强攻,最后利用朱序一时疏忽,加之奸细作内应,才将襄阳攻破,朱序被俘。东晋的西方防线被攻破。
    与此同时,秦兵还对东晋的东方防线进行攻击。一开始,秦军顺利攻下彭城、淮阳、盱眙诸城,后来,谢玄统领北府兵进行反击,连败秦兵,打退秦兵的进攻,解除三阿之围,收复盱眙和淮阴,迫使秦兵退到淮水以北。
    苻坚并未因此而改变初衷,仍坚持要把对东晋的战争进行到底。太元七年(公元382年)十月符坚在长安的太极殿召开文武官员参加的御前会议,就进攻东晋一事进行谋议。以丞相苻融(苻坚弟)为首的朝臣等人均反对伐晋,但苻坚仍一意孤行,于第二年七月正式颁布进攻东晋的命令,立即在全国征兵调粮。八月,将征集到的各州兵马作如下部署:丞相兼征南大将军苻融统领步骑25万作为先锋,直趋寿阳(今安徽寿县);幽、冀之兵集中彭城,向南进发;姚苌为龙骧将军,督理益州和梁州的军务,顺江而下;苻坚亲率主力部队从长安出发,开向寿阳。各路大军共约百万之众。九月,苻坚到了项城(今河南项城),与此同时,苻融的先锋部队已到颍口(今安徽颍上县东南的正阳镇),向东晋在淝水西岸的重锁寿阳(今安徽寿县)展开了进攻。
    苻坚大举进攻的消息传到东晋,晋廷迅速作出防御部署:孝武帝任命宰相谢安为"征讨大都督",统筹全局,布置防务。谢安命谢石(谢安弟)代理征讨大都督之职,指挥全军;任命谢玄为前锋都督,与谢琰(谢安子)、桓伊等率北府兵8万赴淮南迎击苻坚的主力军;另派胡彬率5000人增援寿阳。
    十月,胡彬的水军还未到寿阳,便闻讯苻融攻破寿阳,不得不把队伍集结于硖石(今安徽凤台县西南),以待谢石的军队,不料迅速被苻融包围。
    与此同时,苻融又派梁成、王坚率5万军队控制洛涧(洛水淮水处,在今安徽定远县西),封锁淮水,阻止东来援救的谢石、谢玄。谢石只好在距离洛涧25里的地方将8万军队驻扎下来。
    再说晋将胡彬被困硖石,军粮不继,形势严峻,不得不派使者向谢石求援。不料使者被秦军所获,泄露了东晋军情。苻融得知对方缺粮,连夜派人密报苻坚。苻坚大喜,决定趁机击败对方。他将主力大军留在项城,自己亲率8000轻骑直奔寿阳,并让原东晋的襄阳守将朱序到谢石处劝降。朱序虽然身在秦营,但仍心向东晋。到了晋营之后,他密告谢石改变"坚守不战,以老敌师"的战斗方案,应趁现在秦军大队人马未集之时,迅速出击,攻敌前锋,挫其锐气,最后全面战胜敌人。
    谢石与谢玄、谢琰共同研究了朱序的密报,最后决定采纳朱序的意见,转守为攻。先派勇将刘牢之率5000北府兵袭击洛涧的梁成部队,以扫除晋军前进的障碍。刘牢之率勇士们连夜强渡洛涧,冲破秦兵的沿岸阵地,杀进敌营。梁成从梦中惊醒,仓惶披挂上马,吩咐部下迎战。但秦兵被对方的突袭弄得措手不及,北府兵猛冲猛杀,斩秦将梁成歼灭秦军1.5万人,其余秦军败退,晋军夺取洛涧。谢玄和谢石听到胜利的消息之后,立即指挥各路军冲向淝水东岸,与对岸的苻坚之兵相对峙。苻坚和苻融登上寿阳城头观察淝水东岸晋军的动静,只见对方临水扎营,队伍严整,刀枪闪闪发光。再转过身来,向寿阳城北面的八公山望去,山上的草木被风吹得不停地摆动,误以为那些草木也是晋兵,不禁暗自吃惊。于是斥责苻融说:"这分明是强敌,怎能说他们兵力弱小呢。
    秦兵在淝水西岸沿岸布阵,晋军无法渡过河去。为此,谢玄派人至秦方要求渡河过去与之决战,条件是秦军后撤一段距离。苻坚想趁秦军渡到淝水中间时,出兵消灭对方,因此,答应了谢玄的要求,下令秦军后撤。秦军大多是被强征来的北方各族士兵,本来就不愿为氐族贵族卖命,如今一听到苻融的撤退令,马上趁机逃奔,不可复止。谢玄同谢琰、桓伊等率8,000骑兵,渡河猛追秦兵。苻坚见势不妙,命令苻融下令停止撤退,回身作战,但根本无效,后退的秦兵已难住脚。朱序趁机在阵后大喊:"秦兵败矣!"秦兵信以为真,争相逃命,迅速崩溃,苻融飞驰军中,企图阻止秦兵后退,不料坐骑被乱军冲倒,连人带马倒在地上,被追赶上来的晋军杀死。秦军失去将帅,纷纷溃散。晋军趁机追杀,直到青冈(今寿阳西北30里处)方才收兵。
    苻坚在寿阳城外目睹前线情景,惊恐万状,立刻上马逃命,被一支流箭射中肩膀,血流不止,但不敢停留,拼命逃奔,渡过淮水。到淮北时,收拾残部,只剩1000多骑兵。他带着这1000多人到了慕容垂那里,这里的3万人未受什么损失。一齐赶回洛阳时,只有十几万人了。
    淝水一战,晋军全胜。打扫战场时,仅牛、马等牲口就缴获10万头,还获得了不少兵器、盔甲和粮食;山东、河南大部分地区被晋军收复,朱序也回到东晋。此战对以后南北朝对立局面的形成起了决定作用。
    秦军败于东晋的主要原因是:秦军兵力虽多,但其成分复杂,且多来自被苻坚征服之地。这些士兵根本不愿替苻坚卖命,是被动地走上前线的;而东晋虽只有8万军队,但在作战中得到广大人民的支援和拥护。
    苻坚狂妄自大,骄傲轻敌,兵力分散,盲目深入。在临战指挥上也犯了一系列的错误,当大军进驻寿阳后,迟迟不进兵;在了解到对方实情后,未趁机大举进攻,把希望寄托在降将朱序身上,企望东晋被秦军声势所吓倒;洛涧丢失之后,也未采取紧急补救措施,为对方打开通道创造了条件。而东晋统帅则能根据战情变化随机应变,适时进攻,并利用苻坚的失误采取相应的对策,狠狠地打击敌人,取得彻底胜利。


    
    北魏末人民大起义

    北魏末年,统治阶级腐败,阶级矛盾尖锐。孝文帝死后,幼主继位,胡太后听政,统治者更加肆无忌惮地霸占良田,垄断工商业,用高利贷盘剥农民。统治者还卖官鬻职,武将残酷剥削兵士,抄掠农民,农民无法生活下去。加之水旱饥馑的袭击,农民不得不流亡他乡,田园荒芜,无以为生,暴动时有发生,最后终于发展成为各族人民大起义。
    北魏末年的人民大起义主要分布于六镇、关陇和河北三大地区。六镇地区指河套西北到河北张北县一带的沃野、怀朔、武川、抚冥、柔玄、怀荒等六个军镇。这里是北魏末年社会矛盾最尖锐和最复杂的地区。正光四年(公元523年),怀荒镇民乘北方游牧民族柔然入塞掳掠之机,杀掉镇将于景,起兵反对北魏统治者,由此揭开了北魏末人民大起义的序幕。正光五年(公元524年)三月,沃野镇民匈奴人破六韩拔陵聚众起义,各镇镇民纷纷响应。
    同年,在关陇地区也出现起义。高平镇(宁夏固原)兵民举起义旗,敕勒酋长胡琛被推为高平王;秦州(甘肃天水)城民在莫折大提率领下起兵反抗,莫折大提自称秦王,不久病逝,其子莫折念生继续率众斗争,被推为天子,改元"天建"。孝昌元年(公元525年),破六韩拔陵的义军兵分两路,向魏军进攻。
    一路由破六韩拔陵率领,南下攻沃野;另一路由义军将领卫可瓌指挥,向东直逼武川镇。其战略意图是,迅速攻占六镇,再南下东进,直捣旧京平城。
    为此,义军英勇作战,南路军很快攻下沃野,并杀镇将慕容胜;东路军也获得胜利,在武川南河大败官军,围困武川镇,再分兵攻怀朔。义军连连获胜、大败官军的消息使北魏统治者大为震惊,急派临淮王元彧领兵镇压,元彧率大军顿兵朔洲。与此同时,义军将领卫可瓖攻下怀朔和武川,元彧分兵进击,一部分进攻沃野,另遣别将李叔仁进军武川。在五原(今内蒙包头市西),元彧与破六韩拔陵的南下义军遭遇;李叔仁与卫可瓌则在武川镇东南的白道激战,结果,李叔仁被打败,其军溃逃。北魏统治者将元彧削职,改派李崇为北讨大都督,前往消灭义军。
    七月,李崇开始行动。由他自己亲自指挥官军主力直趋五原,再派抚军将军崔暹前往武川,分兵对付义军。对此,义军采取联合行动。破六韩拔陵与卫可瓌两路义军合而为一,齐力抗击官军。八月,六镇东、西两部敕勒起兵,加入义军队伍,使义军力量更为强大,六镇地区很快被义军全部控制。
    北魏统治者看到,用武力镇压解决不了问题,乃用分化政策,瓦解义军。首先下诏"改镇为州",军户"元非犯配者悉免为民"。然后又派出大使前往六镇抚慰,行缓兵之计。不久,以贺拔度拔父子为首的六镇豪强发动叛乱,袭击义军,杀害卫可瓌,占据怀朔镇,投向朝廷;与此同时,北魏统治者向北方少数民族柔然提出请求,使其出兵协助剿灭义军。柔然主阿那瓌派10万大军进攻沃野,袭击义军;官军立即配合行动,魏广阳、王元渊率官军从平城进发,与柔然夹击义军。义军英勇抗击,官军不利,王元渊在五原被义军围困,后侥幸突围逃至朔州。在此之后,官军又故计重施,向义军诱降,致使西部敕勒3万户脱离义军,瓦解了义军队伍。这3万西部敕勒兵迅速调转矛头,帮助官军攻打义军,使破六韩拔陵的队伍中埋伏败退,柔然兵与官军再联合夹击,义军寡不敌众,在五原失败。被迫投降者20余万,六镇起义至此失败。
    北魏统治者将这个20余万被迫投降的义军强行迁往冀定瀛三州(今河北地区),以免其回镇后积蓄力量,东山再起。冀定瀛一带饥荒不断、饥民众多;加之被降兵士留恋乡土,不愿迁徙,于是又愤而反抗,在冀定瀛地区重燃起义之火,反对北魏统治者。
    孝昌元年(公元525年)八月,流浪在上谷(今河北怀来)的柔玄镇兵杜洛周率六镇降户起义,攻打郡县,进击官兵,于次年五月攻占蓟城,幽州刺史常景被迫将州治移到范阳(今河北涿县)。义军紧迫不舍,向范阳进攻。
    十一月,范阳城民执常景投靠了义军,范阳落入义军之手,义军控制幽、燕二州,声势浩大。
    不久,流浪在定州的五原降户敕勒人鲜于修礼在定州(今河北定具)聚众起义,不少内迁的降户加入其中,义军迅速发展至10多万人。北魏统治者派官军前往镇压,结果屡遭失败。孝昌二年(公元526年)四月,官军又在滹沱河一战大败。五月,朝廷命王元渊率兵攻义军,就在此时,义军内部出现矛盾,部将葛荣杀鲜于修礼,自称天子,建国曰齐,之后继续与官军作战。
    在白牛逻(河北蠡县)大败王元渊的官军,俘杀王元渊,继续战斗,攻下数座城池。
    再说杜洛周的义军控制幽、燕二州之后,于武泰元年(公元528年)围攻中山城,在义军的强大攻势下,该城于次年正月被克,魏瀛州刺史元宁投降杜洛周,义军很快控制相州(今河北磁县南)以北地区。二月,杜洛周的队伍并入葛荣部,其力量更为强大,号称拥有百万大军。
    葛荣率大军南进,继续与官军作战。目标直指洛阳的魏廷。八月,控制朝政的尔朱荣亲率精兵7万骑抵挡义军,队伍开至滏口(今河北磁县西北),在此摆开阵式。葛荣因屡败官兵,自认为此次仍稳操胜券,因而低估了尔朱荣的力量,临战轻敌。他将兵力分散布置,列阵数十里。尔朱荣抓住葛荣的弱点,伏兵于山谷之中,且设下许多疑兵迷惑对方,随后率精兵进击,大败义军,葛荣被俘牺牲。河北义军失败。
    关陇地区的义军在莫折念生统帅下一直与官军对战,连克官军。公元524年11月,义军大将卜朝率军攻泾州(今甘肃泾川),大获胜利,威震关中。
    朝廷急派大都督萧宝夤、都督崔廷伯前往镇压。双方在黑水以西大战一场。义军人多势众,有兵力十几万,官军仅5万人,为此,义军将领滋生骄傲自满情绪,不重视敌方,结果被崔廷伯击败,损失惨重。义军余部不得不撤退至陇西。不久,义军中出现内乱,削弱了自身的力量。义军无力与官军抗衡,于孝昌二年(公元526年),莫折念生被迫投降萧宝夤。
    与此同时,另一支关陇义军在胡琛指挥下继续开展斗争。孝昌元年(公元525年)四月,胡琛派大将万俟丑奴、宿勤明达东下泾州,义军在当原城屯军。此时,萧宝夤和崔廷伯败秦州义军之后,转而镇压高平义军,自泾州北上,遭到万俟丑奴和宿勤明达从西南和东北两个方向的夹击,损失2万余人,败退至安定。之后,崔廷伯背着萧宝夤偷袭义军,以报上次败战之仇,结果再次败北,而且被义军斩杀。
    在胡琛军胜利的鼓舞下,孝昌二年九月,莫折念生再次起义,与胡琛联合抗敌。次年正月,义军在安定大败萧宝夤,并乘胜进军,控制整个关中(雍州长安地区除外)。二月,义军攻克潼关,震撼魏廷。就在这时,关中豪强组织军队,向义军反扑。政府军乘机反击,义军两面受敌,不得不放弃潼关。
    九月,义军内部发生混乱,莫折念生被部将杀害。不久,尔朱荣在镇压河北义军之后,调集兵力对付关陇义军。尔朱天光与六镇豪强贺拔岳等人受尔朱荣之命围剿义军,义军屡败不利,于永安四年(公元531年)被镇压。关陇义军失败。
    北魏末年人民大起义是各族人民反抗北魏统治者的伟大斗争。六镇、关陇起义主要为各族人民的反压迫斗争,而河北起义则带有农民起义的性质。
    起义军屡败官军,瓦解了北魏统治,冲击了士族豪强,但最后仍被镇压下去。究其原因主要是:敌人力量很强,有政府军、豪强势力、柔然骑兵等的联合围剿、再就是义军队伍成分复杂,混入了不少别有企图的边镇官吏和部落贵族,他们在关键时刻背叛义军,暗杀义军首领,投降敌人,极大地削弱了义军的力量。使义军由胜转败,由强变弱;义军在战略战术上也存在一些弱点,骄傲轻敌,放松警惕等,被敌人利用,招致失败。


