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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论史]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第1页] |
| 作者:yc雨花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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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1节 从2017年6月16日开始，中印在洞郎地区长期军事对峙，起因是中国要在“自己的领土修路”而印度要“越境保护不丹”。 中印都是世界级的大国，更是在南亚有影响的大国，中印之间的边境矛盾已经搅和了几十年，到如今还没有实质性解决的任何苗头，印度为什么冒天下之大不韪跑到与他无直接关系的洞郎地区与解放军纠缠？ 从中国角度讲，在大国崛起迫切需要和平国际环境的时候，为什么如此高调的跑到洞郎那个遥远的地方修路呢？ 中印在洞郎地区的对峙，就大概率而言，无过四个结果：1、中印直接开打；2、印度退出洞郎，任由中国修路；3、因为其他状况，中印双方都退一步，印度退兵而中国放弃修路；4、中国退出洞郎。 中印在洞郎地区角斗的最终结果还不能确预，但，就中印相斗的基本盘而言，中国方面已经获得巨大的收获。 为什么呢？ 一、教派纠纷和不丹的诞生。 中国有漫长的陆上边界，拥有14个陆上邻国，难免有边界争端。 古代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边界并不是严格意义的国家法边界，相当多的地方是一种约定俗成。而且，因为汉民族占据了东亚大陆气候温和而土壤肥沃的广阔区域，其北部、西部和西南的陆路边界，就历史时期而言，都是最终归宿中华大家族的少数民族与最终远离中华大家族的民族的约定俗成的边界。 这种原本就不严格的边界，因为近代中国的落后和挨打，最要命的是中国周边各民族基本都受到了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这些强国为了以周边国家为跳板侵略中国，也有意识的扩大中国周边的边界纠纷甚至于制造一些边界纠纷。 新中国成立后，几乎和所有的陆上邻国和海洋邻国都有疆界纠纷。 中国要崛起，当然要保护自己的领土，因为，任何一个国家的存在都必须依赖国土，可是，周边国家要进步也需要领土，如果中国在领土纠纷里过于让步，不但伤害自己的利益而且不利于民族感情的集结，反过来讲，如果中国在领土纠纷里不讲策略而一步不退，那么，过于紧张的周边环境是不利于中华民族进步的，而且，过于紧张的周边环境很容易给西方列强调拨提供机会。 由于近代殖民主义的结果，中国同周边陆上邻国都存在边界争议。截至目前为止，仅有两个国家与中国没有确定边界，其中一个就是不丹。同时，不丹也是中国所有边界接壤的邻国中唯一没有建交的国家。中国和不丹之所以没有划定边界，没有建交，真正的阻力来自印度。 对于国土，很多朋友有一个错误的思想：所有的争议地区都必须确定无疑的属于某一个国家，不管是否有争议，是我们的寸土不让。 我们知道，国土的界定，有两种，一个是非常严格的国际法，另一个就是历史形成的习惯约定。 可是呢，在严格的国际法还没有出现之前，因为人类经济活动的流动性，国界是难免产生争议的。 在社会生产比较落后的时候，民族聚居的核心区一般不会发生争议，比如，中国不会说德里是中国的领土、印度也不会说西安是印度的国土，但边缘地带因为生产经营的落后而不稳定，往往没有固定的居住人口，这样一来，就牵扯到国土组成的另外一个核心因素：地随人走。 比如，某国边境地区有一广阔的原生态土地，本国民众也不那么经常去活动，只是在历史文献里或者口耳相传里知道有那么一块地，结果呢，来了一批其他国家特别能吃苦的家伙，在这里生根发芽了，时间太长了，这土地的归宿就有了争议，而且，因为居民的心理归属，除了强力措施，有些事情是比较难办的。 比如，古希伯来人属于闪族的一种，它在公元前十三世纪时游牧于幼发拉底河流域的草原，公元前十二世纪中叶，进入迦南，就是后来称为巴勒斯坦的地区，当时的迦南人把外来的人叫做“希伯来人”，意思是“从河那边来的人”（“河”是指幼发拉底河）。大约公元前1世纪左右，当时的地中海霸主罗马帝国在屋大维及其继任者统治下国力强盛，不断征讨地中海沿岸国家，罗马军队入侵耶路撒冷，还把犹太教圣殿拆毁了，犹太人不堪忍受罗马人统治，纷纷逃离家园，流散各地。犹太人离开巴勒斯坦后，阿拉伯人趁虚而入在这个地方搞了定居。二战结束，犹太人偏偏要回巴勒斯坦要回自己的故园，你说这事情如何处理？ 洞郎地区是中国和不丹的争议土地，这争议怎么来的？ 溯本求源，这争议最初的源头竟然来自于藏传佛教内部的教派争议。 藏传佛教又名藏语系佛教，主要流传于我国藏族居住地区,与汉传佛教一样同属北传大乘佛教。它既有丰富系统的佛教经典与理论，又有严密深奥的实践修证次第，故在世界佛教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藏传佛教是通过藏语言流布在以青藏高原为主要区域的佛教支派的总称谓，内部有复杂的派别。 宁玛派：是藏传佛教的重要宗派之一，其宁玛二字是藏文 (rnying－ma)一词的汉文音译，意指“古”或“旧”。宁玛派即古派或旧宗派，是相对于“新派”而言的。因为宁玛派密宗的教法仪轨等传承源于“前弘期”(公元七～九世纪)，其余诸多宗派所奉行的密法均产生于“后弘期”(公元十世纪之后)。因此，宁玛派在藏传佛教诸多宗派中是历史最悠久的一个宗派，故命名为宁玛派。又因该派僧人戴红色僧帽，俗称红教或“红帽派”。 噶举派：是藏传佛教的重要宗派之一。该派很注重对密法的修习，而对于密法的修习，又必须通过口授耳传的方式进行。也就是说，该派是一个以领受语旨教授而传承的教派，故称噶举派。“噶举”一词是藏文(bka－brgyud)二字的汉文音译，其中“bka”(bka，噶)字的本意为佛语或佛陀的教法，而“brgyud ”(brgyud，举)字则指“传承”，因而"噶举"一词可解释为佛陀的教法传承。总之，噶举派这一称谓最能体现该宗派特有的传教风格。 噶举总分两大法系：一是香巴噶举，一是玛尔巴噶举。 香巴噶举始祖是凯珠琼布瑜伽士。此人先学本教，后学宁玛，再后来去印度求学，历经五十年，拜了150位高僧成就士学法，学成回归，在卫藏右部香地建寺授徒，称作香巴噶举。主修“宝盒”大手印和尼古六法。其法脉流传广盛，门中出了很多高僧成就士。其很多法脉后来融入格鲁派。 玛尔巴噶举的源头是玛尔巴译师?曲吉洛追成就士。此人去印度三次，去尼泊尔四次，先后拜两地的108名高僧成就士学法，回到家乡洛扎授徒。其四大弟子中三人讲学，一人山中苦修。苦修者就是著名的成就士米拉日巴。米拉日巴的大弟子达宝拉吉?索南仁谦，也称岗波巴。岗波巴大师在叫作达拉岗波地方建寺授徒，形成达宝噶举。岗波巴亲传四大弟子建寺弘法，形成“四大”噶举，再传弟子建寺弘法形成“八小”。 噶玛噶举，也称甘仓噶举：岗波巴的弟子康巴吾赛，或称都松欠巴，在噶玛拉当建寺授徒，形成噶玛噶举； 帕竹噶举：岗波巴的弟子，多吉杰保，在帕茂竹建寺授徒，形成帕竹噶举； 跋绒噶举（拔绒噶举）：岗波巴的弟子达玛旺秀，在北地跋绒建寺授徒，形成跋绒噶举； 擦巴噶举：岗波巴再传弟子，宇扎巴?宗追扎巴，也称喇嘛象，在擦贡唐建寺授徒，形成象擦巴噶举，简称擦巴噶举。——以上称四大噶举。 在四大噶举中帕竹噶举法脉最盛，帕茂竹巴?多吉杰保的著名弟子中形成八小噶举分支。 祝贡噶举：帕茂竹巴的弟子，祝贡觉巴仁宝且?仁谦巴尔，在祝贡建寺授徒，形成祝贡噶举； 达隆噶举：帕茂竹巴的弟子扎西巴尔，在达隆沟建寺授徒，形成达隆噶举； 周巴噶举；帕茂竹巴的弟子，成就士郎瑞巴?白玛多吉和其弟子成就士藏巴嘉瑞师徒二人，建周寺弘法，形成周巴噶举。周巴噶举传播区域之广，信徒之多，远超出其他各派。其发展中形成上、中、下三部。民间谚语说：“藏人的一半是周巴，周巴的一半是乞丐，乞丐的一半是成就士”，“上部周巴如天上的繁星，下部周巴如地上的密林”。可见其当时的盛况。 这个“周巴噶举”，也叫“主巴噶举”。 上、中、下等三支主巴之外，此外还有南主巴，流传于不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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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2节 雅藏噶举（雅桑噶举）：帕茂竹巴的再传弟子，雅藏却吉曲茂兰，建雅藏寺授徒，形成雅藏噶举； 缀普噶举（绰浦噶举）：帕茂竹巴的再传弟子，缀普译师先巴华瓦建缀普寺授徒，形成缀普噶举； 葉巴噶举（耶巴噶举）：帕茂竹巴的弟子，葉巴成就士耶喜杂巴，建葉普寺授徒，形成葉巴噶举； 玛仓噶举：帕茂竹巴的弟子玛仓?喜热森盖，在玛仓建寺授徒，形成玛仓噶举； 秀色噶举（秀赛噶举）:帕茂竹巴的弟子，杰公?促成森盖在尼木建秀色寺授徒，形成秀色噶举。——以上称八小噶举。 玛尔巴为源头的诸噶举，总体上主修俱生和合大手印和那若六法，在修证方法上各有特色，如岗波巴的“一味白法”，祝贡的“五俱”、“一义”，周巴的“六同”，缀普的“四字”等等。大手印显密两种修法，有的主显，有的主密。 噶举派总分四派，帕竹噶举最强大，帕竹噶举本身又分成八派，周巴噶举（主巴噶举）最强盛。 由于噶举派僧人的僧裙中加有白色条纹，后人学者又俗称“白教”，但这一称呼不十分妥切。在《土观宗派源流》中指出：晚近主巴（不丹）的一些书中写“白传”的，这是因为仅考虑到玛尔巴、米拉日巴、林热巴等噶举派高僧曾穿著白衣的原故。实际它的名字应当是普遍流传的“语传”二字较为合理。因为此派是以领受语旨教授而传承的教派。 萨迦派：是藏传佛教的重要宗派之一，是由昆?贡却杰布(1034-1102)创立的。这位大师当时在后藏仲曲河谷北岸购买一块土地，并在此地兴建一座寺院作为自己的传教基地，而建筑寺院的位置正好处在一片灰白色的土地之上，便将该寺命名为萨迦寺，“萨迦”一词是藏文 (Sa－skya)二字的汉文义译，意为灰白色的土地。后来萨迦寺作为传教中心便形成了一个宗派，该宗派也随之起名为萨迦派。可见，萨迦派这一称谓在自己的宗派史上有着特殊的意义。但是，有些教外人士以萨迦寺的外墙上涂刷红、白、蓝三种颜料为由，将萨迦派俗称为“花教”。 格鲁派：是藏传佛教中最后形成的重要宗派，由宗喀巴大师(1357-1419)创立。宗喀巴是藏族近代史上出现的一位名副其实的伟大人物，他不仅是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创始人，而且是一位世界著名的佛学家、哲学家、思想家和宗教改革家，在藏传佛教史上被尊称为“第二佛陀”。宗喀巴主张僧侣要严持戒律，并积极倡导学经要遵循次第。因此，人们称宗喀巴创立的宗派为格鲁巴，即格鲁派。“格鲁巴”是藏语 （dge－lugs－pa）的汉文音译，意为“善规者”或“善规派”。这一称谓突出了格鲁派在藏传佛教诸多宗派中倡导严守佛教戒律的风范。俗人以宗喀巴曾戴黄帽为由给该宗派起一个“黄教”或“黄帽派”的别名。 藏传佛教除了宁玛派（红教或红帽派）、噶举派（白教）、萨迦派（花教）、格鲁派（黄教或黄帽派）等4大流派外，还有噶当派、觉囊派、希解派、觉域派、布敦派和普东派。 藏传佛教支派众多，普通人压根找不清他们的理论分歧，简洁的用衣帽建筑的颜色区别确实是一个好办法。 萨迦派，曾经势力最为强大。 萨迦派中的“萨迦”（sa-skya）藏语意为灰白色的土地，因该派的主寺——萨迦寺建寺所在地呈灰白色而得名。由于该教派寺院围墙涂有象征文殊、观音和金刚手菩萨的红、白、黑三色花条，故又称花教。 萨迦派有血统、法统两支传承。元代以后，萨迦派内又出现俄尔、贡噶、察尔3个支派。 萨迦派的重要寺院还有四川德格的贡钦寺，青海玉树的结古寺、称多县的示藏寺，西藏林周的那烂陀寺，今锡金境内的结蔡寺等。 萨迦派采用款氏家族世代相传的传承方法。13世纪中，萨迦派发展成具有强大政治势力的教派，有过著名的“萨迦五祖”。初祖贡噶宁波（1102？一1158）、二祖索南孜摩（1142一1182）、三祖扎巴坚赞（1147一1216）、四祖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1182一1251）、五祖八思巴?追坚赞（1235一1280，萨迦班智达侄子）。 1244年，萨迦班智达应蒙古皇子阔端邀请赴凉州会谈，为元朝统一西藏作出了重要贡献。后来，八思巴被元世祖忽必烈封为国师、帝师，领总制院事，管理西藏地方政教事务。1267年西藏建立萨迦派政教合一地方政权，在元中央王朝的支持下，萨迦派势力大增，其寺院及势力波及到康区和安多各地，对元朝皇室亦有重大影响。 八思巴领导下的萨迦派（花教）主导西藏的时候，综合各派实力，划分为13个万户。 为什么是13个万户呢？藏族人认为13是吉祥数字。 藏族历史上，将西藏划分为“前藏”和“后藏”，今拉萨、山南地区被称为“前藏”，今日喀则地区则称为“后藏”。 前藏有6个万户。 1、止贡万户，具体户数为3630户，其万户府设于今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墨竹工卡县的直孔区。 2、蔡巴万户，具体户数为3702户，其万户府设于今西藏自治区拉萨市蔡公堂办事处所在地——蔡公堂。 3、帕木竹巴万户，具体户数有2438户，其万户府设于今西藏自治区山南地区的乃东县，乃东在史书中的写法有勒东、尼东、乃布东城、亚龙乃东等。 4、雅桑万户，具体户数有3000户，其万户府设于今西藏自治区山南地区的乃东县亚堆区亚桑地方。 5、嘉玛万户，具体户数有2975户，其万户府设于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墨竹工卡县墨竹工卡区的甲玛甲玛沟。 6、达隆万户，具体户数有500户，其万户府设于今西藏自治区拉萨市林周县以前的达垅公社。 后藏也有6个万户。 1、夏鲁万户，万户府设于今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东南方的夏鲁寺一带，又名沙鲁，具体户数有3892户。 2、曲密万户，具体户数有3001户，其万户府设于以前西藏自治区日喀地区市日喀则县的曲密区址。 3、拉堆绛万户，具体户数有2250户，其万户府设于今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昂仁县。 4、拉堆洛万户，具体户数有1089户，其万户府设于今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定日县协噶尔一带。 5、绛卓（又称香）万户，具体户数不详，其万户府设于在今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南木林县一代，此万户管辖南木林、乌郁等地方。 6、萨迦（又称固莫）万户，其万户府设于今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岗巴县一带。 此外，还有位于前藏和后藏之间的羊卓万户，具体户数有750户，其万户府设于今西藏自治区山南地区浪子卡县羊卓雍错湖畔白地一带。 十三万户是乌思藏地区13个比较大的地方势力集团，其主要分布在雅鲁藏布江及其支流拉萨河、年楚河和雅隆河流域，都集中在西藏的腹心地带。八思巴划分十三万户，并按照元朝的制度明确和调整各个万户的辖地和属民，使各万户逐步走向地域性的行政组织。 花教、白教、红教、黄教等等是藏传佛教内部的思想流派，13万户是大体根据各派别实力划分的地盘和政权。 八思巴时代，是萨迦派，也就是花教的鼎盛时期。之后，萨迦派内部的矛盾逐渐发展，1324萨迦寺分成细脱、仁钦岗、拉康、都却4个拉章，各领属民、土地。 随着花教的内乱，噶举派，也就是白教获得大发展。 白教的主导力量是帕竹噶举。帕竹噶举创始人是帕木竹巴?多吉杰布。他广学经论，佛学渊深，1158年在前藏帕木竹（今桑日县境内）建寺，即后来的丹萨替寺。13世纪初，此寺座主由当地朗氏家族的札巴迥乃担任并世袭相传，朗氏家族因而也被称为帕竹家族。 1322年，帕木竹巴家族的绛曲坚赞担任乌斯藏地方13万户中的帕竹万户长， 帕竹、止贡等教派跟萨迦派长期处于敌对状态，帕竹万户在1353年打败萨迦地方政权（1265—1353年）并受元朝册封为大司徒，正式建立起了帕木竹巴政权，简称帕竹，这个政权从1353一直延续到1618年，长达265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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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3节 1372年，帕竹政权二世第悉（王）释迦坚赞受中国明朝册封灌顶国师并次年遣使入朝内附。1406年，明朝册封五世第悉札巴坚赞为阐化王，自此成为定制。“竺巴”是竹巴音译，“竺”这个音在藏语里是龙的意思。 1491年起，帕竹政权先后落入家臣仁蚌巴、辛厦巴家族掌控，另一方面获得蒙古贵族支持的格鲁派（黄教）兴起，帕竹（竺巴）派（白教的噶举派的一支）招到两面夹击。 元明清时期，西藏纳入了中华政权政权的管理，花教、白教、黄教相继掌控西藏地方政权，他们的更替，固然有教派教义的分歧和是否更能够获得民众的信仰，但，中央政权的更替必然影响到西藏地方政权的更替。八思巴代表花教管理西藏，是受到蒙元的支持。白教政权取代花教政权的时间是1353年，与蒙古政权力量的衰减高度契合。 15世纪后，白教势力逐渐衰落，属下贵族割据一方，政权名存实亡，直至1618年被黄教，也就是格鲁派的第悉藏巴所取代。 格鲁派是在噶当派的基础上发展而来。 噶当派创建于1056年。藏语“噶”指佛，“当”指教授。通俗说法是用佛的教诲来指导凡人接受佛教道理。噶当派的奠基人，是古格时期从印度迎请过来的著名佛教大师阿底峡，热振寺是噶当派的主寺。该教派以修习显宗为主，主张先显后密。 13世纪晚期，一位名叫泅丹惹迟的噶当教典派僧人，把噶当派的纳塘寺搜集保存的大量藏译佛经编订成《甘珠尔》、《丹珠尔》。这就是在佛教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藏文《大藏经》最早的编纂本。 噶当派由于教理系统化、修持规范化，因而对藏传佛教其他各派都有重大影响。噶举派、萨迦派的一些重要僧人都向噶当派学习。而格鲁派则是直接在噶当派的基础上建立的，故有“新噶当派”之称。此外，藏传佛教中一切大论的讲说，也都源于噶当派。15世纪时格鲁派兴起后，因格鲁派是在噶当派教义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因此原属噶当派的寺院，都逐渐成了格鲁派的寺院，噶当派从此在藏区隐灭。 格鲁派（dge-lugs-pa）中的“格鲁”一词汉语意译为善规，指该派倡导僧人应严守戒律。又因该派认为其教理源于噶当派，故称新噶当派。由于此派戴黄色僧帽，故又称为黄教。格鲁派既具有鲜明的特点，又有严密的管理制度，因而很快后来居上，成为藏传佛教的重要派别之一。 格鲁派奉宗喀巴大师（1357一1419）为祖师。宗喀巴于1402年和1406分别年写成《菩提道次第广论》和《密宗道次第广论》，为创立格鲁派奠定了理论基础。1409年正月，宗喀巴在拉萨大昭寺首次举行祈愿大法会，同年又在拉萨东北兴建甘丹寺，并自任住持，这是格鲁派正式形成的标志。后来，该派势力逐步扩大，修建了以哲蚌寺、色拉寺、扎什伦布寺等为代表的寺院。清代以来，格鲁派寺院有了很大发展，除拉萨三大寺外，扎什伦布寺、昌都寺，青海塔尔寺、隆务寺、佑宁寺，甘肃拉卜楞寺、卓尼寺，四川格尔底寺、甘孜寺，云南中甸的格丹松赞林寺，北京雍和宫等也都是格鲁派的著名大寺院。 活佛转世制度的采用是格鲁派走向兴盛的转折点。清代格鲁派形成达赖、班禅、章嘉活佛（内蒙古）、哲布尊丹巴（外蒙古）四大活佛转世系统。 白教的“竺巴”政权，外部受到黄教势力的步步紧逼，内部不但分裂，而且权臣谋夺，内外夹击处于岌岌可危之中。当时的竺巴派领袖是阿旺?纳姆伽尔，他在危机时刻审时度势，毅然带领竺巴信徒远走不丹。由于阿旺?纳姆伽尔修得一身好佛，又有神符四脚神龙做护驾，因而所到不丹之处，无不归顺于其旗下。 1616年阿旺?纳姆伽尔在统一了不丹后，又利用不丹的地利人和，先后五次打败了黄教的进犯，终于在不丹立足。由于不丹的雷电多，四脚神龙又被看做雷神。阿旺?纳姆伽尔奠定了现代不丹的领土、民族和宗教的基础。 这样，我们就知道不丹这个政权原本中国西藏的合法地方政权，在佛教内部的教派争夺里落了下风，于是，远走不丹这个地方另建政权。 1651年不丹政教领袖夏仲?阿旺南杰（1594～1651年）圆寂后，不丹内部陷入混乱，僧侣集团和世俗集团矛盾尖锐。 1669年，不丹与当时西藏地方的甘丹颇章政权（格鲁派）爆发了长达62年战争。 1729年不丹发生内乱。 自蒙元开始，中原政权就已经取得对藏区的绝对优势，藏区也对中原政权有强烈的向心力。但，藏区距离中原太遥远了，地形交通又过于艰难，藏区的事情具有相当的独立性。 白教的“竺巴”政权被蒙古支持的格鲁派逼迫的远走不丹另外建立政权，这原本是藏区内部的事情，不过呢，白教的“竺巴”政权是在蒙元末期灭了蒙元支持的花教政权而建立的，得到明王朝的承认和支持，格鲁派得到蒙古的支持，清朝的勃兴又是建立在满蒙合作的基础之上。所以，白教的“竺巴”政权被逼远走不丹，固然是藏区的内部斗争，却也与满清的勃兴有关。 1729年不丹发生内乱，无力对抗清政府支持的甘丹颇章政权。在这种背景下，1730-1731年清政府派西藏地方官员颇罗鼐调停不丹内乱，1736年不丹第十任第巴（国王）米旁旺布接受中国清朝政府册封“额尔德尼第巴”名号。 这个时候的不丹与清政府的关系，大体相当于朝鲜、越南等藩属国，不过呢，因为距离中原更加遥远，而且不丹和藏区政权有教派分歧和夺权之仇，磕磕绊绊的难免不快意。 中国和不丹边界长550公里，存在着一条习惯线，基本上比较稳定。历史上，不丹曾是西藏与南亚东部地区交往的桥梁，藏族民众越过喜马拉雅山沿着不丹东部的马纳斯河谷和不丹西部的帕罗河谷，抵达阿萨姆、孟加拉和比哈尔(Bihar)进行宗教、文化和贸易往来。不丹东部的布姆唐每年举行两次大型集市活动，吸引了许多藏族民众前来参加。西藏商队运去羊毛、砖茶、食盐和麝香，以交换不丹的大米、纸张和干辣椒。西藏地方政府在邻近不丹的一些地方派驻了收购大米的官员，负责从不丹收购大米。藏族民众历来沿着马纳斯河谷路线，长途跋涉到阿萨姆的高哈蒂附近的庙宇去朝圣。 1772年，鸦片战争之前，已经控制了印度的英国曾经入侵不丹。 清政府无法保护自己的藩属国。 1865年，英国政府强迫不丹签订《辛楚拉条约》，不丹被迫割让包括噶伦堡在内的第斯泰河以东约2000平方公里的地区。 英国如此强大的力量，为什么最终没有完整拿下不丹呢？ 关键是不丹的地形。 不丹是一个多山的国家，在其境内除了喜马拉雅山主脉外，还有不少支脉。这些支脉，大多呈南北走向，地势北高南低。从北至南，逐渐下降，分为北部高山区、中部河谷区和南部丘陵平原区，全国除南部小范围的杜瓦尔平原外，山地占总面积的95%以上。另外不丹各地的海拔高度悬殊很大。一个是全国海拔最低的位于东南地区的马纳斯河，它的海拔高度只有97米。另外则是北部喜马拉雅山脉，那里的高峰海拔高度都在6000到7000米以上。库拉康日山海拔高度达到了7554米，是不丹海拔的最高点。不丹冰川主要位于不丹北部的高山地区，占不丹总面积的10%。 不丹，这种山地冰川，经济落后，又没有什么特别意义的资源，英国对他的侵略也就是“侵略成性的闲暇里”打发一下时光。 蚂蚱腿虽然没肉，闲着没事嚼着玩呗。 1907年，乌颜?旺楚克（1907---1926）废除德布王，自任国王，简称不丹王国，集政教大权于一身，并规定国王世袭。 1910年1月英国同不丹签订《普那卡条约》，规定不丹对外关系受英国“指导”。 1926-1952吉格梅?旺楚克在位。 1947年，印度独立，这翻身农奴当家作主，一样的欺负周边小国。1949年8月印度同不丹签订《永久和平与友好条约》，规定不丹对外关系受印度“指导”。 1952年第三代国王吉格梅?多尔吉?旺楚克即位，他发展经济，对内政外交进行改革。 不丹这样的小国，在国际政治里是非常艰难的，因为过去和当前的国际政治都是强权政治，而且，随着科技的进步，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越来越强，人类需要和发现的新资源也越来越多。问题在于，资源这玩意的分布必须依托陆地或者水域，国土面积的大小大体与资源的多少成正比，比如，青藏高原确实较难开发，但，青藏高原的冰川是长江、黄河等大江大河的发源地，谁掌控谁就有巨大的优势。 那怎么着，掌控青藏高原还能够更改河流流向？ 要说近代之前呢，人类的能力有限，现代科技的进步，那可是能够修建大水库，能够南水北调的，万一掌控青藏高原的国家“敢教江河更流”，低地国家岂不大大的倒霉？ 印度的近代历史比中国还要悲催，1947年独立的时候愣教蒙巴顿根据宗教信仰分裂成印度和巴基斯坦，没有办法的印度就将目光投向了青藏高原，首先是山南的不丹、锡金等小国。 不丹这样的小国，而且是内陆山国，是抵不过印度的，问题是，落后中国的国力也无法向藏南投送，不丹除了小心谨慎委曲求全，也确实没有办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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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4节 二、中国和不丹的6块边界纠纷。 不丹这个国家在历史上和中国的西藏有非常复杂的宗教联系和民族联系，大家同文同种，经常在一起放牧念经，所以，中不边界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和现实因素(地形复杂)，留下了一些争议，分歧比较大的一共有六块。 按中国过去的主张，中国和不丹边境争议存在于不丹的西段、中段和东段，总面积大概是4500平方公里。 1、鲁林争议区（也称绒林），位于下亚东仁青冈乡东南。总面积340平方公里，牧场40个，森林资源较为丰富。1954年，不丹陆军在恰尔塘建立军事据点，1960年又在哈热建立季节性哨所。按照中国的说法，鲁林是中国地界，不丹人可来放牧，但要向中方交草税。草税就是证据，中国外交部曾经以草税凭证来说话，铁证如山。 2、洞朗。中国亚东县东南，面积100平方公里，北部小湖泊较多，有大小草场30个，东南部森林资源丰富。该地历来为下亚东牧民的夏季草场。不丹人来放牧也得交草税。 3、查马浦争议区，位于上亚东帮噶曲登以东，主要包括郎玛浦和查玛浦的上游部分，约60余平方公里，有草场30余个，历来为下亚东牧民的夏季草场，1959年以前，不丹牧民过界放牧，须向亚东头人交纳草税。50年代初期，不丹在森穷隆建立常年军事据点，1960年又在儿淌建立季节性哨所。 4、基伍争议区，位于查玛浦争议区以北，主要包括基伍曲和巴马弄流域的大部分地区，面积约为90平方公里，有大小牧场20余个，1889年，西藏地方政府将基伍租给不丹哈宗官方和我方牧民共同使用。 5、白玉争议区，位于洛扎县南部，主要包括巴桑弄和吉格弄两河流域，总面积约为600平方公里，有牧场37个，著名的拉龙康和次久拉康两座寺庙在该争议区内。在西藏民主改革前，西藏地方政府根据嘉庆皇帝的昭示，将该地区划归蒙达拉龙寺管辖，现在白玉地区的群众，均来自洛扎县。西藏和平解放后，不丹趁机进入该地区，相继建立了德马龙和塘沃哨所，直至1978年撤除，1983年8月，不丹又在次久拉康附近重新设立哨所。 6、墨拉萨丁争议区，位于达旺以南，扎西冈以东，打拢宗以西，面积3300平方公里。据史料记载，墨拉萨丁分别归达旺寺和打拢宗管辖，萨丁寺属于达旺宗，基堪布由达旺寺派任。17世纪以后，不丹人大量东迁，移居达旺等地，引起草场和民事纠纷。为此，西藏地方政府和不丹在1715年曾两次订立条约，言明墨拉萨丁主权归属，草场可以租给不丹移民使用，按规定交纳草税。本世纪初，英印政府炮制非法麦克马洪线，并把势力范围扩展到达旺以北。1949年，印度与不丹签定《永久和平与友好条约》，将我国墨拉萨丁地区转让不丹，自此，墨拉萨丁地区一直处于不丹政府的完全控制之下。 这6块土地之所以成为中国和不丹的争议土地，就历史而言，关键在于它处于游牧业区，中国藏区和不丹的民众都曾经去游牧，因为不丹政权是藏区宗教斗争和政权斗争里失势远走藏区边缘的政权，又因为清政府调停了西藏地方政府和不丹的长达62年的战争，就一般法统而言，黄教的西藏政权就主动拥有了白教在不丹直接管理的领土之外的所有土地。 这话有点绕，我们可以大体类比一下。 1925年，国共两党合作的广州国民政府建立，然后在1926年北伐打响，所以，就国民政府内部而言，国民党是大股东，共产党是小股东，但都是股东都是主人，北伐战争的成果就属于两党共有，区别是股份的多少。 1927年4月到7月，蒋介石、汪精卫、冯玉祥等等相继分共，谋夺了共产党在国民政府里的合法股份，于是，8月1日，共产党南昌起义武装夺取政权，恢复并扩大股份。 到了1928年，张作霖的北洋政府灭亡，南京国民政府成为国际法里唯一的合法的政府，代表中国管理中国的土地。 但，毛泽东领导武装力量开始建立革命政权与南京政府对抗。 就中国内部而言，因为国共两党确实是联合北伐，大家是合伙做生意，半路上国民党突然出刀抢了股份，这个太无耻了，共产党也“枪杆子里头出政权”武装夺取政权是非常合乎逻辑和法律的——那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 到了1949年，失败的国民党退缩到台湾岛而维持中华民国的牌子，大陆政权和台湾政权都声称拥有对整个中国的管辖权，其实呢，一个管理了大部分，一个管理小部分。 1618年不丹和藏区政权的关系有些类似1949年的台湾政权和大陆政权的关系。 不丹和格鲁派曾经恶战了62年，大陆和台湾也曾经炮火连天。 不丹和格鲁派的斗争不同于国共内战的一点，也是关键一点，不丹和格鲁派的斗争是教派斗争和对西藏地方政权领导权的争夺，在白教和黄教之上，还有明政权、清政府代表的中央政权享有最高裁决，国共的争夺是中央政权的争夺，胜者通吃无法调停。 对于1730年的清政府而讲，中央政府没有力量直接管理藏区的日常事务，藏区政权是他承认的西藏地方政权，但，如果继续支持黄教进攻不丹，或者是战争的延续，或者是黄教吞并了不丹，与其如此，不如调停两派停火分家另过。