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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论史]亚洲的曙光——新加坡五十年传奇 （原创连载）[第1页] |
| 作者:心月长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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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被日本人统治的日子 二 别了，康桥！ 三 为下层人民服务 四 人民，行动起来！ 五 举歩维艰 六 初战告捷 七 珍惜每一个对手 八 李光耀泪洒马来西亚 九 绝境 十 法律！法律！！法律！！！ 十一 安得广厦千万间，天下寒士俱欢颜 ——民生冤苦，则政权必危 • 住房 • 教育、医疗 十二 为改善民生，行动党人夜不能寐 十三 新加坡离东方传统文化有多远？ • 英语成为新加坡华人事实上的“母语” • 基督教、佛教成为华裔的二大宗教 十四 外交风云 • 东盟烟云 • 与狼共舞 • 中国 • 取日本人之所长 • 天下虽安，忘战必亡 十五 “好政府”前提下的渐进式民主 十六 世界上一个不可估量的损失 • 新加坡经验 （李光耀） 本书主要参考书目 一切世界史都是本国史（序言） 中国向来有视外族为“蛮夷”的传统。1840年，英国军队如同借助神力跨越万里海彊而来，将清帝国的军队打得溃不成军，于是好汉不吃眼前亏，屈膝求和。这时，饱读诗书的士大夫们方才放下圣贤之书，打听起英国是何方神圣？方圆多少里？英国离新彊有多远？患了“夜郎自大症”的社会精英们一心忙于升官发财，争权逐利，连“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句老祖宗留下的古训也忘到九霄云外去了。 “昏睡百年，国人渐已醒……”，笔者小时候是听着《霍元甲》的歌声长大的，后来渐渐得知，中国百多年的近代史，是“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历史，以笔者当时的年幼无知，还不知道，这些风靡一时，足以让一个少不更事的农村孩子赤着脚挤在镇上一些机关的窗前看的电视剧，出自有“亚洲四小龙”之称的港台地区。记得当时最时髦的词是从收音机中和几本破旧的连环画中得知的“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我上初一那一年，县里有一个机关职员去新加坡探亲，拒绝了亲戚要他留在新加坡发展的建议，回到家乡后，县里的许多学校请他来做报告，现在，我已经无从回忆起他当时讲了些什么？只记得他当时说那边普通淡水鱼要卖到几十元一斤，那时的几十元对我来说是一个天文数字。听完报告后，我们还写了篇《欢迎某某同志从新加坡凯旋》的作文。从那时起，我就感觉到新加坡和我所处的世界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时空转眼进入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我不时从电视或收音机的新闻中时不时得知韩国（当时好像被称为“南朝鲜”）暴发学生运动，在我的印象中，全斗焕、卢泰愚等人镇压学生运动，完全是十恶不赦的刽子手。 九十年代末，飘到北京后，笔者在国家图书馆念“大学”。这八年间，我在国图涉猎了不少韩国方面的资料，不时为带领这个国家走上现代化之路为领导人——朴正熙、金大中的事迹所感动，从他们身上，我对丘吉尔的一句话深信不疑：“杰出人物和英雄创造历史”，看来，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东西方在文化理念上经过一次次的冲撞渐渐在找寻共同的支点。用过去的话说，叫“民族融合”。这世界唯一不变的就是变，过去所说的“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显然不适用于现在的时代环境了。 韩国、新加坡是亚洲现代化之路的先行者，它们为中国现在以至未来任重道远的现代化之路所提供的可资借鉴的东西实在太多了，因为这两个国家在迈向现代化之初，所面临的问题、背负的历史包袱几乎和中国毫无区别。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大地上所发生的任何一次在我们看来是剧烈的社会变革，都无一幸免地打上了传统的烙印，面对现代化之路的重重阻力，除了努力改造传统社会，别无他途。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中国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毕竟尚还处于发展中国家水平。面对成绩，有些人已经开始沾沾自喜，认为中国可以当之无愧地被尊为“大龙”，其他几条“小龙”何足道哉？“夜郎自大”本来是我们形容昔日“蛮夷”而发明的成语，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现在很多时候成了我们一些人的最生动写照。 随着时空的变换，笔者自然早已不是二十余年前赤着双脚站在窗台上看世界的懵懂少年。史学家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柯林武德更进一歩地认为“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笔者生性愚鲁，曾经求索过这二句话的深义，但许多理论性的解释让我显得茫然，只是从自己小时候起，对新加坡、韩国的认知过程中似乎有所顿悟。于此斗胆引申一下——“一切世界史都是本国史”，不知各位读者以为然否？ 心月长河 于中国国家图书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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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日本人统治的日子 1942年2月15日，新加坡这一天是华人一年中最大为盛大的节日——春节。但在整个新加坡，人们无从感受到丝毫团圆喜庆的氛围。 两个月之前的一个凌晨，日本空军突袭美国太平洋海军基地珍珠港，使其蒙受空前性的打击。日军在珍珠港得手后的仅仅数小时，便把战火指向东南亚——这里为美、英军列强的殖民地。美、英二国联合对日宣战，美国总统罗斯福称珍珠港的惨败为“一个永志不忘的奇耻大辱的日子”。 1941年12月8日凌晨，日军侵入泰国、马来半岛北部，同时出动17架海军轰炸机突袭新加坡英军机场成功，获得制空权。12月10日，英国皇家海军的二艘主力舰“威尔斯王子号”和“驱逐号”被日本轰炸机击沉海底，整个东南亚地区的制海权此时也落入日本人手中。2月15日，近10万英联邦精统部队向5万日军无条件投降。大英帝国在东南亚的末日来临了，沉浸在美国卷入二战喜悦之中的英国首相丘吉尔的心情旋即落入谷底，感叹此为英国历史上最为惨重的失败。 当时，整个马来地区太平已久，人们对血腥战争的到来毫无心理准备，日军的轰炸使许多人痛失亲人，家被炸为平地。日军占领新加坡后，为镇压人民的不满，大开杀戒，凡被疑为抗日分子，即被押往海滩集体枪杀，数万新加坡人遇难。 一天下午，烈日当头，一个年青人准备过一座桥去探望家人。他戴着一顶宽边的澳大利亚军帽，早在英军投降之前几天，许多澳大利亚军帽到处丢弃，他便拾了一顶，心想在今后困苦的日子里，这顶帽子应该可以大派用场，使自己免受热带地区太阳暴晒之苦。 在这批日本兵面前走过时，他尽量做到不引起别人的注意，悄悄地往前走，可是，却无法逃过他们的眼睛。一个日本兵大声喊道：“过来，过来，”并招手示意年青人过去。他便走了过去。就在他走到跟前时，日本兵竟挥动步枪上的刺刀，把他戴着的军帽的边儿戳穿，然后把它挥落在地上。接着日本兵狠狠地扇了年青人一耳光，并推他跪下，用穿着靴子的右脚猛踢他胸部。一通毒打之后，日本兵做着手势要他沿来时的路回去。他总算逃过此劫。 遭受日军暴打以后，年青人在家中轻易不敢出门，又是一个下午，日本兵以“大检证”为名，来到他家，喝道：“你的不是顺民，快快跟我们走！” 他母亲蔡锦娘向日本兵求情：“请皇军开恩，他绝对是顺民”，日军吼道：“是顺民也要跟我们走一趟”，两个日军拉起年青人就走。蔡锦娘急忙把一袋食品和一些钱塞到儿子手里。 年青人边走边用日语对母亲说：“请放心，日本皇军是不会杀顺民的。”这句话是说给日本兵听的，因为蔡锦娘根本听不懂半句日本话。 他被押到位于广场中心的“刁民”集中地，人群中绝大多数是年轻人和中年人，四周有持枪的日本兵看守着。日本兵把这些人集中起来后，先进行简单的审训，如果发现可疑者，立即用卡车拉走枪杀，其余的人则拉到前线当苦役。 想到这里，年青人不禁打了个寒颤，必须想办法逃出虎口！这时日军的卡车又来拉人了，日军开始逐个审问。危急时刻，他计上心来。他走到刚才那两个日本兵面前，用日语问：“长官，这烟好抽吗?”说着又把手中的食品和所有的钱递给他们。两个鬼子听见他说的是日语，十分高兴地接过东西。 年青人用日语大胆地提出要求，说：“康应斯奴(日语：阁下)，我愿意为皇军效力，只是我忘记带衣服了，请允许我回去拿几件，我家很近，马上回来。”鬼子兵居然同意了。 年青人立即拨腿就走，离开这个乱哄哄的集中地，一路飞跑！而那些留下来的人就没有他那么幸运了…… 家中父母兄弟在苦等一夜不见他的音讯后，以为他已经死在日本人的枪下。当在外躲藏到次日深夜的年青人回到家中时，一家人喜极而泣。 这个年青人名叫李光耀，这年他19岁。 1923年9月16日，李光耀出生于新加坡甘榜爪哇路92号。李的曾祖父李沐文是中国广东省大埔县人，16岁只身飘洋过海到新加坡，这年是1864年，从此李氏家族的血脉开始在新加坡延续。李光耀是李家在新加坡的第四代传人。 早在中国的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和北方地区战乱频繁，自五胡乱华以后，中原和北方的汉人纷纷逃往江南躲避战争。江南大地主的势力在社会动荡中不断加强，成为豪强大族，流离失所的南下汉人逐渐托庇于豪强门下，形成了所谓的佃客制度，历史上称这部分汉人为客家人。客家人带来了中原与北方先进的文化和技术，使本来落后的江南经济迅速发展，中国经济重心从此南移。在漫长的迁移和奋斗的过程中，客家人凭着顽强的毅力在南方各地生存下来，历练成脚踏实地、自强不息的性格。 李光耀的曾祖父李沐文出生于清朝末年，此为中国封建社会最黑暗的时期，古老的清帝国在西方的凌厉攻势下，残延苟喘。对内横征暴敛，对外屈膝投降，内忧外患，民不聊生，东南沿海的人民为了生存，飘泊到了东南亚。当时不少客家人的足迹已到过狮子国(新加坡)，那里地处热带，雨水充足，农作物极易生长，留居在狮子国的客家人靠着勤劳的双手，生活很快富了起来。 李沐文于1864年远离故地到了狮子国，开始靠说书谋生，后来做起根雕生意。不久“摇头晃脑”说书的李沐文也成为有点积畜的商人了，从此他的胆子越来越大，独自租了一条船，把新加坡的大米运销汕头，再把内地的中药拉到新加坡出售。他的生意越做越大。1865年李沐文认识了在新加坡靠代客写信为生的萧先生，萧先生为人忠厚老实，在客家人中德高望重。萧家有一女，年方16，长得很秀气，与沐文很是般配。1866年新春，李沐文与萧家之女在新加坡结为伉俪。 婚后一年，萧氏生下了云龙。云龙从小便接受英文教育，自古英雄出少年，16岁的李云龙从英文学校正式毕业后，即担任新加坡船务公司的分行代理人。也是在这一年，李沐文回广东探亲，突然病倒，不到一年就去世了，年仅36岁。 父亲早逝，李云龙在事业和家庭的双重压力下，很快成熟起来，不久升为船务公司经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新加坡已经发展成为近代繁荣的转口商港。新加坡是一个自由港，地理位置优越，居于欧亚航运中心地位，吸引着四面八方的客商。云龙抓住有利时机，大力开展船务公司的业务。当时，新加坡船务公司的生意有一大部分在印尼，李云龙常出入于苏门答腊，在那里李云龙结识了一位印尼华侨的千金邱氏，终于结成良缘。 1903年，李沐文在新加坡的第三代出世了。李云龙给自己的儿子取名进坤，意即以非凡的意志改造乾坤。然而，李进坤却没有子承父业。他性格内向，18岁那年到美国在新加坡的壳牌石油公司上班，从事石油业务工作。他在这家公司一干便是30年，直到退休后才转行当珠宝推销员。 1922年李进坤和当地华侨后代蔡锦娘结婚，婚后第二年，李家在新加坡的第四代传人——李光耀出世了。 李光耀祖父李云龙从小受的是英文教育，崇拜英国海军和西方文化。在他看来，新加坡是英国在东方的唯一一个海军基地，而且新加坡具有天然的地理条件，英国政府将会把更多的注意力转向新加坡。据他所知，英国内阁已批准投资1100万英镑扩建海军基地的计划，这一切必将促进新加坡的发展。未来的世界，是西洋人的世界，是英国人的世界。因此，他积攒了一笔钱，下决心要让自己的孙子从小就接受英国文化教育，他特地给长孙起了一个“哈里”的洋名。 李光耀的父亲李进坤却认为，光耀是华人，应该先读华文小学，学会华语，然后再受英文教育。就在李云龙在外忙于公事时，他把光耀送进了东俊源华文小学。这所小学是当地客家同乡会发动华侨集资所办。 李云龙知道光耀被送到了华文学校，颇为不快，为此父子两人发生争执，蔡锦娘从中劝解，最后，全家人达成共识，先让光耀受两年中文教育，然后再进英文学校。 8岁时，李光耀进入古楼英文学校，名字也变成lee kwan yew。李光耀学习成绩一直不错，在他16岁的时候，赢得奖学金，并被保送到新加坡有名的莱佛士学院学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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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李光耀出生之前，李的祖父李云龙由于对将要到来的全球经济危机毫无察觉，遭受重创，从此家境大不如前。祖父去世后，李光耀的父亲李进坤无力重振家业，曾一度沉迷于赌博，据李回忆： 儿时的生活并非完全充满欢乐。父亲偶尔会怀着恶劣的心情回家来，这一般是他在安珀路中华游泳会会所赌21点或其他纸牌输了钱。他要母亲把一些首饰给他，让他典当后再回去碰碰运气。这时候，两人会发生可怕的争吵。父亲有时变得很狂暴，但母亲却是个勇敢的女人，无论如何都要保持父母亲给她当嫁妆的首饰。她性格很坚强，精力充沛，足智多谋，15岁出嫁太早了。在她那个时代，女人的任务就是做个贤妻良母，多生孩子，把孩子抚养成未来的好丈夫、好妻子。如果她晚一代出生，而且受过中等以上的教育，那她轻易就能成为精明能干的商界执行人员。 她穷尽一生的精力抚养孩子，让他们受良好的教育，成为自食其力的专业人士。为了孩子们的远大前途，她毅然挺身跟丈夫对抗。我和弟妹们深知她为我们作出了不少的牺牲。我们觉得无论如何不能使她失望，所以尽我们所能，做到无愧于她，更不能辜负她对我们的期望。由于我是家中长子，在我稍大时，她就开始跟我商量家庭的重要决定。所以早在少年时代，我便成为事实上的家长。这倒教会了我平时遇事如何决定。 二战爆发后，李光耀远赴英国剑桥大学深造的打算落空了。 尽管生活十分困苦，但还是要活下去，活下去就意味着希望，李光耀的父亲李进坤此刻才变得有了责任感。在日本人当道的世界，迫于生计，李光耀到日军手下做了一段时间的翻译员工作，他的任务是处理同盟国通讯社发出的电讯，包括路透社、合众社、美联社、中央社和塔斯社的电讯。工作时间主要在夜间，十分辛苦，然而更令人压抑的是心理上的压力时刻存在，一连几个小时，李光耀的脑子里装满了战争的消息，而且多是对日本、德国和意大利的三个轴心国不利的消息，如果李光耀胆敢对外人谈起，后果不堪设想。日本宪兵队对每个雇员盘查甚严，不放过任何疑点。 1943年末，在中途岛和珊瑚海战役中，日本海军节节败退，丧失了东南亚海域的制海权，战争的天平开始向同盟国倾斜。日本的船只屡被同盟国的潜水艇击沉，新加坡的粮食供应越来越匮乏，和许多家庭一样，李家把霉烂、虫蛀的陈米同马来亚出产的白米掺在一起煮着吃，吃完这些没营养的东西后一个小时，腹中便空空如也，人们倍受饥饿煎熬。 1945年初，战局对盟军越来越有利，英国军队即将推进马来半岛。为躲避战乱，23岁的李光耀决定离开新加坡。辞去日军工作后，李的一位同事暗中提醒他，可能有人向宪兵队告发了李，当局十分注意他。李光耀得知这一消息后十分震惊，从此，不论白天黑夜，总感觉有人在跟踪他。为证实自己的感觉，李光耀让他的两个弟弟从楼上窗口向下窥视，楼下有两个华人坐在凳子上无所事事，李光耀故意骑自行车出门绕了一圈回来，结果那两个人也从后面跟着回来。李光耀的心开始往下沉，他和母亲相商后，觉得如果离开新加坡，肯定会被宪兵抓起来拷问，还不如留下来，做些生意，像一般“良民”那样与世无争，当局兴许会放过自己。 灾难随时都有可能来临。有好几个夜深人静的时刻，有汽车停在李光耀家附近时，一想有可能到来的是日本宪兵，他的心便提了起来，以至彻夜难眠。住在宪兵牢房附近的人们常听到被拷打者的哀嚎声，令人毛骨悚然。李光耀后来回忆这段苦难的日子：“每过一天，就意味着英军的反攻又近了一天，这对平民来说，却也意味着越来越危险。可是日子总得过下去，大家依然如往常一般地生活。” 战争带来的苦难，是太平时期人们所说无法想象的。 1945年8月6日，盟军为了让冷酷成性、已沦为战争机器的日军迅速放下武器，尽快结束战争，在日本的长岛、广岛投下原子弹，顷刻之间，两座城市成为一片废墟。8月15日，日本天皇向臣民广播，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9月2日，新加坡回到英国手中。 二战结束后近一年，英国便来消息说，英国的大学已开始正式招生。1996年9月16日，李光耀远赴英国剑桥求学。 别了，康桥！ 由于勤奋苦读，李光耀成为剑桥大学法科第一流的高材生，获双优学生奖章。他一边读书，一边为今后回到新加坡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作准备。他在剑桥认识了吴庆瑞和杜进才，以及马来亚的拉赫德亲王等未来的政治精英人物。 吴庆瑞，华人后裔，生于马六甲州。儿时随家移居到新加坡，也是莱佛士学院的毕业生，先在税局工作，日本占领新加坡后，他曾参加义勇军，战后在社会福利部工作。1948年到英国伦敦大学经济学院学习，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1951年回国后供职于社会福利厅、社会经济研究部。1958年辞掉公职，与李光耀一起创建人民行动党。他与李光耀被世界公认是新加坡经济腾飞的策划者，吴庆瑞是经济学专家，同时也是李最亲密的战友。吴为人正直，说话直言不讳，据说在新加坡领导层中，只有他敢于向李光耀提不同意见。 杜进才，祖籍中国福建，从小受英国教育，也是莱佛士学院的毕业生，后入伦敦大学，获伦敦国际医学研究院生理学博士学位。在英期间，积极参加政治运动，与李光耀、吴庆瑞一起组织“马来亚论坛”。杜进才—直担任人民行动党 ，在党内威望很高。他性格稳重，办事踏实，特别支持李光耀的内外政策。 吴、杜二人后来成为李多年相伴、志同道合的战友。 东姑•拉赫曼是马来亚的名门贵族，致力于马来亚的独立运动，在留学英国期间与李光耀认识，对李光耀的口才和思想特别欣赏。他在英国组织“马来亚论坛”，号召东南亚的留学生回国参加东南亚的独立运动。后成为马来西亚总理，被马来人称为“马来亚独立之父”。 在剑桥学习期间，李光耀深受民主社会主义理论家拉斯基的影响，据他回忆： “我听过两三次拉斯基讲课，那是我第一次接触社会主义理论，立即被吸引了。世界上每一个人在生活中都应该机会平等，在公平和井井有条的社会里，不应由于人们或他们父母的地位而出现贫富悬殊，这样的主张我认为是非常公平的。我对不同的种族和人民，都不分彼此。我们是英帝国的一部分，我相信英国人是在牺牲别族人民利益的情形下过着优裕的生活。因此，拉斯基和伦敦经济学院当时所倡导的主张对殖民地学生有吸引力。我们都要独立，都要保住自己的财富。 “拉斯基的社会主义理论中有不少马克思主义的分析，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确实通过拥有更多资本和权力剥削其他人，由于人的产值超过他维持生存所需要消费的数量，雇主或地主因此可以拿走多余的部分，这个看法我同意。我之所以讨厌共产党人，根源在于他们采用列宁主义的方法，不在于他们的马克思主义理想。日本投降后，我见过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在新加坡如何残酷无情，他们立即向被怀疑当过奸细或出卖过他们的事业的人报复，根本不去证明对方有罪。甚至他们所穿的制服，所戴的软布帽，他们的言谈举止傲慢自大、咄咄逼人，也都使人反感。我发现，伦敦经济学院的共产党人同样热心地向人强行灌输他们的看法，利用一切手段(包括利用准备跟孤独的殖民地学生交朋友的年轻妇女)，迫不及待地促使人们改变信仰。 “我也在英国报纸上读到，苏联人曾经利用占领军，在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建立共产党政权。两件事使我感到反感：捷克斯洛伐克外长马萨里克被杀害，从窗口堕地“跌”死，共产党人因此可以接管；匈牙利红衣主教明森蒂挺身为自己的天主教信仰辩护，受到了骚扰，不得不躲进布达佩斯美国大使馆避难。剑桥法律学院讲师杰克哈姆森是个天主教徒，他对这些事情气愤得不得了。消息传来的当天早上，上课时他不讲契约法，却花了一小时大谈苏联共产主义的邪恶，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也使我对共产主义更加反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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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世纪末15世纪初，英国封建社会开始瓦解，从15世纪最后30年开始，英国进入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18世纪后半期，英国发生产业革命，19世纪，英国资本主义蓬勃发展，英国入侵新加坡和其他国家的大片领土，殖民地的面积比英国本土大150倍，取得了世界资本主义的霸主地位。1870年至1890年，英国的工业生产居于全球首位。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开始衰落，它在资本主义世界的霸权逐渐为美国所夺取，英国殖民体系也开始动摇。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不久，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空前崛起。 新加坡在东方作为自由港，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英国人不会轻易放弃对它的统治。新加坡是多民族的国家，没有统一的语言和文化传统，政治上也没有一个统一机构，属于马来亚的一个郡，政治和经济都依附于英国，仅靠自身的力量，新加坡在短时间内难以独立。而且，新加坡也得不到国际社会的支持，因为，作为世界自由港的新加坡，对一些大国最有利。 一般认为，占居新加坡多数的华人逆来顺受，不到要饿死的地步是不会揭杆造反的。但是，李光耀深信新加坡人民决不甘心永远做他国的殖民地，永远做大国的自由交易市场。他认为，现在关键在于有一个阶层去领导新加坡人民，去唤醒他们的斗争热情——这一任务非新加坡和马来亚在欧洲的留学生莫属。 拉赫曼在伦敦组织了“马来亚论坛”，在留学生中间宣传马来亚独立的思想，并物色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人才。李光耀、吴庆瑞、杜进才都是“马来亚论坛”的常客，李光耀善于雄辩，在东南亚的留学生中深得人心。 “马来亚论坛”的报告厅设在格林威治饭店，参与者大多是东南亚尤其是马来亚的留学生。李光耀站在讲坛上，他感到他肩上的责任是沉重的，他说： “今天，我演讲的主题，就是马来亚留学生的历史使命和重大作用。我认为，留学生不论是共产党人或非共产党人的民族主义者，在战后的将来所起的作用将是十分重要的。因为，留学生优越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在马来亚社会中是一个重要事实。在马来亚乃至东南亚，一个人的行为方式越是接近英国人的标准，其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就会越好，那是无须争辩的。今天，我们都在这里接受西方的教育，我们将来的责任不是继续保持我们优越的社会地位，我认为，大家的责任应该带领马来亚人民走向独立。 “让我们看看留学生在英国统治下的印度、荷兰统治下的印度尼西亚以及美国统治下的菲律宾所起的作用吧。