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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论史]也谈明代航海家郑和族属考证及相关问题 |
| 作者:能胡就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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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外交家纵横捭阖者甚众，其中西汉傅介子、东汉班超、大唐王玄策均有灭国擒王之壮举，宋代积弱，元代本人不熟悉，至大明，复有郑和辈扬我国威于域外，因此对于郑和甚是钦佩。 以我们现代人的眼光看来，在中华大地上繁衍生息的各民族都是中华民族，为国家民族大义而奋斗者都是中华儿女。所以以前并未过多关注郑和的族属，这几天在坛子里见有人提到，不免多看了一些（主要是因为盖楼之人颇为不学无术），于是不觉暗生疑窦。社科历史，自然还是自行学习，若文中存有错漏自是难免，我是潜心求教，还望涯友指正并增益。 现在在互联网上输入郑和两字，搜索结果能有上亿条，对其简介多为中国明代伟大的航海家、外交家，回族人，原名马三保，明成祖朱棣赐名郑和…… 就此，我想在本楼讨论如下几个问题 1.郑和赐姓名问题 2.郑和入宫及追随朱棣问题 3.郑和后代问题 4.郑和宗教信仰问题 梳理这些比较麻烦，罗列的问题是看到了网上的郑和介绍后，从一个社科历史生的角度产生的，也算是一次历史话题的讨论，无涉其他因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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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郑和赐姓名问题 古代如果有赐姓名的桥段，大部分都是很荣光的事情，事例甚多，如唐朝李绩（徐世绩）、明朝朱成功（郑成功）等，史书也会将此事进行记载，但纵观《明史》、《明实录》，均未见任何关于郑和被赐姓名的记载。 郑和传在《明史?卷三百四?列传第一百九十二?宦官一》，个人信息很简单“郑和，云南人，世所谓三保太监者也。初事燕王于藩邸，从起兵有功。累擢太监”。这里根本没有提到被赐姓名的事情，而同在该卷则有众多赐姓名的记录，试举几例如下： “范弘，交阯人，初名安……宣德初，为更名” “（王）瑾，初名陈芜……及即位，赐姓名” “怀恩，高密人……恩方幼，被宫为小黄门，赐名怀恩，” 众多记载郑和的明人笔记也未有郑和被赐姓名的记载，那么郑和变成马三保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
| 都说了是讨论历史问题，这么删楼还让不让写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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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2楼拆开了发试试，看看又是哪句犯了忌讳！ 1911年，李根源将军做《滇西兵要界务图注》，其中有注，郑和是镇南州人。其在楚雄时得到了镇南郑氏族谱，所以做注并立“前明开拓南洋各岛之大冒险家三保太监郑和公故里”碑于楚雄南华县，当时的镇南县。 1912年，“苏君晓荃告余曰：‘昆阳和代村有（郑）和父墓碑，宜为昆阳（昆明晋宁县昆阳镇）人。’壬子，访之昆阳，果得碑拓本于宋君南屏。” （ 袁嘉谷《卧雪堂文集》） 可见，郑和身后几百年风平浪静，两年中就有不同两处爆出郑和故里，如此巧合，我不好评判，只能说真是巧了，当然后面还会有更多的巧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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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夏光南和周生甫前往昆阳，“于昆阳城西一里，果得其碑”，随后拍照（夏光南《郑和太公墓志铭》跋）。哎，这么好找的一个碑，23年前袁嘉谷却找不到而要从宋南屏手里买拓片。 1936年，辛亥革命遗老李鸿祥将军赋闲家中，遂在昆明建玉溪会馆，于玉溪建怀湖亭，“将军解甲兵，息影林泉，尚论古事，慕（郑）和之功，问其遗迹。邑（玉溪）之参议会有稔知（郑）和后者，探录是篇以进云”（李世厚《郑和家谱考释》），收得《郑和家谱》抄件后，转交袁嘉谷，后由袁交于其学生李世厚（在教），李世厚后借此发表了《郑和家谱考释》。 这个集中爆发还是很厉害的，又是找到原碑，又是找到可以和碑文互为印证的族谱，几百年没办到的事情，两年全部搞定。巧，真巧！ 另一个有意思的是，后来交给李世厚的当初“邑之参议会”对《郑和家谱》的抄件不翼而飞，而保存于原玉溪郑氏族人手中的《郑和家谱》原件也不知所踪，现在的《影印原本郑和家谱校注》是用原有晒图纸加李世厚小楷手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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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郑和变马三保，还有一个巧合不得不说，也正是因为这个巧合，不但稳定了已开始被质疑的一碑一谱，更使得郑和的先辈产生了飞跃。 1983年，李世厚找北京民族文化宫图书馆索取当初南京郑家的郑和家谱未果，但是得到了一份在太平天国之后，南京郑氏所写《郑和家谱首序》的复印件。 1983-1984年，李世厚大获丰收，得到一册云南巍山县马尚文《赛典赤家谱》，另一册昆明沙儒诚《赛典赤家谱》和《赛氏总谱牒》。 又是两年之间取得大突破，将郑和的祖先从《故马公墓志铭》的水平，直接拔升至元代咸阳王赛典赤?瞻思丁，如果这已令你瞠目结舌，那就是你太小看专家，更大的硕果也诞生了，“郑和是穆罕默德的三十七世孙，所非尔的十一世孙，赛典赤的六世孙”。（《著名回族学者李士厚与郑和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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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现在郑和族属研究的主要资料了，全部出自袁嘉谷、李士厚师徒二人，简称“一碑五谱”，即《故马公墓志铭》（马哈之墓碑），玉溪《郑和家谱》，南京《郑和家谱首序》，马尚文《赛典赤家谱》，沙儒诚《赛典赤家谱》和《赛氏总谱牒》， 所有的史料全部被抛开，以一个家族的碑、谱作为某个历史名人的研究信史，这是否是开史学新河，咱是一个野路子，所以不好多说。但是众所周知族谱和家谱存在着严重的攀附、联宗、讹传、占乩和编造问题。史学界还是要点脸的，所以他们说依据的是文物，也就是说这些不能当做碑、谱看待，而是文物，所以可以作为信史采用。真不知道以此衡量，那些还被保有的清代族谱可以颠覆我们多少的历史！ 我们再看一碑五谱可以发现，后三谱并不涉及郑和，而是攀附在前两谱和一碑之上的，所以只有“一碑两谱”才是根基，也就是《故马公墓志铭》（马哈之墓碑），玉溪《郑和家谱》，南京《郑和家谱首序》 好了，这就是目前横扫《明史》、《明实录》，以及众多明代笔记，作为郑和原名马三保或马和，被赐姓郑或被赐姓名郑和的证据。而且为了避免孤证不立，还互成犄角，真是用心了啊。至此，我们有必要将这三个被视为瑰宝的证据都找出来，看一看个中究竟。 |