对于黄教而言，虽然名义的管辖小了一部分，而内部管理反而统一。对于不丹来讲维持了小政权，对于清政府而言，保佑一个远走边疆的白教政权也是对黄教的牵制。 1736年不丹第十任第巴（国王）米旁旺布接受中国清朝政府册封“额尔德尼第巴”名号，这是清政府在名义上拥有对不丹藩属权的开始，也是不丹白教在法律上脱离西藏地方政权的开始。 按照一般理解，1736年之后的不丹，就合法拥有他实际管控的土地的管辖权，西藏地方政府就合法拥有了不丹政权在1736年无法管辖的所有藏区土地的管辖权。 这个关系类比今日的两岸关系，大陆承认台湾是中央政府之下的地方政府，凡台湾地方政府实际管理不到的前中华民国的领土，大陆一律合法继承所有权，比如，香港、澳门者两块中国和英、葡争夺的土地。 从道理来讲是明明白白清清楚楚，但，藏区是牧业生产，长期无人定居的牧业区太多了。因为喜马拉雅山过于高大，西藏地方政府无法对山南的土地全面掌控，只有夏季的时候，藏区牧民才能够越过山脉到山南游牧。问题就来了，山北的藏民撵着牛羊累的吭吭哧哧越过喜马拉雅山到山南游牧，夏季结束，因为大雪要封山还要撵着牛羊累的吭吭哧哧越过喜马拉雅山回到老家，如果不是山北实在没有草料，谁干这种倒霉的生意？最气人的是，山北的藏民撵着牛羊累的吭吭哧哧越过喜马拉雅山来到山南，对不起，不丹的牧民因为距离太近，偷偷摸摸已经让牛羊吃了溜光，你说，这藏民是和不丹开打呢还是不开打？ 大清皇帝都调停了，我们也别惹事了，于是，藏区政权就要求不丹政府交纳“草税”——你们可以公开的合法的吃，但，必须交税，象征性的。 1772年，鸦片战争之前，已经控制了印度的英国开始入侵不丹，然后骚扰西藏。这个时候的清政府早已经不是1644年弓马天下的清政府了，不要说保护不了香港、台湾，就是龙兴的满洲都被俄罗斯割去了一半，压根就没有力量保护藏区和不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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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5节 不丹，既然已经从藏区独立——清政府代表中央政府承认——不丹，虽然还保有对清政府的“藩属国”地位，但，这个“藩属国”地位非常接近现在英联邦的组合，各成员国都享有完整的主权，正如曾经是中国藩属国的越南、朝鲜，都享有完整的主权。 因为中国的清政府不能保护不丹，1865年，英国政府强迫不丹签订《辛楚拉条约》，不丹被迫割让包括噶伦堡在内的第斯泰河以东约2000平方公里的地区。 在这个强盗的乱世里，宗主国不能保护自己，不丹除了低下头颅，这种小国有什么办法？1910年1月，不丹同英国签订《普那卡条约》，对外关系接受英国的“指导”。 这个时间是清政府灭亡的前夕，中国丢失了对不丹的“宗主权”。 从1912年到1928年，是中国近代的乱世，虽然有名义的中央政府，实际是一个四分五裂的乱局，不要说和英国争不丹，就是保护腹心地带都不能，遑论边疆？ 到了1949年8月，在这个非常要命的节点，印度抢先一步同不丹签订《永久和平与友好条约》，规定不丹对外关系受印度“指导”。如果仅仅是外事关系倒也罢了，印度非常狡诈的将中印的墨拉萨丁争议区3300平方公里的土地给了不丹。 印度这一招太狠了，他把中印之间的边界纠纷延演变成了印度和不丹联合对阵中国。 也就是说，印度在英国殖民者手里继承了从不丹割占的噶伦堡在内的第斯泰河以东约2000平方公里的土地，现在呢，独立的印度又将英国利用炮制的麦克马洪线割占的中国藏南的9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里的3300平方公里的墨拉萨丁地区转给了不丹。 这样一来，站在不丹自身的利益而言，英国和印度虽然欺负了他，割占了他2000平方公里的土地，现在反而给了3300平方公里的土地，面对如此有益的强盗邻居，不丹是否接受呢？ 自古以来，领土的所有权都不是随随便便转移的，不管是“转借”或者“接受”。 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领土转借是刘备借荆州——一借不还。 赤壁之战后周瑜指挥江东军队费尽心机付出相当牺牲夺取了荆州的南郡。 因为刘琮的主动投降，荆州七郡都成了曹操的地盘。 荆州七郡，包括今天的湖北、湖南的大部、河南的一部，江西、重庆的一部分，被长江分成江南和江北两个部分，被长江横穿而过的是南郡和江夏郡。 赤壁之战发生在江夏郡，曹操兵败后，已经占领了江夏郡的周瑜向西进军占领了南郡。 南郡之战，非常的惨烈，周瑜受了箭伤。 就在周瑜和曹仁在南郡正面战场血战的时候，刘备因为长江的阻隔不能向江北发展，于是进攻长江以南归附曹操的零陵、桂阳、长沙等三郡，获得今湖南、湖北的广阔地盘，然后屯兵南郡边境。 当江东的军马和曹操的主力恶战的时候，刘备开辟了敌后战场，获得了三个郡的地盘！蒋委员长，不，孙权，赤壁之战后开辟了南郡和合肥两个战场，合肥兵败的非常的惨，南郡打的非常的苦，蒋委员长眼看着共产党在敌后竟然获得三个郡的地盘，非常的气急败坏：我们出钱粮、出军马累的吭哧吭哧的，你竟然建立了根据地！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孙权将南郡借给了刘备，目的是一个，让刘备的地盘和曹操的地盘接触，让刘备也分担来自于曹操的军事压力。 可是呢，蒋委员长忽略了借地抗曹的两个推论：1、你孙权借给我的只是南郡的一部分，如果我刘备以旧有土地为基础反攻收复南郡的其他土地，这新收复的土地姓毛呢还是姓蒋？2、你孙权为什么将南郡借给我刘备呢？说明你孙权力量弱小不能支持整个战场的压力，所以，一茬一茬恶战之后，如果我还能保有南郡，那么，就是我在日本鬼子的侵略下保护的祖国疆域，这片地凭什么就不姓毛？ 借地这玩意，正如民间生活，相互走动可以馈赠礼物，但绝不可以随便出借可以繁衍的财富。比如，我借了亲友家一头母牛，然后花钱雇佣公牛配母牛怀孕生了一头小牛，请问：这小牛是我的还是亲友的？ 不对，我说的是小牛的所有权的归属而不是其他。 土地就是可以繁衍的资源，等闲不能转借。我这里讲土地的可以繁衍，不是说一亩地可以繁衍成两亩地，而是指有效的管理经营可以让土地的价值增长，尤其是可以改变居民的构成，而土地的所有权，就严格意义而言，并不是取决于法律而是取决于居民的心理倾向。 比如，2014年克里米亚举行脱离乌克兰公投，最终选择了加入俄罗斯，国际社会就非常难以评价。 克里米亚原本是独立的国家，1783年，克里米亚被俄罗斯帝国吞并，171年后的1954年5月，赫鲁晓夫瞎鼓捣，为纪念乌克兰与俄罗斯合并300周年，下令将俄罗斯的克里米亚州划归乌克兰共和国。 1991年苏联解体，克里米亚随即成为乌克兰的一部分，但，他是享有高度自治权的一个自治共和国。 中国虽然也有自治区，但中国的自治区是“单一制”政体下的“区”，克里米亚共和国在乌克兰就是享有“联邦制”的独体共和国。 对于乌克兰来讲，克里米亚最大的麻烦来自于民族构成和语言流行。俄罗斯人占人口的60%，乌克兰人只占24%，当地居民主要说俄语。 如果，乌克兰和俄罗斯保持良好的外交关系，这关系也许能够马马虎虎，可是呢，在西方的挑拨下，乌克兰充当了进攻俄罗斯的马前卒，一报还一报，在俄罗斯的挑拨下以及客观的民族向心力影响下，克里米亚回归了俄罗斯。 转借土地非常容易产生麻烦，接受土地更容易倒霉。 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接受土地赠送的是“上当郡”——就是上党郡。 公元前262年，秦军“伐韩之野王。野王降秦，上党道绝。” 上党成了被秦军隔开的韩国的一块飞地。 上党的郡守“冯亭与民谋”，为韩国谋划：“郑道已绝，韩必不可得为民。秦兵日进，韩不能应，不如以上党归赵。赵若受我，秦怒，必攻赵。赵被兵，必亲韩。韩、赵为一，则可以当秦。” 冯亭的谋划是将上党郡这块土地交给赵国，这样一来就会形成韩赵联合抗秦的有利态势。 突然的天降诱饵，赵国的最高层展开了讨论。 赵孝成王与平阳君、平原君计之。 平阳君持反对意见：“不如勿受。受之，祸大于所得。” 平原君说：“无故得一郡，受之便。” 平阳君看到了接受上党有替韩国背黑锅的嫌疑。 平原君的观点也不错，因为秦国东出横扫六国的战略态势已经形成，赵国在秦国接连进攻韩国已经疲惫的状态下得上党一郡然后和秦国恶战，其实是最有利的战略阻击机遇期。 如果，秦国顺利灭掉韩国，然后休养生息，赵国又能撑几天？ 问题是，赵国这一次接受上党郡并不是从长远战略思考，而仅仅是贪图便宜。 如果是长远战略思考，赵国接受上党后，必须做好与秦国恶战的军事准备和外交准备，尤其是必须派出野战部队接管上党，最好是从上党向野王反攻打通和韩国的联系，这样一来，就形成赵韩战略联盟，攻守便宜。 实在话，这是最浅薄的战略思考，缺心眼的人也能够知道。 问题是，赵国在接受上党郡之后，仅仅给了冯亭一个华阳君的封号。 我一直到很晚近的时间不能明白赵国这个战略疏忽，我甚至于认为是赵国的战略糊涂。 现在，我认为，赵国的高层不是战略糊涂而是很清楚的看破了冯亭的战略意图。 赵国的顶层，也许没有战略思考能力，但肚子里的蛔虫，尤其是小肚鸡肠的蛔虫是高明的很。 如果赵国出兵上党反击野王成功，冯亭就会重新投入韩国的怀抱，赵国固然挫败了秦军，但能够得到什么呢？ 总不能为了上党，赵国和韩国再开打吧？ 所以，如果从长远看，既然韩国不会服从赵国，既然秦国的战略方向是韩国，那么，就让他们继续打好了。 公元前261年，“秦攻韩缑氏、蔺，拔之。” 公元前260年，“秦使左庶长王龁攻韩，取上党。” 上党失守后，冯亭不是投降秦军，也不是逃向韩国，而是带领民众逃归赵国。 在这种情况下，赵国既可以封闭边境拒绝接纳冯亭，也可以集结力量对抗秦国。从与秦国恶战政治借口而言，这是一个有利的选择，缺点是秦军已经攻下了上党，兵锋正锐。 “赵军长平，以按据上党民。” 到了四月，秦军因赵国接纳韩国上党郡的余部“因攻赵”。 “赵使廉颇将。” 廉颇是赵国第一名将。 可是，两军的战斗力差别太大了，“赵军士卒犯秦斥兵，秦斥兵斩赵裨将茄。六月，陷赵军，取二鄣四尉。七月，赵军筑垒壁而守之。秦又攻其垒，取二尉，败其阵，夺西垒壁。” 廉颇连战皆败，于是，“廉颇坚壁以待秦，秦数挑战，赵兵不出。” 打不过，就熬，反正秦军在长平的外线作战，后勤供应线太长了。 秦国立即感觉到了战略麻烦，他的经济支持不了这样的长围久困，于是用反间计误导赵国易将赵括。 在赵国易将赵括后，秦国不但易将白起全面指挥长平之战，而且在实现诱围赵括主力并实现赵军“粮道绝”之后，“秦王闻赵食道绝，王自之河内，赐民爵各一级，发年十五以上悉诣长平，遮绝赵救及粮食。” 为了打赢长平之战，秦国进行了全面战略动员，竭尽了国家的全部战争能力。 最终，赵括和冯亭都战死了。 这个世界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赠送，就不丹这种弱小国家，在英国的侵略下竟然不国破家亡就已经侥幸的不得了，凭什么敢接受印度的土地馈赠？ 答案是1949年8月的国际政治形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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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6节 不丹是夹在印度和中国西藏之间的内陆山国，直接的国际政治其实就是如何处理与中国和印度的关系。 就宗教信仰和民族源流看，不丹理所当然应亲近中国的西藏，但，因为不丹是曾经管理中国西藏265年的白教政权远走异域独立建国的政权，其心理反而并不亲近西藏的黄教政权，尤其是，不丹政权建立后曾经和西藏的地方政权有长达62年的战争。 反过来讲，在英国没有进入印度之前，印度并没有对不丹搞过侵略，现在刚刚独立两年的印度竟然对不丹示好赠送土地，即使不但明知道印度包藏祸心，他能够拒绝吗？ 最重要的问题是，1949年的8月，这个节点是蒋介石的中华民国已经丢失首都南京、丢失上海，偏偏“宜将剩勇追穷寇”的共产党还没有建立全国性的政权。 在这个节点里，达赖喇嘛的黄教政权有了强烈的独立倾向并开始对抗共产党的中央政权，如果黄教在西藏完成独立建国，第一，因为力量的有限不会保护不丹，第二，因为力量的有限不会对抗印度，那么，不丹凭什么会对抗印度找不痛快呢？ 不丹与中国的关系，因为卷入了中国与印度的边界纠纷而更麻烦。 而中国和印度的边界纠纷，就近代的原因讲是英国炮制的那个麦克马洪线， 而原因，又牵扯到西藏，和蒙古的宗教问题。 也就是牵扯到黄教在蒙藏的四大活佛和麦克马洪线的炮制以及蒙疆的分裂活动。 三、达赖的来历。 我们很多人非常奇怪西藏的达赖为什么经常窜访外蒙，这是因为西藏的历史和蒙古族的历史有不可分割的密切关联。 藏族的祖先是吐蕃，吐蕃的名人是松赞干布，就是娶文成公主的那个。要知道，西藏那个高原非常强烈的高原反应，汉族的皇室公主不会很心甘情愿的和亲到吐蕃，就是现在，东部发达地区的人一般也不会很积极的跑到那个高原去。 之所以有和亲，简单，吐蕃有太强大的军事力量，中原政权必须采取和亲的政治手段，外加一笔特别丰厚的嫁妆。 唐宋时期的中原政权都承接着吐蕃的沉重军事压力。 蒙元以特别强大的军事能力横扫欧亚大陆，藏区也纳入蒙元的版图，在这之后，藏区基本放弃了独立性而遥奉中原的中央政权。 我个人理解，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是因为高原过于残酷的环境非常不利于农牧业经济的财富积累和科技创新，元明清时代，中原的社会发展已经非常成熟，尤其是火药武器的使用，对于藏人的弓马形成太大的压制。 不过呢，藏区环境适合游牧而不适合农耕，适合农耕的雅鲁藏布江谷地距离汉族的聚居区过于遥远，在交通过于落后的古代，汉族人确实很难在藏区拓展力量。和汉族人相比，蒙古族有两个优点适合藏区：1、游牧的生产方式；2、蒙古人生活的草原原本也是高原，只不过海拔低于青藏高原而已。 1419年，藏传佛教格鲁派始祖宗喀巴在甘丹寺圆寂，临终前将自己的黄色桃形僧帽和袈裟、大氅赐给首席大弟子贾曹杰?达玛仁钦，让他继任甘丹赤巴（法台），从此开始了由年高德重的高僧主持甘丹法座的例规。 宗喀巴大师有弟子135名，主要的弟子除贾曹杰外，还有克珠杰和根敦珠巴两人。克珠杰后来被追认为第一世班禅，而被追认为第一世达赖喇嘛的，便是根敦珠巴上师。 1447年，根敦珠巴在日喀则修建扎什伦布寺，并任第一任法台。1474年，根敦珠巴在扎什伦布寺圆寂。他的转世是根敦嘉措，在哲蚌寺建立了甘丹颇章，作为自己的驻锡之地。 从“根敦嘉措”开始，“根敦珠巴”的转世名称的后面都有“嘉措”的后缀。 “根敦珠巴”的第三代转世是“索南嘉措”，他在西藏历史上有巨大的标识意义。 “索南嘉措”曾任哲蚌寺和色拉寺的法台，并在康区理塘地方建立了春科寺。 1576年，索南嘉措接受土默特蒙古首领顺义王俺达汗之请到蒙古地区弘扬佛法。在青海仰华寺，索南嘉措对藏传佛教理论进行了广泛的阐述，使这位蒙古首领对索南嘉措大师产生了深深的仰慕之心，于是，1578年，俺达汗赠给尊号：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 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 “圣”，在佛教里表示超出世间的意思； “识一切”，是藏传佛教对在显宗方面取得最高的人的称号； “瓦齐尔达喇”，意为执金刚，是对藏传佛教密宗方面取得最高成就者的称号； “达赖”，蒙语，意为大海； “喇嘛”，藏语，意为上师； “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总得意思就是在显教密教两方面都取得最高成就，是个佛学知识渊博犹如大海一样的大师。 达赖喇嘛，就是顶级大学教授的意思。 格鲁派，也就是黄教，信奉转世，根敦朱巴、根敦嘉措和索南嘉措，在我们理解是三个人，在黄教里是根敦朱巴的三代转世。现在，索南嘉措被世俗的土默特蒙古首领顺义王俺达汗赠给“达赖喇嘛”的称号，就相当于根敦朱巴、根敦嘉措的转世获得了称号，所以，就要顺推两代。 于是乎，已经去世的根敦朱巴被尊为“一世达赖”，已经去世的“根敦嘉措”被尊为“二世达赖”。 达赖喇嘛这个称号最终来自于蒙古贵族对于黄教领袖的尊崇，这说明蒙藏关系的密切关联。 来而不往非礼也，既然世俗政权俺答汗赠送给“索南嘉措”一个“达赖喇嘛”的学历称号，“索南嘉措”也就代表宗教给俺达汗赠送一个"咱克喇瓦尔第彻辰汗"称号。 "咱克喇瓦尔第"是梵文，意为"转轮王";"彻辰汗"是蒙古语，意为"聪明睿智之汗王"。 宗教和世俗政权在相互勾结。 研读蒙藏历史，最头疼的是两个方面：1、和宗教纠缠的太狠，汉民族从骨头里又不信教，对于教义的分歧又没有什么兴趣；2、名字和称呼，蒙藏历史人物原本有自己的名字和社会称呼，汉人要学习，就必须对译，有时候是译音，有时候是意译，有时候，一个人竟然出现不同的翻译称呼，那叫一个乱。 朱元璋北伐，蒙元退出中原，但在明王朝实际管理的汉政权外，在草原和沙漠，蒙古仍然有强大的力量。 退出中原的蒙古政权最终演化为三部，戈壁大漠的南面、北面和西面，形成了三大部：漠南蒙古（内蒙古）；漠北蒙古（外蒙古），又称喀尔喀蒙古；漠西蒙古（西蒙古），又称卫拉特蒙古（瓦剌）。 漠南蒙古，也就是内蒙古拥有管理整个蒙古帝国的名号，但在明王朝不断的打击下，力量继续降落，捕鱼儿海战役后已经丧失了重振势力入主中原的希望。1402年，分布在叶尼塞河上游沿岸乞儿吉斯部首领鬼力赤，否认残元皇帝坤帖木儿汗的宗主权，不但杀死了他而且废除大元国号，改国号为蒙古。 明王朝将这以后的蒙古政权称之为鞑靼。 这样，我们就可以习惯称外蒙古为喀尔喀蒙古，内蒙古为鞑靼蒙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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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7节 内外蒙古之外的漠西蒙古，又被称为瓦剌。 历史上蒙古民族是由两个基本部分组成的，古代两分为"草原百姓"和"林中百姓"(斡亦剌惕、不里牙惕)。 "瓦剌"的意思是"森林之民"或"邻近者"。 瓦剌最初居住在八河地区(今叶尼塞河的八条支流地区)。人数众多，统治若干部落，各有自己的名称。元时开始南下，定居于阿尔泰山麓至色楞格河下游的广阔草原的西北部，并改狩猎经济为畜牧经济，兼营部分农业。 蒙元时期，斡亦刺贵族与成吉思汗系建立世代通婚关系，男尚公主，女适皇胄，可谓"世联戚碗"，权势显赫。这种"保持相互嫁娶姑娘”的习惯不仅对斡亦刺社会产生很大影响，而且也是成吉思汗家族统治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漠西卫拉特蒙古属于外姓，不属于黄金家族，正式因为这一点，被喀尔喀蒙古歧视，因此，卫拉特蒙古和喀尔喀蒙古可谓是水火不容。 清朝初年，卫拉特蒙古准噶尔部的噶尔丹汗迅速崛起，对喀尔喀部构成严重威胁。 随着元朝皇室衰微，瓦剌遂乘机扩大实力，积极参予各派系纷争。1414年，明成祖统兵北征西部蒙古，与瓦剌战于忽兰忽失温(今蒙古国乌兰巴托东)，瓦剌败向明朝内附称臣。 瓦剌部力量在也先时代达到顶峰，1449年向明朝发起进攻，明英宗在宦官王振怂恿下率兵亲征。结果土木堡一役，也先俘明英宗，史称为土木之变，明朝开始衰落。 明朝的衰落并没有带来蒙元的复兴，因为内部机制是决定性因素。 也先时，瓦剌势力所及，西起中亚，东接朝鲜，北连西伯利亚南端，南临明边，致使"漠北东西万里，无敢与之抗者" 。 也先父子去世后，瓦剌快速衰落，内蒙古的主导权再一次被鞑靼部掌控，瓦剌部退回漠西，居住在巴尔喀什湖东南面，包括现新疆北部、外蒙古西部以及中西伯利亚和西西伯利亚南部的广大地区。 漠西蒙古，也就是卫拉特蒙古的力量经常渗入到藏区。 清朝，瓦剌分为准噶尔(绰罗斯、厄鲁特)、和硕特、土尔扈特、杜尔伯特四部。 准噶尔部有一个名人叫噶尔丹，土尔扈特部有一个极重要的事件是渥巴锡东归，这都是深刻影响中国历史走向的巨大事件。 混乱的鞑靼部，在达延汗时获得短暂统一和复兴。 达延汗的名字是孛儿只斤?巴图孟克，又称察哈尔?巴图蒙克，1474—1517年，明史称之为小王子。达延汗是成吉思汗的第十五世孙，也先外曾孙，他不但是察哈尔氏鼻祖，也是外喀尔喀七部（即今蒙古国主体部落）之祖格埒森扎的父亲。 达延汗是蒙古当时的管理者满都鲁汗的曾侄孙。巴图蒙克约3岁时，满都鲁汗中了“亦思马因”太师的离间计，逼死了巴图蒙克的父亲，亦思马因又抢走了巴图蒙克的母亲。巴图蒙克寄养在巴勒哈真人巴海家里，受尽了虐待，得了痞疾（胃病）。 1479年，满都鲁汗去世，没有继承人，巴图蒙克作为唯一的后裔是唯一的人选。满都鲁汗的遗孀满都海决心维护成吉思汗家族的汗统，嫁给了年仅7岁的巴图蒙克，并扶持巴图蒙克继承汗位，称大元大可汗，蒙文史书称为达延汗，明人又称为小王子。 本家奶奶嫁给才7岁的本家孙子。 满都海哈屯与达延汗决心改变北元大汗被强臣操纵的状况。 满都海哈屯，领着自己的小丈夫，在塔斯博尔图击败瓦剌，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迫使其退回西北，然后消灭亦思马因，统一了蒙古本部，后人称其为蒙古的"中兴之主"。 1487年，14岁的达延汗开始亲政，进行了内政改革。达延汗将东蒙古划分为六个万户。左翼三个：1、察哈尔万户，在今锡林郭勒盟境内；2、哈喇哈万户，在今哈拉哈河流域；3、兀良哈万户，在今内蒙古中部地区以北及蒙古国境内。右翼三个：1、鄂尔多斯万户，在今鄂尔多斯市；2、土默特万户，在今呼和浩特市、巴彦淖尔市和乌兰察布市地区；3、永谢布万户，在今张家口、宣化以北地区。 六万户并非蒙古全部，而只是达延汗的子孙们所领有的蒙古各部。达延汗建立的六万户制度，虽经变迁，但保留了基本面貌，是清朝盟旗制度的基础。 1517年，时年仅44岁的达延汗去世。 蒙古各部继续混乱，于是，俺答汗登上了历史舞台。 俺答汗，是达延汗的孙子，蒙古名字是阿勒坦汗、阿拉坦汗，是土默特部的领袖。在他的率领下，蒙古右翼土默特万户进驻古丰州川，实力不断增强，成为当时右翼蒙古中最强大的万户，丰州川随之被习称为土默川。 兀良哈万户偏处北方，每当蒙古南下进攻明朝边境时，兀良哈就乘机在后方袭扰其他蒙古万户。1538年，阿勒坦与哥哥麦力艮济农击溃兀良哈，将其并入其他五万户中。蒙古大汗博迪汗封阿勒坦为索多汗（此为护卫汗庭的小汗之意，与蒙古大汗有原则性的区别），这是阿勒坦称汗之始。 1542年，他的兄长麦力艮济农死后，土默特成为右翼三万户的中心，阿勒坦成为右翼三万户事实上的首领。 阿勒坦汗将蒙古左翼的的草原霸主察哈尔部驱逐到辽东。 阿勒坦汗还经略青海。1510年，永谢布万户的亦卜剌与鄂尔多斯万户的满都赉阿固勒呼被达延汗击败后，逃居青海湖畔。16世纪中期，以阿勒坦汗为首的右翼蒙古征服了青海蒙古及青海湖周围的土著部落，并留下部众在此驻牧。以青海湖为中心的广袤草原成为蒙古的新牧场。 蒙古人是青海的主要民族，约在13世纪20年代进入青海。元亡之后，青海境内的蒙古人大部分退回漠北。为管理留居青海湖西北和柴达木地区的蒙古人，明朝设“西宁塞外四卫”进行安置。1510年至1559年，一批又一批的蒙古人进入青海湖沿岸地区。 青海蒙古，一般称他们为和硕特蒙古，但也有来自喀尔喀与土默特、鄂尔多斯的部落。 征服青海为阿勒坦汗与索南嘉措在青海湖畔的仰华寺举行会谈提供了条件。 16世纪后期，阿勒坦汗还两次征讨瓦剌。土木堡之变以后大明朝丢掉的河套地盘，渐渐地，到处都是投奔蒙古的汉族农民。 蒙元退出中原后，又回到了单一、脆弱的游牧经济，“北虏散处漠北，人不耕织，地无他产。虏中锅釜针线之日用，须藉中国铸造。铀缎绢布之色衣，惟恃抢掠。” 在不能从明朝以和平贸易方式取得所需物资的情况下，蒙古人的生活陷入极大的困难之中。例如，他们缺乏布帛绢缎，“衣用全无，毡裘不奈夏热”；又如，他们缺少铁锅，“生锅破坏，百计补漏之，不得已至以皮贮水煮肉为食”。类似的记载史不绝书，以至于明人也于心不忍，“其瘦饿之形，穷困之态，边人共怜之”。 和农业定居相比，游牧的确不利于手工业的发展，尤其是冶炼、铸造。 宣德后，明朝内部阶级矛盾尖锐，双方军队出现了新的特点：明军家丁化，鞑靼流寇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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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8节 从1543年开始，阿勒坦汗用和平与战争两种手段，不断要求明朝开放关市。1570年（明隆庆四年），阿勒坦汗的嫡孙把汗那吉因为家庭矛盾激化而投奔明朝。以此为契机，阿勒坦汗与明朝谈判。会谈中俺答汗除要求归还把汗那吉外，更主要的是谈到了蒙明和睦相处、开展互市贸易的问题。 隆庆开关，隆庆皇帝封阿勒坦汗为“顺义王”，明蒙之间建立了长达70年的和平贸易关系，自此明蒙边境数十年无大冲突。 俺答汗是汉人对阿勒坦汗的称呼，阿勒坦汗也叫阿拉坦汗。 俺答汗，也就是阿勒坦汗或者阿拉坦汗，在完成了与明政府的和平互市后，然后开始向藏区伸出触角。 蒙元时，西藏萨迦派佛教首领八思巴担任帝师，代表元朝管理西藏。元亡后，蒙藏联系基本中断。俺答汗为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谋求与西藏宗教领袖建立密切联系。1578年，阿勒坦与格鲁派藏传佛教领袖索南嘉措在青海湖畔的仰华寺举行会谈，蒙古正式接受了格鲁派藏传佛教，蒙藏关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建立起来了。此后，格鲁派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广泛传播。俺答汗从西藏请来许多喇嘛翻译佛经， 俺答汗后又邀请索南嘉措到内蒙古传教，建立了锡勒图召（喇嘛寺），格鲁派信徒逐渐遍于内蒙古、外蒙古。 索南嘉措时期，他本人还只是格鲁派的首领，在西藏并没有地位，给他“达赖”封号的也只是蒙古地方势力的首脑。 “达赖喇嘛”这一尊号首先是1578年（明万历六年）由蒙古的阿拉坦汗赐封的。第一个受此尊号的，是当时格鲁派的领袖，哲蚌寺、色拉寺的法台索南嘉措，他往上追称两世，自称三世达赖喇嘛。 因为阿拉坦汗在蒙古的强大实力，格鲁派迅速在蒙古各部传播，短短数十年内，成为蒙古各部的最高信仰。达赖喇嘛也随之地位陡升，有了在蒙古各部颁赐尊号的权力，到十七世纪，蒙古各部的汗、珲台吉等封号，没有达赖喇嘛的册封，便不被承认。 阿拉坦汗为什么选择了接受藏传佛教呢？难道仅仅是为了蒙藏关系？ 佛教的诞生是在尼泊尔，创始人是迦毗罗卫城净饭王的太子。佛陀时代，印度北部有十六国，基本上都是君主制。此外还有若干独立或半独立的小国，释迦族统治的迦毗罗卫就是其中之一。它臣属于憍萨罗国。 很多人认为宗教就是麻醉民族的精神鸦片，这句话有道理，但并不绝对有道理，因为，宗教的传播还必须适应社会文化和社会特点。 比如，伊斯兰教的创立就促进了阿拉伯半岛的统一。 在邦国林立的古印度，佛教并不倡导完成统一，他仅仅是追求个人的精神解脱和死后的成佛。 和绝大多数宗教不同，佛教在有极严密的戒律同时，佛教对于发展教徒持比较开放的心态。 大部分宗教以接纳异教徒的皈依为成就，至于皈依者是否符合“组织的标准”，他们是不在乎的。 而且，大部分宗教的组织建设是排他性的。 佛教进入中国，表现的非常不同，他在对虔诚教徒严格管理的同时，不但接纳普通民众三心二意的信仰，竟然还允许已经出家的和尚还俗。 如此开放的心态，一般宗教是不允许的。 佛教来到中国，在坚持自己信仰的同时，与世俗的儒家和本土的道教最终形成“三教合流”。 我们看《西游记》里玄奘西游，和道家各派的相处是非常和谐的，比如五庄观。 任何一种意识形态的流传，都必须实现“原教旨”和“流入地”的融合，否则，就无法扎根。 佛教入中国，在影响中国的同时也在不断被改造，其关键在于汉族的农耕文明和大一统思想，固然与佛教不冲突，但，也并不绝对契合。 就宗教的发端看，影响世俗最深刻的模式，也是宗教的终极追求，就是被尊崇为国教。佛教的骨头里当然也有这倾向。就当今佛教传播的现实看，藏传佛教一支最为旺盛，藏区、蒙古、不丹、锡金基本实现了全民族信仰。 我个人理解，从佛教最早的诞生环境来看，他大约最适合在山地、高原游牧业区传播，尤其因为他的“斗争性”太差，斗不过强势宗教，更适合艰苦环境里人的自我心灵净化。 比如，佛教和基督教、伊斯兰教相比，教会的财产来源主要是化缘，和十一税相比差劲的太多，如此的贫穷和吃亏，也非常不利于宗教的扩张。 就曾经弓马天下的蒙古人而言，曾经打到欧洲和南亚的蒙古人，几乎接触到今天世界的主要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东正教，汉传佛教以及藏传佛教，等等。 为什么，崛起于1206年的蒙古人，一直到1578年，到了阿勒坦汗，也就是俺答汗的时候，选择了藏传佛教呢？ 如果仅仅是阿勒坦汗自己的宗教选择，格鲁派不会在蒙区传播的如此的迅猛，即使在阿勒坦并不能控制的喀尔咯蒙古。如果考虑到格鲁派在藏区的猛烈传播取代白教，我们就必须承认，格鲁派的教义对于蒙藏是有巨大适应性的。 考虑到蒙藏连接线的弯弧正好是信仰伊斯兰教的新疆，考虑到1578年的蒙古人在新疆也有巨大的影响力，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理解阿勒坦汗或者俺答汗对于宗教的选择。 格鲁派在蒙区迅猛传播，其影响力巨大，达赖喇嘛竟然有了在蒙古各部颁赐尊号的权力，到十七世纪，蒙古各部的汗、珲台吉等封号，没有达赖喇嘛的册封，便不被承认。 这说明，到了阿勒汗时代，蒙古人已经处于信仰急缺的节点，必须有一种适合他们生活的思想填补他们的信仰空缺指导他们的生活。 阿勒汗和索南嘉措，这世俗政权和宗教的结合，标志着蒙藏关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开始重新建立。 不过呢，他们的时代，蒙古不能统一，格鲁派在西藏呢，受到世俗的藏巴汗政权的压制。 所有的宗教，或者说，所有的意识形态，都有从意识形态直接影响社会生活乃至于垄断社会生活的倾向。 缺少宗教的阿勒坦汗为蒙古引入宗教，已经民族信教的藏区的世俗政权就要千方百计摆脱宗教对政权的影响，格鲁派是影响力最大的教派，藏巴汗政权当然就竭尽全能的压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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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9节 1578年青海相会后仅仅4年的1582年，俺答汗去世，舍下一个如花似玉的妻子。 