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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论史]极简中国古代史23篇 |
| 作者:阿尔追梦20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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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中国人从哪里来？ 按现代科学论，所有人类一样，大家其实都起源于无机物，所以说孙悟空是石头里蹦出来的也是有道理的。 然后到微生物，到原始植物，像什么海藻啊，再到无脊椎动物，如水母，蠕虫，再到脊椎动物，脊椎动物最先是两栖动物，接着是爬行动物，再是鸟类，最后才是哺乳动物，人类又从猿类进化而来。 所以啊，爱护环境其实就是在向各种祖先行孝，也不要欺负小动物，因为它是大家的兄弟姐妹。如果人世是轮回的，这个轮回如果是一亿年，那么上辈子你很可能是一只恐龙，上上辈子也是：） 从各种考古化石和分子生物学角度，基本认定全世界的人都是从非洲特别是东非走出来的，这里“走出来”包括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0万年前，第二阶段是5-10万年前非洲人再次进入亚洲欧洲（因为冰河世纪等原因之前那批已经灭绝了）。 对于第一阶段，大家都比较认同，也就是说元谋人，北京人也是从非洲而来，也就是大家是一个祖先，这一点实际上现在也是证实了的，如果有不同的祖先，这么多年来会形成生殖隔离，也就是不同的种，不同的种虽然可以交配，但通常是不能繁殖后代的，即使有后代，后代也会有很多问题，不可能一直繁衍下去。 就像虽然猩猩与人虽然是同一个祖先，但时间造成的生殖隔离，人猿结合是不能产生后代的，只听说艾滋病是从猩猩身上传到人的，这个该死的无耻。马和驴结合虽然可以生下骡子，但骡子是没有生育能力的。同样，如果不是同一个祖先，英国人与中国人是不能通婚的。 达尔文用更简单的推理来说明这件事情，与人类血缘关系最近的猩猩现在也主要分布在非洲的热带森林中，那么人类多半也是从非洲走出去的。那为什么猩猩没进化成人类呢？只能怪热带雨林中生活太容易了，所谓饱暖思淫欲，干的都是下半身的事，上半身不思考，他们也只有原地踏步。 我在想，如果把这些家伙赶到草原上，或者自然环境恶劣的地方，如果它们有幸生成下来，那么200万年后，它们是不是也会进化为第二人类？ 现在争论的第二个阶段，有些学者说中国人应该是从北京人演化而来，而不是又是一帮非洲人。主要根据就是据化石分析显示，至少在以中国为典型的东亚地区，15万年前的“土著文明”一直连续到了现在，不是非洲人。 但我更相信分子生物学的结论，也就是我们现在的祖先也是5-10万年前由非洲过来的，如果不是5-10万年由非洲过来的，由于那个年代各大洲基本没有交往，虽然大家都是从非洲过来的，但上百万年的时间，是不是也会形成生殖隔离？如果只是5-10万年，那么形成生殖隔离的几率就小多了。 从分子生物学角度，1987年，美国科学家华莱士和威尔逊分别带领两个实验室，检测取样于全球各地不同族群的细胞线粒体。 线粒体存在于细胞质中，它自己有DNA(脱氧核糖核酸)，能够独立复制，代代相传 （这才是真正的祖传），是一种很好的遗传标记。 通过分析其中的遗传物质DNA，研究小组吃惊地发现，现代女性的基因都来自一位妇女，她生活在大约14.8万年前的非洲；而现代男性也都有一个共同的祖父，他也生活在15万年前的非洲。 哎，这不就是亚当和夏娃嘛，从2个人变成若干亿，真是不可思议，进一步的研究得到结论:现在全世界人类都来自非洲，5～10万年前非洲人进入亚洲和欧洲；按这个时间，那么中国本土的蓝田人、元谋人、北京人实际上在这些非洲人到达之前都已经灭绝了。 从情理上来说，这有点难以接受，好在我们不是韩国人，无所谓对吧，管它祖先是不是非洲人，只要我们现在长得不像非洲人那么黑就行了：） “如果我们都来自于元谋人，个体之间的差异应该有50～100万年。但实际上，中国人任意两个之间的差异都没有超过5万年。也就是说，我们共同的老祖宗距离我们只有5万年，我们的亲缘关系其实很近。汉族和藏族的分离迄今也只有1万年，汉族不同群体之间最大的分离时间也就只有5000年左右。” 某个专家这样说道。由于现在专家这个词在中国带有嘲讽的意思，我就不说他的名字了。 我举手赞成，感谢进化，让我们能够举手，大家都应该感谢一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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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公元5万年-6千年前（旧石器时代晚期） 下面的文字是一个逻辑推理：现在假设是5-10万年前，非洲人开始进入中国地区，这可以算作是非洲人的第二次“殖民”了，严格来说，这时进入的非洲人应该已在中亚南亚等地生活了很多年，面部特征已明显变化了，更像是今天的欧洲人了。 他们的进入是一个漫长的、陆陆续续的过程，这个进入开始肯定是没有方向感的，沿中国的几个方向（除了海边）都不断有陆陆续续的进入。 根据中国的地形特点，进入青藏高原的会很少，从南边进入中国也会不多，南边是原始森林，难以通过，但又免费提供食宿，所以到这里来的人前进的心又会减弱。只有从西面和北面进入的可能性更大，但西面进来的人应该会更多，因为离中亚更近。 前进方式就像我们点燃一张纸，从最近的一边烧到最远的一边，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是一个持续上百上千年的过程， 只有当近处的资源满足不了生活的时候，一部分人才会往远处迁移，我们可以推测，留下来的一定是更强大的人群，弱小的才往外迁，因为前途未卜，留下来是最稳当的。 但从进化的角度来说，这些被迫外迁的人会变得更有想像力，因为他们必须适应陌生的环境，必须面对更多未知的威胁，所以能够到达中国的人类肯定是智力上不比其地区差的，照道理来说，印第安人是最聪明的，因为他们走得最远，玛雅文明也说明他们确实很牛B。 按英国曼萨协会公布的全球智商，东亚人（包括中国人、日本人、朝鲜人）拥有全世界最高的平均智商，平均值为105。而之后排位是欧洲人（100），爱斯基摩人（91），东南亚人（87），美洲本土印第安人（87），太平洋诸岛土著居民（85），南亚及北非人（84），撒哈拉非洲人（67），澳大利亚原著民（62）。而人种智商最低地区是南非沙漠高原的丛林人和刚果雨林地区的俾格米人，平均智商为54。 现在来看，印第安人已经算差的了，这是因为他们在几千年的世界里没有与外界交流，没有办法学习其他人类的成果，只能靠自己慢慢在家里琢磨，所以说，聪明人也必须多交流，不然都会落后的，但同样是与世隔绝，澳洲人比印第安人更差很多了，这不能不说明印第安人本身是比澳洲人聪明的，大家都吃老本，人家也家大业大，同样是玩石头，在欧洲人来之前，印第安人是不懂冶金术的，但印第安人玩的石斧非常锋利，胜过金属，但澳洲人还过着新石器时代的生活。 当然，仅仅靠交流也不行，每个人虽然智力都不错，都聪明，但要发挥好还需要一个体制，现代社会更说明了这一点。 这里说说智商最低的俾格米人，主要生活在非洲茂密的原始森林中，这是一个特殊的有趣的种群，甚至怀疑是不是同一个祖先，因为这些人8岁就发育成熟并可结婚了，也就是我们的小学二三年级就可结婚了，平均身高不到1.5米，是个小人国，寿命也短，只有三四十岁。 有一个奇怪的现像，按上面的推理，应该是从中亚进来的人更多，但那段时间的遗址在新疆发现的却很少，所以这也成了很多学者不同意中国人西来的理由，但个人认为，没发现不代表没有，而且从新疆已经发现的东西来看，表明文明是西来的，如阿图什的头骨化石，罗布泊发现的石镞和石矛。 在这个迁移阶段，上面提到的几条线路都有相关遗址，甚至包括西藏和青海。 当然这批到达的人也未必全部生存下来的，也有可能灭绝了的，比如现在的西藏人，很可能不是南亚进入那批人，而可能是从新疆、甘肃等北方进入的。 另外还有一个现象，大家注意到伊朗人（白种人）、中亚人（如哈萨克人）、蒙古人（黄种人）从面相来看，处于一种过渡阶段，哈萨克既像白人，又像黄种人，这是不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了迁移的方向？ 据考古学家一般意见，不管中国人从哪里来，都大体认为中国文化最早开始于晋、陕带的黄土高原（黄土土质疏松，相对于没有金属工具的先民是个利好），然后逐步往东南即黄河中下游发展，这个区域也算西人容易达到且适合发展的区域。然后从这里再走向黄河中下游大平原，发展起辉煌的、别具一格的中华文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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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所有文章都发表在一个帖子下，所以这里把标题改为：极简中国古代史23篇。 去掉文章编号---01中国人从哪里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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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 夏朝在哪里？ 到公元前5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在这个时期，最重要的是形成了畜牧业与农业，分别从打猎与采集发展而来，毕竟畜牧业与农业才是量产，这样才可能形成进一步的社会分工，比如有了专门做陶器的等等，整个社会看起来，也才有了点文明的样子。 为了方便后面的描述，有必要先划分几个主要的区域，就简单叫西部、中部、东部，大致分别对应今天陕西、河南、山东几个省向中的部分，也可以说是战国时的秦、魏、齐，当然这只是一个大概的划分。 经过这么多年的比赛与发展，总的来说，这几个地区处在领先位置，从考古发现来看，西中部主要对应仰韶文化，而东部对应大汶口文化，远一点东南部宁绍平原的河姆渡文化也还好，但比较起来，仰韶文化此阶段更领先。 这个阶段中，大家彼此交流还算频繁，特别是中西部与东部（中西部更像一个组团），东部与东南部，已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影响了。正是这种融合影响，后期发展东部的龙山文化后来居上，扩展到整个中西部和东南部，包括东南部后期有名的良渚文化都有龙山文化的影响。 从上面的文明发展状况来说，其反应其实一直到春秋战国，看一下春秋五霸，战国七雄，他们的地盘都可以与上面的文化对应，比如吴越当时算是异类，但很明显人家还是有底子的，河姆渡文化与良渚文化摆在那里，也不是一蹴而就的。 在这个时期，除了石器，陶器占有重要位置，从陶器的制作水平来说，陶器技术表现最好的是龙山文化，他的蛋壳陶可以说是陶器技术的顶峰，陶器的发达与冶炼技术有关，且直接影响到后期的金属冶炼，比如后来商领先于夏（相对来说，夏相当于中部，商相当于东部），与他领先的青铜冶炼技术不无关系。 说到陶器，这里多说一句，迄今中国发现最早的陶器位于万年县的仙人洞遗址，它与今天的瓷都景德镇直线距离只有不到60公里，真是难怪景德镇成为瓷都，人家玩泥巴可是玩了两万年。 这个时期，还有个特点，就是考古发现与历史传说各说各话，始终没有明确的对应起。 比如传说中的黄帝五帝时期，对应上面的哪个地方的哪个文化，夏王朝又与哪一个文化遗址对应？ 虽然现在有一些发现，但仍没有确信的对应，这主要是没有考古发现的当期文字与实物对应，当然这可能是由于文字书写于竹木之上，到今天早已腐朽为灰，而商王朝的历史能够确信，恰好是他们玩甲骨占卜，如果商人没有这个传统，商王朝历史是否也如夏朝一样朦胧不可知呢？