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煮酒论史] 史海求真：群散论Ⅰ:论人类世界中的群居动物与散居动物（1）[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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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论史]史海求真：群散论Ⅰ:论人类世界中的群居动物与散居动物（1）[第1页]

作者:太平军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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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海求真：群散论Ⅰ:论人类世界中的群居动物与散居动物（1）

    2019-07-07 11:57

    一，人类世界中的群居现象与散居现象

    众所周知，自然界中的动物，从生活习性看，可分为群居与散居（即所谓“独居”）两种，前者往往成群结队，后者一般散居四方，这是动物世界中的普遍现象。那么，在人类世界中有没有类似的群居与散居现象呢？据笔者研究发现，人类世界中也同样存在着此类现象。

    1，何谓人类世界中的群居现象与散居现象？

    何谓人类世界中的群居现象？——由传统时代所形成的、以超越家庭血缘的群聚方式来完成其文化与生产活动的模式，即为群居模式。——比如传统时代欧洲人和日本人的生活与生产模式，即属于此种群居模式。

    何谓人类世界中的散居现象？——由传统时代所形成的、以家庭为基本单位来完成其文化与生产活动的模式，即散居模式。在该模式中，人们在生活与生产环境中所接触者多为同血缘者（最大扩至家族），与外人鲜有交集。——比如传统时代中国人的生活与生产模式，即属于此种散居模式。

    散居或群居的生活方式，既包括文化活动，也包括经济生产活动。

    首先，以传统时代中国人的散居式文化活动为例，那是一种以每个家庭为单位所展开的非集群性质的文化活动，其中或为儒家的祠堂祭祖文化，或为佛家的佛堂礼佛文化，或为儒释道并存的融合文化，而无论祠堂还是佛堂，都是每个家庭都可以有的，所以这种文化活动也就是在每个家庭的层次都可以开展并且完成的，由此而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散居式文化活动。与此相反，西方耶教、伊教等文化在传统时代是不允许民众单独在家里搞宗教活动的（视为“异端”），他们必须强制集群，他们必须集体到教堂或清Z寺进行宗教活动。由此就形成了西方特色的群居式文化活动。

    其次，从生产方式看，传统时代中国人的经济生产方式，即众所周知的小农经济模式，也就是以每个家庭为单位所展开的经济生产活动，这是一种明显的以血缘为纽带的非集群性质的散居式生产活动。而同样与此相反的是，西方传统时代的经济生产模式则是集体农庄（即今人所谓“农奴制”）模式，这是一种典型的超越家庭血缘的集群性质的群居式经济生产模式。

    一个常识是：如果一个人长年累月维持某种生活模式的话，那么此种模式就会成为此人的重要生活习性。同理，一个民族如果在以千年计的时间中始终维持某种生活模式的话，那么此种模式也会成为该民族的重要习性，此种习性，就是所谓“国民性”。可见，由于各民族经历的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之影响，也就必然使得各民族形成各自不同的民族习性，所以，“国民性”是确定存在的。

    2，散居动物之独立性与群居动物之依附性

    所以，从国民性的角度看，日欧民众多具有群居动物的特性，而中国人则多表现出散居动物的特性。从心理学角度看，群居动物们的骨子里具有一种群体主义倾向，其自我意识普遍较弱，因此排他性较弱（指个体于其所在群体中的排他性），所以其最明显的特性即自觉维护秩序的能力、与他者合作的能力等。而与此相反，从心理学角度看，散居动物们骨子里则具有一种个体主义倾向，其自我意识普遍较强，因此排他性较强，这导致其既缺乏合作力亦缺乏秩序感。——此无他，盖因二者各自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所致。

    散居动物之缺乏合作力和秩序感的原因，来自于其“主性”特征。与主性相对的，是奴性。为了平和的表达，本文以“非主性”一词代“奴性”。群居动物更多的表现出“非主性”特征。事实上，其秩序感与合作力，皆来自于“非主性”特征。

    原因很简单，主性者，即独立自主之特性。而独立实为自主之前提，若无独立，则无自主。与独立相对者，是依附。独立性越强，自主性就越强；相反依附性越强，自主性就越弱。

    散居动物具有较强的独立性，群居动物则具有较强的依附性。群居动物所依附者，即为群体。而散居动物则对群体之依附性较低。对群体之依附性越强，其合作力与秩序感亦越强；相反对群体之依附性越弱，其合作力与秩序感亦越弱。此盖为世间之通理。如独立性很强的虎、猫类散居动物皆有秩序感差、合作力弱之表现；而独立性很弱的如蚂蚁、蜜蜂等群居动物则多表现出善于合作、秩序感强之特征。——让猫、虎类散居动物排起整齐的队伍恐怕很难，但让蚂蚁、蜜蜂排起整齐队伍则为寻常事。

    这是笔者在2019年发表的一片旧文，为什么要发此文呢？主要是因为在《从崭新角度看朱元璋》一文中的一个标准就是依据《群散论之左右观》，所以有必要先把《群散论》的概念澄清一下，否则会给人以不知所云之感。

    但不知为什么，发帖后，系统竟然提示【您在『煮酒论史』发表标题为《史海求真：群散

    论Ⅰ:论人类世界中的群居动物与散居动物（上）》的帖子未被审核通过，请详见天涯社区公约言论规则。】

    真是莫名其妙！我这个文章现在仍在其他网站上，可见并无问题，为什么在天涯却【未通过审核】？我估计是其中有一些敏感词吧，这样我一段一段的发吧，如果有不适合的词汇，请版主将有不合适词汇的段落删除，——不要全删，这样我可以修改一下重现发。

    我的这些文章都是N年前的了，也在网上挂了N年了，本质上并无问题。

    三，不同的传统文化、制度对群居动物与散居动物之形成的影响

    （一），依附于群体，是日本、欧洲群体文化、制度之特征

    1，日本人的群体依附性

    之所以日本人能形成这种无条件服从权力的群居动物特性，主要与日本文化及其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度有关。

    在日本的封建等级制社会中，“庶民阶级与武士阶级都由大名统率，各自直接隶属大名，两个阶级仿佛分别走两道不同的楼梯，每个楼梯从上到下都有各自的法令和规则、统治和互相义务...佩刀既是武士的特权，也是武士卡斯特（世袭等级制）的标记，并非只是装饰。他们有权对庶民动刀。在德川时代以前他们就一直习惯于这么做。家康的法令规定：“对武士有无礼行为或对其上司不表敬意之庶民就地斩首”。这些法令不过是对早已存在的习惯赋以法律效力而已...。「3」

    因此，传统时代的日本人，就像生活在一个巨大的网罗之中，森严的等级制构成了一张无形而坚不可摧的大网，使得世世代代的日本人生活在其中，插翅难逃！——经过如此数千年的禁锢，从而形成了上述日本人的那种群居动物的依附性文化基因。

    所以，传统时代的日本人对群体（社会）有一种近乎病态的依赖（依附）感。这种依赖表现为他们“要悉心观察别人行动中的一切暗示，并且强烈地感到别人是在评论自己。他们说：‘一个人要自重，因为有社会’......耻感在日本人生活中的重要性......其意义在于，任何人都十分注意社会对自己行动的评价。他只须推测别人会作出什么样的判断，并针对别人的判断而调整行动。当每个人按照同一规则玩游戏并相互支援时，日本人就会愉快而轻松地参加。当他们感到这是履行日本的‘使命’时，他们就会狂热地参加”。「4」

    这就是日本的封建等级制之特色。通过《菊与刀》所言可知，日本人表现出的那种“秩序性”与“合作力”的真实来源，即来自于日本式等级制社会的强大压力，在这种强力压迫下，传统时代的日本人没有独立性，也就没有自主性，——这就是日本“群体文化”的作用，这也是使得日本民众形成群居动物特性的本质原因。

    关于《菊与刀》这本书，通过日本人的评价看（包括二战结束后以及近年来的评价），一些主要观点日本人是承认的，比如，日本人极度依附于群体（社会）；日本人没有一个高于社会、高于权力的价值观等。

    这就是日本的“耻感文化”。其羞耻感来自于群体（社会）压迫的结果。

    2，欧洲人的群体依附性

    欧洲人的群体依附性，既来自于其独有的教会文化传统，又受到中世纪的以教权→王权→领主→农奴为组成形式的等级制封建社会之综合影响。

    “（欧洲）农民大别为自由民和农奴两种。自由民居极少数；...其大多数则是农奴。这是只凭惯例的佃户（customary tenant），随附于地面，不得自由离去”。「5」

    首先在文化层面，中世纪的教会文化即为群体文化，其特点是遏制个体意识之自由发展，使得个体服从于群体。其次严酷的等级制也使得个体的独立自主性丧失殆尽，欧洲中世纪农奴对其领主的那种依附性，较之日本人有过之而无不及。比如，中世纪农奴们的沉重的徭役竟然达到每周5到6天（周工），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基本没有个体时间，几乎完全依附于其领主及集体庄园。

    而跟日本人一样，在其群体文化制度之强烈影响下，欧洲人也几乎不会产生任何想要脱离群体的念头。

    日本人和欧洲人这种特性，对于传统时代的中国人而言，是匪夷所思的。

    （二），独立自主、不从众的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人对于群体（社会）的依赖性是极低的，这主要是受中国传统文化之影响，中国传统文化从来都不认为群体（社会）就是正确的，相反，中国传统文化经常会认为，群体（社会）往往是错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天然具备一种“不从众”的独立自主精神，这是传统时代的日本（及欧洲）人无法想象的。