在所有这些亚洲国家中，曾经领导过独立斗争的都是留学生。印度、巴基斯坦、锡兰和缅甸独立斗争的领导者，是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印度尼西亚的领导者是从荷兰回来的；菲律宾的领导者是从美国回来的，这些留学生形成了民族独立运动的先锋队。我想，马来亚也不例外。” 李把留学生划分为两大类型。他说：“在任何英国殖民地中，留学生大体分成两类：一是富人之子；二是没有产业的官费生。第一种人回家后感到自己具备了更好的条件，可以做一个更大的、更能干的企业家。第二种人感到自己同殖民地的行政系统已联系起来，其地位仅次于英国人，当然，英国人在殖民制度中必须始终处于最高地位。但是他们比起那些没有到过英国的亚洲人来说，处境要好得多了。因此，这两帮人回到马来亚后，都会感到他们自己享有这个国家中既得利益的一部分，两者都不愿意排除对自己有利的这个制度…… “我认为，我们的留学生不要做英国利益的保护者，而要做推翻殖民统治的旗手，这样可能牺牲我们自己的利益。但是为了马来亚，为了我们的祖先世代生活的土地，为这我们将来生活的空间，我们要敢于牺牲自己的利益。 “帝国从来不是永世长存的。或者是主人和臣服民族最后合并成为一个统一的社会，譬如在不列颠，威尔士人和苏格兰人一度受英吉利的统治，现已成为政治社会中的一部分，同英吉利人享有同等权利。或者是臣服民族强烈反抗，最后出现一个单独的民族和政治实体，于是，帝国也就告终。例如，爱尔兰共和国、印度、巴基斯坦和印度尼西亚，就是这样。一个民族受另一个民族的无限期压迫，只有在臣服民族思想上和体质上都是天生劣等的地方，才有可能。但是人类学家不能证明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有天生的优越性。我想，这个科学事实，同没有一个帝国能够持续超过1000年这个事实，并不仅是巧合。殖民帝国主义在东南亚已经死亡了，只有马来亚除外，而我们这一代也将看到它的消失。” 留学生们的情绪激昂起来，李不失时机地鼓动道： “我和诸位一样，过去对大英帝同充满着幻想，但今天我要用现实和理智把幻想和崇拜打碎。我们留学生能够有助于决定的两件事是：第一，这个变化怎样能够快而有条不紊；第二，我们在新的马来亚中扮演什么角色。我想，所有为争取民族独立而做出贡献的人，人民是不会忘记的，历史是为他说话的。” 同李光耀的行事风格一样，他的演讲不求华丽，但求平实。人们很难从其中感受到诗人般的豪情，但其理性的光彩甚浓。李光耀在英国本土发表如此激进的反英言论却无人过问，西方有“自由世界”的美誉，看来是有一定道理的。 李光耀赴英留学期间，整个马来亚半岛地区的民族独立呼声日渐高涨，殖民时代即将谢幕，老牌殖民帝国英国在二战后走向衰落已是不争的事实。英帝国虽然在日本战败投降后卷土重来，但他们面对的是与战前不同的形势。新加坡人民强烈要求结束殖民统治，掌握自己的命运。英国殖民当局为缓和敌对情绪，于1946年1月发表《马来亚和新加坡——关于未来的宪法和声明》。随即于当年12月推出《马来亚政治建议书》。这两份文件被称作实行政制改革的“白皮书”和“蓝皮书”。其内容：把战前分散的海峡殖民地马来亚联邦以及马来属邦合并成“马来亚联邦”，仍为英属殖民地，而新加坡此时则被独立划分出来，成为英国的直辖殖民地。 英国此举，意在做做样子，采取拖延战术，同时也在加强对新加坡这块肥肉的控制：作为英国攫取东南亚地区财富的“东方宝石”，20世纪的头50多年里，英国资本每年从新加坡的转口贸易中获取了高达2亿多新元的利润。 马来亚的各党派纷纷发表声明，揭露英国重建殖民统治的阴谋。1946年4月1日英国政府强行宣布马来亚联邦成立，并派新任总督就职。这一天，成千上万的马来亚人民拥上街头举行抗议示威；各邦首领也抵制新到总督的就职典礼，以致大典告吹。英国政府在马来人反抗下被迫让步，同意成立由英国政府代表、各邦首领以及最大的马来人政党——马来民族统一机构（巫统），共同组成马来亚工作委员会，以制定新的宪法。1948年2月1日，马来亚联合邦正式成立。 马来亚联合邦成立后，英国殖民者仍掌握着绝大部分权力，行政和立法委员会官员必须由英国政府任命，英国还拥有否决立法委员会的特权。马来亚联合邦成立后，马来亚民众并没停止对英国殖民者进行斗争。 1946年新加坡多次爆发反对殖民统治的罢工，其中较大的是1月29日工人总罢工，约20万职工参加，罢工者明确提出要求废除殖民制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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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下层人民服务 1950年李光耀学成归来，他刚开始的职业是律师，但他心中的理想并不是在法律界有所成就，而是投身政治，自然而然地，他时刻通过律师工作为自己的政治理想服务。 50年代初，马来亚和其他东南亚国家一样，处于进步力量的蓬勃发展时期。由马共和接近马共的左派人士组织了许多社团与工会，华文学校也成了进步青年从事政治活动的营垒。当时，工会为同英国殖民当局进行斗争，亟需一位懂法律，通英语，又同情工人运动的人来帮助他们。李光耀很符合这些条件，而且他同情工运，乐于为工会尽义务，自然是大受欢迎。 李光耀在1952年2月的邮电工人大罢工中，初次显露出运筹才能。在罢工的日日夜夜里，他以邮电工制服职工联合会法律顾问的身份，为工人出谋献策，巧妙应付，和工会代表一起与英国殖民当局进行周旋，双方争执非常激烈。有人甚至扬言要以武力干预和镇压。但恐吓并不能奏效，当局软了下来，达成一项有利于工会的协议。这是他学成归来后的初战胜利。第一炮打响后，他的名字就在群众中传开了。可以说这是他立足社会的第一块基石。 此后，其他工会纷纷聘请他当法律顾问，而他也是有求必应，于是就成了100多个工会的法律顾问。 在为各工会团体效力的同时，对平民百姓的一些冤案错案，李光耀也十分关心。一天，一个名叫刘仙源的伐木工人，专程从诗巫山区前来投诉。他在伐木时，不小心将森林保护区的林木砍倒了几棵，殖民当局以维护森林保护法规的权威为由，对刘进行起诉，并扬言要重判。 “请李律师能在百忙中抽点时间替我讨个公正，不然，我就……” 看着他满面愁容的样子，李光耀深感其中有冤情，便满口答应帮助他。但雇员们都以事务所积案太多，而此案 “油水”太小为由，建议不接这个案子。 听到此种“建议”，李光耀觉得十分奇怪。在他看来，有些号称“律师”的人，不过是以法律为幌子捞取钱财。在新加坡，由于法制不健全，冤案错案屡屡发生，所以华人习惯地称“律师”为“包公”、“救星”。这是一个很有分量的称呼。李说：“民众称我们是‘包公’，是‘救星’，试问，我们中间的好多人对得起这一称呼吗？” 李的正义感，终于传染给了同事们。 这位对政治情有独钟的剑桥高材生富于激情地说，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统治阶级在司法领域实行的是“纠问主义”的审判制度，根本不允许被告在法庭上进行申辩。近代的律师制度，是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才确立起来的。1808年法国颁布的拿破仑《刑事诉讼法集典》，明确规定了辩论原则，辩护权和律师制度。此后，其他国家也颁布了有关法律。在亚洲，日本明治维新后，也曾仿效西方国家起草了律师法草案。现在各民主国家都有律师制度，重视律师事务。 李光耀经营律师事务所的目的，是为投身政治做准备。他十分珍惜律师的头衔，欲在新加坡树立一个公正、无私、致力于维护民众合法权益的形象。 原来不赞成受理诗巫山区森林案的那位雇员，在听了李光耀的这番话后，自责地说：“今天，诗巫山区刘仙源投诉一案，我曾认为案小不予受理，这就从根本上违背了我们律师制度的宗旨。”并且提出由他承办此案。 李光耀忙接过话碴儿说：“不要说得这么严重，以后我们注意就是了。凡平民百姓要求我们提供法律帮助的，我们都要诚心诚意去办案。至于刘仙源一案，还是由我来办。案子虽小，但涉及面广，是平民直接与官家打官司，有一定的难度，咱们就来个小案大办吧!” 李光耀来到诗巫山区，便立即投入到了紧张的办案活动中。先调阅案宗，了解案情，查阅有关法规，提出辩护理由。 诗巫森林局长在法庭上严斥刘仙源目无法纪，肆意砍伐，严重破坏了政府保护森林的法规，要求法庭严加惩处。李光耀听后问道：“局长阁下，刘仙源不过错砍厂森林保护区的12株林木，共计1.23立方米木材，请问你起诉判以重刑的法律依据何在？” 森林局长说：“刘仙源明知森林保护区的树木不得乱砍乱伐，而他却故意破坏……”李光耀听列“故意”二字后，突然反问：“请问局长阁下，‘故意’一词，应作何解释啊？” 这一问，搞得不甚懂得法律的局长张口结舌，只是支吾其词地说：“故意，就是有意嘛!”引起一阵哄堂大笑。 李光耀律师站起来说：“局长阁下的解释太草率了。‘故意’，是个严格的法律用词。从传统意义上讲，它是指：行为人的行为是自愿的；行为人明知行为的性质；行为人预见到行为的后果，并希望或放任结果的发生；在不作为的情况下，行为人知道自己应尽的义务。美国的《模范刑法典》，把故意犯罪列出四种精神状态：一是行为人追求某种特定结果；二是行为人放任其预见到的结果；三是行为人因懈怠而未设法避免已知的可能发生的后果；四是行为人出于过失而未意识到自己行为的后果。英国法律确定一个原则：‘没有故意犯罪的行为，不构成犯罪。’这些情况，不知局长阁下注意到否?” 森林局长依然认定刘仙源“故意”犯罪。李光耀说：“经我调查，刘仙源错砍保护区林木，并非故意。因为：第一，刘仙源伐木经商，有森林局的正式砍伐林木证书；第二，保护区界线不明，容易使伐木工错砍林木，待刘仙源发现雇工砍伐的品种不符合规定时才知道是错砍了保护区的林木；第三，刘仙源不隐瞒错误，而是立即报告当局，并表示愿意赔偿损失。据此，本律师有责任提出请局长阁下重新调查核实，修正起诉书中的‘故意’一词。同时，恳请法庭法官注意刘仙源并非‘故意’砍伐保护区林木这一事实。” 法庭根据李光耀律师提出的三点事实和据理依法的辩护，否定了刘仙源‘故意’砍伐保护区林木的罪名，并以错砍为由作出两项判决：1．由刘仙源在保护区内如数补栽错砍的林木，并保证成活；2．将错砍的1.23立方米木材如数交还森林局。 这场官司在李光耀的精心辩护下，仅用了一个礼拜的时间就顺利地结了案。因为这是一场平民百姓与殖民当局争执的一场官司，更加引人注意，所以森林局长的部分败诉，就成了轰动诗巫山区乃至沙捞越地区的头号新闻。 刘仙源在法庭上听到了有利于自己的判决后，心情之激动难以言表，他眼含热泪双手紧紧地握住李光耀的手说：“要不是您，我的案子决不会有今天这样的局面！” 刘仙源在万分感激之下，抖动着双手，献给李光耀一个装有1万元的大红包。他恳切地说：“请你接受我的一点心意吧！” 这时，李光耀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他问刘仙源：“你这个红包里有多少钱？” 刘仙源回答说：“没多少，一万叻币，小意思。” 李光耀接着说：“小意思！请问你伐木每月可赚多少钱？”当他听到刘仙源说，天气好，可赚1000叻币时，便诙谐地说：“这样，你就得为我当10个月的长工，岂不是折杀我吗？我不过是帮了你7天的忙，况且已收了你500元的手续费，因此，我不能收你的红包，谢谢你一片真心。” 但是，刘仙源还是坚持要送这个红包，说如果不是李律师帮忙，可能要坐5年监牢，精神和钱财的损失是无法计算的。 李光耀最后说：“说一千，道一万，我都不能收你的这个红包，这是我们律师事务所的规矩：额外的钱，一毛也不能收。我不能带头破这一规定。”话已至此，刘仙源只好收回红包。然而他却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忍不住老泪横流地握住李光耀的手，哽咽半天，才说出一句肺腑之言：“你是我遇到的第一大好人！” 这场官司的胜利，使一心坚持正义的李光耀在诗巫地区名声大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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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行动起来！ 经过近两年的准备，李光耀和吴庆瑞、杜进才等人发起成立了人民行动党。 李光耀回新加坡建党成功的这段时间，新加坡独立运动风起云涌。英殖民者采取以退为进之策，1946年3月底，英王颁布敕令，决定不久后在新加坡成立立法议会和市政局。定于1948年3月举行立法会大选，4月立法议会成立，但22个席位中的民选议员只有6人。选举方案出台后，许多政党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英方实行的所谓“宪政改革”与人民的要求相差甚远。1952年，军港工人在亲共组织的发起下，先后举行了三次大罢工，影响甚巨。 1953年英国政府派出以伦德尔为首的“制宪调查团”抵达新加坡。1954年2月发表《伦德尔制宪调查报告书》，提出在新加坡成立一个有32个席位的所谓立法议会，其中7个席位由官方委任，其余25席由民众选举产生，并在此基础上成立所谓“民选”政府，由“民选”议员通过竞选任首席部长。 与此同时，李光耀也打算成立政党，为竞选作准备。 早在日军占领新加坡期间，共产党在新加坡已有广泛影响，马来亚的共产党积极参加和领导民众进行抗日斗争，并组织了抗日义勇军，发展到2万人左右。日本投降后，共产党在工人、学生，特别是华人中影响更大。英国重新占领新加坡后，于1948年6月宣布马来亚共产党为非法组织，从此，共产党的活动转入地下。 1954年11月21日，人民行动党成立大会在新加坡维多利亚纪念堂楼上举行。出席人民党成立大会的有1500多人，大多为男性，他们中有工会领袖，有知识界名流，还有来自马来亚的两位政界要人——东姑•拉赫曼、陈祯禄。 拉赫曼原是马来亚吉打邦苏丹之子，其母为泰国一位酋长的女儿。他在15岁那年被送到伦敦读书，先后在剑桥攻读文科和法科。日军占领吉打前后，曾从事抗日活动。1947年再赴剑桥深造，1951年拉赫曼成为马来民族统一机构(简称巫统)的领袖，1957年当选为独立的马来亚的总理，被誉为“马来亚独立之父”。 陈祯禄原籍中国福建省漳州南靖县。其曾祖父陈喜到马来亚经商，后定居于马六甲。陈祯禄留学牛津，获博士学位。他主张马来亚自治，领导过反英总罢市，1949年组建马来亚华人公会，并被推举为会长直至1958年。这是马来亚最大的华人组织，号称拥有20多万会员。后来，他被英方封为“拿督”，1952年元旦又被封为“爵士”。 拉赫曼和陈祯禄二人的出现，无疑大大提高了人民行动党成立大会的影响力。人民行动党的建党发起人共14名，其中包括两名律师、两名记者、两名中学教师、一名大学讲师和七名工会工作者。这些发起人大多坐在 台上，如李光耀、杜进才、拉贾拉南和沙末•依斯迈等，而吴庆瑞和贝恩两人却坐在群众中。当时，他俩都是殖民政府的公务员，按规定，公务员不能参加政党，所以坐在 台下，其实这是个公开的秘密，英国当局不过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予追究而已。 人民行动党成立之初，力量十分薄弱，几乎毫无组织可言，没有一个受薪人员，也没有基层领袖，据李光耀回忆当时白手起家的情形：“成立大会开得不错，却起不到鼓舞人心的作用。”摆在这些富于激情的党的领导人面前的，是无从预料的意志考验。 行动党人面前的任务很重，行动党目前还是一个小党，必须联合其他一切党派和团体。李光耀认为应该允许共产党进入行动党，对李的这一主张，行动党的其他领导人并不赞同。吴庆瑞、杜进才等人认为，在马来亚和新加坡的有产者眼中，共产党就意味着战争和流血，虽然在日军占领东南亚期间，共产党曾带领人民进行过抗日运动，但是，今天人们面对的是英国殖民政府，而不是日军，新加坡的有产者宁愿选择英国也不愿选择共产党。行动党和共产党联合，必然遭到其他所有党派的一致反对，导致行动党更加孤立。而且，共产党最善于搞统一战线，允许共产党进入人民行动党内部，有可能有朝一日被共产党吃掉。 由有产阶层组成的进步党，是当时新加坡第一大党。在反对殖民统治方面，它没有鲜明的态度，该党的兴趣只是执政，而不是其他的具体的政策。进步党对与人民行动党联合态度积极，在它看来，行动党是一个很有生机和前途的新党，行动党提出的方针、政策在人民中间有一定的号召力和影响力，与行动党联合无疑将扩大自己的力量。 李光耀、杜进才、拉贾拉南等人与进步党进行了接触。在谈判过程中，他们发现，“进步党”只是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名称，它一点也不进步，它的成员全是极右的保守派，他们的目标与行动党的纲领事实上相反，谈判没有什么好的结果便告吹了。 自由派马歇尔领导下的劳工阵线：马歇尔是出生在新加坡的一个伊拉克犹太人，他像李光耀一样受过英文教育，是个完全的自由派。可是两党一经接触便你东我西了。李光耀感到劳工阵线只是一个选择伙伴而不是一种真正的社会主义运动，劳工阵线内部可能有不少政治投机家在影响该阵线的决策。的确如此，1955年，劳工阵线获得新加坡首次选举的胜利，马歇尔当选为首席部长，但是劳工阵线在政绩上却毫无作为，不仅遭到新加坡人民的反对，英国殖民政府也不喜欢他们。 共产党虽然是非法组织，它的活动仅限于地下，但是共产党在新加坡和马来亚仍然有巨大的影响力。在新加坡工人中，华人比例占70％以上，在学生中讲华语的人占65％，华人都是强烈的民族主义者，受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华人从心理上和感情上接受共产党。可想而知，如果你来自一所华文学校，你又反对殖民统治；那你在新加坡很容易被称为是一个共产党，也很容易成为一个共产党员。 李光耀说：“虽然马来人不信任共产主义，但是，马来人长期受外来势力的压迫，因为他们本是这块土地的主人，所以他们的反抗情绪最强烈，而共产党人偏激的政策，正好适合了马来人的要求；并且，历史的因素赋予了共产党人更大的力量。1945年以来，马来亚共产党人带领马来亚人退入山地丛林进行游击战争，成为抗日的中流砥柱，使共产党人的形象富有魅力。因此，马来人也是接受共产党的。” “共产党的敌人限于讲英语的人、有产阶层中的富人和当权者。而这些人正是拥护殖民统治的力量，也是我们行动党的对手。” 这位新加坡新政党的秘书长锐气逼人：“我们必须和共产党联合才能获得工人、学生的支持，因为这是明摆着的事实，现在共产党人，也只有共产党人才能激起群众的热情。” 一个新成立的党，宁可显得激进一点，也不能被人们认为太保守，可叹的是，保守是多数人的本能。会上又有人提出，共产党向行动党内部渗透，有可能导致行动党的分离，甚至有可能被共产党吃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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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耀对此回答说：“如果人民行动党不能按照它提出的通过和平的方式实现新加坡自治行动，或者内部不团结，不仅共产党可以吃掉我们，其他政党同样可以吃掉我们！” 人民行动党的联共行动，李光耀确实是走了一步险棋，当时党内外许多人都怀疑他的目标是用中国式的道路赤化马来亚和新加坡。但李光耀丝毫不为这些浮言所动摇，坚持自己的定见，这种自信，往往给一般人以狂妄自大的感觉。不过“联共”石破天惊之举，使人民行动党由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党，很快就知名度大增。“想出名，就要有厚过城墙的脸皮”这句话从积极方面理解，应该是理想主义者的格言，“为人所不敢为”是理想主义者们最唯一的标签。 其实，早在李光耀准备建党之时，就已经开始酝酿与共产党人的合作。诚如他后来所言：“这是个生机勃勃的世界（共产党），有那么多活跃分子，个个生龙活虎；那么多理想主义者，他们不自私，准备为更美好的社会牺牲自己的一切。他们完全献身于革命事业，下定决心，一心只想推翻殖民地政府，建立一个平等和公正的新世界。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他们的领袖给他们指引的方向，我越来越感到害怕。 “但是我也深信，如果我驾驭不了其中一些干劲十足的年轻人，使他们为我们的事业服务，为我和我的朋友们，这些英校生代表的事业服务，我们就永远不会成功。到目前为止，我们只跟英校生和马来人建立联系，这些人既没有坚定的信仰，也没有力量跟华校生一较高低，更别说抗拒受华语教育的共产分子了。 “无论他们什么时候到，我都盛情接待他们。这个池塘里的鱼由共产党人喂大了，我要偷捕，要尽可能钓取。不管怎么说，他们也在我们英校生的池塘里偷捕了伊巴、沙玛、蒂凡那和沙末等人。” 举步维艰 根据1954年发表的伦德尔宪法规定，1955年首次进行立法议会和民选政府的选举。说的虽然动听，做的却是另外一回事，英国政府对新加坡仍然保持操纵权。立法议会有32个席位，其中7个由官方委任，7个国家部长中的政务、司法、财政三个重要部的部长必须由英国殖民官方议员担任。这样事实上通过民选的仅有25席立法议员。 1955年4月，新加坡总督罗伯特•布莱克下令举行“部分民选政府”的首次选举。显然，“部分民选”显然不是人民行动党的最终要求。这次选举，有7个政党参加角逐。成立才五个月的人民行动党决定派出四人参加竞选林德宪制立法议会议员。他们的竞选口号是：反殖民地主义，实行民主政治。参加选举的目的是为了利用议会这个讲坛，在议会内攻击宪法，并继续为彻底自治而奋斗。 李光耀在丹绒巴葛区的竞选对手是人民党的彼得林和民主党的蓝天。这两个人都属上层商贾。为击败对手，李光耀在2月26日以“献身民族独立、为你争取利益的候选人”的名义，发表一篇语言朴实而不失犀利的《告选民书》。 行动党大量吸收共产党人的策略很快从组织上取得成功，大批学生深入大街小巷，进行宣传鼓动，《告选民书》平民化的风格，一下子拉近了李光耀与选民的距离。 亲爱的选民： 今年4月2日，丹巴葛区的候选人就会来叫你们到投票站去投票，有些候选人还有汽车载你们到投票站去。他们希望，给你坐一次免费汽车或赠给你一些纪念品，你就会选他们出来。 我也希望你去投票。 我只有很少的汽车。我的政党——人民行动党，专门为工人和穷人的利益而奋斗，我们没有更多的汽车为你提供方便。 不过，不管是别人载你去投票站或是你自己走去，我都希望你根据你自己的意愿投票。 你应该选出一个踏实和能干的代议人去照顾你的利益，这是非常重要的。 立法议会是制定新加坡法律和政策的机构。 只有你才能决定应该选谁出来。投票是秘密的，绝对没有人知道你在什么人的票上打一个叉。 拿出你的良知来投票，不要管谁载你去投票站，也不要管谁给你一笔小钱。 请选那个最踏实和最能照顾你的利益的人出来。 怎样辨别这样的人呢?不要看他决定参加选举以后所说或所做的东西。他最近所说的话、所做的事，都可以是用来争取你的选票。你要看他在没有想到来丹巴葛区参加选举以前所说的和所做的事。 我们是反殖民主义者，只要我们认为是对的，我们就会毫不畏惧地跟政府斗争到底!我是第一个出来反对学校注册修正法令的人，根据这个法令，什么华文学校都会随时被封闭。 去年年底，当政府诬告学生时，只有我的政党起来保护学生，推翻了政府的控告。 多少年来，我一直积极地帮助工人，扶助他们的职工会。 52年邮电大罢工时，我跟他们一起奋斗。 我也曾为许多职工会争取更高的工资和更好的工作待遇。我觉得，马来亚的工人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却分不到一点公平的份额。 我们人民行动党相信，英国在马来亚的殖民统治是造成本地许多社会与经济罪恶的根源。 我们要争取一个完全民选、主权独立的立法会，作为走向完全独立的第一步。 只有这样，新加坡人民才能充分掌握本邦的经济资源，并保证本邦的财富被用来提高新加坡贫苦人民生活水准，而不是用来提高英国人生活水准。 我请你投我一票，这样，我和我的人民行动党就可以继续在立法会中作斗争，促使实现马来亚人民的独立和美好的生活。 当你到你的选区的投票站时，你应该出示居民证，你将被出示一张纸，纸上有英文书写的候选人的姓名，在每一个姓名的旁边，有那位候选人的标志，那些不懂英文的人便应该按照标志去选出他所欲选的人。 请你投我一票。 最衷心的感谢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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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参选的丹巴葛区，李光耀以绝对优势赢得此次选举，另外两名对手一共仅得一千余票，只及李的四分之一。在其他选区，行动党候选人林清祥、吴秋泉也取得了胜利。 劳工阵线、进步党、民主党分别获得10席、4席、2席，劳工阵线获得议会组阁权，其领导人马绍尔出任新加坡首席部长。 李氏家族从李光耀的祖父李云龙起，从小便接受英式教育，李光耀成年后基本上不会说华语。此次竞选以前，他开始学习华语。1955年，新加坡合法登记的选民中，有六成说华语，但华语又分为好几种方言（广州话、潮州话、福建话），而且华人中大多数人听不懂中国国语（普通话）。 