幕后的三娘子走上了台前。 就私生活而言，这个俺答汗，第一个特点是非常的好色，第二个特点是非常的惧内。 如此背离的两个特点，竟然在他身上和谐统一，命运安排的如此稀奇。 为了政治问题，俺答汗将长女哑不害嫁给了蒙古瓦剌奇喇古特（土尔扈特）部哲恒阿噶，1550年生了一个女儿。20年之后的1570年，俺答汗出征瓦剌时，1507年出生已经63周岁的俺答汗要“与奇喇古特部联姻”。怎么办呢？亲上加亲，20岁的外孙女嫁给了63岁的外祖父。 好色到不要脸的程度倒也罢了，关键的是这姑娘已许配给鄂尔多斯部。鄂尔多斯人闻讯大怒，即刻发兵问罪。 俺答汗自知理屈，就要送给鄂尔多斯部一个美貌姑娘。 俺答汗顺手就把兔扯金的三女儿送给鄂尔多斯部。 战争避免了，问题麻烦了。 因为，兔扯金的三女儿已经许给了把汉那吉。 把汉那吉，是谁？ 把汉那吉是俺答汗的“第三子铁皆台吉之子也。” 亲孙子。 “幼孤”，爹死娘嫁人，是一个苦命的孩子，“育于俺答妻一刻哈屯所”，俺答汗的妻子，一刻哈屯，收养了这个可怜的孙子，“命仆阿力哥之妻乳焉。” “及长，那吉多智，有口辩。” 能言善辩，很能让年老的祖母欢心。 娶了一个妻子，“不相能”，订婚兔扯金的三女儿。 我非常的怀疑，是否有第三者插足等等隐情。 把汉那吉正热情似火预备快活呢，兜头一盆冷水，美貌未婚妻被年老的祖父交换给鄂尔多斯了，问题是搂着美女觉觉的不是青年的把汉那吉而是老头子。 是可忍孰不可忍，把汉那吉背叛了蒙古投向了明朝大同巡抚方逢时。 俺答的老婆，一刻哈屯，愤怒了。 老东西，不要脸，你爱怎么我不管，你还我的孙子来。 没办法，俺答汗只好出兵去抢，人家早就藏的严严实实。 没办法，谈判。 于是，隆庆开关。 次年，1571年，明廷册封阿勒坦汗为“俺答汗顺义王”。“俺答”乃蒙古语，译成汉语就是“兄弟”。这个封号的大致意思为“结拜兄弟汗，归顺义亲王”。从此“阿勒坦汗”便以“俺答汗”之名行世并见诸于明史。 俺答汗晚年多病——太好色了——事无巨细，多任凭三娘子裁决——小老婆又美貌又有能力而且还是外孙女。 1582年俺答汗去世后，儿子黄台吉袭封顺义王，按照蒙古习俗，尤其是明政府的意图，三娘子嫁给了黄台吉。 黄台吉，原本是三娘子的舅舅，现在是第二任丈夫。 黄台吉去世后，儿子扯力克继位，按照蒙古习俗，尤其是明政府的意图，三娘子嫁给了扯力克。 三娘子是一个汉化思想非常深刻的人，对于蒙古习俗的转嫁非常抵制，两次转嫁都是为了维护汉蒙两族的团结友好 1612年6月26日，实际掌握兵权决定军国要务的三娘子病卒，明朝亦遣使给予赐祭七坛的隆重祭礼。 1588年——这一年西班牙的无敌舰队远征英国被风暴重创——俺答汗已经去世6年，三世达赖索南嘉措去世。 俺答汗和索南嘉措虽然相继去世，加强蒙藏关系的政治推动力不但没有衰减，反而有了更大的推动。 三世达赖圆寂时，西藏红教与黄教之间的斗争尚未结束。黄教为了得到蒙古的支持，护法和上师预言三世达赖转世将在蒙古地方出现。按照他们的预言，遣三世达赖的侍从(索本)来土默特寻访转世灵童。 索南嘉措去世后的第二年，1589年，俺答汗之孙苏弥尔的夫人(系成吉思汗弟哈撤尔十六世孙诺诺?卫征诺颜之女，名拜罕?珠拉)生育一子。这个孩子的父亲是成吉思汗的后代，这个孩子的母亲是成吉思汗的弟弟的后代，就黄金家族而言，是非常的纯正，于是被蒙古王公和藏族格鲁派的僧人共同确认为是三世达赖索南嘉措的转世。 接着，西藏格鲁派上层如三世达赖索南嘉措的管家班觉嘉措等也承认了这一认定，1592年班觉嘉措还到内蒙古进行认定，并命名为云丹嘉措。1602年，云丹嘉措已十四岁，西藏三大寺派出正式代表前往土默特迎接他入藏。蒙古各王公也派人专程护送。云丹嘉措沿途受到青海、西藏的蒙藏僧俗人众迎接，于1603年到达西藏，先在藏北热振寺举行了坐床典礼，后到拉萨，住进哲蚌寺，拜噶丹寺赤巴根敦坚赞为师，举行出家仪式，受沙弥戒。 四世达赖喇嘛，云丹嘉措，是达赖喇嘛里唯一的一个蒙古人。 三娘子去世于1612，四世达赖喇嘛云丹嘉措去世于1616年，1616年，一个叫努尔哈赤的人，在赫图阿拉称“覆育列国英明汗”，国号“大金”（史称后金），成为后金大汗，年号天命。此时的努尔哈赤已经攻占了大部分女真部落。 研读一段历史，或者评价一个人物，必须有两个标准，一个是人物自身所处的直接环境，一个是人物生活的历史阶段并不直接关联，但更加广阔的历史环境和历史时期而言，更加重要的历史因素。 比如，1927年，蒋介石突然对盟友共产党搞大屠杀建立了南京国民政府，其必须的战略抉择有哪些？ 1、是否继续北伐？ 2、如何对待昔日的盟友共产党？ 3、如果完成国民党内部的统一？搞革命的大联合，还是搞领袖独裁？ 4、国民经济发展的基本宏图如何？是贯彻孙中山的“土地国有”、“节制资本”调节阶级矛盾呢还是甘当富有阶级的镇压工具？是以市场引导国民经济发展解决国计民生呢还是有意识投资军事工业以应对可能的危机？ 5、国际斗争的战略假想敌的判断和战略依托的判断。 对于国民政府来讲，第1个和第2个问题是不需要讨论的，国民政府当然要完成统一，必须结束南北两个政府对峙的局面，蒋介石既然已经开了杀戒，也不可能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第3个问题，也就是国民党内部的问题，有两种解决模式：1、一个是，在确立蒋介石核心地位的大前提下，承认各领袖、各派别的应有权益，团结起来搞革命、搞建设；2、铲除党内各种派别，建立蒋记独家政府。 二期北伐、镇压共产党和建立蒋记独裁政府，都属于军事斗争，也是相互纠缠在一起的三大斗争。从1926年7月到1930年底中原大战结束，用了不到4年半的时间，蒋介石凭借广东一省的后勤支持和他自己的中央军，竟然完成了抛弃盟友、武装统一、党内独裁等三大任务，环顾整个中国历史，什么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统统“远输军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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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10节 如果仅仅从蒋介石所处的国内环境看，蒋介石的才能太突出了，成就太巨大了。但是，如果放眼国际环境，立马发现，蒋介石政策有着根本性的偏差。 从1895年甲午战争割台到1927年，32年间，正好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相对低潮。 我为什么说是侵略低潮呢？因为这个阶段，帝国主义列强因为内部的斗争，没有精力分解中国的土地，更没有吞并中国的狂妄。尤其是，十月革命后，苏联一个方面要内部经济建设，一个是过于沉重的国际环境，暂时放弃了对中国的侵略。 在这一个阶段里，发生了三次影响中国战略判断的大事情。一个是慈禧太后主动宣战引发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国虽然赔款，但没有割地。我们必须承认义和团的爱国热情，但不能认可他们的斗争方式，尤其不能认可清政府同时向世界宣战的胡闹。如此巨大的一场乱局，结果是赔钱了事，国内的战略家对于国际形势的判断，可以理解为，帝国主义对中国是“要钱不要地”或者“要钱不要命”。然后是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借地打仗瓜分势力范围，中国虽然有些窝囊，不过，胜利的日本对中国是“既不要钱也不要地”。然后就是第一次世界打仗和巴黎和会以及华盛顿会议了。中国以选边战的模式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虽然没有得什么便宜，但环顾世界，看一看被肢解的土耳其、奥匈帝国，是否感到侥幸呢？当然，巴黎和会中国并没有实现自己的合理要求——其实，关起门来我们自己认真思考，一兵不派、一枪不放、只派民工服务，然后以战胜国的姿态独立世界摆脱所有的不平等条约，确实有小跟班的自不量力——最终呢，经过世界列强的协调，中国花钱赎回了山东——还是“要钱不要命”。 回顾32年国际斗争的历史，大体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世界列强的相互缠斗，给中国留下了缓慢独立和快速发展国民经济的战略机遇期。 发展国民经济，对内可以解决国计民生降低社会矛盾，对外，不但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而且，万一国际斗争失误，也可以“花钱买平安”。 当然，蒋介石还是要选择一个假想敌的，那就是苏联：1、选定一个相对孤立的社会主义国家为假想敌，可以获得整个帝国主义集团的环形；2、国民党右派在北伐途中，屠杀共产党驱逐苏联顾问，双方已经有了仇恨；3、蒋介石也想“外争国权”，不过“外争国权”毕竟有一个先后的选择，重点的选择，就整个清晚期而言，沙皇俄国是侵占中国土地最多的敌人，蒋介石选择继承沙皇权益的苏联为国际斗争对象难道不应该吗？ 站在1927年到1930年的国际、国内环境里，评价蒋介石的内政外交，确实是完美和谐无懈可击。 可是，如果把历史视角拉长到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我们就立即发现了蒋介石对国际、国内形势判断的最大根基是错误的，正是因为这一个错误，蒋介石的所有政策全部是错误的一塌糊涂。 日本不但有吞并中国的野心，而且极快的发起了吞并中国的战争。 也就是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的国际形势，针对中国的国际形势，出现了一个自鸦片战争一来截然不同的要点：过去是“要钱不要命”或者“侵略中国的边疆”，现在，日本不但不是“要钱不要命”、也不是“侵略中国的边疆”，而是，要彻底灭掉中国。 简单说，中国面临着1644年满清入关之后第二次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 古人说，男女授受不亲，但，“嫂溺可以授之以手”，也就是说，事急可以从权。 为了抗日，对内，蒋介石欢迎汪精卫回国主政行政院，免除对冯玉祥、李宗仁、阎锡山的一切惩戒，停止内战、释放共产党的政治犯，简单说，国内的各党各派放弃前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外，蒋介石联合一切共同抗日的民族——抗战初期，给予中国军事帮助最大的就是苏联。 如果蒋介石能够判断日本军队在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他还会在1929年挑动张学良进攻苏联吗？他在完成二期北伐还会搞军阀大战吗——他已经获得确定无疑的党务、军务、政务的最高决策权。如果他能够判断日本侵华，蒋介石还会走到半道上对革命的盟友出刀吗？同样，如果判定日本即将侵华，蒋介石的经济战略重心是否还有调整呢？ 1616年，这一年，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讲，对于明政府、对于藏区、对于蒙古，大家都不可能想到，这是一个崭新时代的开始，东亚大陆竟然出现了蒙元之后另一个管理着汉、蒙、回、藏等等民族的强大政权。 在这之前，几乎所有的人都没有注意到东北边陲的建州女真，谁也想不到他竟然决定如此广阔区域的命运。 俺答汗虽然非常的强劲，毕竟只是内蒙古六部的一个，内蒙古、包括整个蒙古，名义上的大汗，也就是达延汗的继承人，所在的察哈尔部，被俺答汗驱赶到辽东去了，这样一来，努尔哈赤的后金的崛起就必然于蒙古大汗发生激烈的冲突。 蒙古汗庭最后的落日是林丹汗。 为什么要讨论林丹汗呢？因为他对于黄教的发展，对于蒙藏的关系，对于满清管理西藏的基本方针是有巨大影响的人物。 1604年，布延彻辰汗去世，由于其子莽骨速早逝，故由长孙，13岁的林丹于1604年继承汗位，尊号为"呼图克图汗"，明人译为“虎墩兔憨”，通称林丹汗。 林丹汗继位时，蒙古汗权不振已经很久了，漠南的科尔沁、内喀尔喀、土默特、鄂尔多斯诸部各自为政，蒙古大汗只能支配辽河套的察哈尔部(分为浩齐特、奈曼、克什克腾、乌珠穆沁、苏尼特、敖汉、阿喇克卓特和主锡惕八个鄂托克)，仅被漠南诸部奉为名义上的共主。漠北的外喀尔喀更不承认蒙古大汗为共主，而漠西卫拉特仍然与蒙古帝国为敌。 林丹汗早年的处境非常艰难。 林丹汗试图恢复蒙古的统一，重建成吉思汗的霸业，同时又面临着新兴的女真族的威胁。因此他对外采取联明抗金的方针，对内则谋求控制蒙古其他部落。 实事求是的讲，以林丹汗当时的内部状况，以及明政府、建州女真的力量对比来看，林丹的这种战略选择是正确的。 错误的是他的执行力。 林丹汗继位的1604年，因为俺答汗和三世达赖喇嘛的合作，藏传佛教在蒙古草原的传播正如火如荼，林丹汗也笃信藏传佛教。 1604年，刚即位的林丹汗就从四世达赖——蒙古人云丹嘉措——派驻蒙古地方掌管教法的迈达理呼图克图和卓尼绰尔济等黄教喇嘛接受了格鲁派(黄教)的法戒。 政治领袖的意识形态信仰和民众的信仰高度一致，当然有利于内部的整合。 可是，历史轻轻拐了一个弯。1617年，西藏萨迦派僧侣沙尔呼图克图到达蒙古地区，寻找自己的支持者，林丹汗为沙尔呼图克图的法术所折服，并封他为国师，并接受深奥密乘之灌顶，于是林丹汗由黄教改信红教(狭义上的红教仅指宁玛派，广义上包含了萨迦派和噶举派)。沙尔呼图克图为了取得林丹汗的信任，从五台山取来元世祖时萨迦派八思巴喇嘛用千金所铸的玛哈噶喇金佛(又称大黑天，为蒙元的护国神)。林丹汗在察汉浩特修建金顶白庙，将金佛供于其中。林丹汗试图效仿忽必烈与八思巴故事，利用他与沙尔呼图克图之间的关系来树立自己的权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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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11节 林丹汗最终的失败，有复杂的原因，而这一次易教是致命的基础。 思想信仰当然也有一个推陈出新的历史总趋势，但，在一定的历史阶段，是相当稳定的，等闲不能变易。 在各种思想信仰中，宗教又有特殊性，因为他是全身心的信仰，如果有一天你告诉他需要修正信仰，那可就要了老命，因为你否定了他的历史。 信仰的选择有两种，一种是理智的选择，比如小时候信仰佛教的毛泽东在接受科学教育分析了社会后选择了信仰共产主义，另外一种就是因为环境的影响自然的接受宗教信仰，比如，藏区对佛教的民族信仰。 旧中国教育落后，蒙藏的教育尤其落后，就思想信仰而言，没有接受理性教育，民众能够自觉怀疑宗教信仰的可能相当小，在黄教在蒙区的传播如火如荼的时候，一个13岁信仰黄教的领导人突然在26岁的时候改信红教，很容易给人一种叛徒的感觉。 从另外的角度讲，八思巴的萨迦派在藏区传播的式微和格鲁派的勃兴，本身就说明，格鲁派的教义更加适合蒙藏，林丹汗的改宗有和时代硬拗的倾向。 林丹汗为什么会如此的不理智呢？我个人理解，他之所以放弃格鲁派而选择萨迦派，一个可能是林丹汗想复制忽必烈和八思巴的辉煌，另一个可能是，格鲁派进入蒙区，是俺答汗和三世达赖索南嘉措促成的，刚刚去世的达赖四世云丹嘉措是俺答汗的直系曾孙，如果格鲁派继续扩大影响，俺答汗的后代是否政治更加得势呢？ 林丹汗的宗教改宗，其实是世俗政权对宗教的调整，如果林丹汗能够始终掌控政权，他也许能够成功，如果他的政治遇挫，民众就很容易认为林丹汗的遇挫就是背叛格鲁派的惩罚。 林丹汗还没来得及将统一蒙古付诸行动的时候，东方的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汗国，对林丹汗与明朝均构成巨大威胁。努尔哈赤一直在挖蒙古的墙角，努尔哈赤称汗前后，科尔沁、内喀尔喀等部便与努尔哈赤联姻。1618年，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发动侵明战争，明朝则在翌年的萨尔浒之战中败北，辽东岌岌可危。这时，明朝想到了林丹汗，早在1618年9月，明朝辽东经略杨镐即提出了“制东夷在先款西虏”的策略，“东夷”指努尔哈赤的后金政权，“西虏”指林丹汗为首的蒙古诸部。 因为地理，明朝最先利用的是靠近后金的内喀尔喀，1619年7月，挟萨尔浒之战余威的努尔哈赤率军围攻铁岭，明军兵少将寡，士气低落。铁岭岌岌可危。盟友的损失便是自己的损失，林丹汗迅速采取了行动。内喀尔喀联盟的宰赛率军一万驰援铁岭。可惜，新败的明军没有坚持到这支志愿军的赶到，铁岭陷落，努尔哈赤的得胜之师正面迎击宰赛的援军。士气正盛以逸待劳的八旗军再一次取得了胜利，蒙古军全线溃败，连统帅宰赛及其两个儿子都被俘虏。 铁岭之败，对于内喀尔喀联盟是极大的打击，盟主卓里克图洪巴图鲁年事已高，联盟的主要事务，都是由年富力强的宰赛来承当，其人已经成为实际上的盟主和未来盟主的候选人。 是否为了解救领导人而更改集团的根本政策呢？ 内喀尔喀联盟当然是蒙古的一部分，不过，在那个时代并没有现代的民族意识，人们只有族群意识。内喀尔喀联盟虽然是蒙古人，但仅仅是近代的邦联——估计，还到不了联邦的层面——因为蒙古各部的“汗”都是血缘继承，所以，各部的政治象征其实是自己的“汗”。 内喀尔喀联盟内部正犹疑呢，努尔哈赤也利用宰赛父子为自己挟制的人质逼迫内喀尔喀联盟。 内喀尔喀联盟被人捏住了要害，不得不在10月遣使求和，要求与努尔哈赤会盟。11月，内喀尔喀五部首领以卓里克图洪巴图鲁为首与努尔哈赤举行了会盟大会，相约一同针对明朝作战。 内喀尔喀五部与努尔哈赤的会盟，虽然并不直接针对林丹汗，但联合抗明分裂了林丹汗抵抗后金的战线。 8月，明朝另一藩屏叶赫部覆灭，明廷正式将注意力转移到林丹汗身上。林丹汗与努尔哈赤"素无衅端"，但为了攫取明朝的"赏银"，壮大自己实力，也意图采取联明抗金的战略方针。 1619年秋，明朝派监军王猷带着四千两白银出使察汉浩特，经过一系列的讨价还价，最后达成协议，明朝每年赏银4000两(翌年提高为40000两)，林丹汗协助明军守卫广宁城，领银之处定于广宁团山、正安堡等处。 对于林丹汗来讲，自己已经确定后金是敌人，明政府就是“友”，所以，每年能够从名号支付那里获得一笔银两是最合适的国的事情。 对明政府而言，拿出一笔银两，获得一个战略、战役盟友，是最合适不过的事情。 在与明朝结盟之后，林丹汗于1619年十月派遣康喀尔拜虎携国书出使后金，该国书"词意骄悖"，开头便道“统四十万众蒙古国主巴图鲁成吉思汗,问水滨三万人满洲国主英明皇帝,安宁无恙耶”，彻底的居高临下，之后，向努尔哈赤提出警告，不得进攻广宁，因为那是自己和明朝互市的贸易基地，同时，不得再拉拢喀尔喀诸部。 林丹汗以“四十万众蒙古国主”恫吓“水滨三万人满洲国主”， 不得进攻广宁。 林丹汗要保护广宁，一个办法是恫吓努尔哈赤，一个办法是协防。林丹汗的恫吓，反而暴露了自己的战略要点。 林丹汗的国书，激怒了后金诸臣，战略家努尔哈赤正在利用铁岭之战中所俘的"奇货"宰赛为人质，要挟内喀尔喀与自己结盟，因此无暇处理与林丹汗的外交问题。 完成与内喀尔喀结盟后，努尔哈赤于翌年正月正式回敬林丹汗，嘲弄了林丹汗的自称：“尔奈何以四十万蒙古之众骄吾国耶。我闻明洪武时,取尔大都,尔蒙古以四十万众,败亡殆尽。逃窜得脱者,仅六万人。且此六万之众,又不尽属于尔。属鄂尔多斯者万人,属十二土默特者万人,属阿索忒、雍谢布、喀喇沁者万人。此右三万之众,因各有所主也。于尔何与哉。即左三万之众,亦岂尽为尔有。以不足三万人之国,乃远行陈言,骄语四十万,而轻吾国为三万人,天地岂不知之。” “四十万众”逃脱草原不过6万人，“右三万之众”压根不接受林丹汗的旗号，“左三万之众”也已经分裂,内咯尔喀已经和后金会盟。 在嘲弄之余，努尔哈赤又怂恿林丹汗与自己结盟讨伐明朝。 林丹汗不予理睬，还扣押了后金使臣硕色乌巴什。半年后，努尔哈赤听信内喀尔喀传来的谣言，以为硕色乌巴什被林丹汗所杀，便斩杀了林丹汗的使者康喀尔拜虎。 1620年，后金与林丹汗察哈尔部的关系宣告正式破裂。 双方开始寻找下手的机会。 1621年春，后金占领了沈阳。努尔哈赤留下部分兵力驻守沈阳，指挥其余大部分兵力，准备乘胜攻取辽阳，连下70余城。林丹汗获悉该情报后，派出2000骑兵前往沈阳，营救还在羁押中的宰赛。 林丹汗选择的时机非常的准确，奇袭沈阳解救宰赛。既可以重创努尔哈赤，还可以拉回内咯尔喀，还可以向明政府邀功获得银两。 蒙古轻骑到达沈阳城下，与守城金兵开战。此时的八旗军委实战力惊人，少量的留守部队仍然使这次解救行动流产。奇袭不成的蒙古军队担心努尔哈赤的援兵前来增援，便很快撤退。 此战，对于林丹汗并没有实质性的损失，但，以如此精巧的谋划竟然流产，说明蒙古军队的战斗力已经弱化了。 退出中原后，因为不能拥有手工业生产的生活必需品，蒙古军队的作战目的堕落为“物资抢劫”，蜕化成“捞一把就走的流寇”而没有了恶战的意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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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12节 内喀尔喀联盟见武力营救宰赛无望，1621年八月，内喀尔喀五部送万头牲畜，从努尔哈赤那里赎回了宰赛。 认输了。 这对林丹汗的威望无疑是一个沉重打击。 努尔哈赤得到辽、沈以后，图谋进占广宁。 广宁是林丹汗与明政府的贸易基地，也是连接的枢纽，努尔哈赤捏住了林丹汗的痛处。 明朝广宁巡抚王化贞，非常信赖林丹汗，以为林丹汗能出兵40万相助，并对林丹汗许下1万两银子的嘉奖。辽东经略熊廷弼则反对一味依赖蒙古，主张强化明军自身实力。1622年正月，努尔哈赤大举进攻广宁，王化贞仓皇弃城逃窜。林丹汗先出动1万军队援广宁，还有2万军队因雪阻未至，但此时广宁已经失陷。林丹汗的军队转而守卫山海关，并继续与明朝约定夺回广宁后的赏赐，明朝为安抚林丹汗的花费预计达百万两白银之巨。 不管林丹汗得到多少银两，广宁的失陷都是可怕的，蒙古各部对林丹汗的信心动摇。 林丹汗皈依红教后，尊崇黄教蒙古诸部已与林丹汗貌合神离，开始自行其是。军事上的失败，减轻了林丹汗管控的力量。1622年二月，管理左翼三万户的特命大臣锡尔呼纳克杜棱洪台吉与林丹汗发生分歧，遂率领三千多户，投奔辽阳城，归顺了努尔哈赤。受其影响，1623年正月，内喀尔喀拉巴什希布、索诺木、莽果、达赖台吉等也各率所属五百户投奔了辽阳城。此时，乌珠穆沁部翁衮都喇尔子多尔济车臣济农与其叔之子塞棱额尔德尼台吉也因与林丹汗不和，率部投奔了漠北外喀尔喀。苏尼特部素塞巴图噜济农、浩齐特部策凌伊尔登、阿巴噶部都思噶尔札萨克图济农各率所部，也投奔了漠北。 四分五裂。 林丹汗改宗萨迦派的负面影响全面展现。 面临来自蒙古内部的危机，林丹汗顾不得与后金的交恶，制定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他常说:"南朝止一大明皇帝，北边止我一人，何得处处称王?我当先处里，后处外。"也就是说，他的当务之急是解决蒙古诸部各自为政的问题，完成统一大业。 要命的是，1617年改宗萨迦派已经把他推向全民公敌的对立面，之所以能够维持局面，一个是军事管控的压力，一个是利益的需求，现在，已经弱势的他，拿什么整合蒙古？ 看到林丹汗已经开始了众叛亲离，努尔哈赤这才开始了对于林丹汗的反击。1623年，单方面要求内喀尔喀联盟改变盟约条款，将共同针对明朝改为针对林丹汗。最有实力的宰赛在上次被俘之后，精神上已经臣服了努尔哈赤，不敢反对。而盟主卓里克图洪巴图鲁虽年迈体衰，倒不失草原英雄的本色，断然拒绝。努尔哈赤杀鸡儆猴，四月出兵攻打喀尔喀联盟中持反对意见最坚决的扎鲁特部首领昂安，昂安猝不及防，本人及儿子战死，所部属民和牲畜全被后金军虏获。 卓里克图洪巴图鲁对努尔哈赤的公然侵略无法忍受，相约林丹汗一同讨伐后金。 把注意力集中在整合内部上的林丹汗没有回应卓里克图洪巴图鲁的约请。这意味着，积极攘外的林丹汗退缩了，他要先安内。 被林丹汗拒绝的卓里克图洪巴图鲁，当然对林丹汗有意见，你他妈的天天鼓捣着和后金开打，弄得我们内喀尔喀鞍前马后没少倒霉，现在呢，我要主动收拾后金，你倒一个劲后撤？ 对不起，你等着！ 在蒙古各部里最积极和后金合作的是 科尔沁部，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明洪熙间，科尔沁为卫拉特所破，避居嫩江”。 因为最邻近建州女真，科尔沁一开始是好战的。1593年9月，科尔沁随叶赫部组成“九部联军”，合攻努尔哈赤，被杀得大败而回。因建州女真的势力日益强大，再加努尔哈赤又频频使出了恩威并施的手段，科尔沁才开始与其互通婚嫁，结盟修好。 1612年，博尔济吉特氏明安将女儿嫁给努尔哈赤，开了满蒙联姻之先河。1614年，蒙古扎鲁特部的两位女子分别嫁给了努尔哈赤的次子代善和五子莽古尔泰，几天后，博尔济吉特氏莽古斯将女儿哲哲嫁给了皇太极。这个哲哲在皇太极改国号为大清正式称皇帝的1636年的7月，成为大清国的第一位皇后。后来，哲哲的两个侄女也嫁给了皇太极，俗称大玉儿的布木布泰在1625年嫁给皇太极，就是后来的孝庄，生了个儿子就是顺治。 蒙古各部的相互残杀，让科尔沁的首领奥巴死心塌地投入了后金的怀抱。 1625年11月，林丹汗开始组织东征，向喀尔喀联盟发出命令要求他们参战。 内喀尔喀联盟盟主卓里克图洪巴图鲁仅仅派扎鲁特部出兵，而且，他将部队何时会合，何时出征，走哪条路线，主攻方向是哪里等等军事情报，全都传给奥巴。 奥巴立即向后金求援，努尔哈赤亲率大军增援。 林丹汗未战而失先机。 林丹汗东征失败后不到半年，1626年四月，努尔哈赤以大贝勒代善为先锋，兵分八路进攻喀尔喀联盟诸部。卓里克图洪巴图鲁无处求援，只得率主力与努尔哈赤会战于西拉木伦河。草原上战斗力最强的林丹汗尚且屡败于八旗军，卓里克图洪巴图鲁的孤注一掷自然也不能抵挡征服的铁蹄。一场激战之后，卓里克图洪巴图鲁的侄孙囊努克被杀，部众死伤被俘殆尽，牲畜物资被抢掠一空。喀尔喀联盟乌齐叶特部至此覆灭。后金军乘胜追击，又先后破扎鲁特、巴林等部，各部首领不是战死便是被俘，相继溃灭。卓里克图洪巴图鲁走投无路，只好率残部投奔林丹汗，希望能得到他的庇护。而林丹汗却没有原谅他，乘其穷极来投，兼并了他的人马，至此内喀尔喀五部之一的炒花部(乌齐叶特)不复存在。 八月，因为宁远战役，努尔哈赤死了。 接班努尔哈赤的皇太极以内喀尔喀五部中的扎鲁特部屡次劫杀后金派往科尔沁的使臣为由第三次讨伐内喀尔喀，林丹汗再度趁火打劫，攻击内喀尔喀残部，“服从者养之，拒敌者被杀”，内喀尔喀五部在后金和林丹汗的夹击下土崩瓦解，只剩下了巴林部和扎鲁特部。 林丹汗用铁血给予喀尔喀联盟最后一击。 消灭若即若离的喀尔喀联盟，林丹汗完成了内部整肃的艰难一步，林丹汗对各部属民设置“达鲁花赤”，实施直接监管。但喀尔喀各部与科尔沁不同，毕竟是坚决抵抗后金的中坚力量，不止一次的和林丹汗并肩战斗过。何况，他们是在后金的侵略之下而溃散的，本应该得到蒙古共主的怀柔。林丹汗的铁血政策，不但让喀尔喀各部属民伤心，更上原本就矛盾重重的察哈尔本部八大营愈加动荡不安。 科尔沁部已投入后金阵营、内喀尔喀五部覆灭，皇太极开始向林丹汗的察哈尔部渗透。察哈尔部的八个鄂托克中，奈曼和敖汉夹在林丹汗和皇太极势力之间，他们为缓解两者间的对立关系，甘愿充当调停者角色，于是在1627年初派绰尔济喇嘛去沈阳与皇太极议和。皇太极不仅暗示两鄂托克归顺后金，还要求直接与林丹汗通使。林丹汗知道了自己的两个鄂托克通款后金的事实后，不但没有理解他们的良苦用心，反而讨伐奈曼、敖汉，奈曼、敖汉不堪林丹汗的压力，于1627年六月背叛林丹汗，归附后金，并与皇太极订立盟誓。 林丹汗的统治基础开始崩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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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13节 林丹汗，东面的喀尔喀联盟已经不复存在，内部的整合不但没有完成，反而更加混乱，作为盟友的明朝在战略上实施收缩，自己已经孤立无援。面对后金步步紧逼，林丹汗决定西迁，暂避后金锋镝，待将右翼的土默特、哈剌嗔、鄂尔多斯等部收服后再做计较。 就林丹汗的思路而言，是对的，他只能通过整合右翼三部才能获得对峙后金的本钱。 1627年三月底四月初，林丹汗以多罗特部留守故地，自己率数十万部众西迁，或者说西征。 1934年10月，博古、周恩来、李德带领红一方面军离开根据地的旗号也是“西征”。 林丹汗的西征，一个是整合右翼三部，另一个是是当时察哈尔部与明朝贸易的据点广宁已经失陷，林丹汗想通过兼并右翼诸部以将明朝给右翼的丰厚"市赏"据为己有。 这个时候，三娘子已经去世，顺义王是卜失兔。顺义王俺答汗死后，是儿子黄太吉继位，黄太吉去世后儿子扯力克继位，1607年，扯力克死了，他的长子晁兔台吉早就死了，晁兔台吉的儿子卜失兔继位。 没有了俺答汗的右翼蒙古，果然不是林丹汗的对手。林丹汗扫荡了哈剌嗔部，回归到元上都所在地，攻克土默特统治中心呼和浩特，驱逐土默特顺义王卜失兔。 西征特别的顺利。 可是，历史再一次拐弯，1627年，明朝的皇帝天启去世了，因为没有儿子，弟弟登基是崇祯皇帝。 大明王朝的末代皇帝崇祯和大清王朝的建号皇帝（努尔哈赤是后金的大汗）一起鼓捣死了蒙元帝国的最后一个真正的大汗。 元明清三朝的历史在此最后纠缠。 因为“宠而用”魏忠贤，喜欢木工的天启皇帝的历史形象非常的负面，而甫登基就铲除魏忠贤的崇祯的形象相对正面。 可是，他确实是明王朝的亡国之君。 大明崇祯十七年，也就是公历1644年，3月18日，明亡，崇祯遗诏：“朕自登基十七年，逆贼直逼京师，虽朕薄德匪躬，上干天怒，致逆贼直逼京师，然皆诸臣误朕也。” 崇祯总结亡国的原因：1、“上干天咎”， 老天爷不照顾，不但自然灾害频繁，而且，经常让我没有机遇；2、“皆诸臣误朕”，这些大臣都不是东西。 崇祯对大臣的愤恨，到了极限，遗诏里说：“若贼中有忠义豪杰之士，代朕将文官尽戮，武将全诛。” 崇祯不甘心：朕非亡国之君。 他的政治敌人李自成在《登极诏》里评价崇祯：“君非甚暗，孤立而炀灶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 占领北京是李自成一生事业的巅峰，在逼死崇祯后，李自成是一个失败接连一个失败？ 为什么？ 原因很复杂，但，从李自成评价崇祯帝的失败原因里我们可以发现一个重要的原因：苛刻的批评干部团队而推卸自己的责任。 