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煮酒论史] 洪水、大禹、古蜀、夏、三星堆与华夏文明[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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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论史]洪水、大禹、古蜀、夏、三星堆与华夏文明[第1页]

作者:字水一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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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86年一二号祭祀坑发掘之后，三星堆六个祭祀坑的新发现再次引起了世人的高度关注。其中凝聚了古蜀人奇思妙想，又具有超时代工艺水平，精巧绝伦的青铜器、金器、玉石器在让人惊叹不已的同时又引起了深深地疑问：三星堆这样一个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超凡的青铜文明为何史籍中没有只言片语的记载？那些风格独特的造型为何在后世也几乎没有任何痕迹？虽然现在众口一声指三星堆文化作为一个特别显著阶段的古蜀文化是多元一体的华夏文明重要的组成部分，但谁也说不出在20世纪30年代三星堆文化的各种器物开始重新面世以前的三千多年中三星堆文化对华夏文明到底有什么贡献？

    关于这些问题的思考我在过去的帖子《大洪水与大禹治水给华夏文明作出的贡献》《汉字的诞生——大洪水和大禹治水对中华文明的影响》以及在涯友cdnwpu2019的帖子《古蜀史话》和《考古启示录——解密中华文明的峥嵘岁月》中的发言都有涉及。由于这些内容比较零散，那边楼太高，不大容易让人了解，也由于涯友cdnwpu2019的鼓励，所以再开一贴，把有关三星堆与华夏文明关系的思考串联一下，使其能更清晰的呈现。为了能更快地进入，我这次准备换一个方法。先亮出结论，然后再一步一步解说。

    根据已有的文献典籍和迄今为止的考古发现，可以得出一幅距今约4000年前古蜀及中原文明演化的概略图景。这个时段的开始，文明还处于萌芽阶段。虽然这时已出现了许多考古学文化，如仰韶文化、龙山文化、良渚文化、石家河文化,宝墩文化，等等等等。华夏文明的老祖宗们已经会制作精美的玉石器、陶器。拥有相当程度的种养殖技术、纺织技术、建筑技术。甚至还发展出具有一定记事表达能力的图像符号和城市的雏形。但是这些文化恰如天上繁星，虽然灿烂却相互独立。在这些文化所属的遗址内基本上都是单一的文化形态。某些存续时间比较长的遗址中可以观察到文化替代现象。但却看不到不同文化近距离同时共存，交流融合的现象。华夏文明的多源己经出现但还未汇流。这时华夏大地上出现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件。它不但促使华夏文明的多源汇流，而且还塑造了华夏文明的基本气质。这个事件就是大洪水的发生及由之而来的大禹治水和民族大迁徙融合。

    在多种古代典籍中都记载大约距今4000年左右华夏大地原有人居住的地方发生了一场时间持续至少20多年，规模“浩浩汤汤，怀山襄陵”的大洪水。根据华夏范围内的地形地貌地质和气象条件，能形成这样洪水的情形只有唯一一个。就是长江三峡出现超大规模滑坡形成了海拔标高400米以上的堰塞坝堵死了长江水道。根据水文资料，只需几年就可以在四川盆地内形成面积十万平方千米以上的堰塞湖（我在《大禹治水发生地及过程的实证》帖中有详细论证）。这场洪水产生了两个在华夏历史上非常重要的直接结果。

    第一个，是西羌人首领大禹联合盆地内受洪水影响的多个部落，其中最重要的是通过联姻盆地东部靠近三峡的涂山氏部落结成了治水联盟。通过长达十多年的努力，使用耒耜、竹木棒、绳索等原始工具，同时借助水力冲刷，拆解了堰塞坝，重新疏通三峡水道，使盆地内的大洪水得以消除（治水工程的可实现性在前面提到的帖子中也有论述）。大禹治水这场行动对塑造华夏民族在面对灾难时不靠天不求神自力奋进精神起了关键作用。对后世子孙通过艰苦劳作改变生存环境提供了成功的示范。是华夏民族能拥有不屈不挠精神和勤劳实干品质的根本。纵观世界上其它民族历史，都没有这样的大事件和这种类型的领袖人物。因此这也是华夏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要素之一。

    第二个，根据考古发掘距今4500-4000年间在现成都平原上存在一个大型居址，或者城址群。这些居址的面积有几十万甚至数百万平方米。据此估计每个居址的居民可有数千，个别可能上万。加上中小型居址和零星居民点的居民，当时盆地内整个人口应该达数十万。古籍记载大禹治水前洪水持续超过十年，大禹治水用时十三年。姑且不论这些数据是否完全可靠，至少可以肯定在相当长时间内，盆地内居民大部分原有的生活范围将不适宜继续居住。在洪水发生和大禹治水期间原住民除少部分留守盆地内高处和跟随大禹治水外，大部分将从盆地外迁去寻找适合的宜居地。文献考古人类学语言学等多学科的研究表明川南滇黔多个现代少数民族都与4000年前左右氐羌系族群的南迁有关。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对中原地区郝家台遗址余庄遗址瓦店遗址二里头遗址的人骨分析也表明，属4000年前龙山文化的个体较为高大，与山东大汶口文化的个体相似。二里头等地后期的个体相对较矮，大量带有西北族群的特征。而且骨骼分析显示有迁徙的经历。加上古文献中“禹出西羌”和夏人为西羌人的多个记载及古天文学研究成果，可以肯定大部分外迁的古蜀盆地是沿当初从西北经岷江嘉陵江沱江进入盆地的老路返回青甘陕交界处一带，然后再顺渭河而下到达中原河洛地区。

    过去学界对若干史籍都记载的大禹治水态度一直非常矛盾，对事件的真实性信与不信都是问题。信的人有说治水地点是在黄河上游，也有说就在三门峡，还有说在淮河下游的涂山，等等。然而过去的说法没有任何一个可以让人信服。这些地点要么可能发生的洪水规模范围都太小，不可能形成“浩浩汤汤怀山襄陵”的景象；要么洪水持续时间不可能长达几十年；要么那些劈山开河的伟业以当时的工程能力根本就办不到。于是有人不承认大禹治水的真实性，认为那只是被夸大的充满神话的传说。但是这种看法无法解释为何会凭空产生这样一个对华夏民族特质形成有关键作用的传说。也无法解释传说中会有很多大禹治水的发生地。
    这些矛盾产生的根本原因就是没能正确找到大禹治水的真相。也没有认识到古蜀人因洪水东迁中原为夏人的事实。如果承认了大禹治水是疏通了三峡因滑坡而堵塞的长江水道，肯定夏人就是因洪水东迁的西羌系古蜀人，那么华夏文明早期的一些关键问题就可以得到完满解决。

    一、华夏民族多源汇流。
    根据考古，在大约4000年前，华夏的核心地区，包括现川陕甘青蒙辽晋冀鲁豫苏皖鄂赣等地散布有大量新石器晚期人类聚居地。这些居址分属多种考古学文化，如红山文化，仰韶文化，兴隆洼文化，良渚文化，龙山文化，石家河文化，等等等等。其中还有些细分类型或阶段。每个居址呈现的都是单一的文化类型。而且在一个较大区域内的多个居址也属于同一个文化类型。这些居址所属的文化类型也会有改变，但在一个时间段只属于某个特定文化。
    这种情况在距今大约4000年之后就发生了变化。大型遗址中出现了多种文化成分。在几十公里的距离内也出现了不同文化犬牙交错的现象。根据体质人类学和分子生物学的研究，很多遗址中并不是只有单一的族群。像二里头除有身材较高与东夷族群相近的人群之外，大量的是身材矮一些与西北族群相近的人群。而且还发现有人群曾生活在不同地域，有远程迁徙的历史。这种现象主要发生在典籍里中原夏人活动的区域。即河洛、晋南冀南豫北淮北一带。根据古代天文学考古研究，在这些区域普遍存在祭祀参星的习俗。而参星是白虎星座的主星。传统上是西羌人主祭之星。这些及其他一些证据都可以说明夏人就是东迁的古蜀人。他们大量快速进入中原，与原有多种地方文化产生了深度接触。并且因人口数量超过原有居民，很容易就站稳了脚跟。东迁的古蜀人本身是由多个族群组成，他们刚进入中原时的社会状态从考古发现看是松散的部落集群。还没有明确的部落联盟存在的证据。更不用说形成国家政权。根据宝墩时期古城群存在的情况，这些东迁蜀人部落按习俗没有太多的扩张意愿和征服的追求。另一方面因东迁族群人口数量较大，原住族群对他们构不成太大威胁，因此也不具备同化东迁古蜀人的能力。这样东迁的西羌系古蜀人就与周围的原有族群形成了共存融合的局面。

