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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论史]东坡往事 |
| 作者:耕文轩主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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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卷 苏轼卷 第一章苏轼有多少个名号 不到黄州，此人的大名还只能叫苏轼。 不到下卷，此人的大名只叫苏轼。 苏轼，字子瞻，还有一字为和仲，不常用。也有称其小字同文的，更不常用。在家族中排行九二。 啥叫“行九二”？在中华书局出版的2005版《苏轼年谱》中，作者孔凡礼老先生做过大量的考证工作。对于孔凡礼，耕文轩主人也做过许多非常有必要的考证工作（百度了不少的资料）。孔老先生是位在学术上令人敬仰的老前辈，终生无任何职称，仅是北京某非重点中学的一位语文教师，但深得钱钟书之垂爱，被中华书局奉为座上宾。身在民间，却堪称学术上的“无冕学者”。黄太史（黄庭坚）有诗云：唤取谪仙苏二来。“谪仙”的原意是指谪居凡间的仙人，在中国古代，但凡说起谪仙，大家首先就会联想到我唐代大诗人李太白。而在黄庭坚的眼里，世上的谪仙不止一位，最起码还有他的老师苏轼。 至于黄庭坚与苏轼的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是以后我们要说的，与苏轼交往的人凡品极少，黄同志绝对是个大咖。但今天我们的“政治任务”是，要弄清楚苏轼的“行九二”究竟是什么一个意思。 “济南先生”李方叔（李廌），也是一位“先生”，类似于今天的冰心先生、老舍先生那样的大家，但也是苏轼的学生，此人有一首诗名叫《读小苏先生九三文》。由此可知：苏轼是行九二，因为小苏即苏辙，苏辙行九三，苏轼自然就是行九二了。 众所周知，我国南宋诗人陆游也是苏东坡的铁杆粉丝中的一员，在其《老学庵笔记》中叙及北宋绍圣四年（1097年）苏轼62岁高龄被贬谪到海南儋州之前，曾与弟苏辙相遇于梧、滕（均属今广西省）之间，轼曾呼弟辙为九三郎。 最终就连孔凡礼老先生也大感疑惑：此九二、九三不知是否为第九十二、第九十三之意呢？ 然据《苏氏族谱》，四川眉山苏氏属于苏洵曾祖苏祜一枝者人数其实并不多，最后孔老先生只能似是而非地推断苏轼的“行九二”大约是在全族中的排行而言。 扯了这么老半天，没有他意，主要还是想交代一下主人公的渊源。 当然这也是国人为名人立传的规矩。 古人的礼仪繁多，我辈难以悉数通晓。在三苏的学术研究这一问题上，孔凡礼若称第二，估计当今天下谁敢称第一的人也会有点难为情。 对于这一问题，笔者不是非要在此“掉书袋”，着实，作为后辈的我们，但凡喜爱苏轼的人士，都有责任在前辈踏出的道路上继续前行。喜爱以及自觉传承中华文化的后辈们正在如雨后春笋般成长，未来可期，苏学的光辉将会更加灿烂地照耀着这个世界。 苏轼一生还有很多号： 东坡、东坡居士、老泉山人、铁冠道人、戒和尚、玉局老、眉阳居士、雪浪斋。后人还有称无邪公、仇池翁、毗陵先生、泉南老人、水东老人、东坡道人、海上道人、苏仙、坡仙。死后赠谥“文忠”后，世人复又尊称文忠公。 除此之外，苏轼自称还有别人称呼的字号也极多，但无不自“东坡”二字所衍生。自称的有东坡老、东坡病叟、东坡翁；他人所称的有东坡老人、东坡公、坡、坡公、坡老、坡翁、老坡、大坡等，在古代的社会中，中国人还有以官爵、地望、乡里来某些有名望之士的习俗，这就使得古人的成为更加的丰富。于苏轼而言，则称其为苏贤良、苏太史、苏翰林、苏内翰、苏学士、苏端明、苏礼部、苏密州、苏徐州、苏湖州、苏黄州、苏惠州、苏副使、苏眉山、苏眉州、眉山公等。 另有南宋孝宗乾道六年皇帝的赐谥“文忠”等。 若是活到今天，我想还会不外乎苏老、苏师父、老苏、苏总、甚至老首长这些个称号。 说到这里，我想，中国人大都爱给自己喜欢的同时又能够接近的权威人士起名号，不然，历史上的巨奸巨贪如秦桧、和珅等人，怎么就没有听说过有什么老百姓起的外号呢？ 老苏家原籍高阳郡，即今天的河北高阳县旧城村。后汉时，苏家六世祖苏纯老先生，其子名苏章，想当年在燕赵之地——河北冀州当刺史，所以他的子孙后代就在赵郡聚居了。后世中有叫苏味道的，圣历年初为凤阁侍郎，后贬为眉州刺史，之后又被迁为益州刺史。可人尚未上任就死了，苏味道有一子留在了眉州，正是这个重要的血脉传承，使得眉山才有了苏家。 在这里，我们发现苏味道之于苏轼，与杜预之于杜甫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国人中一旦先祖中有名相、名将者，为了烘托其后世之人出身之用，一般都逃不出史家的眼光。 祖父苏序。祖母史氏，卒于宋仁宗明道元年，死后追封嘉国太夫人。 在今天位于河南郏县的“三苏坟”大门口有一副启功先生书写的楹联： 一代文章三大家，千秋俎豆两峨眉。 在国内的景点我们注意到，但凡有启功先生出面亲笔题词的地方，必是文化极为厚重的所在。这里的文章三大家，其中有一个极为苏轼的父亲苏洵。此人据传少年时调皮捣蛋，不好好学习（少年不学），举进士而不中（落榜了），二十七岁才发奋读书，最终都能成功跻身与“唐宋八大家”的行列。 二十七岁，放到今天，也即研究生毕业的年龄，大家想想这是什么概念。在启蒙读物《三字经》中，专门也有提及：苏老泉，二十七，始发奋，读书籍。苏老泉，就是苏父苏洵。 苏母程氏，以贤惠著称，其死后的墓志铭为司马光所撰。当然，这主要是老马看在苏轼的面子上，要知道老马的在当时的身价是极高的。 程氏是眉山大理寺丞程文应的女儿，十八岁嫁入苏家，从经济条件而言，当时程家远远要比苏家富裕。但程夫人嫁过来后，谨守妇道，勤俭持家。同族人不管从那个方面都挑不出夫人的毛病，至于不悦、傲慢等举动，在夫人身上是压根找不出的。 有人对程夫人说，你娘家高门大户，父母又“不差钱”，你却天天在苏家吃糠咽菜的。不如回你娘家随便张张嘴，以你父母对你的疼爱，绝不会撒手不管的！ 夫人正色道，我听说“好男不吃分家饭，好女不穿嫁时衣”。你说的是不错，假如我回到娘家开个口，父母不会不援助的。但如果传出去，就会有人说我夫君是吃软饭的，我绝不会让我夫家及夫君因此蒙羞的。 当时苏洵的奶奶健在，是个极为刁钻古板的老妇人。全家人从她的堂前经过，都需小心翼翼，一旦让她听到脚步声，就会被叫回来严厉地责骂一番。但唯独程夫人能合乎她老人家的心意，只有看到程夫人，老人家才会由衷的高兴，满意地颔首。 传说苏老泉直到27岁的一天，突然有了心理发现，跑回程夫人面前说，我觉得我还有机会，我想继续读书考大学。只是……内什么……怕家里的生活无以为继。 你说我该怎么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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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家强1 2022-09-01 06:58:14 周4拜读精品佳作，祝贺金秋，强势顶贴支持! ----------------------------- 第二章 东坡生，一夕眉山草木尽死 程夫人的脸上顿时露出了一丝“不易觉察的微笑”，似不经意地道，我早就想对夫君您说这件事了，只是怕人家误会你是因为我逼迫才学习的（有点绕口，心机非同一般，对心直口快的人而言）。 程夫人没有停顿，又道： 你是这吧，我也想过了，你只管埋头苦读，家里的一切都不需你来费心。（程夫人的家族意识使然，希望自己有一位封妻荫子的夫君。——现世诸君的完美妻子。） 于是夫人她毅然决然地卖掉了自己有限的服饰和器玩，用于维持家庭的开支。在夫人的默默付出下，苏洵得以专心致志地完成了学业，最终竟成为一代大儒。 等家里的光景好过些了，苏夫人又拿出一部分财物去接济亲戚与族人，以至于夫人临终前家无余财（和当今有良心的富豪一样，捐的差不多了）。 夫人说她绝不会让子孙因钱财而蒙蔽双眼。 苏轼有两个伯父，大伯父叫苏澹，一生务农（未致仕）。苏澹伯伯有两个儿子，分别叫苏位和苏佾（音艺），位仅小三叔苏洵五岁。二伯父苏涣，于天圣二年（1024）考中进士。苏轼出生前，二伯父官至凤翔宝鸡主薄、凤州司法、永康录事参军。二伯父有三个儿子：不欺（子正）、不疑（子明）、不危（子安），苏轼分别称其为大哥、二哥、三哥。这在随后的信札中极为常见。 苏轼有三个亲姐姐，嫡亲兄弟三人。说到这，有人要反驳了，扯淡！苏轼不是只有兄弟两个吗？别着急，我的看官们，所幸在苏轼的著作中，我们的前辈们已经很肯定地考证出了苏轼还有一哥哥，取名景先，可惜早卒，在爱屋及乌的作用下，苏景先同志还是被后世尊称为苏长公。 但以在世的兄弟排行而言，世人多称苏轼为大苏或大苏公。 苏轼的堂姐共五人，目前有据可查的仅四个。长姊嫁给进士杨荐，两次姊分别嫁进士王东美与遂州节度判官任更，小姊嫁给宣德郎柳子文。总之，嫁的都不赖。 外祖父程文应，外祖母宋氏。 外曾祖程仁霸，生活中毫无欺男霸女之嫌，而以仁厚信于乡里。绍圣二年三月九日，已过六十的苏轼在惠州贬所的合江楼上曾作文专门回忆了外曾祖的逸事。那时的惠州野多暴骨、极为荒蛮，人生末路的苏轼自然地回忆起了他的出身。 外曾祖曾经救过一个偷萝卜的小偷，三十年后，仍被该冤杀的小偷从阴间折返到外曾祖的庭院中向他行礼。小偷说对外曾祖说，您的子孙在人间将会福禄双全，产生出许多显贵的官员。 大江东去，岁月已逝。 在六十岁的苏轼眼里，自己的一生，算不算福禄双全、官至显贵呢？ …… 说话间，时光在穿梭。 中国有宋以来，文化之集大成者中的佼佼者、一代大文豪苏轼要降生了。 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农历丙子年十二月十九日卯时（用现代公元纪年则为一零三七年一月八日，也已成为定论，无需再去考证），苏轼降生于眉山县纱毂行。 北宋时，眉山属成都府路下辖的眉州，而眉州的制所也就是办公地就在眉山县。 纱毂行，因苏轼诞生于此而闻名于世。今天的纱毂行位于四川省眉山县的纱毂行老街，成了苏东坡的故乡。在这里，一脉书香浸润了老街的千年时光。唐时，孙长孺变卖全部家当，建起藏书楼。后书楼被毁，其后代孙降衷因军功显赫，获宋太祖赵匡胤赐书万卷，回乡重建“万卷书楼”，让这座西蜀小城逐渐变成诗书圣地。 北宋年间，苏洵携妻程氏及年幼儿子苏轼、苏辙来到这座老街。为了支持丈夫读书，程夫人一人撑起家中生计，并悉心教育儿子，终于使苏家走出享誉文坛的“一门三词客”，这是后话，暂且也按下不表。 我们中国人，但凡要烘托一位伟大的人物出世，一般都要来点鬼神怪异之相，苏轼的出生大抵也概莫能外！ 眉山当地有谣曰：眉山生三苏，草木尽皆枯。 《贵耳集》卷上：蜀有彭老山，东坡生则童，东坡死复青。“童”，在此处表示秃的意思。 《归潜志》：昔东坡生，一夕眉山草木尽死。 更有甚者，就连苏轼本人也说过：先妣方孕时，梦一僧来托宿，记起颀然而眇一目。 眇，其意为瞎了一只眼。今天，我们不得不认为是苏轼对这大千世界的滚滚红尘，常睁一只眼闭而一只眼也。 苏轼的一生，遇到过的神神鬼鬼不少，凡人遇到即会跪地求饶，而苏轼却说：“祸福，天也。神怒即怒，吾行不止”。其实，苏轼的一生，本就是一场“神怒即怒，吾行不止”的旅程。他并非没有经历过黑暗与厄运，只是永远没有也不会被黑暗所吞噬。在他生前死后，他所散发出的独特人格魅力，业已获得了历史与世人的包容与偏爱。可以说，这样的人物，几千年来只出了这么一个，我们迄今为止再也没有找出第二个。 但是苏轼出生后，并没有获得神灵的特殊眷顾。程夫人的母乳不足，当时尚无奶粉的问世，夫人就聘请了一位眉山老乡任采莲做了苏轼的奶妈。历史上也有人说任采莲是苏洵的一个妾。不管咋说，中国历史上，能够记载一个奶妈，并且还是有名有姓的奶妈，着实不易。还有更为详细的：任采莲他老爹叫任遂，母亲姓李。 在苏轼为乳母任采莲写的墓志铭中，说她“工巧勤俭，至老不衰”，不仅给姐姐八娘和他本人当过奶妈，还在照看苏迈、苏迨、苏过上皆有恩劳。 老人随着苏轼的宦海沉浮而四处漂泊，始终给了苏轼一个温暖的避风港。 元丰三年（1080）八月，任采莲卒于黄州的临皋亭，享年七十二岁。苏轼痛曰：生有以养之，不必其子也。死有以葬之，不必其里也。我祭其从与亨之，其魂气无不之也！（文句沿用原文，以突出苏轼的感情色彩） 苏轼长到两岁，在家种地当农民的大伯苏澹驾鹤西去。 次年，大哥苏景先也亡故了。 此时，28岁的父亲苏洵，与结交的好友史经臣（字彦辅）一起出外游学。老苏认为史经臣豪气冲天，博学能文，只是经臣的弟弟史沆有点差劲，德薄人厌。 次年，苏轼那个“夜雨对床”、舍命救兄、亦师亦友的好伙伴、好弟弟苏辙降生。 庆历二年（1042），7岁的苏轼开始读书了。其实，前面我们说过，苏轼生于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农历丙子年十二月十九日，大家注意，小括号里的“1036”，原为“一零三六”是按照旧时习惯的农历计时的，用现代的万年历推算，苏轼应该出生在现代公元纪年的一零三七年一月八日。用小学二年级数学的四位数加减法一算，苏轼开始读书的年龄为六岁，但按照中国旧时出生后即为一岁的习惯，那么苏轼真正开始读书的年龄应该为五岁上下。 这一年，苏轼的二姑亡故，二姑妈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轶事，当然，我们也没有“爱屋及乌”地进一步探究下去的必要了。 为了行文方便之故，也为了尊重先辈们的习惯，当然也为了潜意识地显示我们有多专业，让我们仍沿用先辈苏学研究者们的成果，还是称五岁上下的小苏轼已经年庚七岁了吧。 等到苏轼八岁时，进入小学。 当然，眉山县并没有公办小学，而是师从一名叫张易简的道士学习文化知识。就在这一年，让苏轼刻骨铭心的老对手江西人王安石考中了进士。 张道士教的小学生经常达百人，十分兴盛。学校坐落于天庆观北极院，在这一点上我好不惊奇，因为我作为一名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新生活儿童，童年时我们镇上的小学以及初中都还是在破庙里或者奶奶堂儿里创办的。小苏轼在这里学习了大约三年，这是他自己说的，“予盖从之三年”。 苏轼上小学时有位同学名叫陈太初，本为道人的后代，后来得道成了成了尸解仙。 “尸解仙”是道教中仙人的一种。葛洪在魏晋时，提出了仙人可学论，认为世上的仙人可分三等，即天仙、地仙、尸解仙。道士得道后可舍弃肉体而仙去，或者根本不留遗体，只假托一物，如衣、杖、剑等，遗世而升天，这个过程就谓之尸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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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家强1 2022-09-01 06:58:14 周4拜读精品佳作，祝贺金秋，强势顶贴支持! 第三章 有其母必有其子 当时，苏轼在张易简的道观中学习时，还有一位叫李伯符的眉山矮个道士，此道士非常会作诗，常来观中与张易简切磋。当他看到小小年纪的苏轼时，曾经惊奇地赞叹说，这位小郎君，真乃贵人啊！从这一点来讲，李道士还是有点眼光的，确实值得表扬。 也就是在这一年，有个从京师来的读书人，带来了在当时极有名的《庆历盛德诗》给先生们观看。 “庆历”这一年号，我们在初中课本《岳阳楼记》的首句“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中，就会有印象。这首《庆历盛德诗》的作者为北宋的学者、思想家山东人石介所作，石介字守道，一字公操。光看一下其字，就大概知道了石介的秉性了，至少预示着他特能恪守圣人们的道德与情操。 在先生们传阅着《庆历盛德诗》时，小苏轼也从旁边偷偷扫了几眼，就能够诵读乃至通晓文中的语句。此诗重在称颂北宋庆历年间的朝中名人：章得象、晏殊、贾昌朝、范仲淹、富弼、杜衍、韩琦、蔡襄、欧阳修，以及章献太后、宋仁宗共十一人。当苏轼好奇地向先生们打问这十一个人都是什么样的人时，先生们说，小孩家家的，不用只知道这些！ 苏轼不服气地说，如果这些人是天上的神仙，我不敢知道。若都些是凡人，为何我就不能知道？先生对苏轼的言语很是惊奇，却也挑不出什么毛病。只得如实相告，并且特别提到了韩琦、范仲淹、富弼、欧阳修四人，说这四个人都是人中豪杰啊！这四个人，当时的苏轼虽然一个也没听说过，但从此这些人的名字在苏轼的心里深深地扎下了根。 钱惟演有个徒弟叫钱易，字希白，此人才思敏捷，聪慧过人，千百字的文章，援笔立就、胸有成竹，同时还擅长寻尺大书行草，喜观佛书，的确是个人才。 次年，弟弟苏辙也进入到张道士的学校里开始发蒙学习。从这时候起，到后来的父子三人出蜀求官，兄弟俩或是切磋学问，或是登山临水，从来就不曾分开过。为什么要着重说这些，因为在兄弟俩聚少离多的一生中，这种难得的相处时光，是他们终其一生的不灭印记。 弟弟苏辙后来回忆，自从幼时开始跟着哥哥苏轼读书，没有一天离开过。少年时，跟随兄长苏轼出游，只要有山要登，有水要渡，他的子瞻哥哥未始不是身先士卒、事必躬亲地先尝先试。一旦有当天不能到达的地方，哥哥就会为之遗憾。等到有一天，当苏子瞻独自一人飘然前往时，悠闲地在泉石上漫游，采撷着山林间的花卉，捡拾着一些树上熟落的野果，以手掬水而饮之，看到他的样子，就连见惯了山林河湖的樵夫渔翁都会以为面前的是一位超凡的仙人。（苏辙的这些回忆，以今天来看肯定有不少主观的成分，至少在苏轼每到黄州前，身上的仙气不会有多明显。） 其实，天底下的乐事无穷无尽，但真正能使人畅快的物事才叫喜爱。而当苏轼真正地心满意足的时候，万事万物都不能代替了这种快乐；到了苏轼最终兴尽而归时，又没有丝毫的后悔与违和感。这就好比是吃了一顿美味佳肴，最终都会为了饱腹。有谁会在意是那道菜对人有益，那道菜对人有害呢？只要内心不愧，对外不会被人家所指责，就不放把心思用在寄托山林之美上。苏辙在哥哥离世后的一篇回忆性文章中动情地说，这也许就是兄长子瞻在这种地方能感到快乐的原因吧。 苏家兄弟这一场跨越时空手足之情，在后边的文中将会详尽的交代。 在这里，引用苏辙的话，“辙幼学于兄，师友实兼。志气虽同，以不逮惭。”又谓兄弟幼时，“游戏图书，寤寐其中，曰予二人，要如是终”。而苏轼则说，“忆昔与子皆童丱，年年废书走市观。市人争夸斗巧智，野人喑哑遭欺谩。”“丱”音冠，原指古时候儿童头上的羊角辫，后引申为七八岁上下的儿童。在苏轼七八岁时，还曾梦到自己是个僧人，曾经往来于陕右。古人以西为右，陕右就是指今天的陕西。 孩童时期的苏轼，还常与娘舅家的表弟程之元在一起玩耍。 就在苏轼无忧无虑地玩耍的年龄，这一年滕京谅（字子京）被贬到虢州任知州，虢州也就是今天的河南灵宝市一带。 北宋的赵元昊造反时，滕子京时知泾州（今甘肃泾川北），本来是御敌有功。但被朝野上下的奸人所陷害而身陷囹圄。幸有时任参政知事的范仲淹出手相救，才减罪被贬到了虢州。此时年仅九岁的苏轼，初闻滕子京建功，对他便产生了深深地仰慕之情。而当他随后又听闻到滕子京虽然建功却被降职的糗事后，又因此事而深为滕子京而鸣不平。 也是在这一年，山西介休人文彦博出任益州知州。益州有位隐君子叫张俞的，张俞少时较为愚钝，文彦博到任后，就安排张俞置居青城山白云溪，苏洵常与这位自号“白云居士”的隐士携游于岷山下的白云溪。 苏轼十岁时，继续跟随眉山道士张易简读书，这时候学业上已是渐入佳境。在这一年，父亲苏老泉安排苏轼开始写作文，布置的题目名叫《夏侯太初论》。论中有两句：人能碎千金之璧，不能无失声于破釜，能搏猛虎，不能无变色于峰虿。意思是:人能够在打破价值千金的碧玉时不动声色，而在打破一口饭锅时失声尖叫；人能够搏取猛虎，可见到蜂蝎时不免惊叫变色（这原是人在没有思想准备或是冷不防的情况下，自然而然的应激反应) 父亲苏洵甚爱苏轼的这篇作文，对其中的这两句尤为赞赏。 这一年，父亲开始宦学四方，我国古时候，读书人有个传统非常好，那就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比如杜甫，在青年时期，就曾与李白等人到全国各地去游历过。当然，与死读书的“书呆子”不同，读书人的游历经历会更好地打开自己的视野，为今后的治学与从政提供不可多得的经验。 苏洵先是与史经臣东游至长安，史经臣字彦辅，他是苏洵的好友，也是苏洵的生命中一个十分重要的人，两个人经历颇为相似，二人一同赶考，也同样屡次落选，但是两个人的相似之处便是始终保持着乐观的心态，史经臣的经历甚至还要比苏洵惨一些，那就是在一次赶考归家后，突发大病，导致瘫痪，对于苏洵来说，好友的悲惨境遇令他更加缺少信心，但是好友身残志坚不改豪情，在苏洵赶考前还起身为他送行。苏洵对于好友也是情谊至深，在好友去世后帮助他料理后事，后人回顾两人乃是惺惺相惜，在较为坎坷的科举路上成为了彼此的依靠。 在长安，他们见到了他们的四川老乡石扬休。石扬休，字昌言，眉州眉山县（今眉山市东坡区）人。 石扬休从小父母双亡，他勤奋好学，于宝元元年（1038）考中戊寅科吕溪榜进士第四名。石扬休最初担任同州（今陕西大荔等县地）观察推官，后来又任著作佐郎、中牟县令。 继续游历至京师开封，他们又见了颜太初。颜太初，字醇之，号凫绎处士。彭城(今江苏省徐州市)人。颜子的第46世孙，进士出身。后官至南京(今河南商丘)国子监说书。博学有才，仗义敢言。苏洵与史经臣在京师，又与其他一些相熟的卿大夫同游，“旅游王城，饮食寤寐，相持以安”，吟诗作赋，联络感情。此时的苏洵尚不喜学习，而是以游历为乐。 父亲离家后，有着家学渊源的程夫人，开始在家中南轩的亲授二子读书。 程夫人亦好读书，明识过人，志节凛然，每每在家族中告诫两个儿子，一定不要辜负了自己的期望。程夫人身教与言教并重，对二子进行着正统的教育。苏轼后来的回忆性文章中，分别有《记先夫人不发宿藏》、《记先夫人不残鸟雀》两篇文章。正是这两篇文章的存在，后世之人才得以了解了程夫人身上的一些传统美德。 当程夫人读到东汉《范滂传》时，很有感慨，对于范滂的人格那是佩服得五体投地。苏轼好奇地问母亲道：我如果也做范滂，母亲会答应吗？ 程夫人说：你能做范滂，我难道就不能做范滂的母亲吗？ 那么，下面我们着重介绍一下范滂这个人，来感受一下苏轼母子的上述谈话。 范滂（137-169），字孟博，汝南征羌（今河南漯河市召陵区青年镇砖桥村）人。东汉时期党人名士，与郭林宗、宗慈、巴肃、夏馥、尹勋、蔡衍、羊陟并称为"八顾"。又与刘表、陈翔、孔昱、范康、檀敷、张俭、岑晊并称为“江夏八俊”。建宁二年（169年）汉灵帝刘宏又大批诛杀党人，范滂随即去监狱投案，英勇就义，享年三十三岁。范滂就义前，母亲同他诀别。范滂对母亲说：“弟弟仲博很孝敬您老人家，足以供养您老人家的生活，我跟随父亲龙舒君命归黄泉，生者和死者各得其所。万望母亲大人割断骨肉之情，不要悲伤。”范母说：“你今天得以和李膺、杜密齐名，就是死了又有什么遗憾呢!既然已经有了美名，又希望长寿，两者怎么可以兼得呢?”范滂跪着接受母亲的教诲，再拜而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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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家强1 2022-09-01 06:58:14 周4拜读精品佳作，祝贺金秋，强势顶贴支持! 第四章 苏爷爷的奇闻异事 这一年，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江西诗派开山之祖，与苏轼齐名，世称“苏黄”的黄庭坚在洪州分宁(今江西省九江市修水县)呱呱坠地了。 请大家记住，苏轼年长黄庭坚十岁。 当黄庭坚还在襁褓里吮奶哭闹之时，小苏轼已经成了一名识文断字的小学生了。 某一日，下雨天闲来无事，小苏轼与彭山县的同学程建用（字彝仲）、杨尧咨（不详）、苏辙四人在一起做联句的游戏。程建用起句：庭松偃仰如醉。杨尧咨对曰：夏雨凄凉似秋。苏轼即云：有客高饮拥鼻。苏子由却说：五人共吃馒头。众皆笑倒。 这是一段苏轼兄弟俩小时候的美好回忆。 庆历六年（1046），父亲苏洵与史经臣一起去举制策，又举茂才异等，皆不中。 十一岁的小苏轼，在这一年里作了一篇全是四字句的《却鼠刀铭》。 铭中所述是苏子瞻有一把却鼠刀，此刀从村夫野老手中得到的。平时就藏在匣子里，到需要驱鼠时，只用焚香礼拜，将却鼠刀置于擦拭干净的几案上，就能使该房间里再无鼠患。此铭写就后，深得老祖父苏序的称颂，并且命人找来名贵的纸张誊写后，加以装饰，钉在居室的墙壁上，时时把盏捋须、呵手观览。 次年，在外游历的苏洵与其二哥苏涣在京城开封相遇，面对小弟落榜后的失落，苏涣作诗安慰了小弟一番，“人稀野店休安枕，路入灵关稳跨驴。”苏涣告诫三弟，出门一定要化悲痛为力量，住店时务必警觉些，另外还有，路过荒郊野岭时要把你的驴给骑稳喽。 灵关在今四川雅安市宝兴县南，属一座险要的关隘。 苏洵带着二哥的谆谆告诫，骑着毛驴离开了京师这个伤心之地，先绕道嵩山一带，游览了嵩岳奇峰以及伊洛秀水，接下来又与讷禅师、宣僧、景顺长老几个人同游。其中蜀僧阿宣是逮事（侍奉）讷禅师的随从。讷禅师，全称庐山圆通居讷祖印禅师，梓州（今四川三台县）人，俗姓蹇。蹇音兼，形容跛足或是行走困难。但讷禅师腿脚却极好，还能畅游。 苏老泉在见多识广的讷禅师与景顺长老的引领下，一路来到江西虔州（今称赣州），在天竺寺见到了白居易的墨宝真迹。之后，还与钟棐、钟槩兄弟一起闲游。（注意宋时兄弟起名字的传统） 谁知，物极则必反，否极则泰来。 这年的五月十一，正当苏洵在江南水乡玩得正嗨之时，七十五岁的父亲苏序老死家乡了。限于当时的通讯条件，等到苏洵知道这一消息，已经是几个月之后的事情了。 苏序的一生是光荣的一生，他也是一名伟大的无神论者。 因其子苏涣登朝，苏序先是被追封大理寺评，后又因苏辙官至尚书右丞、门下侍郎，爷爷苏序又被加封为太子太傅之荣耀。 爱屋及乌之故，我们北宋中期伟大的文坛领袖、全才式的艺术巨匠苏轼，应该也有一个伟大的爷爷。下面略举三例，稍加佐证与渲染吧： 《族谱后录》：苏序字仲先，少孤。“少孤”的意思是小时候丧父或父母双亡，但据上文苏洵的奶奶是个刁钻的老妇人那一段描述，可以认为苏爷爷是小时候父亲就死了。苏爷爷小时候好行侠仗义、打抱不平，就是不好读书。晚年虽爱做诗，能直接念出来，且作诗很快，能立刻完成，数十年间竟做了几千篇，上自朝廷郡县之事，下到乡间子孙打猎捕鱼经营生计的事情，都能在诗中体现。看他的诗虽然不精巧，但能通过诗歌知道他胸襟开阔磊落，为人坦荡。生性坦率和易，不讲求礼节，不注重庄重的仪容举止，看淡为自己谋利的事情而看中对别人有利的事情，和别人交往无论富贵贫贱都喜爱赏识。见到士大夫都非常恭顺礼敬，人们认为他谄媚，等到他见到村野老人也这样，这之后人们就不认为他的行为奇怪。从外表上看没有他不结交的人，但他心中看轻看重的人的标准非常严格。在乡间居住，出入不乘马，他说，有比我年纪大却还走路的人，我如果骑马，没有办法见他们。穿破旧的衣服吃不好的食物不认为是耻辱，一定要让自身居于众人所不喜欢的地方。虽然不学《老子》却和老子的思想相契合。在家时不管理家中事物，把家事全都交托给儿子们，等到族人有事情来找他谋划的时候，常常为那人尽心竭力，反复谋划而不厌烦，年成不好的时候曾卖掉自己的田地来周济挨饿的人。等到粮食丰收了，人们将要还给他粮食或钱财，他说，我自有卖田地的原因，不是因为你们。最终也不肯接受。身体力行退隐之事，来求得不被世人闻知，但是做好事时间长了，乡人也就知道了他，认为古代归隐的君子没有谁比得上他的。 《济南先生师友谈记》（其一）：苏轼谓其祖父“甚英伟，虽不读书，而气量甚伟。”苏序在乡下郊居时，田不多，全种成谷子。苏序拿稻米全部换成谷子，储藏起来，有三四千石之多，人们都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到了灾年，苏序就拿出自己的储粮，先给族人，然后给妻子娘家人，再给佃户和穷人，使他们都安全度过凶岁。有人问，你为什么只储藏谷子呢？苏爷爷笑答，百谷之中，只有谷子性坚能久，故可以广为储存，以待饥馑之需啊！苏序还绕宅种满了芋魁（大芋头），芋魁产量极大，收获后及时盖上柴草储藏。遇有灾民前来乞食时，就用大瓦笼蒸上几笼，放在自家大门外，任人自行取食充饥。 《济南先生师友谈记》：（其二）祖父极爱饮酒，常常与村中的姥爷们儿席地盘脚而坐，高声行着酒令大口喝酒。有一日，突然二伯苏涣高中封官的文书送到，消息传来，伯父高中，同时娘舅程家也有举子高中了。外祖父家是眉山大户，居家甚富，两家本已联姻，此时恰又双双高中，真乃喜上加喜。程家准备隆重地迎接一下，于是对苏爷爷说，你何不也好好准备一下呢。我们的未来的“太子太博”（苏序）却说，儿子在书信里说了，做官的一切器用随后会一并寄来的。有一天，苏序正在大醉中，封告不期而至，连同做官用的外缨、公服、芴、交椅、水罐子、衣版等物全部寄到。苏序当时衣冠不整，只光着头戴一顶小冠，席地盘脚把封告文书读了一遍，就把这寄来的一切物事全部倾入一只布囊里。当天喝酒剩下的牛肉，也一并倾入到了布囊中，命村中小童担着两个布囊，自己则起着毛驴进城。城里人听说了苏序收到了封告，就等候在进城的道路旁观看，在半路上遇到苏序他们时，只见苏序醉骑驴子，仅让童子用两只布囊就把这些官用挑回来，莫不掩面大笑。程家老爷听说后，讥笑老苏的迎接仪式太过简单，而偏偏有识之士对苏序这种淡泊名利的作为感到惊奇。 《济南先生师友谈记》：（其三）眉州突然有了灵异之神降临，灵神叫“茅将军”。一时间，州民的福祸纷乱，人心惶惶，连巫师巫婆也惊狂不止，州民因为害怕只好伏地祈祷，还集资建起了宏伟的大殿，泥塑了高大的神像，天天高声祷告不止。忽一日，苏爷爷乘醉带着村中二十几名正义的村民，一股风地冲进庙里，用斧头、锄镢等农具将神像统统砸碎，不仅将残破的神像扔到溪流中，还顺势拆除了庙宇，竟没有所谓的神灵过问。过了三年，二伯父初次考中，苏爷爷大喜，亲自到剑门外迎接。到七家岭，忽见有一座大庙，抬头看时，庙前匾额赫然大书：茅将军。苏爷爷大怒曰：是哪路妖怪在此兴风作浪、为幻害人！正准备率众捣毁。忽见一庙吏急忙上前跪拜，说，大人莫非是苏七君（苏序）？我昨夜就梦见了此庙神哭泣着对我说，明日苏七君将会路过此地！我非常害怕他，请代我哀求他老人家，请他高抬贵手，留存此庙，小神还背地里要指望这座庙赖以为生呢！众人都觉得此事很神奇，于是好劝歹劝，苏爷爷才手下留情，放过了这座庙。 庆历七年八月，畅游于江西赣州的苏洵突然得到老父亲病逝的噩耗，匆忙结束了自己的行期，回四川奔丧，史经臣也一起返蜀。二伯苏涣也自京师开封回乡奔丧。 这时，年已九岁的苏辙在家乡是第一次见到二伯。伯父的此次返乡，使得苏轼兄弟二人得以聆听伯父的许多教诲。多年后，他们还记得伯父的一些话：“二伯我小时候读书，稍大些后写文章，每天有一定的限量，不完成不罢休。到外面去的路上，言行都符合规矩，回到卧室，也没有怠惰的神情。所以在那个时候，别人没听说我有什么错误的品行。你们的才能赶不上别人，姑且也学习我少犯错误的作法就可以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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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苏老泉绝不是一个瓤茬儿 庆历七年，十二岁的苏轼正在所住的纱縠寓所空地上，和一群少年玩掘地的游戏。 此刻，他突然从土里翻出一块奇异的石头，形状像鱼，外表色温润晶莹，呈现浅绿色，里外都点缀着细小的银星，击打它就发出铿锵的声音。 试着拿它当砚使，此石很容易发墨，只是没有储水的地方。先父说：“这是一方天砚啊！具有砚的品质，就是形状不太完整罢了。”于是把它还给小苏轼，说：“这是你文章发达的祥瑞之兆。”苏轼十分珍爱地使用它，并在上面刻上铭文说：“一旦接受了上天的造就，就永远不再改变初衷。或以品德为高，或要保全形体。如果两者都有，那我取法什么？仰人鼻息跪人脚下吗？这样的人世间有很多。” 父亲苏洵有一天读到当时文坛大家欧阳修的《谢宣召赴学士院仍谢对衣并马表》时，让苏轼也仿作一篇，当看到苏轼文中有两句话“匪伊垂之带有馀，非敢后也马不进”（这两句话的意思是：贵族们并不是故意让丝带垂下，丝带本身长度有余；孟子在大军溃败的时候主动殿后，却说不是自己多有担当，而是说马跑不快）时，苏洵非常喜欢，并希望苏轼有朝一日能够用在自己身上，这样的举动充分表达了苏老泉同志对儿子的殷切希望。 苏轼十二岁，也就是这一年，他的二姐病逝了。 次年，也就是庆历八年的二月早春，爷爷被安葬与眉山安道里苏家的祖坟之侧。父亲苏洵开始居丧眉山，此刻足不出户，开始了亲自教育自己的两个儿子。 父亲几年来方外游历的奇闻趣事，也给苏轼兄弟幼小的心灵打开了通往外面世界的大门。当听到父亲称赞郑国公富弼出使辽国的功绩时，苏轼还会津津有味地与父亲探讨庆历二年郑国公的使北之事。 富弼，字彦国。河南(今河南省洛阳市)人。北宋名相、文学家。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富弼举茂才异等，历授将作监丞、直集贤院、知谏院等职。庆历二年(1042年)，奉命出使辽国时，以增加岁币为条件，据理力争，拒绝割地要求。任枢密副使时，与范仲淹等共同推行庆历新政。新政失败后，出知郓州、青州等地。任内救助数十万灾民。富弼多次出使辽国，对西夏情形也十分关注。他利用自己对宋、辽、西夏三国关系的透彻了解，助宋朝撬开辽夏同盟，使宋、辽、西夏三足鼎立的格局逐渐稳定。宋仁宗在位时，宋、辽关系又趋紧张，辽国屯兵北境，要求遣使谈判，划地与辽。当时北宋朝臣上下因敌情叵测，无人敢担使者之任。面对主忧臣辱，富弼挺身而出，两度出使辽国。在谈判中，他从各方面陈述了双方的利害关系，不卑不亢，仁而有威，致使辽兴宗自知理亏，遂息兵宁事。使南北之民数十年不见战事，天下称善。 《元城语录》的作者马永卿说，他的老师刘安世曾经与苏轼一同从海南北归，两船相衔，未尝能有三天未见的，就曾听过苏轼说起他与七弟陪父亲读郑国公的《使北语录》的事情。苏轼说过，郑国公力劝虏主不要出兵，主要是一旦出兵，臣下得官加封，而深受其害的却是国家，凡是鼓动出兵的人，大都是为了自己的一己之利，而并非是为了国家利益。 苏老泉听了就很高兴，说读书人都能这样去领会那才叫做学问，不然就只能是做腐儒了。马永卿说的便是徽宗初，苏轼大赦北归，刘安世与苏轼一同北归，大观三年寓居于永城。马永卿方以其舅父张桐荐，从刘安世问学一年有余，退必记其论学之语，后经整理成为此书。刘安世是元城(今河北大名)人，学者称之为元城先生，故作者取“元城”作为书名。书中所载为刘安世论事论学之语，间以旧闻。 苏老泉不仅自己动手、赤膊上阵，还会命苏轼兄弟去向眉山之西寿昌院的儒者刘巨（字微之）学 天，刘巨心血来潮，吟出了两句自认为很得意地诗句：（ 鹭鸟窥遥浪，寒风掠岸沙。）渔人忽惊起，雪片逐风斜。苏轼从旁边试探着说，学生以为，‘雪片逐风斜’五字，如能改为‘雪片落蒹葭’，可能更妥一些。因为从字面上讲，雪落了应有个着落，诗句也就稳了，可是从意境上说，‘雪片落蒹葭’重在动后有静，一动一静，归为平稳。此前的‘雪片逐风斜’一直是动，而‘雪片落蒹葭’则动而归静……” 刘微之大奇，同时又发自内心地说道，小子，能有你这样的学生是我三生有幸，但是，以你之才，为师已经教不了你了，你可以出师去另请高明了！ 除了刘微之，苏轼兄弟还曾师从过同乡史清卿。 这一年，与苏轼余生关系较为密切的两个人物出生呱呱坠地了，他们分别是：王翚（音灰）与李之仪。 皇佑元年，苏轼十四岁时，他的一个老乡罢官回乡，此公的名讳叫伋，字师中，眉州眉山人。少学读书，通其大义，不治章句（不带作诗的）。生性任侠，喜好人事。与其兄孜，相继举进士中第，知名于时。眉人敬之，号之“二任”，而苏老泉，尤其喜欢与之亲厚。任伋初为河南新息令，民爱之，买田而居。后通判黄州，再转知泸州，后病殁。 苏洵这段时间做了《名二子说》，详细地解读了为子取名的大有深意： 大儿子名“轼”。他说：车轮、车辐、车盖和车轸，也即车后的横木，都是车子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轼，只是车前用作搭手的横木，没有它，虽然卖相会难看一点，但毕竟不要紧。苏东坡从小生性旷达，其父告诫他要像“轼”那样放低身段，注意“外饰”，而不要自以为是，锋芒毕露。 天下的车莫不循辙而行，虽然论功劳，车辙是没份的，但如果车翻马毙，也怪不到辙的头上。苏洵的小儿子性格平和，他为其取名“辙”，觉得这样很好，可以免祸。 明智的父母，总希望子女首先要学会生存，然后再寻求发展。然而，一生命运多舛的苏轼后来也写过一首诗：“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讲的，实际上也是这个道理。 苏爷爷病逝后，居丧之期的苏洵极少作诗，苏轼兄弟受此影响，在这一时段也极少有诗文传世。 在这一段相对苦闷的时期，有一个令苏轼没有想到的意外惊喜是：被尊为婉约派一代词宗、淮海居士、“山抹微云君”，位列“苏门四学士”之一的秦观（字少游），一字太虚，别号邗沟居士，在江西高邮出生了。 随后，苏涣在过了苏爷爷的免丧期之后，也带着他大哥家的长子苏位去京师上任了。 苏轼十五岁时，他的十六岁的三姐嫁给了舅舅程濬（音郡）之子程之才。这段居乡的日子，苏轼兄弟也常常到自家的田地里去劳动，感受到了那种恬静的田园之乐。 这时的苏轼已经是一个胸怀大志的少年了，自从苏轼当着他母亲的面说他要以范滂为榜样时，母亲程氏就高兴地说，我终于有了一个好儿子了！ 这一时期的苏轼喜欢上了书画，也喜欢手抄经史书籍。喜欢书画固然是受到了父亲的影响，而每当得到好的书画，父子两个高兴地展读之际，一旁的苏辙确是无动于衷，从这一举动就可窥见日后苏辙沉稳冷静的个性。 爱好广泛的苏轼从小就学会了如何种植松树，嫁接果木，读医药书籍（这些嗜好在今天看来，都是文人的雅好），甚至小时候曾尝试用苦楝子树嫁接李树。无所不奇的他，还会在空闲时间练习家藏的雷琴与琵琶（鼓捣音律）。 两年后，从外公家传来了噩耗，苏三姐死了。 她是被其舅舅程濬、舅母宋氏还有丈夫程之才虐待致死的，至少在苏老泉的心中是这样认为的！ 下面是苏洵为此作的名为《自尤》的诗，是一首少见的题材，为了表达苏洵的愤怒之情，最重要的是想充分地展示一下苏洵的真实个性，我们只好全文录出了： 五月之旦兹何辰，有女强死无由伸。 嗟予为父亦不武，使汝孤冢埋冤魂。 死生寿夭固无定，我岂以此辄怨人。 当时此事最惊众，行道闻者皆醉辛。 余家世世本好学，生女不独治组{左纟右川}。 读书未省事华饰，下笔亹亹能属文， 家贫不敢嫁豪贵，恐彼非彼难为亲。 汝母之兄汝叔舅。求以厥子来结姻。 乡人婚嫁重母族，虽我不肯将安云。 生年十六亦已嫁，日负忧责五欢欣。 归宁见我悲且泣，告我家事不可陈。 舅姑叔妹不知道，弃礼自快纷如云。 人多我寡势不胜，祗欲强学非天真。 昨朝告以此太甚，捩耳不听生怒嗔。 余言如此非乃事，为妇何不善一身。 嗟哉尔夫任此责，可奈狂狠如痴麏。 忠臣汝不见洩治，谏死世不非陈君。 谁知余言果不妄，明年会汝初生孙。 一朝有疾莫肯视，此意岂尚求尔存。 忧惶百计独汝母，复有汝父惊且奔。 此时汝舅拥爱妾，呼卢握槊如隔邻。 狂言发病若有怪，里有老妇能降神。 呼来问讯岂得已，汝舅责我学不纯。 急难造次不可动，坚坐有类天王尊。 导其女妻使为孽，就病索汝襦与裙。 衣之出看又汝告，谬为与汝增殷勤。 多多扰乱莫胜记，咎汝不肯同其尘。 经旬乳药渐有喜，移病余告未绝根。 喉中喘息气才属，日使勉强飡肥珍。 舅姑不许再生活，巧计窃发何不仁。 婴儿盈尺未能语，忽然夺去词纷纷。 传言姑怒不归觐，急抱疾走何暇询。 病中忧恐莫能测，起坐无语涕满巾。 须臾病作状如故，三日不救谁缘因。 此惟汝甥汝儿妇，何用负汝漫无恩。 嗟余生女苟不义，虽汝手刃吾何言。 俨然正直好礼让，才敏明辩超无伦。 正应以此获尤谴，汝可以手心自扪。 此虽法律所无奈，尚可仰首披苍旻。 天高鬼神不可信，后世有耳犹或闻。 只今闻者已不服，恨我无勇不复冤。 惟余故人不责汝，问我此事久叹呻。 惨然谓我子无恨，此罪在子何尤人。 虎跑牛触不足怪，当自为计免见吞。 深居高堂闭重键，牛虎岂解逾墙坦。 登山入泽不自爱，安可侥倖遭骐驎。 明珠美玉本无价，弃置沟上多缁磷。 置这失地自当尔，既尔何咎荆与榛。 嗟哉此事余有罪。当使天下重结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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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我辈岂是蓬蒿人——苏轼出山前后 这是一首押平水韵上平十一真的五十韵的长诗，除了表达出苏洵的出离愤怒的心情之外，我们对于苏洵能在这种悲愤的心情下还能不跑韵、不掉辙，一气呵成感到震惊，完全不像颜真卿悲愤时在《祭侄稿》里的拉拉划划。 人往往在失去理智时，会做出一些违反常规的举动，而苏洵却能以以他十万分的克制能力，化笔为刃，狠狠地扎向了老丈人程家看似光耀的门楣上！ 苏老泉气急之下，发重誓此生苏家与程家从此老死不相往来！而最痛苦的却是夹在中间的所谓能隐忍的贤妻良母程夫人，一边是自己的亲骨肉，一边是自己的娘家人！ 此时的苏轼已经年满十八岁，二伯出任了祥符（今开封市祥符区）知县。彼时的祥符多是富户，苏涣走马上任后，也不能免俗地少了新官上任的“火”：减免穷人的徭赋，公断了一些陈年的诉讼纷争，对于权贵的势力也是毫不屈服。就连包拯 见了，也赞叹道，你苏涣以一个小县令能够在这种权贵群里刚正不阿，确实要比当时的谏官还要强啊！ 此时的苏轼日益壮大，逐渐开始读史论史，有时间还去学修道。眼看到了婚媾的年龄，却想着归隐山林，修道守贫（这和后世的王守仁有的一拼，不过也是大多数文人的通病）。 这一年，苏轼的另两个冤家，晁补之、陈师道诞生了。 至和元年（1054），是宋仁宗赵祯上位后第一年。 农历甲午年，七月，张方平除知益州。古时候，任命官职叫“除”。“知州”：宋以朝臣充任各州长官，称“权知某军州事”，简称知州。“益州”在哪？北宋初年，朝廷在成都设立成都府，为成都府路治所。北宋淳化四年（公元993年），王小波、李顺在成都附近的青城起义，遂克成都，建立大蜀政权。当年五月，宋军攻陷成都，起义失败，成都府被降为益州，成都府路改为益州路，成都仍为治所。北宋嘉佑四年(1059)益州再升格为成都府，益州路再改成都府路，治所照旧。宋朝时期是成都在古代历史中最为兴旺的时期，其经济地位在国内很高。总的来说，益州与成都从分量上讲半斤八两、不分上下。老瓶装新酒，换汤不换药。 这一年，至和元年（1054），按照中国人的习俗，十九岁的苏轼成大人了，原因是他成家了——娶了邻县青神县乡贡进士王方的女儿王弗为妻。 此时的苏轼常曾与父亲闭门读书时交往过的史经臣史叔叔指点江山、臧否历史人物。对老史写的《思子台赋》赞不绝口。 思子台是纪念汉武帝太子刘据的，太子被江妃谗死。死后汉武帝才知其冤，作思子宫，并建归来望思之台（思子台）于湖县（今河南灵宝市豫灵镇底董村）。只可惜，《思子台赋》原文今已不存，我辈已难以一睹真容。 苏轼的另一个弟子张耒，此刻悄无声息的出生在亳州谯县(今安徽亳州市)。 四月，二伯苏涣出任衡州知州。而父亲苏洵则把自己的作品（几篇文稿）上书呈给了益州知州张方平。二十岁的苏轼随父到成都府邸去拜谒张方平，被张大人一见即待以国士。在成都，苏氏父子游览了药市和位于成都东门的大圣慈寺里的中和胜相院，拜谒了惟度、惟简（宝月）法师。 苏轼在成都游览期间，见到了一种古法缸砚。 这种缸砚相传是一个滕姓古蜀人流传下来的制法，先用药物把瓦石煮软，用刀削时，瓦石已软烂似泥，也能用废弃的破酿酒缸煮而为砚，蜀人一旦得之，会如获至宝。苏轼就曾得到过一方这样的砚台，不过此后转手又赠给了弟弟苏辙。苏辙甚爱之，后来还意犹未尽地作了篇《缸砚赋》。 这些年，羽翼渐丰的苏轼已是学通经史。这时候的欧阳修著述了《正统论》，建州浦城（今福建省南平市辖县）人章望之（字民表）也在著述《明统论》，于正统之外，老章倡导的是霸统。跃跃欲试的苏轼也以修为归，出于自己的本意，作《正统论三首》，从学术上与章望之进行辩论。 喜爱学习的耕文轩抱着对苏轼的无限热爱之情，已认真拜读了小苏轼的《正统论三首》，对于这些古时候所谓的哲学论著，——说句瞎话，我觉得都纯粹是在扯淡！ 为了说明问题，我特挑选出几个观点：苏轼说正统的说法来自欧阳修，而霸统的说法，起自章望之。什么是正统，君子是正统，拥有天下的朝代政权。而章望之认为只有名正言顺的朝代才是正统，靠造反建立的朝代只能算霸统。章望之还打比方说，如果把像魏国这样并没有一统天下的朝代视为正统的话，就好比儿媳把老公公的宠妾视为婆婆一样愚蠢，老公公行为只能算是霸统。 苏轼的意思是，把妾当妻子是公公的错，儿媳称之为婆婆，并不是儿媳的错，因此，被老公公视为妻子的妾，在儿媳的眼里也应该被视为正统的婆婆。 这些话题说真的可谓扯淡，但在书论的写作与思维的辩论过程中，苏轼不经意间却完成了学业上的提高。 宋仁宗至和二年（1055），成都人费孝先（字景韶）游青城山，损坏了一位老人的竹床，表示要赔，老人笑道：床下有一行字：某年月造，某年月被费孝先损坏。好坏有定，何必要赔？费孝先于是留下跟老人学艺，六年后，费孝先竟以轨革卦影术名闻天下，王公贵族不远千里重金求费孝先之卦影。 何谓“轨革卦影”之术？宋刑居著《扶掌录》记道：轨革者，推八卦言祸福。卦影者，以丹青寓吉凶。轨革卦影包括推八字成卦和将卦象成图两步，所以此术太过繁复，不够简洁。 传说宋代书法名家米市常模仿轨革卦影中的人物图画，经常着僧衣，戴俗帽登朝靴。时人都称之为“活卦影”，可见轨革卦影盛行对宋代之影响。 费孝先是轨革卦影的始祖，所以后人习此术者，都自称费孝先的弟子。然而只有蜀人杨望才得其真传。杨望本字希吕，幼异于人。后以术数闻名于世蜀人称其为杨抽马洪迈《夷坚志》载：杨抽马卦影，言人生死吉凶，贵贱确定天，往往如神。 传说费孝先曾著《分定书》，北宋大将狄青之孙狄村得其书，善其术，曾买卜于都市。但是由于其术太过繁琐玄奥，晦涩难懂。费杨狄后渐渐失传。只有《宋史·艺文志》里记载一些有关典籍如《轨革传道录》，《轨革照胆决》等 只可惜，轨革卦影始于宋，盛于宋，却匿于宋。此术的失传，不知砸了后世多少人的饭碗与断了多少所谓先知先觉者的财路！ 这年，弟弟苏辙娶了十五岁的史氏，也长大成人了。 父苏洵命正式发出指令，命苏辙从此以后以其兄长苏轼为学业上的老师，说明了老苏对苏轼还是比较信任和认可的。 嘉祐元年（1056），二十一岁的苏轼与弟苏辙跟随父亲苏洵去雅州（今四川雅安）拜谒了知州雷简夫。 雷简夫，字太简，同州郃阳（今陕西合阳东南）洼雷村（今合阳县城关镇雷家洼村）人。早年隐居，宋仁宗康定中为秘书省校书郎，代理秦州观察判官，不久去职居长安。简夫在雅州时，识眉山苏洵，读苏洵《洪范论》，二人相见恨晚。 苏老泉（即苏洵）携其二子苏轼、苏辙，拜谒简夫，以师事之。简夫遂以书信投老友益州太守张方平、文坛泰斗欧阳修、韩琦等人，推荐“三苏”父子，有着雷简夫大力引荐，后来的苏轼父子三人遂名满天下。 雷简夫盛赞苏洵有王佐之才，撰写书信把书信把苏洵推荐给张方平、欧阳修、韩琦。雷简夫虽然有盛誉于当时，但苏轼兄弟却对此人不太感冒，原因是觉得雷简夫从政后改变了他的初衷，盖因雷简夫曾受恶人长安大姓范伟之贿，为恶人张目（撑过腰）。 回到眉山后，苏轼经常流连于醴泉山、石佛山、尔家川。 这些往事，可不是我凭空想象的，苏轼在任杭州通判期间的《自昌化双溪馆下步寻溪源至治平寺二首》与在京师开封任中书舍人期间《送表弟程六知楚州》诗中，均有家乡醴泉山的表述为证。 除此之外，苏轼还曾到家乡眉山的连鳌山栖云寺及三峰山、宝相寺、华藏寺读书，甚至还到青神县上岩读书。上岩下面二里许有个巨那尊者道场，道场下有个唤鱼池，游客至此，抚掌喧哗，群鱼即出。传苏轼题有“唤鱼池”三个大字（题没题过，于今有争议），另外清光绪《青神县志》还记载有东坡的一首七言题诗。后经“砖家”破译，系俗士伪托苏轼而作。 这一年，一心求官的苏老泉决定要出去走动一下，上次是带着苏轼，这次决定两个儿子统统带上，准备起身到京师开封。动身前，苏轼还曾去过在雨天联过句的同学程建用家的星桥别业（注意了，不是今天的别墅）告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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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陆行出川，父子三人名动京师 嘉祐元年春天，老苏父子三人正式动身。 过成都时，父子三人先去拜访了益州知州张方平（说明苏老泉绝非一个只知道读书的书呆子），张知州十分热情地接待了苏氏父子，还修书一封，将苏洵作为不可多得的人才推荐给了欧阳修，并勉励苏轼兄弟抓紧复习准备六科考试。 六科：唐宋时科举取士的六种科目。 唐六科为明经、进士、秀才、明法、明书、明算。到了宋景德、天圣年间时，其六科为：一、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二、博达坟典，明于教化；三、才识兼茂，明于体用；四、详明政理，可使从政；五、识洞韬略，运筹决胜；六、军谋宏远，材任边寄。到苏轼被贬广东惠州及海南时的绍兴年间，又以文章典雅、节操方正、法理该通、节用爱民、刚方岂弟、智勇绝伦为六科。 对于六科这种“小儿科”，苏轼兄弟想必已是成竹在胸。 因此，三月二十八，在春风拂面中兄弟俩得空游览了成都的大慈寺极乐院，观看了卢楞伽笔迹。 卢楞伽，一作棱伽，唐时长安(今陕西西安)人，生卒年不详。自汴入蜀，为画圣吴道子弟子。画风细致，咫尺间山水寥廓，形象精备。尤擅佛像、经变，画过许多壁画，肃宗乾元初(758)在成都大圣慈寺，曾画《行道高僧像》数堵，颜真卿题字，时称“二绝”。 嘉祐元年三月是闰月，闰三月，三苏父子从成都启程，走陆路，经过剑门关，先到凤翔府眉县的横渠镇，游览了崇寿院，再经扶风县过长安，经华清宫出关中，走到河南府的渑池县，在一个县中寺舍里留宿时，还在老僧奉闲的墙壁上题了首诗（这首诗后来一度还很出名）。 三四个月的舟车劳顿，五六月间终于抵达京师开封。 关于苏轼这次的陆路出川之行，历代的史料中记载均不详，只能大致叙述一个轮廓。耕文轩主人认为，主要是陆行骑驴较为颠簸，没有舟行闲适，写诗极为不便，所以就没有流传下来多少文字，就使得这次陆行出川显得较为扑朔迷离。至于专家学者对此行程的更为高深与离奇的推断，不知道最终能得出什么一个有别于我的结论。 但可以肯定的是，抵京时正值大雨天气（苏老泉在给韩琦的书信中有提及），苏氏父子只得暂时借住于兴国寺浴室老僧德香的僧舍。 安置停当，苏洵即作《上欧阳内翰第一书》，然后又将所作的《洪范论》、 《史论》呈给欧阳修。作为当世文坛一哥或二哥（文无第一，武无第二）的翰林侍读学士欧阳修阅后如获至宝、大加称赞，称其论议“精于物理而善于权变，文章不为空言而期于有用”。 欧阳修又连忙上书朝廷极力推荐苏洵入朝为官，有着欧阳内翰的亲力举荐，一时间满朝文武争相一睹苏老泉的风采，并对其文章交口推服，致使苏老泉的声名在京师文人圈子甚至权力圈里一日大振。 七月十三，朝廷发榜，范师道、王畴、胡俛、韩彦、王瓘、宋敏等人考试开封举人。 这批人后来都成了朝廷命官： 范师道字贯之，吴县（今苏州市相城区）人，范仲淹的老乡，侍御史。 王畴字景彝，曹州（今山东曹县）人，开封府判官侍部郎中直秘阁。 胡俛字公瑾，侍部员外郎集贤校理。 韩彦，屯田员外郎集贤校理。 王瓘，太常博士集贤校理。 宋敏，太常寺丞集贤校理。 立秋后，苏洵终于等来了属于他的机会。 应开封府解，着苏洵、林希（字子中）、王汾（字彦祖）、顾临（字子敦）、胡宗愈（字完夫）同试景德寺。也就是到开封府的景德寺参加考试，这说明不管什么人推荐，就像当今社会的公务员考试一样，北宋的官场也需要走流程，——主要还是堵别人的嘴。 林希，福州人。 王汾，济州钜野（今山东巨野县）人，王禹偁曾孙。 顾临，会稽（今浙江绍兴）人。 胡宗愈，常州晋陵（今常州市区）人。 参加考试前，苏洵收到好友杜叔元（字君懿）的真心馈赠，一支自己珍藏的诸葛笔。 诸葛笔，唐宋时名笔。亦名“散卓笔”。出自南唐制笔高手诸葛氏。诸葛氏制笔有术，技艺精湛，锋毫尖锐，外形圆润，铺下不软，提起不散。据说，宣城特产的诸葛笔，笔头是用鼠须制成，故又称“鼠须笔”。相传此笔的制法，不用柱毫，不分心副，而是用两种或一种兽毫参差散立扎成。硬软适人手，百管不差一。能做到尖、齐、圆、健四德具备。 诸葛笔在当时也算是笔中的驰名品牌，以此相赠，方显两人的交情，苏轼知道，老父常常是以兄长事他君懿伯伯的。 苏轼兄弟二人也参加了考试。 不久后榜出，明州鄞县（今浙江宁波鄞州区）人袁毂（字容直，一字公济）高居榜首，苏轼名列第二，苏辙也榜上有名。 九月十九，苏老泉撰《送石昌言使北引》，命苏轼书写。 石扬休，字昌言，眉州眉山（今属四川眉山市）人，是苏轼父子标准的老乡。 受到欧阳修激赏的苏洵，又再接再厉地上书《上韩枢密书》、《权书》于时任枢密使的韩琦，与之论及制兵之豪纵在厉威武（此人拉关系的能力着实不一般，读书之外的功夫下得也很足）。 深受鼓舞、像打了鸡血一般的苏老泉认为： 当世之大患为大臣都爱好声名而惧怕讥谤，好名则会多树私恩，害怕讥谤则会执法不坚。造成兵冗而骄的责任应由谁来负则呢？ 作为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老苏当然不能直接指责皇帝，只能要求主管军政的大臣对此负责。先把皇帝开脱出去，自然把“天下之兵，豪纵至此”的责任归咎于枢密府，是由于大臣“好名”、“惧谤”、“树私恩”、“执法不坚”造成的，明眼人都知道，苏洵旁敲侧击的对象是大将军狄青。 其实，苏洵并不了解狄青，这里只是人云亦云。狄青出身微贱，以功以忠擢升重臣，是北宋一代名将。 作为枢密使的韩琦自然不是吃干饭的，不会听信苏洵纸上谈兵式的的一面之词，因此，对于苏洵的上书不置可否，置之不用。 自古读书人的理想就与致仕紧密相联，苏洵听说了一个好消息——张方平从益州调任京师出任三司使，就前去拜见。（三司使，北宋前期最高财政长官。三司总理财政，成为仅次于中书﹑枢密院的重要机构，号称“计省”，三司的长官三司使被称为“计相”，地位略低于参知政事。） 在张府上，张安道（方平字安道）微笑着问这位老朋友苏老泉道： 令公子近来所读何书？ 老苏赶忙答道，犬子这段时间在重读《前汉》。 张安道又问，全书看完过两遍了吗？ 老苏归家后以此询问苏轼，苏轼不屑地说，此老难道真的不知道这世上还有人读过三遍的吗？ 后世有人评论，小苏真是初生之犊不畏虎！要知道张安道当年曾借过别人的《十七史》，短短一月即还，说已近看完，此人天资强记，数行俱下，就连前辈中的宿儒，也罕有人及。 也有传苏老泉曾带着两个儿子去拜访张文定（张方平的谥号），张文定趁苏轼兄弟正在准备科业考试，有意出题考一下他们，因此共出六道题。令人拿给苏氏兄弟去，而文定却在隔壁的密室里暗自窥视。只见两兄弟得到考题后，各自在自己的座位上沉思。苏辙在一道题上有疑问，指着给哥哥看，哥哥不言，只是用笔管敲了几下桌面，说“管子注”，苏辙还是没有听明白，哥哥就用笔将此题目勾去，然后就一挥而就做完了题目。张文定读完了苏轼的文章后，更为惊喜，原来被苏轼勾去的那个题目，并无出处，只是为了考验苏氏兄弟而杜撰的命题。 次日，张文定见到了苏老泉，不无惊喜地说，两个儿子都是天才，只不过大儿子明敏可爱，但小儿子却是少年持重，日后的成就可能要高过其兄长了！ 张方平这个人很有气量，在镇守西蜀时，认识眉山的苏洵及其子苏轼、 苏辙，深表器重，并积极为之延誉。曾推荐苏轼为谏官，后来苏轼因作诗被朝廷诬陷下狱治罪时，张方平也受到牵连，但他却能不顾个人安危，依然奏章论救，所以苏轼终身都很敬重他。 在京师开封，兄弟俩业余时间聚到一起，潜心于研读探究《公羊》《毂梁》《左氏》三传。与大多数读书人一样，书读多了，对不学无术之辈，六体不勤五谷不分的纨绔子弟往往看不上眼，苏轼兄弟同样也对京师那些醉生梦死的富家子弟侧目而视。“颇见纨绔中，齿牙厌梁肉” 嘉祐六年正月初六，由翰林学士欧阳修（字永叔）主持的贡举开考，翰林学士王珪（字禹玉）、龙图阁直学士梅挚（字公仪）、知制诰韩绛（子华）、集贤殿修撰范镇（字景仁）这几个人协助知贡举主持本届考试。《宋史·选举志》：凡进士，试诗、赋、论一首，策五道。 参加省试的苏轼撰写的题目是《刑赏忠厚之至论》。 由于当时的士子崇尚的是险怪奇涩的文风，还美其名曰“太学体”，当时的文坛领袖欧阳修等都对此深恶痛绝并大力加以抑制，因此但凡是遇到这类考卷，一律会被淘汰掉。最离谱的是这类考卷甚至出现僻涩如“狼子”、“豹孙”、“林林”、“逐逐”之语，怪诞如“周公枰图”、“禹操畚锸”、“传说负版筑来筑太平之基”之说。 欧阳修考试礼部进士，面对千人一面的诡异之文章，有心去挽救一下这种危险的局面。梅圣俞当时与欧阳修在一起共事，一日得到苏轼的《刑赏忠厚之至论》考卷，赶紧拿给欧阳文忠公看。 欧阳修非常惊奇，以为遇到了异人，第一念头就是将此人录为头等，但又转念一想，朝野上下往往对每年的头名状元格外敏感，同时又有预感是自己的门下士曾巩（字子固）所作，要是录为第一，那么就会在官场上下授人以柄。 因此，只好忍痛割爱将此人录为第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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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文人就应该生在大宋朝 据传，省试时梅圣俞作考官，得苏轼《刑赏忠厚之至论》考卷，初觉像取材于《孟子》，但仔细又看，里面却有个典故引用皋陶说：杀之三（杀的理由有三个）。尧说：宥之三（宽宥的理由有三个）。 老梅事后翻阅了大量的典籍也没有在任何书上找到这一典故，等到放榜，老梅放下自己的身段，用“不耻下问”的高姿态向苏轼请教，敢问阁下这一典故取自何处？ 苏轼徐徐地说道，我想当然的东西，因为我觉得以上古尧帝的品行，一定会这样说的，我个人认为，只要能够说明问题，任何所谓的典故何必都要追究其出处呢？ 这些话使自认见多识广的梅圣俞大为惊骇。 更为传奇的说法还有：欧阳修作为省试知举，苏轼考了个第二，当苏轼前往欧阳修处道谢时，欧阳永叔问，“皋陶说：杀之三。尧说：宥之三。”此说见于何典籍呀？ 苏轼只得说，此说见于《三国志·孔融传注》。 而当欧阳修事后去翻阅此书时，仍未找到。 他日有见到苏轼，苏轼只得说，三国时曹操攻屠邺城，袁氏妇子多见侵略，而操子丕私纳袁熙妻甄氏。融乃与操书，称“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操不悟，后问出何经典。对曰：“以今度之，想当然耳。”而皋陶与尧之事，我觉得也可以这样理解吧？ 欧阳修归家后，大惊失色，说：苏子瞻真可谓善读书、善用书，将来他的文章必将独步天下啊！ 后面这个段子虽然出自《诚斋诗话》（南宋杨万里撰），但耕文轩主人觉得多少会有点水分，不过为了说明苏轼的少年聪颖，还是录了出来。 仁宗嘉祐二年，欧阳修主持礼部考试，苏轼得了第二，后又以《春秋》对义，苏轼得了第一。对义，旧时科举考试科目之一。从儒家经籍中摘句为题，考生根据经义解题作文。 三月初五，宋仁宗御临崇政殿，亲试礼部奏名的进士。殿试的考场在崇政殿的两庑。考场中整齐摆着一排排不足二尺高的小桌，桌后是方凳。在北宋前期，考桌是唐制的几席，考生要屈膝就席，俯首据案，很不舒服。