所以商人玩甲骨占卜完全有一种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感觉。 当然没有当期文字或实物证明，只有后来者的文字记录也不能说全是假的，毕竟英雄人物都会口口相传下去，何况当年没有电影电视，更没有微信抖音，吃了饭除了看星星就是吹龙门阵，这些英雄人物自然是最好的谈资。 就像你家祖上要是有一代名家或封疆大吏，没有家谱也一定会口口相传下来的，只是多了一些附会，但基本事实会是可信的。 所以对于新石器晚期的夏王朝我认为还是肯定存在的，以及之前的黄帝及其他如尧舜禹都是真实的，这些传说在离夏并不久远的西周就有文字记录，比如诗经就有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比如西周初年分封的杞国就是为夏而封（就是那个杞人忧天的杞国）。 也许夏都遗址正安静地躺在中原大地上，等待着大家的发现（今天发现的二里头遗址由于没有自证的有力证据，并不一定就是夏都遗址）。 如果到时发现，一定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考古发现，比你在地下挖出秦始皇传下来传国玉玺更轰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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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 不一样的商朝 商汤上继龙山文化，携当世锐器青铜从东而来，斩夏而立。 现在看来，商朝似乎是一个异类。 1 比如他玩甲骨以占卜。 2 比如他信鬼神甚于敬祖宗。 3 爱喝酒甚至是嗜酒。 4 商王名字都有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之类，就像明朝朱家名字偏旁都得带金木水火土。不过这些并非商王的真名，相当于后世皇帝的谥号，只不过后来朝代用的是周朝定的规矩，没用商的办法，毕竟商的这个庙号似乎太过草率，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更没有一点文化含量，那能用来称呼与日月比肩的人中之龙？ 5 还有就是前期经常迁都，史记上说商是玄鸟的后代，玄鸟就是燕子，看来燕子后代真爱搬家。 6 传位主要是兄终弟及辅以父死子继（而夏传说父死子继辅以兄终弟及） 7 人殉普遍等等。 是的，他现在看起来像个异类，主要是因为周后来把他灭了，我们继承了太多周的东西，所以看之前的商就是个异类，如果商的特色一直发展到现在，你就不会这样觉得了。 不过，还是有很多商的东西我们继承了下来，就像他也继承了夏的东西一样，比如天干地支，文字，比如祖先崇拜。毕竟商与夏之争并不像后来的匈奴与汉之争，更像是内部的魏蜀之争。商代表着东部文化，如前所说，东部与中部、西部的交往还是很密切的。只是每个地方仍然有自己的特色，就如现在南米北面一样。 商传下来最重要的东西莫过于文字，不管文字是起源于夏还是起源于商，但在商发展成熟是不争的事实，只是当时语法与后来的文言文相差还是很大，这也是甲骨文难懂的原因。而到了西周较早的时候，比如利(lì)簋(guǐ)上的铭文，只要识其字，读起来就更易懂了： 武王征商，唯甲子朝，岁鼎，克昏夙有商，辛未，王在阑师，赐有事利金，用作檀公宝尊彝 再到后来的诗经，论语这些书，与后来的文言文基本就没差别了。 商朝还留下了一个很多人认为名字很美的城市：朝歌，早晨的歌声，确实美妙。 那这个时候中国其他地方文明呢？可能最有名也最具特色的是三星堆（三星堆这个名字总让我想起埃及那三座最大的金字塔，三个堆堆嘛）。 三星堆引人注目不是说他比商文化先进，总的来说，他比商文化还是差很大一截，因为三星堆并没有发现文字，它之所以引人注目主要是发掘规模大，是一座城，其器物视觉感官独特，特别是它的面具系列及其风格，与我们平常看到的风格相差很大，而其数量又多，制作又精美，自然就极具视觉冲击力，这其实是不同的地方的特色而已，就像中国的传统歌曲、印度的音乐，那种调调是明显不同，你一听就能知晓的。 从发现的青铜类文物来说，三星堆与商相比，可以说一个是形于外，一个是神于内。三星堆的造型丰富，富于美感，而商的什么各种鼎则方正庄重，中规中矩，但由于文字的加持，一下子格局就上去了。当然商也有形神具美的佳品，如象尊和四羊方尊。 从其他发掘的文物来看，比如数量众多的玉器，表明这东西在中国大地上真的是广受欢迎，不管是在商，还是之前的良渚、还是三星堆，或许是当年的“韩流”一样，属于他们那个时代的流行文化，以至今日。同时也表明当时各地的交流已经较多了，虽然交通不便，不能有某东的次日达，但以时间换空间，就算一年才达，漫漫几百上千年的时间，也能让一个有影响力的文化影响扩展到整个中国的农业地区，就像仰韶文化，分布在东至泰岱，西至湟水，北至河套，南至淮汉，其文化辐射范围相当于现在北方的大半个中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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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西周---定下中国人的性格 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相对于夏来说，商即是东，周即是西。 商入主中原近六百年，纣王无道，现在该轮到河西的周了。 当纣王醉生梦死，杀死比干，逼得微子出走，箕子佯狂时，周却在笼络天下贤士与诸侯。 最终牧野一战定乾坤，朝歌之音戛然止。 蓬勃向上的周来了，我一直以为，周是个理想主义者，难怪后人说周是郁郁乎文哉，至少开国那帮人是，是一群富有理想且具有战略眼光的人，武王、太公、周公、召公，一时闪耀，是他们，让周文明快速地向四周扩散，这个团队里面，武王和周公为同母兄弟，可以说是兄弟同心，其利断金。但武王去世太早，主要担子就落在了周公身上，周公可以说是最富战略眼光且兼具理想主义的。在他手里几大制度成熟并推广，对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一大制度，分封制，正是这个制度，让周迅速地开拓了疆域，一时间，到处都是周的殖民之地， 也可以说是周的根据地，从长远来看，这个制度客观上加速了民族融合。 第二大制度，宗法制，这个制度以前也有，但完整并规范地执行是从周开始。 第三大制度，井田制，前两个制度是政治层面的，这是经济层面的，这个制度充分说明了周公的理想主义，也可以证明当时主要的统治地域平原为主，且土地较多，不然那有那么多规范的井田。 上面一些制度也产生了一些附带的制度，比如由于宗法制，就希望天子或诸侯多子，这就衍生出来了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但这么多老婆，为了保证帝王不被戴绿帽子，也是为了保证江山是传给自己的子孙，就导致了宦官的产生，而宦官这个集体在历史进程中总体上处于一个负面的反动的角色。 另外还有国野之分，国人住在城市里，野人住在城市外，都是自由民，但国人地位更高，有当兵打仗的义务，国中非井田制，野人被划给封建领主，主要是从事农业，井田制，不得随意迁徙，但不负责当兵打仗。 这里重点说说分封制，这个可以说是影响最大的。 1，从地域上来说，封国基本在长江以北（除吴之外）。 2，从发展结果看，边远地区后面发展得更好，这与边远地区具有更广阔的战略纵深密不可分。 比如最后的战国七雄，秦据西边及西南的巴蜀，齐据东至大海，燕据东北方，赵据北方，楚据南方。 而处在中间的各封国受四方挤压，难于长期壮大。 3，几个最重要的封国是齐、鲁、燕、卫，由最能干的及最亲的人负责。 鲁和齐在东方，鲁在泰山之南，齐居泰山之北，共同拱卫东方。鲁封给周公，齐封给太公。 燕在北方，封给召公。卫就像他的名字一样，就是要保卫周朝，主要是要控制好朝歌周围的原商朝残余，卫地封给了武王同母弟也是周公弟康叔。为了防止商余势力与其他方向打通，在它的周围部署了燕、齐、鲁几个大国。 4，对传说中的舜帝、夏的后代，商也进行了分封，以实现当时的灭国不灭祀。 舜帝的后代封在了陈，虽然陈发展不怎么样，但按史记的说法陈的后人有人跑到了齐国，并在齐国发展壮大，最终实现了田氏代齐，半路抢了姜太公的江山。 夏的后代封在了杞，可能当时也是象征性的封了下，完全没有什么存在感，倒留下一个不好的成语杞人忧天传之后世。 而商则封在宋，封给了纣王的哥哥微子启，而且规格还不低，是个公国，宋国虽然没有混进战国七雄，但也算存在感比较高了，对于一个商族封国，已经算不错了。 5，至今天，很多地方的地名还反应了当年分封的历史，比如郑州，算是郑国故地，新蔡，蔡国故地，随州，随国故地，商丘，当年就是这个名字，宋国都城。 总的来说，周与商有很大的不同，周的祖先为农官，注定了他以农为本，对农事的重视，实际上也是对现实世界的重视，相对于商来说，周更像是夏的自然延续。 另外与商相比，周敬祖先远甚于敬鬼神。 周开创了一套完整的治理体系，也规划了一套完整的制度，为周自身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但公平地说，虽然周形成了完善的治理体系，但在科学与技术方面，技术方面虽有不错的沉淀，比如商朝时的青铜冶炼技术就已经是炉火纯青了，但在探究自然规律本质的科学方面，并没有形成一个良好的研究传统，也许与当时中国的生产力有关吧，也跟周关注农事相关，只知埋头拉车，而忘记了仰望星空。 而在希腊，亚里士多德时（比孔子晚，差不多秦孝公商君那个时代），比如他通过对月全食的观察，推测那是地球的影子，而影子是圆形的，又进而推测出地球应该是球形，然后在稍后的埃拉托色尼，就通过几何学知识测出了地球的周长。这些成果并非一蹴而就的，早在亚里士多德之前，就已经诞生了一大批卓越的哲学家与科学家。 而中国，在近代西方科学大规模传入以前，绝大多数人的观念仍然是天圆地方，而这也可能与一直推行的科举制有关吧，毕竟，科举制可以说一个重文轻理的制度，它可以选拔很好的治理之才，中国古代一直在追求满足天下的温饱以防止农民起义，而解决温饱在古代就一招，平均地权，而这几乎不可能和平实现，所以每一次几乎都是暴力实现，这些暴力的结果总是导致一个新的王朝诞生，这样周而复始，不停循环，平均地权无非就是让绝大多数人都吃饱饭，他们没有想过，除了平均地权，通过科技发展也能提高生产能力，从而养活更多的人口，缓解对土地的过度依赖。 可能很多人又会把科技落后归咎于儒家的思想，因为只知修身齐家平天下，其实也不能全怪儒家，因为儒家经典礼记大学篇还讲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并强调了格物是基础。格物是什么，就是研求物理，为什么后面没听说多少人去“格物致知”呢，说白了这是人性，避难取易，格物那是需要时间的，也难出成果，就像孔子提倡六艺礼、乐、射、御、书、数，而后世儒者多只晓读圣贤书，那里还会射、御，是一个道理。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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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春秋---诸侯奋起 整个周朝很长，若从武王灭商到秦王灭周，有790年，若算到秦灭六国止，则有825年。 周分西周与东周，但西周并没有占到一半的时间，只有275年，而东周的春秋占了294年，战国占了254年，也就是西周刚好占了1/3的时间，也就是差不多一个清朝的时间。 春秋时代，也是周朝体制逐步崩塌的时代，自戎人杀了周幽王，平王在诸侯的护送下迁都洛阳，始为东周开始。这次东周开国，功劳最大的是秦、晋、郑。 郑国是东周初最活跃的，也算实力较强的，由于护王有功，有点居功自傲，郑原来在西周国都附近，当时郑桓公觉得王室日非，戎敌威胁大，想远离这个是非之地，然后请教太史伯，太史伯给他的方案就是后来郑国东迁的地盘。 