    二、汉字的形成
    文字一般来说是用来记录语言的。也就是用一些字母或图形符号记录语言的发声。例如拉丁系文字、韩文、日文假名等等。这样的文字称为表音文字。这些文字的记音符号每种大抵都只有几十个。多的四五十个，少的二三十个。全部文字都由这几十个记音符号（通常叫字母）组成。然而汉字却是世界上现存各种文字中独特的一种。每个汉字都是一个特殊的图形。有多少个汉字就有多少个图形。甚至一个汉字还可以有多个书写形式。汉字的构成基础不是表音，而是像形、会意和指事。
    语言学中一些资料告诉我们，汉字之外的那些文字在最初也有象形阶段。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古埃及圣体文和希腊线性文。都是从最早的一些图形符号逐步演化成表示一定音素的字母符号。五大古文字中另外的楔形文和玛雅文也是同样，早期是象形，后期也出现一组固定的表音符号。文字若是起源和发展于持单一语言的民族，那最后一定会变成表音文字。这是一个普遍规律。事实上在后来中国各个持单一语言的民族中产生的成熟文字，如蒙文、藏文、彝文等等，毫无例外都是拼音文字。根据国内一些研究者对长期流行于古巴蜀地区的巴蜀图语的分析，一部分巴蜀图符也存在表音可能。实际上汉字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也越来越出现表音的趋向，表音的字越来越多。据统计现代汉字中百分之七十以上是形声字。
    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文明初现时，华夏范围内多个考古学文化都产生过复杂程度不同的表意刻符。如大地湾文化、仰韶文化、良渚文化、屈家岭文化、大汶口文化、双墩文化，等等。为什么这些表意刻符都没有进化成拼音文字呢?
    一定有一个非常的事件打断了从图形符号进化到拼音文字的过程。汉字的发生说明一定发生过一个大事件，促成了若干个不同语言族群的深度接触。而且这种接触大部分应该是非战争性的，有大量和平状态下的物资和信息交换。考古发现和甲骨文记载都证实这种接触和交换的存在。古籍中也保留有这方面的内容。商人先祖中有个叫王亥，生活时间依甲骨文记载推算大约在3800年前。他就曾专门从事多边长途贸易。在不同语言族群之间的贸易等相互接触交流活动中，必定会产生对能相互理解的可记录信息的需求。那么合乎逻辑的结果就是在各自的表意刻符的基础上形成以像形会意指事为基本要素的图形文字。而且如果在这种文字的成熟过程中不断有持不同语言的族群加入到这个过程，这种文字就不会演变成拼音文字。让多种考古学文化中的表意刻符演化成图形文字而不是拼音文字的大事件正是大洪水引起的古蜀人向中原的大迁徙。正是这次大迁徙形成了多族群的共存。而也正是这种共存产生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汉字。

    三、三星堆文化与中原及其他地区文化的关系
    在三星堆文化的研究中，过去有个问题始终未能解决。就是三星堆在进入史籍中的夏代开始就一直有中原、长江中下游及西北等地的文化元素渗入。既有较早的玉琮、铜牌饰，也有晚一点的铜尊、罍等。但是这些文化元素都是以个别的形式存在而不是以来源文化整体的形式进入。而且来源文化中的一些重要元素完全不见于三星堆。三星堆文化的主体是独立的。那么三星堆文化与其他文化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如果承认了古蜀人因大洪水部分东迁中原，那么三星堆与其他地区的关系就很容易说明。根据古籍记载和网友在我《大禹治水发生地及过程的实证》帖中提供的地理资料，在洪水淹没区到达川西平原时盆地内仍有零星和连片的山地露出水面。如川东平行山岭和龙泉山等。这也是洪水“浩浩汤汤，怀山襄陵”景象的来由。盆地内原住民除大部分外迁，还会有部分留守高地。跟随大禹治水的就在其中。这些留守民个别的核心居址就很可能成为外迁族群精神上的祖源地和朝拜祭祀的中心。就像后世两场大移民中的洪洞县大槐树与麻城县孝感乡一样。
    三星堆就极有可能是这样一个朝拜祭祀的中心。三星堆位于广汉小平原。靠近龙门山沱江几条支流的出山口。也是岷江入沱江水系的流经地。早期羌人从川西沿岷江沱江河谷进入盆地平原地区时三星堆是最好的落脚处之一。营盘山、桂园桥等遗址及三星堆遗址本身都显示出这一点。三星堆海拔470米左右，地势较高。根据我在《大禹治水发生地及过程的实证》中的分析，大禹治水时因长江三峡堵塞引起的大洪水只到了成都平原西南部，还到不了三星堆。因此古蜀民为躲避洪水沿岷江河谷重返陇山一带再顺渭河东迁中原时，三星堆就成为散居古蜀民集聚的出发地。外迁的古蜀民在新居住地安定后不时返回精神上的祖源地朝拜祭祀。这样就可以在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持续把其他地方的文化元素带到三星堆。三星堆青铜文明的辉煌很大程度上是依靠了朝拜者的贡献。三星堆在距今3100年左右时的衰落，当时猃狁在陇山一带的兴起阻断了中原与三星堆的联系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三星堆与中原的这种关系也能很好地说明为何在中原会多处流传有大禹治水的事迹。这些传说中在中原的大禹治水发生地全都在夏文化分布区内。是东迁的古蜀民把大禹治水的事迹带到了中原。然后被后世的崇拜者附会。

    承认大禹治水是疏通长江三峡和古蜀人因洪水发生大迁徙还可以解释华夏文明形成早期的一些谜题。留待以后有时间再说。

古史辨现世已快百年，然而社会上知道其基本观点和论据的仍然不多。对夏商以前的历史。很多人还是死抱住古典不放。总觉得能从中读出前人未能看穿的隐秘信息。

一直有种很偏颇的观点，认为去掉了三皇五帝就等于是否认中华文明的悠久。这种观点相当狭隘。与邻居把据称活了一千九百多年的某君和把不知何时何地降临的什么照大神当成始祖没什么两样。把三皇五帝作民族神话可以，但作真实历史不行。中华文明的真实性是由八千年贾湖骨制音乐文化、七千年仰韶大地湾彩陶文化、六千年河姆渡黑陶干栏建筑文化、五千年良诸红山玉文化、三四千年二里头殷墟三星堆青铜文化等等等等数不清的文明遗迹所证实。
我们的老祖宗有比三皇五帝更加文明更加辉煌的业迹。难道真有人愿意把石岇那位把几十位少女的头颅拿来奠基的统治者当成华夏文明始祖—黄帝？谁又会相信陶寺遗址显示出的一场血雨腥风会让炎帝黄帝打成了哥俩好？

    @desertedtown 2022-07-25 16:57:43
    二里头明显是在大洪水之后发展的，地质学考古也证明二里头是建立在淤泥层之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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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里头遗址位于伊洛河的冲积扇上。冲积扇是多次洪水形成。所以二里头遗址下面有淤泥层是正确的。但是这多次洪水不包括大禹治理的大洪水。这一是因为洛阳盆地太小，仅约1000平方公里，四面环山中间是冲积平原。即使是完全被水覆盖也没有“怀山襄陵”的景象。二是没有积水持续二三十年的条件。
    二里头从现在考古测年数据看确实在大禹治水之后。根据甲骨文记载商的先祖从太乙，也就是汤还可以上推十二世或十四世。因此商人先祖可上推到3800-3900年左右。这与典籍记载的大禹治水时间已非常接近。

    @开化神棍 2022-07-25 17:47:05
    在首期“顶端无界”沙龙的互动环节，有网友提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二里头考古队前队长许宏：“三星堆祭祀坑年代确认为商代晚期，一些器物有明显的中原文化特征，那么这种联系是否从二里头时期就开始了?
    在回答这个问题前，许宏强调，首先要搞清楚，三星堆文化和三星堆祭祀坑并非一回事，祭祀坑只是三星堆文化末期的产物。
    他说，三星堆文化在诞生之初，就存在二里头风格的陶器，但是这些陶器或铜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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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星堆文化一期的上限现在学界的公认数据是距今4500年，早于二里头好几百年。如果照许宏的说法“三星堆文化在诞生之初，就存在二里头风格的陶器”，那么谁前谁后岂不就很清楚吗？
    考古资料表明中国最早一批青铜器是出自西北。铜牌饰在二里头出现较早。但铜牌饰在陇山一带和三星堆也有发现。而且三星堆发现的铜牌饰不在那八个大器物坑中，具体年代不好确定。青铜器制作技术更大可能是由陇山一带向古蜀地区和河洛地区同时扩散。
    根据我在1楼中的推测，三星堆与二里头有密切文化联系是很自然的。曾有人列出过三星堆经陇山到二里头的路线。那是一条相对平坦路线。路途较后世的陈仓道褒斜道等远。不过也只有1400里左右，若日行35里，四十天可达。这条路来去沿渭水或岷嘉沱江。若有半程是利用下水的水利之便，耗时会更少。