    1，中国文化的独立自主精神

    看看孔子与子贡的这段对话。子贡问曰：乡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6」——乡人，就是一个群体，在这里，孔子丝毫不认为多数乡人的观点就是对的，相反，实际上他认为，多数乡人极可能是错的。因此孔子在这里是有一个高于群体的价值观的，那就是“善与不善”。仅当乡人中的“善者”推崇的人以及“不善者”厌恶的人，孔子才会认为那是好人。换言之，当乡人中的“不善者”厌恶某人时，即便这时乡人占多数，孔子也不会站在多数派一边，相反，他会站在少数派一边。——这就是中国文化的独立自主精神。

    再看看孟子：“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7」——千万人，也是一个群体，孟子说，只要道义在我这边，即便面对的是成千上万人的群体，我也要跟他们对着干。——这就是中国文化的独立自主精神。

    再看看庄子：“举世皆誉而不加劝，举世皆非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辨乎荣辱之境，斯已矣”。「8」——庄子的口气比孔孟更大，“举世”就是全世界，即便是全世界的人都夸我或者诽谤我，我也不会有丝毫动摇，因为我有我的独立于世界的价值判断标准。——这就是中国文化的独立自主精神。

    再看看无名百姓：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9」普通百姓也是过着一种完全自由的与帝力无涉的生活，连帝力都无涉，遑论“群体”（社会）？——这就是中国文化的独立自主精神。

    下面这段，如果有问题，请版主把这段删掉，我修改一下重新发：

    2，不以人为最高标准——道理大于皇权

    传统时代中国人受儒、释、道文化影响，其中主要是儒家，其特点是“不以人为最高标准”——比如“君父”低于“道义”（“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比如“天理”高于“人欲”（“存天理，去人欲”），因此就有效避免了个体被迫对群体及权力之屈从，从而坚定地维护了个体的独立性。——宋太祖赵匡胤与丞相赵普的一段对话，深刻表现了这种“不以人为最高标准”的中国传统文化特色：

    『太祖皇帝尝问赵普曰：“天下何物最大？”......普对曰：“道理最大。”上屡称善』「23」

    赵普的回答反映了中国士大夫内心中根深蒂固的“道理大于皇权”（即“不以人为最高标准”）的价值观，这种“道理大于皇权”的价值观正是激励着历史上的中国人每每与皇帝据理力争乃至犯颜直谏的深层动力，——当然赵匡胤“屡称善”的态度也表现了其博大的胸襟。——而同样的对话场面若切换到传统时代的日本，可想而知得到的回答一定是“天皇最大”。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与日本传统文化的本质区别。

    所以，这种“不以人为最高标准”的价值观——如“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存天理，去人欲”等，即中国传统文化最根本的理论基础。而这些理论，也正是高于皇权之“道统”的具体内容。——本质上，道统、天理，等同于近代西方之X法。

    由上可见，中国传统文化天然具有独立于群体（与权力）的特立独行精神，因此相对于传统时代日本欧洲的群体文化而言，中国传统文化本质上是一种“个体文化”。而中国文化特有的这种独立于群体（与权力）的精神，即中国人之散居动物特性形成之主因。

    下面看看中国平民是如何独立于皇权、独立于社会的。

今天先发到这吧，让版主审核一下，看看有没有问题，有的话，把认为有问题的段落删除，我修改一下重新发。

注：5楼应排在3楼之上。虽然排版有点乱，但好在本文每一段都可独立成文，故排版混乱也无所谓。哈哈哈哈！

更正：注：6楼应排在3楼之上。

另，本文与《缠足》、《打易治难》两文同为旧文，故各位不必回复，毕竟是多年前都讨论过了的旧话题了。

怎么回事？竟然被删？有什么问题？那就一段一段发，看看哪段有问题。

其实这些负面形象，皆来自于中国人天然的散居动物之“主性”文化基因。文化基因，即国民性，这是一种深入骨髓的东西，具有遗传性。因此任何试图在短期内（比如一百年）将其强行改变之行为，都必造成（或已造成）历史性灾难。

下面从中国人特有的那种散居动物之主性意识的角度，简单解释一下这些负面现象。

在公共场合大声喧哗、随地大小便。——这就是一种主性意识的流露。盖因“他把公共场所当成自己家（或自家厕所）了”，——这也是梁漱溟先生的观点「2」，但梁并没有认识到这是主性意识的流露，这是他的时代局限性。——走哪就把哪当成自己家，自然是主性意识之表现。

以上这三段有无问题？？？

争先恐后不爱排队。——此亦为主性意识的流露。排队，必有先后之分，那么孰先孰后？你排在我前面？凭什么？你哪里比我强？人人都有一个主性在驱动，故而人人争先恐后。

中国式过马路。——此仍为主性意识之表现。盖因其内心中自有一个规则在，故而不在意外在的规则。其内在规则大概是“只要能安全通过，就不必顾忌外在的规则”。红绿灯是外在的规则。这种以自定规则来代替外在规则的行为，显然仍是主性特征，——他要自己制定规则，不愿遵从外在规则。

柏杨的“一人是龙，三人成虫”、“窝里斗”，也仍是主性意识的流露，且如上所言，是散居动物特有的主性意识之流露。比如，一山不容二虎，一只老虎很厉害，但三只老虎凑到一起，恐怕就要打得不可开交，所谓“窝里斗”，原因就在此，实为散居动物特有之主性意识的自然表现。

这三段如何？哪段有问题请删哪段，我重新写。

以上分析了近代中国人的负面形象，得出“皆为主性意识流露”之结论。其实，主性意识是现代人该有的意识，近代的欧洲人、日本人各种运动折腾，无非为了摆脱其原本的非主性意识而获得主性意识。

上述主性意识之所以仅仅呈现出负面形象，原因下文分析。实际上，中国人的这种主性意识，自古即有之且在历史上更多的是正面表现。下面通过中国和日本在类似的历史时期中的不同表现，展示一下中国人主性意识的正面形象。

    难道是下面这段有问题？

    （二），日本的“君降臣就降”与中国的“君降臣不降”

    1，日本的“君降臣就降”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美国占领日本。但令美国人惊诧的是，日本人对美国的占领不仅无丝毫抗拒，却表现出发自内心的欢迎。——何以原本殊死奋战的日本人突然变得如此服帖？客观分析，日本人欣然投降的原因，大概有二：第一，日本天皇投降了，日本人视天皇为“人神”，是故天皇投降了，日本人遵从天皇旨意，也就投降了。

    但问题是，如果仅仅是遵从天皇旨意而投降，难免会表现出“敢怒不敢言”的状态。而事实上，日本人却对美国人表现出了发自内心的欢迎。这就不能完全用遵从天皇旨意来解释了，必有其他原因。那就是

    第二，由美国单独占领日本，让日本人有一种庆幸感。其实，原本在《波茨坦公告》中，日本是要由美英中苏四国共同占领的，但后来英国、中国、苏联都放弃了占领日本的权利。所以这一点让日本人深感庆幸。想来也是，若由四国占领，那日本的下场恐怕会比南北韩、东西德更惨。如此日本人庆幸美国的独占，也就可以理解了。

上述两个原因中，第一是主因，第二是次因。第二个原因仅仅使得日本人在投降之后的心情比较愉快而已。但是，如果天皇坚决不投降，执意要“玉碎”的话，日本人也是会拼命死战到底的。

无论是战是和，日本人都服从天皇旨意，并无自己的主见。——主见，必来自于主性意识，若无主性意识，则无主见。日本人无主性意识，故无主见；中国人有主性意识，故有主见。

    上面没有问题了吧？那就再来一段。

    2，中国的“君降臣不降”

    1278年，文天祥在广东兵败被俘。忽必烈极力招降，文天祥誓死不降。后来忽必烈找出宋恭帝以及谢太后来招降文天祥，文天祥的答复是“君降臣不降”。1283年，文天祥从容就义。

    文天祥的行为是日本人难以理解的。因为在日本人的价值观中，并没有超越皇权之上的东西存在。所谓“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这从来不是中国人的价值观，相反，这完全是日本人的价值观。

——与日本人不同的是，中国士大夫遵从的不是皇权，而是高于皇权的那个东西——道统，此即“从道不从君”，如果君的决定符合道义，那么中国的士大夫自然会遵从，但如果君的决定不符合道义，中国的士大夫就有权反对。

整个第二段【二，散居动物与群居动物之迥异表现】，已分段发出，请有关人士认真仔细、逐字逐句地审查，看哪段有问题就删哪段。

审查一定要严格啊，千万不可让只字片语的反歌名言论流传于网上，切记切记！！！

26楼不让说吗？

批评柏杨这段不让说吗？

而柏杨所言者，亦皆拾前人牙慧，并无新鲜的东西。柏杨生于1920年，也就是说，他说的那些，在他出生之前就被人家说过了。这些问题确实是有的，但原因在哪？可惜民国人士们并未找到正确答案。柏杨就更找不到了，柏杨在《丑陋的中国人》开篇，即自诩为医生，实际上他的病比谁都重。