当时，符合人体工程力学的考桌恐怕没有引入，其实，宋人已习惯了坐椅子，但是直到南宋，才弃用几席，采用桌椅。 符合人体工学伪理论的小桌上，贴着考生的姓名，摆着御赐的笔墨纸砚，这些办公文具都是上好的贡品。考生考完后，是可以带走的，算是官家的赏赐，也作为各自人生的一段记念。此外，还有一把用以改错字的小刀。因为试卷是特制的宣纸白摺，比一般宣纸厚得多，如果写错了字，可以用小刀刮去再写，否则是为“脏卷”，要降等的。 殿试的考试时间是一整个白天，扣除午饭时间。值得注意的是，官家赐宴，菜品非常丰富，御厨的手艺你懂的！切不可贪一时口福，吃得太饱，又不准、也没时间遛弯，坐不下来；即使坐下来，也脑缺血，没法答卷！这是考验士子们的大智慧！ 殿试考题共有三道，一诗一赋一策论。 以《鸾刀诗》、《民监赋》和《重巽申命论》为题。无论是诗、赋还是策论，殿试文章有一个共同特点，是要歌功颂德！主要看是否倾向于时下当权者的政见。这是“立场路线、政治站位”问题，——组织路线非常重要！ 先说诗。 《鸾刀诗》题出自《礼记》和《诗经》。鸾刀是一种古代名刀。《礼记》：“割刀之用，鸾刀之贵，反本修古，不忘其初也。”《诗经》：“执其鸾刀，以启其毛，取其血筋。”意思是说：有了锋利的割刀，祭祀时为什么还要用古老的鸾刀？是为慎终追远、不忘先人的生活方式所承载的文化内在，这是根本所在，表达的是礼在心的诚敬。 形式的背后，如果没有内核，那很快就会演绎成复杂的枷锁，进而败坏；传承，是灵魂的皈依之路。唯有如此，才能起废更新，生机勃勃。《鸾刀诗》是要以此义作诗。 再谈赋。 《民监赋》即是要弘扬民本思想：得民心者得天下！例如，此次状元章衡的《民监赋》开篇：“运启元圣，天临兆民，监行事以为戒，纳斯民于至纯。”宋仁宗赵祯读到“运启元圣”时，动容叹息曰：“此谓太祖。”读至“天临兆民”叹息曰：“此谓太宗。”读“监行事以为戒”叹息曰：‘此谓先帝。’至读‘纳斯民于至纯”乃竦然拱手曰：“朕何敢当！”说完便拍板道：“此赋虽不切题，然规模甚伟，自应作状元。 ”“别头试”得了第一的林希，自视甚高，他的《民监赋》破题一句：“天监不远，民心可知”，是给执政者以警示，让宋仁宗大不高兴。虽说赵祯同志是难得的“仁君”，——你不好好说话！怪谁？…… 最后是论。 《重巽申命论》，出自《易经》“巽卦”“彖传”。 所谓“重巽以申命，刚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顺乎刚，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见大人。”本卦是同卦相叠（巽下巽上）。巽为风，两巽相重，有长风相随之象。其实表示顺伏之意，即“上下顺也”。 苏轼的试卷《民监赋》、《鸾刀诗》都已散佚，但《重巽申命论》现存苏轼的《文集》中，感兴趣者可以找来一阅。 六日后，放皇榜。这次殿试赐进士及第者章衡等262人，126人赐同出身。 进士，是古代科举殿试及第者之称，也是是科举考试的最高功名，及第，则指科举考试应试已经中选，用普通话说就是考上了。 苏轼苏辙兄弟也都进士及第了，章衡第一，苏轼第六，苏辙第十五。 及第后，新科进士们要同赴琼林宴。 琼林宴是为殿试后新科进士举行的宴会，始于宋代，为科举四宴之一。宋徽宗政和二年（1112年）以前，在琼林苑宴请新及第的进士，故该宴有“琼林宴”之称。政和二年以后，又改称“闻喜宴”。元、明、清三代，又称“恩荣宴”。 在宴席上，苏轼与蒋之奇相约今后将卜居阳羡（今江苏无锡市代管县级市宜兴市）。 古代“卜居”之风盛行，唐宋最为讲究。 到了宋代曾有一个有趣现象，那就是许多文人并没有选择叶落归根，而是移居和丧葬在他乡。宋代的卜居，虽然在宅院的营造和墓葬地的选择上，颇有斟酌，然而在居住地的选择上，大多选择风景优美之地作为居所。比如苏轼，非常喜欢阳羡，曾往来多达10余次，以至于要卜居此地。 宴席后，苏轼去拜见了恩师欧阳修，有修书启谢过了欧阳修及梅挚、王珪、范镇、韩绛。欧阳修喜得才子苏轼，并有意将其培养为自己政治志向和文学改革上的接班人。听说这句话的人一开始只当是欧阳修的戏言而不信，当看到有苏以来，文风为之一变，后来才终于信服。而苏轼父子的文章，遂称颂于一时。 据传，关于欧阳修老先生对于苏轼的评价，从欧阳文忠公嘉祐二年写给梅圣俞的书信中便可窥见一斑： 今读苏轼的文章，不觉汗出，快哉！快哉也！老父应当避世，放他出一头地也！可喜！可喜！ 正是他觉得苏轼的文章清新畅达，不同俗流。便认定这是难得的人才，因此他力排众议大力提拔苏轼，并向自己的好友梅圣俞举荐苏轼，于是便有了信中所说“出人头地”一词。是欧阳修作为一代文坛盟主，而乐于奖掖后进，成就了文坛中一段佳话。 按下上述传闻不提，单表进士及第后，日后与苏轼有着交集或恩怨纠葛的同年们： 章衡，字子平，浦城（今属福建省南平市浦城县）人，历润州长史，通判湖州，直集贤院，盐铁判官等。苏轼在西湖的治理上章衡不仅有首倡之功，还有鼎力相助之劳。 曾鞏（巩），字子固，建昌南丰（今江西南丰）人。钱钟书：”在唐宋八大家中，曾巩的诗歌远比苏洵父子好，绝句的风致更比王安石有过之而无不及。“ 曾布，字子宣，曾巩弟。 林希，福州人。 朱光庭，字公掞，偃师人。 蒋之奇，字颖叔，常州宜兴（今江苏无锡市代管县级市）人。官太常博士，后升为监察御史。 张琥，后改名璪，字邃明，滁州全椒（今安徽滁州市辖县）人。 郑雍，字公肃，襄邑（今河南商丘睢县）人。 章惇（音敦），字子厚，建宁军浦城（今福建省南平市浦城县）人。北宋中期政治家、改革家，银青光禄大夫章俞之子，官二代（子厚奇伟绝世，自是一代异人，至于功名将相，乃其余事。——苏轼评。） 此外还有：叶温叟，林旦、晁端彦、邵迎、刁璹（音叔）、苏舜举、程筠、傅才元、邓綄（音完）、萧世京、家定国、吴之上、王琦、陈侗、莫君陈、蔡元导、黄好谦、单锡、李惇、丁骘等人。 同知中有个叫晁端彦的，据苏轼几十年后回忆，当时苏氏父子上住在京师开封的兴国寺浴室，美叔（晁端彦）即来见访，且自报家门称，我师从欧阳公很久了，公特令我来与你结交，欧阳公考诉我你将来必定会因学问明世，就连他也要放你出一头地的。 有幸生在北宋，没有文人相轻，相反却是文人相重。 欧阳修、范仲淹、张方平等前辈文人对后来者倾力提携的美德可歌可泣，梅尧臣也不甘落后，在殿试放榜之后，老梅专门作诗赠给了曾巩与苏轼，勉励他们更上层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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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征鸿初起势 新蝉第一声 嘉祐二年四月初七，苏轼四十八岁的母亲程氏在家乡眉山县过世了。 当苏轼父子三人在京师接到讣告，来不及准备，就立马起身。 一路鞍马劳顿，暂且不表。 只说返蜀后，已显沉稳老练的老父苏老泉还是没忘给恩师兼上级的欧阳修、吴中复各修书一封，陈告未及告别、返蜀仓皇之因。 当年十月，苏轼的二伯苏涣在衡州（今湖南衡阳市）知州任上的任期已满。 到该年的十一月二十二，程母被安葬于眉山武阳安镇乡可龙里老翁泉侧自营墓地。 过了些时，欧阳修给远在眉山的苏洵回了信，信中提及了苏轼兄弟的聪明与懂事——两兄弟也给欧阳老先生去过过了信。 赋闲在家的苏老泉，有一天突然接到了老友史经臣去世的噩耗。 前文提到过，史经臣字彦辅，是苏洵的好友，也是苏洵的生命中一个十分重要的人，两个人经历颇为相似，二人一同赶过考，也同样地屡次落选，因此可以说是一对人生及仕途中惺惺相惜的难兄难弟。 因此，老友的后事，苏老泉操持得可以说极为尽心尽力。 首先是为其治丧、立后，命长子苏轼前往祭奠。然后是为其收拾遗稿，这可能是对文人身后的最大的慰藉。最后还作文称颂了老史的有才气啦，笃于节义啦等贤德。 嘉祐三年，戊戌年。 眉山。 二十三岁的苏轼，俨然一只展翅欲飞、大翮欲扶风的雄鹰。 官虽不大却被称为是宋诗“开山祖师”的梅尧臣，竟寄给苏洵自己的《题老人泉诗》，先是畅叙了二人的深厚友谊，然后还随信盛赞了苏轼兄弟，勉励苏洵出仕报国。 十月，父苏洵收到了雷简夫的书信，告诉苏洵朝廷将要召试学士院。 十一月初五，朝廷的召命果然下达，天子要召试紫薇阁，而年已五十的苏老泉却故意称病不去赴试。而是在当年的腊月初一，给仁宗皇帝上了万言书！以一名布衣的身份先是向仁宗皇帝解释了自己不去赴试的原因，然后是像中国古时候大多数读书人一样，意气风发地向圣上提出了诸如改革吏治、恢复武举等十条措施。 然后才致书雷简夫与梅尧臣，说明了自己不去赴试的原因。对于这种先斩后奏、视死如归的举动，苏老泉的解释是：前段时间欧阳文叔曾把自己写的《权书》等策论文章进献给了朝廷，但朝廷却认为其中观点不可信而不予采纳，那么这次紫薇阁的考试我去参加还有何意义呢？——正好前几日本人刚好身有微恙，就称病不去赴试了！ 从这件事上，我们可以看出，苏洵作为一名封建知识分子，虽然有点迂腐之态，但从另一方面也确实展示了知识分子的那种应有的风骨。 最主要的是，这种言传身教的举动潜移默化地教会了苏轼兄弟今后的行事以及今后从政的风格。 嘉祐四年（1059），己亥年。 三月。 二十四岁的苏轼离开家乡眉山，前往成都，期间与自己的宗兄宝月大师过往甚密。 宝月大师，法号释惟简，字宗古，苏氏，北宋眉山（今四川省眉山市）人。九岁出家，十九得度，二十九赐紫，三十六赐号。曾任成都大慈寺六世主持，领袖四川众僧、广泛传播佛法。 绍圣二年(1095年)，宝月大师圆寂，葬于锦城（成都）之东塔子山，苏轼还为其作《宝月塔铭》。 宝月大师给苏轼的两个药方，苏轼以书札呈给了父亲。在成都时，苏轼又向宗兄惟简借了折枝两轴，浮沤画一轴。 折枝，花卉画的一种。画花卉不写全株，只画从树干上折下来的部分花枝，故名。扇页之类的小品花卉画，往往以简单折枝经营构图，弥觉隽雅。此外，“折枝”，也指七言律诗中对仗的颔颈二联，“折”其中“枝”而已。故折枝诗也就是对仗的七言联句。浮沤，是水面上的泡沫。因其易生易灭，常比喻变化无常的世事和短暂的生命。 在成都，苏轼还买缬（古称部分镂空版印花或防染印花灯织物为缬）一匹，后因花样不太满意，想换成黄地月□者（也就是另外的颜色花样，此处已无从考证），还托惟简去市场上问价，可见两人的情谊十分深厚。 适王素从定州（今河北保定代管县级市定州市）移知成都府，王素，字仲仪，王旦之子，山东莘县人。 王素到任之前，蜀地铁钱已多，而铸钱不止，致使币值越来越轻，商贾不行。 王素下令，十年之内，不准铸钱。其为政爱民，蜀与渭州居民，画像祠之。已经进士及第的苏轼闻讯，由于居丧守孝，不能登门参拜，但出于对王素的敬重，给新任知府上了《上知府王龙图书》，提了一些意见，为蜀人陈情。希望王大人不要忽视容易办到的善待戍卒兵丁的养兵之事，更应多加留意于难以处理的、对人民赋税征收之事。并奉上他过去所作的十五篇较为得意的文章，请知府大人处理政事后闲暇时间翻阅。 四月初三，苏轼又给宝月大师去了封信，还是交代了一些琐事。 例如，惟简让苏轼到民间购买的绣观音，苏轼说现在来不及绣了，现成的有，就是歪瓜裂枣的也要六百五六十钱。另外，我借您的浮沤画，估计不是真迹。您要替我再物色一幅好点的浮沤画，价格嘛，好说。等等。 确切地说，父亲苏老泉作的《自尤》诗是在该年的五月间，此诗我们前文已经全文录出。现实中，苏轼没有一个叫苏小妹的妹妹，确有一个长他1岁的姐姐苏八娘。苏洵共有三子三女，长女早夭，次女早夭，都没有留下名讳。幼女苏八娘，苏八娘16岁依照当时的习俗嫁给程夫人哥哥的儿子程之才，却惨遭夫家虐待，18岁便结束了短暂的一生。苏洵在《自尤（并序）》详细讲述了事件的前因后果，字里行间深为自责，悔恨异常。 六月，苏洵上书欧阳修，预告了当年的秋后要带二子赴京师。 根据儒家传统的孝道观念，朝廷官员在位期间，如若父母去世，则无论此人任何官何职，从得知丧事的那一天起，必须辞官回到祖籍，为父母守制二十七个月，号称三年，这叫丁忧。 丁忧的道理是什么呢?就是要报效父母的恩情，孩子出生三年内都离不开父母，时时刻刻都需要父母的照料，所以对父母晚年要尽心尽力，父母不在了做子女的也要时时想念他们，至少在坟前守孝三年。 官员在丁忧期间唯一的任务就是为父母守孝报恩。在丁忧期间夫妻要分开，吃、住、睡都在父母的坟前旁边，停止一切的娱乐和应酬，守孝三年期间不得进行婚嫁庆典等喜事。 苏轼在蜀地守母丧即将结束前有诗作二题二首：分别是《咏怪石》和《送宋君用有辇下》。 这两首诗，被认为是苏轼的试笔之作，属苏轼最早的诗作。 苏轼的这一举动，被后世的评论家认为是：征鸿初起势，新蝉第一声。 这两首诗学界有人认为不是苏轼所作，但也无确证，因此该两诗存疑，而大部分版本的《苏轼全集》均是从水路出川的《南行集》开始。对苏轼作品的研究，人们关注的往往是其成名及以后的作品，然而，苏轼的灵感火花并非是偶然间点燃的。 可以肯定的是，《送宋君用游辇下》这首极长的五言诗应该是在出川前的秋八月写的，因为这是苏轼研究专家孔凡礼老先生从诗中“八月秋风高”这句话精确地判断而来的。 这年秋天，苏老泉上书欧阳内翰，通报了他的两个儿子居家服丧之期已尽（可以出来做官了）。 这时候的苏轼闲来无事，就与妻哥王愿一起游览了眉州青神县的猪母泉。 由于苏轼前后娶了王弗及堂妹王闰之，那么，这个妻哥究竟是哪一个老婆的哥哥呢？这里有好事者，从苏轼的作品中知道了王闰之只有个弟弟叫叫王箴，没有听说还有哥哥。因此，就基本断定了王愿同志就是王弗的哥哥。 其时，苏家园中有怪石，又植疏竹于其间。 苏轼作了一首后世都不相信是他所作的诗（由于诗极朗朗上口，很有李太白的气势在，也许就是模仿李太白的也不一定，因此上不忍舍弃，遂全文摘录如下）： 《咏怪石》 家有粗险石，植之疏竹轩。 人皆喜寻玩，吾独思弃捐。 以其无所用，晓夕空崭然。 碪础则甲斮，砥砚乃枯顽。 于缴不可碆，以碑不可镌。 凡此六用无一取，令人争免长物观。 谁知兹石本灵怪，忽从梦中至吾前。 初来若奇鬼，肩股何孱颜。 渐闻{左石右宫}{左石右隆}声，久乃辨其言。 云我石之精，愤子辱我欲一宣。 天地之生我，族类广且蕃。 子向所称用者六，星罗雹布盈溪山。 伤残破碎为世役，虽有小用乌足贤。 如我之徒亦甚寡，往往挂名经史间。 居海岱者充禹贡，雅与铅松相差肩。 处魏榆者白昼语，意欲警惧骄君悛。 或在骊山拒强秦，万牛汗喘力莫牵。 或从扬州感卢老，代我问答多雄篇。 子今我得岂无益，震霆凛霜我不迁。 雕不加文磨不莹，子盍节概如我坚。 以是赠子岂不伟，何必责我区区焉。 吾闻石言愧且谢，丑状炊去不可攀。 骇然觉坐想其语，勉书此诗席之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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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故乡飘已远，往意浩无边——父子出川 请列位记住这一个有点小争议的日子：嘉祐四年（1059）十月初四（或初五），苏轼兄弟随其父苏老泉先生郑重地离开了家乡眉山，一条久处深潭的蛟龙，注定要一飞冲天、闻名于世了！ 约摸两天的功夫，父子三人即到了嘉树。 嘉树，在罗目县（今四川峨眉山市罗目镇）东南三十里阳山江溉。 相传曾有两树对值，树围三十二尺，两树上端均引出两丈长的横枝，两侧横枝相互攀援连理，以致遮天蔽日。此树种名今天探明为黄葛，号称嘉树。 因此，嘉树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一处盛景，而不是什么市镇或者村落。 这种景点，只适合苏轼父子短暂系舟，上岸踏访一番。 “故乡飘已远，往意浩无边”，但就是在这里，苏轼开始了一生的诗词创作。 《初发嘉州》是苏轼最早的诗作（此前还有两首，但有争议），作于嘉佑四年（1059年）。 其时的苏轼、苏辙已中举，奔母丧返四川眉山后随父再赴京都。 父子三人取岷江水路，经嘉州、犍为，出蜀出峡，直下江陵。 苏轼时年二十四，尽览山川形胜，“杂然有触于中，而发于咏叹”。父子三人趁“舟中无事，博奕饮酒”，你唱我和，写下百余首诗篇，结集谓之《南行集》。 《初发嘉州》便作于这年冬天，由嘉州出发之际。其时，苏氏父子已名动京师，文章播于天下。 有学者认为，苏轼的一生虽然命运多舛、纷繁复杂，但他的各种思想均可从他所作的巴蜀诗中窥见心迹。一个人对故乡的感情变化，始终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感情，断然不会掺假。 宋仁宗嘉祐四年十月，苏轼兄弟随父出川，自眉州入嘉陵江，经戎（宜宾）、沪（泸县）、渝（重庆）、涪（涪陵）、忠（重庆忠县）、夔（奉节）诸州，下峡，十二月抵荆州，在荆州过的年。 过年后的庚子正月，父子三人又自荆门出发陆行，经由襄（襄阳市辖区）、邓（邓县）、唐（唐河县）、许（许昌）至京师汴梁（开封）。 先说出峡时走的是水路，舟行水上，闲来无事，因此但凡一路上看到的、听到的和心中想到的，均诉诸于笔端，歌之咏之。连父亲苏洵和胞弟苏辙创作的诗文加在一起，竟有大约百余篇，结集起名叫《南行集》。 在素质教育被日渐重视的今天，苏老泉这种培养孩子落笔即记的好习惯实在还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例子。 父亲苏洵游览了嘉州的龙岩，凌云寺。 在这里，遇到猛士郭纶。 郭纶本为河西弓箭手，屡有战功，仁宗康定元年九月，西贼寇三川寨，郭纶固守，定川堡得不陷，但终不获赏。在黎州（今四川汉源北）任都监分别作诗予以官期满时，连归家的路费都没有。 苏轼兄弟因感其不公，分别赠诗于郭纶。 其中，苏轼“河西猛士无人识，日暮津亭阅过船”更是将英雄末路的悲凉气概演绎得淋漓尽致。 苏轼兄弟还游览了九顶山治易洞，分别题了诗。 在九华山上的清音寺，向下可尽览长江景色，村舍人家万瓦在目，远处三峨横陈。 川人有谣曰：天下山水之胜在蜀，蜀之胜在嘉州，州之胜在凌云寺。 嘉祐岁中，苏轼为清音寺的一座亭台上题额“清音亭”。日后，此亭更成了南山凌云寺之胜！ 嘉州当地曾传闻，苏轼兄弟还随同父亲一起造访在此注释《易经》的隐士程公望的治易隐舍。 城北十里的白崖上有三处岩洞：白云洞、朝霞洞、清风洞。其中朝霞洞还有一个名字叫蕴真洞，又叫治易洞，其时，有位叫程公望的北宋逸民驻锡于此，故有驻锡洞、程公洞之称。 十月十二，苏氏父子离开嘉州的前夕，正好嘉倅（嘉州通判）任屯田秀才要去成都，苏轼于是委托任屯田给宝月大师带去了书信，吐露了此番远行前大师未能如约前来话别的遗憾，本来二人相约要在钓鱼台下会面的。 次日，苏家居家托舟远航，同行的有苏氏父子三人、二位儿媳、苏氏兄弟的乳母任氏（任采莲）、杨氏。 在苏轼的一生中，这位乳母任采莲是位重要的人物，这也是任氏随苏轼宦海一生、辗转千里的起始点。 少年离家，可谓是极具“鹰隼试翼、风尘吸张”的豪情，“故乡飘已远，往意浩无边”，数年后，故乡是一位漂泊者的心灵归宿，而此时却是一位离乡少年的人生起始点。“相期定先到，久立水潺潺”，按《平水韵表》（下文同，不再另注）：此诗（《初发嘉州》）押下平一先韵，其气韵洒脱，格律谨严，相较日后的“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还处于少年稍显拘束的未加走马纵笔之时。 自嘉州东舟行一百二十里，过四川犍为县（今属四川乐山），苏轼父子游览犍为山水于子云亭下，并访问了犍为县北百余里书楼山上的王氏书楼。王氏后人中王齐万、王齐愈原为蜀人，后王齐万秀才曾寓居武昌，苏轼与之常有书信往来，这是后话。 苏轼父子自嘉州、犍为一路沿岷江水路东进，来到宜宾，在宜宾进入长江水道。 宜宾位于四川盆地南缘，地处川、滇、黔三省结合部，因金沙江、岷江在此汇合成长江，素有“长江第一城”之美称，自古以来就是南丝绸之路的重要驿站，沟通东西、连接南北物流、人流、资金流、信息流的战略转换要地，被誉为“西南半壁古戎州”。可初次途经此地的苏轼兄弟却不识此地风物，竟把此处江域两岸的山脉说成了“夷中乱山”，这也难怪，当时在这里，苏轼看到的是眼前三三两两地靠着古柳，极力向外来的客人出售柴薪；茅屋破败，煮蔬充饥，不识肉味、与麋鹿为友的蛮荒山民。 舟过宜宾，两岸的石壁已尽，视野突然开阔，牛头渚到了。 三苏父子嘉祐四年离眉返京，顺岷江而下，触景而赋诗，当晚还舣舟并夜宿牛口渚（今宜宾牛头坝镇）苏轼兄弟俩的同科进士廖致平的别业牛口庄。 此后，“三苏”才华轰动京华，他们在牛口坝行诗诵赋的这段佳话，也就成为戎州人文风物被永远载入大宋诗史。 戎州人士对三苏父子夜宿牛口坝留诗之事念念不忘，还将不远处一条汇入岷江的小溪命名为“思坡溪”，将小溪流经的山谷称为“会诗沟”。 之后的元符三年苏轼的学生黄庭坚又自戎州溯流上青神，也宿廖致平牛口庄，夜饮兴酣研磨挥毫，嘉祐二年与苏轼兄弟同科高中进士，官至朝议大夫的宜宾人廖致平，在牛口坝有别业。 其父廖翰是位传奇人物，即旧州塔的实际捐建者，黄庭坚《南园遁翁廖君墓志铭》文中的遁翁。廖致平蒙祖上余荫，上承家学，多有成就。黄庭坚谪戎期间，廖致平正好“丁父忧”在家守孝。 于是乎，作为师友，便常与山谷游宴，既作本地导游，也能相互受益，也算孝中寻乐吧。中国国家博物馆里展出的唯一一件与宜宾有关的文物，就是黄庭坚书法《牛口庄题名卷》，这在宜宾的人文史上就分量不小。 加之还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黄伞崖墓群，丹山碧水景观及唐宋摩崖石刻，黄庭坚谪留戎州后会友赋诗的会诗沟，以及公馆坝明永乐古窖等人文景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以牛口坝为中心沿岷江近十公里的江岸是古戎州的一个人文集中地，近千年来一直是戎州一段重要的人文走廊，时至今日，依然闪耀着文化的熠熠灵光。 在牛楼渚借宿的夜里，毫无睡意的苏轼披衣起床，看着这些山川一色的大荒之地，不由得想起了当年随父在京师开封的日子。 嘉祐元年夏四月，京师大雨，半夜里蔡河忽然决口。 一时间，《清明上河图》中那种车水马龙的场景突然切换成了满街的搜救的舟楫。面对着亮如白昼的灯火下，疏星倒印在在京师喧闹的漫水街面上闪耀着冷冷的光芒。今天，当苏轼在这里有看到初次进京时那种似曾相识的一幕时，很是感慨，遂作五言诗《牛口见月》。作为一名新生力量，京师无疑是苏轼向往的心中圣地，抛开游览赏景的乐趣，早日抵京、大展雄图，一定是苏轼心中的真切期盼。 宜宾是个盛产酒的城市。宋代宜宾姚氏家族私坊酿制，采用大豆、大米、高粱、糯米、荞子五种粮食酿造的"姚子雪曲"便是今天五粮液最成熟的雏形。但在苏轼的时代，称作“戎州”的宜宾地区却是一个极为原始的群蛮之地，黎、蒯、虞、牟，夷夏杂居。蛮獠风俗、椎髻跣足、凿齿穿耳，在苏轼的眼里，“乱山围古郡，市易带群蛮。廋岭春耕少，孤城夜漏闲。” 戎州，古称僰国，西南诸州的蛮獠之中，戎獠最有人道，故僰字下部首从人。 因此，在泸州西南二百余里的淯井监，苏轼在一集市上购得一只非同寻常的蛮布织就的弓衣（古人装弓的袋子）。 要说弓衣也没什么，奇就奇在这只弓衣上被蛮人绣了一首梅尧臣的《春雪》。《春雪》诗在梅集中被视为绝唱，可能是因为梅尧臣当时诗文名动天下，所以诗文得以流传到夷狄之中，被绣在了贵重的物品上了。 苏轼当然不傻，在到了京师后，就转手进献给了恩师欧阳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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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带有深深悲情的楚声——竹枝词 古代的儒生一般要求"通五经贯六艺"。 六艺就是要求他们必须掌握的六种基本才能：礼、乐、射、御、书、数。 其中的“乐”也就是今天所说的乐理和乐器。 在夜行长江的航船上，苏老泉焚香敛坐，沐手抚琴，左右开弓地为两个儿子弹了“琴操十二操”的《文王操》，彼时，江空月出，琴声奇绝。 舟船顺流而下， 故乡眉山渐行渐远。 船行至离泸州七十里的南井口，苏轼父子专门泊舟岸边，等待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乡任孜的前来相会。 任孜，字尊圣，眉山人。以学问气节雄冠乡闾，名声与苏洵相上下。累官至光禄寺丞。这个任尊圣此时为简州平泉（今四川平泉镇）令，东坡特意泊船南井口，期待与之相见。 结果是等到天已快要黑了尚未等到，正当苏老泉悻悻地准备要走，好在任孜终于赶来了。他乡遇故知， 才使得苏轼父子跋涉浩渺江湖的宦游孤独之心，于他乡得到了些许的慰藉。 船过泸州，东行一百二十余里即到合江县。 合江县今天仍属四川泸州市，是长江上游置县最早的三个县之一，今天已被认定为“千年古县”。合江县因旧称安乐县，境内有安乐山、安乐溪等名胜。安乐山在县东八十三里，也便是安乐县旧时取名的来由。 苏轼在过安乐山时，听到当地人的传说，说山上有一种树，不知是何种树木，叶子似荔枝叶那么长，每片叶子上都有文字样的图案。图案或密或疏，有点像昆虫咬噬过的痕迹，又像道士或巫师画的符篆。 就连后世的陆游也曾描述过这种树叶：黄牛庙后的树丛中，有一种叶子似冬青的又不是冬青，谁都叫不上名字。秋天的落叶上有黑色的类似符篆的文字，且每片叶子上的图案都不尽相同。 也有人说，树叶上出现了符篆，那是因为张道陵曾经在这座山上修过道的缘故。 张道陵（34—156），字辅汉，原名张陵，东汉丰县（今江苏徐州丰县）人，道教创始人。 因其最初创立的五斗米道又称天师道，故又称张天师。关于张道陵入蜀的原因，一是“闻蜀人多纯厚，易于教化，且多名山”，对自己创教有利；二是“闻巴蜀疹气危害人体，百姓为病疫灾厄所困”，他想用符、丹为人治病。入川后，他先居阳平山，后住鹤鸣山，最后还到了西城山、葛溃山、秦中山、昌利山、涌泉山、真都山、北平山、青城山，专门精思炼志。 关于老张曾在合江县的安乐山上修炼过的记载，很遗憾，没有找到相关的文字记载。 但这也许不影响苏轼的联想，他在诗中写到：天师化去知何在，满树秋叶岂能神。 船过泸州，长江水道折而向东北方向，苏轼在船上看到两岸的山峰犹如走马，倏忽之间就过去了数百座，山形也千姿百态，有的槎牙变态，有的杂沓如奔。山上的小径远观好似萦绕的飘带。 站在船上，刚想与岸上的行人打个招呼时，小船已像飞鸟般地顺流而下，也把苏轼父子带到了渝州（今重庆）的地界。在渝州停留时，苏轼给青神县的的老乡王道矩寄了一封书信，回忆了二人曾在一起共论唐史的纯真友谊。 过涪州（古巴国，今重庆市涪陵区）时，苏轼得到一只名叫山胡的小鸟。 船过渝州、涪州，再经明月峡，就到了忠州（今重庆忠县）丰都县。 明月峡，位于四川广元嘉陵江西陵峡东段，因峡两岸的山岩多呈银白色，并和青峰、江水相辉映，使整个峡江好像镀上了一层朦胧的月光，因此得名。 峡中多奇峰怪石：有山势嵯峨半插天的天柱峰，有宏丽幽深的黄颡洞，还有茶圣陆羽称之为"天下第四泉"的蛤蟆碚，有腾空飞架的仙人桥，有裁云剪雾的青峰"三把刀",可谓是天然的中国交通"博物馆"，也充分体现了李白笔下"蜀道难"之情形。 在丰都县，苏轼父子拜见了当地知县李长官，游览并在仙都观题了诗。 李知县告诉苏氏父子，之所以知道先生要来，是因为这山上有一头年老的山鹿，平常猛兽与猎人都无法伤到它。如若有客人远道而来，老鹿将彻夜长鸣，所以就知道了有客要来的信息，坐地守候，从来还不曾有过差错。 鹿本为瑞兽，据说鹿千年才能化为苍色，再过五百年方能变成白色，因此白色的鹿，古时以为祥瑞。 苏轼父子均感到稀奇，于是都作诗记述了此事。（其实，按现在的推断，那是李知县的情商高、会说话而已） 舟行长江中，恰逢天上忽来鹅毛大雪，作为文人的苏轼父子自然不会错过这样的好机会。于是，父子三人就玩起了限字作诗的游戏，这就与文人的骂人不带脏字有点类似。 他们此次作诗是状雪景，但要效仿欧阳修的体例，即比喻雪不能用盐、玉、鹤、鹭、絮、蝶以及飞舞等字眼，并且也不能使用皓、白、洁、素等语。超常的难度，只能用一些类比或联想的方式去遣词造句，达到描述雪的意象。 让我们仅抽取苏轼的诗，看他是怎么写的： 冻吟书生笔欲折，夜织贫女寒无帷。沾裳细看巧刻镂，岂有一一天工为。把雪的晶莹与雪天的寒冷刻画得栩栩如生。 自古以来，和苏轼一样写雪比较精彩的句子还有：面堆金井，谁调汤饼；玉满天山，难刻佩环。 在忠州境内，有座屈原塔，可苏轼抵达此处后却认为：忠州原本并无此塔，可能是后人为了追思战国时期楚国三闾大夫屈原的需要，才专门建造的。 屈原我们都知道，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奠基人，被誉为“中华诗祖”、“辞赋之祖”,从他开始，中华才有了专门以文学著名于世的作家。 他是“楚辞”的创立者和代表作者，他被后人称为“诗魂"。 屈原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诗歌进入了一个由集体歌唱到个人独创的新时代。因诗人屈原在端午节这一天死去，随意端午便演变成了中国汉族人民纪念屈原的传统节日。闻一多认为把屈原和端午节捆绑在一起，是南朝梁吴均《续齐谐记》中才出现的，而端午节很早以前便已存在。 学者胡适一直怀疑是否真的有屈原这么一个人，因为在司马迁的《屈原列传》之前，史书上没有关于屈原的记载。在司马迁之前至战国屈原所在时期百几年这段时间里对屈原的记载是空白的，屈原是在司马迁的《屈原列传》才首次出现，如果真的有屈原这么一牛人，史书上不该空缺的，司马迁有可能道听途说写了个《屈原列传》。 把屈原和端午节捆绑在一起是在南朝的文献，而南朝离屈原跳江自尽间隔了七百多年。老百姓之所以纪念屈原，乃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有别于西方"罪感"文化，它是一种"耻感"文化。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一部知荣明耻的历史，华夏文明就是一个明辨荣辱的文明。知荣明辱塑造了一个伟大的民族。屈原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屈原文化蕴含着鲜明的荣辱观，弘扬屈原文化应从知荣明辱做起。 游览完了屈原塔，苏轼父子又游览了忠州城南数十里的长江对岸翠屏山中的望夫台。 关于“望夫台”，是一类传说的固定版本：昔人出游，数年累岁而不还，其妻登山望之，久乃化为石。 可苏轼看在眼里的却是舟行江上，人来人往，“浩浩长江赴沧海，纷纷过客似浮萍”，以“望夫石”的凝立不动，反衬出人世间熙来攘往的过客匆匆。 中国的文学也是一脉相承的，自屈原创立楚辞以来，相继出现了后继者如：陶渊明、李白、杜甫、白居易等后世大诗人。 到了刘禹锡，发明了竹枝词。再到宋代的苏轼，更是对竹枝词也情有独钟。 竹枝词，是一种诗体，是由古代巴蜀间的民歌演变过来的竹枝，又名"巴渝辞""竹枝词""竹枝子"。 唐代刘禹锡任夔州刺史时把民歌变成文人的诗体，对后代影响很大。之后人们对竹枝词越来越有好感，便有了“竹枝"的叫法。 它的特点是每句第二字俱用平声，其余的字平仄不拘。 苏轼认为竹枝词本楚声，幽怨恻怛，没有深深的悲情是断不能歌之者。 比如古楚人怀念舜帝的二妃湘夫人，思念楚怀王或者同情楚霸王项羽的这种场景，就最适合这种曲调。 为了表达自己心中的这种情调，苏轼亲自操刀做竹枝歌共九章，一章四句，第一第二第四句分别押平声韵。 由于苏轼的爷爷叫苏序，为了避开爷爷的名讳，苏轼只好把自己作于竹枝歌前的序改成了“引”，且在日后的所有作品中均是如是处理，不再赘述。 诸位若是对竹枝词感兴趣的话，可读一下刘禹锡著名的《竹枝词九首》以释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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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书生意气，初识巫山云雨 沿流而下，船过了忠州即到万州（今重庆万州区）。 在万州武宁县东南十三里的木枥山白鹤观，父子三人有分别题诗，赞颂了许迈（字旌阳）在此山得道后为民除害，举家飞升的事迹。 夔（音葵）州，也就是今天位于三峡之巅的重庆奉节县，夔州古城有处名胜叫永安宫。永安宫为蜀汉昭烈皇帝刘备托孤的故址，原为刘备在白帝城的行宫。章武二年(222)，刘备率4万大军东下，为关羽报仇，遭东吴大将陆逊火攻连营还守鱼复县，遂改县名为永安，军营亦名永安宫。 永安宫南面一里地的渚下平碛中，有三国时诸葛孔明修造的八阵图。 苏轼父子舟行此处，见诸葛八阵图原是聚细石为之，每阵各高五尺，广度为十围（两臂环绕的长度），历然棋布，纵横相当。中间相去九尺，正中开南北巷，悉广五尺。 杜甫在唐代宗大历元年（766年）夏迁居夔州时，夔州已有武侯庙，江边有八阵图，传说为三国时诸葛亮在夔州江滩所设。向来景仰诸葛亮的杜甫，不由自主的用了许多笔墨记咏古迹抒发情怀。《八阵图》便是其中一首：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 夔州人自古以来最为敬重诸葛孔明，每年的人日（每年农历正月初七）倾城出游踏行碛上，谓之踏碛。 在苏轼眼里，诸葛氏一心辅佐刘皇叔恢复汉室，曾走斜谷而出祁山。可不尽人意的是，六出祁山每每因粮草不继而功败垂成。今日的诸葛亮八卦图仍箕张翼舒，鹅形鹳势，象石分布，宛然尚存。峡水大时，三蜀雪消之际，澒涌混瀁，可胜道哉。但“孔明死已久，谁复辨行列”，在滚滚长江水的冲洗之下，古往今来的多少豪情都在无情的岁月中消失殆尽，“惟余八阵图，千古壮夔峡”。 在诸葛盐井，苏轼共看到盐井有十四口，自山下至山上，其十三口井常空，但每当盛夏水涨，盐井里的泉水就会溢出井沿迤逦流入江水中。 二十四的苏轼又从哲学的角度，按五行中咸入肾，肾属于水，因此作诗说“五行水本咸”，然后笔锋一转，又从人性中的贪欲入手，在对世间万物的索取上永无止境。以至于世间多数人“犹嫌取未多，井上无闲绠”，总是觉得“绠短汲深”，满足不了自己的贪婪之心。 我们学生时代课本中有李太白的诗句“朝辞白帝彩云间”，其中的“白帝”，就是指白帝城。 白帝城位于今重庆奉节县瞿塘峡口的长江北岸，奉节东白帝山上，是长江三峡的著名游览胜地。原名子阳城，为西汉末年割据蜀地的公孙述（字子阳）在山上筑城所建，因城中一井常冒白气，宛如白龙，他便借此自号白帝，并名此城为白帝城。 关于公孙述，却是个悲剧式人物，他喜欢苛求细枝末节，斤斤计较小事。敢诛杀而不识大体，喜欢随意更改郡县的官名。 然而年青时做过郎官，学着汉家制度，出入仿效汉天子法驾，銮旗旄骑，陈置陛戟，然后车驾才出房闼。一句话，好装逼！ 同时又立他的二子为王，食犍为、广汉各数县。 群臣多规谏，以为成败还不可知，军队就已暴露在外，又急于封儿子为王，表现出没有大志，挫伤战士的心。公孙述不听。只有他公孙一家一姓的能够当官掌权，由此大臣们都埋怨不迭。 以至于东汉开国功臣马援如此评论他：“子阳井底蛙耳，而妄自尊大” ，“天下雌雄未定，公孙不吐哺走迎国士，与图成败，反修饰边幅，如偶人形。此子何足久稽天下士乎！”。 因此，在松柏参天、气象甚古的白帝庙前，苏轼发出了“犹余帝王号，皎皎在门楣”的喟叹，就是这句少年老成的评语，深深地把清朝的纪晓岚弄得心服口服了，“纪大烟袋”一拍大腿，说苏诗的结尾没有用谩骂作结，实属另辟蹊径。 想必让老纪去作这首诗，最后肯定是恶毒的谩骂之语，我认为。 古往今来，自成都水程到夔州（重庆奉节），凡过涪州、忠州等险地，皆不称峡，惟有长江至夔府以下，方入三峡。 长江三峡中第一峡——瞿塘峡，又名夔峡，西起重庆市奉节县的白帝城，东至巫山县的大溪镇，全长约8公里。 在长江三峡中，虽然它最短，却最为雄伟险峻。西端入口处，两岸断崖壁立，高数百丈，宽不及百米，形同门户，名"夔门"，素有"夔门天下雄"之称。 长江辟此一门，浩荡东泻，两岸悬崖峭壁如同刀削斧砍，山高峡窄，仰视碧空，云天一线，峡中水深流急，江面最窄处不足五十公尺，波涛汹涌，奔腾呼啸，令人惊心动魄。瞿塘峡虽短，却能"镇全川之水，扼巴鄂咽喉"，古人形容瞿塘峡"案与天关接，舟从地窟行"，沿江可见古栈道遗址、风箱峡古代悬棺、分壁墙、凤凰饮泉、倒吊和尚等奇观，其中分壁墙上布满了历代碑刻，十分可观。 在白帝城下瞿塘峡口有座滟滪堆，俗称燕窝石，古代又名犹豫石。 由于滟滪堆的拦截，致使本已十分狭窄的瞿塘峡显得更加逼仄，因而江水更加湍急凶恶。因航运障碍，于1958年冬被炸除。如今这块巨石存放在重庆的三峡博物馆中，供人们参观。 当年的苏轼到了这里，首先看法异乎众人地想的是，滟滪堆挫败了狂奔的江水，使其老老实实"迤逦循城而东去"，"安行而不敢怒"。苏轼在《滟滪堆赋 》的前序中这样交代（已很通俗，无需解读）： 世以瞿塘峡口滟滪堆为天下之至险，凡覆舟者，皆归咎于此石。以余观之，盖有功于斯人者。夫蜀江会百水而至于夔，弥漫浩汗，横放于大野，而峡之大小，曾不及其十一。苟先无以龃龉于其间，则江之远来，奔腾迅快，尽锐于瞿塘之口，则其崄悍可畏，当不啻于今耳。因为之赋，以待好事者试观而思之。 苏轼在赋的最后自然而然地提出了不同于世人的独特见解，解释了滟滪堆有功于人的原因，阐发了世事"有以安而生变，亦有以用危而求安"的道理，显示出了哲学家、政治家的眼光。 全赋行文层层深入，句式灵活，少用典故，语言平易而生动，气势恢宏而急缓有致，体现了作者青年时代的文风。 古语曰：山峭而夹水为峡。 当奔腾的长江水抵达古夔州府城东的瞿塘峡口时，入峡前，大如牛的庞然巨石，砥柱中流，锁一江怒水，每当洪水期间，江水要在间歇的漩涡千回万转，声裂峡谷。“滟滪回澜”后，江水才算是正式入峡。 我们的苏轼在入峡时，写的一首诗中，尽是用了一些诸如：奔入电、波如蓝、山似龛、惊如骖、窄似庵、鸣如鼓等警峭之辞，最后以意味深长的淫佚咏叹，借助一只峡间翱翔的飞鸟对林泉的眷恋，引发出人世间所谓荣华富贵与尘劳安逸的局促之状。 中国古代诗词歌赋中的"巫山"，除地理特定的写实之外，大多时候只是"泛指"，纯粹写意，并非要特指哪里的巫山。 譬如，元稹《离思》诗曰"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其中的"沧海"、"巫山"显然都是文学意义的喻指，诗人只是借湖北云梦的"巫山云雨"典故，含蓄表达一种情到深处人孤独的沧桑，并非要具体指明是哪里的巫山，更不是指今天这个巫山县的山。 但是，唐宋之前的巫山实际上是专指古奉节的"巴东(郡)之山"，唐宋及以后是指古奉节的"夔州之山"。 由于各种原因，总有人喜欢望文生义，以为"巫山"就是指"巫山县的山"，而长江三峡之一的"巫峡"正好位于重庆市巫山县和湖北省巴东县境内，从而导致一些人误以为"巫山"就是指"巫山县的巫峡"。实际上，"巫峡"只是"东-西"走向的一段三峡裂谷，而"巫山"是指"南-北"走向的山脉群峰，即使整个长江三峡也只是"巫山"的一部分而已。 长江自三峡取蜀地数千里，光三峡就逶迤连绵了七百余里，两岸山峰峭壁相连，几乎没有什么缺口，重岩叠嶂，遮天蔽日，若非正午或是夜半时分，连日月都难得相见。 苏轼面对这一景观，意气风发地写下了一首长律，记述了“仰观八九顶，俊爽凌颢气。晃荡天宇高，奔腾江水沸”的巫山段的三峡奇观。结尾仍是依惯例借助一位野老的哲语道出了凡人之所以不能成为神仙，主要还是无法忘记势利，但若是能够抛却尘缘，即是独处在巫山之间，也能潇洒存活。 有人说，30岁的人，以为自己什么人生哲理都懂了，常去讲一些大的道理给人听。到了40岁，就会对以前总结的所谓道理产生一些怀疑，同时人也会变得从容些。到了50、60岁时，你再与他讲这些，保不准他老人家会在心里道，——扯淡！ 在苏轼二十多岁不谙世事之时自然也不能免俗，在他的诗里说了许多所谓“有哲理”的话。 后人发现，在苏轼出峡时写下的诗中，流传后世的几乎没有，倒是日后出于困厄之间时写的已不再讲哲理的诗，流传下来的却不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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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水路走完，荆州过年 今天的巫山十二峰是巫峡当中最著名的景点。 十二峰为：登龙峰、圣泉峰、朝云峰、神女峰、松峦峰、集仙峰、净坛峰、起云峰、飞凤峰、上升峰、翠屏峰和聚鹤峰。(其中净坛峰、起云峰、上升峰隐于岸上山后，在船上见不到。) 十二峰中最为美丽动人的是神女峰。但在古时，十二峰最原始的名称有：望霞、翠屏、朝云、松峦、集仙、来鹤、净坛、上升、起云、飞凤、登龙、圣泉，惟独没有圣女峰的称谓。但苏轼的出蜀诗已有关于神女的诗句，后人经过推断，十二峰中，惟神女峰最为纤丽奇峭，宜为仙真所托，私底下就认为原来的来鹤峰就是神女峰的的别称。 巫山庙上下江段数十里，苏轼看到有有许多乌鸦，人称“驯鸦”。看到有船只前来，上前迎接数里，等船过此地，又会群飞数里去欢送，为的是取食舟人手中的残羹剩炙。而当地的来往游客以为这是神鸟，也并不去加以伤害。 面对这些取食已叛乎其道的鸟类，苏轼抱以仁慈的态度，他说就连翱翔天际的野鹰，为了一口吃的，不也是往地面上频频探头吗？ 在神女庙，苏轼又写了一首在后世纪昀看来更牛的一首五言排律诗：通篇写水而不见“水”字，等到十四韵过后，最后一韵时，在充分煽情后结尾突然跳出一句：还应摇玉佩，来听水潺潺。 据说，读在此处，纪昀一拍大腿：此时不作艳辞，是本领过人处。一个瘦老头，被宋朝的一位小青年惊到了！ 船在巴东县未做停留。 但苏轼闻知：莱国公，本朝宰相寇准曾在此做过知县。 没有下船到莱公遗迹未免遗憾，“莱公昔未遇，寂寞在巴东”。这还不算，又为莱国公虽具高尚人格却被贬谪至死抱了不平，“当年谁刺史，应未识三公”。 苏轼觉得，若是觉得巫山里的村姑长得粗丑，那么，巫山南郡的秭归县怎么会有昭君村？ 昭君很美，艳色照江水，以至于本地的楚人自惭形秽，都不敢娶，最后嫁给了匈奴的单于。作为汉人的白居易先期发声，生做汉宫妃，死做胡地鬼。若干年后，路过此地的苏轼也以同样的腔调道出了男人们心中的不平衡： 昭君本楚人，楚人不敢娶。谁知去乡国，万里为胡鬼。 ——酸溜溜的！正像今天的男人们看到本国美女嫁到了扶桑国一样的心情。 船过新滩，新滩的两岸，南曰官漕，北曰龙门。 龙门中水尤其湍急，多暗石；官漕勉强可行舟，但是江底多是尖锐的石块，所以此段属于峡中的最险处，“大鱼不能上，暴鬣滩下横”。 苏轼父子到了这里，来自两个山口的北风从寒江上吹来，顿觉飞云满谷，舞雪穿牖。只得系缆泊舟，在新滩下停留数日，闲来无事，正好闭户饮酒。 过新滩八十里，到黄牛峡，黄牛峡上有沼川庙，里面供奉黄牛庙神，民间传说此神原是大禹治水时助禹疏川者，疏川成功后辈封嘉应保安侯。 黄牛峡下游是无义滩，光听名字就知其禀赋了，无义滩中也是乱石塞流，令人望而生畏。当地民谣曰：朝发黄牛，暮宿黄牛，三朝三暮，黄牛如故。 李太白经过此地，也发出了类似的感叹：三朝上黄牛，三暮行太迟。三朝复三暮，不觉鬓成丝。——以此语来言峡中行舟的艰难小心。 此处即峡州之地，长江三峡即将出峡。峡州，唐宋治所在夷陵（今湖北宜昌）。 过了虾蟆背，就要出峡了。 黄牛峡走完，是为扇子峡，再过扇子峡，是三十里的平滩之地，曰平善坝。 在苏轼的时代，船只一旦到此，舟中人就会出舱相庆，仿佛劫后重生，又白捡了一条生命。 “入峡喜巉岩，出峡爱平旷。吾心淡无累，遇境即安畅。”“今朝脱重险，楚水渺平荡。追思偶成篇，聊助舟人唱。”在这出峡的特别时刻，苏轼并没有详尽地描写出峡的细节，而是一到本题，就戛然竟住。用潆洄掩映的笔法，把出峡时的感受写的较为玲珑与婉转，也表现出了古代儒者的含蓄之态。 按现代的说法，长江三峡的最后一峡——西陵峡自秭归的香溪始，到湖北宜昌的南津关止。南津关位于今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西陵峡东口，是西陵峡的终点，它和瞿塘峡入口处的夔门，是三峡首尾两端的天然门户。长江出南津关，便摆脱了高峡深谷的束缚，开始进入辽阔的长江中、下游平原。 而三游洞就位于南津关的上边，离出峡口一步之遥。 说起三游洞，白乐天自然心知肚明。 三游洞位于今宜昌西北7公里，是西陵山北峰峭壁上的巨大山洞。它背靠长江三峡的西陵峡口，面临下牢溪，洞奇景异，山水秀丽，是湖北省著名名胜古迹。唐元和十四年(819)，白居易、白行简、元稹三人会于彝陵(今湖北宜昌)，同游洞中，各赋诗一首，并由白居易作《三游洞序》，写在洞壁上，三游洞即由此而得名，这是人们称之为“前三游”。 到了宋代，著名文学家苏洵、苏轼(东坡)、苏辙父子三人，也来游洞中，各题诗一首于洞壁之上，人们称之为“后三游”。 在苏轼父子游三游洞的当天，有个地方官前来乞诗，就把父子三人各作的一绝句刻写留题于石洞壁上。 及次日，苏轼父子已到峡州（今湖北宜昌），这位地方官又尾随而至，仿佛意犹未尽，仍想让苏轼留下一些歌赋，“山翁劝留句，强为写槎牙”，苏轼就只好有做了一首五言排律十二韵赠之。 到了峡州地界，苏轼父子三人又游览了三处古迹：清溪寺、甘泉寺、欧阳永叔至喜堂。 清溪寺在峡州远安县难六十五里，鬼谷子之故居——这是苏轼在《寄题清溪寺》诗前的自注。 而清溪源出清远山下，下深千仞，其水灵异，冬夏无减。对于鬼谷子的纵横捭阖之术，弟子苏秦张仪之功，苏轼是不以为然的：“君看巧更穷，不若愚自安。遗宫若有神，颔首然吾言。” 我们注意到，每到古迹处，苏轼不是仅为了描述此地的景之美，而是首先想到当地历史人物的高风亮节。 同样地，在峡州的甘泉寺，就有一处至孝妇泉。 据欧阳修交代：甘泉寺，在临江一山上，与县廨相对，寺有清泉一泓，俗传为姜诗泉。又有人说，甘泉寺法堂之右沿小径数十步，就到了孝妇泉，谓姜诗妻庞氏也。但欧阳修去当地找寻而未得，因此怀疑这是楚人的以讹传讹之语。 其实，与苏轼相信的版本一样，四川广汉有个叫姜诗的人，妻子是同郡庞盛之女。 姜诗侍母至孝，姜母喜欢饮用江水，但家住在离江六七里的地方，姜妻庞氏常常溯流而上去为公婆取水。不巧有一天遇大风，庞氏没能及时赶回，姜母口渴，姜诗于是怪罪于庞氏，并将庞氏赶了出去。这庞氏只得暂寄于邻居家里，日夜纺线绩麻，得钱后买来好吃的，让邻居老妇悄悄地给婆婆送去。时间久了，婆婆知道了庞氏的孝举，非常惭愧，就去把庞氏接回家好生相待。婆婆还好吃鱼，常常叫来邻居那位老妇一同前来共食。直到有一天，婆婆住室旁边忽然有一涌泉出现，其味若江水，每天早上还会涌出两条鲤鱼，供二母食用。 对于这一感天动地的庞氏孝举，苏轼自然是不会熟视无睹的。“嗟哉此乡乐，毋乃姜子教”。 夷陵县有欧阳永叔至喜堂，苏轼也前往凭吊。 欧阳修曾被贬夷陵令，至喜堂为景岉二年朱庆基在此做太守时为欧阳修所筑。从嘉州出发，经由水路一千六百八十余里，经过的郡县古迹不少，在离开夷陵将要在荆州登陆前，拜谒一下恩师欧阳修的遗迹，对苏轼来说也是一件尤为重要的事情。 父子三人到达江陵后，腊月初八，就在江陵府的客官里，即刻把三人江行时所作的诗文汇集成册，凡一百篇，命名为《南行前集》。 嘉祐四年十二月八日，苏轼有专门作了《南行前集序》。在序中，苏轼说明了父子三人舟中无事，除了饮酒下棋，就是把看到的山川秀美的景色，体会到的风土人情的朴素醇厚，凭吊古今贤人君子的遗迹。还有许多耳朵听到的、眼睛看到的人和事，会于心中百感交集，于是将这些感情写成诗文抒发出来，作为日后回忆时赖以追寻的脉络。 苏轼还特意强调，这些诗文的灵感都来自于谈笑之间，不是勉强为之。 江陵也即荆州府治。 荆州以前相当于一个省，然后相当于省会的县城，就是江陵县城。后来荆州变成市了，江陵城就叫荆州城了。所以古时候的江陵城就是现在的荆州城，很长一段时间内，江陵区政府和荆州市政府都是在荆州城的，后来变成荆州区，江陵撤区设县，县城搬到郝穴镇去了。所以现在的江陵县城，实际上指的是郝穴。 在荆州，编完诗集，收拾停当，正值年关，父子及家人决定留在荆州过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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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荆州的息壤襄阳的鳊 苏轼刚中进士不久就听人说，作为荆州守的王兵部常以伯乐自许。 出于敬佩与今后的仕途之中方便结交，苏轼就给王兵部去了 。在信中，苏轼以伯乐相马的故事起笔，说若能让王兵部也能看上自己一眼，自己终生的志向也就能实现了。 当然，这也是古代士子的为官经营之道。 这年岁末，苏轼的长子苏迈也在荆州过的年，至于是在出蜀时已生，随船到荆州的还是在荆州所生已不可考，反正就在苏轼一家大啖荆州黄鱼时，苏迈是环绕大家身边的。 这一年，被誉为有“万人敌”之才，后成为“苏门六君子”之一的李廌（音制），字方叔，号齐南先生、太华逸民，在华州（今陕西华县）也隆重地出生了。 年关闲来无事，苏轼游览了荆州南门内的盗帝的息壤。 这是南门外瓮门内东垣下的小瓦堂屋一所，高三尺许。相传大禹曾铸石造龙之宫室置穴中，以塞水脉。唐开元年间，荆州牧裴宙曾命人掘开息壤内径六尺八寸的石城，结果当年就淫雨不止，只得又赶紧掩埋之，雨水最终才得以停止。 直到苏轼到此地时，还见到息壤状若屋宇，整体深陷地中，仅可见其屋脊。旁边有一石，上书：不可犯。有人不听，一旦用铁锨等农具取土，少则自行恢复原状。多则导致不期而至的雷雨来犯。 每遇大旱年景，往往因故动土而祈来降雨，屡屡应验。苏轼对息壤的此种义举大为感慨，专门作了一首上古四言诗以记之。 除此之外，苏轼还观览了位于荆州津乡古城的荆王故宫——诸宫。 不仅如此，苏轼还在荆州期间给荆州人民留下了《荆州十首》。后世的苏学研究者翁方纲据第七首中有“残腊多风雪”句，竟然判断出苏轼这十首诗并非一时所作。 翁先生的确不是一般的人才。 不过，这十首诗并没有具体所述，乃是荆州地方的风物人情，民族特色，比如荆州五方杂居，阳盛物坚；其气急悍，故荆人多彪悍。再比如荆州土人有食雁与竞渡戏船的习俗等。 十首诗读完，清人纪昀点评道：诗中有可以模仿杜甫的手法，并且大都是年少自负和初出时的意气方盛之作。与苏轼黄州之后的作品相比，今后的诗作中已不见了此时的指点江山之意气了。这也难怪，毕竟对一个只有二十多岁前途无量的青年苏轼来讲，倘若没有那些意气风发的举动倒也有些不正常了。 在荆州过完年，已是嘉祐五年（1060）的庚子年，苏轼已经二十五岁了。 正月初五，苏轼一家人自荆州出发，开始陆行赴京师开封。 自荆州陆行向北，到了荆门，荆门本属汉时治县，荆、襄州之要津。唐末，荆州高氏割据，建为军，北至襄州界一百七十里。荆门军有一处景观——惠泉，惠泉位于今荆门市象山风景区东麓，发现于隋代，传说因山神将其甘泉恩惠于荆门古城的老百姓而得名。 惠泉属温泉，常年水温约在摄氏40度左右。每到秋冬季节，惠泉的泉水汇入文明湖，湖面雾气腾腾，水天相连。每当朝霞初升和夕阳西下时，苍松翠柏簇拥着象山的倒影映照在文明湖面上，辅之以阿娜多姿、错落有致的亭台楼阁，在云雾中时隐时现，如同仙境一般。那如诗如画般的绝美佳境，让人身临其境，使人感到如醉如痴。真乃天际的瑶池降于人间一般美轮美奂。 但唐人李德裕却认为此泉“兹泉由太洁，终不蓄纤鳞”，苏轼的意思很实在，“遂令山前人，千古灌稻麦”。 在荆门，苏轼父子均题写了有关惠泉的诗作，荆门的都官（宋都官郎中掌徒流、配隶及京师各官署吏职补换更替，或以功过屡减磨勘）张维，也与苏轼父子有关于惠泉的和诗。 苏轼某天早上从浰阳出发时，专门做了一首诗《早发浰阳》，但这个“浰阳”如今已经网搜不到，大约就是如今的湖北省荆门市钟祥市胡集镇丽阳村。好在如今的丽阳村也是个民风淳朴、人杰地灵、山清水秀,物产丰富的好地方。 苏轼一家从浰阳出发，渡过汉水，一定是日夜兼程的赶路，为什么这样说，主要是苏轼在行进途中又写了一首诗，专门记述夜行途中观察星星的，“天高夜气严，列宿森就位。大星光相射，小星闹若沸”。 渡过汉水，观完星星，即到了京西南路襄阳府地界。 襄阳是个有故事的城市。 襄阳位于湖北省西北部，汉江中游平原腹地，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长江中游城市群重要成员、湖北省省域副中心城市，楚文化、汉文化、三国文化的主要发源地，素有“华夏第一城池”、“铁打的襄阳”、“兵家必争之地”之称。襄阳还是荆楚文化的发祥地，孕育了楚赋开山鼻祖宋玉，“下里巴人”、“阳春白雪”、“曲高和寡”等典故流传至今。 中国文学的两大源头《诗经》、《楚辞》均发源和交汇于汉水流域，在这个有故事的地方文艺繁荣、百花齐放，曾孕育出襄阳古乐府这种曲牌名。 但清代纪昀却认为：乐府音节失传，不过幕其字句。杜少陵，纯制新题，自是斩断藤手。李太白，虽用古题，多是不敢明言而托之古，亦非以此体为高。意思是说，就连李白与杜甫这样的重量级诗人，也不过是仿其皮毛。 到了这里，不拘一格的苏轼仅是襄阳古乐府将改作词牌用，用《襄阳古乐府》的曲牌名，仿写了三首词，分别写他了对现实生活的感受。 《野鹰来》词先写新城守孟达作《上堵吟》的历史内容和背景，后写眼前的景物，感叹历史终成陈迹。是苏轼按照孟达所作《上堵吟》的韵调，描写了汉昭烈帝刘备章武间的一段兴衰史，让后人借历史深深反思现实。 《襄阳乐》词，写的是刘道产的事迹。刘道产，彭城郡吕县(今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区)人。南朝宋大臣，太尉咨议参军刘简的儿子。出任襄阳太守期间，善于治理百姓，在雍州政绩尤为突出。蛮夷中先后叛乱、乖戾不接受朝廷治理的人，都一概顺从推服，都自觉到沔水-带居住。从此百姓安居乐业，家庭生活富裕。因此有了《襄阳乐歌》，所以这个曲调就是从刘道产那时开始的。景平十三年，进号辅国将军。十九年去世，追赠征虏将军，谥号襄侯。刘道产恩泽遍及西部疆土，当他的灵柩运回时，众多蛮人都穿了丧服，号哭追送，一直送到沔口。 有评论家称，苏轼这三首《襄阳古乐府》真能直闯太白堂奥，东坡而后，罕有其匹。 又说《上堵吟》云：“台上有客吟秋风，悲声萧散飘入空。台边游女来窃听，欲学声同意不同。”此皆非有意学太白也，天才相近，故能偶然即似耳。 在襄阳府城南，苏轼父子游览了岘山，因西晋羊祜（蔡文姬的外甥，蔡邕是其姥爷）的仁德流芳后世，襄阳百姓为纪念他，特地在羊祜生前喜欢游息之地岘山建庙立碑，原名为晋征南大将军羊公祜之碑，简称羊公碑。 此后每逢时节，周围的百姓都会祭拜他，睹碑生情，莫不流泪，羊祜的继任者、西晋名臣杜预因此把它称作堕泪碑，堕泪碑现位于湖北省襄阳市。 襄阳城西十余里，有万山，苏轼因故没去成，但在弟弟苏辙归来后的描述下也作了诗。 到了襄阳城西二十里的隆中，隆中是诸葛亮十七岁至二十七岁期间躬耕读书的成才之地。 诸葛亮在隆中的十年中，博览群书，广交士林，密切关注天下大事。随着年龄和知识的增长，他在政治上逐渐成熟。频繁的社会交往，名士的垂青，又使他的政治影响不断扩大。公元207年，刘备在徐庶的推荐下，亲自三次来到隆中诸葛亮住的草庐，敦请诸葛亮出山，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三顾茅庐"。 到了隆中，自然是要纪念一下诸葛孔明的，当年杜甫诗赞曰：“三顾频繁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而苏轼此来，心中的感悟是：“空馀蜿蜒迹，使我寒涕垂”。 不过，作为美食家的苏轼，到了襄阳这座历史名城自然也要顺便满足一下自己食欲的。 首先说说苏轼的吃鳊鱼诗。 这是岘山下汉水中出产的极肥美的一种细鳞缩项阔腹淡水鱼。当地土人常以槎（船桨）断水，这种鳊鱼经常紧跟槎后随槎游动，因号槎头鳊。 在诗中，大文豪苏轼不出意外地抛开了鳊鱼的美味，而是像杜甫老先生那样回顾了襄阳人孟浩然的诗句：试垂竹竿钓，果得查头鳊。杜甫《解闷》诗曰：复忆襄阳孟浩然，清诗句句尽堪传。即今耆旧无新语，漫钓槎头缩颈鳊。 苏轼吃过襄阳的鳊鱼后的感慨是：杜老当年意，临流忆孟生。吾今又悲子，辍筋涕纵横。总之是，文化人吃什么都能联想到历史人物，吃什么都能有不同凡响的感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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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从襄阳到汴京 在襄阳城，苏轼还花一百钱买了两只雉（山鸡），烹煎后食之。 食后又突然想到《月令》中所言：（每逢）孟冬，雉入大水（淮水）为蜃。蜃形如蛇而大，呵气成楼台。因此，食后又心有余悸，把这种想法又表现在诗里。 在这里，苏轼大吃鳊鱼与野鸡（雉）之时，喝的酒水也绝不会含糊，据后人考证，是襄阳宜城县当地的特产——竹叶酒，又名竹叶春。 宜城是襄阳属县，在府南九十五里。 宜城县东二里有金沙泉，其泉造酒甘美，世称宜城酝。饮罢竹叶酒，苏轼来不及抹嘴，心中又发出了：耆旧何人在，丘坟应已平。惟余竹叶在，留此千古情。 苏轼口中的“耆旧”，语出《襄阳耆旧传》，又称《襄阳耆旧记》。东晋习凿齿所撰，共五卷。主要是记载襄阳郡的历史人物事迹、山川城邑和牧守业绩等，不同于一般的人物传记集，可惜今已佚。 离开襄阳，到了昆阳城（今河南叶县），又给了苏轼一次难得的凭吊历史的机会。 由于两千多年前在此发生过“昆阳之战”，是历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一场著名的战役，也是王莽归于灭亡、刘秀得以中兴的决定性的一战。 苏轼站在农夫的菜畦上，望着当时平野旷远、孤城如块，风沙苍茫之野，城门通向四方，故道宛然还在。 但当时战争用于攻防的楼橹，却不见一点踪迹。茫然不知的田农野夫，躬着腰背正在整畦种菜。面对此情此景，苏轼提笔作了一篇《昆阳城赋》。 在赋中苏轼不由得感到怅然若失：既感慨于那场决定历史命运的战争，也感慨于时光荏苒，岁月流逝，历史变迁。一句“彼野人之何知”，既是对自己的学识和对历史的精通感到骄傲，又是“野人”不知季节变换而自己却怀着深沉的历史情怀，却也含有"野人"不知历史，也就不去怀想历史，而过得逍遥自在的意思吧。 叶县旧属汝州府，因唐开元年间有个叫王乔的人在此地得道成仙，唐时还一度被置为仙州。 苏轼游览了这里的双凫观，还听说了这里面的典故：唐显宗世为叶令，而有神仙术的王乔每月逢朔、望之日都要到京城长安去参拜。奇怪的是，显宗却没有见过王乔的车骑，密令下属暗中观察，却见到王乔每次要来前，总有两只野鸭自东南方向飞来。于是，在一次又见野鸭飞来时，用网捕获，结果网中只有一双朝廷此前赐予的官靴。 这一段子充分佐证了王乔的仙术，在我看来，苏轼对此是极为感兴趣的，因为苏轼早年的启蒙老师就是一位道士！ 苏轼一家人一路北进，未达京师前，又一路游览了几处人文景观。 在汝州颍桥，参拜了颍大夫颍考叔庙。 颍考叔这个人，是郑国的大夫，执掌颍谷（今河南登封西），在郑庄公对其母亲武姜发出“不及黄泉，无相见也”的誓言后， 孝子颍考叔挖了一个隧道，取名“黄泉”， 安排郑庄公与武姜在“黄泉”见面， 这就是后世闻名的“黄泉相会”。 颍考叔在苏轼的时代就已经闻名天下了，以至于苏轼也相信了颍考叔是当地人，其实，关于颍考叔的家庭住址知道今天仍有争议。有说河南登封的，有说安徽颍上的，还有说河南许昌的。总之是，人一出名，福利就多多。 在尉氏县，苏轼游览了东南城隅的阮籍啸台。 阮籍，世称阮步兵，，字嗣宗，陈留（今属河南）尉氏人。三国时期魏诗人，阮瑀之子，竹林七贤之一。 阮籍是建安以来第一个全力创作五言诗的人，其《咏怀诗》把八十二首五言诗连在一起，编成一部庞大的组诗，并塑造了一个悲愤诗人的艺术形象，这本身就是一个极有意义的创举，一个显著的成就，在五言诗的发展史上奠定了基础，开创了新的境界，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对后世作家产生了重大影响。 