鸟头先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中的访谈中仍坚持从历史科学的角度黄帝尧舜是不存在的。但是对于禹，他的态度是不确定。他这个人很有意思。他因为否定三皇五帝的存在被说成是取消了中华民族的信心。民国要员戴季陶，也就是那个常凯申的把兄，因此要罚他一百六十万元。鸟头先生当时的问题正如树人先生的评价，是搞了一通大破坏却没有建立。这其实不能完全怪鸟头先生。因为鸟头先生在搞破坏时中国的现代考古还未发端。如果等到一楼提到的那些考古学文化被发现之后，树人先生所说的鸟头先生的缺憾就可以补上了。

    @开化神棍 2022-07-26 21:30:05
    【时间空间上三星堆比二里头更晚。然而，所出土的玉戈、玉璋等都极度相似，构成了一个清晰的器物群联系纽带
    ○器物相似背后，从更高文化层面上来看，是二里头的礼器制度对于三星堆的影响】
    公开承认三星堆比二里头晚，楼主不能接受。楼主接班一定能找到九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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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要混淆概念。三星堆文化分好几期。现在学界公认三星堆一期开始至少在4500年前。比二里头出现早得多。
    二里头进入青铜时代虽早，但比较成熟大约还是在武丁前后。就是在距今3200年。三星堆器物坑形成于距今3100年左右。那些青铜器的制作年代的下限不会比武丁朝差多少。如果是按我前面所说三星堆与散布中原与其他地区的古蜀人存在朝拜祭祀关系，那么就不会有什么“技术封锁”。外面的高级物品可以很快就传入盆地内。

    @开化神棍 2022-07-27 14:58:44
    既然一期都4500年了，为什么不取个名字而是还叫三星堆呢？

    你那个年代数据也是假的，不可能只差一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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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能来得晚，我在那边的发言很多没看见。三星堆之所以叫三星堆并不见得是因为有三个大土堆。据三星堆当地人说那三个土堆以前是联在一起的。是因为取土才分开。我前面说过，西羌人崇白虎星座。白虎星座主星叫参星，就是三颗一字排列的亮星。川西北一带叫三星什么的，如三星村、三星桥、三星镇之类，有数十个。但绝没有叫一星二星四星的地名。如此可知三星堆其实很可能应该是“参星”堆。这个名字年代久远呢！

    @开化神棍 2022-07-27 23:32:37
    【从未有人能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一个人也没有，没人做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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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话绝对了。起码秦统一中国时就大大借助了蜀地的人力物力。周武伐商纣时据说蜀也是八国联军之一。

    @三木森刘 2022-07-28 07:14:31
    假如拥有着今天知识和方法的你穿越回到4000年前的三星堆，按你说的长江堰塞湖已经淹到了成都平原，按你说的大禹这个时候要拉你去治理洪水滔天的长江堰塞湖，你去不去？怎么去？走地图吗？怎么走？空降？怎么治？你吃的从哪来？水都淹到成都平原了，至少淹了几万平方公里连个鬼都没有，你吃什么？还治理十几年？你信不信大禹可以啃土保持体力，你可以喝水管饱满血复活，你信不信？
    -----------------------------
    第一个问题：如果我穿越了我肯定去。大禹在我心目中才是奠定华夏文明精神特质的第一人。能追随如此伟人是莫大的荣幸。

    问题2345：古人早就有答案，“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檋。”

    问题6：治理方法是用耒耜、竹木棒、绳索等原始工具在堰塞坝上开挖导流槽或扩宽加深自然形成的溢流槽。由于地质原因三峡滑坡体相当松散。这在1985年新滩镇滑坡视频看得很清楚。当时滑坡量高达3000万立方。如果位置合适，这点土石方堵住长江毫无问题。但是视频中并没有出现太大的巨石。事实上正是由于岩层土质松散才会产生滑坡。这种条件下不需要开山裂石，用简单工具就可以拆解堰塞坝。加上还可以借助水流冲刷的力量，疏通河道不成问题，只是时间的长短而已。08年汶川地震时的一些小堰塞湖就是如此拆解的。川西龙门山断裂带。经常有地震发生，这个地区的河道上很容易出现因地震滑坡产生的大大小小的堰塞坝和堰塞湖。现在这样的堰塞湖还能看到不少。堰塞湖坝的自然垮塌与小型堰塞湖的人工消减对生活在这个地区的人来说并不罕见。大禹作为生活在那里的西羌人，很可能就是从中得到了治水的灵感。

    问题78910：在《大禹治水发生地及过程的实证》这个帖子中有多张网友游必就士2018
    提供的网友叶山Shan Ye制作的四川盆地不同水位的水淹地形图。当水位达海拔450 米，水面接近或已超过十万平方公里，成都部分被淹时，盆地内水面上仍然有成片陆地和多条山岭。这也是“怀山襄陵”景象的由来。若大禹确实与江州（现重庆）涂山氏部落联姻并联合其他受洪水影响的部落共同治水，那他的后勤完全有保障。

    @三木森刘 2022-07-28 07:14:31

    ------引用一下古蜀史说楼主的疑问，既然堰塞湖是相当松散的，高达450米的堰塞湖一旦开始泄洪你说是按照“计划”慢慢流还是溃堤？这么多水把长江中下游淹个干净不成问题吧？你说大禹是千古伟人还是千古罪人？-----------------------

    你再去一趟应该能看到我对古蜀史说楼主疑问的解答。我把它复制过来。
    “这个很好说明。如果传说差得不远，那堰塞湖蓄水比鲧治水时间多不了几年。大禹治水十三年。那么放水速度仅为正常年份的两倍。有云梦泽缓冲不会太过。女娲补天是南方神话。那场大水可实际对应只可能是三峡堰塞湖某段较强的放水。”

    从我放的卫星图上应能看到那个堰塞坝有几百米高还有几百米厚，不会一两天或几个月就垮完。所以一下子把长江下游全冲到东海里是不可能发生的。但是存在一两个强放水时段很有可能。这也许就是南方神话女娲补天中“天倾西北，日月辰星就焉；地不满东南，故百川水潦归焉”的来由。

    @土民心实 2022-07-29 09:22:44
    堰塞不怕，等更大水来冲开就是了！根本没必要人工疏浚！
    -----------------------------
    有没有必要人工疏浚请看一段叠溪地震的记述，“震后一个多月，岷江上游阴雨连绵，江水骤涨，各海子湖水与日俱增。10月9日下午7时，叠溪海子瀑溃，积水倾泻涌出，浪头高达20丈，壁立而下，浊浪排空。急流以每小时30公里的速度急涌茂县、汶川。次日凌晨3时，洪峰仍以4丈高的水头直冲灌县、沿河两岸被峰涌洪水一扫俱尽。茂县、汶川沿江的大定关、石大关、穆肃堡、松基堡、长宁、浅沟、花果园、水草坪、大河坝、威州、七盘沟、绵池、兴文坪、太平驿、中滩堡等数十村寨被冲毁。都江堰内外江河道被冲成卵石一片，冲没韩家坝、安澜桥、新工鱼咀、金刚堤、平水槽、飞沙堰、人字堤、渠道工程、防洪堤坝扫荡无存。邻近的崇宁、郫县、温江、双流、崇庆、新津等地均受巨灾。”

    为什么说“大禹在我心目中才是奠定华夏文明精神特质的第一人”？有这样一些原因。
    首先考古发掘和古代典籍都不支持在大禹之前还有可确证的人王帝皇。有人将石卯陶寺良渚等遗址对应于某某王某某皇，但没有哪一个能经得起考古学人类学等的严格审考。鸟头先生曾查遍古籍，发现尧舜最早是春秋末才出现。黄帝更是战国秦灵公才第一次搬上台面。在各种古籍中早于大禹的各位帝王，离大禹越早，在古籍中出现就越晚。开天辟地的盘古出现最晚。
    过去学者的整理，内容年代可靠的古籍最早的是《诗经》。道理很简单，在《礼》《易》《左传》类似的种种典籍中有引征《诗经》的，但却没有反过来的例子。而且由文化学，一个民族的早期经历最可能是保存在口口相传的史诗中。《诗经》中有多首史诗及一些关于历史事件的记录，但是翻遍《诗经》，没有比大禹更早的历史人物。
    过去两千多年有一件极有力的洗脑神物，叫“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由彼出发，华夏民族的奠基被描述成阪泉和涿鹿两场子虚乌有的大战。连大禹的治水功绩也被刻意弱化而代之以征三苗和杀防风氏。据至圣先师说防风氏一块腿骨要一辆车才拉得动，不知铜铁武器都还没有的大禹怎么去杀？由于大禹时的历法根本就不足以确定准确的集合日期，所以动员诸侯征三苗和开万国大会都是无稽之谈。事实上在《诗经》中大禹的功劳只有两件。一件是“信彼南山维禹甸之”“奕奕梁山维禹甸之”。就是治理了陇山终南山。也就是古蜀人东迁中原的沿途一带。第二件也是最重要最具体的一件，“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丰水东注维禹之绩”。根据前面的退证，这只可能是疏通三峡水道把盆地内的浩浩汤汤的洪水引向东海。
    因此可知大禹作为一个具体的历史人物，他开创了不屈不挠联合应对挑战的民族道路，促进了多民族的融合。他的形象不知比那些只知道打打杀杀的帝王高大到哪里去了。