还是这段不让说？

其实这些负面形象，皆来自于中国人天然的散居动物之“主性”文化基因。文化基因，即国民性，这是一种深入骨髓的东西，具有遗传性。因此任何试图在短期内（比如一百年）将其强行改变之行为，都必造成（或已造成）历史性灾难。

到底哪段有问题？能不能明示啊？？？

到底什么话让说什么话不让说，能明示吗？？？

    声明：

    我发帖并不为出名，也不为出书，只是单纯的把文章发在网上而已，其实主要是留作自我欣赏的，别人看不看根本无所谓。

    所以，我并不在乎排版混乱啊，所以如果认为排版混乱会对我造成丝毫影响，那真是把我视为一般俗物了。哈哈哈！

所以，无理取闹式删帖对我没有丝毫影响，因为我发帖并无功利性目的。

    而且，我在此帖中之所以表现的比较客气，是因为前几年与煮酒论史的版主有过一次冲突，我骂了版主，然后被封号了，――当然这次客气倒不是怕封号删帖，而是感觉到人表现的客气一点，是一种礼貌之表现，虽然我一般都是对日本人持批评态度，但在礼仪这一点我倒是挺佩服日本人的。

    所以，如果删我帖的人是以前被我骂过的版主，我可以理解，但也要提醒，你们也没吃亏啊，把我号都封了。

    所以冤家宜解不宜结，本人希望与各位版主相向而行，共同维护煮酒论史的良好环境。

有人会说，既然你以前在天涯发过帖，却又在《朱元璋》一帖里说是“天涯第一帖”，这不是撒谎妄语吗？

其实，就本id而言，那确实是“第一帖”，所以本id认为那不算撒谎妄语。

    既然第二段已通过审核，那我把整个第二段集中发一遍。

    二，散居动物与群居动物之迥异表现

    （一）从近代中国人的负面形象说起

    说起近代中国人的负面形象，诸如在公共场合大声喧哗，不善于排队，随地大小便、中国式过马路等，再比如什么“一个中国人是一条龙，三个中国人成一二，散居动物与群居动物之迥异表现

    （一）从近代中国人的负面形象说起

    说起近代中国人的负面形象，诸如在公共场合大声喧哗，不善于排队，随地大小便、中国式过马路等，再比如什么“一个中国人是一条龙，三个中国人成一条虫”、“窝里斗”「1」......这些负面形象，除了过马路之外，都是民国人士总结出来的（新文化运动之前）。

    而柏杨所言者，亦皆拾前人牙慧，并无新鲜的东西。柏杨生于1920年，也就是说，他说的那些，在他出生之前就被人家说过了。这些问题确实是有的，但原因在哪？可惜民国人士们并未找到正确答案。柏杨就更找不到了，柏杨在《丑陋的中国人》开篇，即自诩为医生，实际上他的病比谁都重。

    其实这些负面形象，皆来自于中国人天然的散居动物之“主性”文化基因。文化基因，即国民性，这是一种深入骨髓的东西，具有遗传性。因此任何试图在短期内（比如一百年）将其强行改变之行为，都必造成（或已造成）历史性灾难。

    下面从中国人特有的那种散居动物之主性意识的角度，简单解释一下这些负面现象。在公共场合大声喧哗、随地大小便。——这就是一种主性意识的流露。盖因“他把公共场所当成自己家（或自家厕所）了”，——这也是梁漱溟先生的观点「2」，但梁并没有认识到这是主性意识的流露，这是他的时代局限性。——走哪就把哪当成自己家，自然是主性意识之表现。

    争先恐后不爱排队。——此亦为主性意识的流露。排队，必有先后之分，那么孰先孰后？你排在我前面？凭什么？你哪里比我强？人人都有一个主性在驱动，故而人人争先恐后。

    中国式过马路。——此仍为主性意识之表现。盖因其内心中自有一个规则在，故而不在意外在的规则。其内在规则大概是“只要能安全通过，就不必顾忌外在的规则”。红绿灯是外在的规则。这种以自定规则来代替外在规则的行为，显然仍是主性特征，——他要自己制定规则，不愿遵从外在规则。

    柏杨的“一人是龙，三人成虫”、“窝里斗”，也仍是主性意识的流露，且如上所言，是散居动物特有的主性意识之流露。比如，一山不容二虎，一只老虎很厉害，但三只老虎凑到一起，恐怕就要打得不可开交，所谓“窝里斗”，原因就在此，实为散居动物特有之主性意识的自然表现。

    以上分析了近代中国人的负面形象，得出“皆为主性意识流露”之结论。其实，主性意识是现代人该有的意识，近代的欧洲人、日本人各种运动折腾，无非为了摆脱其原本的非主性意识而获得主性意识。

    上述主性意识之所以仅仅呈现出负面形象，原因下文分析。实际上，中国人的这种主性意识，自古即有之且在历史上更多的是正面表现。下面通过中国和日本在类似的历史时期中的不同表现，展示一下中国人主性意识的正面形象。

    （二），日本的“君降臣就降”与中国的“君降臣不降”

    1，日本的“君降臣就降”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美国占领日本。但令美国人惊诧的是，日本人对美国的占领不仅无丝毫抗拒，却表现出发自内心的欢迎。——何以原本殊死奋战的日本人突然变得如此服帖？客观分析，日本人欣然投降的原因，大概有二：第一，日本天皇投降了，日本人视天皇为“人神”，是故天皇投降了，日本人遵从天皇旨意，也就投降了。

    但问题是，如果仅仅是遵从天皇旨意而投降，难免会表现出“敢怒不敢言”的状态。而事实上，日本人却对美国人表现出了发自内心的欢迎。这就不能完全用遵从天皇旨意来解释了，必有其他原因。那就是

    第二，由美国单独占领日本，让日本人有一种庆幸感。其实，原本在《波茨坦公告》中，日本是要由美英中苏四国共同占领的，但后来英国、中国、苏联都放弃了占领日本的权利。所以这一点让日本人深感庆幸。想来也是，若由四国占领，那日本的下场恐怕会比南北韩、东西德更惨。如此日本人庆幸美国的独占，也就可以理解了。

    上述两个原因中，第一是主因，第二是次因。第二个原因仅仅使得日本人在投降之后的心情比较愉快而已。但是，如果天皇坚决不投降，执意要“玉碎”的话，日本人也是会拼命死战到底的。

    无论是战是和，日本人都服从天皇旨意，并无自己的主见。——主见，必来自于主性意识，若无主性意识，则无主见。日本人无主性意识，故无主见；中国人有主性意识，故有主见。

    2，中国的“君降臣不降”

    1278年，文天祥在广东兵败被俘。忽必烈极力招降，文天祥誓死不降。后来忽必烈找出宋恭帝以及谢太后来招降文天祥，文天祥的答复是“君降臣不降”。1283年，文天祥从容就义。

    文天祥的行为是日本人难以理解的。因为在日本人的价值观中，并没有超越皇权之上的东西存在。所谓“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这从来不是中国人的价值观，相反，这完全是日本人的价值观。

    ——与日本人不同的是，中国士大夫遵从的不是皇权，而是高于皇权的那个东西——道统，此即“从道不从君”，如果君的决定符合道义，那么中国的士大夫自然会遵从，但如果君的决定不符合道义，中国的士大夫就有权反对。条虫”、“窝里斗”「1」......这些负面形象，除了过马路之外，都是民国人士总结出来的（新文化运动之前）。

    而柏杨所言者，亦皆拾前人牙慧，并无新鲜的东西。柏杨生于1920年，也就是说，他说的那些，在他出生之前就被人家说过了。这些问题确实是有的，但原因在哪？可惜民国人士们并未找到正确答案。柏杨就更找不到了，柏杨在《丑陋的中国人》开篇，即自诩为医生，实际上他的病比谁都重。

    其实这些负面形象，皆来自于中国人天然的散居动物之“主性”文化基因。文化基因，即国民性，这是一种深入骨髓的东西，具有遗传性。因此任何试图在短期内（比如一百年）将其强行改变之行为，都必造成（或已造成）历史性灾难。

    下面从中国人特有的那种散居动物之主性意识的角度，简单解释一下这些负面现象。在公共场合大声喧哗、随地大小便。——这就是一种主性意识的流露。盖因“他把公共场所当成自己家（或自家厕所）了”，——这也是梁漱溟先生的观点「2」，但梁并没有认识到这是主性意识的流露，这是他的时代局限性。——走哪就把哪当成自己家，自然是主性意识之表现。

    争先恐后不爱排队。——此亦为主性意识的流露。排队，必有先后之分，那么孰先孰后？你排在我前面？凭什么？你哪里比我强？人人都有一个主性在驱动，故而人人争先恐后。

    中国式过马路。——此仍为主性意识之表现。盖因其内心中自有一个规则在，故而不在意外在的规则。其内在规则大概是“只要能安全通过，就不必顾忌外在的规则”。红绿灯是外在的规则。这种以自定规则来代替外在规则的行为，显然仍是主性特征，——他要自己制定规则，不愿遵从外在规则。

    柏杨的“一人是龙，三人成虫”、“窝里斗”，也仍是主性意识的流露，且如上所言，是散居动物特有的主性意识之流露。比如，一山不容二虎，一只老虎很厉害，但三只老虎凑到一起，恐怕就要打得不可开交，所谓“窝里斗”，原因就在此，实为散居动物特有之主性意识的自然表现。

