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天地] 如何看待同志比同胞更可靠这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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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同志比同胞更可靠这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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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
如何看待同志比同胞更可靠这句话？

同胞里能不能多点同志啊？

著名红军将领徐海东的全家连同亲属、宗族被杀了66口人，几乎灭门。他曾回忆说：“蒋介石曾下令一旦占领我的家乡，姓徐的一个也不能留。在句容集镇，有一条街上，以前有许多苏维埃合作社，人们安居乐业。如今一切已化为乌有，只有几个老年人苟延残喘。他们领我们走到镇外的一条山沟，只见十七具半裸的年轻妇女尸体在光天化日之下横七竖八地躺在那里，她们都是遭强奸后被杀害的。我们都哭了。我们无法置信中国人会对中国人犯下如此的罪行”。
”亲爱的同志们，看见了你们，我们又喜又悲：喜的是这回可得救了，悲的是这几个月我们受尽了亘古未有的大灾难。国民党军自占领潍县后，抓丁抢粮，烧杀掳掠，无所不为。潍北县即被拉去牲口两千余头，粮食被抢净光，被抓壮丁难以统计。更残酷的是广大群众被杀害。两年多来，潍北县人民被残害者已有千余。单是纸房区李家营村一带即被害数百人。
直到今天，寒亭据点周围的死难同胞仍曝尸旷野，无人收拾。残杀方式更令人闻之毛发耸然。铡刀铡、活埋已成为匪徒们采用的普遍手段。有的先被割去耳朵舌头，然后活埋；有的被拔去头发而后铡死；有的被割开腿后加油烧死；有的被丢在水里眼睁睁淹死；有的妇女被裸体绑在树上轮奸，然后用火烧的枪条插入阴部活活搅死；有的被剥光衣服，用开水浇，把全身烫起水泡，再用竹扫帚把皮扫去，名为’扫八路毛‘；有的用剪刀剪碎全身皮肉，名为‘剪刺猬’；敌人还把待哺的婴儿的两腿劈开，丢在烧红的锅里，叫做“穷小子翻身”。纸房区邢家东庄，蒋匪在街口安下3面铡刀，竟然按户抓人去铡。这个村先后被杀害21人。妇救会长的孩子被铡成两段，青妇小队长的妹妹徐单被敌人用枪穿死，邢振明的妻子和怀孕的儿媳相继被活埋。纸房村贫农韩在林弟兄3人14口一起被活埋，只剩韩的老母，哭求给她留下一个人种而不得。她眼看着自己的子孙被杀光，悲痛欲绝，也上吊而死。高里区一次被杀被铡12人。军属于传弟之妻被敌人用钳子先拔去头发，又割开腿肚子加上盐，活活折磨死。固堤区东小官庄一家贫农3口人全被杀死，其妻怀孕6个月，死后小孩的两腿露了出来。当时的潍北，被害同胞尸横遍野，任野狗撕食。断骨碎肉比比皆是，难属四处认尸，小孩嚎哭寻母，其惨痛情景催人心酸落泪。这是潍北人民永世难忘的血海深仇！
自去年三合山战役后，敌人被迫退出据点，我全县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始含泪忍痛，收拾死难同胞的尸体，但已骨折肉烂，不可辨认。死难的穷老少爷们，在临死时都殷切盼望为他们复仇，杀尽蒋贼。高里区的一个村妇救会长，死时曾告诉邻家说：‘告诉共产党、解放军，一定为我报仇啊！’
亲爱的同志们，你们是华东野战军的主力军，你们是胶东的子弟兵，你们屡打胜仗，有了你们就有希望，有了依靠，你们是我们的救命恩人。我们不让你们走，要你们给我们报仇，要求你们象在孟良崮一样消灭敌人，在潍县留下英雄的胜利，立下大功。
这是我们对你们的高贵信仰，也是人民对自己军队的命令！
亲切的胜利敬礼！
中共潍北县委员会
一九四八年四月十日“

图为巴西劳工党领袖，总统卢拉4月14日中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相比之下，从2005年江丙坤来大陆起，连战、洪秀柱、马英九，一串KMT政客来了又去，就没有一个去过人民英雄纪念碑。

同胞可能把你出卖给敌人；但同志不会，同志都是自己动手。

苏联时代在监狱里的沙俄旧贵族曾感叹到「我们的尼古拉还是太仁慈了，他的愿望终于得到了实现，监狱和刑场上挤满了布尔什维克党人，沙皇陛下一定会非常开心」

这是1917年8月俄布6大中选出了21名正式委员中，9人死于疾病或意外事故，2死于敌手，而被同志消灭的却有10人；选出的7名候补委员中，1人死于敌手，1人死于自杀，1人自然死亡，而被同志们消灭的却有4人，足见同志其实也不怎么可靠。
下面是俄布21名正式委员的死因，按得票数由多到少排序：
1.列宁，1922年起多次中风，1924年初病逝：

2.季诺维也夫，1936年被处决，罪名是组织地下恐怖活动，与托洛茨基和德国法西斯勾结，阴谋挑起战争，刺杀苏联主要领导人，颠覆苏联政权：

3.托洛茨基，1940年被苏联特工刺杀：

4.加米涅夫，1936年被处决，罪名与季诺维也夫类似，加米涅夫起初拒绝认罪，但是内务部绑架了他的妻子和三个儿女，随后加米涅夫选择了认罪：

5.斯维尔德洛夫，十月革命后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是苏俄名义上的政府首脑，根据托洛茨基的说法，处决尼古拉二世全家的命令就是来自于斯维尔德洛夫，1919年去世，官方的说法是死于西班牙流感，也有人怀疑是投毒：

6.斯大林，1953年死于中风：

7.维克托·诺金，1924年死于胃出血；

8.李可夫，1938年被处决，被指犯有“叛国罪、间谍罪、蓄意破坏罪、恐怖活动罪、蓄意破坏罪、破坏苏联军事力量罪、挑起外国对苏联的军事进攻罪”，与加米涅夫一样，李可夫起初也不肯认罪，随后内务部绑架了他的妻女，李可夫随后选择了屈服：

9.布哈林，1938年被处决，罪名和认罪过程与李可夫基本相同，这里不在赘述了：

10.布勃诺夫，联共的早期将领，曾因镇压喀琅施塔得起义而获得红旗勋章，1938年被处决，罪名是从事反革命恐怖活动：

11.乌里茨基，契卡的初代头目，1918年遇刺身亡，刺杀者是社会革命党人：

12.米柳京，联共早期的经济和统计学家，1937年被处决，罪名是从事反革命恐怖活动；

13.亚历山德拉·柯伦泰，正式委员会中唯一的女性，1922年被边缘化，长期担任驻挪威大使，1945年退休，1952年死于心脏病；他的丈夫帕维尔·德边科也是苏联重要的政治人物，1938年被处决，罪名是与德国法西斯勾结，进行反苏军事阴谋：