任何一个集团的成功，都离不开团队建设和干部的培养，领袖能力的高低首先就体现在管理干部的能力。 任何一个人的能力都不会全面，因此，必须依赖干部，反过来讲，即使能力超强，精力的有限也必须依赖干部。一个人的事业越进步，指挥层次就越复杂，干部的需求量就越大，他脱离基层负责具体工作的可能就越小，最终完全依赖干部工作。 打一个比方。军队的班长，就是一个带队冲锋的角色，排长和连长，还有直接参战的职责，到了团级，其岗位基本就是指挥了，等闲就不参加一线拼杀了。军长、兵团司令这样的高级将领，其个人的单兵能力已经无所谓，到了统帅部，指挥的任务就让位给战略抉择。 没有强大的干部团队，总司令是无法打仗的，他总不能亲自去端碉堡。 干部队伍不是从天上掉下来，是选拔、培养产生的。 刘邦、刘备、朱元璋这些人都出身底层，尤其是朱元璋出身更低，他们的爹没有给他们留下任何干部基础，他们也没有金钱、权位吸引干部，他们最终能够组建强大的干部队伍，既是他们成功的原因，也证明他们的能力。 选拔、使用干部的基本原则是选拔一个能够完成任务的干部担任适当的岗位，至于这个干部是否有其他的缺点，就要根据现实的情况决定。 每一个人都有缺点，你永远找不到一个没有缺点的干部。 楚汉战争的时候，陈平投奔刘邦，被任命为都尉，“典护军”。 《魏略》明白地指出：“ 护军之官，总统诸将，主武官选。前后当此官者，不能止货赂。” 护军的职责是选拔军官、任命干部，太重要了，担任这个岗位很难避免腐败——不能止货赂。 刘邦的老部下非常的不平，逮着陈平的缺点就给刘邦汇报了：“臣闻平居家时，盗其嫂；事魏不容，亡归楚；归楚不中，又亡归汉。今日大王尊官之，令护军。臣闻平受诸将金，金多者得善处，金少者得恶处。平，反覆乱臣也，愿王察之。” 陈平，在家里和嫂子私通，在政治上背叛了魏王和霸王，来到刘邦这里被重用，然后就贪腐的厉害，“受诸将金，金多者得善处，金少者得恶处。” 刘邦就把陈平的推荐人魏无知逮着批评。 魏无知反驳道：“臣所言者，能也；陛下所问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己之行而无益处於胜负之数，陛下何暇用之乎？楚汉相距，臣进奇谋之士，顾其计诚足以利国家不耳。且盗嫂受金又何足疑乎？” 仗打的热火朝天，我们危险的很，你让我推荐一个“能”者，我介绍了陈平，现在，你批评他品德不好，那么，我推荐一个像“尾生”那样守信、“孝己”那样孝敬的人，你用吗？ 刘邦给噎的吭哧吭哧的，又批评陈平，陈平的回答更直接：“项王不能信人，其所任爱，非诸项即妻之昆弟，虽有奇士不能用，平乃去楚。闻汉王之能用人，故归大王。臣裸身来，不受金无以为资。诚臣计画有可采者，愿大王用之；使无可用者，金具在，请封输官，得请骸骨。” 陈平的意思是说，项羽使用干部喜欢家族和裙带，我这样的人不被重用，投靠你呢，就是混事业捞吃喝。我来的时候一穷二白，所以，就借机贪腐。我呢，就这么一个品行，你爱用不用。 你说怎么办？“汉王乃谢，厚赐，拜为护军中尉，尽护诸将。” 道歉、红包，给予更大的权力。 你贪腐好了，只要能提供优秀的计谋。 人人都喜欢德才兼备的干部，没有，怎么办？根据工作的需要而选择。 和刘邦、刘备、朱元璋相比，崇祯拥有太丰厚的基础了，竟然亡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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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14节 清初张岱评价：“古来亡国之君，有以酒亡者，以色亡者，以暴虐亡者，以奢侈亡者，以穷兵黩武亡者，嗟我先帝，焦虑心求治，旰食宵衣，恭俭辛勤，万几无旷，即古之中兴令主，无以过之”。 勤勤恳恳的工作，俭朴的生活，放在任何时候，都是全国劳模，为什么就亡国呢？ 崇祯登基，干挺了魏忠贤，为东林党全面平反，任命东林党的刘宗周围顺天府尹，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市行政长官。 崇祯二年，刘宗周就任后，给皇帝一个《面恩预矢责难之义以致君尧舜疏》的奏折。 出乎意料，既不是感恩，也不是表忠心，而是提意见，而且，非常强烈的提意见。 首先是基本国策。 “臣伏见陛下励精求治，宵旰靡宁。然程效太急，不免见小利而速近功，何以致唐、虞之治？夫今日所汲汲于近功者，非兵事乎？诚以屯守为上策，简卒节饷，修刑政而威信布之，需以岁月，未有不望风束甲者，而陛下方锐意中兴，刻期出塞。当此三空四尽之秋，竭天下之力以奉饥军，而军愈骄；聚天下之军以博一战，而战无日，此计之左也。” 刘宗周批评崇祯治国理政“程效太急，不免见小利而速近功”，尤其不应该在“兵事”方面激进。因为国家的人力、财力、物力处于“三空四尽”的状态里，“竭天下之力以奉饥军，而军愈骄”，而骄军在社会经济疲惫的状态下，无论给予多么丰厚的犒赏也是不会拼命打仗的，因为“鸟尽弓藏”的道理大家都懂，他们一定要“留着敌人”慢慢的勒索朝廷的赏银。反过来讲，国家力量困难，无法提供长期战争的后勤支持，皇帝如果“聚天下之军以博一战”，万一战争拖延，国家的财力偏偏“而战无日”，最终的结果一定是倒霉。 因此，刘宗周说，在国家力量空虚的时候，对外“诚以屯守为上策，简卒节饷，修刑政而威信布之，需以岁月，未有不望风束甲者。” 坚守战略要点，军队在边疆适当搞生产，“屯守”，国家战略“简卒节饷”，降低民众的军饷负担，社会矛盾趣缓，“修刑政而威信布之，需以岁月，未有不望风束甲者。” 一句话，形势不利，避战。 刘宗周批评了崇祯的干部政策。 “且陛下所以劳心焦思于上者，以未得贤人君子用之也，而所嘉予而委任者，率奔走集事之人：以摘发为精明，以告讦为正直，以便给为才谞，又安所得贤者而用之？得其人矣，求之太备，或以短而废长；责之太苛，或因过而成误。” 刘宗周批评崇祯认为“未得贤人君子用之”而“劳心焦思”，简单说，他认为自己使用的干部都不是“君子”而是“有缺点的小人”，因此，重用了一批“率奔走集事之人”。 嘛意思？“以摘发为精明，以告讦为正直，以便给为才谞。” 专搞不团结，向皇帝打小报告。 任何时候，任何社会，都必须有正常的社会监督，但，除了专职的监管机关，大部分的政府工作人员的主要工作是干活而不是天天盯着同事的屁股。 官员不能缺少有效的监管，也不能在战战兢兢的环境里工作，否则，就没有了工作的愉悦感。 在这种环境里，“又安所得贤者而用之”？ 诸葛亮为什么高卧隆中而等待刘备？因为刘表的干部政策有问题。 即使得到优秀的干部，“得其人矣，求之太备，或以短而废长；责之太苛，或因过而成误。” 人，不但有缺点，还难免犯错误，如果因为工作失误而“责之太苛”，你上哪里找干部去？ 中国近代，的确产生了巨多的军事家和战将，可是，哪一个是百战百胜？哪一个没有过失误？ 如果因为优缺点和失误就剥夺军事指挥权，中共的将帅估计剩不了几个。 崇祯在位17年，共有50入阁，在这50人中，周延儒、温体仁和杨嗣昌在位最久，影响较大，但下场都很可悲。从崇祯十年温体仁去位，到崇祯十四年周延儒再次入阁，4年时间换了5个首辅，平均每个首辅任职不到1年。 我网络了一个崇祯朝的内阁首辅。 施凤来1627年－1628年； 李国1628年； 来宗道1628年； 周道登1628年； 韩爌1628年－1630年； 李标1630年； 成基命1630年； 周延儒1630年－1633年； 温体仁1633年－1637年； 张至发1637年－1638年； 孔贞远1638年； 刘宇亮1638年－1639年； 薛国观1639年－1640年； 范复粹1640年－1641年； 张四知1641年； 周延儒1641年－1643年； 陈演1643年－1644年； 蒋德璟1644年； 魏藻德1644年。 17年产生了50位内阁大臣，换了19届内阁首辅。 内阁大臣，大约相当于今天的政治局常委，首辅就是代表大臣和皇帝交流的那个人，有点像日本的首相。 有些朋友说，对啊，人家日本经常换首相，经济也发达呀。 错，日本经济崛起的最关键时刻，首相的任期相对较长。比如，二战后日本首相依次是吉田茂、鸠山一郎、岸信介、池田勇人、佐藤荣作、田中角荣等等。从二战结束的1945年到1987年，42年间，日本有30任首相——每任平均1.4年——人数只有15个——人平均2.8年——其中吉田茂5任、鸠山一郎3任、岸信介2任、池田勇人3任、佐藤荣作3任、田中角荣2任、中曾根康弘3任，7人占去21任。以时间论，佐藤荣作于1964年11月9日至1972年7月7日担任日本首相一职，共计2797天，接近8年，在他之前还有一个叫岸信介的家伙干了两任，从1957年2月到1960年7月，接近3年半。为什么要把他们两个联系在一起呢？因为他们是亲兄弟，他们的父亲从岸家入赘到佐藤家后改姓佐藤，而岸信介则在中学时又被过继到父亲本家，改姓岸。从1945年10月到1954年12月，9年的时间，吉田茂干了两段，第一段是1946年5月到1947年5月，第二段是从1948年10月到1954年12月，合在一起，七年多。 战后日本经济的关键时期，就是吉田茂、岸信介、佐藤荣作阶段，三个人干了接近19年。 从1986年开始，日本经济开始倒霉，到现在，30年出现24任首相，任数并不太多——每任1.25年——但出现了18个首相——人均1.67年不到。1987年之后，任期较长的是安倍晋三（到现在已经接近7年）和小泉纯一郎——接近5年半。 就安倍晋三的政绩来看，并不突出，日本人为什么比较支持他呢？我个人理解，日本朝野已经看过了日本经济发展的国际形势非常的不利，没完没了的换人远远抵不过中国政坛的相对稳定，既然安倍晋三还是一个能干活的人，就不要辖折腾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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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15节 崇祯的首辅变幻比现代日本还频繁，就已经够乱套了，他的内阁选择模式更加搞笑——枚卜。 简单说：抓阄。 为什么呢？明朝的大臣有挑刺的风气和谩骂的制度保障。 1627年，崇祯除掉魏忠贤后，打算重建内阁，挑了十几个人候选，官员就开始骂，这个有能力有问题，那个作风不正派，搞得崇祯很头疼，选谁都有人骂的稀烂稀烂的。 崇祯为什么找不到优秀的干部，关键就是干部们自己内骂的太厉害，如同文革，革命群众雪亮的眼睛洞察秋毫，弄得全国上下只有一个好人。 最要命的是，大臣们的相互攻击弄得崇祯帝不知道谁是合格人选了。 简单说，崇祯帝忽略了选干部的关键标准。 这一点，他比不过齐桓公。 宁戚“为商旅,赁车以适齐，暮宿于郭门之外”，见到“郊迎客”的齐桓公，“说桓公以治境内”、“说桓公以为天下”。 齐桓公“大说，将任之”，重用。 大臣反对：“客，卫人也。去齐五百里，不远，不若使人问之，固贤人也，任之未晚也。” 这家伙是卫国人，打听打听重用其不谨慎。 齐桓公说：“不然，问之，恐有小恶，以其小恶，亡人之大美，此人主所以失天下之士也。且人固难全，权用其长者。” 宁戚难免有“小恶”，我现在选择的是能干活的人，又不是选道德模范。 没有了注意的崇祯，选择了抓阄。 内阁大学士，是大明帝国除皇帝外的最高领导——抓阄抓出来的。 抓阄抓出来的，谁也没话说，且防止走后台，告黑状、搞关系等等，好歹就是一抓，都能服气，实为中华传统厚黑学、稀泥学之瑰宝。 首任内阁总共九人，除之前已经在位的三个，后面六个全是抓的，包括后来被袁崇焕拖下水的钱龙锡，也是这次抓出来的。 明朝有史以来最庞大的内阁，没过一年，除钱龙锡外，都下台了。 为什么？三个原因：1、皇帝对抓出来的人内心里原本就不信任；2、被抓出来的人对皇帝也没有什么皇恩浩荡的感情；3、言官们看破了皇帝对这些阁臣的不信任，有茬没茬都敢攻击。 就这干部政策，能不亡国吗？ 刘宗周在批评了崇祯的基本国策和干部政策后，更批评了崇祯的工作作风。 “且陛下所擘画，动出诸臣意表，不免有自用之心。臣下救过不给，谗谄者因而间之，猜忌之端遂从此起。夫恃一人之聪明，而使臣下不得尽其忠，则耳目有时壅；凭一人之英断，而使诸大夫国人不得衷其是，则意见有时移。” 崇祯认为自己很聪明，看不起大臣，“不免有自用之心”，自以为是，“动出诸臣意表”。 干事情挺出人意料，比如，抓阄内阁大臣，就太胡闹了。 有些朋友说：抓阄公平啊。 公平，就一定是好政策吗？ 最高国务对于全国的一切政策都有指导意义。既然内阁大臣可以抓阄，各部尚书、各省督抚、各军将帅的任命是否也抓阄呢？ 吏部要对全国的官员进行考核，最后核定优劣，如果确定不下来，干脆抓阄？ 将军们打仗，发生意见分歧，干脆抓阄？ 皇帝抓阄，是无能的表现。国家管理又不能推广抓阄，大臣们既不能批评皇帝不对，还必须按照既定原则搞日常工作，弄不好就夹在中间倒霉。 比如，吏部考核，某某对自己的等级不满，跑到吏部说：按照皇帝的政策，我要求抓阄。 吏部怎么办？只能批评这个家伙，问题是，这批评一旦传到崇祯耳朵里就成了隔阂。 因为，这家伙比较自负。 康熙皇帝曾经从明朝宫廷内的太监口中，听说关于崇祯的笑话。 一日，崇祯修大内建极殿，从外地采买巨石，从水路运抵通县，再经陆路运送到紫禁城，谁知由于石块巨大，城门狭窄竟然无法通过。运石头太监只好请示崇祯，崇祯当即发火：真是岂有此理？朕要用良材，竟敢抗命不从，遂命军士将巨石打六十御棍。 又一日，崇祯学习骑马，好不容易骑到马上，竟然从上面摔了下来，颜面受损，为此下令，将马重责四十大鞭，然后罚往苦驿当差。 对这两则笑话，康熙发出感慨：“马犹有知识，石则何所知乎？如此举动，岂不令人发一大噱？总是生于深宫之中，长于阿保之手，不知人情物理故也”。 我个人认为，康熙对于崇祯的评价并不准确。我们看他刚刚当皇帝铲除魏忠贤的时候，对于“人情物理”掌控的也是非常准确。 我个人认为，崇祯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笑话，是不能胜任对人的管理之下心理的扭曲，于是，把内心的憋屈发泄给石头和马。 更有不是笑话的笑话。 崇祯十一年，1638年，冬天，清军内犯，兵部主事沈迅提出了一个荒唐的建议，请求崇祯皇帝以天下僧人配尼姑，编入里甲，三丁抽一，可得兵数十万。朱由检居然认为沈迅的建议十分有理，其言可行，立即将沈迅改任兵科给事中。当然，沈迅的建议并未得到认真执行，在现实中也根本行不通的。 皇帝对大臣不信任，工作作风又出乎意料，大臣们干工作既得不到承认还需要给皇帝擦屁股，时间一长，就懈怠了：爱咋的咋地的，反正他当家。 刘宗周对崇祯的政治走向进行了大体预测。 “陛下求治之心，操之太急”，你太急功近利了，“酝酿而为功利”，过于看重“功利”，一旦不能实现，就要惩罚干部，“功利不已，转为刑名”。大臣们累得半死不活的干活，你不能理解现实的局限只管惩罚，大臣的内心就对皇帝有怨言，“刑名不已，流为猜忌”。猜忌是相互的，君臣内心里都刻意防范，大臣们为了自保，“祸从口出”，干活的永远有失误，所以，就要隐藏内心而逃避工作，“猜忌不已，积为壅蔽。” 刘宗周大声疾呼，皇帝，你改改吧！ 崇祯坚决不改，于是，刘宗周干了一年顺天府尹辞职了。 在这之后，刘宗周又两次勉强出仕，两次回归。 刘宗周的思想并不都正确，但，刘宗周确实在为大明王朝思考，他的三次辞职说明官僚集团对于崇祯的失望。 封建时代，帝王对于大臣有生杀予夺大权，谁都不肯随随便便给皇帝正面提意见，崇祯未必完全接受，最起码要有一个坦诚的心。 如果天启不死，明朝大体可以撑过内外交困的乱局，最起码不会灭亡于1644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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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16节 自负而瞎折腾的崇祯登基之初就给林丹汗搂头一闷棍。 林丹汗之所以在1627年西征，除了辽东的艰难，除了整合内部的战略选择，更重要的是，后金攻占广宁，林丹汗丢失了从明政府获得财富的通道。右翼蒙古土默特、哈剌嗔、永邵、鄂尔多斯等部一贯是所有蒙古部落中最富足的，除了其所占之地水草丰美外，很大程度在于和明朝的互市获得巨额利益，这也是“俺答封贡”以来数十年间明朝北部边防晏然无事的原因。 林丹汗西征，也是看上了右翼蒙古和明朝的互市获得巨额利益。 万不料，登基伊始，年轻的崇祯竟然对明朝北部边疆的诸蒙古部落“尽革其赏”。 天启朝，皇帝不干活，宦官和大臣还是干活的，宦官和大臣，对于外部的战略敌人的判断还是准确的，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构建反后金统一战线，对蒙古各部，不吝财物。 崇祯帝的突然打转向，对蒙满全面出击，明廷内部的争议是国策，蒙古就急眼了，钱是一回事情，蒙古还需要中原的手工业锅碗瓢盆吃饭呢，所以，“诸部哗然”，但崇祯帝并不在意——哗然又如何，尔等还敢犯我天朝乎？ 林丹汗派去索赏的大臣贵英恰也被明军所杀。 我靠！ 西征出奇胜利的林丹汗不愿意吃这个哑巴亏。 1628年6月，林丹汗大举入侵大同，杀死明朝军民数万人，差点攻占大同城。 崇祯元年的大同之战，便是对崇祯皇帝的警告。 已经在辽东焦头烂额的明王朝，实在没有力量再全面和北方的强敌交战。骄傲的崇祯皇帝无奈，向五朝元老，此时已经八十三岁，总督宣大军务的王象乾问计。这位老臣提出了以夷制夷的计策：“臣能召永邵诸部，合从以抗插。” 于是，在明朝的安排下，1628年9月，土默特、永邵、鄂尔多斯三部联军在艾布盖河与林丹汗展开会战。林丹汗大获全胜，各部四散，鄂尔多斯归顺。明朝的以夷制夷之策破产，经过此役,“东起辽西，西尽洮河，皆受插要约，威行河套以西矣。” 林丹汗虽然打不过后金，但也是非常能打的，不但明军不是对手，右翼蒙古也不是对手。 1629年，后金的攻势愈来愈频繁，对林丹汗的策略又失效。经过激烈辩论，明朝决定恢复市赏，与林丹汗议和。 年轻的崇祯啊，实在是太年轻了，也实在能折腾了。这一折腾，这一反复，威信就急剧降落了，熟悉内情的大臣就看不起他了。 人的能力是有限的，对于情况的了解是不可能完全的，很多工作的处理带有摸索的特点，在这种情况下，胜利者就有了威信，失败者就容易被轻蔑。皇帝是最高管理者，其之所以有权威，除了位置，还有一点就是不干具体工作，否则，一次又一次的工作失误就弄的没有了尊严。 右翼各部或逃或降，明朝也在军事压力下恢复了互市。军事上、经济上林丹汗的收获是空前的，他有理由相信，自己只要再巩固一下到手的成果，便可以和后金正面交锋，夺回自己的尊严。 但，林丹汗西迁得罪了大多数蒙古封建主，使他陷入孤家寡人的境地，原本富庶的右翼故地，因为战争，"畜牧匮乏"，各部流离失所，加上"塞外霜早, 颗粒无收兼厉疫盛行"，蒙古诸部几入绝境。而各部的抵抗也大大削弱了察哈尔部本身的力量:"插(察哈尔部)之疲甚、饿甚、穷甚"，其兵员严重减耗，"插有马约备仅收四万，插众不满五万"。 为了躲避灾荒和瘟疫，更不愿继续战争，林丹汗属部的乌珠穆沁、苏尼特、浩齐特等部纷纷离开了他，投奔了漠北喀尔喀。 林丹汗又出兵攻打漠北喀尔喀，漠北的扎萨克图部和托辉特部被击败。 军事上不断的胜利的同时是政治上的更加孤立。 要命的是，当林丹汗血战宣大塞外的时候，后金的皇太极也在蚕食林丹汗在故地的领土。 1628年2月，后金兵抵大凌河，留守的多罗特部首领古鲁出兵迎击，兵败战死，所部损失11200余人；5月，后金兵犯阿拉克绰特，因特塔布囊战死；9月，皇太极纠合敖汉、奈曼、扎鲁特、哈剌嗔等部扫荡锡尔博锡哈图、英汤图等地，察哈尔部众“抗拒者杀之，其降者编户”。 也是不到一年，林丹汗留守故地的人马全军覆没，辽东一带，完全划归后金版图。 1631年11月，林丹汗东征西拉木伦河，侵袭已降金的阿鲁科尔沁达赉楚琥尔牧地，带走了塞棱阿巴海的部众。皇太极亲率2000名精锐骑兵赶来，林丹汗早已撤走。此外，他还杀了漠北外喀尔喀诸部派到右翼的使者，引起漠北诸部的恐慌。 皇太极看准这个机会，决定发动对林丹汗的决战，彻底征服漠南蒙古。1631年4月，皇太极就已经准备讨伐林丹汗，在科尔沁部的劝说下推迟。1632年3月，皇太极第二次远征察哈尔林丹汗，传令归顺后金的蒙古各部速率部来会。4月，科尔沁、扎鲁特、巴林、奈曼、敖汉、喀喇沁(哈喇慎)、土默特、阿鲁科尔沁、翁牛特、阿苏特等部的台吉会于西拉木伦河岸，总兵力约10万，远征林丹汗进行最后的决战。 此时，镶黄旗两个蒙古人偷马逃出，将大军压境的消息报告给林丹汗。当时林丹汗驻帐于宣府边外，听说后非常震惊，于是率众西奔，“所部解体”。无奈中，林丹汗率众渡黄河西撤。这场突如其来的撤退，部民大部分毫无准备，人马辎重遗弃的遍地都是，待度过黄河时，已“沿途离散十之七八”。 皇太极分兵三路穷追林丹汗41天，五月下旬进驻归化城，得知林丹汗已渡黄河而去。遂停止追击，经宣府、张家口返回。途中收拢了林丹汗所遗部众数万人。 这一场攻伐和溃逃，近在咫尺的明朝军队津津有味的做着看客。 崇祯没有看破林丹汗在战略上的巨大价值。 林丹汗的主力无存，带领残部进入了瀚海的毛乌素沙漠。 沙漠，不适合人类生存，尤其是数万尽失粮秣，仓皇逃命的人。一些部众忍受不了这样的苦楚，纷纷东归投奔后金，1633年4月，两翼大总官塔什海、虎鲁克寨桑投降后金。6月，巴达西寨桑等5 个头目, 率千余户投降。 吃饭问题是最现实的艰难，而唯一的办法就是掠夺。 1633年，林丹汗五次攻掠明边，1634年，更是连续在三、四、五月出兵，闰八月甚至和洪承畴交手。这没有什么政治意图，目的只有一个：粮食。 1634年，经过多方联络，统治西藏的藏巴汗、游牧青海的绰克图台吉以及控制康区的白利土司与林丹汗结成了“反黄教联盟”。 联盟成立之后，获得了物资补充的林丹汗，向青海转移。 可是，1634年夏秋，林丹汗因天花病死于甘肃大草滩。 林丹汗死后，部众星散，成群结队的人降于后金，仅是年11月，便有五千户二万余人。那尊被林丹汗视为护法神像的嘛哈噶喇金佛也被人送到后金，在皇太极看来，它的载归，昭示着蒙古国运的终结。 林丹汗的儿子额哲与母亲苏泰带着最后数千部众困守在大漠，犹疑之际，1635年2月，后金以多尔衮、岳托、萨哈璘、豪格为统兵元帅，率精骑一万远征林丹汗余部。4月28日，趁着大雾包围了汗廷，后金军派苏泰之弟南楚劝降。额哲母子见大势已去，“遂归降后金”。那块世代相传的传国玉玺，终于落到了皇太极手中。 429年的蒙古帝国，364年的元朝，267年的北元，至此终结。 伴随林丹汗部众的离散，他的八个老婆，福晋，也各自寻找各自的归属。 1634年8月，林丹汗的侧福晋，时称窦土门福晋，由他部落的一名叫多尼库鲁克的护送，率先到皇太极的军营表示归顺，并选择了木湖尔伊济牙尔地方暂时驻牧。皇太极考虑后，决定娶窦土门福晋。 1635年3月，林丹汗的多罗大福晋囊囊太后娜木钟率领1500户部众来归；4月，林丹汗另一个多罗大福晋苏泰太后带着她的儿子额哲，即林丹汗的继承人，又率一千户部众来投，并献上历代传国玉玺；随同两位尊贵太后前来的还有林丹汗另两位侧室福晋伯奇福晋、俄尔哲依图福晋及林丹汗的妹妹泰松公主等。 她们的到来，让皇太极和诸王贝勒们欣喜若狂，因为这不但给他们送来美女，还带来了众多的家产人口及牲畜财帛等。 当林丹汗的八大福晋们归顺后，时为大汗的皇太极娶窦土门福晋和囊囊大福晋；其从兄济尔哈朗娶苏泰大福晋；其七兄阿巴泰娶俄尔哲图福晋；其长子豪格娶苔丝娜伯奇福晋；将高尔土门福晋赐林丹汗属下寨桑祁他特车尔贝为妻；二兄代善娶林丹汗之妹泰松公主。 皇太极对于归降的蒙古各部不吝赏赐。 林丹汗的长子额哲因为率领林丹汗的余部投降皇太极，并献出了元朝皇帝的传国玉玺，被封为蒙古察哈尔部和硕亲王。皇太极还把他和哲哲所生的二女儿嫁给了额哲。额哲在当了六年驸马后去世，这位公主又改嫁给额哲之弟阿布鼐，并生下儿子布尔尼与罗不藏。 1636年3月，漠南蒙古十六部49个大小领主齐聚盛京沈阳，承认皇太极为汗，并奉上“博格达?彻辰汗”的尊号。同年，皇太极即皇帝位，改国号为“清”，改元崇德。林丹汗败死，“建虏无复西顾忧，而东谋朝鲜矣”。而随着朝鲜王国的归附，清朝最后的对手，就是大明王朝的崇祯了。 林丹汗的完蛋，对中国历史的影响如下：1、名义上的蒙古政权灭亡，各部树倒猢狲散，一步一步被满清收服；2、明王朝丧失了牵制后金的重要力量；3、林丹汗的失败，论证了改宗红教的错误，蒙古民众对于黄教的皈依成为必然的选择；4、林丹汗改宗红教而与后金为敌，满清强大后处理藏区事务时，自然尊宠黄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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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lencsrv2015 2017-08-10 12:13:38 明知楼主不待见我，但还是斗胆说一句： 其实从一开始看这个帖子就意识到楼主探讨问题的大方向大路数不对，絮絮叨叨都是古代政治的范畴，而没有从现代国际关系的角度分析这个问题，整个思路就偏了。 打个比方，楼主长于太极养生，却要参与现代自由搏击，结果可想而知。 ----------------------------- 多谢关注。现代国际关系是决定因素，但，我们还是要知道来龙去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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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17节 四、班禅走上历史舞台。 1616年12月15日，第四世达赖喇嘛云丹嘉措在哲蚌寺突然去世，时年28岁。 这个，当然不正常。 对云丹嘉措之死，有人说是藏巴汗彭措南杰派人刺死的。因为藏巴汗得了病，据说是四世达赖云丹嘉措对他进行了诅咒所致；被藏巴汗察觉，于是派人刺死云丹嘉措。这只是一种传说，无有确凿的事实。但当时西藏政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后藏地区完全落入藏巴汗的控制，而藏巴汗对黄教采取敌对态度，则是事实。云丹嘉措的死，反映了当时西藏封建领主之间的权力斗争。 藏巴汗，又作第悉藏巴，藏语称号为“后藏上部之王”，是明代后期西藏地区继帕木竹巴、仁蚌巴之后兴起的世俗贵族政权。 1565年，白教的帕木竹巴政权内部的辛厦巴才丹多杰起兵造反，一年后，辛厦巴的势力范围几乎囊括了乌思藏地区。他自称为“藏巴加波”（藏即今日喀则地区；加波是国王的意思）。这也是西藏历史上“藏巴汗政权”的开端，首都在三竹节（日喀则）。 1613年，辛厦巴的后继者彭措南嘉控制了阿里地区，同时兼并了四周的弱小部落。在宗教信仰上，彭措南嘉崇信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曾经两次因为宗教纠纷而出兵攻打信仰主巴噶举派的不丹，给活佛噶玛巴封上“卫藏之主”的印信，但却仇视新兴的格鲁派。 藏巴汗是后藏桑珠孜（即今天的日喀则市）的地方势力，在明朝后期兴起，得到噶玛噶举派、萨迦派、觉囊派等教派的拥护，正力图以武力攻打拉萨地区统一前后藏，因此以拉萨为基地格鲁派成为藏巴汗打压的对象。 1616年，对于中国历史是一个非常巧合的节点：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远走不丹的白教一部独立建国；四世达赖云丹嘉措死的不明不白。 设计蒙古成吉思汗的后代云丹嘉措为四世达赖，是俺答汗和索南嘉措加强黄教和蒙古的关系。 可是，这一步走的太快了，虽然宗教信仰是可以跨越民族的，但，集团的利益是受民族影响的。最重要的是，云丹嘉措背后太浓厚的蒙古背景过于沉重的刺激了世俗政权的当家人彭措南嘉。 四世达赖喇嘛云丹嘉措来西藏拉萨，跟随来一部分护送四世达赖喇嘛进藏的土默特部军队，以后又陆续有一些蒙古王公借朝拜达赖喇嘛为名带领军队进入西藏，这实际上是蒙古族统治阶级借宗教名义对西藏的武力渗透，而格鲁派寺院集团方面正指望这些蒙古军队作为自己的后盾，以应付藏巴汗的威胁。 四世达赖喇嘛长成以后，除学经和进行宗教活动外，还不断到西藏各地活动。他和各地的贵族和寺院联络，甚至到藏巴汗的根据地日喀则去，住进格鲁派的扎什伦布寺。 1616年，明朝万历皇帝派专人进藏，给予四世达赖喇嘛云丹嘉措“普持金刚佛”的封号和封文，还赐予僧官制服。可以说，四世达赖喇嘛和他背后的蒙古势力，成为格鲁派在当时的危局中能够屹立不倒的一根重要支柱。 但是到1616年藏历12月25日，四世达赖喇嘛突然在哲蚌寺去世，时年28岁。有人说，四世达赖喇嘛是被藏巴汗彭措南杰派人害死的。因为藏巴汗彭措南杰得了重病，据说是四世达赖喇嘛对他进行了诅咒所致，这事被藏巴汗彭措南杰察觉，于是派人将四世达赖喇嘛害死。虽然这只是一种传说，但是在当时双方对立冲突的背景下，藏巴汗害死四世达赖喇嘛也是有可能的。 四世达赖喇嘛去世后，西藏的形势复杂多变，首先，藏巴汗认为在格鲁派的首要代表人物达赖喇嘛去世后，对格鲁派加以打击的时机已经到来，因此他利用政治权力下令禁止寻找四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想以此造成格鲁派群龙无首的局面，进一步对格鲁派实行压制。 为了对付藏巴汗的压力，格鲁派的施主、拉萨地方的贵族第巴吉雪巴于1617年从青海请来了喀尔喀部的一支蒙古军，联合起来与藏巴汗的军队作战。起初是蒙古军队获胜，但后来第巴吉雪巴的军队和哲蚌、色拉二寺的僧兵发生内讧，藏巴汗彭措南杰率兵一万从后藏赶来，举行反攻，于1618年七月攻破哲蚌、色拉二寺，有记载说在这一场战斗中格鲁派僧俗人众死亡5000余人。喀尔喀蒙古军在战败后撤回青海，而哲蚌、色拉二寺和第巴吉雪巴的许多庄园被第悉藏巴占有，哲蚌寺和色拉寺被迫向藏巴汗缴纳大量罚金。 在哲蚌寺的四世达赖喇嘛的管家索南饶丹佯称要到曲科杰寺去取前世达赖喇嘛埋藏的财物以缴纳罚金，向藏巴汗请假数月。他在半路上，巧妙地摆脱了藏巴汗派去监视的人员，间道前往青海，向驻在青海的土默特部求援。 镇压了格鲁派之后，彭措南嘉在1618年自称为后藏上部之王，正式建立政权，史称藏巴汗。 藏巴汗政权的正式时间是1618年—1642年。 云丹嘉措去世后，按照格鲁派规矩，须寻找转世灵童。“当时藏巴汗疑达赖诅咒，致感多病，即明令不许达赖转世。” 历史如果这样发展，不但达赖一系断绝，而且藏蒙的历史遗迹中国的历史都会有另外的模式，关键时候，四世班禅罗桑却吉坚赞决定了历史的走向。 班禅一系的发端是克珠杰。 克珠杰出生于1385年，是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的重要弟子。 1407年克珠杰师事宗喀巴。贾曹杰和克珠杰是宗喀巴师的第一、第二两大助手，对于创立格鲁派起了奠定基础的作用，因此藏族宗教界把宗喀巴、贾曹杰和克珠杰三人合称为“师徒三尊”、“父子三尊”，在寺院中有他们的塑像。 