如果以100年的时间来看，太史伯这个方案是很不错的，但对于一个国来说，这个方案似乎并不行，关键是那个地方已经有其他诸侯国，且都是一些老封国，战略扩展空间并不大，其实是个四战之地。 所以倒是同时期因护王有功的秦笑到了最后，因为平王把西边封给了秦，虽然当时西周王室的地盘戎敌横行，所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秦就是在几代人的血拼下，打出了一片天。 当时郑国迁移还提出了其他一些方案，郑桓公自己希望东迁至长江边，这样将面临与楚的竞争。而当时楚国并不像那么强大，楚国是从楚武王的时候才开始慢慢扩张变强，而武王上台已经是周室东迁近50年后的事情，若当时按郑桓公的设想实现，郑国的发展可能是另外一番局面，以后面郑庄公之才略，置之死地，后未可知。 郑国虽然拔得头筹，但毕竟国家太小，只能算得上一个小霸，属于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再说郑国在开局不错的情况下，大政治上做得并不算多好，与周室太过计较，而没有真正做到尊王。所以在后面内乱纷起的情况下，迅速地衰落了，直到庄公死后近180后，才出了名相子产，但郑国此时早已错失战略发展机遇，无力回天了。 郑国之后，大成者为齐国，准确地说是齐桓公姜小白与管仲时代，齐桓公因管仲的辅佐而称霸天下，管仲适应新的社会发展，“作内政而寄军令”，提高了行政效率，也编组了强大的军队，另一方面根据齐国特点，开发山海渔盐之利，使得齐国国富兵强，当时的霸并非恶霸之意，可以理解为武林盟主，这个盟主不但要能以武服人，还要以德服人。在强大的实力下，桓公提出了尊王攘夷的口号，口号这东西，喊什么就表示缺什么，既然提了尊王，就表明王室衰微，大家都不怎么当他回事，攘夷，说明四周的少数民族对华夏文化威胁很大。桓公也基本做到尊王攘夷，除了遵从周室，也帮燕国赶走过山戎，帮刑卫二国赶走过狄人，还到楚国边境大兵压境，炫耀兵威，给楚国以警告，让其暂停了北进的步伐。 齐国发展的同时，同期发展起来或正在发展的有楚（文王），晋（献公），桓公之后还有晋文公和秦穆公。 晋文公和秦穆公差不多处于同一时代，但总体上，齐国之后，天下进入了晋楚两强南北争霸的局面，时长达80多年，晋继齐之后代表华夏世界，而楚人以蛮夷自居，虽然楚人此时已相当华夏化，从楚武王、楚文王、庄王这些谥号都可以看出，所谓以蛮夷自居，不过是便于其扩张的政治伎俩。因为如果以周的分封制度来说，你是不能随意征伐某国或灭国的，这显然会阻碍楚国的扩张，自缚手脚。楚国能从当时一个小小子国扩张到西至巫黔，东至大海，北至淮河，南过长江的大国，不能不说与其能从中原吸取发展智慧，而又无政治束缚相关，而反观同期分封为南方诸侯的随国、蔡国、陈国等，始终没有大的发展，这说明还是与分封附带的限制条件相关。 史记中有段话：（楚武王）三十五年，楚伐随。随曰我无罪，楚曰我蛮夷也。这一段充分说明了楚国在体制外的扩张优势。 另一方面，楚虽自称蛮夷，但内心仍然向往中原，从其扩张策略来看，重心始终是向北的，而基本没有跨过长江，直至秦灭之，在江南的势力范围仍不及江北。 晋楚之后，还冒出了吴越两个闪耀一时的流星。吴越的兴起与晋楚争霸相关，为了牵制楚，晋国派出团队帮吴国训练军队，让其迅速“现代化”，而楚以其之道，扶越制吴，也就是说，他们一开始被选中，就是被当作棋子选中的，而他们浑浑然还不知，比如吴国，虽有伍子胥的规劝，也挡不住吴王爆发户的自信，要北上争霸，最后为越所灭；而越国也好不到哪里去，勾践灭吴后，范蠡出走，逼杀文种，自毁长城，国无贤臣，几代后，越国也就一直走下坡路，终为楚并。 从最后的战国七雄来看，春秋时期都是他们的壮大期，但似乎燕国是静悄悄的。春秋之时，已是礼崩乐坏，为争权夺位，子杀父，臣弑君的事层出不穷，而反观燕国，至少从史记记载来看，春秋之时，燕国仍然是一个异类，居然没有此类折腾，似乎严格遵守着周公的礼法制度，史记燕世家，堂堂大燕，只有四页文字，与管蔡世家和陈杞世家差不多。相对于其他几个大国来说，字越少，事越少，变故也少。而晋国可以说是页数最多的，达17页，也侧面反映了它的变故肯定也多，也难怪后面被三家所分。 也许，燕国心中自有一种傲气，因为2000多年后，它的都城可一直是中国的政治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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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战国-大争之世 进入战国阶段，随着冶铁技术的成熟，农业直接受益，产量提高，进而人口增加，人口增加，对土地的要求也增加。列国并存，唯有不断壮大才行，壮大的过程实际就是吞并他国土地及人口的过程，由于人的增加，铁兵器的应用，又使得战争的规模不断扩大。 所以，新的形势使得原来国野分离，井田制等已不适合新的形势了，再加上春秋末出现的晋被三分，田氏代齐，鲁的三桓专权，都使得国君有种强烈的危机感，不再希望把土地分封给卿大夫，以免作茧自缚，而只想掌握在国君手中，实现中央集权。另一方面，为适应大争之世，这种集权也更有利整合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所以改变旧的制度势在必行，很多人都意识到了，但知易行难，旧的制度仍在惯性前行，须有非常之人行非常之举。 这第一个非常之人就是魏国的魏文候，这也与魏国当时所处的环境紧密相关，三家分晋，魏国得到的地方主要有两块，一块是西边的晋国原来的核心之地运城盆地，最开始都城安邑也在这边，东边这块在中原，经济文化发达，但这两块面积都不大，也都是四战之地，若不能奋力突围，扩张出去，则一定会被四周之国蚕食吞并。所以说，此时的魏，有点像春秋初的郑国，但比郑国好那么一点。但向哪个方向突围呢？北边是赵国，赵国当时势力较强，且土地也广，再说也是盟友，如伐赵，还将引起赵韩的南北夹击和秦齐东西夹击，这个时候是最不合适的选项； 南边楚国，楚国国土面积大，也不是好的选项，但比赵国这个选项好，楚虽大，但整体合力并不强，不可一口吃掉，但可以一部分一部分地吃，但伐楚容易引起齐秦对魏的东西夹击。 从魏国当时东西两块来说，向西征秦或向东伐齐是两个最好的选项，而征秦又是最上策，一是因为此时魏国重心在运城盆地，此盆地与西边的渭河盆地实际是连成一体的，只是中间为黄河所隔开，所以从便利性来说，向西也是首选项，再加上秦国此时国内经多年动乱，国力较弱，另外，若魏文候看得长远，征秦之后还可以向南取巴蜀之地，更是首选之首选，况且伐秦由于有三晋同盟，魏国西边这块核心为赵韩相邻，无后顾之忧，只有东边可能引起齐楚攻击，从长远来看，就算丢掉东边而占有秦地也是值得的，就像近代日本关东军中有人宁愿失去日本本土也不愿放弃满洲一个道理。 向东伐齐则为次选项，此时齐国为田氏代齐之前夜，也是国力较弱之时，若一鼓作气，也是可能灭掉齐国的，只是灭齐将引起秦攻其西，楚攻其南，风险较高。 方向有了，但魏国能否突围出去？魏文候不得而知，但他至少知道该怎么做了，于是他奉子夏为师，又任用李悝变法： 李悝在政治上，主张废止世袭贵族特权，选贤任能，赏罚严明。 经济上，主要实行尽地力、平籴法。极大地促进了魏国农业生产的发展，使魏国因此而富强。 李悝为了进一步实行变法，巩固变法成果，便汇集各国刑典，著成《法经》一书，以法律的形式肯定和保护变法，固定封建法权。 而后魏文候又任用吴起主军，吴起开创性地推出称霸一时的魏武卒，大幅地提高了单兵战斗力。 经过李悝变法，魏国成为当时最富有的国家，而经过吴起的军事改革，魏国又成为当时战斗力最强的国家。 于是乎，西伐秦，尽取秦河西之地。 但不知什么原因，魏文候却止步于此，没有对秦继续征伐，也就是没有对秦国展开灭国之战，虽然当时他是有这个实力的。也许上面的战略只是我们后人的马后炮，而魏文候并没有如此战略，他只是想成为齐桓公一样的霸主就够了，并没有想那么多。 但是后果是严重的，因为他这一打，加上他儿子魏武侯更是没有重点，四面开打，惊醒了天下。 公元前387年，吴起被魏国逼走，楚国迎之变法。 公元前378年，齐威王即位后，也立即改革国政。 公元前359年，秦国任用商鞅变法。 公元前351年，韩国任用申不害变法。 在这些被魏国攻打的大国中，秦国是被打得最痛，也醒得最彻底的。 对秦国来说，其中滋味，无法言表，再不图变，国将不存。 所以才有了秦孝公发布求贤令，引来商鞅变法，从这个角度来说，秦国变法也是被逼的。 魏武侯逼走了军政大才卫国人吴起，而老天给秦国送来了一个卫国人商鞅。 卫国奄奄一息，但卫国人却在战国舞台上大放异彩。前有吴起，中有商鞅，后有吕不韦。 只不过吴起是要灭秦，而后两者是强秦。 吴起、商君的变法都是以李悝变法为蓝本。 吴起在楚国变法，但任用他的楚悼王死得太早，变法只进行了不到6年时间，根基不深，也随之夭折了。 而商君的变法则要稳定得多，因为商君本来开始就是魏相公叔痤的中庶子，对魏法研究颇深，知其利弊，所以当他在秦国变法时就考虑得更全面，变法也更彻底更深入。 更关键的是，他还遇到了铁杆支持者秦孝公，孝公这个谥号可以说低了一点，至少当得一个文字，秦文公。 两位之相遇，可以说是天作之合。 后人总结当年法家总是归结为三个字：法、术、势。 其实曲解了，法家根本是法，而术和势本质上与法是对立的，法乃阳谋，术乃阴谋。所以商君只尊法，而反对术与势。 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有法可依，这个看起来容易，其实很难，因为方方面面要遵从法制，则方方面面得先有法，所以秦法制定得很细，有考古发现睡虎地秦简作证。 有法必依，就是要依法形事。 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这个就最难了，不是钓鱼执法，也不是看人下菜，而是贯穿于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人物，最好例子就是太子犯法处罚了他的两位老师。 这些”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原则，商君在秦国是彻彻底底实施了，最重要的是他在秦国当政了21年，21年，这个时间，足够让变法深入并展示变法成果，并且让官府与民众养成法的习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才是最重要的。 从某种意义来说，商鞅当得起中国古代第一相之誉，因为他施行的不是一时之治，而是持续之治。 所以即使商君死了，只要后面的秦王不是太过昏聩，照章执行即可。 而幸运的是，后续的秦王大多为贤明之辈，任用贤能，商鞅制定的法令也继续施行。 而这些人才很多来自秦国之外，另一个讽刺的地方是，这些外来人才又有很多来自魏国， 包括本来就是魏国人或准备到魏国发展而没有得到赏识任用的他国人才， 比如商鞅，张仪，范雎，吴起，公孙衍，魏章，尉缭子， 说明当时人才对魏国还是抱有期望，毕竟几十年的底子还没有败光，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表面看起还可以。 而魏国坐拥人才库而不使用，老天其实也给了魏国翻盘的机会，其他国家在变法，魏国如果继续深入变法，仍然是会领先于其他国家的。 魏惠王不是说不用人才，而是他识人之才确实太差， 就像公叔痤本来向其推荐了商鞅的，而他连商鞅见都没见。 而后来秦王要杀商鞅，商鞅跑到魏国，而魏国记仇不接纳，到此时魏王都没看到这对魏国实际上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何不接纳商鞅而用之，多好的翻盘机会！ 真是是千里马长有，而伯乐不长有啊。 在商鞅变法、齐威王改革之后，比较重要的是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改革，但这个改革主要在于军事方面。