14.谢尔盖耶夫，1921年前往哈尔科夫途中死于交通事故；

15.克雷斯廷斯基，俄布早期的法学家，革命后主管法律与财政工作，罪名和认罪过程与李可夫相同，都是起初拒不认罪，在发现妻女被捕后“痛改前非”：

16.越飞，联共早期的外交家，促成了国共第一次合作；1923年在日本感染了多发性神经炎，1927年卧床不起，因为与托洛茨基关系密切，政府拒绝让越飞出国治疗，后自杀；越飞死后，托洛茨基参加了悼念仪式，越飞葬礼上的讲话成为了托洛茨基最后一次公开活动：

17.捷任斯基，1926年死于心脏病；

18.马特维·穆拉洛夫，十月革命前曾当选国家杜马议员，革命后被边缘化，主要负责监督克里姆林宫的后勤工作，1939年退休，1959年病逝；

19.斯米尔加，联共的早期将领，托洛茨基的主要支持者之一，1937年被处决，罪名是参与反革命恐怖活动；

20.肖米扬，高加索地区的主要负责人，1918年死于巴库26政委事件；

21.贝尔金斯·齐梅利斯，1938年被处决，罪名是参加间谍和反革命活动；

候补委员：
埃琳娜·斯塔索娃，精通多国语言，主要负责对外宣传工作，1927年起旅居西欧，1942年返回莫斯科，1946年退休，后病逝：

格奥尔基·奥波科夫，出身贵族家庭，主要负责苏联的燃料供应工作，1937年被处决：

叶夫根尼·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联共早期的经济和社会学家，托洛茨基的主要支持者之一，1937年被处决：

阿列克谢·基谢列夫，联共早期的经济学家，负责监督农村工作，1937年被处决：

尼古拉·斯克里普尼克，联共早期的法律学家和民族问题专家，也是著名的乌克兰语文学家，1933年被指控在文章里有民族主义倾向，要求他起草一份悔罪文件，斯克里普尼克拒绝认错，随后自杀：

伊万·阿道夫维奇，十月革命后担任粮食人民委员，后因反对战时共产主义和武力征粮而被免职，1937年被处决：

普罗科菲·贾帕里泽，高加索地区的领导人，肖米扬的副手，1918年死于巴库28政委事件：

至少同志不会盼着反动派把自己关进集中营。

在被夏曦杀害的人中，单是师级以上的红军高级干部，就多达十一人。其中最有名的是段德昌和柳直荀。段德昌是著名的红军将领，彭德怀的入党介绍人，曾任红六军军长、红三军第九师师长。他是中央军委确认的我军三十六位军事家之一。毛泽东签发的第一号《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就是发给段德昌家属的。柳直荀也是著名红军将领，曾任红二军团政治部主任兼红六军政治委员、红三军政治部主任。毛泽东《蝶恋花·答李淑一》词中所吟的“我失骄杨君失柳”之“柳”，就是柳直荀。我党著名的革命老人谢觉哉，时任湘鄂西省委秘书长，也被夏曦列入杀人名单，只是因他被敌军所俘，关在敌营中，才幸免一死。湘鄂西苏区创始人周逸群和贺龙也受到夏曦的怀疑。贺龙险些被当成改组派肃掉。周逸群则在牺牲以后还被夏曦怀疑为“并没有死，还在当改组派的主要头头”。活跃在湘鄂西根据地的红三军，鼎盛时多达两三万人，但经过夏曦“肃反”，加上牺牲和逃亡，只剩下几千人。夏曦还在红三军和湘鄂西苏维埃中进行“清党”，清到最后，只剩下“三个半党员”，三个党员是关向应、贺龙和夏曦自己，半个党员是卢冬生(因卢只是中央派的交通员，只能算半个党员)。夏曦一共搞了四次“肃反”，本来还想搞第五次，但被中央制止，仅其中第一次，据贺龙回忆，“就杀了一万多人”(但夏曦却向中央报告说“处死百数十人)。当撤离洪湖苏区时，夏曦下令政治保卫局将“肃反”中逮捕的所谓“犯人”一半枪决，一半装入麻袋系上大石头抛入洪湖活活淹死。传闻当时吓得渔民不敢下湖捕鱼，因为常捞上死尸，湖水甚至变了颜色。解放后多年，洪湖里还能挖出白骨。

原则上同志关系比同胞关系更可靠，具体实践中往往同胞关系比同志关系更容易维持。
非要选的话还是同胞中的同志更可靠。
举个混乱的例子:
20世纪6、70年代，中国半公开的插手缅北事务，扶植缅共对抗奈温政府。在中国境内长期培训彭、鲍、赵、罗等军事势力。
中国同志在缅甸内战中无私的援助缅共，提供军事训练、武器装备甚至医疗救护，还派出了几百人的“国际支左”部队，作为缅共骨干。
用彭的话说“缅共连一个针线包都是??提供的。”由此看来同志比同胞可靠多了。
但“国际支左部队”到了当地，却和越境参与游击战争的中国知青关系更密切，毕竟大家都是中国人，沟通起来没有任何障碍，这是一种天然的亲近。
另一方面，缅共内部虽然遥尊中国为老大哥，但高层权利牢牢掌握在缅族手中，缅族的德钦们不断排挤彭、鲍、赵、罗等“少数民族”军事领导。
等到大革命退潮，中国减少甚至断绝援助之后。缅族和果敢、佤、克钦等族就连表面兄弟都做不下去了，正所谓“爹死娘嫁人，个人顾个人。”
鲍、彭把德钦主席送回中国，大家就地分行李，重新按民族崩解成了几个特区了。
由此看来同志又不如同胞可靠了。
“同胞”这个圈子可以不断划小，“同志”这个称呼也无限可分。
你猜中国知青为什么跑到缅甸打国际游击？
十有六七是在中国混不下去了，被“同胞”开除了“同志”的待遇，只好亡命异国，试图用献血证明自己的忠诚。
中国之前是缅甸的同志，80年代后竟然让缅共自力更生，不再大力提供援助了，这又找谁说理去？
今天还是同志，明天就不是了？！
组成队伍的要都是白、阳、韩之类的外国圣人，理论上的确是“同志比同胞”更可靠。
但如果他们还保留着血缘亲近，文化亲近，语言亲近的原始本能，那“同胞”就往往比“同志”更有吸引力。
不要迷信同胞，也不要迷信同志，哪个好用用哪个。矛盾永远在不断转化嘛。

“同志”最大的危机就是，对方不认可你是“同志”了
PS:在该讲“同胞”的时候讲“同志”，那你就犯了破坏、片面的错误，
在该讲“同志”的时候讲“同胞”，那你就犯了投降、软弱的错误。
至于什么时候该讲什么话，还要自己细心体会。实在不行，你还可以不说话嘛。