    以上分析了近代中国人的负面形象，得出“皆为主性意识流露”之结论。其实，主性意识是现代人该有的意识，近代的欧洲人、日本人各种运动折腾，无非为了摆脱其原本的非主性意识而获得主性意识。

    上述主性意识之所以仅仅呈现出负面形象，原因下文分析。实际上，中国人的这种主性意识，自古即有之且在历史上更多的是正面表现。下面通过中国和日本在类似的历史时期中的不同表现，展示一下中国人主性意识的正面形象。

    （二），日本的“君降臣就降”与中国的“君降臣不降”

    1，日本的“君降臣就降”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美国占领日本。但令美国人惊诧的是，日本人对美国的占领不仅无丝毫抗拒，却表现出发自内心的欢迎。——何以原本殊死奋战的日本人突然变得如此服帖？客观分析，日本人欣然投降的原因，大概有二：第一，日本天皇投降了，日本人视天皇为“人神”，是故天皇投降了，日本人遵从天皇旨意，也就投降了。

    但问题是，如果仅仅是遵从天皇旨意而投降，难免会表现出“敢怒不敢言”的状态。而事实上，日本人却对美国人表现出了发自内心的欢迎。这就不能完全用遵从天皇旨意来解释了，必有其他原因。那就是

    第二，由美国单独占领日本，让日本人有一种庆幸感。其实，原本在《波茨坦公告》中，日本是要由美英中苏四国共同占领的，但后来英国、中国、苏联都放弃了占领日本的权利。所以这一点让日本人深感庆幸。想来也是，若由四国占领，那日本的下场恐怕会比南北韩、东西德更惨。如此日本人庆幸美国的独占，也就可以理解了。

    上述两个原因中，第一是主因，第二是次因。第二个原因仅仅使得日本人在投降之后的心情比较愉快而已。但是，如果天皇坚决不投降，执意要“玉碎”的话，日本人也是会拼命死战到底的。

    无论是战是和，日本人都服从天皇旨意，并无自己的主见。——主见，必来自于主性意识，若无主性意识，则无主见。日本人无主性意识，故无主见；中国人有主性意识，故有主见。

    2，中国的“君降臣不降”

    1278年，文天祥在广东兵败被俘。忽必烈极力招降，文天祥誓死不降。后来忽必烈找出宋恭帝以及谢太后来招降文天祥，文天祥的答复是“君降臣不降”。1283年，文天祥从容就义。

    文天祥的行为是日本人难以理解的。因为在日本人的价值观中，并没有超越皇权之上的东西存在。所谓“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这从来不是中国人的价值观，相反，这完全是日本人的价值观。

    ——与日本人不同的是，中国士大夫遵从的不是皇权，而是高于皇权的那个东西——道统，此即“从道不从君”，如果君的决定符合道义，那么中国的士大夫自然会遵从，但如果君的决定不符合道义，中国的士大夫就有权反对。

    说白了，对于中国士大夫而言，皇帝说对了，是对的；但皇帝说错了，就是错的。日本人则不然，他们是：天皇说对了，是对的；天皇说错了，也是对的。这说明，中国的士大夫天然具有一种独立于皇权的主性意识，而日本人则天然具有一种依附于皇权的非主性意识。

    有人会说，文天祥“君降臣不降”，那只因当时的皇帝已无实权，如果皇帝有实权，他敢吗？回答是肯定的，他敢。他连命都不要了，还有什么不敢的？中国历史上，如文天祥者比比皆是，如及黯、如魏征、如岳飞、如海瑞，皆是如此。

    其实，历史上的中国人不仅有独立于权力之自由，亦有独立于社会之自由。而历史上的日本（欧洲）人，不但没有独立于社会及权力之自由，且对权力、对社会形成一种极端的依附感。

第三段在第3、4楼已通过审核，为了读起来方便，下面把第三段再发一遍：

下面是第三段之第3小段，是首发，未经审核，我先发一遍，等待审核，若未通过被删，我再象昨天那样一小段一小段发，寻找未经审核通过之处，以便修改。

    3，隐士文化——纯粹的个体主义文化

    ⑴，人是社会的动物吗？

    有人会问，“不是说‘人是社会的动物’吗？人怎么可以独立于社会呢”？要搞清“人是否社会动物”之问题，先要搞清何谓社会，其次要搞清个体之人的存在与社会之存在孰先孰后的问题。

    社会者，无非是一定数量个体之集合。一个家庭肯定不能算作社会，但多个家庭就可以组成一个社会了。

    因此社会可大可小，人数越多，社会越大。是故社会小则为N个家庭组成之人类小共同体，大则为一国乃至N国组成之人类大共同体。

    说起人类共同体，还要从人类初始阶段说起。人类初始阶段自然形成的共同体大体为四种形式，其先后顺序大体如下：家庭（微共同体）→家族（小共同体）→部落（次共同体）→国家（大共同体）。

    家庭是人类最早形成的共同体，而个体是先于家庭存在的：必先有一男一女两个个体，其在结合之后，家庭才会得以产生，是故个体先于家庭，其理甚明。而家庭是组成家族之基本单位和先决条件，家族是组成部落之基本单位和先决条件，部落又是组成国家之基本单位和先决条件。

    由此可推知，个体是早于所有共同体而先在的，所有共同体皆后来之产物。由此亦可推知：在人类初始阶段，存在着一个没有任何共同体的个体时代。——老子的“民至老死，不相往来”「10」、庄子的“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11」，盖即指此。

    因此，个人必先于社会而存在，若“人是社会动物”之命题成立，则意味着在没有形成社会之前的人，皆非人。显然这是荒谬的。由此可知，人本非社会的动物，其理亦甚明。

    那么，既然人本非社会动物，为什么会出现人类社会呢？原因很简单，——利益使然。

    如章太炎所言，“盖人者......非为世界而生，非为社会而生，非为国家而生，非互为他人而生。故人之对于世界、社会、国家，与其对于他人，本无责任。责任者，后起之事。必有所负于彼者，而后有所偿于彼者。若其可以无负，即不必有偿矣。”「12」

    ——章太炎之所谓“所负于彼者，所偿于彼者”，无非利益而已。即大家各自为了利益而相互“负、偿”（索取与偿还），社会即由此产生。而其中的“若其可以无负，即不必有偿”，——这就是本文所言的那些可以独立于社会的人们，因为他们可以放弃世间之利益，因此他们就可以不与世间相往还。

    ⑵，隐士——纯粹的个体主义者

    隐士文化，是纯粹的中国特色文化，在欧洲、在日本，都完全不可能产生这种文化，原因很简单，只有中国式个体文化的浓厚的独立自由之氛围，才可能催生遗世独立的隐士文化。

    而欧日传统文化天然是等级制群体文化，如上所言，其个体被牢牢的束缚于群体之中，插翅难逃！——让日本天皇或大名去请隐居的平民出来做官？那是不可能的；让历史上的日本或欧洲平民脱离其群体遗世独立？等待他们的只能是“就地斩首”。

    中国隐士文化之源头，盖可追溯至尧舜时代，许由、巢父即是隐士，周朝的伯夷叔齐、陈仲子也是隐士，老子、庄子是隐士，汉代的商山四皓，亦是隐士，乃至严光、陶潜......中国历代隐士，不可胜数。

    隐士们“天子不臣，诸侯不友”、“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既超然物外，亦名垂青史：《晋书·隐逸列传》、《后汉书·逸民列传》、《新唐书·隐逸列传》、《元史·隐逸列传》......不但名垂青史，且历代帝王亦推崇备至，如尧帝、汉高祖、汉光武帝等等。

    隐士精神是极其可贵的，其可贵在于他们实践着一种真正的个体主义与自由主义。如前所言，独立乃自主之前提，而独立自主则是自由之前提，若无独立自主，则无自由。独立与依附相对，盖先有依附，然后有独立之意愿。是故独立者，摆脱依附是也。所以，人之独立性越强，其自由度就越高；人之依附性越强，其自由度就越低。完全依附者，即为奴隶。

    在传统时代之中国，人所依附者，无非名利，名利生于社会，是故人若依附于名利则必依附于社会。换言之，人若可以淡泊名利，则可独立于社会，此亦即章太炎所谓“若其可以无负，即不必有偿”者。

    可见，惟有超然物外、遗世独立者，方可藏声江海之上，卷迹嚣氛之表，清风明月为伴，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这才是真正的个体主义者，也才是真正的自由主义者。

    而且，真隐士并非对现实不满，无论现实如何，真隐士都要隐。为隐而隐者，才是真隐者。

    隐士文化，为中国特色的个体文化价值观所催生。在这样一种“不以人为最高标准”的超越性价值观的影响下，人便可以超越皇权与社会而遗世独立，——而对此，皇帝也完全承认其独立的权利并对之礼遇有加，这就是中国个体文化价值观自古以来即形成的那种根深蒂固且不可撼动的影响力的表现。