1438年，克珠杰圆寂，1439年转世为索南却朗。索南却朗勤奋好学，精通显密二宗，特别善长于辩论，在当时噶丹寺的三千喇嘛中，辩才无与伦比，“声名大著”，得有格西学位。 近代以来繁盛的武侠小说，将少林功夫传播的神乎其神，少林方丈好像是天下功夫的顶峰高手，其实，压根就不是那么回事情。佛教弟子的地位的高低，关键是对于佛学的研读和讲解。 1504年，二世班禅索南却朗圆寂，1505年转世为罗桑丹珠。罗桑丹珠曾云游后藏各地，宣讲格鲁派教义。他招收了许多门徒，对格鲁派在后藏的发展，作了一定贡献。 1566年，三世班禅罗桑丹珠圆寂，1570年转世为罗桑却吉坚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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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18节 罗桑却吉坚赞，简称罗桑却吉，1583年坐床，被拥立为恩萨寺赤巴（法台）。之后，在札什伦布寺学经，去拉萨学经。1598年，29岁的罗桑却吉坚赞，返回恩萨寺，接受寺政，收徒传法。其后又应岗坚曲培寺之请，兼任该寺赤巴（法台）。这时札什伦布寺的第十五任法台卸任，札寺僧众迎请罗桑却吉前来担任第十六任法台。 当时札什伦布寺寺政废驰，锅破饭少，僧众生活极苦，罗桑却吉为了解决僧众吃饭问题，先铸造了一口新锅，一次可煮1775斤米，供2000僧众同时吃饭。接着又铸造了熬茶的三口大锅和百余个大铜茶壶，解决了僧众在大经堂诵经时的喝茶问题。由于寺内生活改善，纪律严明，僧众都称颂罗桑却吉治寺有力。 解决了后勤保障也就有了威信，因为大家跟着你本来的目的是吃饭。 罗桑却吉创立了札什伦布寺的传召大法会，创建了专修密宗的欧巴札仓（即密宗经院），使札什伦布寺发展成为有完整的显密传授系统的大寺院。 创建了理论交流大会制度和研究生院，在业务上就成了名校。 1603年，罗桑却吉坚赞受拉萨三大寺僧众的邀请，到拉萨为四世达赖云丹嘉措剃度授戒，并取法名。这是班禅和达赖第一次成为师徒关系，长者为师，幼者为徒，从此成为定例。1614年，罗桑却吉又给四世达赖授了比丘戒。 1616年12月15日，28岁的四世达赖云丹嘉措在哲蚌寺的噶丹颇章突然暴亡。 围绕云丹嘉措的死，世俗的藏巴汗和黄教发生激烈的冲突。 藏巴汗彭措南嘉怀疑“达赖诅咒，致感多病，即明令不许达赖转世。” 云丹嘉措是黄教的领袖，也是罗桑却吉坚赞的弟子，无论就宗教的发展还是个人感情，罗桑却吉坚赞都要想方设法促进达赖一系的延续。 在黄教发展的重要节点，四世班禅罗桑却吉赶到拉萨，主持云丹嘉措的超度仪式，并祈祷灵童早日转世。 罗桑却吉坚赞有较高的医术，那个年代医生比较的少，高明的医生更少。他给藏巴汗彭措南嘉治好了病，这样一来，就个人而言，彭措南嘉欠罗桑却吉坚赞一个巨大的人情，就宗教而言，罗桑却吉坚赞的慷慨表明黄教和藏巴汗有和平共处的空间。 于是，藏把汗同意寻找达赖喇嘛云丹嘉措的转世灵童。 五世达赖喇嘛的幼年时期，处在一种暂时的平静状态。格鲁派依靠蒙古族的力量，在拉萨地区恢复了自己的势力，同时由罗桑却吉坚赞出面与第悉藏巴保持和平的局面。格鲁派表面上服从第悉藏巴的管辖，但是在实际上，双方的争斗仍然十分激烈，噶玛噶举派红帽系六世活佛却吉旺秋对格鲁派在拉萨地区的存在和发展坐卧不安，一心想把格鲁派清除出去。 双方正较劲的时候，1621年，青海蒙古土默特部的拉尊穷哇罗桑丹增和洪台吉二人，率骑兵2000人和索南饶丹一起到达拉萨，与吉雪巴和支持格鲁派的武装联合，对抗第悉藏巴的军队。 藏巴汗彭措南杰在攻打西藏东南部时，在一场天花中病逝，由他16岁的儿子噶玛丹迥旺布继任藏巴汗，统兵向格鲁派武装作战。双方军队在拉萨展开交锋，结果蒙古军队以少胜多，打垮了藏巴汗的一万人的军队，把他们赶到药王山包围起来。这时，班禅?罗桑却吉坚赞、当时的甘丹赤巴楚臣群培和达隆寺的夏仲（达隆寺的首领）等人出来调停，双方达成停战协议，藏巴汗答应交还以前夺战的哲蚌、色拉两寺的庄园，并把拉萨河下游地区交给格鲁派班禅大师派人管辖。 在蒙古土默特部的军事力量压迫下，藏巴汗地方政权不得不向格鲁派寺院集团做出让步。格鲁派趁这一时机，由和藏巴汗家族关系较好的四世班禅出面，向藏巴汗提出寻找四世达赖喇嘛转世的要求，年青的噶玛丹迥旺布同意了这一请求。1622年，四世班禅罗桑却吉坚赞等人，迅即找了3个1616年后出生的男孩，在热振寺用摇糌粑团子的方式认定在琼结县出生的男孩为五世达赖喇嘛，并迎入哲蚌寺坐床，成为格鲁派的新领袖。 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是走进中学历史教科书的重要人物，1617年出生于前藏山南琼结地方，属琼结巴家族，其家系山南地区的一个封建主，也是帕竹地方政权属下的贵族，日喀则就是帕竹地方政权封给其家族的领地，他家世袭日喀则宗宗本职务。 按照传说和资料记载，这个家族源于古印度的萨霍尔王族，自吐蕃时期迁入巴达霍尔地区，赤松德赞时期融入藏族社会。 1622年，经过班禅罗桑却吉坚赞的认定和主持下，六岁的阿旺罗桑嘉措才被迎入哲蚌寺供养。1625年，拜四世班禅罗桑却吉坚赞为师，受了沙弥戒。 阿旺罗桑嘉措拜四世班禅罗桑却吉坚赞为师。 四世班禅罗桑却吉坚赞，是四世达赖喇嘛云丹嘉措的老师，也是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的老师。 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非常的有学问，先后担任了哲蚌寺和色拉寺的主持。影响所及，从他开始，历代达赖喇嘛都是这两座寺院的担任主持，别人不能担任，达赖另派堪布一人代表他去管理寺政。 四世班禅罗桑却吉坚赞以自己的医术周旋了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地位的确立，但，藏巴汗政权和格鲁派的结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 1621年，藏巴汗彭措南嘉去世，噶玛“丹迥旺波”继任藏巴汗。 1627年，辽东的林丹汗迫于后金的压力率兵西行，击败土默特部，这对格鲁派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因为藏区的格鲁派依托的军事力量主要是青海的土默特部。 1630年前后，在拉萨的土默特部的首领拉尊穷哇?罗桑丹增和洪台吉发生内讧，相继离开拉萨，没有了军事力量依托的格鲁派的形势又变得危急起来。 第悉藏巴?丹迥旺布利用土默特部的拉尊和珲台吉发生内讧的机会，发动了一次反黄教的高潮，与漠北外喀尔喀的绰克图台吉（却图汗）和康区的白利土司顿月多吉，结成同盟，立誓要摧毁拉萨的甘丹、哲蚌、色拉大三寺，消灭格鲁派。 五世达赖不得不避往西藏的山南地区。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1617年背叛黄教改宗萨迦派的林丹汗也在1634年远走青海参加了“反黄教联盟”，可惜的是，决定历史走向的不仅仅有基本规律和实力，还有偶然性因素：1634年夏秋之际，林丹汗因天花死于青海大草滩，结束了叱咤风云的一生。 林丹汗的失败，是“信仰黄教”的蒙古民众与“支持黄教”信仰的后金政权联合绞杀。 被整得苦不堪言的黄教总不能等着老天爷用天花一个一个消灭敌人，除了远在天边的后金之外——后金支持蒙古的黄教信仰，但其本身并不信仰黄教——只能向卫拉特的固始汗求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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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19节 五、固始汗。 固始汗，姓孛儿只斤，本名图鲁拜琥，为成吉思汗之弟哈布图哈萨尔十九世孙。祖上世代为厄鲁特盟主。 今天生活在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柴达木盆地的蒙古族，属于明代开始形成的蒙古族的一支——和硕特蒙古。这支蒙古族，是在明末清初由固始汗带领，从新疆迁移到青藏高原，最后定居在柴达木盆地的。 和硕特部王公贵族的先祖，可追溯到成吉思汗之弟哈撒尔，属于成吉思汗的孛儿只斤家族的一个支系，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成吉思汗的“黄金家族”的一个支系。 哈撒尔辅佐成吉思汗征战四方，以“神箭手”著称，史籍记载他“勇力善射”、“矢无虚发、应弦而倒”。哈撒尔统帅成吉思汗的一支带弓箭的护卫军保卫大汗，即科尔沁护卫军。“科尔沁”一词源于鲜卑语，意为带弓箭的侍卫。因为哈撒尔指挥科尔沁护卫军，因此他的后裔的属民被称为科尔沁部。成吉思汗分封亲属功臣时，他的弟弟的领地都在东北方向即额尔古纳河、黑龙江、嫩江流域和内外兴安岭一带，被称为东道诸王，科尔沁部也在这一区域。明代，蒙古内部发生的多次战乱，科尔沁部的驻牧地发生过几次迁移，后来南移到今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赤峰市的哲里木盟一带，也就是影视剧大玉儿孝庄生活的草原。 明代瓦剌，也就是漠西蒙古，在也先时期曾经非常鼎盛。 我们看退到草原的蒙古，经常出现强劲的部落，但，这强大的部落之所以强大，原因都是因为出现了能力超群的领导人，领导人一旦去世，部落往往就快速衰落，其原因就在于领导权的世袭制度以及集团没有基本方略制定。蒙古草原没完没了的内部杀戮决定了他们最终的命运是被征服。 努尔哈赤崛起到1644年清军入关的几十年里，其实是纵横草原的蒙元残余力量、明王朝和后金政权对于中央政权的争夺。这三股力量，第一个倒下去的是蒙古各部，因为他最不团结没完没了的内乱。 明朝是中国封建时代非常重要的一个政权，从1368年正式建号到1644年丢失首都，存在的时间276年，除了不间断延续的两宋319年外，秦以后不间断的中央政权他是最长的，因为唐朝毕竟被武则天的周政权截断过。 明朝的政治管理和中国历朝历代相比都非常特别，他的中后期，从嘉靖的1521年开始，经过隆庆、万历到天启的1627年（泰昌的29天完全可以忽略），长达107年，国务管理出现了一座非常怪异的模式，皇帝退居幕后而内阁实际处理国政，首辅或者权阉拥有巨大的权力。在种体制的表面是权臣跋扈，其实是干活的人必须有相应的责权，一旦权臣的行为越出皇帝允许的限度，非常容易换马——严嵩的倒台最容易说明问题。 我认为，嘉靖和万历其实看破了农耕时代国家承平的关键：国家的管理并没有多么巨大的挑战性，最重要的是稳定性，简单说，国家承平的关键是皇帝本人的身体健康，因为皇权的转移是国家安定的最大考验。 嘉靖国务管理的基本思路是：皇帝退居幕后，主要的工作是保护住内阁首辅之外极有能力的后备干部，在必要时完成换马。 皇帝退居幕后，不处理具体国务，但掌控核心权力，首辅处理国家日常管理，难免要处理一些左右为难的棘手问题，成功了那是本份工作，失误了就要承担责任。 皇帝不干活，当然就没有过错，在内部争论里受到委屈的大臣或者集团，为了利益就要打破权臣的封锁向皇帝靠拢。 万历年间，曾经完成了抗日援朝的长期战争，这体现了国力的巨大和国家管理的高效。 天启年间魏忠贤的巨权，非常不同于嘉靖和万历，嘉靖和万历是故意退居幕后，天启是真正的懒政。但，天启绝对不是糊涂人，糊涂人不会在生命的最后关头玩一个“兄弟禅”。 天启，其实牢牢的掌控着魏忠贤。 一直到天启去世的1627年，明朝对后金的斗争其实都把控着局面。努尔哈赤时代，萨尔浒之战取得巨大的胜利，对于后金的崛起关系巨大，但，这只是清军入关之后的历史倒推，站在1619年的历史关头评价萨尔浒之战，明朝损失50000人马其实并不伤筋动骨——土木堡之变损失更大。 因为北部边疆地理的特殊，明王朝后期对于北边的基本国策是防守待变——北边的少数民族政权经常出现雄主，但雄主有年龄的限制，一旦去世而四分五裂，明朝就挺过考验。 1626年—1627年是明朝灭亡的关键节点：1、后金完成了最高领导权的世代交替；2、崇祯更改了明朝后期的基本国策。 1626年努尔哈赤去世，就一般状态看，草原雄主的去世要引起内斗。 事实上，在这之前的1607年，建州女真的二号人物、努尔哈赤的弟弟舒尔哈齐就在李成梁的挑唆下公开分裂，然后，努尔哈赤在1615年处死了曾经被立为嗣子的长子褚英。 舒尔哈齐和褚英是努尔哈赤创业时期最重要的将领，也是血缘上最亲近的人，他们的相继被铲除，从某种程度上论证了明朝对北边政策的正确：求稳待变。 我熬死你们。 北边民族容易内乱更与他们的“幼子继承制”有关。 “幼子守灶”，也称“幼子继承制”，蒙古族和满族在入主中原前的早期也有这种幼子守灶的习俗。 之所以如此，就在于游牧经济受草场的限制，家庭成员较多时必须分家。在这种情况下，儿子长大后娶妻成家就要分家另过领着自己的牲畜去寻找自己的牧场，最小的儿子伴随着父亲的最后岁月也就顺利成章的继承了老爹的草场。 《史集》载：“蒙古自古的风俗，(首领)在期生时，遣其诸长子居于外，分予财产、牲畜属众；其作则尽属幼子。” 《蒙古法基本原则》一书说：“成吉思汗的大札萨克规定，兄弟分家时财产按下列原则分配：年长者多得，年少者少得，末子继承父业。” 中国史籍记载，春秋、战国时期，楚国重幼子继承；秦国多将王位传次子或幼子。彝、苗、布依、仡佬、佤、傈僳、景颇、普米、怒、珞巴、鄂温克、哈萨克、柯尔克孜等民族的部分地区，都不同程度地保留着幼子继承权。 幼子继承制还与古代的婚姻生活有关。汉族之外的其他民族，男女婚前性生活较为自由，丈夫很难确定长子是否是自己的儿子，幼子继承相对有利于血缘继承。 就造字而言，“孟”的本意是“将长子放在器皿里煮食或者溺毙”。 汉民族之所以采取了嫡长子继承制，就皇权而言，是宦官和宫室的高墙确保血缘，就一般民众而言，是弱化女性的社会活动确保血缘。 最重要的关键是汉民族是农耕生产，有稳定的房屋庭院，有确保血缘的物资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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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20节 社会生产生活里的“幼子继承制”非常不适合国家的政治生活，因为管理国家不同于放牧牛羊，更加需要智慧和实力。 《射雕英雄传》里就有成吉思汗年轻时妻子被夺而怀孕生长子术赤的文字，成吉思汗去世时，幼子拖雷太幼小，为了政权管理的稳定和内部的和谐，最终推举三子窝阔台继位。 正是亲中选贤的大汗推举制与“幼子守灶”的财产继承制，导致了蒙古汗国和元朝在汗位、皇位继承问题上的一系列矛盾与冲突，导致了蒙古汗国时期的汗位转移和元朝中后期的宫廷政变。 努尔哈赤晚年曾经明确表示自己死后，大妃乌拉纳嘛氏要嫁给次子代善。 努尔哈赤的这个决定，从正面理解是努尔哈赤考虑政权的管理必须依赖年长的男性，代善年长而宽厚是合适的人选。 努尔哈赤这个决定，将大妃嫁给儿子，又非常传统的恪守了满蒙的历史传统。 努尔哈赤对于传统的恪守，还表现在大妃乌拉纳嘛氏的三个儿子，多尔衮、阿济格和多铎当时分别掌管了镶红旗、正白旗和镶白旗。 后金的八旗不但是行政单位，也是军事单位，出生于1614年的多铎，在1626年也是一旗之主，明显带有照顾幼子的传统。 努尔哈赤去世之后，合法的继承人在代善和多尔衮之间选择，最终，手段高妙的皇太极掌握了最高领导权。 皇太极掌握最高领导权，一个是手段，一个是威望推举。在这个过程里仅仅牺牲了一个乌拉纳嘛氏，在满蒙汗位的世代交替里是非常罕见的和谐。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后金的顶层固然也有权力的争夺，但，他们在争夺的时候有确保本民族最高利益的自觉——绝不分裂。 1626年，后金顶层的自觉妥协和团结，挺过了北边民族政权制度上的客观风险，明朝和蒙古的林丹汗迎来了更可怕的敌人皇太极。 1627年崇祯登基，以高超的政治手腕解决了魏忠贤，当然是威风凛凛，朝廷内外不可能不倒抽一口冷气。在这个时候，如果崇祯继续学习祖宗好榜样躲在幕后，在对外战争上采取守势，很容易守住基本盘。 对于明朝的灭亡，相当多的人比较强调小冰期对于经济的负面影响。 地球气温，在一万年以前，有一段骤然升高的时期，而且也保持了一些相当平稳的状态，这个时间长达八千多年。这是整个人类发展史上最重要、最贴近的阶段。也正是因为这个阶段气温的升高，为人类从蒙昧时代向文明时代的过渡以及社会生产的蓬勃发展提供了条件。 从一万年前到20世纪初期，地球气温都相对稳定而仅仅有一些小幅度的波动。 可是， 16世纪至19世纪的中叶，地球上的广大地区同时出现了一些寒冷气候，因此人们称之为小冰河期。 这个小冰河期有时候称之为明朝小冰期，是因为这个气温最低的阶段就是在明朝末期的那段日子——1580年至1650年。这段时间，气温骤然下降到了千年以来的一个最低点，万年以来的次低点，因此在百万年当中也是最低的6、7个极度寒冷的时期之一。 全球气温的下降，造成的恶果是夏天的大旱与大涝交替出现，冬天则奇寒无比，就连广东等地也都在狂降暴雪。 清初的史学家谈迁，在1653年(顺治十年)的阳历的7月底，从家乡杭州出发，由运河坐船前往北京。11月7日，谈迁到达天津，18日，运河就封冻了。谈迁在北京住了3年，顺治13年的阳历的3月7日，运河开冻，他才坐船南返。由谈迁的记载推算，顺治年间，北运河每年封冻的时间长达110天，比20世纪的50年代华北最冷冬天的时间，北运河封冻的时间还要长。 崇祯即位的1627年正好是小冰期最寒冷时期的中段，承接几十年寒冷的负面影响，后面是接连不断的气象灾害，正如行走在谷底，极苦无比。 明朝小冰河时期，由于温度的下降和干冷天气的持续不断，中国的农业经济经历了一个十分严峻的考验。清朝初年叶梦珠编辑的《阅世编》中曾经提到，江西的柑橘向来都是贡品，在顺治、康熙年间，橘子常常会突然被冻死，突然受到打击的橘农吓得不敢再种橘子了。 气象灾害，农业减产，政府税收减少而基层民众生活艰难，阶级矛盾就空前尖锐，政府也就缺少对抗外来侵略的整体能力，内外交困，明王朝崩盘了。 如果把明朝的崩盘直接归给小冰期，那就太胡闹了。小冰期对于中原的农耕有严重的负面影响，对于北方草原的游牧业影响更残酷。 农业生产最怕的是夏季的旱灾、涝灾，如果突然冷一下子更加的可怕，但，耕地的不动特点，农民毕竟还可以想一些办法的，比如凿井抗旱。游牧业最怕的是冬季的暴雪，因为农耕毕竟有一个冬闲，粮食、秸秆是可以库存的，牧民在寒冷的冬季如果遇上暴风雪，牛羊饥饿是一死一大群。 为什么人家后金可以在小冰期崛起而明朝只能灭亡呢？难道所有的政府都倒台了吗？ 崇祯的问题是政策和心态。 崇祯之前，明政府的经济已经有了一点问题，但，激烈的社会矛盾却是在天启去世之后星火燎原的。 天启7年3月，1627年，陕西大旱，澄城知县张斗耀不顾饥民死活催逼税粮，敲骨吸髓地榨取农民。白水饥民王二聚集了数百个无法活命的农民进行斗争，冲进县城，杀死张斗耀，揭开了明末农民战争的序幕。 中国历史上饥民暴动冲进县城杀个把知县是并不罕见的事情，但引发如此波澜壮阔的农民暴动，在中国古代历史也是非常罕见的，其原因就在于崇祯的政策一步一步激化矛盾。 崇祯上台，陕北农民出现暴动，边疆危机进一步加深，二者结合在一起，其核心其实只一个：明政府能否有应对内外危机的经济支持。 饥民暴动说明民众的经济负担已经到达临界点，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必须战线收缩，集中力量处理主要矛盾。 在王二没有在澄城暴动之前，不管澄城每年的税收是多少，毕竟能够给明中央政府一点税收，王二澄城暴动，必然减少明政府的税收。如果明政府出动军队去镇压澄城暴动，必然加大其他县城民众的负担。在经济困难阶级矛盾已经到达临界点之际，如果明政府不能减轻整个社会的负担，澄城暴动就会引发多米诺骨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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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21节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波澜壮阔的大进军，必然破坏新解放区的经济，并且因为野战军脱离老区向边疆进军，补给线的拉长加剧了老区的负担。在这种情况下，新成立的政府感觉到手忙脚乱的紧张。 为解决问题，1950年6月6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全做了《不要四面出击》的讲话：“在过去一段时间里,进攻面太宽,走得太远,搞得太紧张,十分不利。应当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缓和一切可以缓和的地方,不要‘四面出击’,一定要坚持‘四面八方’。” 毛泽东提出了合理调整工商业、解决失业问题、实行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给小手工业者找出路等具体举措。 经济困难，内外交困，要求崇祯必须在次要防线有所缓和，节省财物减轻民众的负担。 崇祯的政策是正好相反，只管根据自己的性情处理边患，不但扩大了和后金的战争，而且引发了和蒙古林丹汗的新战争。 皇太极领导的后金，拥有的地盘和人口，与崇祯领导的明政府相比，正如近现代日本与大中国的对比，当然，远远比不过日本与大中国的对比。最重要的是，崇祯时代的明政府和皇太极领导的后金相比，除了军队有精悍的战斗力之外，经济总量和科技总量都远远不及。在这种情况下，崇祯只要战略防守和皇太极熬就可以了。 有本事，你就打，老子就不和你打，老子给你搞经济封锁，反正我的本钱厚实，你也不可能百战百胜。 事实上，长期的战争熬的后金也是苦不堪言，皇太极一个劲想和崇祯搞和平：我们和谐的干活，我们的牛羊换你们的锅碗瓢盆的干活。 崇祯，多骄傲啊！他不是和皇太极搞和平外交，他要求的是皇太极的臣服。 建州女真原本是明政府管理下的边疆少数民族，一不留神，让努尔哈赤鼓捣的乱七八糟损失巨大，皇帝白天吃饭不香夜晚睡不安稳觉，现在，你想和我平起平坐搞和谈，不成，你必须跪着。 要说历史没有给崇祯机会，那还真实胡扯蛋。历史给他的机遇远远超过了考验。 明末是恶战的时代，野战军统帅是最急需的人才。 在重文轻武的明王朝，在内外交攻的残酷战争里，明王朝在短短20年里竟然诞生了5位文职军事统帅，吓死人了。 熊廷弼，湖北江夏人——今武昌，出生于1569年，1597年考中进士，由推官擢御史，1608年，受命巡按辽东。 明朝的进士统计有一点分歧，我个人倾向是89科，实际总数24595人，这是276年的总数，平均每年89.11人。 明王朝一年出生多少个男孩子？这么多人按照概率，一般只有90人不到考取进士，这个太难了。 因为考取的艰难，只要是进士，只要不犯太大的错误，一般都能混一个省部级高官，所以，等闲没有几个人改行打仗。 文人改行打仗，太艰难了。 近代中国，文人改行打仗有一个高潮：曾国藩创建湘军。 以曾国藩的时代论，顶层的军事统帅，也不过曾国藩、李鸿章、胡林翼、左宗棠、张之洞而已。 以上5人，胡林翼1836年进士、曾国藩1838年进士、李鸿章1847年进士、张之洞1863年进士，左宗棠只是举人。 猛一看，这5位都是大将领，也都有学问，可仔细分析，就发现问题了，曾国藩虽然创建了湘军，但并不能一线指挥打仗——打一仗败一仗从来就没赢过一回，所有的战场胜利都是别的将领的荣耀。 曾国藩是战略家，能练兵、能选将，其实不能打仗。 以上5人，真正带队冲锋而积功为野战军司令员的，只有一个左宗棠，偏偏考不上进士。 满清晚期，新军开练，专职的军校开始出现，保定军校、云南讲武堂、黄埔培养了无数的人才，因此，1925年开始出现的国民革命军的高级将领大多是军校毕业。和国军不同，共产党的军队在创建后，因为封闭的环境，严格意义的正规军校在战争时期没有创建，大部分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科班军校出身的将领要少的多。不过呢，如果我们以1955年元帅为分析标准，发现军校毕业背景有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苏联红军学校中国班学习军事）、叶剑英，行伍出身的是贺龙，政工干部出身而元帅的是陈毅、罗荣桓，这两位的军事指挥能力相对弱的很。 即使元帅之上的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虽然参与战略决策，尤其是毛泽东是卓越的战略家，但如果独立指挥部队打仗那是一定不能胜任的，他们不是军事技术干部。 还有一个问题，我上面名单的5个政工，如果放在科举时代，能够进士吗？ 熊廷弼巡按辽东，面对辽东地广人稀，边防多事，特别是后金势力兴起，提出保卫辽东的方略——“实内固外”和“以夷攻夷”，并上疏备陈修边筑堡、以守为战的大计，实行军屯，建粮仓十七所，三年之内屯积粮谷三十万石。修建七百余里的边墙以及城池七座、墩台一百余座，按劾将吏，军纪大振。 很多人，特别是崇祯帝，没有看到明军和满蒙军队相对的天然短板和相对优势。 因为防范军阀坐大的谋逆危险，宋明军队都有单兵战斗力低下，并且战斗意志也非常低下。这两个特点合并为一个特点：宋明军队缺乏主动进攻的能力，不适合野战和攻城。 但，宋明政权都是比较富庶的政权，拥有强大的手工业生产能力和兵源优势。 1619年杨镐指挥11万大军分进合击努尔哈赤的6万军队，结果损失了5万人。 损失5万军队当然是惨败，但，明朝庞大的人口总量很快就可以补充，如果努尔哈赤损失5万人，基本就赌尽了。 熊廷弼抓住了明军和女真军队的长短：我在边境搞生产经营，我和你死熬。 明军虽然不长于野战，但只要有城池依托，有粮食，熬的精神是有的。 1619年，杨镐萨尔浒大败，压根就不是指挥的问题。11万大军，不可能一窝蜂的进军，一定要分进合击或者梯队行军。6万女真军队只要集结主力就可以分割明军的一部分。在这种情况下，只要被包围的那部明军能够据地坚守死死的咬住努尔哈赤，各路明军猬集之后，女真军队除了跑路就是溃败。 没有一路明军能够据地坚守抵住敌军的攻击。 萨尔浒之战后，熊廷弼为辽东经略。他督造军器，修缮城堡，调兵遣将扼守各冲要地点，互为应援，守备大固。他还亲巡沈阳、抚顺，相度形势，召置流移，安定民心。熊廷弼的策略是以守为主，反对浪战，并联合朝鲜牵制后金，卓有成效，使后金军一年多内不敢轻进。 1620年，努尔哈赤率兵再攻沈阳，熊廷弼亲自督阵，击退后金，辽东局势初步稳定。 努尔哈赤遇到巨大挫折，进士出身的熊廷弼亲临战场挡了努尔哈赤的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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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22节 然后，熊廷弼在明朝的内斗里被免职为民，然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丢掉了辽河以东的所有土地。 无可奈何之际，熊廷弼被起用，提出三方布置策：在广宁厚集步骑以牵制后金主力；在天津与登、莱各设巡抚，置舟师，乘机入辽南；在东面联合朝鲜从后方打击后金；在山海关设经略，节制三方。 熊廷弼是坚定的防守派，在辽河以东丢失后，他将战略中枢后移到山海关，坚守广宁联合林丹汗以夷制夷。作为战略家，熊廷弼看到努尔哈赤尽占辽河以东的客观缺点：势力已经到达辽东湾，明军可以组建水军跨海作战，女真人长于骑射不通舟楫。 正面坚守，侧翼骚扰。 可是，同时担任辽东巡抚的王化贞主张主动出击，三个月内荡平后金。 “经抚不合”争论的结果是，朝廷支持王化贞而放弃熊廷弼的策略。 明朝的朝廷呀，怎么评价呢？打开中国战争史，哪一个朝代有过三个月灭掉一个少数民族政权的记录？ 主动进攻的王化贞在1622年丢失了广宁城、损失了3万军队。 王化贞建议设法阻击后金军队，熊廷弼认为事已不可为，遂撤回山海关，放弃了山海关之外的所有土地。 朝廷招架不住放弃土地的责任，于是将王化贞、熊廷弼逮捕。熊廷弼卷入了党争，因为他的政敌王化贞是首辅叶向高的弟子，于是，熊廷弼在1625年被传首九边。 熊廷弼的死，究其根本就在于对战争目的和手段的不同认识。 熊廷弼主守，抓住了努尔哈赤的天然短板而回避了明军的弱点，最重要的是，熊廷弼在辽东利用地广人稀的特点搞屯田，大体减轻了军粮的供应减轻了明政府的负担。 王化贞丢失广宁后，山海关外汉人大规模向内地流亡，经济已经非常的残破。熊廷弼如果和努尔哈赤死掐，就必须从关内大规模调集兵力和物力，以明军的野战能力和反攻能力，这仗即使能打赢，也是旷日持久，沉重的军费压力是明政府不能承受的。最要命的是，后金的军队以骑兵为主，即使战场失利也能够快速撤退——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和后金搞这种对峙在政治上也许短期得分，但在经济上是太亏了。如果明王朝的经济底气比较宽裕，这种拼消耗的打法是理所当然的，问题是小冰期影响下的明朝财政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国内的阶级矛盾已经是寻找突破口的地下火岩，一旦喷发，势不可挡必然烧毁“野草以及野草装饰的地面”。 那已经是明末农民战争爆发前夜的1622年。 我们生活在现代民族思想的新中国，几十年“全国一盘棋”的“小家服从大家”的奉献精神教育，大部分潜意识里有了为祖国流血流汗理所应当的思想。可是，我们评价历史必须站在历史时代的视角，因为我们能够批判历史不能更改历史。今天的我们，为了祖国，可以奉献，因为我们是国家的人民，我们有国家利益就是我们核心利益的认识。20世纪60年代初期，饥饿的老百姓强行劫夺了一列火车，打开车厢发现是运往边疆的军粮，于是，原封不动离开了。 问题是明朝时期的大部分民众没有这样的认识，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已经饿得前腔贴了后腔，只管吃饭哪有现代的民族意识。 明朝灭亡，王夫之才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观点，在这之前，民众只有个人的家族观念而没有民族思想。比如，国家是谁的？今天的我们都明明白白的知道国家的属性有阶级属性和民族属性，可是，在清朝灭亡之前，国家政权就是皇帝家的。 