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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论史]历史，你为何选择了曾国藩？——曾氏生平及传世家书 （连载）[第1页] |
| 作者:心月长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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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第一部分 曾国藩生平 一、 绪论 二、 曾国藩所处的时代背景。 曾国藩家世 西学东渐的大潮 醉生梦死的王朝 太平天国的雄雄烈火 三、 曾国藩的崛起 寂寥的京官生涯与书生热血 扛起平乱的大旗——办团练 忍辱含垢，积蓄力量 初试锋芒，喜忧参半 四、客军虚悬 坐困江西 湖口惨败 罗泽南分军湖北 塔齐布之死 客军虚悬 饥疲之兵的惨剧 回籍奔丧 五 决战安庆 六 天京城下 七 剿捻前线 八 古老帝国的破冰者 九 天津教案 十 长路漫漫 后起行之 第二部分 曾国藩传世家书 序 言 百年以来，人们对曾国藩的评价可谓天壤之别。辛亥革命起，有人斥他为剿灭太平天国的“曾剃头”，而梁启超、蔡锷、蒋介石却对其推崇备至，章太炎这样总结：“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 对于曾国藩如此悬殊的评价，折射出了百年中国的兴衰之路，时代的风云变幻。 今天，处在全球一体化大潮之下的中国人，更加渴求在古典与现代、激进与渐进中寻找新的精神支点。人们在急剧的社会变革中，依然保持着不断审视传统的惯性。人生天地之间，自入世之日起，就时刻流淌着父辈的血液，许多恒久的东西的是无法改变的，那就是文化的根。它可以让我们更加理性地面对世界，把握未来。 曾国藩离世后，距今仅百余年的时间里，从梁启超、黄兴、蔡锷到毛泽东、蒋介石，无数的时代英杰们研读曾国藩的生平事迹，抄录他家书中的金玉良言，从而为自己的成功打下了坚实的传统文化根基。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蒋经国离开苏联，回到已阔别十二年的老父身边，蒋介石要求他潜心阅读《曾文正公家书》，并作读书笔记，直至离开大陆到台湾后，蒋氏父子一直在研读曾国藩。 曾国藩（1811—1872）原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人。早年受严格的儒家教育，其祖父心志很高，不时教导儿孙：“君子在下则排一方之难，在上则止息万物之嚣”，“人以懦弱无刚为大耻，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出生农村的曾国藩小时候放过牛，砍过柴，步入成年之初，还带着幼小的弟弟去集市中叫卖过菜蓝。无数个夜深人静的日子，曾国藩苦读积累，终于在28岁那年考中进士。 曾国藩所处的时代，清王朝急剧衰落，朝廷上下贿赂公行，人心沉沦，民不聊生，1851年，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爆发。清廷正规军——绿营一触即溃，节节败退。1853年1 月，曾国藩以在籍侍郎被咸丰帝任命为团练大臣，负责湖南的自保。曾国藩比清廷想的更为长远，以剿灭太平军为已任，想于此改革军制，建立一支体制外的军队，这支军队以宗法关系为纽带，领军统帅可以指挥如意，完全不同于绿营军各自为政，朝廷临时统兵将领不能指挥如意的僵化体制。曾国藩在建军时只招募朴实的青年农民，不收市井油滑、城镇市民，由同乡、同学、师友中量才而用，为军队统领、营官。曾国藩对湘军拥有最高领导权。 正是这支多由“忠义血性”的而不染当时奢糜世风的读书人为核心层的湘军，“书生领山民”，收复武昌一战，挽回了清廷的颓势。 由于清廷上下对国家正规军绿营心存幻想，寄望江南、江北两大营攻破太平天国首都天京，满清政府深恐曾国藩羽毛渐丰，湘军，这支体制外的军队在诞生之初即受到清廷的疑忌。因而让曾国藩长期处于没有地方实权，客军虚悬的境地，由于饷源枯竭，仰食于地方官，事急则用，事过即弃，以至于不少饥兵为地方官所诱，不惜铤而走险，去攻打太平军重兵把守的城镇，结果全军覆没，惨不忍睹。困境中的曾国藩，数次战败，二度自杀未成，“撑起两根穷骨头，养活一团春意思”，这副自作的春联是他当时心境的形象反应。 清末学者王闿运对时人多有讥评，当他阅读在曾国藩这一时期的奏折时，泪流满面，感叹：“夜览涤公奏，其在江西时实悲苦，令人泣下……‘闻春风之怒号，则寸心欲碎；见贼船之上驶，则绕屋彷徨’（按：此处王引用的是曾国藩奏折中语）,《出师表》无此沉痛。” (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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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间所有的新生事物，无一不是经过种种磨难之后成长起来的。湘军——这股清王朝的新生力量在曾国藩的带领下，历尽艰辛，总算扑灭了太平天国的熊熊烈火。 决战天京的硝烟刚刚散尽，曾国藩审时度势，他深知，清廷对湘军疑忌日深，湘军的何去何从已到极为微妙的时刻，他忍痛剪掉了自己的羽翼，大量裁撤军队，以至他在剿灭捻军的战场上，湘、淮军不和，不能指挥如意。他制定的围堵捻军的“河防”之策，受到朝廷上下官员的嘲讽，多笑他迂腐，在河防被捻军突破之后，曾国藩被调回两江总督之任。而李鸿章师承其河防之策，在遭遇多次挫折后，终将捻军镇压。 此际，清王朝已是日薄西山，垂垂老矣。朝野上下的清流之士们依旧顽固不化，拒绝社会的变革，曾国藩倡导的洋务运动正是在这种环境中艰难成长。 在军事工业方面，曾国藩矢志不渝的理想是建立一支近代化的海军，结束列强在中国万里海疆如入无人之境的历史，曾国藩为此费尽心血。这一遗愿最后由其门生李鸿章实现。 在教育方面，曾国藩促成了公派留学生远赴美国。这是中国第一批公派留学生。在中国数千年僵化的教育体制之下，首开先河，影响深远。碍于朝野“清流派”的阻拦，曾国藩经过数次向清廷力陈其利，最后这一方案得以实施，而此际曾国藩已长眠于九泉之下了。 继曾国藩、李鸿章创办江南制造局之后，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局，李鸿章创办金陵机器局，恭亲王亦诉又命崇厚创办天津机器局。风气渐开，坚冰渐融。再之后，在军事工业基础上，旨在使中国走向富强之路的民用工业逐渐兴起。 世间之事，当人们循着先行者的脚步走下去时，也许会不时感叹事业之艰难，但又有谁能体味拓荒者披荆斩棘之时所付出的巨大心血？其艰辛之状，比之后来因循者，谁轻谁重，自有明鉴。 曾国藩对中国近代化的贡献，除以上有目共睹的成就之外，尤为可贵的是他的这种开拓精神，激励着后人前行的脚步，敢于去突破前人所没有涉足的领域，比如从经济变革到政治民主化变革——如此不断前行，永不停歇。 从湖南山村中走出来的曾国藩，在位至两江总督之后，依然保持着朴实的本色，衣服旧了才换件新的，他在家书中要求女儿、儿媳们每人每年给他做鞋一双。这种农村人掘诚、吃苦耐劳的精神，与他一贯所倡的经世致用之学是异曲同工的。在草创湘军时，他认为：“今日不可救之端，在于人心陷溺，绝无廉耻。”立志：“引出一班正人，倡成一种风气”，在他的努力经营下，湘军人才辈出，官至总督、巡抚的达到27人，这些人物的成功，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湖南人以乡贤先辈为榜样，从宋教仁，黄兴到毛泽东，无不留心经世之学，从小即立志以天下为已任，不惧艰险，推动时代的进程，这些人物的出现，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影响，令人深思。 为转移社会风气，曾国藩优奖提携了大量的人才，他极为倔强地认为：“天下滔滔，祸乱未己；吏治人心，毫无更改；军政战事，日崇虚伪。非得二三君子，倡之以朴诚，导之以廉耻，则江河而下，不知所届！” 诚然，人们常言：“时势造英雄”，于是坐等时势的到来，或怨尤自己生不逢时，乃至随波逐流，此等人屡见不鲜，毫无血性，大抵皆为碌碌之辈。 曾国藩早年精专学问，学做圣贤。风云变幻的时局把他推向了腥风血雨的战场，戎马倥偬之际，他留下了1500万多字的奏稿、案牍、诗文、书信、日记等，其中对后世影响深远的，是他的家书。清末民初时期，曾国藩家书乃是士大夫必读之书。这些家书，或写于宁静的书斋岁月，或疾书于奔赴外地的旅途中，或写于军旅间颠簸不成字的小舟，或处于战阵危急四面被围，文报不通的营地，用隐语蜡丸递出（担心送信者被抓）…… 这些家书，真实、生动地体现了曾国藩怎样在艰难曲折中走向成功，成为他立身处世的心得体验，是一个饱历风尘，不屈奋斗者的心路历程，更是一个实干家对世道人心的深刻感悟。 读懂曾国藩，首先在其家书精华部分，而如何读懂其家书呢？ 对家书的字面意义的了解，我们想只要是念完了初中，稍有古文基础知识的读者都不难读懂家书的半白话文体，这种半白话文体，静下心来读它，有一种独特的韵味，若翻译成现代文体，则其中的意旨全无。 由于年代久远，加之曾国藩当时所处的环境错综复杂，如果对家书的写作背景缺乏详细的了解，人们就无法真实而全面地理解曾国藩的内心世界，更无从感悟其博大精深的思想境界。因此，读曾国藩的家书，不可不详细、客观地了解其生平经历。 