| 上面的4、5、6楼就是原来被删的2楼，我又做了些修改并拆开发了出来。现在一是不敢发长的，删一次再写很麻烦，二是不敢连着发，怕段被删导致不连贯或被曲解了意思，写点东西真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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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马公墓志铭》全文如下： 公字哈只，姓马氏，世为云南昆阳州人。祖拜颜，妣马氏。父哈只，母温氏。公生而魁岸奇伟，风裁凛凛可畏，不肯枉己附人。人有过，辄面斥无隐。性尤好善，遇贫困及鳏寡无依者，恒保护赒给，未尝有倦容。 以故，乡党靡不称公为长者。娶温氏，有妇德。子男二人，长文铭，次和；女四人。和自幼有材志，事今天子，赐姓郑，为内官监太监。公勤明敏，谦恭谨密，不避劳勋，缙绅咸称誉焉。呜呼!观其子而公之积累于平日，与义方之训可见矣。 公生于甲申年十二月初九日，卒于洪武壬戌七月初三日，享年三十九岁。长子文铭，奉柩安厝于宝山乡和代村之原，礼也。 铭曰： 身处乎边陲而服礼义之习，分安乎民庶而存惠泽之施，宜其余庆深长而有子光显于当时也。 旹，永乐三年端阳日，资善大夫礼部尚书兼左春坊大学士李至刚撰。 《故马公墓志铭》碑阴右上角“马氏第二子太监郑和，奉命于永乐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到于祖宗坟茔祭扫追荐，至十二月吉日回还。记耳。” 该墓至解放前已倾陷为土丘。六十年代初期，发现墓四角有石框为界，遂以其框用条石和水泥砌筑成今状．保持了回教长方形墓的形制。石碑通高1．65米、宽0．94米、厚0．15米。碑额呈圆拱形，上书小篆“故马公墓志铭”六字。龟趺碑座。石碑正文四周，阴刻着缠枝蒂莲花纹。正文楷书十四行，共284个字。字迹略有残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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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来看看这本修于雍正年间的玉溪《郑和家谱》，《影印原本郑和家谱校注》比较多，就算是李士厚的《郑和家谱考释》也60多页，除去附录也有20多页，没法照搬，所以只能则其主要内容，标点从原文： 1.故马公墓志铭（略） 2.述和之出使： 公次子和，才负经纬，文通孔孟。特选皇廷，勤劳××××三朝，奉××敕谕于诸番国并海外公干教化。诸番王等无不祗顺王命，共皆仰体皇仁，恪遵敕谕，摅诚来文。乃称和公之德而扬和公之行，可谓出使四方，不辱君命者矣。 3.随使官军员名（略） 4.下洋船舶（略） 5.和所经历褚国名（略） 6.成祖两敕谕（略） 7.和三使西洋事： 时太祖高皇帝第四子燕王，建文四年起兵，六月即位，国号永乐。后谥成祖文皇帝。在位廿二年，寿六十五岁。公（郑）和始事于永乐二年正月初一日，御书郑字，赐以为姓，乃名郑和。选为内宫监太监。于永乐三年正月，公和奉命出使西洋，有瀛涯胜览一集，以垂后祧（……） 8.宣宗赐南京礼拜寺敕（略） 9.记和使还进献之物（略） 10.叙和受封立嗣： 公和奉命三使西洋，历事三主。至宣德六年，钦封公三保太监。公以兄文铭之子立嫡，名赐，皆显宦焉。 11.和后十五世世谱（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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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被删楼了，我接着拆开发。 这个南京的《抄郑氏家谱首序》真心不好找，全文“一千一百余字”，我找了一下午，只是找到了一些别人引用的只言片语，查李士厚《郑氏家谱首序及赛典赤家谱新证》，这次他居然不引用全文，而只是引用了世系部分，不过看别人引用的部分，李士厚怎么也是个学者，估计是实在不好意思拿出来了。 如果哪位涯友找到全文，还望贴出来，不胜感激。先将别人引用的章句抄录如下： “迨经癸丑发逆之变，室家荡然无存，宗族闲散.......削平，得知根源着，仅有一二......我族宗谱累代相传源源可考，发逆之变毁于兵，族长犹能忆及，早修补之，免致代远年湮.......” “至明定鼎，太祖稽考前朝功臣，见咸阳王丰功骏烈，垂光史册，而社学管、养济院尤法良意矣，足为后世楷模。因将此二条登于阴骘书中，令天下仿行。” “……太祖颇倚重之。后数有功于郑州，因赐姓郑，改名为和。后事成祖，努力王事。” “又三十余国，止于王事，归葬牛首山，赐祭田万顷。” “吾郑氏自宋以上，吾不得而知。宋神宗熙宁二年，由西域天方国普化力国王，因被邻国侵略之，不忍以土地之故而害人，舍国适宋。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从之者五千余人，驼马五千余，请臣于宋。神宗喜其有爱民之心，兼有归诚之义，授公为本部正使总管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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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士厚《郑氏家谱首序及赛典赤家谱新证》文中引用世系部分如下图： 最后一句我还是抄一遍吧，“米的纳生马三宝，袭封滇阳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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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扫正史的三驾马车已经凑齐，还是回归郑和赐姓名问题。前文已经提到，郑和被赐姓名，明代正史和明人笔记均不见记载，之所以从郑和变成马三保，就是因为这一碑两谱。 “事今天子，赐姓郑，为内官监太监”（碑铭），“公始事于永乐二年正月初一日，御书郑字，赐以为姓，乃名郑和，选为内官监太监”、“至宣德六年，钦封公三保太监”（玉溪谱），“……太祖颇倚重之。后数有功于郑州，因赐姓郑，改名为和。后事成祖，努力王事”（南京谱）。 所谓言多语失，言简意赅不好办，有前后的就容易存在漏洞，上面的一碑两谱也是如此。 先说南京谱，这个最好说，就是胡扯。 按其意，赐姓的是朱元璋，咱不知道郑和当时多大能“数有功于郑州”？还“后事成祖”，《明史》记载 “（郑）和经事三朝”，这三朝不算明惠宗，试问想在明太祖、明成祖、明仁宗和明宣宗里怎么做四选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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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玉溪谱，“永乐二年……赐以为姓”，也是扯淡。 国家图书馆馆藏有一部《佛说摩利支天菩萨经》，其中的跋中记叙有“今菩萨戒弟子郑和，法名福善，施财命工，刊印流通，其所得胜报，非言可能尽矣”。可见，这部经书是郑和掏钱刊印的，题跋日期和落款是“永乐元年岁在癸未秋八月二十又三日，僧录司左善世沙门道衍（姚广孝）。” 再来一个证明“永乐二年……赐以为姓”是扯淡。 “癸卯，遣太监郑和祭乳母冯氏”《明太宗实录?卷十四》。因为朱棣要在后人眼中名正言顺即位，所以这里记的是是洪武三十五年十一月，其实就是建文四年，转一年就是永乐元年，这个比姚广孝写的题跋还早，郑和在永乐元年之前就有姓了，还说是赐姓，嘿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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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溪谱“至宣德六年，钦封公三保太监”这句也是扯淡。 