    @酒鬼醉客 2022-07-29 23:31:36
    算啦，不与你争啦，有韵是巜南召》风格，说穿啦，是《九歌》的风遗，巜九歌》早己不存，巜南召》也不存，唯有《楚辞》和《诗经》能够相存下来，你说，介个有没有脑水急转流的想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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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太低估古人的学识。明朝万历年间福州人陈第详细考证过《诗经》的古音。通过他用本证和早期典籍，如《楚辞》，做旁证全面恢复了《诗经》的古音。由于有韵诗歌的稳定性，实际上也把《诗经》原貌上推了好几百年。另外，像鸟头先生研究《尚书》，他读了几乎能看到的所有《尚书》版本。还查找了其他典籍中关于《尚书》的内容。他属于近代史学家中的理性主义派。你认为我们能够随便质疑他对《尚书》发表的意见么？

前面有人认为古蜀文明是不配与中原文明相提并论的低等文明。理由是蜀地政权战场上一再被中原势力击败。这个逻辑非常滑稽。从来还没听说过文明高低由打架的输赢决定。如是，说近点中科院的那些院士没有几个比街头的小混混文明。说远点打得西罗马帝国满地找牙的阿提拉就是非常的文明。至于横扫整个欧亚大陆的蒙古大军，那简直就是人类文明的顶峰！
因之，以蜀人武力值的低下就认为蜀地文明也低下毫无道理可言。文明的要素并不仅仅只有武力。从甲骨文和其他考古资料及古代典籍看，夏人，也就是因大洪水东迁的古蜀人确实不擅长打打杀杀。但是他们对华夏文明的贡献并不比其他族群少。我曾经在其他地方说过，先秦时期华夏文明的发展有两条主线，相互纠缠就像交尾的伏羲女娲。一条是夏，一条是商。一个是崇仙自立好生；一个是敬祖仰神嗜杀。敬祖的通过各种祭祖活动发展出一套复杂的礼仪，进而产生金字塔式的政权结构。崇仙的则充分发展了艺术审美和宇宙哲学的思维能力。

继续说一说古蜀人对华夏文明的贡献。上古时期人殉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在4000年之前，在西北，东北，中原，黄河流域及长江下游的考古遗址中都发现有人殉。这种现象在游猎族群中更为常见。在农耕族群中也有，但很少。应该是进入农耕社会之前遗留下的习俗。现代考古一般认为古蜀人是5000年前开始从西北甘青一带沿岷江上游河谷迁徙下到古蜀盆地的。这批人在到达盆地之前，还在岷江河谷时仍然保留有人殉的习俗。营盘山遗址的发掘就显示出这一点。但是进入盆地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在宝墩文化的各个古城遗址基本没有人殉现象（宝墩遗址有一具疑似殉人）。这种情况一直到三星堆各个时期都依然如此。如果依前所说中原夏人是大洪水期间东迁的古蜀人，这就可以很好解释夏文化分布区极少人殉现象。二里头的墓葬群也中没发现殉人。后世自认为是继承夏统的周人同样也极少甚至不用人殉。这不能不说是古蜀人对华夏文明发展的重大贡献。

    前面说了一些古蜀人与中原夏人的关系。这些关系要成立的关键是确实有古蜀人因大洪水东迁。要证实这一点相当困难。因为前文中说到的古蜀人东迁所经过的地区历史上大事不断，民族变化和文化迭代非常频繁。上古族群的原始痕迹保留很少。除古籍中的记载现存的直接证据很难找。然而庆幸的是古蜀人因洪水外迁的证据还不少。
    根据现代语言学家的调查统计研究，羌、藏、彝、纳西、白等民族的语言中存在很多同源词汇。不同民族之间同源词汇的数量不一样。羌、藏、纳西之间的同源词较羌、彝和藏、彝之间的同源词多。而且彝族有五个大的方言区和二十多个小的方言区。语言学上比较同语系中不同语言之间同源词汇的数量，可以用公式计算出这些语言分化开始的时间。有学者研究发现彝族等云贵一带的民族与羌族分化较早，距今约4000年。而藏羌之间和云贵一带彝语支各族之间的分化较晚。这显示彝人与西羌系古蜀人在大约4000年前出现了分离。而且离古蜀盆地越远，分化越早。
    另一方面，文化学有资料彝族的女性始祖阿黑西尼莫与西王母名字古音相近，而且都有虎形。也提示彝人与羌人有共同的祖源。
    第三点，最重要的是在彝语支各族的史诗中各族都遭遇了毁灭性的大洪水。但是从这些民族生活地域看，都处于山地，不可能发生那样的洪水。而前面已说过能发生大范围洪水的地方只能是四川盆地。
    所以当四川盆地发生大洪水时，古蜀人的外迁是绝对的。其实还有两个事件可以证明古蜀人曾经的外迁。一个是杜宇入蜀为帝。一个是鳖灵入蜀为帝。两个外来户为什么没有任何阻力就成了蜀王呢?其实这两个都不是真正的外来户。根据古籍记载，杜宇来自朱提，即云南昭通。是南迁古蜀人生活的核心区域。鳖灵来自荆楚，紧挨着大禹治水的长江三峡。很可能就是当年参与治水的部落的后人。
    怎么样？如此不会有太多的人怀疑古蜀盆地的大洪水和古蜀人的外迁了吧？

前面说到大禹为了联合受洪水影响的诸族群共同治水，还与涂山氏部落联姻。古蜀人东迁中原后也把不同族群之间的联姻带到了中原。典籍和现代考古都表明夏商之间以及后来的商周之间不仅仅是对头而且是姻亲。这也是他们长期共存融合的证据。

    来看看夏商周三家的亲戚关系。
    太姒，周文王的正妃，有莘国(今陕西合阳县东南)人。有莘国乃夏启的后人。

    太任，商朝时期西伯侯季历之正妃，周文王姬昌之母。《诗经·大明》曰，“挚仲氏任，自彼殷商，来嫁于周”。《世本》记载挚国国君是武丁长子祖己的后代。因此太任是殷商贵族。

    少康，相之子，夏朝中兴之主。逃亡中到了有虞。后来娶了有虞氏国君的两个女儿。而这个有虞氏部落主要在河南东北部活动，都城虞地(今河南商丘市虞城县)。，往前说是舜的后人，属东夷。往后说是商集团的一部分。无论如何与西羌属的夏人不是一个族群。而且考古发现虞城附近就是早商文化所在地。

还有一些证据可以说明夏商周三家的亲密关系。众所周知，典籍中禹是夏朝开国君主启的父亲。禹受夏人的尊崇自不待言。但是在最古老的典籍《诗经》中禹同时受到商周的崇拜。尤其是受过去认为是与夏不共戴天的商人崇拜。比如《诗经.商颂.长发》“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在商人眼里禹是代上天来治理下土。还有《诗经.商颂.殷武》“天命多辟，设都于禹之绩”。也就是说商人观念中大禹建立过功勋的地方就是各国应该建都的好地方。至于周人对大禹的赞颂在《诗经》中就更多了。