    
    希达斯皮斯河战役

    希达斯皮斯河战役是公元前326年在此河左岸马其顿军与印度王波鲁斯的军队展开的一场激战。
    公元前5世纪末4世纪初,正当希腊本土各城邦之间混战之际,在其北部的马其顿逐渐壮大起来,不久便成为希腊世界的主宰。公元前336年,马其顿王腓力在其女儿的婚礼上被刺身亡,其子亚历山大继位为王。公元前334年,亚历山大留下一部分军队在马其顿镇守希腊,自己亲率大军向亚洲挺进,大败波斯军队,灭亡波斯帝国,于公元前330年成为波斯帝国的主人。
    三年后(公元前327年),亚历山大越过兴都库什山,准备征服印度各州。因为这些州曾经承认过他的波斯前辈的统治权。
    "大流士一世的儿子薛西斯和他的继承者对印度各省似曾保持某种形式的控制,这些省并且派兵参加他们的军队。"虽然后来波斯帝王对印度的控制逐渐削弱,印度的边地被各小邦所分割,这些小邦的统治者已实际独立。
    亚历山大率领约2.7万至3万人的步兵和骑兵首先侵入印度河流域的上游地区。印度河上游共有五条支流(因而被称为五河流域)。亚历山大的人马进军丛林到达奥欣德,于公元前326年利用浮桥渡过印度河。至于亚历山大是用什么方法在印度河上架起一座桥的,古希腊史学家阿里安认为,"较大的可能是用许多船搭的浮桥。因为河水太深,不可能修建普通的桥梁,而且在那样短的时间内,完成这么巨大的工程也是不可能的。"之后,亚历山大很快征服了叉始罗国,到达布克法拉城。沿途许多部落纷纷派代表前往迎接,愿意与之结成同盟,并派兵助战。亚历山大趁势将骑兵队伍加以改组,近卫骑兵被分成7个旅,并且重新任免指挥官,加强了队伍的实力。随后,队伍向印度河以东的第一条支流希达斯皮斯河(亦译海达斯帕斯河,即现代的杰卢姆河)进军。
    "在希达斯皮斯河与阿塞希涅斯河之间,首先是波鲁斯的国家,广阔而肥沃,大约有300座城市。"当亚历山大到达希达斯皮斯河右岸靠近哈兰普尔村的时候,发现有一支大军列在河的对岸阻止他的前进,这便是波鲁斯的队伍。据载,波鲁斯王身材魁伟,深为邻国叉始罗投降亚历山大的行为感到可耻,他决心捍卫家乡,与亚历山大较量一番。因此,波鲁斯"在希达斯皮斯河彼岸集结了他的全部兵力,决心阻止亚历山大过河,至少是要在他试图过河时进行阻止。"亚历山大首先派出使节向波鲁斯王发出通牒,要求他放弃抵抗,前来表示臣服。但波鲁斯一口回绝了对方,同时认真防范,戒备森严,在一切可以渡河的地点增设岗哨。
    面对阵容强大、士气高涨的波鲁斯军队,亚历山大意识到不可能从波鲁斯本人驻守的那一带河道渡过河去,因为"那里不但兵力雄厚,而且还有许多大象,那些部队装备齐全,阵容严整。如果在那里渡河,对方已准备好进行阻止。他还想到,他那些马匹甚至连登上对岸都不敢,因为马匹一靠岸,那些大象将立刻向它们冲来,而且那些大象的巨大而奇怪的形状和怪声怪气的吼叫定会把马匹吓坏。甚至当他的马匹在皮筏上渡河的过程中,老远地看见大象,就会吓得跳进水里,不敢站在筏子上。"于是,亚历山大采用偷渡的办法。他把部队分成几部分,让他们在河岸上同时向不同的方向行进,以引起波鲁斯的注意;而亚历山大本人则带领一部分兵力乘机侦察,寻找可以突破的渡口。与此同时,亚历山大又命令部队从四面八方运来大量粮食物资,堆积在希达斯皮斯河边营地,以此给波鲁斯一个错觉:马其顿军队被夏季洪水阻隔,正忙着搬运粮食,无法渡河,准备长期驻扎,大概要等到冬季河水下落时再渡河。就在波鲁斯作出错误判断时,亚历山大秘密行动,利用皮筏侦察河川,最后终于在离希腊军营上游约17英里的拐角处找到目标,拐角对面河中有一个小岛,那里林木森森,人迹罕见,便于渡河。为保证渡河成功,亚历山大想出了一条妙计:夜晚来临后,他命令骑兵在河岸上故意高喊杀声,来回奔跑,把河岸上搞得越乱越好,同时又命人点起熊熊篝火,设岗传令,仿佛要立马渡河一般。波鲁斯看到这一情景,信以为真,急忙带领部队,赶着大象,随着亚历山大兵的喊声来回跟着奔跑,以阻止马其顿军过河。过了好一会儿,波鲁斯才知中计,于是不再跟着折腾,也因此而放松警惕,只派哨兵沿岸监视。趁此功夫,亚历山大开始渡河。他把3千骑兵,8千步兵留在营地,以稳住对方,也作为后备力量,支援或接替渡河部队。另以5千骑兵、1万步兵组成突击渡河队伍,在亚历山大亲自指挥下开拔到渡河点,然后分别登上船筏,驶向对岸。
    快到岸时,一道闪电划破夜空,印度哨兵发觉了一切,消息  很快传到波鲁斯那里,波鲁斯没有料到对方会如此神速地偷渡成功。但此时此刻,波鲁斯并未弄清马其顿军的真正作战意图,对方是真正的主动出击还是佯攻?他一时难以定夺。最后,波鲁斯派遣自己的儿子率2千骑兵和120辆战车前往迎击亚历山大军。
    就在波鲁斯迟疑不决之时,马其顿军已很快作好战斗准备。在波鲁斯之子赶来之前,亚历山大已把最后一批部队运过了河。接着,亚历山大派弓箭手攻击波鲁斯的儿子所率部队,随后自己又亲率骑兵大部队猛冲向印度军,波鲁斯之子和400名印度兵战死,其余战车和车上的各小队士兵连忙撤退,但因道路泥泞,车辆难于运转,很快被马其顿俘获。
    逃兵很快回到波鲁斯那里,波鲁斯听了他们的汇报之后才恍然大悟,后悔自己一时的犹豫不决所造成的损失。此刻他下定决心,与亚历山大一决雌雄。他留下几头大象和少数兵力驻守营地,自己则亲率4000骑兵、300辆战车、200头大象和精锐步兵约3万人朝亚历山大开去。队伍很快来到一片平坦而坚硬的沙地(有学者认为,此地乃加尔里平原,现在的地名是塞瓦尔村和巴克拉尔村),停止前进,扎下营地,并布下阵来。"最前线布置一列大象,每隔大约十来丈摆一头,以便在整条步兵防线之前再形成一条防线,这样到处都可以吓唬亚历山大的骑兵。"并在对方的重装部队前进时,使之遭受大象的冲击与践踏。"大象后面部署的是步兵,处于第二线。实际上这些步兵纵队或多或少填补了大象之间的空隙。"此外,波鲁斯又在其"两翼部署了步兵,甚至延伸到大象防线以外。在两翼的步兵之外又部署了骑兵,骑兵之间还部署了战车"。与此同时,亚历山大也部署好军队,采用以己之长击敌之短的战术。"决定不从中央突破敌阵,因为那里有一排大象摆在最前面,方阵也以密集队形部署在大象的间隙中。"亚历山大深知骑兵是自己的优势,于是准备率骑兵从左右两翼夹击波鲁斯,由他自己和大将科那斯及德米特里亚分别指挥左右两路骑兵。接着又命令部将塞琉古、安提格尼斯和陶郎带领步兵方阵,等待骑兵将敌军步兵主力和骑兵打乱之时,立即出击。
    双方兵力部署完毕且已作好战斗准备。希腊军先发制人,亚历山大命令马上弓箭手约1千人向敌军左翼猛冲,并且齐放排箭,迅速打乱对方,亚历山大趁此率军飞奔敌人左翼,给予猛烈打击,大将科那斯也依令行动。印度军不得不将骑兵改为双重队形,波鲁斯连忙抽出其中数量最大、战斗力最强的那一部分骑兵对抗亚历山大,另再派一部分迂回对付科那斯,印军由此打乱了阵势和部署。亚历山大趁印军骑兵后转时,连忙发动对正面敌人的攻击,迫使印军急忙向自己的大象靠拢,而印度象倌则驱赶大象前去阻止亚历山大骑兵。马其顿方阵兵立即向赶象者投掷标枪,随即包围大象,向大象投枪射箭,大象被挤到一个狭窄范围,又无人驾驭,被刺激得胡乱冲撞,践踏破坏,使处于大象四周狭窄地带的印度骑兵受害不小。而马其顿兵则在大象冲来时撤退,大象逃跑时追击。后来,大象精疲力竭后,狂吼着慢慢后撤,亚历山大立即率骑兵包围上去,再令步兵把盾牌连接起来互相靠拢,形成极其密集的队形,一齐攻击印军。波鲁斯虽亲率骑兵英勇作战,且身先士卒,奔驰在战场上,但终究敌不过亚历山大的强大军队。最后,印度骑兵除极少数逃脱外,在希腊方阵的进攻下全军覆没。印度步兵也在四面八方遭受伤亡。据统计,此战下来,"印度步兵死亡近2万,骑兵约3000,战车全部被毁",幸存的战象全部被俘获。波鲁斯的两个儿子、当地的总督以及不少指挥官均被打死。而亚历山大的队伍则损失极小,战死约80名步兵、200多名骑兵。
    波鲁斯本人在战斗中右肩受伤,不得不向后撤退。亚历山大派早已归顺的印度首领太克西利斯劝降波鲁斯,波鲁斯一口回绝,被带至亚历山大面前,仍旧无屈服之意,反要求对方象对待国王一样对待他。亚历山大非常欣赏波鲁斯的英勇不屈,更重要的是,印度河流域地域广阔且复杂,亚历山大无法且无力统治,因此将波鲁斯的王国主权还给波鲁斯,甚至把比他原来国土更大的地区也划给了他,以此争取人心,减少抵抗。
    希达斯皮斯战役的一大特点是利用大象作战,这是世界古代史上最大的一次象战。在战斗中,波鲁斯消极防御,部署失当,听任对方采取攻势,而马其顿军队则采用了灵活机动的战术,亚历山大善于调动敌人,佯动惑敌,使对方放松警惕,松懈斗志,再作迂回行动,避敌之长,击敌之短,骑兵与步兵协同作战,使对方的阵脚大乱,高大凶猛的大象不但没有发挥应有的威力,反而伤害了自己人。在波鲁斯之后,布阵战法一般已不再使用,它逐渐被机动灵活的战术所取代。


    
    孔雀王朝的战争

    1.塞琉古王国的入侵
    亚历山大在希达斯皮斯河战役之后继续东征,向东部的几条印度河支流进军。当大军行至最后一条支流——希发西斯河后,因水土不服,各种疾病流行,士兵厌战甚至暴动,亚历山大不得不撤军后退,打道回国。公元前325年,亚历山大回到新都巴比伦,结束东征。离开印度前,将其所征服的印度河流域交给两个傀儡管辖,另设总督和马其顿驻军监管。
    与此同时,印度东部的恒河流域基本上统一于摩揭陀的难陀王朝之下,北部印度则仍旧动荡混乱,起义不断。这时,孔雀家族的旃陀罗笈多乘机崛起,他在募集一支军队后,就"号召印度人拥护他的新统治"。或说他"鼓动印度人推翻那时的政府",此后又"与亚历山大的地方官作战,打得很激烈"。公元前324年,旃陀罗笈多在西北印度自立为王,进而推翻难陀王朝,在华氏城建立孔雀王朝,开创了一个新帝国。
    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在巴比伦突然死去,其部将之间发生长时间的争战。亚历山大的部将之一塞琉古很快成为巴比伦的主人,但他并不就此满足,他逐渐将他的王国从地中海扩展到印度河,甚至想重新占领河东各省,而孔雀王朝此时在印度西北方也有了进一步的扩张。因此,塞琉古与旃陀罗笈多之间的战争不可避免。
    公元前305年,塞琉古侵入印度。关于此次战争,经过情况不详。据有的史书记载,大体情况是这样的:旃陀罗笈多称王建新朝之后,许多诸侯并不愿意顺服。塞琉古利用诸侯对旃陀罗笈多的不满情绪,开始进兵印度,曾几次大败印度王,并因而获得了"胜利者"的称号。但是,西方的局势对塞琉古不利,为了与希腊其他部将争夺权力和地盘,塞琉古不得不放弃与旃陀罗笈多的战争,并同印度王缔结了和约。根据双方的协议,塞琉古将一部分领土转让给旃陀罗笈多,包括阿里亚(赫拉特)、阿拉乔西亚(坎大哈)、吉德罗西亚(俾路支)和巴罗班尼萨台(喀布尔);而旃陀罗笈多则以500头战象相送,以答谢塞琉古的让步。麦伽斯梯尼作为希腊使节派驻孔雀王朝,他在华氏城居住多年,写有关于印度的书籍。此书原文已经散失,但其断片在其他古代作家的作品中尚能见到。显然这次和约对印度王有利。之后,马其顿驻军撤离印度,北印度被旃陀罗笈多统一。
    2.羯陵伽战争
    羯陵伽战争指公元前262年孔雀王朝第三代国王阿育王征服羯陵伽王国的战争。
    旃陀罗笈多的继承人是其儿子宾头沙罗。宾头沙罗保留了他父亲原有的帝国,并且继续与希腊的西方各国保持友好往来。
    公元前273年,宾头沙罗的儿子即后来的阿育王继承王位,成为孔雀王朝的第三代国王。即位后的阿育王立即着手对外扩张,进行了无数次的征战。
    据碑文记载,阿育王在举行正式的登极典礼(公元前269年)后第8年,进行过一次征服羯陵伽的战争。这次战争规模巨大,是孔雀帝国时代最有影响的一次对外侵略战争。
    阿育王即位之后,印度南北已基本统一,只有南部海上的羯陵伽和另几个小国还不在王朝统治之下。因此,阿育王有一种强烈的欲望一定要征服羯陵伽,使印度四面八方的任何一个地方都在自己的控制之下。
    羯陵伽原本是难陀王朝的一部分,难陀王朝被灭亡后,羯陵伽声言独立,因此,大概在月护王时代它便已成为一个独立王国了。羯陵伽王国拥有一支庞大的军队,实力雄厚,阿育王的征战曾遇到很大麻烦。为了攻下这个堡垒,阿育王派出10万名步兵、500万骑兵、400辆战车和500头战象,渡海登上羯陵伽的国土。双方发生激烈的战斗,不到一天,羯陵伽便损失惨重,阵亡兵士5千人,还有许多的战车、战马、大象、伞盖、金钱、谷物、妇女和牲畜被阿育王俘获。羯陵伽的军民也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使阿育王的军队伤亡不少。最后,阿育王决定用火攻。一夜之间,羯陵伽国的都城化为灰烬,顽强抵抗者全被残酷地杀害,并斩首示众。
    据阿育王的第13号石刻诏谕得知,此战中,羯陵伽有"15万人被俘,10万人被杀,死亡者又超出此数的许多倍。"羯陵伽国王被捕获,但表现十分英勇,他宁死不屈,大骂阿育王,最后在囚禁中自尽身亡。羯陵伽被征服之后,阿育王派出一名由皇室充任的总督进行统治,首府在托萨利。此外还设立两名属下长官分别管理南北两部。从此,阿育王完成了孔雀帝国的大业,除半岛极南端(至迈索尔)一部分地区外,整个南亚次大陆基本纳入孔雀帝国的版图。这在古代印度史上是空前的。以后,孔雀帝国进入极盛时期。
    羯陵伽之战是阿育王生平事业的转折点,并对印度历史及整个东方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后果。羯陵伽战役中无数人被杀,特别是羯陵伽国王的自尽,使阿育王的良心受到责备。他深深感到:武力能征服国土,却不能征服人心。
    于是,他下令停止杀戮和进攻,迅速撤回军队,并开始靠佛法来收服人心,以虔诚感化替代弓矢征服。