关于郑和与三保/三宝的问题，明代正史和笔记都有不少记载 “郑和，云南人，世所谓三保太监者也”《明史》 “内侍郑和，即三保也，云南人”，袁忠彻《古今识鉴?卷八国朝》，袁忠彻郑和同时代人。 “郑和旧名三保”，郎瑛《七修类稿?卷十二国事类?三保太监》，郎瑛生于成化，历弘治、正德、嘉靖。 “按此内臣将兵之始也，（郑）和自是三下西洋皆有功，人谓三宝太监”，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九十?中官考一》，王世贞嘉靖、万历年间人。 “相传永乐间，三保太监下海所造……又三保之称不知系是郑和旧名，抑岂西洋私尊郑和、王景弘、侯显等为三太保，故耶？”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七南蛮?占城》，严从简，嘉靖三十八年进士，万历二年撰《殊域周咨录》二十四卷。 “三宝太监郑和西洋回”，王士性《广志绎?卷二两都》，成书于万历二十五年。 之后的尹守衡、朱国桢等大致也都是采用“郑和即三保”的袁忠彻之说。 “钦封公三保太监”，正史《明宣宗实录》无载，《明史》也讲的很明白“世所谓”，大家都这么称呼。 明人众多笔记，若是有“钦封”一事，何以没有任何提及？而纵观这些笔记，若果有“钦封”一事，又何至从明中期开始，三保、三宝也莫衷一是，三保的来源也开始了推测？ 现代人对于长时间接触的同学、同事、晚辈、下级，多有称呼外号或小名的，三保之名应也类此。至于三保是否是郑和的字，前人都未朝这个方向认定，以我的学识，说一嘴就罢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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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山赵子龙88 这两天事情比较多，而这个帖子是查证到哪里就写到哪里，所以没顾上查证，就没敢动笔。 后面是块硬骨头，因为碑铭里就一句“事今天子，赐姓郑，为内官监太监”，没有时间就不好办。而且《明实录》只是在永乐元年六月提到“乙亥改旧制奉承司为北京内宫监，秩正四品”（《明太宗实录?卷二十一》），却没提谁是内宫监太监，我也正在找相关资料看能否找到永乐三年端阳日之前，郑和是否是内宫监太监。 其实这个碑铭，我是不太信的,因为墓志铭是埋在墓里的，这个尺寸应该是墓表。如果是个普通老百姓也就算了，可郑和无论是不是内宫监太监，但是他肯定是太监，这是一个官职，明代十二监，二十四衙门，老大都是太监，自朱棣始，都是正四品。作为正四品，又是皇上跟前的红人，把墓志铭树在墓前当墓表，这个脸郑和应该是丢不起的。 李至刚是礼部尚书兼左春坊大学士有明文记载，但他是否是赞善大夫，我也要查证大明的诏书有无记载，端阳日就是端午节，皇帝是要赐宴百官的，礼部尚书肯定是主持人之一，他是否还有时间和意愿写墓志铭？李至刚是在八月下狱，九月被免去了礼部尚书，郑和还愿意用他写的墓志铭吗？再看郑和回家祭祖的时间，永乐九年十一月，李至刚在永乐八年就又进去了，在里面待了十多年，就算郑和不知道李至刚会在里面待多久，但是这次是牵连了解缙，肯定祸事不小，郑和会不找人重写墓表？ 郑和这样的名人，如果早在永乐初年就在家乡为他父亲立碑，《昆阳州志》、《云南县志》会没有记载？比他名声略差的侯显《洮州厅志》和王景弘（《宁阳县志》、《龙岩州志》、《漳州府志》）可都是在家乡被记载的。而且在藏文史籍《安多政教史》也有对于侯显家乡的记载，为什么郑和不见于树碑地方的任何官方和私人的记载？ 还有很多，都需要一一查证落实再拿来作为证据说，所以确实需要有时间来做，我后面找到时间，会一点一点查证写出来的，不过还是要谢谢老兄鼓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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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处不逢 2022-07-17 18:40:40 最早说郑和是回回的，应该是万历年间的小说《三宝太监西洋记》第86回。 说明当时民间已经有些传说。 ----------------------------- 这一问题我已注意到，其实不止86回，在第28和46回也有相同表述，只不过我看到同时期《奉天命三宝下西洋》杂居的内府钞本并无此类似记载。我们知道，明末至民国期间，某门派（教）很是编篡了一些东西，而《三宝太监西洋记》恰恰是在明末清初和清末民初两次大量出版，联想到评书《大明英列传》的故事，还没有查看到万历版的《三宝太监西洋记》之前，我只能是持存疑的态度。 这本书说郑和是个蛤蟆精，不过不是主角，主角是个胡僧金碧峰，次主角是道教张天师，不过张天师在书中可以当成一个反面角色看待，郑和与王景弘戏份差不多，王景弘在书里不是太监，是兵部尚书。现在有一些人拿这本小说当正史研究，殊为可笑。有时间时，我看看能不能找到万历版的影印件，看看如何记载的“三宝老爷原是个回回出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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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处不逢 因为找一本书相对简单，所以我晚上就在网上找了一找，因为那本书太长了，所以网上都是节录，我的笔记本太老了，很慢，所以只是针对第86回找了一下，你看我的截图。 而原著缺失的部分恰好就包括了我们都感兴趣的“三宝老爷原是个回回出身”这句，确实部分比下图略多一些 太晚了，我的网速和本也不好，先到这里，有时间继续查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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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铭中“事今天子，赐姓郑，为内官监太监”一句，用词过简，夹带“赐姓郑”，若碑真，则赐姓为真，若碑伪，则赐姓为虚。自古华山一条路，那么就来看看这个马哈只碑是真是伪。 其实此碑被怀疑，网上早已沸反盈天，现先将网友天线宝宝的十二问简述如下： 1. 墓碑材质为红砂石，经历600多年沧桑，字迹不可能如此清晰； 2. 李至刚作为礼部尚书，不可能不知道墓表和墓志铭的区别； 3. 《袁嘉谷文集三》“公生于甲申年十二月初九日，卒于洪武壬戌七月初三日，享年六十九岁”，而后碑中改为39岁； 4. 袁嘉谷1913年初所写的《昆阳马哈只碑跋》中有载“第九行十三两字，刻一格内”，碑中不是如此； 5. 郑和如与朱明有血海深仇，朱棣不会让他带领几万军队脱离掌控； 6. 多有文章指称马哈只墓碑“碑首呈半圆形，上刻六个字'马哈只墓志铭'”，实观则无； 7. 石碑尺寸与袁嘉谷记载差距过于明显； 8. 本世纪与上世纪的马哈只碑后坟茔明显不同，坟应是再造； 9. 《袁嘉谷文集三》“概李书葬日在上旬，仅一字一格，寄滇则葬日改中旬故两字一格”，难以自圆其说； 10. 郑和全家人以及全村人都不知道郑和他爸他爷爷叫啥，但是知道他太爷爷叫啥； 11. 王八驮石碑，王八可远不是老百姓能用的，明朝规定，只有三品以上家庭可以使用； 12. 碑宽0.94米也是不符合规定的，明朝规定五品官只能用碑宽二尺六寸。 实话说，对于质疑马哈只墓碑，这12问说的已经很全了，某些问题可能很容易被搪塞，但是有些问题确实异常刁钻，不好置答，所以网上回复质疑马哈只墓碑的文章很多，却鲜有挑战该文。 