1955年4月的立法议会大选，是殖民当局对要求独立的新加坡民众再一次采取的拖延战术，政府的核心权力部门仍然掌握在当局手中，这种“半自治”局面，不过是缓解矛盾的权益之计。新加坡各派政治力量继续要求独立，从1955年4月到9月，由处于地下活动的共产党组织新加坡工人举行了多次罢工。10月12日，殖民当局通过关于保护社会治安的法律，欲通过高压手段阻止群众的斗争。1956年3月12—18日，新加坡爆发“独立运动周”，20余万人在独立宣言书签名，要求立即结束殖民统治，完全独立。 在立法议会内部，行动党与亲英政府大唱反调，时时指出民选政府的新殖民主义倾向和缺点，争取更多议员的支持；在立法议会外，加紧与工会的合作。 在党的机关报《行动报》上李光耀撰文认为：“今后党的政策必须越来越多地反映工会运动的问题和斗争。……最坚决地提倡社会改革的任何政党一定是最能关心工人利益的党，行动党将永远与工人站在一起。” 许多人民行动党的领导人到工会中任职。李仍然是好几个工会的法律顾问。通过他的推荐，伍德哈尔被任命为海军基地工会的秘书，另外一个杰出的人物林清祥是产业工会的秘书，方水双是公共汽车工会的秘书。随着行动党活动的开展，与当局的斗争更加激烈。 马绍尔作为首席部长在推进新加坡自治方面无所作为，遭到反对党的攻击。马绍尔当选首席部长后，英国人拒绝拨给他办公室和工作人员，马绍尔要求有4名助理部长，英国人也加以拒绝。直到他最后通牒说要在一棵树底下设立办公室时，英国殖民主义者才勉强拨给他楼梯底下的几个房间。 马绍尔在政治上主张自由主义，对“自由”政治抱有太多的幻想，也许正是这一点，思想保守的英国人与他格格不入。英国人这种态度只能使他更加好斗，他有着天才般的口才，是一位眼里冒火的辩论家，胆大妄为，与英国人辩论时常常充满着火药味。他反复劝说英国人，通过全民投票实现新加坡的自治，但英国人每次都非常干脆地否定他的意见。 一边是反对党的攻击，一边是英国人的奚落，马绍尔受够了夹板气。 1955年底，马绍尔率领一个包括各党派的代表团到伦敦就移交权力的问题与英方谈判，而拖了6个月竟毫无进展，内外交困的马绍尔愤而辞职，由林有福继任。 随着人民行动党与共产党力量的联合，二者各取所需，开始了渗透与反渗透的竞赛。行动党形成两大阵营。 一为温和派。他们主张反殖民主义和民主政治，要求新加坡和马来亚自治，但他们反对暴力斗争。他们认为，通过议会和工人学生运动，通过同英国的谈判，新加坡能够实现独立、自治。李光耀、吴庆瑞、杜进才等人属于温和派。 另一为亲共派。他们主张通过暴力斗争为主的方式，获得新加坡的完全自治。亲共派以林清祥、方水双、伍德哈尔等为代表。 1955年大选以来，两派已经泾渭分明，斗争从暗中转到明处。 报界和社会舆论认为，李光耀是行动党的“智囊”人物，而林清祥是该党的“实力”人物。林清祥是华人后裔，为1955年当选的最年轻的议员。《海峡时报》说林清祥“具有惊人的魄力、毅力和想象力，他思路清晰，对政治问题见解深刻；他最关心工人利益和华人在新加坡和马来亚的地位，是人民行动党的年轻干将。” 林清祥以诗人般的激情，坚决和富有想象力受到群众的注目。 李光耀以稳重、成熟著称，他在学生时代，是一名勤奋好学、遵守纪律的好学生，他爱读政治和哲学方面的书，从来不去读不务实的小说和其它文学作品。而林清祥却显得“不务正业”，对日常功课毫无兴趣，而去阅读屠格涅夫和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小说，甚至后来他在监狱中仍然研究俄国文学。李光耀接受西方文化教育的时间较长，而林清祥受中国文化的影响较深。李很受那些从小即接受英语教育者的拥戴，而林清祥在说华语者群体中的影响大。二人因反英国殖民当局而结盟，但各自的政治信条相去甚远。 行动党的最高权力机构是中央执行委员会，由12名成员组成。在1955年6月召开的行动党第一届党员大会上，经过大会选举，委员会的9名成员落到温和派一边，这一结果遭到林清祥一派的抵制。他的理由是执行委员会的成员候选人应由党的支部提名，而不是由委员会本身确定，他的意见被否决。在1956年的第二届党员大会上，亲共派在中央执行委员会的12个席位中得到了4席，而个人得票数发生很大变化，林清祥的票数第一次超过李光耀。亲共派此时全面发力，提出“用刀和剑把殖民主义者赶走”，他们为工人描绘了一幅美妙的未来社会蓝图，“人人平等，工人当家作主”，等等。他们的主张在工会中一呼百应，影响超过了温和派。 在1957年7月底召开的第三届党员大会前夕，亲共派要求修改党章，他们又重新提出，允许党的支部推荐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人选名单，他们又把他们最有才干的理论家詹姆斯•普图奇里安插在重新起草党章的小组里。亲共派在工会支部中的力量比温和派强大，因此，李光耀和他的伙伴们无法阻止修改党章，如果此时和亲共派进行直接较量，无异以卵击石。 亲共派严厉批评李光耀对英国采取的妥协态度。李光耀在大会上与亲共派进行了长时间的辩论，他仔细地阐发了自己通过宪法和通过同马来亚联合实现新加坡独立的立场。 经过激烈的辩论和选举，两派各分得12个委员会中的6个席位，温和派第一次失去了对党的控制权。会议结束后，温和派委员拒绝就职，使行动党一时处于没有领导人的局面，事实上林清祥成为党的领导者。温和派在不断退却中静待时机，以图反击。 劳工阵线的林有福接替马绍尔任首席部长后，林有福很快妥协成为英国人驯服的统治工具，1955年新加坡人民通过斗争争取来的仅有的一点点自由的权力，也被林有福送给了英国。林有福政府和殖民政府一个鼻孔出气，十分担心共产党力量的抬头，对工会的政治活动格外警觉。1957年8月，也就是人民行动党第三次党员大会过后的10天，林有福政府终于按捺不住，对极端亲共势力下手了，人民行动党亲共派6名新当选的中央执行委员，就有5人被逮捕，林清祥本人也送进监狱。左派失去了对人民行动党的控制，温和派再度居于领导地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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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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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党一向是劳工阵线和政府的对立面，正当行动党内部出现斗争，力量发生内耗的时候，林有福本应该坐山观虎斗，等待时机成熟再去集中力量对付胜利的一方，这是一个稍有点政治经验的人都知道的。但当时林有福习惯看英国人的眼色行事，他也十分担忧，一旦左派的力量在人民行动党取得上风，新加坡势必会爆发剧烈的革命，到时候局面将难以收拾，于是便迅速采取了行动。 行动党受到了很大打击，尽管这种打击对李光耀本人来说是有利的，但一个领导人处理问题不能基于个人得失。李怒斥林有福政府：“林有福为什么对左派的行动如此敏感?为什么这么害怕共产党的力量?为什么对自己的同胞这样无情？原因很简单，他害怕新加坡的独立，他担心人民把殖民主义推翻，这一切都说明林有福已蜕变成英国殖民主义者的统治工具。1955年，新加坡人民通过斗争获得的一点民主权力，人民选举出来的民选政府，今天全部葬送在林有福这样无能人的手中，我们需要新的政府。我们需要能够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新的政府。” 林有福趁行动党内讧之机，对其左派给予打压，其目的十分明显：削弱行动党日渐崛起之势。在抨击林有福傀儡政府的同时，李光耀也分析了林清祥等左派领导人的偏激行为，他说：“人民行动党的宗旨是争取新加坡的自治，实现马来亚的独立，但是我们必须有足够的耐心，如果我们再采取纵火、破坏交通以及向政府进攻等行动，我们的处境将更加不利。中央执行委员会林清祥等5名委员的被捕是我们党的重大损失，我们再也不要用这么大的代价去发泄我们的愤怒，否则就等于给敌人以摧毁我们的借口和机会。” 李光耀仍然坚持即定的联共政策，但他并不赞成共产党用举行暴动的方式去争取独立。民主社会主义者的捍卫者们主张采用温和方式行事。他们的这种微妙心理，应该已被英国殖民地当局所解读。 为了赢得更多激进的工人和学生的支持，行动党的温和派们仍然以左派激进的形象出现，始终维持着同亲共分子一致的公开姿态。至少从表面上看，行动党亲共派被打压，被视为向整个行动党挑战，大家放弃了派别之争，一致对外。 林清祥认为，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在亚洲是行不通的，受西方资产阶级的压迫的东南亚人民不会接受资本主义，殖民主义者不会自己退出马来亚和新加坡，唯有通过中国式的革命道路，才能获得真正的独立和自治。 李光耀说：“马来亚、新加坡受西方文化影响深，西方的势力仍然很大，西方人对共产党特别敏感，如果用中国的方式来实现独立，英国人不会甘心袖手旁观。况且，英国人已表示不久将让新加坡实现自治。” 无可奈何花落去，英国人已经明白，对新加坡的殖民统治眼看就要结束，但支持一个亲英的政权上台，对之施加影响，确保英国在新加坡的长远利益，这一点却是完全有能力做到的。伴随东西方冷战铁幕的拉开，共产主义世界与西方世界形同水火，在全球敏感区域明争暗斗，英帝国在新加坡的影响，较之共产党中国、苏联要略占上风，但共产党势力在中下层华人中影响甚巨，李光耀的联共之举，即是为了争取更多中下层华人的支持。 英殖民当局对整个局势洞若观火。 经过李光耀的努力，人民行动党暂时摆脱了内忧外患的威胁，着手准备新加坡市议会选举。 初战告捷 社会主义自由党为新加坡的右翼政党，为了获得市议会选举的胜利，自由党已经做好充分准备，他们决心角逐议会32个席位。为了防止右派夺取市议会的领导权，行动党人决定与左派政党劳工阵线和马来亚统一机构（巫统）联合。 巫统是马来亚最大的党派，领导人拉赫曼宣称其主旨是争取马来亚的统一和自治，在新加坡有一定影响，特别是在马来人中间。李光耀提出与巫统联合，中央执行委员会所有成员都没有提出疑议。而劳工阵线自从1955年大选以来，一直是人民行动党的主要对手，今天，李光耀又突然提出与它联合，有部分委员难以理解。 李认为，劳工阵线毕竟是一个主张新加坡独立、反对殖民主义的政党，社会主义自由党才是行动党最大的敌人；行动党羽翼尚未丰满，阻止不了社会主义自由党获得胜利，劳工阵线的力量也难以阻止自由党获得大多数席位，只有所有左派联合起来，才有把握战胜共同之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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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行动党许诺把市议会中的贪污腐化现象扫除干净，提高市政府各部门的工作效率，以及保证把市议会改组成为人民服务的机构。人民行动党最后提出了14名候选人参加竞选，包括李光耀、吴庆瑞、杜进才等，还有一位引人注目的新人王永元。王永元是一名非常有名望的会计师，起先受华文教育，后留学澳大利亚。在政治上，他不是亲共分子，属于温和派，但是，他坚定地站在新加坡华人一线，这就使他同李光耀等人不同，而与林清祥为首的左派存在相同之处，王永元在市民中威信甚高。 李光耀此时推出王永元上台，当然不是偶然的。林清祥1957年被关押后，李光耀的合作者中，没有人能像林清祥在华人中有极高的地位，只有王永元可以代替林清祥。王永元对那些不是受英语教育的、倾向中国的、更加反对英国的人们有吸引力。李光耀推出王永元是为了赢得人数众多的华人支持。 人民行动党14名候选人中13人当选，他们的对手社会主义自由党32名候选人，只有7人当选。这样，32个议员席位分别被行动党、自由党、劳工阵线、巫统等获得，行动党占据了最多的席位。 领导者与手下人的不同之处，在于对事态前瞻把握。李光耀的分析是非常准确和有远见的，如果不是行动党、劳工阵线和马来亚统一机构三家达成协议，从最后选票来看，社会主义自由党很可能夺取议会的大多数席位。 王永元成为第一届市议会 和市长，这是人民行动党第一次被推上实质性的负责岗位，王永元上任伊始，就开始执行行动党的竞选纲领，首先成立告密局，让人民检举政府的贪污受贿行为；又设立民众申诉局，负责处理群众与政府之间的矛盾；并成立了每周一次的人民接待会，听取民众的呼声。 人民行动党为了证明它的反殖民主义立场，捣毁公共场所象征殖民统治的塑雕，焚烧了宣传殖民统治的标语，甚至竖立在市政府门前的伊丽莎白二士女王的雕像也被收拾起来。市长王永元经常去市政各个机关作突击视察，一旦发现问题毫不留情。新市长的“三把火”，烧得市政风气大有好转。他还决定把更多的华人吸收到市政府中任职。 行动党在市议会的革命性举动，引起一些人的不安，他们指责行动党无视英国政府的存在，新加坡受英语教育的人纷纷指责王永元搞华人沙文主义。王永元准备吸收华人职员的计划也遇到了政府老职员的抵触，老职员大都是受英语教育者，他们认为王永元的这一举动是为了对他们进行监视。王永元在阻力面前并未退缩，因为他得到更多下层民众的支持。 由于取得共产党地下组织的加盟，人民行动党成长迅猛，终于在市议会选举中一鸣惊人。在新加坡的反殖民风潮中，人民行动党在后期发挥的影响越来越大。1958年3月，林有福代表团赴英谈判。4月1日，双方达成协议，签订《关于新加坡自治谈判报告书》，5月，《新加坡自治法案》终于出笼，其大致内容为：新加坡在英联邦范围内实行自治，立法会议议席由以前的32席增至51席，并完全由民选产生；首席部长改称政府总理，英国保留外交、国防权力。 根据《新加坡自治法案》，定于1959年5月举行新加坡立法议会选举。 1959年大选是人民行动党盼望已久的好机会。1957年市政议会选举中，由于行动党内部矛盾影响了选举结果，没能占据市议会中的绝对多数，但已经在所有政党中脱颖而出，市政府2年来的表现也为行动党得分不少。1959年的选举与前两次相比意义不同，这一次通过全民选举，将产生一个真正的自治政府，行动党人决心全力以赴。 1957年行动党议员王永元任市长以来，党员的数量不断增加，1958年5月10日的党员队伍已经壮大为17000名。党的秘书长李光耀提出把党员分为四种党籍——预备党员、普通党员、预备干部党员、正式干部党员。根据规定只有真正对党做过有益工作的党员才能成为干部党员，并有权成立一个选拔委员会，负责干部党员的晋升及任命党内职务的工作，事实上这个委员会由中央执行委员会直接控制。党的最高权力机构仍然是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在干部党员中选出。党的基层单位是支部，每个选区一个支部。行动党到底有多少干部党员是该党的一个秘密，准确的数字不得而知，有干部党员曾暗示说总数不超过500人。这意味着行动党的最高权力机构，即中央执行委员会，是由不到党员总数3％的人来选举的。 有人讽刺行动党的这个制度好比是罗马教皇和他的主教的关系，“主教们选举教皇，教皇再任命主教”，总之权力还是在那部分人手中。人民行动党的领袖们辩护说：这种制度非采用不可，因为领导人员可清楚地看到，越来越活跃的亲共分子已控制了大部分党的支部，而且中间分子也倒向了亲共势力。只要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选举向普通党员开放，亲共分子当选的可能性就很大。党的中央政治局 拉贾拉南说：“为了防止共产党人，从一开始我们就决定不能接受正常的民主方法；如果我们要给民主以成熟的机会，我们必须按非正统的方式办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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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党的干部党员由执行委员会选拔，二者结为一体。温和派以此种方式掌握了行动党的主要权力。李光耀想到，行动党人要获得1959年全民大选的胜利，还必须得到英国方面的支持，英国政府在新加坡统治了100多年，他们不甘心将新加坡轻易交出去，英方也在积极物色未来新加坡政府的领导人物，当然这个人一定不是共产党人或亲共分子，也不是华人的领袖，而应该是一名受英式教育的亲英分子。 当时新加坡政坛上的领袖人物要数李光耀、林清祥、林有福、王永元。林清祥是亲共分子，王永元为华人领袖。林有福是当时的首席部长，是亲英派，甚至是在设法讨好英国，不过一条过于听话的狗，其价值并不是最大的，原因是他在工人中名声太差。李光耀是合适人选吗?英国人并没有绝对把握，因为在表面上李光耀一直和亲共势力掺和在一起，1957年新任总督威廉•古德爵士时刻关注着李光耀的一举一动。 1959年5月选举以前，他同李光耀保持密切关系至少已有一年多了。他认为李光耀是最合适的人选，李光耀在新加坡的工人和学生中有良好的基础，受英语教育，主张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人民行动党在李光耀的领导下正在变成一个民主的资产阶级政党，亲共势力和马来亚人的势力在领导层中逐渐削弱，逮捕林清祥等亲共分子就是为了确保李的权力不受挑战。 行动党人知道英国人最担心的是什么。自治后的新加坡，英国政府仍然掌握着新加坡的国防大权，新加坡仍然是英联邦国家，在一定时期内，英国对新加坡是最有影响力的国家，这是不可改变的事实。所以，在同英国政府的接触中，行动党人始终表现出亲英的倾向，直到新加坡完全独立时，才同英国政府产生重大分歧。 巫统是马来亚最大的政党，一直与行动党关系密切。1955年7月巫统与马来亚华人工会组成联合会，在大选中大获全胜，东姑•拉赫曼亲王任首席部长兼内政部长，1956年2月，英国政府同意马来亚联合邦正式独立，拉赫曼任首届总理。1957年8月31日，马来亚在首都吉隆坡举行隆重的独立典礼，李光耀也到会表示祝贺。由于对新马地区的政局有许多共识，二人结为盟友。 行动党必须获得新加坡工会和学生的支持，才有获胜的把握，而工会中亲共分子仍然最有势力，林清祥和在监狱中的6名亲共派对大选将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李光耀说通英国人尽量让他们过得舒服些，还安排他们到海上划船，白天可以在海上自由活动，晚上回牢房休息。林清祥同样也需要李光耀，表示他不会反对行动党和李光耀的活动。 共产党自身是非法组织，不可能在大选中有所作为，而李光耀的行动党坚持新加坡自治，坚持民主政治，反对政府的贪污，主张建立自由、法制的新加坡。行动党的这些纲领与共产党的主张极为相似。马来亚共产党总部向党员发出指示，支持人民行动党。李光耀也公开表示，人民行动党与共产党之间虽有差别，合作并不受影响。 在政治角斗场上，人们时常感叹：没有永远的朋友。但对于李光耀来说应该是：没有永远的敌人。在发生矛盾冲突时，他会无所不用其极，将对手批驳得体无完肤，而在为达成共同利益结盟后，李又会与对方握手言欢，一笑抿恩仇，如此纵横捭阖，让人叹服不已。 珍惜每一个对手 1959年大选，是新加坡第一次真正的全民大选。凡是居住在新加坡无论是讲英语、讲华语、讲马来语的人还是讲泰米尔语的人，只要效忠于未来的新加坡，不论其种族、信仰，一律都有选举权。全新加坡被划分为51个选区。这次大选有51个议席，参加竞选的政党共有13个，主要大党包括右翼社会主义自由党、新加坡人民联盟，巫统和劳工阵线。 当时的新加坡，绝大多数的人们都很贫穷，多数人住在贫民窟。城市的大部分地区，是一条条阴暗狭窄的小巷。由于气候湿热，腐臭味随处可闻。李光耀每天晚上都要在不同的选区发表演讲，除马来语和英语，李光耀还掌握了用华语演讲，演讲结束，李总是大汗淋漓。为了不让吸烟导致失声，他戒了烟，为此忍受烟瘾的折磨。为达成自己的目标和信念，李光耀忍受了一次又一次的身心磨难。 行动党声明：行动党一旦执政，将立即释放在押的林清祥等6名著名的工会领导人。这一声明在工人和学生中无异于投下一捆精神炸弹，行动党获得了他们的信任。同时也使林有福的劳工阵线处境雪上加霜，逮捕林清祥等6位左派力量的领袖，本是林有福亲手所为。 1959年5月30日，一阵晨雨过后，新加坡被刷洗得格外干净，空气十分清爽宜人。虽然没有张灯结彩，燃放鞭炮，但人人欢天喜地，身着盛装，颇有一番欢度新年之意。一大早，选民们就携老带小的来到投票站，排队准备投票。投票站的工作人员要看居民证，验选举卡，问姓名，核对选民册，记选举卡号，加盖已投票印记等等，他们也忙得不亦乐乎。殖民当局5000名警察倾巢出动，在345个投票站和7个投票处维持秩序，严防选举舞弊。 大选结果，人民行动党赢得了51席中的43席，占全部选票的53.4％。新加坡人民联盟获得４席，巫统3席，独立候选人1席。新的自治政府由大获全胜的人民行动党组阁。 行动党执行委员会在开会选举内阁总理时，李光耀和王永元各得6票，二人不相上下。关键时刻，李光耀的支持者杜进才以党的 身份，作出决定性的裁决：李光耀出任内阁总理。 王永元在工人、学生中支持度高于李光耀，在任市长二年时间内，政绩突出。此次大选，王在其选区得票率高达77%，是全国所有候选人中最高的。 最后拟定的内阁成员中，王永元出任国家发展部长。 行动党虽然赢得了此次选举的胜利，然而所面临的形势却是十分严峻的，在李光耀看来，工会、学校和社团渗透了大量的共产党地下组织，罢工活动此起彼伏；外国投资望而却步，纷纷处于观望状态；失业随处可见…… 李光耀在新加坡电台发表就职演说：“真正的建设成果，真正的社会发展，必须靠全体人民的埋头苦干，才能实现。如果你以为，行动党执政，人民要什么就有什么，那你就错了。我们不能做不劳而获的人，我们要美好的东西，我们就要努力工作，辛勤劳动。这样，我们才能使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子女，有安居乐业的日子。 “人民行动党的政府是你们的政府，政府所做的事情你们也有一部分责任。所以，你们不能袖手旁观，你们应支持政府的政策，为政府提出合理建议……我相信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在未来5年内，每个新加坡人都能享受到繁荣和快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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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行动党上台伊始，就对殖民时期的社会积弊展开行动，这些举动最能鼓舞士气，争取民心。 行动党借鉴了许多共产党人组织群众运动的方式，包括政府的部长在内，全部深入到基层亲自参加劳动，带领人们打扫街道，清理海滩垃圾，开垦荒地。行动党认为：亚洲多数国家落后的原因是妇女没能得到解放。新加坡为加强妇女的地位，制定了具有法律效力的妇女宪章，规定一夫多妻制为非法，一夫一妻制是唯一合法的婚姻制度（穆斯林除外）。 针对当时泛滥成风的黄色文化，行动党政府内政部长王邦文发出了一系列禁令。诸如赌博、吸毒、色情作品，多妻多妾，卖女为娼，贪污腐败以及裙带关系……层出不穷的传统恶 邦文迅速采取行动，下令肃清华族黑社会组织，宣布禁止色情作品、脱衣舞，以及弹球娱乐场、格调低下的歌曲也在被禁之列。 殖民时期的统治者实施愚民政策，在教育方面的投入极为匮乏，许多家庭儿童无力入学，行动党启动了雄心勃勃的教育计划：在一年内，让所有的儿童都有机会上学。教育部长杨玉麟决定实施新的方案，所有的学校开设了上午班和下午班，从而使全国入学学生陡增一倍，大大地利用了当时十分有限的校舍资源。政府还开展华人识字运动，提倡华族方言群体学习中国国语。 英国人显然对自治政府成立半年来的所作所为是满意的，新加坡首相古德（原新加坡总督）向殖民大臣提呈的总结报告中认为：“要获得成功，行动党必须使华族工人阶级和学生继续支持他们。这就是他们的弱点所在。因为这一年来，他们不得不摆出争取民心的姿态，得罪要取得经济进步所依靠的商人阶级。他们念念不忘进行政治和思想意识的斗争，以争取人民支持民主社会主义，不支持共产主义，这就可能影响他们有效地处理使新加坡经济取得成果的其他问题。” 行动党作为一个左翼大联盟，亲英势力和非亲英势力的合作与分歧，总是相互缠绕在一起。自治政府成立后，由于以前共同的敌人基本已被战胜，二者之间公开摊牌的日子也到了。 1960年6月10日，人民行动党召开会议，会议准备总结行动党执政一年来的情况，国家发展部长王永元的发言改变了大会主题。他代表所在的芳林区支部向大会提出16条议案，王认为行动党内部缺乏民主，越来越右倾，已蜕变为新的殖民主义者。大会的第二天，有一万名王的支持者举行集会，王永元发表了具有鼓动性的演讲。 王永元以激进的反殖民主义者形象出现，他认为温和派的李光耀等人是新的殖民主义代言人。他知道，中央执行委员绝大多数是李光耀的支持者，他可能孤掌难鸣，因此他在党的大会上提出议案，可以得到基层党员以及议员的支持。王永元的用意达到了一部分，行动党43名议员中包括王本人有3名支持者。 王的议案一提出便遭到其他中央执行委员的反击，党的 杜进才在大会上宣布：“目前的问题是党的集体领导已受到挑战。” 