后世如晋朝的左思、张载、陶潜（《饮酒》），南北朝刘宋的鲍照，北周的庾信，唐陈子昂（《感遇》），李白（《古风》）等人诗篇都是以抒情言志，广泛涉及现实生活，具有深厚思想内容的五言长诗，无不是对阮籍《咏怀诗》的继承和发展。 按理说，苏轼晚年曾数次和陶渊明诗，诗文上算是陶渊明的徒弟的话，那么，阮籍在作诗上可以说算是苏轼的师爷了。 行到尉氏县，正遇大雪。 一日当苏轼借宿在驿站里，恰逢有一位黑脸大汉冒雪也前来借宿，进门二话不说就叫上苏轼一起喝酒。苏轼也不避讳，“我酌徐徐不满觥”。第二天早上酒醒，见昨晚对饮的黑汉已不知所踪。苏轼无奈地摇摇头，作首诗把这一事件记录了下来。 所以说，我在文中所述也全是有据可查的史料，绝不敢掺杂一丝的水分。苏轼诗中，写驿站奇遇时还仿效了他的偶像白居易《琵琶行》的口气：纷纷笠上已盈寸，下马登堂面苍黑。苦寒有酒不能饮，见之何必问相识。 路过封丘县时，苏轼还去了县西三十里的朱亥墓。 朱亥，战国时魏国人，隐居于市井之中，有勇力，早年在大梁（今河南开封）当屠夫。魏安嫠王十九年（前258年），因侯赢的推荐，成了信陵君的上宾。曾在退秦、救赵、存魏的战役中立下了汗马功劳，晚年隐居朱仙镇。 李太白曾作《侠客行》来歌咏朱亥，可见朱亥同志的光辉形象源远流长。朱亥是用袖中四十斤重的铁锤，就锤死了晋鄙。使得魏公子进兵击退秦军，解了邯郸之围。 这时我突然想到，我们在上学时课本上的《大铁椎传》说的是不是朱亥的事，但很遗憾，这只是清朝初期明遗民魏禧为了透露出自己对明朝亡国君臣的不满，抒发了他的亡国之痛，表达一些“抗清复明”爱国思想而虚构出来的人物形象。 二月十五，苏家人抵京师开封，赁居在西岗的一处宅院里。 安置甫定，苏颂（字子容）前来叙宗盟。 苏颂（1020－1101）是家居润州（今镇江）并在此终老的北宋著名政治家、科学家、药物学家，苏轼（1037－1101）是宋代诗、词、文、书法、绘画全能的一流才士。古人曾有“二苏交厚而无文”之说，实际上二苏家族保持着相当密切的交往，谱写了人际交往的典范和乐章。 苏轼家族与苏颂的相交，最早可以追溯到苏轼的父亲苏洵与苏颂在嘉祐、治平年间同在馆阁时的联宗。 嘉祐、治平年间，苏洵除授试校书郎，苏颂任太常博士兼校正医书官等职，二人同在当时的京师汴京（今河南开封）任职。据苏轼回忆，“自昔先君以来，常讲宗盟之好”，苏洵与苏颂虽认宗亲但并非嫡亲本家，苏洵为四川眉山人，苏颂为福建泉州人，这种交游更多可以看成为道义之交。 苏洵去世，苏颂曾有挽联二幅，其二“常论平陵系，吾宗代有人。源流知所自，道义更相亲。痛惜才高世，赍咨涕满巾。又知余庆远，二子志经纶”，点出了这种道义相交的实质。苏洵与苏颂的联宗，拉开了苏轼家族与苏颂家族长达40多年生死之交的密切交往史。 以至于在绍圣元年（1094），苏轼贬谪惠州路经扬州时，扬州州守正是苏颂，这是苏轼与苏颂的最后一次见面。 建中靖国元年（1101），苏颂在润州去世，适逢苏轼路经润州，苏轼也病入膏肓，写下了《荐苏子容功德疏》。 这是苏轼与苏颂关系最为实质的总结与概括，带有盖棺论定的味道：宗亲关系是他们交往的情谊基础, 工作关系是他们交往的道义基础，政治立场大致相同是他们交往的政治基础。 三月，弟弟苏辙被选入流内铨。 流内铨是宋官署名，属吏部，掌管幕职、州县官以下注拟、磨勘等事。 北宋初年，京官七品以下流内官员的任免、考课等，仍属吏部。元丰三年（1080），改吏部流内铨名为尚书吏部，官制改革后，再改为吏部的侍郎左选。 四月八日，梅尧臣（字圣俞）病逝，年五十九岁。 苏轼曾经非常喜欢老梅的一首《和宋次道紫宸早朝》诗： 陆生声誉在云间，来预簪裾谒帝颜。冠剑有客夔与禼，文章全盛马兼班。 耽耽玉宇龙缠栋，蔼蔼金铺兽啮环。却出常衙殿前过，戟衣风动自相攀。 刚送走梅老先生，九天后，江休复（字邻幾）也死于京师。 江休复，曾任刑部郎中，死后欧阳修作的墓志铭，可见此人亦非凡人。 苏轼曾见过此人，而在贬黄期间与江老爷子的孙子江惇礼后常有书信往来。 五月二十一，苏轼得知蔡襄（字君谟）除任开封知府。 曾经在一起论书的苏轼，后来回忆起曾力荐君谟领袖北宋书坛但总被蔡襄婉拒。那时的苏轼认为，学书法就像在激流中溯流而上，用尽力气，船还是不离旧处，而蔡襄的书法却能独出于当代。 后来，苏轼还写有评论蔡襄书法的文章多篇，称蔡襄为当世第一，且始终坚守此论。蔡襄死后六年，苏轼还专门从杭州到临安县去借阅蔡襄写的《海会寺记》，对他赞誉有加。 就连欧阳修也认为，“蔡君谟独步当世”，还说他行书第一，小楷第二，草书第三。若要是鸡蛋里挑骨头，硬说蔡襄的书法有哪些瑕疵时，就是大字略显粗疏些。苏轼认为，若是分科行医，那是此人是医术太低；若是某人靠颜色来作画，是画技太差；若只能作一种书体而不会另一种书体，那就是没有参透书法的真谛。学书法应从小楷练起，像蔡君谟这样的书家，真、行、草、隶、篆无所不精，兴趣之余还能变为飞白书，可谓是参透了书法的关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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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山雨欲来风满楼——试论小京官的仕途变幻 正当苏轼在对蔡襄的书法评头论足之际，朝廷官宣： 授予苏轼同志河南府福昌县（今河南宜阳县西五十四里福昌村）主薄。苏辙同志任河南府渑池县主薄。 主簿是古代官名，相当于是各级主官属下掌管文书的佐吏，类似今天的文秘人员。 但兄弟俩均未赴任，在当时，这不算是违抗命令，反而显得很低调。兄弟二人去拜见了他们在京城做提刑的二伯苏涣，咨询为政之方。 伯父对苏轼说，要我说，做官就像你《刑赏忠厚之至论》里写的那样做就可以了。 苏轼说，写文章倒是容易，但是我从未学习过为官之道，不好入手啊！ 苏涣道，你在考场上得到一个考题时，肯定是你的心里已经有了思路，才可以下笔一挥而就。为政也是一样的道理，遇到事，首先要在心里有了正确的处置方法后才做决断，这样就不会犯错了。 六月初九前后，苏轼大伯苏澹的长子苏位死了。 苏位仅小三叔苏洵五岁，可以说是光屁股长大的玩伴，从小在一起也会有点感情，因此，苏位的祭文就有小叔苏洵代劳了。 苏轼兄弟皆不赴任，仍待在京师调官。 爱才的礼部侍郎欧阳修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终于有一天他老人家伙同其时的龙图阁直学士、吏部员外郎知谏院杨畋分别上书举荐苏轼、苏辙兄弟应才识及茂名于体用科。 杨畋（1007—1062），字武叔，号乐道，杨家将之后，麟州新秦（今陕西神木县）人，曾祖父就是杨业的亲弟弟。 杨畋还一不做二不休，将苏轼此前所作文章五十篇一股脑地奏报给了圣上，以此来举荐苏轼应制科试。有了这两位重量级人物的提携，苏轼兄弟的科举之路顿时就达到了保送生的级别了。 其时，苏老泉被委以重任修编礼书，暂寓居在雍丘（今开封杞县）。苏轼兄弟则暂居汴京丽景门河南岸的接待交阯使的京城四驿馆之一——怀远驿，发奋读书以备考。 就是在怀远驿，兄弟俩经常读韦应物的诗，当读到《与元常全真二生》诗中“宁知风雨夜，复此对床眠”句时，兄弟俩不禁恻然感慨之，在今后的居官生涯中，这种“夜雨对床”的时刻还会有几回呢？ 冥冥之中，这种对“夜雨对床”的兄弟手足之情，伴随了苏轼兄弟的一生，成为了古往今来同胞之情的典范。 看到苏轼兄弟的茁壮成长，眉山乡校——寿昌院的老师刘巨专门赠诗给兄弟俩以鼓励。 刘巨，字微子，还是那位写出“渔人忽惊起，雪片逐风斜”的老秀才，诗被苏轼改为“渔人忽惊起，雪片落蒹葭”后，对苏轼可谓是念念不忘。 这次，刘老师赠的诗想必也是字斟句酌过的：惊人事业传三馆，动地文章震九州。老父欲别无他祝，以愿双封万户侯。 不知为何，在我看来，刘老师的诗文水平仍没什么提高，只是较为朴实些，用在鼓励苏轼的特定场合，基本上还算马马虎虎。 突然有一天，圣上有旨： 天子已准许苏轼应制科考试了，宣择日进殿考试，不得有误！ 接到通知的苏轼，赶紧按当时士子的惯有做法，分别上书枢密使富弼，端明殿学士、吏部侍郎曾公亮，以及应举制上两制书。这几篇书文在耕文轩主人通读起来，尽是高中生般的政论文章，其次不过就是对于几位政坛巨擘的吹捧之辞。 八月初八，父亲苏老泉被委任为秘书省试校书郎。 后得知，这是成都府路转运使赵抃在上头美言说，苏洵的品行及学识誉满乡里，所以才有了这样的任命。 赵抃（1008～1084）， 字阅道，宋衢州西安（今浙江衢州市）人。景祐元年进士，任殿中侍御史，弹劾不避权势，时称“铁面御史”。平时以一琴一鹤自随，为政简易，长厚清修，日所为事，夜必衣冠露香以告于天。以至于神宗皇帝每当选择益州、杭州这两个州郡的长官时，都会对继任者说，“过去赵抃治理此郡，方法最好！” 意思是，伙计们下去就按赵抃的方针办，是不会有错的！ 二十多年后，赵抃死后，朝廷命苏轼为他撰写了详尽的歌功颂德的碑文，这也算是苏轼替其父亲还上了一个人情债。苏老泉事后还上书欧阳修与赵抃，以示感谢。同时，还带着苏辙拜谒了赵抃。 此后，苏轼又上书刘敞，与其探讨了求才与气节的话题，对刘敞的才气与品行照例是进行了一番的赞美，此时的刘敞将要到陕西路永兴军赴任。 刘敞(1019年~1068年)，北宋学者、史学家、经学家、散文家。字原父，一作原甫，临江新喻荻斜(今属江西省樟树市)。庆历六年与弟刘攽同科进士，以大理评事通判蔡州，后官至集贤院学士。与梅尧臣、欧阳修交往较多。为人耿直，立朝敢言，为政有绩，出使有功。刘敞学识渊博，欧阳修说他"自六经百氏古今传记，下至天文、地理、卜医、数术、浮图、老庄之说，无所不通;其为文章尤敏赡"，与弟刘攽，字贡父，合称为北宋二刘。 苏轼这时还拜访了马正卿。 马正卿，字梦得，杞（今河南杞县一带）人，与苏轼同岁仅小八天，此时任太学正。 宋代的时候，太学为全国最高学府，隶国子监。 宋初仅设国子监，学生名额甚少，且只收七品以上官员子弟，庆历新政后才开始设立太学，后至宋末，方才形成一套完整的学制。太学正大概相当于官学中的老师或行政人员，属基层管理人员编制。主要职责大概为“掌执行学规，考校训导。”，应该是值班老师一类的。 十一月十六，欧阳修拜枢密副使（国防部副部长）。 父亲苏老泉上了贺启，祝贺恩公欧阳修高升，苏轼也替正在涟水军（今江苏省淮安市下辖县，军比县高一级）任知县的二伯苏涣上了贺启（小苏也很会来事）。 嘉祐六年（1061）初，二十六岁的苏轼与二十三岁的弟弟苏辙，仍寓居与京师的怀远驿中，为了即将到来的仕途前景做最后的冲刺。 四十年后的一天，秋风乍起，继而雨作不止，饱尝人生颠沛之苦的苏轼不禁又回忆起这段兄弟俩日夜相守的美好时光。可在此时的怀远驿里，兄弟俩一定是嫌时间过得好慢，心中总想着赶快去走向官场去实现自己的人生抱负。 三月初十，掖县（旧时山东省莱州市称谓）人王俊民，字康侯，高中了状元。 王俊民后来作过应天府（今江苏南京）发解官，关于此人，苏轼曾作了一篇搞笑的段子还流传了下来。 说的是王状元为考中时，醉酒后坠入汴河，被水神救出，水神说，你还有三百千的口粮钱没有花销，还不能死。结果此事被一个久考未中的秀才听说，他也佯装醉酒而掉入汴河，水神也降他救出。他连忙问自己还有多少口粮没有花销，水神说，你还剩多少口粮我不知道，但如果你今天死在这里，你的那三百缸咸菜就无处打发了！ 五月初九，翰林学士承旨兼端明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知制诰宋祁卒。 宋祁，字子京，安州安陆（今湖北省安陆县）人。 宋时，有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两兄弟的名字用字总是极为相似，且都是同时进士及第。 比如前面提到的刘敞、刘攽，还有苏轼、苏辙，这里的宋祁也有个哥哥叫宋郊。想当年，宋氏兄弟也是同举进士，礼部奏报宋祁第一名，宋郊第三名。结果章献太后不乐意了，哪有弟弟超过哥哥的，于是乎就把宋郊擢为第一，把宋祁调整为第十名。宋祁与兄长宋郊并有文名，时称“二宋”。宋祁诗词语言工丽，因《玉楼春》词中有“红杏枝头春意闹”句，世称“红杏尚书”。 苏轼后来到密州（今山东诸城）任职时，还与时任密州守的宋氏后人——宋国博有诗文唱和。 杨畋此时进龙图阁直学士（国家博物馆名誉馆长，虚职）、知谏院（实职）。 北宋有昭文馆、史馆、集贤院三馆和秘阁、龙图阁、天章阁等阁，分掌图书经籍和编修国史等事务，通称“馆阁”。包拯曾任龙图阁直学士，故民间戏曲小说中也以“包龙图”称之。 杨畋，这位杨家将的后人，功高至伟，也曾在朝廷上举荐过苏轼兄弟 。因此苏轼对于由杨畋出任谏院负责人感到无比的有信心，于是专门上了贺启。 嘉祐六年七月，父亲苏老泉被任命为霸州文安县（今属河北廊坊）主薄，与项城令姚辟一同修撰礼书，估计也类似于今天的挂职，混点工资生活。 到了秋天，二伯苏涣在枢密副使孙抃的举荐下，以都官郎中的身份出任利州（今四川广元）路提点刑狱。 宋时的都官郎中掌徒流、配隶及京师各官署吏职补换更替，或以功过屡减 磨勘。而提点刑狱的全称是提点刑狱公事，简称提刑官，是中国宋代特有的一种官职名称，相当于现在的法官兼检察官，因此有部电视剧名字就叫《大宋提刑官》 。 提点刑狱公事是提点刑狱司（简称提刑司）的长官，由朝廷选派，三年一换。提刑司是“路”一级的司法机构，主要掌管刑狱之事，并总管所辖州、府、军的刑狱 公事、核准死刑等，也有权对本路的其他官员和下属的州、县官员实施监察。 宋代的路大致相当于明清时的省一级行政区划。 伯父从京师启程赴利州之日，苏轼也前往送行。 二伯父船开之后，还回过头频频地向苏轼招手（屡顾以招），这是一种不加修饰的血浓于水的亲情使然。 谁知这竟成了永诀，三年之后——伯父苏涣就亡故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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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他乡遇故知的“苏轼版本” 过了不久，在十方静因院里，大觉禅师怀琏取出所藏至宝——唐阎立本的水官画以及遗著赠予苏老泉。 老泉兴余，专门回赠了怀琏——作了一首后来成为其代表作品之一的《题阎立本画水官》诗。给怀琏的诗作完后，又特命苏轼也依韵和了一首，不难看出苏老泉在教育子女方面言传身教的高明之处。 在京师赁房住下后，闲暇之余，苏轼给远在家乡眉山的好友杨济甫去信叙述了近况。 杨济甫，作为苏轼老家的一位布衣，之所以在此处提及，那是因为在今后苏轼的落难生涯中此人还要数次出场，是苏轼一生中共患难的为数不多的布衣之交。 苏轼在京师的这段时间，业余时间还经营一个小小的园子叫南园。 后来，苏轼去了凤翔任职，苏辙与父亲和一个叫黎錞的渠江（今四川广安市肖溪乡王家坪）人住邻居。黎錞，字希声，两个儿子按当时的习俗，起名分别叫黎俦、黎侁，名字起得也算讲究。 闲暇下来时，在苏老泉的策划下，父子三人把自江陵陆行到京师途中所作的诗赋五十二篇，被装订成册，名为《南行后集》。 由于苏轼去了外地，该集子的引（为避祖讳，不能叫序）就只好让苏辙捉刀了。今天，我们已不能够评论苏辙的“引”水平高低与否，主要是小苏的这篇引文早就佚而不存了。 八月十七，朝廷特派翰林学士吴奎、龙图阁直学士杨畋、权御史中丞王畴、知制诰王安石在密阁考试制科，吴奎向仁宗报送本次“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考试中王介、苏轼、苏辙的各六篇论合格。 如今再读这六篇论，里面充斥的均是君子小人、仁义道德、孔孟之道一类的软知识（纷然诵说古今），但这也是古代士子对付科举考试的不得不做的基本功。 八天后，宋仁宗亲御崇政殿主持考试。 考官分别为：胡宿（字武平，胡宗愈乃其侄）、范镇（字景仁）、司马光（字君实）、蔡襄（字君谟），闻其名都是北宋的大腕。 苏轼在殿试中进了《策》，答了《策问》，进《中庸论》等二十五篇文章。 这些论大都是按当时的主流观点评论一些历史人物的，里面有一些封建社会的道德标准，殊不知，几百年后苏轼也成了所有知识分子争相品评的对象，也与想当年自己品评的圣人站到了一样的人生高度。 皇榜放出，苏轼得御试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第三等，从原有的县的副职升为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厅事，正八品。 苏辙得第四等，除商州军事推官。对于这件事，恩师欧阳修在给门生焦千之的信中说：“苏轼昆仲，连名并中，盛事！盛事！”。 榜出后，苏轼连忙恭恭敬敬地给这些个考官们上了两份谢表。谢表中说，我敢用我之微躯，自今开始为国家效命，至于别的，我以菲劣之才深感羞愧而不知如何裁决。又说道，我才虽不及，侥幸得到宽容。我不是怀官位和待遇之荣耀，私底下窃笑的不过是遇到了愿意原谅我的人。 古人的这些谦虚之道，我认为有些虚伪了，但苏轼在当时不这样定然也是不行的。 这一时期，苏轼曾去踏访一位京师的小儿科医师张荆筐，听张医师说了一件奇事。 话说河北大饥，有一对夫妇由于不能养活襁褓中儿子，遂弃于道旁的空冢中。荒年过后璐经此冢，想收拾儿子的骨殖，发现儿子还活着。看见父母便爬过来。再看冢中空无一物，只有一孔很光滑，好像常有蛇鼠出入。于是，便抱其子求助于京师的小儿科医师张荆筐。张荆筐说，这是一只千年不吃食物能冬眠的千年蛤蟆在给你儿子发功。按理不用用药，假如此子任凭他不吃食物，长大后不娶妻必定得道。张荆筐先生对苏轼说这件事是嘉祐六年，有苏轼当时做的记录为证。 苏轼同志的一食一笑皆有所记，厉害之处，我们算是领教了！ 接着，签书凤翔府判官告下：将仕郎、守大理寺评事、签书凤翔府节度判官厅公事。随即就又有任命下来，追封苏母程氏为武阳县君。 关于这种封建时代提倡孝行的做法，我认为还是有一定的进步意义的，至少能让官员获得一种精神上的无上满足。 父亲苏老泉此时则与一位叫李育（字仲蒙）的缑氏县（今河南偃师市南三十四里缑氏镇）人打得火热，常一起交游。 苏轼离京赴凤翔任之前，先作别了好友陆诜。 陆诜，字介夫，余杭人。进士起家，除知延州（北宋延州就是现在的陕西省延安市。北宋初期隶属陕西路,熙宁五年分陕西路为永兴军路、秦凤路,延州隶属永兴军路），入观，以龙图阁直学士知成都，后为了蜀地百姓而反对青苗法。 走之前，苏轼专门到父亲苏老泉寓所向父亲大人辞了行。 同行者有马正卿，苏轼后称其马髯，马正卿后来成了与苏轼相交20年的老朋友，苏轼贬黄时，老马正在黄州担任通判，辅佐知州、太守处理政务。他非常仰慕苏轼的文采和为人，看其生活一天比一天困顿，心急如焚。 于是，他请求黄州太守徐君猷，将黄州东面的几十亩荒地拨给苏轼。这本是一块无用之地，徐太守很快就答应了。马正卿首先帮苏轼造了房子。房子在大雪中竣工，苏轼将其取名“东坡雪堂”，并亲自写了这四个大字作为匾额。苏轼还在雪堂的墙上画了一幅有森林、河流、渔夫的雪景壁画。 第二年开春，马正卿又找来了工人，疏浚了原来的水井，帮助苏轼开荒，种上了蔬菜和粮食作物，还栽上了树。 从此，苏轼一家方才有了安身之所，暂时算是解决了衣食之忧。 嘉祐六年（1061）十一月十九，苏轼与自京师一路送行到此的弟弟苏辙别于郑州的西城门。 当苏轼回首张望时时，弟弟苏辙被一望无际的坡垅所遮挡，仅能看到弟弟头上戴的乌帽一会出现一会又不见了。 后人许彦周从苏轼兄弟的感情出发，评论这一可泣鬼神的场景堪比《国风·邶风·燕燕》中描写妹子远嫁的场景：之子于归，远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 苏轼赴任陕西路过渑池（今属河南）时，其弟苏辙难遣手足之情，写了首《 怀渑池寄子瞻兄》寄赠。苏轼当即做了首和诗《和子由渑池怀旧》回赠。 《和子由渑池怀旧》这首诗是一首极具哲理的名诗，表达对人生来去无定的怅惘和往事旧迹的深情眷念。全诗动荡明快，意境恣逸，是苏轼七律中的名篇。 其中的“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句，是苏轼依苏辙原作中提到的雪泥引发出人生之感。查慎行、冯应榴以为用禅语，清人王文诰已指出二人的谬误，说此语实为苏轼所做精警的譬喻，故钱钟书《宋诗选注》指出：“雪泥鸿爪”，“后来变为成语”。纪昀也评此诗：“前四句单行入律，唐人旧格；而意境恣逸，则东坡本色。” 到了长安，苏轼拜访了翰林侍读学士、尚书礼部郎中、永兴军路安抚使兼知军府事刘敞（字原父），刘敞时任长安守，特意流苏轼痛饮了数日。 此后还与刘敞同游麟游县东的石林亭，参观了刘敞所收藏的唐苑中石。 刘敞博学好古，多藏古器奇物，能识古文铭识因此考知出三代制度与先儒所说的有不同之处。苏轼后来喜爱古器物大概率也是受到了刘敞的影响。 十二月十四，苏轼到达凤翔府签判任上，第二天就很快办完了交接手续，接着上了到任谢执政启，这也是当时的“政治规矩”。 凤翔府属陕西路秦凤路，辖十个县：天兴、岐山、扶风、周至、郿县、宝鸡、虢县、麟游、普润、好畤。苏轼所供职的签书凤翔节度判官厅，兼管田曹、兵曹、集曹、仓曹、金曹等五曹文书。内有衙署办公处，平时最为繁忙。尤其是要把从山上伐下来的木材编成竹木排，东下渭水、黄河外运。还得火速运送粮草至陕甘宁边区，不时要加强黄河的防务等工作要做。 苏轼到任时，郑州荥阳人宋选（字子才）接替了崔峄知凤翔府，宋知府对苏轼很厚待与关照。 为什么？ 原来至和三年，苏轼从四川老家进京考进士经过凤翔府的官舍时，里面曾简陋得无法居住，自从当年八月宋选到任知府后就立马动工修建，宋公是那种不论走到哪里都能随遇而安、快乐做事的仁爱君子。苏轼对此公十分钦佩，后来还专门写下了《凤鸣驿记》，记录了宋公的风范。 宋选有两个弟弟，名字也极具当时的特色：宋道和宋迪。儿子叫宋子房，字汉杰。苏轼后来与这父子叔侄四人皆有交往。 太原人王彭（字大年）其时为凤翔府监军，他是王全斌的曾孙，王凯的儿子。 王全斌宋初平蜀有军功，而王凯数战败赵元昊，有边功。作为武将之后，王彭亦边功卓越，但上面却没有赏赐，王彭却不以为然，这一举动自然深得苏轼的钦佩。 王彭也非常喜爱苏轼的文章，一旦苏轼有文写成，王彭就抚掌欢然终日。苏轼刚开始并不懂佛理。王彭就给苏轼讲了很多他所知道的佛法大略。 俗话说，近朱者赤。以至于后来苏轼喜好佛书，也有可能是受到了王彭的影响。 有趣的是，“他乡遇知己”的段子也绝非空穴来风。 苏轼到任后才知道，滁州全椒人张琥（后改名为张璪）为凤翔府户曹参军（专管户籍的州县属官），而胡允文（字执中）正出任凤翔府属天兴县的县令。 胡允文年轻时就曾师从过苏老泉，直到苏轼到了凤翔府，才第一次见到了胡允文本人。后来胡允文无故被罢黜，再到苏轼任徐州知州时，胡允文的小儿子又在徐州府任刑狱司掌书记，胡允文又跟随儿子来到徐州居住养老，与苏轼再次有了交集，两家可谓是家族的世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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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宋知府出马，苏签判祈雨得喜雨 古凤翔府有八处景观，苏轼自然都不会缺席。 游览作诗之余，苏轼还充当了导游的角色，这与当下的领导干部推介属地的景区有异曲同工之妙。“凤翔当秦、蜀之交，士大夫之所朝夕往来此八观者，又皆跬步可至，而好事者有不能遍观焉，故作诗以告欲观而不知者。”但是苏轼在这方面的实践活动却早了我们将近千年。 《凤翔八观》诗其中最为精彩的篇章，多数人认为是介绍了王维与吴道子两位画家风格的不同。吴道子虽称画圣，但与文人气息不通。王摩诘称不上画圣，却与文人气息相通。自宋元以来，文人士大夫画者，仿效摩诘者有之，但传吴道子衣钵者，则绝无其人也。 苏轼画竹，其实是源于王摩诘。 若读了《凤翔八观》组诗中的《王维吴道子画》这首诗，就会感知出苏轼不仅咏之论之，并已摩之绘之。自从与其老表文同（字与可）相遇于岐下，自此苏轼的画技日进，而发源则也是此诗也。 所以说，《王维吴道子画》这首诗乃画家的一本清账，若是文人中的长于绘画者，如米芾、吴镇、黄公望、董其昌、王时敏之流读之，即无不瞭然胸中矣。 苏轼曾不遗余力向世人推介的凤翔八观分别为：石鼓歌、诅楚文、王维吴道子画、维摩像、东湖、真兴寺阁、李氏园和秦穆公墓。 苏轼此时的文章愈加为人传诵。 欧阳修读了苏轼新作的文章后激动地说，往时作四六（指散体）者，多引古人语及广引故事，以炫耀自己的博学，而不思述事不畅。近时文变体，如苏氏父子（其重心自是苏轼）以四六叙述，委曲精尽，不减古人。自学者变格为文，迨今三十年，始得斯人，不惟迟久而后获。实恐此后未有能继之者尔。自古异人间出，前后参差不相待，余老矣，乃及见之，岂不为幸哉！ 欧阳修为天圣八年进士，九年任西京留守推官，多年来与尹沫、梅尧臣切磋革新诗文。 嘉祐七年正月，苏轼在凤翔府上了《凤翔到任谢执政启》。 正月初十，苏轼作了一首和诗《次韵子由除日见寄》，寄给了苏辙，表达了兄弟之间的思念之情。 二月初五，朝廷有诏令命各郡吏分别到自己的属县减决囚禁。苏轼被分到凤翔府下属十县中的四个县：宝鸡、虢县、郿县、周至。 苏轼二月十三出发，奔赴到上述四县减决囚禁，暮宿宝鸡县的武城镇。十四日，自宝鸡行至虢县，十五日经郿县至清秋镇。次日，到达周至县。 十七日，公事之余因便朝谒了太平宫。 第二天，循终南山而西，游览了崇圣观、大秦寺、延生观、仙游潭，夜宿中兴寺，会晤了道士赵宗有。 十九日，自郿县又回凤翔府。 这一时期，苏轼在凤翔府邸里新葺了一座小圆。还结识了洛阳人董傅，并与之定交。董傅。字至和，能诗（古人一般都比较的谦虚，“能诗”我们现在完全可以理解为特别能作诗）。 二月凤翔大旱，自入冬到开春，雨雪皆无。 因苏轼熟读历代典籍，从小就接受道家思想，受父亲教育，熟知各种祭奠活动的礼仪规矩，又年轻力壮、才华横溢。宋选就将祷雨要务，全权交给了苏轼。 苏轼于是查籍翻典，通过查阅《三秦记》《周地图记》等大部头丛书，又亲自深入研究了太白山祀典，知道太白山神在唐朝已是公爵，现在还是“济民侯”，神自然不会高兴。 苏轼就代县令向皇帝草一折奏，建议封太白山神为“明应公”。恢复山神的爵位，派使敬告神灵，已经在为太白山神乞求新的封号了。 祷雨，就在太白山脚下清秋镇的太白庙，苏轼郑重地作了祝文。 公事罢，苏轼顺便游览了太白山，到郿县横渠镇，在横渠镇南的崇寿院，苏轼题诗与崇寿院壁上。 关于横渠镇，横渠镇是三秦文化创立地，宋代著名理学家张载曾在此创办横渠书院。张载（1020－1077），字子厚，号横渠，世称横渠先生，北宋时期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思想家，“关学”创始人（陈忠实老先生作品中“蓝袍先生”的原型）。陕西眉县横渠镇张载祠，张载祠原为横渠崇寿院，横渠书院是张载读书讲学著书立说的地方。 复游延生观玉真堂，唐玉真公主修道的遗址。 留题仙游潭中兴寺后，苏轼还参观了后汉马融的读书石室。 经过尹喜遇老君后得道而修建的楼观及董卓修筑的郿坞，进入虢县的磻溪，观赏过姜太公钓鱼石，最后到了汧水之北武城镇的石鼻城。 苏轼到任凤翔府不久，文人的情调有开始泛滥了。 他在府衙廨宇北边的一片空地上建起了“喜雨亭”，亭前又弄了一个长三丈的横池，池上架起短桥，桥上搭起明堂，分堂之北厦为轩窗曲槛，可以俯瞰池上。出堂往南，为一条过廊，过廊两旁各为一小池。三池的池水皆是引自汧水，池中都种上了莲藕养上了鱼。池边上则种有桃、李、杏、梨、枣、樱桃、石榴、樗、槐、松、桧、柳等果木三十余株，遗憾的是，关中不生梅。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苏轼甚至还用一斗酒与别人换得一丛牡丹栽在喜雨亭的北面。 正好苏辙将哥哥园中的果木与景物分别作诗寄给了苏轼，苏轼正陶醉于自己亲手设计的小园，心情舒畅地依次唱和了和诗，凡二十一首。可见兄弟俩的兴致之高，一种初涉仕途的踌躇满志跃然纸上矣。 三月初七，潍州北海（今潍坊市潍城区潍城西关）人吴奎（字长文）自翰林学士、权知开封府被升迁为右谏议大夫、枢密副使（国防部副部长）。 吴奎从此可以放下开封府的繁杂事务，在枢密院专门掌管军事大权了。苏轼知道吴奎早先被提拔到京师，不久必会有更重要的任命，现在果然得到了证实。于是，也顺手牵羊上了一道贺启。 三月十六，下了两场小雨，老百姓觉得雨下的还不够。 三天后，在派遣苏轼等人太白山祈雨之后，凤翔府知府宋选亲往凤翔城中高十余丈的真兴寺阁祈雨。真兴寺阁祷雨后回城的路上，苏轼见云气自山中来，如群马奔突，用手攓了一些云放在笼中，回家后见云仍然弥漫于笼中打开笼盖，将云放出，作诗《攓云篇》。 这次宋知府亲自出马后，大雨果然降临，三日乃止。 苏轼作了《真兴寺阁祷雨》记述了此事，而苏轼在大堂背面新建的亭子也正好落成，于是就“亭以雨名，志喜也”，把亭子取名“喜雨亭”，苏轼还专门写了一篇《喜雨亭记》。 文中苏轼向山川之神求告说，百姓赖以存活之物，不过是夏麦秋禾而已。如果一旬之内再不下雨，就将成为凶灾之年。百姓将会饥荒，盗贼将会蜂起，山川之神不该熟视无睹，据此向神灵求雨。当然，这在当时，祷雨绝不是小打小闹，而是一项隆重的政治活动。 关于太白山神，苏轼记录了一个段子。 说是嘉祐七年苏轼在凤翔府从事，这年大旱，询问当地父老境内可有灵验的可祷告的神灵。父老们说，以前太白山神最灵，前几年的太守奏请朝廷封山神为济民侯，从此以后就不再灵验了。 苏轼在《唐会要》上看到，唐天宝年间朝廷把此处山神封的爵位是灵应公。找到了太白山神不再灵应的原因。原来，自周武王推翻商纣王以后分封诸侯,按照:公,侯,伯,子,男五个爵位进行分封,爵位高低自“公”至“男”依次递减,侯低于公，所以惹得太白山神不高兴了，也就不灵了！ 于是，苏轼居奏请朝廷将该山神重又分封为明应公，于是上天就连下两天大雨，当年庄稼大丰收。 苏轼任职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时，关中自从元昊叛乱后，百姓贫困差役繁重，岐山下每年输送到南山的木筏，从渭河进入黄河，经过砥柱的险处，衙前役人相继破产。 苏轼访察到其利弊所在，为他们修订衙规，让他们自己选择水工按季节水枯水涨择机决定进送或者停止，从此害处就减少了一半。 闲暇时，苏轼将喜雨亭北原隋时弃之于仁寿宫中草间的怪石移至喜雨亭，累石作台。苏辙知道后作诗与兄长分享了此中的喜悦，并感叹三年后的人事更替，这些景观不知最终归谁所享了。 六月，苏轼与专管户籍的凤翔府户曹参军张琥一同登上了真兴寺阁远眺怀古，南望连山，东望五丈原，发思古之情。苏轼给老弟苏辙写信，让他写点什么，苏辙也不含糊，应请写下了一篇《登真兴寺楼赋》。 这年秋，按嘉祐年间的规定，礼部试每两年一次，正好又到了考试的时间了。苏轼作为秦凤路凤翔府的幕签，章惇永兴军路商州推官，这两路均属陕西路，因此一同到长安参加了永兴军的进士考试。 其时，刘敞（字原父）为考官，对于苏轼和章惇皆以国士待之。 苏、章二人也是第一次见面，且相得甚欢。两人曾在途中的一座山寺中小饮，忽然听说附近有老虎，正好二人酒后胆生就勒马一同前往观看。到了离虎仅有数十步远时，马匹受惊不敢前往。苏轼说，连马都不再前进了，我们也没有理由向前了，说着就驱马返回。章惇则鞭马继续向前说，我自有道理，只见章惇取一铜锣，在石头上敲出声响，虎即惊窜。返回后对苏轼说，你不如我啊！ 后人从这件事上就能看出，章惇后来频施奸计，此时就已见端倪。 还有传闻说，苏轼与章惇少时为莫逆之交，一日，章惇坦腹而卧，正好苏轼从外边回来。章惇摸着自己的肚子问苏轼说，你猜猜这里面都是些什么，苏轼说，这里面都是些谋反底家事。 章惇听后大笑不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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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陕北高原寒雪中的异乡之思 八月初一，苏轼的二伯苏涣卒于利州（今四川广元市）路提点刑狱任上，年六十二。 苏轼写下了《祭伯父提刑文》，回想起去年在京师的挥别相送，如同昨日。 苏辙作的《伯父墓表》中介绍，伯父名苏涣。最初取字公群，后来又取字文父。年少时很聪明有悟性。和他结交的朋友都是当时的上了岁数的有德行的人。天圣元年，才参加乡试。第二年中举，被任命为凤翔府宝鸡县主簿。不久，调任凤州司法。王蒙正担任凤州知州，因为与章献太后是亲家，就仗势欺人，骄傲蛮横。王蒙正知道苏公贤能，屈心下意，礼待伯父，把郡中事务托付给苏公打理。伯父虽然因为职务关系侍奉他，但是鄙视他的为人。王蒙正曾经向朝廷举荐他，又给当权要官写信，说苏公可以被任用。苏公告诉郡中驻京办事机构的官吏，压下王蒙正的奏章并把王蒙正写给权要的私人信件藏起来。不久，王蒙正失势落马，当时的士人因此称赞苏公。 后来伯父被选任为祥符知县，乡里从事抄写工作的吏员张宗长久以来作奸犯科、以权谋私。害怕苏公，借口有病，过了一百天就辞职了，又引荐他的儿子代替自己。苏公说：“按照法律，抄写人员应该任用三等人，你是第二等，不行。”张宗向来侍奉权贵，就向州府申诉，州府发函给祥符县，苏公把张宗打了一顿棍子。不久有地位的宦官来到州府，传达皇帝的旨意，让张宗担任书手，苏公根据法律不接受诏命。 又有一个宦官来到说：“即使不合法，也一定要给予他这个职位。”苏公对府尹李珣说：“一个平民百姓就能如此扰乱法律，府中也不能办成什么事了，你为什么不用县里不同意的原因来争辩呢。”李珣听了苏公的话很惭愧，第二天入朝上奏此事，皇上说很好，派内侍查究此事。 因为张宗贿赂了温成等人求情，就不再深究这件事。打了假传诏命的宦官一顿棍子，将之贬斥。整个府中都很震动。孝肃公包拯见到苏公，赞叹道：“你凭借着一个县令的身份能够这样，比那些言事官强太多了！”后来，苏涣被朝廷升任利州路提点刑狱。 九月初九，苏轼没有参加凤翔府的府会，独自到普门寺僧阁闲逛。 苏东坡刚入官场时，并不叫苏东坡。他本名苏轼，另外还有一个雅号，叫作苏贤良。 不过，苏轼的这次闲逛，却做了诗。俗话说，“诗言志”，他把自己的心思都定格在自己的诗中了，更是把自己初涉仕途的不快情绪都化成了对胞弟苏辙的思念之情了。 九月二十，凤翔当地已降小雪。太守让苏轼兼任府学教授，职责就是“训迪学校生徒,课艺业勤惰,评品行优劣,以听于学政”。 雪天闲来无事，衙廨里有寒冷无比，令年轻气盛、活力四射的苏轼只觉得府衙的屋庐冷僻幽深，英雄无用武之地。 他不免在这种场合回忆起昔日在出蜀的江船上，父子三人写的诗把诗箧都放满了，又想到在郑州西门与弟弟分别时，两人都已泪湿衣襟。还有少年时，在家从事父亲学习《易经》于东窗下，车马敲门都不应的温馨。 而如今，腹中藏着万卷书，却在这里不被重用，还处处要被各种俗务劳烦，真是令人泪奔啊！ 这年冬初，与李彭年一同送崔岐归二曲时口占一诗。 二曲即长安附近的韦曲、杜曲，曲,就是曲折貌。韦曲、杜曲与王曲一样皆近山。曲,应为周围之山或水流曲折迂回的样子。 唐有韦曲镇，在今西安市长安区，因诸韦聚居得名。以东五里即今长安城区东少陵原东南端，有杜曲，为诸杜世居之地。合称韦杜 。当今的韦曲镇是西安的后花园，长安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拥有全西安最集中的教育资源。如今已在逐渐承接小寨商圈部分客流，成为西安南郊又一大综合性商圈。 李痒，字彭年。京兆万年（唐时长安城朱雀大街以东为万年县）人，官至水部员外郎。这个人极有才但多病，并因此仕途受挫，所以心中常有慷慨之感。 据后来苏轼回忆，想当年苏轼就是把这一首口占的诗作寄给李彭年，李彭年读到诗中“为问南溪李夫子，壮心应未逐流年”后竟嚎啕大哭。 这年冬，苏轼生了场病。据我臆测，苏轼本为川人，一旦到了位于黄土高原的凤翔府，水土未免不服，加之仕途及心志的不甚畅达，一入冬也就病倒了。这场病的病因虽未有记载，但这场病也给苏轼的身体状况打了预防针。因为以后的岁月，苏轼还要为漂泊各地做好体能上的准备。 一日，正在养病的苏轼突然闻知弟弟苏辙被任命为商州军事推官，掌州府助理军政，从八品。 但是，苏辙却以老父身旁无子服侍为由，禀明圣上不赴任，被朝廷批准。本来苏辙早就拟任商州推官，但时任知制诰的王安石不肯批准，故任命迟迟未下。到了今年秋天，任命方下来，这时候苏轼已经外任凤翔府，老父在京畿为朝廷编撰礼书，身旁无人照料，所以只有委屈一下苏辙了。 病中的苏轼想到这一切，心中不免对弟弟的遭遇怜之痛之，想到弟弟自考中功名之后，曾在殿试的策问中因敢于尽言时政得失，被举为直言。当时司马光给苏辙评为第三等，但范景仁以为苏辙的言辞对朝廷不敬，要把苏辙刷下来。仁宗说，我们本来是以直言招人的，总不能因为士子的直言而弃之吧，若是那样天下人该如何看我们。宰相不知所措，只好将苏辙除为商州推官。然就是这一任命，也被王安石压了下来。 弟弟苏辙一心报国的宏愿此时也已经消磨殆尽，哥哥苏轼的仕途也不顺，于是，苏轼一口气写下了三首诗以抒怀。劝弟弟“惟有王城最堪隐，万人如海一身藏”；“答策不堪宜落此，上书求免亦何哉”，为弟弟打抱不平； “策曾忤世人嫌汝，易可忘忧家有师”，最后联想到兄弟二人同病相怜，只有对方知道自己的内心，可是两人只有在梦中相见，“此外知心更谁是，梦魂相觅苦参差”。 仍在病中的苏轼，大雪连下数日都未曾起来观雪，这似乎不是苏轼的本性。一个二十六七的小青年，蜷缩在阴冷的府衙里瑟瑟发抖，屋檐上堆雪欲坠，窗纸呜呜鸣响，上天似乎有意给了苏轼一个下马威。 幸好，邛州依政县（治所在今四川邛崃市东南五十五里牟礼镇永丰村）的老乡赵荐寄来一首诗。 赵荐，字宾兴，正在凤翔府北三十里的的属县虢县任县令，作为上下级衙门，平时两人应有来往。雪天赠诗，对于苏轼这样的文人来说，堪比雪中送炭。 当苏轼展书读之，心中早已有了一首唱和之辞。但我注意到，这两个人的诗作都是用的仄韵，人在心情不好时，一般不用平声韵作诗。想必这个赵县令的雪天心情也与苏轼一样，要么不得其志，要么职场关系紧张，总之是作了去声二十一箇仄韵诗，至于什么原因我就不再瞎猜了。 嘉祐七年（壬寅）岁末，新年的年味似乎已经升起。远在凤翔府的苏轼自然忆起了眉山老家的过年风俗。岁晚相与馈问，为馈岁；酒食相邀，呼为别岁；达旦不眠，为守岁。家乡的风俗尽管凤翔当地也出入不大，但岁暮思归的心情却是愈发强烈。 于是，苏轼再次作了三首诗寄给弟弟，把家乡的馈岁、别岁以及守岁的乡俗三事详尽地回味了一番。 该过年了，苏轼想到尚在监禁中的老百姓，这些百姓中有的是管押竹木，风水漂走了那些竹木；或主持粮斛，年深日久坏了；或布帛质量低劣，估剥以为亏官；或糟渣溃烂，虚计以为实欠；或未缴纳的赃物，叫当时主典之吏负责；或败折之课，均于作保人的家。 府衙中的官吏也知道他们无罪，但限于朝廷的法令又不好释放他们。苏轼是掌管欠账事宜的，还得时常违心地去向他们催账，官吏们经常鞭笞他们。因此，苏轼思前想后，决定向时任三司使（北宋前期最高财政长官）斗胆进言，让蔡襄大人放了他们。 说到这里，书法史上论及宋代书法，素有“苏、黄、米、蔡”四大书家的说法，他们四人被认为是宋代书法风格的典型代表。这里的“蔡”就是指蔡襄（君谟），他的书法取法晋唐，讲究古意与法度。其正楷端庄沉着，行书淳淡婉美，草书参用飞白法，谓之“散草”，自成一体，非常精妙，宋仁宗尤爱其书。 大多数人都会认为，蔡襄是个苏轼的小弟或马仔，实际上蔡襄从年龄上大苏轼二十四岁，还是比苏轼官大无数级的上司。所以，这里说到的苏轼给蔡襄上书，结尾处还怕恐怕冒犯蔡襄这位财政部部长的官威，从而诚惶诚恐（干冒威重，退增恐悚）。 有一次，县令胡允文来找到苏轼，要苏轼做一篇《凤鸣驿记》，主要是歌颂一下宋选在任时勤政善政的功德。 苏轼确实也感到了宋选任太守后驿馆的变化，以前苏轼进京举进士从凤翔府经过时，驿馆简陋得无法居住，而宋选任太守后五十五天就建成了新的驿馆。所以，苏轼是欣然命笔、一挥而就，完成了胡县令布置的作业。 临近年底，苏轼与恩公陕西转运副使（俗称漕司，转运使除掌握一路或数路财赋外，还兼领考察地方官吏、维持治安、清点刑狱、举贤荐能等职责）陆诜（音深）在凤翔府下属的扶风县相遇，这个陆诜曾在任内举荐过苏轼任台阁清要任使，所以说是有恩与苏轼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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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 长安城外终南山，开元寺里吴道玄——苏轼的这次春游 有其兄必有其弟。 苏轼岁暮作诗分别回味了家乡蜀地馈岁、别岁及守岁的过年风俗之后，苏辙则在年后也作诗回顾了老家春日的踏青与蚕市乡俗。 眉山城出去东门十数里，有座山叫蟆颐山，山上修有亭榭楼台，松竹奇木杂然其间。山下是滚滚的岷江，因其江水极清澈，又名玻璃江。 每年的人日（正月初七），男女老少、官人女眷倾城出动，一同嘻戏饮酒于蟆颐山上，这就叫踏青。南宋陆放翁曾有诗曰：只怪今朝空巷出，使君人日宴蟆颐。看来苏辙所说的眉山乡俗，确是一项流传久远的蜀地的岁首乡俗。 每年二月望日（农历每月十五），忙了一整年的蜀地乡民利用农闲的日子，在专门因蚕事而发起的集市上售卖狄箔（荐蚕之具）、瓢轮及土釜（均为缫丝之物）等蚕具。如果有争买三种蚕具的，一定是急用的蚕农，所以这种人是不吝金钱的。 苏轼与弟弟深有同感，于是又和了苏辙的两首岁首乡俗诗了事。 在凤翔公干的苏轼，到了上元夜（正月十五夜），独自一人来到凤翔府东院观看壁上的王维（字摩诘）的画作。此时，夜已渐深残灯尚明，画中的僧人好像在慢慢走动，这种恍惚的感觉能持续很长时间。 苏轼又品味了王摩诘的诗，品味出诗中有画；再观赏王维的画，只觉得画中富含诗意。当然，这种理论已常常出现在学校的课堂上，被颇具艺术气息的教师们在课堂上一遍一遍地灌输着。 不过，从苏轼的举动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位二十七八岁的青年官员异乡的真实生活状态。 到了二月，天气转暖，苏轼的病也痊愈了，他来到长安薛周家里。 薛周，河东万泉（今山西万荣西南）人，后徙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薛颜次孙。仁宗至和中官国子博士，监上清太平宫，为驾部员外郎，未到七十岁就致仕回家养老了。此人不抽烟（烟草自明代才传入我国），但酒瘾极大，以至于苏辙后来诗中曾专门称颂了他的酒量。 在薛周家的逸老亭，苏轼看到逸老亭上有刘敞（字原父）的题壁诗，刘原父也是常和欧阳修、梅尧臣等大佬在一起玩耍的大人物，苏轼禁不住诗兴大发，和了刘原父的壁上诗： “近闻薛公子，早退惊常流。买圆召野鹤，凿井动潜虬。自言酒中趣，一斗胜凉州。” 在凤翔府猫了一冬后开春出来的苏轼，自然是不会放过游历的机会的，此次出行应该是公事，不过史书中没有查到相关的记载。 首先是到了岐山县令王珅家，王珅祖上也是蜀人，避乱迁至长安定居下来。王珅家的中隐堂，在长安城中也是个有名的园林，听说苏轼到了长安，王珅连忙写信让子弟们邀请苏轼到家里的中隐堂一游。当然，让苏轼游园不是白游，王老爷子“乞诗甚勤”，苏轼只好恭敬不如从命，大开“诗”界，作五律五首之多以奉上。 我们知道，苏轼此时的很多诗作都是模仿白居易、杜甫、韩愈的，这些端倪早就被清代的纪晓岚给看出来了。纪昀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苏轼这五首五律诗作，模仿的就是杜子美（杜甫字子美）的《陪何广文游何将军山林》诸作。 比如“去蜀初逃难，游秦遂不归。园荒乔木老，堂在昔人非”这两句，清代的王文诰读后，激动地一拍大腿道，有杜诗神韵，非寻常袭杜面目者可比！那意思是说，苏轼即便是模仿杜甫的诗，但也是模仿界的“杠子哥”！ 到了宝鸡县，苏轼游览了县治西南的斯飞阁。 斯飞阁，取《诗·小雅·斯干》中“如翚斯飞”之意。在苏轼《题宝鸡斯飞阁》诗中有“谁使爱官轻去国，此身无计老渔樵”句，清代苏学大家王文浩判断，苏轼的这首诗是在太守宋选罢知凤翔府任后怀念宋大人的。其实不然，苏轼题宝鸡斯飞阁是在春日，而陈公弼接替宋选是在该年的七月。 终南山，又名太乙山、地肺山、中南山、周南山，简称南山，位于陕西省境内秦岭山脉中段，古城长安（西安）之南，“寿比南山”、“终南捷径”等典故的诞生地，属于道教名山。终南山是个极具仙气儿的地方，有着这么深厚的道教文化和浓厚的神仙氛围，所以，有很多后世名人曾经隐居于此，他们淡泊名利、潜心修行，甚至在仕途上有发展之人，也曾半官半隐的自在生活。 到了长安的苏轼，自然不会错过这样的一个所在。 按说苏轼兄弟此前曾游过终南山，这次苏轼前来算是故地重游，苏辙得知哥哥再游终南山，给哥哥作了一首诗寄了过来，“应有新诗还寄我，与君和取当游陪”。 苏轼接到信，一阵感动，当即和诗一首，“懒不作诗君错料，旧逋应许过时陪”，解释了近期很少寄信的原因不是哥哥我老懒，哥可不懒！ 寒食节到了，布谷鸟快要催耕的时节，苏辙又给哥哥寄了一首寒食诗。 寒食节，中国传统节日，在夏历冬至后105日，清明节前一二日。这一天初为节时，是在冬日，当时所有士民需吃一个月的冷食，没有人家敢动火烧饭。据传后汉官员周举到任后，先作祭文到介子推庙前凭吊，然后宣告州民，冬日冷食会残损民命，这也绝不是贤者介子推的本意，要求州民生火做饭恢复温食。后世的发展中逐渐增加了祭扫、踏青、秋千、蹴鞠、牵勾、斗鸡等风俗，寒食节前后绵延两千余年，曾被称为中国民间第一大祭日，寒食节又是汉族传统节日中唯一以饮食习俗来命名的节日。 苏轼在给弟弟和诗中，有一句“忽闻啼鹃惊羁旅，江上何人治废田”，我们得知此时的苏轼尚未返回凤翔府。 苏轼返回凤翔府后，游览了开元寺，开元寺有大殿九间，大殿的后壁上有吴道子的壁画。吴道子，又称吴道元，字道子，后改名为道玄，阳翟（今河南禹州）人，唐代著名画家，画史尊称画圣。 吴道子笔法超妙，为百代画圣。早年行笔差细，中年行笔磊落挥霍，如蓴菜条。人物有八面，生意活动，方圆平正，高下曲直，折算停分，莫不如意。其傅彩于焦墨痕中，略施微染，自然超出缣素，世谓之吴装。 在开元寺的壁画中，吴道子画了自佛祖开始修行说法到灭度的故事，画中有山林宫室，还有人物禽兽，数千万种。如在佛祖灭度时，画中比丘众神躄踊哭泣，皆若不自胜者，就连飞鸟走兽，亦作号顿之状，独菩萨淡然在旁，若平时一样，没有一点哀戚之容，一切都宛如真实的场景。画的落款是唐开元三十年识，粗略算来，距苏轼赏画的嘉祐八年（1063）已经三百二十一年了。 苏辙又写信告诉哥哥，这几天好久都不曾抚琴的父亲大人突然来了兴致，叫自己去向别人借了把雷琴，弹起了以前的旧曲，所幸还能记起的旧曲还能十得三四。苏轼想起前段时间在终南山时，曾令道士赵宗有在溪堂弹琴。若父亲大人的琴声“应有仙人依树听，空叫瘦鹤舞风鶱”，那么赵道士的琴声则是“时引惊猿撼竹轩”了。 三月二十九，辛未日，宋仁宗驾崩。 宋仁宗，名赵祯（原名赵受益），宋真宗赵恒第六子，母为李宸妃，宋朝第四位皇帝，为宋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天禧二年（1018年），被立为皇太子，赐名赵祯，乾兴元年即位。庆历三年（1043年）开展“庆历新政”。在位期间，经济繁荣，科学技术和文化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史称“仁宗盛治”。嘉祐八年（1063年）崩逝，享年五十四岁。 赵祯性情宽厚，不事奢华，还特别善于约束自己，对下属宽厚以待，让百姓休养生息，因此受到后世的称赞。他知人善用，因而在位时期名臣辈出，国家安定太平，经济繁荣，科学技术和文化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赵祯在位期间，宋朝“四海雍熙、八荒平静，士农乐业、文武忠良”。史上有“庆历、嘉祐之治”之称，尤以“嘉祐之治”为多。 据《宋史》记载，赵祯驾崩的消息传出后，“京师（汴梁）罢市巷哭，数日不绝，虽乞丐与小儿，皆焚纸钱哭于大内之前”。赵祯驾崩的消息传到洛阳时，市民们也自动停市哀悼，焚烧纸钱的烟雾飘满了洛阳城的上空，以致“天日无光”。 他的死甚至影响到了偏远的山区，当时有一位官员前往四川出差，路经剑阁，看见山沟里的妇女们也头戴纸糊的孝帽哀悼皇帝的驾崩。 四月初一，皇子赵曙即位，是为英宗。 赵曙本为濮王赵允让第十三子赵宗实，后改名赵曙，因赵祯晚年无子，最终只得于嘉祐七年（1062年）八月立赵宗实为皇子。 明春，英宗新皇帝即将逾年即位改元，此时的苏轼抓住了这一时机，向韩琦上了论场务书。纵观此书，长篇大论皆是要求朝廷变革制度，让官权于民，使劳动人民休养生息，想办法富裕起来，以因对国家大的事故。因为过了年，新皇帝就要首先改元而推行自己的王道为天下表率，苏轼向让韩琦代为上奏。 对于发生在二十多岁小青年身上的这类满腔热情，我们表示充分的理解，想必韩琦韩大人也是理解的，但一个庞大的国家机器如何运转，在封建君主制的国度里，任何个人都不要幻想着去扭转乾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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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 《凌虚台记》行文里的玄机 六月初十，苏轼的二伯母去世了，当时只有苏轼三堂哥苏不危在其母亲身旁。 二伯刚去世不满一年，正是祸不单行。苏轼在大堂哥苏不欺的妻哥蒲诚之路过凤翔府时，曾给蒲写信提过此事，因苏轼大堂哥不欺的妻子娘家姓蒲，是蒲诚之的同族。 这年七月，宋选罢任凤翔府，由青神县老乡京东转运史陈希亮（字公弼）接任。 陈希亮身材矮小、清瘦，为人刚直，面目颜冷，两眼澄澈如水。但说话斩钉截铁，常常当面指责别人的过错，不留情面，士大夫宴游间，但闻陈希亮到来，立刻阖座肃然，与笑寡味，饮酒不乐起来。他对待僚属，自然更加严厉，竟然有很多人吓得对他不敢仰视。 苏轼虽是以京朝官差允（签书节度判官厅公事），可仍是幕职，相当于如今地方政府的秘书长，职掌赞襄郡县的政务，综理诸案文移，斟酌可否。签拟后报告首长，或罢或行。这一职务与长官公事上的关连，非常密切。 而两人的性格，却是如冰炭不相融合。 苏轼性豪阔，不会官僚滑头，而做事却勇于负责，意见不同时，便要据理力争。争议不下，这二十七八岁的签判，年少气盛，就不免行诸辞色，一点不肯屈就退让。 陈希亮也有意要裁抑这个锋芒太露的后辈，对他也一样端起架子，毫不客气，使苏轼更难忍受。府衙中的吏役，为了对这位签判的制科出身，表示敬重，大家尊称之为“苏贤良”，这类颇似现代人之称博士称号一样，实在是一件平常小事，不料被陈知府听到了，大怒，说一个小小的府判官，称何贤良？下令用刑杖责打这些吏员，这当然使苏轼十分难堪。 苏轼写的公事，他也毫不客气的涂抹删改，往返不休，使得往常以文章自负的苏轼，更加不容易忍受。 希亮官僚架子很大，同僚晋见，任在客座中等候，久久都不出来接见。甚至有时候有客人在客座中打起瞌睡来，苏轼心生不平，作客位假寐诗，讽刺他：“谒入不得去，兀坐如枯株，岂惟主忘客，今我亦忘吾。同僚不解事，愠色见髯须，虽无性命忧，且复忍须臾”。 七月二十四，天久不雨，苏轼又以官家的名义赴磻溪祷雨。 磻溪，是一条溪流的名称，在今陕西省宝鸡市东南，相传是姜太公钓鱼的地方，今存有钓鱼台。在古诗词中，磻溪也会代指姜子牙。 苏轼一行走了一天，夜宿虢县，翌日晚，从虢县渡渭水，晚宿古时曾氏所建的僧舍曾阁。 时近夜半，苏轼却无法入眠，看到壁上有前县令、自己的四川老乡赵荐的留名。想起此前在凤翔府的大雪天，病中的自己收到赵荐来信时的欣喜，如今已是“故人渐远无消息，古寺空来看姓名”。 宋时的官员出行祷雨，必须要在黎明进行，因此要在五更是前往。所以说夜半三更时是不能睡着的，而山中僧舍又没有更漏可听，只有麻烦仆夫频频出门看天上的北斗星了。 《夜航船·天文部·星》载：北斗七星，第一天枢，第二璇，第三玑，第四权，第五玉衡，第六开阳，第七瑶光。第一至第四为魁，第五至第七为杓，合之为斗。 苏轼问了几次，仆夫都说斗杓尚倾，故苏轼根本不能睡下，只得起来闲观，所以才会发现壁上赵荐的题诗。 七月二十六，苏轼一行五更开始启程，到磻溪时天色尚未明。 这日，在磻溪祷过雨，苏轼将前往虢县的阳平镇，中途在岐山县东南一百八十里的麻田青峰寺的下院翠麓亭休憩。 苏轼觉得不到这一峰前的寺院，就是白来渭上了，这里“谷映朱栏秀，山含古木尊”，清人王文浩认为这首押上平十三元韵的诗中，“尊”字押的玲珑剔透，只有在山中穿行过的人才会知其精妙，若是仅觉得这个尊字表达的是古木的厚重就失之于浅薄了。 及次日，苏轼从阳平镇出发，往斜谷方向而去，夜宿郿县西南三十里的南山中盘龙寺，“板阁独眠惊旅枕，木鱼晓动随僧粥”。 褒斜谷，长一百七十里，南口曰褒，北口曰斜。 在苏轼的眼里，此山后，巴蜀近在咫尺，不知何时才能够归耕家乡江边的田里，真想心随南飞的大雁回到蜀地怀抱里。其实，蜀本是以褒斜为前门，而南郑（今陕西省汉中市的市辖区）者，蜀之扞蔽也。 苏轼一行到了下马碛，在此处的北山僧舍见到一座怀贤阁，此阁南直斜谷，西临五丈原。苏轼祷雨虢县之磻溪，这里是必经之地，所以能看见郿县的五丈原。建安十二年八月，有星赤而芒角，自东北西南流，投入亮营，诸葛亮卒于军中，时年五十四岁，五丈原西侧今尚有落星村。 回到凤翔府，两人之间的摩擦，造成日深的成见。苏轼益发感觉落落寡合起来。他不赴府宴，中元节也不过知府厅堂，希亮抓住这一点，竟然上奏朝廷纠劾他，被朝廷罚铜八斤。 但憋屈的日子还是得过，闲暇下来，苏轼读读《道藏经》，或与弟弟书信往来，诗词唱和，倒也不亦乐乎。 南溪有座会景亭，处于众亭之间，苏轼认为与其名字不相称，特改其名曰招隐亭，并作诗以告来者。 九月十六，秋高气爽的时节，苏轼带着家人到扶风县南山的天河寺游玩。因感慨此寺登涉之不易，遂题诗于亭壁。二十年后，后人喜爱其笔墨的精妙，怕天长日久字迹湮灭，就把此诗作模再勒石保存在扶风县南马援祠中。 冬日，苏轼来到周至，拜谒了上清宫的上清真君张守真，作了《上清词》。 腊月十四日起，苏轼又在终南山小留了几日，往南溪小酌，寻觅此前自己在竹子上的题诗，诗已题在竹子上三个多月了，现在重游，幸而找到了那些诗句，赶紧抄录了下来。 南溪之南的竹林中，苏轼又新构筑了一座茅堂，因茅堂深藏竹林深邃处，因而题名“避世堂”。 这时，成都知府韩绛（字子华）又推荐蒲诚之接替苏轼此时的职务，苏轼整求之不得，可是最终却没有办成。 王安石之母八月间病逝，苏老泉并不前往吊唁，而是这时候作了一篇《辨奸论》，以讽刺王安石。 六年后的熙宁二年（1069），宋神宗命王安石开始推行新法，遭到保守人士的反对。保守派为打击王安石，传出了这篇文章，并署名为已死去的苏洵，借以显示作者早在王安石变法之前就“见微知著”，预见到他得志必为奸。 《辨奸论》是否是苏洵所作，学术界有不同的观点。文章先抬出“事有必至，理有固然”，万事均可“见微而知著”，预测规律，作为理论基础。把《辨奸论》全文连贯起来看，在写作目的上，作者确有所指，而所指的具体人物，作者又未点明，我们也没有必要进行烦琐考证。仅就立意谋篇上来说，本文确属古文中的名篇。 同科进士张琥，字邃明，又名张璪，滁州全椒人（今安徽滁州市辖县），后为凤翔府户曹参军（专管户籍），苏轼曾做过一篇《稼说》送他。时逢进士张琥归家之前来看望苏轼，作者有感于当时士大夫中滋长着急功近利，浅薄轻率的风气，因而特地写了这篇短文送给张琥，并愿与之共勉。 苏轼用自己的学习实践和亲身经历，进一步说明做学问千万切忌自得自满、追求虚名，要去专心学习，只有做到"博观而约取"，使自己具有丰富精粹的知识基础，用起来才会感到绰绰有余，从容不迫。这就是"厚积而薄发"的道理。 最后，苏轼还托张琥把这个意见转告其弟苏辙，看似闲笔，而意在表明这确实是他发自内心的肺腑之言。 恰逢太守陈希亮在后圃筑台，自名为“凌虚”，命苏轼写篇记文，于是苏轼便作了篇《凌虚台记》。带着对太守陈公弼的不满，苏轼抓住这一机会，狠狠地嘲讽了陈太守一番。就连后世的杨慎都认为：《喜雨亭记》，全是赞太守；《凌虚台记》，全是讥太守。《喜雨亭》直以天子造化相形，见得有补于民；《凌虚台》则以秦汉隋唐相形，见得无补于民，而机局则一也。 谁知陈太守读完记文，知道苏轼是因为自己曾大肆涂改过苏轼的文章而心存不满，在此实有讥讽之意，然陈太守“不易一字，亟命刻之石”，是赞其才也。 治平是北宋时宋英宗赵曙的年号，共计四年。 治平语出《抱朴子》:“又于治世隆平，则谓之有道，危国乱主，则谓之无道。” 赵曙为帝之后，任用旧臣韩琦等人，不想改革，与辽国和西夏没有发生战争。 赵曙在未即位前便听说过苏轼，十分仰慕。继位后，赵曙本想按照唐朝的惯例将苏轼召入翰林院，授予他知制诰职务。但宰相韩琦却说:“苏轼是能成大器的，今后必然会被皇上所重用，只要朝廷好好栽培他，那么全国的文入学士都会为皇上效劳。那时，人小所向，也就不敢有人对此有异议了。倘若现在突然重用苏轼，天下士大夫恐怕会怀疑他的能力，这对苏轼是极为不利的。” 赵曙又问韩琦：“让苏轼修起居注怎么样?"韩琦说:"修起居注与知制诰官职性质相同，官品接近，恐怕也不太合适。”赵曙只好命苏轼在史馆试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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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章 十冬腊月，离任凤翔 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 正月十三。 苏轼的同学（同科进士）、商洛令章惇自长安带着苏旦和安师孟来凤翔府拜访苏轼，并一同自周至县清平镇游览了楼观、五郡、大秦、延生、仙游，往返四天，得诗十一首。 这十一首诗都寄给了苏辙，兄弟俩互相唱和了一番方罢。 苏轼与章惇等人游终南山时，到了仙游潭时，只见潭下绝壁万仞，只有一根孤木横亘其上。章惇邀请苏轼沿横木过到对面在潭壁上题几个字，苏轼害怕而不敢通过。以今天的原理来解，苏轼可能有恐高症也。 只见章惇信步轻易就过去了，这还不算，又用一根绳绑在树上，把自己垂放下去。小心地提着自己的衣襟，用漆墨润湿大笔，在石壁上大书：苏轼、章惇到此一游！ 写完后，再从容折返，一来一去，章惇却是脸不红心不跳的，“神彩不动”。 苏轼目睹这些，拍着章惇的背说，你日后必能杀人！ 章惇不解。 苏轼说，能轻易拿自己性命做赌注的人，日后便不怕杀人。 章惇大笑。 谁知，日后苏轼此语竟一语成谶。 这一段子，流传的相当久远，等于变成了贴在章惇身上的标签。 二月十六，苏轼又与张杲之、李彭年重游南溪。 几个人喝得有些醉了，就相与解衣脱鞋，赤足褰裳插入溪流中，一起大声吟咏唐人韩愈的《山石》诗，看来宋人也常有追慕古人风尚的传统。 《山石》是唐代文学家韩愈的诗作，被选入今天的《唐诗三百首》。 此诗是韩愈写于唐德宗贞元十七年（801年）七月离徐州去洛阳的途中。当时韩愈所游的是洛阳北面的惠林寺，同游者是李景兴、侯喜、 尉迟汾。 诗题为“山石”，但并非咏山石，而是一篇诗体的山水游记。 诗中“人生如此自可乐，岂必局促为人靰”句是全诗主旨。全诗颇显韩愈“以文为诗”的特色，其突出特点是运用了赋体的“铺采摛文”手法，气势遒劲，风格壮美，数为后人所称道。 苏轼在南溪这种终南仙境里，深深地体会出了韩愈的诗境，当晚便留宿溪堂，不忍轻易离去。 在苏轼的和诗中，“人生何以易此乐，天下谁肯从我归”道出了苏轼此时的真实心境。 春日里，蒲诚之的车骑到了二曲，苏轼本来可以与老蒲同志见个面叙叙旧，但是苏轼又接到通知，说全体府中官员都要在天亮时出城，去迎接一位三司副使张省簉（音造）。副使，宋时三司副使简称。 但又怕蒲诚之来了见不到人，苏轼就提前给蒲去了信说明了一下。 过岐山时，苏轼听说岐山西北七八里，有座周公庙，庙后百许步有泉依山，到近前只见正向外涌出甘冽的泉水。 相传，此泉在太平盛世时会涌水，而世道繁乱之时就会枯竭不流。