基于此，笔者撰成这部《曾国藩生平 • 传世家书名篇》，从曾国藩千余封家书中选取有可读价值的近五百篇传世精品，从而让我们更加全面、透彻地吸取成功人生的精神之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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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毁，还是誉，有一点是人们公认的：曾氏是中国近代最后一个集体传统文化于一身的典型人物。 对于那些成就了非凡事业的时代俊杰，人们总是想去了解他，吸取成功的营养。由于各方面的原因，许多离我们较近的俊杰们或被置于神坛，或被打入十八层地狱，使我们无从去接近历史的真实……人们不断求索的目光，终于上溯到了曾国藩，这个中国近代最具影响力的人物身上！而让人叹为观止的是，一部《曾国藩家书》较为真实在纪录了曾国藩为走向成功而不屈奋斗的心路历程。 任何一个时代，都不乏舍本逐末、识见浅薄、追求一夜暴富的人们，这些人立身处事，个人修养很是欠缺，却偏偏对耍手腕，勤算计可谓费尽心机。于是，许多江湖游医们亮出了“祖传密方”，曾国藩被许多文人歪曲成了深怀“武功密笈”的成功高手，许多“法则”、“方略”充斥市间，与其说这些人是在“与时俱进”，还不如说是在轮奸传统文化。 编撰者于此寄望：让我们静下心来读曾国藩，让我们的心灵在周围的喧嚣中回归宁静！于此，我们以香港学者王尔敏的话作结： 天下有一帆风顺之庸才，却并无一帆风顺之英雄，庸才必与草木同朽，而圣贤豪杰之坎坷起伏、生死荣辱，正足以供后人凭吊与研讨……曾国藩带兵日久，历经折磨，迭遭倾挤，无不逆来顺受，忍辱含垢。经过长期奋斗，终能建立大勋，功名盖世。此种坚苦贞定之毅力，实为曾氏过人之长。用于当日官场，乃最有效之适应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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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门家风 清嘉庆十六年（1811）农历十一月十一曰深夜，湖南长沙府湘乡县高嵋山脚下的一个小村庄——白杨坪笼罩在一片漆黑中，村民为了省油，早已经熄灭了油灯，在隆冬中酣眠的村庄，不时传来几声狗叫声。 年近七十的村民曾竟希在酣睡中,突然间一条巨大的蟒蛇在空中盘旋了一阵，倏忽间飞进了曾家，盘桓在屋梁上……曾竟希惊叫着爬起床,原来是一场梦!正在不胜骇异之中，这时家人跑来报喜:孙儿媳妇产下一个男孩！ 数月之后，曾家屋后庭院中缠在古枫树上的紫藤，本来早在几年前就枯槁了，却神奇地复活了，长出茂盛的叶子，盘旋如同一条虬龙，淳朴的村民们都说，江氏生下的这个男孩——宽一（乳名）是一条蟒蛇精投胎! 曾国藩就是在这种富有传奇色彩的情境中出生的。 湘乡曾家源于衡阳，起初家世微薄，远祖自明朝以来，几乎都无缘于科举，即便是秀才也无人考中。曾家后人经过辛勤劳作，不断积累，光景稍好，到了曾国藩的祖父曾星冈时，家中有近100亩水田、山林。 曾家历来节俭、勤奋、为人厚道，曾星冈幼年聪明好学，但渐后因家庭较为宽裕，心情变得有些游惰，年轻的曾星冈在这一年龄段十分放纵，叛逆性很强，他不事农事，不时往返于湘潭繁华闹市间，和一帮青年朋友喝酒划拳，常常通宵达旦，日高酣眠。 如此年复一年，曾星冈年岁渐长，对这种游戏征逐的生活生出厌倦，时觉无聊。一天上午，沉睡中，曾星冈只觉口渴难忍，原来他昨夜饮酒甚多。一碗凉水下肚，正要睡去，听见旅馆里年长的邻居在议论他，一人说：“听说这后生家里很富裕，祖辈很是勤劳。”另一人言：“祖辈虽勤，但出了此等轻浮浅薄之子孙，真是败家子啊！”言罢二人叹息。曾星冈听后久久不能入睡，历经好几个不眠之夜后，他终于醒悟，扔弃游资，卖掉马匹，决心回家，平日饮酒的众多朋友中，只有一、二人为他送行，他步行往家赶，这一百多里的路程，对于从未经历艰苦环境锻炼的曾星冈来说，实在是一种挑战，他咬着牙前行，细皮嫩肉的脚上，血泡一个接一个地增多，烈日下不时有人骑马而过，尘土飞扬，曾星冈满脸尘垢。最后，他终于一瘸一拐地望见了家门。 从此，他痛改前非，终身天不亮就起床，着手经营自已的家业，讲求农事。那年星冈35岁。夏日，劳作了一个上午，曾星冈汗湿沾衣，在田头树荫下稍事休息，和风吹过，庄稼点头，他顿觉从未有过的充实，感叹：“凡菜蔬经自己之手种下，眼见其长成，又亲手收获，其味格外香甜；凡事物亲历千辛万苦而成功者，食之弥安”！他和雇工们日夜苦干，将山林田产管理得井井有条。步入老年后，他将治家的心得总结为祭祖、善待亲邻、早起床、勤打扫庭院、读书、种菜、养鱼、养猪等八条，命后辈们恪守这些信条。 曾星冈在家族里间享有较高的声望。他声如洪钟，容止威严，无形中给人一股慑人的力量，邻里间发生了纠纷，人们常常请曾星冈充当仲裁人，对于这种左右为难、费力不讨好的事情，他却很乐意为之，往往有一个较为客观公正的裁决，当然不时遇有蛮不讲理、不服之人，经过他厉声训诫，才幡然悔悟。有时，曾星冈为化解两方矛盾，自己掏钱准备一桌酒菜，将他们请来，款通情意，杯酒之间化去干戈，一笑散去。乐善好施，颇有侠士风的曾星冈，常对家人言：“君子在下则排一方之难， 在上则止息万物之嚣”。传统儒家思想的社会责任感，在曾国藩心中积淀很深。这种责任感，表现在具体行动中，曾星冈是这样做的：遇见道路桥梁毁坏不治者，孤寡老人、衰病无医者，量自己之所能，随时图之，不无小补。他反复告诫子孙：“若是一定要等到富贵了再去想这些事情，则天下终无可成之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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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自己少年任侠、不求自立而后痛自刻责，历经艰辛方有所成的经历，曾星冈不时对少年即十分懂事的曾国藩言：“人以懦弱无刚为耻，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 祖父言传身教，在国藩幼小的心灵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曾国藩一生受祖父影响最深，言：“余常细观星冈公仪表绝人， 全在一重字。余行路容止亦颇厚重，盖取法于星冈公”。 曾国藩父亲曾竹亭，为曾星冈长子。曾竹亭为参加科举考试，积苦力学，但屡屡受阻于科场，直到四十三岁之时，才中秀才。自己年岁浙老，曾竹亭见无望仕进，于是寄希望于国藩兄弟们身上，苦心孤诣地教育他们。曾国藩这样回忆父亲教育自己的情景：“国藩愚陋，自八岁侍府君于家塾，晨夕讲授，指画耳提，不达则再教之，己而三覆之。或携诸路途，呼诸枕畔，重温昨日所惑者，必通彻乃可”。 曾竹亭事父母极孝。曾星冈晚年患了中风病，行动不便，次年冬天，病情加重，口不能言。需要什么东西时，只能用眼神示意。在病痛很苦时，也只能皱一下眉头。曾竹亭早晚服侍，老人想要什么他都十分清楚。夜间照料父亲时，曾星冈不忍心频繁叫唤支使家人，而所用仆人又不甚称意。曾星冈每夜小解六七次，曾竹亭一面扶他起来，一面拿便器接着，这样一次又一次，不厌其烦，他静听老人的声息，尽心服侍。在严寒之夜，父亲要大便时，曾竹亭令他人帮忙搀扶老人，他不时用身体护着父亲，挡住从门窗缝隙而入的冷气。有时父亲身子弄脏了，就给他洗净，轻手轻脚地换上内衣，如此日复一日，不曾懈怠。次日晨，竹亭的弟弟过来接替他照料，也同样是耐心周到。久而久之，孙子、孙媳妇们，内外长幼，都被这种场面感化了，都抢着抱去洗那些脏衣脏裤，觉得十分快乐，不曾觉得有丝毫臭秽。老人患病三年多，曾竹亭没有睡过一夜安稳觉，时间越久，越是周到、爱敬老人。此际曾竹亭自己已是两鬃霜白的老人了。人们闻见其悉心照料老父的情景，无不为之动容。 曾国藩5岁时开始识字，学名子城。7岁那年，父亲设立私塾，授徒多人。他在这时随父亲学习，达十年之久。主要书目有四书、五经、《史记》、《文选》等。曾国藩幼年十分内向，显得有些早熟，相对于那些聪明外露、 巧话多的孩子，他十分沉默，勤于用内心思考。 道光四年（1824），国藩14岁，随父亲到湖南长沙府参加童子试回家后，父亲的朋友欧阳凝祉来到曾家，翻阅了国藩的诗文，赞叹不止。随后欧阳先生出题“青云共登梯”，叫曾国藩赋诗一首，曾国藩在庭中信步沉思，片刻之后吟出诗句，欧阳一听，不禁暗暗叫好，欧阳一生爱才不爱财，他将自已的女儿许与国藩为妻。当时，湘乡的名门闺秀之家认为曾家并不富有，皆不愿与之结亲。 20岁时，曾国藩开始到外地求学，先是在衡阳唐氏家塾从师汪觉庵先生，随后肄业于湘乡涟滨书院，山长刘元堂，看了国藩的诗文，称他必成大器。 曾国藩求学于汪师时，与10岁的弟弟国潢同行，弟弟口齿伶俐，应对敏捷，塾师常常夸奖他，以为有出息，很是讨塾师欢喜。而国藩却默不作声，表面上显得笨，不善于讨老师的欢心。一次国藩偶有小错，汪师训斥道：“你这个蠢货，一副戳牛屁股的相！你将来要是有出息，我给你背伞！” 刘元堂与汪觉庵，同为国藩的老师，却是天壤之别的评语。于此可见，人言虽可畏，更重要的是，不管别人的评价是毁还是誉，都要泰然处之，誉则加倍努力，不存骄傲之心，毁则鞭策奋发，不气馁。内向、早熟的曾国藩正是以这种心态要求自已。十多年后，已入翰林的国藩回想起汪师当年的鞭策，心存感激之情，作《汪觉庵师寿序》。 曾国藩二十三岁那年，考取秀才。这年十二月，他与欧阳夫人完婚。 道光十四年（1834），国藩肄业岳麓书院，其间大约一年左右。书院山长是欧阳厚钧主讲岳麓书院近三十年，虽然国藩在这里只学习了一年左右的时间，然而开阔了他的眼界，对于他的成长影响十分深远。在书院，曾国藩以诗文闻名，初显才情。这一年，他参加乡试，中第三十六名举人。二十四岁的国藩有“早售”之喜，曾家一片喜气。 中举人后当年岁末，曾国藩远离故土，前往京城参加会试，可惜的是此次考试他名落深山。