所以比较下来，六国的改革并未持久且深入，而只有秦国深入且持续，这也不难理解最终秦能统一全国，并不在于张仪，范雎，公孙衍之流，根本还在于综合实力，所以当公孙衍为秦相时，能打得魏国屁滚尿流，而最后到魏国当政时，却奈何不了秦国，毕竟，实力才是根本，对六国来说，巧舌如簧不如夯实基础，巧舌如簧只能是锦上添花，而非根本之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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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Qiu2018 2022-10-30 08:15:11 好文 ----------------------------- 谢谢认可，感谢大家顶起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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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简中国古代史23篇——08 春秋战国-思维之花大绽放 春秋战国时期，特别是战国时期，由于天下变动极大，思维之花也怒放一时，谓之百家争鸣。 百家之说，主要是要解决当时之事，大争之世，国家如何存？ 对于国家来说，其实道路无外乎两条： 1，各国签订和平条约，大家不要打了，也不要去侵略别国。 2，让自己强大起来，灭掉他人，一统天下。 持第一条的为道家和墨家的建议方案。 持第二条的为法家的建议方案。 而儒家则两条都可，只要行仁政就行，当然最好是第一条，各国仍封建，共尊周天子。 道家虽也是持第1条的，但他更强调无为而治，是无政府主义。 但从可行性来说，其实只有第2条才行，第1条只能是短期的过渡性的，最终还是要靠第2条。 但第2条儒家与法家给出了不同的解决之道。 儒家主张行仁政，以礼治国，法家主张改革，以法治国，礼与法二者其实并不冲突，司马迁说过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也就是礼在人尚未违法之前加以禁止，法在人违法以后施行制裁，所以二者并不矛盾，只是适用的场景不同，因为不可能所有的事情都通过法律来约束与限定，很多事情还得从道德层面进行教育，比如见了熟人要打招呼，这是礼层面的，不可能上升到法的层面，这种情况只能是道德层面的教育。但天下事也不可能全由道德来约束，先有法才有道德，若无法律则道德是无法独存的，结果只如能非洲草原的动物世界：弱肉强食。 但当时的儒法两家似乎分得太开，搞得像冰炭不能同器，实际两者是完全可以融合的，礼与法只是统治的手段而已，后世王朝通常都是外儒内法，就是借鉴了秦及以前的教训，当然，后世王朝的法与秦的法不可同日而语，其间差别，这里先不细说。 既然儒家的仁政无法实现第2条，那就只有采用法家的主张了，事实证明，法家的施政效果是立竿见影的，上一章已经阐述。 法家的代表人物很多，有李悝、吴起、商鞅、申不害、韩非子、李斯等。人们常说韩非是集法家之大成，这只能说是学术上的，理论上一套一套的，并不一定可行，甚至理论本身也有问题。韩非的理论综合了法、术、势三方面（法：认法不认人，严格不二；术：政治权术；势：权力与威势。可以看出，术势强调人治），但从逻辑上来说，法与术势是冲突的，是法治与人治的冲突，既然有法，当以法为准，为何还要以术行之？法是阳谋，术势为阴，二者实际是不相容的，若三者相容，则法也是变质的法，非真正的法，法治就会沦为人治。所以像李悝、吴起、商鞅这些真正的法家都反对术与势，强调法律贯彻、执行上的严格不二。申不害舍本逐末，更强调术，结果韩国的强大也只是昙花一现，强一时而不能强永久，强表面而不能强根本。而后面秦始皇深信韩非的理论，让商鞅的法变质了，加入了过多的术与势，结果导致了严重的灾难。 另外采用上面第一条和平主义的还有墨家，墨家的主张基本都是与儒家对着干的，墨家主张兼爱、非攻，他完全代表了劳苦大众的利益，墨家躬行实践，他们有严密组织，但是他们的主张也不具有很强的可执行性，主张非攻，就得劝架，劝架得有实力，没有实力谁会听呢？ 由于他们主张非攻，也就是他们自己又不能以暴制暴（防守除外），如果墨家不提非攻，而是建立自己的武装组织会如何？以墨家的组织力、行动力，一统天下也未可知。不能改造一个旧世界，何不如自己创建一个新世界呢？ 总的来说，百家第一家是儒家，儒家就是孔子开创的，当然孔子当时也没想到开宗立派，他当时也没想那么多，这些只是后人的划分。 孔子开始也还是想做官，毕竟做官才能实现人生价值嘛，后来也确实当了官，但最后还是被迫离开了鲁国“周游”列国，但他的政治理想并没有得到全面实践，主要是其学说在当时大争之世可行性太差，孔子最后也认了，颜回说得好：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 一统天下前用不了我，那我就等一统天下之后。 我要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于是孔子认清现实回归鲁国，开始整理诗书礼乐易，并作春秋，以诗书礼乐为教材，且以此讲学，可以说孔子开了私学之先河，打破了卿士阶层的教育垄断，有教无类，让教育平民化了。所以也可以说儒家是其他百家之母，毕竟不管你什么家，你都得从基础学起，你都得先认字读书，而孔子至少就是干这个事的，所以后面诸子百家，不管法家、道家、墨家都可以说先师从儒家，大家基础都儒生，儒家让他们学习了基础知识，让他们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正是这种能力，才成就了百花齐放。 另外，孔子通过他的讲学，自然而然也就传输了他的思想与学说，实现了布道，又通过他的学生、学生的学生代代相传，终于达到了深耕天下，成了几千年来明面上的国家思想标准。大家不要小看这个讲学，我们看看其他几大家：墨家也要讲学，但毕竟大部分时间在躬身实践，讲学时间肯定少，而且其苦行僧的生活，已经吓退了大部分人；而法家的主要人物都是实践派，整日忙于政务，更没时间开坛讲学；道家呢，根本就懒得开坛讲学。讲学就相当于广告，此消彼长，日积月累，儒家的影响可想而知。 孔子虽有其政治与社会理想，但并没有留下这方面的专著，不像孙子有兵法十三篇来专门来阐述自己的思想，他的思想散见于弟子们记录的《论语》，论语是语录，并不成系统，所以今人来看，孔子的学说实在是庞杂与模糊，当时并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虽然不完整，但也有核心思想，就是仁，而为了实现仁，国家层面则可以通过礼制来实现。但仁这个思想，其实也并非孔子原创，大家歌颂的尧舜禹，周文周武，都是仁字当头，以德服人的楷模，所以说孔子只是传承了这一核心思想并让之发扬光大。 前面说过孔子整理过诗书礼乐，但这几本书并不是他的原创，只是整理而已，他真正写的只有春秋，春秋也是根据鲁史而编写，而他作春秋是想名传后世，所以孔子当时说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从这里可以看出，孔子当时并没有想到他的学说传播如此广，影响如此大，他自己仅仅是想后人记住他，是因为他写了春秋而已。而实际上他春秋远没有他的语录《论语》影响大，更不及他整理诗书与开坛讲学两件事影响深远。 真是无心插柳柳成荫。 孔子未长久当官，可以说是当时孔子的不幸，但也是民族之大幸。如果他当时仕途得意，也最多不过影响一诸侯国，而且政务繁忙，那有时间整理诗书礼易，那有时间开课讲学？没有理诗书、开私学，没有三千弟子开枝散叶，又怎么会儒家之影响深且远呢，也许正如朱熹所说，“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 所以说秦始皇最后从国土上统一了全国，用甲兵百万。 而儒家却悄悄从思想上统一了全国，用三千弟子。 从地理上，秦国赢了。 从思想上，鲁国赢了，鲁承周制，实际也是周赢了。 周朝虽亡，而风骨永续。 前面说了，孔子当时的学说本身是不成系统的，所以就需要后来者不断完善之，孔子之后著名的有孟子和荀子。孟子处于战国时期，形势与孔子时代相比，变化更大了，他在墨子之后，从他提出的君轻民贵的思想，可以看出他的思想中也有墨子的影子，所以诸子百家的思想，不是一成不变的，他们的思想也在交融，吸取对方合理之处。 前面提到的百家思想，主要表现在政治与社会层面各家的认识。 但实际的百家思想，远比此丰富，比如老子一书，已经是哲学层面，富于思辨，博大精深。 战争方面的孙子兵法，吴起、孙膑、尉缭等也有兵法传世，战争之神出鬼没，于此而始。 还有纵横之士，游说诸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异彩纷呈，前所未有。 但百家思想，仍然主要是人文思想，在理科上基本是没有的，只有墨家由于躬身实践，在物理学上有一定贡献。 另一个特点诸子百家基本上都是关东人，跟秦国无关，秦国就像中国的斯巴达一样，有武无文。 这些丰富的思想基本上没产自于当时的传统大国，而是传统的文化昌盛的国家，比如鲁国，像孔子、墨子都是鲁人，还有宋国、卫国，这些都是老牌诸侯，宋卫还可以追溯到商朝，所以说，文化这东西，真如冲积平原，不是短期可积淀而成，而积淀而成后，要想摧毁他更是难上加难。 就如儒家的核心思想，实际上上承自周， 不是孔子厉害，而是时间厉害。 孔子是归纳者、集大成者、中继者、发扬者。 老子 陈国 孔子 鲁国 孟子 邹国 荀子 赵国 墨子 鲁国 庄子 宋国 李悝 魏国 吴起 卫国 商鞅 卫国 韩非 韩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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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系列文章算是读史新得，文字虽然不多，但也并非 几天就随意写成，由于平时较忙，多在周末锱铢相积而 成，前前后后也花了好几年时间思考写就，若各位看官 觉得可以，可以评论鼓励一下，让这个贴子不要沉下去， 分享美好，谢谢！如您觉得不好，也欢迎提出意见与建议。 |
| 好奇怪，我怎么更新不起第九篇了，有什么限制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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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简中国古代史23篇——09 大秦帝国-古中国之转折 公元前238年，嬴政22岁时，在故都雍城举行了国君成人加冕仪式，我想，如果仪式上要许个愿的话，那一定是一统天下。 这一年刘邦25岁，比嬴政大3岁，过着快乐的痞子生活。 六年后，灭国大战开启。 先是韩、赵、魏，也就是三晋。 再是南方的楚、北方的燕。 最后是齐。 幸好，最后统一天下是秦，如果是韩，那今天的韩国怕是又要张冠李戴，说我们韩国当年如何如何了。 其实在秦惠王时（杀商鞅者），苏秦就去游说秦王“并诸侯，吞天下”，但秦王说“毛羽不丰满者，不可以高飞”，认为时机未到。若他不杀商鞅，君臣同心，励精图治，在惠王时统一全国也不是不可能。 而后在秦昭王时期，秦国则已经具有了吞天下的实力，特别是长平之战后秦国本可一鼓作气拿下赵国的，但因为秦相范雎被收买而未成。 这里说到范雎，也顺便看下孝公以后各秦王主要的内臣与外臣，武将基本为秦人，如战国四大名将之首的两位白起、王翦都是秦人，还有司马错也是，蒙骜虽是齐人，但他是小时候到的秦国，所以也可以看作是秦人。 而文臣显要者以外臣为主，且多为纵横之士，外交上很有一套。但弱国无外交，外交上的风生水起根本上还是以秦国国力为后盾。而在某些见识上，外臣也未必那么高明，比如张仪，在伐蜀还是伐韩上，司马错主张伐蜀，张仪主张伐韩，见识显然不及司马错。而张仪以欺诈手段玩弄楚怀王于手掌，长远来看，对统一大局无关痛痒，平添了楚国人对秦国的仇视，以至秦末陈胜还以张楚为国号，而项梁更是打起楚怀王的牌子以招民心。 