我先将此12问奉上，后面将解释一些问题，并补充一些问题，这个碑确实够假的，值得奇怪的是专业人士大部分置身事外，视而不见，历史虽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但能如此，悲哀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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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墓碑材质为红砂石，经历600多年沧桑，字迹不可能如此清晰 按：红砂石主要分布在我国四川、云南，密度大约是2.3-2.35克/立方厘米，抗压强度大致在15MPa，其实就是砂岩。红砂石在云南主要分布在玉溪（出家谱的地方）、楚雄、昭通、曲靖等地，注意，昆阳是不产的。那么为何马哈只碑用红砂石呢？硬度低所以易雕刻，密度低所以易运输，价格相对其他石材便宜。红砂石还有一个特点，吸水性好，干湿循环极易风化剥落。哈哈，看看郑和捐的佛经和佛像，郑和会缺石碑的钱？ 想想永乐三年是1405年，这块碑就立在了坟前。530年后，夏光南1935年拍照时还字迹全在，而且还是从永乐三年到清咸丰年间450余年屹立于自然环境之下，那么你猜猜现在摆在玻璃罩子里的昆阳郑和园区那块红砂石碑是原件还是近代仿品？我可以负责的告诉你，石碑已经开始剥落了。红砂石碑刻居然能在昆明滇池边上的高湿环境，530年间一字不落的保存下来，我只能借用一句真理来阐述一下我现在的心情，科学是人类创造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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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李至刚作为礼部尚书，不可能不知道墓表和墓志铭的区别；郑和全家人以及全村人都不知道郑和他爸他爷爷叫啥，但是知道他太爷爷叫啥 按：首先要说的是中华文化中，古人对于墓葬是非常重视的，对于死者的生前记录，会有神道碑、墓志铭和墓表加以记载，神道碑立于墓东南，墓志铭则埋入墓中，墓表立于坟前。在明代文人的文集中，为别人写的神道碑、墓志铭和墓表也是分别成卷的。 郑和虽然被现在的我们所重视，在永乐时期也甚得重用，但是在当时的他却没有资格修神道碑，为他爹修神道碑那是更不可能的。墓表和墓志铭是谁都能修的，不过墓表是不带铭的，带铭的是墓碑铭（中官职）和墓碣铭（低官职和无官职）。墓志和墓志铭是一定要埋进坟里去的，两者区别就是有铭与否。 与郑和同时期的杨士奇就写了很多这类作品，《东里文集》卷十二、十三是神道碑，卷十四是墓碑铭，卷十五、十六是墓表，卷十七是墓碣铭，卷十八、十九、二十是墓志铭，卷二十一是为所托母、妻写的墓志铭、墓碣铭和墓表（鄙视一下程朱理学的不平等）。 墓志铭是两块大致正方形的石板，上面一块是盖，下面一块是底，一般放在棺椁前。正规的墓志铭是需要注明四个人的，即1.撰文，2.书丹，3.蒃盖，4.镌刻。撰文就是作者，一般官职最高或最德高望重；书丹就是将墓志铭抄写出来的人；蒃盖就是用小篆将死者身份抄写的人；镌刻就是将蒃盖写的刻在上面的石板上，将书丹写的刻在下面石板上的人。1、2、3可自由组合，一人全揽也是可以的，但是一定会写撰并书、蒃。镌刻多是文人子弟，一时名匠，价格不菲，所以需视雇主财力而定，现存墓志铭镌刻署名不足一半。 李至刚在洪武初可是“以明经奉侍”才进入官场的，他会不知道墓碣铭和墓志铭的区别？他会不问书丹者为谁？蒃盖为谁？郑和会缺这点钱？这个蛋要怎么扯才圆呢？ 写墓志铭的写手未必知道死者的详细情况，故而都是请托之人给写手看记述死者生平事迹和话语的“行状”，写手据此写出能令请托之人满意的墓志铭。且墓志多为散文，铭则是四句成韵，墓志铭志能不能出彩要看水平，铭能不能写要看功底。 看这篇墓志铭，“行状”肯定是没有的，否则怎么会，爹和爷爷都是哈只，太爷爷却说了个名字。家里还有大哥，大哥还在原籍，郑和入宫多少年了？建文四年就是四品太监了，这么多年没有鸿雁传递吗？写墓志铭是一时兴起吗？也难怪网友天线宝宝要埋汰“全家人以及全村人”。 看李至刚这篇墓志铭，和礼部尚书确实是名实不符，更何况左春坊大学士就是太子的老师，不轻授的，解缙才是右春坊大学士啊！如果李至刚是这个水平，朱棣怎么可能放心让他去做帝师啊！起复之后，又怎么可能还让他在礼部仪制司去做郎中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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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石碑尺寸与袁嘉谷记载差距过于明显 按：我在前面就说过1912年袁嘉谷去昆阳没见过真正的马哈只碑，因为他的记录里只说了长、宽，没提到厚度。再有，他说的是建初尺，量碑用量字画的文人尺，这个也太匪夷所思了，所以我一直认为他是只看到了拓片，没见到真碑。 但是据网友天线宝宝所言，似乎袁嘉谷看到了原碑，那么这个事情就比较好玩儿了。建初尺其实就是虑虒尺，东汉宣帝定的尺寸，后世文人大多丈量字画和文房四宝时使用。虑虒尺或说建初尺，一尺约等于现在的23.5cm，绵点的就是藏尺了。 袁嘉谷所记尺寸是长7尺7寸和宽4尺1寸，做个小计算。7.7*23.5=180.95；4.1*23.5=96.35。我们再看碑的尺寸，“石碑通高1．65米、宽0．94米”。如果在还有人做参照物的情况下，身高1.65和1.80的人谁会区别不出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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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 王八驮石碑，王八可远不是老百姓能用的，明朝规定，只有三品以上家庭可以使用；碑宽0.94米也是不符合规定的，明朝规定五品官只能用碑宽二尺六寸。 按：明朝关于碑碣在洪武年间就有详细规定的，记载在《明史?卷六十?志第三十六?碑碣》。 关于碑的高和广，以及碑座都是有明确尺寸限制的，如下： “五品以上用碑，龟趺螭首。六品以下用碣，方趺圆首。五年，复详定其制。功臣殁后封王，螭首高三尺二寸，碑身高九尺，广三尺六寸，龟趺高三尺八寸。一品螭首，二品麟凤盖，三品天禄辟邪盖，四品至七品方趺。首视功臣殁后封王者，递杀二寸，至一尺八寸止。碑身递杀五寸，至五尺五寸止。其广递杀二寸，至二尺二寸止。趺递杀二寸，至二尺四寸止。” 这里的尺是明代的营造尺，一尺是32cm。5.5*32=176，2.2*32=70.4。由此可见，碑宽94确实是明显不符合明代要求了，而且底座应用方趺而不该是龟趺。本想去某度百科的《故马公墓志铭》去看看照片（本楼11楼就是在那抄的），找茬该碑底座，结果却找不到该词条了，我勒个去，持续关注，看看他们又准备改什么。 这里再多嘚瑟一下，关于坟的周长、高度还有石人石马摆放，以及坟墙的高度，在洪武时也是有“坟茔之制”加以规范的，具体如下： “一品，茔地周围九十步，坟高一丈八尺。二品，八十步，高一丈四尺。三品，七十步，高一丈二尺。以上石兽各六。四品，四十步。七品以下二十步，高六尺。五年重定。功臣殁后封王，茔地周围一百步，坟高二丈，四围墙高一丈，石人四，文武各二，石虎、羊、马、石望柱各二。一品至六品茔地如旧制，七品加十步。一品坟高一丈八尺，二品至七品递杀二尺。一品坟墙高九尺，二品至四品递杀一尺，五品四尺。一品、二品石人二，文武各一，虎、羊、马、望柱各二。