李光耀向报界发表自己的意见，他说：“王永元指责党内缺乏民主，不就是指的党的秘书长李光耀越来越专权了吗?党所规定的干部制度，从来就没有过变化，王本人也是这种制度的主要创立者，而且在党的会议上王从没说过党的制度缺乏民主，只能说今天他提出这个议案是别有用心的。” 王永元向李光耀摊牌是许多人意料中的事。王是仅次于李的最有名望、最重要的党内官员，在过去，王和李都有机会和可能成为党的领袖，李光耀后来略占上风，王永元不太可能长久屈居李之下，于是不失时机地向李发起了挑战。 尽管他组织的集会有一万多人参加，但此时公开支持他的党员不过200人，多数人处于观望之中。玉永元更大的错误是误算了林清祥等人的态度，他在议案中要求释放所有在押的工会激进分子，他的企图就是以此获得林清祥等亲共派势力的支持。 人民行动党此次赢得大选，与亲共势力的支持是分不开的。只要对自己有好处，行动党今后还将最大限度地利用这种支持。早在自治政府即将成立时，在李光耀的要求下，原新加坡总督古德爵士宣称，鉴于政治局势已发生了变化，当局将于6月4日释放包括林清祥在内的八名行动党领导人。 令王永元始料不及的是，亲共派工会领导人并不喜欢他，而猜疑他是一个机会主义者。林清祥、方水双和伍德哈尔三位工会领袖签署了一个联合声明说“人民行动党做了很多工作，它在竞选宣言中阐述的政策基本上是正确的。”李光耀又一次戏剧性地和亲共势力结盟成功。 林清祥认为王、李之争纯是两人之间的斗争，而且王现在的形象已经远不如过去了，他任国家发展部长期间，给人以虚浮的感觉。行动党内有人揭露他曾把自己的一些朋友安插在发展部，企图在党内和部里搞独立王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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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权衡，一番摇摆。林清祥等人认为推倒李光耀等人的机会并未到来，这应当是亲共派抛弃王永元的真正原因。忍耐是必须的，尤其是在对手处于强势之时，最好的办法是静待时机。不到一年时间，机会果然出现，此为后话。 最后党员大会完全一致地作出决议，支持中央执行委员会将王开除出党。王永元先被解除国家发展部长的职务，接着被开除出党，理由是他“图谋瓦解党的团结和破坏党的领导。”王同时也退出了议会。脱离行动党后，王永元立即组建了新政党——人民统一党。 王永元本是芳林区的议员，由于王退出议会，这样造成了议会中一名议员的空缺，根据宪法规定，在芳林区应补选一名新议员。人民行动党指派易润堂作为候选人，人民统一党的候选人就是王永元本人，真是冤家路窄。 王永元比他在人民行动党中的对手易润堂所得选票多两倍半有余。《海峡日报》社论说，正是王永元的压倒性胜利，使人震动、惊愕。王永元重新当选为议员后，这位人民统一党领袖，一点也不念及旧情，在议会中不断炮轰人民行动党。 继王永元与人民行动党分道扬镳后，早在1959年6月被释的林清祥、方水双等控制的亲共实力组织也开始暗中发力，亲共派伺机发起倒温和派的行动。行动党本来就是借亲共势力上台，现在亲共势力欲推其下台，也是情理之中，只不过亲共派披上了合法的外衣，争夺权力的形式显得隐蔽。此际，可谓山雨欲来风满楼。 林清祥、方水双等人在被释放之初，迫于形势，声言支持温和派：“在这个新时期内，社会主义者最为重要的任务是完全投身于统一马来亚民族的理想，并且用和平、民主、符合宪法的手段，为了一个统一的、独立的、非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的马来亚而奋斗”。然而，时过境迁，政治人物说过的话恐怕要反过来理解了，或许当时相信这些话的人本就不多。 这时亲共派在许多问题上对温和派也越来越不满意，终于在职工联合会问题上两派尖锐对立起来，职工联合会是新加坡工会的总组织，是工人阶层的最高权力机构。亲共派、温和派都想控制这个机构，于是矛盾激化起来。 李光耀领导的温和派此际陷入重重包围，亲共派势力愈演愈烈，其它反对党势力也开始磨刀霍霍，温和派被轰下台的日子就要到了。 马来亚总理拉赫曼对新加坡局势洞若观火，此时他有些坐不住了，于5月27日提议建立包括新加坡在内的马来西亚联邦。由于进入1961年新加坡政局动荡，亲共势力眼看要居于上风，拉赫曼认为如果新、马合并，就可以避免在马来亚的家门口出现独立的“第二个古巴”。 50年代末60年代初，由于新加坡华人所固有的谨慎心理，加上他们在商业上处于支配地位，新马一直没有实现合并，然而现在的形势有了许多变化。 行动党温和派一直是希望新马合并的，出于对共产主义的恐惧的同时，李光耀还考虑：在政治上，通过马来西亚联邦，新加坡可完全结束殖民统治，赢得独立；在经济上的利益也很大，可以利用马来亚的原料、市场，加快新加坡的工业化进程。 此时，英国人当然也希望新马合并。 1961年6月2日，林清祥等6个著名的工会会员发表声明称“我们提倡左派团结一致。我们提倡为反对殖民主义而坚决奋斗……我们也提倡立即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以这些原则为基础，我们完全支持人民行动党”。耐人寻味的是，亲共派没有提到通过合并而取得独立的问题，亲共派回避如此重大的政治宣言，其中应该大有文章。 李光耀等温和派领导人一直积极地准备合并，6月9日，党的 杜进才对外宣布：该党的目标是通过与马来亚联邦的合并来谋求新加坡的完全独立。他的立场立即得到职工联合会很多领导和职工的拥护。 亲共派眼见时机成熟，6月12日林清祥等人要求行动党必须做到：立即释放被关押的全部政治犯；促成工会运动的统一；对反对殖民主义有过贡献的人赋予公民权；撤销由英、新、马成员组成的内部安全委员会等等，他们还声明，他们以往支持人民行动党并不是支持党内的某些人，而是支持党的政策，直到目前为止，人民行动党未曾做过能满足他们要求的一件事情。如果他们的要求得不到满足，他们将撤销这种无望的支持。 温和派很快还击了，出手很猛。工会委员迪万•奈尔公开向“六巨头”宣战。奈尔曾是亲共派的重要人物，和林清祥等人一起被关押，出狱后他“变节投降”到温和派的一边。他说：“林清祥及其同伙在芳林区补选中仍信誓旦旦支持行动党，不到两三个月的时间，便出尔反尔，这说明林及同伙与行动党的基本原则和政策，以及同行动党关于与马来亚联合的基本目标，都有根本的分歧，他们却利用囚犯问题作为掩护，借以分散公众对这些分歧的注意力。” 有8名议员以及人数众多的党员声言支持林清祥等人，他们还要求尽快召开行动党51个支部的执行委员会议，以便讨论和检查人民行动党的任务和政治形势。李光耀对此采取了较为谨慎的态度，在同一天内有3名执行委员希望他开除林清祥等人，李并未同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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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安顺选区人民行动党的议员病亡，根据宪法规定这个区应补选一名新议员。人民行动党的候选人是公共汽车售票员、工会 宾•阿旺，前任新加坡首席部长马绍尔不失时机地重返政坛，组建了工人党，参加此次竞选。 马绍尔在选举中提出了关于新加坡完全独立、废除内部安全委员会及拆除英国海军基地的极具鼓动性的政策宣言。林清祥发表公开声明，支持马绍尔竞选安顺区议员。选举结果，马绍尔以多出宾•阿旺546票获胜。这是人民行动党在3个月中两次补缺选举中的第二次失败。 新加坡议会战云密布，马绍尔立即开始了复仇行动，他要求内阁总理李光耀辞职。 李光耀心力交瘁，病倒在床上，高烧发至42度，住院急救了几天后方苏醒。在这个时候，他感到行动党的一连串失败与自己的工作有关，写信给党的 杜进才提出辞职。李提出辞职是以退为进之策，行动党上下在经历一阵混乱之后，温和派与中间分子终于达成一致，认为只有李光耀能稳住局势。杜进才给李光耀的复信中说：“人民行动党又面临着考验了，在这个时候，只有你能领导全党与林清祥的势力相抗衡，党对你完全信任。” 李光耀决定通过在所有议员中进行全体投票来确定：行动党是否继续执政，李光耀是否继续任内阁总理。行动党高层领导人伯恩认为，李光耀的想法有些冒险，51名议员中能有多少人支持李光耀，是个极大的未知数。伯恩等人主张“各个击破”，先使出快刀，马上召开党员大会，把林清祥开除出党，将林赶出议会，然后再腾出手来解决马绍尔。这样也可阻断林、马二人在议会中联合。 李光耀不无冷静地说：“林清祥不是王永元，在王永元与我之间，党员选择我，而在我和林清祥之间，党员可能选择林清祥，我对行动党温和派在党员中的实力向来不乐观。” 温和派此时最大的赌注是什么？伯恩和李光耀给出的答案完全不一样。成败往往就在一念之间的选择！ 1961年7月20日政府内阁所有51名议员举行会议，进行对行动党和李光耀的信任投票。围绕新马合并，李光耀与反对党进行了激烈的辩论，辩论一直从20日下午延续到第二天凌晨4点。投票结果表明，行动党以微弱多数险胜过关。李光耀获得27票信任票，39名行动党议员中有13人投了弃权票。行动党总算保住了内阁。 如果通过行动党的党员大会投票来与亲共派一决高低，李光耀的温和派必然败在林清祥的亲共派手中。此次事件中51个支部委员会中有35个全体辞职，可见林清祥的支持者占大多数。 行动党中投弃权票的13名议员退出行动党，席卷走了一部分党员，成立社会主义阵线，由李绍祖博士任 ，林清祥任秘书长。温和派和亲共派之间长达近10年的合作，永远结束了。此次内讧，还导致大批党员悲观地退出了行动党。行动党处境非常困难，在议会中，行动党由过去的43席减少为现在26席，仅占微弱多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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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耀泪洒马来西亚 行动党上下普遍弥漫着低落的士气，大病初愈的党首李光耀却显得锐气十足，他认为党员的急剧减少，是普通党员对政府的能力估计过高——他们希望行动党一旦掌握政权，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就能在一夜之间得到解决，“几锹挖出井”是常人注重眼前所得、求速效的必然心理。而在一年多时间内政府所能做的事只是不断地调整，为今后的发展创造条件，当工人的工资没有增加、生活费还继续上升、社会经济还不稳定时，他们就会认为政府骗了他们。另外，行动党内部一直内斗不息，缺少一种精神信念的凝聚。 李光耀最后充满信心地说：“这些问题都阻挡不了我们的胜利，虽然我们的党员少了，但我们更团结了；退党的人中大多受亲共派的思想影响较大，而不太了解温和派的主张，这说明我们的宣传不够，因此他们说党内没有民主，我们要改进。” 行动党领导人会后遍访51个党支部，劝说退党的党员重新归队。他们发现由于亲共派的分裂，党员已分不清楚现在支部中谁是可信任的 ，李光耀马上决定把26名行动党的议员下放到各个支部去，让他们担任 。 亲共派撤走后，行动党的支部一度陷于半瘫痪，以前林清祥控制着多数支部，现在林脱离了行动党，温和派也得到了扩充实力的机会。很快，一批退党者重新回到行动党。 社会主义阵线成立后，马上和行动党展开第一个回合的较量，各自向工会势力渗透。新加坡职工总会的秘书处分成两派，一派是“六巨头”，一派为亲人民行动党。左翼工会支持林清祥，在7月间有43名工会领导联名宣称支持林，谴责李光耀以通过合并而取得独立口号来代替反对殖民主义；新加坡职工总会内亲人民行动党的一派是由迪万•奈尔领导的，迪万•奈尔以前属于林清祥阵营，自治政府成立时倒向温和派一边。 显然，亲共分子占多数，工会中支持林的势力要比支持李光耀的大。李光耀决定解散新加坡职工总会，成立了全国职工总会，以奈尔和阿旺(在安顺区补选中行动党的候选人)领导；同时亲共分子则立即成立了新加坡工会联合会。 社会主义阵线与其他反对党结成了盟友，要求以李光耀为首的内阁辞职。此际，行动党的一名议员病亡，这样行动党又少了一席，只占51个席位中的25席，一席之差却发生质的变化，在议会行动党不再占微弱多数。虽然勉强还控制着内阁，但已是摇摇欲坠。 1961年8月，李光耀和马来亚总理拉赫曼亲王发表新马联合声明，关于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已达成框架协议。 社会主义阵线及其盟友们再掀反合并风潮。 李光耀提出用全体公民投票的方式决定新加坡是否与马来亚合并。定于1962年9月1日举行全民公决。李光耀将此举视为摆脱执政危机的出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亲共势力在新加坡如火如荼，行动党独木难支，唯有抓住新马合并这一时机，方能使行动党命运出现转机，合并后的马来西亚，对付社会主义阵线应该不成问题。 社会主义阵线当然不难破译行动党的“险恶居心”，接下来的一年的时间里，行动党和反对派都在积极谋划，为全民公决作准备。 李光耀在电台演说中，希望民众理智地从远处着眼思考新加坡的未来，他从经济、发展的需要出发，认为新马合并的必要性。 波澜再起。1962年7月，全民投票就要到来，这时行动党的一名女议员何佩珠夫人辞职，她在报上声明：她辞职原因是，她虽然是中央执行委员和议员，但主要的政策决定都没有和她商量。 1962年秋，新加坡被合并与反合并的烟云所笼罩，究竟应当何去何从？这个以华人为主要居民的小岛显得有些迷茫。 起初，被马来亚总理拉赫曼邀请建立马来西亚联邦的有：新加坡、文莱、沙捞越以及沙巴，和新加坡一样，文莱、沙捞越和沙巴地区的许多人也反对合并。 在文莱，艾哈迈德•阿扎哈里的左翼组织“文莱人民党”联合沙捞越、沙巴(北婆罗州)的左翼组织成立“反马来西亚同盟”。人民党于1962年12月实施暴动，暴动者占领了首都和20多个市镇以及诗里亚油田，逮捕了英国驻文莱高级官员。人民党领导阿扎哈里宣布自己为政府总理。 暴动发生后，文莱苏丹随即要求驻新加坡英军，以及“东南亚集团防务条约组织”的澳大利亚、新西兰也予以援助，一周激战后，暴动失败。此后，沙捞越、沙巴两地民意发生逆转，由以前反对加入马来西亚变为愿意加入。新加坡也自始至终关注着此次暴动，据说，左翼组织社会主义阵线与文莱人民党暗中联络，并打算在新加坡也展开暴动。 文莱暴动，对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的全民公决影响不言而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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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9月1日，投票结果表明，73.8%的人赞成合并，人民行动党赢得了胜利。1963年9月16日，马来西亚联邦成立，文莱和马来西亚在最后的谈判中破裂，未加入联邦。新加坡成为联邦的一个州，在教育和劳工方面拥有自治权。 李光耀险胜对手，终于度过政治危机。1963年2月，全民公决后5个月，李光耀经过与马来亚、英国方面磋商，以社会主义阵线领导人参与文莱暴动，图谋在新加坡发动反马来西亚叛乱为由，逮捕了100多名社阵中坚人物。林清祥、方水双等主要领导人无一漏网。应该说，新加坡人大多接受了政府这种以暴制暴的方式。 半年之后，新加坡议会大选拉开大幕。 新加坡的11个党派中，社会主义阵线是人民行动党主要的对手，还有王永元领导的统一党，马绍尔领导的工人党，都是李光耀的政坛仇敌，尤其是林清祥的社会主义阵线和王永元的统一党在工人和学生中支持度很高。 在行动党任职4年的时间内，新加坡平地拔起一些廉价的公寓，稍稍缓解了民众的住房危机，政府还办起了足够的学校，尽可能让每个儿童免费入学；1959初国库空虚，而今已拥有4亿美元盈余。 9月12日各党派提名结束，新加坡51个选区共提名210名候选人。社会主义阵线最具挑战行动党的实力，社会主义阵线提了46名候选人，行动党提了51名候选人；王永元的统一党也提了46名候选人。 选举结果是行动党再次获胜。新加坡人民对政治紧张的气氛已感到厌倦，他们更渴望安下心来进行经济建设。行动党获得46.9%的选票，得到了37个席位，社会主义阵线获37%的选票得到了13个席位，李光耀继任内阁总理。 很少有棋局是按人们设定的步骤走下去的，世事也是如此，即便是有远见的政治家也不能做到一切尽在意料之中。新马合并后，1964年4月，马来西亚议会大选随之来临，两地领导人的心情此刻变得微妙起来…… 新加坡取得自治后，马来亚政党巫统一直在新活动，并角逐议会席位。1957 年巫统在新加坡议会选举中获3个席位。此次马来西亚大选，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亦跃跃欲试，准备将政治触角伸向辽阔的马来亚。 行动党的另一位领导人吴庆瑞反对染指马来西亚大选。他认为行动党一旦参加竞选，将会导致吉隆坡和新加坡之间关系恶化，致使他的工业化计划一夜之间付诸东流。李光耀最初也抱着保留的态度。据说，李与巫统党首拉赫曼定有君子协定：李曾经向拉赫曼保证行动党不参加马来西亚的大选，拉赫曼也保证不参加新加坡的选举。拉赫曼没有履行诺言，李当然也不会示弱，于是大胆染指马来西亚。 愿意冒风险，也许是英雄的习惯行为。 行动党一贯善于火中取栗，任何时候都不难找到朋友对付敌人。行动党人对于自己角逐马来西亚大选显得小心翼翼，他们向外界传达的信息是：一直反对成立马来西亚的社会主义阵线在地区华人中影响很大，他们有可能得到华人所有的选票，行动党参加竞选就可以分散华人选票，因为行动党同样受到华人的欢迎。行动党的介入是为了保证巫统更有把握获胜。 巫统领导人可没有这么天真，他们认为行动党参加大选的目的是扩大行动党在整个马来西亚的影响，把行动党的势力渗透到马来西亚。他们认为行动党野心勃勃，参加竞选用心良苦。《马来先锋报》发表题为《李光耀是东南亚人民之敌》的文章，斥责行动党正在危及马来西亚的和平。《海峡消息》同日报道了马来西亚一政府重要官员的谈话，号召马来人注意：“李光耀不仅是我们的敌人，他还是对马来西亚安全最危险的威胁。” 李光耀提醒马来西亚的议会说：“作为一个议员，我曾宣言真诚效忠马来西亚，保卫和维护宪法。我和我的同事究竟做了些什么，要被斥责为‘人民的敌人’？” 马来亚政府方面之所以产生如此过敏反应，是不难理解的：行动党的支持者大部分为华人，巫统的社会基础主要是马来亚贵族和华人实业家。巫统一贯维护马来人的特权，歧视华人，巫统担心的是行动党在华人的支持下崛起。“引狼入室”的下场是，巫统自己被赶下台。 大选的结果大出行动党人的意料，9名候选人中除活跃于新加坡各工会、享有盛名的迪万•奈尔外，全部落选。尽管如此，巫统领导人心头的阴影却没有丝毫消除。一日纵虎，十年之患！东方特权阶层一贯作法是毫不手软，痛打落水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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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选失败后，行动党与巫统之间关系并没有显著恶化，但双方都清楚，风暴迟早要来临。问题出于双方存在着根本分歧。巫统要行动党把活动的范围局限在华族选民方面，不能再争取马来选民的支持；他们对马来政治基础的支配不容许任何挑战。凡是非马来人政党，例如行动党，不许到马来选民当中去进行活动。马来亚地区华人组织——马华公会悲剧性地接受这种约束。习惯于向特权挑战的行动党人当然不会接受。 巫统领导人公然声称“马来西亚是马来人的马来西亚”，行动党人联合其他民族还击：“马来亚的联盟主义，已蜕变成保守的马来人的传统领袖们沟通华人买办和资本家共谋私利的政策。” 巫统党首拉赫曼一语惊人：“李光耀向来是个有野心的人，现在新加坡总理想当马来亚的总理。” 1965年6月初人民行动党与其他反对马来亚特权的政党，举行了马来西亚团结会议，来自马来亚、新加坡、沙巴、沙捞越——马来西亚的四个组成部分的代表出席了会议。 人民行动党的 杜进才直言不讳地反对中央政府的种族歧视政策，他说：“对于带有种族主义的凶狠的威胁，我们决不后退和屈从。为了马来西亚人民的利益，我们依照精神将继续战斗下去。” 吉隆坡中央政府高级官员认为，这是一次政治颠覆性的会议，宣称：他们有充足的理由把李光耀送监狱，并准备这样做。 中央政府的话一出口，便遭到马来亚和新加坡各地华人的强烈反响，行动党和李光耀在整个马来半岛的影响更大，李光耀获得越来越多的人的支持。三天以后，身在英国伦敦的马来亚总理拉赫曼不得不发表声明说，就他所知，没有证据足以授权逮捕李光耀，要是有过逮捕李光耀的计划，那么这种事情是一定要同他讨论的。 其实最担心的是马来西亚中央政府，如果他们无视行动党在全马各地的行动，他们非常清楚，行动党用不了多久，将成为马来西亚最有实力的政治势力，有朝一日终会将巫统取而代之，巫统领导人为之睡不能寐。他们决心把新加坡从联邦驱逐出去。 人民统一党领袖、内阁成员王永元，于6月10日发表声明：由于他本人对于政府政策及个别人专制的不满，他决定在新加坡永远不问政治。王的举动使行动党遭遇一记重拳。新加坡和马来亚合并一直是行动党和李光耀的主张，所有的反对党都不同意这一行动，今天距合并不到两年时间的联盟马上就要分离，行动党如何向新加坡人民解释？王的辞职将问号无限放大了。 1964年7月，在一些马来民族主义者的鼓动下，新加坡后院起火，马、华两族爆发流血冲突，有22人失去生命，伤者达461人。9月再起波涛，在族冲突事件中，又死12人，伤109 人，两地领导人紧急会晤后冲突暂停，然而两族间的关系在一些人的操纵利用下依然是一触即发。 失败的阴影开始笼罩人民行动党，让人觉得雪上加霜的是，马来亚的华人大政党——马华工会也反对人民行动党，害怕自己在华人中的传统支持被异军突起的行动党所取代。诚如有些外国人所言，华人凝聚力不强，是窝里斗的能手。当时，包括新加坡在内的马来西亚，华人占42%，马来人不过占39%，印度、巴基斯坦等其他种族占17%，若华人社会凝聚在一起，和其他种族一致对抗马来人特权政府，是不难取得成功的。对于这一刻骨铭心的失败，李光耀后来不无痛心地回忆： “陈修信（马华公会领导人）的悲剧是一代土生华人的悲剧。他们不了解独立的马来亚——以及后来独立的马来西亚——的规则，跟他们所习惯的英国规则根本不相同。如今居于统治地位的是马来人。由于马来人认为他们无法同华人和印度人平等竞争，所以觉得缺乏完全感和稳定感。他们决心巩固他们所掌握的政权，不论这样做对其他种族是否公平。华人和印度人越设法争取足够的空间，他们就越觉得自己的统治地位面对挑战，处境更加不安全。陈修信对这一点安全没有感受，大部分土生华人也莫不如此。相比之下，说华语或方言的商人阶层很快便了解新问题的深刻含义和复杂性。他们已经开始感受到威逼的力量。马来亚领袖们强行实施的一种教育政策，旨在限制和削减华人通过华校学习中华语文和传播中华文化。他们之所以采取这种做法，主要是因为缺乏安全感。”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新马领导人在建立联邦国家的一些根本性的问题看法截然相反。1964年10月，李光耀在人民行动党成立10周年大会上，提出建立统一的马来西亚民族，所有的公民享有平等的权利。这一主张遭到了马来亚统治集团的坚决反对。人民行动党大张旗鼓地宣扬“民主的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坚持强调马来人特权的马来亚领导人认同的游戏规则是“马来亚人的马来西亚”，仅一字之差，意义却有着天壤之别。 至此，双方的矛盾已无法调和。 吉隆坡做出抉择：让新加坡从马来西亚分离出去，独立建国。1965年8月7日，英、新、马三方签署了《1965年新加坡独立协定》。据李后来回忆： “离开时我遇见了陈修信，我对他的短视和愚蠢感到激愤。他破坏了我们的工业计划，在导致分家方面所起的作用，几乎跟马来过激分子没什么两样。他决心处处为难我们，除了自己不喜欢吴庆瑞和我以外，还相信对新加坡做出的任何让步，都会对人民行动党争取马来西亚的华人有帮助。他看不到，没有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人的处境必定会更为不利。当天，我忍不住告诉他：“今天是你胜利，我失败；5到10年内，你肯定会感到悲哀。”他得意地笑了。我想他当时领会不了我的话，甚至10年后也领会不了。只因他作为马华公会领袖的地位和马华公会在马来西亚的地位现在稳了，他松了一口气，觉得高兴。人民行动党和马来西亚人民团结总机构的威胁消除了，马华公会将至高无上了。 但是这里所谓的稳定和至高无上是相对的，四年后的1969年5月，吉隆坡发生的暴乱造成数以千计的华人伤亡，暴徒烧毁了他们的住所和汽车。1973年，在伊斯迈去世后，当时的首相敦拉扎克攫升胡先翁为副首相。陈修信虽然忠于联盟和巫统，却是个华人。他发现自己不能成为副首相，感到羞辱失望，便辞职不干。