唐时的凤翔府节度使上奏朝廷后，朝廷赐名润德泉。 中秋节前四日，时兼凤翔府府学教授的苏轼，夜宿府学值夜。 夜里做梦梦见与弟弟苏辙同游终南山，作诗数十首，梦中感觉皆属妙语。醒来后，苏轼只记得一句是“蟋蟀悲秋菊”，于是当场就和了自己的这首梦境诗。 本来，在京师侍奉父亲的苏辙，闲暇时于京师宜秋门里的南园种了十数种草木，都各作了诗寄给了哥哥，南园是父亲在京师所置的产业。 苏辙在南园的赋诗一共十首，分别写了园中的萱草、竹、种芦、病榴、葡萄、丛娀、臝、牵牛、柏和葵等植物。 苏轼和了弟弟的十首诗，加上特地又和的梦境中的“蟋蟀悲秋菊”诗，共十一首。 前六首，苏轼每首都各有所指的植物，后五首则如脱缰之马，信手写来，已无所专指。清人纪昀也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点：“此首忽跳出题外，取兴在即离之间”。同为清朝人的王文浩听了，较为欣慰地说，“晓岚知其跳出题外读此诗，尚不为失眼，但究为理清逐诗线索，故其后所论作法皆误，冰炭之不相入矣。” 总之是，两位大人尚存有“文人相轻”的嫌疑。 王文诰，清代浙江仁和人，他穷毕生之精力钻研苏轼，四十年间，寒暑不缀，一生追寻东坡踪迹，行遍大江南北。若非敬爱之深，用力之勤，难以做到这一切。 可以说，自南宋以来，对东坡研究之深、敬仰之切、理解之透，唯此一人而已。因此，评论一个纪晓岚，我们认为还是够格的。 宋英宗治平元年秋，西夏军大举侵犯西部边境的静边砦。 当时的转运使兼任一路的经略使陈述古与副总管刘几议的进兵意见不合，军队中人心惶惶、无所适从，边境地区的居民更是惶恐不安、人心汹涌，震动了三辅一带。 在苏辙写给哥哥的信中，甚至称颂哥哥善射，兄弟俩甚至也想弃笔从戎，上阵杀敌为国守边，“穿杨自笑非猿臂，射隼长思逐马军”。 正在这种千钧一发之际，朝廷派王素（字仲仪）以端明殿学士除知渭州（北宋时辖境相当今甘肃平凉、华亭、崇信及宁夏泾源等市县地）。 边境的士兵与老百姓听说了王素要来，一时间欢呼雀跃，奔走相告。军队也变得纪律严明，军容整肃，旗帜飞扬，鼓角响亮，羌人当天就撤兵离去。 要知道，王公只不过是设宴慰劳了守边的将士们而已。通过这件事，让苏轼知道了老臣名将对于国家的不同寻常作用。 王素，字仲仪，大名莘县（今属山东）人，北宋名臣王旦季子。赐进士出身，累擢天章阁待制、淮南都转运按察使，又迁龙图阁直学士，历知定州、成都府、开封府、许州。英宗治平初，召拜端明殿学士，出知渭州、成德军。神宗熙宁初知太原府，官至工部尚书。六年，卒，谥懿敏。王素之子名王巩。 十月下旬，苏轼给眉山老家的一位布衣之交杨济甫去信，告诉老杨本年的腊月十七八就要罢任凤翔府，离开岐下了，今后二人离得是越来越远了。 只是那位在一起共论过唐史的青神县的的老乡、妻王弗的兄长王道矩，寄信说不久要来凤翔府看望自己。因为道矩没有说何时动身，请老杨再来信时，把王道矩的行程告知一下，主要是怕王道矩来到凤翔府后再扑空了。 十一月初四，应韩琦之请，苏轼到陕西路查看。 苏轼目之所及看到的是，地方正在征刺义勇军，每三户人家中选择其中一户人家必须出一人丁，刺以为义勇军，以至于地方上忧愁怨恨的老百姓哭诉声震动朝野。 次日，正是冬至。苏轼借先王在冬至与夏至这两天关闭关卡，禁止商旅之人通行，君主要不问政事的先例，上奏英宗皇帝要重视国家的休养生息之理，断不要再去劳烦百姓。 这时候，苏轼的老乡，曾举荐过二伯父的孙抃去世。 孙抃，字梦得，初名贯，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举进士。历任开封府推官、尚书吏部郎中、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 关于此人，苏轼曾讲过流传于家乡的他的故事。 故事中说，孙抃与一个学子同赴科举考试，路过华阴时下雪，路遇以老妇两鬓如雪坐于雪地里，竟无丝毫畏寒之色，不知从何而来，那个学子习以为常没有理会，而孙抃却将随身所带的数百钱送她。走了一段路后，学子后悔没施舍老妇，转回老妇已不见。 这一年，孙抃以第三名高中，而那一位学子却至老死也未考中。 仲冬时节，苏轼在凤翔任上已满三年，将要罢任还朝听封。 这时，太守陈公弼邀请苏轼到凌虚台上相聚饮酒。回想起与陈太守在一起共事的日子，苏轼真心认为老陈实乃“平生不假人以色，自王公贵人，皆严惮之。见义勇发，不计祸福，必极其志而后已”，此时此刻，两人正在凌虚台上，“举杯邀青山”，前嫌尽释。 不仅如此，苏轼还结识了后来成为挚友的陈太守的四儿子——小陈陈慥。 对于上次羌人来犯之事，苏轼心中还是有些耿耿于怀，虽然王素至三辅复安，苏轼还是希望朝廷能对西夏发动进攻，用武力教训一下来犯之敌，以达到长治久安的效果。所以，在当时给弟弟的诗中说到，“千金买战马，百宝妆刀环。何时逐汝去，与虏试周旋”。 苏轼与弟弟的兄弟情贯穿着二人的一生，后面还会经常论及。 此时的二人，一个在陕西，一个在京师，分别已有三载。苏轼觉得，兄弟情是无人能够取代的，“吾从天下士，莫如与子欢”。 周至县南界是芒竹，因芒水之曲多竹林，凤翔府东南二百三十里，是司竹监的所在。 司竹监就是当时掌管植养园竹的机构，凡是宫中百官所需竹器的竹子，均是司竹监命工人择其材干以供之。适逢司竹监官司年例烧苇，烧苇也是为了给明年的新苇萌发提供草木灰养分。 苏轼正好碰上官家烧苇及在苇园里会猎，于是就在此观猎，观猎后又分食了猎物，豪饮一番而归，“酒酣上马去不告，猎猎霜风吹帽斜”，归家后还作了这样的诗句。 自从当年在京师的东门一别，如今二伯已仙逝两年多了，在苏轼眼里，这一切如同梦寐。适大堂哥不欺迁葬父亲至眉山永寿乡高迁里墓地之时，行将离任的苏轼，在官舍里为亡伯苏涣写下了两首挽诗，“至今如梦寐，未信有存亡”。 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腊月十七，二十九岁的苏轼在签书凤翔府节度判官厅公事任上任期已满，离任回京候选，终于离开了歧下这片呆了三年的土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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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章 着实难忘凤翔时 在凤翔，苏轼初识文同。 文同，字与可，号笑笑居士、笑笑先生，人称石室先生。北宋梓州梓潼郡永泰县(今属四川省绵阳市盐亭县)人。 在苏轼眼中，文同“甚口秀眉，忠信而文。志气方刚，谈词如云”。 据传文同是苏轼的姑表兄，大苏轼十九岁。在诗书画全能型人才方面，苏轼与文同齐名，巧的是二人不仅是亲家（苏辙之长女苏氏，适文同第四子文务光，字逸民），情同手足，并且同为“竹痴”。 “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这句话，既是苏轼的自况，也是评点自己那位亲家。 据说，苏轼画竹，追根溯源，也是受文同“传染”，并且还是文同授之以技法。苏轼也公开表示，“与可于予亲厚无间，一日不见，使人思之”。 在凤翔，苏轼闲来还曾与弟苏辙写诗唱和了“木山引水”园中景观，但“木山”究竟为何物，只知道是父子嘉祐四年江行赴汴时，杨绛赠给父亲的物件。 兴州（今陕西略阳）太守晁仲约（字延之）工于文学，与王安石、苏轼、文同等都有文字交往，听说晁新开了一处晴碧亭的东池，司马光、文同与苏辙都分别题了诗，自己也题了一首。 在凤翔时，开元寺老僧曾授以苏轼一本介绍烧金方术的书。后来，架不住知府陈公弼的苦苦相求，将书传给了陈太守，结果陈公弼因此受损。此说与陈公弼的个人品行虽不相称，但故事却是出自苏辙著述的《龙川略志》介绍，想必也有一定的可信度。 大致情节苏辙是这样说的： 我的兄长苏子瞻，曾在凤翔府扶风县干过公事，那里的开元寺古壁画很多。而子瞻与父亲一样从小就酷爱书画，因此公务之余，常常一个人骑匹马就进寺赏画，有时候竟会沿墙转来转去专注赏画一整天。 有一次，寺里两位老僧出来向苏轼作揖道，贫僧的小院就在不远，不知能否光临赏光？ 苏轼去了之后，老僧说自己有一种用朱砂将淡金提炼成金的方子，通过暗中观察很久，发现苏轼是个可传授之人。苏轼道，我不好方术，即使得到方子，也不可能去炼金。 老僧非常满意道，此方知而不可为，公若不为，正当传矣。 老僧又道，此方非不传人，以前曾传授过人，但得方者往往不是命丧就是对丢官，因此不敢轻易传人。 当苏轼打开书看时，里面介绍说每淡金一两，视其分数，不足一分试以丹砂一钱益之，再掺杂其他几样药石在坩埚里煅烧，杂质就会析出，但金砂不会损耗，反复几次后直到金子色匀乃成。 后陈公弼知道了此事，便向苏轼索要此方，苏轼无奈献出此方，遂百般告诫陈公弼不要试方，陈公虽口头上答应，但私下里却乐此不疲地炼金，以至于陈公弼果然五脏六腑败坏后死去，苏轼也深为自责。 后苏轼在黄州遇陈公之子陈慥，方知是他爹陈公丢官后在洛阳没钱置办田宅，才大量地炼金，以至死亡。 关于苏辙在书中亲口讲述的这件事，我始终难以完全相信。 也许是始终对陈公弼印象不好，将灵异古怪之事转嫁到陈公弼身上也未可知，但这件事反映出来因果关系的确是国人古往今来相对认同的逻辑。 在凤翔府任上时，妻子王弗常常劝苏轼谨慎行事与交游，每逢苏轼外出归来，她就会问的很仔细，说，你远离父母，处事不能不谨慎。不仅如此，还常会用公爹的告诫去提醒苏轼。苏轼与客人在外面交谈，她就会站在屏风后面静听，客人走后，她就对苏轼说，某某人说话两面讨好，某某人与人能很快成为密友，这种人与人结交的快，背叛的一定也极快。 事后，苏轼后来见到的事实果然就和王弗说的一模一样。 凤翔府苏轼住所的一棵古柳下，每逢下雪总有一尺见方的地方不会存雪，天晴后那块地方也是鼓起数寸，苏轼想挖开看看是不是古人埋藏丹药的地方。王弗这时候就对苏轼说，如果婆婆在的时候，肯定不会挖开！ 苏轼只好惭愧地打消了这个念头。 在凤翔时，苏轼曾经与一位洛阳叫董传（字至和）的人相熟，其时董传作的诗闻名于时，所以苏轼就会在闲暇时与董传谈论一下诗词。 在杜甫的一首诗《题李尊师松树障子歌》里，苏轼觉得“已知仙客意相亲，更觉良工心独苦”这一句太平常了，大诗人原来也会在诗中出现平常的句子。谁知董传听后笑笑说，这两句感慨大概就是为你而发的。就是说，大凡人写诗，用的意一旦太深别人就很少能领悟，这就是所以用心独苦的原因。 不仅如此，苏轼还与凤翔人魏起（字兴叔）谈论过杜甫多个版本中诗句的舛误。我们知道，苏轼的诗多从杜甫、白居易、韩愈等诸人传承演化而来，因此可以看出，苏轼一开始就非常努力地在学习着杜甫老先生等人的诗。 在凤翔时，武功令太原人王颐（字正父）与苏轼相结识，后来两人日渐相厚，王颐曾亲采绛县澄泥与建州龙焙山的苍石制砚，馈赠苏轼，后者被苏轼命名为“凤咮砚”。苏轼爱砚，分别在砚上做了铭，铭文都流传了下来。 王颐还送过苏轼一只盛放舍利的龟形铜盒，只不过后来苏州报恩寺重修古塔，苏轼手边没有舍利可施舍，就把这只铜盒施舍出去了。 在凤翔，苏轼还曾花十万钱从一客商手中买下四块画板，四块画板上是吴道子的亲笔画的四位菩萨像。 据说这四块画板是唐僖宗广明之乱时，有位和尚从黄巢的兵火中抢出来冒死背到凤翔的，和尚后来死在了凤翔府的乌牙僧舍，等苏轼看到时，画板已存放在凤翔一百八十年了。苏轼将此四块画板献给了自己酷爱字画的父亲苏老泉，老泉死后，苏轼应乡僧宝月大师惟简的请求，又将此画板全部施舍留给了惟简所在的寺院。 在凤翔府期间，苏轼兄弟往来唱和的诗文，被兄弟俩编成了《岐梁唱和诗集》，这里的“岐”指的是凤翔，“梁”则是指京师开封。在今天的苏轼文集中，保存下来的共有一百一十二首之多。 在凤翔时，苏轼与终南山下得到一件古器，刚开始并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但它的铭文中有“宝尊敦”三个字，所以才知道这东西是尊敦。敦，中国古代食器，在祭祀和宴会时放盛黍、稷、稻、梁等作物。出现在春秋时期，后来逐渐演变出盖，到战国时多为盖形同体。常为三足，有时盖也能反过来使用。 在凤翔时，苏轼书写过楚辞一章，书体似钟繇形体，用笔得心应手，可见那时候他的书画水平已经绝出世俗了。 在苏轼眼里，世上还有一种神仙般的生存方式，那就是酒仙。 所以，当他看到凤翔一个村邸的墙壁上有一首小诗时，赶紧地就抄录了下来：“人间有漏仙，兀兀三杯醉。世上无眼禅，昏昏一枕睡”。到了南宋时期，诗人范成大也据此作了首《题醉道士图》：“蜩鷃鹏鶤任过前，壶中春色瓮中天。朝来兀兀三杯後，且作人间有漏仙。”从词意上看，完全是未脱苏轼录诗的窠臼。 在凤翔时，苏轼曾与邠州（今陕西彬县）人张舜民从游。 张舜民，字芸叟，自号浮休居士，又号矴斋。英宗治平二年(1065)进士，诗人陈师道之姊夫。 离开凤翔去长安时，苏轼曾拜访过石苍舒（字才翁），此人是关中最有名的书法家。 应石苍舒之邀，写了几幅字，并在后面表达了自己的书法观点。此时的苏轼认为，王羲之在王献之正在作书时从身后拔不出儿子的毛笔，便知道儿子日后必成大器这种论调不对。在苏轼眼里，精于书法者，并不在于握笔牢固与否，若是那样，世界上有力气的人就没有不擅书的了。只有不受约束地听任笔毫的走向而又不失去法度，才是得到了书法的真谛。 苏轼在阆中人陈汉卿（字师黯）家，见到一副吴道子画的佛像，已是极其残破不堪。 陈汉卿累迁尚书虞部员外郎，好古书奇画，每倾囊购之。汉卿有一子名陈安期，苏轼也见过。但是此画像面前的一只手却是精彩动人，另外嘴唇上也并无点墨，所以如同活人。 等到苏轼再一次见到此画像，就是在京东西路转运使鲜于子骏的家里，这时候画像已经被装裱完好了。不过，苏轼在家里和他在外边见到过的吴道子画像虽多，但苏轼却认为世上所流传的吴道子画，多摩自朱繇之手。 朱繇，五代时后梁长安（今西安）人，工画佛道，酷类吴道子。 苏轼第二次到长安时，在母清臣家里与王颐见了面，并给王颐的《醉士图》写了跋文。后又和了董傅的一首留别诗，本来和诗就和诗了，对于苏轼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但在这首和诗里，有一句现代人都耳熟能详的后半句： “粗缯大布裹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 当苏轼在凤翔府任上的八月十五，赵令畤出生了。 赵令畤，初字景贶，苏轼为之改字德麟，自号聊复翁，太祖次子燕王德昭元孙，元祐六年签书颍州公事，时轼为太守，荐其才于朝。 后有人评论：“赵德麟、李方叔皆东坡之客，其气味殊不近，赵婉而李俊，各有所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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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章 苏子还朝，王弗病逝 苏轼到了华州（今渭南市华州区），遇到少年时曾师从父亲苏老泉的蜀中士子胡允文。 到了华阴，正值岁末，就在华阴度岁。这是苏轼第二次在旅途度岁中了，我们前面说过，第一次是在出蜀赴京时在荆州度过岁。 华州华阴县，在华州东五十里。汉属弘农郡，因太华山在县南八里而得名。 在华阴县安顿好后，苏轼就给弟弟苏辙寄去一首诗。在诗中，苏轼向弟弟诉说了外任三年期间，没有一天不在思归，有时候梦里已回到了家里，可梦醒后却发现是一场梦。 从凤翔府返京的路上，太华山的三座峰，莲华、松桧、毛女均已路过，路上用于记录里数而封土为台的“堠”，也一只又一只的擦肩而过了，可是与家人相聚的路还有很长很长。 在回京师的路上，行至华岳地界时，还发生了一件诡异的事件。 苏轼一行中的有一位随从兵卒，突然像是遇到了邪祟而发起狂来，不断地撕扯掉自己的 衣服，苏轼命人将其绑缚，但绑缚的绳子却自行脱落了。随行的人都说，这是附在他身上的岳神在发怒。 苏轼于是就到岳神庙里，说我苏轼三年前从此处过时没有祈告，近日又从此路过还没有祈祷，因此特来到祠里作揖祷告。我随行的一个兵丁突发狂祟，不知是不是岳神因这位兵丁身上暗藏的过失在震怒。还望岳神不要因为一个小人物的过失而再发怒，请原谅我等凡人的过失吧。 谁知当众人出了庙宇，马前却莫名突来一阵旋风，继而狂风大作，震天动地，沙石乱飞。苏轼大声说道，看来岳神是越来越愤怒了，不过我却不惧。 苏轼只管冒风即行，风却越来越大，人马就连迈步都感到困难。随从们都劝苏轼说，不如再去岳神处祈祷一番，多说些好话吧。 苏轼却说，祸福，天也！岳神发怒，他怒他的，我行不止，看他拿我如何？ 话音刚落，旋即风止，竟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 这件事不是今人杜撰的，而是被以文字记录在后来成为“苏门六君子”之一、宋时华州人李廌撰写的《济南先生师友谈记》中的。 苏轼本来有二十来名负责防卫的士兵随行，但在华州时离开了十名，于是只得给自己大堂哥不欺的妻哥蒲诚之写信求助。其时蒲诚之在华州东某县做官，苏轼就请求老蒲增派十数名兵丁负责护卫，因为苏轼一行的行李在途中已出现了丢失的情况。 治平二年（1065）二月，苏轼还朝，被任命为登闻鼓院判官。 登闻鼓院，于阙门悬登闻鼓，许人鸣冤。唐于东西朝堂分置肺石下或击登闻鼓。宋初，立登闻鼓于阙门之前，置鼓司，先以宦官，后以朝臣主管。 哥哥苏轼还朝，苏老泉身边有了侍子，弟弟苏辙就被外任为出任大名府留守司推官。不及一月，苏辙就升任大名府路安抚都总管司管勾机宜文字。 大名府是北方的军事重镇，庆历二年(1042)五月建为北京。 推官，宋朝时三司下各部每部设一员推官，主管各案公事。开封府所属设左、右厅，每厅推官各一员，分日轮流审判案件。 这一年，临海（今浙江省台州市代管县级市）人陈贻序登进士第。 这个人为什么要在此处被提及，是因为若干年后在苏轼自海南北归时，陈贻序给苏轼介绍过舒州（今安徽省安庆市县级市潜山）氏名医李惟熙。 这位叫李惟熙的医生为人清妙，善于谈论物理。他说，菱角与芡实都是水生植物，药理上讲的菱寒芡暖，其实是因为菱角开花时背着阳光，芡实开花时对着阳光之故。还说，草木的花朵大都是五瓣的，只有栀子花与雪花是六瓣的，所以六瓣的花可致人死命。以及果实沙烂的树木，不易被蛀蚀等。苏轼后来曾专门验证过，瓜果特别甜而不被蛀蚀，大抵就是李医生所谓的因为它比较沙烂吧。 不过，苏轼后来还给李惟熙去过信。 四月，陈希亮（字公弼）病逝。 说起陈希亮这个人，前面我们已有较多的笔墨加以叙述。 值得注意的是，在苏轼后来给死后的老陈做的传记中，我们可以看出，苏轼对自己此前的年轻气盛感到了由衷的歉意，在内心深处苏轼是真心佩服陈希亮这个人的。陈希亮为人清白刚劲，清心寡欲，士大夫们相邀宴饮游览，听说老陈要来，就会感到言语无味，连饮酒的兴致都没有了，在座的人悄无声息的一个个离去。 此前，有人说老陈是一位武官，不通文墨。其实不然，在苏轼自己写的传记里，说此人著述颇丰，对于《易经》的研究尤为精深。 也许正是这么一位严谨内敛的人，与苏轼这样的喜形于外的人，两相互补，才成就了这样的一段友情。老陈死后，其四子陈慥有成了苏轼的莫逆之交，也算是追随父志了。 五月二十八，苏轼生命中最为重要的女人王弗在开封病逝，享年二十七岁。 此时的长子苏迈，才年方七岁。 关于王弗的修为与品性，我们在前文中已有描写，这里不再赘述。 王弗死后，就连苏老泉都对苏轼说，你夫人是在你最艰难时跟从你的，你不能忘了她（妇从汝于艰难，不可忘也），以后你一定要把她安葬在你母亲墓旁。 王弗死后，被历朝历代的朝廷追封为魏城君、崇德君、通义郡君，也算是实至名归了。 处理完亡妻的丧事，将王弗的遗体暂埋于京城以西，要等日后运回巴蜀安葬。 这时候，吕公著举荐苏轼应试馆职。 到学士院试策后，宋英宗在做藩王时就已经听闻过苏轼的大名，因此有心将苏轼招入翰林院，授知制诰。但相国韩琦却有意磨练一下苏轼的秉性，认为苏轼年轻资历尚浅，没有经过试用，并不妥。英宗又问，授予其修起居注如何？韩琦说道，记注与知制诰相邻，不可。于是，乃授予苏轼直史馆职。 直史馆，官名。宋朝初年置，为馆职之一，任职一至二年，然后委以重任，并可超迁官阶，可见也是一个肥缺。 七月二十三，在陈公弼死后三个月，又出了一位牛人吕公弼，并且还被授予枢密副使（国防部副部长）。苏轼曾供职于其门下，因此上了贺启。 吕公弼，字宝臣，寿州（今安徽凤台）人，为吕夷简次子。 九月初三，苏老泉为朝廷修撰的《太常因革礼》修成。 苏洵被礼部抽调纂修《太常因革礼》，因为这不是常设机构，工资无处开销，就把他的职衔转到霸州文安县，按县主簿待遇领工资。这部宋代礼典，共一百卷。 礼书修成后的重阳节，宰相韩琦在私第置酒，邀请了欧阳修等几位要人，苏老泉亦在邀请之列。席上韩魏公做了《乙巳重九》诗，老泉也敞开心扉，和诗一首。“不堪丞相延东阁，闲伴诸儒老曲台”。在苏老泉有限的生命里，这次修撰礼书虽然不是自己最大的抱负，但也是他引以为傲的一件事。 皇祐年间，仁宗皇帝亲自下诏让庐山高僧五十四岁的怀琏来到京城，住在十方净因禅院，并召他到化成殿对话。 大觉禅师怀琏（生卒年月不详），俗姓陈，福建漳州人。 仁宗问他有关佛法的大意，怀琏回答得很符合天子的心意，天子就赐给怀琏大觉禅师的法号。当时北方那些讲论佛法的僧人，都只是在法界形相上用功，拘泥于因缘果报之说，所以，士大夫中那些聪明练达之人常常对于这些说法不屑一顾，斥之为蛮夷之邦的奇谈怪论。而怀琏却能指出佛理中那些与儒学、道学的相同之处，他的话既有文采又很信实，他的行道，既严谨又晓畅，所以一时间士大夫都喜欢与他交往。遇上休息的日子，怀琏还没有起床洗漱，门外就已站满了等候他的人。至和年中，怀琏曾经上书过仁宗皇帝，请求回归山寺以终余年。仁宗说，山也就是常在的法相，你还能回到哪里去？没有答应怀琏的请求。 如今，大觉禅师怀琏再次提出同样的请求，且态度十分的坚决。仁宗间挽留不住，就下诏准许了他的请求。走之前，怀琏还专门与苏轼互相道了别。 送走怀琏，苏轼与父亲等人到欧阳修处，听闻了欧阳公谈论吏事。 欧阳修认为，文学止于润身，政事可以及物。后来苏轼一直觉得自己能够胜任自己的工作，主要是从欧阳修与陈公弼那里学来的。 闲暇时，苏轼给杜沂（字道源）写信，诉说了最近因妻子病逝，公事家事的繁杂，精神极为疲惫。杜沂的儿子杜傅，字孟监，后来在黄州某地任县令，父子俩常与苏轼有交往。 苏老泉在京师编修《太常因革礼》的时期，在京师但凡演习过古礼的人，大多会前来讨论请教。 其中，孙鼛（音高）（字叔静）兄弟特别踏实好学会写文章，常得到苏老泉的称赞。后来，苏轼被贬黄州时，孙叔静从京师去往湖北蕲州时，还专门绕道黄州去看望苏轼。到了黄州，孙叔静还取出了苏老泉手书给自己的书信。苏轼因先父平生自己动手写信很少，一般都是由后辈代劳，所以见到了父亲的手迹非常激动，想要回来收藏，但孙叔静却不同意，可见孙叔静对于苏老泉的赏识也是念念不忘的。 这时候，苏轼认识了王素的侄孙王震。王震，字子发。 苏轼还把前些年从一位道人手中得到的一个药方，送给了另一位好友单骧，单骧后来又把此方给了苏轼的表哥文与可，文与可试了之后觉得还是有些效果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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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章 为父守制——小京官泝峡归蜀 在直史馆，虽然是个清水衙门，但苏轼却可以遍览皇家珍藏的历代法帖，像当时官本十卷的《淳化阁帖》，都是常人平生都难得一见的珍品。 苏轼认为，辨别书法真伪的难度正像中医把脉一样，知道它的好坏是不难做到的，但非要凭自己的主观完全肯定书者是谁，那就有点过分了。 因为有些唐人的临摹本，只要是品质精良的，也是值得收藏的。 甚至在皇家珍藏的多卷王羲之父子的墨迹中，也有大量的伪作，有些仅从文辞上就能看出漏洞的仿品，只有《鹅群》一贴苏轼觉得算是王献之的真迹。 因此，在直史馆这段时间，苏轼从这些法帖上学习了难得的宝贵经验，为自己的书法水平以及鉴赏能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苏轼从少年时代就极为崇拜的偶像范仲淹，在苏轼首次进京考进士时，就已经离开了人世。遗憾的是，两人未曾谋过面。 范文正公有四子，分别叫纯佑、纯仁、纯礼、纯粹。 苏轼最先在许州（今河南许昌市）认识了老二范纯仁（字尧夫），就在这段时间，又认识了老三范纯礼（字彝叟）。而与老四范纯粹（字德孺）则是后来苏轼在徐州任上的同事。出于对范仲淹的崇敬之情，苏轼与范公的后人都是一见如故，情同手足。 四月二十五，噩耗传出——苏轼父亲苏老泉病逝，时年五十八岁。 还在苏老泉病重期间，欧阳修连致三简书信问候，还给苏洵推荐当朝的名医单骧，说前朝名医孙兆的方药较为寒凉，且古方难为今用。只有单骧的药方比较有效，要照方抓药，只求抽丝剥茧，不可追求速功。 这位叫单骧的医生，我们上一章提到过。 单骧本为蜀地人，考进士屡考不中，却以医术闻名于世。 他的医术虽然也出于《难经》和《素问》，但又能在用药方面别出新意，出奇制胜。先朝仁宗皇帝有病，下诏曾让单骧诊治，不料仁宗的病情后来加重，于是判定单骧等人死罪，但皇太后仁爱圣明，明察出不是单骧的罪过，于是把单骧的死罪给免除了。可见，单骧在当时的名气有多大。 临终前，老泉命跪在窗前的苏轼将其未完成的对《易传》的注释完成，苏轼涕泪交加地答应了父亲的遗命（泣受命）。 苏轼这时候不知怎的，突然又想起来父亲生前曾讲过的一个段子： 说是有一个书生，正坐在屋檐下读书，忽然有大黄蜂触到蜘蛛网上，蜘蛛与大黄蜂拼死相搏，大战无数回合后，一同坠地。待书生起身看时，两虫虿已化成了小石子。 书生也没多想，就收入到袖袋里继续读书。一日，书生从集市上路过，很奇怪，他走到哪里，哪里就云开雾散，一片晴明。几位蛮人看见书生，赶紧满脸惊愕地上前作揖道，很希望看一眼先生的神珠。书生就很不在意地将袖中的小石子取出让蛮人们看。 谁知这群蛮人看后，惊喜地说，此乃“破雾珠”。商人出高价从书生手中买下了此珠后说，眼下正是雾季，我们要出海做生意，航船常被浓雾包围，有了这颗珠子，浓雾自然消散，行船便可得平安。 后来清朝一个叫陈元龙的家伙整的一本书名为《格致镜原》书中，也收录有此类的玄异段子，正说明了古来的文人相类，对于博物之学的这种探求本原一脉相承，直到清朝的文人群体也改不了他们的这种考据癖好。 父亲停柩京师，温国公司马光前来吊丧时，苏轼兄弟乘机跪求司马光老先生，求他为其母程夫人撰写墓志铭（这将是家族里无上的荣耀之举）。 初时，老先生不敢应承，说以夫人之德，不是一般人能知晓其事迹的。苏轼兄弟见状，连忙取出事先写好的先母事状呈上，司马光才欣然接受。 六月初九，应苏轼的请求，宋英宗下诏赐苏洵光禄寺丞。 宋代的光禄寺丞是光禄寺卿的佐官，职位低于少卿，光禄寺卿是三公九卿中的九卿之一，级别相当于今天的部级干部，丞则相当于司级上下了。不管如何，给死者颁发一个再怎么高级的官职，皇家也不用出一分一毫的俸禄，所以朝廷也乐得做这个顺水人情。 可在老百姓眼里，这项荣誉足可以光宗耀祖、流芳百世的。 在一本叫《英宗实录》的小册子里记录道，“苏洵卒，其子轼辞所赠银绢，求赠官，故赠洵光禄寺丞”，这样的记述较为严谨与符合事实。与欧阳修为苏洵所作的墓志中“天子闻而哀之，特赠光禄寺丞”有不小的出入，也许欧阳修是以一位文人的手笔述之，而《英宗实录》却是用史家的手笔而已，需要特别要指出的是，这本《英宗实录》小册子的作者叫王安石，字介甫。 苏轼在知史馆任职时，有一次去见宰相韩琦。 韩琦突然问苏轼道，近来经常有人向我推荐王迥这个人，苏学士如果认识此人，请谈谈此人的人品如何？苏轼想了想，只说了四个字：为人奇俊！然韩琦却不明白苏轼的意思。 直到后来，韩琦举办家宴，让家妓献唱，当听到其中有一首叫《六幺》的曲子时，韩琦才明白了苏轼的深意。因为，这首《六幺》曲中有“奇俊王家郎”之辞。其时，朝士王迥，外貌俊美，很有才思，但却少不持重，常寻花问柳、吃酒携妓，其不肖名声被传入乐府歌词中，成了类似今天的“网络红人”，可谓是臭名昭著、遗臭万年。 六月间，苏轼遵从父亲遗命，将亡妻王弗的遗骸归葬于眉山东北的彭山县安镇乡可龙里（今四川眉山市土地乡苏坟山）的先母程夫人的墓旁，按方位在程夫人墓的西北约八步的距离。 先父曾对苏轼说过，王弗也算是在苏轼早年最艰难时陪苏轼一同吃苦过来的，一定不能忘了人家，并且死后要葬在程夫人墓旁。如此看来，苏轼是完成了先父的遗命了。（孔凡礼老先生认为此时的苏轼尚未归蜀，此事应为下一年事。现在不管如何，苏轼最终却是葬其妻王弗于母亲的墓旁，这是既成的事实，故先录于此） 父亲死后，苏轼兄弟二人照例要辞去官职回乡为父亲居乡守制，丁忧三年。 前面我们已说过，中国封建社会传统的道德礼制中，有一个名为“丁忧”的，也称为丁艰。这一礼制源于汉代，根据儒家传统的孝道观念，朝廷官员在位期间，如遇父母去世，则无论这个人任何官何职，不管是当朝宰相还是七品县令，从得知丧事的那一天起，就必须辞官回到祖籍，为父母守制二十七个月，而不是三年的三十六个月。 离京之前，苏轼还与姚辟留诗道别。 姚屯田，名姚辟，时任屯田员外郎。该官职是宋在工部下设置的屯田司，置屯田郎中、员外郎，掌屯田、营田、职田、学田、官庄之政令及其租入种刈，兴修给纳诸事。 苏轼兄弟顺京杭大运河扶柩南下，一路过泗州（今安徽省泗县）、洪泽（今江苏淮安市洪泽区），曾泊舟樊口（今湖北省鄂州市西部），作文记述了位于樊山的圣母庙。 在经湖北石首到达江陵（今荆州），在江陵，苏轼结识了三十七岁的江陵观察推官刘挚。刘挚，字莘老，永静东光（今沧州市东光县）人。 至治平三年腊月入峡前，苏轼还在半道上遇到过李师中。李师中，字诚之，宋州楚丘县(今山东菏泽市曹县)人，后累官提点广西刑狱，摄帅事。 进入腊月，苏轼一行从江陵进入长江三峡，开始逆流而上，运送父亲的灵柩归葬故里。想起出峡时，还是父子三人的诗赋唱和，而今的家父虽是同舟而行，却已阴阳两隔。 治平四年正月初八，宋英宗驾崩，其二十岁的长子赵顼继位，是为宋神宗。 “神”这个字，一般很少会出现在庙号谥号之中，因为毕竟古代人对于神是有信仰的。人们相信天地之中会有鬼神存在，他们的力量是人类无法想象的，是不可得罪的，所以神一般很少出现在个人的字号中。那么问题来了，北宋皇帝赵顼，他的庙号就叫神宗，他的庙号为什么会用神字呢？ 对于用神来形容宋神宗，有的人解释说，当时神宗去世，是守成派的大臣为其选定谥号。虽然守成派的大臣并不赞成宋神宗的变法革新，但是人刚刚去世，你不可能大肆批评， 这就显得你为臣不忠。 所以，就想了神这么一个明褒实贬的字作为其庙号。 古时候，神有以下几种意思： 民无能名曰神；壹民无为曰神；安仁立政曰神；物妙无方曰神；圣不可知曰神；阴阳不测曰神；治民无为曰神；应变远方、不疾而速曰神；能妙万物曰神；道化宜民曰神； 显仁藏用曰神；则天广运曰神。 想来想去，宋神宗的神字应为民无能名曰神。也就是说当时为宋神宗上号的大臣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于是选了宋神宗。 历史上除了宋神宗选用神以外，另外还有一个皇帝也用了神宗，那就是明万历皇帝朱翊钧，为明神宗。 好笑的是明神宗朱翊钧是一位什么也不管的皇帝，但是自有臣子张居正进行变法，使得颓废的明朝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回升。而宋神宗是一位大刀阔斧进行改革的皇帝，但是其结果却远没有“甩手掌柜”的万历皇帝的结局来的好。不得不说，从这样对比来看，还是具有一些讽刺意味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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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章 二次归乡守制，永别故乡的云彩 明代的王夫之（注意，这个人的名字很有个性，原名就叫王夫子，别号叫王船山）说过：夷考宋政之乱，自神宗始。神宗之以兴怨于天下，贻讥于后世者，非有奢淫暴虐之行，唯上之求治也亟，下之言治者已烦尔。 宋神宗的出场，使得北宋的朝政跌宕起伏、波澜壮阔起来了。 当然，也正是这样的历史背景，给一代文豪的炼成造就了适宜的土壤。 半个月后，得知英宗皇上驾崩消息的苏轼兄弟一行，正在夔州云安县（今重庆市云阳县云安镇）一个叫燕子龛的地方题字流连。 当时这个叫燕子龛、又称下岩的地方有个僧人，曾劝苏轼兄弟不要再往前走了，可在苏轼三十二年的生命历程中，僧人口中的“路恶见止”，对他而言实在是小菜一碟。这种些微小事，也被苏轼记在了当天的游记中流传了下来。 当苏轼兄弟载丧归蜀的船只路过丰都县，该县平都山最高顶有座的汉时始建的仙都观，随父出川时，游览过此观，仙都观又名白鹤观。 丁母忧时返蜀，由于走的是陆路，史书上关于此次归蜀的路途记载极少。但此次回乡丁父忧时，是官家派船护送下走的水路，因此，路过一些名胜古迹时，一行人也可借观览之际上岸稍事休息。 当苏轼泊舟仙都观所在的山下之时，有一道士还曾持阴长生石刻《金丹诀》，找到苏轼，以求辨别真伪，很可惜苏轼也莫之能辨，只好建议道士再见到后来人路过时多多请教，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道长您总会遇到识货之人的！ 这段时间，苏轼忽然收到许安世的书信谢启，得知小许对自己青眼相加，一时间也感到受宠若惊，赶紧回了贺启。贺启中一边庆贺许状元车马旌旗之召，一边还得与许状元来共同 哀悼英宗皇帝新逝的弓剑之悲。 许状元字少张，雍丘（今河南省杞县）人。 与许状元同科及第的进士，还有苏轼少时就有过交往的彭山县老乡杨从。杨从，字存道。另外还有： 方蒙，字达源，桐庐人。 伍昊，字及籍贯无考。 治平四年丁未四月，苏老泉灵柩在二子的专心护送之下，顺利地抵达了故里眉山。 到家之后，把父亲的灵柩安厝待葬停当，苏轼就开始着手撰写爷爷苏序的行状。 行状，称"状"，是叙述死者世系、生平、生卒年月、籍贯、事迹的文章，常由死者门生故吏或亲友撰述，留作撰写墓志或史官提供立传的依据。 “行状”这一称谓如今已不多见，它有点类似于今天对某尊长的回忆性文章。 苏轼翻阅了老家里父亲此前的藏书，发现了父亲以前没有完稿的祖父生平事迹的记录，结合自己十二岁前关于爷爷的回忆以及乡亲口中的评价，先把祖父的行状补充完整，然后给曾巩上了一道简，求其为祖父撰写墓志铭。然后托同科进士邓錧，将自己完善过的行状交给曾巩来作为参考。 在家乡守制的这段时间，苏轼结识了刚刚卸任眉州丹棱县的县令赵庾（字成伯），赵庾在苏轼家乡临县丹棱县任县令期间，颇有政绩，极为百姓称颂。后来，苏轼出知杭州时，与赵庾来往密切，直到苏轼出知密州时，赵庾又成了与苏轼搭班的通判。 大家知道，知州是一州行政、司法长官，通判起辅助、监督作用，知州政令需通判付署方能生效，通判可向中央直接报告知州的言行，两者之间虽有品秩之差别，但互相并不隶属。说得再白一些，通判是由皇帝直接任命用于监督知州的。 但是，苏轼却与赵庾很能合得来，苏轼心直口快，与人常常直抒胸臆，常常被别有用心的小人抓住把柄而被诬陷。但赵庾也是一位没有城府、心胸旷达之人，所以做事勤勉、一心为公的赵庾自然就成了苏轼长久的的朋友。 九月十五，苏轼在弟弟苏辙得自河朔（古时候泛指黄河以北的地区）的《兰亭》摹本之后，勘误了一些舛误及错别字，又发表了一些对《兰亭》的看法。 苏轼认为，《兰亭》的真迹中，“之”字有很多，但形态与笔法各有不同，这与当今的研究观点如出一辙。另外，苏轼还认为《兰亭》的意境方面的亮点是旷达自然，而后来的摹本都难以企及，别说后来的伪作与仿品了。可见，书画的作伪在苏轼以前就已是“古已有之”了。 此时，胜相院的惟简前来，求苏轼给他主持的寺院写一篇记文。 惟简俗性苏，眉山人，苏轼的同族远房后人。所以，据苏轼文中所说，惟简是一位精明敏锐、胜过常人的僧人，当惟简用佛门长老惯用的话术——比如常常把话题说的空虚玄远以防败露，而一旦败露就会把话题引入更为扑朔迷离之中——糊弄自己时，苏轼就会用事先设好的局堵住僧人的退路，然后再连连诘问他们，使之面红耳赤。 这种恶作剧式的“戏僧”伎俩，当然也是仅仅发生在过往较多较为亲厚的僧人之间，其本身也许并无什么恶意。对于后来所传闻的苏轼将某高僧游说到还俗的境地，与此也是异曲同工，本身可谓是一种笑谈了。 十月二十七，父亲苏老泉的灵柩终于入土为安了。 眉州彭山县安镇的可龙里，位于今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土地乡公益村西。可龙里蟇颐山，别名苏坟山，东二十余里有处老翁泉，苏老泉被安葬于这里，并与妻程氏夫人合葬，旁边还有苏轼原配夫人王弗的墓地。 彭山县因彭祖山而得名，古称武阳，南接眉山县（现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老翁泉”或“老人泉”是苏洵之墓茔地，东坡晚年为纪念先人而自号“老泉山人”。 因此到清末民初，章太炎在增修《三字经》时，就把其中的“苏老泉，二十七”改为“苏明允，二十七”，似乎已成定论。如明万历间学者张燧所编《千百年眼》一书，赞同郎瑛的观点，断定“老泉”是苏轼的别号。不管“老泉”是父子俩谁的名号，苏轼的老家确是有着这处老翁泉的。 葬完父亲，苏轼家族又在墓地周围手植青松翠柏一大片，称之为营茔。正是这手植松柏之举，使得几百年后的苏洵墓被后人顺利找到。据传自宋以降，经南宋、元、明四百余年的变迁，苏洵墓地的碑志腐蚀剥落，失去了考查的依据。明成化年间，州守许仁曾奉命寻找苏洵墓，先在蟆颐山前后找，未找到。后据记载及苏轼诗:“老翁山下玉渊回，手植青松三万栽”，于是在可龙里柳溪山中顺利地找到了老翁井，从而找到了苏洵墓，认明了苏坟山。 十一月初四，皇上下诏求直言，四川阆中人鲜于侁（音身）时任蔡河拨发（掌拨发漕船的职官），应皇上的诏令，上书陈言十六件事，神宗非常喜欢鲜于侁的文章。这个鲜于侁与苏家也是颇有渊源，就在苏轼二伯父在阆州任职时，就与鲜于侁相交甚厚，后来苏轼还传阅过鲜于侁的文章。 在去父母墓地的半道上，有一座院落叫“大池院”。十二月初七，上坟归来的苏轼偷闲到大池院里小憩时，还给此院题写了廊柱。 回到家后，苏轼给同年进士曾巩写信特意举荐了姓黎和姓安的两位同乡读书人。 熙宁元年（1068）春，三十三岁的苏轼致书同年进士兼好友的曾巩，说自己的祖父苏序老人家在家乡德高望重但却没有为世所用，所以不能在天下展示自己的才能。还说有些古人也并不都能显示自己的才能，然而还是有人能够在后世扬名立万，那是有人在替他们传扬彰显的缘故。好在自己的父辈苏老泉已将祖父的经历总结出来了，因此希望曾同年能为祖父苏序写下一篇墓志铭。 四月初八，临江新喻荻斜(今属江西省樟树市)人，北宋学者、史学家、经学家、散文家刘敞（字原父，一作原甫）病逝，年五十。 此人也是常和欧阳修、梅尧臣等大佬在一起happy的人物，刘原父对于苏轼曾数度提携，作考官时，对于苏轼和章惇皆以国士待之。 投桃以报李，苏轼自然非常沉痛地为刘原父先生写下了祭文，祭文中称刘原父可谓是众美德兼备的良师益友。 当时的朝堂上，王介甫常常是“大言滔天，诡论灭世”，以自己掌握的经术妄自尊大，其他人等都敢怒不敢言，惟有刘敞刘攽兄弟敢于抑其锋芒，这也是苏轼所看重的地方，因此在祭文中苏轼特意提出了这一点。 到了秋七月，离父亲去世已经二十七个月，苏轼兄弟除丧，丁父忧结束。 苏洵临死前，因为大哥苏澹死的早，子孙们尚未成年，苏轼嫁给杜垂裕的那个姑姑死后尚未安葬，苏老泉就嘱咐苏轼要好生安葬姑姑。 所以，苏轼一经除丧，就马上又安葬了姑母。后来苏轼当了大官，后世子孙可以得荫，就把自己的一个指标转让给了大伯父苏太白的曾孙苏彭。 丁忧三年，这是苏轼为官后最后一次的长时间居乡。此后一经把自己置身于波诡云谲的官宦生涯，回乡，也就成了一种奢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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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章 陆行出川，踏上了人生的单行道 七月二十八，初到成都的苏轼，被成都学官侯溥（字元叔）在嘉佑院设食，邀请苏轼谒见长老，观看佛牙并在一起共食。 席中，苏轼还把文采出众、一同前往的王箴（王闰之的弟弟）推荐给了同样是博学擅文的老乡侯溥（对小舅子还不错）。 因为，苏轼居乡的这段时间，通过与王箴等人的交往，使得王家人都对苏轼的人品学识大加赞赏。于是乎，王弗的堂妹、王介（字君锡）之幼女闰之（字季璋）被介绍给苏轼为续弦。 十月二十六，苏轼把先前得于凤翔某客商手中唐朝吴道玄所画的四菩萨像，在父亲病逝后施舍给了曾与之交往的和尚惟简。 惟简得到后极为珍重，专门建造一座阁楼收藏它，且把苏老泉的遗像置于画板之上。如今，这座阁楼已经建成，苏轼就应邀专门做了一篇记文《四菩萨阁记》 。 从嘉祐年间到现在的治平时期，苏轼两度回乡奔丧，在家乡眉山停留的这两段时间里，经常往来于青神县西边的瑞草桥。 瑞草桥，也就是苏轼与王弗相恋的见证地。 如果说“唤鱼池”是让苏轼与王弗二人结识的地方，那瑞草桥则是二人从相识到相恋的见证地。 虽然说如今已经我们已经看不到瑞草桥的身影，但是它确实是真实存在过的，在《青神县志》上明确记载着：“据《渭南文集》（卷三十一）《跋程正伯所藏山谷贴》中有：‘程子他日幅巾筇杖，渡青衣江，相羊唤鱼潭、瑞草桥清泉翠樾之间’。” 意思是，古时有一程姓老者，一手持竹杖和擦汗的布巾，乘船横渡青衣江（岷江），至唤鱼池与瑞草桥之间山青水秀的中岩下寺游玩的故事。 它告诉我们：瑞草桥在原青衣江（岷江）渡口与中岩唤鱼池很近的地方，确切地说，瑞草桥就在中岩寺对面岷江与思蒙河汇合处。 思蒙河，蜿蜒数十里，流入青神的刘家咀，从这儿的河滩右侧流入岷江，在河滩上形成约30米宽的水面。宋代，水上架有一座全木结构桥，就地取材，桥面约一米宽，用一根根树条铺成，树条之间的缝隙填满稻草，桥面上再铺上一层稻草和细沙，这便是“草桥”了。相传，因瑞峰所辖中岩山上曾产瑞草（灵芝），故将建成的草桥，取名“瑞草桥”。 苏轼新恋人王弗的家，和他的外婆家都在瑞草桥附近，他们去中岩寺，去瑞峰古镇，去水运码头，走古庙都必经瑞草桥。 也许在这次中岩相识之前，苏轼在经过瑞草桥去外婆家时，早就在偶然中与王弗见过面，只是那时的他并不知道这位女子会是他以后的妻子，如果知道的话，——会不会多看两眼呢？ 可以知道的是，有了瑞草桥，在苏轼初恋的那段日子，他常从程家嘴外婆家过桥到瑞峰王弗家作客，王弗也经常过桥到程家嘴与苏轼研讨诗文，都感到十分方便。 有了瑞草桥，苏轼与王弗有更多的机会去岷江河边散步，倾情相爱，促成了永结同心。有了瑞草桥，苏王二家的亲情交往日益增多，亲戚往来常年不断，就连苏轼结婚时，王弗乘坐的大红花轿，也是经过瑞草桥，才嫁到苏家的。 那么由此看到，瑞草桥是苏轼和王弗的催化剂，它拉近了彼此的距离，也是他们两人共同的充满甜蜜回忆的地点。所以当苏轼日后独自一人故地重游时，也不禁感慨道：“归来瑞草桥边路，独游还佩平生壶。”句中虽无明显的“悲”字和“愁”字，却足以令人感受到他内心的惆怅。 由于有苏轼浪漫的爱情，瑞草桥因而引起了许多著名文学家的浓厚兴趣，他们纷纷追忆和描述。陆游就曾跟着苏东坡的足迹来到瑞草桥，并且留下了“瑞草桥边水乱流，青衣渡口山如画”的诗句。 如今已千年过去，瑞草桥已不在了，但是苏轼和王弗在这里的故事还在那里流传。 当年与苏轼在玻璃江瑞草桥边的草地上把酒言欢、一同交游的人，大约有王淮奇（字庆源）、杨宗文（字君素）两位老者，蔡褒（字子华），还有现任内弟王箴（字元直）等。 多年后，异乡漂泊的苏轼每每回忆起这段生活总是西望蜀地，心中无比的惋惜与惆怅，幻想着有朝一日再布衣还乡，归隐老死于山林之中。 苏轼在蜀期间，还去了成都永康军的迎祥寺，其中钟楼碑的隆州《多心经》还是苏轼所书。 《般若波罗密多心经》是佛教著名经文，简称《心经》。至今在中国流行最广泛的佛经。在佛学界有很高的评价，世人都认为《心经》是佛经的总括，懂了《心经》，读佛经就能入门了。 《般若波罗密多心经》全文只有二百六十字，却是佛教三藏十二部近万卷经典中字数最少，义理最丰富的佛经，也是理事圆融，知行合一，理论和实践性很强的妙文。 将要离蜀时，苏轼兄弟与二堂兄苏不疑（字子明）道别，将自家的坟地交由大堂兄不危（字子安）与同乡好友杨济甫照看。几十年后，苏轼自海南北归，得知老杨已经不在人世，其子杨明（字子微）遵照父命，仍将苏家的坟地照料得安然无恙。 青神县的蔡褒来为苏轼送行，当场手植荔枝树一株，以期盼苏轼早日归来。可见宋时一入仕途，能够告老还乡的机会不是人人都能有的。 苏轼到正信和尚的卧室向他告别，正信俗姓杨，弟兄三人，与苏轼的祖父与父亲均相交甚笃。其时，正信和尚（表公）正在卧病，苏轼见他白发盈寸、目光如炬，如同画中的须菩提像一般，因此盘桓不忍离去。 正信和尚说，佛言生于正信之家，我可以千里跟从你。你还是入朝去吧，我们何处不能相见呢？ 那么，什么是正信的佛教？ 民间信仰的宗教层次，仅使信仰者求取神的救助，并未能使信仰者由自身起而自救救人。佛教的信仰，既能使信仰者有求必应，更能使信仰者净化自己、强化自己，也能效法救人助人的菩萨与佛，更能成为菩萨与佛。 中国是大乘佛教的化区，信仰佛教称为学佛、修法、敬僧的“三宝弟子”，“佛”是菩萨道的究竟圆满者；菩萨行是“佛法”化世的轨范；“僧”是住持佛法的代表。 民间信仰的宗教行为，确有其存在的功能和流行的价值。唯其既无教义的依准，也无教团的约束，更无教师的诱导，仅靠灵媒、乩童等的操作，好则可以配合善良风俗，否则也能破坏善良风俗，腐蚀人心。 佛教则不然，既有悠久的历史，也有层次分明的教义和教仪。既有二千六百年前出生于印度的教主释迦牟尼佛，也有代代相承的教团及教师。释迦牟尼世尊，是历史明载的佛宝，佛教教义和教仪是法宝，佛教的教团和教师是僧宝。 唯有信仰三宝及皈依三宝，才是正信的佛教徒。 最后，与眉山老乡家安国（字复礼）别过后，才正式上路离开了家乡眉山县。 这是苏轼的第二次陆行出蜀，此后再未踏过故乡眉山的热土。 与第一次出蜀到京师赶考不同的是，上次还是由父亲大人带领。这一次出行，父亲已经驾鹤西去，迎接他们兄弟的则是要独自面对人生的风雨，世事的沉浮，官场的险恶，他们都要真正地去参与其中了。 路过益昌县（今四川广元市利州区），鲜于侁（字子骏）始为利州路漕司，苏轼兄弟去拜会了此人，苏轼日后对鲜于子骏在推行新法中既不妨碍百姓，又不损害法令，还不伤害亲情两全其美的做法十分赞赏。 从眉山出发，一路北上，过成都、绵阳、利州、汉中，就到了苏轼的老根据地凤翔府。 在那里，苏轼去拜会了陈师道的妹夫张舜民。又听说在陕西的老相识董传在二曲守丧，派人打听了一下，得知这位书呆子式的朋友如今过得并不好。 从凤翔府转而向东，就到了长安。 腊月二十九，苏轼与时任陕西转运副使范纯仁（字尧夫）、殿丞王颐（字正甫），还有弟弟苏辙一同相会于毋清臣家。 在这里，苏轼是第二次观赏《醉道士图》，又见了好友章惇在上面的题跋，，觉得很有趣，就重新写下了题跋。 腊月三十。除夕。 苏轼到了刚任月余永兴军兼陕府西路经略安抚使的韩琦家中。 在韩府的客座上，观看了王颐、石苍舒当场所作的草书。 韩琦说，两位先生就像向马行头吹笛。座中的宾客均不晓其意，韩琦解释说，如果不是妙手，是不敢向马行头吹笛的。 熙宁二年正月间，苏轼东到长安。当苏轼路过岐山县时，听说他陕西一个书呆子朋友董传在二曲老家守丧，就派人到他家里打听情况。 结果，董传听说后就直接来到了长安，苏轼在董传所住的旅馆里见到了他。问了董传的生活情况，董传说了他啼饥号寒、穷愁潦倒的窘态，又说要不是韩琦韩大人的救济，早就归天了。 接着又说，韩大人不仅接济了他，又把他推荐到了朝中做了官。更有甚者，有一位彭驾部，听说了自己与韩大人的交情后将自己的妹妹嫁给了董传（老彭这是豁出去了）。 一直娶不上媳妇的单身汉，一下子升官发财又娶了老婆，人生顿时就像开了挂。 但在苏轼听后，觉得隐隐有一丝的不安。几个月后，看似福禄双至的董传果然不能够消受眼前的这一切，撒手人寰了。 这是苏轼一生之中最后一次路过长安，余生再未西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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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章 横空出世的王安石 在长安薛绍彭（字道祖，薛向之子）家里，苏轼见到了薛绍彭家藏的《九马图》，也就是杜甫诗中提到的曹霸将军所画九马图。 此图曾为宋代书法家薛绍彭收藏，苏东坡在薛家观后作《九马图赞并序》，将其确定为《九马图》真迹。薛绍彭与当朝的米芾和简州阳安（今四川简阳）人刘泾相交甚厚，此二人都是苏轼书画方面的朋友。 曹霸，谯县（今安徽亳州市）人，三国高贵公曹髦后裔，唐代画家。 曹霸早年学书，师法王羲之、卫夫人等，能文善画，擅画马，尤精鞍马人物。时人甚至以其祖先“三曹”比之，有“文如植、武如操、字画抵丕风流”之美誉。其代表作有《九马图》《赢马图》等。 杜甫诗中的主人公曹霸是玄宗时代的宫廷画家，美术史和杜诗集注，对他的研究都不够具体，这与杜甫在杜诗系统中对曹霸的反复描写是不相称的。 据后世学人的深入研究得知，曹霸大致出生于武后神功之年前后，可能是武后时期宫廷画家曹元廓之后。 曹元廓师法唐初绘画巨匠阎立本，擅人物鞍马。曹霸的笔法比较接近阎立本，也说明曹霸与曹元廓是有相关联系的。 同时，晚唐郑处诲的《明皇杂录》里，还有“陈义、曹霸等善绘画，时称神妙”这样的记载，据考陈义乃是玄宗少年时代同学，也是南熏殿的中尚使。那么，陈义引见曹霸也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曹霸与其弟子韩幹共同创立的“曹韩”画马体系，对于后世的画马影响巨大。他们所画之马，不但龙性十足，而且有画马寄情的创造性，为后世画马开创了新天地。自宋元以来，凡画马必提“曹韩”、“曹将军”。 正当苏轼忙于吟诗赏画之时，北宋政坛发生了一件划时代的大事。 二月初三，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政知事。 参知政事，官名。又简称“参政”。是唐宋时期最高政务长官之一，与同平章事、枢密使、枢密副使合称“宰执”。唐制以中书令、侍中、尚书仆射之外他官任宰相职，给以“参知政事”等名义。宋代以参知政事为副宰相。简称“参政”。到宋代，设中书门下，此后参知政事则演变成一个常设官职，作为副宰相，其根本目的是为了削弱相权，增大皇权。 二十多天后，王安石与陈升之创制了三司条例司，开始议行新法。 陈升之，建州建阳（今福建省建阳市，位福建省西北）人。字旸叔，初名旭，避神宗讳，改字晹叔。建阳三桂里（考亭）人，进士出身，时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此时王安石行变法，设制置三司条例司，他在该机构名称问题上与王安石相忤，乃称疾不朝。 此刻还是初出茅庐的无名小辈的苏轼兄弟，刚刚抵达京师，兄弟俩住到了南园。 南园是父亲在京师所置的产业，苏轼也算是到了自己在京城的家中。此时的苏轼，还不知道自己一生的宦海沉浮都与新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二月中，由于王安石已经大权在握，此人平素最为厌恶好议论朝政者，因此除丧还朝的苏轼被以殿中丞、直史馆授判官告院（掌文武官员、将校告身及及封赠），兼判尚书祠部（掌尚书省祠部曹）。 宋朝的官名很长，但苏轼的这种小官工作的确清闲，“颇甚优闲，便于懒拙”，不过这正和苏轼的心意。只是苏辙要到制置使上班，工作极为繁重，每天早出晚归忙得不可开交，对于哥哥的清闲工作极为羡慕。 三月十六，弟弟苏辙被任命为制置三司条例司检祥文字。 制置三司条例司，是熙宁变法开始时的决策机构。 变法以前﹐宰相枢密使不得与闻财政大计﹐造成兵、财、民三权的脱节，问题丛生。为改变这种情况，熙宁二年（1069）二月二十七日﹐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的同时﹐随即就创建了这个机构﹐作为变法的领导机构，以“经画邦计﹐议变旧法﹐以通天下之利”。权力凌驾于三司之上，中书及门下皆不得过问。 主官为同制置三司条例，共二员，掌领制置三司条例司，制订新法，签书三司条例司公事。因初置时，由参知政事王安石与知枢密院事陈升之同领，故冠之以“同”字。属官为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二员或三员；制置三司条例司相度利害官，若干。并有权临时选官遣使，考察新法实行之利弊。 为什么要任命苏辙为制置三司条例司检祥文字，是因为苏辙先前曾上疏神宗皇帝，大意为苏辙心中认为国家要想国库充盈，不是想尽办法去向民间去求财使得国家富裕，而是去想办法去堵塞使国家财富流失的漏洞。具体的漏洞有三个：一是官员编制冗余，二是国家养活的冗兵过多，三是财政支出的不必要的花销过多。 苏辙的奏疏到了神宗皇帝那里，神宗将奏疏原件转到中书省，并在奏疏上批示如下： 朕详观疏意，知道苏辙同志确实是潜心研究了当世经济社会的各项事务，观点大都切中时弊（主要是切中了自己的心理），作为下属官员，非常之难能可贵。 于是，当即诏对苏辙于延和殿，任命为上述的官职。 苏轼知道，如今变法的诸事措置，虽然王安石、陈升之二人压力很大，但检详官的苏辙却得在每项事务上身体力行、亲力亲为。 三月二十七，苏轼在给二堂哥苏不疑的家信中，对堂哥诉说了苏辙的辛苦与不易。 苏轼此前的猜测果然应验了，光棍汉董传在韩琦的提携下突然间就得了官，娶了老婆，可能是自己的穷命里无法消受吧，本年二月间突然亡故了。 苏轼与董传的其他一些故旧人等凑了点钱，但还远远不够安葬董传之需，只得上书韩琦，先说董传确实有才，然后又介绍了董传家里的窘境，母亲守寡多年，弟弟孤弱尚小，连吃饭都有些困难。如今董传父子的灵柩都暂厝在寺庙里无钱下葬，盼望惜才的韩大人能拨出一点经费来办理董传的丧事。 听说陈铎学士要从泾州经过，韩大人不如让他把钱带给在歧下的宋迪（苏轼替韩大人考虑的极为周全），由宋迪来主持董传的后事，若赙金还有结余，那就交给董的家人以应急需。 就这样，如愿处理完董传的后事，苏轼又忙着为眉山老乡任伋（字师中）赴任黄州通判而写诗送行，还把写的诗也寄给了任伋的兄长任孜（字师平），此时，任孜正在四川简州平泉县令任上。 这是苏轼在丁父忧之后，又开始提笔作诗了。 说起这位老乡任伋，字师中，眉州眉山人。少学读书，通其大义，不治章句。任侠，喜事。初为河南新息令，民爱之，买田而居。后通判黄州，转知泸州，殁。 任伋与其兄任孜，相继举进士中第，知名于当时。眉州人皆敬之，号之“二任”，“吾州之豪任公子，少年盛壮日千里”，而父亲苏洵在世时，尤其与二人厚善。 苏轼做梦也想不到，此次为老乡送行的去处黄州，十年后将成了他生命中刻骨铭心的所在，黄州可谓是日后令苏轼真正脱胎换骨的地方。 闲暇时候，苏轼开始相继作些诗。 先是秀州（除海宁外的今嘉兴地区与 海的吴淞江以南部分）的僧人本莹（慧空）来访，苏轼作诗“静中不自胜，不若听所之”，来劝说僧人本莹人处世间不可能达到完全的清静。 接下来，苏轼又给京兆人(今西安)石苍舒（字才美）寄诗，表达了自己对于书法的理解。石苍舒官为承事郎通判保安库。善行草，有骨气。弄笔日久，以至于堆在墙角的秃笔如山。书法理论经营在心，舒卷随手而自如，人谓其已得“草圣三昧”。 可苏轼认为“人生识字忧患始，姓名粗记可以休”，认为人一旦开始认识字，对世事就开始患得患失起来了。自己对于书法的认识则是“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这也是对宋人书法“尚意”指向的高度概括。 太原人王颐赴福建路建州钱监（监督钱币的铸造和流通的官职）任之前，来找苏轼求诗及草书。苏轼在凤翔时，还是武功令的王颐（字正父）就与之相厚，还送过苏轼一方“凤咮砚”和一只盛放舍利的龟形铜盒。 面对故旧，苏轼欣然提笔作了首诗赠与王颐，至于草书，苏轼借用了东汉书法家张芝“下笔必为楷，则匆匆不暇草书”的典故，对王颐开玩笑说，我就留一首诗道个别算了，至于草书嘛，成天光写楷书了，我也觉得真是没时间来写。 熙宁二年四月，朝廷下诏要求商议学校贡举之法，命令两制、两省、待制以上、御史台、三司、三馆等臣僚一个月内要把商议的结果汇总后报告朝廷。 这大概是王安石的手笔，其目的是要着意变更贡举之法，即今后考试不再考诗赋和明经诸科，考进士就以经义和论策为主。 作为政治任务，五月间，苏轼以殿中丞、直史馆、判官告院的身份写了一篇状文，向朝廷上奏了自己的看法。 苏轼认为，获得人才的方法，在于了解人的才能。而了解人的才能的方法，在于考察人的实际办事效果。贡举制度已经实行了百年，有人主张实行策论考试而罢去诗赋项目，从语言的文辞来说，策论有用诗赋无用，而从国家的政事来说，诗赋和策论则是均为用处的。 那些个进士日夜研习儒家经传，兼修子书、史书，可以说是博览群书、融会贯通了，但一旦从政，这些东西又能用得上多少？ 上奏之后，苏轼所能做的只能是战战兢兢，“伏候敕旨”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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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章 苏轼与神宗小皇帝的亲密接触 谁知，当苏轼的奏议刚刚送达朝廷，宋神宗看过后，当即下诏即日召见。 据说，神宗看到苏轼的奏议，若有所悟地颔首说，原来有很多问题我百思不得其解，直到看了苏轼上奏的奏疏后，一切都释然了。 所以，才决定即日召见。 看到苏轼，二十一岁的宋神宗劈头盖脸就问，你认为用什么方法能有助于朕的宏图大业？ 苏轼故作谦虚地推辞再三，“只得”斗胆上奏说，微臣私下里认为，陛下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愿陛下安静以待物来，然后再应对之。 神宗竦然接受说，爱卿所言，朕一定详思之。 这次的皇上在便殿里召对苏轼，苏轼知道了神宗皇帝的心思，但凡在馆阁里任职的臣僚，都应当替皇上认真考虑治乱问题，指陈为政的得失，不要有所隐瞒。自那以后，苏轼每见其他的同僚，都会把陛下的话原封不动地正告给他的同僚。 短时间内，苏轼上了《议学校贡举状》后，又一鼓作气地上了《议买浙灯状》与《上神宗皇帝书》。 苏轼虽然耿直，却也并不莽撞。 毕竟自幼饱读诗书，又有父母的悉心教导，在礼数方面那也是拿捏得死死的。 在家丁忧两年多，归来已是熙宁三年（1069年2月），正是年轻的神宗皇帝踌躇满志的时候。苏轼自知很多情况都要熟悉，不可冒失，于是他一边按部就班做着自己的本职工作，一边默默关心着朝廷事务。 就这样过了一年，苏轼都没什么动静。 其实这一年发生了很多惊天动地的大事，宋神宗采纳了王安石全面改革的方案，从年初开始就强力推行变法，朝中大臣一片哗然，支持声、反对声此起彼伏，好不热闹。苏轼因为官位低，对情况了解不深，没有轻易开腔。神宗皇帝到底是什么性格，对待意见建议会是什么态度，这些都需要假以时日观察，岂能鲁莽行事（说明苏轼一点都不傻）。 要说苏轼对新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没有自己的观点，那也绝不可能。 他只是认为还没有到开口的时候，不能为了凑热闹而发声，必须言之有物，也必须用恰当的方式发声。深入观察了一年，苏轼对新法已经有了明确的立场和主张，至少打好了《上神宗皇帝书》的腹稿，但他没有写出来，而是借用一件小事“投石问路”——递上了《谏买浙灯状》。 元宵佳节皇宫买灯，实在是不足挂齿的小事，皇帝纳谏或不纳谏，都无伤大雅。