他留宿京城长沙郡 ，读书研究经史，尤其喜欢韩愈的文章，韩文沉郁顿挫、志向深远的格调对曾国藩一生为人为文都影响深远。而对挫折，他并不灰心，在一首诗中言其志向：“匣里龙泉吟不住，问予何日斩蛟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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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谢.我老家湖北,我们同饮一江水,呵呵 作者：我是丹丹 日期：2008-4-9 10:17:31 顶,楼主继续,在看.对曾很感兴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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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感激诸位的期待、鞭策，我一定努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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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十六年（1836），二十六岁的曾国藩参加恩科会试，再度名落孙山。 又一次的失败，并没有让这位急于科举的寒门的子弟心灰意冷。即使在京会试期间，他依然不曾放松自己的学习。会试落第后，准备回湖南时手中已无余钱，为开阔自己的心胸，他绕道清江、扬州、金陵，而后逆江而上湖南。游历途中，他大开眼界，增长了自己的见识。在路过江苏雎宁时，前去拜谒了同乡易作梅知县，曾国藩一路上尽管吃咸菜米饭果腹，可手中还是所剩无几，很是困窘，但他下定决心在南京购置一套二十三史，便向易作梅借了百金，可还是不够买书的钱，他便脱下衣服典当了，终于买了一部二十三史。 受祖父家风影响，更依靠自己的悟性，曾国藩在幼年时即立志成为国家有用之才。他在如此穷困的境地，没有在科名受阻之时灰心失望，面对父老乡亲的引颈而望，他将目光放得长远，想从历代的成败得失、兴亡更替之道中丰富自己的思想境界，磨练自己的心志。 到家的那一天，父亲望着一路风尘仆仆，衣衫褴褛而目光深沉的国藩，面对儿子捧出的二十三史，曾竹亭说：“你借钱买书，我会不惜一切为你还 ，只要你能用心去读它，就算对得起我了”。国藩从此天刚亮就起床读书，直到半夜方才上床休息，他遍读百家之书，近一年的时间足不出户。受浓厚的志趣所驱使，贫困愈发激励他加倍苦读，其德业大有长进。 过了两年，又逢三年一遇的会试。曾家偿还易作梅的借款之后，家中已经没有钱给国藩进京了，只好求告于亲族邻里，勉强筹借到三千吊钱成行。一路上，国藩省吃俭用，三月不知肉滋味，即使如此，国藩到达京城时，口袋里仅剩下三吊钱了。当时，他身上的土布衣衫经多次浆补，早已失去了颜色，应试的举人之中，再没有比他寒苦困窘的人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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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难困苦，正是成就事业的最好时机，年幼时，祖父常对他言：“凡事物亲历千辛万苦而成功者，食之弥安”！此际，国藩没有灰心伤感，相反意志愈来愈坚强。此刻，唯有背水一试了！ 苦尽甘来，这次会试，国藩中第38名贡生。 四月，正大光明殿举行的殿试，国藩为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按照惯例，三甲的成绩不能进入翰林院。曾国藩十分羞愧，发榜当日，就准备买车南下回湖南，不准备参加随后进行的朝考。后经郭嵩焘劝阻，湖南同乡劳崇光御史的帮忙活动，他才留了下来。朝考取得了一第三名的成绩，五月初二日引见之后，改为翰林院庶吉士。 这年8月，曾国藩请假出京，与凌玉垣、郭嵩焘，同行归湘。翰林回家，亲友们都过来庆贺，数日间，曾家沉浸在喜悦中，宾客盈门，酒终人散之后，祖父对曾国藩父亲说：我们家以农业为本，虽然富贵了，但千万不能忘了这一点！国藩成为翰林，事业刚刚开始，以后的路还很长，我们家中的一切食用都不能让他牵累，以免他分心”。 此后十余年，曾国藩官居京师不曾受到家事的羁绊。 这一年，国藩开始养成写日记的习惯，记录每天所做的事以及所读的书籍，名为《过隙影》，自此以后，他持之以恒，日记从未间断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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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喜欢听德电 回复日期：2008-4-10 0:09:11 谈曾国藩应该从宋学说起，否则无根.但是我担心有太多的人一提到宋学，就想到程朱理学...然后什么封建/保守之类的词语足以让他胆怯到不敢思考五四之前的文化 您说的有道理，多谢。我在以后的行文中会涉及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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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二十年（1840），他抵京后，患热病十分厉害，生命危急，幸得同乡欧阳兆雄的悉心照料，请医问药，多方奔走。这一病就是二、三个月，直至八月初，才慢慢开始好转。十二月，父亲曾麟书带着曾国藩夫人，九弟国荃、儿子纪泽来到京城。次年三月，曾麟书离京回湘。 曾国藩从小就立志成才、济世。步入翰林，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在一般人看来，富贵己极，人生的梦想莫过于此，至于更高的理想——济世，许多登科士人不屑于为之，或是为稍遇挫折后即感叹生不逢时，开始随波逐流，只想让自己过得快活一点，不少人甚至感叹：所谓理想、信念，完全是骗人的。正如康熙帝所言：“士子负笈而行时，以天下为易，跌蹶经营，一入高位，反成尸位！”可见，身处高位者胸怀济世之想的人并不多，而在田舍村夫中，却不乏救助民众的义士，寻诸中国历史，举不胜举。所谓“人各有志”，不是环境所完全决定的，关键在自身。 一个人要实现自己的目标，注定要历经千辛万苦，当然有的人得之甚易，但也会失之甚易。曾国藩步入翰林，首先是明志，其后在修身上痛下功夫，多年忍受贫穷、失意的折磨。 这位来自湖南农村，有着山民的淳朴，毫无钻营取巧民习气的翰林，没有淹没在京城的浮华与醉生梦死之中，自强不息，作箴言自励 ： 煌煌先哲，彼亦犹人。藐焉小子，亦父母之身。聪明福禄，予我者厚哉！弃天而佚，是及凶灾。积悔累千，其终也已；往者不可追 ，请从今始！荷道以躬，与之以言；一息尚存，永矢弗谖！ 这则“立志箴”，是曾国藩二十八载春秋，家风影响与个人深悟的大总结。 曾国藩在给诸弟的家书中言：“人苟能立志，则圣贤豪杰何事不可为？……我欲仁，斯仁至矣。我欲为孔孟，则日夜孜孜，唯孔孟是学，人谁得而御我哉？！” 他作《小池》诗，托物言志： 屋后一枯池， 夜雨生波澜。 勿言一勺水， 会有蛟龙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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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京后，曾国藩对自己的学业抓得很紧，同大学士倭仁、同乡吴廷栋、何桂珍、陈懿辰等交流学问，过从甚密。他在日记中，十分注意剖析自己“修身“的效果，对自己严格要求，有许多自责的话语。他为自己订下了十二条课程：1、主敬，2、静坐，3、早起，4、读书不二，5、读史书，6、说话谨慎，7、养浩然之气，8、保持身体健康，9、每天记茶余偶谈，10、每月作诗文数首，11、写毛笔字，12、夜晚不出门。 一个人若想实现自己的目标，其才能固然是一方面，但如果在人品、修养方面不足，那将使自己失去人心，功败垂成。不少人一味地学习耍手腕、时时算计，深恐自己吃亏，结果小事精明，坏了大事。世间男儿，如妇人之心者不在少数。曾国藩律己甚严，针对自己过于多言、好名、求利、争强好胜、好色这些弱点，痛自刻责。 其在道光二十二年前后日记中云： 坐间，闻人得别敬，心为之动。昨夜梦人得利，甚觉艳羡，醒后痛自惩责，谓好利之心，至形诸梦寐，何以卑鄙若此！方欲痛自湔洗，而本日闻言，尚怦然欲动，真可谓下流矣！ 是日席间，海秋言：“处德我者，不足观心术；处相怨者，而能平情。——必君子也。”此余所不能也。 二十二岁初度。同年十人在寓中会课。绝早客来，灯后方散。出题太难，又以生辰，同人皆不完美，余亦不作，无恒！ 凡喜誉毁之心，即鄙夫患得患失之心，于此关打不破，则一切学问才智，适足以欺世盗名。 小珊前与我有隙，细思皆我之不是，苟我素以忠信待人，何至人不见信？苟我素能礼人以敬，何至人有避言？且即令人有不是，何至肆口谩骂？ 自戒烟以来，心神彷徨，儿若无主，遏欲之难，类如此矣！不挟破釜沉舟之势，讵有济哉。 自正月以来，日日颓放，遂己一月，志之不立，一至于此。每观此册，不知可以为人乎？ …… 在曾国藩的日记中，律己之言举不胜举。这种传统儒家的“慎独”精神，激励曾国藩在自强之路上，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梁启超言：“如无曾公之毅力，必为失败之人”。