    
    笈多王朝的战争

    1.沙摩陀罗.笈多的出征(公元320年~380年)
    在阿育王的后继者们统治时期,孔雀帝国每况愈下,日益衰弱。到公元前187年,帝国最后一位皇帝被其将军沙弥多罗杀死,孔雀帝国就此灭亡。
    以后,印度又处于分裂状态,在西北部不断遭受外族入侵,直至公元4世纪在东部印度兴起笈多帝国,印度重又实现大体统一。
    笈多王朝最伟大的国王要数沙摩陀罗.笈多,他是其父旃陀罗.笈多在其众多的儿子中间选拔出来的最适当的继承者。据载,旃陀罗.笈多"召开了一次顾问和王族成员会议,在这次会议中,王子沙摩陀罗.笈多被正式指定为笈多王朝王位继承人。"沙摩陀罗.笈多继位之后,竭尽全力进行征战,力求达到全印度的统一。
    有位名叫哈里逊纳的诗人写有大量的颂词赞美沙摩陀罗.笈多,这便是著名的阿拉哈巴石柱铭文,其中保存了这位国王征略的详细记载。
    根据阿拉哈巴石柱铭文的记载,沙摩陀罗.笈多首先进攻邻近王国以开拓疆土。经过一系列的征伐,北方邦和中印度、西南孟加拉的一部分地区被他征服,这些地区的许多统治者归顺了他,他们是鲁陀罗提婆、马蒂拉、纳加达塔、旃陀罗伐曼、甘那帕蒂.纳伽、纳伽逊纳、阿奇尤塔、南迪、巴拉伐曼等等。
    沙摩陀罗.笈多并不满足于对北印度的征服,之后他又率军开始了浩浩荡荡的南征,将中央邦的东部和南部、奥德萨和德干的东部海岸直到建志广大地区征服。不少南方统治者败在他的手下,其中有拘萨罗的摩西陀、摩诃坎多罗的毗耶格罗罗阇、考腊拉的曼多罗阇、科塔腊的斯婆密陀罗、皮希塔帕腊的摩亨陀罗吉里、伊兰达帕拉的达摩那、建志的毗湿奴哥帕、阿凡穆克多的尼罗罗阇、文吉的哈斯蒂伐曼、帕拉卡的乌格腊逊纳、提婆罗士多罗的鸠毗罗、库斯撤拉普罗的丹那杰亚等。然而,沙摩陀罗.笈多并没有吞并这些王公的领土,只是使其归顺自己而已。有人推测,沙摩陀罗.笈多所以要并吞恒河流域和印度的领土,而对南印度"却始终满足于获胜而已,并不吞并败者的领土",这大概是因为"他理解到了从遥远的东北根据地控制南印度的困难。"因此,沙摩陀罗.笈多在俘获了所有德干高原的国王后又将他们释放了。
    沙摩陀罗.笈多在军事上获得的辉煌成就,使东北印度的边境统治者们以及旁遮普、西印度、马尔瓦和中央邦的各个部落闻风丧胆。于是,这些王公纷纷向这位强大的征服者表示顺服,他们"以支付各种捐税,服从他的命令,前来朝拜,以迎合他的专横的指挥。"其中有东南孟加拉的王公萨摩塔塔、阿萨姆的瑙冈县(东巴基斯坦的达卡)的王公戴伐卡、上阿萨姆的迦摩缕波王公及尼泊尔和卡特里普拉的统治者。不少部落也前来表示臣服,他们是摩腊婆族、阿尔琴纳亚纳族、尤德亚族、麦德腊卡族、阿布希拉族、卡腊帕里卡族、帕腊靳族、桑纳坎尼卡族和卡卡族。
    沙摩陀罗.笈多的征战非常成功,有人称他为"伟大的征服者",也有人把他与孔雀帝国的阿育王相提并论,认为他们"两人都有以一种威力来征服世界的抱负"。但是,"就孔雀王朝而论,这种威力不是军事,而是采取有力而见效的行动宣扬古代的印度道德和佛法。就笈多王朝而论,这种威力则是从事积极的军事与智力的行动,以完成雅利安瓦尔塔这块圣地政治上的统一,挫败在印度的外国压迫者"。也正是凭借这种威力,沙摩陀罗.笈多使盘据在西北印度、马尔瓦和卡提阿瓦的外国统治者也向他表示臣服。"贵霜'天子'的后人们,塞种的许多酋长,锡兰人和其他几个岛屿民族都迫不及待地表示忠顺、纳贡或献礼,以讨好这位伟大的笈多统治者。"有学者认为,岛屿上的居民可能是指靠近印度的马尔代夫群岛和安达曼群岛的居民,或者可能是指东南亚的居民。哈里逊纳便提到了贵霜和塞种人的继承者代瓦帕特腊.沙希-沙汉诺-沙希-萨卡-穆伦达,他们曾经统治过西北印度和西印度的相当大的一部分地区;锡兰国王美伽伐尔那还派遣了一个使节来到沙摩陀罗.笈多那里,并获准在菩提迦耶建造了一座寺院。有史家认为,沙摩陀罗.笈多有可能多少控制了马来半岛、爪哇、苏门答腊和印度群岛内其他岛屿上的印度居留地。
    沙摩陀罗.笈多的出征,对这一时期的印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它使四分五裂的印度复归统一,继孔雀帝国之后出现了又一个强大的帝国,其疆域几乎包括了整个北印度(除了西旁遮普、西北边省、克什米尔、信德、西拉其普他和古吉拉特以外)、中央邦和奥里萨的高地以及至少南到马德拉斯城的这样一大片领土。由于帝国太大了,不能由一个中央政权直接管理,于是它被分成了许多省,省下辖许多县,最低的行政单位是村。省由地方的太守("高普特里")或副王("优巴里卡"或"优巴里卡-摩诃罗阇")管理,他们有的是皇亲;县由高级官员管理,有些高级官员直接受皇帝领导,其余通常受省长领导;村由村长"格拉米卡"管理。此外,在帝国的省区范围之外,还有一些附属的王国和部落共和国,他们服从笈多帝王。总的来看,北印度的一大部分地区是由帝王通过他的官吏直接管辖的,这个地区的周围有许多朝贡的土邦;它们的外面是已归顺笈多帝国的贵霜人和塞种人的小王国以及锡兰和其它岛屿,这些地区的统治者都是恭顺的同盟者。笈多帝国的强大的中央集权是以承认地方自治的方法建立起来的。继孔雀帝国之后,君权在笈多帝王统治下达到顶点,君主被说成是"最高的神",帝位世袭,大臣职位也通常是世袭的,文官与武官之间没有明确的区分。
    其次,沙摩陀罗.笈多开创的帝国在政治统一之后实行良好的管理,它的"行政制度极为有效而合乎人情;法律远没有孔雀王朝的残忍和严格",因此促进了贸易、文化、艺术等方面的发展。
    2.超日王的出征
    沙摩陀罗.笈多的王位由其儿子旃陀罗.笈多二世(别号超日王,公元380年—413年在位)继承。旃陀罗.笈多二世继承了一个大的帝国,但他仍继续执行先王所采取的"征服世界"的政策。在所有的笈多国王中,他被认为显示了最勇武和最英雄的素质。人们一般认为,旃陀罗.笈多就是印度传说中的伟大的超日王。据说,他战胜了塞种人,在同塞种人作战时他十分英勇,并在敌人的城中乔装成女人杀死了他们的首领,获得了"勇健王"和"战胜塞种者"的称号。
    为了巩固并扩大先王留给他的帝国,旃陀罗.笈多主要采用了两种手法,一方面用和平攻势,另方面则用军事活动来达到其目的。在他统治期间,缔结一个联姻以加强笈多王朝在德干的地位,这便是笈多王朝与伐卡塔卡王朝之间的联姻同盟的缔结。他通过娶库伯拉那加公主为妻,以安抚北印度和中印度各省诸那加酋长,同时又把自己的女儿普拉巴瓦蒂嫁给了鲁陀罗犀那二世,使自己与德干的伐卡塔卡强大的王室结成联盟,德干其它一些王朝也与笈多王室联姻。这样一来,笈多王朝与南方诸国便产生了友好关系,因此也稳固了自己的地位,扩大了帝国的版图。鲁陀罗犀那二世在登上王位5年后便去世,他的儿子们正年幼,他的遗霜(旃陀罗.笈多二世的女儿)得以在公元390年至公元410年摄政,伐卡塔卡王国实际成为笈多帝国的一部分。
    接着,旃陀罗.笈多二世又率领大军进行征伐,进攻东马尔瓦,当地酋长萨纳卡尼卡很快投降,向旃陀罗.笈多二世表示效忠。随后,旃陀罗.笈多二世又向塞种人进军,迅速消灭了塞种人在西马尔瓦和卡提阿瓦的统治。
    这是一次重要的征服,不仅使印度西部边境不再成为笈多王的忧虑,而且使笈多王朝得以控制北印度,并且插手印度与地中海的某些贸易,因而西印度的那些港口现在掌握在笈多王朝手中了。
    在超日王统治时期,印度国势极盛,其领土几乎囊括了整个南亚次大陆的北部地区,它西起旁遮普,东达孟加拉,南抵纳巴达河。中国古代名僧法显在这个时期(公元399—414年)曾到印度旅行,他访问了白沙瓦、马土腊、卡瑙季(旧译曲女城)、拘萨罗、贝拿勒斯、迦毗罗卫、拘尸那、吠舍离、华氏城和其它一些地方,在华氏城住了三个月,亲眼目睹了超日王的施政,"人民殷乐;无户籍、官法;唯耕王地者乃输地利。欲去便去,欲住便住。王治不用刑冈。有罪者但罚其钱,随事轻重。虽复谋为恶逆,不过截右手而已。王之侍卫左右,皆有供禄。"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
    3.嚈哒人的入侵
    进入5世纪中叶,笈多帝国内部的倾轧和继承权的纠纷等导致了其自身的分裂。与此同时,中亚的嚈哒人(白匈奴)又开始了对次大陆西北部的入侵,进一步促成了笈多帝国的瓦解。
    在古印度的文献和碑铭中,将匈奴人称为"亨纳"(或"匈纳")人。
    将近公元前2世纪中叶,匈奴人把月氏人从中国的西北部赶走。不久以后,匈奴人也向西方推进,其中一支到了欧洲,灭亡了罗马帝国;另一支则在约公元5世纪中叶定居于阿姆河流域,渐渐成为嚈哒人或白匈奴(与大月氏人的混血),他们在塞建陀.笈多统治(公元458年以前)初期便入侵过笈多帝国的西部。
    塞建陀.笈多死后,笈多帝国比以前更加衰弱,嚈哒人再度入侵印度,在其首领多拉马那率领下占领了西部各省的大部分,其权力可能扩展到了中马尔瓦。公元510年曾被巴奴笈多击败。后来,多拉马那的儿子密希拉古拉继承其位,这是个残忍而奸诈的暴君,他继续入侵印度。根据中国僧人玄奘的记载,嚈哒人在密希拉古拉的统率下曾入侵了那罗新哈.笈多所直接统治的领土,并迫使他朝贡。后来,笈多统治者借助穆克里族和其他诸侯的援助,击败了嚈哒人,并且俘虏了密希拉古拉,使其称霸印度的希望破灭。
    密希拉古拉死了以后,匈奴人找不到有才能的领袖,他们在政治上的优势很快衰落。然而,他们直到公元6世纪末仍不断地给印度的统治者以骚扰。
    匈奴人一再入侵的浪潮使笈多王朝日渐衰弱,公元5至6世纪嚈哒人对印度的侵略,加速了笈多帝国的覆亡以及许多小国的兴起。"伐拉彼的梅特腊卡人宣告独立。曼达索在耶输达尔曼的统治下独立了。穆克里人在恒河流域上游建立了一个强大的王国。高达人占领了孟加拉。"
    公元6世纪初,嚈哒人以旁遮普的奢羯罗为首府,组成了一个疆域西抵里海的中亚大国,但不久即被次大陆北方各王公的联军所灭,势力大减。公元567年,嚈哒人国家被突厥和波斯灭亡。