这里苏轼留下了伏笔：如果皇帝纳此谏，那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禀报；如果皇上不纳此谏，那也犯不着再说什么，甘愿受罚罢了。 买浙灯之事说小也不小，涉及皇帝失民心还是得民心的原则性问题，绝对值得一奏。 简单介绍一下此事的背景： 熙宁四年元宵节，神宗皇帝想张灯结彩庆贺一下，便下令当时最好的苏浙花灯禁止交易，全部低价卖给皇家。苏轼认为，皇帝从自身角度考虑，为了过节观赏一下就花费那么多钱，太浪费了！皇家也要崇尚节俭。 而神宗却认为，扎个纸灯笼成本不值几个钱。这也说明神宗皇帝在皇宫大院长大，年纪轻轻的（要知道，苏轼此时已经三十五岁了）考虑问题很不周全，他不知道扎浙灯的都是穷苦的手艺人，灯笼是他们全家的口粮，大老远送到京城来卖，成本除了材料钱、手工钱，还有运费、贷款的利钱等。 往年都是自由交易，价格能卖得高些，现在只允许卖给皇家，还低价收购，那是要亏本的。于是苏轼耐心向皇帝说明情况，请求收回成命。 谁知，过了不久，神宗小皇帝竟然采纳了苏轼的建议，把买灯笼的安排取消了（这就像大学里做社团工作的大学士，热情满满）。 苏轼非常激动与受宠若惊，紧接着就又上了《上神宗皇帝书》。 《上神宗皇帝书》，是苏轼对于王安石变法之态度的一种真实体现,反映了这一时期苏轼对王安石变法的理性批判。 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在军事方面，苏轼还是极为幼稚的。因为军事与外交等重大的工作，那是需要经过长期历练方能奏效的。 当时，契丹、西夏疆域虽广，但多为不毛之地，或因气候原因无法耕种。由于环境恶劣、资源短缺，势必得向外拓展，压缩北宋生存空间，双方为此在边境上大打出手也是情理之事。 北宋政权自建立之始，赵匡胤为了防止武将飞扬跋扈，重蹈李唐覆辙，为了能够消弭隐患那是绞尽脑汁，最终通过一系列措施解除了武将的兵权。 但是，此举虽然对加强中央集权固然有利，却形成了北宋将不知兵，兵不知将的特殊兵制。一旦战争发生，协调作战的灵活性就完全丧失。武人跋扈的情况虽然得到有效遏制，但矫枉过正，过于束缚了武将的手脚。在战争中又不断削弱武将实权，刻意抬高文官的地位。崇文抑武令武将素质普遍下降，武人心理失衡，不思进取，畏战心理严重。 特别是宋太宗两次北伐失败后，彻底丧失与北方游牧政权作战的信心，转而将全部心思用在了“守内”一面。后来，继任者不思振作，宋廷逐渐形成了“守内虚外”的国策。 所以到了北宋中期，被洗过脑的像苏轼的这类文官，也说过那些极具代表性的令人啼笑皆非的话。例如，他在上神宗皇帝书中竟然这样说：“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强与弱。”历史证明，宋廷上下不以开拓进取为立足之本，反以修道德、务本业为根本，完全是舍本逐末。在强敌环伺的情况下，与强邻不是比谁的拳头更硬，而是大谈礼义道德，宋人大概是脑子被驴给踢了。 ——这也许就是传说中的“历史局限性”吧！ 神宗皇帝在一字不漏地拜读了苏轼的三封奏章后，也许是被苏轼的爱国精神感动了。 据史料记载，有一天，神宗问王安石道，苏轼的为人如何？ 王安石知道苏轼向来对于新法的态度，可以说是自己的异己，恐怕年轻的神宗皇帝接下里会重用苏轼，所以连忙说： 陛下为什么要召见苏轼？ 神宗道，朕看到苏轼的奏议异于诸人，所以决定召见。并且苏轼还对朕说，陛下若轻易就召见微臣，这样并不好。因为人臣向来以得到皇上的召见为荣，如今陛下尚不知道微臣的情况，就仅以一些上奏的言语就召见微臣，那么恐怕朝廷上下人人都会争相效仿。 又说朕给臣僚封官封的太快，以至于今后效果如何以至于不能始终。苏轼这些话，爱卿认为如何？ 安石道，陛下给臣僚加官，不会不加考实，虽然加官但有何害？ 神宗又道，苏轼还给朕讲了一些兵法上的道理，他说先动者为客，后动者为主。主常胜客，客不常胜，治天下亦然。人主不欲先动，常以静应之于后，乃胜天下之事。他的这些观点怎么样？ 安石道，苏轼说的有些道理，但是（注意这个但是），这都是“道之经”，而非“道之变”，圣人之于天下，感而后应，苏轼的言论也符合这一道理。但是（又一个但是），世间的事态变化无常。譬如用兵，不是每次的后动者都能得胜，这是获胜方的时与势都为之相宜啊（我们注意到，堂堂大宋朝的命运，都在两个文人与一个二十来岁的小青年手头捏着）！ 神宗道，爱卿所言极为精辟！照你这么说，苏轼这个人用一些事去试试他如何？ 安石道，微臣已多次上奏，试人当以事。 其实，王安石真正中意的人选是吕惠卿。 后来，神宗皇帝又问曾公亮说，苏轼这个人每次奏对都很明敏，是否可以一用？ 曾公亮说，京师尚没有人选。 为什么这位曾同志说话能够这么有底气，我们来先看一下此人的档案吧： 曾公亮，字明仲，号乐正，泉州晋江县(今福建省泉州市)人 ，是个不折不扣的官二代。 曾公亮原为刑部郎中曾会之次子，他自少时起就颇有抱负，且器度不凡，为人“方厚庄重，沈深周密”。 宋仁宗天圣二年(1024年)，曾公亮登进士第，授会稽知县。他自地方官员累升至知制诰、翰林学士、端明殿学士、参知政事、枢密使等职，在嘉佑六年(1061年)以吏部侍郎、同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正式拜相。 宋英宗即位后，加中书侍郎兼户部尚书。宋神宗即位后，再加至门下侍郎兼吏部尚书、昭文馆大学士，累封鲁国公。之后因年迈罢相，带司空兼侍中出镇河阳三城，又判永兴军，最终以太傅致仕。 元丰元年(1078年)，曾公亮去世，年八十。获赠太师、中书令，配享英宗庙廷，赐谥“宣靖”，是宋理宗时为昭勋阁二十四功臣之一。曾公亮曾与丁度承旨编撰《武经总要》，为中国古代第一部官方编纂的军事科学百科全书。 王安石道，苏轼没有外放过，居京不会长久，不如先擢为京城里的推官。 神宗道，朕有意着苏轼修编中书条例。 王安石赶紧说，苏轼此人与微臣的所学所见皆异，陛下若是让苏轼来修编中书条例，朝廷上下估计都不愿意。以苏轼的个性，他断不肯去为了迎合众人而去完成制定的条例，到时候恐怕还会发一些奇谈异论，坏了变法的大计！ 陛下用人，必须要再三考察，实可用乃用之。今陛下只是看到了苏轼上奏的言辞，其言论尚未见到什么效果，因此断不可轻用！ 君臣的这一番对话，使得苏轼的政治生涯就多了一道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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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章 王安石其人 熙宁二年六月二十七，朝廷下诏举荐谏官。 诏命一下，张方平就忙碌开了。经过老张的一番绞尽脑汁的筛选与斟酌，还真为圣上推举了两位。 其一为尚书刑部郎中李大临，字才元，成都华阳（今已并入双流县）人 ，按年龄年长苏轼二十七岁。老张的评语为：识蕴纯深，风举冲远。——文绉绉的，意思不外乎此人优秀哩不能行。 其二为殿中丞直史馆苏轼，这就不用细说了，我们来看看老张的评价：文学通博，议论精正。还行，说实在的，老张的这些个评价还是极有水准，甚为客观公正的。 只可惜，有着王安石先生的加持，这两个人选均名落孙山，一时间也让张方平老老人家开始怀疑起了自己那自以为独到的眼光。 七月二十二，时年五十岁的河南府缑氏（今河南偃师东南缑氏镇）人李育（字仲蒙）病故。老李的儿子命人来求告苏轼，想让苏轼给写一篇哀辞。 老李为官清廉，家境贫寒，他的一生可以说是不幸的，但又可以说是万幸的。因为，此人与苏家的渊源，使得他的大名因为苏轼的手笔而青史留名。 老李曾以司封郎、直史馆之职担任歧王府记室参军晚年还曾任职凤翔府，以经学辅助长官，与苏轼的任职范围有着交集。 老李学问渊博，精通毛氏《诗经》和司马迁的《史记》，对人非常友善，即使别人对他不恭他也绝无报复之心。苏老泉初入仕是在太常寺任职，其时老李为太常博士（太常寺掌管祭祀之事的官员，正七品），老李与苏老泉朝夕往来，十分友好。所以说，李育这个人与苏家可谓是世交了。 对于老李儿子的请求，苏轼可以说想都不用想就答应下来了。 过了三天，王安石一手编写的《英宗实录》书成（王同志完全有此实力），由曾公亮呈给了圣上。 熙宁元年，曾公亮提举，王安石本来当时已经进入翰林院，但老王还是毛遂自荐地要亲自完成此书的修撰，且不要专门配置办公室，最终用一己之力成书三十卷。就连苏轼阅后也曾对别人大赞曰：此书“词简而事备，文古而意明，为国朝诸史之冠。” 王安石出身于临江军(今江西樟树)，生活在地方官家庭，也属于是官二代。 王安石自幼聪颖，读书过目不忘。而且他从小随父宦游南北各地，更增加了他的社会阅历，开阔了眼界，目睹了人民生活的艰辛，对宋王朝“积弱”的局面有了一定的感性认识，青年时期便立下了“矫世变俗”之志（王安石变法的出发点是好的，这一点从年少时期的志向就可以看得出）。 在他进入仕途充任地方官吏时，还特别能够关心民生疾苦，多次上书建议兴利除弊，减轻人民负担。由于较长时间接触了解社会现实，所以他对北宋中期隐伏的社会危机有着理性的认识，“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 庆历二年（1042年）三月，王安石考中进士，授淮南节度判官。之后又调任鄞县(今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任县令，为人正直，执法严明，为百姓做了不少有益的事。 比如，在任期内王安石曾经组织民工修堤堰，挖陂塘，改善农田水利灌溉，便利交通。在青黄不接时，将官库中的储粮低息贷给农户，解决百姓度荒困难（注意了，这种成功案例给了王安石推行新法的底气，是新法推行的滥觞与渊薮）。 嘉佑三年(1058)，改任三司度支判官的王安石向朝廷提交了《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系统地提出了变法主张，法度必须改革，以求其能“合于当世之变”，要求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抑制大官僚、大地主的兼并和特权，推行富国强兵政策。 王安石认为变法的先决条件是培养人才，因此王安石改革科举制度，改革取士。废明经，设明法科。进士科不考诗赋考时务策，整顿太学，唯才是举，培养经世致用的人才。 宋神宗继位，起用王安石为江宁知府，随即又诏为翰林学士兼侍讲，为摆脱宋王朝所面临的政治、经济危机以及辽、西夏不断侵扰的困境，1068年，神宗召王安石“越次入对”，王安石即上书主张变法。次年任参知政事，主持变法。为指导变法的实施，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物色了一批拥护变法的官员参与制订新法。 说到苏轼的政敌，最难措辞的莫过于王安石了，然而事实上又绝对无法回避王安石，因为两人不但分属两个政治营垒，又是上下级关系，而且彼此之间还有纠缠不清的私人恩怨。王安石去世后，中书舍人苏轼为其撰《王安石赠太傅》的“制词”，足见关系的不一般。 苏轼一入仕途就陷入了新旧党争，他的父亲和弟弟、他敬爱的朝中元老、他的亲朋好友，几乎无一不是站在旧党一边的。当然，更重要的是苏轼本人的政治观念与新法南辕北辙，他的学术思想也与新学格格不入，忠鲠谠直的他不可能违心地对方兴未艾的新政沉默不言，他势必要成为新党的政敌，也势必要与新党党魁王安石发生冲突。 苏洵也与王安石素不相协，嘉祐年间苏洵以文章名动京师，王安石却未有一言褒奖。王安石的母亲去世，朝中大臣纷纷前去吊唁，苏洵独不前往（有个性）。 其实，苏轼起初对其父写《辨奸论》是不以为然的，认为有些话说得太过分。苏轼对王安石的文才也非常赞赏，曾称道王安石所撰的《英宗实录》为本朝史书中写得最好的。 但是苏轼对王安石好为大言诡论的行为非常不满，曾在祭刘敞的祭文中予以讥刺。 熙宁二年(1069)，苏轼上疏论贡举之法不当轻改，神宗非常重视，当天就予接见，然后又想让苏轼修中书条例，王安石阻拦并力荐吕惠卿。同年，苏轼为国子监举人考官，策题以历史上君主独断或兴或亡之事为问，王安石大为不悦。神宗又想让东坡修起居注，王安石却说苏轼不是“可奖之人”。神宗说苏轼文学出众，为人亦平静，司马光、韩维等大臣都称道之。王安石回答说苏轼是“邪险之人”，还说1066年苏轼遭父丧时，韩琦等赠送赙金不受，却利用运丧的官船贩卖苏木入蜀，还说此事是人所共知，所以苏轼虽有才智和名望，但只能当个通判，不可大用。 然而王安石却绝非奸佞小人，他与苏轼的矛盾仅仅是政治观念的不同，为了推行新政，王安石当然要打击，排斥清洗反对派，但也仅仅是将其降职或外放，从不罗络罪名陷害对手，也从未企图将对方置于死地。 甚至，当“乌台诗案”发生时，已经辞官的王安石还挺身而出上书皇帝，营救朋友兼政敌苏轼，直言“岂有圣世而杀才士乎”。 要知道王安石与苏轼长期政见不和，而苏轼却正是因为蔟击新政而罹祸，王安石却能摒弃私见主持公道。更何况，当时不但苏轼本人已经屈打成招，就连他自己的许多亲朋好友都噤若寒蝉，无人敢为他说一句话，而王安石这时却是一个被皇帝和百官厌弃的人，此时他受尽攻击遍体鳞伤，又痛失爱子家破人亡，一人孤独在家独守贫寒，在这种情况下他还能冒险在苏轼的亲友都不敢为他说话的当口上书皇帝为他申冤，正因为个人品德高尚，所以他可以不顾个人好恶宁肯冒着危险在别人都不敢为苏轼说话，甚至连其亲朋好友都不敢为苏轼说话时，在自己失势的情况下仍然挺身而出为苏轼向皇帝直言鸣冤，真可谓高风亮节！ 同样，苏轼对王安石的不满也仅仅限于政治观念上，苏轼不但在王安石落难之后写诗给他，说“从公已觉十年迟”，而且在代宋哲宗所拟的敕书中，高度评价自己的这位政敌，说正因为天意要托付“非常之大事”，才产生王安石这样的“希世之异人”，并称赞他“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期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 王安石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位卓越的文学家。 他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把文学创作和政治活动密切地联系起来，强调文学的作用首先在于为社会服务，强调文章的现实功能和社会效果，主张文道合一。他的散文大致贯彻了他的文学主张，所作多为有关政令教化、适于世用之文。 王安石的政论文在唐宋八大家中是突出的，他驾驭语言的能力非常强，其言简练明快，却无害于笔力雄健。其文以折为峭而浑灏流转，词简而意无不到。 他不仅能写出《元日》：“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还会写出《梅花》：“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这样的诗句，所著的《伤仲永》还在我们今天的人教版初一下册课本中有收录。 他的散文雄健简练、奇崛峭拔，大都是书、表、记、序等体式的论说文，这些文章针对时政或社会问题，观点鲜明，分析深刻，长篇则横铺而不力单，短篇则纡折而不味薄。 王安石的诗歌造诣也很深，王安石的词，今存约二十余首。 其词作虽不能闻名于世，但其“作品瘦削雅素，一洗五代旧习”。《桂枝香.金陵怀古》一词，通过描写金陵（今江苏南京）壮丽景致及怀古伤今，揭露六朝统治阶级“繁华竞逐”的腐朽生活，豪纵沉郁，被赞为咏古绝唱。该词作同范仲淹的《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一词，共开豪放词之先声，给后来词坛以良好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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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一章 王安石变法前后的政治背景 站到今天的历史角度再来回顾千年前的这场社会改革，王安石变法的宗旨其实就是致力于解决宋朝当时的“三冗”问题。 为此，王安石出台了一系列的措施手段，目的就是精简人事、精简费用、增加国家的收入，同时又不增加人民的负担。 北宋初年，宋朝统治者由于对土地兼并采取“不抑兼并”态度，导致三分之一的自耕农沦为佃户和豪强地主隐瞒土地，致使富者有田无税、贫者负担沉重，连年的自然灾害加剧了农民苦难，因而造成各地农民暴动频繁。北宋与西夏和辽国发生多次战争，土地不断遭到外族的蚕食。 朝廷内部的改革派与守旧派的斗争也日趋激烈。 加之北宋政府采用分化事权的方式以集中皇权，比如，宰相职位一般由多人担任，同时还设定了枢密使、参知政事、三司使，来分割宰相的军、政、财权。官职也不断增加，导致北宋机构臃肿。同时，由于封建社会根深蒂固的恩荫制，一个官僚一生当中可以推荐数十个亲属来当官。 北宋时期还大兴科举，参加科举应试的人数急剧增加，考取进士人数也相应地增加。这一现象，被称之为“冗官”。 当时的北宋政府为了防范武将实行更戍法，频繁调动武将，导致“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并设立不同机构管辖军队，调兵权与领兵权分离，严重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由于军队涣散，指挥效率和战斗力较低，导致北宋在与辽国和西夏的斗争中常常失败。 为了稳定社会秩序只得招收流民入军，军队数量有所增加。灾荒年还得再招募一些流民进入到军队中去，不仅军队战斗力下降，军费还相应地增加。这一现象，分别叫做“冗兵”、“冗费”。 冗官，冗兵、冗费等问题导致政府财政支出增加，不仅如此，北宋政府每年还要给西夏和辽“岁币”，与此同时由于土地兼并现象严重，富豪隐瞒土地，导致财政收入锐减，因而又造成了北宋政府的财政危机。 王安石出身贫苦，深知国家的弊病，于是便想对症下药。宋朝养兵太多，他就提出全国皆兵，凡是身体好的人都有当兵的义务，平时加强训练，有战事时，这些人就可以征调出来作战。官员效率低下，他就提高吏员的地位和俸禄，吏员有了足够的薪水，就会减少违规，效率也会得到提高。 于是乎，有了王安石的上位。 熙宁元年(1068)时，新即位的小皇帝宋神宗问王安石道，当今社会的治国之道，爱卿你认为什么是重中之重？ 王安石答道，“以择术为始。” 也就是说，我们要找到治理国家的霹雳手段。当然了，这与如今“弃术近道”的观点截然相反，可能王安石同志觉得当时的儒家大道已经无法约束社会的进程了，必须得靠一点权术来变革一下才能以奏效。 到了熙宁二年，宋神宗又问王安石道，不知爱卿心中的变革之术，以何为先？ 王安石答道，变风俗，立法度，方今所急也。 熙宁二年（1069）二月，在给神宗小皇帝洗脑成功后，踌躇满志的王安石开始推行新法，采取一系列的改革措施。 由于深得宋神宗的赏识，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开始大力推行改革，进行变法。 在经济方面，王安石出台了相当多的举措。 比如，他提出了免役法，即让不愿服劳役的人缴纳一笔钱，朝廷用这笔钱雇佣专业做劳役工作的人代替他们。这个方法确实很精简，朝廷得到了一笔经费，就是所谓免役钱。而雇人服役，既提高了效率，又能节俭一笔开支。 此外，王安石提出青苗法，其实就相当于现在的“农耕贷款”。老百姓在田里播了种，在农作物还没有收割的时候，百姓通常都比较穷困，往往要向放高利贷者借钱度过这段拮据的日子。 而王安石干脆以官方的名义借钱给老百姓，等农作物丰收以后，再加一点利息还给朝廷，这样既让百姓解了燃眉之急，又使国家得到一笔收入，堪称两全其美。 历史上，王安石做这些改革时抱定了很大决心，他对宋神宗说：“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这样坚决的态度，放在历朝历代也是少见的。然而宋朝朝廷内的派系林立、朋党攻讦却注定了这场伟大改革的失败。在宋仁宗时期，北宋就有庆历党争，两个派系意见相左，互相攻讦，到了宋神宗时情况更甚。 例如，当时的翰林学士范镇认为，实行“青苗法”是变富人之多取而少取之。然“少取与多取，换汤不换药，充其量就是新瓶装老酒，犹五十步与百步，半斤八两的伎俩。 于是，七八月间不以为然的范纯仁老先生上书皇上，公开指责安石是“掊克财利”，完全舍弃了“尧舜知人安民之道”。 御史中丞吕诲也上书劾王安石巧诈，说他：“置诸宰辅，天下必受其祸”。 吕诲，字献可，幽州安次(今河北廊坊西)人。从小在京师开封长大，吕端之孙，也是个不折不扣的官三代。王安石执政时，吕诲上书直言其不通时事，若被大用，则非所宜。此人为官曾三居谏职，皆以弹奏执政大臣而罢，时人推服其耿直，号称是北宋著名的敢谏之臣。 一次宋神宗和文彦博讨论变法之事，神宗道，我们更张法制，我知道士大夫们诚多不悦，然与百姓何所不便？ 文彦博直言道，朝廷是与士大夫一起治理天下，而不是与百姓一起治理天下的。 第二年，司马光也给王安石写了三封长信。 其中的《与介甫书》责难王安石说“财利”不应该委托国家的三司来治理，更不应该成立制置三司条例司和设立提举常平广惠仓使者。又列举实施新法“侵官”、“生事”、“征利”、“拒谏”、“致怨”等弊端，要求王安石废弃新法，恢复旧制。 而同样是在写作上有两下子的王安石，则立马回复了《答司马谏议书》进行了反驳： “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某知罪矣，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那意思是说，你司马君实说我在位日久，没有为老百姓谋求到利益，我王某人知罪。但若是说我因循守旧，在其位不谋其政，则就是你的无知之举了。 被气得差点吐血的司马光老先生，只得心如死灰地向宋神宗辞职，从此就隐居洛阳再也不问世事，而是专心编纂起了他那《资治通鉴》。 意见分歧的派系彼此之间你争我夺，常常不管策略的好坏，只要是派别不一样，就用各种理由批判对方、反对对方。 当王安石实施新政时，反对者就更多了，虽然宋神宗对王安石很信任，但是群情激愤时，王安石也不得不请辞。在八年的改革期间，宋神宗不得不两次解除王安石的职务，新政最终无果而终。 王安石是很有才能的宰相，宋神宗也是锐意进取的皇帝，但他们却没有配合的班底，也没有合用的结构。宋神宗死后，保守的皇太后马上重用司马光等保守派，新政即遭到全面废除，王安石的变法也随即宣告失败。 在新法的推行实践中，王安石阐释了政事和理财的关系，他认为只有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才能解决好国家财政问题。执政以后，王安石继续发挥了这一见解。在改革中，他把发展生产作为当务之急而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 另一方面，王安石虽然强调了政府在改革中的领导作用，但他并不赞成国家过多地干预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反对搞过多的专利征榷，提出和坚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张和做法。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推动改革变法，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导下变法派制订和实施了一系列新法，从农业到手工业、商业，从乡村到城市，展开了广泛的社会改革。 与此同时，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改革军事制度，以提高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强化对广大农村的控制。为培养更多的社会需要的人才，对科举、学校教育制度也进行了改革。 令人遗憾的是，变法触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两宫太后、皇亲国戚和保守派士大夫联合起来，共同反对变法。因此，王安石在熙宁七年(1074)第一次罢相。次年复拜相王安石复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不能把改革继续推行下去，于熙宁九年(1076)第二次辞去宰相职务，从此闲居江宁府。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保守派得势，此前的新法都被废除，王安石不久便郁然病逝。 但从根本上讲，宋朝当时的社会状况已经到了必须得变法图强的地步，不管有没有王安石，神宗都得变革。只是有了王安石，变得更彻底、更矛盾、更惨烈罢了。 王安石的变法虽然成功地做到了民间收财，变成军费这前两步，以及前期的战争，也就是击败吞并了河湟吐蕃，但面对与西夏的生死之战时，却在成功的前一瞬间失败，这样链条就断裂了。 资金链条一断，没有后期的资金回笼，那么前期对国内的急征暴敛就真的成了比苏轼等反对者眼中的“劣法”，不仅伤及国本，更让官员体系产生分裂，直接导致北宋末期残酷的党争，间接地演变成了北宋灭亡的根本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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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二章 王安石变法的内容（一） 北宋王安石于宋神宗熙宁年间进行的改革，史称王安石变法。 治平四年(1067)正月，宋神宗赵顼即位。年纪轻轻的神宗皇帝立志变法革新，熙宁元年(1068)四月，就特召四十八岁的江宁（今南京）知府王安石入京，企图变法立制，富国强兵，改变积贫积弱的现状。 王安石首先成立了一个指导变法的新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条例司撤销后，由司农寺主持变法的大部分事务，曾布、吕惠卿等人参与草拟新法。 由于我们企图反映的主体是，苏轼在任地方官后是如何在新法的氛围中行政的。至于王安石变法的历史意义，以及对于后世带来的结果是好是坏，千余年后的今天仍没有最终的定论。我们都不是历史学家，更不是熟知经济学的专业人士，在王安石变法这一问题上，还是留给后人去评说为佳。 所以经过耕文轩主人的粗略总结，这些新法按照内容和作用大致分为理财、农业、军事、教育等措施（内容可能会十分枯燥），其具体内容有十一项如下： 一、理财措施： 主题是“民不加赋而国用饶”，也就是说，通过限制大商人的盘剥复利，不必增加劳动人民的税赋就能使国库丰饶。在为国家理财方面主要有均输法、市易法和免行法。 1.均输法 熙宁二年七月，颁行淮、浙、江、湖六路均输法。 均输法不是宋神宗时王安石所首创，系仿桑弘羊、刘晏之法而加以变通。它最早出现在汉武帝时期，由桑弘羊所提出。此法在宋史里频频出现，每次都和王安石挂钩，被反对派骂得狗血淋头。均输法是汉武帝与匈奴掐架掐得最狠，搞得军费激增，国库见底时搞的国家紧急状态法令，汉时前后一共搞了两次，国内矛盾激烈程度比宋只高不低，但的确帮助汉武帝度过了难关。 王安石集团的原意是设立发运使，掌握东南六路生产情况和政府与宫廷的需要情况，按照“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的原则，统一收购和运输。 由发运使掌握六路的财赋情况，斟酌每年应该上供和京城每年所需物资的情况，“从便变易蓄买”，贮存备用，藉以节省价款和转运的劳费。均输法夺取了富商大贾的部分利益，同时也减轻了纳税户的许多额外负担。理解“均输法”，最要紧是八个大字：徙贵就贱，用近易远。 一、不是固定不变地向各地征敛实物赋税，而主要是在灾荒欠收物价高涨的地区折征钱币，用钱币到丰收的地区贱价购买上供物资，此即“徙贵就贱”。 二、如果有多个地区同时丰收物贱，就到距离较近、交通便利的地区购买，此即“用近易远”。 于是，均输法就可以达到“江湖有米则可籴于真，二浙有米则可籴于扬，宿亳有米则可籴于泗，坐视六路之丰歉，间有不登之处，则以钱折斛，发运使得以斡运之。不独无岁额不足之忧，因以宽民力。万一运渠旱干，则近有汴口仓庾”这样的效果。 通观制置三司条例司奏言全文，可以看出其议论的内容，虽然涵盖诸路上供的所有物品，但重点则是京师所仰的东南六路的粮食。 改革的出发点，是解决粮食供应问题。改革的途径，是扩大购买。均输法之“输”并不是运输，实乃输纳、供应之谓。均输法是对东南漕粮供应制度的变革，是属于政府消费性购买范畴的问题，与漕运制度本身并无多少联系。它的着眼点是漕粮，而不是漕运。 2.市易法 熙宁五年三月，颁行市易法。 大意是于汴京设都“市易司”，边境和重要城市设市易司或市易务，平价收购市上滞销的货物，市场短缺时再卖出。并允许商贾贷款或赊货，按规定收取息金。 后又将开封市易务升为“都提举市易司”，作为市易务的总机构。是中国宋代政府设置的专门机构，是直接收售物资，参与交易，以平抑市场物价的一种政策措施。也是王安石变法时在城市中推行的一项重要的新法。市易法在限制大商人垄断市场方面发挥了作用，也增加了朝廷的财政收入。市易法有平抑物价调剂供求的作用，限制奸商垄断居奇，把以前归于大商人的利得收归官有，增加财政收入。这一措施其实是来源于 桑弘羊的平准法，但有自己的特点：如“契书金银抵当”、“结保贷请”、召募行人、牙人为市易务工作等，都是王安石的新发展，与平准法的命吏坐市肆贩卖、不假手商人的作法有所不同。 均输法与脱胎于平准法的市易法推行以后，形成了对城市居民特别是工商业者的打击。原本立足于平抑物价、抑制大商人重利盘剥的新政策，蜕变成国家垄断市场、货源、价格，甚至批发与零售也被政府官员所操纵，哪怕想做不大的生意，也要先过政府官员这几道关口。于是，大中小商人一齐步履维艰，致使城市工商业开始凋零。从时人记载和苏东坡等人的大量文字中可以看到，全国城市商业与市场一时间相当萎缩而萧条，社会开始出现动荡不安的局面。这个结果看来不合情理实际却有其必然性，市易法的实质是对商业贸易实施国家垄断，市易法一方面打击了大商人、“兼并之家”，但是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中小商户的利益。 这样看来似乎这是一项十分完善的措施，既然政府与民众都受益，那么应该受到拥戴并继续推行下去，但是事实上，变法却引起了变法派的分裂以及王安石的第一次罢相。 3.免行法 熙宁六年七月，正式颁行免行法。 起因是开封府肉行（供应官府肉类）的徐中正（屠户）等人上书，建议由行户交纳免行钱后，行户的物资便不再送往官衙门。因为，宋都城开封官府衙门所需要的一切物资，均由京师诸行供应。但由于各级官吏上下其手，多多索取财物，各行所费钱财往往在官府所需物资的十倍以上，因而一些商贩、贫困百姓因作行户而破产者比比皆是。免行法规定，各行商铺依据赢利的多寡，每月向市易务交纳免行钱，不再轮流以实物或人力供应官府。 根据宋代的制度，各级官府的用度均需采买。供货商需要低价售于官府，还要免费送货上门，同时还得保证质量。这种不平等交易制度使得各级供货商不仅在与官府的买卖中赚不到钱，还得赔钱，成为了极大地负担。王安石变法中推行免行法，取消低价采买的制度，而是改为征收一部分的免行钱，作为一种商业税。商业税分给各级官员作为俸禄和补助，以此保障了商业活动的正常进行，促进了社会经济的繁荣。 免行法，这是王安石变法内容中的最后一条，也是王安石所受反对最多的一条，此法一出，也就说明王安石轰轰烈烈的“熙宁变法”彻底要失败了，因为从前文当中可以看到，曹太后和宋神宗母亲高太后亦向神宗哭诉“王安石乱天下”，这才导致王安石第一次罢相。 王安石推行“免行法”之前，大宋皇宫和权贵们的一切采购，尤其是在开封城的采购都是不花钱的，各商行必须为官府和权贵们无条件地奉上他们所需要的商品，不仅如此，官府和权贵们还肆意勒索这些商行提供远超采购需要的商品，倘不如意，即恃权惩治，小商贩多因此失业，这些多出来的供应就被各个皇族、后族、勋贵瓜分，历朝历代都有这样的既得利益者。 朝廷的各个官员其实都是世家豪门的代表，“免行法”的出现，这些世家豪门利益受损，群臣群起攻之，后族一样对王安石开始攻击了。如果说青苗法使王安石失去百姓之心，那么免行法则成为压垮新政最后一根稻草！ 二、发展农业生产 调整国家、地主和农民关系的政策以及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发展农业生产方面有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税法和农田水利法。 4.青苗法 熙宁二年九月，颁布青苗法。 青苗法，亦称常平给敛法、常平敛散法。北宋王安石变法之一。常平制度主要是在丰年时适当抬高价格籴（音迪）米，把老百姓手里的余粮以高于市场价收购，防止谷贱伤农；在荒年时适量降低价格粜（音跳）米，以平抑物价，拯济百姓。也就是“遇贵量减市价粜，遇贱量增市价籴”。 这一政策一直延续至今，国家储备粮制度便是这一制度的延续。 其实，“青苗法”唐代宗时已有此名，“税青苗钱以给百官俸”。青苗法最早是参考了宋仁宗时陕西转运使李参在陕西发放青苗钱的经验，王安石也在浙江鄞县实验过，效果良好。 青苗法规定以各路常平（中国古代储备粮荒平抑粮价的政府粮仓）、广惠仓所积存的钱谷为本，其存粮遇粮价贵，即较市价降低出售，遇价贱，即较市价增贵收购。其所积现钱，每年分两期，即在需要播种和夏、秋未熟的正月和五月，按自愿原则，由农民向政府借贷钱物。收成后，随夏、秋两税，加息十分之二或十分之三归还谷物或现钱。 青苗法使农民在新陈不接之际，不至受“兼并之家”高利贷的盘剥，使农民能够“赴时趋事”，但具体实施中一些官吏强制借贷，借机敲诈盘剥。总之，王安石的“青苗法”出发点是好的，在初期地方施行阶段也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但在全国推广之后，由于制度本身的缺陷加之施行中出现了一些弊端，这项制度最终被废除。不能就此说这项制度不好，只能说这项制度没有执行好。不管是说人性很贪婪或是说各级官吏都要吃饭，“水至清则无鱼”，不管处于什么朝代，理想总是丰满的，而现实则总是比较骨感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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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三章 王安石变法的内容（二） 5.募役法（又称免役法） 熙宁四年颁布实施。 王安石“募役法”所要变革的役，便是差役、职役。所谓职役，即乡户应征至州县衙门充任公人，或者在乡村充当基层行政人员，协助地方政府治理基层。将原来按户轮流服差役，改为由官府雇人承担，不愿服差役的民户则按贫富等级交纳一定数量的钱，称为免役钱，官僚地主也不例外。 募役法(免役法)规定由州、县官府出钱雇人应役。各州、县预计每年雇役所需经费，由民户按户等高下分摊。募役法使原来轮流充役的农村居民回乡务农，原来享有免役特权的人户不得不交纳役钱，官府也因此增加了一宗收入。 需要指出的是，宋朝的募役法也是在唐朝的基础上制定的。此法令使得原本拥有免役特权的大官僚大地主阶级也不得不交钱，这直接触动了他们的利益，也为日后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埋下了伏笔。总的来说，王安石变法的大多数内容都不是老王想破脑袋自己想出来的，而是有劳动人民和历史长期以来演变而成的！ 6.方田均税法 熙宁四年(1071)八月由司农寺制定《方田均税条约》，分“方田”与“均税”两个部分。“方田”是每年九月由县长举办土地丈量，按土塙肥瘠定为五等，“均税”是以“方田”丈量的结果为依据，制定税数。 颁布此法的起因是素有河北“粮仓棉海”之美誉的肥乡县，按田赋征税底册征收税赋，根本就无法征收到位。河北转运使杨偕面对这种现实，忧心忡忡却一筹莫展。税赋收不上来没法向朝廷交代，动用国家机器强行征收又唯恐激起民变，引发社会动乱。 恰好时任大理寺丞的郭谘与杨偕私交甚厚，知道这件事后对杨偕说：“处理这件事并不难，如果让我走一趟，可以马上解决。”杨偕非常高兴，马上上书仁宗皇帝，要求借用郭谘到肥乡县承办棘手的赋税征收事宜。皇上准奏并派遣秘书丞孙琳做为副手协助郭谘摄肥乡令。下令全国清丈土地，核实土地所有者，并将土地按土质的好坏为五等，作为征收田赋的依据。 郭谘上任伊始，即与孙琳深入肥乡县的社会底层调查研究，广泛听取民意，征求百姓意见，经过深思熟虑，制定了实际丈量土地，根据占有土地多少确定税额的方案：方田均税法。据《肥乡县志》记载，当年肥乡县免除无地而有租税者400家，纠正有地而无租税者100家，收取逃漏税款80万，逃亡的农民又重归故里安居乐业了。 方田均税法的施行减少了隐田逃税现象，丈量出大量隐瞒土地，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在短时间内大幅增加了国家赋税收入。而且方田均税法采用梯级纳税，比较科学。方田均税法虽然清出豪强地主隐瞒的土地，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也减轻了农民负担，同时却严重损害了大官僚大地主的利益，遭到他们强烈反对。 7.农田水利法 熙宁二年颁布。 北宋时期，因土地兼并，赋役不均，水利失修，田多荒废。王安石执政后，于熙宁二年 （1069）颁行农田水利法，派出各路常平官专管此事。凡吏民能提出土地种植方法，指出陂塘、堤堰、沟洫利弊，且行之有效，可按功利大小给奖。还奖励人民在各地兴修水利工程，开垦荒废田地。鼓励垦荒，兴修水利，费用由当地住户按贫富等级高下出资兴修水利，也可向州县政府贷款。条约奖励各地开垦荒田，兴修水利，修筑堤防圩岸，由受益人户按户等高下出资兴修。在王安石的倡导下，一时形成“四方争言农田水利”的热潮。北方在治理黄、漳等河的同时，还在几道河渠的沿岸淤灌成大批“淤田”，使贫瘠的土壤变成了良田。此法令在颁布后的七个年头里，当时全国兴修的水利工程达一万多处，灌溉民田36万多顷。 在“农田水利法”下达全国不到七年的时间里，全国兴修的水利工程就已达17093处，灌溉民田更是高达36177888亩。熙丰年间全国修复和新建的较大规模灌溉工程遍布全国各地，但从上表可见，京西路，即河南中西部的建设是最多的，这无疑是因为京西路是水利荒废的重灾区。 熙宁时期农田水利法的规模与成效，官员为督促田户修整陂塘，甚至采取了鸣鼓督催的方式，堪称一场声势浩大的农田水利运动。这些工程不但在当时促进了当地农业经济的发展，其带来的长远利益甚至一直延续到明代。 在京西路，即河南中西部地区，水利设施的广泛恢复带来的是移民和流民的广泛迁入和安置，灾荒年间产生的灾民很多也被安置在这些地方。北宋时期迁入南阳盆地的移民来源众多，契丹、陕西、河北、湖北、淮南、河东等地都有人口向南阳盆地迁徙。 人口得以上升，带来的是荒田纷纷开垦。由于水利的兴建，这些地区得以建设大量水田，种植水稻，人们由以前的“不习水田之利”到“粳稻大丰收”。对于水源的使用，宋神宗时代也颁布了严格的管理条例，神宗元丰二年（1079）三月诏令，“禁伊洛上源私取水者……惟西京分引入城，下流还归洛河”，来确保农业用水。 经过农田水利法的改革，京西路的河洛、汝颍、唐邓等地，由唐末五代到北宋前中期的“人稀，土不膏腴”，“土地褊薄，迫于营养”，得到大规模的发展，成了经济较为富庶的地区。 三、稳定国家秩序，这一方面属于军事措施。巩固国家秩序和整顿、加强军队的措施，有将兵法、保甲法、保马法以及建立军器监等。 8.将兵法 将兵法是兵制改革，就是把禁军的厢、军、营、都四级编制，改为将、部、队三级编制，这样可以有效缓解“将不知兵、兵不识将”的弊端。作为“强兵”的措施，王安石一方面精简军队，裁汰老弱，合并军营，另一方面实行将兵法。整顿厢军及禁军，规定士兵五十岁后必须退役。测试士兵，禁军不合格者改为厢军，厢军不合格者改为民籍。 自熙宁七年始，在北方挑选武艺较高、作战经验较多的武官专掌训练。将兵法的实行，使兵知其将，将练其兵，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废除北宋初年定立的更戍法，用逐渐推广的办法，把各路的驻军分为若干单位，每单位置将与副将一人，专门负责本单位军队的训练，以提高军队素质。由此，也造就了一批“百战骁勇”之师，以至后来宋军对西夏战争中，屡屡出现以少胜多的战例，竟然出现了以“不满千人，却贼数万”的非常战绩。 王安石全面整顿军队，取得了非常明显的效果，大宋军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因为，大宋军事力量增强，人猛马壮刀枪锋利，使得长期欺负大宋的北辽，也心生畏惧大宋一转身，从被人欺负而变成了准备欺负别人。这种转变，是建宋以来百年所未有过的故事。 9.保甲法 熙宁三年颁行。 将乡村民户加以编制，十家为一保，民户家有两丁以上抽一丁为保丁，农闲时集中，接受军事训练。各地农村住户，不论主户或客户，每十家（后改为五家）组成一保，五保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凡家有两丁以上的，出一人为保丁。农闲时集合保丁，进行军训。夜间轮差巡查，维持治安。保甲法既可以使各地壮丁接受军训，与正规军相参为用，以节省国家的大量军费，又可以建立严密的治安网，把各地人民按照保甲编制起来，以便稳定国家秩序。保甲法的目的是防止农民的反抗，并节省军费。其虽然收到了预期的效果，但也受到了保守派的猛烈攻击。 保甲法实行的本意是为了防止农民起义，加强管理，顺便减少国家军费开支，为国家培养一群具有一定防御能力甚至便利国家的军事力量，但是在后期施行上，保甲法却遇到了很多难题，最后连农民都唾弃这种法令了。原因就在于国家的过度施行，保甲法加强了君主专制，给皇权一定的保障，还训练了一批军事力量，但是忽略了百姓的感受。 10.保马法 又称保甲养马法。是将原来由政府的牧马监养马改为由保甲民户养马。保甲户自愿养马，可由政府给以监马或者给钱自行购买，并可以免除部分赋税。不久废止，改行民牧制度。保马法的实施，首先减省官府的开支，此外，对保甲的武艺训练，亦发生一些作用，因为加强了保甲制度。 而在之前的朝代里，曾有民间人士尝试养马，并做出了不俗的成绩。之后王安石总结出这些思想经验，推出了“保马法”。王安石变法当中推行的“保马法”，是由官府直接将马匹分配给想要养马的人家，明天这些领养马匹的人家能够勉收一定的税负，而且对于将马匹痒好的百姓更是给予一定的奖励，王安石企图通过这样的方式将官府承受的养马压力进一步分散、藏马于民间。 这样的方法是王安石对于前人经验的总结，同时也是针对宋朝积贫、积弱局面进行一定程度的改善。但是谁也没有想到，原本这个有利于国家，有利于人民的一项政策，反而因为时代的限制，最终成为一项扰民的政策。这是王安石没有想到的，也是当时众多的官员所始料未及的。 四、改革教育制度 王安石等变法派还改革了科举制，整顿了各级学校，为社会培养需要的人才。王安石在变法在教育上的措施主要有改革科举制度、整顿太学和在州郡广设学校。颁布贡举法，废除明经科，而进士科的考试则以经义和策论为主，增加法科。 11.熙宁四年(1071年)，颁布改革科举制度。 主要内容为废除以空洞的华而不实的诗赋词章取士的旧制，恢复以《春秋》，三传明经取士。 即要求考生联系当前实际采取参加经义策论的考试，这就把科举的立足点放在选拔具有经纶济世之志和真才实学的天平上，从而扩大了考选名额，使一大批新进之士取代反对改革的旧官。 同年秋，实行分上、中、下三班不同程度进行教学的太学三舍法制度。整顿太学，实行分上、中、下三班不同程度进行教学的太学三舍法制度。以学校的平日考核来取代科举考试，太学生成绩优异者不经过科举考试可直接为官。提举经义局，修撰儒家经典，编纂《三经新义》。设置武学、医学、律学专科学校，培养专门人才。 王安石的这一改革，主要目的是纠正过去的缺陷，选拔一些通经术、明时务的人才为国家治理服务，以便由此选拔的人才能够更好的为变法服务。惟才用人，重视对中下级官员的提拔和任用，使许多低级官员和下层士大夫得到发挥才干的机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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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四章 开始卷入变法旋涡 在捋顺了王安石的生平经历与变法的内容及背景后，我们今后的工作就是要详述苏轼在这场变法中的各种举动。 熙宁二年八月十四，汴京城里秋高气爽，丹桂飘香。 苏轼受朝廷的诏命作为国子监举人考试官，开始了为国选材，当然主要是为王安石网罗鹰犬和走狗。同为考试官的还有： 集贤校理王汾、胡宗愈、王益柔； 密阁校理钱藻； 馆阁校勘顾临； 监察御史里行张戬（字天祺，今宝鸡市眉县人，张载最小的弟弟）； 比部郎中张吉； 这是一次严肃的考试，从豪华的监考官阵容就可见一斑，考试的题目是苏轼出的。 由于当时神宗皇帝独宠王安石，造成了王安石的凡事独断专行，刚愎自用。所以，苏轼欲借此抨击一下王安石，于是在此次的国学秋试的策问中发策的题目是： “勤而或治或乱，断而或兴或衰，信而或安或危。” 苏轼先是阐述了自己的一些观点：“晋武平吴以独断而克，苻坚伐晋以独断而亡。齐桓专任管仲而霸，燕哙专任子之而灭。事同功异，何也？”并以此让考生们详细分析成功失败的根源以及所作所为相同而结果相反究竟是什么原因。 明眼人一看，其主旨有影射当朝怂恿皇上变法的主要人物王安石之嫌，果然，当王安石得知了这件事后，立即勃然大怒。后来，神宗皇帝数次想起用苏轼，都被王安石想方设法阻挠并搅黄了。 八月十六，苏辙因不满王安石的一些政策，向朝廷请辞条例司的官职，结果又被任命为河南府留守推官（推官，是古代官名。唐朝始置，节度使、观察使、团练使、防御使、采访处置使下皆设一员，位次于判官、掌书记，掌推勾狱讼之事），苏辙未赴新任。 王安石想任命孙立节（字介夫）来接替苏辙的条例司职务，谁知性格刚强的孙立节直接回怼过去，对王安石说，王公的话太过分了，你应当找那些比我强的人。像我这样的人，也是不肯到条例司来的。王安石被噎得说不出话来，孙立节见王安石站起来径直走入房里，自己也快步离开。 苏轼也就是此时才开始认识了孙立节，由于政见相同，以至于成为了世交，后来孙立节儿子孙勰（字志康）的墓志铭就是苏轼的三子苏过给撰写的。 此时的司马光老先生接到朝廷的圣旨，被要求为朝廷选取谏官。 “谏官难得，卿更为择其人”，神宗皇帝的话言犹在耳，司马光老先生更是不敢怠慢，回到家就开始左挑右选，选好了四个人的名字密奏朝廷，并称这四个人都为自己所素知。 这四个人分别是陈荐、苏轼、王元规、赵彦若。 在密奏中，老先生是这样评价苏轼的：直史馆苏轼，制策人优等，文学富瞻，晓达时务，劲直敢言。 很可惜，神宗皇帝并未采纳老先生的举荐，至少说苏轼此次并未入选。明眼人都知道，这是王安石的又一次使坏。 一个月后，朝廷里任命司封员外郎、直史馆蔡延庆与右直言、直集贤苑孙觉并两人开始同修皇上的起居注。 关于人的日常生活的记录，最严格的要数皇帝的起居注，可以说是大大小小的事情都要记录，甚至详细到一天吃了几顿饭，每顿饭几个菜。一般都是有专人在旁边记录的，起居注的作用也很多，举个例子如果皇帝突然生病，就可以通过起居注查找病因。 唐宋是于门下省设“起居郎”，和“起居舍人”分记皇帝言行。这种官职虽然不高，但是能够随时接触到皇帝，也是许多人觊觎的对象。本来神宗皇帝起初是想用苏轼与孙觉这两个人的，但是王安石从中说，苏轼岂是可以提拔的人！ 神宗道，苏轼这个人很有文采，并且朕见他为人也很平静。朝内大臣中司马光、韩维、王存都很称道此人。 王安石说，像这种险恶的小人，老臣不敢无缘无故地评价。苏轼曾作过的《贾谊论》，里面说对于周勃、灌婴之类的大臣，要贾谊从容地、逐渐地和他们加深交往，使得天子不疑虑，大臣不猜忌，这样以后，整个国家就会按自己的主张去治理了。不出十年，就可以实现自己的理想；又曾附丽欧阳修，欧阳修修作了《正统论》，章望之提出了有别于欧阳修的“霸统”观点，苏轼就立马作论攻击章望之，其实苏轼的论断论都无道理。 王安石还说，非但如此，在苏轼遭遇父丧后，韩琦等人送来的金帛，明面上苏轼均未接受。但却在扶柩归川时，用官家的船只贩卖数船苏木（一种中药材）入川。这件事地球人都知道，司马光曾诬陷吕惠卿受人钱财，还夸赞苏轼为人平静，这真是厚颜无耻啊！ 王安石最后竟急眼道，陛下想在朝野之间变风俗、息邪说，如果突然间起用了苏轼这种人，那么朝廷上下的士子们怎么能够辨别陛下的好恶所在呢？ 当然了，苏轼这个人也并非没有才智，以此人的声望来讲，这个人确实不可偏废了。内什么，如若哪一省府缺少推官或是判官了，可让这厮去补缺。但凡他这种通判资历的无名小卒，怎么能够有级别去修起居注呢？ 于是神宗皇帝听信了王安石的话，就把苏轼修起居注的美差给撸了。 果不其然，随后的任命下来，苏轼以殿中丞、直史馆判官告院的身份出任开封府推官。这是王安石的主意，其意是想苏轼本为文士，对官场吏事不甚精通，想用京城中推官的繁杂事务刁难和绊住他的手脚。然而，后来的苏轼在开封府推官任上却干得有声有色，“决断精敏，声闻益远”。 还有一种说法是，王安石起初与苏轼之间并无过节，只是吕惠卿嫉妒苏轼的才华而从中挑拨两人的关系，才最终造成王安石数度对苏轼仕途的打压，这些还都是传说。 上任后，上面已经说过作为开封府推官的苏轼就给神宗皇帝上了点眼药，就是上了一道《谏买浙灯状》。 此状中的措辞极为严肃认真，“陛下游心经术，动法尧舜，穷天下之嗜慾，不足以易其乐今天下之玩好，不足以解其忧，而岂以灯为悦者哉！”，不仅如此，还有更狠的，“此不过以二宫之欢而极天下之养耳。且卖等皆细民，安可贱售其值！故臣愿急罢之。” 当苏轼还在忐忑不安中等待着神宗震怒而后降罪之际，忽然就传来皇上竟然采用了他的建议，把买灯之事给取消了。 这让苏轼受宠若惊，一种忧国忧民的使命感油然而生，接下来就搞出了一个更大的动作，以自己三十四岁的自以为成熟的年龄上书二十一岁的神宗皇帝，开始大谈新法的不便。 殊不知，宋神宗赵顼即位时，北宋的统治面临一系列危机，军费开支庞大，官僚机构臃肿而政费繁多，加上每年赠送辽和西夏的大量岁币，使北宋财政年年亏空。据《宋史·食货志》记载，治平二年（1065）的时候，宋朝财政亏空已达1750余万。广大农民由于豪强兼并、高利贷盘剥和赋税徭役的加重，屡屡暴动反抗。值此内外忧患、财政困乏之际，赵顼对宋太祖、宋太宗所制定的“祖宗之法”产生了怀疑。于是乎，年轻的赵顼深信变法是缓解危机的唯一办法。 熙宁元年（1068）四月，王安石入京受命。 赵顼一听王安石来京，异常兴奋，马上召其进宫。赵顼与王安石晤面，听取王安石有关政治、财政、经济以及军事上的改革谋略之后，深感王安石就是能与自己成就大业的人才。而王安石也被赵顼励精图治、富国强兵的远大抱负所折服，君臣二人为了共同的理想和信念走到了一起。不可否认，赵顼的改革理想之所以在继位之初就能付诸实施，与王安石的支持有着密切关系。 在这种情况下，直接就敢毫不留情地往宋神宗头上浇凉水的人，一种可能是神宗的长辈比如英宗，可是英宗业已驾崩；再一种就只能是臣僚中的头脑发热者，我们这里称之为“政治上不成熟”者。 熙宁二年（1069），年轻的宋神宗锐意改革，他任命王安石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位同宰相，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新法。 然而，就在变法推行之际，刚刚从政不久的苏轼便上书神宗，陈述新法之利弊，反对王安石的一些措施，这就是著名的《上神宗皇帝书》。 《上神宗皇帝书》开篇便说：“臣近者不度愚贱，辄上封章言买灯事。”此时，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保守派欧阳修在内，因反对新法与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迫离京。后来，苏轼也因此次上书谈论新法的弊病而不出意外地被贬为杭州通判。 看过《上神宗皇帝书》原文的人都知道，作为文言文，苏轼竟然写了大约一万字的篇幅，里面尽是旁征博引、妙语连珠，很有当今重点高中文科班学生优秀的杂文习作，从文采的角度来讲毫无破绽，甚至是一篇美文。 但政治毕竟是政治，它本身是无比残酷的。 所以此时的他，还只能叫苏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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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五章 官场险恶下与王巩的铁血交情 身处底层官僚的热血青年苏轼，胸中自然也逃不过为了实现自己人生抱负的努力向上，但作为封建的皇权，那才是压倒一切的唯一的神圣准则。 在苏轼的心底，肯定有一些所谓的肺腑之言特想叫皇上知晓。“愿陛下结人心，厚风俗，存纲纪。”还想说，“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深浅，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厚薄，不在乎富与贫”，他始终反对“言利”，不满旨在“生天下之财”的王安石。 其实，在今天看来，王安石也确无私心，而是囿于所谓的“历史局限性”里面，并在自己也不能改变的皇权社会的国情里在做着垂死的挣扎。 而苏轼呢，此时还是一位涉世未深的文学青年，他有着文学青年所特有的与世无争和浪漫的想象力，“君子耻于言利”的思想是所有文学青年支撑其斯文形象的底气所在。 诚然，认为文化人不该谈金钱，古已有之。用老话来讲，即“耻于言利”。这句话，常与“君子固穷”绑在一起，实则这二者之间，并无逻辑可言。 耻于言利，成因多多。这里且说最重要的两点。 首先，我们中国的政治与文化传统，惯于把义与利、道德与利益对立起来，置入二元论的窠臼，如鱼与熊掌，迫使世人只能选择其一。对此，恐怕大多数人都会选择前者，哪怕内心明明倾向于利益，却碍于道德压迫，不敢公开表示。事实上，义与利、道德与利益未必构成二元关系，有时恰是一体，追求、捍卫正当利益，如自家房屋的产权、自家土地的粮食、自家亲人的性命，就正契合道德的要义。若要硬生生把二者割裂开来，甚至使它们势同水火、势不两立，这种行径，本身便不道德。耻于言利并非君子、读书人的专利，而是弥漫于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的习气，所有人都被教导：利益与道德对立，重利是一种恶行。由此，利益观被损害者，十之八九。 其次，义与利、道德与利益的二元化，不仅是一个思维问题，还是一个道德和政治问题。把利益放在道德的对面，形成如同参商的两极，首先基于传统道德哲学的需要，使道德批判的力量最大化，对于一切逐利的言行，不管三七二十一，抡起道德棒子打将过去，所向披靡，无往不胜。传统政治教育同样以道德为根基，权力者教化万民，德字为首，公而忘私，义字当先，重义轻利，遂导致一些民众不愿言利，一些民众不敢言利，这么一来，政府则可从容、大肆掠夺民众的正当利益，与民争利的难题迎刃而解： 被驯化的民众既然不争，正好便于贪婪的政府予取予求。 这还不算，再后来，苏轼还因为一篇《策问》而遭到台谏官的诘难，从而不得不又写两篇为自己辩解的札子为自己勉力洗白。 宋代台谏官员的兼职类型在不同时期有所不同，台谏官虽然人数不多，品级也不算高，但却是政治生活中一股非常重要的力量，有时甚至起到制约宰相权利的作用。 北宋时期,台谏官先后兼任仪仗使、卤簿使等礼仪类职务，此外还有兼任法典条文详定与编修官、理检使、判司农寺、判国子监等。 苏轼在《策问》中委婉地劝谕神宗仿效仁宗的“忠恕仁厚，含垢纳污，屈己以裕人”，谁知被谏官抓住了把柄，说里面的“偷”与“刻”二字有讥讽神宗朝的意思。苏轼真是百口莫辩，深感官场的险恶，不过，这还是他初涉官场，险恶比之更甚的还都在后面。 在苏轼六千言的上书中，对王安石裁减宗室恩数，诏裁宗室授官法及恩例，苏轼还是极为赞许的，认为“此实陛下至明至断，所以深计远虑，割爱为民”。 此时的苏轼还有一位同事叫王克臣，字子难，河南府人氏。北宋勋臣王审琦之曾孙。后来的元祐三年，王克臣以朝议大夫的身份出知郑州，故后人称之为王郑州。 闲下来时，苏轼与赵抃（高齐先生、清献公）一起出游。正好山东人王巩来苏轼处拜访交流，苏轼对这位小自己十一岁才二十出头的小青年很是喜爱与尊重。 王巩，字定国，自号清虚先生，莘县人，王旦之孙。 苏轼后来因"乌台诗案"被捕，好友王巩也受到牵连而被处置。御史舒亶奏曰：“(苏轼)与王巩往还，漏泄禁中语，阴同货赂，密与宴游。”于是时任秘书省正字的王巩不久便被贬到宾州(今广西宾阳)去监督盐酒税。在20多位"乌台诗案"案犯中，王巩是被贬得最远、责罚最重的，这使苏东坡很内疚。 所以，后来王巩在宾州期间，苏东坡还给他写过很多书信，一再表示王巩因自己而无辜受牵连，遭受了那么多苦难，他感到很是内疚和难过。好在王巩非常达观，他为了安慰苏轼，则在给苏轼的回信中大谈道家长生之术，说自己正在宾州修行。当时苏东坡很喜欢广西的丹砂等特产，便从贬谪地黄州致信对王巩说：“桂砂如不难得，致十余两尤佳”，亲密之情溢于言表。 对于王巩这位小青年的才学，苏轼是十分激赏的，“王郎年少日，文如瓶水翻”。 王巩是苏轼众多好友中非常重要的一位，他们两个人有着共同的爱好，交流起来十分地有默契，因此王巩与苏轼之间的关系一直都保持的非常好。 另外，王巩的书法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苏轼的影响，他的草书让人看上去感觉奔腾洒脱，非常具有气势。他和苏轼一样都是十分注重自然和字体之外的功夫，每一个字看上去线条都十分的顺畅。王巩和苏轼之间的许多交流都是围绕着诗词和字画，双方都对这些方面有着浓厚的兴趣，而且在许多方面的见解都是相同的，因此才有了他们之间的默契。 除此之外，王巩和苏轼之间的友谊也让人们十分的敬佩和羡慕，在平时两个人都喜欢喝酒，在喝酒之后洒脱风流，有时候会一起挥毫泼墨，有时候却只是简单的把酒言欢。最重要的是他们之间的感情经受得住任何磨难的考验，在乌台诗案发生了之后，身为苏轼的好友王巩也遭受了无妄之灾，被朝廷派遣到了僻远的宾州（今广西宾阳县境内）。可是在这样的时候他和苏轼之间依旧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们对于政治闭口不谈，也对自己的处境没有半点的抱怨，依旧像平时一样交流诗词书画的看法。王巩和苏轼之间这种患难之交获得了很多人的称赞。 王巩在北宋中后期的历史上，是一个很活跃的人物。这倒不是因为他在政坛上春风得意，官高爵重，而是因为他正直的品格和傲世的豪气，以及与苏轼兄弟的真挚友情，都为同时代人所钦重。而且他一生勤于著述，是三槐王氏中唯一有著作流传至今的人。不过，王巩这位汴京官宦子弟入仕，靠的是恩荫，初时补为校书郎（也就是说。没有参加过科举考试）。 