他不了解，10年前他不自觉地协助把新加坡逐出马来西亚时，就已经输定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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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 境 二十世纪60年代初的新加坡，是一块潮湿、混乱，极不安宁的小岛，黑社会势力猖獗、妓娼遍地、毒品泛滥，绝大多数人居住在简易棚或茅草房中，卫生条件极差，教育水平落后，没有统一的文化和语言…… 和“旧中国”一样，新加坡面临为害甚巨的五大社会公害。 五害之首为黑社会猖獗，黑社会渊源于百多年前的新加坡开埠初期，秘密结成的“天地会”组织，随后，华人移民群体中形成许多黑帮组织。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黑社会已具有庞大的势力，一跃成为社会组织甚至成为当时新加坡的华人“政府”。华人社会中所发生的事情，轻如偷窃，重如杀人，都由当时的黑社会组织负责解决，黑社会几乎统治了新马地区的华人社会。 黑帮间暴乱事件不断，大的暴乱足以使新加坡整个小岛不得安宁。 1923年的暴乱，是在三合会与新加坡华人基督教徒之间展开的。由于部分过去曾加入过三合会的华人改变了宗教信仰，加入基督教会，使三合会的势力削弱。三合会首领对此事极为愤恨，向岛上的华人基督教徒发动大规模的掠夺、屠杀，至少500人因此丧生。 事隔仅两年，新加坡再次发生规模空前的暴乱，这次暴乱， 三合会与华人基督教徒展开火拼持续达10日之久，一时间群魔乱舞，血肉横飞，整个新加坡岛成为一个巨大的暴力宣泄场。 直到30年代，殖民地政府才通过有效的法令基本封闭了所有的黑社会组织。从此，黑社会便由公开转入地下活动，其组织也变得更加秘密，黑社会组织一直是新加坡的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第二大公害：娼妓、妇女拐卖 开埠之初，新加坡男女比例严重失调，在华人中，男女之比一度高达110比1。再加上新加坡是一个自由港口，人员混杂，各种不同的习俗、传统与宗教纵横交织，娼妓问题甚为突出。一直到1927年，新加坡政府允许娼妓在青楼卖淫或进入海峡各口岸活动。妓女的来源大多是由中国移民去的妇女，由于法律允许，许多女子被一些贪财之徒骗到新加坡为娼，过着非人的生活。为保护华人妇女的尊严，当地的华人领袖联名向当局提出保护妇女的建议，英国总督下令设立保良局，颁布殖民地法令，以防妇女的贩卖。凡是从中国来的少女，到达码头时，都必须受到华人官员的盘问，以便证明她们不是被拐骗和贩卖到新加坡当娼妓的，一旦发现是被拐骗来当娼妓的，即被送往保良局处理。保良局由华人委员会管理，负责对妇女进行如烹调、缝纫等职业性训练，使她们具有谋生的能力。 娼妓业合法化给社会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诸如性病的蔓延、道德观念的低落、黑社会活跃、人口卖等等问题。据巴素在《马来西华侨史》中记载：1931年1月至8月间，在新加坡保良局收容的266名少女中，有159名染有花柳病，其中一位11岁，两位10岁，而最小的一位年仅7岁。此等人间地狱般惨景，令人不忍卒睹。1930年殖民政府宣布娼妓业为非法。雷声很大，雨点却很小，虽然法律上不允许妓院存在，但新加坡政府基本上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双眼半睁半闭，法律形同一纸空文。 新加坡独立前后几年，妇女犯罪呈上升趋势，1955年在狱中的7821名囚犯中，就有449名是女性，她们所犯的刑事案件大部分是偷窃、谋杀、卖淫以及吸毒。色情行业处于半公开化，从业者绝大多数是马来女郎和泰国妹，这些流动人口一定程度上促使了妇女犯罪率的提高。 芽龙街是新加坡远近闻名的廉价花柳街。每天晚上，如果天气好的话，这里便游人如织。更多的游客是为了一睹新加坡畸形的一面。新加坡另外一个有名的红灯区是码头的泰国老虎啤酒园，上百的泰国妹在这里营业。这里白天的生意冷清，而晚上却很火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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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法律！！法律！！！ 早在1959年人民行动党上台之时，立足未稳，就对诸如色情业等社会公害进行整治。行动党人认为采用“治标”之策，不过形同一阵风刮过。“一抓就死，一放就乱”，人心将会更加趋于麻木。行动党人痛下决心，祭出了“治本”之策！ 诚如英国首相丘吉尔终其一生所持有的信念，杰出人物和英雄创造历史。李光耀及其追随者——这一大批从小接受英式教育的精英人物，开始了一场自上而下的行动，以西方的法治社会代替东方的人情社会。 年轻而充满朝气的行动党领导层面临无法言喻的困难，新加坡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华人，不知法律为何物，他们祖籍多为中国的广东、福建，古老的中华帝国一直信奉的生存哲学是：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如此森严的等级制度，已到登封造极的地步，于是便有了“官大一级压死人”，形形色色的特权阶级结成的裙带关系网，官官相护，层层相因，针插不进，水泼不入。这些传统的坚冰被新加坡华人自然而然地承袭下来，成为新加坡步入现代文明社会的巨大障碍，进而为形形色色的社会公害提供了滋生的土壤。 人民行动党决心扫除华人社会中的等级宿命。他们没有高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一类的口号，而是如同虔诚的清教徒一般，从自身做起。 世间的理想主义者，之所以走向失败，往往在于他们缺乏实践的勇气，不懂得自身意志和决心的重要。如果国家领导层视法律如玩物，却呼吁人民遵纪守法，可以想象整个社会将会上下相瞒，人心日渐虚伪。为挽回日益颓败的吏治、人心，人民行动党开始行动，首先加强公务员立法，从整肃自身入手。 李光耀自己也承认新加坡的法律在开始时新加坡人难以接受，他说：“但是我们做到了人人平等，因此我们很快成为法律社会的典型。” 1960年春节，新加坡的大法官在高等法院致词时向全新加坡表示，“在新加坡没有人可超越法律之上”。 李光耀认为，一旦政府的主要领导人廉洁程度不够，他们就会对高水平的要求不够严格，将导致整个行政的廉洁结构走向软化、崩溃。 处于绝境中的新加坡，想求得生存，唯有依靠“政府部长和高级官员的廉洁和效率。在“新加坡第一夫人”柯玉珠管理的法律公司里，有一名受雇的会计师因为做假账被发现，依据法律被判6年徒刑。 曾有一名新加坡高级警官误入禁猎区，射杀了一只鸟，而恰被一位年轻的小警察抓到，结果这名高级警官被送上法庭，还上了报纸。 1977年，政府为了整顿城市交通秩序，在市内划定了许多交通禁区，凡无照进入禁区的车辆要受到罚款。新加坡高等法院认为，政府的这一做法虽然受到国内外游人的赞扬，但却与宪法不合，因此，法院又向政府提出上诉。经大法官的判决，政府的法人代表交通部长被罚款。 …… 新加坡之所以能成为依法治国的楷模，原因就在于法律的公平。 一朵盛开的荷花，亭亭玉立，一柄利剑刺进荷花正中，露出利刃。这是新加坡贪污调查局的局微。这是一个涵义深刻的标记：荷花——出污泥而不染；利剑——法律的权威和公正。它象征着新加坡正府是一个廉洁的政府，这个政府能秉公执法，铲除贪污和腐败。 在殖民政府时期，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到新加坡独立之前，新加坡以政府官员贪污腐化举世闻名。由于新加坡通货膨胀严重，国家公务员微薄的薪水，难以维持生计，公务员为了生存而贪污，当然，政府的高级公务员，这些“大贪”们就不是为生存而贪污了。没有周全的监督，为贪污大开方便之门。难怪警察总监在1959年给李光耀的报告书中指出：“在政府各部门中，贪污已蔚然成风”。 行动党政府在竞选中就提出了“根除新加坡政府的贪污现象”的承诺。执政后，李光耀在内阁第一次会议上便向所有议员发出了警告。他说：“我不敢说今天的内阁政府在任期五年中，能不能带领新加坡人民取得辉煌的成绩，但我要求各位要做到廉洁、公正、民主，如果谁在这方面出任何问题，政府是不能宽恕他的……” 执政的第二年，政府重新修改防止贪污法令，根据法令成立新加坡贪污调查局，并赋予调查局充分的自主权，它有权调查一切政府官员的廉洁自律情况。在新的防贪法令颁布的时候，李光耀说：“本政府决意采取多种可能的步骤，确保所有必要的立法与行政措施获得执行，以便减少贪污机会，使监察工作更易进行，而且制止和严惩那些经不起引诱而无耻地从事贪污勾当的分子！” 据说，李光耀就任新加坡总理后所办的第一件要事，就是把他的父母兄弟都召集到身边，告诉他们，从今以后不应该指望他得到特殊照顾，他们应该像普通老百姓一样要求自己。他父亲李进坤受中国传统文化毒害甚深，在他看来“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是东方人情社会的生动写照，可是李光耀居然如此行事，毫无情面，李父认为，李光耀没家庭感情可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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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耀是新加坡的第一号政治人物，他的父亲从船务公司退休，一度赋闲在家，后来一个人经营点小生意，如果不认识他的人，谁也不知道是新加坡的“国父”。 曾位居发展部长之职的郑章远，是李光耀内阁中的最得力的干将之一，从澳大利亚学成后回到新加坡任职，开始经李光耀本人推荐在新加坡国家建房局任职，并是李光耀的建房顾问；后因领导建房有功，被提升为国家发展部长。 1986年11月，李光耀得到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国家贪污调查局发现郑章远有经济问题。郑章远的一位朋友王民一在贪污调查局的盘问下，承认给过郑两笔各40万元的现金。 郑章远出任国家发展部长后，一直很清廉，严拒行贿者，严格依法办事，但他最后却在临退休时失足了。房地产商人王民一，与郑章远是大陆同乡，多次找郑准备承包政府的居民住宅的建设，郑都婉言拒绝。王民一又找到郑的夫人，他满腹委屈地说：“承包给别的商人与包给我不是一样吗?我的价格与其他商人一样，而且质量也有保证，况且在新加坡，难得有一个老乡。”郑夫人被王说动了，于是向郑章远吹起软绵绵的枕头风，郑终于同意把政府的居民住宅包给了王民一。 王民一赚到钱后，把部分利润送给了郑的夫人，这样一来二去，王民一送的钱越来越多，郑章远得知此事后，已是悔之晚矣，也就在夫人的相劝下听之任之了。 王本是一个投机取巧、利欲熏心的人，花在郑章远身上的巨款他当然要成倍的捞回来，他的胃口越来越大，在建房质量上做文章，从中牟利。终于事发，王承包的居民房因质量问题发生倒塌事件，政府出面调查事件原因，发现王与郑的关系。 贪污调查局立即向李光耀汇报。郑章远知道此事暴露后，立即就去找李光耀，他原以为李光耀能够凭他们之间一生的私交压下此事，就此让他改任其他职务，从而了结此事，但他没想到李光耀竟然不徇私情。李光耀欣赏郑的才能，新加坡也正需要像郑这样的实干家，从感情上他也不愿郑离开政坛成为阶下囚，如果原谅了郑，其他人呢?法律在新加坡是至高无上的，既然郑已构成犯罪，面对法律，李无话可说。 郑章远当初有勇气以身试法，现在当然也有勇气再次无视法律，求免一死。他认为法律是人定的，定了可以改。求生无望后，他没有勇气看到自己辉煌一生的荣誉毁于一旦，选择了自杀。在他最后给李光耀的信中写道：“对于发生这次的不幸事件，我应该负全部责任。作为一个堂堂正正的东方绅士，我应该为自己所犯的错误接受最严厉的惩罚。……” 据说，得知郑章远自杀身亡，李光耀手捧信纸，禁不住放声痛哭。 道是无情却有情，这位始终不渝恪守“铁腕护廉洁”的最高领导人，多次充满深情地告诫政府积极领导人：“当我们的深交，同事或亲属提出非份的要求时，我们都要加以拒绝，要求公事上保持绝对廉洁……当你有权有势的时候，人们会对你特别殷切有礼，希望以此得到你的青睐，他们甚至替你拿公文包，用车接送你，为你开门，使你不必出力，使你产生了很了不起的感觉，以为一切都是免费，不用付出代价的。不要瞒骗那些巴结讨好你的人，使他们以为会得到好处。一旦部长或整个内阁对营私舞弊的不端行为加以宽恕，腐败就滋生了。” 有人认为，在亚洲政府的腐败被人们称为是“政治之癌”，几乎所有的亚洲国家政府都严重存在着政府公务员贪污现象，新加坡又是东南亚最富有的国家，出点腐化现象也是正常的；为挽回积淀了几千年的人心，从1965年以来，行动党人的廉洁不仅令亚洲注目，政府清正廉洁在全世界也少见，国外很多政治评论家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李光耀本人在这方面为新加坡的公务员作出了表率，他的汽车和房子都是自己花钱买的，他的全家人与一般的新加坡公民没有任何不同，孩子上学同样在离家就近的普通学校，大学毕业后也是自己找工作。李带头廉洁奉公，不图私利，对违法贪污的公务员决不宽容，不管此人有多高的职位，都依法查处，他的“冷酷无情”令向来喜欢“一团和气”的亚洲人不以为然。 英国报界评论： 李光耀早年在英国剑桥法律就读，是高材生。因此，他深知立法的缜密、执法严厉对维护政权的重要性，为了铲除贪污，新加坡政府在李光耀领导下制定一系列有效的法律法令，其中最重要的是《反贪污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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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李光耀直接领导下，贪污调查局依据《反贪污法》对政府官员包括高级官员也丝毫不惧，执法公正、不徇私情。 1990年，前政府商业事务局长格林奈因“说谎罪”落马，轰动整个新加坡。格林奈是商业事务局的创立者，一直领导商业事务局与商业犯罪进行斗争，对治理新加坡商业犯罪贡献突出。他以判案公正而闻名新加坡，他亲自处理过轰动全岛的7大商业案件，曾为政府追回2亿新元的国家资产，被新加坡公众誉为“商业犯罪的克星”，但最后因“说谎罪”落马。格林奈罪状并不严重，甚至在一般的人看来不是犯罪，而是正常的商业技巧。格林奈被认定的两件犯罪事实是这样的： 第一个罪名是，1990年，他向财政部申请了一笔购买新汽车的贷款，却用来还了一辆旧汽车的账。尽管他早已如期归还了这笔钱，但根据政府对国家公务员的要求，他仍触犯了《反贪污法》，被判为使用误导性文件诱骗贷款。 格林奈的第二项罪名是，他在某印尼商人尚未签约购买新加坡梦幻度假村以前，先后两次对新加坡公共汽车公司谎称，该商人已签约买下度假村，劝说该公司也投资300万新元与外商合作。 格林奈因两件“说谎罪”，被判坐牢3个月，开除公职，失去了每月2万元的职位津贴，同时被取消了50万元公积金和30元的退休金，并从此不准再担任国家公务员。 林恪奈因为这两次谎言，落到丢薪离职的地步，可见新加坡对公务员要求之严格，法律制定之细密，几乎达到“无缝可钻”。李光耀曾说：“政府必须让每一个官员明白贪污受贿的代价之大，对一般人来说是可以放过的事情，对官员必须严肃查惩，这样《反贪污法》才有威慑力。” 新加坡除了严格的法律后，政府也十分重视公务员的道德自律，认为这是保证公务员廉洁的重要措施。政府颁发了《公务员守则和纪律条例》共209款，每款之下还有若干细则。 守则规定：上级官员不准向下属借钱；任何官员借钱与人不准收取利息；不准接受下属礼品；公务员所有时间为政府支配，业余时间从事商贸或其他活动，须得公共服务委员会和财政部常任秘书的书面批准。 公务员必须每年7月向所在部的常任秘书申报财产详情，出具财产清单，法院公证处审查，贪污调查局核实，如发现财产来源不正当，贪污调查局调查取证后，移送法院处理。 新加坡政府规定，公务员要记录道德日记。这本由政府每年颁发的日记本，公务人员必须随时携带，并将自己的活动记录下来，每周一上班时间，交主管官员检查。 李认为，政府的公务员是一个国家的象征，无论经济、科技多么发达，在一个国家中，政府的官员应该是最受人尊敬的人。因此新加坡对公务员的形象要求很高，对公务员上班时的着装和发型有明确规定：着装整洁、正派，不许穿时装或奇装异服；男公务员不许留长发，即前额不过眉，头发不过耳，脑后不超过衬衣的领子。女公务员裙子不得短过膝盖。 新加坡政府在对公务员严格要求的同时，也给他们以高于社会的收入，它们推行的是“以俸养廉”政策。 低收入带来腐败或许是一条定律，但高收入可避免腐败则肯定是行不通的，对一个没有牺牲精神的人来说，贪欲永无止境。李光耀多次强凋，“担任国家公务员必须作出一些牺牲，政府需要这种精神，社会发展需要这种精神，这样国家公务员才能获得社会的尊重。” 在1981年，新加坡国内税务署研究及统计组对新加坡3万多名大学毕业生的就业与收入状况进行了一项调查。这项调查表明，在私人机构工作的大学毕业生的平均收入，比在国家机构的毕业生收入高出42％。同时，公区服务委员会提供的数据显示，许多高级公务员离开了行政机构，“下海”转入私人机构担任待遇更优厚的职位。具体地说，从1978年到1981年之间，有8名政府副部长级行政官员和67名高中层行政官员辞职，离开国家机关到私营企业任职，同时优秀的大学毕业生愿意当国家公务员的人越来越少。 为了解决在公、私机构任职的大学毕业生和其他工作人员薪资差距以及高级公务员离开政府机关的严重人才外流现象，政府遂于1982年4月进一步增加了公务员的薪水。调整后公务员的工资虽然与一些私营企业相比还是低一些，但公务员毕竟是“铁饭碗”，只要不犯错误，就不会被解雇，比在企业干要稳定，有保障，而且更受人尊重，因此，对从大学毕业的年轻学生来说，充当国家公务员是人生的第一选择。 精神、物质双层的作用，形成新加坡公务员奉行的准则：决策快、行动第一，讲求效率。 着装整齐的海关官员，每20分钟让一条船通关。 建屋局平均每35分钟建成一套四房式公寓。 人民协会仅仅5个职员，就可以管好4万居民的社区活动中心。 货物输出，只需填一两种表单，平均两天一定可出关。 计程车司机每年换牌照，可在全岛邮局办理，无需排队，不会影响收入。 如此廉洁高效的政府，让许多国家的政府瞠目结舌。新加坡一位经济发展局的高级官员如是说：“我们没有丰饶的土地、没有金矿、不产石油，付不起慢条斯理做事的代价。”唯有廉洁，才能产生高效率的政府。许多国家都在认真总结新加坡成功的经验。1992年李光耀在接受中国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谈到了几条重要经验。这位华裔政治家说： 拥有有效的反贪污法律和一个强有力的反贪污调查局，不论是部长或官员贪污，都一律受到调查，并且依法处理。 政府最高领导人必须树立好榜样，没有人可以超越法律，不然，人们就会对法律的意义和公正感到怀疑，并加以嘲讽。 不徇私情，如果总理出面进行非正常的干预，致使一名和他关系密切的高层人士免受法律惩罚，任由他逍遥法外，那整个制度就会受到损害，廉洁的制度就会很快被削弱而毁于一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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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从1954年起就和德万•奈尔共事，并于1981年在国会提议推选德万•奈尔出任国家总统。1985年3月德万•奈尔出访马来西亚沙捞越州的古晋时行为失常，李光耀得知后十分惊愕。沙捞越的州政府医生在3月14日拨电通知德万•奈尔的私人医生淡比雅，要求他立即接总统回国。德万•奈尔对每个女人都显得情不自禁，包括在车里陪同他的一位副部长的夫人、宴会上的女士和照顾他的护士等。他对她们不规矩，向她们提出猥亵下流的要求，抚摸和非礼她们；淡比雅医生立刻飞往古晋，结果在那里发现德万•奈尔已经崩溃了，不能自已。他在3月15日陪同总统一起回国。 新加坡七位最杰出的专科医生给德万•奈尔进行检查和治疗，最资深的一位是心理医生R纳古连德兰，他在3月23日的份报告中写道：“他(德万•奈尔)酒精中毒，特点是：喝酒多年，间歇性地不断狂饮，对酒产生心理上的依赖，时不时丧失记忆力，间歇性地产生幻觉，性无能，性格改变，以及婚姻和谐受到破坏……” 当晚九点左右，李在总统府的寓所会见德万•奈尔夫人。德万•奈尔夫人知情后，态度镇定，勉强压抑住心中的厌恶和愤怒。她告诉李光耀，德万•奈尔已经变得嗜酒如命，过去几个月来，每天晚上都灌下一瓶威士忌。她每晚提早把佣人打发回去，就是为了不让佣人知道他喝得烂醉如泥，并经常在这种情况下殴打她。德万•奈尔总统即将出访沙捞越之时，夫人料想会有事情发生而拒绝同行。在出访沙捞越之前的几个星期，德万•奈尔常常一个人驾车离开总统府。他戴上假发乔装改扮，在没有保安人员或司机的陪同下，独自前往会见一个德国女郎。有一天早晨，德万•奈尔夫人在他彻夜未归之后，到樟宜别墅去查看，结果发现了空酒瓶、沾上唇膏痕迹的酒杯和一些香烟。德万•奈尔也曾带那个德国女郎到总统府的寓所共进晚餐。当德万•奈尔夫人进行规劝时，两人大吵起来，他还出手打她。他狂饮起来就控制不了自己，无法抑制自己的脾气。 德万•奈尔总统作为一个国家的象征，竟然堕落蜕变到如此地步，令李光耀深感痛心。他说： 宪法规定总统不能被控以任何罪名，万一总统在受酒精影响下驾车撞死人，肯定要引起公愤。内阁几次开会讨论事态的发展，最终决定非要他在出院和恢复活动前辞职不可，否则国会将不得不废黜他。元老级部长，尤其是拉贾拉南、巴克和我，为必须把高居如此显赫地位的老同僚罢免而苦恼。对德万•奈尔家人的处境，我们感同身受，但最后还是觉得别无选择。 东方社会等级森严，人民的奴性很强，许多人对国家事务持超然物外的态度，认为自己想管也管不了，那是官老爷们的事情。这些观念的直接结果就是：大多数人的社会公德意识差，只知有自己的小家小圈子，而不知国家、集体为何物，在城市公共场所，吸烟 、吐痰、乱扔垃圾、乱吐口香糖……脏、乱、差现象随处可见。人民行动党就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进行事无巨细的立法，钻空子、打擦地球是新加坡人的拿手好戏，政府在制定法律时，惟恐其不细，而执法的力度，不由得让人叹服：“法网无情”。 一位到新加坡旅游的美国记者，认为政府太多干涉人民的生活细节和生活习惯，他说：“在这里所有行动都必须小心翼翼，而且口袋里要装好钱，因为随时随地都可能被罚款；”他并且在报上断言，“世界上任何国家中，恐怕没有一个国家能像新加坡那样社会纪律如此严格。” 在新加坡，无论是出租汽车或是私人汽车，坐在前座的司机乘客一律要系上安全带，如果不系，就会被罚。 即使是在高达30摄氏度以上的气温下，奔驰在街道上的摩托车，无论是前座的骑士或是后座的乘客，一律戴着厚重的安全帽，如果不戴，也要受罚。 新加坡电影院内，竟无一丝烟头闪动。原来在银幕旁边悬挂着有1/4银幕大小的中、英文告示牌：“不准抽烟，违者罚500元”。 在新加坡，罚款的告示牌随处可见。在公园里，可以见到“不准钓鱼”，“不准随抛垃圾”，“不准骑自行车”等告示牌；在地铁站外，竖着“不准坐矮墙”的告示牌；在影剧院内，挂着“不准吸烟”的牌子；在马路旁挂着“不准乱过马路”的牌子；在电梯内有“严禁吸烟”的告示牌；甚至厕所里也有告示牌……。众多的告示牌，时刻提醒着新加坡人的行为规范。新加坡各种“不能做”的警告牌的旁边，都标有罚款的价码。如：路上乱抛垃圾，罚款100新元；随地吐痰，最高罚款1000新元；电梯内抽烟，罚款500新元；上厕所不冲水，罚款1000新元；在公共场所抽烟，最高罚款500新元；坐在地铁站的矮墙上，罚款500新元；过马路闯红灯，罚款200新元等。 这些琐碎的规定刚出台时，有人怀疑它是否能实行下去，事实证明这些人的怀疑是多余的，在新加坡有规定必须执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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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政厅曾有一名专为副总理做饭的厨师，因为烧菜时抽烟而被发现，这虽是一件小事，但法律规定，在厨房里是不能吸烟的，他被带到法庭接受罚款400新元；另有一对恋人夜晚在植物园谈心，离去时把报纸忘留在草地上，第二天有关管理人员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他们，处以罚款300新元；一个年轻人在搭乘公共汽车上班时，想起公共汽车上严禁抽烟，急忙把烟头扔在地上，但他忘了此行为构成垃圾违规，结果检验人员乘车追赶他到单位，处以罚款。 新加坡全国有一万名警员，9个警署、96个派出所，大多数警察都接受过专门的法律教育，训练有素，公正度极高，因此执法过程中能受到人民的支持协助。接案后，现代化的武装警察很快即赶到现场。“罪案警察局”接案后必须在5分钟内到达现场，不然即被视为渎职。全国共设有近200个预防犯罪委员会。