    
    拜占庭帝国的军制

    4世纪初,拜占庭皇帝君士坦丁重修旧拜占庭城,将它建成为一座三面环海,一面靠陆,城墙高耸的坚固堡垒,并更名为君士坦丁堡。但拜占庭帝国几经兴衰,支撑了近千年的时间,并不是因为城墙牢固,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它拥有一支在几个世纪内堪称是西方世界最强大的军队。
    1.军事领导体制与军队
    同拜占庭独裁的皇权体制相适应,其最高军事统帅即是皇帝本人。
    在他之下的是两个称之为军队长官的高级军官,负责指挥君士坦丁堡的卫戍部队,同时也是全国军队的最高首长。为了管理遍布全国各地的军队,拜占庭实行一种叫"宅姆制"(即军区制)的制度。7世纪末,全国共划分为13个军区。其中7个集中在安纳托利亚,3个在巴尔干半岛,3个在地中海和爱琴海诸岛及沿岸地区。10世纪时,军区数量增加到30个。军区的最高长官是将军,此外还有总管(即参谋长)、兵站官等。军区又分为若干军分区,由军分区司令官管辖,其下再设专区和小区。
    由于每个拜占庭军区特别是地处边疆的军区通常建有若干位置险要的要塞,其间有良好的道路网和烽火台等迅捷的通讯设施,并驻有2至3个处于高度戒备状态的联队,加上可以动员当地民兵利用游击战来抵抗和击溃侵略军,支持正规军作战,这种军区体制在对付外来进攻时还是非常有效的。
    拜占庭的军队包括陆军和海军两大军种。
    陆军中又分为重步兵(亦称圆盾兵)、轻步兵(即弓箭兵和标枪兵)和重骑兵。重步兵往往依靠军团和方阵的力量进行缓慢而坚决的冲击,因此他们头戴圆锥形头盔,身披从颈项一直覆盖到大腿的锁子甲,并有保护手和腕部的铁手套,保护小腿的胫甲,手持圆盾,投枪和剑。作战时,重步兵被部署在阵形中央,靠轻步兵和骑兵保护翼侧和背后。他们排成纵深为16人的作战队形,向敌人猛冲过去,不等靠近便将长枪投出。
    如果攻击未能奏效,就穿过第二梯队的间隔向后移位,由第二梯队重步兵继续进攻。轻步兵具有较大的机动性,所披戴的盔甲也比较少。他们通常穿戴皮制戎装。携带弓、箭袋和长枪。作战时,轻步兵被部署在阵形的翼侧,担负掩护重步兵和用弓箭支援重步兵的任务。拜占庭军队中最基本的力量是纪律严明的重骑兵。他们装备的盔甲和兵器与重步兵大体相同,只是增加了弓箭和铁履,而且战马的头、颈、胸等部位也都披挂盔甲。作战时,重骑兵组成纵深8至10列的中队,位于阵形的后面,靠实施远距离包围敌人的翼侧和背后来进行攻击。
    拜占庭军队中不管是步兵还是骑兵,其基本战术单位都是由300至400人所组成的中队,每5至8个中队编成1个联队,每2至3个联队编成1个纵队。一般说来,纵队的指挥官就是军区的将军,他统率部队驻扎在各自防区内,以对付任何外来的进攻。
    拜占庭的海军也颇具规模。同陆军一样,海上防务也设立海上专区加以管理。例如划分小亚细亚沿岸部分为吉维利奥海上专区,划分爱琴海诸岛和小亚细亚东岸部分地区为爱琴海上专区。每一个专区都设立一位司令官。整个海军拥有5支强大的舰队,分别驻泊爱琴海、地中海、黑海,并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央基地,由海军司令指挥。虽然当时的战船多属单层甲板木船,靠船首金属撞角、弹射机和弩攻击敌船,但它两次击败强大的阿拉伯舰队对君士坦丁堡的攻击,保卫了西西里领土,立下很大功劳。
    2.兵役制度与武器装备
    拜占庭帝国在君士坦丁堡实行的是全民性兵役制度。最初,社会的各阶层如元老、大地产所有者、中等土地所有者都有义务服兵役。但6世纪末以后,政治日益腐败,元老们便不再参加军队,手工业者和商人都要向国家交税和服各种劳役,因此也不能服兵役。这样兵役就落在平民的身上。平民加入军队后,生活很艰苦,待遇菲薄,服役期限长。而且新兵都必须在身上打下烙印,宣誓服役20至25年,直到年老力衰为止。军人虽然可以结婚,但其孩子必须加入军队,世世代代当兵。在各个军区,军队则由世袭份地的军人组成。份地的价值不等,其所有者需要服的兵役也有区别。例如价值5至4个金磅份地的所有者可以当骑兵,价值3个金磅份地的所有者可以当普通步兵。军人的份地可以由孩子承袭,但必须象帝国的其他臣民一样交纳自己份地的地租。作为服兵役的回报,他们可以免除运输、修架桥梁、填修道路和构筑工事等各种劳役。
    由于拜占庭本国人越来越不愿意服兵役,帝国中后期的统治者只好靠大量招募异族人入伍来补充兵员。在狄奥多西一世在位时,先后征召了40万哥特人当兵,并给予他们优于本国土著军队的待遇,提拔日耳曼人担任高级军事职务。他虽然多次利用哥特人和日耳曼人组成的军队打败敌军,取得了辉煌战绩,却也给自己的统治体系埋下隐患,为其后异族军队长官干涉拜占庭政治创造了条件。
    拜占庭军队的军官,通常要从贵族子弟中选拔。他们年轻时就被征召到士官训练队里,学习掌握武器的方法、骑术及士兵的基本勤务知识,研究军事著作,参加演习等。一旦发生战争,他们就要被分配到各纵队的参谋部里,担当文书或通信员,协助参谋军官起草作战命令或制订作战方案。经过这样长期的锻炼,他们逐渐积累起较多的实战经验,经严格考察后才被正式提升为军官。由于拜占庭的军事教育制度比较完善,其军官通常的素质还是比较高的。
    拜占庭军队所使用的冷兵器主要有枪尖为三棱或四棱钢尖的长枪,由较重的枪头和轻而短的枪管所组成的投枪,长斧和剑等。与2至4世纪的罗马帝国军队相比,他们很少使用抛石机和弹射器等攻城利器。即使偶然一用,也主要用来达到防御的目的。
    拜占庭军队最有特色的武器是一种被称为"希腊火"的燃烧剂。相传在673年,叙利亚人凯林尼科斯从西里西亚逃至君士坦丁堡,提供了"希腊火"的配方及配制方法。674年,拜占庭首次将这种威力较大的武器用于作战。717年又用它击退了围攻君士坦丁堡的阿拉伯舰队。但拜占庭帝国君主将其配方及制法视为秘不示人的至宝,所以很快就失传了。根据今人研究,它的主要成份大概包括硫磺、沥青和松脂等物,平时被装在包有黄铜的木质管壳或管状容器内。作战时将水用高压打入容器,易燃材料便燃烧起来,依靠自己的膨胀力和水的压力使火焰从喷嘴中喷射出去,在烧毁敌方舰船和士兵的同时,产生大量烟雾,发出很大的声响,威力是十分惊人的。


    
    拜占庭帝国的战争(上)

    拜占庭帝国在建立之初,即面临着来自内外两方面的巨大压力。帝国内部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日益激化,奴隶、隶农和贫苦农民不断起义,各地也频频出现反叛事件。波斯帝国为了争夺两河流域平原,也同拜占庭帝国进行了长期的战争。7世纪,新兴的阿拉伯军队替代波斯人成为拜占庭帝国的主要对手。11世纪中叶以后,塞尔柱突厥人兴起,继续向拜占庭发动进攻。在一连串失败以后,拜占庭失去了其东方各省和小亚细亚的土地,成为局限于希腊半岛和爱琴海地区的希腊国家。
    1.拜占庭与波斯战争
    527年,农民出身的查士丁尼继位成为拜占庭皇帝。他是一位精力过人的政治家,上台伊始,便着手整治帝国内部,加强立法措施,野心勃勃地打算重建罗马帝国,恢复西罗马已经丧失的土地。为了实现这一计划,查士丁尼首先要对东方的敌人波斯开战,消灭其军事力量,以免拜占庭军队征服西方时他们在背后骚扰。查士丁尼挑选了年仅25岁的贝利撒留出任东方波斯战线的统帅,负责打败长期以来总是不断保持进攻态势的波斯军队。
    530年,一支约有4万人的波斯军准备围攻底格里斯河上游的达拉斯要塞。鉴于达拉斯的重要地位,贝利撒留决定带兵迎击波斯军。但当时查士丁尼将进攻的重点放在西方,仅留给他1万名步兵、500名骑兵及7000名近卫军,其中步、骑兵主要由游荡于帝国各地的日耳曼和匈奴雇佣兵组成。他们大部分未经过训练,对军队统帅也不忠诚,随时有倒戈相向的危险。尽管如此,贝利撒留还是决定冒险同波斯人进行一场会战。
    他选择要塞的南面为预设阵地,命令士兵在离城墙不远的地方挖掘一条又宽又深的战壕,战壕两端又挖掘两条稍短的战壕,然后把骑兵隐蔽在其中。波斯军队看到这种形势,怀疑贝利撒留有什么圈套,便避开中央,首先向贝利撒留的左翼发动进攻,迫使其部队节节后退。这时,隐蔽的骑兵突然冲出,从后方和侧翼向波斯骑兵展开攻击。与此同时,贝利撒留的右翼正受到另一股波斯骑兵的猛烈攻击,一步步退却到达拉斯要塞的墙脚下。但贝利撒留却机敏地发现这股波斯骑兵与处在中央阵线的步兵部队之间出现了一个大缺口,于是他下令骑兵迅速冲入这个缺口,切断步兵与骑兵的联系,从侧后攻击波斯骑兵。左右翼的波斯骑兵受到前后夹击,队形散乱,互相践踏,纷纷逃离战场。剩下的波斯步兵被贝利撒留的部队包围,拜占庭骑兵从侧翼攻击,步兵利用战壕为掩护,向波斯人发射箭石、弩炮和木炮,很快将数量占优势的波斯步兵彻底击败。
    达拉斯一战的胜利,挫败了波斯军队的进攻势头,以后,查士丁尼为了实现其征服意大利的梦想,避免两面作战,花重金与波斯签订了和约。在战略上,也开始奉行防守方针,在国境线上修筑了一连串的寨堡和工事。
    查士丁尼死后,继任的几个皇帝转而奉行东进西守战略,重新向波斯开战。双方在争夺战略要地亚美尼亚的几次会战中互有胜负,谁也没有占上风。直到589年,波斯帝国发生内乱,拜占庭乘机收回亚美尼亚的大部分土地。几年之后,拜占庭内部也发生了内乱,军队普遍对政府不满,到处都发生暴动。波斯人抓住了这一良机,在边境上发动了大规模进攻。609年,波斯骑兵经过小亚细亚突进到哈尔其顿以及首都的近郊,其后又占领了大马士革、埃及。直到630年,拜占庭皇帝希拉克略带兵击败波斯军并在其国内造成政变以后,波斯人才撤出他们夺占的广大领土。
    2.拜占庭与汪达尔之战
    拜占庭军队虽然在达拉斯一战中大败波斯军队,但查士丁尼皇帝对波斯帝国的领土和财富并没有多大胃口,他朝思暮想的是在罗马废墟上赶走一系列"蛮族"王国,恢复昔日帝国版图。为此,达拉斯战后不久,他就将杰出的军事统帅贝利撒留召回,集中全力准备实现征服西方的计划。
    当时位于拜占庭西方的国家有东哥特王国、盎格鲁——萨克逊王国、法兰克王国、勃艮第王国、西哥特王国、汪达尔王国。其中尤以地处北非的汪达尔王国统治最不牢固,军事力量也比较弱。531年,汪达尔国王希尔德里克被他的侄子格里梅尔推翻,并投入监狱。查士丁尼便以自己同希尔德里克年青时代是盟友,要帮助他恢复王位为借口,向汪达尔王国宣战。
    533年6月22日,拜占庭远征军从君士坦丁堡出发。这支远征军总共只有1万步兵、5000骑兵,但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并由著名将领贝利撒留指挥。他们分乘500艘战舰向西驶去。在西西里岛停留期间,贝利撒留探听到汪达尔新国王格里梅尔正忙于镇压属地撒丁岛人民起义,还不知道拜占庭军队到来的消息。他决定利用这个机会,命令将士立即上船,扬帆直驶非洲海岸。9月初,贝利撒在距汪达尔首都迦太基仅9天路程的地方登陆。他一上岸便四下张贴布告,说拜占庭军队是为了讨伐格里梅尔来的,决不会威胁人民。随后他挥兵向迦太基城挺进,前锋很快抵达城下。
    格里梅尔听说拜占庭远征军到来,大惊失色。他一面派人火速调回远在撒丁岛的主力部队,一面下令杀死狱中的希尔德里克及其亲友。然后,调集迦太基的所有部队,打算在离城几十里的阿德西缪母隘路歼灭敌人。他分兵3路:一路正面阻击拜占庭军队,一路打算从左翼攻击,而他自己则率主力绕至敌人背后发动进攻。
    不料贝利撒留的行动极为迅速。当实行侧击和背后攻击的两路汪达尔军队仍在路上跋涉时,拜占庭军队的主力已与正面阻击的汪达尔部队交锋了,并很快杀死了指挥官,击溃了整个部队。接着,实行侧翼攻击的汪达尔部队又赶到战场,同样由于人数有限,战斗力差,被迅速击溃,此时,格里梅尔率领的汪达尔军主力因迷路还在山中盘旋,丝毫不知道两路兵马被击溃之事。等他率军赶到战场时,遇到的只是贝利撒留的先头部队。格里梅尔依仗人多势众,拼命厮杀,终于将这支拜占庭军队击败,许多人丢下辎重武器纷纷逃走。可惜,汪达尔军队并没有乘胜追击,而是四散开来,到处搜寻战利品。格里梅尔也因弟弟战死,抚尸大哭,顾不上整顿军队,发动攻击。
    贝利撒留见此情景,遂重新组织队伍发动反击,一举击溃了汪达尔人。9月15日,拜占庭军队在没遇到任何抵抗的情况下开进迦太基城。
    格里梅尔战败后,重新集结力量,当远在撒丁岛的汪达尔部队主力赶回来时,他手下已聚集了大约为对方10倍的力量。格里梅尔打算发动反攻,将拜占庭军队逐出迦太基城。但贝利撒留已指挥士兵将原来荒废的城防工事修补起来,攻打很不容易。格里梅尔只好领兵退到离城几十里的特里卡梅伦,静等拜占庭人出击。
    贝利撒留这时因内部变乱而陷入困境。原来,他手下的一部分匈奴雇佣军由于长期不打仗,失去了劫掠战利品的机会,都对贝利撒留表示不满。他使用种种手段进行安抚,最后终于使这些雇佣兵答应暂不叛变,下次会战时保持中立,等看清哪一方获胜再下手。有了这个保证,贝利撒留决心拼死一战。他鼓励手下的士兵说:尽管我们的兵力在数量上越来越少,但是决定战争胜负的不是数量,而是精神和勇气。
    12月中旬的一天,贝利撒留率2000名骑兵和全部步兵向特里卡梅伦出发。两军隔着一条小河对阵。贝利撒留首先派一小队骑兵佯攻汪达尔人的阵形中央。汪达尔人进行还击,却不进行追击。他第二次发动佯攻,汪达尔人仍很谨慎,不进行追击。他当机立断,将所有骑兵派出,发动真正的攻击。汪达尔人抵御不住,阵脚动摇起来。这时,拜占庭军队的主力全线出击,在一旁观战的匈奴雇佣兵也加入到攻击者的行列中,汪达尔人全线崩溃。格里梅尔顾不上指挥残余部队实施反击,当夜悄悄地溜走了,几天后被拜占庭士兵俘获,押往君士坦丁堡。
    特里卡梅伦之战的胜利,结束了拜占庭征服罗马非洲属地的战争。

    
    拜占庭帝国的战争(中)