三品四品无石人，五品无石虎，六品以下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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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网友天线宝宝的12问，其实马哈只墓碑尚有很多疑点。 碑中记载“长子文铭，奉柩安厝于宝山乡和代村之原，礼也”。而夏光南在1935年寻访此碑，并做《郑和太公墓志铭》跋中记述“于昆阳城西一里，果得其碑”，“碑后丈余有一小丘，已倾落，似即当日之坟墓。” 说这个问题要先简单介绍一下昆阳的历史沿革和区域划分。 昆阳现在是昆明市晋宁区昆阳街道，在元、明、清时晋宁州和昆阳州并列设置，民国时改称晋宁县和昆阳县，1958年合并为晋宁县，县治由晋城镇迁往昆阳镇。 现在的晋宁区下辖：昆阳街道、宝峰街道、晋城街道、二街镇、上蒜镇、六街镇、双河彝族乡、夕阳彝族乡。其中昆阳街道、宝峰街道、二街镇、上蒜镇部分、双河彝族乡、夕阳彝族乡，为原昆阳县所辖。其实与本帖内容相关的主要是昆阳街道和宝峰街道。 昆阳街道就是原昆阳县城附近区域，原来有个月山公园，现在改称郑和公园，公园位置包括“于昆阳城西一里，果得其碑”的那块马哈只墓碑和“碑后丈余有一小丘，已倾落，似即当日之坟墓”的马哈只墓（现已改为长方形）。 宝峰街道与昆阳街道（原昆阳县治）、晋城街道（原晋宁县治）并列，是晋宁区三个街道之一。为何宝峰街道地位特殊，因为在唐朝武德年间是望水县治所在，贞观年间是钩州治所在，天宝年间被废。 如图中所示，两个白色区域，上边是昆阳街区，下面是宝峰街区。多说一句，右上蓝绿色就是滇池，晋城街区在右侧，很大，因与本帖无关，所以没有出现。 宝峰街区就是原来的宝峰镇，宝峰之名是1961年取的，1958年时叫东方红公社，1958年之前叫什么呢？宝山乡！元明时期宝山乡叫什么，以我现有资料查不出来，但是道光年间朱庆椿所撰《昆阳州志》里明确记载了宝山乡。 “宝山乡在城南二十里，计四十九村，周围百余里，以大村为其乡适中之地” 《昆阳州志?卷之四?地理志上》。检索四十九村村名，无和代村之名。 明永乐三年的“宝山乡和代村”何以在道光年间的县志中宝山乡条下查不到，到了现代却又出现？为何是在昆阳街区，却非宝峰街区？如果按照《顾马公墓志铭》记叙，墓应该是在宝山乡，却又怎么跑到了现在的昆阳街区郑和公园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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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涯友何处不逢就安厝一词商榷 首先感谢老兄对本帖的关注和支持，也同时感谢老兄对另一帖“朱元璋民族成份考辨——陈梧桐（转）(转载)” 的关注和支持。估计是大家都对某门派和某人的做法颇为反感的原因。 不过就安厝一词的理解，我觉得老兄十有八九是中了某度百科的毒了，本想在40楼发评论说的，但是字数有限制，索性就开一层说了。 老兄所说常凯申之事，用的是“奉厝”，也可称为“浮厝”。而安厝原本就是安葬的意思，其实某度百科自己引的例子就说的很明白。 《孝经?丧亲?章第十八》子曰：“孝子之丧亲也，哭不偯，礼无容，言不文，服美不安，闻乐不乐，食旨不甘，此哀戚之情也。三日而食，教民无以死伤生。毁不灭性，此圣人之政也。丧不过三年，示民有终也。为之棺、椁、衣、衾而举之，陈其簠簋而哀戚之；擗踊哭泣，哀以送之；卜其宅兆，而安措之；为之宗庙，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时思之。生事爱敬，死事哀戚，生民之本尽矣，死生之义备矣，孝子之事亲终矣。” 这里“卜其宅兆，而安措之”，堪舆吉穴，然后安葬，措、厝想通。无论是《说文解字》还是《康熙字典》，厝都没有停柩之意。 后见《国语词典》中对“厝”的第二字义解释是“停放灵柩待葬”，所引用的例子是“如：‘安厝’。 《文选?潘岳?寡妇赋》：‘痛存亡之殊制兮，将迁神而安厝。’” 但是潘岳的《寡妇赋》是有上下句的，“虽冥冥而罔觌兮，犹依依以凭附。痛存亡之殊制兮，将迁神而安厝。龙輀俨其星驾兮，飞旐翩以启路。轮按轨以徐进兮，马悲鸣而跼顾。潜灵邈其不反兮，殷忧结而靡诉。睎形影于几筵兮，驰精爽于丘墓。” 虽不能见，犹不能舍。死生殊途，将要运送灵柩去安葬。殡车夜行，灵幡开路。车轮徐徐，马鸣啾啾。一去不返，苦不堪言。身姿犹在，魂魄长存。 我的翻译差点事，但是联系上下句，这里的意思也应是安葬，绝非“停放灵柩待葬”的意思。 至于安厝一词实指安葬，其例甚多，试举明代两例： “今凭东王公、西王母出备冥钱玖九之数投进地府，问到地盘，业主买到吉地一所葬母。今择十二月初七日安葬。*安厝*之后，亡者永享逍遥之福，生者常沾阴佑之恩。”地劵文，该碑刻镌刻于明朝嘉靖二十六年十二月 “不幸没于嘉靖甲午七月廿一日，享年六十有六，兹卜嘉靖庚子正月廿六日*安厝*于万安十七都泥塘寅山申向为栖身之所。谨用冥钱及九九之数币帛，依五方之色，就于后土阴官买地一区”《明故郭母高氏地券文》 至于清朝以来安厝一词出了“停放灵柩待葬”，或与康熙和孝庄有关。据《皇朝通典?卷六十二》所载。 康熙二十六年十二月慈驭（孝庄）升遐，先期面谕我圣祖仁皇帝曰：我身後之事特以嘱汝。太宗文皇帝梓宫安奉已久，卑不动尊，此时未便合葬。若另起茔域，未免劳民动衆，究非合葬之意。我心恋汝父子，不忍远去，务必於遵化安厝，我心无憾矣。再四丁宁，言之恳切，我圣祖仁皇帝涕泣受命，爰谕诸王大臣集议佥同。於康熙二十七年四月安奉梓宫于孝陵之南，为暂安奉殿，迄今三十余年矣。 据此可观，孝庄不想和皇太极合葬，理由是“卑不动尊”，那么康熙都“卑不动尊”，后世谁还能有资格去让他们合葬？然后以劳民伤财为由，不让另外建陵，只是虚词。至于“我心恋汝父子，不忍远去”，则是留下的体己借口。而“务必遵化安厝，我心无憾矣”才是心愿。 这一举措，康熙自然明白，只是舆论压力过大，所以“安奉梓宫于孝陵之南，为暂安奉殿”，这里用的是安奉，与“太宗文皇帝梓宫安奉已久”用词一致。 雍正上台后，自然是要把他爹不方便干的，他来干了。于是授命“诸王大臣九卿等会同确议具奏”，而在说事由的时候，雍正用的也是“今昭陵安奉日久……且自孝庄文皇后安奉以来”，两次也都是安奉。 诸大臣合议后回的却是“奉安三十余年”，这里是“奉安”而不是原来雍正一直用的“安奉”一词，这是大臣隐晦纠正的小心思，奉安是奉厝的意思。当然合议最后是“应即暂安奉殿定为陵寝”，雍正乐得顺水推舟，“得旨是十一月辛酉，尊孝庄文皇后陵曰昭西陵。” 故此，我觉得安厝就是安葬，自清朝康熙或雍正后，词意开始被曲解，有了“停放灵柩待葬”的意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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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早期经历一直是“早年经历不详，据推测于明平云南之战中为明军所掳。1384年（洪武十七年），傅友德、蓝玉班师南京，郑和应是随军至南京，入宫服役 ”（某度百科）。此说也确实是以前史家的推测，但是随着对《故马公墓志铭》的质疑，从而广泛查找资料的过程，感觉此说殊为可疑。 在广泛查找资料的过程中发现，永乐年间并非只有郑和一个云南籍太监，有明确证据的，现在看已有五个，分别是： 郑和，内官监太监，云南人，生卒无载（《古今识鉴?卷八国朝》）。 李谦，都知监太监，云南人，生年不详（《古今识鉴?卷八国朝》）。 李兴，内官监太监，云南大理府泰和县人，本命戊申年（洪武元年）吉月日时建生（华艺国际2017春拍会 “明永乐十五年铜鎏金释迦牟尼造像”内壁铭文）。 杨庆，都知监太监，云南姚安人，宣德五年七月死，寿年六十有四（《大明故都知监杨公墓铭》）。 洪宝，都知监太监，“公世居云南大理之太和”，“公生于庚戌（洪武三年）十月” （《大明都知监太监洪公寿葬铭》）。 五人中除李谦外，其他四人均参与了下西洋活动。李兴和洪宝都是大理人，杨庆是姚安人，属于现在的楚雄，与大理祥云县接壤。