    夏商时的族群的共存融合比很多人能想到的深得多。典籍大都记载商王武丁有三个王后：妇妌、妇好、妇癸。妇癸的记载很少。妇妌、妇好甲骨文中的记录就比较多。一般都知道妇好会带兵打仗。妇妌善于农业莳植。然而少有人知道妇妌也介入挞伐，虽然次数少。在卜辞中有她伐龙方的纪录，如：
    甲辰[卜]，囗[贞]：叀妇妌伐龙，哉？《合集》6584
    贞：勿呼妇妌伐龙方？《合集》6585正
    这个妇妌不是武丁的本族，是井国人。井宿虽然属南方朱雀，但是却与西方白虎的参宿相邻，而且这个井与白虎还有一定的联系。有人（好像是老郭）考证井国人是姜姓。如是，则妇妌极可能属羌人的一支。妇好是子姓，应该是武丁的本族，但却是别支。据传武丁有六十几个老婆，除前面三个，还有叫妇姪妇媟的。从名称看都是来自不同族群。这些武丁老婆照妇妌妇好的情况都有独立的军队。实际上就是一些母系氏族首领。拿现代话说，武丁就是一个超级软饭男。武丁再生猛，他也不可能夜夜七次男。他与这些老婆其实是分居的。比如有记载妇好与武丁就并不住在一起。这种情况直到现代还有。所谓纳西族的“走婚”既是。
    上古时期由于财产保护和血缘等原因，婚姻一般是族内婚家支外婚。不同族群不通婚。开创不同族群通婚共存融合的是谁呢?根据鸟头先生等人的考证，典籍中禹之前的有名姓的人物不存在。那么，能带领中华民族走向相亲相爱的只能是大禹和涂山氏了。

    可能有朋友会对我楼上的说法嗤之以鼻。历史上夏商周不是你打我杀丛林法则风行的年代吗？怎会有族群间的相亲相爱呢？
    如果真这样以为我只能说皇家的洗脑术太强。早就有人批评过以前的历史基本被历代历代史官修成了皇帝的家谱和战争记录。梁启超就说过在那些人眼中“只有朝庭没有国家，只有个人没有群体”。在那些人看来“国之大事唯祀与戎”。其实国之大事除祀与戎还多。
    就仅社会治理来讲方式也不止一种。夏周与商秦就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路子，就像伏羲与女娲。商秦确实走的就是一般知道的通过攻伐扩大地盘的路线。而夏周就是走共存协作路线。

对比夏周和商秦，可以看出前者的社会结构是一种松散的平面结构。当然周相对夏吸取了商的一些社会特点有了一些层级结构，但是层级的规制比较弱。商秦一脉相承，在祭祖的礼仪基础上发展出制约力很强的层级结构。尤其是秦完善了郡县制之后。（值得注意的是郡县制据记载最早发端于与秦有密切亲缘关系的晋）。正如前面有网友举的例，延续了网络化结构的蜀在面对层级化结构的外部势力时多半不堪一击。这也反映出两种结构社会组织力的差别。这也是华夏社会逐渐走向大一统的基础原因。但是什么事情都有两面性。平面网络化结构虽然一般情况下凝聚力较差，但是若能找到共同目标也可以形成强大的执行力。让看似弱小的一方可以实现似乎不可能的目标。大禹治水的成功和周代商就是最典型的例子。秦的倒台也是一样。

有人以为打到三皇五帝是鸟头先生。其实不是。据鸟头先生说，放第一炮的是大名鼎鼎的康南海（有为）。是在《孔子改制考》中。第二个跟进的是夏曾佑，他在《中国历史教科书》中放了第二炮。我看到鸟头先生的功绩之一是查到黄帝炎帝第一次在典籍中有记载是“秦灵公三年(公元前422年)，在吴阳建上畤，祭祀黄帝;建下畤，祭祀炎帝。”这比尧舜在典籍中现身晚多了。秦灵公搞这个极有可能是为了巩固王权。因为他老汉是被一伙专权的大臣干掉的。他上位时坐得不是很稳，需要借点神叨叨的力量。
一般朋友若没闲情逸致去翻太老的故纸堆，有个明了三皇五帝不存在的简单途径。这就是稍微翻一下《诗经》就行了。《诗经》是最早的典籍其中提到的商人的始祖契与周人的始祖后稷两个都没老汉。一个是妈吞吃了燕子卵生的；一个是妈踩了巨人的脚板印生的（窃以为是恐龙脚板印）。如果这两位都如后世儒生所说拥有高贵的皇家血统，为何春秋之间的古人不抬出来炫耀一番呢？其实对社会发展史稍有了解的都清楚，《诗经》中描述的正是上古时期母系社会的真实情况。

从前面内容可知三皇五帝只是儒生们编的神话。这些神话虽然对华夏文化的发展有很大贡献，但毕竟不是真实历史。由之可以推知阪泉大战涿鹿大战等确实不存在。这不是说上古族群之间就没有大规模武力冲突。而是说决定华夏多民族汇流更多的是生产生活方式文化信仰方面的原因。如果不从这样的角度去思考，很多上古历史都无法理解。比如三星堆遗址，既无实用兵器也无武力冲突痕迹。但是却存在许多区域外，甚至地理上相当遥远地区的文明元素。这些是不能用征战攻伐掠夺逃亡等来解释。

    上面说了华夏文明的形成很多不能用族群之间的征战来说明。其中像三星堆谜题必须跳出旧有的观念藩篱才能解答。
    我曾经提出三星堆是大洪水后外迁族群精神上的祖源地和朝拜祭祀的中心。是留守古蜀地的原住民与外迁族群共同建立并由一批受供养的神职人员专门管理。这种情况作为一种民俗实际在蜀地存在了数千年。离得最近的一个习俗叫“上朝峨眉下朝宝顶”。这里峨眉就是大家熟知佛教圣地峨眉山。宝顶就是大足石刻最主要的所在地大足宝顶山。这项活动宋初就开始一直延续到现代，有上千年历史。甚至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那特殊的十年中都未完全断绝。我于74年在峨眉山亲眼看到一群身着青布衫头缠黑巾的老太。据她们讲是每年都爬一次峨眉。来回大约个把月。全靠脚走。可见这习俗之强。还有没有更早的类似习俗呢？当然有！这就是蜀人祭祀“川主”的活动。治水的大禹，劝稼的望帝杜宇都有被当做“川主”祭祀。这个习俗开始于何时不可考，但从《华阳国志》的记载看，最迟也离杜宇化去不远。值得注意的是已知最早的川主庙就在都江堰附近，后来才迁到郫县。
    要特别指出的是，上面提到的那些祭祀朝拜活动中心没有一个是行政中心。都不是任何一个古代政权的国都。它们的维持全靠朝拜者的供养。它们的兴衰也完全取决于朝拜的规模。
    从三星堆目前的发掘情况看，有很多明显的现象指向三星堆是一个类似于上面说到的祭祀朝拜中心。

三星堆作为祭祀朝拜中心第一个引人注目之处是它的建筑。根据目前的发掘，三星堆遗址几段疑似城墙包围的区域内只有青关山一处有一座独立的大型建筑。这处建筑遗迹占地面积相当大。结构是长条形，两端开放，一端有一个比较大的空间，中问是长长的走道，走道两边是若干大小房间，其中有些还有台阶。这完全是一个标准的祭祀祠堂。去过武侯祠的人可以很容易想像出它的面貌。
现在官方的研究基本认定此处就是三星堆器物坑中那些青铜器物的摆放场所。也就是说毫无疑问这也就是当时祭祀活动的核心场所。这与后世的若干朝拜中心存在一个陈放朝拜对象的核心建筑是一致的。从后世情况看这种核心祭祀场所都不是行政议事场所。而且周围也不会有大小能与之匹敌或接近的其他建筑。若三星堆除了是一个祭祀中心（没有朝拜中心身份）还是一个行政中心，不管是世俗的还是神权的，在遗址范围内还应该有一个由多个小建筑（房屋）和一个较大建筑（房屋）组成的建筑（房屋）群。这是根据三星堆之前蜀地多个古城遗址以及同期或较早中原及长江中下游各古城遗址的情况应该推断出来的结论。既然没有这样的遗迹。就只能反证出三星堆就是一个比较单纯的祭祀朝拜中心。这种祭祀朝拜中心根据后世几千年的历史看，可以形成相当大的規模并拥有豪华的器物和高规格的建筑。但无论如何它只是由信众的信仰支撑。或在某些特定历史时期由社会行政权力提供一定支持。本身不具备社会行政权力。

    三星堆不是具有行政权力的政治中心的另一证据是三星堆缺乏暴力统治元素。根据社会发展规律，不管是神权王国还是世俗王国，只要是形成了国家，暴力机构绝不可少。然而在三星堆已出土的器物中除玉刀玉戈和几把不具实用价值的青铜戈，没有其他兵器。特别是象征军事权力的钺。注意根据三星堆测年得出的对应年代，钺的运用早已相当普遍。三星堆出土了数量很大的各种青铜人像，但是也没有武装的形象。《发现三星堆》一书中有两张青铜塑像图片，作者认为是两个武士。

    仔细分析应该不是武士。被认为是武士的根据很可能是这两个铜人的服装有些像铠甲。但是像铠甲的部分只是下半身的围裙。一个的上半身像是赤裸，另一个的上半身明显是件大敞领。而且两人的手势也非常清楚不可能是握着兵器。