自秦汉大一统王朝形成，算上中华民国，正儿八经的被外族灭掉的中央政权一共就南陈、南宋和大顺（明中央政权也是被李自成灭掉的），秦、西汉、新莽、东汉、曹魏、东晋、南朝的宋齐粱、隋、唐、五代、清朝，还有最近的中华民国，都是被内部力量推翻的。 西晋和北宋虽然都是被少数民族攻破了首都，但国家政权并没有断绝，所以，我们只能说南宋最终被少数民族灭掉，南朝的陈是中原衣冠南渡的自然延续，北方的隋王朝，就比较难听的现代意义讲，是外来侵略者的后代和滞留中原的地主建立的“胡汉杂糅”的“维持会”，或者直白的说，就是汉奸政权。我个人认为南朝陈的灭亡是外来力量而不属于内斗。 就历史时代而言，一个政权能否稳定，其实是三大任务：1、维持国家财政的基本运转，相对缓和阶级矛盾，否则，没饭吃的农民就会暴动；2、绝对防范将领的军阀化倾向，军阀一旦出现，其走向必然是大规模的战争和谋夺中央政权；3、抵御外来侵略。 我们仔细察看中国历史，发现两个规律：疆域扩大的阶段都是内部和谐社会稳定时期国力的自然扩张，疆域丢失的阶段绝大部分处于国内矛盾尖锐的内斗时期——1840年之后的历史不同于1840年之前，近代历史的领土丢失有国力衰弱和内乱两种不同的模式，比如，香港岛、台湾岛的被割占就与内乱无关。 广宁，就是今天辽宁的北镇城，距离山海关大约500里！ 熊廷弼竟然放弃了五百里江山，难道他不是汉奸吗？ 从广宁到山海关，包含我们比较熟悉的辽西走廊，之所以说熟悉，是1948年林彪的东北野战军和国军在东北大决战的关键锦州战役的战场所在。广宁距离梁兴初阻击廖耀湘兵团的黑山非常的近，从广宁向西南，依次是朱瑞牺牲的义县、锦州、葫芦岛，易守难攻的战略要点非常的多，熊廷弼为什么就放弃了500里江山直接撤退到山海关呢？ 那么，我们继续疑问一下：蒋介石在丢失了东北后，为什么不集结力量在葫芦岛附近阻击东北野战军入关呢？ 简单，明军只要守住广宁，一个方面是可以连接蒙古的林丹汗形成战役协同，另一个方面是相对辽阔的地域的粮食产量可以支持坚守的后勤。明军丢失广宁后，以手头仅有的3万军队绝对不可能反攻努尔哈赤的5万大军，在狭窄的辽西走量安营下寨，比如来一个“塔山大战”，也不是不可以挡住努尔哈赤。问题在于，广宁失守后，山海关以外的狭窄走廊战线非常的长而物产非常的少，长期的坚守会压垮明朝的财政引发内部的阶级斗争。 熊廷弼退守山海关，依托特别险恶的地形弥补兵源的不足，最重要的是，熊廷弼的大撤退拉长了后金进攻山海关的补给线而缩短了明军补给线。 从1622年到1644年，22年，明军和关外的战争就拉锯在山海关之外，如果不是吴三桂的“痛哭六军具缟素”，清军能否入关还真不一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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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來過 2017-08-16 16:13:06 楼主这一贴可谓精彩，然则准备过程太长，看官我都忘了，先生您想说什么^_^ ----------------------------- 多谢表扬和批评。洞郎纠纷，牵扯到民族感情和国家利益，更牵扯到明末清初中原政权更迭对于西藏的影响，直接原因是清末的领土被纠缠。我的意思是说，1、弄明白来龙去脉，2、以“类似”的历史思考中印的战略纠缠——洞郎纠纷牵扯到中国崛起的大关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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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23节 反过来讲，熊廷弼之后，不管崇祯帝如何的集结倾国之力从山海关北上，不管袁崇焕、洪承畴多么努力，他们的战场再也突破不了广宁一线。为什么出现了这种情况呢？不是将领的能力不够，也不是军队的战斗力不够，而是，明王朝的财政压根就支持不了十几万大军离开山海关去进攻广宁，一旦战争持续，明政府就无以为继。1641年3月到1642年3月，洪承畴指挥17万军队在辽西走廊和皇太极搞战略大决战，对峙了一年，明军最终崩溃，其原因很简单，粮饷压力逼迫明军必须主动出击而不能长围久困。 在明清辽西拉锯之前有一个长平之战，赵王之所以换下廉颇，其关键就是赵国扛不住久战的经济压力。 在明清辽西拉锯之后有一个淮海战役，陈毅同志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山东人民用小车推出来的。 军队打仗，打的意志，打的指挥，打的智慧，问题是，敢战的汉军、能打的韩信、聪明的张良，都不是汉兴的关键因素，核心是萧何的粮食和兵源补给。 战争一旦持久，粮食不但是战斗力，而且是核心战斗力，谁不承认这一点，谁把自己饿三天然后疾行十公里抢占山头去。 熊廷弼放弃狭长的辽西走廊退守山海关，不但缩短了自己的补给线，还缩小了明军和后金的接触面。熊廷弼的退缩，是否会让明朝难受呢？当然不难受，因为熊廷弼的政策是“以夷制夷”，让林丹汗和后金死掐好了。 熊廷弼放弃山海关之外的土地后，努尔哈赤并没有立即跟进，这与东北进入华北的艰难有关。 打开地图，我们发现，华北连接东北的通道三条路：一是由居庸关到赤峰再到通辽；二是由古北口经承德到朝阳；历来用得最多，最为重要的是第三条，即由山海关经葫芦岛到锦州，地理上这条线被称作辽西走廊。 “居庸关—赤峰—通辽”通道，在今天是G45高速，全称为大庆—广州高速公路。G45高速，北起大庆市，途经松原、双辽、通辽、赤峰、承德，到达北京，然后南下广州。 “古北口—承德—朝阳”通道，在今天是G25高速，全称是长春—深圳高速公路。G25高速，起点为长春，途径四平、昌图、彰武、阜新、北票、朝阳、凌源、承德、唐山，到天津南下深圳。 由山海关经葫芦岛到锦州，正好是辽西走廊，也叫榆（渝）关走廊。位于今辽宁省锦州市与河北省山海关之间，东临辽东湾，西依松岭山，西南—东北走向，长约185公里，宽8～15公里。 地图上看，这走廊细如羊肠，东傍大海，西邻随行的群山，自东北向西南，由山由水挟持着一路下来，在华北坦途的门口被山海关稳稳镇锁，于是就有了关里关外的区分。 辽西走廊是连接关内关外的最重要的通道，可是，这走廊，“出榆关以东行，南濒海，北限大山，尽皆粗恶不毛”。 在农牧业为主要经济的古代，如此狭长而自我生产能力有限的地带恶战，必须有强大的国民经济支持。 华北连接东北的三条通道，在今天有G16通道连接赤峰——通辽——锦州。 熊廷弼离职后，努尔哈赤一面和林丹汗争夺，另一方面在辽西走廊慢慢推进。 辽西战场又崛起了一个读书的将领——袁崇焕。 袁崇焕，出生于1584年，1619年中进士，任职福建邵武知县。这个35岁的正县级干部，不积极搞民生工程，特别喜欢谈论兵法， 夏允彝《幸存录》说：“崇焕少好谈兵，见人辄拜为同盟，肝肠颇热。为闽中县令，分校闱中，日呼一老兵习辽事者，与之谈兵，绝不阅卷。或问之，则曰：士子宜中者，自有命在，随意抽取可也。斯岂执事必敬者乎？” 遇见退伍的老兵时，袁崇焕与其讨论边塞上的事情，所以对边塞的状况比较了解，自认为有镇守边关的才能。 袁崇焕的军事之路非常的特点。 高级知识分子对于军事的了解，一般是“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的书本，袁崇焕是进士，是高等级知识分子，理应读《孙子兵法》等等获得军事知识。 因为这种偏长，知识分子从军多为“谋士”，统兵打仗的军事首长要少的多。 因为喜欢读书，知识分子从军容易纸上谈兵，一个代表是赵括，一个代表是马谡。 1965年12月，毛泽东同哲学工作者谈话中也说：我本来也没有读过军事书。后来读过《左传》、《资治通鉴》，还有《三国演义》等。这些书都讲过打仗，但是打起仗来，一点印象也没有了。 这个？ 努尔哈赤可是把《三国演义》当成军事教科书的！ 毛泽东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从军最缺少的是军事实际。比如，一个士兵急行军需要携带多少干粮？多带跑不动，少带饿肚子。 我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认为骑兵就是“雪白的枣红马乌黑的钢刀”，马踏黄河两岸杀的敌人鬼哭狼嚎。后来，读了一本《八路军骑兵团》的书，才知道骑兵其实有两种：一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骑马打仗，另一种是骑马到达指定地点然后步行参战。这种区别，大体与今天的“摩步兵”和“装甲兵”的区别相类似。 实践，有些时候，真的不能缺少。 和熊廷弼有矛盾的王化贞竟然认为林丹汗可以集结40万军队。 你说，他缺心眼到什么程度？不占领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什么时候能够集结40万军队？ 袁崇焕，经常和退伍老兵讨论边塞状况，了解的未必是全局，但感受是真实的，而且，久战能活的老兵所拥有的实践知识是极难得的。 1622年，熊廷弼倒霉的时候，袁崇焕往京城觐见明熹宗朱由校，御史侯恂破格提拔袁崇焕在兵部任职。 广宁失陷，朝廷商议，派人镇守山海关。袁崇焕得知后，随即一个人往关外查阅地形。回朝之后，袁崇焕上言称：“只要能给我足够的兵马钱粮，我一个人就可以镇守山海关。” 如果，朝廷是一个理智的朝廷，就是缺心眼也不能任命一个从来没有带过兵、打过仗的读书人，这家伙进入政府才三年！ 可是，明王朝一定会重用袁崇焕！ 为什么？简单，明朝末年的士大夫是一群只知道体面而不知道实际的相互攻击的书呆子。 这是一种只允许说大话而不允许说实话的环境。 皇帝的新装？ 问题是，打仗是一个高风险的活，从1619年到1622年，和努尔哈赤恶战的那些人，没有几个好下场的，熊廷弼、王化贞都下了大狱。 真没有几个人主动请缨。好不容易来了一个，他就是胡说八道，也要接受，因为，你不让他去，谁去？你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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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24节 朝廷破格拔袁崇焕为宁前道兵备佥事，督关外军，拨给帑金二十万，并让其招兵买马。 明朝在全国划分为41个兵备道，由正四品的按察司副使或者正五品的兵备佥事担任主官，职责是稳定地方治安，同时又要协助巡抚处理军务，其军事职权主要包括分理军务，操练卫所军队和地方民快，缉捕盗贼镇压民乱，管理卫所兵马、钱粮和屯田，巡视江湖防御等。 明朝的官员，品级要比清朝低一点，按察司正使是三品、按察司副使是正四品，兵备佥事是正五品。 一个县令，一天兵没当，一天仗没打，三年后，担任了军分区司令员——管理的地片比今天的军分区大得多，那个时候的山东仅仅分成三个兵备道。 1622年3月，王在晋经略辽东，商议在八里铺筑山海重关，袁崇焕以为不妥，力争。朝廷命大学士孙承宗亲往视察，6月26日，孙承宗抵山海关，驳回了山海重关之请。孙承宗召集关内外众臣公议，阎鸣泰主守觉华，袁崇焕主守宁远。孙承宗实地考察后，认为宁远乃山海天然重关，听从袁崇焕之议。 1623年春，孙承宗命袁崇焕抚哈刺慎各部，令其移出八里铺至宁远，收复二百七十里——这个是实际路程。孙承宗初令祖大寿筑宁远城，九月又令袁崇焕和满桂前往，袁崇焕定城规模，督祖大寿等建城。1624年，宁远城竣工，遂成关外重镇。 宁远，在哪里？今天的地图是找不到的。 1914年，辽宁的宁远，因与山西、湖南、甘肃、新疆等省之宁远县重名，乃沿用辽时之名改称兴城县。 宁远，也就是今天的兴城，直线距离山海关越230里，东北距离锦州约为120里，东北距离广宁大约300里。 如果以王化贞丢失的广宁相比，袁崇焕守宁远大约后退了300里，如果以熊廷弼退守山海关相比，大约前出了230里。 某种程度讲，袁崇焕前出宁远，非常接近王化贞兵败广宁后的提议：能守多少是多少。 王在晋提议在八里铺筑山海重关，其实是坚持熊廷弼的思想。 这里头有一个疑点：熊廷弼放弃山海关外土地后，努尔哈赤为什么没有跟进？简单，在如此狭隘的走廊里，少留兵容易被吃掉，多留兵就被牵住了手脚。 攻克广宁后，后金的战略要点是锦州，他正好处在走廊的宽广出口——如果把走廊比喻成一个喇叭，山海关是细口而锦州是广口。 袁崇焕能够稳稳当当的跑到宁远270里路程之外修城，王在晋为什么反对呢？ 两个原因：1、修城是一个需要时间的活，半拉子的时候努尔哈赤如果来攻，能发挥作用吗？2、修城需要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一旦完工就要留相当人马坚守。以明朝的实际情况，仅仅依靠边防军是不可能和后金野战军战略决战，而关内的援军的到来是没谱的事情。如果努尔哈赤前来围攻宁远，山海关的守军是前来支援呢还是只管守城？ 1625年，孙承宗与袁崇焕派遣将领占据锦州、松山、杏山、右屯及大、小凌河等地，并修缮城防长期驻守，宁远因此成为内地，开疆复土两百里。 锦州成为宁远的前哨阵地。 努尔哈赤干什么去了？努尔哈赤很忙，林丹汗纠缠住了他的精力。 1625年10月，孙承宗遭到罢免，高第接替其职。高第认为关外一定会守不住，命令军队全部撤出锦州及右屯等地，督屯通判金启倧上书给袁崇焕说：“锦州、右屯、大凌三城都是前锋要地，如果撤兵，已经安居的百姓将再次被迁徙，收回的疆土再次沦陷，关内外经得住几次退守？”袁崇焕也向高第极力争辩：“兵法上说，有进无退，收回的疆土怎么能轻易放弃？锦州、右屯动摇，宁远便会难保，进而使关门失去了保障。这些地方只需要派遣良将守卫，就不需要太多的顾虑。”但高第执意要撤离，并且想要撤掉宁远的军队，但袁崇焕表示宁愿死在宁远，也不愿撤离，高第无法强迫袁崇焕，于是将锦州等地军民尽数撤离，丢弃米粟十余万，在迁徙路上死亡的人非常多，哭声震野，军民怨声载道，袁崇焕于是请求回家为父守丧，但遭到拒绝。同年十二月，袁崇焕升为按察使，正三品。 参加工作才6年，从县令进步到正三品的按察使，确实够快的。 1626年正月，努尔哈赤率领大军西渡辽河，23日，后金军抵达宁远。 经略高第和总兵杨麟拥重兵于山海关，不去救援宁远。 袁崇焕以死守城。 依托西洋巨炮，袁崇焕守住了宁远城，但，面对后金军队攻略觉华岛杀死参将金冠及军民数万人的残酷，袁崇焕也无力救援觉华。 1626年，袁崇焕守住了宁远，只能说挫败了努尔哈赤的进攻图谋，因为他不能反攻，也不能救援觉华。 为什么这样呢？袁崇焕之所以能够守住宁远，一个是坚固的城堡，另一个是西洋巨炮，因为条件的限制，那个时候的西洋巨炮的机动能力非常的有限，而且，巨炮这玩意，在城墙上可以很从容的调整射程，野战可就不那么容易了。 努尔哈赤围攻宁远，“中朝闻警，兵部尚书王永光大集廷臣议战守，无善策。” “议战守”，就是“迎战”或者“防守”，结果“无善策”，就是预测“迎战必败”而“守御也不能持久”。 朝廷看不到希望，拿不定主意，你让高第怎么办？ 按道理，一支军队打胜仗是群策群力的结果。后金是独立建国的敌对政权，战和大计必须出自朝廷——大臣有提建议的权力和义务——作为方面军统帅，高第要统筹全局。在全局紊乱的情况下，袁崇焕和高第发生了战略分歧。 柳河之败后，高第上疏：“自广宁弃后，蓟镇单弱，所赖以内护邦畿、外拒奴虏者，惟榆关为扼要。近闻渡河取败，宜挑选精兵谨防山海。及查关山原设三部总兵，各有所管地方，分布驻防，不意今春夏间，三部兵马尽驱之关外……此何等时也，犹不思护内而防外乎？” 萨尔浒一战，明朝直接损失5万人马和大片的土地，广宁一战，王化贞丢了3万多人马。不到3年，仅仅蓟辽方面就牺牲了8万多军队和配套的战争物资。 广宁战役发起之前，王化贞有6万人，熊廷弼大约是5千人。广宁之后，熊廷弼手里最多3万多人，皇太极可以集结6万人。在这种状态下，野战是一定失败的，防守也是不可能的。在那个时代，因为交通的落后，明朝从关内增援的速度是绝对赶不上皇太极进军的速度。 有些朋友说：袁崇焕守住了宁远，是大胜。 我认为，如果仅仅就宁远一点而论，袁崇焕获得胜利，如果以战局论，袁崇焕是失败者。 原因有二：1、袁崇焕在宁远能够坚守是因为在战争之前一年就修筑了城池，并拥有西洋大炮，如果没有这两点，袁崇焕一定守不住宁远；2、觉华岛陷落的负面影响远远超过了宁远坚守的成功。 因为袁崇焕在历史上的影响力，评论家有意无意的降低觉华岛失守的战略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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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25节 觉华岛位于兴城东南10余公里的海中，呈长葫芦形，面积13.5平方公里，地势南高北低，最高海拔198.2米，海岸线长27公里，是辽东湾第一大岛屿。面积与澳门特别行政区差不多。 觉华岛俗称大海山，在唐宋时代称桃花岛——黄蓉在这里长大？辽金时代称觉华岛。因岛上盛开野菊花——桃花呢？1922年改称菊花岛。经兴城市政府申请，2009年12月15日，菊花岛再次易名为觉华岛。 孙承宗既经营宁远城之筑城与戍守，又经营觉华岛之囤粮与舟师。明广宁失陷后，御守重在宁远城，粮储则重在觉华岛。觉华岛有一主岛和三小岛——今称磨盘岛、张山岛、阎山岛，共13.5平方公里，其中主岛12.5平方公里。 明觉华岛的水师，由游击金冠统领。其作用：一是守卫岛上的粮料、器械；二是配合陆师进图恢复辽东失地；三是策应宁远之城守。 “以筑八里者筑宁远之要害，更以守八里之四万当宁远之冲，与觉华岛相犄角。而寇窥城，则岛上之兵，旁出三岔，烧其浮桥，而绕其后，以横击之。” 觉华岛有两个意义：1、海岛储粮，因为后金没有舟师，海水是骑兵的天然阻挡；2、在努尔哈赤围攻宁远的时候，岛兵游击其后。 觉华岛的粮食储存对于明军来讲是战略性的重要，觉华岛成为明军与后金军的必据必争之地。 1626年正月26日，后金一面派少部分兵力继续攻打宁远城；一面命大部分骑兵进攻觉华岛。武讷格率领蒙古骑兵和女真骑兵，约数万人，由冰上驰攻觉华岛。明军凿冰15里为濠，列阵以车楯卫之。辰时，武讷格统领的后金骑兵，分列12队，武纳格居中，扑向位于岛“龙头”上的囤粮城。岛上明军，“凿冰寒苦，既无盔甲、兵械，又系水手，不能耐战，且以寡不敌众”；不料大雪纷飞，冰濠重新冻合。后金骑兵，履冰驰进，从靺鞨口登岸，攻入囤粮城北门，猛烈厮杀，冲进城中。后金骑兵驰突乱斫，岛上水兵阵脚遂乱。后金军火焚城中囤积粮料，浓烟蔽岛，火光冲天。旋即转攻东山，万骑驰冲；巳时，并攻西山，一路涌杀。后金军的驰突攻杀，受到明守岛官兵的拼死抵抗：“且岛中诸将，金冠先死，而姚与贤等皆力战而死。 此战，明军损失惨重。觉华岛上明军7000余名和商民7000余丁口都被后金军杀戮；粮料8万余石和船2000余艘都被后金军焚烧；主岛作为明朝关外的后勤基地也被后金军摧毁。 后金方面付出的代价是死亡269名。 努尔哈赤的退兵，压根就与袁崇焕无关。高第在山海关不援，觉华岛粮食基地已经毁掉，努尔哈赤还需要进攻宁远吗？只要远远的在那里死熬就可以。 努尔哈赤最终撤兵是因为毛文龙不顾东江镇已经十分艰危的处境，毅然出击袭击后金后方，迫使后金回师沈阳。 毛文龙，1576年2月10日出生于浙江钱塘县。父亲毛伟弃商从儒，母亲沈氏出身杭州望族。 毛文龙“为人落拓不治生产，好谈兵”。三十岁那年，只身北上，经北京走山海关、宁远一带。 熊延弼评价，“管铁骑营加衔都司毛文龙，弃儒从戎，志期灭虏，设防宽叆，凡夷地山川险阻之形，靡不洞悉；兵家攻守奇正之法，无不精通，实武牟中之有心机，有识见，有胆略，有作为者，岂能多得。” 毛文龙以都司之职率兵援助朝鲜，辽东失陷后，从海路逃回。 努尔哈赤攻占辽东初期，汉民抵制情绪非常的大。毛文龙没有跑回辽西参加正面战场，而是在敌后开辟敌后战场——巧得很，316年后，有一个叫毛泽东的人，也是坚持搞敌后抗战。 1621年7月25日，毛文龙侦得镇江城中空虚，与生员王一宁商议，以镇江中军陈良策为内应，率220余人夜袭镇江，擒镇江游击佟养真及其子佟松年等60多人。镇江大捷以后，全辽震动，宽甸、汤站、险山等城堡相继归降毛文龙，一时间“数百里之内，望风归附”。毛文龙因功授副总兵，不久又晋升为平辽总兵。 在这之后，毛文龙就和努尔哈赤搞了没完没了拉锯。整体而言，毛文龙处于下风。1622年11月，毛文龙率众入据距铁山八十里之海中皮岛。 皮岛， 在鸭绿江口东之西朝鲜湾，也称东江。皮岛东西15里，南北10里，岛屿基本不生草木，没有经济能力。但是，皮岛位于辽东、朝鲜、后金之间，北岸海面80里即抵后金界，其东北海即朝鲜，关联三方，位置冲要。今属朝鲜，改名椴岛。 毛文龙依托海岛，在辽东光复地盘，其实力有多大呢？袁崇焕斩杀毛文龙后承认他的军队有2万8千人。 2万8千人的战斗力如何？不好说，但肯定不差，因为孤悬敌后，如果没有战斗力肯定被剿灭了。 根据材料可知，毛文龙在敌后极得民心建立了比较得力的情报网，搞个偷袭斩杀十个八个的敌人是很正常的。对军队战斗力的评价，还有一个相对评价，比如警察的战斗力太一般了，但，如果搞了真正的情报在敌人空虚的时候发起攻击，屠杀臣服后金的政府工作人员，破坏后金的经济那是非常可怕的。 努尔哈赤时代的后金，军队的战斗力非常的强悍，但有一个致命的短板：兵员有限。 1621年之前，努尔哈赤大体是三条战线：林丹汗、明政府、朝鲜。 林丹汗的威胁其实最大。 以努尔哈赤的战斗力砸到那个方向，就在那个方向获得胜利，但，他在那个方向都不敢持久作战，一旦被纠缠住，另外两股力量趁虚而入就能要了他的老命。 毛文龙出乎意料的在东江搞敌后战场，成了钉在牛屁股上的一群蚊子，虽然不要命，骚扰的也受不了。 现实里我们，一百多斤的体重十多斤鲜血，有些时候让一只蚊子或者苍蝇就搞的垂头丧气苦不堪言。 谁不信，谁实践去。 因为本钱短小，努尔哈赤的远征大多是集结主力，也就很难在两个方向作战。我个人理解，这也是熊廷弼放弃山海关外土地后努尔哈赤不敢立即跟进的原因——时刻不敢远离老巢。 那么，袁崇焕的宁远大捷有什么意义？ 这是抗战以来，明政府在正面战场第一次通过血战守住的城池，他鼓舞了军心和士气。 努尔哈赤进攻宁远，经略高第和总兵杨麟“并拥兵关上不救，中外谓宁远必不守。及崇焕以书闻，举朝大喜，立擢崇焕右佥都御史。” 清人评价宁远大捷：“我大清举兵，所向无不摧破，诸将罔敢议战守。议战守，自崇焕。” 自萨尔浒之战，明军是战必败、守必破，跑得快就可以为国家保存一点力量。袁崇焕守住宁远，明军对坚城利炮就有了信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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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26节 只要是累战累败，最终只能是灭亡，只要能够胜利，即使是偶然，也可以寻找必然的条件。 在宁远以外，更筑坚城如何？ 宁远之战后，袁崇焕给朝廷一个战略建议：“陛下以关内外分责二臣，用辽人守辽土，且守且战且筑且屯。屯种所入，可渐减海运。大要坚壁清野以为体，乘间击瑕以为用。战虽不足，守则有余。守既有余，战无不足。” 袁崇焕的战略，简单的讲，就是堡垒推进，并在收复的土地上搞农业生产减少对中央政府的经济需求。 这一年的冬天，辽东巡抚袁崇焕偕刘应坤、纪用、赵率教“巡历锦州、大、小凌河，议大兴屯田，渐复第所弃旧土。” 战略前哨再一次推进到锦州。 袁崇焕再一次讨论占据：“辽左之坏，虽人心不固，亦缘失有形之险，无以固人心。兵不利野战只有凭坚城、用大砲一策。今山海四城既新，当更修松山诸城，班军四万人，缺一不可。” 打不过，只能依靠坚城利炮。 这一年的8月，努尔哈赤病死，袁崇焕派遣使者前往吊唁，以刺探虚实，皇太极遣使回报。袁崇焕想要和后金议和，于是自写书一封再次派遣使者前往。 “崇焕初议和，中朝不知。及奏报，优旨许之，后以为非计，频旨戒谕。” 辽东巡抚袁崇焕在没有向朝廷打招呼的情况下就和皇太极搞议和。刚刚登基的皇太极也想稳定一下。 朝廷最终否定了袁崇焕的议和。 曾经坚定出击的袁崇焕为什么成了明王朝在辽东第一个议和的人？ 1627年4月，袁崇焕上书：“关外四城虽延袤二百里，北负山、南阻海，广四十里尔。今屯兵六万商民数十万，地隘人稠安所得食？锦州、中左、大凌三城，修筑必不可已。业移商民，广开屯种。倘城不完而敌至，势必撤还，是弃垂成功也。故乘敌有事江东，姑以和之说缓之。敌知，则三城已完，战守又在关门四百里外，金汤益固矣。” 袁崇焕的意思是说，我们在山海关之外虽然有几个城，但狭窄的走廊土地出产极少，养不活6万军队和数十万商民，所以，我要将前哨推进到锦州。可是，修城需要时间，最怕的是半途而废，所以，我趁皇太极“有事江东”搞假议和。 袁崇焕，作为文人改行打仗，是极优秀的，但，战略上是极短视的。 林丹汗是在1627年4月西征的，说明这个时候的林丹汗对于后金的牵制作用已经下降，朝鲜和毛文龙是必须珍惜的力量。 袁崇焕以假议和完成修城是战术蒙骗，皇太极以假议和完成征服朝鲜是战略蒙骗。 1627年丁卯正月初八，皇太极对朝鲜宣战，阿敏率领3万余骑渡过鸭绿江，攻占义州，济尔哈朗则率领大军进攻毛文龙驻扎的铁山。毛文龙退居皮岛。阿敏认为皮岛隔海相望，没有水师，无法进攻，而义州则被后金轻易攻取，说明朝鲜防御力量很弱，因此把进攻目标转为朝鲜。 在明军和后金的战争里，朝鲜的立场是支持明政府，但，战场上是每战必败。这一次，阿敏率领大军南下朝鲜，朝鲜和毛文龙同时向明廷告急，明廷命袁崇焕前往救援。袁崇焕派遣水军增援毛文龙，又派左辅、赵率教、朱梅等人率领9千兵力逼近三岔河，以牵制后金军。 朝鲜迫于后金的军事压力，最终和后金缔结了合约，朝鲜历史称之为 “丁卯胡乱”或者“丁卯虏乱”。 在这之后，朝鲜虽然和皇太极的关系有波折，但在1636年之前就袖手旁观了。 1627年5月，皇太极从朝鲜退兵后，率兵直抵锦州，将其包围。赵率教闭城坚守待援。袁崇焕以宁远的兵力不能轻易调动，于是让尤世禄、祖大寿率领精锐骑兵四千绕到大军后面决战，另派遣水军从东面进行牵制，并请求蓟镇等地发兵东护关门。明廷下令调一切可以调的军队——那么远，压根就没用。 尤世禄刚要整备出发，后金军又分兵来攻宁远，袁崇焕坚守宁远。 六月，后金军撤兵，史称“宁锦大捷”。而后金军撤兵时顺道毁坏大小凌河二城。 袁崇焕在“宁锦大战”以后还特为毛文龙请功：“孰知毛文龙径袭辽阳，旋兵相应，使非毛帅捣虚，锦宁又受敌矣。毛帅虽被创兵折，然数年牵制之功，此为最烈。” 据朝鲜记载，毛文龙得知后金兵西向广宁，谓“天下胜败安危在此一举”，分兵八路，王辅李良梅从义州，徐孤臣、曲承恩从昌城渡江，六月初五日，王辅、李良梅等至鞍山驿，为诈降假鞑所诱，入城后多获人畜而出，再入城中，即被包围，六将战死，所率军兵一万八千人尽没。 林丹汗已经西走，朝鲜已经袖手旁观，如果皇太极攻破了宁锦，毛文龙就极孤立。毛文龙一旦完蛋，皇太极就可以专力对付中原，毛文龙在“天下胜败安危在此一举”的认识下，向辽东发起了反扑，仅仅在鞍山驿就损失了1万8千人。 赵率教和袁崇焕分别守住了锦州和宁远，就辽西战场而论，也算的上大捷。 皇太极仅仅毁坏大小凌河二城。 整体而言，大家打平了。 1627年天启去世，崇祯登基，1628年的4月，袁崇焕被重用“以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 这一年的7月，袁崇焕和崇祯搞了亲切的当面交流。 “帝召见平台，慰劳甚至，咨以方略。” 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你给我什么回报？ 飘飘然的袁崇焕就吹牛：“臣受陛下特眷，愿假以便宜，计五年，全辽可复。” 5年，我给你把后金灭了。 崇祯更是一个急性子：“复辽，朕不吝封侯赏。卿努力解天下倒悬，卿子孙亦受其福。” 伙家，你好好干，我给你一个大红包。 “帝退少憩”，正亲切交流呢，皇帝为什么“少憩”呢？简单，上厕所拉屎尿尿去了。 给事中许誉卿，就借这个空档“叩以五年之略。” 你的计划？ 袁崇焕说：“圣心焦劳，聊以是相慰耳。” 他那么急性子，我安慰安慰。 许誉卿反问：“上英明，安可漫对。异日按期责效，奈何？” 皇帝是一个记账的聪明人。 袁崇焕“怃然自失”，感觉不对头，这个时候，“帝出”，上完厕所了，这个急性子让袁崇焕忽悠的兴奋的很。 袁崇焕就抓紧转向：“东事本不易竣。陛下既委臣，臣安敢辞难。但五年内，户部转军饷，工部给器械，吏部用人，兵部调兵选将，须中外事事相应，方克有济。” 你这活不好干，我的，条件大大的要。 崇祯当然答应了。 袁崇焕还给崇祯一个预防针：“恢复之计，不外臣昔年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守为正著，战为奇著，和为旁著之说。法在渐不在骤，在实不在虚。此臣与诸边臣所能为。” 我的战略没有什么了不起，但实施太难了，因为，“至用人之人，与为人用之人，皆至尊司其钥。何以任而勿贰，信而勿疑？盖驭边臣与廷臣异，军中可惊可疑者殊多，但当论成败之大局，不必摘一言一行之微瑕。事任既重，为怨实多。诸有利于封疆者，皆不利于此身者也。况图敌之急，敌亦从而间之，是以为边臣甚难。陛下爱臣知臣，臣何必过疑惧，但中有所危，不敢不告帝。” 我们在前线，有时候比较特殊，难免能有一些不懂事的事，“敌亦从而间之”，请你信任我。 妈的，让他料准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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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27节 崇祯为什么最后疑惑了袁崇焕？因为袁崇焕不但没有力量反攻后金，就是继续坚守宁锦防线都面临巨大的压力。 简单说，袁崇焕是一个蹩脚的战略家。 这袁崇焕刚刚和皇帝见面，前线就乱了套。 “是月，川、湖兵戍宁远者，以缺饷四月大噪，余十三营起应之，缚系巡抚毕自肃、总兵官朱梅、通判张世荣、推官苏涵淳于谯楼上。” 缺饷4个月的军队发生了绑架巡抚、总兵的事情，冲突里“自肃伤重”。 兵备副使郭广初，“躬翼自肃”，说好话搞和谐，弄来二万银两应付，军队不答应，“贷商民足五万”，解决了内乱。 巡抚“毕自肃疏引罪，走中左所，自经死。” 袁崇焕没到任之前，毕自肃是蓟辽方面的最高领导，自杀了。 一般来讲，大国的军队分类比较完整，边防军承担着国防要务，其武器的配备和后勤保障要高于内地的治安部队。当然，边防军的供应相当多时候受限于保障能力条件可能很苦，比如，在朝鲜的志愿军的供应就非常的苦，雪水吃炒面，苦到不能更苦，但这个苦不是政府不努力而是美军的飞机轰炸破坏了供应线。