其实此事大可不必对立，我国在近代，是个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国家，在这样一个国家里，革命“同志”与爱国“同胞”扮演的角色往往并不冲突——在许多时候，革命之“同志”意味着爱国之“同胞”，非“同志”的“敌人”则意味着“汉奸”、“卖国贼”。
在这里，我们不妨先看王奇生老师在《“革命”与“反革命”：三大政党的党际互动》中所提到的民国时期最大、最严重政治污名的变迁：在军阀混战的时代，最大的政治恶名是“卖国”，而在国民革命的时代，随着国共合作之深入、国民党改组之进行与进步思想之传播，最大的政治恶名转为了“反革命”。
任何对革命的犹疑、迟疑、质疑和怀疑态度，都有可能被戴上一顶“假革命”、“非革命”、“不革命”乃至“反革命”的帽子。1922年陈炯明叛变孙中山，胡适发表时评说是“一种革命”，即遭到国民党人的痛诋。
1924年段祺瑞声称以“革命”的名义，集总统与总理之权于一身…即遭到国、共、青三党的同声谴责。
革命在中国社会已成为一种不可侵犯的主流话语，以至于无人敢于公开标识、揭举“反对革命”的旗帜。……
……当革命成为社会行为的唯一规范和价值评判的最高标准之后，“反革命”被建构为一种最大之“恶”和最恶之“罪”，从此再没有人愿意被污名或被标签为“反革命”。……
……说明“卖国”在当时（引注：1922年）是一种当时人所共弃的污名。而是时“反革命”一词刚刚出现于中国的政治话语中，尚未成为流行语。
王奇生《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
王奇生老师的叙述分析，主要集中于标题的“革命与反革命”之变迁，强调国民革命前后“最大恶名”的变化，以此分析“革命话语”在民国时期的兴起和“反革命”罪名的泛滥。
但是，“’革命’与’反革命’”一节的开头，我们也能注意到王奇生所用以分析革命话语兴起节点的、胡适的话。胡适在当年日记中曾这样写道
“1923年以后，无论为民族主义运动，或共产革命运动，皆属于这个反个人主义的倾向。”
《胡适日记全编》（6）第257页
胡适的这番话，其实不仅可以理解为“集团主义”理念在“革命政党”中间的兴起，其也间接表明在当时的激进人士、革命者中，无论是追求民族革命的（民族主义运动），还是追求社会革命的（共产革命运动），都要强调“集团主义”——即“党和国家利益至上”——王奇生如此总结道：
胡适还认为，以1923年为界标，中国现代思想可划分为两个时期：之前思想倾向于个人主义，之后思想倾向于集团主义。“1923年以后，无论为民族主义运动，或共产革命运动，皆属于这个反个人主义的倾向。”国、共、青三党都强调党和国家利益至上。
王奇生《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268页
也正是在“党和国家利益至上”的准则之下，“党”与“国家”相绑定，旧军阀混战时代的“卖国”罪名并未如王奇生老师所言彻底为“反革命”罪名取代，相反，其与国民革命中兴起“反革命”的罪名一同泛滥在中华大地。
1、旧军阀的反“赤化”：“赤化就是卖国”
与今人印象相反，尽管国民革命中革命军的敌人——张作霖、吴佩孚、孙传芳等人——确实是一群不善于意识形态理论的武人，可这不意味着他们毫不在意对己方立场的塑造与宣传。
在国民革命之前的军阀混战中，军阀之间互相攻击的“罪名”便是卖国：
1922年，杨荫杭注意到各派军阀所发电报与文告中，攻击他党之辞，“一则曰卖国，再则曰违背道德、违背法律”。“骂人卖国”尤为各派之通用手段，“凡异己者，即以此头衔加之”。
王奇生《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
这一“卖国”的罪名，在国民革命兴起后，也为北方军阀所延续。1925年李景林与冯玉祥国民军交战，李景林即发布通告，谴责冯玉祥为“赤化”，称“赤化”乃“邪说”，是冯“以破坏纲常名教之大防”的工具，自己则为“荷戈卫国”、“以期殄灭世界之公敌”。
李景林1925年的讨冯通告诚如杨荫杭所言，是利用“违背道德”以攻击敌人，而将“赤化”提高到“卖国”这一严重罪名的，是半年后的奉、直、晋、鲁军阀的联合军事会议。
在此次会议上，吴佩孚便提出“赤化”即是“国事糜烂”、“民彝陵替”，是境外势力的反华阴谋，是造成国家糜烂、伦理颠倒的邪恶根源，救国事业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便是要讨赤、反赤。从传统军阀混战时的伦理道德攻击出发，作了一番“讨赤宣言”。
4月底，奉、直、晋、鲁各军在北京居仁堂召开军事会议指出：“国事糜烂，民彝陵替，实由国际共产党之图赤化我中国也，以言义战，首当讨赤”。
王建伟《北伐前后的另一面相：奉、皖等系的“反赤化”宣传》
同年年底，张作霖在就任安国军总司令时发布的《讨赤宣言》，则又是对“反赤”理论的一次“升华”：在此次发言里，张作霖表示共产主义乃“不适用（于国情）”，南方国民党人的“赤化”是“乱我国家”、“甘心卖国”。
我国野心狡猾之匪徒，拾人唾余，宣传赤化，借不适用之共产说，利用多数贫民，及下流社会之心理，鼓励青年学子，激烈暴徒，以乱我国家，以饱其私壑。……夫政治本无绝对利害之可言，惟视是否适合适宜为断。吾国为四千余年盛名文物之邦，未有治国之要素，何必取此不合国情之说而效之，何必取此世界一致反对者而行之。
张作霖《讨赤宣言》，《晨报》1926年12月8日
在此后又是半年多时间，1927年6月，张作霖在北京成立安国军政府之后不到半月，其又迫不及待的发表讲话、展示其“四民主义”的“理论修养”，将此时已夺取南京、武汉，占有半壁江山的国民党人更加谴责为“卖国”。
在张作霖这个东北土匪出身的军阀口中，国民革命是使“大好神州论于夷狄”的悲剧，北京政府的大帅将军们是“不能不战”。他张作霖不是在内战，是在“为驱除洪水猛兽”、“为世界人类生存”而联合诸帅、共起义师。将自己的内战包装为为人类文明而战的“高度”。
比者共产分子归附苏联，宣传赤化，甘心卖国，贻祸寰区。作霖不武，痛神明华胄等于鹿逐，大好神州沦于夷狄，为驱除洪水猛兽，不能不战，为世界人类生存，不能不战。用是联合诸帅，共起义师。
在诸多北洋旧军阀的眼中（至少是宣传口径上），南方打出“国民革命”旗号是国民党人，其所宣扬的就是“赤化”，而“赤化”就是做苏俄之傀儡、行卖国之实际。
然而令今人感到可笑的是，当张作霖发表完众多在今天看来相当令人熟悉的反赤发言、谴责国民党人勾结境外势力后，他就被自己正合作着的真正的境外势力——日本帝国主义——给炸上了天。
张作霖之子张学良很快改旗易帜，闭口不提父辈反“赤化”的“丰功伟绩”，和此前张作霖等人痛恨至极的北方“赤化”首领冯玉祥一样打出了青天白日的旗号，向直鲁联军口中的“赤魁”蒋介石称臣纳贡。