执法人员一般站在不易被发现的地方，见有人违法，即上前执行罚款，违抗者马上送交警署。建工局每天派专人用望远镜巡视高层建筑场上往下扔东西的违法者。 新加坡的法官一般为终身任职。对于法庭的判决，任何人都必须执行，不允许有任何变通。若收到传票后不去法庭，或是拒交罚款，即被视为藐视法庭罪而锒铛入狱。为保证法律的公正性，新加坡的刑事法令还规定了若干相关条例，严防执法人员对人滥施拘捕。例如：拘捕嫌疑犯必须有足够的证据；拘留或监视公民，必须交内政部高级官员研究并由该部常务秘书批准。 行动党政府深知，要想把新加坡建成一个有纪律、有秩序的社会，无异于脱胎换骨，是相当艰难的。由于社会发展水平低，人们长期形成的许多恶习和不良行为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改正的。李光耀曾说：“法律的力量在于它的执行。把法律规定的惩罚措施真正严格地付诸行动，这样才能提醒人们改正自己的不良行为，并使之成为一种自觉意识。要知道，当一项有形的规则在被遵守时，它所培育启发出来的无形的法律感到比有形规则涵盖得更远、更深。” 李光耀的观点在新加坡得到广泛支持。许多人称新加坡是典型的“严刑峻法”国家。政府不仅制订了许多重大、严格的法令，而且对违法犯罪行为的处罚相当严厉。其中颇具特色、颇有成效的一项是杖刑，即以杖鞭打犯人，目的是“在犯人身上留下不可磨灭的伤痕”。 对于杖刑，国内国外都有争议。新加坡一家报纸的女评论家曾写道：“一个像新加坡这样进步而自由的国家，居然使用如此屈辱犯人的刑罚，对这样行为我觉得非常可耻。但是我也接受其他国家使用不同刑罚的事实，而且不论新加坡在其他方面的进步，新加坡人民仍需要古老的杖刑，恐吓他们不要犯罪。” 但是，新加坡的执法机关却持相反的观点。他们坚持不论年轻的暴徒或是惯犯都应施以鞭挞，并且应该判决较重的徒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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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得广厦千万间，天下寒士俱欢颜 ——民生冤苦，则政权必危 1959年，人民行动党上台之初，新加坡百废待兴，问题堆积如山，失业、房荒、种族冲突，黑社会公然活动，经济衰退……诸多问题不胜枚举，如何使人民摆脱生存危机？这是横亘在行动党领导人眼前的巨大课题。 如今，四十多年过去了，以下这些真实，不带丝毫虚假的数字，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新加坡已经一步步走出生存危机的泥潭，进入全球发达国家行列： 1960年，新加坡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1330新元，1981年增至10801新元。1984年，副总理吴作栋提出到1999年时将新加坡发展成一个卓越的城市国家，使人民的生活水平提升到瑞士人在1984年的生活水平，即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5000美元。结果证明吴的设想被大大超过，2000年，新加坡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达24500美元，排名世界第三，瑞士以23600美元落至第4名。1984年，新加坡人均年收入1.43万新元，1995年达到3.42万新元（约合2.4万美元），新加坡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奇迹。 同新加坡民众一样，亚洲其他地区的人们或许更为感兴趣的是，政府给普通民众的生活带来的变化，住房、医疗、教育、环境、卫生、治安……人民行动党并没有陶醉在数字中，而是在这些民生领域投入了巨大的心血。他们深信：政府如果对日益严重的社会不公视而不见、医治无方，不知民生疾苦为何物，这样的政府岌岌可危。 住 房 在等级森严的东方社会，统治者阶层总是厌恶代言民众心声的文人，百般笼络那些丧失社会良知、一意歌功颂德的文人，唐代诗人杜甫的千古名作《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让无数体验贫寒之境的人们流下热泪，“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这种来自社会底层的呼喊，激励着人们为实现社会的公平而不断努力，不管是封建专制时代，还是资本主义社会，以至更高级的社会主义时代，许多人终其一生，即使不吃不喝也攒不够一套住房的房款。而特权阶层却拥有华厦万间，挥金如土，这种“政府病”在亚洲多数国家随处可见。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上台伊始，就决心实现“居者有其屋”的理想，然而在当时许多国内外的有识之士看来，新政府这一方案简直是一项无法实现的空想。 新加坡获得自治时，人口 160万左右，市区84％的家庭住在店铺里和简陋的木屋里，其中40％的人住在贫民窟和窝棚之内，只有不到10％的居民能够住上像样的住宅。对绝大多数新加坡居民来说，所谓的家只不过是一处肮脏、拥挤的茅棚，没有任何卫生条件，甚至连基本的设备也没有。在台风降临新加坡的时节，无数的棚屋会被无情的大风卷走，无家可归的人们成千上万露宿街头。 1960年2月新加坡政府决定设立建屋发展局，其职责为专门负责规划、组织和建造公共组屋，以解决广大中低收入阶层的住房困难。建屋发展局（简称建屋局或建房局）隶属于国家发展部。 建屋局的办公大楼一楼大厅黑色大理石的宽阔迎壁上，雕刻着书法家用草书写成的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全文，“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在剧烈的社会变革中，肩负民生根本的行动党人身上有着如诗的激情。中国历朝君王视下层民众如草芥的历史，在新加坡华人身上将不再重演。 李光耀意识到建屋发展局对新加坡的重要，他提议由林金山任局长。林早年就读于莱佛士学院，是新加坡有名的华人企业家。他早年经营汽车加油站和粮食工厂，1940年起，他先后任大华银行董事，太平洋银行董事 ，新加坡自治后担任过公共服务委员会委员和副 。 李光耀和林金山还选中了年轻的工程师郑章远，他是有名的建筑专家。 建房局成立后，新加坡制定了《建屋和发展法令》、《土地征用法令》，从法律上保证了建房所需的土地。新加坡建房用地的取得主要有两条渠道：一是征用国家所有的土地，二是根据法律从私人手中征用私有土地。新加坡当时的土地一般都较低廉，许多长期在新加坡居住的本地人，对政府廉价征用他们的土地不满。被征地者90%的人向政府提出上诉，但胜诉者几乎没有。为了长远利益，新加坡政府万不得已，采用了在西方人看来是“粗暴”的方式。 建房最困难的问题是资金的筹备，在这方面政府采取了强制和自愿相结合的方式。 第一是公积金制度，这可谓是新加坡政府的创造，现在不仅引起了发展中国家的重视和效仿，而且也受到了发达国家的好评与借鉴。 公积金制度最初由政府强制执行，新加坡所有的雇员无论工资高低，每月都要缴纳月薪的5%作为公积金，雇主也需缴纳雇员月薪的5%作为雇员的公积金，这个比例随着经济情况的变化也不断调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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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们都不愿为雇员缴纳公积金，为此政府规定：雇主若不缴纳，公积金局首先通知会员，然后强制雇主缴纳。公积金制度在新加坡实行近30年，经过10次修改，不断完善，公积金不仅用在住房方面，而且也用在医疗和社会保障方面，从中受益良多。许多人由当初的被迫执行公积金制度变为自觉行动，可见中国的法家思想鼻祖所言“民不可以虑始，而可以乐成”是有一定道理的。可惜的是，许多统治者的“虑始”，甚至还不如一般民众，结果自然就是让民众受苦，当官者却可因为“政绩”升官。 政府在建房计划方面，内阁议员中一度出现分歧。李光耀主张先建普通的住房，保证一般的人民能购买得起，先保障社会上绝大多数的中低收入者。而议员中的不少来自中层和上层的人表示反对，他们认为建房发展局根据国家的法令发展房产，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应按照商品经济原则发展住房，社会上只要有人需要高档的住房和别墅，建房发展局就应该建设。李光耀说： "我知道社会上有一部分人确实需要高档别墅、但在新加坡95％的人是穷人，是住在草棚里的穷人，他们最需要住房，在一个社会中，存在贫富差距是正常的，但是差距太大，只能是政府的过失，可想而知，那些需要住别墅的人的财富来自何处?正是没有住房的95％的新加坡工人劳动的结果，我不同意让创造财富的工人无家可住……" 行动党人决心以解决人民基本住房为重点。政府第一个十年建屋计划，先建一室一厅的房子，面积为35平方米。这样的房子一般穷人都能具有购买能力，先使新加坡的无房户变成有房户。第二个十年计划，开始建两室一厅，面积在50—53平方米之间。随后政府在满足“居者有其屋”的基础上，开始盖三室一厅、四室一厅、五室一厅的房子。新加坡人称第一个十年计划是“雪中送炭”，为无房的人解决了房荒问题，第二个十年计划是“锦上添花”，在第一个十年计划的基础上，新加坡的住房条件又上一个新台阶。 在政府倾尽全力的支持下，一幢幢崭新的住房拔地而起。如何把新的住房合理地分到最需要的家庭手中，并防止有钱人占有过多住房，新加坡在住房出售方面提出了优先低收入者的政策。为防止有钱人多占住房，建屋发展局决定，住房售价，不是根据住宅单位面积成比例地上涨，而是住宅面积每增加10平方米，售价几乎增长一倍或者一倍以上。 政府规定，凡月收入在1600元以上者不能购买政府提供的公共住房，后来调整为月收入2500新元以上，继而又扩大到4000新元以上，凡是月收入在规定限额以上的只能按市场价格向私人建筑商购买高价住房；政府还考虑到特别困难的家庭，规定凡是月收入低于500新元，且家庭人口不少于5人的，政府以最廉价的价格出租住房。 1965年，购买由政府建造的组屋的人占23%，1976年达51%，到1983年时达77%，当时空步入21世纪之交，92%的家庭拥有自己的住房。一批又一批组屋拔地而起，一个又一个新社区的出现，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还使新加坡城市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今的新加坡处处是住宅小区，高楼林立，以前栖居在小岛上的马来渔民也住进了高层楼房。昔日的贫民窟，在年老者眼中已成为记忆，在年轻人心目中似乎根本上就没有存在过，他们很难把往昔一切和眼前这个国际化大都市联系起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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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医疗 自1959年新加坡自治，政府投入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为年均4%，是亚洲国家中最高的，倾尽国力发展教育，是新加坡取得令人瞩目成就的巨大动力资源，新加坡自然资源几近于零，人力资源尤显珍贵。二战后，德国、日本很快从一片废墟中崛起，可见拥有良好的现代化教育、高素质的国民是国家强盛的第一武器。李光耀认为，人的因素，永远是重中之重。 行动党人上台之际，新加坡的教育状况根本没有统一的规划，各个民族居民的教育自成营垒。英语教育、华文教育、马来文教育和印度教育各行其是，互不相融。 英文学校一部分是教会所办，一部分是政府所办，教授英语课程，采用英语学制。教育的目的是灌输学生效忠于殖民统治的思想。 华文学校由华人社会的帮会、经济社团、教会或个人创办，如同乡会、宗亲会、商会或同业公会等都有自己的学校。华文学校，以教授华文为主，以华语为教育用语，灌输学生民族精神和传统中国文化。但为了华人将来发展的需要，华文学校中开设英语课。 马来学校专为马来人子弟而设立的，教授马来文，兼授英文，宣扬伊斯兰教义，以培养学生成为一名真正的伊斯兰教徒为首要任务。 印度学校多由社区的印度会社设立，教授泰米尔语，兼受英语，有意识培养学生为婆罗门教徒。 在一个长期受殖民统治的同家，政府欲迅速改变落后的教育面貌谈何容易。在新加坡普及教育，首先面临的困难不是经费也不是设施问题，而是观念的陈旧，各种族的教育完全不相融，没有新加坡观念；有些民族（如马来人）对教育极不重视。 李光耀在出任总理之始就声称：“在我的任期结束时，我的意愿是：应该使所有的人有更多的受教育机会和提高自己的机会。要达到这一意愿，将要开支巨额国民收入用于教育上面。” 为了加强各族之间交流与融合，新加坡加快了向现代化教育迈进的步伐。教育立法规定，从小学开始实行英语加母语的双语教育。要求到中学毕业时，每个学生至少要掌握两种语言。 双语教育，使新加坡人在学习西方先进文化的征程中，硕果累累。掌握英语，是为了了解现代社会知识、科技文明；学好母语，则是为了维系本民族传统中优秀的一面，并加以改造，使之适应现代生活。 伴随经济现代化，国际化节奏骤然加速，英语的重要性日显突出。从小学到大学，英语都是新加坡学生的必修课，以至成为教学用语。学生的英语考试必须及格，并要求达到规定的标准。进入70年代后，母语学校渐渐地衰落，母语教育只能作为英语学校的教育课程的一个部分存在。到1978年，进入英语学校的学龄儿童达到近九成，1986年后，几乎所有的学校都是以英语为第一语文，母语则降为第二语文。 东南亚多数国家在取得独立后，都放弃使用殖民宗立国的语言，唯独新加坡例外，仍然以英国殖民者的英语为官方语言。人民行动党多数中坚人物都接受了良好的英式教育，对新加坡未来有着立足长远的考虑。政府推行的双语教育，以英语为民族共同语言，便于引进外国资本，同时万众一心向现代化迈进，潜移默化中接受西方科技文明。 新加坡的小学实行免费教育，中学的前两年一律免费，第三年才开始适当收费。政府对教育的高投入，1992年一度达到占全年中央政府总支出的22.9%，超过了国防投资，跻身全球教育投资比例最高的国家行列。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学生因贫失学、含泪告别校园是常见的社会现象，在学生们早年的心灵就植入了社会不公正的种子。新加坡在名符其实的8年免费教育的基础上，1991年，行动党政府在中小学生中实行了一项教育储蓄计划，年龄为6至16岁的学生都设有一个教育储蓄户头，国家每年存入一笔款项，同时鼓励家长们根据自身经济状况往户头中存钱。在孩子受中小学教育的10年间，这些积累下来的储蓄可以作为以后他们进入大学教育的开支。总理吴作栋说：“我提出这个教育储蓄计划，目的是要给我们一向奉行的任人唯才的自由市场注入一些温情和提供更多的均等机会。有了这个教育储蓄计划，所有国民的子女，不论家庭富裕或贫穷，都有一个相同的起点，为起跑做好充分准备。” 1996年，政府又为家庭总收入在1500新元以下的大学生提供每年1000年新元的助学金。 政府为大学教育投入大量资助和津贴，目前，每一名大学生在学习期间获得的平均津贴在8万新元以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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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行动党政府在新加坡推行医疗储蓄计划，政府规定每个职工把月薪的6%－8%存入银行，设立个人医疗储蓄户头。这一计划为每个居民预备了一笔即时支付费用，并不足以完全支付重病、大病患者的所有医疗开支。贫困家庭可免交医药费，或享受政府其他的医药补贴。病人住政府办的C级医院，只需交15%的医药费就行了，完全无支付能力的穷人可以向政府申请补助或全免。60岁以上的老人在公立医院看病，只需交一半的门诊费和药费。 1991年，新加坡政府设立了专项医疗保健基金，以帮助低收入者支付医疗费用，从而保证每个新加坡人可获得基本的医疗服务，政府最初提供2亿新元，然后每年汇入1亿新元，到1995年已达6亿新元，基金主要用于资助低收入者的医疗费用。若低收入者因重病入院，无力支付医药费，即可向政府申请补助。到1995年为止，基金已经为87000位低收入病人提供了2300万新元的资助。99%的申请者获得批准。 新加坡的医疗管理、立法十分到位。为防止医院以增加收入为目的，从而给病人大量开药，使政府降低医疗成本以及提供有效医疗服务的目标付诸东流，政府为此规定每家医院的收入上限，控制医院的营运收支，做到了严防滥用医疗服务，遏制医疗成本的上涨。许多亚洲国家出现的低收入人群“小病扛，大病拖”现象，在新加坡从来未曾出现过。 新加坡医疗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不高，1994年人均开支仅为1050新元，但其医疗保健水平却居于世界最高水平之列。 为改善民生，行动党人夜不能寐 1965年，新、马分家，面对新加坡极为严重的经济问题，行动党领导人十分焦虑，李光耀很多日子夜不能寐。 新加坡在历史上是靠它的交通生存，支柱经济是转口贸易，但在40年代至50年代，新加坡的东南亚邻国纷纷独立，由以前铁板一块的英国殖民地，分隔成一个个国家。为发展民族经济，各国直接与国际发生贸易关系，作为中转站的新加坡有地位下降的趋势。 人口的激增，给新加坡造成巨大的就业压力。1957年新加坡有近3万人失业，1960年前后适龄年轻劳动力高达15%。“房荒”现象愈发严重，绝大多数人都住在拥挤不堪、年久失修的茅草房中，甚至有许多人无家可归。严重的经济问题又导致了一系列社会政治危机，国内政局动荡不安，工人运动、学潮迭起…… 1965年，面对暗淡无比的前景，李光耀指示财政部长林金山派遣贸易代表团，怀着“也许还能招到一点生意”的渺茫希望到非洲访问。代表团由新加坡四个商会和厂商公会的成员组成，访问了东非和西非多个国家，但结果却令人十分沮丧。 政府决定集中力量发展制造业，刚开始的时候情况很糟。尽管政府花费了大笔资金兴建基础设施，位于新加坡西部的裕廊工业区依然空荡一片。随后行动党唯一的收获是一连串失败的教训。新加坡缺乏自来水，面积太小，经受不起沿岸海水受到严重的污染，尽管如此，经济发展局还是跟一个毫无制造业经验的商人搞合资企业，投入再生纸的生产活动。此外，在缺乏技术的情况下，政府还投资生产陶瓷用品……最后，这些生意都失败了。新加坡与石川岛播磨重工业合作之后，开始建造14000吨的自由型轮船，后来造九万吨的油槽船。但是新加坡既不生产钢板，又不制造引擎，这些东西必须从日本进口。建造了十多艘自由型轮船和三艘油槽船后，便不得不停工了，原因是造船无利可图，而且不像修船那样需要很多工人。 就在新加坡感叹时运不济之时，上天的“不公”却又一次降临到这个小岛，英国在1968年1月，宣布将于1971年完成全面撤军。新加坡再度身临绝境。新加坡的经济因丧失了英军开支而蒙受重挫。这项开支占新加坡国内生产总值的20%左右，直接提供了三万多份工作，间接地在支援服务领域提供另外四万份工作。 李光耀通过电台广播发表讲话：“新加坡如果是个软弱的社会，早就毁灭了。软弱的人民会推选答应以轻松的方式解决问题的人，而事实上这种方式是不存在的。新加坡的一切都不是免费的，连用水也得付钱……英国人离开之后，这里会出现一个蓬勃兴旺的工商业和通信中心，历久不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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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党人强烈地意识到，在未来争取新加坡生存的斗争中，最要紧的是必须给予人民以信心和勇气！ 为吸引外来投资，发展制造业，经济发展局的年轻官员四处奔走，设法使外国投资者对新加坡的商机感兴趣，游说他们派团前来亲自实地考察。这是吃力的“跑腿活”。曾振木开始访问美国公司的时候，它们的主要执行人员连新加坡在哪儿都搞不清楚，必须由他在地球仪上指出位于东南亚马来半岛末端的一个小点。经济发展局官员有时得拜访四五十家公司，才找到一家有兴趣访问新加坡。这些官员工作起来干劲十足，永不言倦，因为他们觉得新加坡的生存要靠他们。 行动党从1959年开始执政，便一直扛着失业问题的包袱——那么多的年轻人在寻找工作，却没有工作可以应付他们的需求。可是到了1971年英军撤离的时候，新加坡终于渡过难关。虽然英国人解雇了三万人，另外四万个替英军服务的工人也连带丢了饭碗，但是失业人数并未增加。几家美国电子公司制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失业已经不是问题了。 有些记者说李不像是一个政治家，因为他从不说空洞的政治语言。他说：“世界是现实的，新加坡只有努力发展经济，迅速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只要是对新加坡经济发展有利，我们就做，在新加坡是‘功效至上’，‘有用便是真理’。” 李光耀认为新加坡人要想取得生存和发展，就必须比本区域其他国家更加刚强勇猛，更加有组织和富有效率。新加坡的条件再好，如果没有办法超越邻国，外国商家还是没有理能在新加坡成功营业，有利可图。由以这里为基地的。由于缺乏国内市场和天然资源等优势，新加坡一定要提供条件让投资者 为增强新加坡在国际上的竞争力，行动党政府决定：新加坡不仅向外国投资者和外国技术开放，也向外国管理人员、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开放。 这个政策一提出，立即引起新加坡知识分子的反对，在国会大厦门口的示威者要求直接与李光耀对话。李光耀与政府副总理吴庆瑞等人就这一政策作了耐心的解释。 李光耀说：“新加坡到处缺少人才，不会对大家的待遇构成任何威胁，政府正在考虑一项制度，就是给人才以更高的待遇；新加坡是一个开放的港口，从古到今它的发展都是依靠外来力量，远的不说，50年前，各位的祖先还可能在中国大陆呢! ……” 一席话如同巨石落入平静的湖水，只有挑战才会有未来，这一观念植入新加坡人的灵魂。据不完全统计，外国管理人员、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占新加坡同类人员的30％，这些外国居民和外国公司创造了国民生产总值的四分之一。 新加坡在与外国资本谈判过程中，外资对新加坡的劳资关系不稳定显得十分担忧，不愿长驱进入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挥起了大棒，制定了新的《雇佣法》。 这个新的雇佣法禁止工人罢工，延长工人工作时间，拒绝工人提出的增加工资的要求，并对工人的许多权力作出了限制，等等。新的法案一公布便引起工会的强烈反对，在工会的组织下，全新加坡的工人开展了长达一周的总罢工。罢工和游行一浪高于一浪。面对强大的压力，内阁部长中有人提出重新修改雇佣法，这个建议立即遭到李光耀的反对。行动党领导人劝说工人停止罢工，他们认为，从眼前看，新加坡工人失去了一些利益，工作时间长了一点，管理严格了一点，劳动强度大了一些，工资没有上涨。但新加坡的经济必须和世界经济接轨，新加坡才能有大的发展，外资进入新加坡所需要的就是人力资源便宜，劳动力素质高，劳资关系稳定。为了长远利益，新加坡工人就必须放弃眼前利益。 行动党人意志坚强，决心逆流而上，工潮渐趋平息，李光耀通过电台坚定地说：“只要从长远来看是符合新加坡人民和国家根本利益的政策，那就必须坚持下去，即使遭到很多人的误解和反对，即使人民行动党在大选中失去选票，即使我李光耀失去总理的位置，我认为也是值得的。” 有人说，李光耀是个独裁者，而李说，“在我们这个如此落后的国家，想尽快实现现代化，应该彻底改变的东西太多了，而一般的人民是不会考虑这么长远的，政府与人民的矛盾不可避免。但是只要政府是一心为发展新加波的经济，不是为了充盈自己的钱包，人民终会理解的。除非政府官员的政策，是为了官僚阶层的利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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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耀认为：“只有实行自由企业政策，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个人积极性。私有企业是我们达到经济成功的最有力的工具，在这一制度下，才能达到‘有力者出力，有才者出才’。”