而范雎前面也说了，长平之战后受贿罢兵，后来又进谗言害死白起，毁秦长城而不痛，说小点是心胸狭隘，说大点是没有尽忠谋秦。 而后来的李斯也可以说是如此，害死韩非，为保自身富贵而助赵高以至人财两空。 当然这种不拘内外任用人才的作法本身是没问题的，这是方法论，方法论是没问题的，但具体某个人是否是真的人才，功过各占多少，只有从历史的角度来评判了。 在长平之战后，灭国之战延后了30年，终于由秦始皇来完成了。那怎样来评价秦始皇这个人呢？评价一个人，我们从两个大的方面来说，一是看他做过什么，二要看他没有做的事。从这两方面来看，秦始皇可以说是一个雄主，但要给他戴上千古一帝的称号，个人则觉得还有点勉强，理由如下： 先看他没有做的事，这也可以说最根本的反方理由。 1，在一统天下之后，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变化，而他没有及时“变法”，商鞅变法的核心思想不在法律本身，而在其“治国不一世，便国不法古”的精神实质，也就是要与时俱进，不然就是以商君之矛攻商君之盾。 在统一天下之前，秦国可以说一直处于战时体制，法律严苛是这种体制的一种手段，但统一天下之后，战争过渡到和平，还有为了安抚新统治地的人民，都需要“宽刑”，“宽刑”并不违背”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个原则，宽刑只是说量刑要适度，不要一点小事就非死即伤，比如弃灰于道者黥，就是说乱扔垃圾就要在脸上刻字，这个就有点过了。我们从史记可以看出，秦始皇修直道、修长城、修阿房宫，主力用的刑徒，从这里可以看出，秦始皇还是守法的，他也不能随随便便喊老百姓来干事，但从另一个侧面可以看出，这些都是大工程，需要大量的人力，而这些人力都是刑徒，说明当时犯法的人很多，是真的有这么多人犯法，还是说法律本身量刑有问题，导致“犯人”扩大化了？很明显是后者。若非迟到就要死刑，又何至于有陈胜首义？ 上面这一点可以说是真正体现其水平的事，但秦始皇没做，比较起来，他不及秦孝公。 2，在一统天下之后，由于六国灭亡，六国子民也变成了秦的子民，经过长年战争，百姓困苦不堪，应该与民休息，具体应该是轻徭薄赋，而他却反其道而行之，徭役30倍于前，赋税20倍于前，这样就是要把百姓推向造反，当然，秦始皇可不这么想，他想六国都被我灭了，天下能奈我何？百姓的力量他根本都没有意识到，从他自称皇帝，而把老百姓改称黔首就可以看出他是多么的狂妄自大，多么地看不起老百姓，如果陈胜吴广起义发生在他之前，让他见识一下黔首的力量，也许就不会这样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我们再来看看秦始皇做过的事情： 1，设三公，置九卿，三权分立初见形 这个是其加分项，具有一定的创新性，三公中有御史大夫，这是行使监察权的，在郡级别，也有监御史，权力需要监督，这是一个良好的设计。另外在郡级别，军事长官也是独立的郡尉，是一种对郡守的分权，防止地方割据势力出现。 2，废封建，行郡县，普天之下搞集权 这个措施也可以说是秦制的延续与扩大化，非原创，长远来看也是正确的。但短期来看，特别是在刚统一六国，基础未牢之际，没有封建还是有很大风险的，因为没有王国，就没有了外部的吓阻势力，这就会引起中央一些权臣可能的非分之想，后来秦始皇死后赵高敢于矫诏甚至后来玩弄二世于手掌到后来更有称帝之想，不能不说与缺少诸王在外的威视有关，当然，如果宗室都像扶苏这般听话，那也没得救了。 3，车同轨，书同文，统一货币度量衡 这些举措常被认为是秦始皇的伟大功劳，但想过没有，这些举措其实谁统一了中国都会做，就像当时未统一之前，秦国已经是这样，商鞅变法时有项措施就是统一度量衡，而统一天下后，只不过是扩展到全国而已。所以这些措施并非秦始皇的创举，只是自然而然的事。 对于车同轨，秦始皇修直道，也就是当时的高速公路，路修多宽，显然得看车子的大小，就有了车同轨的要求。 再说文字，战国时的文字，由于各国分裂，表现在文字上，也出现了很多字字体形变。总体上秦的文字比较稳定，由于继承了原西周的地盘，文字也是，变化平稳，而六国的字体变化较大，趋势是简省过度，如下图的马字。 所以从文字角度来说，秦的统一也是幸运的，不然其他国家统一后，也免不了要书同文，如果采用这种俗体，与周传下来的字体变化太大，对于文化传承并非一件好事，当然，更大的可能书同文仍然会遵循西周以来的官方语文：雅言，这个就变动不大。 李斯以秦国文字为基础，对原来的大篆进行了简化，形成小篆，成为标准文字。但说实话，不管大纂小篆，都不是”写“字，而是画字，书写不便，效率很低，直到隶书的出现，字才真是写而不是画的。隶书实际上也是借鉴了俗体（像上面六国文字一样）简化而来，可以说是字体变化的惊人一跳，长远来看，其影响只有新中国推行的简体字可与之一比。 统一货币，大家看下图，可以发现秦的货币对百姓是最便捷的，对国家也是最节约造币成本的。所以单从货币一项来看，也该秦国一统天下，秦国的设计、用户体验都是最好的，说明人家是真的用了心的，正是其便利性，这种形制一直沿用到清末。 4，修直道，修长城，防完国内防匈人 修直道和修长城，这两件本身是好事，是要做的事，修直道的目的是要在国内形成快速的沟通网，包括政令传达，物质运输，军事行动，皇帝出巡等，这本是一件好事。而修长城更是为了抵御匈奴，也是需要做的事，但这些工程非一日之功，秦始皇操之过急，没有排一个优先级，几乎一古脑儿全上，看下图，除了修直道与长城，还一直在修陵墓与阿房宫，并且一直到死，都还没修完，看下今日的秦始皇陵及发掘的部分兵马俑，就知道他的工程量，也知道为什么秦国会二世而忘了。 秦始皇还爱巡游，他一统天下后可以说是：修修修，游游游，直到天尽头。 5，开灵渠，征百越，翻过陆梁洒热血 开疆拓土，大功一件。 但仍然时间不对，操之过急， 秦国花了几代人的集聚才统一六国，而刚刚大仗之后又立马去打百越，确实是时机不对，打仗这么远，百越这么广，需要大量的粮食、人员、军队。北边防匈奴也要军队，以至暴动产生后，南北两边都不能及时回军平乱，到了后面，虽然北边的去了，但南边的已经不听使唤了，关起门来搞起了自己的小王国（南越国）。 6，秦始皇还做了一件影响深远的减分项，焚书，导致了中国首次文化上的大浩劫。这也是李斯的馊主意，想以此来钳制思想，维护专制，结果却是”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秦始皇就像一个赌徒一样，以秦国为注，赢了天下，开始时赢得盆满钵满。 但随后骄傲自满，目空一切，也输掉了天下，包括本钱。 几代人的努力，结果却为他人作了嫁衣。 这件嫁衣最终披在了刘邦身上。 大秦跌倒，刘邦吃饱。 秦朝灭亡了，有些东西传了下来，比如皇帝名号，三公九卿制，传国玉玺。 而有些东西就失去了，比如秦法体系，尊崇法制的习惯。 而失去的远比流传下来的珍贵。 此一亡，并不像后来王朝更替一样只是循环， 此一亡，实际是古中国的一个转折点。 |
| 这次更新成功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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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简中国古代史23篇——10 秦汉之间-王候将相宁有种乎 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 首先登场的是陈胜吴广。 陈胜吴广这帮人被派往渔阳戍边，但因为大雨而不能按时到达，按秦律又当斩，这显然属于量刑过重，后果很严重。 既然不反也是死，反也是死，那不如来个轰轰烈烈，于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爆发了，这个第一次其意义之深远，怎么说都不过分， 对当时来说，它最终直接导致了秦王朝的覆灭，长远来看更导致了秦法的中断，古代法治精神的中断，因为这个教训，终汉之世都没有谁敢明确提法治，因为一提感觉就是暴秦一样。 另一个重要的影响是此次起义全场景展现了老百姓的力量，使得后续统治者 不得不在施政中认真对待天下百姓。而且也为后世人民提供了榜样，树立了反抗精神。 但这次农民起义与后世各朝代的农民起义又有很大的不同，后世的农民起义多半是因为没有饭吃而引起的，而这次起义与吃饭是没有直接关系的，从陈胜吴广的口号也可以看出，“王候将相，宁有种乎”，如果只是没有饭吃，口号绝对不可能如此高大上，按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这句口号可完全是最高层次的需求了。 这句口号可以说是贯穿了整个秦末逐鹿过程，虽然后面的人没有这样说，但都是按这个来做的，既然你陈胜可以王，我张三也可以王，既然你张三可以王，我李四也可以，当然六国原来的旧贵族就觉得自己更有资格了，比如齐国旧贵族田儋就自立为齐王，而陈胜派往赵地的武臣先斩后奏也自立为赵王，而武臣派往燕地拓土的韩广也有样学样自立为燕王。 陈胜既然自立为楚王，田儋自立为齐王，武臣自立为赵王，韩广自立为燕王，魏咎为魏王，除了韩王还没有，六国完全恢复了，王候将相，宁有种乎，中原大地又成了封建的天下。 这也可以说是战国的一种惯性延续，毕竟陈胜举事时，距离秦统一全国也就12年，六国都还在大部分人的记忆中，开始大家都盼望天下统一，停止战争，结果那想到秦国统一全国后老百姓会这么苦，还不如回到原来的六国时代，所以这种恢复六国其实也代表着当时的一种民众心理需求。 在战国200多年的时间里，六国分离，也形成了一定的狭隘的国家意识，从整个秦末战争也可以看出，原老秦国本部基本上没有听说暴动，比如关中、汉中与巴蜀地区，而反抗最激烈的地区则是原楚国地区，包括陈胜、项梁、刘邦这些其实都是楚地人，前面也说过，以前秦国玩弄楚怀王深深伤了楚国人的心，也难怪楚人反抗这么激烈。 另外也是陈胜自己造成的，本不应该急着称王，第一个称王，很明显会被秦政府重点对待，而且你首事者不称王，人家也不好急着称王，人家一称王，就会专注去发展自己的势力，就不会同心同力，所以在秦朝还没倒台时，这帮诸侯已经是各怀鬼胎，一盘散沙而已，陈胜连他自己封的王都指挥不动了，这是很容易被秦军各个击破的。 首先被搞掉的就是陈胜，陈胜死后，又来了一波王，原先的楚王的帽子在项梁的操作下由贵族血统的熊心戴上，还称为楚怀王，楚王名义上仍是带头大哥，齐国田氏内部争权，冒出了多个齐王；原赵王武臣被杀了，换成了王室血统的赵歇，魏国魏咎死了，他弟弟魏豹后来成了新魏王，另外在张良的荐举下，韩成成了韩王。于是，到此为止，原来第一波封王的，楚赵齐魏王都死了，就还有个燕王韩广在，看来王也不是那么随便能当的，是个要命的活。 上面说了，从一开始，诸侯王其实是一盘散沙，很容易被秦军各个击破，事实上秦军也是这样做的，灭陈胜，灭魏，灭项梁，现在要搞掉赵了，幸亏有项羽挺身而出，巨鹿一战，项羽破釜沉舟，终于大破秦军，由于章邯的投降，使得秦朝失去了最后的稻草，秦王子婴最后也不得不向刘邦投降。 如地名一样，秦朝这只巨鹿已经被项羽逮住了。 当然逮住了也不一定是你的，何况煮熟的鸭子都会飞呢？ 先来说说项羽这个人，项羽似乎是为复仇而生。 项羽的爷爷项燕死于秦战，他的二叔项梁也是死于秦战，再加上他二叔平时肯定没少给他讲当年秦国如何羞辱楚怀王，烧宫室，刨祖坟等事情，所以在他心里对秦国是充满仇恨的，以至于后面他对秦国连本付息算总账， 你烧我楚王宫 ，我就烧你阿房宫， 你掳我辱我怀王，我就杀死投降的秦王子婴， 也不难理解为何在巨鹿之战中其他诸侯都作壁上观，而只有他挺身而出，甚至还坑杀了投降的20万秦兵。 但光想复仇是没有用的，关键是还得有本事，而项羽似乎又是为灭秦而生，战斗力确实惊人。 力拔山兮气盖世。 所以如果没有他的出现，很难想像能够搞垮秦朝（当然，如果一开始统军的是韩信也是大有可能的）。 所以有人说： 无项羽不足以灭秦 无韩信不足以灭羽 虽然有夸大，但也说明了他的作用。 但他因为自己力拔山兮，以为自己无所不能，没有人是他对手。 他其实应该知道，秦始皇其实也是这样想自己的，结果如何呢？ 他以暴制暴，动不动就屠城，烧房子。 但他不知道，他这种暴力，会让他失去了越来越多的支持，且为自己树立越来越多的敌人。 