直鲁联军宣传漫画中的“赤魁”蒋介石
不过，此时南方的国民政府及国民党人，与他们曾经反对、讨伐的旧军阀已成为了一类人，北伐时期的“反反赤”不再提了，反而和张作霖等人一样，祭出反“赤化”的大旗，又将奉、直、鲁等旧军阀的反赤“理论成果”和革命话语融合到了一起……
2、国民党人的反赤：反革命、卖国与赤化
革命话语之兴盛，正如王奇生老师在《革命与反革命》一书中所言，在国民革命时期达到了高峰，一切政治人物和事件皆可以“革命”或“反革命”概括，而又因“党和国家利益至上”的观念，党派领袖往往也会将自身的“革命”主张与国家利益、民族前途相捆绑。
在今天人眼中的头号“反革命”蒋介石、汪精卫，他们在当时作为国民党的军政魁首，同样是满口“革命”、反“反革命”，以此来进行反赤的。
1927年4月18日，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清党后建立南京政府，在当天的《告全国同胞书》中，蒋介石这个曾在1926年自居为“最革命”、北伐战争中声言不平等条约不终结则国民革命不停止的国民党“老同志”，一下子学会了北洋军阀的“反赤”、反蒋理论，把过去北方军阀攻击他的言论拿了过来，现学现用来攻击cp。
在这番讲话里，蒋介石便和张作霖等人一样，宣称他们的敌人——CP与赤化——实乃“受外国特殊团体的指挥”，要将国家“全部破坏”。而在这同时，蒋又不忘革命之话语，自居为国民革命领袖的同时，更言国民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这是“反赤”与革命话语的初步融合。
極明顯的，現在中國民族祇有三條路走：一條是還到軍閥治下，任他們勾結帝國主義，無辦法、無目的，為爭個人權利而連年戰爭；一條是跟著……走，受國外特殊團體的指揮，以實行赤色恐怖的專政，不按環境的情形，將中國全部破壞，人民痛苦不堪，以後還是沒有出路；一條就是國民黨三民主義的堂堂大道，以有步驟的政治，由中國民族依自己的意志，用自己的力量，謀自己利益，求自己的解救。若是大家不願意中國亡於軍閥，亡於帝國主義，亡於……的恐怖政治之下，現在正應該一致努力的參加和擁護國民黨，完成國民革命，解救中華民族，由國民革命去達到世界革命。
《建都南京告全国同胞书》蒋介石 1927年4月18日
无独有偶，在当年年底，汪精卫发动七一五、实现宁汉合流后，他对“分共”的解释不仅继承了蒋介石的观点，还更进一步，强调武汉方面之所以反赤，是因cp分子“破坏国民革命”，在武汉国民政府中扮演了一个反革命的角色。
及至七月二十日，又看見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回七月十九日的傳單，宣傳大意相同，對於國民黨厚誣醜詆，無所不用其極。我們其初還不明白，何以共產黨員退出國民政府後，仍要留在國民黨裡呢？後來看見莫斯科的電報，纔知道共產黨留在國民黨裡，爲的是好從中取事，以破壞國民黨。而其所以退出國民政府，爲的是可以明目張膽做壞國民革命的工作。
《武漢分共之經過——民國十六年十一月五日在廣州中山大學的演講》汪精衛 1927年11月5日
从蒋、汪二人的讲话不难看出，“从联共到反共”后的国民党人，其宣传口径的转变，是将国民革命的革命叙事，与北方军阀的反赤言论结合起来，在强调自身“革命”性（即国民革命）的同时，如过去北方军阀谴责南方革命一般，攻击cp、赤化为卖国，并加上了“反革命”、“破坏革命”的罪名。
有上如此，下属各类仍忠于蒋介石所谓“国民革命”的国民党人也自然的实现了转变——在孙中山在世时，国民党人便积极于自居“革命”，而与北方政府口中的“赤化”撇清关系——继承反“赤化”言论，再用“革命话语”谴责新的敌人为“反动”、“反革命”。这一倾向在国民党党组织较为牢靠的江浙等地尤为明显。
如1932年5月3日，安徽省政府主席吴忠信（参加过辛亥革命、二次革命、护法战争、国民党改组以及北伐清党的“老同志”）发布的通缉李桂五（盱眙县委书记，1932年4月领导发起西高庙农民暴动，当时正带队伍游击）命令中，无论是作为cp党员的李桂五，还有追随其暴动的农军，亦或是“共党”，都被安徽省府称作“反动”

《土地革命时期各地武装起义?江浙地区》第678页
除了直接攻击赤色革命者为“反动”，南京国民政府的喉舌也一定程度上延续了大革命时期工农运动、群众运动的宣传口径。
虽然国民党的“群众运动”在四一二以来就不断被南京国民政府管制、收拢，强调民众运动“一切民众团体必须服从党的领导”，宣扬“民众的意旨就是党的意旨，故民众运动归属于党的运动。党以外无所谓民众”（缪斌在1928年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上的发言）这样压迫群众运动的论调，但是，国民党的喉舌仍如蒋、汪二人一样，一定程度的延续了革命话语。
典型如其国民党的党报《中央党务月刊》、《中央周报》上所登的“反赤”政论文章，国民党人作者便将自己的立场放到“我们工人”、“革命的民众们”一边，秉持着“民众”和“革命”的立场，去谴责cp“挑拨阶级斗争”、“受苏俄指使，被卢布收买”，如北洋军阀一般声明“赤化”是“拿我们的民族和土地，整个地贡献苏俄”。将真正的革命者污蔑为受了境外势力自助的卖国贼。