从另外一个角度讲，生活还有一点地区差，比如，上海驻军的生活因为上海本身的繁荣而吃的好一些是可以理解的。 1628年的辽西走廊，经济开发程度非常的低，爱国人士的拥军工作也比较差劲，生活的来源一个是开荒种地——南泥湾——一个就是吃军饷。 因为明政府和后金的仗打的时间太长了，损失的兵员太多了，袁崇焕那个“辽人守辽土”在实践上已经不可能，因为“辽人”的生育能力抵不过战争的消耗，所以，辽西走廊的边防军必须获得内地的兵源补给。具体数量，袁崇焕说“班军四万人”，也就是在社会治安较好而没有边防任务的省区抽调军队“轮戍”。 明朝整个北边，从鸭绿江一直到居庸关，也就是今天的辽宁、河北、山西、陕西、甘肃，还有山东和天津，统统直接受到后金的威胁，明政府只能从南方抽调军队“轮戍”。这一来，出了一个麻烦：南方人来北方有一个饮食习惯问题，还有一个不长于屯田的问题。 南方人来辽宁塞外，生活真的很苦，明政府竟然还拖欠了4个月的军饷。这军人吃饭和老百姓过日子还不同，老百姓还有家庭可以相互帮衬，离家几千里的军人如果没有了军饷，怎么办？ 这一闹，虽然没有酿成大规模的军变，但，也已经到了军变的边缘。 袁崇焕以小聪明解决了军变的危险，然后把目光盯上了毛文龙。 毛文龙在远离祖国的海岛和敌后抗战，为了生存，难免有旧军阀的作风，虚报战功、冒领军饷、横行霸道，为了生存，也可能跑到朝鲜那边搞抢劫，也可能和后金那边搞生意，至于正常的生意往来那就太正常了。 从严格的角度讲，随便拿一条就可以斩杀毛文龙，问题是，生活在正常社会状态里的人不能按照一般的社会规范要求边缘人物，而且是给社会付出牺牲的人物。 袁崇焕其实也背着朝廷秘密和皇太极谈判，之所以如此，就在于有些事情是必须当断则断。 袁崇焕当面对崇祯帝说：“盖驭边臣与廷臣异，军中可惊可疑者殊多，但当论成败之大局，不必摘一言一行之微瑕。事任既重，为怨实多。诸有利于封疆者，皆不利于此身者也。” 军队的生活确实有不同于一般社会的地方。比如，我们的社会强调的是公平和信任，电影《集结号》里团长刘泽水为了掩护大部队撤退，在留下谷子地打掩护的时候，为了让他们血拼到底，给了一个永远没有的集结号的承诺。 多年后，谷子地在刘泽水墓前大哭大闹，难道仅仅是自己的委屈？非也，彻骨的寒冷——连老上级、老战友都如此的蒙骗，这个世界，我信任谁？ 袁崇焕太明白毛文龙所犯的罪过是所有将领都有的通病，他也知道东江很重要，他斩杀毛文龙的真正目的是什么？ 两个字：军饷。 崇祯元年七月份，登莱海防道王廷试造访皮岛，大阅东江兵力，上报朝廷说毛文龙养兵二万八千人。 对于军饷，毛文龙向朝廷的要价是每年40万两白银、40万石米。 明政府已经非常的艰难，一直拖着不给，逼得急了给一点，天启还拿内帑接济毛文龙。 自有东江镇以来，毛文龙、登莱、户部三方就一直在东江镇的额饷问题上扯皮。现在终于有了定数了，二万八千人。 按照明末九边一般的规矩，每兵月饷一两五钱，本色粮饷一石，外加草乾马料等折色，毛文龙终于拿到了他梦寐以求的40万、40万额饷。 全汉升、李龙华《明代中叶太仓岁入银两研究》有明末税收和开支的数字。 1617年，万历45年，收入3890000，支出4219029，赤字329029； 1620年，万历48年，收入 5830246，支出 6086692，赤字256446； 1621年，天启元年，收入7552745，支出 8568906，赤字1016161； 1622年，天启2年，收入4968795，开支5927721，赤字958926； 1623年，天启3年，收入7893137，开支10776982，赤字2883845； 1625年，天启5年，收入3030725，开支2854370，结余176335； 1626年，天启6年，收入3986241，开支4279417，赤字293176； 1628年，崇祯元年，收入7064200，支出 9568942，赤字2504742； 1630年，崇祯3年，收9136357，开支 9500628，赤字364271； 1631年，崇祯4年，收入12249195，开支 11125252，结余1123943； 1634年，崇祯7年，收入12812000，开支 12153000，结余659000； 1639年，估计税收约2000万； 1642年，估计税收约2300万。 1617年，万历45年，收入3890000，支出4219029，赤字329029； 全汉升、李龙华《明代中叶太仓岁入银两研究》的材料，在万历元年，也就是1571年之前，明政府的正常税收一般不超过200万两，从1572年到1617年，明政府的税收一般在300万两以上或者400万两以上。 万历一朝，是明政府税收明显加大的阶段，其税收的增加，重要是对手工业增加税收。万历征收工商税引发了抗税风暴，并被相当一部分人认为，万历的政策为明朝的灭亡提供了根基。 我绝对不能接受这种观点。 任何社会只要正常发展，必定产生两个推导：1、政府工作人员的薪酬必须提高；2、社会管理成本一定增加。 比如，海南建省后，在行政管理体制上，不设地区层级，市、县由省直接管辖。那么，是否可以向全国推广呢？就现阶段是不太可以的，因为海南的面积和人口，其实仅仅相当于一般省份的一个地级单位。 大多数省份之所以有地级单位，一个是省级单位的管理能力，另一个是省级单位的平衡能力。比如，紧急救灾，在地级范围开会的时效性肯定超过全省范围。 行政区划，在整个世界范畴都是越划越多。 社会的进步，必然出现更多的矛盾，政府的管理就越复杂，开支必然增多，比如，封建时代的地方领导是兼职的法官，而新社会有了完整的公检法系统，国家的管理成本必然增加。 举一个非常现实的例子：在小车已经普及进千家万户的时代，我们不能要求公务员骑自行车去办公。 这不是节俭，这是偏执的社会反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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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28节 任何社会的进步，带来的必然推论是政府税收增加，而税收的增加，一个是提高税额，另一个是开辟税源。 古代中国的主要税收是土地税和人头税，这二者的征收的成本管理最简单：地亩一般不能隐瞒，人口一般也不能隐瞒。不过，这两个税的致命缺点是很难增加，土地的数量和农业产出，在相当阶段是比较稳定的。 明朝中后期，伴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中国东南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也就出现了富裕的工商业者。 商品经济的繁荣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对于封建经济本身而言，固然有否定的一面，但，因为二者都属于私有制，资本主义的经济其实是在封建经济的母胎里产生，二者并没有不可调和的经济矛盾。 地主希望发财，资本家也需要发财，二者的区别是发财的手段而不是发财的目的。 资本主义萌芽，因为资本无孔不入的特点，对于“自由”——资本投资和生产的自由——有着必须的追求，反映在政治上，对于封建的专治有着不可调和的斗争。 资本与封建的斗争，当然是社会的进步，这是大方向，但，资本既然是社会生产，就必须纳税，这也是社会的必然。 万历皇帝，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个非常热点的讨论，就是派出矿监、税监对工商业者征税。 过去的历史研究，特别是封建时代的历史研究，因为“笔杆子”掌握在士大夫手里，宦官被贴上反动的标签，万历竟然重用太监收税，几乎不需要讨论就给于否定。 万历年间的反矿监斗争，其实是两个方面：1、该不该收税？税收的合理负担是多少？2、万历为什么派出宦官收税？ 工商业者应该交税，这是一个必须承认的大前提。 因为牵扯到个人的利益，工商业者反对征税也是可以理解的大前提——主动交税就太扯淡了。 不过，工商业缴纳税收，和土地税相比，有一个技术麻烦：缴纳的比率。 在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今天，各种商品的税收比率是不同的，这种比率是长时间经济生活总结的规律，在资本萌芽阶段当然没有这样的科学管理。 征税的技术手段短缺和工商业者必然的逃税倾向，碰上了与工商业生产有密切关系的士大夫集团——《红楼梦》里四大家族的薛家和士大夫集团就有密切的关系，王熙凤也偷偷摸摸放高利贷——明政府的征税遇到空前的反抗。 万历年间反矿监的市民运动，其构成是城市中的封建知识分子、手工业者和商人，其关键就在于知识分子。因为中国的封建士大夫和工商业者有着复杂的联系，所以，东林党为代表的士大夫集团，就反对封建政府的“暴征”方面有积极的意义，但，因为他们自身的利益，所以，他们又带有对抗政府正常税收的历史反动。 税，是要交的，关键是度。 因为士大夫与工商业有太密切的关系，因为工商业生产和土地生产的确定性不同——土地税的征收的技术手段是“计亩征税”——政府很难确定性的知道工商业生产者非常科学的税收标准，这样一来，地方政府就有了伙同工商业者蒙骗中央政府的技术可能。 有一个叫孔尚任的人，写了一本《桃花扇》，把明朝灭亡的原因归给朝廷和“魏家种”的腐败，把正义的标签给了“复社文人”。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讨论的话题：复设文人侯方域，竟然能够频繁出入秦淮河畔一等一的歌舞厅，还睡了天下最知名的妓女，请问，钱从何来？ 关于矿监斗争的材料，几乎都是由文官们留下的。在对矿监税使的问题上，文官、宦官几乎是壁垒森严。文官对这一现象的批评，既有实事求是的揭露、忧心忡忡的警告，也有捕风捉影的猜测乃至夸大其词的渲染，这就需要对各类材料乃至同类材料进行排比分析，去伪存真，尽可能地揭示事情的真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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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29节 明初就曾设个别的宦官核实税务，到万历时宦官们已控制了各地的税务机关。宦官们用增税、滥税的方式大肆搜括银两，在沿江、沿河、道路桥梁处都设置了重重关卡收税，而且多多益善。多如牛毛的税收使商家已无利可图，商家纷纷停产，经济几乎陷入停滞。 明中期后，矿冶采炼业需求增多，获利甚丰。万历年间全国的矿厂几乎都由宦官控制。宦官们及其随从出任矿使后往往与地方地痞无赖相勾结，在地方上欺压官民、掠夺富户、为非作歹。并把掠夺的巨额税额私自截留，中饱私囊。有人统计，万历二十年到三十三年，矿使向国库上缴银两三百万两，私自截留所得八九倍于上缴之数。矿监肆无忌惮地盘剥，经常激起正直官吏、倾家荡产的富户及无以为业的贫民的变乱。 为什么出现如此极端的现象，就在于代表新兴工商业者的那部分士大夫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压根就不管国家的财政不肯合理交税，皇帝面对士大夫集团的集体蒙骗，无可奈何之际只能依靠宦官去收税。 很多人说：宦官收税贪腐？ 我说：有几个士大夫不贪腐？ 从皇帝的角度讲，宦官无论如何贪腐，因为没有宫廷外的老婆孩子，钱总是在宫廷内流动，所以，皇帝对宦官感觉更亲。 张居正死后，士大夫集群对于工商税的抵制，不仅仅表现在拒绝征收方面，极限到管理政府税收的户部竟然不肯将工商税纳入国库。万历没有办法，也就顺势把工商税收到内库。这就是所谓的万历贪财之迷。而实际上，万历三大征所用的钱，主要是内库的工商税。 可是，到了1620年，也许更早一点，因为我没有查到1619年的明政府的税收材料，明政府的税收从1617年的3890000两激增为1620年的1620年的5830246两，可是，仍然赤字256446两。 为什么呢？ 明政府和后金的战争开支之大，不是一般老百姓能够理解的。 明初，边防军的军饷来源于屯田。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增长，屯田必然被破坏——中国古代历史的屯田都是发生在战乱之后人口稀少的时期，政府就必须给予军饷补助，称之为年例银。正统时，诸边的年例只有22万两。到万历时，年例便增至380万两。 请注意，仅仅军队的年例银，在万历时就已经超过了明政府全年的农业税收入，万历弥补财政赤字的办法只能是征收工商税税。 辽东战事一起，军费开支陡然加大。 1619年，杨镐指挥11万军队进攻努尔哈赤，为了保障后勤，户部尚书毕自严在编外增设户部侍郎一人，兼右佥都御使，出督辽饷。明政府为了保障辽东的军粮，从登、莱海运到娘娘宫登陆，然后陆运到广宁、辽阳，每一石军粮费一金。 军粮自身的价格姑且不论，仅仅运费就已经吓死人。 毕自严深刻感受军饷的窘迫：“即令东师长伏穴中，不向西遗一矢，而我之天下已坐敝矣。” 就如此巨大的军费开支，不用打仗，就可以拖垮明王朝。 萨尔浒之战损失巨大，明政府要补充边防军，要补充军械，要修建城池，要这要那的，没有钱，工商业的税收也已经遇到巨大的抵制，万历没有办法，只好征辽饷。 辽饷始征于万历46年(1618年)，主要用于辽东的军事需要。到48年止，全国除贵州等少数地区外，平均每亩土地加征银九厘，计520万零62两。 仅仅3年，征收的军饷就已经超过了万历之前每年农业税的两倍。 从万历46年4月到天启元年，前后不到4年时间，辽饷用银即达1720万两，平均每年支辽饷400多万两。前三次辽饷加派共九厘，合计加征银两480多万两，其中扣除北直隶和地方其他用途，尚余300万两不到，而山海关一地，即年需支银400万两。因而辽饷一项，已经弄得全国民不聊生。 作为一般的将领和民众，往往看重民心士气，到了蓟辽督师袁崇焕这个级别，领兵打仗已经不是很重要的事情，关键就是催饷、催粮。 袁崇焕已经深刻的感受到明政府极端吃力的财政。 崇祯四年(1631)，崇祯又把田课由九厘提高到一分二厘，派银667万余两，除兵荒蠲免，实征银522万余两，另加关税、盐课及杂项，共征银740万8298两。 民众不可能不造反，因为交税是应该的，如此的沉重是无论如何不能承担的。 在这种情况下，1629年，袁崇焕就想降低对毛文龙的军饷供应。 1629年，袁崇焕以东江虽然能牵制后金军，但毛文龙耗费的钱粮实在太大，上书请求朝廷派人来管理毛文龙部的军饷。毛文龙反对文官监管，于是上书争辩。 袁崇焕这个人，有一个非常致命的性格缺陷：怄气。 袁崇焕的这种怄气特点，往往会因为枝节纠纷而不管不顾。 怄气的袁崇焕斩杀了毛文龙，“虑其部下为变，增饷银至十八万。然岛弁失主帅，心渐携，益不可用，其后致有叛去者。” 到了这个时候，袁崇焕又清醒了，给皇帝讨价：“东江一镇，牵制所必资。今定两协，马军十营，步军五，岁饷银四十二万，米十三万六千。” 皇帝很奇怪，“颇以兵减饷增为疑”，可是，原本答应信任袁崇焕，于是，“以崇焕故，特如其请。” 袁崇焕“在辽，与率教、大寿、可刚定兵制，渐及登、莱、天津，及定东江兵制，合四镇兵十五万三千有奇，马八万一千有奇，岁费度支四百八十余万，减旧一百二十余万。” 袁崇焕执掌蓟辽之前，常规军饷是120万两，斩杀毛文龙之后，管理15万3千多军队，每年的军费是480余万。 问题在于，袁崇焕到了蓟辽，除了在锦州修城之外，没有收复一寸土地。崇祯真的很痛苦，但，因为袁崇焕已经掌控了明政府最大的野战军，崇祯只能委屈自己而不敢招惹袁崇焕，“帝嘉奖之”——就是巴结。 任何一个领导人，之所以成为领导人，都有一个根本依托，或者是上级的垂爱，或者是财力投资，或者是枪杆子里头出政权，不管是哪一种依托，集团的老一都不肯丢失核心依托的控制权。 作为帝王，左手拿钱管理天下，右手拿枪震赫天下，在特定状态下勉强可以转移一个，但绝对不可以两个依托统统交出去。袁崇焕是1619年才考取进士加入明政府，如果不是因为主动请缨守了宁远，袁崇焕要进步为高级领导人还需要相当的时间。 为什么会有怀才不遇？除了各种各样的偶然外，最重要的是领导的信任——或者是民众的信任——信任，其实是两个方面，一个是能力信任，一个是忠诚度信任。 守住了宁远的袁崇焕，获得了整个社会的能力信任——是一个能打仗的人。 可是，袁崇焕对大明朝是否忠诚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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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30节 刚刚登基的崇祯对于袁崇焕是信任的，既信任能力，也信任了忠诚度。 袁崇焕没有珍惜崇祯的信任。 首先，袁崇焕给了崇祯一个“五年平辽”的画饼。 崇祯是明政府的最高领导人，袁崇焕是督兵关外的野战军司令员，二人之间的交流不是“白发渔樵江渚上、一壶浊酒喜相逢”，而是最高国家战略的交流，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会深刻影响国家的整体走向。 崇祯是一个急性子。 崇祯二年，刚刚就任顺天府尹的刘宗周就批评崇祯的这一缺点：“臣伏见陛下励精求治，宵旰靡宁。然程效太急，不免见小利而速近功。” 刘宗周还明确批判崇祯的军事政策：“夫今日所汲汲于近功者，非兵事乎？诚以屯守为上策，简卒节饷。” 刘宗周的战略防守与崇祯的“急功近利”针锋相对。感觉到崇祯“圣心焦劳”的袁崇焕贸然提出“五年平辽”的承诺而“聊以是相慰”崇祯。 不管你是什么出发点，这是当面蒙骗领导人。 被“迎合”的崇祯竭尽一切可能满足袁崇焕的条件。 简单的说：因为袁崇焕的贸然承诺，崇祯帝把国家复兴的希望全部压在了辽东，压在袁崇焕的身上。正是这种能力信任，整个明政府的运转都是为辽东战事服务。 崇祯赌上了国运。 崇祯对于袁崇焕的信任，非常类似1950年10月毛泽东对于彭德怀抗美援朝的信任。 可是，袁崇焕不是彭德怀。 督兵关外一年多的袁崇焕，除了在锦州那个地方修了几个城池之外，不能得辽东寸土。而且，为了在锦州筑城排除皇太极可能的骚扰，袁崇焕私密和皇太极搞了议和——这可以理解为战术手段——结果，皇太极全心全意震赫了朝鲜斩断了明朝一臂。 如果袁崇焕不搞和议，皇太极可能不敢全力去震赫朝鲜。 然后，袁崇焕斩了毛文龙。 也许毛文龙该杀，问题是，为什么杀了毛文龙之后袁崇焕一个劲增加皮岛的军饷呢？ 袁崇焕说，毛文龙的军饷开支有猫腻，请求中央政府派文官监督。 斩杀了毛文龙，那就应该降低皮岛的军饷啊！ 这袁崇焕斩杀毛文龙还增加军饷，一个理解是，袁崇焕和毛文龙不团结，一个理解是毛文龙的存在“掣肘”了袁崇焕。 在斩杀毛文龙之前，袁崇焕已经“矛盾”了满桂。 排挤满桂，从任何角度讲，都不能说袁崇焕对皇帝是“无保留的忠诚”，退一步讲，就是满桂非常的差劲，也说明袁崇焕没有“团结干部的能力”。 没完没了的要钱、丢了朝鲜、排挤了满桂、杀了毛文龙，伴随着寸土不得，崇祯不可能对袁崇焕的忠诚度有疑心。 坦白的说，任何人都必须有疑心。 即使心态最宽和的领导，对于袁崇焕的理解，也只能是一个“跋扈或者任性或者心胸狭隘的将领”。 性格有缺陷，是袁崇焕客观的缺点。 崇祯坚持着对袁崇焕的信任。 可是，斩杀毛文龙之后3个月，意外出现了己巳之变并导致了袁崇焕下狱和被杀。 己巳之变又称后金攻明京畿之战，是1629年（明崇祯二年、后金天聪三年）十月至1630年（明崇祯三年、后金天聪四年）正月，在明朝与后金的战争中，后金大汗皇太极率军突袭北京以及明军阻击后金军的历史事件。 林丹汗西征后，其留在察哈尔的余部力量非常的弱小。1628年2月，皇太极亲率精骑在敖木伦闪击林丹汗留守的多罗特部落，俘获1.1万余人。 后金击败察哈尔蒙古，为皇太极绕道蒙古、直接进攻明政治中心京师创造了条件。 蓟辽督师袁崇焕对后金绕道蒙古进攻北京的举动已有所料。他向崇祯皇帝上疏：“臣在宁远，敌必不得越关而西；蓟门单弱，宜宿重兵。” 这里的蓟门，泛指专防蒙古保卫北京的蓟州镇。蓟州镇总兵驻蓟州，即今河北遵化东的三屯营，所辖长城东起山海关，西抵居庸关。 林丹汗不西去，皇太极只能通过辽西走廊进攻明朝——跨海远征是不可想象的。天启年间根本不用担心防线被包抄，所以才把关宁锦修得跟马其诺似的，但蒙古一完蛋，包抄就成为可能，这不是中原王朝能控制的。 但是，崇祯登基后，竟然眛于大战略，撤掉了对于蒙古的互市，这不但重创了林丹汗，而且引发了明王朝和林丹汗的直接大规模军事冲突。 崇祯帮助皇太极重创林丹汗，为皇太极绕道蒙古包抄北京提供了条件。 不作死，一般不死。 袁崇焕又上了一道奏疏：“惟蓟门陵京肩背，而兵力不加。万一夷（指蒙古）为向导，通奴（指后金）入犯，祸有不可知者。” 袁崇焕虽然眼光很准，可，袁崇焕忽略了崇祯的艰难，他供应袁崇焕的辽东就已经捉襟见肘了，实在没有更多的力量加强蓟州镇了。 崇祯，当然还有侥幸的心态。皇太极绕道蒙古，路途遥远不说，且是高原地带，非常不适合大部队开进，人员、粮草供给都非常严重。 可是，崇祯忽略了一个要命的问题，朝鲜已经臣服于后金，崇祯已经彻底得罪了林丹汗，袁崇焕已经斩杀了毛文龙。 皇太极绕道蒙古当然灭不了大明，但可以破坏经济并抢劫一票。 1629年10月初2，皇太极取道蒙古，以蒙古喀喇沁部骑兵为向导，亲率八旗大军，避开袁崇焕防守的关宁锦防线，绕道蒙古地区，进攻北京。 10月26日，八旗军东、西两路，分别进攻长城关隘龙井关、大安口等。当时蓟镇“塞垣颓落，军伍废弛”，后金军没有遇到任何强有力的抵抗，10月27日从喜峰口破口，破口之后，直趋京师地路线只有一条，就是从喜峰口到遵化、从遵化到蓟门、从蓟门到三河、最后是通州，然后直抵京师城下。 然而，27日后金军大举进入边墙后，遵化和三屯营两个重要地军事要点就已经暴露在后金军地兵锋之下，但28日全天，后金军只行进到距离喜峰口20里远地汉儿庄，后金各部均诡异的停止了前进。 脱离老区千里跃进的皇太极为什么突然勒住了马缰？ 皇太极绕道远征，最怕的应当是两点：1、明王朝的防御体系是否完备？在边关寻找薄弱点突破并不困难，如果崇祯是一个极有战略的家伙就麻烦了；2、袁崇焕是紧急勤王呢还是围魏救赵？ 如果，崇祯是一个懂兵法的人，拼上北京城外被蹂躏，命令袁崇焕对攻广宁切断皇太极的后路，皇太极就只能紧急撤退。 我个人理解，皇太极诡异的勒马大约是故意恐怖一下崇祯帝。 30日，皇太极兵临遵化城下。遵化在京师东北方向，距离京师300里。 11月初1，京师戒严。 袁崇焕如何选择？第一，不等皇帝的圣旨而围魏救赵。这个可以重创后金，但，坐视皇帝生死于不顾的政治责任太重了。第二，如果皇太极残破了京城的经济，自己的野战军又能够支持多长时间？ 于是，袁崇焕紧急勤王，而且，图谋把皇太极阻截在京东重镇遵化。袁崇焕急令平辽总兵赵率教率四千兵马，驰救遵化，走抚宁、迁安这条路线赶往三屯营。要他务必在后金走完从喜峰口到三屯营地50里路前，跑完这条260里路，抢在后金头里冲过即将闭合的封锁线，直接进入遵化城进行防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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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31节 袁崇焕在辽东虽然拥有15万多军队，但分布在广阔的地域防守，突然闻警，紧急出动的也只能是机动部队。距离北京最近的赵率教带领4000骑兵立即开动向遵化驰援。 赵率教“三昼夜抵三屯营。总兵朱国彦不令入，遂策马而西。十一月四日战于遵化，中流矢阵亡，一军尽殁。” 赵率教的军队虽然是骑兵，野战是打不过旗兵的，不但是兵力悬殊，而且三昼夜疾行260里，基本就没有了战斗力。 如果进城坚守，那是另外的讨论。 失去救兵的遵化城陷落，士兵投降，巡抚也死于乱军之中。朱国彦全家自杀。 朱国彦，是忠臣，他不可能不知道遵化城防的薄弱，他为什么不放赵率教进城？ 不闻宣召边军进京，是绝对的死罪。如果朱国彦挡不住皇太极，他是能力不够，殉职而死还可以一个忠臣，如果他放边军入城，即使挡住了皇太极，他丢掉的可能不是生命而是政治蒙羞。 皇太极突然出现在遵化，赵率教也突然出现在遵化，就是多么缺心眼的人，也绝对不敢放赵率教入城，除非，他们有特殊的友谊可以相互信任。 后金军歼灭赵率教的军队后，一反四天来按兵不动地态势，主力迅速西进。初三凌晨，后金军抵达遵化城下，城内的内应立刻打开城门引后金军入城，明巡抚王元雅自杀殉国。同时后金军还对三屯营发起了攻势，并在一个时辰内破城，封闭了后路侧翼的战线缺口，并随即向西发展，沿着赵率教的来路疾行而进。 11月初4，后金军两天两夜强行军西进一百里，攻陷迁安，兵锋威胁永平、抚宁。这时袁崇焕已经率领关宁铁骑入关，他顾不上右翼正受到威胁的永平、抚宁，取道昌黎、滦州，直奔宝、香河而去。初7日，后金军破三屯营。明朝丧失了将后金军堵在遵化的机会。皇太极命留兵八百守遵化，亲统后金军接着南下，向北京进发，逼近蓟州。这时，袁崇焕亲自带领九千兵马，急转南进，实施其第二步想法就是把后金的军队阻截在蓟州。 袁崇焕于十一月初五日，督总兵祖大寿、副将何可纲等率领骑兵，亲自疾驰入关，保卫北京。至此，袁崇焕在关外的三员大将——赵率教、祖大寿、何可纲，全部带到关内，可见袁崇焕已经下定决心，不惜任何代价，誓死保卫京师。十一月初九，袁崇焕到了蓟州顺天府。初十日，袁军驰入蓟州。蓟州是横在遵化与通州之间的屏障，距离北京东郊通州约140里。袁军在蓟州阻截，“力为奋截，必不令越蓟西一步”。十一月初十，袁崇焕上疏崇祯帝说：“我们进入蓟州让兵马稍微休息一下，细致地侦察一下敌我形势，然后严格注意后金军的动向，奋力阻截住他们，一定不会让后金军越过蓟西”。 皇太极知道袁崇焕在蓟州阻截他，并未与其交锋，潜越蓟州。十一月十四日，袁崇焕的斥候侦察到后金军大队潜越蓟西。这样袁崇焕在蓟州拦截皇太极军队的计划落空了。 袁崇焕在蓟州拦截失败后，并没有选择直接往西尾随追击后金军，而是往位于蓟州西南的河西务。十一月十六日，袁崇焕的军队到达河西务。河西务在天津和北京之间，大约离北京120里，位于三河西南、通州东南。这时候皇太极军队已在通州附近，他选择了绕过通州，直奔北京。 十一月二十日，八旗军兵临北京城下。 这个时候，保卫北京的除了城上的卫戍部队，还有城外勤王的大同总兵满桂和宣府总兵侯世禄的部队。 京门初战首先在德胜门外打响，皇太极亲率满蒙骑兵向满桂和侯世禄的部队发起猛攻。侯世禄兵被击溃，满桂率军独前搏战。城上明兵，发炮配合，但误伤满桂官兵，死伤惨重。满桂身上多处负伤，带败兵一百多人在城外关帝庙中休整。第二天，守军打开德胜门的瓮城，供满桂的残兵休养。 袁崇焕指挥9千骑兵和满蒙骑兵恶战，挫败了皇太极的谋划。 11月23日，崇祯帝于紫禁城平台召见袁崇焕、祖大寿、满桂、黑云龙等，袁崇焕向崇祯帝提出，连日征战，士马疲惫不堪，请求援引满桂所部进入德胜门瓮城的先例，准予所部官兵进到城内，稍事休整，补充给养。崇祯帝拒绝了他的请求。 袁崇焕军只得继续在北京城外露宿，同皇太极军进行野战。 11月24日，皇太极因在广渠门作战失利，发表“养精蓄锐”的话语后，移军南海子（南苑），在此一面休养一面牧放马匹，伺机再攻。 27日，双方激战于左安门外。皇太极对袁崇焕不能战胜，便施用“反间计”，陷害袁崇焕。 在广渠门之战前后，袁崇焕率领的关宁军多次要求入城休整，均未获得允许（勤王援军不入城城下作战是明朝规定），在面对敌人数千兵力的情况下，与后金军交战，在京营出击接应的情况下，击退了后金军。这时袁崇焕急不可待地要入城“议饷”。 北京九门戒严，城门禁闭。城上用绳子吊一个筐子下来，袁崇焕就坐在筐子里被提到城上。袁崇焕到了平台之后，崇祯皇帝严肃地坐在那里，没有议军饷，而是下令将袁崇焕逮捕。 总兵祖大寿见袁崇焕遭下狱，率师1.5万人离京东返，后因孙承宗调度有方，才停兵待命。 援军军心动摇，总兵祖大寿还师宁远。皇太极乘机夜袭卢沟桥，斩明军副总兵申甫以下约7000人。 崇祯帝听说各路兵败，准备撤出京师，被朝臣劝阻。此后，充任文武经略的尚书梁廷栋及满桂相继败于西直门、安定门，满桂、孙祖寿战死。明总兵马世龙受命指挥各路援兵，保卫京师。后金军见此次南下目的已经达到，于次年正月连克通州、迁安、遵化、滦州诸镇北归。 袁崇焕的被杀，压根就与朝廷大臣的中伤无关，也与皇太极的反间计无关。 崇祯之所以杀袁崇焕，原因有三：1、皇太极绕道蒙古进攻北京，以铁的事实证明袁崇焕“五年平辽”的不可能，那么，或者是袁崇焕的能力不够承担这种巨大的战略任务，或者袁崇焕原本就是一个骗子，几百万的银两投入和毛文龙的人头，说明，袁崇焕绝对不可使用了；2、崇祯放弃了对袁崇焕的信任；3、几百万两银子的投入和北京城外被蹂躏的残酷，必定有一个人来承担责任——除了袁崇焕，还有谁更加恰当？ 关于己巳之变和袁崇焕有几个问题的细节必须搞清楚。 袁崇焕的责任战区与后金长城破口的关系。 袁崇焕的职务是蓟辽督师，督辽、山海关、莱登、天津防务，而蓟州为蓟辽总督刘策的防区。 从战区划分讲，后金长城破口其实与袁崇焕毫无关系。 所以对于破口的责任，事实上朝廷也根本就没有给袁崇焕定罪，处罚的是刘策。 “督师袁崇焕上疏引咎得旨。卿治兵关外，日夕拮据而已分兵戍蓟，早见周防。关内疏虞责有分任，既统兵前来其一意调度，务收全胜。不必引咎 。”《崇祯长编》 这是在入援后，袁崇焕上疏引咎。崇祯的圣旨也交待得很清楚，袁崇焕是负责关外的，关内疏虞自有责任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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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32节 崇祯给关内的责任人刘策的圣旨：“谕刘策专责，道臣许如兰。严督将领分守各口，据险堵拒。以匹马不入为功，若纵入内地以失机论。”《崇祯长编》 讲得很清楚，以匹马不入为功，否则论失机罪。 崇祯三年正月，崇祯兑现了他的圣旨，刘策因失机罪被处死。 “庚寅，以失机逮蓟辽总督刘策、总兵张士显，于狱论死。”《崇祯长编》 袁崇焕给崇祯一个“五年平辽”的承诺，他的责任不是防守而是进攻，保卫北京的安全是蓟辽总督的责任。 袁崇焕紧急勤王，是奉了政府命令的。 “大清兵至大安口，兵部尚书王洽疏，言臣先以书约督师袁崇焕，令祖大寿、赵率教伏兵邀击。今两路分入，如入无人之境。请旨严饬。” 袁崇焕对战区内军队的各项调动，均向朝廷作了汇报。 崇祯皇帝对袁崇焕的迅速入援的速度也给予肯定。 “谕兵部。袁崇焕入关赴援，闻住师丰润与蓟军东西犄角。朕甚嘉慰，即传谕崇焕多方筹画，计出万全，速建奇功以膺懋赏。” 后金军突然的大举进攻，威胁京畿，崇祯帝乱了方寸。得知袁崇焕紧急勤王，“朕甚嘉慰”，而且谕袁崇焕调度各镇援兵，相机进止。 崇祯认为，袁崇焕还是比较能打的，所以，就把统一指挥勤王军队的权力交给了他。 关宁军入援后，除了驰援遵化的赵率教部因中伏而全部损失外，其余交战均取得胜绩。 