    中国特色的个体主义的隐士文化之所以形成，既与中国个体文化之熏染有关，也与中国文化的内向性格有关。

    上面指出，笔者上网发帖主要只为自我欣赏，而非出书与出名。

    那么，既然笔者发帖主要只为自我欣赏，为何不干脆自己存在电脑中自我欣赏，却要发到网上自我欣赏呢？

    这个问题让我想到了陆游的一首诗：

    志士栖山恨不深，人知已是负初心。

    原本笔者对该诗颇有认同，但后来经过深入思考，才发现该诗的问题。

    问题在于，隐者一定要做到完全不为人知吗？其实答案是否定的。

    这里首先要搞清楚，“隐者”之“隐”，只是一个相对概念而非绝对，――人世间并无绝对概念。

    所以，隐者之“隐”，相对的就是“显”。换言之，须先有“显”，才能衬托出“隐”。若无“显”，也就无“隐”。

    何谓“无显”？象陆游诗中所言的那种完全不为人知的“隐”，即为“无显”。

    所以陆游的问题就很明白了：他犯了绝对主义之错误。他把原本相对于“显”的“隐者”之“隐”解读成绝对“无显”之“隐”。

    但若真“无显”，又何来“隐”呢？若一个人完全“无显”，又如何证明其存在呢？若一个并不存在之人，又谈何“隐”呢？

    所以，“显”是“隐”之前提，无显则无隐。

    因此，当陆游说“隐”者不该“显”时，就已犯了逻辑性错误。

    所以，笔者为什么不干脆把文章存在电脑中自我欣赏，却要发到网上自我欣赏呢？道理就在此。

    若不把文章发到客观世界中“显”一下，而只是在主观世界中自我欣赏，又如何证明文章是客现存在的呢？

    注意，此并非网络词汇之“刷存在感”，那是一种无聊表现。――而本人此处所言之“存在”，乃近似于哲学概念。这是对“存在”与“虚无”问题做了深入思考后之产物。

    这就是“为何不干脆把文章存在电脑中自我欣赏，却要发到网上自我欣赏”的答案。

看来上面已通过审核，下面再发一段，若有问题，请删掉该段，然我再逐段发出，寻找审核未经通过之处，从便修改重发。

    （三），内向型文化产生散居动物，外向型文化产生群居动物

    1，中国文化的内向性格

    中国文化的特色是注重向内用力、注重内省的作用，所谓“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13」，所谓“吾日三省吾身”「14」、“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15」、“内省不咎，夫何忧何惧”「16」、“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17」、“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18」......等等。

    中国文化注重“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19」，其本质就是内省。中国文化重视道德自律，不推崇刑罚，所谓“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20」——道德自律仍是内省。

    中国文化注重向内用力之特性，说明这是一种内向型文化。与此相反，欧洲文化则是一种外向型文化。文化是由人创作的，所以文化性格反应的实际上是人的性格。

    所谓性格内向与外向之分，由瑞士心理学家荣格提出，荣格认为，外向型性格者，更重视外在世界，比较乐于（善于）交际、合群。而内向型性格，比较重视内在世界、善于内省，不乐于（善于）交际、合群。「21」

    因此，与欧洲人相比，中国人总体属于内向型性格，虽然中国人中也有外向者，但中国人中的外向者与欧洲人之外向者相比，还是有差距的。这与种族有关，白种人及黑种人，由其迥异于黄种人之生理构造所表现出的丰富的面部表情及各种肢体动作，都表明其天然比黄种人更善于交际，也就更外向。

    2，内向者多个体主义者，外向者多群体主义者由此可推知，内向者多是个体主义者，其特征为：不乐于(或善于)从众（交际），个性较强故独立自主的意愿较强，合作力（或合作意愿）相对欠缺，因此秩序感相对较差。相反，外向者则多是群体主义者，其特征为：乐于(或善于)从众（交际），个性较弱故独立自主的意愿较弱，合作力（或合作意愿）相对较强，因此秩序感相对较强。

    这里，关于“外向者个性较弱因此独立自主之意愿较弱”之结论，是合理的。因为所谓合群、从众，本就不可避免的要牺牲掉一些个性化的东西，否则谈何“合”、“从”？

    因而，若个性强者棱角分明，不愿牺牲其个性化的东西，则必难以合群、从众，也必不善于群体生活。所以，仅当个性较弱较无棱角、独立自主意愿较弱者，才乐于或善于合群、从众，才适合群体生活。其理甚明。

    所以，中国文化（及中国人）相对内向的性格，也是造成中国人散居动物之特性的重要辅助因素；而欧洲人的外向性格则是造成其群居动物特性之重要辅助因素。

    3，“有多少理”与“有没有理”的区别

    日本人是个例外。其性格本与中国人无别，相对内向，但却形成了群居动物特性，如上所言，主要为其特殊的文化制度影响所致。日本的封建等级制，是一种“无理可讲”的制度，天皇或大名说对了是对的，说错了也是对的，民众必须服从，这叫“以力服人”，与中国传统时代的“以理服人”大相径庭。——“理”，即上述之中国文化“不以人为最高标准”——比如“君父”低于“道义”、比如“天理”高于“人欲”的价值观，这种“不以人为最高标准”的价值观——如“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存天理，去人欲”等，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根本之理。

    梁漱溟先生认为，“中国人最善于讲理”「22」，这话不假，这也是一种历史传统，通过历史上的中国人每每与皇帝据理力争的史实可知，中国文化及制度，本质上是以理服人的，凡事有一个理在；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此亦为“伦理社会”称谓之由来。

    当然，所谓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历史亦然。所以在中国历史上的某些时期也确实存在着不讲理的、以力服人的现象，但那些以力服人的现象，始终也只能作为反面教材存在。

    与日本的“就地斩首”和欧洲的“宗教裁判”相比，就“理”而言，中国是“有多少”的问题，而日欧则是“有没有”的问题。

    （四），等级制社会产生群居动物，无等级社会产生散居动物

    这种“有多少理”和“有没有理”的区别，也恰是传统时代中国无等级伦理社会制度与日欧等级制封建社会制度之区别。

    ——所谓“无等级”社会，是指平民有做官权利的社会，以中国历史为明显例证：——中国自古就有从平民中选拔人才的历史传统，比如孟子讲“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24」，就是该传统的有力证明；而自汉代以来，从平民中选拔官员遂成制度，先是荐举制，后是科举制，都是中国传统时代致力于打破封建等级制、建立无等级社会的历史明证。

    与中国传统时代之无等级社会相对的是封建等级制社会，这种社会中的平民被剥夺了做官的权利，只有贵族才有做官权利，以日本历史与欧洲中世纪历史为明显例证。

    中国历史上是无等级社会的观点，亦为坊间之共识，比如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就说“日本从一开始起就未能复制中国那种无等级的社会制度”。「25」

    而等级制社会与无等级社会对于群居动物与散居动物之形成的影响也是相当明显的，其基本规律是：等级制社会中主要产生群居动物；相反，无等级社会中主要产生散居动物。

    ——就象在动物世界中的蚂蚁、蜜蜂这样的群居动物内部，——“蚁王”、“蜂王”与各种分工不同的兵蚁（蜂）、工蚁（蜂）之间都是等级森严一样，在人类世界的等级制社会中，贵族与平民“两个阶级仿佛分别走两道不同的楼梯”「26」，平民始终只能世袭为平民，做官权利则始终被贵族们世袭垄断，在这样的等级森严的社会中，平民的所有个性化的东西被消灭殆尽，而所有这些也恰恰是催生“群居动物”的重要制度性因素，所以，等级制是群居动物特性形成的主要制度性原因。

    而相反，就像动物世界中如猫、虎类的散居动物们由于其散居之状态而导致猫与猫、虎与虎之间无法形成如蚂蚁、蜜蜂那样森严的等级制一样，在人类世界的无等级社会中那种平民可以做官、但官员不能世袭的相对宽松的制度环境中，散居动物之形成也就顺理成章。

    所以，日欧历史上长时间的封建等级制是造成日欧人群居动物特性之重要制度性因素，而中国历史上长时间的无等级伦理社会则是造成中国人散居动物特性之重要制度性因素。

    日欧封建等级制上面已有阐述，下面简述一下中国传统时代的无等级伦理社会制度的历史成因。（待续）·

    之所以上网发帖不为出书出名，也是因为笔者与近几年这种由流量经济主导的网络环境并不处在同一频道，笔者前几年即指出这是一种严重的网络倒退现象，――不是进步，而是倒退。

    所以笔者始终坚持不向网络倒退现象低头之态度，具体表现为：

    笔者无论到任何网站，都坚决不打开“打赏”功能，原因很简单，若打开该功能，也就随即陷入“小人长戚戚”之悲惨境地，甚至为了求赏而违背正确之价值观，――向市场低头――那样的人，还有何独立自由可言？那样的人，又与奴隶何异？而人活着，若只是为了名利，又与禽兽何异？

    所以，笔者很欣赏慧律法师的一句话：――“我不属于这个世界”。

下面，把下半部分全发出来，若审核不能通过，删掉后我再逐段发出，寻找未经审核之处，以便修改。

先发这些吧，由于有字数限制，不能一次全发。请审核。审核通过后，再发余者。审核不通过，就逐段寻找未经审核内容，以便修改。

这么快就删了？？？看都没看吧？

    史海求真：群散论Ⅰ:论人类世界中的群居动物与散居动物（2）

    （四）中国无等级伦理社会制度之历史成因

    中国无等级伦理社会之形成，自有其天然的历史文化根基：尧舜时代、周朝以及汉朝这三个历史时期对中国无等级伦理社会之形成，起到决定性作用。

    1，尧舜为中国无等级伦理社会奠基

    ⑴，尧舜时代的本质：君民平等、民不依附于君

    如果把中国无等级社会喻为一座房子的话，那么尧舜时代就是这座房子的奠基期：尧帝所禅让的对象，皆为平民，如许由、如大舜（当前有人臆想大舜是当时的部落首领之说，并无有效依据）。尧帝作为最高统治者却可以将位子数度让给平民，这无疑为中国无等级社会之形成指明了方向。换言之，尧舜禅让之史实，对于其后数千年中国历史的发展具有绝对的指示性作用。