陈任远《沦国民党在苏区的去“赤化”》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样利用革命话语与北方反赤言论的舆论倾向，不止存在于战前的三十年代，也并未因抗战衰落，到解放战争时期，蒋介石及其所领导的军政机关仍然奉行如此论调，蒋介石本人的相关发言更不胜枚举。
如1947年3月，蒋在对中央训练团成员的讲话中继续沿用二十年前的老调，谴责cp“出卖国家”、“出卖民族”。一年后的第一届“国民大会”上，蒋介石的开幕词也将眼下的战争称作“反动势力”的破坏。
但是試看當前的事實，我們國家的國際地位低落到了何種程度，我們民族被輕視侮辱到了何種程度？我們人民的生活又痛苦到了何種程度？國家不能統一，社會不能安定，一切都不能走上軌道，這究竟是為什麼呢？大家一定知道這是由於……的破壞和搗亂，出賣國家，出賣民族，要把我們抗戰的成果完全消滅，把我們的國家造成蘇維埃的國家，把我們的人民作為帝國主義的奴隸和牛馬，永遠不能翻身，纔弄成今天的局面。
1947年3月1日《团结一致完成建国使命》载于《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二十二
但是民國成立三十七年來，內憂外患，紛起迭乘。其初有帝制餘孽，北洋軍閥的竊國，隨後有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到了抗戰勝利，又遭遇了蓄意顛覆民國實行暴民專政的共…叛亂。這些反動勢力，無不是出其全力來阻礙我們民主憲政的實施。我們的一部革命建國史，可說是充滿了困苦艱難的犧牲奮鬥史，我們去年頒行的中華民國憲法，可以說是血淚凝成的結晶。
1948年3月29日《对国民大会第一届大会开幕致辞》载于《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二十二
这样的言论在解放战争时期是不胜枚举的，我们也就不一一举例，可以直接去看其具体效果：至少在受过政治训练的军官群体中，蒋介石的言论相当有迷惑力。
1947年8月晋冀鲁豫军区上交的俘虏军官教导团改造报告中就提到，在俘虏军官“积极分子开始团结起来”之前，“积极分子”会被其他俘虏军官骂作“汉奸”。足见蒋介石之政治宣传在中下层军官中确有一定影响力。
这时我们发起爱国军人同志会，各队都比
较顺利的先后成立，积极分子开始团结起来了，再不怕被人骂“汉奸”了，邪气下降，正气逐渐上升。
《晋冀鲁豫军区军官教导团俘虏思想教育一年总结》1947年8月载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资料选编》第8册
既已讲到解放战争时期的“卖国”与“反动”，那我们就不妨直接进入我们熟悉的世界，看赤色的革命者又是如何将革命对象与“汉奸”、“卖国”串联起来的。
3、“地主汉奸”到“汉奸反革命”
革命年代赤色革命者的革命话语，就像王奇生老师所说的那样，是“党和国家利益至上”的，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进步党派的革命主张与国家利益融为一体，这对赤色革命也是一样适用的。
在CP诞生之前，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宣传者李汉俊所作的《强盗阶级底成立》即早早的透露了“革命对象就是卖国”的思想倾向，李汉俊在该文中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我国本来是没有“强盗阶级”的（即资本家），强盗阶级在我国是一个外来物，是“欧美日本之经济的帝国主义、侵到中国来”、“强迫着中国人做交换”之后，“才发生这一种阶级来”。
换而言之，（至少在1920年的李汉俊眼中）“资本家”即是一个卖国的群体，他们依附于帝国主义国家“也有许多很大的桃花源、有很多靠得住的金库。这是甚么、在外国国旗下面底地方和银行”，是帝国主义入侵的产物了。李汉俊此作背后的，将政治偏好与国家利益相结合的倾向，也就可谓是相当直接的了。

收录于《“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1）

收录于《“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1）
李汉俊作为一大代表，其思想也显然不是一家之言、个人之见，到后来的土地革命时期，国民党人将赤色革命谴为“赤色帝国主义”走狗，赤色革命者亦斥国民党为“帝国主义国民党”。
只要我们查阅那时期的苏维埃大会决议案、地方党部通告，都不难发现，除却常被今人诟病的“保卫苏联”，当时另一常见的口号便是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
在当时的叙事里，“帝国主义”与“国民党”是一体的关系，国民党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是世界帝国主义“反革命”的成员，进攻苏联就与进攻苏区一样，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反革命”行动，对苏区的围剿是帝国主义国民党“把中国殖民化的最凶恶的步骤”。蒋介石则是“出卖全中国给世界帝国主义”的头号汉奸。
在这种严重的失败面前，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和他所代表的中国地主资产阶级就因此更紧紧的投到帝国主义怀抱里去了，公然再顾不到民众的反对，从暗地的卖国走到公开的完全投降日本，和出卖全中国给世界帝国主义。
《鄂东北道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政治决议案》1933年7月6日载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3册
同时要毫不放松的反对以为帝国主义世界二次大战即要爆发，进攻苏联危险已经过去（如广昌党的部分同志），以为帝国主义国民党已无力量进攻革命……
《省委接受中央局对“目前政治形势的分析与苏区党的紧急任务”决议的决议》1932年3月15日载于《江西党史资料》第14辑
国民党在更加投降帝国主义，更效忠的尽其帝国主义的走狗作用积极进行的五次“围剿”，是xx日帝国主义的指挥和组织的五次“围剿”，是帝国主义经过国民党实行把中国殖民化的最凶恶的步骤。
《省委接受“中央关于帝国主义国民党五次“围剿”中我们党的任务的决议”对全省工作的决定》1933年8月7日载于《江西党史资料》第14辑
这一谴责国民党之卖国的宣传论调，在“北上抗日”之后更加兴盛于红军内部，1935年斯诺抵达陕北苏区的见闻中同样记载了红军政治课的内容。
斯诺写到他所见的红一军团二师二团政治课：出身东北军的讲师向红军战士宣讲“国民狗党”的卖国投降，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是一个不让中国人抵抗的卖国政府。这些政治宣教其实正与几年前的苏区决议相同。
　　战士们坐在他们自己带来的砖块上（常常可以看到士兵们上学去时，一手拿着笔记本，一手带着一块砖头），带领他们的是连长和政治委员，两人都有是党员。据我了解，题目是“抗日运动的发展”。一个身材颀长、面容瘦削的青年在讲课，他似乎是在总结五年来中日“不宣之战”，提高嗓门在喊叫。他谈到日本侵略满洲，他自己在那里的经历，他当时是张学良少帅的军队的一个士兵。他谴责南京下令“不抵抗”。然后他介绍了日本对上海、热河、河北、察哈尔和绥远的侵略。他说每次侵略中“国民狗党”都不战而退。他们“把我国四分之一的领土奉送给了日本强盗”。　
　　“为什么？”他问道，非常激动，声音有点哽咽。“为什么我们中国军队不打仗救中国？是因为他们不愿打吗？不是！东北军战士几乎天天要求我们的军官率领我们上前线，打回老家去。每个中国人都不愿当亡国奴！但是中国的军队因为我们的卖国政府而不能打仗。”
而这一将国民党谴作“卖国”的理念，在当时还有延伸，斯诺在写作《西行漫记》时曾提到，有位红军在向群众宣讲抗日时提出了一个说法：我们都是中国人，要团结起来抗日，但地主和资本家不是，他们是帝国主义的走狗。
这一理念经过抗日战争，又有了发展。当1946年五四指示往下传、土改开始时，我们就能看到在当时的土改文件里是如何描述抗拒土改者的，以及实现“耕者有其田”的第一件事是什么：
另一方面，一部分汉奸、豪绅、恶霸、地主逃跑到城市中，则大骂解放区的群众运动……对于汉奸、豪绅、地主的叫骂，应当给以驳斥……
在广大群众要求下，我党应坚决拥护群众从反奸、清算、减租、减息、退租、退息等斗争中，从地主手中获得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
五四指示，将“地主”、“恶霸”与“汉奸”并列，以“反奸”为土地改革的第一项手段，这显然是一种宣传上的引导：将政治敌人渲染为“卖国贼”——就像过去革命与反革命的双方所做的那样。
当然，这样的这样推测未免不够有力，但我们只要将视角向后移动，解放战争中的新式整军运动在今天闻名遐迩于网络，但其细节远较官方评价有意思。
例如陈毅1947年底在晋绥应同志邀请作的《华东一年来自卫战争的初步总结》，里面就详细写了华东战场上，革命军队是如何引导俘虏兵做诉苦，以及诉苦运动里的要素：为什么生活在旧社会那么苦？都怪美国人和蒋介石！为什么会有内战？都是美国支持蒋介石打卖国内战！