有一天，王巩得了唐朝僧人释僧藏的七张传世真书纸本作品，来求苏轼为其藏本后面来一篇跋文，这种传世的纸本不好得到。 但王巩绝不是凡人，其爷爷王旦，字子明，大名府莘县(今属山东省聊城市莘县)人氏，北宋初年名臣，兵部侍郎王祜之子。宋理宗时位列昭勋阁二十四功臣之一，获赠太师、尚书令兼中书令、魏国公，谥号“文正”。其外公乃张士逊，字顺之，襄州阴城(今湖北老河口)人。 北宋政治人物、诗人。官至礼部尚书、刑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赠太师，兼中书令，谥号“文懿”，仁宗朝曾三次拜相，仁宗优诏拜太傅，进封邓国公(今河南邓县一带)。 所以，大家可知，僧藏纸本的珍贵，之所以把珍贵的东西拿出来让苏轼来题跋，可以知道苏轼在王巩心中的分量了吧。 苏轼题写了跋文后，王巩又取出来一方从他外公处得到（顺走）的一方砚台，也想让苏轼在题写一篇砚文。不管咋说，从今天略带历史眼光的角度来看，王巩同志还是挺会找人，挺有眼光的，我们不服都不行。 苏轼接过砚台，左看右看，再把王巩上下打量一番。心里想，这方砚台是一个邓国公（外公）的遗物，而眼前的王巩却是魏国公（爷爷）的一个遗物，两个都是宝贝。这方砚会使人想起邓国公张士逊的德行与高寿（卒年八十六岁），而看到王巩，又会使人想起魏国公王旦的斐然文采与仁爱品格。于是，就把这个真实的想法化成了《邓公砚铭》。 说起来，这件事做得还挺有创意的，也属实符合苏轼的文人天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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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六章 与驸马王诜的交情 王诜，字晋卿，太原(今山西太原)人，居汴京(今河南开封)。出身贵族，娶宋英宗赵曙的女儿蜀国公主为妻，官驸马都尉及定州（别名中山府，今属河北省）观察使、利州（今四川广元市）防御使。 王诜妻宝安公主，宋神宗即位，进舒国长公主，改蜀国长公主。为宋英宗第二女，母宣仁圣烈皇后。 关于王诜的公主老婆的品行，简单列举两例说明一下： 元丰三年，公主病笃。公主生性不好妒忌，从来不干涉丈夫的私事，于是王诜时常放纵自己，曾经因此被贬过官。等到高太后亲临探病时，公主已不省人事，高太后大哭，公主很久后稍能说话，说自己必定好不起来了，握着母亲的手哭泣。 宋神宗随后到达，亲自为公主诊脉，端着粥喂公主，公主勉强为了皇帝都吃了。皇帝赐公主金帛六千，再问有什么要求，公主只是想请哥哥恢复王诜官职而已。 这时，同父同母的宋神宗命王诜官复原职，来安慰公主妹妹。第二天，公主薨逝，年三十岁。 宋神宗没有吃饭即驾往，望第门而哭，辍朝五日。追封妹妹为越国长公主，谥贤惠。后进封大长公主，累改秦、荆、魏三国大长公主。公主好读古文，喜笔札，周济亲属，朝野内外称贤。 有着这样一位好妻子，驸马爷王诜却不珍惜，经常和小妾在公主身边为非作歹，小妾常常触犯公主。公主去世后，乳母告发，宋神宗命彻底追查，杖打八妾并把她们婚配兵卒。公主既葬，贬谪王诜到均州（今湖北省丹江口市）。儿子王彦弼，三岁时夭折。 当然，这只是有着贵族子弟习性的王诜的私生活。其实，作为驸马爷的王诜还是有不少的闪光点的。 王诜绘画以山水见长，水墨山水受李成（五代及北宋画家。字咸熙，唐宗室后裔）影响，具有幽雅清润的格调。青绿着色山水则源自李思训父子而又创新意，不古不今自成一家。 李思训，字建睍，陇西狄道（今甘肃省临洮县）人，曾任右武卫大将军，世称“大李将军”，唐朝书画家。擅长山水画，山水树石，笔格遒劲，金碧辉映，被后世尊为“北宗”之祖，代表作有《江帆楼阁图》《九成宫纨扇图》等。 王驸马所画山水多为烟江远壑、柳溪渔浦、晴岚绝涧、寒林幽谷、桃溪苇村等"诗人难状之景"。尤擅长画小景山水，并能画墨竹，师法文同。 王诜传世作品有《渔村小雪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烟江叠嶂图》（现藏于上海博物馆）及《瀛山图》。还有现藏美国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的绢本淡设色《溪山秋霁图》，因此画画风清润素雅，用笔尖利，与传世的郭熙雄健浑厚之画风颇不相同，众人莫衷一是，后被谢稚柳更定为王诜之作。 王驸马还于其家筑“宝绘堂”，藏历代法书名画日夕观摩，精于鉴赏，苏轼为之记。 王诜平时广交苏轼、黄庭坚、米芾、秦观、李公麟等众多文人雅士，“析奇赏异”，酬诗唱和，李公麟曾画《西园雅集图》以纪其胜事，其风流蕴藉有王谢家风气。 王诜不仅能诗，亦工山水，学李成皴法，以李思训金碧统之，溶两家法规而出新意，在水墨勾皴基础上，“不古不今，自成一家”，独具风貌。喜画“烟江远壑，柳溪渔浦，晴岚绝涧，寒林幽谷，桃溪苇村"等他人难状之景，将锦绣河山展现画幅中，深得好评。苏轼谓其“得破墨三昧”，还赞其有“郑虔三绝居有二，笔执挽回三百年”句。王诜兼写墨竹， 摩学文同。王诜亦工书，真、行、草、隶皆精。《宣和画谱》著录御府藏其作品有《幽谷春归图》《晴岚晓景图》《烟岚晴晓图》《烟江叠嶂图》等三十五件。 从熙宁二年，苏轼开始与王驸马交往密切起来，按理说，二人志趣相同，加之王诜出身高贵，手里有不少书画中的精品与干货，而苏轼有的是极高的天赋与鉴赏水平，因此二人就一拍即合了。 苏轼到了驸马的豪宅里，为驸马写作诗赋，亲笔（到今天方知其价值）书写《莲花经》经文。 作为回报，王驸马常差人给苏轼送去一些酒食、茶果、点心等慰劳一下，甚至还送过苏轼雕弓一张，箭矢十支，包指十个，这在当时都是时尚与上乘的礼物。 河东（河东地区是中华民族的主要发源地之一，是华夏文明的摇篮，上古尧舜禹时代的都城皆在河东 。河东在古代是指如今的山西省的西南部，位于秦晋大峡谷中黄河段乾坤湾，壶口瀑布及古龙门至鹳雀楼以东的地区 ，是华夏文明的摇篮。黄河由北向南流经山西省的西南境，因在黄河以东，故这块地方古称河东）人吕希道，字景纯，近期要到解州赴任知州，苏轼作诗相送。此人性格宽厚，常沉默少语，举止端庄，深得苏轼的性情。 吕希道要去的解州，古称解梁，是三国蜀汉名将关羽的故乡，解州的“解”音hai，治所今运城市盐湖区西南十五公里的解州镇。 关于吕希道这个人，与王驸马有得一拼： 爷爷乃丞相文靖公，老爹是翰林侍读学士吕公绰，庆历六年小吕献上了自己所作的文章后，被皇上召试并赐进士出身。 王安石当政后，许多士子都使尽浑身解数，争相巴结与靠近，而我们的吕知州表现得却是：“独雍容其间，安分随所适而乐，遇事有不可，必力争”。到他自己的属地，则施政惠民、心系百姓，在解州任上，人为其立过生祠（旧时为活人修建的祠堂，生祠不同于常见的祠，它是用来纪念活人的，而常见的祠是用来纪念逝者的）。 所以吕希道每到离任之后，百姓们常会“去而人思之”。 “年年送人作太守，坐受尘土堆胸肠”，对于情投意合的朋友，苏轼每每在其赴任或离任之际，出门相送，还会作诗相赠相惜。 对于争相拜倒在王安石门下士子的丑态，苏轼看到后就像吃了苍蝇一样恶心，但苏轼不是那种工于心计的人，他无法克制住自己的厌恶，遂抓起纸笔，写下了“有甚意头求富贵，没些巴鼻便奸邪”如此两句中，“有甚意头”与“没些巴鼻”都是旧时巴蜀乡间的俚俗之语，惟有用这些字眼方能表达出苏轼的轻蔑厌恶之情。 坊间还流传一首讽刺王安石的诗： 安石作假山，其中多诡怪。 虽然知是假，争奈主人爱。 世传是苏轼所为，一时争论不下。依今天的耕文轩主人来看，其本意也是苏轼心中所想，但该诗的品味较低，属于今天那种诗词协会里多数会员都会诌的打油诗级别。 在王安石忙着为变法大展手脚之际，当朝文学大咖欧阳修的新书《新五代史》修成。 由于欧阳修编写的新五代史晚于旧五代史，所有能够看到了旧五代史编撰者所没有看到的一些资料，他便采用小说、笔记之类的记载，补充了旧五代史中所没有的一些史实。书中或多或少地补充了若干事实，有些则插入比较生动的情节，以小见大，使读者加深对五代时期的人物和事件的了解。就历史资料方面而言，新五代史和旧五代史是可以互为补充的。 《新五代史》是唐宋以后唯一的一部私修正史，在中国史学史尤其是唐宋以后史学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欧阳修文采更是引人入胜，可由于提倡“春秋笔法（意思是指寓褒贬于曲折的文笔之中）”，近人褒贬不一。但在当时，这是一件盛事。只是此书一出，由谁来作序倒成了一个现实中的难题。 大家一直都看好苏轼，认为非他的文笔不能够胜任。可苏轼却认为，年长他十二岁的曾巩是欧阳修他老人家的门生，且其作文以“古雅、平正、冲和”见称，文章虽质朴少文，然亦时有摇曳之姿，纵横开合之态，特别是给人作赠序之文，尤其合适。 但曾巩同志却说，苏轼都不敢接这个活，我算老几（子瞻不作，吾何人哉）？ 就在二人想推未决之际，有一位自告奋勇、毛遂自荐的勇士出现了。 陈师锡，字伯修，建州建阳(今属福建)人，时称闲乐先生，神宗熙宁九年进士。也就是说，再有七年此人才中进士，现在还狗屁不是，竟然大言不惭地提笔给欧阳修老先生坐冷板凳数年才编修完成的书作序，真是不愧为“闲乐先生”也。 苏轼在欧阳修老先生《新五代史》书成之前，曾与之讨论过此书的意义。以欧公所言，这可作为一本评说五代十国人物及事件背后善善恶恶的可以传世的史书，当苏轼问后周将领并州太原(今属山西)人韩通在书中无传，此人究竟是善是恶时，欧阳修老人家也只能是默然不语。 据记载，韩通历仕后晋、后汉、后周三朝，在周世宗柴荣在位时期屡建奇功，官至检校太尉、同平章事，充侍卫亲军马步军副都指挥使。柴荣驾崩后，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叛乱），韩通打算组织军队抵抗，为王彦升所杀。赵匡胤登基后，“言念元勋，将加殊宠”，追赠其为中书令。当然，这中历史上假惺惺的动作都是做给身边人与后世人看的。 当苏轼拜读了陈师锡所作序文中对欧阳修的评论，“惟庐陵欧阳公，慨然以自任，盖潜心累年而后成书，其事迹实录，详于旧记，而褒贬义例，仰师《春秋》，由迁、固而来，未之有也”，文辞平平，失之偏颇，确实是难上台面，但囿于“文无第一，武无第二”，一时间只能是心中颇有微词，犹如吃了苍蝇一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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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七章 开始触及新法 山东兖州丰符人姜潜，字至之，也是苏轼的朋友。王安石强推青苗法前，在陈留当过知县。 有一次与苏轼在一起交游饮宴，这个姜潜先举一酒令说，座中人都要各自说出一味中药名。说完手指苏轼道，先生的名字就是中药名（用手指苏轼的谐音）。 众问其故。 姜潜道，子苏。 苏轼不假思索地回道，先生的名字亦是药名。而且不是半夏，就是厚朴。 众人又问其故。 苏轼解释道，君若不是半夏、厚朴，为何会叫“姜至之”？ 众所周知，这里的“紫苏”、“半夏”、“厚朴”都是中华国医中的中草药名。 紫苏，别名桂荏、白苏、赤苏等，为唇形科一年生草本植物。紫苏叶能散表寒，发汗力较强，用于风寒表症，见恶寒、发热、无汗等症，常配生姜同用。如表症兼有气滞，有可与香附、陈皮等同用。行气宽中紫苏叶用于脾胃气滞、胸闷、呕恶。 半夏，又名地文、守田等，属天南星目、天南星科、半夏属药用植物植物。具有燥湿化痰，降逆止呕，生用消疖肿作用。炮制时需取干净半夏，大小分开，用水浸泡至内无干心时，另取生姜切片煎汤，加白矾与半夏共煮透，取出，晾至半干，切薄片，干燥。 厚朴，植物学范围内别名紫朴、紫油朴、 温朴等，为木兰科、木兰属植物。中药材中专指该植物的干燥干皮、根皮及枝皮。四至六月剥取根皮及枝皮直接阴干，干皮置沸水中微煮后堆置阴湿处，"发汗"至内表面皮紫褐色或棕褐色时，蒸软取出，卷成筒状，干燥。切丝，姜制用。对食积气滞、腹胀便秘、湿阻中焦等疾病有治疗作用。 总的说来，半夏与厚朴这两味药使用前都需要用姜来炮制，也即“姜制之”，谐音“姜至之”。因此，若没有像苏轼这样的扎实的中医药知识，恐怕这种酒令就难以应答。 熙宁三年春节过后的大年初九，朝廷的诏命下达，苏辙被任命为省试点检试卷官。 省试点检试卷官，是一官职名，宋代科举考试中专设之官。景德四年(1007)礼部试，始设点检进士程文官和考校诸科程文官。天禧三年(1019)，改称点检试卷官，从馆职、学官中选派。其后，各级考试均委任点检试卷官，按课题不同，分别考校举人试卷，批定分数，初定等第进呈。在知举官决定合格与否及等第后，再查试卷中有无杂犯事项。 说到底，是跟考试有关的职务，类似于今天教育系统的工作。 就在苏辙忙着新职务的交接手续之时，苏轼正在观赏内教博士（掌教习宫人书算众艺）长安雷氏所藏的吴道子真迹《天龙八部》图卷，并在图卷上做了跋文。 苏轼认为，吴道子的鬼神人物能画出面目的新意，极尽手足的姿态，尤其精妙的是旁现侧出之处的曲折长短，细微处甚至不差一根毫毛，除“画圣”二字之外很难找出别的词语能与吴道子的名字相称了。 苏轼还认为，前人都说画狗马比画鬼神难这种说法不正确，因为鬼神人们虽然并没见过，但他们的姿态动作，都必须用真人来考察，这一点上无法骗人。画的难易在于画的精妙和拙劣，不在画的对象。甚至精妙与拙劣之中，又有格调的差别，画画得再精妙但格调卑下，仍不免为凡庸之作。 正月二十六，知河南府、观文殿学士、户部尚书张方平出任陈州（治所在今河南省淮阳县）知州。 其实，刚开始张方平是被朝廷任命为尚书省兼提举集禧观（原名会灵观，供着三山五岳的神灵，亦是汴京数一数二的大观，仁宗时毁于大火，重建改名集禧观。熙宁时，富弼始带此衔居洛阳），待老张觐见皇上时，神宗又想让他留在京师任宣徽使。 宣徽使是宣徽院的最高长官。由于宣徽院分为南、北两院，所以宣徽使也设有宣徽南、北院使两名，另有副使两名，职务主要是管理各种郊祀、朝会、宴会、典礼的供应与服务，还管理内外进贡物品。 王安石却对神宗说，这是一种比较重大的人事变动，朝野上下四方观望，不可能没有议论，不知陛下是想借此机会表彰老张的功劳还是怜悯他的老资格呢？ 神宗道，朕还是怜惜他几十年如一日为朝廷效命的老资格。 王安石说，若是照顾到他的资历，没有任何义理可言，此举必定会招人非议。老张这个人为人奸邪无比，没有人不知道，如果非要如此任命，将有损圣政！ 有了王安石从中作梗，张方平按朝廷的意思举荐了李大临与苏轼为谏官，朝廷上也没有批准。一气之下，坚决向朝廷乞求出任南京留台（御史台）。北宋时的南京不是现在的江苏南京，而是大约相当于今天的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一带。神宗看到他的张爱卿态度是如此的坚决，就任命张方平为陈州的知州。 也许是作为无声的反抗与呐喊，老张顺带着气“公私兼顾”地把苏辙带到了陈州，出任陈州教授。 “教授”在现如今的中国，乃是高等教育体系下的一种教师职称。往前追溯则可以发现，自宋朝开始设置的“教授”这一职衔是作为学官而后长期延续下来的。 苏轼在京师听说了华阳（今已并入成都双流县）人杨褒好古博物，家境虽贫，尤其爱好搜集购买书画、奇玩来充实自己的收藏。家里有歌姬数人，都身着布裙粝石，不过歌舞却异常绝妙。于是，苏轼就去杨褒家拜访了他。 杨褒，字之美，嘉祐末为国子监直讲（掌以经术教授学生）。曾与刘攽同在学舍共过事，所以与刘攽、刘敞兄弟常有诗词唱和之作。后来，欧阳修和苏轼也不断与之有唱和之作。 丹徒（今江苏省镇江市丹徒区）人柳瑾，字子玉，也与苏轼有往来。柳瑾不仅与王安石是同学，其子柳仲远还是苏轼二伯苏涣的女婿、苏轼的堂妹夫，可见此人一是有点实力，而是挺能搞关系。对于柳瑾寄来的诗作，苏轼还要恭恭敬敬地次个韵、回个信什么的，“他日见邀须强起，不应辞病似相如”。 二月十一，朝廷下诏任命司马光仍袭旧职为枢密副使，因为司马老先生此前的官职为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右谏议大夫、史馆修撰，不想司马光九辞其任命而不就。“九”这个数字在古时也就是一个约数，指多的的意思。 原来，神宗皇帝本想置司马光于两府任职，王安石进言道，司马光虽然平时好发一些不和谐的议论，但以其才德而言还不足以妨碍政事。但是由于此人德高望重，如果擢拔他到高位任职，那么就会有很多持有奇谈怪论的人去倚重他，到时候司马佬儿就会成了异论者的一面旗帜。与司马佬儿每天朝夕泡在一起的人无非刘攽、刘恕、苏轼、苏辙之流。看看他交往的人都是些什么货色，就知道了司马光是什么人了。 当时，不管王安石怎么在背后抹黑司马光，可神宗皇帝仍是坚持任用司马光。直到王安石被重新起用，司马光老先生又坚辞其职，神宗没法，只好默许了。 其时，苏轼与杨褒同朝为官、比邻而居，以至于苏氏父子的翰墨散落到人间者众多，后来都真假难辨，惟有杨氏处收藏的可信不诬。 如今，苏轼任判官告院，苏辙则到陈州出任教授。 熙宁四年三月，三十五岁的殿中丞、直史馆、判官告院、权开封府推官苏轼冒死再上皇帝书，这一次彻底是撕破了脸面，下足了猛药。 首先，苏轼在开篇就煞有介事地引用了中国古代大圣人孔夫子的话，大意是君子的过错，就像日蚀和月蚀一样，人们都能看得到（这类似于今人文章中的“知屋漏者在宇下”），一旦改掉了过错，人们还会仰望他。 然后，笔锋一转，火力全开，又说道， 陛下，内什么，您自去年以来所主持推行所谓的革新政策，都是在“胡球弄”，都不是治世的良策比如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派遣散发青苗钱的官吏，征收助役钱，推行均输法等等劣招歪棋，已造成了全国骚动，路人怨声载道，叫苦连天。朝中官员自宰相以下均知道这样必然是行不通的，但又都不敢申辩。近来，一些老臣以及地方藩镇的侍从官员纷纷上书指陈这些新政的弊端与不妥之处。甚至台谏官的极为原本是支持和服务过新法推行的官员，如今都纷纷倒戈，转而都站出来指责新法的不对。 苏轼急切地总结说，这难道不是社会舆论爆炸、形势发展急迫的危险局面吗？如不是那些钻到钱眼里、见利忘义之徒，谁会固守着这些低级的错误而不洁身自好呢？吴师孟、胡宗愈等人都在乞求罢免自己的官职，就像在逃避污秽的东西一样，唯恐自己逃脱不了似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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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八章 苏轼对神宗小皇帝急了眼 在给神宗皇帝的上书中，苏轼又说： 微臣听闻坊间近来有传闻，陛下出台了一些纠偏过激的行政措施，追回派出实施变法的官吏，废除制置三司条例司的迹象，朝野间也都奔走相告、弹冠相庆。 但是，我的亲！原来陛下在做的不过是，只委派地方监司机构到民间打探一下新法管理强行抑配的情况，看看老百姓还有没有承压的空间！比如那个“制置三司条例司”，是在朝廷体制之外另设一个部门。实际上该部门就是撇开原有那些反对变法的官僚，另外任用一批新人来推行变法。 在苏轼看来，这个新机构的执掌与中书、宰相重合，不但其本身就增加了冗员和冗费，而且使得“民实惊疑”“吏皆惶惑”。要“复人心而安国本”，就应该罢去“新法”的领导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如此，“人心安，兴利除害，无所不可”。 苏轼越说越气，简直要出离愤怒了。 他说，微臣还听说陛下认为，新法最终退而求其次还总可以在西北三路地区试行，我苏轼就纳了闷了，泱泱大中华的西北三路人民难道就不是陛下的赤子百姓与臣民？难道就该做行医者试用毒药的试验品吗？ 如今陛下推行的新法一连得罪了老百姓、军队、官吏以及士大夫等社会各阶层，我并非是危言耸听来吓唬陛下，我也没这个胆（这倒是一句瞎话）。青苗法、助役法实施后，农民们内心不安。均输法令颁布后，商贾们不能正常经商，老百姓也买不来东西因而生活不便。合并消减军队，驱逐伤残兵士，贬斥从军人员等举措，使军队中的军人开始对朝廷产生怨恨之情。青苗钱既然要散发，那么就不该再禁止或抑配，不然下级的官吏就会因收不到利钱而受到责罚。 以上这些，还有近来的不管是放任谬误强推新法，还是朝令夕改、粉饰过错都是微臣我寝食难安、扼腕叹息的根源啊！ 说到这儿，我们结合神宗皇帝的变法背景与决心，作为现代的职场人士，我们大多人也不难理解苏轼在宋神宗心中的形象之变化了。 如果说《上神宗皇帝书》还是对事不对人，那么一个月之后的《再上皇帝书》就堪称直接的人身攻击了。其言辞之激烈简直让人瞠目结舌，几至无法相信是出自温文尔雅的苏轼手笔了。 他不但进一步将“新法”贬低得一无是处（“今日之政，小用则小败，大用则大败，若力行而不已，则随之”），而且其行文之间虽未指名，然而天下谁人不知句句不离王安石其人。其中最末一段，苏轼竟将王安石比作魏晋之际的奸臣贾充 ，要求神宗将其罢免（今天下贤者，亦将以此观陛下，为进退之决）。 实事求是地说，这就颇有些“要挟”的味道了。 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从熙宁二年(1069)开始，至元丰八年(1085)宋神宗去世结束的王安石变法（又称熙宁变法、熙丰变法），王安石是以发展生产，富国强兵，挽救宋朝政治危机为目的，以"理财"、"整军"为中心，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各个方面，是中国古代史上继商鞅变法之后又一次规模巨大的社会变革运动。 在教育制度改革方面，王安石仍以“三不足”——天命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的非凡勇气，亲自操刀撰写了《周礼义》、《书义》、《诗义》，即《三经新义》，为学校教育改革提供了新教材，也即为试策。 熙宁三年春，神宗皇帝起初想起用苏轼为新学改革的主考官。 王安石知道后，赶紧上奏神宗说，苏轼这个人学的都是旁门左道（所学乖异），决不能让他充当考试策论的考官。 神宗没法，只得让苏轼充任编排试卷官。 宋代贡院置这一官名，简称“编排官”、“管号官”。编排官一般选派翰林学士、六部员外郎等充任，主掌举人试卷字号之编排和合格举人名次之编排。殿试唱名时、在御座前依照名次将试卷对号拆封，转交中书待郎。按现在的思维，也就是个排名次与唱票的助理角色。 但苏轼却并不能满足于这一角色，又再一次地像鲁迅先生那样，以他的作品为匕首、为投刀，直刺社会的黑暗与人性的丑陋。 所以，这一次仍对新法抱有抵触的他，再一次地闹出了个大动静。 苏轼先是以皇帝的口吻为殿试撰写了一篇《拟殿试策问》，大意是：我赵顼何德何能，不过是老天的垂怜，已赐给我这么多的忠良贤士，他们都已服务于朝廷。这些个大夫贤士都撇家舍业、背井离乡地来到朝廷里，根本不是为了挣工资，而是为了把从老师那里学到的知识，无私地奉献给国君社稷。 我赵某人改年号“熙宁”以来已经三载了，但是呢，还远远没有达到孔老二所说的那种安居乐业的治理标准。社会矛盾不少，民风还不够淳朴，自然灾害频仍，战争不能平息，小商小贩还不能够安心地做生意。 最后，再用一种激励的口气说到，诸位莘莘学子们，你们可要畅所欲言不要保留啊，为了我大宋社稷多多建言献策啊，你们的试卷朕可是会仔细阅览的哟！ 按说，苏轼这也是在例行公事，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殿试过后，成绩也都揭晓了，苏轼作为编排官去集英殿参加了应考士子考卷的编排工作。对于朝廷摈弃用于事无补的诗词歌赋而改用策论考试的方式，直接听取来自五湖四海甚至深山老林之士朴素率真的议论，用此种办法招贤纳士朝野上下也还都心悦诚服。 关键是，苏轼退朝后对当前的新法推行仍是如鲠在喉。 他认为不管是以前的诗词歌赋，还是后来的嘉祐年来的古文，再就是现在的策论，因为文章关乎着读书人的切身利益，所以一旦那种文风或是那种观点迎合了圣上的口味，得到圣上的认可，那么天下人就会不惜违心地去效仿之。 不行，还得上书神宗皇帝！ 苏轼回到家，心潮澎湃，难以入眠。于是就批衣起坐，剔亮银灯，用在居蜀期间跟父亲大人苦学来的知识，笔头生花、旁征博引地又重新起草了进士答殿试策论一道。 文章中，苏轼首先引用《礼记》中的一段话来劝谏神宗皇帝，说陛下您要先自身清纯才能够接受五味，先本身洁白才能接受五彩。微臣希望陛下首先要清净自身使自己的内心清静无为，心静自然凉嘛，然后逆耳的忠言、利国的谋策，才能听到您的心里！ 微臣害怕的是，如今某些歹人的歪理邪说业已充塞了陛下的心室，陛下已被朝野上下的正邪之争扰乱了自己的分辨能力，俗话说是“被黑馍馍占住嘴了”，到时候，即使有了治国良策（白馍馍），陛下也是听不进去的。 说到这，按现代市面上流行的社交学书籍的教程分析，被影射者——王安石先生，该不会是赞同、而是不出意外地要恼羞成怒了吧。 苏轼又说，都说“君主的圣明统御天下，百官各得其职，万事有伦有序”这句话，微臣认为陛下并不一定真正地明白其中的道理，所以把事情的主次给弄颠倒了（注意这里边的分寸）！百官各司其职，难道是圣上挨个去督促他们吗？万事运行有序，难道是圣上亲自规划的结果吗？叫我说，官员日常的办公有序，这叫“职”，办事有先有后，此为“序”。 如今，陛下您让新任的两府大臣侵夺了三司掌管财货的权力，让常平使者扰乱了路司、太守、县令的正常管理。刑狱方面，不是交给有关部门严格按法律程序去办理，而是取决于执政大臣的意志。边关战事的重大决策，不是“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交给将帅们自己去决定，而是听从于身边小卒子“井底之蛙”的意见。在这种情况下，百官可以说是完全丧失了自己的值守了！ 陛下要想实行王道，首先应该讲求的是道德道义，最后迫不得已才去动用刑罚。还有就是凡事要先讲仁义，最后再去谈利益。然而陛下却把这些东西的顺序都给弄反了！这样做的后果是万事万物的运转都失去了正常的的秩序。比如说，宰相的职位自古以来都是在论道中经营邦国的，如今陛下您让中书省只能机械地执行条例司的文书，而把中书省的职权彻底地给剥夺了！ 如今朝廷的危害，在于时机还未成熟就强推新法，人心怎能信服，成就事业要循序渐进的嘛。如今治理政事的人都已不讲究情理了，而是靠着君主的权势和赏罚的威严，威逼着人们去做事。 苏轼甚至还举例说，按照常识，用斧子强行地去劈木材，一定是会劈开的。但是，若你不按照木材的纹理去强劈，说不定斧子还会被劈卷刃的（有点威胁的意味）。 如今陛下强令农民向官府借贷青苗钱，与商人争夺利益，天下人都认为朝廷是在牟利，而陛下却认为此是义举。而近来推行的助役、均输等政策，加之军队中严惩逃兵的政策，骤然轻率地执行，都是非常危险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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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九章 开始受到冷落 在上皇帝书中，不依不饶的苏轼接下来说，陛下您还很年轻（宋神宗时年二十二岁，苏轼三十五岁），有天生神智勇武，如果陛下不采取谨慎的态度而是急功近利冒进前行，就会像是驾着轻车快马，冒险夜行，那一帮人还在后面策马扬鞭，那还不是要翻车吗？（注意这句话的份量，语气重且已经极为露骨和直白了） 陛下您应该专门操持国家最重要的事，治理国家的根本，平时修养自己的身心与性情，清静无为而治，这样一来，万事万物都遵循自然、回归正道。像什么百工与朝廷各部门的些小杂事，连宰相都不屑于过问，陛下还要去过问吗？ 苏轼最后说，我仁宗朝时，事情无论大小，全部按照法律办事。人不论贤愚，全部根据公议升降。而现在擢拔新人，完全根据好恶，那些被提拔起来的小人，坐席未温，就会反过来去攻击提拔自己的人。这些人聚散无时，互相攻击，遇到国家危机，定会迅速土崩瓦解，最终定会贻误朝廷的大事。一百个人聚在一起议论一件事，就不会有偏颇就会非常公正。我的陛下啊，如今天下已经众口一词，都在认为新法的不便，而陛下却要孤注一掷地去实行，微臣真不知道您要走到何种田地！ 上书说了这么多，苏轼是解气了，但后面的事情发展却不是他能够左右的了。 在苏轼私底下给自己书画界的朋友、简州阳安（今四川简阳）人刘泾写的信中，苏轼自诉近来的文人学士都在业余时间谈论什么理学啦、佛学了，看似时尚其实都不值得肯定。自己先前在科场中写的文章，都是些不得已的应时性文章，但被很多人传阅，实在是惭愧至极（主要还是仰仗欧阳修等文坛大佬们的宣传之功）！近来，朝廷根据名声选拔出来的官吏，有些人虽说言谈举止与和孔孟没什么两样，而已经试用，其作为却很少不为人们所耻笑（迂腐）。其笔锋所指，明眼人一看即是指王介甫也！ 熙宁三年春二月，苏轼在京城当差，弟弟苏辙也被差调入贡院，再有半个月，苏辙的工作将告一段落，就可以出来休息了。汴梁城的宜秋门内外，到处都是高槐古柳，全然就像深山老林的环境，倒很适合苏轼狂放的个性。 苏轼如今所住的南园，还是父亲留下来的产业，里面有一处小花圃。寂寞独居时，苏轼就教育并逗弄一下膝下的幼童，种植一些菜蔬，聊以遣怀。 从首次上书论奏，指斥上元节有关部门拿圣旨横行霸道、压低市价，从民间购买四千盏花灯，建议朝廷取消这一决定起，神宗皇帝立即采纳了苏轼的建议。苏轼方天真地认为圣明的神宗皇帝能虚怀若谷，充分采纳各方面的意见。 后又趁热打铁奏上了一道六千多言的奏折，意气风发地充分论证了新法的不周之处。 接着，苏轼又趁进士考试，准备好了一份《拟进士对御试策》乘机献上。这次神宗皇帝虽然没有听从，但也胸怀宽广地表扬了苏轼的正直与忠勇。起初，神宗皇帝并没有当回事，但王安石却大为光火，其同党更是咬牙切齿，开始着手争相排挤苏轼。 御史知杂（侍御史知杂事的简称）谢景温首先发难，使出浑身解数罗织罪名，终于找到理由告发苏轼，说其在父丧扶柩回乡时，用官船捎带私盐回乡贩卖渔利。于是，朝廷命令各路侦探将当时的梢工及篙手一干人等，抓来严刑拷打，寻求证据，但因实无此事而不了了之。 据传，神宗皇帝当初看到苏轼上奏的《拟进士对御试策》时，当场就把它出示给王安石征求意见。 一直带着有色眼镜的王安石看后，鄙夷地说，苏轼这人，但从才学论，有着很深的修为。但是，此人所学的东西来路不正，尽是些欺世盗名之学！此次又是因自己不得志的原因，言语中已经跌宕失态到如此地步，请圣上将其罢黜了事。 当时在场的曾公亮插话道，我觉得苏轼只是持有不同的言论，并没有可以加罪的地方。 过了一段时间，王安石又怂恿神宗说，陛下何不将苏轼罢黜出朝廷，难道是因为怜惜他的才学吗？譬如我们要调教一匹恶马，首先须减少它的草料，再多加鞭笞（减刍秣，加捶扑），使其服服帖帖后才能为我所用。就像苏轼这厮，不加以磨练其心性，压灭他的浮躁之心，怎能为陛下所用。这种人，其才学能为世所用者甚少，而为害世道者甚大，陛下不可不察啊！ 随着时间的推移，苏轼在朝廷中的影响还真就变得越来越微妙了。 邵武（今福建省南平市属县级市）人叶祖洽（字敦礼），在殿试后神宗令当时的变法二号人物、宰相陈升之把的关，被赐予进士及第第一，当时任编排官的苏轼与苏辙、刘攽等人上书反对，认为叶祖洽不仅学识粗浅，议论不当，而且策论的卷子中还有“祖宗以来至于今，纪纲法度因循苟简而不举者，诚为不少”等语，实有轻率和对祖宗不尊之举。苏轼的意思是将叶祖洽罢黜，如若不然，像这种靠着诋毁祖宗以献媚时君的小人，一旦擢为进士及第第一，何以正风化。 遗憾的是，这次神宗对于苏轼的上奏并不认可。 相反，对于此次科场的进士胡璞（字器之），此人博学工诗，曾经在路过采石渡时题诗凭吊诗仙李太白。 采石渡，也即采石矶，又名牛渚矶，是中国长江中游南岸的一个港口，位于今安徽省马鞍山市的长江南岸。采石矶为长江沿岸三矶之一(另两矶分别为燕子矶和城陵矶)，历来为江南名胜，古往今来，吸引着许多文人名士，像白居易、王安石、苏东坡、陆游、文天祥、陈运和等都曾来此题诗咏唱，特别是唐代大诗人李白在这里饮酒赋诗，相传最后因酒醉赴水中捉月而淹死，更增添了神秘的色彩。 胡璞的题诗为一七绝： 抗议金蛮反见仇， 一杯蝉退此江头。 当时醉弄波间月， 今作寒江万里流。 苏轼初见此诗，惊为唐人所作，玩味不已。从苏轼对待叶祖洽与胡璞的态度上，就可以看出苏轼的喜好与文人心底特有的那种纯真。 还有一位叫顿起的举子，作为编排官的苏轼苏大人见到小顿的策论中用语憨直、不避世俗，尤为欣赏。顿起虽然出自吕惠卿的门下，而独守故学，对于王安石、吕惠卿之流订立的新学敬而远之。因此，在其后的一次洛阳城里考试举子之后，同弟弟苏辙一同邀上小顿去登了嵩山，还饶有兴致地登到了山顶。 是科进士中，还有一位无锡藉人士叫陈敏（字伯修）的，尤为王安石所嘉许，称其堪大用，被除以太学正。这是个正九品官，隶属于国子监，职责是辅佐博士施行教典、学规，凡是违犯学规者，以五等处罚予以处理，并将学生守纪律、治经学、考试成绩等情况上报博士。奇怪的是，此人也与苏轼交游来往，私交甚厚。 后来的陈伯修同志出守台州其间，朝廷下令全国范围内都要树立元祐党籍碑（上有苏轼等人不行新法的党人名单），伯修坚辞不从，其下属就偷偷立之。待伯修知道后，怒而碎其石，“挂冠而去”，从此自号濯缨居士，年八十一岁而终。由此可知，这种人与苏轼相厚，原来是冥冥之中的水到渠成、物以类聚啊！ 这年三月间，武穆王钱镠五世孙钱藻（字醇老）以尚书司封郎秘阁校理出守婺州（今浙江省金华市）。此人曾进士及第，又中贤良方正科，曾经当过知制诰，加枢密直学士知开封府，后改翰林侍读学士，除审官东院。老钱为人“清谨寡过，为治简静，人称长者”，以明经进士制策入等，入馆阁，编校书籍，其文章学问有过人之处，放在天子身旁在合适不过了。但他因不奉新法而是自愿前去治理一州，最终竟选择去了穷山恶水的婺州。 按照宋时的官场惯例，馆阁人士补放外任，同舍之人皆会饯送一下的。在送别的酒席上，按当时惯例是先向老钱索要一首诗作，就像今人索要名片一样（尽管背过身就会扔进垃圾堆里）。不过，要是在场的尽是文人雅士，可能要例外了。因为当时流行以主人的一首小诗的每一个字为韵，每人都要重新作一首送行的诗。这与当今的KTV里一样，大家都尽情地释放一下自我。 年长苏轼十五岁的老钱做了一首七绝，苏轼分得一个“英”字为韵，本来这是一群文人们在一起玩的一种文字游戏，但苏轼却在日后因该诗而得祸。 原因是苏轼在诗中借孙醇老的求出外郡，讥讽了当朝的许多投机钻营的急进者。另外，还借此揭露了青苗及助役等新法实施以来，百姓输纳不前，官吏们用皮鞭捶打。老百姓只能在醉酒时诉诉苦，一旦酒醒还会后怕不已，唯恐得罪朝廷，“临分敢不尽，醉语醒还惊”。 暮春时节，正当苏轼在与诸位同仁诗词唱和之际，弟弟苏辙打起背包要去赴陈州（今河南淮阳）教授任了。 四月初七，苏轼给二堂兄苏不疑回了信。因为前些时，二堂兄通过驿站给苏轼寄书，告知老家的各位亲属都身体康健，让苏轼安心在京城公干。苏轼在回信时告诉二堂哥，自己的家眷，还有陈州那边苏辙的家眷都很好，不必挂念。 接着，苏轼又向堂哥抱怨道，近来的朝廷上下，凡是不配合青苗法推行工作的官员，都要被收拾，就连前任的宰辅也不能幸免。自己要是请求外任到地方上任职，必定要不折不扣地带头去推行新法，但依自己的个性定然不会屈就，到时候肯定会被朝廷整治得死无葬身之地的。 因此，苏轼对堂哥倾诉说，现在自己还没有下决心请求外任，姑且在京城的闲职衙门里等等看，先悠闲自得地先消磨一段时光再说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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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章 苏轼朝中的“朋友圈” 熙宁三年的四月十九，朝中传出时称“铁面御史”的赵抃上奏，恳乞去位参政知事，朝廷无奈，遂拜其以资政殿学士身份出知杭州。 原来，王安石当初到到神宗处游说新法时，赵抃就屡斥其不便。 宰相韩琦也上疏极力反对青苗法，宋神宗也有意取消青苗法的实施。当时正值王安石家居求去，赵抃上奏道，这些个新法都是安石老弟所建，不如等到他还朝后再议吧。赵抃本意是王安石在家里冷静下来后可能会回心转意，谁知当王安石还朝后，其变法的意志却更为坚决（持之愈坚），赵抃知道后把肠子都悔青了。 所以赵抃当即就上奏神宗说，制置条例司派出的，骚动天下。王安石这家伙强辩自用，竟当朝公然诋毁天下公论以为流俗，违众罔民，文过饰非。近来朝中的台谏侍从，多以谏言不被理睬而辞职。司马光出任枢密使，王安石不肯跪拜。且凡事有轻重，事体有大小。财利於事为轻，而民心得失为重。青苗使者于体为小，而禁近耳目之臣用舍为大。今去重而取轻，失大而得小，恐怕不是宗庙社稷之福啊！ 可惜，神宗正被王安石忽悠得心旌荡漾，幻想着新法推行后将会使北宋王朝脱胎换骨、国富民强，到时候自己将会成为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那样的明君。 所以，宋神宗这位小伙子对于赵抃的上奏就不置可否，一个臣僚乞求离朝外任这样的小事，自然就没有放在心上。 就在清献公赵抃收拾行李去杭州上任的前后，对苏轼说，小苏啊，您的文笔好，我有个老乡梁处士有座绿筠亭，你给作首诗如何？ 苏轼想都没想就一口应承下来，对他来说，作首诗还不是像吃个馒头那样容易。诗做好了，将绿筠亭的格调拔得很高，甚至将梁处士和陶渊明拉到一块相提并论，“只应陶靖节，会听北窗凉”。 谁想世事难料，二十五年后，已满六十、风烛残年的苏轼被贬惠州时，竟然在那里见到了梁处士的儿子梁琯。 小梁望着形容憔悴、失魂落魄的苏轼老先生，恳请这位当朝文坛大腕留点墨宝，东坡就把自己此前写给梁处士的一首《绿筠亭》诗又写了一遍，赠给了小梁。 那么，安惇是如何获取苏轼的信任的，常常使人不得其解。 安惇，字处厚，广安军（中国宋朝的行政区划“军”始于宋太祖，开宝二年分渠州渠江、果州岳池、合州新明三县，以广土安辑之意设广安军，属于梓州路，治所在今四川省广安市，南渡后，增和溪县）人，此人的光辉事迹被收入《宋史·奸臣传》。安惇曾数次落第，久困场屋，数度“失解”。 唐制﹐举进士者皆由地方发送入试﹐称为解。解为解送、发送之意。故科举时中乡榜者称发解﹐不中者称落解或失解。 安惇秀才失解后，从汴京打道回府要回他的四川老家去，苏轼作诗送别。 不知为何，苏轼诗句中的名句，都是在不经意间鸡毛蒜皮的场合产生的。“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这种劝学或者做学问场合的警句，竟然出现在送别一位奸臣贼子青年时期落榜归乡的场合，真是太可惜了！ 哪知五年之后，这位安惇秀才就像开挂一样一路攀升，绍圣初，被召为国子司业，三迁为谏议大夫。虽至徽宗朝，宋徽宗好雅，对安惇之流极为厌恶。后蔡京为相，复拜安惇为工部侍郎、兵部尚书，可见此人的混世功夫。 苏轼可谓是看走了眼，把一首流传至今的好诗，赠给了当时如丧家之犬的安惇秀才。 河东人吕希道，前面我已经详细介绍过，是个雅量自如的正派角色，在解州任上，州民为其立过生祠。如今解州任满，回京后又被任命为和州（今安徽和县）知州。“去年送君守解梁，今年送君守历阳”，作为朋友，苏轼自然是要到场送送，还要作首诗什么的。 苏轼在直史馆上班期间，夜里校理校勘们也要轮流在崇文院的秘阁里值班。 漫漫长夜里，苏轼联想到新法推行后民间的怨声载道之状，又想自己不会像其他官员那样去随波逐流，在京师里的天子脚下，急于求进而违背良心的官员百态，时常在眼前浮现。除了能和喜好收藏的王珪之子王仲修（字敏甫）这样的人诗书唱和之外，有谁还能推心置腹。 于是，苏轼在值夜班期间写给敏甫的诗中倾诉道，如今想要找个清静的所在还真不容易，自己只好把在这深宫秘阁里的清净之地当成山林来隐身了，“大隐本来无境界，北山猿鹤漫移文”。 不过，在馆阁里上班，闲暇之时还有个同事能在一起谈论谈论孟襄阳和王摩诘。这是苏轼的忘年交，这个老头大苏轼二十三岁，叫王益柔。 王益柔，字胜之，河南（今河南洛阳）人，王曙子，用荫入官。庆历四年（1044）以殿中丞召试，除集贤校理。曾因醉作《傲歌》，黜监复州酒税。神宗时，累迁知制诰，直学士院，先后知蔡、扬、毫州和江宁、应天府。 此外，王举正之子王诲，去年以群牧司（主管国家公用马匹的机构）判官身份上书《马政条贯》，今年又上《群牧司编敕》十二卷，都被朝廷批准，所以是个有作为的官员，苏轼与之也常有诗词唱和之作，“爱君东阁能延客，顾我闲官不计员”。 四五月间，正当苏轼在京师百无聊赖之际，他的表哥文同（字与可）被调回京师，知太常礼院兼编修大宗正司条贯。 自苏轼在凤翔府任上初次认识了这位大表哥后，就对这位方口秀眉、谈吐敏捷、文质彬彬的文同钦佩有加，加之文同近年来博学修德，名声远播，更加地让苏轼佩服。 表哥的到来，两人又重逢在京师高官名流云集之地。苏轼看到表哥如今默默无语颇为深沉，已把自己性情陶冶得清虚宏深，文质彬彬而又虚怀若谷。反观自己终日惶惶，深陷繁琐的事务之中。所以，这次苏轼对这位表兄是真心崇拜并真心欢迎的。 五月里，王闰之诞下一子，小名叔寄、竺僧，大名苏迨，字仲豫。为什么取“叔寄”这样的名字，有苏学研究者称，在苏迨与苏迈之间应该还有一个哥哥，因此苏迨小名中有一“叔”字。只是后来，这位位居中间的哥哥不幸早夭，直到苏过出生后，苏家才重定行次。 就在苏轼沉浸在王闰之又给自己生下儿子的喜悦之中时，朝廷上又下诏令两制举荐谏官。时年以六十三岁的翰林学士兼侍读、礼部侍郎范镇，在听到了朝廷上下都以为当今最适合出任谏官的人选是苏轼时，毅然向朝廷举荐苏轼充任谏官。但由于侍御史知杂事谢景温上表弹劾从中作梗，此事便不了了之。 谢景温素与王安石相友善，又将其妹妹嫁给安石的弟弟王安礼为妻，便成了王安石弟弟王安礼的妻哥。为了在政治上追随王安石，遂积极参与变法活动，因此被擢为侍御史知杂事，这厮曾上书弹劾苏轼在丁忧归蜀时，用官船贩卖私货。朝廷下六路捕逮篙工、水师穷其事，所幸最终查无此事。 奇怪的是，私底下谢景温博学洽闻，才华横溢，还与范仲淹、欧阳修相友善。历官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时人以为"吏师"。这种人，可算作封建社会读书人中的政治投机人物。 北宋熙宁年间，还出了一位已载入历史的传奇人物朱寿昌，成为了苏轼人生阅历中的一段插曲。。 朱寿昌字康叔，宋扬州天长县(今安徽省天长市)人。因其“弃官寻母”的孝行，成功地跻身于“二十四孝”中的代表人物。 朱寿昌的父亲朱巽是宋真宗年间的工部侍郎 ，寿昌为庶出，其母刘氏是朱巽之妾。 朱寿昌七岁时，生母刘氏被嫡母(父亲的正妻)嫉妒，不得不改嫁他人。从此，母子分离。朱寿昌长大成人之后，荫袭父亲的功名，出而为官，几十年的仕途颇为顺利，先后做过陕州荆、南通荆，岳州知州，阆州知州等，然而他一直未得与生母团聚，思念之心萦萦于怀，以至于“饮食罕御酒肉，言辄流涕”。 母子分离后的五十年间，他四方打听生母下落，均杳无音讯，为此他烧香拜佛，并依照佛法，灼背烧顶，以示虔诚。熙宁初年，听说他母亲流落于陕西一带，已嫁为民妻，他又刺血书写《金刚经》，并辞去官职，与家人远别，千里迢迢，往陕西一带寻母，并与家人道“不见母，吾不返矣”。 可能是精诚所至，朱寿昌终于在同州（今渭南市大荔县）找到了自己的生身母亲。 当年母子分离时，寿昌尚年幼，五十年后重逢，老母已七十有余，寿昌也年过半百了。原来，寿昌母刘氏离开朱家以后，改嫁党氏，又有子女数人，寿昌视之如亲弟妹，全部接回家中供养，有人将朱寿昌弃官寻母之事上奏神宗。熙宁三年的六月初四，宋神宗得知朱寿昌的事迹后，责令其官复原职。当时，朝中的名公巨卿如苏轼、王安石等还都争相述文作诗赞美其孝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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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一章 曾巩与吕公著：反对新法的皆是好人 当时，市面上流传着一篇用于老百姓歌咏礼佛时的合乎声律的韵文，那是朱寿昌同志根据梁武帝忏悔之法中字句繁多的原文而改编的。苏轼见到这篇韵文时，在被朱寿昌孝行感动之余，极尽其才，奋笔作偈，附予其后，遂成绝响。 我国“二十四孝”的故事人物，宋朝占据其二，且都与苏轼有所关联。若朱寿昌是因其“弃官寻母”的孝行明世，那么，另一位黄庭坚则是每天晚上都亲自为母亲洗涤夜壶，以其“涤亲溺器”的事母至孝和奉母尽诚为世人称道的。 可以看得出，在苏轼的朋友圈中，个个都不是凡俗之人，能够载入史册的更是比比皆是。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苏轼的那位表哥文同。 文同以善画竹著称，他注重体验，主张胸有成竹而后动笔。他画竹叶，创浓墨为面、淡墨为背之法，学者多效之，形成墨竹一派，有"墨竹大师"之称，又称之为“文湖州竹派”，如今，“胸有成竹”这个成语就是起源于他画竹的思想。 其后画竹者多从其学，世有"湖州竹派"之称。至元代画墨竹蔚为风尚，如李衎、赵孟頫等名家，皆湖州派之继承者，对后世影响极大。湖州竹派在宋以后的八百多年间，影响一直不衰，其中最著名的受惠者有元代高克恭、赵孟頫、李衎、柯九思、吴镇，明代王绂，清代郑燮（郑板桥）等人。 文同传世作品极少，今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墨竹图》为其真迹，画倒垂竹一枝，形象真实，笔法严谨，为传世之无价之宝。 七月二十一，有个学篆几十年、精通篆法的长安人氏李元直（字通叔），在苏轼处无意中见到了苏轼收藏的文与可墨竹画作的真迹。老李顿时激动的不能自已，加之对苏轼的书法也是极为喜爱，就央求苏轼在文与可的墨竹图后题字留念。 在当时，文与可还活着，他的画作虽然不好得到，但总还是有可能得到的，至少在苏轼这块还是可以搞到的。今天，我们不得不佩服这位练习篆书的书法家李元直先生，他的那幅文与可墨竹又配上了苏轼的题跋，假如保存到现在，那现世俗称之“升值空间”该会是多大呢？！ 其实，在苏轼看来，自己的题跋内容也无非是抒发了自己的一些见解而已，并非是文人雅士的附庸风雅的极为俚俗的骈文骊句。 苏轼略加沉思，挥笔在他老表画作后边写道，从前的文与可画墨竹，是只要见到精良的笔与纸，就会控制不住自己，在上面奋笔挥洒。若是座中有人拿去收藏，与可也绝不会太珍惜。后来见到有人专门设置笔砚，就会索然离去。有人找他求画，也不会轻易给了，就是等候一年也不一定得到。有人问他原因，与可说他以前曾经学道，在百思不得其解之时，就会用画墨竹来发泄。不过现在自己的病好了，你们设下纸笔，让我如何发泄呀！？ 苏轼又补充道，我看与可的病还未痊愈，怎么可能以后就不发泄了！我今后还会趁其发泄时，不经意间索取他的画作。不过，与可在作画中病发作之时，我却以其发病为机会来索画，看来我也有毛病了。 总而言之，苏轼此时期还是以文人的纯真行事的，其内心并无什么城府。 大理寺少卿南城（今属江西）人蔡冠卿（字元辅），因一件“妇人阿云伤夫狱”的审判结果与王安石相左，闹到了神宗皇帝处，神宗自然是坚持王安石的处理意见。所以，最终蔡冠卿被补外知饶州(今江西鄱阳县)。等到蔡冠卿将要离开饶州任后，“饶人思之，画其像于范文正祠，以配祀，并录冠卿诗一首”，当然这是后话。 当该年秋天蔡冠卿要离任京师时，苏轼作为朋友自然要作诗送行，把蔡冠卿比作是节操不改的天骥般的人物。比如，“知君决狱有阴功，他日老人酬魏颗”，甚至还把蔡冠卿比作春秋时代被结草报恩的晋国将军魏颗。坏就坏在苏轼诗中的某些诗句，后来的《乌台诗案》案发，这些都被当成是苏轼有据可查的所谓“铁证”。 苏轼的另一位好友刘攽，知识渊博，文采斐然，在工作中“侔古循吏”，身兼数职，处理问题时刚正不阿。老刘起初与王安石还是好朋友，自从安石开始推行新法，在馆阁中任职的刘攽数度与安石谈论新法的不便与扰民。刘攽还说，自古以来的皇甫镈、裴延龄那些“以苛刻剥下附上为功”之流，和商鞅、张汤这样的酷吏、鹰犬，都鲜有好下场的，王安石听后大怒，后刘攽被除外任泰州。 苏轼给刘攽的送行诗中，有一句“君不见阮嗣宗，臧否不挂口，莫夸舌在齿牙牢”，又被抓住了把柄。 说苏轼是用了《史记·张仪传》中张仪只要有三寸不烂之舌就能出外游说的典故，来讥讽朝廷新法不便，不容人直言。诗中又用了晋朝张翰“以莼鲈之思为由辞官而归”，还有刘禹锡两度被贬的“桃花诗案”，无情地讽刺和隐晦地批评了当今的朝政。 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字子固，建昌军南丰（今江西省南丰县）人，出身儒学世家，家世显赫，祖上世代为学者。祖父曾致尧作过尚书户部郎中，父亲曾易占为太常博士。 曾巩天资聪慧，记忆力非常强，幼时读诗书，脱口能吟诵，自幼就表现出良好的天赋。 十二岁时，曾尝试写作《六论》，提笔立成，文辞很有气魄。到了二十岁，名声已传播到四方。 由于好友欧阳修的举荐，四十一岁的曾巩到京师当馆阁校勘、集贤校理，先后理校出《战国策》《说苑》《新序》《梁书》《陈书》《唐令》《李太白集》《鲍溶诗集》和《列女传》等大量古籍，对历代图书作了很多整理工作，并撰写了大量序文，九年后，曾同志任职《宋英宗实录》检讨。 曾巩年轻时随父赴京，以文相识王安石，结成挚友。 自从登了欧阳修之门以后，就向欧阳修推荐了王安石。二十岁入太学，上书欧阳修并献《时务策》，此后，他不但认识了欧阳修，结交了王安石，而且已经同杜衍、范仲淹等都有书信来往，投献文章，议论时政，陈述为人处世的态度，自此名闻天下。 虽然曾巩与王安石有着这样一层关系，但当神宗向他询问安石之为人时，曾巩仍然据实告以“勇于有为，吝于改过”，老曾说的都是实话，而不是朋比欺君。 吕公著，字晦叔，寿州(今安徽省寿县)人 。北宋中期官员、学者，太尉吕夷简第三子。 此人的家世与曾巩有得一拼。 父亲吕夷简主政时，吕公著从故乡寿州来京应试，他穿戴破旧，谦让如同寒门子弟一样（太会装逼了），见到他的人虽然喜欢他的仪容举止，却也并未感到惊奇。等到他离开后，经询问得知是吕公著，才惊讶感叹。这一段子，使得小吕自小就有了“不仗父势”的美名，至少比当今兜售“我爸是**”之类坑爹的熊孩子要强。 吕公著从小好学，以至废寝忘食。父亲吕夷简对他器重惊异，忍不住说，今后这小子必定为王公辅臣。在宋代学术史上，吕公著开启了吕学端绪，吕公著一门登录在《宋元学案》上者有十七人。 吕公著与司马光同属旧党，司马光在当政后，“尽废新法”。在科举上要求经义参用古今诸儒之说，不得专以王安石的"三经新义"取士，也不得出题涉及佛老内容，不得以申、韩和佛学为学，恢复贤良方正科。 恰逢王安石正颁行青苗法，吕公著极言道，自古以来有作为的君主，没有失去人心却能图治，也没有能胁之以威、胜之以辩却能得人心的。过去所谓的那些贤能之人，现在都认为青苗法是不对的，但发出议论的人把这一切诋毁为流俗浮论，难道过去都是贤能而现在都是不肖吗？ 王安石对他的话感到愤慨，神宗让他荐举吕惠卿为御史，吕公著说，吕惠卿固然有才能，但奸邪不可以任用。神宗把这话告诉王安石，王安石更加愤慨，诬陷吕公著恶语中伤，神宗于熙宁三年四月初八贬吕公著为颍州知州。 吕公著大致也算得上是一个正面的人物形象，但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到曾巩这儿却并不感冒。老吕知道神宗皇帝素来不喜欢曾巩的文章，就在神宗求其对曾巩的评价时，老吕就说，曾巩此人“行义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意思是在神宗眼里弃如敝履的文章还不算太垃圾，那他的为人处世与为官行政都是一泡“臭狗屎”。 这种评论传到了世人耳中后，人们都感到不恭和不公。 假如曾巩的确是这样的人，那么当时的同朝臣工好多都比曾巩要在上，何以古往今来的史家为贤人立的传那么多，怎么行义、政事、文章都不及曾巩的人大有人在呢？ 人们都说，曾巩的政绩及声誉卓然可见，历史上已成公论。 可吕公著还是这么损地去恶意贬低他，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小吕的行径与当年父亲吕夷简驱逐范仲淹和孔道辅的恶行如出一辙。 然而，老吕当年虽然“恣行奸利”，还尚且不会讳莫如深。而小吕则是“深中多数，不可测识”，把曾巩与其弟弟曾布相提并论，一同打倒。世人皆知曾巩忠义而曾布是个小人，难道小吕就不知道吗？为什么要去违背良心、贻害国家呢？ 开个玩笑，凡是因反对新法被贬的官员，都是正直忠义的好人。凡是讨厌王安石的官员，都是苏轼的朋友。同理，凡是因反对新法、讨厌王安石而遭贬的官员离京外任，走之前苏轼都是要作诗相送的， 苏轼的失误，仍是源自这次送小吕出知越州（今浙江省绍兴市）的赠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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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二章 苏轼的“官二代”朋友们 熙宁三年（注意这一年份被贬贬谪的人次数），曾巩准敕通判越州。 临行前，馆阁里的同舍按惯例要设宴相送。宴席上，众人分韵作诗（苏轼也好这个），苏轼分得一“燕”字。 在苏轼的“燕”字为韵的诗中，有一句“但苦世论隘，聒耳如蜩蝉”，此句被后来的变法官员定为讥讽当下朝廷的官员多是些刻薄之人，都是议论褊隘，聒噪如蜩蝉鸣叫之人。还有“安得万顷池，养此横海尯”句，被定为是借此来比曾巩的才华横溢，真是与不喜欢曾巩文章的皇帝佬儿作对的节奏啊！ 在王安石正在大张旗鼓地变法之际，我们的文坛领袖在干什么呢？ 欧阳修，字永叔，号醉翁，出生于绵州（今四川绵阳），籍贯吉州庐陵永丰（今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人，官至翰林学士、参知政事，是在宋代文学史上最早开创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 欧阳修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的地位，他曾大力倡导诗文革新运动，改革了唐末到宋初的形式主义文风和诗风，取得了显著成绩。由于他在政治上的地位和散文创作上的巨大成就，使他在宋代的地位类似于唐代的韩愈。他荐拔和指导了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苏辙等散文家，对他们的散文创作发生过很大影响。他的平易文风，还一直影响到后世的元、明、清各代。 正是由于欧阳修那堪为人师的道德文章，才有了薪火相传的苏门四学士的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才有了曾巩、曾布兄弟昆仲，才有了“中国十一世纪最伟大的改革家”王安石，——是欧阳修奠基了宋代文化盛世的基础。 熙宁三年，欧阳修被除任检校太保、宣徽南院使等职，坚辞不受，改知蔡州（今河南汝南县），此年改号“六一居士”。 这一年的九月七日，已改名“六一居士”的欧阳修专门做了一篇《六一居士传》的散文，将自己置于自己的藏书一万卷、收集收录的夏商周三代以来金石文字一千卷、一张琴、一盘棋棋、好酒一壶酒五种外物之间，成为了“六一”。 作为苏轼人生的伯乐与文友，苏轼自是有感而发，遂在文后又补充了一篇《书六一居士传后》。 身处晚年的欧阳修感到自己长期被官场拖累已觉很苦了，而且还有很多忧患缠身，被这五种物品吸引可以使精神得到安逸。有人认为欧阳修这种选择是“无道”的，也就是非有道德修养者的选择。苏轼开篇即表达了他的鲜明观点：“居士可谓有道者也。”这无疑与苏轼崇尚的庄子思想是合拍的。 苏轼、苏辙是欧阳修知贡举时选拔于前列的，苏轼尤其受到欧阳修的推重。 苏轼同样很敬重欧阳修，他曾评价老师欧阳修的诗文“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记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 。因此，这篇序文可以说是“不能不为之”的“有为”之作，观点鲜明，感情真挚，议论精辟，具有情理兼胜的特色。在对欧阳修的高度评价中，渗透着苏轼自己的忧世之心和为文之见。 六天后，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平章事曾公亮被罢免。 左仆射，唐宋左、右仆射均相当于宰相之职。元丰五年(1082)改革官制,以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均为宰相，此例在宋以后被废除。奇妙的是，太平天国的洪秀全政权又曾回光返照地设置过仆射一职。 曾公亮与前面所说的曾巩、吕公著一样，都是标准的官二代。 曾公亮出身晋江曾氏，父亲是曾会，当过刑部郎中，自己的儿子曾孝宽又当上右丞相，到了南宋又有曾怀、曾从龙等人位极人臣，一家子共出了四位宰相一位状元，人称“曾半朝”或“一门四相”。 曾公亮的人身履历中有这样的头衔：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还有一个让人惊掉下巴的头衔——军火家。 历史巨著《武经总要》是一部国防军事的百科全书，里面记载了世界上第一支“火药火箭”，还记载了我国制成的第一批军用火器。 《武经总要》为中国和世界的火器发展史和军事技术发展史写下了光辉的第一页，成为世界上许多研究兵器的史学家的珍贵资料。《武经总要》的记录，充分证明了中国是世界最早发明火药和首先使用火药的国家。《武经总要 》记录的火药配方，证实我国发明火药起码早于欧洲300年。 就是这样的一个宰相，也被年轻的苏轼批为“不能救正朝廷”。原来，想当初老曾曾向朝廷推荐过王安石，认为此人可当大任。等到王安石窜上来与自己同朝执政时，才发现这小子还挺会来事，不经意间已经坐大，把神宗小皇帝弄得团团转，使之时常在背后助力自己将意见不和者逐出朝廷而外任。 面对苏轼等朝廷官员的责骂，老曾常常仰天长叹道，皇上如今同王安石如同一人，此乃天意啊！ 此话传到了王安石的耳朵里，王安石丝毫不念当年的提携之恩，以曾公亮与自己的政见不尽相同，而数度在神宗面前加以无情的毁訾。 无限的悔恨，致使曾公亮数度向朝廷乞求致仕（古代官员正常退休叫作“致仕”），但神宗总是挽留而不放。 直到有一天，老曾抱着风烛残年的身躯继续上朝发挥余热时，失足跌倒在地（足跌，仆于地上），乃告病再次乞求致仕，朝廷上只好听任其致仕并告老还乡。 从治平四年九月拜相以来，我们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曾公亮同志前后干了四年的宰相，用他那丰富的军火知识与军火家的远见卓识，将前人有关研制火药、火器的经验，总结、整理写出的，全书共四十卷，为我国火药应用于军事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开拓出来光明的道路（这情节有点穿越）。 在苏轼的朋友圈中，还有一位官二代钱勰。 钱勰，字穆父，杭州人。吴越武肃王六世孙。官至朝议大夫，熏上柱国（功勋的荣誉称号），爵会稽郡开国侯。其文章雄深雅健，作诗清新遒丽。擅长书法，正书师法欧阳询，草书则造王献之阃域。 钱勰任如皋县令时，恰逢当地爆发蝗灾与旱灾，而泰兴的县令却欺骗郡的长官说：“当地没有蝗虫。” 不久，蝗虫逐渐成灾，郡长官责问，泰兴的县官无言以对，于是说县里本来没有蝗虫，大概是从如皋飞来的。于是下公文给如皋的县官要求捕捉蝗虫，不能让它危害邻近的地区。钱勰拿到公文，就在对方公文的末尾写了首诗回复他：“蝗虫本是天灾，即非县令不才。