现在看到这些文字，或许有人会暗喜：“一个干大事的人身上也有这么多缺点”。殊不知，敢于面对人性的弱点，向自我挑战，并以百折不挠的毅力追求完美，这样的人实在罕见。 同为湖南人的毛泽东在青年时代言：“惟学如基础，今人无学，故基础不厚，时惧倾圮。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毛泽东吸取了许多传统文化的精华部分，在治党时强调：“批评与自我批评”，“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正是借鉴了曾国藩的这种律己自强精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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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敢于面对自己的另一弱点：色欲。日记中言： 友人纳妾，欲强之见，狎亵大不敬。在岱云（陈源兖）处，言太谐戏。车中有游思。晚饭后，静坐半时，读史十页。 日中，闺房之内不敬。去岁誓戒此恶，今又犯之，可耻，可恨！ 是日，目屡邪视，直不是人，耻心丧尽，更问其他？夜，心情不畅，又厌闻呻吟（内人生病）声。 不管是百年以前，还是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男人妻妾如云，或是纵情风流，被不少人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对一般人来说，人生最美之事，莫过于此。但如果要干一番事业，就不能沉迷于情欲之中。不少人在温柔乡里，锐气暗消。二十世纪中国另一位伟人蒋介石在青年时期日记中，也对自己多次“冶游”，不知节制，进行自责。后来他对自己的心得总结言：“事业可以满足欲望，而欲望足以败坏事业；事业未成功，先务魇足欲望，必败无疑……” 曾国藩深怀济世之志，在家书中言：“余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官（宦） 积金遗子孙为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神明鉴临，予不食言”！ 虽说耻于做官为发财，但自己的生计，迎来送往，孝敬父母的用度这些总要维持吧？但曾国藩步入翰林的最初几年，他无权无位，又耻于投机钻营，曾国藩境况极为清苦，以至借债度日，他屡在家书中言：“儿光景甚窘……”数年中，他累计欠债一千多两银子。虽然自己很苦，然而一遇朋友、同僚中有困难、以及疾病、亡故之人，他一次又一次竭力相助，十分丰厚。 及至道光三十三年（1843），曾国藩参加翰詹廷试，名列二等第一名。六月，任命他为四川省分试正考官，曾国藩的清苦生活方才稍有改变。 道光二十三年（1843）三月，曾国藩参加翰詹廷试，名列二等第一名。经过十四日的引见，国藩被升为翰林院侍讲。六月，被任命为四川省分试正考官。他行至河北保定时，中暑了，不能进食，抱病前行，其他人见病的不是自己，竟不闻不问，人情的冷暖，自是别有滋味在心头。闰七月，病了一个多月的国藩行至西安之时，已是“惨淡过潼关，沉昏度清灞”的情形。时为陕西巡抚的李星沅见国藩病重，让他住在官府中，百般照料，数日后，病情才渐渐好转。随后方启行入川。 同年十一月，曾国藩返京之后，充当渊阁校理。 四川差使完成后，马上寄了一些钱回家里，作为馈赠亲族邻里之用。 曾国藩对于族人，姻亲的情谊十分深厚，在他的内心深处，有着深沉的悲天悯人情怀，在道光二十四年三月给弟弟的家书中，说道： 所寄的银两，用四百两来馈赠给族人、亲邻……我已亥年到外公家时，看到大舅住在泥做的房子里，吃的仅仅只是青菜萝卜，这让我长时间都觉得很难受。 通十舅送我的时候，说：‘外甥在外地做官时，舅舅来做烧火伕。’南五舅送我到长沙，握着我的手说：‘明年，我送你的媳妇一同去京城。’我说：‘京城很苦，您不要来了……’。舅舅说：‘是啊！可是我最终还是要找到你当官的地方！’说完，泪流不止。我想，舅舅们年纪都老了，挨饿受冻的情形也能够想象，而今十舅已经去世，我的意思是还应当照顾一下他的妻子儿子，……弟弟们都比我晚生十多年，看到亲戚族人家里都很穷，我们家比较富裕，以为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却不知道，他们当初和我们家是一样兴旺的。只有我见到过昔日他们兴盛的情景，现在却落成这个样子，我心中十分难受”。 曾国藩来自乡间，深深地知道民生之艰难。家国之苦，儿女情长，泪湿于纸！国藩的目光早已关注到民不聊生的现实，只是自己一介书生，空有悲天悯人的情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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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二十四年（1844），曾国藩三十四岁。正月，同乡友人陈源兖的妻子易安人病死在京城，陈的儿子远济甫满一个月，国藩将他带进家中，雇乳母喂养远济，并将次女许配给他。 五月，道光帝在勤政殿召见曾国藩，派充翰林院教习庶吉士，数月后，升为翰林院侍读。 八月中，湖南新宁人江忠源为举人，留在京师。通过郭嵩焘求见曾国藩。江性格豪爽，颇有侠士之风，不拘礼节。众人谈论了一些市井琐闻，欢笑之间，不觉日已西斜，江忠源起身告辞而去。曾国藩望着他的背影，回过头对郭嵩焘说：“京师之中难以寻觅这样的人才了！”二人感叹良久，曾国藩又言：“此人必将有大功于国家，然而，会因为忠诚节义而献身……”当时，清王朝承平已久，尚未发生大的内乱。闻听到这话的人都觉得不可理解。国藩于隐约之间 ，已经敏锐嗅到了天下大乱的迹象，是直觉，还是冷静的分析？或许二者兼而有之。 道光二十五年（1845）五月，曾国藩迁官为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九月，又升为翰林院侍讲学士。 曾国藩晋升很快，名位渐渐显踊跃贵，门庭热闹起来，他常常以盈满为戒，将自己书房命名“求阙（缺）斋”。所有湖南同乡在京为官以及在京举人，他们遇有疾病、困窘无法解决时，常想到找国藩帮忙，国藩在钱财方面尽力资助，办事则竭力经营筹划。道光二十六年（1846），湖南籍京官奏事，开始由曾国藩领衔具折，他成了湘籍京官的核心人物。 这年夏秋之际，曾国藩患了热病，在城南报国寺静养。湖北汉阳人刘传莹，精通考据学，他正巧也居住在报国寺，他们二人经常切磋学问，对坐终日，成为莫逆之交。只可惜刘传莹体弱多病，英年早逝，道光二十八年病卒于汉阳家中。 道光二十七年（1847）四月，曾国藩参加翰詹大考，取得二等第四名的成绩。六月，升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从四品骤升为二品大员，湖南三十七岁官至二品者，在清朝，曾国藩是第一人。 曾国藩并没有陶醉在声名远播的环境中，更加好学，极为刻苦，以坚韧的毅力，在个人才能的积蓄方面，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他对治理国家、典章制度方面，如《会典》、《通礼》这些书，进行了反复的研究。采辑古今名臣大儒的言论，分条编录成《曾氏家训长编》，分为修身、齐家、治国三大门类。 此时，他对经世致用之学开始广为涉猎，对盐政、海运、币制、河堤等诸多方面，辑录成册，随时查阅。 但凡有才能的人，必须得到朝廷的发现，才能够一展自己的才华。国藩自从道光十八年（1838）参加会试起，其后多次考试都由穆彰阿担任总考官，这中间，建立了师生之谊。曾国藩由于勤奋努力，有才有识，加上十分注重个人品格的修养，深为领班军机大臣、道光帝所倚重的穆彰阿所识拔。曾国藩在实授礼部右侍郎之后，正式开始其从政生涯。在清代，侍郎是六部的副职，正职为各部尚书。以前在翰林院供职时，曾国藩还没有参预国家政事。担任内阁成员时，由于没有进入军机处，清闲得和冗员一样。担任侍郎之后，他开始屡次上书言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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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cancoo 回复日期：2008-4-10 19:38:53 期待你的精彩大作 写不好 要打板子的 知道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多谢.我一定努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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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opima 回复日期：2008-4-10 19:19:34 慎独 作者：小898虫 回复日期：2008-4-10 19:23:24 潜力贴。