李光耀公开支持私人企业追求最大的利益，他说：“赢利在我们新加坡不是个肮脏的字眼，企业的目的就是赢利，而决不是扮演慈善机构的角色。” 新加坡坚决推行“自由港口”政策，一度成为最开放的港口。新加坡政府为私有企业大开“绿灯”。实行内外资一视同仁，对国内资金不采取保护政策，国家的大部分经济活动几乎都由私人企业经营，不实行国有化。所有企业包括国营企业在市场中自由竞争，优胜劣汰。 在新加坡独立之初，市场经济刚刚起步的时候，商人以追逐高额利润为人生最大乐事，外国投资者或内地投资者蜂拥而至。一时间公司如雨后春笋，最多一天新加坡注册公司达4000多个，鱼龙杂处。行动党人意识到，要是缺少了一定的游戏规则，就很可能发生很多短期行为，将国家经济引入混乱。另外，政府官员能否经得住金钱的诱惑？李光耀曾意味深长地说：“所谓市场经济，是骗子对骗子间的游戏，如果没有严格的经济立法，可能导致经济的一片混乱。” 1960年的经济形势足以说明李光耀的担心是对的。容日公司是日本的一家公司，这家公司的总裁扬言要在新加坡投资一家钢铁公司，并要建成东南亚最大的钢铁生产基地。这一投资项目正是新加坡所盼望的，因为一般外国投资项目多以短期项目为主，投资于基础行业的极少。容日公司在6月中旬派来了驻新加坡首席代表松井，经过近一个月的谈判，最后确定，双方投资额为6亿新元，日方承担4亿新元，其余为新加坡政府承担，松井出任总经理。 1960年下半年，钢铁公司的一期工程准备开工。 新加坡政府在一期工程中投资2亿新元，而日方的资金一直没有到位，日方代表松井对此一再敷衍。1961年2月，在新加坡政府极力督促下，日方投资了500万新元。这件事引起了新加坡政府有关部门的警惕，经过再三调查，确定容日公司是一家骗子公司，可惜这一发现太晚了，松井已携巨款逃之夭夭。 这件事在新加坡引起强烈反响，李光耀在内阁会议上痛心地说：“这件事的教训是深刻的，现在整个新加坡都陷于急于发展经济的幻想中，已对投资者失去了理智和分辨能力，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所有公司无论大小，都是为了来新加坡赚钱的，市场经济下，赢利是唯一目的，这样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新加坡政府必须有处理复杂经济问题的能力……” 行动党政府对一些公司进行了各种检查，结果发现，全国几乎有三分之一的公司都是有其名无其实，在无经营资金条件下，全靠倒空卖空生存。各种经济欺骗行为层出不穷。加强经济立法已成当局最认为要紧的事。 当时社会上最有影响的是几起高级官员的贪污案。陈家彦，国家发展局 ，也是马来西亚航空董事会的新加坡代表，在从国外购买波音客机过程中，受贿50万新元；黄循文，前环境发展部政务部长，接受印度尼西亚富商 84万元的贿赂；彭由国，前国家职工总会 ，擅自挪用工会基金，后潜逃……官商勾结，触目惊心，政府的廉洁形象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 1968年，人民行动党又一次赢得了大选，李光耀在庆祝会上的演讲中说：“以往人们认为对于经济，政府只有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进行调控就够了，事实证明，这远远不够，经济领域更需要法律手段，离开了法律，经济就缺少了一条脚，是不可能走快的，在下届选举前，政府的主要职责是制定出完备、科学的经济法律。” 新加坡在整个70年代可以说是制定经济法律的年代，也是经济最健康、最高速发展的时代，新政府通过完备的法律把社会经济生活的每一个领域都纳入法律调节的范围，政府的经济立法可分为五大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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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类为整个经济发展制度的法律。如就业法、专利法、保险法、公司法、货币法、经济发展奖励法等。 第二类为保障整个社会的利益而制定的法律。如禁烟法、环境保护法、破坏天然景物行为惩戒条例、消费者保护法等。 第三类调整经济关系的法律。如多边贸易和三角销售法，借贷法、分期付款法、贸易纠纷法等。 第四类调整劳资关系的法律。如劳资关系法、最低工资法等。 第五类为某个行业或部门制定的法律，如出版法、食品销售法、银行法、贸易法、建筑法、土地保护法、药品登记法等。 世界上一些国家的法律只对普通的老百姓管用，甚至对普通老百姓也不管用，他们认为有钱就可以买通法官，在这些人眼中，法律不过是一纸空文，只能吓唬一些心地善良的百姓而已。“有法律而不严肃，绝不如没有法律”，这是李光耀的一句名言，有记者在他面前称赞新加坡的法律时，他曾开玩笑地说：“法律这东西，在这个世界是老生常谈的东西了。哪个国家不讲法，哪个国家不是说自己是法律严明呢?哪个国家又不是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呢?可是执行的到底如何，那就难说了。” 新加坡绝不容许任何人无视法律的正义与公平。 一个卖水果的小贩，同时卖苹果和菠萝，在苹果卖完以后，忘记将卖苹果的广告牌撤下，违反了小商品管理法，服务出现一点小小的过失，也被罚100新元。 一家批发中心有几间商店因售发霉的花生米，触犯了《食品销售法》，被判罚款1000新元。 有两名学校食堂小贩因乱扔不卫生的熟食，触犯环境公共卫生法令，被判罚款800新元。 一青年通过技术手段偷打收费电话，累计20次，被判强迫缴纳10倍的电话费。 一小贩制造不卫生的猪油，被判入狱28天，并罚款200新元。 一小贩所售凉菜中被发现有苍蝇，判罚款500新元。 一间食品公司所出售的一种绿色果仁含有黄曲霉素，被判罚款1000新元。 …… 如此严格的执法，使人们的一言一行，无所不在地受到法律的约束。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认为，新加坡是全世界管理得最好的国家。 李光耀向人们讲述了经济立法的初衷：“无论任何一个公司或个人，目的就是为了赚钱，这是天经地义的，政府也鼓励它们赢利；但是，你怎么保证每个经营者是平等竞争呢？你又怎么能保证政府官员不利用自己手中职权从中谋利呢？市场经济的灵魂是所有的经营者在市场上自由公平的竞争，但是没有法律是做不到的，任何政府都做不到。因此我们的法律不是限制自由的，而是保护自由的，保护着市场的灵魂。如果没有法律，恐怕权和钱会交织在一起，把经济导向混乱。” 李光耀在1973年的一次党内讲话中告诫行动党的党员，他说： “为什么战后许多新独立国家的领导人一个个从他们宝座上跌下来，原因是国家独立了、民族解放了，可是，享受独立、解放成果的却是少数高高在上的当权者。他们享受比以前的殖民统治者有过之而无不及的荣华富贵；而使广大人民依然像从前那样贫困，于是，新的革命便爆发了。新兴民族独立国家的民主社会主义的执政者如果要取得成功，就必须在执政后保持廉洁，与人民同甘共苦，这是最难做到的，却又是最重要的。” 李光耀的这番话或许是受到七十年代一则流行的政治笑话的触动：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上台后，领导层大兴奢华之风，有一天勃列日涅夫带他的母亲到他豪华的别墅参观，在他自豪地领她参观了漂亮的花园，镀金的门庭和奢侈的卧室之后，他母亲惊恐万分地说：“所有这一切都很漂亮，但是如果共产党人回来了，你该怎么办呢？” 李光耀在《行动报》上撰文说：“民主社会主义者不能把一个穷人变成一个富人，但他们对穷人却不断提供机会，使他健康，受到良好的教育和训练。为他们创造和提供参与竞争的条件与机会。”这就是他主张的“机会平均”的真正含意。这个时候，人们才会明白，为什么李光耀坚决反对政府中有些入主张把资金投到高消费的中去，他却坚决支持大力开展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他坚持拿出紧张的资金保证马来人免费读完大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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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欧大多数民主社会主义国家，如瑞士、挪威、瑞典等国在分配上实行社会福利主义，也就是教育、养老、医疗等各方面实行免费政策。李光耀反对这种做法，他认为在“福利主义”方面走得太远，就会导致绝对平均主义，容易使社会失去进取心。 早在1967年，英国政府答应给新加坡提供“可观的援助”，以抵消英军撤退所造成的经济损失。这年，李光耀前往马耳他考察当地人如何应付英军撤退后的生活问题，结果却大吃一惊。由于阿以六日战争在三个月前，即6月份爆发，苏伊士运河关闭了，船只不再通过运河，马耳他的船坞因此关闭。但是码头工人照旧领全薪，还把干船坞注满水，在里头打水球！李光耀大感震惊，他们竟然指望英国不断施舍，他们是多么依赖外来援助啊！英国相当大方地给予裁员补偿，其中包括：被裁者过去每服务一年便能获补偿五个星期的薪金，他们也被安排到马耳他政府机构接受三个月的重新培训，费用也由英国支付。这么一来，自力更生的精神没养成，却养成了依赖性。 行动党领导人下定决心，在面对外来援助的时候，绝对不抱和马耳他人一样的心态，而要反其道而行之。 李光耀深信，新加坡要成功，就必须自力更生。有关英国援助的谈判尚未开始，李就在1967年9月9日在国会里指出：“在基地建立起来，英军进驻之前，新加坡已经繁荣昌盛。如果我们做事明智，干劲十足，基地拆除之后，新加坡会变得更强大，经济上更依靠自己。”李向新加坡的工人发出警告：“国际社会没有责任为我们提供生计，我们不能够靠讨饭钵过活。” 对于穷人，行动党人不是采取西方的“送鱼”的方法，而是给他们“渔具”和“教会他们怎么捕鱼”，这样既消灭了贫穷，又是激发人们的积极性和竞争心理的最佳途径。李光耀说，“如果社会主义指的是一种哲学，而这种哲学是要使每一代都有相等的机会，不会因为上一代，也就是他们的父母，而是因为不同的天赋和不同的努力而导致不平等现象出现，那么，这种社会主义就不会导致失败。即使是这样，如果以社会主义为名而在分配财富方面做得太过分，这将抑制人民的竞争和力争上游的主动性，这样的社会主义将失败。” 新加坡经济的缔造者吴庆瑞认为：“私人企业和资本主义的经营原则虽然会产生人剥削人的现象，但是，它的优点是能够激励人们进取和竞争。追逐利润是人的本性，民主社会主义者的任务就是利用资本主义的这种竞争机制，最大限度地激发和调动人们的创造性。” 由于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独立，新马之间紧密的传统经济联系成为过去。新加坡不可能像以往那样轻松得到马来西亚的原料供应，而且，商品的销售市场也大为缩小。屋漏偏逢连夜雨，此际英国政府又宣布提前撤出在新的驻军，一下子使新加坡面临失去国内生产总值的20%，几万人也将为之失业。新加坡政府决心背水一战，对过去制定的工业发展目标做出大胆调整，根据劳动力资源丰富、价格低廉的现状，作出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一改以前的进口替代战略。 1967年，政府通过《经济扩展奖励（减轻所得税）法案》，规定凡政府批准的制造业公司，其新产品出口以及出口增加的利润，只征税4％(一般公司高达40％)。1968年设立“新加坡开发银行”和“裕廊工业区管理局”。同年，政府颁布《雇佣法》和《劳资关系(修正)法令》，对雇员的权利和责任做出明确的规定，以减少摩擦，推进劳资合作，创造良好的投资软环境，政府通过优惠政策吸引外资，通过发行公债筹集10．7亿新元资金，其中7亿用作建设基金。重点发展炼油业、电子业和修船造船业等制造业。 从1968年开始，新加坡经济起飞。就业紧张问题得到缓解，失业率下降到4．8％。新加坡不但进一步奠定了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而且开始形成以出口贸易和制造业为主的二元经济结构。 1971—1978年是新加坡实现产业转型的过渡时期。政府制定了由劳动密集型工业向资本密集型工业转型的过渡战略。经过前一时期的快速发展后，政府不但解决了失业问题，而且出现了劳动力短缺问题。此外，以劳动密集为基础的出口工业，伴随劳动力出现短缺，也受到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挑战和竞争。 政府大力推进教育改革，发展工艺技术教育，提高劳动者的素质。放宽移民限制，吸收国外技术工人以补充劳动力，政府于1972年制定“公共工程五年计划”，先后投资258亿新元，用于建设交通、电讯、工业区等公用事业和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居民区建设。 这一时期，新加坡经济高速增长。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为l2．8％。1979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878美元，跃入全球前31名，新加坡基本实现了工业化，形成了制造业、金融业，运输业、通讯业为支柱的多元经济结构。 1979—1984年是发展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时期。新加坡劳动力成本的提高，使它在面对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竞争时，处于劣势，同时由于发达国家的经济普遍不景气，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新加坡的出口环境很快恶化。 新加坡政府决定开始第二次工业革命，实施“经济重组计划”。政府通过财政和金融政策，鼓励采用先进的技术和设备，逐渐淘汰劳动密集型产业，大力开发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产业。使工业部门朝着高技术、高工艺、高增值的“三高”方向发展，向机械化、自动化、电脑化过渡，提高服务业的专业化、系列化和高效化，从根本上加强新加坡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11个先进技术项目成为鼓励优先投资的领域，它们是自动化器材组件和汽车部件、机械与机械器具，医疗与外科仪器设备、化学品与医药制品、电脑及电脑硬件与软件开发、电子测试仪器、光学仪器与设备，精密机械工程、高技术电子产品、水压机及空气压缩机系统，以及上述各项工业部门的重要辅助工业。新兴工业企业享有许多优惠待遇。此外，对于特别能带来经济技术效益的企业，政府委托经济发展局购买其50％的股份(即政府直接参与投资)，或给予企业5—10年的中长期贷款。引进机械和计算机设备的投资者，可得到3年加速折旧补贴，补贴率高达33．5％。投资高科技工业但连续3年亏损的企业，可获得50％的投资补贴。政府注重开发人力资源，加强对工人的技术培训；发展和扩大高级技术教育，培养管理人才；改善劳资关系，提高工人待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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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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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八年间，新加坡经济增长率达到8．5％。经济重组进一步改善了新加坡的经济结沟，巩固了以机械、运输、外贸、旅游和服务五大支柱为主的多元化国民经济格局，并使经济朝高级化的方向发展。外债从1978年的23．04亿美元减少到1982年的2．02亿美元。1984年，新加坡人均收入达到11482新元（约5219美元），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国民储蓄总额超过650亿新元，成为世界上国民储蓄率最高的国家之一。 1985—1990年为新加坡产业技术升级换代时期。1985年新加坡经济下降了1．8％，这是从自治和独立以来第一次陷入经济负增长。由于经营成本上升，新加坡的竞争力下降；因石油危机而导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更使新加坡经济雪上加霜。 政府成立经济委员会，提出应付危机、走出困境的措施，制定了工业生产向高技术、高增值转化的中长期经济发展战略。经济委员会提出的应急措施包括：规定工资水平的增幅不得高于劳动生产力的增幅，两年内不涨工资，降低公积金交纳比率，两年内停征2％的工资税，降低技能发展基金税，降低公司所得税税率，3年内减征工商企业财产税，全面降低公用事业的收费标准，降低企业贷款利息，鼓励风险投资，创建新技术工业，等等。1986年，经济终于走出危机奔向复苏，增长率为1．8％。此后持续增长，1987年为9．4％，1988年达到11．1％，1989年为9．2％，1990年为8．3％。制造业成为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工业结构更趋合理。除制造业外，金融、交通运输、旅游，商业和服务业都得到快速发展。对外投资的步伐大为加快。 经过以上四个阶段的发展后，新加坡经济不但实现了工业化，而且向高级化和科技化的方向发展，国内生产总值1970年为50亿新元，1991年增加到690．76亿新元。同期人均国民收入由2478新元增加到20030新元，居亚洲“四小龙”之首。国民储蓄总额由11．29亿新元增加到331．07亿新元。就业人口由6．44万增加到15．24万人，l991年新加坡经济调查书宣布，制造业、金融业和商业服务业已是新加坡经济的主要行业。 90年代是经济增长的新阶段，1991年10月，新加坡政府推出《经济策略计划书》。其新的经济发展方向是：确保经济高水平增长，以服务业为发展中心，加速经济国际化、自由化、高科技化，使新加坡成为亚洲地区贸易的门户；大力推行“区域化经济策略”，加速向海外投资，积极开展世界各地的经济活动，使新加坡、马来西亚(柔佛)和印尼(巴淡岛和宾淡岛)三角区之间的经济联系从设想变为事实，从而有利于发展区域性企业和国际跨国公司的进一步投资；进一步发展制造业，引进新技术，追赶世界先进国家的技术水平。 政府《经济策略计划书》指出：“无论我们愿意不愿意，我们是处在一场国与国的竞赛中。在乙组的竞赛中，我们表现良好。下一步是进入甲组的竞赛。我们的对手已这么做了，除非我们也向他们看齐，否则，我们将落在后头。” 为把新加坡建设成为一个发达国家，该计划决定分两步走。第一步赶超瑞士，在1999年使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瑞士1984年的水平，即16370新元，这个目标也称作“1999年的理想”。第二步是在2030年赶上美国。结果，新加坡在1995年就达到了第一步目标。 90年代新加坡经济年增长率高达8．7％。其中，1991年经济增长率为7．0％，1992年6．0％，1993年l0.1％，1994年l0．2％，1995年8.9％，1996年7.0％，1997年7．3％。1995年新加坡经济部门的增长情况：制造业10．3％，电子业19％，建筑业8.4%，商业9．1％，运输与通讯业l0.6％，金融与专业服务7．7％，其他6．3%，1998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4l2亿新元。1997年7月，东南亚爆发金融危机，新加坡是受危机冲击最小、经济恢复最快的国家，只经历了两个季度的经济衰退。1998年增长率为1．5%，2000年又高达10．1％。 2001年，由于美日两国经济不景气，全球电子业的生产周期下滑，东南亚周边邻国局势动荡不安，新加坡外在环境的疲弱不振，影响到它的整个经济领域，其中制造业受到的影响最大，上半年的经济增长只达到1．8％，全年增长率已经下调到0.5%－1．5％之间；为应付经济挑战，政府制定新的策略，着眼于提升新的能力来取得不断地增长和繁荣。新加坡进一步开放市场，让以往受到保护的行业如银行业，以及垄断性的行业如电讯和电力供应业参与竞争。在传统市场以外寻找新的商机。鼓励和协助更多本地公司到海外发展，成为跨国公司，如新加坡的酒店业和港务集团在亚洲和欧洲拓展了许多业务。提高创新能力，营造一个鼓励冒险和创新的环境。重组经济结构，加强出口业和本地企业的竞争力。扩大人力资源和提高人力素质。政府一再表示，面临的问题虽然不能一挥而去，但是政府有充分的财力和物力来予以解决，以确保长期的成功。只要政府和人民团结一致，就能战胜任何挑战。 90年代，新加坡的经济活力和竞争力得到世界的称赞。1995年7月，经合组织宣布，从1996年1月起，新加坡从发展中国家升级为发达国家。洛桑国际管理发展研究院和世界经济论坛发表的世界竞争力排名中，新加坡一直位居前列。1995年的排名中，新加坡在国内经济力量上居第二位，国际化居第二位，政府效率居第一位，金融居第一位，基础设施居第12位，管理居第5位，科技居第10位，人力资源居第一位。1998年和1999年，新加坡又连续两年获得综合竞争力第二位。在《日本经济新闻》委托日本经济研究中心对31个发达国家及亚洲主要国家和地区竞争力的调查中，新加坡1990年排在第一位，2000年排在第二位，仅次于美国。另外，新加坡是使用信息科技方面的领先国之一，在具备电脑知识的等级上，新加坡雇员居发展中国家之首。在采用信息科技上，新加坡排列第二，仅次于香港地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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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离东方传统文化有多远？ 在确立现代法制观念后，新加坡的政治文化根基已由东方传统的“人治”迈向西方的“法治”。新加坡在经济层面继续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经营管理理念，由于英语为官方语言，使得新加坡在西化的道路上远远快于其他国家。人们在物质享受，或者说世俗享受方面得益不少，但西方世界的精神层面，决不是一朝一夕就可能植入人们灵魂中的，自然而然，新加坡的新、老两代人，都感受到了“精神断层”带来的空虚。 行动党人给人们开出的药方是重拾传统文化。但是东方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很多，这就需要将其积极的一面拿出来，注入新的时代内涵。与其说行动党人抬出了传统文化来医治“文化缺失病”，还不如说他们面临的是对传统儒家文化的改造。 儒家伦理强调以个人修养为基础，从自我出发，推己及人，实现家庭和谐、社会稳定与进步。儒家伦理的“忠、孝、仁、爱、礼、义、廉、耻”，是新加坡人必须保持和发扬的“八种美德”，也是新加坡政府必须执行的“治国之纲”。新加坡领导人将“八种美德”具体化，根据新加坡的实际进行新的阐释，赋予新的内容，使之成为新加坡人共同接受并奉行的价值观。 “忠”就是具有国家意识、效忠国家。它包括：归属感，即每个新加坡国民将自己归属于新加坡，把新加坡视为扎根于斯的乡土，不能视自己为外国人或侨民；国家利益第一，即每个新加坡人忠诚和热爱国家，培养誓死卫国的意志和吃苦耐劳、守法遵纪的品格，以国家利益为先，必要时牺牲个人利益来维护国家利益；群体意识，即公民必须认识到新加坡的成就就是集体协作得来的，个人与群体密不可分。 “孝”即尊老爱老、孝顺长辈。家庭是社会的基础结构。孝在儒家伦理中是“至德要道、百行之首”，起着家庭凝固剂和润滑剂的作用。李光耀认为，家庭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是巩固国家、民族永存不败的基础。他说：“孝敬父母、重视家庭是亚洲文化的精髓，是亚洲三大文化最值得也最应该保留的部分”。他不赞成子女分开独住，主张按照儒家传统，保持三代同堂的家庭结构，或至少有子女与父母同住，以便照顾老人。每当新年临近，新加坡都要广泛开展敬老运动，尽量使孝道深入人心，在社会上树立尊老爱老的风气。 “仁爱”是关心他人、富有同情心和友爱精神。李光耀号召新加坡人都来做“仁人君子”和“有人情味的人”，避免像西方社会一样用金钱来维系人们之间的一切关系。各族之间应平等互助，共同发展。劳资应该协作，利益均沾。年轻人应肯定老一辈的创业成绩，虚心请教，生活上关心老一辈；老一辈则应关怀青年，培养、提携青年，主动让贤。师徒之间应做到师尽教、徒尽学。在家庭内，每个公民都要为妻子儿女等家庭成员设想，不得随意离异。 “礼义”即注重友谊，以礼待人。礼是为建立人间秩序与和谐而设立的行为规范，表现在日常生活中即是礼貌。