    3.拜占庭与东哥特之战
    查士丁尼被轻易到手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匆忙召回了贝利撒留,制定了从东哥特人手中夺回意大利的计划。
    还在拜占庭人攻打汪达尔军队时,地处意大利的东哥特王国发生了政变。新任国王提尔达哈德杀死了实际执掌权力的姨母阿马拉苏沙。而这位阿马拉苏沙曾私下与查士丁尼往来,请求他的支持和保护。查士丁尼借此机会,向东哥特人正式宣战。
    535年冬,查士丁尼决定分兵两路向意大利进军。一路由大将孟德领兵3000人,侵入达尔马提亚,然后沿海岸北进,吸引敌人主力,同时以金钱为诱饵与法兰克人结成联盟,协助进攻东哥特人。另一路,由贝利撒留领兵7500人,乘船攻占西西里岛。他为了不引人注目,一路扬言路过西西里暂停,真正目的地是迦太基城。这一着果然奏效,西西里各城市丝毫没做防守准备,听说拜占庭军队到来,大部分都惊慌失措,个别城市打算抵抗,也被很快制服了。
    东哥特王提尔达哈德听说西西里岛陷落的消息,十分害怕,派人向查士丁尼求和。谈判刚刚开始,贝利撒留就被调到北非去镇压汪达尔人起义。恰巧另一路拜占庭军队在达尔马提亚作战失利,统帅孟德阵亡。
    提尔达哈德闻讯兴高采烈,立即改变初衷,拘捕拜占庭使节,打算重新开战。查士丁尼只好又将贝利撒留派来攻打东哥特王国。536年5月,贝利撒留进入意大利半岛。当时东哥特王国发生内讧,顾不上组织防御,使贝利撒留在意大利南部如入无人之境,很快兵临意大利中部的战略要地那不勒斯。那不勒斯驻有重兵,修有坚固的城墙,拜占庭军队一时攻打不下。贝利撒留心急如焚。他仔细观察城墙,偶然发现一条废弃不用的水道直通城内,东哥特士兵却没有注意防卫它。于是,他决定出奇制胜,派一支小部队,顺着狭窄的水道摸入城内。入夜,城内外里应外合,终于夺占该城。随即,贝利撒留乘胜向罗马城进军。
    那不勒斯的陷落,促使东哥特人废黜无能的提尔达哈德国王,拥戴将领维提吉斯登上王位。维提吉斯认为,要想摆脱目前的困境,就应当避免两线作战。他提议,留下少量部队守卫罗马城,主力则由他率领北进,先结束对法兰克人的战争,然后全力对付拜占庭人。谁知罗马城的居民早就被贝利撒留的威名所震摄,没有信心协助军队守城。536年12月10日,拜占庭军队开抵罗马城下时,守军弃城而逃,教皇等人开门迎降,使贝利撒留顺利地占领罗马城。
    第二年3月,维提吉斯将高卢境内的领土割让给法兰克人,平息了战火,立即调转头来围攻罗马城。东哥特军队人数多达15万,贝利撒留的守城兵力只有1万。但他利用战前的3个月时间修整工事,调集粮食,做好长期固守的准备。对方围攻时,他也不是凭城死守,而是不断组织骑兵出击,用弓箭远距离杀伤敌人。东哥特骑兵大多只装备长枪和短剑,在与拜占庭骑兵交锋时往往吃亏。所以,维提吉斯围城一年,毫无所获,只得退而采取封锁政策。
    538年3月,查士丁尼又派两支援军来到意大利。一支由大将约翰指挥,有步、骑兵5600人,占领了亚得里亚海西岸的里米尼城。该城距东哥特首都腊万纳不到100里,对东哥特王国威胁极大。另一支由查士丁尼的亲信纳尔塞斯率领,有兵7000人,在意大利东部沿海登陆。维提吉斯听说拜占庭援兵到来,遂放弃围攻罗马的企图,领兵北上围攻里米尼城。
    为了解救被围困的约翰所部拜占庭军,贝利撒留与纳尔塞斯会师后,分兵3路:一路从海上,两路从陆上浩浩荡荡地开进,夜间还虚设营火,显示出一副声势浩大的样子。围困里米尼城的东哥特士兵听到贝利撒留的到来,大都吓得望风而逃,里米尼之围也不战自解。
    维提吉斯眼看贝利撒留所到之处势如破竹,便决心借助外力来帮助自己打败拜占庭人。他写信给法兰克和波斯帝国,请他们共同对抗拜占庭帝国的扩张。法兰克国王最先响应这个建议,率领一支10万人的军队,从北方攻入意大利。但法兰克军队以步兵为主,使用的多是手持短兵器,往往受到拜占庭骑兵弓箭的远距离射杀,损失惨重,加上当地粮食有限,瘟疫流行,法兰克大军侵入意大利北方不久便匆匆撤走了。
    但波斯人出兵的意图却使查士丁尼害怕起来。他急忙派使臣来到意大利,准备与维提吉斯议和,条件是波河以北全部意大利领土归东哥特王国,波河以南,包括西西里岛,归拜占庭帝国。贝利撒留不同意这样做。他认为腊万纳指日可下,故不让拜占庭使臣进城谈判。
    不久,腊万纳城内饥谨严重,维提吉斯被迫议和,并请求贝利撒留做东哥特人的国王。贝利撒留将计就计,答应了这个要求。540年春,贝利撒留将军队开进城后,拘捕了维提吉斯和其他高官显贵。意大利东北部大部分城市听说首都陷落,纷纷启门投降,只有少数城市仍在坚守。
    就在这时,查士丁尼听信谗言,害怕贝利撒留对他不忠,将其打发到幼发拉底河一带去对付波斯人。而东哥特人趁机活跃起来,到处袭击拜占庭占领军。在新国王托提拉的率领下,东哥特人收复了意大利大片土地,攻下那不勒斯,并准备再次围攻罗马。
    544年春,查士丁尼再次派贝利撒留到意大利,给他的兵力却只有4000人。这位一向以"以少胜多"著称的名将这次也感到为难了。他一再请求查士丁尼增兵,却得不到皇帝的信任,没有援兵派来。548年,眼看战局毫无起色,贝利撒留决定辞职,并很快得到批准。
    贝利撒留第二次离开意大利后,东哥特人的攻势一浪高过一浪,拜占庭军队节节败退,只能苦守腊万纳等几个孤零零的城市。查士丁尼决心挽回败局。他派自己的亲信、宫廷总管太监纳尔塞斯出任统帅,在兵员、经费和武器装备等方面极力满足其要求。
    552年春,2万名装备精良、军费充足的拜占庭远征军沿亚得里亚海岸向意大利北部进兵。他们一路毫无阻挡,很快与腊万纳守军会合,进而寻找东哥特国王托提拉会战。
    拜占庭军与东哥特军最后在托斯卡那地区狭窄的塔吉那平原相遇了。
    为了夺取有利地位,拜占庭军抢先占领自己左前方的独立小高地,并决定以逸待劳,后发制人,看东哥特人采用什么阵势。
    东哥特国王托提拉按照习惯,将骑兵配置在第一线,步兵配置在第二线,打算用正面攻击的战法,让骑兵一次冲破对方的中央队形,赢得会战的胜利。拜占庭军统帅纳尔塞斯针对敌人的阵势,命令各部族的杂牌骑兵8000人通通下马,排成中央方阵,手持长矛对敌;同时在两侧配置4000名弓箭手,在高地一侧埋伏1000名精锐骑兵,等敌人的步兵投入战斗后,绕至其后方实行攻击。
    战斗一开始,东哥特骑兵便一直向中央方阵冲去,但他们很快便被两侧拜占庭弓箭兵发射的"箭雨"所笼罩,许多骑兵纷纷中箭落马。他们企图从拜占庭中央方阵处冲出一条活路,遭到密如猬刺的枪林阻击。
    黄昏时分,东哥特骑兵伤亡惨重,开始向后撤退。纳尔塞斯抓住这个机会,将骑兵投入战斗。东哥特骑兵纷纷逃跑,而后面的步兵互相践踏,挤成一团,成为拜占庭人大屠杀的对象。塔吉纳一战,东哥特人约有6000人被杀,东哥特国王因重伤被拜占庭人杀死,其军事力量受到毁灭性打击。
    战后,纳尔塞斯乘胜横扫东哥特残余力量,逐走意大利境内的法兰克人。至554年,拜占庭终于占领整个北非、达尔马提亚、意大利、西班牙东南部、西西里、撒丁岛等地,实现了查士丁尼变地中海为罗马帝国内湖的梦想。



    
    欧洲中世纪各国军制

    正当拜占庭军队与波斯、阿拉伯军队在东方战场上厮杀的时候,在西罗马帝国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欧洲各国也在逐渐积蓄军事力量,并成长为足以与波斯人、拜占庭人、阿拉伯人相抗衡的强大武装。
    受社会制度的影响,欧洲各国的军事制度与拜占庭和阿拉伯帝国有较大差别,其士兵惯于使用的单面锋刃战斧和十字弓,也与其他军队有明显的不同。
    1.军事领导体制与军队
    中世纪欧洲各国盛行"采邑"制度。封建主在分封土地时,连同居住在上面的农民一起封给受封者,而受封者要为封主尽一定的义务,其中就包括战时领兵为封主作战。上述政治从属关系使得欧洲早期军队主要由各封建主的卫队和独立分队组成,相互之间平时并无统属关系,仅在战时聚集在一起,临时听从国王指挥。10世纪以后,才出现较大的独立武装。比如基辅罗斯的诺夫哥罗德城,拥有由两个百人队组成的团,而这个团的首领,是由市议会选出的督军。
    中世纪欧洲各国的军队,主要由陆军和海军组成。
    陆军的主力是骑兵。8世纪,法兰克王国宫相查理.马特在同阿拉伯人、拜占庭人交锋过程中,认识到骑兵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为了组建费用高昂的骑兵部队,他将国家土地分封给听命的部属、有功的士兵和中小贵族,规定受封者必须服骑兵兵役,战时自备武器、战马跟随国君作战。从此,欧洲各国争相仿效,骑兵数量大大增加。欧洲各国骑兵主要是重骑兵,他们平时分散在各自的采邑之中,较少进行集中训练。但欧洲各国每年都要举行骑士比武,由国王和各级封建主主持,令骑士成双成对地进行对抗竞赛,对优胜者给予奖励,以此鼓励骑士们提高个人的作战技能。
    步兵也是陆军中十分古老的兵种。欧洲封建制刚刚建立之初,缺少马匹的法兰克人曾一度以步战称雄。从7世纪以后,骑兵在欧洲战争舞台上的重要作用逐渐凸现出来,并逐渐成为决定会战结局的唯一兵种,而在步兵部队中服役则被鄙视为奴隶和农奴的事。后来欧洲各国的步兵虽说人数总是超过骑兵,但他们多为奴隶和农奴,本身并不愿意打仗,也很少掌握起码的作战技能。即使有一部分尚未沦落为农奴的自由民充当步兵,也常常因家境贫寒,无法提供起码的兵器,不得不手持一根木棍走上战场。到十字军远征时,欧洲各国将领才认识到,一支骑兵和步兵组成的多兵种军队,作战能力远比单纯由骑兵组成的军队强。为了完成掩护骑兵和扼守制高点的战斗任务,许多将领常常把一部分骑士和重骑兵改成步兵,但步兵真正成为战场上的主力,还是在射击武器出现在战场之后。
    欧洲各国在中世纪初期几乎没有什么象样的海军。8—9世纪,生活在日德兰半岛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诺曼人长年维持着一支大型船队,但主要是用来到英、法、意大利、基辅罗斯等地进行海盗式的劫掠。9世纪末,盎格鲁——萨克逊国王阿尔弗烈德建立了英国第一支舰队,并用它打败了诺曼人。10世纪末,威尼斯、热那亚、比萨等意大利城市都建立了自己的海军舰队。基辅罗斯组建的拥有数百艘战舰的区舰队,为了争夺海上霸权,甚至远征到波罗的海。当然,在整个中世纪前、中期,海上战场主要是拜占庭人、波斯人、阿拉伯唱主角,欧洲各国海军的崛起则是15世纪以后的事。
    2.兵役制度与军队编制
    欧洲各国在中世纪早期,大多沿袭公民兵制。公民兵制是建立在农村公社基础上的兵役制度。按照惯例,村社内的土地属于大家所有,每个村社成员可世袭使用土地,但必须同时服兵役,遇到战斗时,则需要随部落酋长出征。其后,村社土地制度逐渐解体,公民兵制仍保存下来。比如,法兰克王国曾规定,身体健康者必须服兵役,每户应出1人,自备干粮和武器。随着封建化程度的日益加深,自由民大多数破产沦为农奴。有的虽然仍保持自由民身份,在天灾和瘟疫的袭击下,生活艰难家徒四壁,也无力自备干粮和武器,担负繁重的作战任务。
    面对村社土地制度解体所带来的兵源枯竭现象,欧洲各国君主和大臣们不得不尽快寻求新的征兵办法,这就是在欧洲盛行一时的骑士制度。
    骑士制度是与公民兵制既有联系又有很大差别的一种特殊兵役制度。它以采邑分封制为经济基础,以受封的大贵族和中小贵族为征集对象,以骑兵为主要服役兵种,以封主与受封者的依附关系为维系纽带。
    它最早创立于8世纪前期法兰克王国宫相查理.马特之手。按照他及后来欧洲各国政府颁布的法令,国家可把土地分成若干块,封给受封者,后者必须随时应召服骑兵兵役;必须按时到达指定地域,不得临阵脱逃;必须携带自备武器装备及其他物品服役。如果受封者违背上述要求,就要受到惩罚,包括罚款、收回采邑土地、没收财产、判处死刑,等等。
    骑士制度的实行为国家提供了一部分稳定的兵源,也因此把相当一批无力服骑兵兵役的农民排斥在军队之外。欧洲各国的一些城市为了弥补军队数量的不足,开始用金钱召募一些无地骑士。但雇佣兵成为国家主要的军事力量,则是15世纪以后的事情。
    中世纪欧洲各国军队的编制还基本上没有摆脱氏族社会的领夫制。它们通常按10进位的原则,编为十人队、百人队、千人队等战术单位。
    在西欧一些实行骑士制度的国家中,最基本的战术单位是小队,由骑士和跟随的佩剑侍卫、骑步兵弓箭手和长矛兵等组成,每25—80个小队组成一个旅,若干个旅组成一个骑士军。
    3.武器装备
    欧洲中世纪前期和中期,各国武器装备仍停留在冷兵器阶段。与古代相比,他们所使用的较新式的兵器有十字弓、长弓和戟。
    十字弓在公元前的中国和公元初年的罗马帝国军队中就曾使用过。11世纪初,它在欧洲重新流行起来。十字弓因有一个较小但十分坚固、弹性大的弓架,它与箭杆在顶端交叉成十字形状而得名。它通常以木材、角材或复合材料制成。弓架上有一槽口,用来卡夹弓弦,并安有扳机装置,以便瞄准后发射箭簇。与普通弓箭相比。它具有发射初速快、射程远、穿透力强等特点。由于张开十字弓比较费力,人们通常采用用脚蹶张,用曲柄卷绕机拉张等办法。它所使用的箭有两种,一种是叶状箭簇的短杆箭,主要用来杀伤人和马的无遮护部位;另一种是方簇箭,主要用来穿透铠甲。
    长弓是13世纪在英国发展起来的一种投射兵器。它通常用榆木、榛木、罗勒木和紫衫木制成;弓身中间用手握住的地方较宽,向两端部分逐渐变细;弓架前端为圆形,后面是平的。长弓的射程最远可达400码,为十字弓的两倍,射速也要快得多,而且更加轻便,适于散兵射击和齐射。所以它出现以后,很快便取代了十字弓在战场上的主宰地位。
    戟就是在长矛头上加上一柄战斧而形成的一种新兵器,除了固有的刺杀功能外,它还可以用来劈砍,比较适宜步兵使用。
    此外,欧洲士兵的盔甲也有所改进。为了增强锁子甲的防护能力,在锁子甲内又加了一层结实的皮衣或毡衣,并设计了锁子甲连指手套和五指分开的铠甲手套。为了减轻甲衣重量,将锁子甲衣改短,原先拖长的下摆改成铠甲马裤。13世纪末,更试图用金属片铠甲部分代替沉重的锁子甲。为了避免敌人从正面刺砍,减少头盔打烂后嵌入脸部的可能性,还发明了一种与头形结合得更好,正面向前突出的头盔。在穿戴上述盔甲之后,欧洲士兵们可以浑身中箭而安然无恙。其沉重的负担也极大地限制了他们的机动能力,即使是骑乘健壮的马匹,也只能用小跑和慢跑进行冲锋。
    欧洲中世纪海军装备仍停留在单层甲板木船时代,比起拜占庭和阿拉伯海军来要落后。例如7世纪威尼斯的大桡战船长60米,宽7.5米,每舷各有26~32把桨,每桨配置4~6名桨手。同时在船上还竖有1—3根桅杆,有风时可挂帆行驶,无风时桨划速度为7节。船上的作战武器主要有船首金属撞角、弹射机、弩等。