巨鹿一战，让项羽一战封神，现在既然鹿在项羽手中，那就让他来分鹿吧，于是第三波封王出来了，这次就不只六个王了，而是一下子十八个王，毕竟有功的人多，六个不够用，何况多封点，每家实力就小了，自己也好控制。 他首先封了自己为西楚霸王，在王前面加个形容词：霸，意思是显示自己是王上王。 第二波的旧王虽然都保留起，但由于增加了这么多王，那只有原来的王让地盘了，这很明显就是搞事。而且分配有违公平原则，全凭项羽好恶。如按前约，刘邦先入关中，当为关中王，但项羽却把关中封给了三位秦降将，而张耳陈余功劳差不多，但张耳封王陈余只封了候，另外也没有封齐国田荣，对于第二波那些旧王，由于没有实力，也就只有接受了，但这几位有实力的可就不干了，首先就是田荣反了，直接并了三齐之地（济北、齐、胶东），然后陈余配合也在赵地起事，刘邦趁机进兵关中并东进中原。 既然项羽是话事人，那就得出来维持国际秩序。 但恶虎难斗群狼。 而刘邦就是那只头狼。 何况这只头狼知人善任，人才济济，对民众也是约法三章，深得拥护。 而项羽却是刚愎自用，以暴制暴，反抗他的人越来越多。 但奇怪的是，刘邦在正面与项羽作战时，基本上没有赢过，项羽赢得了每场战斗，但却输掉了整个战争。 老虎虽然厉害，但禁不住群狼都来咬上一口。 牛虽然比人大，最终却被人吃掉。 刘邦在正面与项羽缠斗，韩信从外围清除掉项羽的势力，彭越打游击，专门搞项羽的粮道。 判楚归汉的人越来越多，项羽的势力范围一天一天地变小。 于是楚汉之争，最后以刘邦胜利而告终。 楚汉相争虽然结束了，但也是多个合作伙伴的共同努力，所以从现实出发，还得继续裂土封王，于是第四波封王又来了，齐王（后改封楚王）韩信、韩王信、燕王臧荼、后燕王卢绾、梁王彭越、赵王张耳、淮南王英布、长沙王吴芮。第四波王里面已经看不到第一波、二波王的影子了。 后面还封了143个列候。 大家也看出来了，这批诸侯王与项羽当时一样，仍然具有很大的风险，但由于已经除掉了项羽，后来又搞掉了韩信，刘邦还是有信心能够摆平其他异姓王的。 只是他不得与项羽一样，一个老年人还四处灭火， 也许他时常想，早知如此，不如当个乡下痞子自由快活。 在搞定了天下异姓王之后，又在异姓王的封国上搞了第五波封王：刘姓王。 当然，这个也是有很大的隐患，但毕竟是当时的最好解决办法， 毕竟刘邦年事已高，而天下相信王候将相宁有种乎的人还很多，外姓人靠不住，先让刘姓人压住再说，至少可以管两代人。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后面的事就让后代去解决了。 就算万一后面有封国造反成功，那也是他刘家的子孙，他心理也是可以接受的。 其实这种分封还有其深意，外部有自家的皇室封国，也是对中央那些想对皇权有非分之想大臣的威吓，比如外有秦国宗室封国拱卫，赵高可能就没那么大胆子胡搞了。 当然，这种分封实际就是分权，肯定对一个统一的政府来说，并非好事。 但汉初这样搞也有其现实需要，先得稳住再说，毕竟刘邦取天下借力太多。 题外话： 1，可惜的是韩信与项羽两位没有正面交锋过（虽然垓下时有，但此时是项羽被整个汉军围住，力量相差太过悬殊，不具有可比性），没有满足大家的好奇心，谁更厉害。 其实不用比，项羽靠的是猛，靠的是力，巨鹿之战可以看出，而韩信的多次战争靠的是谋，除了力气上差点，项羽其他方面基本上没法与韩信比，不管是战术层面还是战略层面。 这也是刘邦忌惮韩信的原因。韩信虽然是汉王提拔，但他与刘邦两人关系始终有点游离，最关键的一次就是韩信索封齐王，再加上韩信的能力，让刘邦不可避免对其进行猜忌。纵观其他一直跟随刘邦打天下的人，基本没有受到他的猜忌。 2，当中原大地风起云涌时，南方百越之地的赵佗闭关堵道，趁机割据一方，继续在南方搞开发，延续了汉越民族的融合。赵佗是个长命之君，到汉武时才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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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简中国古代史23篇——11 西汉-大部分皇帝水准都较高 汉朝分为西汉和东汉，二者之间还有个王莽的新朝，如鱼刺一般卡在两汉之间，如果没有新朝，按西汉的发展趋势，寿命肯定不及两汉之和，东汉可以说是为西汉注入了些许新的血液，让其有了新的活力，从而又延长了汉的寿命，从这一点来看，王莽虽然短暂搞了西汉一把，但长远来看，他是一条鲶鱼，延长了汉的寿命。 王莽之前的西汉，统治还不算太过份，所以才有了刘秀的上台，因为人心还思汉，造反都得抬一个姓刘的皇室子弟立牌子，这与秦末抬出楚怀王的牌子差不多，后来刘备也想学刘秀，再给汉朝续命，只是东汉末年的统治实在太腐败，汉灵帝卖官长达12年，人心不再思汉，所以大势上刘备光复汉室的口号真心拥护者并不多。 先说西汉，都说汉承秦制。 西汉继承了秦国的很多制度，毕竟刘邦及其功臣大多起于草莽，不管是从能力、时间上都不允许重新搞一套制度，而且任何事物都有惯性，也无必要完全搞一套全新制度，只是根据逻辑及秦亡经验，废除掉不合理的法律和减轻量刑即可，比如废除了挟书律、三族罪及妖言令等钳制思想的法律。法律虽沿用前秦，但极少施用，这又违反了违法必究的基本原则，不可否认，法律的权威性客观上也受到了损耗，这也是从法治到人治社会的慢慢转变，润物细无声，不知不觉，秦的法治内核已经丢弃。 总的来说，在执政方面，刘邦定下了个基调：与民休息。 不打扰，就是最好的支持。 于是，从刘邦开始，到吕后、文帝、景帝，汉帝国一直开启着勿扰模式。 无为即是大为，这个老子的哲学思想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 它成就了历史上著名的文景之治。 不过事物都有其反面，无为而治也有一些问题，树欲静而风不止，你想无为而外部环境未必能让你无为。 比如你想睡个安静觉，但楼上却跳个不停，关键还不是一天，天天如此，你能顺其自然，充耳不闻吗？ 所以有些事情还得为所当为才行。 对于汉朝，就有几大问题必须为所当为： 1，北方巨患匈奴，时刻威胁着汉朝。 2，国内的诸侯王势力。 3，土地兼并日烈，农民问题越来越严重。 我们先分析一下对于皇权的威胁主要来自哪些，如下表： 中央的威胁主要来自皇室近亲、外戚、宦官、权臣和武将，这里面对皇权可能没直接威胁，但对国家的破坏性最大的就是宦官了，毕竟这个群体非精英阶层，见识短浅，总是只顾眼前与自身利益，不管国家与民族利益，所以只要他们得势，这个国家总是一片昏天黑地的末日景象，也常常导致王朝更迭，比如开此先河的赵高，所以长期来看，他们其实是皇权的掘墓人，皇帝与他们的关系就像皇帝与毒品的关系，有了他们皇帝觉得很快乐，但这东西迟早会要了皇朝的命。 外戚对皇权有一定威胁，但历史上因外戚改朝换代的也并不多，知名的只有新朝王莽、隋朝杨坚。 但外戚专权的很多，相对于宦官，外戚也是正常人，通常也是精英集团的人，专权但不祸国，就像汉成帝时，也是外戚王凤专权，但国家发展并没多少问题，甚至好于皇帝的瞎指挥。 权臣的关系与皇帝相比，又远了，所以威胁比外戚看起来更大，但大多数权臣还是抱有忠君思想，有野心要篡权的还是少数，特别是在政治稳定时期，他手里一般没有兵权，篡权的成功几率太低。 武将在和平时期很少反的，但在动乱时期就很频繁了，毕竟动乱时为马上打天下，谁拳头硬就是老大，这也是为什么开国时帝王爱杀戮功臣，特别是功高震主的武将。而和平时期为马下时期，军队调动很难，所以武将反的很少。 手握利器，杀心自起，所以只要手里没兵，武将基本上就没威胁。 皇室近亲的威胁，特别是皇子之间，在前皇帝死去，新皇帝没有正式登基之前，总是皇子之间或叔侄之间争夺位置的危险期。但一旦新皇帝确立后，则这种威胁就小很多了，不是没有造反的，只是成功率很低了。 地方的威胁通常是地方拥有了军权才可能造成，特别是在乱世之时，中央为应急之需，要把军权临时下放。比如平定暴乱等。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边疆防御，边军将领常有一定的权力。 在西汉前期，地方威胁还来自诸侯王，他们有军权、财权、人权、治权，所以威胁很大。 下层威胁主要来自农民，但农民本身并无威胁，只是到了民不聊生时，才会官逼民反，所以统治者的要务是让天下农民吃饱饭，以农为本，灾难时要及时开仓济粮。 下层威胁还可能由宗教与民族问题引起，这两个主要涉及到彼此之间的认同问题，所以要尊重相关的宗教信仰及民族认同，同时要强化一个大家共同的认可对象，比如同一个国家，同一种文化。 外部的威胁在中国时时都存在，但主要威胁来自北方陆地，后期才来自海上。 再回来看当时的三大威胁： 1，匈奴 2，诸侯王 3，土地兼并可能导致的农民问题 到了汉武时代，也差不多到了必须要解决一下的时候了。 而刚好，这位老大又是想做一番事业的人，而且又是能做事业的人。 该出手时就出手。 用祖上的钱来解决祖上没有完成的事情。 第一就是要搞定匈奴，经过16年9次大战，天降卫青、霍去病，终于打到匈奴漠南无王庭。 第二是诸侯王，在他爸爸时代，通过被迫剿灭七国之乱，已经搞定了最威胁的王国，武帝又通过推恩令，让每个王国实力变得微乎其微，这个推恩令让诸侯把领地分给自己的所有孩子，而不是只分给一个嫡长子，这样代代相分，诸侯领地越来越小，威胁也就越来越小，而且这个政策还妙在诸侯无法反抗，因为这个政策的利益收获者不只是中央，还有诸侯的其他孩子，他们以前是没有分封地的，现在利益均沾，当然要忠心拥护，所以诸侯反对这个政策，必然先面临自己的孩子反他。 而对于侯国，方法就是抓这些列候的小辫子，抓住了就直接废掉这些侯国，所以在汉武帝这里这两件大事基本上都解决了。 而第三件大事土地兼并可能导致的农民问题汉武也其处理之道，且容后文讲述。 汉武搞定了匈奴与诸侯，但对于汉武帝这位雄才大略的人来说，这还不远远不够， 打匈奴，搞诸侯只是保护原有的地方，还需要开疆拓土。 先看南方，虽然秦时就设立了三郡，但秦末之乱被赵佗乘机搞成了独立王国，后来 汉初为了休养生息，也就策封了事，到汉武帝时，权臣越人吕嘉不想归附汉朝，在南越发动了判乱，于是武帝派几路大军趁机收复了南越。汉武收复南越意义重大，南方重新置于中央直接统治之下，不管是其发展、向心力都会更好，如果一个地方隔离久了，民族意识起来后，再想纳管难度就很大，同化得越早越好，就像越南北部，北属中国很久，但五代十国时期于中国内乱之际脱离中国之后，到500年后明成祖再强势收回直辖，但由于脱中太久，其民族意识已非常强烈，所以明成祖死后又脱离了中国直辖，只以藩属相从。 所以从长远看，秦始皇南征百越，设立南海、桂林、象郡意义重大，而汉武帝回收南越之地更是让这些地方及时地融入了中华文明。 汉武帝在开疆拓土方面另一个重要的贡献是凿空西域，设立河西四郡，四郡从内至外为武威、张掖、酒泉、敦煌（谐音五张九蹲）。 四郡位于祁连山下，这样祁连山就把天山区域连接了起来，正是这祁连四郡，天山是向中原走来而非远离。 凿空西域，也是中国首次与外部世界大规模联系的开始，让中国人看到了一个新世界，扩展了中国的世界观。 汉武帝水平确实高。 这些大手笔都是需要大量财务来支撑的，当年明宣宗放弃越南北部，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太耗钱了，从这里可以更理解汉武帝的水平有多高了。 汉武的爷爷爸爸确实存了不少钱，但俗话说挣钱犹如针挑土，花钱犹如水冲沙。 存的钱花完了，那怎么办呢？ 向农民加税，这是最直接最简单的方法。 但向农民加税，前有秦车之鉴，是动国本，风险太高。 再说国内的财富大多集中在豪强之手。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曾说过，世界上最富裕的26个人拥有的财富相当于全球半数人口。 就算当时没有这么大的贫富悬殊，但显然大部分财富在谁手中汉武是明了的。 于是他就向这些人动手了，这些人虽然钱多，但人数毕竟不像农民那么多，措施适当这些人是翻不起什么浪的，从心理学角度，广大农民还会赞成向这些人收钱。 首先是搞最大的，也就是迁徙各地的最大的豪强和最有钱的到五陵居住，成为皇家“守陵人”，这个措施可以说是意义重大。