现在研究三星堆的学者基本上都把三星堆认定为是一个神权王国。其主要根据之一是86年发现的那条金杖。学者们把那条金杖一再比拟为埃及西亚欧洲文化中最高统治者手持的代表权力的权杖。那条金杖真的是代表最高权力的权杖吗？恐怕未必。据我目前看到的古代典籍，古代绘画雕塑等历史遗存，考古发掘发现，无论是在三星堆文化对应的时代之前之后，无论是在三星堆所在的古蜀地区还是在华夏文明所及范围之内，都没有统治者用权杖代表权力的例子。用手杖标誌一种人拥有某种特权在华夏历史上似只有一个例子。就是朝庭向达到一定岁数的老年人颁发一根鸟头手杖，叫鸠杖，表示持有者应受到一定的优待。
因此用那条金杖来证明三星堆是个神权王国理由不充分。

有很多专家，也包括若干网友把三星堆拥有大量精巧奇诡的青铜器作为三星堆是神权王囯国都的依据。这种看法依然没有多少道理。甚至有些荒诞。从考古发掘、典籍记载和历史遗存看华夏任何一个政权国都核心建筑陈放的祭祀重器都有核心且成组有序。但三星堆的青铜器虽然大小不等，却没有成序列的器物。各种器物都沒有完全重样的。体量巨大的器物有多件，看不出那一件具有最核心的地位。特别是在六个新发掘祭祀器物坑中的青铜器出土之后，可以看到86年出土的青铜大立人既不是体量最大的，也不是造型最复杂的。三星堆的青铜器给人有一个很強烈的印象，就是这样器物形象杂芜，风格多样。不是有规划的制作。而且还有不属于古蜀地区的域外典型器物。如果认定三星堆是一个朝拜祭祀中心这一切就很好解释。

有些现象其实很明显。可惜少有人愿意认真深入一点研讨。

三星堆最新出土的一座神坛，是三星堆出土青铜器中动感最强之一。也是对当年三星堆祭祀活动反映最鲜活之一。神坛正中有个背壘的小人特别值得注意。

在过去一些研究中，三星堆发现的青铜尊晕一般被认为都是当地制作的。原因是三星堆一二号坑发现的尊壘底部都有铸孔，不能盛液体。而中原和长江中下游发现的尊壘都是酒器，是有口的封闭容器。但背壘小铜人的发现直接给出了有青铜壘从外地输入的直接证据。因为背负是适合壘长途步行运输的唯一方式。三星堆发现的尊壘都不是太大。若是在当地制作，不用这种运输方式。结合神坛上四力士抬架神人兽的姿态，明显有朝拜的迹象。

可能有人会质问若三星堆不是当时的政权中心，那么哪里是政权中心呢？
这个问题放在以前不大好回答，现在情况就不一样了。由于C14测年把三星堆青铜时代大大下拉，己经与金沙遗址有不短的重合期。前面说过三星堆没有发现权力象征的钺，金沙遗址却有。

根据三星堆和金沙遗址的发掘情况，两者明显属于同一文化系统。这可以从两地发现的类同的黄金面具，青铜头像，黄金带和金杖上的鱼鸟箭纹饰，象牙的运用等得到证实。从时间上，三星堆与金沙有一定重合期。金沙遗址在三星堆衰落后还延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三星堆衰落过程中有些现象用三星堆曾是神权或世俗王国都城无法解释。但是若用三星堆是一个信仰朝拜中心就容易解释。

接上一层楼
仔细观察三星堆与金沙出土的器物，可以发现两者尽管属于同一文化系统，但也存在重大区别。最明显的是相较于三星堆，金沙缺少大型祭祀器物。大立人、神树、大面具、神坛等大体量造型复杂的器物完全不见于金沙。这些器物的制作都需要耗费大量物力财力。而且还需要多人配合。而金沙的祭祀器物文化形态与三星堆的是一个系统。但是个头小，而且基本上可以由单人完成。文化形态分析表明制作两地祭祀器物和主持祭祀的是同一个人群（见三星堆各个大小不等的全身铜像和金沙头戴涡旋状头饰的小立人等）。他们会自我否定完全抛弃习惯的行为吗?显然不是。这说明制作祭祀器物和主持祭祀活动的人群在他们生活的环境中并不拥有社会权力。而是在他们生存的族群和社会中有掌握实际权力的另一群人。那一群人有能力迫使他们改变祭祀行为的某些方式但是并不改变原有的信仰。这与后世的情况完全一样。不管那些朝拜中心的朝拜对象是川主，是菩萨，是妈祖，是女娲娘娘，是黄帝，是蚩尤，朝拜活动的内容规模等等都会受到社会权力执掌者的制约。

上面说到的现象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典籍中记载的著名事件—西门豹治鄴。

从逻辑上推断很可能操控三星堆朝拜祭祀中心的那些神职人员对信仰人群的索取无度和避灾祭祀的无果引起社会权力执掌者强烈不满，于是在举行某次避灾祭祀时，以向昊天表示最大的诚意的借口，把原掌握在神职人员手中的祭祀器物全用于一次盛大的祭祀。并于祭祀结束后全埋入地下。如此，既可以不破坏族众的信仰又可以夺取对祭祀活动的控制权。

上述推断还有一个证据。三星堆的祭祀器物埋藏坑尺寸不小，不是一两个人三两天就可以完成。器物埋入之前经历了一些复杂的仪式。埋藏也是有序的不荒不忙的。这可以从坑内青铜器玉石器象牙灰烬的分层看得很清楚。因此三星堆祭祀器物的下埋是一个公开的，多人参加的，有事先规划的，有人主持的，有分工协作的大事件。埋藏坑的位置知道的不是个别人。而且三星堆在瘗埋事件发生后还长期有人继续居住。这说明这些埋藏坑在当地生活的族群中具有一定的神圣性。受大众信仰和执政者的共同保护。

还有一个证据。现在研究发现三星堆八个大祭祀器埋藏中的5、6号坑形比其余6个坑晚，且6号坑有打破7号坑的现象。这说明后来挖5、6号坑的人知道那地方是个神圣所在，但已不知以前祭祀器物的具体埋藏位置。

认定三星堆是一个大洪水期间外迁古蜀人的精神信仰中心和朝拜中心很多过去无法解释的现在就很容易理解。目前的发掘发现三星堆有从中原输入的青铜尊和青铜壘。在当时这两种器物是典型的祭祀重器。是重要的礼器，不可能通过货物贸易获得。三星堆也没有强大的军事实力远征中原或江汉去劫掠。那么除此最合符逻辑的就是外迁族群对祖源的献祭。外迁中原江汉的奉献有青铜器玉器。南迁的族群对祖源地的奉献是海贝象牙。

可能有人会说三星堆人不可以通过贸易来获得青铜器和象牙海贝吗？三星堆不是出产丝绸制品吗？丝绸难道不可以成为贸易原料吗？
丝绸确实可以成为重要的贸易材料，而且后世丝绸也是蜀地主要输出的贸易品。但是细致一点分析，还是存在一些问题。从发掘结果看，三星堆人有生产丝绸制品的能力，但是产量应该非常有限。数量如此庞大的青铜造像中唯有大立人穿着的是丝制品。另一方面三星堆青铜器兴盛时期与殷墟重合。若古蜀人与殷商存在一定规模的丝绸青铜贸易则甲骨文中必有反映。南方来的海贝象牙数量巨大。从贸易角度古蜀恐拿不出那么多丝绸。但是三星堆神职人员把珍贵的丝绸作为赐品赠给朝拜者有可能。

还有些现象除了用存在朝拜就很不好解释。二里头遗址考古工作队原队长许宏说殷商时青铜器的制作技术是密不外传的核心机密。那么问题就来了，中原的青铜器制作技术是怎样传到古蜀地区？三星堆祭祀器物掩埋坑的测年数据显示三星堆青铜器的制作年代不会比武丁朝晚。三星堆人很早就掌握了青铜器制作技术。从甲骨文及后世典籍看晚商时商人与蜀人的关系并不和谐。有交往也有冲突。蜀人后来还参加了灭商之战。因此青铜器制作技术应该是更早传入蜀地的。但是照许宏的说法，商人不可能办一个太乙学院教授青铜器制作。蜀人也不可能派出工业间谍到殷墟去偷师。像青铜尊这样的祭祀重器蜀人也不可能到殷墟去定制。
唯一的可能只能是晚夏和早商时期朝拜者将中原的青铜器以及青铜器制作技术带到了三星堆。