《华东一年来自卫战争的初步总结》1947年12月30日至1948年1月1日载于《陈毅军事文选》
再看革命胜利后的诉苦、镇反运动，我们就更不难发现，这一宣传引导的倾向确实存在。
在当时的苏北地方，官方便明确提出诉苦运动可以将美帝、蒋匪和反革命分子个人的罪行联系到一起，使一切群众认识到反革命就是受美帝指使、就是叛国卖国，为帝国主义服务。

王舸、何志明《政治参与中的国家权威塑造——新中国成立初期“镇反“运动中的控诉会》
当然，以上这些将政敌谴责为叛国、卖国的案例还有很多，实在是不胜枚举，我们写到这，也就做一个结束。
相信看到这里的大家也都能发现，在我们的“革命年代”，政治倾向相同之“同志”与国族认同一致之“同胞”往往并不冲突。
当时的政治环境便如王奇生所说的那样，“强调党和国家利益至上”，所有人追求的、美好的“革命”，便意味着全民族与全国家的伟大升华，因有这层缘由，“反革命”又和“叛国”、“卖国”结合了起来——无论是什么“革命人”，都会强调己方的革命主张代表了国族利益，那么“反革命”自然成为了反对国家、反对民族。
像今天网络上一些怪异人物，去满心“自豪”的贬低、质疑本国的文明，在近一百年前的政治舞台上，无疑会是一个被“共弃”的角色。

因为同志比较便利，需要的时候，可以随时开除左籍。
而同胞则不行，这玩意是天生的，没办法开除。

先入为主地靠一个人的身份而非行为来判断一个人是否可靠本身就是不明智的。
历史上同胞杀同胞，同志杀同志的戏码上演了不知多少次。

1937--1945期间华人华侨同胞的捐款捐物几乎负担了抗战的一半军费开销，回国抗战的同胞更是数不胜数，连风尘女子都在卖身救国，他们从头到尾都在无条件支持着中国抗战，而你的苏联同志一开始在承认伪满洲国。
你们只喜欢宣传那少的可怜而且作用极其有限的日本八路和少量国际友人，（是，他们是很伟大，但是他们的贡献加起来有我们海外同胞的一个零头多吗？）我们海外同胞的付出你们却视而不见。

因为开除同志籍比开除同胞籍容易得多。

自己家里着火了，却高呼着让大家去邻居家救火。918事变以后“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就是如此