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曾公言: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诸位与我共努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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扛起“平乱”的大旗—办团练勇 在清王朝前期，当时久经战乱，民心思治，顺治、康熙、雍正又都很善于治理国家，经过上下一心的努力，社会经济步入繁荣，进入乾隆后的灯红酒绿之中，乾隆六下江南，耗费巨大。和珅受宠20多年，朝政日渐松驰，时时更换官吏，上下相蒙，只知道设法贪赃索贿，开始还只是用千百算计，后来不是万数不行，最后以至于数十万甚至数百万。大贪官们视万金的交纳，如一桩小事，属下为迎合，拼命搜罗剔刮，民不聊生，以此来满足上司的贪心，博得好感，如此层层相因，上行下效，日甚一日。清代吏治，自乾隆朝中叶到嘉庆、道光年间，腐败已达到极点。 乱世出英雄，形势发展到道光、咸丰时期，民间各路英雄开始磨刀霍霍，准备揭竿而起。翻遍中国历史，在辛亥革命之前，从来没有人民可以参与国政的先例，民众被官吏所欺凌逼迫，在残酷的虐政下无以为生，问天天不语，绝望之中，只有一条路可以求活了：造反！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清王朝中叶以前，军队除了八旗兵以外，还有绿营兵。入关之后，昔日勇猛善战的八旗兵，习惯于养尊处优、骄气、惰性渐渐滋生，在平三藩的战斗中，雄风不再，一触即溃，全仗绿营兵苦战之力。而到了乾隆后期，武备废弛，绿营兵躺在从前的功劳本上，战斗力一落千丈，以至于在阅兵时，出现了射箭箭虚发、骑马人落地的场面。嘉庆初年，在镇压白莲教大起义的战争中，绿营兵一败涂地，后来全靠各地地主团练武装冲锋陷阵，绿营兵则在一旁冒功请赏。 眼见古老的帝国日益衰朽，日渐兴盛的西方列强暗自窥喜。1840年8月，英国议会通过侵华决议案。万里海疆，对于船坚炮利的英国军队来说，如履平地，运用先进科学技术制造的舰艇，冲涛斩浪，天涯只在咫尺之间，加上埃及苏伊士运河开凿成功，落后的东方与发达的西方距离骤然拉近，西力东渐，奔涌如海潮。英舰队炮轰广州，进击厦门，攻占定海、宁波、上海。1842年8月，《南京条约》签订后，中国的大门被迫打开，英 、法、美等国纷至沓来，古老的自给自足自然经济面临解体，中国成了外国资本主义的商品市场以及原料基地。 鸦片战争之后，国内阶级矛盾进一步加深，民不聊生，无路可走，各地农民举起了造反的大旗。1842年1月，湖北崇阳钟人杰起义；1844年5月，湖南来阳杨大鹏揭竿而起；1845年，广西邓立奇、钟敏和起义；1847 年10月，湖南新宁雷再浩领导天地会起义…… 面对内忧外患的局面，咸丰元年，曾国藩上《议汰兵疏》，其中说：“我看天下大患，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为国家财力不足，二为军队不精。军队情形各省不尽一致。漳泉军士很残暴，经常发生千百人的大械斗。贵州、四川的军士，以勾结盗贼为业。其它的抽鸦片、聚众赌博，各省都普遍存在。大部分兵员没事干的时候就游手好闲、恣事生非，一遇到战事就雇用无赖之人替代自己，望见盗贼就纵其逃走，贼逃了，就杀民邀功请赏。张贴告示陈述谕旨丝毫不起作用，无法改变他们的恶习。至于国家财力不足，内外臣人人忧虑。 “从庚子年至甲辰年五年当中，一大损耗在于外患，二大损耗在于库案，三大损耗在于河流决口，因而，财力已经无力满足这些浩繁的用度！己已年之后，陕西、河南两省连续两年大旱，东南六省发水灾，累计每年欠收在千万以上。又发给百万赈救款，国家的财政怎能不紧张？” 乾隆四十六年，实行扩军，一举增兵6万多人，当时，大学士阿桂曾经上疏陈述：“用作国家的经费，一次拿出来不感觉它太多，而年年拿出来就会觉得很为难了。此次新增兵饷，每年接近三百万，以二十余年来计算，就须七千万之多。请不要实行增兵计划”。后来朝臣商议驳回，最终增兵。因而到了嘉庆、道光年间，帑币库藏大减。曾国藩极力主张裁军，他和当时的阿桂深有同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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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第7个ID 回复日期：2008-4-10 20:08:09 王船山之学说对湘人影响至深，应该写写这方面的事情。 曾在评乱之时，左老三对他的帮助最大！！！！！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王船山在后文有所涉猎. "左老三"还是叫"左季高"或"左宗棠"好一些,诸位以为如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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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飞马横刀斩浮云 回复日期：2008-4-11 16:59:42 “在军事工业方面，曾国藩矢志不渝的理想是建立一支近代化的海军，结束列强在中国万里海疆如入无人之境的历史，曾国藩为此费尽心血。这一遗愿最后由其门生李鸿章实现。” ——在相当多的文稿中，曾对西洋之器物抱持着颇为不屑的态度。而李之眼界确实高过其师，中国近代化海军的建立李之功不可没也，至于曾有何贡献，不敢妄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您说的有一定道理,不过，曾国藩为中国洋务运动的开山巨匠，此说已有公认。 至于李鸿章，梁启超以为“李为曾肘下一人物矣”，我觉得此说是比较中肯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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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元年，曾国藩上《备陈民间疾苦疏》，其中所列举的民间疾苦，分为三大项：“一是银票价太高，钱和粮食很难交换。东北和手南方的地方，大约一石米能值钱三千文，从古到今，没有多大悬殊。以前一两银子换钱一千文，一石米能得三两银子。而现在一两银子换钱两千文，一石只能得银子一两半，朝廷从建朝伊始就按劳取酬石米卖钱三千文规定收粮不变，所以百姓实际上要增加一倍的支出。除此以外，房基、坟地，都为纳税课目，而且是按银价计算，这些成倍超过了往年。自银价上涨之后，百姓纳税愈加辛苦，官员们追缴税款越来越残酷，如果一家完不成税款，就强制带走同族中富裕的人家逼迫代交。更有甚者，铐走他们的亲戚，羁押他们的邻居。 “二是盗贼太多，百姓难以安生。庐、凤、颍、毫一带，自古就是盗匪成群的地方。百姓迫不得已控告到官府，官带兵前去，先贴出告示，而后到这个地方，牌保谎称盗匪已经逃跑，官吏就焚烧百姓的房屋，显示完自己的威风就走了。当差的趁机敲诈勒索事主，装满财物之后才离去，然而，盗匪依然逍遥法外。案件不能昭雪，盗贼不能被抓，而事主家已经破产，只好饮泣吞声，不能再去控告。即使抓到盗匪，当兵的平时都和他们勾结，临时抓来，再花钱把他们放走，一点不露痕迹，反过来借盗匪之名恐吓村民，索要重金 ，否则就被指为盗匪同伙，烧掉他们的房屋、或者施以酷行。要不就是让同族或者邻居，限他们把盗匪绑来献上。 “三是被冤枉入狱的太多，百姓的怨气难以伸张。有一家长期申诉，得有十家破产；一个人蒙冤，百人受株连。常常一些小的案件，几年不能结案，颠倒是非，老死在牢房，这些现象真让人发指啊！” 道光二十年（1840），清廷因鸦片战争而受挫于以往所蔑视的英夷，百年来八旗兵与绿营军已经衰朽不堪的现状，暴露无遗。加上连年灾荒，流亡的人满街都是，百姓已经没有安身之所，许多人铤而走险。当时上上下下的文武百官，还陶醉在乾隆、嘉庆以来太平已久的习俗中，只贪图眼前的享受，视百姓的疾苦如同玩笑。在执行朝廷律令时，相互粉饰，一意遮掩，当时流行的当官秘诀是：“少说话，多磕头”，国家政权在这样一些人的手中，高官们对眼前的危机麻木不仁， 歌舞终日。曾国藩已经预感到情况的严重性，开始筹划挽回颓势的对策，这是卓有远见的，只是在统治阶级中这样的人太少了！“经其野，民有菜色，入其朝，不闻直言。此所谓燕雀处堂，而不知大厦将焚”。曾国藩力图挽回危机四伏的局面，连上奏折，但对时局并没有什么改变，相反，却由于其中一片奏折言辞切直，险些引来一场大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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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元年（1851）四月，继位已经一年多的咸丰皇帝面对危局，孜孜求治，想使朝政有所改观，下令征言。曾国藩认为，作为国家的重臣，应直言国家大事，只有具备高风亮节，才能在国家遇有事变之时，有所作为，不至于畏葸退缩。出于一片忠诚之心。他在咸丰元年四月上《敬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目的在于苦劝咸丰皇帝改变骄奢淫逸之气，革除廷臣一味阿谀的风气，他预感到这篇奏折将会让咸丰帝龙颜大怒，抱定了祸福置之度外。 他极为切直地指出，自从咸丰以来，对于臣下的奏疏，大抵都用“无庸议”三字而了之，即使对那些给予奖励、称许的人，也不过是做做样子，而一点也不讲求实效。他批评朝廷之所以在军事方面没有可以依靠的人，在于咸丰平时不善于发现刚正之臣，这样下去，皇帝会越来越觉得直言可恶，而谄媚、阿谀的风气 将愈刮愈烈…… 咸丰看完这份奏疏后，大为震怒，将曾国藩的奏折摔在地上，马上召见军机大臣，要给他治罪。