既自敝邑飞去，却请贵县押来。”不一会儿，回信到后，县内无不为之绝倒。 据北宋张耒撰《明道杂志》载：尹京，为近时第一。余尝见其剖决甚闲暇，杂以谈笑诨语。而每一顾问，胥吏皆股栗不能对。一日因决一大滞狱，内外称之。会朝，苏长公誉之曰：“所谓霹雳手也。”钱穆父钱曰：“安能霹雳手，仅免葫芦蹄也。”这里的“葫芦蹄”代指糊涂，而“苏长公”乃苏轼也。 就是这样一个有着文人气息的人，与苏轼能玩到一块是再正常不过得了。 九月十八，钱穆父进京试贤良方正科对策后，将要归家时，被苏轼留了下来，苏轼要置酒慰劳一下这位吴越武肃王之后。在酒席上，苏轼要求举令为文，当时钱穆父得到的傀儡是除以镇南军节度使制，就唱了两句令：具官勤劳王家，出入幕府。苏轼听后，大加欢赏，大概是觉得世上的傀儡大都出现在帝王的幕府啊！ 就在此次的试策后，本来小钱能中个密阁选等官职，但是由于王安石十分厌恶时号“三孔”（孔文仲与其弟孔武仲、孔平仲皆有文名，合称“三孔”）之一的孔文仲的策文，于是上书神宗，将这种贤良科试策考试给取消了。所以，满腹才学的钱穆父就只能落第了，好在有着显赫的家族背景，最终被以荫补官知尉氏县。 北宋名臣范仲淹的老表滕元发，也是苏轼朋友圈里的星标好友。 滕元发，原名甫，字达道，浙江东阳人(现东阳市吴宁街道滕宅街人)。老滕是范仲淹之父范墉的外甥，性豪爽，不拘小节，自幼能文，与范仲淹次子范纯仁一同学习，在科举考试中两中探花，三次担任开封府尹。老滕先后曾在郓州、定州、青州、应天府、蒲州、邓州、安州、筠州、梅州等地任职，迁延地方十年。还镇守过边关以拒西夏，威行西北，号称名帅。 滕元发后任开封知府，断案如神。但因敢于冒犯皇亲国戚，曾两次被免，继而又复任，前后不到两年的时间内三次担任开封府尹(包拯干了两任)，可以说算是与包拯平起平坐的人物。 这段时间，老滕自郓州改知定州，回京城述职来了，来了之后还与苏轼有过短暂的相晤。滕元发大苏轼十七岁，但与苏轼之间似乎没有什么代沟，苏轼一生中光给滕元发写过的书信就有六十八封之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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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三章 光禄大夫范镇的知遇之恩 正当苏轼在与朋友们的留别作诗之际，这年秋天（熙宁三年），他大伯苏澹的孙子苏林卒于京师。 大伯苏澹早亡，大堂哥苏位去世时，侄子苏林才二十岁。去年在给堂兄苏不疑的信中，苏轼还在夸赞十六郎（苏林的小名）学业有进，已经参加解试。谁知今年，这位活蹦乱跳的小伙子就已经撒手西去了。苏林生前在京师薄有田产，靠收房租为生而长久居住在京师。死后由苏轼、苏辙等长辈们操持，葬在了京师的西郊的八角墓地，这次为办理十六郎的后事，苏轼还专门请了朝假十天。 十月初一，苏轼与老表文与可与一众朋友闲聊，这时座中的宾客争相索要文与可的草书作品。有苏轼在场，众人自然不会放过要苏轼作跋文的机会。 当文与可的草书作品迅疾如风般书就之时，苏轼捻管沉思后，挥毫写道：想当年南康建昌（今辽宁省葫芦岛市建昌县）人李常（字公择）初学草书之时，遇到不会草法的字，就用楷书、行书的写法掺杂进去，刘贡父将此戏之为“鹦哥娇”。因白居易《池鹤》诗中有“转觉鸬鹚毛色下，苦嫌鹦鹉语声娇”句，“鹦哥娇”意指鹦鹉学舌，有贬损之意。 后来，李公择的草书学有所进，又问苏轼道，我的草书比以前怎么样？ 苏轼看到惟有少数字能得草书之体，就说现在已经可以称作“秦吉”了！ 秦吉，又名秦吉子、海南八哥，鹩哥属雀形目、椋鸟科，鸣声婉转，能模仿人语，是闻名于世的玩赏鸟之一。苏轼的弦外之音是以前是鹦鹉学舌，现在已经能像鹩哥那样说上几句人话了（弦外之音是说，还是不咋着）。 十月二十二，范镇以退休了的户部侍郎身份获准退休。 这个人与苏轼的关系也很铁。 熙宁二年，王安石开始进行变法改制时，实行了以青苗法为代表的新法，范镇站在司马光等人的立场上，竭力反对新法，曾五次上疏反对新法，在疏中指斥王安石以喜怒为赏罚，其中甚至用了“陛下有纳谏之资，大臣进拒谏之计；陛下有爱民之性，大臣用残民之术”之类的言辞。 据传，王安石看到奏疏，十分气愤，连手都颤抖了，他亲自起草诏书，痛斥范镇。 直到后来，因为举荐苏轼与孔文仲任谏官这件事，令范老先生非常头疼。原因是不仅朝廷上没有恩准，还给苏轼带来了被诬以借官船走私和遭到弹劾的结果。 看到苏轼被人诬陷，这时候的范老先生坐不住了，他舍上老脸又向神宗皇帝上了奏章，极力地为苏轼辩驳。 范老先生在奏章中说道，苏轼这位青年才俊我是非常了解的。治平年间，苏轼父亲客死京师时，先帝曾赠与绢百匹，银百两，苏轼都坚辞不受，而是仅向朝廷请求赠与亡父一些身后的名节。 先帝当时对苏轼兄弟的孝行非常嘉许，就赠其父苏老泉光禄寺丞（光禄寺卿的佐官，职位低于少卿，光禄寺卿是三公九卿中的九卿之一，相当于部级，丞则相当于司级）的名号，又敕命各路、各州县的官府衙门沿途准备官船人等护送回川。 当时，韩琦以个人名义赠银三百两，欧阳修赠银二百两，苏家兄弟皆婉辞不受。老夫从这些个事例中就能大概地看得出苏轼的风节了。今天竟有人诬陷说苏轼用官家人船贩运私货，简直就是胡说八道！苏轼腹中藏有古今之学，其文章高过当今的时代（文章高于时），在上书中又敢于言说朝廷的得失，所以老臣才举荐苏轼为谏官的。不想，朝廷没有恩准也就罢了，还有歹人借机诬陷，使得苏轼反倒因我而受到连累。如今，为了赎回苏轼被诬罔之罪过，老夫特乞求致仕（恼了，不干了）！ 起初，朝廷没有批准。 后来，范老先生又接连上书奏请朝廷承认苏轼无过，还上书痛斥了王安石集团的厚颜无耻之举。神宗没法，只好批准了。老先生终于光荣地退休了（遂落职致仕）。 范镇临行前上表谢恩，仍坚持己议，反对王安石变法，请求神宗“议为耳目，以除壅蔽之奸；任老成为腹心，以养和平之福。” 退休后，苏轼前往祝贺，说“公虽退，而名益重矣！”范镇十分难过，认为“君子言听计从，消患于未萌，使天下阴受其赐，无智名，无勇功；吾独不得为此，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 于是，范老先生就开始整天与宾客一起饮酒赋诗。直到后来苏轼获罪，被投入御史台狱，官府急于向他索要与范镇的来往书信文章，范镇还是不顾个人安危上书辩论救助苏轼。久而久之，范镇被迁徙到许州居住。 当然了，这是后话。 二十八日，苏轼又给二伯家的堂哥苏不疑（从名字的字面意思可知，大概是此人不会去怀疑别人）去了信，详细说明了自己的近况： 苏轼说，自从身处京城二年有余，因为自己议事愚拙，得罪了不少的权贵。近来，朝廷已在着御史收集和检举自己的罪状，还要被送到管事的衙门去考察。所幸查来查去，所谓的罪名都不存在，朝廷只好作罢了，可以想象自己所处环境的险恶了。 苏轼又对二堂哥说，去年五月王闰之又生了一个儿子，小名就取了个叫“叔寄”（也就是后来的苏迨），如今也学会走了，非常可爱。苏辙去年八月在陈州（今河南淮阳）也生了一名女婴，取名宛娘。 至此，由于范镇举荐苏轼所引发的风暴，才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宣告平息。 但在苏轼眼里，自己此次遭致弹劾，乃是以虚名而受到实祸，然而古往今来，往往君子们所追求的忠义之道都是极难达到的。以至于自己想到这，今后也绝不会再为此事所屈服。 十一月二十，和苏轼同年考中进士的同学章衡（字子平）要以右司谏（掌规谏讽谕，箴诲鉴戒、拾遗补过）、直集贤院的身份出任郑州知州。 对于这个老同学章衡状元，苏轼是极为赞赏的，当年一同考试时，张同学考了第一名。他的文章写得很是精美，经史子集的学问也很丰富。从政后，处理起政事来机敏有加，谨守正道。平时行事谦虚，绝无一丝浮躁的行径。可就是这位优秀的同志，却因困顿于基层政府的事务之中，没有得到天子的器重。 如今，老同学要平步青云了。所以苏轼与很多老同事，相聚于观音寺的禅院之中，要为章衡同志赋诗饯行。只是不巧，这首诗作如今已经散佚无存了。 但是，关于章衡这位同志，可以举例简述一下此人的： 我们所熟悉杭州西湖中的苏堤，都知道是北宋苏轼任杭州知州时所修，后人念其功故命其名。但是工程的最初倡议者却不是苏轼，而是他的好友章衡。 在西湖治理的过程中，苏轼还曾给章衡写过一封求助信。说您劝告和鼓励我治理西湖，现已着手并已初具规模，想必您一定会不惜余力继续帮助我的，请您将贵府罚没的船只尽数给我，多多益善，我大约需要四百只，请您派人送来。本州别的东西还好，就是缺乏士兵，也请您一并帮助。 当时正在着手治理西湖的苏轼，言辞中已经透露着急切与不容置疑的语气。由此可见，章衡在西湖的治理上不仅有首倡之功，还有鼎力相助之劳。 送走了老同学章衡，两天后，苏轼又给二堂哥苏子明去了信。 信中说了一些家常话，诸如最近因为侄子十六郎（苏林，苏位之子）的丧事，专门请了十天假，昨晚才从八角（今河南省开封市西南的八角店）墓地回来，掩埋墓穴等事已经完毕，前去吊唁的人都非常殷勤周到。除了极个别不太实在的老滑头，能送灵柩到墓地的人有十多个。 另外，在信中苏轼又提及他自己因为愚拙，惹恼了当权者，以至于被孤立而形单影只，每天都要防着因此获罪，自己最近已把寓所从南园迁到了宜秋门外了。可以看得出，苏轼在京城的衙门里过的并不痛快！ 腊月十一，韩绛被任命为丞相。 韩绛，字子华，开封雍丘（今河南杞县）人，韩亿第三子，也是一名标准的官二代。韩绛于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高中进士甲科第三名探花，当时的状元是杨寘，榜眼是王珪，第四名是王安石同志。这么一说，韩绛还是王安石的同学。 在苏轼眼里，韩绛能作为群臣之首，实在是实至名归。 在苏轼上的贺启里，说韩绛作为宰相兼昭文馆大学士十分完美。还说他勤勉不倦有申伯的声望，堂堂正正具有汉相的风范。（亹亹申伯之望，堂堂汉相之风） 这里的“大学士”是古代官职，最早出现在唐代。唐代曾先后置弦文馆、昭文馆大学士、集贤院大学士。唐代的大学士一般由宰相兼领，只是一种荣誉称号。宋代也曾仿唐制，搞过一些大学士称号，同样只是一种荣誉称号，但兼任者却都是位高权重之人。 临近年底，苏轼不再任开封府推官，但依旧在告院任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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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四章 天子脚下的京官难做 闲暇时间，苏轼又给二堂哥去了信。 信上除了介绍自己的情况外，还给二哥说了大堂哥苏不欺已被朝廷任命为蓬州宜陇（今四川南充市宜陇县）县令。 关于这个宜陇县，首先他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之缔造者朱德元帅的故乡。在历史上，仪陇县这个县名那真是命运多舛。它原本名为仪隆县，因为避唐玄宗李隆基的名讳，所以改成仪陇县。谁知公元一九零九年，辛亥革命前夕，因避末代皇帝溥仪之名讳，又改仪陇县为“宜陇”。到了一九一二年，再被中华民国复名为仪陇县。 苏轼还在信中说，十六郎的遗眷，还有两个孩子苏彭、苏寿也都接到自己的身边了。弟弟苏辙也将于明年过了腊祭就去赴任。 那么，什么是“腊祭”呢？ 腊”是古代中国的一种祭祀仪式，“腊祭”早在先秦以前便已存在，那时的人们在一年的最后一个月，去野外猎取各种野兽，用于祭祀祖先与五位家神：包括门神、户神、宅神、灶神、井神。以祈求来年五谷丰登，家人平安、吉祥，称之为“腊祭”。 由于“腊祭”常在十二月举行，故秦汉以后这个月被称为腊月。 絮絮叨叨地说了这么多，正是苏轼还未与家乡断绝联系的仕途早期。一旦到了后期，故乡已成了一个自己遥不可及的梦。 处理好家事，苏轼听说吕希彦（字行甫）要到河阳去出任二把手，于是写诗送行。 河阳（今河南省孟县）中的“河”，古代专指黄河；“阳”，指水的北面或山的南面，河阳正在黄河北岸，太行、王屋两座山的南面，故得此名。 我起初感到有点好奇，为什么苏轼结识的朋友都是官二代？比如这位吕希彦，还是一位官三代。爷爷是北宋中期官员、学者，太尉吕夷简，叔叔吕公著和爷爷一样也是北宋名相，家族数代中封公封侯的不计其数。 后来，又查了资料后始知： 太尉吕夷简的父亲为吕蒙亨，官至光禄寺丞、大理寺丞。后赠开府仪同三司、中书令兼尚书令、魏国公。祖父吕龟祥，官至寿州知州。后赠开府仪同三司、中书令兼尚书令、祁国公。曾祖父（吕希彦爷爷的爷爷的父亲）吕梦奇，后唐时兵部侍郎、北京副留守，后赠太师、齐国公。 这样算下来，苏轼的这位朋友吕希彦可以算得上是官六代了！ 俗话说，朝中无人难做官。 古时候的封建社会，官官相护的现象更为明显，升官加爵全凭皇上的喜好就能搞定，这还不算上世袭和荫进的子弟。所以说，在官场中混的人，大都有点背景的。 因此，我们不用逐一扒开苏轼朋友的家族史，真正贫苦农民出身的官员少之又少。 不过这位吕希彦虽为相门之后，但一点俗举都没有。待人行侠仗义也就算了，平时还和苏轼一样爱好一些雅事（不雅估计与苏轼也做不成朋友，物以类聚嘛）。此人阳寿虽短，但生平酷爱藏墨，被当世的士大夫戏之为“墨颠”。 在苏轼眼里，吕希彦是一位贵公子，在没有被授官之前就深受王安石的信任。因此，以前对于这样的公子哥还是有点瞧不上眼的。不过，后来从苏轼所写的题跋中，我们还知道了苏轼曾得到过吕公子所送的藏墨，既然接受了吕公子的赠墨，想必苏轼从心底已经接受了此人。 苏轼还在一幅画作后面的题跋中，记述过吕希彦的一个笑话。 他说，茶叶泡的茶水都是怕他变黑，而墨水却是怕他发白。然而，墨块研开后隔夜颜色就变得灰暗，茶叶泡好后已隔夜就会香味减少。所以说，茶叶是以新鲜为贵，而墨却是以古旧为好。茶水是用嘴品尝的，墨是用眼来观赏的。 大书法家蔡君谟（蔡襄）爱茶，但由于年老体衰（年长苏轼26岁）不能大量饮茶，就时常烹茶赏玩。而我们的吕希彦同志虽然酷爱藏墨但不善书法，就常常把精心研好的墨汁少喝一小口。蔡君谟是嘴上不行，代之以眼；而吕希彦却是眼力不行，代之以嘴。 这也许就是苏轼的朋友吕希彦被称为“墨颠”的最详尽的解读了！ 苏轼的朋友吕希彦从京师去孟州当二把手前脚刚走，就又有一位来京师当二把手的老朋友胡允文前来。 胡允文（字执中），前文中我们多次提及过，他是跟随过父亲苏老泉的蜀中士子，又是苏轼在凤翔府任职时下面的一个县令朋友。此次前来京师，是要到中书省担任掾属（二把手）的。 掾（音院）属，汉代自三公至郡县，都有掾属。人员由主官自选，不由朝廷任命。 隋统一以后，才改由吏部任免。 也就是说，掾属这一职务，在隋朝之前还是不在编人员，地位的尴尬程度可想而知。 杨济甫这个人，我们在前文也曾提及过。 老杨是苏轼离开家乡前，被托付为苏家看护祖坟的一位同乡好友，更是苏轼一生中较为重要的布衣之交。 苏轼收到老杨自家乡寄来的两三封书信，知道了家乡的一些近况，同时也知道老杨的身体健康，全家平安，家乡的消息使得苏轼的心里多少有了一些慰藉。 这时，苏辙被调到了贡院（会试的考场,即开科取士的地方）上班，苏轼当推官也是权宜之计，等一个月后正式的官员来赴任后，苏轼仍要回到翰林院报道。如今，苏轼租住（看来，宋代都时兴租房住了）在宜秋门附近一个高柳古槐林立的偏僻居所。长期的客居京师，苏轼的生活捉襟见肘，时常囊中羞涩。 在给老乡杨济甫的回信中，苏轼对老杨说，我在京师如今极其无聊，能收到你的来信非常高兴。只是你收到我的这封回信，可能要到两个月以后了，因为目前邮寄到乡间的书信，一般都得在路上走五六十天之久。所以，你收到信时不要怪罪我，不是我有所怠慢。我目前生活困顿、精神疲惫，惟有天天盼着朝廷开恩，将我从京城外放到地方上去出任个一官半职。（历史总是黑相似，这也类似今天的管理人员从集团公司到下属企业任职。） 困顿无聊的日子里，苏轼又结交了几位新朋友 ，有后来曾提点梓州路刑狱和出任过越州知州的穆珣（字东美）。 梓州路，治所在今四川省三台县，也就是说此人后来在苏轼的家乡蜀地做过官。所以，苏轼在日后的一首诗中夸赞他是“旧政犹传蜀父老，先声已振越溪山”，还夸他是四朝耆旧。 除了老穆，苏轼还与大堂兄苏不欺的小舅子蒲宗孟成了同事。 阆州新井（今四川省南部县大桥镇新井村）人小蒲，如今任馆阁校勘、检正中书户房兼修条例。这一官职名字够长、够唬人的，但其实和苏轼一样，都是干一些与文字打交道的枯燥工作。 同样是在宫廷任集贤校理、编修观文殿御览、同知礼院的河北大名人李清臣（字邦直），也与苏轼时常交往。 有一天，这位小李就像现代人中的失意之人一样，竟对苏轼自嘲到，三国时的周公瑾二十四岁就已是经略中原了，而老夫我今年已经都四十了，还只知道吃好喝好睡好，无所事事饱食终日。我就纳了闷了，人与人的差距怎么就这么大呀？（有点小品演员范伟的口气）。 闲暇时，苏轼还常与另一位同事河北赵县人宋敏求（字次道）在一起论诗。此人为为馆阁校勘官，加集贤校理，任编修官，后来成为了文学家、史地学家、藏书家，在学问上也是一位“有两把刷子”的人。 只是在苏轼的学问面前，这位敏求老哥（大苏轼十八岁）也只能是相形见绌。 比如，苏轼认为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诗句中，是陶渊明在采菊之时，抬头间偶然看见了南山，这种不经意间的举动，达到了境界与情意交融的效果，所以就很奇妙。一旦像有些书中私自改为“望南山”了，就失去了这么好的意境。 有一次，当苏轼又在夸赞杜甫的“白鸥没浩荡，万里谁能训”诗句之美时，敏求老哥接茬道，白鸥不会潜水，怎么能够出没于浩荡的烟波之间，所以说杜甫当初的诗句应为“白鸥波浩荡”（老宋所谓意思是，白鸥只能是浮在水面上随波荡漾）！ 苏轼笑道，我的哥呀！若是这样一改，整篇诗的神气就荡然无存了。（具体的意境，今天的看官们可到海边去看一下白鸥的身影再作评论。） 在京师上班的枯燥的日子里，所幸有着这样的一帮好友和同事们的陪伴，偶尔还能谈诗论画，聊以打发一下枯燥无聊的时光。 这几天，表哥文与可想让苏轼给自己的居室“墨君堂”作一篇记文，苏轼对于这位大表哥常常是称颂不已，说他的为人“端静而文，明哲而忠”，最主要的是与可老兄独独对竹情有独钟，把竹称为“竹君”。 苏轼虽然是应人之请，在下班后（也许是在上班时间段）郑重其事地铺纸研磨，给表哥的居室写就了一篇《墨君堂记》。 当然，苏轼的生活中也有一些诤友。 比如，对于苏轼在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宰相毕士安的曾孙、时任任集贤校理的郑州管城人毕仲游（字公叔）对其提出了不少中肯的建议，还曾给苏轼写下了许多规劝的诤言。 小毕（小苏轼十岁）在给苏轼的书札上说，内什么，我们并非谏官，自古以来谈论君主是非的言论，就像孙膑用兵，扁鹊医疾一样，别说有，就是没有这回事，都会被人怀疑有这回事。所以说，苏哥您没事不要老去谈论朝廷的是与非（主要是王安石等人的行径），如果非要以身试法，那么就好像是抱着一块大石头去就落水者一样危险。 从以上情形可以看出，苏轼这一时期的心情是苦闷的。 苏轼本人从一位被欧阳修等重臣视为“后生可畏”的青年才俊，到如今却沦落成了一名在衙门里打杂的小官员。 官场的清规戒律，处处的人心险恶与明枪暗箭，使得心直口快的苏轼有话不敢直说，有苦不得尽诉，浑身的劲没地方使，英雄竟无无用武之地！好在有着这些好心人的帮助，才使苏轼能够将工作中的失误降低到最小的程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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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五章 朱寿昌对李定的人格碾压 宋神宗熙宁四年，是辛亥猪年，苏轼已经三十六岁了。 刚过了年，听说韩绛从枢密副使除陕西路宣副使任满回京。枢密使一职始置于唐后期，以宦官充任，五代时改由士人充任，后又逐渐被武臣所掌握，办事机构也日益完善。 枢密副使即为枢密使副职，为适应连年战争的局面，枢密使把军政大权握于一己之手以便宜从事。枢密使的职掌范围扩大到了极限，枢密使的地位也迅速上升，甚至“权侔（等同于）于宰相”。但到了宋代，枢密使制又发生了变化，其任职者由五代时的武将逐渐转为以文官担任，职权范围又逐步缩小。 苏轼给韩绛韩大人上了一道贺启，表达了自己的问候，同时又对自己工作中的失误，简单地作以检讨。毕竟，多年来韩绛对于苏轼一直都有着无私的提携之恩。 过了一段时间，苏轼有了一个新职务：权开封府推官，磨勘迁太常博士（掌引导乘舆，撰定五礼仪注，监视仪物，议定王公大臣谥法等事）。 北宋的“磨勘”是一种古代官员考核升迁制度。由唐而起，宋朝延续之。官员提拔晋升，相对于其政绩，资历与工作年限更为重要。通俗地说，就是官员得熬资历、有老资格。庆历新政时，范仲淹对该制度进行改革。后改革失败，重新恢复了磨勘制度，直至南宋。这也说明了，国人的“没有功劳也有熬劳”这句话也不是空穴来风。 苏轼的大表哥文与可，每逢提及此人，当时朝廷上下众人的褒奖之辞就会不绝于耳。说他： “为人靖深，操韵高洁，超然不撄世故”， “撄”，这里是指接触之意。就是这样一个人，熙宁初年王安石当政时，文与可在知太常礼院任职，面对王安石身边前呼后拥的附丽之人时，也决定独自选择远离朝廷，数次向朝廷乞求外任。 熙宁春，朝廷终于恩准文同以太常博士出知陵州（今四川省眉山市仁寿县）。 至于陵州的得名，文与可做了一番考证，得出的结论是：据地理志，这片土地本为犍为与蜀二郡之地，在梁朝属于怀仁郡，因境内有陵井 （盐井名，系我国古代大口盐井中最为著名和最具代表性的盐井。位于四川仁寿县境内，相传为东汉道教始祖张道陵所开,故以“陵”名之），故名陵州。 得知文与可要离京到老家蜀地外任，一些同事好友纷纷前来送行。 苏轼先是作诗《送文与可出守陵州》 ，然后又应表哥之情，在一方玉堂大砚上题写了砚铭。此砚是任集贤校理、太常礼官的老同事、扬州人孙洙（音朱）（字巨源）所赠。 玉堂式的砚台，其实就是长方形的砚台，这种形式的砚台出现的很早，宋代才开始成为砚式的主流，至明清才普遍流行。 在苏轼的砚铭里，苏轼还和表哥开玩笑说，这方砚台有四块砖那么大，与可老兄到了陵州后，要把南山上的松树全部烧光，制成的炭墨也不够用。地处高山的陵州，用水极其困难，要把陵州的水全部用上，才能够勉强将此砚润湿。 当然，这也是文人之间笔墨中常常会出现的“恶作剧”。 对于文与可的画，苏轼常常是佩服得五体投地。 苏轼认为，与可画的竹石枯木，已经深得艺术规律的精髓。非常符合于天工造化，满足了人们的审美需求。世人对于有固定形状的事物，若画得不像，还不算失败。若是违反了事物的规律，那可就是彻底的失败了。历史上，但凡有想欺世盗名的画家，必然会选取那些个没有固定形状的事物来作画。 前些年，文与可已在净因院的方丈室里画过两丛竹子。 这次文与可要出守陵州西行，临行前，苏轼陪同大表哥来向净因院的长老道臻禅师道别。因那时法堂内正在整修四壁，老禅师又借机向文与可求画，文与可就在东斋堂又画了两枝竹子和一段枯木。 送走了大表哥，苏轼的衙门里头的日子仍旧得一天天打发。 朱寿昌这个人，我们前面提及过。在“二十四孝”的故事里，他就是一个传说中的人物。但对于苏轼而言，他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完全没有一丝的神秘色彩，只是个年长苏轼二十三岁的同事而已。 朱寿昌，字康叔，宋扬州天长（今安徽天长）人。以父朱巽荫守将作监主簿，累调州县，曾通判陕州、荆南，权知岳州。后因弃官千里寻母之事遍传天下，孝子之名得于遐迩。寻母归朝后，朱寿昌官至司农少卿、朝议大夫，中散大夫，年七十而卒。 苏轼闲来无事，突然间想起了这个朱寿昌，就提笔给老朱下了一首赠诗。 在诗题中苏轼写道： 朱寿昌郎中，少不知母所在，刺血写经，求之五十年，去岁得之蜀中，以诗贺之。 当朝有个叫李定的官员，是个与朱寿昌精神背道而驰的存在。 那时候，李定在王安石面前是个红人。李定字资深，扬州人，少年时曾求学于王安石。中进士后，被任命为定远尉、秀州判官。 熙宁二年，经孙觉推荐，李定被召到京师，谒见谏官李常。 李常问，你从南方来，那里的人们对青苗法看法怎样？ 李定答道，百姓从中获益匪浅，没有不喜欢的。 李常道，整个朝廷都正为此事争论不休，你可千万不要这样说。 李定遂将此事告诉了王安石，并说，我只知道据实情而言，没想到在京师却行不通。王安石听后非常高兴，对他说，小李你且等皇上召见的时候，就将整个实情都禀告皇上。 并且，王安石马上向皇上举荐了李定。 等到了宋神宗召见李定时，询问有关青苗法的事，李定据实而言，对答如流。从此后对于那些说不便于实行新法的话，神宗都一概不听了。 李定虽然获得了神宗皇帝及王安石的器重，但他身上却有一个一生都无法抹去的污点，至少是在当时的年代里。 事情的根源是， 李定在不久前做泾县主簿时，听说庶母仇氏死了，却将此事隐瞒而不回家服丧。 皇上下诏给江东、淮、浙转运使询问情况，转运使上奏说，李定曾因其父年老，要求归家侍养，没有说是为其生母服丧。 当时，李定为自己辩解说，他确实不知道自己是仇氏生的，所以非常疑惑，不敢服丧，而只是以侍养父亲为由解官回乡。曾公亮认为李定应当重新为母服丧，王安石也极力主张这样做，于是改任李定为崇文殿说书。 御史林旦、薛昌朝说，不宜让不孝之人居于劝讲之位，而且一并弹劾王安石，要求罢免这两个狼狈为奸的歹人。李定自己也感到很不安，请求解除官职，于是以集贤校理、检正中书吏房、直舍人院同判太常寺。 大概叙述完了李定同志的“光辉”历史，主要是想引出苏轼写给朱寿昌的贺诗。 此时朱寿昌侍母刘氏于熙宁三年秋天抵达京师，朝廷上下一众官员前后拥观，前后持续了一个月后，这种热闹劲才平息下去。当时，很多同僚都有感而发的争相作诗相赠，苏轼的诗作亦是作于此际。 不过，苏轼的诗中有一句“感君离合我心酸，此事今无古或闻”，结合当下王荆公力荐李定为台官，李定曾经“不持母服”，台谏给舍（宋朝设立台谏制度） 皆论其不孝，不可大用。 在这个节骨眼上，苏轼的诗句一出，举朝哗然。 明眼人一看即知道，苏轼诗中冷嘲热讽的对象就是李定这厮。 李定不服母丧以求官，而朱寿昌正好相反，是弃官求母。苏轼此次借朱寿昌（曾出任过河中府通判）及“西河郡守”吴起这两个典故，辛辣地讽刺了李定以及王安石。 正是这一缘故，导致李定对苏轼怀恨在心，后来主谋制造了“乌台诗案”，几乎将苏轼置于死地，那是后话。 我们从现代职场角度而言，苏轼或许是属于那种智商高但情商较低的工作人员。对于在自己事业的低谷期，不会隐而不发，还到处招惹是非。但转而又想，若苏轼真成了那样的人，后世的我们还会为之津津乐道吗？ 过完年后的二月初一，在王安石的策划之下，朝廷颁发了贡举新制。 主要的意思是，今后考进士不再考陈词滥调的诗赋之作，贴经（科举时代的一种考试方式）与墨义（科举考试时令士子笔答经义）也都不再考了。今后的考试内容调整为：《诗经》 、《书经》 、《易经》 、《周礼》 、《礼记》 诸经，兼《论语》、《孟子》 之学，从这些书籍中考试士子们的大义，殿试时士子们须再作策论一道。 因为在王安石等人看来，这些东西才是最应该考试的干货。 颁布完新的科举制度，接着，朝廷上又敕令宫中各职能部门就此事上书自己的看法。旨在征求大家伙的意见，从表面看好像是很民主的做派！ 可苏轼认为，朝廷不管如何取士，主要在于考察人的实际办事效果，而不是在于考试哪几类书籍的问题。假如朝廷没有一套考察士子办事能力的办法，那么即是在公卿侍从官中选择，也常常选不到优秀的人才。如果一定要选择优秀的人才，罢黜平庸无能之辈，吸收所有具备才干的人来管理国家，朝廷还不如把这个活儿交给下面诸路的职司官和勤政的知州去办理，那样才更能实事求是地为国选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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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六章 欧阳修退休，司马光外任 贡举之事稍事平息后，朝廷里传来消息： 司马光老先生自端明殿学士知永兴军（现陕西省西安市）转而出知许州（今河南许昌）。 走之前，老先生出于自谦，同时也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自谦，他临走给朝廷里投了一枚烟幕弹。使得在京师任上正过着惴惴不安、苟且偷生的苏轼，突然间打了个激灵。 原来，司马光上书神宗皇帝说： 我这个老朽啊，算是个庸才！其才能远在群臣之下。先见之明不如吕诲，公平正直不如人家范纯仁、程颢，用于谋断又不如范镇！ 这还不算啥，下面的话才是压轴的： 老夫我惭愧啊！朝中的苏轼及孔文仲本是名不见经传的小臣僚，都敢不躲避陛下的雷霆之威与王介甫的虎狼之怒，屡次上书对策指陈朝廷的得失和王安石的荒唐。凌然正气、视死如归，对于自己的政治前途丝毫没有放在心上！——老夫我远远不如人家苏轼和孔文仲啊！ 从司马光的话里话外可以看得出，司马老先生对于苏轼的偏爱之情。 不过，在王介甫当政狂推变法之时，反对新法的苏轼，自然是被排挤在权力圈之外的。所以这次司马光老先生的夸赞，虽然是老先生真心地抬举苏轼，却使得苏轼像被放在聚光灯下一样，如芒在背的感觉实在是始料未及。 其实，孤独愁闷的苏轼，在等待外任的日子里，作为汇报，他也在做着一件与司马光家族有关的善举（说媒）。 事情是这样的： 司马光膝下本来没有儿子，后来从他亲哥哥那里过继来一个侄子，作为后嗣，取名司马康（字公休）。谁知，天有不测风云，司马康的老婆却早早地病逝了。 巧的是，苏轼的堂哥们下辈有几位侄女，皆待字闺中。 于是，苏轼给堂哥（具体哪一位堂哥，没有确切的证据，据孔凡礼老先生考证，可能还是苏不疑）去了 ，想让堂哥物色一位年龄相当的侄女给司马康做继室。 但是，司马光是朝中重臣，想联姻的官府之家自然不少，听说有潞公文彦博（历仕四朝，出将入相）、邵亢（字兴宗，龙图阁直学士、枢密直学士、开封府知府）等富贵人家已抢先向司马光老先生求过亲。因此，苏轼想让堂哥赶紧把条件符合的侄女的年龄信息，最重要的是生辰八字写信说一下。 苏轼在信中说，还不知道人家老司马家同不同意，不过等到我若是近期被外任回蜀地时，若经过长安，我会抓紧时间与司马光老先生当面提一下。 紧接着，苏轼又去了第二封信说，二哥，我刚写完上 ，就听说司马光被一位姓苏的青苗使弹劾了。我们只能等他老人家官场之事稍微料理妥当，再去给他去信吧，我们要沉住气。 过了些时，苏轼托范镇（字景仁）上门去问一下司马光老先生的意见，还不知道愿不愿意，只是如今还未有回音。 苏轼给堂哥又去了第三封信，在信上安慰堂哥说，等司马老先生那里一有确切的消息，就会立刻往家里捎信。又说，现在的自己很想念故乡，亲友们也想让他回去一趟。但是，自己乞求外任的奏章里，肯定是不敢指明要求去哪个地方，最终的定夺只能是听任天子的安排。 好在前段时间朝廷的批示下来了，是往杭州任通判，杭州通判也是知州的级别。上头的这样安排，主要是中书省不想让我作地方上的一把手，怕我不好好奉行新法。我知道，这次要不是天子的特别开恩，自己早就粉身碎骨了！ 不过，地方上通判的工作量是大了些，但杭州的风景却是天下第一！呵呵（这是苏轼常用的口头禅）！ 四月二十六，韩亿之子、韩绛韩维之弟韩縝（从名字的偏旁部首就可以看出）被罢以天章阁待制知秦州的知州资格。 关于韩縝这个人，就是后来苏辙、王觌以谏官身份，上书朝廷说韩缜“才鄙望轻”，在先朝为奉使时，曾割地六百里以遗契丹，边人已经怨之切骨，不可使此人居相位。 据传，韩縝在秦州知州任上时，法制严酷而极少行德政，这也就是现在所说的“只讲法律的约束，不讲道德感化的力量”，最终因滥杀无辜被朝廷罢了官。 罢官之后，在秦人中流传这样的说法：宁逢乳虎，莫逢韩玉汝。 玉汝，是韩縝的字。其中有个叫孙临的人，很善于对对子，就有人以“莫逢韩玉汝”向孙临求下联。孙临想都没想，就对出了下联：可怕李金吾。一时间，使得韩縝的暴政成了天下人的话柄。 李金吾，名为李集，金吾是其官职（爵位）称号，全称为黄门侍郎左执金吾上将军。 李金吾乃汉武帝时期大将李陵的后代，荫袭金吾之爵，较为勇猛。曾作为援军主帅援助过辽国上将贺统军，无功而返。后来纠集兀颜延寿、太真驸马与宋江对阵，并与名扬四海的梁山五虎将之三“霹雳火”秦明大战。但确实技不如人，被秦明一狼牙棒打下马来，死于非命。李金吾只战过一场，倒霉的是恰巧碰上了梁山的精锐“霹雳火”秦明，初战告败，并被秦明杀死。 孙临对子中表达出了的意思是，宁肯遇到敌人，都比遇到韩玉汝（韩縝）要强！ 上文提过文同赴江陵任前，苏轼与文同去拜访过净因院的道臻长老，文同应道臻长老之请，为净因院画过竹子两杆与一株枯木，后来苏轼还应邀为道臻长老做了一篇真赞（对人物画像的赞语）。 “赞”这种文体里面，除了吹捧之辞，也没有什么值得玩赏的干货。 但是，这篇赞文字里行间有一处有趣的地方， 却被细心的耕文轩主人所发现。 那就是，这篇《净因净照臻老真赞》里有一句“是故东坡，即此为实”。其大意是：因此上，我东坡居士，就把你（道臻）看成了真实。依据目前苏轼研究方面的权威专家们推断，苏轼写这篇赞的时候，就是在文同赴陵州任后不久的熙宁年间。 而大多数的苏学爱好者包括耕文轩主人本人也原本以为，“东坡居士” 这一称号是在苏轼到黄州以后才有的。 因此，这也许算得上是一个了不起的新发现！ 过了些时，参知政事（副宰相）冯京举荐苏轼掌外制、直舍人院，为皇帝起草诏令。 这位冯京，字当世，鄂州江夏（今武汉市江夏区）人氏，也是一位有着传奇色彩的人。冯京同志从小天资聪颖，好学上进。在举行的乡试、会试、殿试中，他连中解元、会元、状元，在古代十三位“三科状元”中名气较大。时任朝廷宰相富弼见冯京才华横溢，先后将两位千金嫁给他为妻，留下了“两娶宰相女，三魁天下元”的千古佳话。 此人也反对王安石的变法，曾屡次上疏万言，论其更张失当，被王安石指为邪说，欲予罢黜，但神宗认为冯京可用，反而任命冯京为枢密副使。可见，此人在官场上还是有点根基的。 举荐苏轼，也许是出于为朝廷选取良才，亦或许是与苏轼惺惺相惜。遗憾的是，神宗皇帝并没有批准。 六月十一，六十五岁的“六一居士”欧阳修以观文殿学士、太子少师致仕（退休）。 观文殿学士，官居正三品，平时掌出入侍从，以备顾问。 太子少师与太子少傅、太子少保，简称“三少”，原是天子或太子左右最亲近的人。“师”是传授其知识的，“傅”是监督其行动的，“保”是照管其身体的，即分别是负责君主智育、德育、体育的人。宋代“三师”是宰相、亲王的加官官衔。“三师”是正一品，“三少”是从一品。 可以说，欧阳修老先生是以副国级的身份退的休。 对于这件事，苏轼自然上了贺启。在贺启中，苏轼由衷地说到，我的欧阳先生啊，本人受到您的知遇之恩深，最领受您的教益最重。您的事业最为辉煌，已成了三朝的人望，文章的灿烂堪称百世的师表。 又说，虽然我知道天下人都会为你的离去感到可惜，但我小苏却明白您的急流勇退、明哲保身之智慧。 恩师离开了朝廷，苏轼也在思考着自己的出路。毕竟，此时的朝廷是王安石的天下。 三伏暑热之时，苏轼又向朝廷请求外任。 出乎预料的是，这次上头正式地批准了，职务是出任杭州的通判。 通判，官名，宋太祖赵匡胤所发明。是皇上亲自任命到各州，辅佐知州一起治理各州的京官。不过，通判可直接向皇上禀报各州的事情，如果有政令需要颁布，需要同时有两人的署名才能生效。在官职上，通判在知州下一级，但是可以绕过知州直接向皇上报告，通判放在现在，相当于中央特派员。宋朝时，赵匡胤吸取前朝教训，为了防止出现唐末时藩镇武将专权、皇权旁落的局面，就加强集中中央权力，于是新设了一个官职通判。通判的作用一个是用来监督各知州，另一个作用是，通判可以用来制约知州，两人一起治理，又因为官职权力的相互缠绕，知州一般会防范着通判，害怕通判抓到自己的错误或者把柄报告给皇上，所以两人不会太亲近。 宋代的通判除了兵马，赈灾的财财粮食，处决重大犯人的案件之外，其他的事情都能够参与并发表意见，并且拥有一票否决权。同时，通判也肩负着监察的职能，一旦知州等有不良行为，通判就会向皇上汇报。但是知州在官职上是高于通判的，就这样，通判和知州形成了制约，可以避免知州坐大地方权力。 遗憾的是，通判一职却很难做出政绩，所以很难被升职，这也就导致地方的通判们在后期变了味道，有人为了升官加爵，就与地方官官官相护，成为朝廷一大毒瘤。赵匡胤原意是要相互制约的，没想到最后却给朝廷留下了另一大祸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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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七章 北宋文人世界里的科学家——沈括 对于杭州通判一职，苏轼私底下也在盘算，只要能离开死气沉沉的衙门，离开王安石当局的职权范围就行。何况，杭州也是一个好似天堂的所在。 诏命下达后，苏轼一家开始准备搬家，先去宛丘（即今天的淮阳县，古时又称陈州，位于河南省东部的周口市）苏辙那里住上四五十天，等天气凉爽后在动身前去杭州赴任。 苏辙此时正在陈州当教授，不是今天吐槽的所谓“叫兽”，而是地方教育机关的管理人员。 虽然说宋代对官吏赴任的时限有着明确的规定，比如说为了保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正常的权力交接，规定诸府诸路的到任时限，逾期违限将会被惩罚。诸位官员，限满不至者，有“一日笞十，十日加一等，罪止徒一年”。此外，为了防止官员假借生病拖延赴任，还专门制定了监督机制。 但是，在实际的操作层面，朝廷对此的执行力度却没有那么的严格。以至于我们常常在各种文本中看到，如欧阳修、陆游等官员的赴任时间远远地超过了规定，而他们却能依旧从容悠闲地走亲访友、观山游景。 所以说，苏轼决定现在到陈州苏辙那里住上四五十天，还是有着先例或是理论基础的。 至于此次的朝廷任命，起初苏轼请求外任时，根本无法也不敢言明自己要求去哪个地方，只能是听任朝廷的统一安排。宋神宗刚开始是准备让苏轼充任一州之守的，但中书省不同意，其原因也不外乎是怕苏轼不会好好地去执行王安石的新法。 中书省的意见是苏轼出任颍州（今隶属于安徽省阜阳市）通判，可拟奏递上去后，朝廷批示：苏轼出任杭州通判，杭州通判与知州一个级别，只是在人事关系上处于二把手的角色。说来说去，还是不想让苏轼拥有实权罢了，这一点苏轼自然是心知肚明。 好在杭州城内外风景如画，美不胜收，正合苏轼的心意。也就是这一决定，使得杭州西湖与苏轼产生了不可分割的关系。 想到很快就能见到弟弟苏辙了，苏轼心中一阵喜悦。苏辙到陈州出任学官以来，所有的情况自己也是仅从苏辙的两首诗《初到陈州》中了解到的，“谋拙身无向，归田久未成。来陈为懒计，传道愧虚名”。 而苏轼觉得在京师这三年，自己过的也是浑浑噩噩，“闭户时寻梦，无人可说愁”。这是一种轮回，人在将要离开某地时或者人将要离开人世之际，往往会不由自主地想起自己初来乍到的时候。据说，很多垂暮之人在弥留之际，脑子里会突然想起自己处在襁褓里的情景。离开蜀地家乡已经三年，苏轼好像是自言自语，又好像是说给苏辙听的，家乡的杉树及松树都还长得好吗？ 离开京师前，苏轼还想起了自己的大表哥文同，那是因为苏轼在朋友家里的屏风上又看到了文同画的竹子。 表哥所到之处，诗不离口，竹不离手。来到京师不到一年，就自请还乡任职。而表哥那严肃冷峻得能让人安静下来的表情，也随着表哥的离开而不能见到了。因此，我苏轼只要是望竹兴叹了！ 宝月大师惟简与苏轼一向是过往甚密，所幸，这几日蜀地两位青年人：青神县老乡蔡褒（字子华），还有一位叫史厚的秀才从成都来到京师，带来的了宝月大师的信件。 蔡褒，我们在前文中提到过。而这位史厚同志，是苏轼舅舅程之才的女婿，程之才被苏洵指责为害死了苏轼姐姐苏八娘，因此两家目前还是不上门的。但是，苏轼因为天生豁达，又因为这位史厚秀才与自己并没有什么过节，因此说还是以礼相待的。 两位老乡给苏轼带来了宝月大师的书信，信中说得知宝月大师如今身体康健，一切平安。苏轼欣喜之余，给宝月大师回信介绍了自己的情况，无非是请求外任的事已经得到了朝廷的恩准，不日将出任杭州的通判之职。但是，赴任前要先到陈州与苏辙一家团聚一段时间，计划到九月天气凉爽下来之后才动身赴杭州任。 动身前，得知筠州（今江西省高安、宜丰、上高等市县地）人刘恕要回家乡出任监南康军酒，苏轼写诗送之。 这位刘恕，字道原，也是一位官二代，同时也是一位反对王安石变法的铁杆，与苏轼兄弟同是一条战线上战友。其父名刘涣，字凝之，欧阳修的同学（同科进士），初为颍上令，后因刚直不屈，弃官而去，归隐庐山三十余年。 就是这样一位官二代，笃好史学，上下数千年的历史，座上不翻书即可对答如流。以至于司马光老先生在编写《资治通鉴》之时，英宗让司马老先生挑选人才，司马公对英宗说，我们的馆阁之中，人才是不少，但是专精史学者，我就选刘恕一人而已。 在协助《资治通鉴》至书成之后，司马光数次推举刘恕的居功至伟，但是刘恕却英年早逝了。死前家中一贫如洗，却不肯向别人索取一分一毫。冬日里家中无一御寒的用具，司马光得知后派人送去棉衣被褥，但都被刘恕悉数封还。后来，已告归南康的刘恕遥隶局中，为了与司马光面商修书事宜，于熙宁九年(1076)不远千里，又风尘仆仆前往洛阳。 在此前南归的途中，刘恕不幸遭母丧，悲痛欲绝，兼之一路风寒，不久就得了风挛疾，右手足偏瘫。可病魔并不能夺去他著作史书的坚强意志。虽卧病在床，仍然“苦学如故，少闲，辄修书，病亟乃止。”除负责所编的《通鉴》长编未完稿外，原计划撰写的《通鉴后记》也没完成，便赍志而殁了。这是后话。 刘恕原先与王安石也曾有过交情，后来王安石执政时，刘恕尚在馆阁中任职。王安石本打算让刘恕出任条例司，但刘恕却坚决地回绝了。 刘恕曾批王安石道，天子把国家的大政方针交付给他来施行，本来就应该先恢复和弘扬先古的尧舜之道，而他却改弦易张、背道而驰，把利益放在了首位。 那时候，王介甫权势震天、不可一世，多数人都不敢得罪他，而刘恕却气愤不已，当面去向他理论，说他的新法多么的不合时宜、不得人心，并劝他早日恢复旧制废除新法。以至于王安石被气得面色如铁，刘恕却毫不在意。在人多的场合，明知有王安石的门生在侧，也是畅所欲言、无所顾忌，最终便与王安石绝交。 刘恕也因得罪了王安石，自度京师难留，便请求到南康(今星子)监酒税，归养自己的父母。 这次的归觐南康军，乃是刘恕以归乡侍奉老父亲的名义，向朝廷求了个监南康军酒的差事，远离朝廷的无奈之举。 监酒税，宋代针对于酒的生产和贸易制定的相关税收，对酒实行禁榷和专卖而设置的职位。三京之地由官府造曲卖与人酿造，购买曲货多者，准令开店酤酒，三年为期，三年期满再以购货多者承替。宋代官府也在城内置务酿酒官卖或县镇乡间由民自酿，官府征税。 话归正题。 当苏轼得知刘恕的任命后，作为同道兼知己，一口气写下了一首十四韵的送别诗。 在当时的政坛之下，三十六岁的文化人苏轼正是年轻气盛的年龄，面对王安石的一意孤行，在诗中指桑骂槐的心情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完全有可能的。在诗中，苏轼将王安石比作是汉代的酷吏张汤，用孔融比刘恕，“孔融不肯下曹操，汲黯本自轻张汤”。 日后，苏轼的这首诗被人告发，说苏轼是借史事来诋毁王安石，不过，这些有感而发的诗作，也确实给苏轼的政治生涯带来了危机，以至于后来遭受的牢狱之灾。 后世处于统治阶层的纪晓岚先生，每每读到苏轼的这些所谓的“反诗”，都会深表惋惜甚至会加以诋毁。殊不知“文忠”二字，皆是从这一片悲愤中来的。而自古以来能完全担当起这一称号的人士，真是少之又少！ 熙宁四年（1071），杭州钱塘人沈括守丧期满，进京述职，。 这是自熙宁元年（1068）八月母亲病逝，任馆阁校勘的沈括辞官护送灵柩回钱塘后的重返朝堂。此番进京述职后，得到神宗和王安石的器重，被任为检正中书刑房公事。之所以又这样的任命，沈括可能是为了自己的仕途对王安石投其所好了。 不得不说的是，沈括的出现，使得这位“中国整部科学史中最卓越的人物”与苏轼有了交集。 我们都喜爱有着浓厚人文情怀的苏轼，但是沈括兄弟（兄长沈披）的科学精神也同样地令人敬仰。我们不知道后来的沈括为什么要陷害我们的主人公苏轼，但那些历史的恩怨早已都烟消云散了。 沈括，字存中，号梦溪丈人，浙江杭州钱塘县人，也是一个官二代，北宋政治家、科学家（注意，这在北宋的文人圈子里是极其少见的头衔）。他被誉为“中国整部科学史中最卓越的人物”“中国科学史上的里程碑”，曾推动了中国科技大发展，代表作有《梦溪笔谈》《良方》《灵苑方》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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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七章 北宋文人世界里的科学家——沈括 对于杭州通判一职，苏轼私底下也在盘算，只要能离开死气沉沉的衙门，离开王安石当局的职权范围就行。何况，杭州也是一个好似天堂的所在。 诏命下达后，苏轼一家开始准备搬家，先去宛丘（即今天的淮阳县，古时又称陈州，位于河南省东部的周口市）苏辙那里住上四五十天，等天气凉爽后在动身前去杭州赴任。 苏辙此时正在陈州当教授，不是今天吐槽的所谓“叫兽”，而是地方教育机关的管理人员。 虽然说宋代对官吏赴任的时限有着明确的规定，比如说为了保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正常的权力交接，规定诸府诸路的到任时限，逾期违限将会被惩罚。诸位官员，限满不至者，有“一日笞十，十日加一等，罪止徒一年”。此外，为了防止官员假借生病拖延赴任，还专门制定了监督机制。 但是，在实际的操作层面，朝廷对此的执行力度却没有那么的严格。以至于我们常常在各种文本中看到，如欧阳修、陆游等官员的赴任时间远远地超过了规定，而他们却能依旧从容悠闲地走亲访友、观山游景。 所以说，苏轼决定现在到陈州苏辙那里住上四五十天，还是有着先例或是理论基础的。 至于此次的朝廷任命，起初苏轼请求外任时，根本无法也不敢言明自己要求去哪个地方，只能是听任朝廷的统一安排。宋神宗刚开始是准备让苏轼充任一州之守的，但中书省不同意，其原因也不外乎是怕苏轼不会好好地去执行王安石的新法。 中书省的意见是苏轼出任颍州（今隶属于安徽省阜阳市）通判，可拟奏递上去后，朝廷批示：苏轼出任杭州通判，杭州通判与知州一个级别，只是在人事关系上处于二把手的角色。说来说去，还是不想让苏轼拥有实权罢了，这一点苏轼自然是心知肚明。 好在杭州城内外风景如画，美不胜收，正合苏轼的心意。也就是这一决定，使得杭州西湖与苏轼产生了不可分割的关系。 想到很快就能见到弟弟苏辙了，苏轼心中一阵喜悦。苏辙到陈州出任学官以来，所有的情况自己也是仅从苏辙的两首诗《初到陈州》中了解到的，“谋拙身无向，归田久未成。来陈为懒计，传道愧虚名”。 而苏轼觉得在京师这三年，自己过的也是浑浑噩噩，“闭户时寻梦，无人可说愁”。这是一种轮回，人在将要离开某地时或者人将要离开人世之际，往往会不由自主地想起自己初来乍到的时候。据说，很多垂暮之人在弥留之际，脑子里会突然想起自己处在襁褓里的情景。离开蜀地家乡已经三年，苏轼好像是自言自语，又好像是说给苏辙听的，家乡的杉树及松树都还长得好吗？ 离开京师前，苏轼还想起了自己的大表哥文同，那是因为苏轼在朋友家里的屏风上又看到了文同画的竹子。 表哥所到之处，诗不离口，竹不离手。来到京师不到一年，就自请还乡任职。而表哥那严肃冷峻得能让人安静下来的表情，也随着表哥的离开而不能见到了。因此，我苏轼只要是望竹兴叹了！ 宝月大师惟简与苏轼一向是过往甚密，所幸，这几日蜀地两位青年人：青神县老乡蔡褒（字子华），还有一位叫史厚的秀才从成都来到京师，带来的了宝月大师的信件。 蔡褒，我们在前文中提到过。而这位史厚同志，是苏轼舅舅程之才的女婿，程之才被苏洵指责为害死了苏轼姐姐苏八娘，因此两家目前还是不上门的。但是，苏轼因为天生豁达，又因为这位史厚秀才与自己并没有什么过节，因此说还是以礼相待的。 两位老乡给苏轼带来了宝月大师的书信，信中说得知宝月大师如今身体康健，一切平安。苏轼欣喜之余，给宝月大师回信介绍了自己的情况，无非是请求外任的事已经得到了朝廷的恩准，不日将出任杭州的通判之职。但是，赴任前要先到陈州与苏辙一家团聚一段时间，计划到九月天气凉爽下来之后才动身赴杭州任。 动身前，得知筠州（今江西省高安、宜丰、上高等市县地）人刘恕要回家乡出任监南康军酒，苏轼写诗送之。 这位刘恕，字道原，也是一位官二代，同时也是一位反对王安石变法的铁杆，与苏轼兄弟同是一条战线上战友。其父名刘涣，字凝之，欧阳修的同学（同科进士），初为颍上令，后因刚直不屈，弃官而去，归隐庐山三十余年。 就是这样一位官二代，笃好史学，上下数千年的历史，座上不翻书即可对答如流。以至于司马光老先生在编写《资治通鉴》之时，英宗让司马老先生挑选人才，司马公对英宗说，我们的馆阁之中，人才是不少，但是专精史学者，我就选刘恕一人而已。 在协助《资治通鉴》至书成之后，司马光数次推举刘恕的居功至伟，但是刘恕却英年早逝了。死前家中一贫如洗，却不肯向别人索取一分一毫。冬日里家中无一御寒的用具，司马光得知后派人送去棉衣被褥，但都被刘恕悉数封还。后来，已告归南康的刘恕遥隶局中，为了与司马光面商修书事宜，于熙宁九年(1076)不远千里，又风尘仆仆前往洛阳。 在此前南归的途中，刘恕不幸遭母丧，悲痛欲绝，兼之一路风寒，不久就得了风挛疾，右手足偏瘫。可病魔并不能夺去他著作史书的坚强意志。虽卧病在床，仍然“苦学如故，少闲，辄修书，病亟乃止。”除负责所编的《通鉴》长编未完稿外，原计划撰写的《通鉴后记》也没完成，便赍志而殁了。这是后话。 刘恕原先与王安石也曾有过交情，后来王安石执政时，刘恕尚在馆阁中任职。王安石本打算让刘恕出任条例司，但刘恕却坚决地回绝了。 刘恕曾批王安石道，天子把国家的大政方针交付给他来施行，本来就应该先恢复和弘扬先古的尧舜之道，而他却改弦易张、背道而驰，把利益放在了首位。 那时候，王介甫权势震天、不可一世，多数人都不敢得罪他，而刘恕却气愤不已，当面去向他理论，说他的新法多么的不合时宜、不得人心，并劝他早日恢复旧制废除新法。以至于王安石被气得面色如铁，刘恕却毫不在意。在人多的场合，明知有王安石的门生在侧，也是畅所欲言、无所顾忌，最终便与王安石绝交。 刘恕也因得罪了王安石，自度京师难留，便请求到南康(今星子)监酒税，归养自己的父母。 这次的归觐南康军，乃是刘恕以归乡侍奉老父亲的名义，向朝廷求了个监南康军酒的差事，远离朝廷的无奈之举。 监酒税，宋代针对于酒的生产和贸易制定的相关税收，对酒实行禁榷和专卖而设置的职位。三京之地由官府造曲卖与人酿造，购买曲货多者，准令开店酤酒，三年为期，三年期满再以购货多者承替。宋代官府也在城内置务酿酒官卖或县镇乡间由民自酿，官府征税。 话归正题。 当苏轼得知刘恕的任命后，作为同道兼知己，一口气写下了一首十四韵的送别诗。 在当时的政坛之下，三十六岁的文化人苏轼正是年轻气盛的年龄，面对王安石的一意孤行，在诗中指桑骂槐的心情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完全有可能的。在诗中，苏轼将王安石比作是汉代的酷吏张汤，用孔融比刘恕，“孔融不肯下曹操，汲黯本自轻张汤”。 日后，苏轼的这首诗被人告发，说苏轼是借史事来诋毁王安石，不过，这些有感而发的诗作，也确实给苏轼的政治生涯带来了危机，以至于后来遭受的牢狱之灾。 后世处于统治阶层的纪晓岚先生，每每读到苏轼的这些所谓的“反诗”，都会深表惋惜甚至会加以诋毁。殊不知“文忠”二字，皆是从这一片悲愤中来的。而自古以来能完全担当起这一称号的人士，真是少之又少！ 熙宁四年（1071），杭州钱塘人沈括守丧期满，进京述职，。 这是自熙宁元年（1068）八月母亲病逝，任馆阁校勘的沈括辞官护送灵柩回钱塘后的重返朝堂。此番进京述职后，得到神宗和王安石的器重，被任为检正中书刑房公事。之所以又这样的任命，沈括可能是为了自己的仕途对王安石投其所好了。 不得不说的是，沈括的出现，使得这位“中国整部科学史中最卓越的人物”与苏轼有了交集。 我们都喜爱有着浓厚人文情怀的苏轼，但是沈括兄弟（兄长沈披）的科学精神也同样地令人敬仰。我们不知道后来的沈括为什么要陷害我们的主人公苏轼，但那些历史的恩怨早已都烟消云散了。 沈括，字存中，号梦溪丈人，浙江杭州钱塘县人，也是一个官二代，北宋政治家、科学家（注意，这在北宋的文人圈子里是极其少见的头衔）。他被誉为“中国整部科学史中最卓越的人物”“中国科学史上的里程碑”，曾推动了中国科技大发展，代表作有《梦溪笔谈》《良方》《灵苑方》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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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八章 沈括与王安国同志的励志故事 令人称奇的是，沈括不仅能作为一名政客混迹政坛、参与变法。作为一名外交官，出使辽国也能寸土不让。作为一名军事家戊守西夏，其功名与战绩亦能声名远播。老沈还在数学、磁力学、光学、声学、化学、天文、历法、地形、地图、水利、医药、经济、军事、音乐、书画等等领域，都有着无比精深的研究。 沈括在世界上第一次提出了“石油”这一科学的命名，在世界上最早经实验证明了磁针“能指南，然常微偏东”，即地磁的南北极与地理的南北极并不完全重合，存在磁偏角。甚至还撰写过音乐方面的专著《乐论》、《乐器图》、《三乐谱》、《乐律》等著作，可惜没有流传到现在。 这种“达芬奇式”的全才，用石油大量制造并命名为“延川石液”的墨块，就连苏轼用后都评价其“在松烟之上”。只是因为后来为了自己的政治生涯之需，挤兑了苏轼，令我们的“苏粉”们不满了。 好在此时将要外任的苏轼，与大科学家沈括还并没有什么恩怨。 后来的沈括，也有了和苏轼一样的经历：贬为筠州团练副使，随州安置。沈括到随州后，寓居于法云禅寺，无亲无故，且行动受到很大限制。随州的三年是沈括一生中最忧伤、灰暗的时期，他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政治生涯，甚至对从政萌生出一丝“悔意”。不过，这种所谓的“悔意”是否与苏轼的遭遇有着关联，我们却不得而知。至少，我们在存世的苏诗中，鲜有沈括的影子，更别说诗词的唱和了。 苏轼与沈括在馆阁中作为同事在一起的日子是极短暂的，随后，苏轼即将到沈括的老家杭州任职了。 七月间 ，苏轼将要离开京师，因此有许多朋友要一一辞别。 首先是王懿敏公王素，是苏轼非常敬仰的老前辈，从在成都是结识，到今天离开京城要到杭州赴任。 苏轼来到了王大人位于京师的府上，与之饮酒到黄昏方散。 席间，两人自然而然地谈论起当时的时事。王公愤愤地说，我已年老了，恐怕看不到新法遗留下来的害处了，你要好自为之，别忘了我们今天所说的话！ 苏轼离开京师前夕，又当面辞别了李大临，想当年张方平按照朝廷的意思举荐了李大临与苏轼为谏官，朝廷上也没有批准。一气之下，老张坚决向朝廷乞求出任南京留台（御史台）。神宗看到他的张爱卿态度是如此的坚决，就任命张方平为陈州的知州。 不管是出于公心还是私人感情，张方平顺带着把苏辙也带到了陈州，出任陈州教授。 所以，苏轼当面告诉李大临，这次赴杭州，要先到陈州与张大人和苏辙在一起住上一段时间，好好地叙叙旧再喝上两杯。 当苏轼到宰相曾公亮处辞别时，曾公亮发自肺腑对苏轼说，我受知于张公（张方平），所以才到今天的地步，是全凭张公的恩德啊！后来，苏轼见到了张方平时向其打听这件事，张公颇为惆怅。过了好久才说，我当时是秘密地推荐曾公亮，当时绝对没有人知晓此事。 ——难道说是仁宗皇帝告诉他的吗? 苏轼这才知道，当时的仁宗皇帝是多么的信任与倚重张方平大人啊！ 苏轼在杭州通判的任命下达后，去向朝廷谢恩之时，在殿门外遇到了同日上朝谢恩的临淮郡通判赵庾（字成伯）。临淮郡，郡治在今天的江苏泗洪县南。 赵庾这个人，苏轼早就相识。 那是在苏轼回家乡眉山守制之时，赵庾刚好从丹棱（音零）县（四川省眉山市下辖县）知县任上卸任到了眉山，两人从此结识。后来，苏轼出知杭州时，与赵庾来往密切，直到苏轼出知密州时，赵庾又成了与苏轼搭班的通判。 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苏轼在京师的这段时间，作诗极少，但有时也会稍作一点。 据苏轼自己写给友人的心中吐露，之所以有时候会偶尔再写几首诗，主要是自己的情志不够畅达，实在是找不到更好的抒发情怀的渠道而已。 在京师期间，苏轼与当朝的驸马爷王诜关系最铁，时常在一起评诗论画。我们前面说过， 王诜出身高贵，手里有不少书画中的精品与干货，而苏轼有的是极高的天赋与鉴赏水平，因此二人堪称是君子之交的好搭档。 王驸马常会差人给苏轼送去一些比如茶叶、药物、宣纸、笔墨、砚台、鲨鱼皮等物品慰劳一下，甚至还送过苏轼雕弓一张，箭矢十支，包指十个，要知道，这在当时都是时尚与上乘的礼物。 回想在京师上班期间，苏轼常常到静因院去参悟惟湜法师的高妙言论与超绝境界，如今要离开了，心中仍是念念不忘，什么时候才能够解脱政务的羁绊，真想再次去聆听大师的教诲。 在京师时，苏轼还与薛向（字师正）有过交往，当时薛向任江淮荆浙发运使（掌经制钱及和籴之事）。正是有着老薛的鼓励与支持，苏轼才有胆量敢于直接上书朝廷对当前的时政仗义执言。 还有，苏轼闲暇时还曾与陕西都转运使孙永谈论过养生方面的问题。 在养生方面，苏轼认为，被养生家称为“黄婆”的脾脏，只要调养得好就能长寿，调养不好就会短寿。脾胃安好，百病不生身康体健。 苏轼为此还曾向江南的一位老寿星请教过长寿的诀窍，老寿星告诉他自己并没有什么特异的方法，就一条，不喝或少喝汤水，口渴的太过时也不过是用水沾一沾嘴唇，也就是现在人说的平常少喝或不喝水。 在专家、养生家盛行的当代，这一观点我不敢去评判其优劣，至少还没有经过当世所谓的问卷调查之类的论证。 但苏轼很赞成这一观点，并且坚定地认为，脾胃怕湿，喝水少了，才会胃气强盛，体液才会运行自然。即使冒着酷热运行，也要保持脾胃不能湿，千万不要总想着喝水，如此这般这才是真正的养生之道（至少是有点另类的理论）。 苏轼还与王安石的大弟弟王安国论过诗。（从这一点，我们看到苏轼还是很会搞关系的） 王安国，字平甫，此人不但文才出众，而且长期尽心尽力侍奉母亲，广结善友，是个出名的贤士。因不愿倚仗其兄王安石之势谋取功名，因而未能中第（好难得哟）。熙宁元年（1068）经朝臣——三司使韩绮的举荐，再经神宗召试，才勉强地被赐进士及第，任西京国子监教授，教授西京国子。此时的王安国已41岁，方从布衣入仕。 因他是王安石的胞弟，熙宁四年任满回京时，神宗召见，询问外界对王安石变法的反映（这一票很重要）。 王安国对王安石变法不甚理解，颇有微词，直说道：“恨之人不明，聚敛太急耳”！（外面说他用人不当，敛财太急了）。这与神宗的想法相悖，神宗不悦，未予重用，只授予崇文院校书，后改为著作佐郎秘阁校理，世称王校理。 王安国对变法由不理解到反对，因而对支持王安石变法的吕惠卿和曾布也很有意见，当王安石劝他少沉溺于吹笛时，他则要其兄远离小人。 吕惠卿对此非常气愤，熙宁七年，趁王安石罢相，他任参知政事之机，借郑侠以《流民图》反对新法下狱事，认为王安国与郑侠属同党，将其削职放归乡里，“天下之人皆以为冤”。不久，朝廷决定再次起用他时，他却不幸因病亡故，时年四十七。 听了以上对于王安国的介绍后，大家都可能知道了王安国的为人，绝对是个实在人。那么，接下来言归正传，说一说苏轼与这位小王论诗的段子。 话说王平甫有一首叫《甘露寺》的诗，里面有两句“平地风烟飞白鸟，半山云水卷苍藤”，是王安国同志最为得意的句子。 当他自信满满地拿给苏轼看时，心直口快的苏轼说道，全篇还就好在一个“卷”字上了，只是那个“飞”字不太恰当！ 