在大清洗中，老布尔什维克们对严刑拷打嗤之以鼻，少数人可以忍受当面虐待甚至处决自己的妻子，但没有人能扛过当面强x自己的未成年女儿。到了后面，大家都学乖了，在内务部同志找上门时干净利落的表演空中飞人，以免祸及妻儿。甚至闹出很多乌龙，比如内务部同志去找某人聊天，经过其家属楼走廊的时候其他住户飞了。但大家也别羡慕内务部的同志，他们也跟着内务人民委员换了好几茬，一旦换下来了，就该他们在内务部家属楼表演空中飞人了。
各色审判都基于被告的口供这一唯一的证据。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让如此多奋斗了一辈子的老布尔什维克心甘情愿的认罪，身败名裂的结束自己的生命，如何做到的？难道是靠蓝帽子们以德服人？要知道蓝帽子们自己都朝不保夕，连大清洗直接执行者中位置最高的连续三任内务人民委员都全部被处决。在这种压力下，蓝帽子的同志被迫做出一些现在看起来匪夷所思的缺德事，很奇怪吗？
公开审判
大肃反运动中，曾在莫斯科进行过三次审判，受审的主要角色都是党和政府前领导人。这三次审判被后人称为“莫斯科大审判”。第一次莫斯科审判有16名被告。莫斯科大审判一共3次，它是1937～1938大清洗的高潮剧目，另外两次是1937年1月23日开庭的“平行总部案件”和1938年3月的“二十一人审判”。三次大审判的被告人数分别为16、17、21。除第二、三次各有3人获有期徒刑外，其余被告全部枪决。
为了给“大清洗”披上“合法”的外衣，1936年8月19日至24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在莫斯科举行了第一次公开审判，被告是所谓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合总部”成员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米尔诺夫等16人，罪名是组织“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恐怖中心”，阴谋暗杀以斯大林为首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基洛夫就是他们策划暗杀的。审讯中，法庭没有出示任何证据，所有的指控都建立在被告的“交代”和“承认”上，在没有律师辩护的情况下，被告的“供词”被作为定罪的依据。法庭最后宣布、季诺维也夫等与已被驱逐出境的托洛茨基相勾结，主使谋杀基洛夫的罪名成立，判处16名被告死刑并立即执行，没收全部财产。判决后不到24小时，报纸即报道：死刑已经执行。这项审判称之为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分子恐怖中心案件。这项审讯对所有被告都处以极刑的作法导致了以后更大规模的镇压。
在第一次“莫斯科审讯”过程中，负责大肃反运动的、以亚戈达为首脑的内务人民委员会犯了一些技术错误，有些指控不能成立，譬如指控之一是，“托洛茨基-季洛维也夫恐怖中心”的一个代表曾在1932年与托洛茨基的儿子塞多夫在丹麦哥本哈根布利斯托尔旅馆会见。16名被告被处决的一个星期后，丹麦《社会民主报》指出，那座旅馆在他们会见之前好久就拆了，而且，塞多夫那时还在柏林技术学院参加考试。
1936年9月25日，斯大林和日丹诺夫指示政治局委员：“亚戈达显然没有能力揭露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集团”，亚戈达领导的内务人民委员会“在这件事情上至少落后四年”，“绝对迫切需要任命叶若夫同志为内务人民委员。”叶若夫主持了大肃反运动后，清洗、镇压的规模迅速扩大。1937年初至1938年底，是苏联大肃反运动最黑暗的时期。
对“联合总部”的审判带动了新一轮逮捕浪潮，根据审讯中被告的“供词”，又挖出了一个所谓的“托洛茨基平行总部”，其成员有皮达可夫、拉狄克、索科利尼科夫等人，罪名是策划恐怖行动（其中一条就是暗杀基洛夫），从事间谍活动，企图挑起和加速同法西斯德国、日本的战争，并力求在这次战争中打败仗。
1937年1月23日至30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对“平行总部”进行了肃反运动中第二次公开审判。被告中著名的人物有皮达可夫、拉狄克、索科尔尼科夫、谢列布里亚科夫。这些人过去是布尔什维克和苏维埃国家出名的活动家，积极参加了十月革命和苏俄国内战争，在二十年代中期是托洛茨基的积极拥护者，为此被开除党籍。在三十年代初，他们实际上和托洛茨基断绝了关系，并恢复了党籍，并在各人民委员部出版机构及其他单位中任领导职务，但还是被指控“接受托洛茨基指示”，“背叛祖国，从事侦察和军事破坏工作，实行恐怖和暗害勾当”。与第一次公开审判的程序一样，17名被告中皮达可夫等13人被判死刑，拉狄克等4人被判处十年或八年监禁。
由于拉狄克在受审时交代他与布哈林、李可夫等有“罪恶的联系”，1937年2月底，布哈林、李可夫在出席中央全会时被捕。3月初，联共（布）召开中央全会，斯大林在会上作了《论党的工作缺点和消灭托洛茨基两面派及其他两面派的办法》的报告。他在报告中强调指出，托洛茨基主义已经“变成了一伙暗害分子、破坏分子、间谍和杀人凶手组成的寡廉鲜耻的、无原则的匪帮，他们是按照外国谍报机关的任务进行活动的。”斯大林提出了一个论点，即随着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发展，阶级斗争会日益激化。在这次全会上，斯大林指出党内还有着日、德和托派奸细；莫洛托夫指出军队内部有“人民公敌”；叶若夫作了关于“间谍活动”的专门报告。
布哈林
1937年2月23日，联共（布）中央宣布把布哈林、李可夫开除出党。次年3月2—13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对以布哈林、李可夫为首的所谓“右派托洛茨基联盟”进行了肃反运动中第三次公开审判。苏联总检察长维辛斯基指控布哈林委派社会革命党人芬妮·卡普兰刺杀列宁，暗杀基洛夫、明仁斯基、高尔基，是帝国主义的间谍。布哈林被迫承认了这些罪行。在没有证据、只有被告口供的情况下，法官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乌尔里希以“叛国罪”判处布哈林等被告死刑 [4] ，亚戈达也在其中。布哈林等21名被告被以“谋害罪”和“叛国罪”起诉，其中包括布哈林、李可夫在内的19人被判处死刑。
布哈林在被捕前几天给党的几位领导人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我就要离开人间了，我不是在无产阶级的斧钺下低下了我的头，无产阶级斧钺应该是无情的，但也应该是纯洁的。我在万恶的机器面前是无能为力的，这台机器居然使用了中世纪的方法，拥有无比强大的力量，大量地炮制有组织的造谣、诽谤。这些万能的机构能把任何中央委员，任何党员磨成粉末，把他变成叛徒，恐怖分子，暗害分子，间谍。如果斯大林对自己产生怀疑的话，那这个机构也会立即找到证据的。”
布哈林是在审讯人员威胁要把他的妻子与刚出生的儿子杀死才开始交代并承认自己“罪行”。到1937年底，实际上所有反对派成员都被捕了，不管他们被捕时持什么观点。
三次公开审判都是肃反运动中为欺骗国内外舆论而精心炮制的假案，这几次审判所涉及的对象也只是肃反运动中无数被冤屈者的极少数代表。实际上，肃反运动所制造的冤假错案远比公开审判所暴露的多得多，清洗的对象从中央到基层几乎包括所有的社会领域和各个阶层。
党内清洗
据估计，在诬陷为与人民敌人同谋，破坏间谍活动，预谋进行恐怖行为等形形色色的罪名之下，这次大清洗使500万人受到牵连，30—40万人被处决。1936年—1939年，有一半以上的党员，即120万人被逮捕。出席第十七次党代会的1966名代表中有1108人（即半数以上）被捕，联共（布）十七大选出的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有98名（即70%）被逮捕和处决。17名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中，除基洛夫外，有5人被杀。十一大上选举的中央委员会的26名中央委员中有17名被处决或流放。
苏维埃和政府机构也遭到“大清洗”运动的沉重打击，1937—1938年间被捕并处决的部人民委员就有17人，加上他们的副手和下属，数量还要翻几倍。从1919年至1935年的31名政治局委员中，有20人惨死。在中央委员地区和省一级的党委书记以及基层党组织的书记中，这类情况更是严重。被捕的大多数党员未经公开审判，甚至未经任何审判，就被处死或流放。
出席联共（布）第十七大的1966名代表，有1108人因反革命罪被逮捕。十七大选出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共139人，其中80%的委员被逮捕，并且全都被处死。列宁在世时的最后一届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即1923年4月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后选举产生的7名政治局委员中，除列宁早年逝世外，斯大林将其他5人（加米涅夫、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李可夫、托姆斯基）都置于死地。1919—1935年先后选出31名政治局委员，其中有20人遇害。所以有人说：“列宁创建的党被斯大林消灭了。”
政府机关也遭到无情的清洗。列宁主持的第一届人民委员会由15人组成，其中就有9人被镇压，托洛茨基在国外被暗杀。4人在1933年以前逝世。活过这场灾难的只有斯大林一人。1935年进入人民委员会的委员中，有20人被处死，活下来的只有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米高扬、安德列·安德列耶维奇·安德列耶夫和李维诺夫6人。1938年初人民委员会28个成员中有20人很快就被镇压。随着人民委员和副人民委员的被镇压，他们的下属多被牵连。1936年10月到1937年3月底，大约有2000名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被逮捕。国防部、重工业部、外交部，以及国家计划委员会遭到毁灭性打击。
这些仅仅在是高层清洗中有据可查的数字。此外，“大清洗”究竟抓捕了多少人，杀了多少人，关押了多少人，流放了多少人，没有准确的记载和答案。1991年6月，苏联解体前夕，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克留奇科夫公布了一个数字：1920年到1953年，苏联约有420万人遭到镇压，其中200多万人是在1937－1938年的“大清洗”中受到镇压的。
即使作为“大清洗”工具的保安机构——内务人民委员会自身也无法幸免，其成员被不断更新，以维持对领袖的忠诚或被当作替罪羊。肃反运动前期领导内务人民委员会的亚戈达因不能满足斯大林的要求而于1936年9月被更加心狠手辣的叶若夫取代，不久亚戈达被捕并于1938年被处决。叶若夫在按斯大林旨意把肃反运动推向最高潮后，也遭到同样下场，1938年7月被贝利亚取代，并在1940年4月1日被毫无根据地以“镇压苏联人民”的罪名而枪毙。
军队清洗
1937年6月11日，苏联元帅图哈切夫斯基和其它一批高级将领被枪决，他们被指控为是“反苏军事中心”。由于图哈切夫斯基是这批高级军官中最有名的一个，所以史称为“图哈切夫斯基案件”。
1945年战胜国缴获了大量德国文件，方才弄清“图哈切夫斯基案件”的真相。图哈切夫斯基是苏联红军中最有才干和威望的元帅，纳粹德国盖世太保的二号头目莱因哈德·海德里希熟知苏联大肃反内幕，便伪造了一份文件，试图借斯大林之手除掉图哈切夫斯基。1922年苏德签订拉巴洛条约后，苏德开始互派军官去上军事训练课，图哈切夫斯基这样的军事家当时也被派往德国。在柏林军事学院，图的一个同事、德国人，后来当上德国将军。1937年海德里希伪造一封图哈切夫斯基给那位德国军官的信，信的内容是计划推翻斯大林。德国的盖世太保将这封信卖给柏林的一个捷克斯洛伐克间谍，这个间谍获得的情报最后到了捷总统贝奈斯手中，贝奈斯又将此信转交给了斯大林。在审讯图时，这封信只字未提，而是在事后才作为档案里的佐证。
1937年6月11日，《真理报》称，图哈切夫斯基元帅等8名将帅因叛国罪被捕，6月12日，报道称，图哈切夫斯基等8人已被枪决。
1937年5月26日，图哈切夫斯基被捕，接着在全国各地大规模逮捕军队其他领导人，在这一浪潮中，红军政治部主任雅科夫·加马尔尼克因受指控而自杀，而被逮捕的图等许多人则在1937年6月11日被处决。同时被处决的还有：基辅军区司令员约纳·埃马努伊洛维奇·亚基尔、白俄罗斯军区司令员伊耶罗尼姆·彼得罗维奇·乌博列维奇、曾于1925-1932年任伏龙芝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的罗伯特·彼得罗维奇·埃德曼、1935年任伏龙芝军事学院院长的科尔克、驻英国武官普特纳以及其他高级军官。20世纪30年代，苏联有5名元帅，3名遭镇压。海陆空三军有3.5万名军人遭到从清除出军队到判刑、处死的迫害。
社会清洗
1936年至1938年间，苏联除四个大的审判案外，在整个肃反运动中，党、政、军各部门都进行了大规模的清洗。其中冤杀和错杀了许多人，铸成肃反扩大化的错误。
从1922年至1928年，苏联公安和安全机关总共枪决了11271名各类犯罪分子。1930年一年就达到了20201人。1937年猛增到353074人，1938年的数字是326818人。1939年骤降到了4201人，1940年再下降到1939人。
1930年开始，政治保卫局逮捕了2.08万人，创下了新的“纪录”。这与刚刚开始的农业集体化有直接关系，许多农民因为反抗强制集体化，被当局迁往人烟稀少的地区，开荒或是建立新城市。同时，苏共党内的反对派几乎全部被捕。1931年，1932年，1933年的相应数字是180700人、141900人和239700人。
1936年是肃反运动的第一年。按照1937年的人口普查的结果，到1937年1月1日为止，共有不少于180万人关在监狱、劳改营或是住在强制定居点。1939年进行的另一次人口普查现示，相应数字达到260万人，其中约100万人是农村来的强制移民。
苏联全国劳动营管理总局领导层向公安部负责人以及后者向斯大林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报告材料说，1940年，苏联全国劳动营管理总局的中央档案里保存了800万人的个人资料。这些人包括正在服刑人员；刑满释放人员和死于服刑期间的人员。自1921至1953年间，总共有1000万人曾于不同时间在古拉格服刑。在1930年，苏联全国各劳动营在营人数为17500人，1933年达到33.4万人。1937年达到119.6万人，1940年达到166万人。1941年达到了230万人，新增加的犯人来自波兰、波罗的海三国，以及大批触犯劳动纪律的工人（苏联当局在三十年代末以严刑峻法对付工人，上班迟到或无故旷工会受到刑事处罚）。
1934年1月至1947年12月31日止，苏联全国各劳动营的自然死亡人数为96.21万人。1937年死亡2.5万人，1938年死亡9.5万人，1939年死亡5.5万人，1940年死亡4.67万人，1942年猛增到24.89万人。
从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至1944年12月止，苏联全国劳动营管理总局释放了334万人。仅从1941年6月12日至当年10月24日止，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就释放了60万人，其中17.5万人被征招入伍。被释放的人主要是触犯劳动纪律的工人和不太严重的经济犯，以及军官和各类技术人员。1939至1944年止，在监狱的犯人数量徘徊于350.5万人（1939年1月）和15.52万人（1944年1月）之间。
与此同时，苏联全国各劳动营接收了255万名新犯人，主要是投敌和为德军工作的人员。1948年新的运动使古拉格的人数在1950年达到了256.1万人，创最高记录。
此外，这场镇压运动波及到各个领域。科学家、历史学家、生物学家、数学家、艺术家还有普通民众数以几千计地被迫害被流放。斯大林曾授意肃反机构枪决乌克兰的几百名民间歌唱艺人。这些民间艺人是民族文化的活化石，他们的歌曲从来没有文字记录，得靠师徒代代相传才能将歌曲传下去。音乐家肖斯塔科维奇说：“每当他们枪决一个民间歌唱艺人或者走方说书的艺人，几百首伟大的音乐作品就和他一起消失了。”
苏联作家伊利亚·爱伦堡曾出席过对右派分子的审判。据他亲眼目睹大多数被告精神委靡不振，非常消极。这些人用机械的语言交代，没有本人所特有的语调与风度。因此有人猜想，叶若夫可能利用极端手段才获得了被告的口供，因为这些人毕竟是曾经出生入死的革命者。
1953年斯大林刚去世，苏共中央主席团（即苏共政治局）立刻要求安全部门提供有关在押“反革命犯罪分子”人数的详尽资料。1954年2月，苏总检察长鲁登科、公安部长克鲁格洛夫、司法部长戈尔申宁向苏共中央主席团连名递交了相关报告。报告中说，从1921年到1954年2月1日止，以“反革命罪”判刑的人数是3777380人。其中被处死刑的有642980人，被判劳改和监禁的有2369220人，被判流放和强制迁居的有765100人。在所有判刑人员中，对大约290万人的判决是由政治保卫局工作组、“三人审判组”和特别专案组等非常规司法机关做出的。剩下的90万人是由一般的法院、军事法庭和最高法院做出的。