    
    隋朝统一战争

    1.隋初战略形势
    自西晋末年起,中国历史进入了又一次大分裂时期,南北对峙,政权林立,朝代更迭频繁,争战攻伐连绵不断。到南北朝末期,中国境内除北周、突厥和陈3个主要政权外,尚有一些小的地方割据势力。
    突厥是中国北部地区一个游牧民族,兴起于金山(阿尔泰山)南部。6世纪中叶,征服了许多部落和民族,占有东至辽河,西达里海,西南到阿姆河南,南到今内蒙古沙漠以北,北越贝加尔湖的辽阔地区。其牙庭(可汗所在地)介于都斤山(杭爱山)与今鄂尔浑河上游之间。当时,突厥拥兵数十万,乘北齐与北周争战不休、争相与其和亲之机,不断向南扩展和袭扰。佗钵可汗曾骄狂地宣称:"我在南两儿(指北齐、北周)常孝顺,何患贫也!"
    隋朝建立后,停止向突厥输送金帛,因而突厥经常南下侵扰,威胁隋王朝的统治。但是,突厥政权内外也存在矛盾。它袭扰高丽,驱逐契丹(居于今辽河上游一带),引起他们的仇视。同于阗(今新疆南部)、嚈哒(今帕米尔地区)、铁勒(今贝加尔湖以西地区)、奚(今沙拉木伦河流域)等被征服的民族也有尖锐矛盾。佗钵可汗死后,突厥统治集团内部为争夺汗位展开了激烈斗争。摄图(沙钵略可汗)夺得汗位后,虽以其叔玷厥(达头可汗)统治今阿尔泰山以西地区,以弟处罗侯(突利可汗)统今兴安岭以西草原,以其从兄弟大逻便(阿波可汗)统治今阿尔泰山以东草原,但内部矛盾并未消除。
    陈朝传至后主陈叔宝时,其疆域比不上东晋、宋、齐、梁任何一朝,仅保有长江以南、西陵峡以东至沿海地区,内部政治腐朽,剥削残酷,人民怨声载道,阶级矛盾尖锐。陈企图凭长江天险阻止隋军南下,但除保有个别江北要点外,巴蜀及长江以北均为隋占有,长江天险已不足恃。
    北周武帝死后,大权落入大臣杨坚之手。581年2月,杨坚夺取北周政权,自立为帝,建立隋朝。当时隋的疆域大体包括长江以北、汉代长城以南、东至沿海、西达四川的广大地区。隋文帝杨坚夺取政权后,即"有并吞江南之志",并多次与将帅讨论灭陈及对付突厥的方略。但因隋王朝新建,实力不强,又屡遭突厥南下袭扰,便决定先巩固内部,充实国力,待实力雄厚边防巩固后,再南下灭陈,然后北击突厥,统一天下。后因突厥举兵南下的规模越来越大,隋文帝被迫改取南和北战,先北后南的方针。为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增强实力。
    经济方面,颁布均田令和租调令,把荒芜的土地拨给农民耕种,减轻赋税和徭役,发展生产,储粮备战。政治方面,强化中央统治机构和完善官制,把分散的权力集于中央,选拔一批有能力的官吏和将帅,加强军政效能。
    外交方面,联络高丽和百济等,孤立分化突厥,不断派人去陈朝,明为表示友好,实则探听虚实,使陈麻痹,疏于戒备。
    军事方面,改进了府兵制。府兵制原是西魏宇文泰所建。初置6军,由6柱国分领,下设12大将军,24开府。府兵另立户籍,称军户,专事训练和征战。北周时,府兵称军人或军士,由各级将领统率,不属柱国,以加强皇帝对军队的控制。隋确定军府名称为骠骑府。通过改革,增强了军力,把军权集中于皇帝,防止将领拥兵专擅。
    隋文帝提倡讲武,训练出一支较有战斗力的军队。为了对付突厥,多次派大批丁壮加固长城北部西部地段,在东北、北、西北诸方向设15个州,命阴寿、窦荣定等担任总管,负责该地的军政。在并州(今山西太原)设河北道行台,派次子杨广主管北境防务。在长城附近和河西等地屯田,解决部队的供给。改进武器装备,打造战船,训练水军,又派有才领的将帅贺若弼、韩擒虎坐镇江北要地广陵(今江苏扬州)和庐州(今安徽合肥),"委以平陈之事"。
    2.隋攻突厥之战
    隋文帝代周后,对突厥不再沿袭送礼怀柔的办法,而采取防御和抗击的方针,引起摄图的怨恨。因此,摄图不断派兵南下,威胁隋朝。
    隋朝虽然在北部加固了长城,增筑了不少城寨亭障,并在幽州、并州等地屯兵数万加强防守,但仍不能阻止突厥南进。这时,曾经出使突厥并深知其内幕的长孙晟分析了当时的情况:突厥四可汗之分立,摄图为大可汗,玷厥实力最强,而位在摄图之下,心怀不满;处罗侯曲意收揽人心,为摄图所忌,心怀疑惧;大逻便力量较小,畏惧摄图,采取左右逢源的态度,谁强就依靠谁。长孙晟认为,突厥内部虽互相猜忌,但各拥强兵,实力尚强,"难以力征,易可离间"。建议采取"远交而近攻,离强而合弱"的谋略,然后再"承衅讨之,必可一举而空其国"。杨坚采纳了这一建议,派人结好玷厥,由西面牵制摄图;联络奚、契丹等部及处罗侯,争取他们站到隋一边,从东面牵制摄图,从而孤立分化削弱了摄图的力量,使其"首尾猜嫌,腹心离阻",为军事进攻造成了有利的形势。同时,为了避免在北攻突厥时两面受敌,杨坚采取先打后拉的策略稳住陈朝。581年9月,派兵分路攻陈,陈叔宝被隋的威力所震慑,割地求和。杨坚见目的已经达到,便顺风转舵,许结盟好,下令班师。陈叔宝慑服于惰军的声威,又满足于暂时的苟安。因而在后来隋攻突厥期间,陈军始终未敢轻举妄动。
    582年5月,摄图以40万人马,突入长城,分道南进。杨坚增调部队加强防守。12月,突厥在击败乙弗泊(今青海乐都西)、临洮(今甘肃岷县)、幽州等地隋军后,进至武威、金城、天水、安宁(今甘肃泾水北)、延安等地。摄图主力10万与隋军战于周(今甘肃庆阳南),直接威胁隋都城长安。摄图正欲继续深入,玷厥因与隋已有联系,借故率部西归。长孙晟乘机散布"铁勒等反,欲袭其牙(庭)"的假消息,摄图害怕铁勒袭其后方,慌忙撤军回师。此次虽由于分化政策生效,制止了突厥的继续深入,解除了长安之危。但在军事上并没有给突厥以有力的打击,故仍不能制止其再度南下。
    583年春,摄图统率大逻便等部又大举南下。但这时整个形势已发生了有利于隋而不利于突厥的显著变化。突厥内部矛盾尖锐,其境内发生了严重灾害,水草干枯,疾病流行,加上连年征战,引起被征服的奚、契丹等部的猛烈反抗。隋经过几年的准备,实力增强。于是对突厥由防御转为反击,决定乘机分路出塞进击,"使其不敢南望"。其进攻部署是:秦州总管窦荣定出凉州(今甘肃武威);河间王杨弘出灵州(今宁夏灵武西南);夏州总管豆卢勣出夏州(今陕西横山西);卫王杨爽率军出朔州(今山西朔县);幽州总管阴寿出卢龙塞(今河北喜峰口);左仆射高颍出宁州(今甘肃宁县);右仆射虞庆则出原州(今宁夏固原)。以杨爽为元帅,节制各军,总共兵力20余万。隋军的作战意图是:在河套地区集中杨弘、豆卢勣、杨爽等7万为主力,形成优势兵力,打击图摄军;以窦荣定军在河西牵制大逻便,使其不能与摄图配合;以阴寿军向盘踞在和龙(今辽宁朝阳)的高宝宁进攻,配合主力行动;以高颍、虞庆则军为战略机动部队,策应主要方向行动。隋军集中兵力于中央,两翼配合,以摄图为主要打击目标。
    583年夏,隋军开始反击。阴寿军顺利击败高宝宁,攻克和龙。杨爽率主力出朔州,在白道(今内蒙呼和浩特西北)同摄图军相遇。杨爽乘摄图屡胜轻敌,以精骑5000袭其不备,大败突厥军,俘虏千余人,摄图潜伏草中逃走,部属"死者极众"。杨弘率部出灵州,击败摄图另一部。窦荣定部出凉州,几次击败大逻便,使其不能东援。隋军这次出击,重创摄图,使突厥内部因战败而互相指责,矛盾更深,演成尔后的自相残杀。
    大逻便本与摄图不和,又屡遭挫败,深惧摄图加罪。长孙晟乘机规劝大逻便依附隋朝,连结玷厥,免为摄图所图。大逻便于是归附隋朝,使摄图完全陷于孤立。摄图北逃后,怨恨大逻便归附隋朝,率兵袭其王庭,杀死大逻便之母。大逻便愤而投奔玷厥,得其援助,率众10余万进攻摄图。双方打得难分难解,均派人向隋朝求援,杨坚均予拒绝,使他们继续残杀,互相削弱。584年,玷厥投降隋朝。摄图自遭隋军打击之后,力量大为削弱,又屡为大逻便击败,被迫于同年秋向隋投降。杨坚对他们均予安抚,此后10多年间,突厥未再南下袭扰,隋保持了北部地区的安宁,为南进灭陈创造了条件。
    3.灭陈之战
    隋在取得突厥作战的胜利后,即积极谋划和准备南下灭陈,统一中国。经过几年的整治,国力日强。587年,尚书左仆射高颍、虢州刺史崔仲方等纷纷提出灭陈之策:在江南收获季节,调兵佯攻,误其农时,并不断迷惑麻痹陈军;在长江上游打造战船,准备水战;派人潜入陈境,破坏其储备物资;待陈疲惫懈怠时,突然渡江,东西呼应,一举击破。杨坚采纳了上述方略,在战前多方误敌,疲敌,并大量散发揭露陈后主罪行的诏书,争取人心。
    588年10月,隋文帝任命晋王杨广、秦王杨俊、清河公杨素为行军元帅,高颍为晋王元帅长史,发水陆51.8万大军,由杨广节度,分8路攻陈。其具体部署是:杨俊军出襄阳,杨素军出永安(今四川奉节东),荆州刺史刘仁恩军出江陵,此3路由杨俊指挥,直指江夏(今武昌),阻止长江上游陈军东下增援;杨广军出六合(今属江苏),贺若弼军出广陵(今扬州),韩擒虎军出庐江(今合肥),蕲州刺史王世积军出蕲春(今湖北蕲春),青州总管燕荣军出东海(今江苏连云港市),此5路由杨广直接指挥,指向陈都建康(今南京)。12月,隋各路大军集结于长江北岸。
    陈朝统治者对隋军即要渡江南进的形势熟视无睹,疏于戒备。隋师大兵压境,沿江守军相继告急,但陈叔宝自恃长江天险,不以为意,照常纵酒赋诗,寻欢作乐。同时因春节即临,命令镇守江州(今江西九江)、京口(今江苏镇江)的两个儿子率战舰回到建康,导致江防更加薄弱。
    位于长江上游的隋军首先发起进攻。杨俊率水陆军10余万进屯汉口,陈将周罗率兵数万据江夏与之相持。杨素率水师沿三峡东下,刘仁恩率军由江陵西进,两军配合袭占狼尾滩(今湖北宜昌西北),后又攻破西陵峡口岐亭和延洲(今湖北宜都西北)等要点,击败陈将吕忠肃,继续顺江而下。陈荆州刺史陈慧纪见势不妙,率军从公安东撤,被杨俊军阻于汉口以西。
    589年大年初一,长江下游隋军利用陈军欢度春节之机,分路渡江。贺若弼从广陵率军南渡;韩擒虎率军由横江(今安徽和县东南)夜渡,袭占采石(今安徽马鞍山市西南)。接着,杨广也率大军进屯六合南之桃叶山。陈叔宝此时始觉事态严重,下诏调兵抵御。隋军渡江后积极向前推行。贺若弼军于6日占领京口后,以一部进至曲阿(今江苏丹阳),牵制吴州(今苏州)的陈军,主力西进;韩擒虎军于7日攻占姑孰(今安徽当涂)后,沿江直下,与贺若弼钳击建康。17日,贺若弼进据钟山(今南京紫金山),屯于山南白土冈之东。韩擒虎与总管杜彦合军2万进屯新林(今南京西南),同时隋行军总管宇文述也率军3万渡江,占据石头(今南京城西),对建康形成包围态势。在此期间,在两翼配合隋军主力进攻建康的王世积军,大败陈将纪瑱于蕲口(今湖北蕲春西南);燕荣军沿海南下,入太湖,拟攻吴州。
    时陈军在建康附近尚10余万人,陈叔宝弃险不守,也不采纳部将有关建议。20日,仓促下令诸军出战,在白土冈一带摆成南北长20里的阵势,但缺乏统一指挥,首尾难以相顾。贺若弼率8000甲士与陈军初战不利,后奋力攻陈军薄弱部位,陈军一部败退,随即全军瓦解。同日,韩擒虎自新林进至石子冈(今南京雨花台),陈镇东大将军任忠投降,引韩擒虎经朱雀门进入建康城,俘陈叔宝。当日夜,贺若弼也从北掖门进城。22日,杨广入建康后,命陈叔宝以手书诏谕上游陈军投降。2月,陈朝所属州郡悉数归隋。至此,隋文帝杨坚统一全国,结束了西晋末年以来近300年长期分裂的局面。
    隋王朝之统一全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自西晋末年以后,中国南北长期陷于分裂。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南北之间的联系日趋密切,统一成为时代的要求。杨坚建立隋朝之后,注意争取人心,奖励生产,发展经济,因而比内部分裂的突厥政权和腐败的陈王朝,在政治上较为巩固,经济上较为雄厚,军事上较为强大,加上进行了长期的战争准备,终于完成了历史赋予的使命,实现了南北的统一。