这些人移民到京师，原有的大量田产就得贱卖给官家，官家就可以把这些田地租给农民，政府不但获得巨额的价差，还缓解了土地兼并，也是就是上面列举的第三个问题，让失地农民又有了土地耕种。而且政府租给农民赋税很低，不像农民到地主那里去租，那交出多达一半或以上的收入，显然这个措施有力地稳定了农民阶层，而且大幅增加了国家的收入。 但这个徙陵政策到汉元帝时及以后却没有执行了，这又是为什么呢？这个又是汉武另一个政策的后遗症，汉武主要在董仲舒的影响下，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具体政策有一项就是遣散非儒家博士，剩下就只有儒家博士了，成了当朝官的一个重要途径，于是读儒家诗书就成为新风尚，因为读书就有机会做官了嘛。而且当时还有一个选拔人才的举孝廉制度，由于举孝廉制度没有量化的标准，只是一种推荐制，所以读书当官的人或其他途径当官的人多半就推荐自己周围的人，慢慢地就形成了士族集团，统治阶层士族化，这也是魏晋南北朝士族根子所在，主要就是人才选拔制度造成的，直到后面的科举制成熟后才打破这种局面。这些人在中央有了话语权，当然得维护自己的利益，一是中国人都安土重迁，二是移民后原来在当地的经营都会人走楼空人走茶凉，所以都不愿意移民迁徙，也就导致徙陵政策后面实际废掉了，而且也没听说后面还有哪个朝代再做这种事，所以在后面也只有改朝换代之际才能处理一下土地问题。 上面说了徙陵政策，汉武第二招就是把最搞钱的几大行业收归国有了：铸钱，冶铁，煮盐、制酒卖酒。但这还不够，这是收了现在和未来的钱，但过去这些人赚的钱还在他们包包里面，这怎么办呢？于是又搞了个缗钱令，先叫你自己申报，商人嘛，当然不会老老实实申报了，好，要的就是这个效果，于是就有了告缗事件，鼓励全国告发，告发属实得一半，这个政策太具有诱惑力了，所以富人想藏都藏不住了，你想人家只要告你就可得一半财产，这种天上掉馅饼的事，告发者只会是争先恐后，最后结果是天下商贾中家及以上的财富基本都收归国有了。 告缗事件与徙陵一样，就是自上而下的一次打土豪分财富分田地的运动，财富归中央，田地收了归国有，然后再租给农民，与徙陵一样。这看起来对豪强富户是不公平的，但对整个社会其实起到了一定的调节作用。所以这个政策其实对财富再分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毕竟也是一种调节土地兼并的有力手段。 说到农民生存问题，除了这个解决土地兼并问题外，以前也说过，可以通过科技手段提高生产力来缓解，单位产量提高了，土地少点也能够收获足够生存的粮食，汉武在晚年为了提高生产力就任用了这方面的专家赵过为搜粟都尉，赵过通过大力推广他所创造的新农具（耦犁和耧车）和新耕作技术（代田法），显著提高了农业收成，并且提高了生产效率。 武帝晚期，虽然有上面这些找钱措施，但毕竟打仗除了用钱，还得用人，这些人大部分都是农民，所以很显然会对农业生产造成严重的影响，所以在武帝晚期，国内形势还是很严峻的，已经是民变四起了，所以说武帝是伟人呢，既然错了，发现问题了，那就马上采取措施补救，这就是他的可贵之处，所以他颁发了轮台诏，与民休息，硬生生把一匹奔向悬崖的烈马拉了回来，而且为了防止死后太子母后专政，甚至在死前找机会赐死了太子的母亲，你看，真是理性得可怕，一如他的风格，至死未变，虽然明尊儒术，实际他是个违法必究的法家执行者，赏罚分明，想在他这里蒙混过关实在很难。 武帝虽明，但他也有三项政策遗毒很深，一是独尊儒术，二是其人才选拔制度（举孝廉），三是收外朝权任用内朝官。这几项政策的制定并没有考虑到一个长远的影响，如人才选拔本身是个好事，但选拔制度缺乏量化指标，容易被人操纵，不能实现公平选拔。这几项制度基本都是武帝初年搞出来的，当时他还年轻，也就20岁左右的小伙子，也没有考虑那么长远，主要还是配合当时政治需要（反窦太后专权，窦太后为黄老学说的铁杆，汉武需要打造自己的顾问与政治团队）。 独尊儒术逻辑上必然导致儒家一家独大，进而僵化思想。而且当时董仲舒提出的儒家学说亦非之前的原貌，由于秦始皇焚书坑儒，儒家经书也被烧掉（除诗经），在汉初也没有完整的古本出现，全凭秦末幸存大儒人脑记忆的还原，这就不可避免会有遗误，甚至加入作者自己的私货，形成了所谓的今文经，今学逐渐神化，比如董仲舒的学说里面已经融合了阴阳五行灾异论，主要表现在天人合一，天人感应论等。所以这时候的儒学已非孔子那一套，但后来由于发现的焚书坑儒劫后余生的藏书越来越多，这些经书又被称为古文，后来两派相争，但由于惯性作用，今文派在政治上仍占据主导地位，虽然古文派与孔子的思想更符合，但也要到曹魏时代才完全取得正统地位，所以说两汉的儒学与后代的儒学还是有很大的不同，可以说，他们学了半天，学的是盗版货，但众人都用盗版时，它就成了正版。 从近的角度来说，独尊儒术导致儒家一家独大，又有其天人感应，禅让学说的支持，也成了王莽篡汉的重要推手，汉武打死都想不到，自己搞的独尊儒术会反噬自己的江山。 而人才选拔制度很快也会显示出它的副作用，由于举孝廉这种制度不能量化，导致这样选出的人才完全走了样： 比如桓灵时童谣说， 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 如上所说，独尊儒术与举孝廉相结合，还为官员阶层的士族化埋下了根子，垄断必然导致竞争不足，没有竞争就难于进步，这对未来的国家发展起到了严重的抑制作用。 而为了收外朝丞相、御史大夫的实权而建立的内朝制度更是很快就展现了它的弊端，所谓内朝实际就是皇帝身边的亲信团队，可以绕过丞相等外朝直接行权，方便快捷可控，亲信团队通常就有与皇帝亲近的外戚、宦官在里面，虽然以汉武的能力可以控制这些人，但在弱一点的天子手里，必然会导致实权被这个团队里面的人所主导，这也是后面汉元帝时宦官石显专权的制度原因，也是王莽篡汉的一个制度原因，这种表现在东汉尤其明显。 汉武这个人，总的来说是雄才大略的，最重要的功劳就是基本搞定匈奴，收了南越，扩展了中国版图，这是万世之功。 而他当时的很多政策对后世也有很多启发意义，比如抑制豪强的手段及桑弘羊的经济政策等。 但独尊儒术这个副作用很大，僵化思想一条就足够评判其功过了。 选举人才并定制度是好事，但举孝廉这个察举制度不能量化，算不上一个良好的选才方法。 内朝制度也干扰了正常的统治流程，外戚宦官专权的制度原因也始于此。 汉武之后，昭帝年少，由霍光等人辅政，汉武看人还是准，霍光不辱使命，成为了第二个周公，国家仍然延续着轮台诏的路线前进。昭帝早亡，21岁就死了，没有子嗣，由刘贺继位，但这位是个playboy，被霍光废掉，后续选中了废太子刘据的孙子刘病已，是为宣帝。 宣帝一改武帝猜疑丞相的毛病，而用人不疑，国家持续发展，是为昭宣之治。相对于汉武帝，他也留下一些隐患，比如任用外戚与宦官，但这个根子如上所说，实际是由武帝埋下的。 而且在独尊儒术的加持下，宣帝后，特别是汉元帝，儒家势力急速扩张，成了王莽篡汉的推手。 汉成帝则是个甩手掌柜，权力掌握在王氏外戚手中。 汉哀帝本身是同性恋，没多久就驾崩了，也没有后代，于是只有找一个小孩子来当皇帝，这就是平帝，王莽则是辅政大臣，后来平帝慢慢长大，不满王莽，王莽又毒死了他，另找了一个两岁小孩当皇帝，并借着儒家的禅让理论，王莽终于和平地窃取了西汉政权，改国号为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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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简中国古代史23篇——12新朝-书生主义的失败 王莽这个人是绝无仅有的，所以建立的新朝也是绝无仅有的。 先说王莽这个人，首先： 1，对人从小就谦逊有礼； 2，勤奋好学，拜沛郡陈参为师，学习《礼经》（注意他学习的东西是礼）。 3，对亲人：孝顺母亲和寡嫂，也精心照顾亡兄的孩子。他伯父王凤年老生病在家，王莽侍奉左右，几个月没有解衣宽带好好休息。凡给伯父喂药，王莽必先亲口尝一尝，以免太烫。 4，对他人：即使长大当官后，他也严格要求自己，经常把家财拿出来分给下属和穷人。 5，居身简朴：生活上艰苦朴素。有一次，他母亲病了，大臣们让自己的家眷去他府上探视，王莽的夫人到门外迎接，结果众人以为那是个仆人。因为她穿的是粗布衣衫。 所谓三岁看老，王莽本质上是个善良、好学、有礼貌的人。后世多说他是超级影帝，全是伪装做秀，这个是不客观的，一个人不可能几十年如一日这样做秀，只能说他本质上并不坏。 但为什么后来发展到篡夺汉政，也是各种因素组合的原因： 1，王莽除了上面说的善良、好学、有礼貌之外，他从小学习礼经，在西汉官场那种浓厚的儒术氛围中，对周礼描述的理想制度也肯定是向往不止，加之他的外戚身份，权势日隆，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他的政治理想（野心），即根据周礼复古改制，建设一个美好的人间社会，成就他万世美名；这从他后面的施政措施就可以看出，从其国号为“新”字也可窥其所思。 2，在这种政治理想的推动下，一个从小就自律很严的人，肯定会为达到这种目的不择手段，也许最开始他只想当个周公霍光之类的人物，但由于新制改动太大，除非另起炉灶不然不能放手实施，所以索性来个篡夺汉政，自己当皇帝，直接发号施令。 3，当时儒家的禅让理论与今学发展出来的一些神怪理论也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与帮助作用，毕竟拿走别人江山除了江山主人要反对外，士大夫集团一般也是反对最力的，但恰恰此时士大夫的儒家之士不但不反对，甚至还积极支持，毕竟尧舜禹的禅让是件美好的事情，为何不能在当世实现一把呢？而此时江山主人刘家人由于武帝搞的推恩令，想反对也已经没有实力了，所以任何事情都有其两面性。 我们来看看王莽上台后是如何来实现其远大政治理想的。 1，上台后先是各种改名，比如改官名，宫室名，郡县名，全依据周礼而定。 还认为周朝时候最高为王，其次为公候伯子男。现在诸侯与四夷都封王，不合礼制，要改称呼，诸侯王要改称公，而四夷称王的要改称候。比如他派使者到匈奴去换印，新印为“新匈奴单于章”，而旧印为“匈奴单于玺”，这样一改，匈奴就不高兴了，前面加个新，表示匈奴属于新，是新的臣子。结果第二天人家就要求换回原来的印，说： 汉单于印言‘玺’不言‘章’,又无‘汉’字;诸王已下乃有‘汉’,言‘章’。今去‘玺’加‘新’,与臣下无别。愿得故印。 所以上台第一件事就是昏招，官名、地名一下子改这么多，形成不必要的混乱，如果说这种混乱还不至于影响整个大局的话，那诸侯封号的改名影响就大了，原来汉家诸侯没得实力就算了，你随便改，但周边少数民族就不高兴了， 黎叔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不高兴就直接反了，这样整个新朝的外部环境一下子就恶劣了，平白无故为自己树敌。 王莽就像一个初次下棋的人，手比脑快，完全没有考虑过落子之后的影响。 2，土地改革 王莽的愿望是天下富裕，所以他想针对当前的状况做出改变，特别是当时土地兼并现象已很严重，这个改革实际是关系到新朝存亡的关键，经济起来了，实力有了，第一条你怎么改名大家都可接受。 王莽这个改革的理论仍然是周礼，他要恢复井田制，还要禁止奴婢买卖。 他发布诏书把全国土地收归国有，不许买卖，然后由国家进行分配，他认为古时每个农民分田一百亩，所以执行土地政策是男丁八口以下，每家不能超过一井（九百亩，井字九块，每块100亩），超过的要分给乡邻，没有田地的按这个政策分给土地。 对于这个政策： 第一，他完全没有想过天下有没有这么地可分，一家分900亩？全国总共多少土地？是否计算过够分吗？ 第二，土地就是财富，要让那些田多的人特别是豪强轻易就把这些东西吐出来，怎么可能。除了汉武通过技术手段从豪强富户手中得到过土地，哪一次土地再分配不是流血革命才能达成？而王莽想通过一纸诏书就实现其理想，真是天真得可爱。 而对而于奴婢，改名私属，禁止奴婢买卖，这逻辑上就有问题，那奴婢到底合法不？合法就可以买卖，如果不合法，就应该废除奴婢制度，让他们各回各家，各找各妈。 3，币制改革 王莽改革的理由是:"钱币都是大面额，则不能应付小额交易；钱币都是小面额，则运输装载就麻烦费事。