为什么要反复说明三星堆是大洪水之后外迁古蜀民的朝拜祭祀中心，是因为唯有如此才能合理解释古蜀地与中原、江汉荆楚及南中的有机联系。

有种观点认为“三星堆几个坑就是华夏史前文明的标本，以三星堆文化为代表的古蜀文化对华夏文明的最大贡献是很好的保存了华夏史前文化”这种看法最明白的表达就是一句看似高调的推送，“沉睡三千年一醒惊天下”。这个观点实际是认为三星堆文化或三星堆文明在之后的三千年对华夏文明并没有什么贡献。或者说对文化和社会的各方面都没有留下印记。
这种认识是片面的。三星堆文化对华夏文明的影响是持续而深刻的。它主要不是以物化的形式实现，而主要是以非物质形式在社会结构的组织、人与天地自然关系的思考、本土信仰的形成、独特鲜明的审美取向等方面对华夏文明做出了巨大的不可或缺的贡献。寻找到三星堆与中原、江汉荆楚及南中的有机联系有助于认识这些贡献。也有助于认识华夏文明的一些深层次内容。

前面说到大洪水、大禹联合多个部族共同治水及古蜀民的外迁促进了古华夏多民族的深度接触以及产生的融合。三星堆祭祀朝拜中心汇集了多地的文化要素更进一步使文明得到升华。
这个过程中第一个重大而深远的行为就是通过联姻形成共同体去应对挑战。这个行为一直贯穿了中国4000年的历史。它不是某一时的权宜之计，而是这个区域内各个政权执政者对待各族群关系和其他政权的基本政策之一。根据典籍三代时夏的别支有莘国就通过联姻与商周两大部族保持合作关系，同时也将自己独立地位至少保持到了东周。春秋战国时期秦晋秦楚尽管为争霸打过多次架，然而两两之间都是非常密切的姻亲。高层互相穿插，经济文化交流频繁深入。这种现象在汉唐更是以和亲的形式广泛存在。到王朝时代的末期，这种通过异族联姻形成和平共存和强化政权的行为在女真族和蒙古族之间甚至还成为了制度。追朔这一行为的源头就是来自大禹治水是大禹与涂山氏的联姻。

古蜀文化对华夏文明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从三星堆发掘出的器物可以看得很清楚。比如三星堆的青铜器有一些明显的特点：造型复杂，多组合件；有大量完全不见于中原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的薄壁件；人物动物植物数量大而且几乎无重样；形象轻灵，富于动感；即使是像大立人大面具大神树这样的大件也没有沉重压迫感；人物动物的表情和传达的情绪绝大多数是愉悦的令人向往的。这难道还看不出三星堆人的精神状态和自然观吗？难道还看不出蜀人延续几千年的性格的脉络吗？

    前面说了先秦时期华夏文明的发展有两条主线，一条是夏的延续，一条源于商的滥觞，相互纠缠就像交尾的伏羲女娲。对比三星堆的青铜器和中原殷商青铜器可以明显看到有两种不同的精神内涵。
    殷商青铜器给人的整体感觉是厚实凝重，有杀气，一些主要器型有一定的规制序列，能产生强烈的震慑感并且蕴含清晰的等级信息。以殷商青铜器中的动物为例，种类很少，多半是鸱鸮饕餮这样的猛禽凶兽。青铜器中有大量实用兵器，而且其他青铜器基本都有实际用途。各类青铜器造型的风格统一。显示设计制造者和拥有者族属的单一性。
    而三星堆青铜器完全则是不同的风格。各种器物基本都没有现实生活中的实际用途。即使是与中原外形相似的尊罍用法也完全不同。仅有的几件青铜戈据研究也不具有使用价值。三星堆青铜器动植物造型繁多，花果鱼龙飞禽走兽，现实存在的想象创造的，种类让人目不暇接，形态让人匪夷所思。显示出制造者思维的自由奔放。三星堆青铜器与中原还有一个很大不同之处是有大量的人像。这些人像有很写实的，也有极度夸张的。从头型发式等看这些人属于多个族群。三星堆是他们可以共存，举行共同信仰祭祀的地方。如前面所说，这种现象除了用大禹治水时形成了族群联盟和共同信仰没有看到其他合理的解释。

    从三星堆青铜器上可以看到很多深刻影响华夏文明的文化源头。请看两张图片。



    这是三星堆新出土的两个青铜神兽。

    出了点状况耽搁了，现在继续。

    注意两张图片中的动物。毫无问题这是两只神兽。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这两个家伙都不是完全的现实生物的形象。有专家说第二个是一只大象。这肯定是错的。虽然它的鼻子是象鼻，但是它的腰、尾巴与大象实在是差得太远，不是同一种动物。同样，第一个动物的形象也是由不止一种动物合成。因此这两个家伙是人类神经元网络创造出来的。当然应该叫神兽。
    但是神兽上面还有人呢！这两家伙有主人。第一个人像手已缺失看不出在干什么。但是从人像站的位置和从容的神态可知这第一个神兽是善解人意的。第二个人像缺失更多，然而从人像撅着屁股跪骑的姿势和神兽颈项上的套索可知这第二个家伙虽然有点桀骜不驯但还是能听命于人。
    那么问题来了。这两个人是什么人？可能有人会不假思索地回答：这还用问？当然是神人啰！
    错！大错特错！这两个是仙，不是神！这涉及到中华文化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神与仙在传统中华文化中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神是超出人类的一种存在。是人不可企及的。古代典籍中的天、昊天就是典型的代表。后世儒家“天人感应”理论中的天就是这样的神。而仙就不一样。仙是出自于人。在传统文化中人通过修炼可以成仙。之所以说上面两张图片中的人是仙不是神，关键在于神兽是多种动物的组合体。而这两个人确是实实在在真实人的形象。这两个人在干什么呢？从神兽的四条腿位置看牠们显然不是在地上跑。从神兽和人处于神坛的最上层，可以推知在制作者的心目中人兽是在空中飞行。这场景自然就让人联想他们是一个中华文化中一个著名形象——列子御风而行的祖型。列子是典籍中有记载的真人。御风而行的本领是修炼而来不是神的赋予。三星堆器物很多都有道家祖源的痕迹。

三星堆文化一直有专家认为是受中原文化影响发展起来的次级文化。其依据是三星堆出土有与中原相似的青铜尊、罍、铜牌饰，三足盉等器物。段渝教授反对这种看法。认为一种文化是否是原生不能只看一两件器物，而应当看文化的全貌。这非常正确。从这种观点出发可以很容易看清三星堆文化与中原文化不是一个体系。最近许宏研究员在接受新京报书评周刊邀谈中提到一个发现：三星堆遗址周围分布的村落大多扁平化，看不出中小型差异。与中原地区二里头、郑州商城金字塔式聚落结构完全不同。这个情况我早就在《古蜀史话》帖子和其他地方提到过。我当时提出三星堆的社会结构不是金字塔而是平面网络。在8月7日第54楼中我再次提过这个看法。这个看法的根据很多。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中提到过在蜀地周边好几个地区都是“君长数十计”。都没有统一的中心政权。这不是一时的偶然现象。根据集体潜意识理论，一种文化现象一旦成为集体潜意识，它将长期存在于这个群体之中。平面网络化的社会结构不仅是存在于古蜀地三星堆时期和和司马迁能看到的秦汉时期，而是不断显现在四川盆地整个历史年代。早期出名的例子有汉末张鲁在汉中和蜀地建立的五斗米教政权。这个政权就不是我们一般见到的金字塔式层级政权。它是由主要分布于蜀地汉中及其他地区的二十四治组成。每一治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行政单位，有独立的行政机构。但是拥有共同的信仰。这个政权由于内部松散，在面对中原曹魏势力的压迫时相当脆弱。然而对于组织流民却相当有效。上面有人提到蜀人面对中原势力屡次吃败仗，反过来其实也说明蜀地很容易就出现一些分离的地方政权。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四川出现的防区制。也是十数个地方军阀建立的政权。这种平面网络化的社会结构除广泛存在于古蜀人外迁形成的西南彝语支各民族之外不见于华夏其他地区。如果追根溯源，这种传统只能是来自大禹治水时形成的氏族联盟。三星堆文化的源流和对中华文化的贡献还有很多可说。