    
    隋朝对外战争

    1.隋文帝远征高丽
    隋朝时,朝鲜半岛上有高丽、百济、新罗3国。其中,高丽实力最强。高丽又称高句丽,据传为汉元帝时扶余人朱蒙所建,以高为氏。东晋时,高丽入据辽东,奚、契丹、靺鞨等族均受其控制。北周时,高丽统治者高汤曾遣使朝贡。被武帝封为辽东郡公、辽东王。隋朝建立后,改封高汤为高丽王。隋灭陈后,高汤害怕隋以兵力相加,遂"治兵积谷,为守拒之策"。高汤死后,其子高元继位。598年2月,高丽王高元率靺鞨万余人进攻辽西郡,被隋地方军击退。
    隋文帝接到奏报后,任命汉王杨谅、王世积为行军元帅,左仆射高颍为长史,周罗为水军总管,率30万水陆大军分路进攻。6月,隋文帝下诏黜高丽王官爵,汉王杨谅部出临渝关(今山海关)后,正值大雨连绵,洪水泛滥,粮运不继,军中乏食,后又遇疾疫流行,因此无功而返。水路由周罗指挥,自东莱(今山东掖县)横渡黄海,进攻平壤,途中遇大风袭击,船只大半沉没,只得回师。隋军这次远征高丽,以失利告终。但高元慑于隋的声势,遣使谢罪。文帝便顺水推舟,宣布班师回朝。
    2.隋炀帝三征高丽
    604年7月,晋王杨广弑父自立,是为隋炀帝。隋炀帝在位期间,统治残暴,挥霍无度,滥用民力,好大喜功。为了显示武力,不断发起对外战争。607年,隋炀帝巡幸突厥启民可汗牙帐时,高丽使臣也在其所。隋炀帝于是下诏让高丽国王来朝。高丽国王甚惧,迟迟不敢奉诏。隋炀帝对此怀恨在心,积极准备进攻高丽。
    首先,调河北百余万士卒开凿永济渠,北通涿郡(今北京西南),以利转输军需。610年2月,下诏征讨高丽。集结军队,征发物资,以东莱和涿郡为水陆进攻基地,下令在山东"增置军府,扫地为兵"。全国各地的步兵,不分远近,都要到涿郡集中。成百万的农民被征调来从事后勤保障,民间的牛马车船也大量被征用。612年1月,各地兵将云集涿郡。隋炀帝不顾臣下谏阻,亲率24路大军共113.38万从涿郡出发,号称200万人征讨高丽。分海陆两路进击,企图会师平壤,一举灭亡高丽。
    3月14日,隋陆路军至辽水(今辽河)西岸布阵,高丽军阻水拒守。3月19日,隋炀帝指挥军队渡辽水发动进攻,高丽军自东岸迎击,隋军不能登岸,伤亡惨重。4月,隋军架设浮桥成功,陆续通过辽水,歼灭对岸高丽军万余人,乘胜进围辽东城(今辽宁辽阳)。高丽军在辽东城顽强防守,隋军久攻不下。6月11日,隋炀帝亲临辽东城,一面严令诸军继续攻城,一面令宇文述等9军共30万人,自怀远(今辽宁黑山)渡辽水向鸭绿江挺进,与水军协同进攻平壤。
    6月底,大将来护儿率领江淮水军自东莱出发,"舳舻数百里,浮海先进入至浿水(今平壤大同江)",与高丽军遭遇,首战告捷,接着进抵平壤。副将周法尚建议等陆上诸军抵达后合兵进攻,但来护儿不听,企图乘势攻夺平壤,指挥4万精兵攻城。高丽兵佯败,引来护儿进入空城,然后伏兵四出,击败隋军,逃回海中船上的只有数千人。宇文述等陆上9军抵达鸭绿江西岸时,粮已用尽,宇文述欲还师,于仲文等则坚持继续前进。高丽将领乙支文德见隋军缺粮,决定进一步疲敌以拖垮隋军,每战即退。宇文述一日7捷,轻军直入,进抵距平壤仅30里处扎营。
    乙支文德遣使诈降,声称隋军若肯班师,愿将高元送往长安谢罪。宇文述等因将士饥疲已极,平壤城又险固难拔,答允还师。高丽军乘隋军后撤,从四面抄袭,隋军且战且退。7月24日,半渡萨水(今清川江)时,高丽军猛击隋后军,担任后卫的隋将辛世雄战死,于是诸军皆溃,失去控制,一昼夜狂奔450里,高丽军乘胜追击。宇文述等退至辽东城时,仅剩下2700人,军需储备丧失殆尽。这时,辽东城亦未攻下,隋杨帝遂于8月25日下令撤退。屯驻于平壤南面海上的来护儿得知陆上败讯,也率军撤回。隋炀帝第一次东征高丽,就这样以失败告终。
    隋炀帝不甘心此次兵败,于613年1月留代王杨侑留守长安,越王杨侗守东都洛阳,又征天下兵集于涿郡,准备发起第二次东征高丽的战争。3月,隋炀帝从洛阳出发,再度率军亲征。4月27日,隋炀帝的车驾渡过辽水。一面派宇文述、杨义臣、王仁恭率部直趋平壤,一面命诸军猛攻辽东城。隋军使用飞楼橦、云梯等攻城器械,从四面围攻辽东城,昼夜不息长达20余天。但由于高丽守军顽强防守,隋军强攻未能奏效。
    6月,隋炀帝见辽东城久攻难拔,命做布囊100余万个,里面装满泥土,欲筑一道高与城齐的所谓"鱼梁大道",登而攻城。同时又作八轮楼车,高出城墙,夹鱼梁大道,俯射城内。正当攻城准备已告完成,辽东城破已经在望的时候,突然传来礼部尚书杨玄感在后方发动兵变的恶噩。隋炀帝见后院起火,无心再征高丽,遂于6月28日午夜密令诸将还师。隋军慌忙撤退,遗弃的军资堆积如山。趋向平壤的王仁恭部正在新城(今辽宁抚顺北),击败数万高丽兵,接到隋炀帝诏书兵也立即班师。隋炀帝第二次东征高丽,又是无功而返。
    隋炀帝在平定杨玄感叛乱后,于614年2月召集百官商讨征伐高丽事宜,数日之内无人敢言。隋炀帝一意孤行,于23日下诏第三次东征。
    4月27日,隋炀帝抵达北平(今河北卢龙),由于各地农民起义使道路阻绝,军队多不能按期到达,士卒也纷纷逃亡。但隋炀帝对此熟视无睹,只令屈突通为关内讨捕大使,负责镇压各地反叛,仍自率大军往征高丽。
    7月17日,隋炀帝进至怀远镇。来护儿率水师由东莱启航,渡渤海,在辽东半岛南端登陆,攻打卑沙城(今辽宁复县西北),击败高丽守军,然后直赴平壤。高丽因连年用兵,已困敝不堪。见隋军又来,十分恐惧,只得遣使求和。隋炀帝因国内农民起义风起云涌,自身朝不保夕,加上高丽请降,算是挽回了前两次损兵折将的面子,于是下诏班师。
    隋炀帝好大喜功,穷兵黩武,三征高丽,不仅没有得到丝毫的好处,反而劳民伤财,消耗了国力,激化了社会矛盾,直接导致了天下大乱。
    伴随着三征高丽的进行,隋王朝也走向了覆亡的深渊。


    
    唐朝统一战争

    隋炀帝杨广即位后,统治残暴,挥霍无度,滥用民力,好大喜功,对外连年发动战争,造成经济崩溃,社会动荡不安。在沉重的压迫和剥削之下,民众无法生活下去,被迫铤而走险,奋起反抗。农民起义的怒火,燃遍神州大地。到1617年初,形成了李密、窦建德、杜伏威3支强大的起义军,分别活动在今河南、河北、山东和江淮一带,大量歼灭隋军,隋统治集团及其军队主力被阻隔于江都(今江苏扬州市)、洛阳、长安(今陕西西安)三个据点。一些贵族和地方官吏看到隋已分崩离析,也乘机而起,占领州郡,建立割剧政权,称王称帝。其中有朔方(今陕西横山西)梁师都、马邑(今山西朔县)刘武周、金城(今甘肃兰州)薛举、武威(今甘肃武威)李轨、巴陵(今湖南岳阳)、罗川(今湖北宜城)的萧铣等等。原来臣属于隋的突厥也趁机夺取隋王朝的北部地区,整个中国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
    在这种形势下,隋朝大贵族、太原留守李渊父子于617年5月15日在太原起兵。为了迅速发展壮大势力,夺取隋政权,采取了以下军政谋略:以拥隋举义为旗号,北联突厥,东结李密,乘虚入关,"据险养威",占据形胜之地,积蓄力量,然后伺机夺取天下。其着眼点首先在于夺取关中。关中是隋都长安的所在地,物产丰富,人口众多,进可攻,退可守,是"据天下之上游,制天下之命"的战略要地。夺取关中既便于代隋自立,又利于东向以争天下。而当时关中隋军兵力空虚,使李渊有机可乘。为此,北联突厥,可以牵制刘武周南下晋阳(今太原);东结李密,可以使洛阳王世充隋军主力被牵制于崤函以东不得西援。由此可见,这是一个适合当时形势的积极进取而又比较稳妥的战略决策。
    617年4月,李渊决定进军关中,以长子李建成率左军,次子李世民率右军,四子李元吉留守太原。隋镇守长安的代王杨侑派将宋老生率兵2万屯于霍邑(今山西霍县),屈突通率精兵数万扼守河东(今山西永济西)以阻止李渊西进。李世民率部击败宋老生,攻占霍邑。然后进围屈突通。由于屈突通凭坚固守,李渊屡攻不下,于是采纳部下建议,留一部兵力继续围攻,自率主力从龙门渡过黄河,进入关中,隋朝官吏纷纷献地归附,会集于长安周围的李渊父子兵力达到20万人。10月27日,李渊下令各军攻城,11月9日占领长安。12月又迫使河东的屈突通军投降。李渊父子起兵不到半年,就攻下了隋都长安,占据了关中和河东广大地区。
    李渊入据关中以后,分兵出击,迅速拓地至秦、晋、蜀广大地区,并使之连成一片。618年3月10日,隋炀帝杨广在江都被大将宇文化及所杀。5月20日,李渊在长安称帝,建立唐朝。唐建立之初,专注于巩固关中,把用兵重点放在对其威胁较大的朔方梁师都和陇西的薛举,而对洛阳方面则暂取守势。
    占据朔方的梁师都多次向唐军进攻,因力量不大,均被击败。对唐威胁最大的是占据陇西地区的薛举。618年6月10日,薛举率军进攻泾州(在今甘肃泾川北),李渊以李世民为元帅,令其率8总管兵迎战。7月,薛举进逼高塨(今陕西长武北)。因李世民得病,部将违背深沟高垒坚壁不战的方针,轻率出战。7月9日在浅水原(今陕西长武东北)展开激战,唐军8总管皆败,士卒死者十之五六,李世民被迫率兵撤回长安。此时薛举病死,其子薛仁杲继位。8月17日,李渊又派李世民为元帅进攻薛仁杲,进驻高塨。李世民认为唐军新败,士气尚未完全恢复,决定坚守高塨,养精蓄锐,待薛军恃胜而骄,然后出战破敌。双方相持60余日,至11月,薛军粮尽,士气低落,李世民看到时机已经成熟,派兵一部布阵于浅水原引诱薛军,自率主力直捣敌后。薛军受到两面夹击,大败而逃。唐军乘胜追击,将薛仁杲包围于折塨(今甘肃泾川东北)。11月8日,薛仁杲被迫投降。不久,李渊又迫降了河西的李轨,控制了秦陇大部分地区。
    唐统一关陇地区不久,刘武周率兵南下进袭太原,威胁唐军后方基地。李渊立即命令李世民率师东进,迎击刘武周军。驻守太原的李元吉,整日里畋猎游乐,置战事于不顾,导致战事接连失利。619年9月16日,李元吉在刘武周的不断进击下,弃城逃往长安,太原遂被刘军占领。刘武周占领太原后,派大将宋金刚继续向西南进军,攻陷唐不少州郡,一时关中震动。11月李世民率军自龙门渡过黄河,屯军柏壁(今山西新绛西南),与宋金刚相持。鉴于宋金刚悬军深入、兵锋甚锐等情况,李世民决定采取养精蓄锐、分兵袭扰、待敌疲粮尽再伺机攻击的方针。宋金刚同唐军在柏壁相持半年,馈运不继,军中缺粮,于620年4月14日向北撤退,唐军跟踪追击,穷追猛打,宋金刚部伤亡殆尽。刘武周、宋金刚逃往突厥,后均被突厥杀死。柏壁之战的胜利,使唐全部收复了被刘武周攻占的河东太原等州郡,控制了太行山以西至黄河间腹地,对屏障长安,巩固关中,并为尔后争夺中原奠定了基础。
    唐军收复太原击败刘武周后,李密的瓦岗军已经解体。这时剩下的有河北窦建德和洛阳王世充集团,占据黄河、淮河间的广大地区;江淮地区为杜优威的起义军所占;萧铣集团则控制了长江中游及粤、桂等地。
    李渊为夺取中原,采取远交近攻,先王后窦,各个击破的战略,一面拉拢窦建德,使之保持中立,一面令李世民率军出潼关进攻东都洛阳。620年7月1日,李世民率总管25将约10余万众进击东都,王世充闻讯,不断加强洛阳城廓和外围要点的防守。9月,各路唐军先后攻克洛阳外围要点,形成了对洛阳的包围。10月初,王世充见唐军围洛阳益急,遣使求救于窦建德。窦建德一面许以发兵,一面劝说李世民解围,李世民置之不理。由于久攻不下,唐军改用掘壕筑垒,围困洛阳。621年3月,在王世充的连连告急下,窦建德亲率10万大军西援洛阳。李世民决定攻城打援,将兵力一分为二,令李元吉、屈突通继续围洛阳,自率精兵屯驻于虎牢(今河南荥阳西北汜水镇)。窦军被阻于虎牢东月余不得西进,几次交战又都失利,士气开始低落。5月2日,窦军在汜水东岸布阵,北依大河,南连鹊山,正面宽达20余里,摆出进攻虎牢的阵势。唐军严阵以待,使窦军无隙可乘。窦军列阵,自辰至午,士卒饥疲,皆有归营之意。李世民见机派兵一部前往挑战,自率骑兵先出,主力继进,过汜水后直扑窦建德大营。窦军措手不及,被迫向东撤退。唐军追击30余里,俘获5万余人,窦建德负伤被俘,其余部队大部溃散。唐军虎牢获胜后,主力回师洛阳。王世充见窦军被歼,意欲突围,南走襄阳。但诸将信心已失,5月9日献城投降。
    虎牢之战后,唐夺取了中原的主要地区。同年9月,又派兵从巴蜀顺江东下,消灭了萧铣军。623年,镇压了窦建德部将刘黑闼的起义军,占领了全部河北地区。624年,又镇压了杜伏威部将辅公祏的起义军,占领了江南地区。至此,唐统一了全国。