义就是信义，即待人接物要坦诚守信，不要欺骗和狡诈。李光耀强调：“礼貌是文明社会的一部分”，“礼貌是一种美德”。新加坡从1979年起每年开展礼貌运动，培养青少年具备起码的做人礼貌。礼貌运动还要求服务员热情周到；观看和参观比赛遵守场规，讲究体育道德；讲卫生，爱护公物，遵守公共秩序；大人小孩都应守时；反对蓄长发、穿奇装异服等“嬉皮士”作风。礼义还应表现在保持民族尊严上，对同胞应一视同仁，反对崇洋媚外。 “廉”即廉洁奉公，防止腐败。“耻”即具备最基本的是非观念，做堂堂正正的国民。儒家要求统治者德才兼备。人民行动党认为，国家兴旺的关键是要有一个廉洁高效的政府。政府重视廉政建设，要求官员树立起为国民服务的思想，要有牺牲奉献的精神，以身作则，杜绝贪污舞弊和裙带风。政府专设反贪污局，直属总理署，监督全国公务员，对贪污受贿行为严惩不贷。同时又注意提高公务员的工资收入，以薪养廉。新加坡在清除贪污腐化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李光耀指出，人民行动党的致胜秘诀之一，就是“保持廉洁、杜绝腐败”。 1988年后，新加坡的传统道德教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吸收和继承儒家思想核心价值观的基础上，新加坡开始强调“亚洲价值观”。当年1月，李光耀指出，新加坡决心追赶西方的科学发展水平，但对西方的文化和生活作风不敢恭维，因为它会带来一系列问题。而中国传统文化主张人我和谐物我统一，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地发展。在面临社会、资源、环境等问题的今天，传扬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很有意义的。8月，在对新加坡国立大学和南洋理工学院的学生发表讲话时，李光耀重申了儒家思想对培养人的素质的重要作用，呼吁家长们要对下一代灌输东方的价值观念，强调每一个人都要遵循儒家的伦理观念，对自己的父母和下一代负责，发扬儒家倡导的刻苦耐劳精神。他认为儒家思想是具有国际性的，在日本、台湾地区、韩国和中国大陆都有很大的影响。1988年底，李光耀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到，新加坡如果要避免成为一个“伪西方社会”，就必须注意保持两个基本价值观：“一是社会高于个人，二是家庭是社会的核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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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人崇尚自由精神，但新加坡年轻人对之肤浅地理解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结果走向极端。李光耀在1972年访美归来后，也很极端地斥责道：“那里的青年男女滥交、吸毒，社会婚姻混乱，家庭破裂，孩子被遗弃，令人惨不忍睹。”他表示对新加坡年轻人的思想十分担忧，他说：“新加坡人特别是青少年越来越受到西方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的影响，今天的美国就是明天的新加坡。现在，国人大多数读英文，接触英美的报刊杂志和电影电视日益增多，其中暴力、色情、吸毒等图片和镜头，时刻腐蚀着人们的心灵。如不加以防范，后果不堪设想。” 李光耀认为，丰富的物质只是生活的一部分，甚至只是一小部分，人一旦失去一种精神支柱，再优越的物质生活，也难以给人以幸福感。这应当是人类文明社会的一条起码准则。 1983年一个夏天的夜晚，李光耀沿着街道散步，发现沿街的很多家都还亮着灯光，出于好奇心，他想知道，这些家庭在干什么，于是他走进了几个家庭。他发现每个家庭都装饰的很豪华，高档的家用电器，几乎所有家庭都沉浸在电视、录相、游戏机等的娱乐中。 李光耀感到非常震惊的是，在这么多家庭中，他竟然没找到一本好书。 他感慨地说：“如果有了现代化的家庭设备，就算是过上现代化生活的话，那么，所有新加坡人基本上都现代化了；其实，这是人们对现代化的误解，只能导致现代人走向堕落，成为物质和金钱的奴隶。” 这年9月，李光耀在他六十岁生日到来之际，这位经历了世间风风雨雨的伟人说道： “自1973年以来，我又学到些什么呢？我学到的是更多有关人类和人类社会万古不变的道理，使这些道德升华的各种方法；同时也意识到始终存在着退化甚至崩溃的危险，就像柬埔寨一样。我看到文明社会是多么的脆弱，特别是在东南亚。处在这个瞬息万变、革命潮流汹涌澎湃的时代里，我已经认识到个人的成就是微不足道的。我现在六十岁，比五十岁时更深刻地感受到世俗间一切的荣耀和成功都是短暂的，一切感官方面的享受和快乐都是转眼即逝的，如昙花一现，而思想、道德或精神方面的满足则是永恒持久的。” 行动党人一概把新加坡出现的这些不良社会风气，归咎于“受西方腐朽生活方式的影响”，其实，不管是东方西方，一旦社会繁荣，生活富足，人们都会追求享乐，进取精神渐渐丧失，中国人很早就有“饱暖思淫欲”一说，可见，有些怪现象的出现，是怪不得西方人的。 李光耀在主张发扬中国传统文化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念也保持着清醒的认识，对于新加坡步入现代化的巨大障碍——传统文化中的“等级观念”、“裙带风”和贪污腐化，李光耀日夜警惕，防范甚严。 他说，中国有史以来“官本位”思想大行其道，人们认为官员是社会中最高级的人，崇拜皇帝，把人分为三流九等，下层人民认为自己被奴役的命运是老天注定的，缺乏人与人平等的民主思想。新加坡坚决捍卫法律，任何人不能例外，以此为武器，反对传统的“官本位”思想。李光耀认为，“裙带风”是中国历史上官僚体制一大弊病，官官相护，一人升官，福及全家，贪污腐化是“裙带风”的必然结果。 针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劣根性，李光耀拿出了法律的武器，他与新加坡的几个开国元老同是华人后裔，又同是在英国或其它欧洲国家留学，对西方法律思想有深入的认识，在建设新加坡的过程中，他们时刻打着法律的大旗，以法治国，严明的法律防止“裙带风”和腐化贪污在新加坡盛行。 中国的孔孟之道经过行动党人的全面改造，成为新加坡人的行为准则。但在实行之初的60年代和70年代，李光耀也遇到巨大的阻力，李光耀的阻力首先来自受英国文化和马来文化影响的群众，他们对李光耀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说：“李光耀想把中国最古老的东西，连中国人都在极力舍弃的传统，重新捡过来并用于新加坡，这是历史的大倒退。” 反对党如此评论：“李光耀是以中国文化为依靠，在新加坡推行他的个人专制，中国文化是一种专制的文化，李光耀企图在新加坡建立李家王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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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成为新加坡华人事实上的“母语” 李光耀曾经指出：“精通一种语言的人，会在语言上形成排外主义……他们只能用一只眼睛看世界。因为他们无法用两只眼睛看世界，所以不知道其他语言的优雅及其表现的生动与雄辩状况，以及另一个世界的经验和知识。他们也不理解用其他语言所表示的另一种文明。两种语言政策，就能用更开阔而深远的姿态观看世界。”事实证明，新加坡的语言政策不但是民族融合的重要成因，而且也是经济成就的催化剂。 同样，各民族使用母语也是双语政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李光耀认为：“如果放弃双语政策，我们就必须准备付出巨大的代价，使自己沦落成为一个丧失自己文化特性的民族。我们一旦失去了这种感情上和文化上的稳定因素，我们就不再是一个充满自豪的独特社会。相反，我们将成为一个伪西方社会，脱离了我们亚洲人的背景。” 2000年4月，新加坡社会开展“讲正确英语运动”，提倡国人少讲混杂式的新加坡英语，多讲正确英语。在10—15年内提高英语水平，以适应新加坡成为国际大都市的需要。在此期间主办了多项有趣的活动，包括短剧、相声、讲故事比赛、益智问答赛、研讨会、语言课程等。 随着新加坡工业化的推进和经济的高速增长，英语作为世界性的科技语言和商业语言，其现实效用越来越大。英语逐渐成为新加坡最重要的官方语言。到1979年，90%以上的孩子进入英语学校学习。接受英语教育的人越来越多，其结果则是导致母语教育迅速衰落。同样存在的情况是，占新加坡人口多数的华人仍主要使用各自祖籍地的方言。新加坡华人的九大方言是闽南话、潮州话、广州话、海南话、客家话、福州话、兴化话、上海话和福清话。 各个方言群体之间视对方的语言如外国语，根本无法交流，新加坡于1979开展了推广华语(普通话)运动。它的目标是在10年内使饭店、商场、市场等大众交易的地方成为使用华语进行交流的场所，10—15年内使华语成为新加坡华人主要的沟通语言。这一年3月7日，李光耀在讲话中强调，华人家庭成员之间交谈时要用华语。华族公务员与华人公众交谈时必须使用华语。华族汽车司机和售票员必须经华语考试合格才能上岗。市场小贩要能用华语与华族客人交谈，不行的要参加补习班学习，为配合推广华语运动，有关部门尽量增加广播、电视的华语节目时间，减少方言节目时间。用方言播出的电视节目先翻译成华语，此外，还大造声势，举办华语电视讲座，制作华语会话录音带，编写华语学习教材等等。 如今，越来越多的华人使用华语，而不是像以前使用各自祖籍地的方言，这有利于加强华人之间的沟通；这一行动对于保持和发扬中华文化，增强华族的民族自信心十分有利。华语的推广方便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华人游客，促进了新加坡旅游业的发展。掌握华语，对新加坡商人开拓东亚和东南亚市场、进行投资和发展经贸合作，带来了更大的便利。 推广华语运动被有意识的限制在“听”、“说”的层面，而“读”、“写”方面，新加坡人已经习惯用英语。一般人会讲华语，但不具有相应的阅读和写作能力。虽然在学校加强华文教育，让优秀学生接受第一语文水准的华文教育，但毕业后在讲英语的环境中工作，华文得不到运用，华文水平随之下降不说，还影响了人们学习华文的积极性。最近20年来，英语的优势地位不但没有削弱，反而不断加强。英文报刊的发行量大大多于华文报刊。学生绝大多数以英语为第一语文。 1980年，使用华语(包括方言)作为家庭用语的华人小学一年级学生占总数90．3％，1989年下降到76.3％，而使用英语为家庭用语的从9.3％上升到23.3％，1999年更上升到42.4％。新加坡统计局的《2000年人口普查》统计报告显示，社会阶层和教育程度越高的新加坡居民，他们的家庭用语更多的是英语。以华人为例，拥有大学学历的居民中47%在家中经常使用英语；拥有中学教育学历的居民中27％的人在家中经常使用英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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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 基督教、佛教成为华裔的二大宗教 佛教的主要信徒是华人。大乘佛教是新加坡最有势力的佛教派别。佛教组织主要有，“新加坡佛教总会”、“新加坡佛教僧伽罗联合会”、“世界佛学社”等，新加坡现有100多个佛教寺院、庵堂和团体。著名的佛寺有双林寺、千灯寺、普觉禅寺等。 道教是中国的本土宗教。随着华人的到来，道教很早就传入新加坡。道教是多主神崇拜，而且崇拜对象有很强的地域性。中国东南沿海的福建、广东、海南的居民及其对外移民崇拜“妈祖”；不少道观中佛、道、儒诸神同堂供奉。 新加坡华人除信奉佛教、道教外，也有一些人信仰孔教。他们把孔子视为圣人，并设孔庙来纪念。在巴巴利路设有孔教会，每逢孔诞辰，那些景仰孔子的华人便前来这里纪念他。 新加坡的穆斯林中90％是马来人，9％为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其他民族占1％。现有80多个清真寺。伊斯兰教理事会是新加坡伊斯兰教的最高权力机构。它主要协助政府处理有关穆斯林的事务，修建和管理清真寺，负责各界对伊斯兰教的捐赠、援助以及朝觐等事务，向穆斯林机构和清真寺发放“常年宗教与社会服务资助金”。 印度教信徒主要是来自印度南部的泰米尔人和少部分马来人。印度教徒严格遵守种姓制度。新加坡现有印度教寺庙3l座。印度教组织有罗摩克里希纳教会新加坡活动中心、印度教咨询会和印度软布施基金会等。 天主教是随着1511年葡萄牙殖民者对马六甲的入侵而传入东南亚的。l841年，新加坡和马来亚成为一个独立的代理人管理地区。1953年，两地成为大主教直接管区。1972年，新加坡成为独立的大主教管区。70％的天主教徒是华人。新加坡的“散居华人使徒访问者”是新加坡大主教管区的一个重要组织。 基督教是1819年新加坡开埠时传入的，1885年，第一个卫理公会传教士从印度到新加坡传教。 1968年，新加坡卫理公会成为本籍主教管辖下的自治教区，基督教重视教育，已开办了七所教育学院，有学生18000人。主要基督教组织有实得力华人教会、中华基督教会、基督教青年会和女青年会等。80年代以来，基督教在新加坡传播很快，尤其是在受过较高的教育、经济收入较好的年轻人中，1931年，基督徒只占总人口的2％－3％，1980年增加到9．9％，1990年则为13％。根据1990年的一项统计，约有40．6％的华人青年大学生是基督徒。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新加坡人的宗教信仰十多年来有了相当明显的改变，佛教与基督教已经成为本地华人信仰的主要宗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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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位： 由于本人近期忙于工作糊口，更新速度放缓，见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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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交 风 云 许多人所理解的外交，是国与国之间一门讨价还价的学问。各国领导人之间讲斤论两，与贩夫走卒们挖空心思想赚取最大利润是一样的道理，有了人类，就有了外交。各国之间围绕利益的所在，时敌时友，以至有时干戈相向。只要对人类历史稍作了解，就不难看出，武力，是强国们最有用的外交武器。 当初，在许多人眼中新加坡不过是一个被马来西亚一脚踢出去的蕞尔小国，但随着国际局势的风云变幻，新加坡声名鹊起，令许多“老大”们不敢小视…… 东盟烟云 二战结束，冷战的铁幕拉开。处于冷战前沿的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对共产主义深怀恐惧。它们政府的领导人也认识到，现在的世界仍然是弱肉强食的年代，一向是多事之秋的东南亚只有联合才能集聚力量。 在此共识下，1961年7月31日，马来西亚、泰国和菲律宾在泰国首都曼谷共同建立东南亚联盟，它标志着东南亚区域合作的发展进入新的阶段；1963年8月5日，马来西亚、菲律宾和印尼三国结为盟友。 1966年新年，李光耀通过电台向东南亚各国发表了新年祝词，对于东南亚各国间的关系，他说：“东南亚从历史上来说，从未真正分开过，所有国家具有同样的历史，相近的文化传统，有福同享，有祸同担，今天东南亚更像是一条船，我们必须联合，才能生存。目前，各国的联合还很不够。” 印度尼西亚对李光耀的讲话十分感兴趣，此时新加坡和印尼的关系仍然处于紧张状态，李光耀的讲话无疑是向对方伸出了橄榄枝。 早在60年代前期，新加坡对印尼的贸易额已占其转口贸易总额的25%以上。1963年，作为东南亚地区龙头老大的印尼，言词激烈地反对马来亚、沙巴、沙捞越和新加坡合并成“大马来西亚”，新加坡与印尼的贸易完全中断，新加坡损失惨重。三年对抗之后，如今新加坡从马来西亚分离出来，取得独立，新加坡不失时机地向印尼发出了友好的信号。 此时马来西亚仍和印尼处在对抗中，在马来西亚领导人的眼中，新加坡的生活保障包括一部分生活用水都靠马来西亚提供，李光耀和马来西亚的近敌眉来眼去，激怒了马来西亚总理拉赫曼亲王。亲王愤怒地说：在马来西亚和印尼之间，李光耀必须选择朋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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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人以牙还牙：新加坡已是独立的国家，再也不是你马亚西亚的一部分，而且当初是你们把新加坡赶出马来西亚联邦的，如今还来对新加坡指手划脚，简直是蛮不讲理。以至有高层官员向李光耀提出建议：立即和马来西亚断交，让马来人知道，新加坡离开马来亚是完全能够生存下去的。 李光耀十分低调地处理当前的局面，强调新加坡现在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的同时，他也公开声明“新加坡保证不做任何损害马来西亚的事情”。直到1967年8月，印尼与马来西亚握手言和，恢复外交关系。紧随其后，新加坡与印尼正式建交。 印尼是东南亚最大的国家，它对东南亚影响显然超过其他国家。印尼也希望建立东南亚联盟，早在60年代中期以前，苏加诺领导下的印尼政府对共产党采取了友好的态度，在国内对共产党实行宽容政策，在国际上，它联合中国，坚持推进反对新老殖民主义的斗争。60年代中期，以苏哈托为首的印尼军人发动政变成功，随之改变了苏加诺的亲共政策，和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的外交走向一样，偏向西方。 新加坡由于华人比例大，稍有风吹草动，就会牵动东南亚国家敏感的神经。有人称新加坡为“第三中国”，弹丸之地的新加坡处于印尼和马来西亚的夹缝之中，其生存与马来人对华人态度有直接关系，因此，同马来人占多数的印尼和马来西亚发展平等、互利的关系是新加坡所必须的，新加坡对建立东盟也甚为热心。 1967年8月6日，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5国外长在曼谷举行会议，并发表《东南亚国家联盟宣言》宣布成立。 任何联盟中的成员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参与联盟，东盟五国在成立之时，自然而然存在着很多没法解决的利益纠纷。印尼作为这一地区唯一的大国，一直心存欲使印尼在这一地区扮演主要角色的观念，印尼认为东盟应反对外来大国的干涉，包括外国在东盟的驻军。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驻有英国军队，在菲律宾驻有美国军队，这三国的安全由英、美保障。在这一点上，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深知印尼的动机所在，当然不会赞同印尼这一观点。 印尼和新加坡三年对抗遗留下来的心理影响并未完全消除，以及诸如新加坡海峡划分问题、新加坡对印尼贸易统计数字等等问题，使两国的关系没有进入蜜月期。 东南亚有些政治评论家认为，新加坡只注重经济上的实惠，其加入东盟的心不纯，还有人认为李光耀是想利用东盟在世界上获得政治地位，李光耀的野心太大。李光耀告诫一些年轻的议员说：“世界上没有固定的同盟，自古便是如此”，加入联盟并不意味着在外交上失去了自主权，而应该有更大的自主权，新加坡需要和世界上任何国家发展友好、互利关系；其潜台词就是，新加坡将展开均势外交，不会在东盟这一棵树上活着，不然会很危险。 不久在内部议会上他将话挑明说：“我必须提醒大家，不要以为我们加入东盟就安全了，就有保证了，联盟是靠不住的，只有自己强大才有保证。” 话音刚落，1968年10月新加坡和印尼之间发生冲突，导火索是10月17日新加坡处死2名犯有谋杀罪的印尼海员。 这2名海员是印尼驻新加坡港的官方办事员，在新加坡和印尼之间贩运两国禁运物资，从中牟利。1965年，这2个海员随新加坡远航公司的船到印尼，在返回新加坡的时候，他们又把一些禁运物资偷搬上船，不巧被船长发现。这个船长非常负责，严词拒绝了2名海员的贿赂，并逐驱他们下船。两人害怕事情暴露，趁夜黑人静之时，上船谋杀了船长，并准备抢船而走时被抓获。 此案在新加坡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民众纷纷要求严惩罪犯。根据新加坡的法律，这2名海员应判处死刑。新加坡政府十分慎重，没有马上下定决心。事发后，印尼政府希望新加坡政府能予以这2名海员终生监禁，然后按照国际惯例引渡列印尼，由印方负责处理，马来西亚受印尼之请，出面向新加坡政府施加影响。 一件阴谋杀人案由于事关两国的关系而复杂化。新加坡议会中有两种意见，来自司法部门的议员主张以法律办事，据法判处这2名海员死刑，而来自外交和经济部门的议员则主张以国家的利益为重，答应印尼和马来西亚的要求。 两种意见相持不下，后来，主张处死罪犯的略占上风，李光耀坚决支持以法定罪。他说： 这两名海员杀人越货，依法律应该处死刑，但是考虑到这件事关系到三个国家的关系，以致一拖再拖，今天我们的政府下了决心，判处这两名海员以死刑。新加坡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固然重要，但新加坡的法律更重要，新加坡人民的要求更重要。新加坡法律高于—切，无论是任何人，违反了法律就应该受到应有的惩罚，虽然我知道，处死这两名海员，肯定会给新加坡与印尼、马来西亚的关系带来不好的影响，我希望新加坡和这两个国家保持友好的关系，但是，我作为总理又有什么权力超越于法律之上呢?我在法律面前，没有任何发言权，法律是至高无上的。 有人说处死这两名海员，新加坡的损失将是巨大的，新加坡将失去两个对它来说最重要的国家，这一点我承认；但是，放过这两名罪犯，损失将会更大。新加坡是以法立国的国家，新加坡自独立以来的短暂时间内，之所以国泰民安，经济发展，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想知道新加坡，就是因为它是一个讲法律国家，法律是新加坡的形象，如果我们为了这件事而失去了法律的威严，那才是新加坡最大的损失。 新加坡政府处死2名海员，印尼出现了大规模的反新加坡浪潮，在印尼首都雅加达，愤怒的示威群众捣毁了新加坡大使馆。 印尼的一家大报《海峡时报》称：“李光耀向来是个独裁者，他从来冷酷无情，没有一丝人情味，有这样的总理是新加坡人的悲哀。印尼政府和人民本想从李光耀那里得到一丝同情，可是我们错了，他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差……” 印尼政府的一家报纸说：“这是李光耀公然对印尼国家提出的挑战，请李光耀现实一点，弄明白在东南亚谁是最大的国家，是印尼而不是新加坡，我们要准备用手和脚教训一下李光耀。” 类似这样的攻击还算是文雅的，有些反新加坡的小报公然对李光耀进行谩骂。面对印尼的指责，新加坡有些私人报纸开始与印尼报界交火，新加坡南洋大学的学生扬言要捣毁印尼大使馆，驱逐印尼在新的商船和商人，一时间印尼与新加坡关系紧张起来。 行动党高层对此一直保持沉默。《行动报》一贯代言新加坡政府的政策取向，该报的王主编实在忍受不住印尼报纸对自己总理的谩骂了，他主动找到李光耀总理，不服气地说：“印尼人也太嚣张了，他们凭什么对新加坡说三道四，我们处死那两名海员，是维护新加坡国家法律的威严，有什么值得指责的。我们不能让印尼的报纸再出言不逊了，《行动报》也要予以还击。” 李光耀十分冷静地说：“我们之所以处死印尼的两名海员，并不是对印尼人民和印尼政府有什么意见，关键是这名海员违反了新加坡的法律，杀人偿命，这是天理；今天印尼报界虽然对我本人恶语相加，我个人也表示不满，但如果是为了自己的私念，为了维护我个人的形象，与印尼政府唇枪舌战，会使本来就存在的新加坡人民中的反印尼的情绪更加高涨，新加坡与印尼紧张的关系无异于雪上加霜；你们《行动报》事关政府和行动党的形象，一定要以国家的利益为重，不能以总理的个人好恶来行事。至于我个人名声，以后自有公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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