大禹治水时形成的氏族联盟在社会历史中的存在不仅显现在三星堆的平面网络型社会结构和后世蜀地类似社会结构之中，它更重要的是周朝分封制的源头。从甲骨文等资料看商与周边一些氏族存在或紧或松的联盟关系，但是并不存在真正的分封关系。分封制的一个关键是“建”。也就是核心政权只要有条件就允许族群集团的成员建立独立的政权（暴力机构和经济机构）。而商政权则是只要有条件就对周边政权实行攻伐与兼并。这一点上商周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思维。周在建立政权时主动建了若干封国。而且之后还有不断地封建。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周王朝建立的实际上是一个有信仰中心的平面网络化结构。它不同于商层级式的金字塔结构，但也吸收了金字塔结构的一些元素。平面网络化结构与金字塔结构在华夏文明的发展中相互纠缠不断起伏。这两种结构各有优缺点。金字塔结构有利于集合全社会能量应对外部势力的挑战和施行大型社会行动。平面网络化结构则有利于不同地域的差异化发展与交流融合。过于极端都不利于社会的发展。周退出历史舞台就是社会核心完全丧失的结果。而之后的秦朝短命则显然与过度超前的垂直管理有关。因此，在华夏文明的发展历程中，出现了很多调和两种结构矛盾的措施。比如削藩、推恩令、抑制豪强和土地兼并，和亲、实行羁縻、等等。实际上现代的民族区域自治和一国两制也是华夏文明中处理类似关系智慧的延续。
大禹治水给中华民族带来的硕果远远不止一两件。在三星堆文化中还有若干重要体现。

    透过三星堆我们看到了大禹治水给中华文明社会结构奠下的基石。在三星堆我们还可以看到三星堆文化对华夏文明更多的贡献。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是创造了中华文明一个核心文化符号：中国龙
    请先看几张图片









    这是几个著名的据认为是早期龙形象。但是如果仔细分析牠们都不是中国龙真正的原型。再看一张比较成熟的中国龙图片

注意楼上最后一张图。成熟的中国龙是多种动物形象的组合，特点是会飞，是神物，是祥瑞。前面几张没有一个符合这些特点。图3、4、5、6、8中明显是水生和爬行动物的形象。这几个都是多卵生动物，而且在同类中有较强的吞噬能力。在上古时期象征的是生育和战斗力。是生育和力量崇拜的对象。图1、2、7来自游猎和渔猎族群。从器物的形象看，应该是动物胚胎的早期阶段形象。有一点生物知识的都知道，牛羊猪鳄鱼蛇甚至人的早期胚胎都是与图1、2、7中的形象差不多。肉食行为较多的游猎和渔猎族群很容易认识到这一点。于是就很可能对这种能变化出各种生物的C型胚胎产生出神秘的崇拜。

    可能有朋友对坯胎早期形态不熟，现在上两张图。




    这两张图实际上是一张。线描图更清楚一点。对比89楼中图片1、2、7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之间的联系。玉龙1、2出自红山文化遗址，7出自妇好墓。从两者其他出土物可知都是喜肉食且有婴儿人殉，所以有机会认识不同生物早期类似的坯胎。从而会对当时这种还无法理解的变化产生神秘感和畏惧，进而形成一种与生殖有关的祭祀行为。显然C型玉龙不是可以飞升可供仙人骑行的非现实存在的瑞兽。
    再看一张图


    这是来自曾候乙墓。时间晚于三星堆器物坑形成的年代。图中的龙很明显已经是一种非现实的组合形象。由于是与二十八宿星象在一起，所以在制作和所有者的心目中毫无疑问是可以飞的。当然也是祥瑞，而不是生殖崇拜。与这个类似的形象更早出现在什么地方？不知道的就请看下一张图

    老眼昏花楼上第二张图发错了。重发一次。


    楼上说到了中国龙的传统形象不是始于中原。最早在观念和形象上完全具备中国龙特征的是出现在三星堆。为了进一步说明，先看几张图









    这些都是汉代的龙形。注意最后一张图，出自彭州，紧挨着三星堆，而且是三匹龙。
    在看看三星堆的龙形

    再看几张中原早期龙








    全是“蟠龙”。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最后出自妇好墓的铜盘。它的核心图形是中原的“蟠龙”，但是边缘装饰图形中出现了几个独立的常见于蜀地的动物形象。

    再看几条后期比较成熟的龙






    对比以上各个时期不同的龙形，可以很清楚看出对应殷商金字塔形和蜀夏网络型两种社会形态也有两种基本的龙。
    一种是蟠龙。由吃独食的水生动物形象发展而来。早期新石器年代的蟠龙，其实是蛇、鳄鱼、大鲵和动物胚胎的模仿，有生殖崇拜的含义。后期到殷商时，头部夸张，向饕餮面相靠近。有威严震慑的感觉，是厉兽。但仍然保持单一动物形象。后世极少见于民间多为皇家采用。
    另一种是飞龙。从最早见于三星堆时就是一个动物组合形象。由羊头、象鼻，虎腰、鹰翅、鱼（马）尾、鸟爪或猪（牛）蹄构成。这个形象是可亲近的。甚至是可驭使的。能腾云驾雾带人飞仙，是瑞兽。后世不仅流行于民间也为皇家采用。

    过去的王朝在两千多年的时间中为了统治的需要，不断创编修正填补出了一个依然是漏洞百出的乌有的帝王世系。为了显示自己的正统和天之骄子的唯一性，极力抹杀自我体系之外的文化。实在抹不掉的也千方百计将其纳入自己的体系。但是真实存在过的历史无论如何不可能被完全掩盖。
    三星堆代表的古蜀文化尽管古代官方典籍没有记载，主流的儒家文化也避而不谈，但从上面的分析可以明白古蜀文化在社会结构、文化核心符号方面对华夏文明有不可替代的贡献。古蜀地区与中原之间并不只是存在文化的单向传递。古蜀文化对中原文化同样有影响。这方面的证据并不少。上面的妇好墓出土的青铜盘就是一个例子。这个青铜盘的核心图形是从东部族群传承下来的蟠龙，但是它的边缘上三个动物形象则是典型的古蜀样式，与三星堆发现的几乎一模一样。而且是三个同样的图形刻画了三组。这与三星堆青铜器上大量含有数量三的元素也是一样。这明显是古蜀文化向中原的传递。
    前面说过，中原的夏人就是大洪水后外迁的古蜀人。殷商时期甲骨文中中原的羌人也就是这些夏人的后裔。很多人知道商人与羌人长期敌对。商人还大量使用战争俘虏的羌人做祭祀中的殉人。但是可能知道甲骨文中也记载有商人与羌人和平交流的就不多了。

    根据《诗经》和金文，到西周时以前流传下来的文字和传说中最早的领袖级人物就只有大禹。在商末周初的人们心中圣人除禹之外没有他人。尧舜最早是出现在子曰之中。据前人的研究春秋战国是社会大变革的时代，国家兼并盛行。争霸的诸侯都争相为自己的行为寻找根据。诸子百家因应这股潮流也纷纷推出自己的学说。待中原王朝经过战国秦及汉初的混乱稳定下来后，在思想文化界就开始收拾异端。通过董仲舒等人的努力，到太史公，中华文明多元汇流就成了夏商周一脉单线。于是商人与羌人的关系也就成了大邑商不断讨伐征服蛮夷羌。到后来中原文明就更成为冉冉升起的“一轮满月”掩盖了漫天星斗。文化传递就成了单向恩赐。然而历史的真相不可能被完全掩盖。中原以外地区对中华文明的贡献不可能被完全抹杀。也不可能被随意矮化。即使是在殷商时期，大邑商和蛮夷羌也并非有主次。晚期甲骨文中有这样两条记载
    辛酉贞王逆羌《合集》32026
    王于宗门逆羌《甲》八九六
    逆羌是什么意思呢？根据前人的释读，逆在这里就是迎的意思。“逆羌”就是迎接羌人的使团。“王于宗门逆羌”就是商王到国门去迎接羌人使团。这与早期甲骨文中商人与羌人主要是打打杀杀形成鲜明对照。

    上一楼说道中原王朝为了标榜自己是天命所归，不断打压四邻。不但搞了个东夷南蛮西戎北狄来贬低邻居，而且还搞了个三皇五帝来证明自己的血统高贵。由于中原各家急于上位，大家七嘴八舌，这个形象工程漏铜百出，过程十分搞笑。有前人检视过，经过大致如下：
    第一步，周王衰落，诸侯做大。逐渐开始蠢动。从楚开始，一个接一个地称王。
    第二步，称王的多了，王也就显得不那么尊贵了，就要想办法升级。由于以前称老天爷是上帝，于是秦昭王率先自称西帝。然后就有了齐王的东帝，赵王的中帝，燕王的北帝。这帝那帝搞多了又觉得有些名不副实。自己都不好意思。但是帝比王高一级的概念却是立起来了。
    第三步，老天爷帝的称呼被人王剐起走了，总要给老天爷再找个称呼。搜来寻去，找到过去用来表示大、表示美、表示尊敬，经常称上帝为皇天的皇，来作为上帝的新称。比如东皇太一是也。
    第四步，荀子在论政时，大约是受五行学说的影响，下意识顺嘴甩了个五霸三王五帝出来。至于是那五帝，那是不消说，你们都懂的！
    第五步，荀老先生在前，吕相的门客自然不能太落后。于是《吕氏春秋》中就有了三皇。刚好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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