    
    唐同边疆少数民族的战争

    1.唐初的军政形势
    唐朝初年,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不断举兵骚扰中原,其中对唐朝威胁最大的是突厥。隋初,突厥分裂为东西两部,东突厥被隋文帝战败,纳贡称臣;西突厥也一度衰落。隋末中原大乱,东西突厥乘机复振,一跃而成为雄据漠北、力控西域、势倾中原的强大军事集团。所谓"薛举、窦建德、王世充、刘武周、梁师都、李轨、高开道之徒,虽僭尊号,俱北面称臣,受其可汗之号。东尽契丹,西尽吐谷浑、高昌诸国,皆臣之。控弦百万,戎狄之盛,近代未有也"。唐初也不例外,以"财帛金宝入突厥","引以为援"。
    唐初连续向突厥启民可汗的3个儿子,即始毕、处罗、颉利分别称臣纳贡。但他们"自恃其功,益骄踞,每遣使者至长安,颇多横恣。高祖以中原未定,每优容之"。而突厥不时大举南下,掳掠中原。626年8月,颉利乘唐太宗李世民即位不久、国内政局动荡之机,亲率精骑20万大举入侵,前锋攻破武功(今陕西武功),唐将尉迟敬德虽奋勇挫败颉利于泾阳(今陕西泾阳),但突厥主力未受损失,继续进攻唐都长安。颉利陈军于渭水北岸,派使臣对唐廷进行讹诈,唐太宗扣留使节,亲率数骑到渭水之南,指斥颉利背信弃义。继尔唐大军赶到,军容严整,士气旺盛,颉利知唐军有备,不敢挥师过河,于是在渭桥上同太宗"刑白马设盟"而还。
    唐太宗对以前称臣于突厥,"未尝不痛心疾首",对突厥的威胁,更是"坐不安席,食不甘味"。因此在即位以后,为彻底解除突厥的威胁,除采取一系列政治、经济措施革弊兴利以增强国力外,在军事上积极备战,打算一举击败突厥。
    唐承隋制,实行的是府兵制。唐太宗为了有效地抗击突厥,扩大府兵兵源。唐太宗即位时,唐军除晋阳起兵时的旧部外,还有统一战争中归附的军队。为此,唐太宗实行点丁男为府兵,从而大大扩充了府兵队伍。有了充足的兵源,并不等于军队有了强大的战斗力。唐太宗为提高部队的作战能力,加强军事训练,他认识到"不使兵士素习干戈,突厥来侵,莫能抵御",因此,亲自教习卫兵练习骑射,并对优异者给予奖励,由此"士卒皆为精锐"。为了激发军队的积极性,推行军功政策。凡立军功的战士,不分贵贱,皆可升官授田,跻身军功地主的行列。这一政策收到了显著效果。一些士兵把参加战争作为发家致富的重要门路,战争胜负直接关系到他们的切身利益,故能调动他们的积极性,这是唐初府兵能发挥威力的重要原因。
    唐在统一战争中,多以骑兵奇袭取胜。在同边疆各少数民族的战争中更是如此。因为广阔无边的沙漠,决定了长距离的行军和作战,必须依靠速度快突击力强的骑兵。由于当时构成唐边患的突厥、吐谷浑等都是游牧民族,善于骑射,要击败他们,必须要有一支强大的骑兵部队。
    建设骑兵的前提是必须有战马。李渊太原首义时,来不及养马,战马只能靠缴获而来。"唐之初起,得突厥马二千匹,又得隋马三千于赤岸泽",将这些马匹徙于陇右设监牧养。太宗朝曾大规模养马,其数量不仅能自给,而且还赐与邻国。养马是为了组建骑兵队伍。李世民在统一战争中,即着手建设精锐的骑兵。随着养马的发展与平定东都,骑兵队伍迅速扩大为"铁骑万匹"。李世民即位后,骑兵已初具规模,基本上可以防御突厥入扰。但他的目标是击溃突厥,统一边疆,自然不会满足已有的骑兵队伍,而是加速骑兵建设,提高骑兵的数量与质量。大体上到629年底,已经建立起了一支具有足够数量与高度质量的骑兵队伍,故能以"众合十余万"的规模分道出击突厥。当时高昌境内有首童谣:"高昌兵马如霜雪,汉家兵马如日月,日月照霜雪,回首自消灭"。反映了唐初铁骑经过唐太宗的精心建设,已成为雄踞亚洲大陆的劲旅了。
    经过唐太宗的不懈努力,到贞观年间,唐已具备了由防御转向进攻,对突厥实施反击的雄厚实力和条件。而这时突厥的由盛而衰,又给唐军提供了反击的良好时机。突厥依靠强大的军力,先后征服了薛延陀、回纥、契丹、吐谷浑、高昌等政权,组成了一个松散的军政联盟。但这个联盟的基础极不稳固,完全是建立在军事威慑和武力恫吓的基础之上。
    到贞观初年,铁勒部的回纥、薛延陀等等相继反抗,大大削弱了东突厥的军事力量。与此同时,东突厥内部也出现裂痕,其东部地区的突利为争夺权利,同颉利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唐太宗利用他们的矛盾,分化瓦解,拉拢突利。628年突利背叛颉利,约唐出兵,使唐赢得了里应外合的有利战机。此外,由于颉利连年用兵,对内滥施刑罚,部属民众不堪其虐。再加频年大雪,牲畜冻死,民众生计艰难,而颉利不加存恤,反而重敛诸部,"由是下不堪命,内外多叛之"。总之,突厥集团由于上层分裂,下层反叛,内有心腹之患,外有腹背之敌,因此势力大为衰落。
    唐太宗看到时机已经成熟,决定对东突厥实施反击。
    2.反击东突厥
    629年11月,唐太宗任命并州都督李勣为通漠道行军总管,兵部尚书李靖为定襄道行军总管,华州刺史柴绍为金河道行军总管,灵州大都督薛万彻为畅武道行军总管,任城王李道宗为大同道行军总管,检校幽州都督卫孝节为恒安道行军总管,共率兵10余万,都受李靖节制,分6路出击突厥。
    630年1月,李靖率3000精骑自马邑(今山西朔县)直趋恶阳岭(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南)。驻扎于定襄(今和林格尔西北)的颉利可汗未料到唐军突至,李靖乘其无备,夜袭定襄,大破突厥,颉利匆忙北逃,打算撤至碛口(今内蒙二连浩特市西南),但途中必经白道(今内蒙呼和浩特市西北)。白道为河套东北通往阴山以北的要隘,自云中(今山西大同)出兵的李勣早已率部埋伏在此,颉利逃至此地时,被李勣杀得大败,"由是酋长率部落五万降于勣'。颉利退屯铁山(今内蒙古白云鄂博一带),经此惨败,已难以同唐正面抗衡,只得遣使至唐,请求举国内附作为缓兵之计,拟待草青马肥,撤至漠北。唐太宗将计就计,派唐俭为使者前去谈判,使颉利放松戒备;同时诏令李靖率兵进击。此时李靖、李勣两军已会师白道,他们认为,颉利虽败,兵力尚多,若任其逃往漠北,则很难追歼;今颉利懈而不备,如选精骑袭之,可不战而擒。2月初,李靖挑选精骑1万,携带20日干粮,于夜间进发,李勣军随后跟进,军至阴山,俘突厥千余帐。然后督师疾进,前锋部队乘雾而行,直到距其牙帐7里,颉利才发觉唐军前来,仓皇逃走。李靖率主力军至,突厥军溃散。唐军大获全胜,斩首万余,俘众10余万,牲畜数十万头。
    颉利率万余人欲逃过碛口,遭李勣堵截,只得调转马头,西逃吐谷浑,途中众叛亲离,部众纷纷投降,终被大同道行军副总管张宝相俘获。唐军用了不到半年时间,就一举征服曾骄横不可一世的东突厥,把西起阴山、北至大漠的广阔地带纳入了唐版图,此后,唐朝北边数十年没有发生大的战事。
    3.平定吐谷浑
    吐谷浑,是中国境内一个古老的少数民族。唐初,占据今青海等地。
    东突厥败后,吐谷浑渐趋强大。634年,吐谷浑可汗伏允依其臣天柱王之谋,进袭唐廓州(今青海化隆西南)、兰州,使通往西域的咽喉河西走廊受到威胁。并拘留唐朝使节。同年6月,唐派段志玄率军出击,吐谷浑携众远遁。11月,吐谷浑复掠凉州(今甘肃武威),唐太宗于是决定大举进击。12月,起用已退休的李靖为西海道行军大总管,统辖兵部尚书侯君集、刑部尚书李道宗、凉州都督李大亮、岷州都督李道彦、利州刺史高甑生等诸道行军总管和归唐的东突厥及契苾何力等军进击吐谷浑。
    次年闰4月8日,李道宗部在库山(今青海湖东南)击败吐谷浑军,伏允为阻追兵,沿途烧尽野草,轻骑逃往沙漠,为唐军追击制造了不少困难。多数将领认为,途无野草,马易饥疲,骑兵难以深入,不如撤军,以待马肥时再相机进攻。侯君集等人认为,吐谷浑败于库山,如"鼠逃鸟散,取之易于拾芥",应该乘胜追击,"此而不乘,后必悔之"。李靖采纳了他的意见,兵分两路,分进合击吐谷浑。李靖亲率李大亮等部由北道切断吐谷浑通往祁连山的退路,并迂回至其首府伏俟城(今青海湖西);以侯君集、李道宗等部由南道追截南逃的吐谷浑军。
    5月,北道唐军先后在曼头山、牛心堆(今青海湖沿岸)、赤水源,蜀浑山等地连败吐谷浑军,俘斩其名王数十人。南道唐军历经无人之境2000余里,在乌海(今青海苦海)大破伏允部,俘其名王,余众西逃。
    李靖督率诸军,经积石山(今青海阿尼玛卿山)河源(黄河源)穷追至且末(今新疆东南部)。伏允逃至图伦碛(且末西),打算逃往于阗,契苾何力闻讯,率精骑千余直趋图伦碛,袭击伏允牙帐,歼数千人。伏允狼狈逃窜,众叛亲离,为手下所杀。其子慕容顺被部众立为可汗,斩天柱王,率部归唐。至此,唐击败吐谷浑,保障了唐陇右道的安全,解除了吐谷浑对河西走廊的威胁。
    4.统一西域
    唐太宗平定吐谷浑,确保了河西走廊的安全,取得了统一西域的前哨阵地;于是,又把矛头指向了西域高昌、焉耆、龟兹等割据政权。
    高昌处于天山南路的东部,辖境相当于今新疆吐鲁番地区,是通向天山南路、北路的出口,古代中西交通的孔道"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
    630年,唐败东突厥,伊吾(今哈密)归附,高昌王麴文泰亲至长安,打开了唐与西域的通道。随后,吐谷浑与西突厥的崛起,使通道受阻,于是臣服于西突厥的高昌垄断了西域的商路,阻隔西域诸国与唐通商,对途径高昌使唐的西域贡使,任意加以拘留,抢夺贡品,还侵扰唐的伊州和属国焉耆,致与唐的关系越来越紧张。639年,唐太宗为打击麴文泰的分裂割据活动,决定出兵高昌,统一西域。任命大将侯君集为交河道行军大总管,契苾何力为葱山道副大总管。麴文泰闻讯,不以为然,认为高昌距唐7000里,其间2000里尽为流沙覆盖,地无水草,寒风如割,热浪似火,大军很难安全抵城下。即使顿兵城下,粮运不继,"食尽当溃,吾且俘而虏之"。但是,次年夏,侯君集大军出其不意神奇般地达到碛口,麴文泰得悉,惊惧而死。其子麴智盛继位为王,加强城防,力图固守。唐军包围其都城,发起猛攻,麴智盛被迫投降,唐军仅用半年时间就平定了高昌。唐太宗在高昌置州,号西昌州。后"改西昌州为西州,更置安西都护",任命郭孝恪为安西都护、西州刺史。
    收复高昌,为唐恢复在西域的统治建立了据点,也为此后打击西突厥在焉耆、龟兹的势力奠定了基础。焉耆位居高昌之西,贞观初年曾遣使入唐。西突厥崛起后联合高昌,共攻焉耆,焉耆为求自保,声援唐军攻击高昌。高昌灭后,西突厥势单力孤,极力拉扰焉耆,共拒唐军。644年,焉耆王突骑支叛唐归附西突厥欲谷设可汗,安西都督郭孝恪奏请太宗同意,以西州道行军总管的身份,率步骑3000绕出银山道,夜袭王庭,生俘突骑支,平定焉耆,设置焉耆都督府。
    龟兹在焉耆之西,贞观初与唐时有使节往来。不久,西突厥乙毗咄陆可汗勾结龟兹诃黎布失毕与唐为敌。644年郭孝恪出兵焉耆,龟兹派兵援助突骑支。648年唐太宗任命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郭孝恪等率军讨伐龟兹。次年,阿史那社尔攻破龟兹都城,龟兹王逃走,据大拔换城固守,阿史那社尔围攻40天才攻克,生擒龟兹王,平定龟兹。
    唐军平定龟兹后,西突厥慑于唐军威力,亦"争犒师"。西域各族首领乘机摆脱了西突厥的统治,服属唐朝。唐太宗为了加强对西域的统治,设置龟兹(今新疆库车)、疏勒(今新疆喀什)、于阗(今新疆和田)、碎叶(今吉尔吉斯北部托马克城附近)4镇,合称"安西四镇"。并将安西都护移至龟兹。至此,唐基本上完成了西域的统一。
    5.平定西突厥
    唐太宗在统一西域的过程中,平定了高昌、焉耆、龟兹,斩断了西突厥的双臂,初步将其制服。加上此时西突厥内讧,互相攻战,势力衰落。阿史那贺鲁叶护兵败后归附唐朝,奉唐命招讨尚未服唐的西突厥各部。651年,他击败宿敌乙毗射匮可汗,西突厥10姓诸部皆来归附,遂拥兵数十万,自号沙钵罗可汗,建牙帐于双河(今新疆温泉境内)、千泉(今托克马克西)。他与乙毗咄陆可汗连兵,征服西域许多小国。7月,进攻唐庭州(今新疆吉木萨尔北),陷金岭城与蒲类县(今新疆奇台东南)。唐曾数次派兵进击,均未获全胜。
    657年闰1月21日,唐以右屯卫将军苏定方为伊丽道行军总管,率燕然都护任雅相、副都护萧嗣业,发唐兵与回纥骑兵万余人,自北道攻西突厥沙钵罗可汗;又遣右卫大将军阿史那弥射及左屯卫大将军阿史那步真为流沙安抚大使,自南道招集西突厥部众。12月1日,苏定方率军在金山(今阿尔泰山)北击败处木昆部,其俟斤嫩独禄等率万余帐投降。
    唐采纳右领军郎将薛仁贵建议,争取泥孰部共袭沙钵罗,至曳咥河(今新疆额尔齐斯河)西,苏定方被沙钵罗10万众包围。苏定方命步兵持矛环据南原,自率骑兵列阵于北原。沙钵罗军3次冲击南原未能得逞,苏定方率骑兵乘势反击,大败沙钵罗军,追击30里,斩获数万人。次日,唐军继续,追击,沙钵罗率数百骑西遁。10姓部落相继归降唐军。
    苏定方命萧嗣业率骑兵向邪罗斯川(曳咥河南)方向追击,自与任雅相率新附之众继后。时遇大雪,深约2尺,诸将建议待天晴再行动。
    苏定方说服部众,利用沙钵罗以为唐必然休兵的侥幸心理,昼夜兼程,继续追歼。进至双河与南路军会师,又长驱200里,直抵金牙山(今塔什干东北)沙钵罗牙帐,乘其无备之机,突然发起攻击,斩获数万人,沙钵罗逃往石国(今塔什干一带)西北的苏咄城。苏定方命萧嗣业率军继续追击,自引军还。不久,石国人擒获沙钵罗,送交萧嗣业,西突厥被平定。唐朝分置昆陵、濛池2都护府于西突厥故地(今中亚巴尔喀什湖东南及我国新疆一带),分统其10姓各部。
    唐王朝经过东征西讨,其版图"东极于海,西至焉耆,南尽林邑,北抵大漠皆为州县,凡东西九千五百一十里,南北一万九百一十八里",成为一个疆域空前辽阔、国力十分强盛的统一的多民族的庞大封建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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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2022-06-20 23:16:59  更:2022-09-04 02: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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