见龙颜大怒，大臣们几乎没有人敢出来说话，一场大祸眼看就要来临，尚书祁隽藻不住为国藩叩头请罪，当年会试时的房师季芝昌说：“国藩是我的门生，性格愚戆，求皇上可怜他一片愚忠，宽恕他”。咸丰帝才慢慢息怒，最后说他的奏折“虽迂腐不知变通，但心意尚可取”。 在伴君如伴虎的时代，象这样切直地批评皇帝的奏章，是十分少见的，一个一片血诚之心的书生，不失古大臣刚直不阿的风骨！ 曾国藩政治生涯开始的几年，急于改变当时危机四伏的局面，然而，处于醉生梦死中的王朝没有激起半点改革弊政的决心。咸丰帝开始求言以来，数百份奏章多以“毋庸议”三字了之，有的下发给各省，文书往来之后，束之高阁，如同风马牛不相及一般。曾国藩的一片书生血诚，只能成为官员们唾弃的对象，他对官场中的繁杂庸俗越来越看不惯，而自己空有一腔热情却无法施展，只能一味地等待，他在诗作中感叹“补天倘无术，不如且荷锄”，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使他颇感失望。但他清醒地认识到，归隐山林实属逃避现实之举，只能静待时机，力图有所作为。惟意志高远，有凤凰翱翔于万里云空的胸襟，才不会被眼前的得失所触动，曾国藩曾经在家书中说：“君子立志，应当有使天下百姓过上富足生活的气量，有内圣外王的功业，这样才无愧于父母生 ，无愧于为天地完人。他所忧虑的，以自己不如舜、周公而忧，以不修德行不求学问而忧。所以，民众顽固不化值得忧虑，外夷不臣服于国家值得忧虑，小人在位贤才被弃值得忧虑，百姓不被自己恩泽值得忧虑，所谓悲天悯人，这是君子所应当忧虑的。至于个人的委屈与通达，一家的饥饱，世俗的荣辱、得失 、贵贱、名声，君子本不该为这些东西劳心费神”。 诚然，一个没有目标和信念的人是极其可悲的，与死人没有什么两样。曾国藩所凭借的正是这种近乎愚掘的信念，面对人生的挫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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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元年（1851）闰八月，曾国藩在会审琦善一案中，由于和许多人据理力争，言词激切，得罪了不少权贵，他的处境更加孤立了。不少达官贵人一见到他只是寒喧数语便离去，以至耻于和他同席吃饭。 正当倍觉失落之时，咸丰二年六月，曾国藩被任命为江西乡试正考官，获准让他完成公务之后回湖南老家探亲。此时，曾国藩阔别故乡已十多年了。其间多次思归，只是难以措词，加上他为维持生计、应酬而欠下许多债务，光景甚窘，只能遥望故乡长叹。六月底，他离京南下赴江西而去。 七月底，曾国藩刚抵达安徽县境的小池驿，接家人来报，他的母亲江夫人已在六月中去世了，他闻听后，泪下如雨。随即，改服奔丧，溯江西上。 这一段时间中，在广西揭竿而起的太平军，由道州进军，当月攻下湘南重镇郴州，经安仁、醴陵进逼省城长沙。曾国藩八月十三日抵达武昌，湖北巡抚常大醇前来吊丧，曾国藩这时方才知道太平军已经进围长沙，于是他取道湘阴、宁乡回到家中。想起十二年前，离开故乡与母亲一别，竟成永诀，而自己这些年在京城境遇孤苦，一腔热情无处施展，空负慈母养育之恩……曾国藩不禁抚棺痛哭。 道光年间不断发生的小股农民起义遭清王朝的镇压之后，在统治力量相对薄弱的广西，正酝酿一场席卷大半个中国的农民起义。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起义在广西金田村爆发。洪秀全出生于贫苦农民家庭，故乡广东花县距广州不足百里地。洪亲眼目睹了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三元里人民英勇抗击英国侵略军的悲壮情景，而清王朝的腐败衰朽，让四次参加乡试连秀才也没有考上的洪秀全失去了信心。当他在广州读到基督教的布道书《劝世良言》时，深受启发，他写出了《原道觉世训》，提出斩杀代表各种邪恶势力的“阎罗妖”，由广大贫苦农民建立良好的天国世界。——洪秀全建立了拜上帝教，贫苦农民纷纷加入。 广西地方官员对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无力镇压，却又害怕朝廷知道了丢掉自己的乌纱帽，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采取消极、放任的态度。洪秀全发起的拜上帝教会在二、三年之间很快发展壮大起来。纸已经包不住火了，清廷终于意识到广西局势的严重性，任命向荣为广西提督，林则徐任钦差大臣，驰赴广西会剿起义军。随即将广西巡抚郑祖琛革职。林则徐病死在赴广西途中，改任李星沅为钦差大臣，清廷汇集两广、云贵、湖北、福建等地兵勇近二万人进攻太平军。1851年9月，太平军在广西平南村击溃向荣军队一万多人，进占北部重镇永安（今广西蒙山）。洪秀全封杨秀清为东王，萧朝贵为西王，冯云山为南王，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为翼王，秦日刚为天官丞相，胡以晃为春官丞相。 咸丰帝见李星沅、周天爵无能，任命首席军机大臣赛尚阿为钦差大臣，全权指挥广西军事。1852年4月，太平军冲破清军持续半年的永安之围，清军兵勇多只是遥遥尾随，惟乌兰泰穷追不舍，被打得大败，死于乱军之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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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bingshizi 回复日期：2008-4-11 23:19:28 作者：心月长河 回复日期：2008-4-11 15:31:36 baidu了一下: 苏伊士运河全长170多公里，河面平均宽度为135米，平均深度为13米。苏伊士运河从1858年开凿到1869年竣工。运河开通后，英法两国就垄断苏伊士运河公司96%的股份，每年获得巨额利润。 如此，则１８４０年的鸦片战争中英夷的坚船利炮不能从１８６９年竣工的苏伊士运河通过． ============================================== 您说的很对,感谢您的指正。之前我在查阅梁启超先生的《李鸿章》时，错误地理解了他的意思。先生的原文如下： 李鸿章之初生也，值法国大革命之风潮已息，绝世英雄拿破仑，窜死于绝域之孤岛。西欧大陆之波澜，既已平复，列国不复自相侵掠，而惟务养精蓄锐，以肆志于东方。于是数千年一统垂裳之中国，遂日以多事，伊犁界约，与俄人违言于北，鸦片战役，与英人肇衅于南。当世界多事之秋，正举国需才之日。加以瓦特氏新发明汽机之理，艨艟轮舰，冲涛跋浪，万里缩地，天涯比邻，苏伊士河，开凿功成，东西相距骤近，西力东渐，奔腾澎湃，如狂飚，如怒潮，啮岸砰崖，黯日蚀月，遏之无可遏；抗之无可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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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3日，太平军攻克全州，南王冯云山中炮阵亡。 6月12日，太平军进入湖南后攻占道州 。 8月17日，占领湖南重镇郴州 ，太平军已发展到十万之众。 9月11日，太平军进围长沙，清军凭坚据守，西王萧朝贵中炮阵亡。从各地陆续开赴长沙的军队将太平军包围后，各部互相观望，不敢进击，太平军抓住时机突围而去，清军依然在后远远跟随。太平军于12月拿下湘北重镇岳州，缴获大量军火、船只。水陆并进，旌旗蔽日，沿江而下，直捣武汉，沿途清军望风溃逃。 1853年1月，太平军占领武汉三镇，湖北巡抚常大淳阵亡。太平军人数此时已达五十余万。 1853年2月，太平军挥师东下，进军南京，一时间白帆蔽江，首尾相连达数十里，兵锋所指，连下沿江重镇九江、安庆、芜湖，于3月20日攻占南京，清廷钦差大臣两总督陆建瀛、江宁江军祥厚死于军中。太平天国定都南京。 太平天国在两年多的时间，进军东南六省。凭借领导层的紧密团结，身先士卒，以摧枯拉朽之势，将清王朝的兵勇视如泥人，连战连捷。严明的军纪得到了民众的拥戴，所过之处，穷苦百姓纷纷焚香于道。 太平军占领南京后不久 ，清廷钦差大臣向荣统领十余万兵勇追随到天京城郊，屯扎于孝陵卫一带，号称江南大营；由琦善率领的北方各路官兵进围扬州，号江北大营。 面对太平军的凌厉攻势，清廷上下从睡梦中惊醒过来，急急寻找补救的对策。曾国藩在奏折中分析：“镇压太平军两年来，耗费的时间太久，花去的钱物实在太多，调集的军队也够多的了，可是往往只听说遇贼就溃，却从来没有听说大战一场的；往往只是从太平军后面尾随却从未听说拦头一战的。我军所用兵器，皆以大炮、鸟枪远远轰击，没有听说与敌人短兵相接，用枪钯交锋的情况”。绿营兵的战斗力已经完全丧失了。 在太平军攻围长沙之时，与之相距不足百里的湘乡也闹得人心惶惶，当时世道还没有大乱，有点钱人家一下子吓破了胆，相率准备逃走。以避逃“土匪”，热孝在身的曾国藩写了三首《保守太平歌》，分别是《莫逃走》、《要齐心》、《操武艺》。他觉得自己为湘乡之民，从道义上讲应当与大家齐心协力保护桑梓。 咸丰二年十二月（1853.1），曾国藩接到朝廷上谕，命令他帮同办理湖南团练，以镇压搜查各地农民起义军。当时他正处于守孝期间，于是草疏恳求在家终制守孝，奏疏刚写好还没有发出。湖南巡抚张亮基派人来到他家中，告之武汉失守了！时局很危险，人心惶恐，恳请国藩出山。这时，郭嵩焘也来到曾家，力劝国藩出保桑梓，危急存亡之秋，于是他不再拘泥于守孝三年的古制，毁掉前疏，离家赶赴长沙。 