还记得前面提到过最早确认郑和故里的李根源将军吗？他当初确认的郑和故里是楚雄镇南州，就是现在的楚雄南华县，同与大理祥云县接壤。而昆阳在滇池的边上，属于中庆路，滇中核心地带。 为什么要强调大理、楚雄和中庆路，是因为在元末明初，那里的实际管控人是不一样的。当时云南大部分地区是有梁王和大理总管分别控制的，还有一部分是由各当地土司控制。 大理总管就是段氏一脉，元灭南宋就是先灭大理然后进的军，而大理段式被俘后投降元朝，因当地不时叛乱，所以又被派回云南，世袭大理总管。在元初管理范围很大，后来逐渐萎缩，元末明初实际控制大理、丽江、金齿、鹤庆等区域。滇中和滇东都是梁王把匝刺瓦尔密实际的控制区，楚雄与姚安当时应该也是梁王的外围控制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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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梁王与大理总管的关系如何呢？在元末明初时，关系非常不好。在元朝大乱时，双方就开始互相攻伐。元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四川明玉珍进攻云南，已经把昆明打下来了，梁王向当时的大理总管段功求援，后段功击退了明玉珍的部队，帮助恢复了中庆路。为此梁王把女儿嫁给了段功，并让段功住在了昆明。 但是梁王对段功很是猜忌，而且还是想吞掉大理，于是在至正二十六年，段功第二次回到昆明梁王女儿处生活时将其杀害，郭沫若为此还写了话剧《孔雀胆》歌颂段功与梁王女儿的忠贞爱情。洪武元年段功的儿子段宝袭大理总管，梁王先后七次攻打大理，均未成功，不得不讲和，给了段宝一个左丞的虚职，段宝则自封平章。当之后梁王再次受到攻击时，曾向段宝求援，段宝回信将梁王臭骂一顿，并辱及梁王女儿，词颇不堪。 明朝对于云南一直是想和平解决，朱元璋先后五次招降梁王都被拒绝，第三次和第五次的使臣还被杀了。“六年冬十二月，诏使王祎被杀于云南。七年秋八月，遣元威顺王子伯伯赍诏往谕云南。八年秋九月，命湖广行省参政吴云使云南，遂杀之”（《明史纪事本末?卷十二》）。 直到洪武十四年秋九月壬午，任命傅友德为征南将军，蓝玉、沐英为副将军，带领列侯曹震、王弼、金朝兴、都督郭英、张铨等帅军平定云南，而这一年初，段宝死了。 对待大理，明朝是“征南将军傅友德克云南（昆明），授段明（段宝儿子）为宣慰使”。但是大理提出“请依唐、宋故事，宽我蒙、段，奉正朔，佩华篆，比年一小贡，三年一大贡”，傅友德断然拒绝，后大理再致书“汉武习战，仅置益州。元祖亲征，祗缘鄯阐。乞赐班师。”傅友德回书，最后一句是“我师已歼梁王，报汝世仇，不降何待？” 后见大理没有反应，洪武十五年蓝玉、沐英出兵大理，一战而下，献俘南京。“帝传谕曰：‘尔父宝曾有降表，朕不忍废。’赐长子名归仁，授永昌卫镇抚；次子名归义，授雁门镇抚”（《明史?卷三百十三?列传二百一》）。同在该卷尚有记录，“段氏有大理，传十世至（段）宝。闻太祖开基江南，遣其叔段真由会川奉表归款”。 明田汝成著《炎徼纪闻?卷四》也做类似记录，“（段）宝闻高皇帝龙兴，奉表归款，上降诏答尉之。（段）宝寻卒，子（段）明以洪武十四年继为宣慰使。” 会川就是现在凉山彝族自治州会理县，由大理走“闰盐古道”可达凉山，据此可以入川。而奉表归款一般都是要携带礼物的，多是特产或能让皇帝认为你尽心了的事物。由大理进入四川明王朝管辖地，途中路不好走，还要经过很多土著所居地，金银等贵重物品和马匹绝非首选，而当时大理所处位置颇为荒僻，所以能拿出手的东西并不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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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宦官来源很多，其中自中唐始，有一种来源被称作“南口进献”，其实就是拐卖儿童。唐宪宗曾经发诏书禁止，“比闻岭南五管并福建、黔中等道,多以南口饷遗,及于诸处博易,骨肉离析,良贱难分。此后严加禁止,如违,长吏必当科罚”（《旧唐书?本纪?卷十五》） 旧唐书还遮遮掩掩，新唐书就直接曝光了。房启由容管（广西荣县）节度使调任桂管（桂林）节度使，结果使者到了房启怕使者索贿太重，说五日前已接到诏书。使者要来看了立刻急眼，回京就向宪宗告状。这个事情牵涉太深，唐宪宗也急眼了，直接彻查。结果是“（房）启自陈献使者南口十五,帝怒,杀宦人,贬启虔州长史,死。始诏五管、福建、黔中道不得以口馈遗、博易,罢腊口等使” （《新唐书?卷一百三十九?列传第六十四》） 南口进献自中唐以来从未断绝，两广、福建、湖南、云贵川均未幸免，与郑和一同多次出使西洋，并列正使的内官监太监王景弘就是福建人。 所以我们有理由推测，段宝派遣使者，押送一批来自大理及其周边，没人抢夺、易于管理，并可自己行走的8-10岁儿童，作为奉表归款的进献礼物送给了明王朝，这些儿童包括郑和等五人。 郑和的故里，并不是滇中腹地中庆路的昆阳州，而应是在大理或大理周边地区。当初李根源将军的判断，楚雄南华县是郑和故里合乎此逻辑。 这里再说一个，我在广泛查证的过程中，无意间看到了黄懿陆《郑和姓氏源自南华考释》一文，其中因不敢说马哈只碑为伪造，故而投鼠忌器，说郑和幼年被收养在楚雄南华县虽可笑，但是文中“二、郑和为什么姓郑？”项下“（二）马三保因为流落南华为郑姓人家收养改姓可信”，却透露出一个非常有趣的隐秘。 “时任楚雄州政协副 、楚雄师院教授马旷源在《幽闲鼓吹》一书中的《郑和故里》一文有如此记载：‘知道南华是郑和故里并保有李根源的亲笔题字碑，已是好多年以前的事了，也曾亲自踏访。但因省内刻意炒作昆阳郑和故里，时任云南大学党委书记、云南省回族研究会会长的高发元先生与我相约：暂不宣传南华，全力打造昆阳。为大局计，我沉默经年……’看来，这样的事确实存在，并非空穴来风。” 其实郑和是不是昆阳州人，甚至马哈只碑真伪，圈内人恐怕早就知道，只不过“为大局计”，所以都缄口不语，让我们这种野路子的来砸出缺口。真想来一句国粹，忍了，砖家横行的时代。 另，从时间和年龄上，也不支持被掳说。今天太晚了，有时间再继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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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宝“遣其叔段真由会川奉表归款”是具体哪一年，我没有查到，但是《明太祖实录?卷九十二》记载洪武七年八月，明朝派遣原元朝官吏带诏书去云南，并且提到大理没有派遣使者入朝。 甲辰，遣故元官赵元佑、 张进、 沙德成，赍诏并织金文绮，赐元左丞阿里，仍遣来失伯里等同还, 因赍诏谕大理曰：“始因有元失驭，海内云扰，华夷无主。朕自洪武元年戊申秋八月，群雄尽平，复我汉人故国，统一中夏，于今七年。四夷诸蕃皆已称臣入贡，惟尔大理未尝遣使。近稽载籍，大理在唐宋时受封王爵，至元削去国名，止称土官。今其国乃元君遣派梁王者王之，未复故封。朕命臣僚议，准唐宋故事，封尔段氏为大理国王，故遣使先谕朕意。使回，当发印诰，令尔王臣开国理民，同享承平之福。尔其审之。 由此可知，洪武七年八月，明朝开始向段氏抛出了橄榄枝。至于这份“赍诏”到了云南后，能否到达段宝之手，明朝未必关心，纸里包不住火，诏谕内容知道的人那么多，段宝在昆明不会没有眼线，早晚都会知道的。 段宝在元的职衔是“赞善大夫，云南诸路行中书省左丞，大理顺宁宣慰司土官宣慰使”（《大光明住持瑞岩长老智照灵塔铭并序》）。段宝的实职就是宣慰使，所以傅友德授段明的也是宣慰使。而段明却提出“请依唐、宋故事，宽我蒙、段，奉正朔，佩华篆，比年一小贡，三年一大贡”，估计就是与这份诏书中“准唐宋故事，封尔段氏为大理国王”相对应的。 