这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袁崇焕的部队固然战斗力在明军里比较突出，论野战能力还是比不过后金的部队，为什么能够接连胜利呢？ 我个人理解，后金军绕道蒙古破口而入，其目的是抢劫和破坏，这种脱离老区的外线作战，最忌讳的就是被强军磁石吸引，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明朝的勤王军队会越来越多。 保持强大的机动能力并抢劫粮食是后金军队的第一原则。 皇太极在蓟州遇到严阵以待的袁崇焕，知道强攻不能速胜，为了保持机动性选择了绕道潜越。 绕道蓟州的后金军队彻底脱离了补给线，必须完全依靠抢掠来维持大军的给养。 后金军队潜越蓟州与袁崇焕脱离接触后，袁崇焕就变得非常的艰难，他的选择大体有三种：1、跟在皇太极的屁股后面纠缠；2、不管皇太极的鸟事，直赴北京严阵以待等皇太极；3、抢占河西务。 第一种选择最危险，跟在屁股后面纠缠弄不好就被打了伏击——赵率教的下场何等可怕。 第二种选择在政治上最保险，不过，缺点是有任由皇太极抢劫之后扬长而去的风险，特别是皇太极有抢劫河西务的可能。 河西务位于今武清区北部、北运河西侧，南距天津市区60公里，北距首都北京60公里。 河西务地处京津之间，本身拥有特殊的地理优势，元朝定都北京后，因为运河的漕运，河西务地位陡增。 唐宋时期，随着人口的增长，北方的人均耕地越来越少，商品粮不能满足首都的军民生活需要，南粮北运不仅仅是维系帝国管理的行政需要，而且是首都民众维持生活的必须。 在河西务榷税究竟始于何时，目前尚无从考证。查新版《武清县志》，元世祖忽必烈中统四年（1263），有在"河西务一带设养马场数处"的记载，这是最早见到的"河西务"称谓。此后置屯田卫、驻漷州治，穿河西务河，设驿站和漕运使司等等，河西务的名字才随处可见。由此推测，河西务税关应该是在宋元之交设立的。所以，河西务榷税始于元初便成了通用说法。 至十三世纪中叶，元朝统一中国，并定都北京，通过疏浚开凿、裁弯取直，将北运河一段正式纳入京杭大运河主流。河西务由此一跃而成了出入京师的水旱码头，河西务税关的地位也日趋重要，逐渐成为户部直属的税收机关，称"务关"。因当时已通行用货币纳税，故又称"钞关"。 明成祖迁都北京后，河西务地位更高。永乐年间的文人蒋一葵在《长安客话》中记载：“河西务，漕渠之咽喉也。春夏之交病涸，夏秋之交病溢。滨河建有龙祠，以时祭祷。两岸旅店丛集，居积百货，为京东第一镇。户部分司于次榷税。”明宣宗宣德四年（1429），户部将天津钞关移至河西务，并被升格为户部分司。按明朝规定，凡进京商船均需在河西务钞关领取红单，到北京崇文门后再凭单缴纳捐税。明隆庆六年，1572年，河西务始建设砖城。 金军突然绕道蒙古到达蓟州，这是大明历史从来没有的事情，在那个资讯非常落后的时代，行驶在运河上的千千万万的船舶装载着南方的粮食和物产按照既定的节奏而北上。 打仗的将军有时候真的很难。面对金军可能到河西务劫粮的危险，袁崇焕一个简单的办法就是紧急军情河西务，让那里的粮船沿河南撤。问题是，如果粮船南撤，北京如何供给？最要命的是，紧急勤王的各路大军如何吃饭？ 皇太极可以抢，袁崇焕不可以。 对于袁崇焕而言，不让后金抢到漕粮，获得补给，是获胜的一个关键要素。后金南下至通州并抢掠了牧马场时，关宁军采用直接向南护粮的行军路线，是绝对正确的选择。 此时处于通州的后金仍然没有抢到足够粮食，大军的补给仍存在问题。 随即同关宁军进行的广渠门之战失利，后金退向良乡，大军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补给问题，甚至依靠打猎来解决粮食问题。 “大兵西趋良乡，经海子而南。且猎且行。克其城，遂驻军。赏来降房山生员三人”《清史稿》 请注意，这里的“且猎且行”的“猎”不是打猎野生动物，北京城附近没有那么多的野兔充当军粮，这里的“猎”就是抢劫。 可见严重缺粮的后金军十分困顿，一边行军一边抢劫。袁崇焕的围堵战术初见成效，形势对皇太极越来越不利，因为外线作战最担心的就是持久作战和供应断落。皇太极始终没有解决大军的补给问题，已经出现了粮草短缺。 这个时候，京城出现了针对袁崇焕的流言。 “督师以祖帅战城南，胜之。崇焕先杀毛文龙，文龙私人在都者已广布流言。及东兵（即建奴）入，每扬言曰：“袁督师约我来耳。”都人啧有繁言。督师又请罗城休兵，谗口益力。” 攻击袁崇焕的流言来自于4个方面：1、毛文龙系统——政敌攻击；2、皇太极的反间计；3、金军对京畿重地的大破坏，损害了在这个地方有房产、地亩的朝廷重臣的利益，这些人对袁崇焕非常的愤怒，往死里攻击；4、袁崇焕违背明政府的铁规矩，“督师又请罗城休兵”。 袁崇焕从前线紧急勤王，当然获得了崇祯帝以及立场中立的朝廷权贵的欢欣鼓舞——这些家伙没有政治远见，最关心的是自己的身家性命，袁崇焕的部队是朝廷花重金养育的最有战斗力的看家部队，紧急勤王，体现了政治忠诚，朝廷当然高兴，崇祯不但给予表扬而且把统筹指挥勤王部队的权力交给了袁崇焕，说明，这个时候，崇祯和朝廷对袁崇焕是真诚信任的。 问题就出现在皇太极竟然从蓟州潜越而袁崇焕突然直奔河西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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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33节 整体战局的谋划而言，袁崇焕抢占供应基地补给军需保障战斗力是最高明的选择，因为北京毕竟是京城，有城墙、有卫戍部队，还有紧急勤王的满桂等人，不管皇太极的部队战斗力多么强大，他都不可能在极短的时间破城。 袁崇焕的这一选择，在军事上是正确的，但他忽略了政治的影响和经济的影响。 对于帝王而言，“朕即天下”，帝国的利益等同于皇帝本身的利益，皇帝的个人安全是帝国至高无上的政治。 崇祯不是朱元璋，也不是朱棣，他没有打过仗。没有打过仗的皇帝，在战乱的岁月必须懂军事，崇祯当然决策了极多的军事，但，毕竟没有打过仗。 对于打过仗的人来讲，很容易理解皇太极有蓟州潜越的选项，因为袁崇焕不可能守住所有的侧翼通道。 《飘》描写了南北战争时期亚特兰大被围城的恐惧。 “自从战争开始以来，亚特兰大第一次听得见炮声了，每天清早城市的喧嚣还没有响起，人们就能隐隐听到肯尼萨山上的大炮在隆隆震响，那声音遥远而低沉……城市是一副全神贯注的状态，因为尽管市民们手中都有工作，可大家仍然在谛听着，谛听着；每天总有百十来次，他们的心会突然惊跳起来……随着军队后撤而一天天越发紧张起来的神经，如今已接近爆裂点了。没有人谈到恐惧，这个话题早已成了禁忌，人们只好用大声指责将军来表现自己的紧张心理。公众情绪已达到狂热的程度。谢尔曼已经到了亚特兰大的门口……给我们一位不肯退却的将军吧！给我们一个愿意死守阵地进行战斗的人吧！” 新中国成立后，革命文学、主旋律影视波澜壮阔势不可挡，每一个人的成长都被战争熏染着、影响着。每一个人男人甚至于女人都骨头里崇拜军人，都憧憬着自己在指挥一支军队打仗，大踏步的前进、大踏步的撤退。 行进的部队，在村头的树荫里接过老大妈的开水：喝多了也撑人啊。 主旋律影视里，经常出现的镜头是，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很坚毅说我们的撤退可以赢得胜利。 有一个非常热播的影视剧《潜伏》，余则成被地下党教育：有一种占领叫失败，有一种撤退叫胜利。 主旋律影视剧里，经常出现的镜头是，面对敌人的进攻，部队要转移，老大娘在村头的树荫里给子弟兵端开水、掖鸡蛋：孩子，你们什么时候回来？ 主旋律影视剧里，经常出现的镜头是，日本鬼子在快速开进，游击队东游西荡的打阻击，女民兵队长从容不迫的指挥村民撤退，鸡鸭牛羊还有老母猪，然后，一个捣蛋包在三叉路口埋了一颗地雷——在地雷附近还埋了一坨屎。 1629年的北京城里明政府的帝王将相，他们哪里有今天老百姓的军事常识啊！最要命的是，他们不能接受他们在京畿的财富被金军的破坏。 京城的帝王将相很难理解袁崇焕为什么在蓟州挡不住皇太极。 你有军队，有城池，凭什么挡不住？如果你挡不住，你有什么理由拿那么多的银两？ 最要命的一件事情，是袁崇焕崛起的根基是在努尔哈赤的强攻下守住了宁远，现在，你竟然让皇太极潜越蓟州，请问：到底你是不能打呢还是别有用心？ 不要说帝王将相，就是贩夫走卒也会感觉到疑惑，因为他们没有接受共产党革命文学的军事教育。 如果，袁崇焕在皇太极蓟州潜越后拼了命向北京方向勤王，舆论的负面固然会疑惑他的防守能力而不会疑惑他的政治忠诚。 问题在于，皇太极在蓟州潜越后，袁崇焕竟然脱离接触跑到河西务——内行说保护帝国的供应基地，外行呢——外行说，袁崇焕挡不住皇太极竟然跑到河西务吃饭去了。 皇帝是臣子的君父。君父有难，臣子不干活跑着去吃饭？ 军队是保家卫国的，我们的财产被破坏，我们的亲人被屠杀，你们眼睁睁看着，竟然还去吃饭？ 舆论不可能不骂。 如果，仅仅如此，倒也罢了，问题是袁崇焕在恶战之际“又请罗城休兵”。 袁崇焕说：我们太劳累了，请求进城休息休息。 明政府规定，京城有险，勤王部队只能在城外安营打仗而不得进城。 这个规定非常合理，因为，开城门确实容易给敌人借机攻击的机会。而且，勤王部队也难免良莠不齐混进各种各样的力量。 不针对任何人的规定是正确的。 袁崇焕当然不可能不知道这个规矩，那么，他为什么一个劲“又请罗城休兵”呢？ 正面的解释，袁崇焕和他的军队太疲劳了，而且有伤病员。 可是，有一个疑问：难道皇太极不疲劳吗？难道皇太极没有伤病员吗？ 一个绕到蒙古破口而入，一个紧急勤王，都累个半死。 袁崇焕一个劲“又请罗城休兵”，皇太极呢？他是否也向崇祯请求“罗城休兵”？ 按照现在见到的材料，袁崇焕本人指挥的军队和皇太极恶战略微占上风，而且他的军队在河西务获得了补给，所以，皇太极的金军肯定更加疲惫而需要休息。 最重要的一点，袁崇焕是守城门，城内的卫戍部队固然并不直接出援，毕竟可以给予炮火支持——偶尔可能误伤自己。 袁崇焕不可能不知道这些，他为什么叽歪着“罗城休兵”呢？ 简单，狭隘的性格因素导致心理失衡强求满桂曾经获得的待遇。 袁崇焕的性格不是倔，也不是蛮，而是狭。 一个优秀的将领，能打是基础，紧急状态也必须心狠而敢于“弃子”——比如刘泽水弃了谷子地——不过，作为野战军的司令员，必须有团结部属的能力和协调关系的能力，否则，非常容易被人际关系纠缠。 明史的袁崇焕传里有巨多不和谐的音符。 袁崇焕以“宁前兵备佥事”初到宁远，“内拊军民，外饬边备，劳绩大著”，这是正面的评价，然后是“尝核虚伍，立斩一校。” 袁崇焕惩治吃空饷，直接就斩杀了一个校级军官。 校官不是将官，但也是中级军官，宁前兵备佥事的级别是五品，二者虽然有上下级的统属，但差距并不天悬地隔，在非战时状态，不经过军法审判和备案，就是野战军司令员，也不能随随便便斩杀一个校官——无论是否该杀，除非临阵紧急，是不能如此随便的。 大学士孙承宗非常的愤怒：“监军可专杀耶？” 袁崇焕吓的“顿首谢”，因为不经过司法程序斩杀一个校官是巨大的违法。 明史以非常冷峻的笔调写到：“其果于用法类此。” 治军严格和果于杀戮是两回事情。 宁远大战，袁崇焕“即偕大将桂、副将左辅、朱海，参将大寿、守备何可刚等集将士誓死守。” 袁崇焕手下最重要的武将里，满桂是最重要的。 宁远大战后不久，“崇焕既解围，志渐骄，与桂不协，请移之他镇，乃召桂还。崇焕以之臣奏留桂，又与不协。中朝虑偾事，命之臣专督关内，以关外属崇焕画关守。” 袁崇焕和满桂闹不团结——两个人可能都有责任——于是提议把他调走，“请移之他镇”，这倒是解决矛盾的一个良好办法，可是呢，袁崇焕很快后悔了，因为满桂太能打，于是，“崇焕以之臣奏留桂”，通过王之臣向朝廷提议留下满桂——估计，袁崇焕请求王之臣帮忙，而且，估计通过王之臣向满桂道歉示弱什么的——留下了满桂后，袁崇焕和王之臣“又与不协”。这矛盾闹的太厉害了，“中朝虑偾事”，闹矛盾到了丧失原则耽误工作的程度，朝廷就给了一个分工，“命之臣专督关内，以关外属崇焕画关守。” 朝廷，最终调走了王之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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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34节 袁崇焕成功指挥了关宁锦大战，胜利之后弄的上上下下都有意见。 关宁锦大战前夕，朝廷和袁崇焕正好搞主官换防。 “时率教驻锦州，护版筑。朝命尤世禄来代，又以辅为前锋总兵官，驻大凌河。世禄未至，辅未入大凌，五月十一日大清兵直抵锦州，四面合围。” 尤世禄未至锦州，左辅未入大凌河，金军非常巧的“直抵锦州，四面合围。” 赵率教，就在锦州“婴城守”，一边“遣使议和”拖延时间，一边紧急求救。 袁崇焕在取得宁远大捷后，一个劲叽歪着要将防线推进到锦州。现在，锦州危殆，“崇焕以宁远兵不可动，选精骑四千，令世禄、大寿将，绕出大军后决战。别遣水师东出，相牵制。且请发蓟镇、宣大兵，东护关门。” 袁崇焕本人坚守宁远，派尤世禄、祖大寿指挥精骑四千，“绕出大军后决战”，同时，请求“蓟镇、宣大兵”向东帮助守护山海关。 这个时候，“朝廷已命山海满桂移前屯，三屯孙祖寿移山海，宣府黑云龙移一片石，蓟辽总督阎鸣泰移关城”，同时还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军队向辽东增援。 满桂作战非常的积极。皇太极围攻宁远，袁崇焕“与中官应坤、副使毕自肃督将士登陴守，列营濠内，用炮距击。” 攻守正烈，满桂、尤世禄、祖大寿“大战城外，士多死，桂身被数矢。” 明军在宁远掎角相救，皇太极不可能破城，“大军亦旋引去，益兵攻锦州。” 最终因为“溽暑不能克，士卒多损伤”，六月五日，皇太极在锦州撤兵。 “时称宁、锦大捷”里，满桂、赵率教“功为多”，魏忠贤“因使其党论崇焕不救锦州为暮气”，最终的结果是，袁崇焕“终不为所喜”，“七月，遂允其归。” 王之臣代为督师兼辽东巡抚，驻宁远。 袁崇焕是专守宁远，其修建锦州三城，一个是增加预警机制，一个是增加宁远的前哨阵地。得知皇太极包围了锦州，袁崇焕的战役谋划是全力坚守宁远——舍弃了锦州。 赵率教用假议和拖延时间。 皇太极，打仗比不过他爹，心机却更深刻，当然知道赵率教的用意，其之所以最终舍弃锦州而越城进攻宁远，就在于大军出动如果仅仅获得一个锦州而兵挫锐气，那就太可惜了。 皇太极的力量，撑不住久战。 于是，宁远城外掎角恶战，袁崇焕、尤世禄、祖大寿是职守所在，满桂从山海关紧急赴战，“身被数矢”。 皇太极不能攻克宁远而北撤锦州，袁崇焕也没有跟进追击，任由皇太极毁掉了两座军城。 在关宁锦大战之前，无论袁崇焕和谁闹矛盾，朝廷，也就是魏忠贤，都绝对支持袁崇焕。在这之后，朝廷接受了他的辞职，原因是“崇焕不救锦州为暮气”——缺乏战斗意志。 王之臣、满桂主导了辽东军务。 自从萨尔浒之战，明军能够守城挫敌，第一次是袁崇焕，而能够和金军野战不吃亏，是满桂。 袁崇焕之所以能够在极短的时间里越级进步，关键是能守，现在，满桂不但能守而且能野战。 这袁崇焕脾气非常的不好，方方面面都没少迁就他，现在，有了满桂，朝廷当然重用王之臣。 不同于熊廷弼的受委屈，袁崇焕之所以被魏忠贤免职，是因为在关宁锦大战里表现的不如意。就明朝的将领而言，袁崇焕能够统筹指挥了一个关宁锦大捷，实际还是优秀的，因为他是文职将领不同于行伍出身的满桂可以身先士卒的带队冲锋。 很多袁粉不能理解袁崇焕在取得关宁锦大捷后的被免职，归之为魏忠贤的恶，其实，在袁崇焕的问题上魏忠贤并没有多大的错误，原因有二：1、袁崇焕是一个刺头，太不注意团结，和同事王之臣，和部属满桂，关系处的太恶劣，时间长了早晚出事情，情商如此差劲，不如搁置；2、袁崇焕自己提议在锦州修建三城搞步步为营推进，结果呢，面对皇太极的进攻，他完全舍弃锦州三城而仅守宁远，花费无数银两的军事堡垒和赵率教的部队很轻松的就被袁崇焕舍弃了，这说明袁崇焕的战略从根本上是错误的，明军压根就不应该推进到锦州，因为袁崇焕没有那个能力，既然如此，就必须让他歇菜。 魏忠贤倒台的崇祯元年四月，袁崇焕“以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于是，王之臣被赶回了老家，满桂被赶到了大同担任总兵。 毕自肃自杀后，“崇焕请停巡抚。及登莱巡抚孙国桢免，崇焕又请罢不设。” 朝廷给袁崇焕的权责是三个方面：辽东、天津、登莱。朝廷为了便于指挥，在辽东设巡抚，大体是协助袁崇焕管理陆军和地方，在登莱设巡抚，大体是协助袁崇焕管理水军以及后勤保障并指挥毛文龙的东江镇。 军队的编制，一般是或二或三，如果牵扯到军种，必须专责，兵种则两可之间。 近现代军队编制，递进一般是三个单位，三班一排，三排一连，不过，大陆时期的国军建制，在团以上单位有“三进制”的甲种编制，也有“二进制”的乙种编制，八路军的三个师都是乙种编制——一师辖两旅，一旅辖两团。 军种和兵种的区别在于，军种一般可以独立参战战斗乃至于独立完成战斗、战役而不需要配合，兵种大多需要其他兵种的战役协同。比如，海军可以在辽阔的海洋独立作战，而炮兵一般是配属作战。 萨尔浒之战后，明朝和后金的战争规模超出了辽东，必须投入登莱水师——辽西走廊战略空间的逼狭无法培育水师——这样一来，登莱方向必须专责，尤其还牵扯到以皮岛为基地的毛文龙水师的后勤补给。 请注意袁崇焕的职务和工作，“以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 袁崇焕的本职工作是“以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对应今天，大约是文职国防部长兼中纪委副书记，其工作是因军事需要“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简单说，就是以钦差大臣的身份“监督”并“指挥”对后金的“战区统筹”。 这岗位有很强的临时性质，而辽东巡抚是正常的国家行政管理岗位。 一旦战争结束，袁崇焕是要回京的。有一个不那么恰当的类比，袁崇焕这个蓟辽督师，有一点建国初期“军政委员会”的味道。 袁崇焕嫌麻烦，干脆就搁置了两个巡抚而自己直接指挥战区内的军事行政。 如果以效率论，这个确实有道理，但，如果以工作论，那就太胡闹了。无论抗战时期，还是内战时期，国共两党的很多战略区都超出了省级建制，他们一般不会搞“废除行政管理”的瞎乱。比如，林彪在东北，各省都有省委书记和省政府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省政府有太多的烦心工作——征兵、教育、税收、修路、司法、救济、婚姻等等，抗战时期热火朝天的打仗，小二黑和小芹还要搞恋爱乃至于搞民事诉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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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35节 这袁崇焕缺岗不补两个巡抚而自己当劳模，从专职军事指挥的监督便于直接监管，从积极的层面就是专一事权，从负面的角度讲，就是分散了自己的精力，而在特定状态里，比如袁崇焕指挥打仗的时候，辽东、登莱的日常管理就会出现缺岗。 朝廷，有可能，也一定会理解，袁崇焕有擅权的倾向。 之后，袁崇焕斩杀了毛文龙，“帝骤闻，意殊骇，念既死，且方倚崇焕，乃优旨褒答。俄传谕暴文龙罪，以安崇焕心；其爪牙伏京师者，令所司捕。” 袁崇焕斩杀毛文龙，太恐怖了，连崇祯帝“骤闻，意殊骇”，太难以理解的擅权了。 毛文龙的职务是左都督平辽总兵官。 朱元璋为了分解兵权，于1380年废大都督府，改为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分别管理京师及各地卫所。五军都督府各设左、右都督，官品都是正一品。 五军都督府和兵部都听命于皇帝， 五军都督府调有统兵权而无调兵权，兵部拥有调兵权而无统兵权。五军都督府和兵部相互节制互不统属。 不过呢，明朝后期，五军都督府逐渐变得有名无实而变成虚职，就职权而言已经沦为兵部的下属，但，长官的正一品级别是实实在在的。 明代的兵部尚书，如果不入阁，是正二品。 怎么回事？兵部的主管的级别低于都督府的都督？ 当然，因为兵部虽然管理军队，但在明朝是文职，放在今天就是国务院序列的国防部——不过，必须是科举官僚而不是行伍军人担任——五军都督府的长官，一开始安排的都是能战场恶战的职业军人。 朱元璋知道将领的可怕，提高他们的级别而分解他们的权力。 毛文龙的左都督是品级，是官场排序、领取工资的标准，他的真正岗位是平辽总兵官。 朱元璋规定，如果战争需要，朝廷派遣总兵官，以左、右都督、都督同知、都督佥事及公、侯、伯充任。 明朝的总兵本身是没有级别的，是一个临时职务，大体是临时委任的战区总指挥，战争结束就交还印信。 请注意，明朝的各省管理军队的都指挥使是正二品，级别等同于兵部尚书，一般是不能够担任总兵官的。 担任总兵的高级将领的本职官品级别最低是正二品，战争最频繁的明朝末年，全国开设的总兵也不过20人左右。 袁崇焕的本职官衔兵部尚书，仅仅是正二品，之所以能够指挥一大堆总兵，关键是那个临时职务蓟辽督师——钦差监督、指挥战区所有部队和官员。 总兵是临时岗位，督师也是临时岗位，如果战争结束，各回各岗各找各妈。袁崇焕虽然能打仗，但他的本职身份是科举进士，最后的归宿还是文职，六部尚书乃至于入阁。不过，明朝的内阁虽然有巨大的权力，但品级还是取决于他的本职。袁崇焕，撑破天，也就是个一品。当然，明朝有几个比较配特殊的文官，比如，王守仁因军功而封新建伯，超品大员。毛文龙呢，最低还挂着左都督的名分，正一品。 正二品的钦差临时指挥正一品的官员是可以理解的，但，没有向朝廷打招呼就斩杀了正一品的集团军司令员，实在太恐怖了。 估计，就是崇祯，也需要走一走程序吧。 没有办法呀，为了笼络袁崇焕，崇祯“念既死”——毛文龙已经死了——“且方倚崇焕”——总得找一个干活的，于是，对袁崇焕“优旨褒答”。崇祯为了配合袁崇焕，“俄传谕暴文龙罪，以安崇焕心”，捏造毛文龙一大坨罪名，而且还对毛文龙“其爪牙伏京师者，令所司捕”。 崇祯不但知道毛文龙不该杀，而且知道毛文龙的亲信在京城有阴谋活动。 所以，动摇崇祯对袁崇焕信心的力量，压根就与毛文龙亲信的谣言无关。 袁崇焕的确有不团结干部的倾向，而且有不讲规矩乱杀人的麻烦。 1626年，满桂协助袁崇焕取得宁远坚守的胜利，挫败了努尔哈赤的谋划，天启帝先提拔满桂为都都督同知，实际上为总兵官，后来给满桂加级为右都督，荫子副千户，世袭，然后又升任为左都督。 宁远大战之前，袁崇焕是正三品的按察使，大捷之后是右佥都御史，其性质都是监察机构，品级远远抵不过左都督，袁崇焕在天启年间最高是辽东巡抚，也不过正二品。 这样以来，后人就会感觉明朝军事指挥体制有些奇怪：低品级的将领指挥高品级的将领，是否合理？ 其实，明朝体制有其合理的安排。职业军人出身的武职将领，品级相对偏高而并没有拖动部队的权力，科举官僚代表政府管理军队，权力非常的大而品级相对较低。 崇祯继位，袁崇焕督师蓟辽，满桂被赶去大同担任总兵。 1629年，袁崇焕擅权乱杀了毛文龙之后，东江军队被分给4个将领统领，没有了名副其实的主帅，也就没有了对皇太极的牵制作用，加上林丹汗的西征，于是有了皇太极绕道蒙古进犯京师之举。 大同总兵满桂率领五千骑兵紧急勤王，驻扎在顺义，与宣府总兵侯世禄都打了败仗，于是率领败兵奔赴北京。 崇祯帝派人前来慰劳，犒赏他们一万两银子，防守德胜门。 德胜门大战，城墙上卫戍部队发炮配合，结果，误伤了满桂的部队和满桂本人。 这鸟事！ 崇祯帝给予特殊的恩惠，让他进城门外的瓮城中休息。 这恩遇之重难以衡量。 封建时代，帝王是“朕即天下”，帝王的态度决定一个人的荣华富贵。在这种体制下，能够得到帝王真正的信任是最大的荣耀。 《三国演义》里孙权被张辽围逍遥津。“周泰左右遮护，身被数枪，箭透重铠，救得孙权。” 事后，孙权“令周泰解衣与众将观之：皮肉肌肤，如同刀剜，盘根遍体。孙权手指其痕，一一问之。周泰具言战斗被伤之状。一处伤令吃一觥酒。是日，周泰大醉。权以青罗伞赐之，令出入张盖，以为显耀。” 和提拔职务、发放奖金相比，孙权这种敬酒更感荣耀而亲切。 明朝规矩，勤王部队不得进入京城，便是外城也绝对不可以。崇祯让战场受伤的满桂进入外城休息，这种恩遇远远超过提拔和奖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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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洞郎对峙：中国能获得什么？ 第36节 不久，满桂与袁崇焕、祖大寿一起得到皇帝召见。 这满桂正儿八经的受了伤，估计，向皇帝正儿八经的行礼也有些困难。估计，崇祯就要比较亲切的询问伤情。 于是，满桂解开衣襟给崇祯帝看自己的伤，崇祯帝表示深深的赞叹。 坏了，袁崇焕坏了。 祖大寿和袁崇焕有换命的交情，是铁哥们一党，他们和曾经的政敌满桂一起拜见皇帝，眼睁睁看着人家满桂在皇帝面前显摆保卫皇帝的光荣伤痕，不可能不酸溜溜的尴尬。 这一刻，袁崇焕在崇祯心中的形象轰然倒塌。 袁崇焕接连两次中伤满桂，最终把满桂赶到大同，现在，为了保卫皇帝满桂受了伤而袁崇焕好端端无伤，仅此一点，就说明满桂对皇帝的绝对忠诚。袁崇焕和满桂的矛盾，可能是打仗的思想分歧，也可能是性格摩擦，也可能是忠奸对立。崇祯未必会因为满桂的伤判断袁崇焕的忠诚，但，皇太极突然出现在京畿重地本身就说明袁崇焕的五年平辽的破产，受伤的政敌满桂和河西务吃饭的相互影响，即使最理智的人，内心里也会对袁崇焕产生隔膜，何况崇祯已经因为斩杀毛文龙而对袁崇焕有了芥蒂？ 其实，历史发展到这个境地，袁崇焕还是有机会的，因为崇祯手里真的没有多少能打的干部。 袁崇焕的倒霉是因为性格的逼狭。 面对崇祯对满桂的垂顾，袁崇焕酸溜溜的不快意，于是，他多次要求“罗城休兵”——要求和满桂享有一样的待遇。 我的贡献并不小，凭什么不能“罗城休兵”？ 满桂之所以能够在外城休养，除了有伤这一显因，还有受伤原因是守城卫戍部队放炮误伤这一内因。 就基本任务而言，北京的安全是由卫戍部队负责的，大同总兵满桂指挥5千骑兵拼了命跑来勤王，竟然被守城的卫戍部队误伤。皇帝总要给一个交代，误伤也不能白误啊。 崇祯让满桂进入卫戍部队的阵地养伤本身就是对满桂的褒扬和对卫戍部队的批评。 袁崇焕，搅什么浑水！ 只为浮云遮望眼，袁崇焕只管盯着满桂享有的恩遇而忽略了其特别的原因，他一个劲要求“罗城休兵”，加上蓟州潜越，加上河西务吃饭，联系在一起，很容易给人一个“带路党的嫌疑”。 袁崇焕的倒霉，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因素——能够理解这一因素，是我非常的骄傲，能够明白这一因素，我感觉做人真的很难。 袁崇焕的关宁军入关勤王，除赵率教全军覆灭外，从蓟州开始，关宁军对阵皇太极，整体战绩是偏胜。 “崇焕以士马疲敝，请入休城中，不许。出与大军鏖战，互有杀伤。” 满桂、侯世禄等勤王部队在北京城外和皇太极恶战，全部败绩有巨大损失，这说明金军有超强的战斗力和明军整体战斗力的低下。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袁崇焕的部队勉强支撑且略有损失，这就很符合朝野上下对于关宁军战斗力的评价，可是，现在，袁崇焕不过万人的部队在广渠门竟然和皇太极的“互有杀伤”，那么，非常正常的推论之一是“崇焕以士马疲敝，请入休城中”纯属没事找事。 “士马疲敝，请入休城中”的要求，暗含着示弱：老大，我们太疲惫了，压根就不能打，赵率教都全军玩完了，我们请求依托城墙防守。 结果呢，被皇帝拒绝的袁崇焕就有限的军队竟然和皇太极野战取得“出与大军鏖战，互有杀伤”的战绩。 只要轻微逆向思维，就感觉袁崇焕的“士马疲敝，请入休城中”的要求，实在别有用心。 我当然不判断袁崇焕是汉奸，我只是判断袁崇焕心胸狭窄，他在和满桂争宠。 袁崇焕取得如此巨大的战绩，还有一个更大的逆推：你袁崇焕指挥万余部队从宁远前线累的吭哧吭哧跑到北京，竟然能够不依托城池而和皇太极的“大军鏖战，互有杀伤”，那么，你为什么在关宁锦大战里不能主动出击救援锦州的赵率教呢？同样的道理，但皇太极进攻朝鲜的时候，袁崇焕为什么不能紧急救援而乘胜呢？ 这个思考一旦出现，袁崇焕的另外一个麻烦又来了：袁崇焕这“五年平辽”的计划不能实现，是力量不够呢，还是别有用心的故意盘弓挽马养寇自重呢？ 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射伤满桂”的事件。 勤王部队的战区分工，袁崇焕在广渠门，满桂在德胜门。 皇太极首战的是德胜门，因为在明清两代，德胜门是正面迎击北方军事入侵的最重要的城防阵地，而且，这附近还有解决北京吃水的水源。 皇太极进攻德胜门不能得手，于是选择城防薄弱的广渠门。 满桂在德胜门与皇太极血战，固然挡住了皇太极，但处于弱势。在一次战斗中，满桂兵少不支，因为不能向城内撤退，就只能向友军方向撤退，正确的选择是退往广渠门附近。 《明季北略》记载：“清兵攻南城，崇焕复不战，独满桂以五千人与清一日二十战。清兵益盛，桂不支而走，经袁营，竟不出救。俄桂中流矢五，三中体，二中甲，拔视，乃袁兵字号。桂初疑清将反间，伪为袁号耳。及敌骑稍远，细审，果为袁兵所射，大惊，入奏。” 我不判断袁崇焕是汉奸，我判断袁崇焕或者他的部属有借混乱暗刀斩杀政敌的内讧思想。 假设没有乱七八糟的事件，袁崇焕和满桂等齐心协力取得北京保卫战的胜利，战后的总结如何？ 蓟辽总督刘策是一定要被处理的，因为长城破口在他的防区。 满桂是一定要被封赏的，因为，大同总兵的任务是防范林丹汗而不是后金，紧急勤王且受了伤，无论是升职、荫子，还是发奖金，皇帝总要给他一个交代。 长城破口，袁崇焕没有直接责任，因为不是他的防区，但，袁崇焕的辽东战区的分工是五年平辽，现在，皇太极跑到京畿烧杀抢劫，袁崇焕难免有牵制不力的责任——如果袁崇焕北京勤王有功而没有杂音，这可大可小的牵制不力的责任追究也就不会浮出水面，估计，袁崇焕可能获得一点褒扬。 如果北京保卫战正常胜利结束，袁崇焕回防宁远的可能非常的大，不过，因为赵率教的牺牲，辽东战区损兵折将，崇祯有派满桂掺沙子的可能。 还有另外一种可能，为了加强蓟辽的防务，满桂提拔为蓟辽总督。 无论哪一种可能，满桂都成了让袁崇焕忌惮的存在。 在这种情况下，袁崇焕借战场混乱射杀满桂是一种很好的选择。最坑爹的一种可能是，满桂突然从北向南撤退，袁崇焕仅仅下达正常的军事命令而他的部将不管不顾就出手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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