咸丰帝谕令各省兴办团练的目的，是想让正规军（八旗兵、绿营兵）密切配合，共同将农民起义镇压下去。咸丰三年（1853）正月，曾国藩书信告知各地州县官员、绅士，他认为：办团练最难的就是筹集经费，要注意择人而行，当时最急迫的事就是清查保甲，下大力气清除土匪，这样于可以让老百姓安下心来，一旦遇有匪徒，下面的官员要密函报告，然后马上设法捉拿归案。说到自己办团练的决心，他表示“不要钱，不怕死”，一时间在湖南民间传为佳谈。 曾国藩极为担心的是，如果办团练委任不得人，这些人乘机搜刮民财，必将酿成人民的反抗，媾成大难。有鉴于此，曾国藩所用之人多为一片血诚的书生，他以为： "今日不可救药之端，惟在人心陷溺，绝无廉耻。窃尝以为，无兵不足深忧，无饷不足痛哭，独举目斯世求—攘利不先赴义恐后，忠愤耿耿者不可亟得，或仅得之而屈居卑下，往往抑郁不伸，以挫，以去，以死。而那些贪饕退缩者果骧首而上腾，而富贵，而名誉，而老健不死。——此其可诰叹者也！" 正是因为这样日益沦落的人心，导致了太平天国大起义的爆发，只有从挽回人心入手，委任那些忠愤耿耿的人才，才能有所作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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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收到版主的信息,我的此部拙作被收入天涯网“煮酒论史”精品文章，万分感谢诸位的厚爱！曾公言：“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与诸位共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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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向咸丰帝分析湖南的匪情：“当官的深以为会匪难以遏止，害怕自己受害，相互掩饰弥缝，苟求一日之安，积数十年应办之案，任其迁延日久；积数十年应杀之人，而任其横行，终于酿成了目前之巨寇。今乡里无赖、地痞，气焰嚣张，无法无天，他们见往年命案盗案的首犯逍遥法外，于是以为——法律不过是一纸空文，官长不值得害怕，他们造作谣言，蛊惑人心，光天化日之下进行抢劫，毫无忌惮。如不施以严刑峻法，痛加诛戮，必定不能打击他们的嚣张气焰。臣之愚见，准备完全用重典对付强暴，只愿天下善良的人们有安生的那一天，即使臣得到残忍严酷之名声，也在所不惜！” 曾国藩剿办土匪的宗旨是：治乱世用重典。他在《与各州县书》中，严厉指责以往的地方官员贪生怕死，不敢于任事，害怕土匪拒捕之时，危及自己身家性命，害怕土匪的同伙报复，又害怕上司的指责而隐瞒匪情。这些现象，在三、四十年中形成了一种风气，如果再这样懦弱、放纵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咸丰三年（1853年）二月，曾国藩在长沙鱼塘口的寓馆内专门设立审案局，近半年的时间里，在全省大范围搜捕土匪，斩杀匪徒二百多人，这一年他任命被他所赏识的江忠源、刘长佑、王鑫、张荣祖、朱孙治、罗泽南、塔齐布等人镇压了浏阳、常宁、阳山、衡山、安仁、安化、零陵等地的农民起义。自此，湖南的形势基本稳定下来，经过张亮基、骆秉章、左宗棠等人的努力，大力整治吏治，生产秩序迅速得到恢复，湖南成为了湘军与太平军争战的兵源与粮饷供应的基地！ 受辱长沙 曾国藩在朝为官时，即对绿营、八旗的衰朽有着深刻的认识，奉旨办团练后，他认为只有在“保卫乡土”乡团的基础上，兴建起一支训练有素，作战勇敢的军队，才能抵挡太平军对湖南的进攻，并出省作战。这些见解在当时国内所有的团练大臣之中是非常独特的，当时，朝廷官员把镇压太平军的希望寄托在绿营身上，不少人鼠目寸光，把办团练当作是一时权宜之计，只要太平军一过，这些花费巨资纠集起来的乌合之众便很快散去。 曾国藩初到长沙时，他所统带的湘勇只有一千来人，分作左、中、右三营，分别由王鑫、罗泽南、邹寿璋管带，随后增募到将近三千人。 曾国藩的主要职责是训练新募团勇，但是，他见清廷正规军——绿营疏于训练，甚为不满，觉得有必要摸一摸老虎屁股，见署理抚标中营参将塔齐布忠诚勇敢，习苦耐劳，没有旗人的腐败习气，国藩对其十分赏识，认为绿营中缺少的正是这样的人才。国藩在长沙训练乡勇时，不时命令塔齐布传唤营兵一同过来操练、训话。绿营官兵早已疏懒很久了，一时间怎么吃得了这种大苦？自然对曾国藩十分痛恨。 按惯例，各地绿营兵由总督统辖，提督统领，其他人是不能插手的，曾国藩越权的举动自然遭到了提督鲍起豹、副将清德的恼怒，一场报复就要来临了—— 七月，湘勇在试枪时，误伤绿营一人，绿营借此机会大做文章，吹响进军号角，执旗列队进攻湘勇，长沙城墙上的守兵也将子弹上膛，差点酿成大变。曾国藩忍了下来，将试枪的湘勇鞭打一顿，绿营兵这才罢休。事后不到一个月，绿营永顺兵和塔齐布所带的辰勇在赌博时，发生争吵、械斗，绿营提督鲍起豹及副将清德暗地里唆使绿营兵夜晚击鼓包围参将府，毁坏塔齐布的住房，塔齐布扑在菜圃的草丛中免遭杀身之祸。这些人随后冲入曾国藩私宅，伤了他的勇丁，冲向曾国藩，赖属员护驾，才保全性命。此事在《曾国藩年谱》中云湖南巡抚骆秉章出来“训饬之解”，很不可信，这些兵勇不过是想吓一下曾国藩而已，决不会轻易伤及朝廷二品大员。也就没有必要让骆秉章出来了，何况，骆一直认为曾国藩不应插手绿营事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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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湘军在体制上形成了浓厚的家族化色彩，其凝聚力依靠乡邻、姻亲、师友等关系而形成了。一营之中，指臂相连，一军之权全付统领，大帅不遥制；一营之权全付营官，统领不遥制。这样，一级服从一级，如同一家之中父亲、兄弟的关系一样。 这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族式管理，强调下级对上级的绝对服从，带有很强的儒家文化色彩，使湘军不再重蹈绿营“卒与卒不相习，将与将不相和”而望风溃逃的局面，其凝聚力和战斗力都大为增强了。 针对道光、咸丰之交清王朝军纪败坏，民间甚至有兵不如匪的情况，曾国藩在一开始就制定了严厉的军纪，就扎营、开仗、行军、守卫等各个方面都有规定。当时绿营兵吸食鸦片、赌博成风，曾国藩明令湘军禁止吸鸦片、赌博，一度连喝酒划拳都在禁止之列。 任何纪律、制度都有着其局限性，不尽人意的一面，而要想保持军队持久的战争力，最重要的是需要湘军上上下下形成牢不可破的共同思想基础——精神信仰，曾国藩经常将官兵们集合起来，发表演说。他在给张石卿的信说：“ 民间有‘兵不如匪’的说法，我感到非常痛恨，深恐民心一去，不可挽回，誓欲练成一军，与民秋毫不犯，以挽民心，得到他说他们的交口称赞。每逢三、八操演，集诸勇而教之，反复开说至千言万语，但令其勿扰民……每次与弁兵讲说两个小时，虽然不敢说这些教谕可以让顽石点化，但我的诚心实在是苦口滴杜鹃之血！我这样做，盖欲感动一二，寄望其不扰百姓，以雪兵勇不如贼匪之耻！”同时，曾国藩苦口婆心在向士卒讲说做人之道，要他们勤于操练武艺，忠于长官，于国家危亡之时建功立业，象他这样对士卒进行系统的思想教育，在历代的名将中也是少见的。 曾国藩于咸丰二年末和绿营彻底决裂之后，非常害怕绿营兵疏懒成性，不勤于训练，无胆无艺的状况降临到湘军的头上，于是他对官兵的训练抓得更紧了，他以为：“不练之兵绝不可用。今年在省练过三营，虽然不足以抵挡大匪，但还是可以一战的。六月援江西的战斗中，新集之卒未经一日训练，在江西不得力，至今我很懊悔”。练与不练之兵的差别这样明显，此后，曾国藩规定，新兵逢三、六、九日上午训练武艺、阵法，二、八日上午跑、跳，五、十日练枪法；每天下午都要操习拳、棒、刀、矛等。 早在曾国藩出山之前，湘乡练勇就已经编练成军，有一千多人，左、中、右三营分别由罗泽南（字仲岳，号罗山）、王錱（字璞山）、邹寿章任营官，他们在镇压各地会党，攻击太平军颇有战功。这支部队成为曾国藩办理团练、训练湘军的最初班底 。 咸丰三年（1853）八月，曾国藩移驻衡阳时，罗泽南己率领三营一千人赴援江西；王鑫也带走一营在兴宁一带镇压会党，邹寿章带一营去了浏阳。当时曾国藩的身边只有新招募的一千多新化勇。 乱世出英雄，这些资历较深，办团练早在曾国藩之前的人（如罗泽南、王錱、李续宾、杨载福等人）都有自立门户，不愿屈身事人的想法。 咸丰三年六月，曾国藩和当时出省在外同太平军作战的江忠源商定：编练水、陆两军各五千人，国藩打算两军经严格训练后，归江忠源指挥，出省作战。 在制定这一宏伟的建军计划时，完全靠白手起家，办事十分艰难，方方面面的压力，让曾国藩经受了不少的磨难—— 在陆军初建时，罗泽南、王鑫二人所带的湘勇与曾国藩若即若离，并不听从他的节制，而王錱旋即与他公开决裂，带军远去，曾国藩处于艰苦经营的境地。 咸丰三年（1853）九月，当时湖北军情紧急，王錱在衡阳面见曾国藩说：“如果让我募勇三千人，一定可以将太平军扫荡干净”。曾国藩见王錱血性耿耿，较为赏识他，只是觉得他有些言过其实，意气太盛。曾国藩后来函商湖南巡抚骆秉章，同意了王錱的计划。只是王錱在扩军之后，竟然跑到湖南省库索饷，若完全仰食于地方，势必要听命于地方大吏，这对湘军极为不利。曾国藩劝告王：“见足下所行未善，不得不详明规劝。又察足下志气满溢，语气夸大，恐持之不固，发之不慎，将来恐怕不利”。 十月，王錱的援鄂计划此时已经中止，曾国藩认为兵不在多而在精，提出湘军各营缩编计划，将陆军规模控制在五千人，要求王錱裁去七千人。