通过这份诏书，还可以推断段宝派遣使者的上限时间应是洪武八年，段宝死于洪武十四年，那么段宝派遣使者的时间范围就应该是在洪武八年至洪武十三年之间。 这五个云南籍太监，杨庆和洪宝分别有墓志铭和寿藏铭被发现，其中提到关于入宫年龄分别是，“发始垂髫，入侍皇宫”和“公生俊伟，以龆年来京师”。 垂髫：古时童子未冠者头发下垂，因以“垂髫”指童年或儿童（《辞海》第七版）。 龆年：儿童换牙的年龄，指幼年（《辞典》修订版）。 据此观之，垂髫和龆年两词都是指幼童，即使我们用今人的计算标准，年龄上限也不超过12岁。 杨庆“宣德五年七月死，寿年六十有四”，宣德五年（1430），死时64岁，那么他出生在元至正二十七年（1367），他的上限是洪武十一年（1378）。 洪宝“生于庚戌十月”，庚戌年指的是洪武三年（1370），小杨庆三岁，他的上限是洪武十四年（1381）。 “傅友德遣使以故元威顺王之子伯伯及梁王家属三百一十八人送京师”，这是傅友德第一次献俘，时间是洪武十五年（1382）三月。而平定大理后的第二次献俘，“（洪武）十六年春二月，傅友德等遣人送故元云南右丞观音保、参政车里不花及渠长段世等一百六十人至京”，这个更是差的多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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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对上一楼做一个修改。 “凡童子，十五岁以下”《宋史?选举志二》，所以杨庆的上限修改为洪武十四年（1381），洪宝是“龆年”，所以上限不变。 今天查到《增订南诏野史?卷下》说“太祖洪武辛亥四年，（段）宝降于太祖，上奏……专差段贞、王伯鹘驰奏以闻。太祖诏谕答之。”但是该卷还提到“时有蛮舍兴者，自元江攻入鄯阐，（梁）王惧欲出奔，（段）宝以唇齿之故率兵救之，击走舍兴。王德宝，升为武定公。”升武定公是“宣光元年勅”，元宣光元年就是洪武四年，此事于理不合，且与洪武七年诏谕也不合。 段宝之父段功死后，梁王就一直在攻打大理，直到段宝位置稳固才做吧，故此有理由相信，段宝如死，梁王将会继续进攻大理，达到吞并的目的。 故此，段宝派遣使者的时间最可能的是知道洪武七年诏谕内容后的洪武八年和病重之后的洪武十三年。 而且《太祖实录?卷一百三十三》记载“（洪武十三年八月乙巳）占城国王阿答阿者遣其臣大并仑等贡象及侍童一百二十五人”可见。洪武时期进献“南口”之事依然存在，而且规模不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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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宝寿藏铭图片及碑文如下： 篆盖 碑文 大明都知监太监洪公寿藏铭 赐同进士出身脩职郎行人司行人广右周凤撰 征仕郎中书舍人姑苏姜孟圭篆额 赐进士出身前翰林院庶吉士吴门殷冔书丹 寿藏铭者,太监洪公存日而作也。公名保,字志道。乃自叹曰：人生在世，如驹过隙，与其身后之有为，孰若生前之早计也。于是置地一所于京南建业乡牛首山之原，祖堂禅寺之左，鸠工砌圹，上下周完，命前进士殷君爵述状，请铭于余，余固辞弗获。按状，公世居云南大理之太和。祖讳长莲，娶杨氏。考讳赐，妣何氏。公生俊伟，以龆年来京师。洪武己卯，从侍飞龙于潜邸。爱其聪敏慎密，俾常随左右。永乐纪元，授内承运库副使，蒙赐前名。充副使，统领军士，乘大福等号五千料巨舶，赍捧诏敕使西洋各番国，抚谕远人。永乐丙戊，复统领官军铁骑，陆行使西域临藏、管觉、必力工瓦、拉撒、乌斯藏等国。至宣德庚戌，升本监太监，充正使，使海外。航海七度西洋，由占城至爪哇，过满剌加、苏门答剌、锡兰山，及柯枝、古里，直抵西域忽儿膜斯、不丹等国。及闻国外有国天方，在数万余里，中国之人古未尝到。公返旆中途，乃遣军校谕之。至则远人骇其猝至，以亲属随公奉XX效贡。公所至诸国，莫不鼓舞感动。公为人外柔内刚，恬静寡欲，尤能宣布圣命，以德威肃清海道，镇伏诸番，虽国王酋长、雕题枿服之人闻公之来，莫不归拜麾下，以麒麟狮象与夫藏山隐海之灵物、沉沙栖陆之奇宝同贡天朝，稽颡称臣焉。公生于庚戌十月二十五日戌时。弟一人，曰接。侄二人，长曰子荣，次曰子诚。从孙二人，金刚、福安。吁！公春秋六十有五，康强无恙，尚能乘槎泛海，竭忠报效。所得恩赐内帑财物，不专己用，捐舍宝钞五百千贯，修造祖堂寺轮藏一座，又建东峰庵一所，度剃十二僧。好善不倦，奉使公勤，知其有国，而不知其有身。预为此圹者，使住世弟、男知所奉祀焉。遂铭曰： 猗欤皇明，统御万国。服之以威，怀之以德。极地穷天，罔不臣妾。寔维奉宣，殚厥心力。我公桓桓，合为首功。风颿海舶，远迩必通。所至披靡，孰有不从。群星共北，众流趋东。维公之力，博望寔同。牛首之下，祖堂其友。水秀山明，鬼神呵守。万古千秋，藏斯不朽! 宣德九年岁次甲寅孟冬六日立，四明胡彦訚镌。 该碑长57cm，宽57c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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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庆墓志铭没有找到原碑图片或者拓片的图片，只有碑文，如下： 大明故都知监杨公墓志铭 文林郎监察御史陈芸撰文 征仕郎中书舍入姜滓书丹 征仕郎中书舍人刘素篆盖 都知监太监杨公庆，宣德五年三月二十四日奉敕差来镇守南京，其年四月十九日到，遂病，不能视事。以七月二十二日终于三山里第，寿年六十有四。卜以八月二十八日葬于城南窑头山之原。前期，中书舍人姜孟珪率其养子杨仁等拜而求铭，辞不获，乃按状而为之铭。铭曰： 杨氏之先，派出南滇，厉世显贵，簪紱蝉联。父曰寿奴，万户姚安。母曰赵氏，德容克完。是生我公，际会云龙。发始垂髫，入侍皇宮。出入內庭，谨密志诚。圣情欣悦，赐以庆名。祇奉天戈，克平内难。厥功居多，恩升太监。扈驾北征，再镇永平。胡人远遁，赫有声名。上念其劳，复怜其旧。重惟南京，命公镇守。宠锡既隆，公心实喜。胡为南来，一病弗起。吏民失望，部属感伤。公卿奔吊，车马盈廊。 生既显荣，官为中贵。寿过六旬，死复何愧。吉日令辰，将以窀穸。窑山之原，是公玄宅。我本无文，忝曾荆识。中书属我，命题墓石。 文虽不工，事则确实。 用勒坚珉，以昭无极。 从仕郎中书舍人胡廷铉仲子彦訚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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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至刚身为礼部尚书，家中父祖就“明书诗春秋”，自己本人“少颕敏不群”，“诗文有清思”，后来“洪武戊辰举明经”，随后“奉命侍懿文太子”，而且“初授祠部试郎中既实授”。 赵孟坚的水仙图如此有名，收藏之人都找他题跋作诗，可见其当时的书画地位。“水精宫阙夜不闭，仙子出游凌素波。何事低头弄明月，不知零露湿衣多”也是一气呵成，若说写给朱棣身前红人父亲的墓志铭这个水准，就不怕旁人笑话？更何况永乐三年端午之前，他已被朱棣当庭训斥，冷落数月，以他的人品，不想借机写一篇花团锦簇的文章笼络郑和？这么一幅呆板多肉的颜楷，朱元璋和朱棣又怎么会让他去辅导太子呢？ 上一幅李志刚的行书，大家品鉴。 上一幅李志刚的行书，大家品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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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楼也有问题吗？我也是服了，继续拆。 涯友何处不逢在60楼对于南京马府街是因为郑和府邸而得名提出了质疑，我也觉得不可思议，于是去查了一下。 