王平甫同志沉吟良久后对苏轼说，要是那，阁下认为换成哪个字要更好呢（有点君子的气度）？ 苏轼信手拈来道，您认为换成“横”字如何，——平地风烟横白鸟！ 这时，相对老实（也可以说是厚道）的王平甫顿时竟叹服不已。 被折服的王平甫此后得到了一方心爱的砚台，首先想到的是是拿到了苏轼那里，硬是让苏轼给此砚台作了一篇铭文才罢休。 闲来无事时，苏轼还会去宋道（字叔达）家听老宋弹琵琶。 宋道，河南（今洛阳）人，有一兄叫宋选，有一弟叫宋迪。这种宋人起得名字很有特色，使得观其姓名之偏旁部首即可大概看出他们是兄弟的关系。 宋道这个人，想当年与其弟宋迪同榜等进士甲科，此人“善为诗歌”。因此上说，老宋与苏轼也算是一路人，所以苏轼常去找他听琵琶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苏轼还曾到驸马都尉李玮（字公炤）家欣赏过晋人的书贴，因李玮的老婆是仁宗皇帝的长女兖国公主，所以家里才有不少的干货。 书贴方面，李驸马家里就有不少的晋人贴，比如晋朝谢尚、谢鲲、王衍等人的墨迹，都比较出色，其中尤以王衍的书法最为超凡脱俗，只是上面都盖着小印章“涯”字，让人都一头雾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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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九章 陈州之行的怡然自得 苏轼认为，自唐代时，唐太宗就开始以重金征集晋人法帖，光二王以下的就有上千轴。这些书法作品中的《兰亭序》被用玉匣盛放陪葬于昭陵，世人再也见不到了，其余的都收藏于皇宫中的秘府内。 到了武则天当政时，被她的两个面首张易之、张宗昌兄弟盗出不少。后来都陆续的流落到民间，后大多都被权贵人士王涯和张廷赏所收藏，所以上面都有着一个“涯”字的印章。后来王涯倒台了，府上被军士们抢劫。可军士们都只看上了用金玉制成的卷轴，而将书法作品剥下来随手就扔了，李驸马家里的这些晋人贴也许就是被军士们扔掉的书法作品。 在京师时，王安石著述了一本《字说》，意欲刊行于天下，在这方面满腹经纶的苏轼当然不会买账。 单纯不买账也就罢了，心直口快的苏轼却要时不时地找茬来恶心王安石一下。其中最为著名的段子就是： 苏轼取笑王安石的《字说》道，如果以竹鞭马为“笃”，那么，以竹鞭犬，有何可笑？ 还有，苏轼套用王安石曾说过的话，“鸠”字从九从鸟，自己也算是找到了证据。苏轼戏谑道，《诗经》中说，鸤鸠在桑，其子七也。若是加上他们的爹娘，正好是王荆公所说的九个。 也有说苏轼因为不满 《字说》 贻害天下，曾找到王安石当面理论过。苏轼举例说，拿“犇”和“麤”而言，牛之体壮于鹿，鹿之奔速于牛。但是，三个牛字组合起来却成了奔跑之意，而三个鹿字组合起来怎么就成了粗壮之意呢？ 当时的王安石被问得哑口无言，脸红脖子粗的。 因此，有人推测，后来的党伐之论，越来越激烈。以至于苏轼的黄冈之贬，也许不全是因为诗稿里的攻击，似乎还与苏轼对王安石《字说》秉持不恭敬的态度有着微妙的关系。 苏轼要离开京师了，侄子苏林的寡妻带着两个孩子苏彭与苏寿也同行去了陈州。 宋时自京师开封府到陈州，走水路极为便利。在舟行水上之时，苏轼还不忘作几首小诗以自娱。当然，这也从侧面说明了苏轼当时的心情还是较为舒畅的，无限的美好生活好像在杭州正向他招手。 到了陈州，除了与苏辙一家的欢聚外，苏轼还拜见了恩师张方平，此时的老张正出任陈州的知州。 在知州张大人府上，苏轼看到了张方平近来读杜子美的诗作，也乘兴和诗一首。 这是一首二十韵的五言排律，苏轼在三十六岁正值壮年，在他的和诗中，苏轼以李太白的古风提唱，用下平四豪这种难韵唱和张方平的这种读杜诗，本身就极有难度。况且，在苏轼的和诗中，能够做到主宾判然，疏密相间，在大量的排比之间，施以流走之法。这样下来，全诗的面目似杜，而气骨却是苏轼的，既有杜子美的步步为营的缜密，又有苏子瞻的句句直下之快意。 “恨我无佳句，时蒙致白醪。殷勤理黄菊，为遣没蓬蒿。” 这种直白通达的诗句，使得后世的苏学研究者纪晓岚先生赞叹有加。纪晓岚评价道：字字沉稳，句句飞动，而结尾蕴藉，此为诗人之笔！ 八月初十，苏轼与当时的陈州州学教授试国之四门助教崔度一起对饮于月下。 这时候的苏辙刚到陈州，脾与肺间都有暗疾，正好当时陈州有一道士叫王江，授以道家的服气之法，试后顿觉有效，于是苏辙严加练习，后来竟终身修习不辍。 崔度这个人，精通经史子集，熟知各项事务，就连举荐者韩琦都认为他是个人才。后来，因为崔度被贬谪海外，苏轼还给好友欧阳仲纯写过信，拜托照顾一下仍寓居在陈州学舍里崔度的妻儿。 此时，杭州府过来迎接苏轼的官差还尚未过来，一旦公人过来，苏轼就得立马动身南下。 熙宁四年。 八月二十五，张方平被判以南京御史台（官署名，掌拜表行香，纠举违失）。 前文说过，北宋时的南京不是现在的江苏南京，而是大约相当于今天的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一带。因张方平以年老为由数次坚决向朝廷乞求出任南京留台（御史台），这次终于获得神宗皇帝的准许。 在苏轼为张大人送行的《宋张安道赴南都留台》诗中，“无人长者侧，何以安子思”两句本是夸赞张方平之贤的句子，日后被人抓住了把柄，成为了《乌台诗案》的一项证据。 苏轼在京师任职时，就结识了孟州济源人傅尧俞（字钦之）。此时在陈州听说了老傅的“济源草堂”落成，还专门寄诗道贺。谁知，元岉元年，傅尧俞竟伙同朱光庭、王岩叟等人对苏轼进行了疯狂的诬陷与谤讪，企图置苏轼等人于死地。 向老傅的草堂寄诗道贺之后，苏轼又在闲暇之余给去年八月去世的好友陆诜写了挽辞。 陆诜（音深），字介夫，余杭人。进士起家，除知延州（北宋延州就是现在的陕西省延安市），后以龙图阁直学士右谏议大夫集英殿修撰知成都，此人为了蜀地百姓而反对青苗法，故世称“陆龙图”。 关于“龙图”，我们都知道历史上最为著名的是包拯包龙图。 但据旧制，“龙图”这一称谓极为讲究：直龙图阁谓之假龙，待制谓之小龙，直学士谓之大龙，学士则谓之老龙。总之，在我国古代对于级别与名分那是极其看重的。 这位陆大人，自从朝廷的青苗法一出，就立即上奏朝廷极言蜀地民夫刀耕火种，食不果腹，不得不种植一些芋头辅助充饥。如今课税又极重，老百姓不论如何节俭过日，都不能偿还官府的课税，马上就要陷百姓于死地了。 所以，在陆诜的挽辞中，苏轼用了“挺然直节庇峨岷，谋道从来不计身”形容了老友“陆大龙”。 此时的馆阁之中，天下事议论纷然，莫衷一是。昔日文同在馆阁任职之时，从未对时事发表过任何的褒贬之语。但此时的苏轼，却是数次上书朝廷以言时政，不时评论天下之事。下朝后，仍是不加节制，公然与同僚或是宾客高谈阔论。最为重要的是，苏轼每每谈及时事，话里话外常透露出讥诮之意！ 大表哥文同那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每每苦口相劝，但心直口快的苏轼此时却听不进去任何的劝诫。 后来苏轼出任杭州通判时，文与可已在陵州（今四川省眉山市仁寿县）任上。不放心的大表哥文同还时常给苏轼寄诗加以规劝，以至于后来表哥的规劝诗写多了，竟然有了一句成了名句警句被堂而皇之地载入到了诗史：“北客若来休问事，西湖虽好不吟诗”。 当苏轼还在陈州时，柳瑾（字子玉）这位极善诗词及行草书的北宋著名书法家被贬谪到了寿春（治所在今安徽寿县寿春镇）。柳子玉本为苏轼堂妹夫柳仲远之父，平素与苏轼交情甚厚。这次老柳舟行路过陈州，自己的政治前途暂且不论，自然不会放过与苏轼兄弟相晤的机会。 老柳先是给苏辙寄了两首诗，苏轼作为临时的东道主，也郑重地和了两首。其中“图书跌宕悲年老，灯火青荧语夜深”句，深得清人纪晓岚的青睐，夸这种描述简直是“澹语传神”！ 陈州有位陶渊明式的隐士，名叫李宗易（字简夫），此人少时好学，作诗仿效白居易，与晏殊相知尤深。他是真宗天禧三年进士，仁宗庆历元年任御史台推直官、秘书丞，官至太常少卿，正四品官职。晚岁归隐，优游林泉十六年。苏辙在陈州做博士时，常与之游。 苏轼到了陈州后，自然也想与之结交。 因为苏轼素来就崇拜陶渊明这样的隐士，他认为陶渊明这种人，最难能可贵的是具有真性情，他专门用了一个名词，叫“真率”。就是陶渊明想做官了就去做官，从不以求官为耻；不想做官了便挂印而去，而不以退隐为荣。没饭吃了就去向别人去乞讨，自己能吃饱了就杀鸡具黍来请别人喝酒。完全不会因名利而迷乱，不会为穷困而动摇其志。 面对陈州的这位当世的“陶渊明”，苏轼初次到就前去求见，不巧的是，李宗易却正在病中，无缘相见。好在二十年后，苏轼有幸从李宗易的孙子李公辅处得到了老李亲手书写的七十多首自作诗。当时，苏轼读后还大为叹息道，这人是君子啊，可惜再也看不到了！ 也不知此人到底有多大的能量，能让苏贤良心服口服的，反正在下是服了！ 在陈州的日子里，苏轼兄弟俩一起结伴游玩自是必不可少的项目。 兄弟俩先是游览了陈州城北的柳湖，柳湖周边有上万株柳树。陈州也就是今天的周口市淮阳区，古称宛丘，水资源较为丰富。在柳湖，兄弟俩都做十一韵的七言长诗，在诗中也没有具体的事物所指，仅是兄弟俩的一些生活所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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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章 苏轼兄弟的颍州之别 就比如，苏辙看到柳絮上的柳花落入水中，就对哥哥说这些柳花不久将会变为浮萍。又说松树的性情比较坚韧，而松露落到地上就成了仙茅。一旦成为了仙茅，功力就十倍于松露。 仙茅这种玩意儿，我网搜了一下，它是一种用于补虚、补阳的中药材，主要成份为石蒜科植物仙茅的根茎，具有温肾壮阳、祛寒除湿等功效，用于治疗肾阳不足、命门火衰、阳痿精冷、小便频数、腰膝冷痛、筋骨痿软等症。 我虽然很纳闷，但又限于古人的认知水平，就此打住不再深究了。 但又看到苏辙的《宛丘二咏·叙》中记载，宛丘城累岁无水，开元寺殿下有山茶一株，枝叶甚为繁茂，但是却数年而不开花。适逢苏子瞻到此，每每以此为恨！ 从这些描述就可以看出，苏辙对于他的哥哥倒是知根知底的，若是这株云南的山茶花能够盛开，那么他子瞻哥哥该会多么高兴啊！于我们而言，几百年之后，这株幸存下来的山茶花极有可能就成了“东坡茶”了。 后来，长久干涸的柳湖忽然有了水，开元寺的那株山茶果真就开了花！这件事被兄弟俩用诗记录了下来，大概是被兄弟俩的真诚感动了吧！ 在陈州逗留的七十多天时间里，兄弟俩把陈州城周边凡是值得一观的地方都游了个遍。在柳湖的旁边有一座土丘，当地人将它称之为“铁墓”。由于护城河的河水常年的侵蚀之故，这座土丘的地基已经露了出来，甚至可以看见有铁条在禁锢着土丘。 这里还有一座寺庙叫厄台，当地人传说是当年孔夫子困在陈蔡之地时居住过的地方，又有人说这里是东汉陈愍王刘宠用来教习弓弩的教台。因为继承过陈王爵位的刘宠曾经勇猛过人，善长使用弓弩 ，箭法非常高超，可以十发十中，而且都是射在同一处。 苏轼兄弟经过自己的判断，还是第二种说法，也即该土台是刘宠的教弩台比较靠谱一些。 九月间，秋高气爽，暑热尽退，苏轼要离开陈州南下了。 在没有现代通讯工具的古时候，每一次的相见与别离都是十分难得的。屈指数来，兄弟俩短暂的人生中已有三次的别离。 第一次是在嘉祐六年，苏轼要去签书凤翔府节度判官厅公事任上时，苏辙与兄长相别于郑州的西门外；第二次是治平二年，子由要到赴大名府推官，与哥哥别于京师；第三次是熙宁三年，苏辙要赴陈州学官，又与哥哥别于京师。 所以，这次离别对于涉入仕途渐深的兄弟俩来说，又是一次更为悱恻至深的远别。 兄弟俩决定，借着去颍州（今安徽省阜阳市）拜访恩公欧阳修的机会，子由一路陪同将哥哥送到颍州。 到了颍州，哥俩先到府上拜见了恩师欧阳修。 欧阳修出守颍上时，因为是欧阳老先生的卜居之地（古时候所谓的卜居就是自己选择的地方），所以当地的山水风物深得老先生的喜爱，曾做了许多的诗词歌赋来赞美它。只可惜，老先生仅仅卜居颍州一年就病逝了，好在苏轼兄弟与恩师能够在此相见，并一起畅玩了几天。 当时的王介甫正志得意满地推行新法，欧阳修坚决求退，出守州郡，但在地方上又不忍心让新法贻害到老百姓，就以各种理由限制青苗钱的散发。王安石闻知后，害怕欧阳文忠公被复用，对他的憎恨越来越深。 就是在这种朝野动荡之时，得知苏轼兄弟的到来，欧阳公还是异常的高兴。专门在颍州的西湖边置酒为苏轼兄弟接风洗尘，当时欧阳永叔身边的子弟与门生众多，却单单把苏轼兄弟请到了上宾之席。 席间，欧阳公发自内心地对苏轼说，你此次前来，老夫我非常高兴。我以前一直践行的为文之道，那是与天地间之大道并存的。如果说今后凡是为了眼前利益而改变操守的士子，那他就不配是我的弟子！ 前面说过，欧阳修对于当时绮丽雕饰的浮夸文风是极为厌恶的，并且也是身体力行带头要求变革的。苏轼在次当面聆听了欧阳公的教诲后，赶忙向欧阳公叩拜道，我苏轼至死也不敢把这些话给忘了（有死无易）！ 欧阳永叔又说道，小苏你就要到杭州去赴任了。杭州西湖边上有位高僧惠勤禅师，他与老夫有过交往，此人极有文采，尤其擅长写诗，以前我曾写过《山中乐》等三首诗赠送给他。 欧阳公最后还不忘给苏轼引荐自己的熟人，他给苏轼说，等你公事交割完毕，今后在治理州郡的闲暇时光，如果暂时找不到可以游玩于湖山之间的知己，可以去找一下我的老友惠勤禅师。 后来，苏轼按照欧阳公的嘱托，于到任的第三天就在孤山下找到了惠勤。二人一拍即合，畅谈了当世的知名人物。 惠勤说，欧阳永叔大人，本属于天界的人物，当世的凡人大都只看到他住在凡间，而不知道他能够乘白云架清风，游历五岳而横跨大海。此地的百姓，还都深深地为欧阳大人没有来过杭州而感到遗憾呢！ 欧阳公一生热衷于奖拔士人，虽然有人日后背叛过他，但他从不计较，而是常把过失归结与自己身上。欧阳公不喜欢佛学及道家学说，但只要是这些佛道之徒有研究诗书或是仁义礼智信的，欧阳公也会不遗余力地鼓励和提拔他们。惠勤与欧阳永叔先生交游三十多年，欧阳公也并没有给过惠勤什么实惠，但是欧阳修逝世后，每逢提起欧阳公没有不失声痛哭的！ 在颍州时，苏轼与欧阳公谈起了他的大表哥文与可时，对与可的两句诗“美人却扇坐，羞落庭下花”赞不绝口。 谁知，欧阳公听了哈哈大笑起来，道，与可不会做这样的艳词，极有可能是吟诵别人的诗句！ 其实只有苏轼知道，他的大表哥外表为人沉稳持重不假，但是世人只知道文与可会画墨竹，而鲜有人知晓他的高才能兼诸家之妙，其中与可的诗尤为精绝！ 熙宁四年。 秋风乍起之时，到了苏轼南下杭州赴任的日子了。 这一次，兄弟俩要在颍州再次分别了。 颍州，宋属河南道，汉代汝南郡之汝阴县。此地西北距京师开封七百里，东至寿州（今安徽淮南市）二百六十里。 “征帆挂西风，别泪滴清颍。”，这是苏轼在《颍州初别子由二首》中的起首之句，纪晓岚先生读了这两首诗后，都说它“悱恻深至”。 兄弟俩都知道“留连知无益”，只有“惜此须臾景”。这次离别的场景在苏轼看来尤为“酸冷”，他在诗中说弟弟苏辙的秉性最像他们的父亲，表面木讷且刚静，沉默寡言的程度达到了《周易》中的标准“吉人之辞寡”。 不过，这两首诗后来也有一段小插曲。 其中有一句，“至今天下士，去莫如子猛”，说的是苏辙在制置条例司充任检祥文字时，因为与新法不合，向朝廷乞求罢任。后来的《乌台诗案》爆发，有反对者指出苏轼在这里是感叹自己的弟弟离开朝廷之勇决，另外还有讥讽新法不便之嫌。这是后话。 闲话少叙。 话说苏轼一行乘舟沿颍河南下，一路顺风顺水，十月初二就到达涡口（涡河注入淮河的地方，位于安徽省怀远县东北）的五里所，因遇到大风天气，只得在原地留宿。 待到天晴，苏轼的船只已出颍口（颍水与淮河的交汇处），隐约可看见寿州的淮山了。 在这烟雨濛濛的天气里，三十六岁的苏轼乘坐的赴杭州任的船只，已快要到寿州的地界了。 二十三年后，还是这样一个烟雨凄濛的天气里，苏轼被南迁到虔州（今江西省赣州市）时，面对这一相同的场景，还发了一通的感慨，“波平风软望不到，故人久立烟苍茫”。 到了寿州，寿州的地方官李定李少卿在城东的龙潭湖畔，设宴饯行了苏轼一行。 值得一提的是，这位李定与那位少学于王安石的李定只是同名同姓，但那位在后来曾数度诬陷苏轼的李定（字资深），是扬州人，而身处寿州的李定却是山东济南人。 在寿州有淝水，淝水又作肥水，源出肥西、寿县之间的将军岭。它分为二支：一支向西北流者，经二百里，出寿县而入淮河；另一支向东南流者，最终注入了巢湖，历史上有名的淝水之战中的淝水也是指它。 而那支向西北流的支流，流经寿春外郭东南隅的阿之榭时，在其东侧水汇成潭。不管三春九夏，湖中时常有红艳荷花覆盖着湖面，煞是好看，此湖在当地谓之东台湖，李定设宴安排苏轼的地方就在这里。 出了寿春，沿淮河一路向东，不日即到达濠州（今安徽凤阳县）。 凤阳县的建置，可上溯到秦汉时期，原来初名钟离县。元朝末期，朱元璋打败了张士诚，奔回老家濠州，改濠州为临濠府。明洪武七年（1374）明太祖朱元璋又将府治迁往凤凰山之阳，赐府名“凤阳”，一直沿用至今。 在濠州，苏轼先后游览了涂山、彭祖庙、逍遥台、观鱼台、虞姬墓、四望亭、浮山洞等濠州的七处名胜，还分别作了诗。耕文轩主人注意到，七首诗所用的韵均为平声韵，人在心平气和之际，作诗多用平声韵，这说明苏轼在当时的境况里心情还是较为愉悦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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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一章 平山堂前的师生之谊 一路向东，到达泗州（今江苏省盱眙县境内）时，苏轼又受到老朋友赵庾（字成伯）的热情接待。 赵庾这个人我们前面提到过，他与苏轼早就相识。那是苏轼回家乡眉山守制之时，赵庾刚好从丹棱（音零）县（四川省眉山市下辖县）知县任上卸任来到眉山，两人从此结识。后来，苏轼出知杭州时，与赵庾来往密切，直到后来苏轼出知密州时，赵庾又成了与苏轼搭班的通判。 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 这次苏轼是要去杭州任通判，而赵庾也是刚到任的泗州通判。二人接到任命同日上朝辞谢时，还在殿门外闲聊过，不想今日又在此地相会。老赵带苏轼游览了当地的僧伽塔与位于盱眙县龟山镇的龟山。 僧伽塔是宋太宗下诏为来自西域何国的高僧僧伽所建，据传塔内有高僧焚化后的肉身。而龟山的原址，却是元嘉年间宋文帝为抗拒魏国而修筑的旧城。 游完后辞别了老友赵庾，苏轼搭乘的客船沿淮河一路东进，就到了一处巨大的湖泊——洪泽湖。 洪泽湖在清河县东南六十里，湖长达八十里之巨。此湖原是泄水不畅的洼地，发育在淮河中游的冲积平原上，后潴水成许多小湖，受历朝历代的黄河夺淮的影响，最终逐步形成了如今的洪泽湖。 当苏轼的船只刚刚到达洪泽湖宽广的湖面之时，忽然一阵强劲的东风刮来，船夫只得“挂帆却西迈，此计未为非”，又将船只折返回到避风处。 到了十月十六，洪泽湖上依然“风高月暗云水黄”，但是苏轼一行却不能无限期地延长行期。只好连夜出发，向着山阳（今江苏射阳县）的方向进发。 这条长长的淮河，在此后的十数年时间里，曾三次接纳仕途浮沉中颠沛流离的苏轼，“好在长淮水，十年三往来”。 船到京杭大运河转了个弯，就一路南下了。 到了扬州，苏轼的三个老同事刘攽（字贡父）、孙洙（巨源）、刘挚（字莘老）都在扬州太守钱公辅（字君倚）的府上迎候多时。苏轼和这几位偶聚扬州的官场失意被外放的同事们，畅快地吟诗作对，好不快活。 别后数日，苏轼分别又以三人字中选一个字为韵，做了《三同舍》诗，寄给了这三位老同事。其中刘攽用了“贡”字，孙洙用了“源”字，而刘挚用了“莘”字。 在这三首诗里，苏轼照例是对这三位同僚的各种夸赞之语。 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三位同志都是用过各种手段反对过王安石新法的，都是与王氏合不来而主动请求外任的小京官。此次的刘攽正在泰州刺史任上，孙洙则是要以同知谏院的身份出知海洲（今浙江省台州市），正好从此路过，而刘挚是路过扬州要以馆阁校勘、监察御史的身份外放到湖南监衡州盐仓任上的。 这次的欢聚虽然给身在异乡他们带来了温暖，苏轼的诗也给诸位的外放带来了慰藉，唯一值得遗憾的是，苏轼给刘莘老的诗中有一句“暮落江湖上，遂与屈子邻”，被后来的变法阵营抓住了把柄。说是屈原被放逐在潭湘之间其实没有罪，今天的刘挚也被作为监衡州盐仓贬谪到了湖南。既然说屈原没有罪，那么与之比邻而居的刘挚因论新法不便被责降，这件事本身也就没有过错了！ 另外，还有一句“出试乃大谬，刍狗难重陈”，被指苏轼是借庄子诋毁孔子的典故在指责王安石集团的用人之道，把用过的“刍狗”继续拿出来使用，比喻以前那些个小人早已不可再用了。以今天的世俗理论来看，这样明显看似引经据典的精彩比喻，却是最容易被对手抓住把柄的地方！ 到了扬州，苏轼自然还要到平山堂下凭吊一下自己的恩师欧阳永叔公，这是苏轼此生第一次从平山堂下经过。 平山堂始建于宋仁宗庆历八年(1048)，由于当时出任扬州太守的欧阳修，非常欣赏这里的清幽古朴，遂于此筑堂，此堂与千年古刹大明寺相依相连。坐在堂上向远方俯瞰，江南诸山，历历在目，连绵的群山似与堂平，平山堂因而得名（遗憾的是，今人再走过平山堂前，古人所言的杳渺远山已不见了踪影，代之的则是雾霾中林立的高楼大厦）。 平山堂是专供当时的士大夫、文人吟诗作赋的场所。平山堂建成后，欧阳修恨不得日日偷闲前往，登临燕游。那时他写下的诗句“我欲四时携酒去，莫叫一日不开花”，真实地流露出他对平山堂的钟爱之情。 八年后，欧阳修为刘敞（字原父，一作原甫）出任扬州太守的饯行宴上，又写下一首关于平山堂的著名词作——《朝中措·平山堂》： 平山栏槛倚晴空，山色有无中。 手种堂前垂柳，别来几度春风？ 文章太守，挥毫万字，一饮千钟。 行乐直须年少，尊前看取衰翁。 晴空万里、空山迷蒙的美景，豪迈旷达的“文章太守”一饮千钟、下笔万言的形象跃然纸上。 平山堂之后是谷林堂，修建这座谷林堂则与苏轼有关。 元枯年间，苏轼由颍州徒知扬州时，为纪念他的老师欧阳修而建，堂名即取自苏诗“深谷下窈窕，高林合扶疏”之中。在欧阳修之后，苏轼曾经三过扬州，每次都在见证着与延续着他与欧阳修有师生之谊。 元丰二年（1079）四月，在官宦场上辗转流徙的苏轼由徐州太守移守湖州，再次途经扬州，稍作淹留，得暇便登临了平山堂。在这里，他不免追忆故人——伤感地想起他的老师欧阳修，遂作《西江月·平山堂》，以此追怀已仙逝十载的恩师，词中写道： 三过平山堂下，半生弹指声中。 十年不见老仙翁，壁上龙蛇飞动。 欲吊文章太守，仍歌杨柳春风。 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 熙宁四年的十一月三日，苏轼一行船抵润州（今江苏镇江）。 镇江是长江与京杭大运河唯一交汇枢纽，镇江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在春秋时称为“朱方”，战国时改称“谷阳”，秦朝时称“丹徒”，三国时为“京口”，南朝宋在京口设“南徐州”，隋统一后改置“润州”，镇江之名自北宋沿用至今，民国时期还曾做为江苏省省会。由于地处长江与京杭大运河两条黄金水道的十字路口，水运一直是镇江城兴起与发展的命脉。 镇江的金山寺位于今江苏镇江市区西北的金山上，始建于东晋，金山原是长江中的一个岛屿，古法海洞又名裴公洞，在慈寿塔西下侧的悬崖上，相传是金山寺开山祖师法海和尚初到金山时的住处。据说法海是唐朝宰相裴休之子，裴休笃信佛教，便送子出家，取名法海。 真实的法海是位尊重父意，立志向往佛学的好青年，他先在江西庐山学道修禅，后从庐山顺江东下，来到镇江金山。那时山上寺宇荒废，荆棘丛生，还有蟒蛇为害。后来，他把原来盘踞岩洞中的一条白蟒斗败，驱蟒入海后便住在洞中。安顿下来的法海在此苦修，作为开山始祖的他开山种田、重振寺院，为创建金山寺历经了千辛万苦。 然而，在《白蛇传》中“水漫金山寺”的神话故事中，却把法海说成是阻碍破坏一对青年男女自由恋爱和美满婚姻的罪魁祸首，深遭世人谴责。当然，这些仅是民间的传说，世间的千秋功罪，历史自有评论。 据传，苏东坡遗留下来的玉带存在金山距今已有九百多年了，这件珍品被时人称为国宝。该玉带环宽约二寸、长约二尺，带上缀着二十四块米色白玉，有长方形、圆形、心形。清初被火焚毁四块，乾隆皇帝到金山时，命玉工补齐，上面刻有乾隆的诗句，只是后来补上的四块玉色和原有的玉色不同。事情的真伪，如今已无从考证了。 扬子江是南京以下的长江下游河段的旧称，扬子江因古有扬子津渡口而得名，后也用作整个长江的代称。扬子江原本只是指长江下游，但由于这是西方传教士最先听到的名字，“扬子江”在西方国家的意识中也就代表了整个长江。 苏轼到了润州，首先弃船上岸，游览了金山，当晚就夜宿金山寺。 金山原是屹立在长江中流的一个岛屿，有“江心一朵美芙蓉”之称誉。唐代的张祜描述为“树影中流见，钟声两岸闻”。苏轼的一位同事、大科学家沈括也曾赞颂曰：“楼台两岸水相连， 江北江南镜里天”。 遗憾的是，扬子江中的这个岛屿，由于大江东流，至清光绪末年（1903）前后竟与陆地连为一片。金山岛也就变成了一座山了，不过在苏轼游览金山的时候，金山还是一座江心岛。 由于苏轼的家乡在长江水系的上游，所以苏轼也在模仿李太白同志“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的笔意，在这里写下了“我家江水初发源，宦游直送江入海”的诗句。 孔子也曾说过，“江始于岷山，其源可以滥觞”。 这里面还有个小插曲，原本据文献记载苏轼是熙宁四年十月十六到的金山，但后世的清代学者王文诰却不这样认为。 因为苏轼到金山寺后流传下来的诗中有“二更月落天深黑”句，老王据此借助自己丰富学识之外“霸气侧漏”的天文学知识，从月落在二更天，竟然推断出苏轼真正到达金山的时间为十月十三日，这也是绝了！王文诰对于苏轼的研究四十年如一日，可是下过一番大工夫的，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默许这位先生的观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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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二章 一到杭州，遍地朋友 金山、焦山和北固山，被誉为“镇江三山”。 次日天刚亮，在金山寺洗漱完毕的苏轼，当然不会错过的另外两处名山，自金山放船，顺流而下就到了下游的焦山。 焦山是一座位于长江江心的岛屿，因东汉时的焦光隐居此山而得名。山体周围碧波环抱，林木蓊郁，绿草如茵，宛然碧玉之浮江。焦山与对岸的象山夹江对峙，正所谓“万川东注，一岛中立”，有江南“水上公园”之喻，被誉为“江中浮玉”。 焦山之所以享誉中外，其一是因为焦山耸峙于江心，犹如“中流砥柱”、“镇江之石”，气势极为磅礴。加之山寺隐约，水域广阔，环境幽美，宛若人间仙岛在水中缥缈。其次是由于焦山上还藏有许多珍贵文物和著名古迹，摩崖石刻闻名中外，碑林墨宝之众多，堪与西安碑林媲美，为江南的第一大碑林。 在焦山，苏轼有幸见到了乡僧焦山长老。 从焦山上下来，苏轼又上了北固山。 北固山由于北临长江，形势险固，故名北固。 登上山顶，东看焦山，西望金山，隔江相望，扬州的平山堂清晰可见，确实会使人有着“金焦两山小，吴楚一江分。”之感。 北固山上有座甘露寺，相传因晚唐宝历年间天降甘露于此山，名相李德裕遂主持修建。三国时期传说中“刘皇叔招亲”的故事就发生在甘露寺。 苏轼一行到了苏州，先是游览了虎丘。 虎丘位于今苏州城阊门外的山塘街，据传春秋末期吴王阊闾死后葬于此丘，后有虎踞其上，故称虎丘。虎丘的人文历史可追溯到二千五百年前，和苏州古城的历史一样悠久。 在虎丘，苏轼观看了老前辈王禹偁（音称）的画像。 王禹偁，字元之，济州巨野（今山东巨野县）人。北宋时期的诗人、散文家，还是个有名的直臣，因敢于直谏而屡遭贬谪。 巧合的是，此人在宋真宗时期也曾被贬谪到黄州过，这是苏轼万万没有想到的，苏轼此番之所以去观其画像，还只是单纯地崇敬老王的气节而已。王禹偁的曾孙叫王汾，后来在和苏轼同朝为官期间，两人还不时有过交往。 苏轼在苏州时，恰逢苏州的报恩寺正在重造古塔，苏轼看到当地的诸位公卿与笃信佛教的善男信女都将各自收藏的舍利捐了出来。苏轼自己虽没有舍利可以捐献，但是自己却珍藏有一只龟形铜盒，这只铜盒是老朋友王姬送他的。 彼时的苏轼在凤翔府任上时，辖地的武功县令王颐（字正父）与之相厚。长安有个地方修古塔时，挖出来了这只龟形铜盒，王姬就送给了苏轼。苏轼一直是用它来盛放自己私人印章的，今天看到诸位捐出的舍利后，觉得用它来盛放舍利可能作用更大一些，于是就把铜盒捐给了报恩寺。 十月二十八，苏轼又沿京杭大运河舟行南下，不日即抵达目的地杭州。 到了杭州，公事交割完毕，安置停当后就第一时间给弟弟苏辙寄了两首诗，算是报了平安。令人没有想到的是，日后这两首诗中竟也有被变法集团视为“反动”的内容。 因诗中有“眼看时事力难任，贪恋君恩退未能。迟钝终须投劾去，使君何日换聋丞”句，变法派们认为，苏轼是借自嘲自己的能力不能胜任，暗讽当下的青苗、助役法等法均繁杂不可办理。 还有，在最后两句中，苏轼把自己比作是虽然耳聋但仍能机械地“拜起送往”的汉代官员许丞，希望陛下也能早日换掉自己这位“聋丞”。那意思是说，面对令人眼花缭乱的新法，我苏轼就是一聋子或瞎子，一点也看不懂这些东东！ 当然，这也是变法派对苏轼诗句的理解。 当时的杭州下辖钱塘、仁和、余杭、临安、於潜、新城、盐官、昌化共八个县，杭州府治在钱塘、仁和，州守是一位叫沈立的老干部。 沈立，字立之，藏书家、水利学家（这有点猛），历阳（今安徽和县）人。老沈通过采集大河事迹以及治河过程的古今利弊，著有《河防通议》一书，是我国论述河工技术最早的著作，后来治河的官员都时常以此书为根据。此人先后曾知越州、杭州、审官西院、江宁府等。 在以沈立为核心的领导班子中，张靓（字子明）与俞希旦（俞献卿之子，丹徒人）为变法集团派来的监司。 监司是有监察州县之权力的地方长官，宋时的转运使、转运副使、转运判官与提点刑狱、提举常平都有监察该辖区的官吏之责，这些人统称为“监司”。 历朝历代的王朝，对于地方上的行政都是要进行全权把握的，这也是一种中央对于地方上的把控，地方上的行政组织负担了大量的任务，比如说经济、治安、司法等等。中央为了能够有效地收集地方上面的信息，监司就成为了一个主要的机构。地方上的各种信息都会通过监司直达中央，监司可以直接越过州守直接上报皇帝以防止信息渠道的蒙蔽，同时监司也会提供谏言，成为当时朝廷上下一种别样的谏言渠道。 但是，面对王安石集团的这两个鹰犬与爪牙，苏轼是深恶痛绝的。苏轼在给苏辙的赠诗中，把这两个人称为“阳虎”（道逢阳虎呼与言，心知其非口诺唯）。毫无疑问地，这日后也成了变法派人士攻击苏轼的借口了。 在杭州任职的官员中，苏轼的老朋友还真不少： 王廷老（字伯杨），睢阳人，时任两浙路提点刑狱（相当于现在的法官兼检察官）。 两浙路是北宋时期的一个地方行政区，包括十四州二军：常州、苏州、润州（镇江）、杭州、湖州、秀州（嘉兴）、越州（绍兴）、明州（宁波）、台州、婺州（金华）、衢州、睦州（建德）、温州、处州（丽水）和江阴、顺安二军。其疆域大致包括今天的浙江省全境，江苏省南部的苏锡常镇四市和上海市，治所在越州，杭州，是当时经济和人口最发达的一路。 前宰相吕蒙正之孙、河南洛阳人吕仲甫（字穆仲）时为杭州教官，后任观察推官。 济州巨野（今属山东巨野县）人晁端友（字君成）为新城（今富阳新登镇）县令，多有善政。端友同志擅长诗词，在新城时，邑中胜迹，多有他老哥的题咏，此人与苏轼志同道合，极为友善。 老晁这个人，我们也许不太熟悉，但是提起他的儿子晁补之却是个家喻户晓的人物，其为“苏门四学士”（另有黄庭坚、秦观、张耒）之一。小晁曾任吏部员外郎、礼部郎中。有当时顶配的手艺：工书画，能诗词，善属文。 十七岁那年，父亲到杭州做官，小晁也随同前往，于是他荟萃了钱塘山川风景人物的秀丽，写成了《七述》一书，被父亲带去面见杭州的通判苏轼。 苏轼原先对此地风物也想有所感赋，读了小晁的书后不由得赞叹道，我可以搁笔了！ 苏轼还称赞小晁的文章写得博雅隽永瑰伟很有说服力，超过一般人不止一点，以后一定会显名于世的。果然，从这以后人人都知道了晁补之的名字。 陈舜俞的女婿、钱塘人周邠（字开祖），其时任钱塘县令。此人年长苏轼一岁，是个陪同苏轼在杭州西湖边流连了三年的铁杆票友。 李杞（字坚甫）其时以大理寺丞的身份出任发运司勾当公事。勾当为主管之意，公事就是朝廷之事，公家之事。 这位老李，后来也不幸因唱和苏轼的诗词而受到牵连。 李佖为节推，也就是“节度推官”，此官职为节度使属官，掌勘问刑狱之事，此人也是与苏轼有过交往的熟人。 上述几位当地的官员，都是此前曾与苏轼有过交集的当朝文士。 腊月初一，刚到任三天的苏轼就到孤山去拜访了慧勤、慧思二僧。 孤山，据《咸淳临安志》记载，其在西湖中稍微靠西的地方，一屿耸立，旁边没有什么相连接的东西。周围碧波环绕，唐宋年间修建的楼宇参差错落，还遍布整个山麓。 在今天的景点介绍中是这样描述的：孤山是位于杭州市西湖风景区旁的一个著名景点，它是一个小半岛，山高不过三十五米，走在山间小径颇有山林的感觉。 孤山 ，山虽然不高，却是个观赏西湖景色绝佳之地。今天的孤山既是风景胜地，又是文物荟萃之所，南麓有文澜阁、西湖天下景、浙江博物馆和中山公园，山顶西部有西泠印社，西麓有秋瑾之墓，东北坡有放鹤亭等。其中放鹤亭是为纪念宋代隐居诗人林逋（字君复，后人称为和靖先生）而建，“梅妻鹤子”之壮举就是对老林品行高洁的赞誉。 为什么苏轼会这么急于去造访孤山呢？ 原来，在颍州时欧阳修就曾经告诉过苏轼，他的两位僧人朋友慧勤、慧思在杭州西湖的孤山上出家。其中，慧勤大师很有文采，尤其擅长作诗，自己早年曾作过三首《山中乐》诗赠于慧勤。而慧思长老也绝非等闲之辈，他有一个高徒即是后来的参寥。 欧阳公对苏轼说，你到任杭州后，在治理州郡的闲暇时间里，一时实在找不到游览山水的知己，你就到孤山上去会会我的两位老朋友慧勤与慧思吧！ 初到山上的苏轼，心中也是对两位高僧充满着神秘的向往，在苏轼看来，孤山虽然孤独地立于湖中，但是真正有道之人在此地是绝对不会感到孤独的（孤山孤绝谁肯庐，道人有道山不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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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三章 凤凰山下的明媚春光 待到见了两位高僧的真容后，果然是一见如故，相谈甚欢。 慧勤对苏轼说，欧阳永叔大人本是天仙般的人物，杭州的老百姓都因他未到过杭州而深感遗憾。杭州虽是个不适合作为政治中心的存在，但是却具有美丽奇绝的灵秀之气，在欧阳公这种人物面前，整个西湖不过是欧阳公几案上的一件精巧之物罢了。 在苏轼看来，慧勤的话不免有点虚无缥缈甚至还有些怪诞，但是，从长老的话里话外透露出的却是他对欧阳大人无限的崇尚之情！ 仅仅半日的造访，使得苏轼与慧勤、慧思俨然成了一生的好朋友。后来的数年间，二僧还曾多次与苏轼相晤于京师。 苏轼本是因抵触新法而乞求外任的，当他在杭州的各项事务都安置妥当后，首先面对的首要任务仍是如何为朝廷推行新法的问题。 他在此时给弟弟苏辙的诗中诉苦道，“眼看时事力难任，贪恋君恩退未能。”甚至还希望朝廷能够将自己这位推行新法不称职的“南郭先生”（聋丞）给替换掉，“迟钝终须投劾去，使君何日换聋丞。” 本来是一位青年官员在诗中所倾诉的真情实感之语，遗憾的是，日后这也竟成了谢景温之流攻击苏轼的证据了！ 不管咋说，该过的日子还得继续下去，烦心之事可先不去想它。 柳瑾（字子玉）本是苏轼堂妹夫柳仲远的父亲，平素与苏轼交情甚厚。此人是一位著名书法家，擅长作诗，行草书也十分了得。这时候，老柳给苏轼寄来两首诗作，苏轼自然不敢怠慢，抽空和了两首，这对苏轼来说也不是什么难事。 还有李杞，我们前面提及过，此人字坚甫，其时正以大理寺丞的身份出任杭州路发运司勾当公事。李杞曾与苏轼因狩猎出游过孤山，当见到苏轼前段时间登临孤山访问慧勤、慧思之后写下的诗作后，遂唱和了一首。这使得两人顿时拉近了距离，作为诗词方面的知己，苏轼又把老李的和诗一口气再度唱和了三首之多。 意气风发过后，心情是舒畅了，不过老李后来也因与苏轼的诗词唱和而受到牵连！ 让我们来品味一下苏轼诗中的诗句吧，其中的“误随弓旌落尘土，坐使鞭棰环相呼”后被变法派讥为朝廷实行新法之后，受到鞭棰的百姓太多。“追胥保伍罪及孥，百日愁叹一日娱”诶讥为朝廷的盐法收坐同保制度，使得老百姓倾家荡产、流离失所，是嫌此法所求太急。而“岁荒无术归亡道，鹄则易画虎难摹”被看作是，借东汉有着老当益壮、马革裹尸气概的马援“画虎不成反类犬”的故事来讽刺朝廷的。 好在，此时的苏轼徜徉于杭州西湖的山水之间，正是心情无比惬意之时，完全还没有意识到今后因作诗会蒙受的牢狱之灾！ 这还不算，初到杭州的苏轼在寄给弟弟苏辙的一首诗中，所写言语本来是兄弟之间的调侃取闹，不想里面有许多处词句亦被当成了“反动”的言论。 比方说，“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被认为是讽刺当今朝廷颁发的贡举新制舍弃诗书而专用法律，法律不足以致君于尧舜。“劝农冠盖闹如云，送老齑盐甘似蜜”句则被指责为讽刺朝廷新近上任的提举官到处生事，惟有像苏辙这样的寒酸学官倒是没有什么事可做。老实说，以今人跳出历史局限性的的眼光来看，苏轼这首诗作的后半部分确实是充斥着作者的自嘲之意，以至于牢骚之言满纸。 此时的苏轼，自己作完了诗，不知道日后还会有着怎样的麻烦。他亦不知道，有一位与他后来有着交集的著名诗僧惠洪在江西宜丰县桥西乡潜头竹山里出生了。 惠洪（1070-1128），一名德洪，字觉范，自号寂音尊者，俗姓喻（一作姓彭）。自幼家贫，十四岁父母双亡，入寺为沙弥，十九岁入京师，于天王寺剃度为僧。当时领度牒较难，乃冒用惠洪度牒，遂以洪惠为己名。后南归庐山，依归宗寺真静禅师，又随之迁靖安宝峰寺。惠洪一生多遭不幸，因冒用惠洪之名和结交党人，两度入狱。曾被发配海南岛，直到政和三年（1113）才获释回籍。 在杭州时，苏轼有幸结识了一位叫张先（字子野）的文人。此人在年富力强之时辞官（官至尚书都官郎中）还乡，整日流连于故乡的山水之间，好像是获得了新生。由于终日沉溺于诗词创作，致使自己贫困潦倒，家中经常缺盐少粮，但只要一看到酒就会畅饮尽醉。 由于张先平时不计小节，以赤子之心待人，和性格相似的苏轼就成了忘年之交（年长苏轼47岁），平日里与苏轼在西湖里饮酒作诗，好不快活！待到苏轼离任时，张先竟牵着苏轼的衣袖失声痛哭，不想让苏轼离去。关于这个“有故事”的人，我们在后面的章节里还要屡屡提及。 在杭州时，苏轼还与福州人林希（字子中）有着交往，林希曾与苏轼父亲同时赴试，与苏家也算是世交。苏轼在京师时本来已不再作诗，但禁不住林希的请求，答应有时间再为他作几首。此时，苏轼手头有一个从道人处得来的药方，林希想要，苏轼就抄给了林希，并嘱咐他服用时一定要慎之又慎！ 熙宁五年，初春。 苏轼看到墙头花苞待放的红杏，一树的花蕾铺天盖地，群芳的叶芽将吐未吐，就忍不住想出城去探寻一下此地的春情。 “料想春光先到处，吹绽梅英”，这是苏轼此时所作《浪淘沙》中的词句。当然，杭州城外多的是春意盎然的适合作诗的景色，苏轼于此时开始尝试着词的创作。此篇宋词尚显稚嫩，完全没有脱离婉约派的艳词滥调，生活环境的相对安逸，使得该词作还与他日后那“豪放派”的词风还相去甚远。 杭州，古称临安、钱塘，北宋时，杭州为两浙路路治。地处中国华东地区、钱塘江下游、东南沿海、浙江北部、京杭大运河南端。杭州在夏朝之前属百越，夏商周时期属“扬州之域”。相传公元前二十一世纪，夏禹南巡，大会诸侯于会稽（今绍兴），曾乘舟航行经过这里时曾舍其杭（“杭”是方舟）于此，故名“余杭”。还有一种说法是，大禹至此造舟以渡，越人称此地为“禹杭”，其后，口语相传，讹“禹”为“余”，乃名“余杭”。隋王朝建立后，于开皇九年（589）废郡为州，“杭州”之名才第一次出现。 到了杭州任上之后，苏轼办公的官舍就在凤凰山下，在苏轼看来，这座凤凰山两边各有一个像是翅膀的山脊，并且每个翅膀上都有着一座塔，中间的凤嘴正好位于自己所居官舍里的池水之上。 在官舍旁原本有一座破败不堪的堂，苏轼安顿下来后就着人开始修葺，如今已经焕然一新。由于该堂处于凤嘴附近，于是苏轼将此堂命名为“凤咮堂”。咮，音宙，意思是鸟的喙。 闲暇时，苏轼发现山道的草丛里有不少仪态万千的怪石，遂取回家了百余块，在自己的东斋院中堆出了一座假山，再引水从假山上飞溅而下，这里的东斋院就取名为溅玉斋。堂后还有一方形屋舍，取名为方庵。而堆积而成的石山上人工造一小峰，在小峰上穿凿一个月形的孔洞，更是命名其为月岩斋。 一切布局完毕后，苏轼便写信向正在陵州任上的大表哥文同求诗，想知道表哥的一些近况。外表持重，内心极富才情的文同不仅作了诗，还很愉快地把苏轼前段时间在游孤山时所做的诗，唱和了好几首。 二月间，朝廷的任命下来了。任命苏轼以检正中书吏房公事殿中丞卢秉的身份，出任两浙提刑，专门提举盐事。 在当时，全国上下都在严加推行青苗、免役、市易等法，而浙江西部还要求兼行水利法与盐法。苏轼接手新职务“提举盐事”后，被朝廷要求要严密盐法，凡能煮海为盐的地方，皆要求当地的老百姓实行军事化管理，组织民夫，充任稽查队，严厉抓捕盗窃贩卖及私自架设煮盐器的百姓。 面对眼前的这一切的“闹剧”，苏轼只好先听之任之，暂且抛之脑后。 毗陵（今江苏常州）人张次山，字希元，以太子中舍提举江南西路常平广惠仓兼管勾农田水利差役事。因不满新法辞官而去，后经陈升之的举荐被任命为都大催遣广济河辇运。但是，老张一听到这一任命，毫不犹豫地就拒绝了。 张希元不满新法，愤而弃官，在苏轼看来也算是一条战线上的同志。 老张家族里世代喜好书法，家中收藏的古今名人大咖的墨宝极多，他把这些墨宝找人全部刻到了石碑上，还专门建造一座厅堂来收藏。弄完这些之后，又找到苏轼处，想让苏轼给写一篇记文。 面对这样一位为了百姓而拒绝强推新法的好干部，苏轼自然是恭敬不如从命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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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四章 《新学经解》是株大毒草 在给张希元写的记文里，苏轼是这样就说的： 世上有些人自认为清高无比而嘲笑别人，他弈棋弹琴，收藏古人的书画。有客人来，就拿出来夸耀一番并让其观赏，自认为此举比较清高。然而，有些人就不服了，说古往今来的圣贤之人之所以能够流芳百世，那是因为他们都留下来有着自己观点的文章以及议论，收藏一些古人书画有何了不起的！ 而有些英雄豪杰之士，对所谓的圣贤又看不起了。 他们说，士大夫就应该建功立业，而不应该只是发一些空论，这种人之所以著书立说，那是因为他们没有能力去建功立业不得已而为之，身上的官阶也不过是按部就班地一级一级靠熬时间熬上去的。 甚至那些曾经建功立业的豪杰如刘邦、周公、伊尹、商汤、周武等人，也有人看不起，因为有人认为只有像许由那样能辞掉天子这样的高位而隐逸于山林，像孔丘那样拥有无所不知的渊博的知识才是令人羡慕的。 因此说，世人总是在互相嘲笑。 苏轼认为，自己不爱好的东西，而去嘲笑别人的爱好，这本身就是不尊重他人同时也是不尊重自己的表现。蜀地有一谚语，“学书者纸费，学医者人费”。那些还没有从政经验的士子，考取功名之后，骤然就出来做官，那么他们浪费的人远远要比庸医治死的人多。张希元如今虽然去官回乡悠游于山林之间，看似没有发挥自己聪明才智的地方，只能是靠研习书法自得其乐。但是，此人并非就是这种长久赋闲之人，他的学问积累得多了，日后必然会把这些学识用在政事上的。 初到杭州任上不久，传来了姚辟姚屯田去世的消息。 屯田员外郎，官级从六品上，掌天下屯田之政令，屯田郎中虽为工部四司之一，但有名无实。 姚辟，字子张，散文家。金坛（今江苏省常州市金坛区）人。皇祐元年(1049)进士，曾被授以项城令，通州通判，所到之处蜀地百姓皆有好评。此人擅长于文辞，执著于研习 《六经》，有意思为搞清楚的地方，必求其是。所以下笔千言，一挥而就，且往往能归纳出万事万物的道理。一时间当朝的名士如欧阳修、王安石，皆与之游。 另外，老姚还与苏轼的家父苏老泉先生一起修过礼书，并合著了《太常因革礼》一百卷。 被当时的文坛盟主欧阳修称其“功施后世，非止俗儒著述，求一时之名者比。”正是有着这样的缘由，老姚去世后，苏轼郑重地为老姚写了挽辞。 苏轼有一位名字听起来很怪的老乡——岑象求这两天也来到了杭州。 岑象求，字岩起，梓州（今四川三台）人。考中进士后，神宗熙宁中为梓州路提举常平。 提举常平，简称“仓臣”，北宋熙宁初年设置，负责管理常平仓救济、农田水利等。是宋朝统一后陆续在各路所设四司之一，其设置消除了地方割据的一切基础，使宋朝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得以高度强化。 这位岑象求同志熙宁五年被提拔为殿中侍御史，这种官职是掌纠察朝仪，兼知库藏出纳及宫门内事，及京畿纠察事宜，位从七品下，较侍御史（从六品下）低一些。本来要从京师到蜀地赴任，但象求老兄还是执意绕道杭州来拜访自己的老乡苏轼。 “临行怪酒薄，已与别泪俱。后会岂无时，遂恐出处疏。惟应故山梦，随子到吾庐。”这就是苏轼给老乡送行诗中的诗句，我们由此可以看出，苏轼对于这位同乡的送行也绝非是敷衍之举。 熙宁五年。 转眼间已是阳春三月，杭州城的牡丹花开始绽放了。 这种时候，苏轼自然是闲不住的，先是冒雨到明庆寺赏了初开时的牡丹。明庆寺，在昔时的杭州木子巷北，该寺有苏轼题写的《观音经碑》流传于后世。 清明节到了，正是当地牡丹花最盛之时，作为通判的苏轼，除了自己到各处欣赏牡丹花外，还要陪同太守沈立到当地的吉祥寺牡丹花前与民同乐。 这位太守沈立，字立之，历阳（今安徽和县）人。不仅是北宋知名的藏书家，收藏卷帙数万卷，就连神宗也夸其“富哉”，还是一位水利学家。举进士后，签书益州判官，提举商胡埽（今濮阳城东北10余公里北昌胡片区），先后知越州、杭州、审官西院、江宁府等。此人采摭大河事迹，以及古今治水方面的利弊，编著了《河防通议》一书，后世治河者悉守为法。 就是这样的一位领导，在吉祥寺里面对万民同乐的场景，除了满心欢喜之外，还给苏轼说了自己对牡丹的喜好。第二天，老沈就拿出自己编纂的书让宾客们传阅。不过，这可不是什么治理河道的书籍，而是十卷本的《牡丹记》。 沈公是个善于观察社会之人，在他的书中，历朝历代凡是有关牡丹花的记载和栽培养护方面的技术，古往今来有关歌咏牡丹的诗词歌赋，甚至有些书中关于牡丹的传说，全都被他悉心收集于书中。 这确实是一个创举。 但是，沈公并不因此而满足，他想请他的搭档苏轼同志写一篇记文，就放在卷首的位置。于公于私，苏轼自然是乐于接这个活了。 苏轼认为，那些看似自称愚钝无知的厚重之人，比如被人认为是铁石心肠的宋广平（唐朝宋璟的别称，为玄宗时的名相，耿介有大节，以刚正不阿着称于世。）竟能写出秀丽美艳的《梅花赋》。还比如，像沈公这样一位严谨务实的水利学家，竟然也能醉心于牡丹方面的著述。 所以说，沈公家有藏书三万卷，其人博闻强记，也并非浪得虚名。他作为德高望重的元老之臣，每每遇到有所感就编辑成书流传于世，不仅仅是牡丹，还在许多方面都颇有建树。 刘恕这个人我们前面介绍过，字道原，筠州（即今江西高安）人，是《资治通鉴》的副主编之一，其父刘涣，精研史学，刘恕亦以史学擅名。在京师时，他就是苏轼的同事兼好友，曾经与苏轼形影不离地环绕于司马光老先生周围，是反对王安石集团的最为彻底的勇士。 刘恕因得罪了王安石，自度京师难留，便请求到南康(今星子)监酒税，顺便还能归养自己的父母。这其实是刘恕以归乡侍奉老父亲的名义，向朝廷求了个监南康军酒的差事，实则是主动远离朝廷的无奈之举。 当苏轼在杭州评判任上时，面对当地百姓被新法折腾的民不聊生的情形，心中的苦闷可想而知。好在这个时候，好朋友刘恕从老家的江西庐山寄来了三首诗作。 已不常作诗的苏轼，此刻又来了兴致，竟连续唱和了刘道原的三首诗。三首和诗均为上乘之作，当然，这不是耕文轩主人的个人观点，而是后世的清代苏学大家王文诰评评价的，“公此时真无可与语者，故与道原三首独佳。” 美中不足的是，在诗中苏轼还是没有忍住，对当时的时事不出意外地又旁敲侧击地进行了影射。性格使然，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坐谈足使淮南惧”，都知道刘道原同志已与王安石绝交，苏轼还在诗中将刘道原比作是汉代“好直谏、守节死义”的汲黯，把王介甫比作是想谋反的淮南王，由于忌惮汲黯的在朝，使淮南王的谋反之心受到了镇慑。 “群鸟未可辨雌雄”，这是批当下变法集团中招募的人员，君子与小人杂处一处，如鸟群中的雌雄已不可辨别！ 此外，苏轼又引用了《庄子》中的一个故事。 《庄子·秋水篇》里说惠子曾在梁国作相国，有一次庄子去拜见他，这时候有人从背后对惠子说，这是庄子想窃取你的相位啊！惠子因此很害怕这件事。庄子听说后说，鹞鹰好容易找到一只腐鼠，正好鸾凤从旁经过，鹞鹰赶紧发出恐吓的声音“嚇”。庄子说，你难道也要为了你的梁国相位来“嚇”我吗？庄子的意思是说，这种相位对自己而言，就是“腐鼠”般的存在。 “腐鼠何劳吓，高鸿本自冥。颠狂不用唤，酒尽渐须醒。”，这意思被解读为，苏轼是借此嘲讽朝廷所用的新人，大都是以所谓的仁义为捷径，以诗书为逆旅，实则是为印绶爵禄所诱惑。那些小人对俸禄的顾及，正如鹞鹰以腐鼠嚇鸾凤。沉溺于官位利禄的小人，都是在醉酒之中，等到酒喝完后他们自然就会醒来。 关于王安石推行的新学，饱学诗书的苏轼更是不敢苟同。 正好刘道原想要刻印一部《七史》，苏轼告诉他，这部书确实不错。但是如今的有关部门正在日夜不停地都在翻刻《新学经解》，哪有功夫去为你翻刻《七史》呢！你没看到现在市面上流行的书中，已是漏洞百出、舛误不断吗？ 比如，《观卦》的“观”本意是观下瞻上，在上者以道义观天下，在下者以敬仰瞻王上，人心顺服归从之意。而当下有些书中却说，《易·观》卦中的“观”指的是老鹳（音冠）。 《诗经》中的“雅”本是“王畿”之乐，指的是朝廷正乐，周代人把正声叫做雅。但新学之士中有人却把这里的“雅”理解为乌鸦之意。 苏轼觉得，新学中这些个浅薄荒谬的说法，真是误人子弟的大毒草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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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五章 白衣仙人在高堂 现如今的杭州“茶乡第一村”——龙井村，因盛产顶级西湖龙井茶而闻名于世。该村东临西子湖，西依五云山，南靠滔滔东逝的钱塘江水，北抵插入云端的南北高峰，四周群山叠翠，云雾环绕，就如一颗镶嵌在西子湖畔的翡翠宝石。 龙井之南为九溪，其西部为十八涧，一路向前可达月轮山。“月轮”这一颇具诗意的山名，曾引起许多文人的咏叹，也产生了不少传说故事。 月轮山是眺揽钱江美景的最好去处，站在山巅，极目南望，感受到的是湿爽怡人的习 风，映入眼帘的是由古塔、大桥和滔滔江水构成的别具雄浑情韵的壮丽图画，使人心胸宽朗，神思如翔。耐人寻味的是，六和塔与钱塘江大桥这对一古一今，一横一竖，风格完全不同，照理应该是很不和谐的搭配，却在这里完美无缺地与周边的自然环境融合在了一起，不由让人感叹造物的神奇。 月轮山又是杭州金鱼的发祥地，大家知道，中国是金鱼的原产地，杭州是中国金鱼的故乡。那么，杭州金鱼的发祥地又在哪里呢？后世有人根据苏轼的诗句“我识南屏金鲫鱼，重来拊槛散斋余”，断定杭州金鱼的发祥地也许就在西湖南岸的净慈寺、兴教寺一带，就在月轮山腰的水池之中。 在月轮山上，有一座六和塔，俗话说，“宝塔镇河妖”。六和塔原是开宝年间的知觉禅师为了震慑江潮里的“河妖”而修建，此塔高九级，三十余丈，宋时夜间出海的海船都靠着此塔辨别方向。 六和塔又名六合塔，其名称之由来，或谓取诸佛教典籍中的“六和敬”之和有六义：身和同住，口和无诤，意和同悦，戒和同修，见和同解，利和同均。 这天，苏轼与职方员外郎张吉甫同游六和寺。此次苏轼陪同张吉甫同游，是为张职方送行的，因为老张要到七闽之地去出任漕运官了。 职方古指职掌方面之官，为尚书省兵部职方司的副长官，与郎中共掌天下地图、城隍、镇戍、烽候等事。而“七闽”根据《周礼·夏官》载：职方氏掌管着天下的地图，从而辨别自己国土上的各种都邑，以及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等地方，所以说“七闽”指古代居住在今福建省和广东潮汕地区的闽人，因分为七部，故称之。 车运称“转”，水运称“漕”，漕运的通渠积谷功能，推进了南北方经济文化交流和国家兴盛统一。 刚把张吉甫人送走，就收到了弟弟苏辙的来信。 信上说，哥哥，上次我们去过的陈州开元寺，由于寺里的柳湖长年干涸，殿下的那株山茶树虽然长得枝繁叶茂，可好多年都不曾开花了。上次哥哥到陈州时没有看到山茶花，还每每以此为憾。如今我们这里的柳湖忽然间蓄满了水，那株山茶竟然就开满了花。 给哥哥报告了这件奇事，苏辙还照例叙述了兄弟俩的一些别后思念之语。 四月初四，王闰之为苏轼生下了第三个儿子。 这个男婴自出生就活力十足，颇为健壮好养，苏轼给他起一小名叫似叔，这就是日后那个表字叔党、自号“斜川居士”的苏过。 苏过的童年是极为艰辛的，多是随父亲的游宦生涯在频繁的迁徙中度过的。在随侍父亲的过程中，时常与苏轼进行诗词唱和，受父亲的影响最大。因此在其兄弟三人中，属苏过的文学成就最高，人称“小东坡”。 江南的蚕老麦黄之际，家中添了男丁，苏轼的心情非常欣慰。 但这种欣慰却又是极为短暂的，因为在杭任职以来，苏轼不是来杭州过自己的小生活的，他见到当地百姓一直受着水旱蝗灾的严重侵害，而高高在上的统治者却如泥塑木雕的神像一般，受着百姓供养，却对造成夏收时节男废耕女废织的水涝灾情毫不关心。于是，满怀心思的苏轼冒雨去了当地的天竺灵感观音院。 杭州的天竺山在西湖西面，是环湖群山中最高的一座。三天竺在天竺山和灵隐寺之间，自灵隐寺山门向南直上，可依次到达下天竺、中天竺和上天竺三所古寺。天竺在历史上是杭州的佛国，所以天竺三寺的香火极盛。 上天竺距中天竺约二里，为五代时钱鏐所建，初名天竺看经院。宋仁宗时，因祷雨有应，赐名“灵感观音院”，是供奉观音菩萨的道场。 上天竺也就是苏轼此刻所到访的灵感观音院。 “蚕欲老，麦半黄，山前山后水浪浪。农夫辍耒女废筐，白衣仙人在高堂。”这是苏轼在游灵感观音院时有感而发的的一首诗。 就诗题上粗看，这像是一首纪游诗，但又不是常规的纪游诗，而是一首反映现实、为了人民疾苦而有感而发的政治讽刺诗。 此时的蚕到了快要吐丝的季节，需要勤饲桑叶。麦子也半黄快熟了，需要及时松土，而此时的天气却是接连下雨。在这种情况下，农夫不能把耒锄土，农家妇女更不能携筐去采带有雨水的桑叶饲蚕。眼看的丰收转眼将化为乌有，农民们的焦急与痛苦可想而知。在这种令人焦心的时刻，被百姓奉为救苦救难、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却无动于衷，仍端坐庙堂之上享受着善男信女的礼拜。 在封建时代，苏轼敢于指斥被人们普遍崇奉的观音菩萨，这本身就需要有一定的勇气和唯物主义的观点。 更为重要的是，苏轼哪里又仅仅是在这里借题发挥地指责神灵。出京之后，他游历了很多地方，对新法执行中的某些弊端有了更多的了解。在新法的条例中，如青苗法、免役法等都规定赋税只要钱而不收米，所以，有些地方官才对农业生产更加漠不关心。这首诗表面看万人供奉的“白衣仙人”是指观音大士，实际却是在讽刺高高在上不顾百姓死活的变法官僚集团。 此诗一出，就连后世爱好苏诗的清乾隆皇帝也觉得该诗不仅“如古谣谚，精悍遒古”，诗句中的“辍耒废筐”之词还极具对当权者的嘲讽之意。 其时，苏轼的恩师欧阳修大人还在颍州。 不久前，年满八十岁已经归老乡土的南京虞城（河南省虞城）人赵概（字叔平），八十高龄还专程自南京（今河南省商丘市）来访欧阳修，欧阳修就将自己西湖居所西侧的会客室加以整修，作为接待赵概的场所，加之时任颍州知州吕公著也闻讯而来，三人遂会于此堂，饮酒赋诗，流连十余日乃去。 知州吕公著有感于二老相会，遂为此堂题写匾额为“会老堂”，欧阳修也即席赋诗：“金马玉堂三学士，清风明月两闲人。”，使得“会老堂”成了古今闻名的文人雅士相会之所。 这次聚会间欧阳公所作的两首诗作被苏轼看到，带着对这三位德高望重的朝廷重臣人格的敬重，苏轼提笔还分别作了和诗。 处理完政务的闲暇时光，苏轼被一官居三品的侍郎蔡准相邀去游览西湖。 西湖原称作明圣湖，湖岸线总长三十里，三面环山，上游有溪流源源不断地注入，而下游也有一条像泉源的泄水道，大量的溪谷之水在这里潴留就形成了一座湖，又因位于杭城之西，因此被当地人亲切地称作是“西湖”。 这位蔡侍郎说出来大多人都不太熟悉，他是兴化仙游县连江里赤湖蕉溪村（今福建莆田仙游县枫亭镇赤湖蕉溪东宅村）人，生卒年月不详，就连一个表字也没有流传下来。但若说出他大儿子的名字之后，想必都会一下子记住他的。 他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即是北宋权相、书法家，被后人称为徽宗时期“六贼之首”的大奸臣蔡京。这位蔡侍郎确有不一样的官场功夫，他不仅与苏轼能够投缘，曾和苏轼畅游西湖，相与和诗。又与变法派首领王安石相善，以至于王安石把一个女儿嫁给了老蔡的二儿子蔡卞。有了王安石这位亲家的加持，老蔡可谓是顺风顺水。 至于为何老蔡要邀约苏轼一起郊游。这也许是单单仰慕苏轼的才学，又或者老蔡自身也是一位真君子。但史料中关于老蔡的介绍不多，只说他为官“有材廉之称，无失缪之举者”。在此时，我们不妨把低调的他看作是仅仅爱好西湖风景的一位文人而已。 蔡郎中在与苏轼游览西湖的过程中，挥笔写下了一首下平十一尤的平声韵长诗，从诗作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的确是西湖游览的观景诗。苏轼竟一口气和了三首，以苏轼的个性，可见苏轼至少并不讨厌此人，甚至还把他看成是可以与之诗文唱和的文人知己。 用今天的话来说，——老蔡的确是一位情商极高的人。 我们注意到，在苏轼的第二首和诗中，有描写东晋陶渊明的“君不见抛官彭泽令，琴无弦，巾有酒，醉欲眠时遣客休”句，里面的典故是说，陶渊明本来不善音律，但会在家中常备素琴一张，只是琴上却并不安装琴弦，每逢朋友们在一起饮酒相会，陶令公也会像模像样地在他的无弦琴上抚而和之。有一次，陶渊明正在酿酒，郡将前来探望。正赶上出酒，陶渊明就顺手取下头上的葛巾漉酒，漉完之后，仍将葛巾罩在头上，然后才接待这位郡将。 晋人陶渊明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大量写饮酒诗的诗人，他的咏怀诗以《杂诗》十二首和《读山海经》十三首为代表。而他的田园诗数量最多，成就也最高。 陶渊明的田园隐逸诗，对唐宋诗人有很大的影响。 因此，就连苏轼后来也由衷地称道说，“吾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过也。” 在这里之所以对陶渊明这个人着墨较多，是为了让大家有个心理准备，为什么苏轼在暮年被贬到儋州这一荒蛮之地时，还要屡次唱和陶诗的缘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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