王錱此时有自己的打算，不愿裁兵，后来他干脆率军脱离了曾国藩，转而投奔骆秉章，从此与曾国藩公开决裂。之后曾国藩只好另起炉灶，招募新勇，加紧训练。 咸丰三年初，太平军千帆蔽江，顺流而下南京，曾国藩深知，没有一支强大的水军，是无法与太平军抗衡的。他移军衡州后，即着手建立湘军水师，刚开始时，资金馈乏，连造船用的木材也找不到，加之缺少造船方面的人才，曾国藩在建立水师时颇费周折。 造船伊始，曾国藩处于摸索阶段，他让木工们制造大筏用来抵挡风浪，结果失败了。后见民间端午节的竞渡之舟速度很快，很受启发，又命木工们按他的想法仿做，结果又失败了。后来，岳州水师守备成名标、广西同知褚汝航来到衡州，曾国藩依靠二人，设立造船厂，湘潭设分厂，召集大批工匠夜以继日地赶造拖罟、快蟹、长龙等战船。此后，又赶造大量舢板船，这类船十分轻便，适合于内河，港湾处的水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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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曾国藩从广东购买了大批洋炮，又经过多次试验，才将它们装配在战船上。 最难的是水师的兵源和营官。湘军多不习水战，十分害怕到船上去，只有那些不惧风浪的水上船户们才肯应募水勇。至于让谁来担任水师的营官也是难题，当时曾国藩手下的将帅们颇有畏难情绪。这时，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葆向他推荐营中的杨载福、彭玉麟有将帅之才，曾国藩与二人一见倾心，随即劝令他们召募水勇，统领湘军水师。 杨载福，字厚庵，后改名杨岳斌。出身绿营，在镇压李沅发起义，与太平军交战时立有军功，咸丰三年秋季进入湘军。 彭玉麟，字雪琴，出生贫苦，刻苦攻读。立军功后保为绿营把总，他拒以文生补授武职，咸丰三年秋季进入湘军。 经曾国藩多方努力，完全靠白手起家的湘军水师终于从无到有，经过苦心积虑的训练、磨砺，湘军水师足以与太平军相匹敌了。 水、陆湘军尚处于草创之中，曾国藩正为船炮不齐而费尽心血的时候，咸丰三年十月，距离他移驻衡州还不到两个月，咸丰帝下令曾国藩全师援鄂，攻击太平天国西征军。随后，又于十一月、次年正月连下谕旨，催令他出征。曾国藩接旨后，显得十分为难，他对咸丰帝说：“惟炮船一件，实在不能草率从事，臣前发折后，就试行造办，成造样船数只，皆因工匠太生，规模太小，不足以压长江之浪，统计船、炮、水勇三者，皆非一月所能办就。臣北望宸极，念父君之忧劳；东望皖、江，痛舒、庐之危急，寸心如捣，片刻难安。而事势所在，关系甚重，不能草草一出，必须明年春天乃可行。臣之斟酌迟速，规划大局，不得不一一屈陈”。 当时，清王朝的上上下下，依然将镇压太平军的希望寄托在绿营——国家主力正规军身上，咸丰让曾国藩出征，目的是让湘勇配合绿营作战。做梦也不会想到让湘军充当主力，取绿营而代之，担当镇压太平军的大任。对于曾国藩在奏折中说到四省合防，规划大局，咸丰帝觉得他自不量力，大为恼怒，训斥道：“今观你奏，以几省军务一身克当，问你之才力能行得通吗？平日漫自矜诩，以为没有谁比得上你，及到临事，如果能说到、做到再好不过，若稍涉大言不惭，岂不贻笑天下！你既然已经说了，必须尽你所言，办与朕看！” 接旨后的曾国藩，内心十分惶恐，处于两难境地的他经过反复权衡利弊，用一片愚诚之心对咸丰帝说：“且待船将办齐，炮将到齐，再将各勇撤回带赴下游。臣自惟才智浅薄，惟有愚诚不敢避死而已。至于成败利钝，一无可恃。皇上若遽责臣以成效，则臣惶悚无地。与其将来毫无功受大言欺君之罪，不如此时据实奏明，受畏缩不前之罪。臣不娴武事，既不能在籍终制，贻讥于士林，又复以大言误事，贻笑于天下。臣亦何颜自立于天地之间乎！中夜焦思，但有痛哭而己。伏乞圣慈垂鉴，怜臣之进退两难，诫臣以敬慎，不遽责臣以成效。臣自当殚竭血诚，断不敢妄自矜诩，亦不敢稍涉退缩！” 一面是清王朝皇帝连下谕旨，对他拒不从命，殆误战机的严厉指责，一面是形势十分火急的湖北、江西战场——曾国藩的得意门生江忠源，会试恩师吴文镕在与太平军的争战中遭受重创，处于绝境苦苦求援于曾国藩，国藩深深感到愧对师友、君父，他含泪提笔，回信给吴文镕，诉说不能赴援的原因，希望以国家大局为重，吴能原谅他，吴文镕终于被他的诚心所感动，决心以死殉国，在给曾国藩的绝命书中说：“我以死报国，不再有别的希望，你所训练的水陆各军，一定有等到稍有把握，才能出征迎敌，千万不能因为我的原因，轻率东下。我赴国难之后，东南大局就靠你一个人了，务必沉着稳重。我担忧你一旦有不测，今后再难有人继你而起。我虽为你老师，但你所肩负的是国家重担！” 咸丰四年正月，正当曾国藩船、炮齐备，拟于月底出师时，前线先后传来江忠源，同窗好友、亲家陈源兖，恩师吴文镕兵败自杀的消息。精卫填海，杜鹃泣山，曾国藩内心的悲苦可想而知。自从他长沙受辱，移师衡州筹建水、陆二军起，诸事草创，经费繁巨而筹措不易，有求无应，然而军情紧急，曾国藩只有忍辱负重，点滴积累，终于熬到了出师之日，其中经历了多少艰难，屈辱……这时，他接到了咸丰帝圣旨，这次他很幸运，没有受到严厉指责，咸丰被他一片书生的热血所感动，说：‘成败利钝，固不可逆睹，然你之心可质天日，非独朕知道。若甘愿受畏缩之罪，实是强加于你’。自己的一片挚诚之心终于得到了理解、宽慰，曾国藩不禁百感交集，失声痛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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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战悲与喜 咸丰四年（1854）正月，太平天国西征军林绍璋部三万余人进入湖南境内，占领岳州（岳阳），宁乡。湘阴等地，直逼省会长沙。正月二十八日，曾国藩率军誓师北上，水陆并进，开进长沙，一路浩浩荡荡，军容整齐。 同时，曾国藩发布《讨粤匪檄》，檄文以传统文化的卫道士自称，对太平天国所奉行的基督教文化予以批驳，以达到煽动社会中间层及读书人，孤立太平军的目的，其中说道： “粤匪焚郴州之学宫，毁宣圣之木，十哲两庑，狼藉满地。嗣所过郡县，先毁庙宇。即忠义之士，如关帝、岳飞之凛凛，亦皆污其宫室，残其身首。以至佛寺、道院、城隍、社坛，无庙不焚，无缘不灭。 自唐虞三代以来，历代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粤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自其伪君伪相，下逮兵卒，贼役，皆以兄弟称之 。谓惟天可称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妹也。家不能自耕以纳赋，而谓田皆天王之田；商不能自贾以取息，而谓货皆天王之货；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仁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以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苦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岂可袖手安生，不思一为之所也！” 其实，太平军从本质上讲是一场中国农民起义，只是在表面层次利用、吸收了一些西洋文化。太平天国愈往后的发展，愈能证明这一点。 出征时，曾国藩有水师十营，共五千人，营官是：褚汝航、夏銮、胡嘉垣、胡作霖、成名标、诸殿元、杨载福、彭玉麟、邹汉章、龙献琛等。陆军五千余人，共十三营，由塔齐布、周凤山、朱孙治、储玫躬、林源恩、邹世琦、邹寿璋、杨名声、曾国葆（国藩之弟）等带领。 曾国藩所面临的形势是极具挑战的，老湘营王錱己带三千人投奔骆秉璋，罗泽南也不愿随他出征，带部留驻衡州，镇压当地土匪。这样，曾国藩所事的水、陆军基本上是新兵，有的甚至根本没有操练过，只好在路上临时训练了几次。临行前，曾国藩写信给一些友人，邀请他们加入他幕府，商议军机，但是答应前来没有几个人，连他的好友冯卓怀、郭嵩焘也没有随行，刘蓉在半路也离他而去。他在家书中这样诉说自己的孤独：“兵凶战危之地，无人不趋而避之，平日的至交好友如冯树堂（卓怀）、郭云仙（嵩焘）者尚不肯来，则其他更何论焉。甄甫先生（吴文镕）去年在湖北时，身旁仅一仆，官亲、幕友、家丁、戈什哈一概走尽。此不足怪之事。兄现在局势犹是有为之秋，不至于象甄甫先生萧条己甚。然以为乐地，而谓人人肯欣然相从，则大不然也”。 经与骆秉章相商，曾国藩原计划与王錱会攻湖北埔圻，当行至南津时，出师不利，传来了前军失利及王錱部被围的消息。太平军随后攻占岳州、靖港、湘阴、宁乡、湘潭，前锋紧逼长沙。 湘军首战不利，除塔齐布一部外，其余各部都退守长沙。曾国藩召集众人商讨下一步作战计划，有人提议先攻占靖港的太平军大营，随后沿江北上，曾国藩心有所动，但他的幕友陈士杰认为，不如先攻湘潭，即便不利，还可以退守衡州、永州，以图再取，如若孤注一掷进攻靖港，一旦有失，连退路也没有了。曾国藩这才改变想法，决心先攻湘潭，先派塔齐布一部会同水师进攻湘潭，然后曾国藩第二天带五营跟进。 布署就续之后，不料夜半时分有人说有紧急情况报告，原来是靖港民团前来说那里太平军大部前去增援湘潭，余下的人很少，靖港可一战而下。曾国藩一听大喜，因攻下靖港之后，即可挥师北上长江，直指武汉。曾国藩遂率水陆各营进攻靖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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