轻重大小各有等级，那么使用就方便，百姓就欢迎。” 他的这个话说得没错，出发点也是为了老百姓方便，货币应该有多种面额，但到底有多少种合适？如果多种如何防伪？新币旧币如何过渡？这都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严格计划，稳步前行。 当年汉武一种币就搞了六次，最后一次五铢钱才算成功，主要是因为五铢钱做工精致，技术含量高，一般人很难伪造，并且质量、成色好，加上轻重适中，所以才得以一直通行天下。 而王莽一下就搞出了28种币，老百姓分都分不清楚，怎么推广呢？于是天下混乱，这样折腾了四次，每搞一次币制改革，就有大量的人因此而破产。 所以币制改革也是纯属没事找抽那种。 4，六管 六管是把盐、铁、酒、名山大泽、铁布铜冶及五均赊贷共六项都归国家管理。其中五均是一种国营平价贸易，主旨在于调节物价，算是为民着想。 但五均官还掌管收税，主要是针对广大中小工商业者收所得税，有抑制工商，让大家去种田的意思。 赊贷算是一种救济穷人的小微贷款，也算是为民着想。 这些措施如果施行得法，用人得当是可行的，汉武不也搞过上面很多措施嘛。当时汉武主要是任用如东郭咸阳、孔仅等大商人以商制商，王莽也想以商制商，任用薛子仲、张长叔，但却出了大问题，这两个人人品如何?能力如何？如何进行监督？结果这个政策的结果是奸商与贪官相勾结，借变法之名，一起来压榨百姓，搞得民怨沸腾，经济崩坏。 大家看一下，上面这些措施的出发点其实都是为民着想的，但结果却是相反。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理想严重脱离了现实。 只管制定政策，而不管政策的可行性与如何执行。 只管宏观，不管微观。 他是典型的书生政治。 但尽信书，不如无书。 再说那本周礼不过是汉初学者拟想的古代制度，并非具体的事实，并非他想像的古时传下来的书。 严格来说他读的只是一本假书，假货害死人。 他因周礼而王，也因周礼而亡。 不到15年，天下大乱，绿林赤眉峰起。 红绿过处，那些原来不想吐出土地的豪强富户也大多落得人才两空，早知如此，不如成就王莽？ 而王莽也被商人杜吴杀死于未央宫，人头落地。 其头颅则一直被东汉收藏，作为对外戚及篡政者的警示，直至晋朝时被大火所烧。 但他仍然算得上一位了不起的人物，毕竟他不同于那些声色犬马的一般皇帝 即使在他建立新朝后，仍然勤政不已，经常忙得通宵达旦。 但他的理想让百姓困苦，甚至家破人亡， 这就需要他为此负责，所以他死于商人之手也不冤枉。 这就是理想的代价。 只是在他之后，再也没有士大夫主动提禅让之事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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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简中国古代史23篇——13 东汉-士大夫斗士 东汉与西汉相比，从开国者的名字就可以看出来，一个是邦，一个是秀，也差不多代表了各自的主要特点；邦字大气，质多文少；秀字儒雅，质少文多。 刘邦出身草莽，而刘秀却是上过太学，绝对的高学历人士，所以开创的朝代文人气重很多。 刘秀本人性格温敦勤俭，起初并不为人在意，昆阳一战，一飞冲天，也是其军事能力的一次大广告，所以他后来几乎是单枪匹马去招抚河北，由于之前的口碑效应，豪杰俊士也纷纷来投，其实还有一个不足为外人道的原因就是：当时有谶言说刘秀当为天子，最开始大家以为是国师刘秀（也就是大儒刘歆，改名刘秀），可能刘歆自己也这样以为，当时有几个人还准备推他上位，结果事情败露，刘歆也自杀了，所以看遍天下，当时谶言所说的刘秀也只有昆阳之战的刘秀最靠谱了，正因为如此，很多人来投他其实也是政治投机，想攀龙附凤，“得效其尺寸，垂功名于竹帛”。 这个谶言可以说是最经典的一次预言，正因为如此，刘秀称帝后对谶纬之书都无比相信。当然，我们现在也不知道这个谶言如何推导出来的，不管这个谶言如何，刘秀确是此谶言的最大获利者，至少他可以借此吸引更多的投资，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刘秀本身的能力卓越，会打仗、会用人、行政水平高。所以他最终能够吸引豪强相助，打败另一批野心家，并能够镇住这帮投资人，不像其他起义军所立的刘姓宗室子弟，只是一个傀儡而已。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他的军事力量大部来自投奔他的人，而并非他一手带出来的，所以他成事也主要依靠这些豪强的力量，这也使得他做事上也要考虑这帮投资人的利益，所以在对待豪强的态度上，相对比较软弱，有点吃人嘴短，拿人手短。 刘秀统一的路线图是昆阳著名，河北起家，后以洛阳为大本营，定关中，灭绿林赤眉，平关东，收陇蜀。 绿林和赤眉是整个路线图中的重点，灭了绿林赤眉后刘秀的基本盘就稳定了。 陇蜀则是整张试卷的压轴题，是两个难啃的骨头，特别是蜀地。 当时绿林出身的更始帝为出头鸟，赤眉入关中与其相争，赤眉就像一只蝗虫部队一样，就是要到关中去找吃的，把关中吃完了又东出函谷关找吃的。结果这个行为却便宜了刘秀，先是赤眉绿林相争，赤眉吃了绿林，后赤眉回师，被刘秀以逸待劳吃掉，这是一个典型的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战略。 搞掉了绿林赤眉，刘秀就有了一个强大的基本盘，他占据了黄河南北中原要地，兵力物质都较雄厚了，但其实这个位置并不好，相当于战国的魏国之地，是四战之地，所以需要快速搞定四周才行，不然自己就会被四周来搞定。 在搞定绿林赤眉的过程中，刘秀也不是只作壁上观，他也在抢绿林的地盘，最重要的是他也派邓禹、冯异进入了关中。在搞定赤眉后，关中也被冯异逐步搞定。 之后，刘秀确定了先定关东，再平陇蜀，由近及远，各个击破的战略。 关东从北到南完全是遍布山头王，山头王多，说明每个山头王实力有限，便于各个击破，刘秀派出多个大将领兵四面出击，花了四年时间平定了关东。 在关东搞定之后，就是陇蜀了，陇西的隗嚣本来之前面子上已经归顺了刘秀的，但却心有不甘，要自己当皇帝，以为能像战国一样雄踞一方。但他早不反晚不反，等刘秀都已经搞定天下十之八了才反。如果早点，他完全可以从陇西进入关中，一统关中之地，以可能像当年秦国一样据险自守，单凭一个贫瘠的陇西是不可能守成一方的。 在这一点上，他比蜀地的公孙述差了点，公孙述从一开始就没想过要投刘秀，所以他一直积极谋取关中，他先取了汉中，但打关中却失败了，受到了隗嚣和冯异的联合打击。从时机来看，公孙述虽有这个想法，但他去搞定汉中和关中的想法实施得迟了一点，应该在赤眉入关中时就要同时去关中抢地盘（刘秀就是此时去的），等冯异已经在关中立足了，再去抢胜算就很小了。当然根本原因，还是公孙述实力弱了些，打不赢人家。 最后是蜀地的公孙述了，公孙述以前也是一个能臣干吏，但作为皇帝格局就小很多了， 他自称白帝，这个算不上一个吉利的称呼，毕竟当年传说刘邦是赤帝之子，斩白蛇就是斩白帝之子，所以最后，他这个白帝只能宿命地被赤帝之后斩了。 纵观刘秀整个统一过程来说，也不算太难，毕竟长江以南基本是和平解放，所以他战斗主要是淮河以北、关中、陇西及巴蜀之地。整个统一过程花了差不多14年时间，也没有特别出彩的战事，所以在历史中，东汉开国似乎也无特别出名的将领，虽然有云台28将传之后世，但也只有其中的冯异、耿弇战绩最优、综合来看岑彭，吴汉也还不错。后起的来歙也表现很好，但不幸遇刺身亡，还有后面的马援，但他没有实际参与多少统一战争，主要的成功表现在对付周边的少数民族上。 执政之后，总体上来，刘秀是沿袭西汉旧制，萧规曹随。当然他也作了部分改变，由于他是东汉开国之君，所以他作的改变将会影响到整个东汉的国运，长远来看，他的很多措施为后来埋下了诸多隐患。 1，土地问题 一般来说，开国皇帝基本都会解决这个问题，但刘秀没有，他也曾经尝试过，这显然会触碰豪强的利益，结果这些豪族大姓就利用农民叛乱相攻击，搞得多个州郡大乱，吓得刘秀很快就收手了。从这里可以看出，与汉武帝抑制豪强的气魄相比，刘秀简直弱爆了。他这样一收手，后果却是严重的，因为土地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实际上就是国本不牢，结果虽说东汉也有近200年寿命，算起比西汉短不了多少年，而且实际上在安帝元年开始一直到汉末（东汉6成时间），东汉的各种农民起义就没断过，再加上羌民暴动缠绕东汉一生，所以实际上东汉也就是光武、汉明、汉章、汉和四帝时期还像个样子，后面就是个病怏怏的主。 如果说西汉的有效生命从高祖算到哀帝止（不算王莽专权时间），有206岁，而东汉的有效生命从光武算到灵帝死（不算汉献帝），只有164岁，其中光武、汉明、汉章、汉和四帝就占了81年，占了东汉一半的寿命，也就是说东汉传到刘秀的曾孙时就已经生不如死了，严格来说，三代后就不行了。 2，首都问题 东汉都洛阳而没有都长安，这其实是他对南阳功臣集团的一种妥协，他的云台二十八将南阳人占了很多，南阳离洛阳更近，也使得他们更倾向于定都洛阳。 但结果就是导致了对三秦大地的轻视，甚至后来把部分地区作为了羌人的内迁之地，国之中心逐步边缘化，以至到后来，还经常讨论是否要放弃河西走廊之地。国家本来是向外扩张的，现在却变成了内卷。 3，宦官问题 西汉的中常侍由士人担任，刘秀时则改由宦官担任，这是后面宦官祸烈的制度原因。 4，兵员问题 由原来的义务兵转向募兵制，撤销了专管武备兵役的内郡都尉，由于没有平时的训练，兵员素质下降，转而招募大批投降的鲜卑、乌桓、羌人，可想而知，这会潜伏多大的危机。 5，地方权力问题 为防止地方造反，于是撤销了专管武备兵役的内郡都尉，但这方面的权力又由郡守兼任，刺史也由过去的流动变为固定，这样地方长官就慢慢拥有了军权行政权财权，权力集中到一人，更容易造成地方割据，这也是后来黄巾平后“一虎灭而百狼生”的制度原因。这一点也不好处理，王莽当时就是怕地方反侧，所以死死把军权握在中央手中，结果地方不能快速平叛，以至迅速崩盘，而东汉后面把军权下放到地方，也造成了黄巾之乱平定后东汉名存实亡，殊途同归，所以最重要的还是要因时而变，没有固定的模式。 6，少数民族投降迁移到内地的问题 刘秀接受南匈奴投降后让这些人内迁到黄河以南的西河郡，还有后来羌人投降后安置到天水、陇西、扶风三郡，这些措施为将来五胡乱华埋下了隐患，到西晋初年，曾经是汉族聚居的关陇地区已经变成了“西北诸郡，皆为戎居”、“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的局面，到西晋末年，关中及以西地区的少数民族人口已经数倍于汉民族的人口了。这也是前面所说首都定在洛阳带来的一个严重后果，关中之地，易守难攻，一旦被外族占领，可想而知对中原威胁有多大。 现在来说说东汉的几个特点： 1，中后期外戚与宦官轮番上台，士大夫与宦官的激烈斗争，双方不共戴天，在这个过程中，充分体现了当时东汉士大夫的斗争精神，斗争的激烈程度在后面历朝都没有再发生过。最后以袁绍提刀杀完太监为止。 2，阶级固化，西汉时讲的人才机制仍然为东汉所用，并没什么大的变动，反而由于时间越长其弊端也越明显，上层几乎都是豪强与士族所垄断，而且这还导致了一个不好的厚葬风气，因为要举孝廉，搞得后世盗墓贼最喜欢东汉墓。也导致人才没有在上下层之间流动。 3，末期豪强自保，多修堡垒，用以自卫。 4，宗教：道教创立了，但其思想可能受到刚进入的佛教的影响，而后面的黄巾起义的太平道又受到了张天师道教的影响。这些宗教的兴起并得到传播，只能说明了当时民众苦难之深。 佛教可以说是从汉明帝修白马寺作为开端，而在五胡乱华时期最为繁盛，可能与当时国乱相关，老百姓只有通过佛教求得一丝心灵上的安慰。 4，数学发展还可以，那个大儒刘歆就是是改名刘秀想当天子的人，已经算出圆周率3.1415了，为什么这个大儒还会数学呢，其实这是当时今学儒学的一个副产品，因为儒学要推导天变，需要用到数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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