    尧舜禅让之史实，除了展现尧舜的高风亮节之外，同时还有另一个闪光点，那就是许由、巢父这样的平民所展现出的独立风范。因此，尧舜禅让之史实，从两个层面对中国历史后来的无等级个体社会提供了方向性指引：一是君民平等；二是民独立（不依附）于君。此二点亦为形成无等级伦理社会之必需条件。

    ⑵，“厚古薄今”之本质，及其与“不忘民族初心”的关系

    尧舜奠定了“君民平等”的基础后，其后多数朝代统治者皆以尧舜为楷模。现代人讲“不忘初心”，而放眼世界各民族，能始终不忘民族之初心者，惟有华夏民族矣。

    华夏民族之初心者，即重现尧舜之治。历朝历代统治者皆以此为最高理想，这种不忘初心的精神，使得中国历史上在秦朝之后也出现了不少明君，比如汉文帝、汉光武帝、宋仁宗、明孝宗等。

    自清末民国以来，很多人士指责中国文化“厚古薄今”，但他们不知道的是，这种“厚古薄今”恰恰是华夏民族“不忘初心”之表现。若西方人之“厚今薄古”，则其民族“初心”何在？别说什么民族初心了，其民族能否长久存在也难说。毕竟至今为止，只有华夏文化始终未曾完全中断，其原因就在于华夏民族始终不忘民族之初心。

    所以，厚古者，实为“不忘民族初心”之表现；而薄今者，则为历朝历代自谦之表现。若如近代西方人那样“厚今薄古”，一则陷入“忘却民族初心”之数典忘祖境地，二则陷入自吹自擂之泥沼。厚古薄今与厚今薄古，孰优孰劣，不言自明。

    话说回来，要厚古薄今，首先要有“古”，才谈得上“厚薄”，若无“古”，又谈何“厚薄”？全人类中，除了中国人具有严谨记录历史的民族习惯之外，其他民族由于各种原因皆无中国式的详尽的古代信史记录，他们即便想要“厚古”，得乎？

    中国历朝历代不忘“尧舜之治”的民族初心，也为华夏民族提供了强大的凝聚力，由于中国人的散居动物特性，本来是经常表现出“一盘散沙”状的，这也很正常，只有群居动物由于依附性强才会经常抱团取暖，而使得中国人这样的散居动物每在危急关头也总能团结起来共抗外侮的，恰来自于慎终追远、不忘民族初心之华夏精神。

    当前很多人由于崇洋思维作怪，想方设法要“抹黑”尧舜时代（如前文《对清末民国以来疑古乱象之反思》所言），此无他，盖以洋大人马首是瞻、一切以洋大人为标准之故也，——洋大人在尧舜时代仍处在茹毛饮血状，中国人怎么可以表现的那么仁义？所以各种颠覆、抹杀纷至沓来。

    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尧舜禅让之史实，实为那永存不息之万古长河，——那些不断抹黑中国上古史以及夏商周历史者，可以休矣！

看看行不行啊？还要删吗？

不准正面宣扬尧舜吗？

还是不准正面宣扬周朝？？？

或者是不准正面宣扬汉朝？？？

    3，汉朝，无等级社会的建成期

    如果把中国无等级社会喻为一座房子的话，那么汉朝就是这座房子的建成期。汉朝皇族出自平民，这是对尧舜禅让于平民之历史指向的具体实践。

    汉朝对中国历史的主要贡献，一是平民成为统治者——从皇帝到百官，皆来自平民，——这个历史事实强化了中国历史的无等级特性。二是汉朝是第一个在全中国范围内实践郡县制的朝代（秦朝太短，从制度层面看其历史作用微乎其微），且长达400年。实行郡县制是建立无等级社会之必要行政手段，其作用在于摧毁了“藩主”这个世袭的次共同体对民众的统治权，——世袭“藩主”是封建等级制存在的权力基础，其实际统治权大于“天子”的权力，比如周朝各诸侯国以及日本各大名、欧洲各藩主的权力，往往都是架空最高统治者的。在等级制统治下，民众的自由度是要大打折扣的，盖因各藩主与民众之间距离太近，故可实行直辖统治。而消灭了藩主后，由皇帝直辖，则天高皇帝远，如此民众自由度增加也是必然。

    其后隋唐宋明等朝代，只是在中国无等级社会这座大房子里修修补补、搞搞装修而已，比如，后来隋唐实行科举制，科举制针对的，就是魏晋南北朝时代形成的那种士族阶层对官员选拔制度的垄断权。其目的，仍是打破等级制。

    而日本在历史上引进了很多中国文化和制度，却唯独不搞科举制，何也？理由很简单，搞科举制也就是要打破封建等级制（亦即打破贵族阶级对做官权利之垄断），也就是要赋予平民做官的权利，而打破封建等级制大名和武士们不答应。所以日本试验了几十年科举制，后来发现再搞下去大名和武士们的饭碗就要被平民抢走了，故日本不得不放弃了科举制。——这就是上文提到的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所言“日本从一开始起就未能复制中国那种无等级的社会制度”的主要原因之一。

    四，特色的地理位置对群居动物与散居动物之形成的影响

    不可否认的是，各国不同的地理位置也是决定各国不同之国民性及其社会制度的重要因素。所以日本人形成群居动物特性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由其特色的地理位置决定的，岛国的特征就是比较偏狭，所以当历史上的日本人放眼看世界时，四面全是海，这个地理位置就使得日本人插翅难逃，再加上国土狭小，相当于中国一个省，如此其各大名基本相当于中国一个县长，国土的狭小导致管理起来更加严格，各大名以及武士们又都是世袭的，因此既有意愿又有条件对日本民众实行严丝合缝的等级制统治。

    中国则不然，国土广大，且早早地消灭了封建等级制，所有官员皆是流官，干几年就走人，再加上“官权不下县”，乡村基本自治，官员对百姓统治的作用很小，再加上天高皇帝远，皇权对民众亦无甚影响力。所以在这种相对自由宽松的历史氛围中，中国人形成散居动物特性，也就理所当然了。

或者是不准正面宣扬历史上中国人的生活水准高于欧洲和日本？？？？？？

    五，历史上的群居动物与散居动物之生活状态的差异

    以上简述了中日欧不同的文化、制度及其历史成因，下面看看在各种不同制度下民众的生活状态。

    1，中日欧税率比较

    ⑴，一般时期的税率

    三十税一，是汉景帝之后的税制，此前也有十五税一与三十税一交替，汉文帝时代也时常免税（汉文帝在位23年，其中有12年是全国免税的）。自汉景帝后基本历朝历代都是三十税一。即所有收成要交三十分之一的税。即便加上所有各种苛捐杂税加徭役，最高也不会超过十税一，比如下面所言的明朝到了晚期时的总税率也不过6%。

    日本在江户年代初期实行“四公六民”，享保年间改为“五公五民”。即所有收成要交40-50%的税，“四公六民”的税率得到日本民众的热烈欢迎，因为在日本这就是最低的税率了，——有些大名收税高达“八公二民”甚至“九公一民”，最高要交80-90%的税。

    欧洲农奴的情况。据英国历史学家亨利·斯坦利·贝内特对英国集体农庄的描述，欧洲农奴的一个主要负担是沉重的徭役，一是所谓“周工”，每周或6天或5天（至少4天）的徭役，这意味着农奴几乎没有自己的时间。二是布恩工，农奴在收获季节的除周工外另加的徭役。关于交税方面，首先是“什一税”，这是向教会交的，所得的10%；其次向领主交的有磨坊捐、塔里税、遗产税等等，总体大概有40-50%的税，另外，如果想要到树林中伐木，要缴纳林地税；要饲养家禽，须向领主缴纳一只母鸡和一些鸡蛋；出卖牲畜要给领主交钱；女儿出嫁，要向领主交钱；儿子上学，要向领主交钱......——总体算下来，估计和日本人的“九公一民”，差别不大。

    ⑵，非常时期的中国税率

    看看明朝晚期的税率。以往都认为，明朝横征暴敛，导致民众不堪重负，实际上不然。

    据黄仁宇统计，明代晚期平均税率约1.97%，明初的时候税率为3.16%，无论初期晚期明朝的平均农业税率都低于三十分之一，而到晚期（不包括崇祯时期）甚至低于五十分之一。

    “尽管有14种附加税，实际上的税收标准仍然较低...对一个拥有300亩土地，而且主要是上等田，以及户中有五六个成年男子的中等田主而言，他的税收负担接近于他粮食收成的10%左右”。「32」——这就是最高税率了（上等田），一般农民税率不超过粮食收成的6%。