南京类似地名颇多，能够与洪武永宣相关的也是有几个的，试举几例： 瞻园，原大功坊，徐（达）中山王府； 常府街，常（遇春）开平王府； 李府街，李（文忠）岐阳王府； 邓府巷，邓（愈）宁河王府； 府西街，沐（英）黔宁王府； 汉府街，汉王府，初为陈友谅之子陈理，后为朱高煦； 张府园社区，张玉（护驾朱棣而死，永乐荣国公，洪熙河间王）之子，张辅（四征安南，三擒伪王，后战死于土木堡）英国公府； 李府巷，李（善长）韩国公府； 信府河街，汤（和）信国公宅； 蓝家庄，蓝（玉）凉国公府； 刘军师桥，刘（伯温）诚意伯府； 杨公井巷，杨荣（三杨之一，历仕四朝，赠光禄大夫、左柱国、太师）府。 南京确实有个马府街，在秦淮区太平南路东侧。看看前面那些介绍，郑和的功劳，以今人眼光看来，或足以和那些人并列，但那是在明代中前期，还是一个太监，怎么可能和前面提到的那些人并列？ 马府街与郑和扯上关系，始见于清道光年间金鳌所撰《金陵待征录》，其中卷三有记“马府街在栏杆桥。《澹墨小纪》郑和本姓马，家于此。” 《澹墨小纪》查不到任何记录，包括作者信息和刻版时间，疑为私人笔记，未能出版，估计抄本都未必有。 郑和如果姓马，那么郑就是赐姓，给郑和多少个胆子，他敢在南京府邸牌匾上写个马府？前面已经确证过，朱棣还没打进南京时，郑和已经叫这个名字了，又怎么可能出来个马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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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楼我拆成了三段，第二段发在76楼也被删了，我修改了一下，再发出来试试。 如果说这个马府是在永乐迁都之前存于南京，那么主人最有可能是一位色目人，被称为色(回)目(回)大师，朱元璋也赞其为不朽智人的马沙亦黑马哈麻。 到底马沙亦黑和马哈麻是哥儿俩，还是马沙亦黑是尊号，马哈麻是名字，他们自己门内还在打，我就更搞不清了。 色(回)目(回)司天监设置始于元代，徐达打下大都，送回南京一批大都藏书，内种一小部分，前后送过来的元朝色(回)目(回)司天监的人都不认识。据说是随冯胜归附而来的人中，有色目天文学家，也就是马沙亦黑马哈麻很有学识。后来也确实翻译出很多书籍，内中有一部分涉及天文和占卜，最有名的就是《色(回)目(回)天文书》。 此书一成，朱元璋就发了一道敕书《翰林编修马沙亦黑马哈麻敕文》，其文如下： 朕闻君子之道行，是为万幸。君子之道不行，是为不幸。非道不行也，乃是君子之不才，致道有滞于一时。吾中国之文，始八卦以代结绳，而编简至于方册。流传古圣人之言莫不备载，万物性情造化无所不该焉。洪武初，大将入胡都，得图籍，文皆可考。惟秘藏之书数十百册，乃乾方先圣之书，我中国无解其文者。闻尔道学本宗，深通其理，命译之。今数月所译之理，知上下，察幽微，其测天之道甚是精详于哉。乾方之书秘书，非尔安能名于中国，尔非书安能名不朽之智人。特命尔某为翰林编修，汝其敬哉。 《高皇帝御制文集?卷八》 作为色(回)目(回)司天监的老大，虽然在洪武三十一年，并入钦天监色(回)目(回)科，但依然在任职。后来永乐迁都，马哈麻是留在南京钦天监的，而且这种天文历法计算，不归于奇技淫巧，所以这种技术官僚基本都可以世袭，待遇都很高，有个府邸且一直传承那是很正常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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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73楼第三段 不过这个门派最喜欢干的就是编造家谱改写历史，这个马家也是不能免俗，看了某度百科马沙亦黑词条，不禁忍俊不住。 “我祖（马德鲁丁）长子沙亦黑公，字仲德，招为驸马，赐配十三公主。因马皇后敬爱皇亲，且赐姓马氏，乃马皇后外家姓也。因我祖执掌钦天监，有测天文之学，皆称为大测先生，复蒙赐我马氏大测堂堂号。” 这么说倒是把马府坐的严严实实了，但是“赐配十三公主”又怎么说？明朝公主成年时就有封号，最迟出嫁时也是一定有封号的。朱元璋16个公主，就老十和十三两个没有封号，明显的早薨，居然整出来一个“赐配十三公主”，历史发明家名不虚传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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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篇《故马公墓志铭》读来总有一种感觉，那些熟悉的遣词用语，就是不像明初的，更像清初的。尤其是“公生于甲申年十二月初九日，卒于洪武壬戌七月初三日，享年三十九岁”一句，感觉颇为诡异。 让我觉得诡异的主要是“享年三十九岁”，这个怎么看也不像是明初的用法。那么古人一般是怎么表达，我试举几例，如下： 明之前： “禀命不融，享年四十有二，以建宁二年正月乙亥卒”，东汉蔡邕《郭有道碑》 “享年三十有五，殁世于夏阳县之私第”，唐代元稹《夏阳县令陆翰妻河南元氏墓志铭》 “治平三年丙午十二月十日终，享年三十有九”，北宋《宋故华原郡夫人杨氏（王韶夫人）墓志铭》 “享年四十有八。实生于宋之咸淳丁卯”，宋末元初《顾伯瑜墓志》 “享年六十有六，三夫人石氏、田氏、路氏，子男三”，元代《少中大夫嘉定路总管赵公神道碑铭》 元末明初和永宣期间： “忽感异疾,賫志以殁,君子惜之。享年五十有九”，元末黄溍《屏山处士王君墓志铭》 “未几，卒于官，实至正辛卯冬十月二十三日也，享年五十有八”，元末明初宋濂《元故翰林待制朝散大夫致仕雷府君墓志铭》 “又明日，出视漕舟，竟不起，享年五十有七”，明杨士奇《故骠骑将军左军都督府都督佥事王公神道碑铭》 “公生至正辛酉九月十九日，没洪武辛亥七月十三日，享年五十有一”，明解缙《吏部尚书陈公墓志铭》 “乙未正月，卒于北京，享年四十有七”，明曾棨《内阁学士春雨解先生行状》 现在再看“享年三十九岁”，就会发现三十九在和享年连接时，多被选用三十有/又九的表达，元明之时直接表述为享年三十九并不多见。 但是享年三十九岁之说是没有的，至少在元末明初直至永宣期间是没有的，因为享是敬辞，年三十九就是三十九岁，享年三十有九/三十九就已充分表达，这个岁字是多余添加的， “那娘子戊寅生，属虎的，新年恰好九十三岁”，《水浒传》二十四回 “那娘子是丁亥生，属猪的，交新年恰九十三岁了”， 《金瓶梅》第二回 明代口语说三十九应该很平常了，但是在墓志碑铭这种需要书面语的地方用口语，还不是很普及，所以享年+数词+岁，这个结构在清才普及。 “听见贾母喉间略一响动，脸变笑容，竟是去了。享年八十三岁”， 《红楼梦》第一一○回 这个时候，小说中已经可以这么写了，曹雪芹也是大文豪了，所以那个时期的墓碑或有这么写的，但是大部分文人还是习惯沿用古法。 “清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十九日，浙江提督、新会奎垣张公薨于位，春秋六十有六” “王父生于甲子年七月十四日辰时，卒于壬寅年五月初八日未时，享年三十有九……父讳经，字式天，号贤之，嗣封延平王。生于壬午年十月初二日未时，卒于辛酉年正月二十八日寅时，享年四十”，明末清初郑克塽《郑氏附葬祖父墓志铭》 “清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十九日，浙江提督、新会奎垣张公薨于位，春秋六十有六”，清末民国梁启超《清建威将军浙江提督张公神道碑铭》 古玩界有个小笑话，不是商周的，是上周的。所以说，《故马公墓志铭》也不是永乐的，是可乐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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