    所以明朝后期税率依然很低，明朝灭亡不是因为横征暴敛，而是因为天灾太重、内外交困。

    ⑶，历史上的中国人中，地主所占比例

    本文所谓的“地主”，特指经济层面的地主。何谓经济层面的地主？土地之主人就是地主。土地主人有何特性？对土地有自主之产权，包括所有权（即买卖权）及使用权。只要达到该标准的就是地主了。所以地主中又有大地主（拥有数百上千亩甚至更多土地）、中地主（拥有数十上百亩土地）、小地主（拥有数亩、十数亩土地）之别。无地之农民，即为佃农。传统时代的小地主固然未必是富人，但也未必穷，有些小地主也兼打工。佃农则全靠打工。――另外，佃农也未必就穷、未必就日子不好过。因为佃农有佃农之优势，那就是不用纳税，同时亦无任何风险，这相当于当前之打工者，古代长工类似于现代普工，古代短工类似于现代钟点工。长工短工吃住不愁还有工资可拿，确实与现代打工者无异。

    那么在中国历史上的正常时期中，地主所占比例几何呢？众所周知，中国自古以来实行的就是“耕者有其田”的“均田制”（与欧洲日本的集体农庄制不同），这也是中国历史上能够形成以家庭为单位之小农经济的重要政治原因；而中国的有效耕地面积自古以来就那么多，历朝历代都差不多，但中国的人口数量历朝历代却是有变化的。

    总体而言，在从秦至清这两千年中，人口数量呈逐增之势，汉代中国大概最多五千多万人，唐代最多达到一亿人，到明末达到2亿人，到清末则达到3.5亿人，而到了民国时期，则达到了4.5亿人，这就是当时的“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之说的来历。

    ——而在耕地面积不变、人口逐增的情况下，人均持有土地的数量只能越来越少，这是常识。所以在民国时代由于人口大增（超过明朝顶峰时的2倍；超过唐代4倍，超过汉代八倍），所以人们持有土地的数量比历史上其他时期是只少不多的，所以根据民国时代的人均持有土地的情况，就可以推知中国历史上的正常时期中人均持有土地的大致情况。逻辑就这么简单。

    据梁漱溟先生统计民国时农民持有土地的情况，“我所见者...就是大多数人都有土地”，“百分之九十以上人家都有地；有地一百亩以上者占百分之二；三百亩以上者占千分之一二”，数据“绝对可靠”。“在当时定县中等土地每亩值钱不过四十元，而一个长工食宿一切由主人供给外，每年工资普通都在四十元以上。节储几年他自己买一亩地，有何不可能？这是说，有地并不难。有地人家百分比高（的原因）在此”。「33」

    ——由此可见，民国时代90%以上的中国人，都是地主；由此可知，在历史上的大多数正常时期中，中国90%以上的人，都是地主。

    2，中国的“军器禁令”与日本的“刀狩令”

    1588年丰臣秀吉颁布了“刀狩令”，禁止农民拥有武器，农民手中的武器一律由领主予以没收。

    同期的中国明朝：“凡民间私有...火筒、火炮...之类应禁军器者，一件杖八十...其弓、箭、枪、刀、弩及鱼叉、禾叉，不在禁限。”（《大明律》）注意：这是禁止民间持有“军器”，如火炮类的大型杀伤性武器，但一般的刀枪弓弩是允许民间持有的。这就像当前之美国，大型杀伤性武器也是禁的，但普通枪支则允许持有。

    中国历史上除了短命的秦朝和短命的蒙元之外，没有禁止民间持有普通刀枪类武器的朝代。

    3，揭开历史的阴暗面

    不可否认的是，在人类历史上各民族都有过一些阴暗面，比如欧洲的奴隶制、日本的贱民等等。所以，在中国历史上也曾有过极少数所谓“贱民”，如隶臣、奴婢、怯怜户、丐户、堕民等。所以下面，就要揭一揭历史的阴暗面了。

    ⑴，“不可触摸的人”

    梁漱溟先生说，“像印度有那种‘不可摸触的人’，中国人听说只觉好笑，没有人会承认这事”。「34」——其实不但在印度历史上有“不可触摸的人”，在日本历史上也有，此即“秽多”。

    之所以在印度与日本等国历史上存在着“不可触摸的人”，是因其文化传统所致，——在印度与日本的那种“将相本有种”的文化以及由此形成的森严的等级制社会中，每个人都被赋予了深刻的贵与贱、高与低、净与垢的无形烙印，所以人中之至贱者，即沦为肮脏的“不可触摸者”。

    中国没有这样的文化传统，故而从不存在这样的“不可触摸”者。——在中国传统时代那种“将相本无种”的无等级文化与制度长期熏陶下，人与人之间本质上并不存在如印度与日本那样的巨大差异，所以即使中国传统时代有过极个别“贱民”，也与印度、日本式的“不可触摸者”截然不同。

    ⑵,奴隶与slave（sclavus）

    中国的“奴隶”与西方的slave（sclavus）根本不是一个概念。首先西方的一些主体经典中就存在着维护奴隶制的思想，而中国主体文化（儒家、道家）中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思想。其次，西方的slave（sclavus）多为经济奴隶（比如农奴），而中国的“奴隶”（隶臣）则为法律性质的罪犯（也有战俘），——由于犯了罪，所以被剥夺了自由，即今之有期徒刑。既然是有期徒刑，也就有刑满之日，“罪人狱已决，完为城旦舂，满三岁为鬼薪、白粲。鬼薪、白粲一岁，为隶臣妾。隶臣妾一岁，免为庶人。隶臣妾满二岁，为司寇。司寇一岁，及作如司寇二岁，皆免为庶人。”。「35」——由此可知，中国的所谓“隶臣”（奴隶），只是不同期限的有期徒刑之一种，在其上，还有鬼薪、白粲、城旦舂等更重的徒刑(最重似今之十年徒刑)。换言之，隶臣已经是比较轻的徒刑了。

    当然任何制度都难免存在有失公道之处，比如，如何定义罪犯？朱棣篡位后对建文朝忠臣家属的处罚，就完全丧心病狂。在春秋时代也存在不公的现象，比如孔子的学生公冶长就是一个“奴隶”（隶臣），但他显然是被冤屈了，所以，孔子把女儿嫁给了公冶长，表示对他的支持，——“子论公冶长：可妻也，虽在缧绁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36」——这也从另一个角度看出，当时的罪犯（奴隶）并非现代人想象的那种毫无权利保障的奴隶，否则孔子也不会把女儿嫁给他（他不会把女儿推入火坑）。

    至于所谓“罪犯（奴隶）买卖”问题，争议性很大，比如上述孔子嫁女于奴隶的例子，公冶长显然不会被随意买卖，否则孔子不可能嫁女于他。——当前关于先秦历史，很多问题并无法确定，比如，如何“断句”的问题，同样一句话，不同的断句会有不同的解释；再比如对文字含义的认知问题，一不小心就会犯下颠覆性错误，象“以弟为尸”等说法，很多人就会误解为“杀死弟弟来祭祀”，而在解释先秦历史时出现的与此类似的误解，实在太多；又比如，先秦时代祭祀时，多是统治者自缚双臂下跪祭天，统治者把自己当作“牺牲品”以示虔诚，并由此而产生了一些塑像。而现代人对此就要误认为这是把奴隶作为“牺牲品”，误认为是“人牲”，——这种误解与真实情况，真是云泥之别；再比如对古文字的认知水平，基本处在小学生水准——有很多古文字（包括甲骨文）都不认得。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先秦历史出现谬误百出的解读也就不足为怪了。

    再加上百年来深受西方“厚今薄古”思维的影响，导致很多专家学者在解读历史时，都抱着一种“仇恨”的态度去进行“找碴”式的解读，这样一种解读，显然是荒诞的。

    因此，由于现代人深受近代西方“厚今薄古”思维之禁锢，导致多数人无法客观看待历史。所以，对于他们关于历史的任何负面之解读，都须打一个大大的问号。——换言之，要客观公正地解读历史，当前实非其时，尚待来日。

    总之，关于中国“奴隶”的问题，首先就是个翻译的错误，误把中国古代对罪犯的称呼（奴隶、隶臣等）与西方的slave（sclavus），划了等号,由此对历史产生严重误解。——近代以来这样的错误翻译很多，比如对“封建”一词的歪解加滥用，也是如此。

    ⑶，“游戏无事”的奴婢

    至于后来汉代的奴婢制度，原本也是惩罚罪犯之用，如清代钱泳指出：“古者奴婢皆有罪者为之。”「37」

    由于是罪犯，所以地位较低，但由于其物质生活水平很高，乃至于在汉代曾有个别百姓争相把儿女鬻为奴婢的（类似于现代西方人、日本人因羡慕监狱里的生活而故意进监狱），——即便在汉文帝和汉光武帝屡次“免奴婢为平民”的情况下，仍有人为了物质享受而乐此不疲。

    据史料载，“官奴婢十余万游戏无事，税良民以给之”「38」，十余万奴婢整天悠哉游哉的玩乐旅游戏耍，却要用良民之纳税供养着他们。

    以上例证除了说明当时奴婢物质生活的优越之外，也说明了当时个别民众的道德水准不高。——中国文化自古倡导“不食嗟来之食”的气节，清流之士们也多有“不为五斗米折腰”之操守，而显然，当时的部分民众对此并不感冒。

    自清末民国以来，另一个不小的误解是，始终把历史上的民众当成铁板一块看待，同时赋之以绝对的正当性，好像历史上所有的民众永远都是对的，一切错误全在统治者，显然这样的看法也有失客观。——汉文帝“自衣皂绨，而富民墙屋被文绣；天子之后以缘其领，庶人孽妾缘其履”「39」，文景之治时物质丰裕，汉文帝又道德高尚，长期免税，其生活水准又明显低于普通百姓，所以在他的时代如果出现一些不好的现象，本着客观的态度，还是该从其他方面寻找原因。

    另外，通过汉代平民取名看，当时的民众也有不少用“奴”、“虏”、“小奴”等给子女取名字的，由此可以看出当时民众对奴婢的态度绝非现代人所想象的那样。——正如前文《对清末民国以来疑古乱象之反思》中反复强调的那样：“读史时，不要以今度古、不要以己度人，这是基本的学术态度”，否则难免陷入误区。

    ⑷，“怯怜户、丐户、堕民”与汉奸

    “蛋户、怯怜户、丐户、堕民”为宋朝以及明朝之后才有，属民族问题，盖因金国以及蒙元入侵中国时，多有汉奸助纣为虐的，所以宋朝以及明朝政府，即对这些人的后裔予以惩罚。

    比如，蜑户，又称为蛋户，是明朝时被限制只能在水上生活的一些人。其产生原因：朱元璋把部分元朝贵族后裔、原宋朝军队中的降元军队的后裔以及陈友谅余部划入贱籍，贬为蜑户，永不得上岸。

    “堕民”，又称丐户、怯怜户等，只能从事一些低贱职业，不能与平民杂居。其产生原因：是宋将焦光瓒之遗族及其部下之遗族，由于焦光瓒降金，后来宋金议和后，金兵退去，焦光瓒又反正。故宋朝将上述人等贬斥为贱民。元朝称之为“怯怜户”，朱元璋定户籍时，在其门上加一“丐”字之匾，此即所谓“丐户”。「40」

    不仅于此，蒙元统治时期的一些所谓“第一等民、第二等民”遗属，多被发往“教坊司”，世代为贱民。

    又比如，南宋末年的蒲寿庚，在蒙元入侵之际助纣为虐，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灾难。后来明朝建立，朱元璋下令对其鞭尸，且对其后裔予以严厉惩罚。再比如，南宋末年的汉奸留梦炎也是危害深重，由于难以寻找其后代，所以朱元璋下令，凡留姓者参与科举考试，需声明非留梦炎之后人，一旦有留氏者被查实为留梦炎后代，也要贬为贱民。

    以上为中国历史上极个别所谓“贱民”的大体情况，可见，其真实情况也远非现代人所理解的那样。在宋朝之前，所谓奴隶、隶臣、奴婢，只是罪犯之别称；而在宋朝之后的贱民，则多与民族问题有关。

    ——当然，对罪犯（奴隶及汉奸）的后裔实行惩罚，这是完全错误的。

这个“揭开历史的阴暗面”，也是在说中国历史上的阴暗面，远远没有欧洲和日本那么阴暗，难道，不准这么说吗？难道，必须把中国历史讲的比欧洲日本历史更阴暗，才行吗？

但是那样并不符合事实啊，笔者只能客观论述哦。

难道是下面这段不准说？——这段里有古代中国人有着“皇帝轮流坐，明天到我家”的思想，而古代日本人和欧洲人做梦都不敢想自己可以代替天皇或者国王的。

这也是历史事实嘛，有什么说不得的？

余下部分全部发出吧，我感觉剩下的没有敏感话题了，应该可以通过。

    更正：上文中的【『太祖皇帝尝问赵普曰：“天下何物最大？”......普对曰：“道理最大。”上屡称善』「23」】中，——【「23」】是错的，应该是「10」。

    所以，其下的「10」应该是「11」......以此类推。

    但今天所发的就没有问题。具体以最下方的“备注”为准。

    @太平军甲 60楼 2022-07-09 11:17:00

    难道是下面这段不准说？——这段里有古代中国人有着“皇帝轮流坐，明天到我家”的思想，而古代日本人和欧洲人做梦都不敢想自己可以代替天皇或者国王的。

    这也是历史事实嘛，有什么说不得的？
    —————————————————
    还真是这段不让说？但这也是历史事实啊。

一会儿再逐段发出。

正面讲周朝还真就不行？？？

但那都是历史事实啊，有本事你可以反驳啊，删掉算怎么回事？？？

非得把周朝哦说成是“奴隶社会”，才行？——但是，中国历史坚决否认这一点！我作为一个中国人，当然是站在中国历史的一边了。

先看看历史上真实发生过的周朝的改教运动，让不让说！

笔者永远站在中国正统史观一边，也就是史记、汉书等史料中呈现的史观，而永远不会站在近代西方某些抹黑中国历史的史观一边。

比如，把周朝说成“奴隶社会”，就是一种抹黑。

任何一个信仰孔孟或者仅仅是对孔孟有好感的人，都不会承认周朝是奴隶社会，这是一个客观事实。

周朝的宗教观念与商朝有明显不同，这个上面已经论证过了，这没有问题。事实上周朝的宗教相较于商朝更加世俗化了。

——这不是“宗教改革”是什么？？？？？？

宗教产生的原因，不让说吗？难道非得说成是因为“古人愚昧”而产生？荒唐！——现在美国，仍有大量的宗教徒，而美国至今仍是全世界科技最发达的国度，——能说美国人愚昧吗？

当然不能。

说白了，以前说什么“宗教是古人对风雨雷电”之误解而产生的，这个说法本身就是不堪一击的。这是一种想当然的错误认识。

那么宗教信仰的本质是什么？就是对 “宇宙第一因”的自由解释权，——欧洲近代改教运动，最终不就是实现了这一点吗？以前只有教会有权解释《圣经》，但该教后，每个个人都有权解释圣经了，也就是都有权解释上帝了。

上帝，就是“宇宙第一因”。这有什么问题？？？

关于周朝的启蒙运动，也是历史事实嘛。何谓启蒙？让大家都知道，人人平等，就是启蒙。让大家都知道，“王侯将相，不是天生贵种”，这就是启蒙。——陈胜为什么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那就是周朝启蒙运动（即百家争鸣）的结果嘛。

这又有什么疑问？？？？

⑵，周朝的启蒙运动

周朝推进中国向无等级伦理社会发展的另一个重大历史事件，是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人皆可以为尧舜”、“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30」，“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31」——这些平等理念，对中国无等级社会之形成亦起到极大促进作用。以儒家和道家为首的诸子百家所表现出的各种独立、自由、平等思潮，不啻为中国历史上的一场轰轰烈烈的启蒙运动。

周朝这个朝代，在中国历史上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如果贬低了周朝，无异于从根子上抹黑中华民族，所以有些人讲话，一定要慎之又慎。

关于中国古人有“皇帝轮流坐”思想的那一段，上面说过，那也是历史事实，不认同，有脑子可以反驳，但删掉，就是无能表现嘛。

我逐段发出这一段，看看哪里不让说。

    5，为什么历史上的日本人和欧洲人那么能忍？

    由上可见，平常网上经常看到的所谓“中国人最能忍”之说，显然是对历史的无知，事实上在历史上中国人是最不能忍的，相反日本人、欧洲人才最能忍。有些人拿着某个特定历史时期的一个不具有任何复制性的历史片断来进行以点带面式的揣测，实为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那么为什么历史上的欧洲人和日本人在被压迫程度十倍百倍于中国人的情况下，却那么能忍呢？理由很简单，此正是本文所论证的——日本人和欧洲人在其封建等级制群体文化的长期熏陶下，成为了依附性极强的群居动物，而中国人则在其独有的无等级个体文化熏陶下成为了独立性很强的散居动物。

    如前所言，前者具有一种非主性意识，而后者则具有一种主性意识。

先看看上面 87楼这一段，这是在重复前文，这没有问题对吧？

周朝该教运动又被删了！！！我真不明不白这到底有什么问题？？？？？？碍着你们什么了？？？？

那我继续逐段发出，看看哪里不让说。

    2，周朝为中国无等级社会搭起框架

    ⑴，周朝的改教运动

    ①，“天道”（即“形而上之道”）的信仰

    如果把中国无等级社会喻为一座房子的话，周朝就是这座房子的框架搭建期。周朝发生的第一个重大事件，即宗教信仰之巨变，其由殷商时代“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27」的对“人格化上帝”之信仰转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28」的“天道”（即“形而上之道”）信仰。——这就是周朝的“宗教改革运动”。

这段有问题吗？？？【其由殷商时代“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27」的对“人格化上帝”之信仰转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28」的“天道”（即“形而上之道”）信仰。】——这是历史事实啊。

这个也不让说？？？？

下面是具体解释周朝“天道”信仰的内容，这是纯粹学术的东西，怎么就不行了？？？？？？？？？

周朝这种“天道”信仰，虽然并非无神论，但它也不是西方以及日本式的有神论。西方式的有神论是超越式的“人格化一神论”，日本式的有神论则是非超越性的“人神论”，即人就是神，当然这里的“人”特指日本天皇（比如伊藤博文称裕仁天皇为“裕仁神”）。中国式的“天道”信仰，虽然没有西方人格化的上帝，但超越性却是有的（形而上之道即超越性），与各宗教类似的一整套的道德规则也是有的，“善恶报应论”也是有的，象《易经》中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即中国本土的“因果报应论”。

这段在说明周朝宗教与欧洲日本的区别啊，怎么不行了？？？？？

宗教产生的原因，当然不是由于古人愚昧，因为现代人信仰宗教的仍很多，所以，不能说信仰宗教就是愚昧的，这种说法，本身就是无脑愚昧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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