红军和国军都是同胞。
如果被红军俘虏，会受到优待，会被感化为同志——如优先照顾伙食、给文盲教书认字，就连功德林里面最顽固不化的死硬份子都能一辈子做自己爱做的事情……
如果被国军俘虏，会被关进白公馆、渣滓洞等人间炼狱，等待你的是无穷无尽的非人折磨——强奸、烙铁、鞭挞、木驴、老虎凳、辣椒水、穿刺、扎针、拔指甲……国民党特务会让你知道什么叫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长征的时候，红军在前面跑，国军在后面追，红军帮百姓打地主，国军来了迎回地主，除了红军，还会顺带把当地和红军有联系的、不论男女老幼屠戮殆尽，即所谓的“石过刀，草过火，人换种”，国军所过之处，少不了人头滚滚、血流漂杵……
抗日的时候，华北傅作义因为作风简朴、抗日积极，被称为“七路半”，而蒋介石却躲在重庆，于1941年抗战最为艰苦卓绝的时候发动“皖南事变”——以十余倍之力围剿、几乎尽杀处于抗战一线的新四军，俘虏叶挺，并将其关押、折磨直至抗战结束，害他死于坠机……
解放的时候，解放军给解放区百姓分田，给俘虏发路费回家，国军在必败的最后一年，还强征了上百万没拿过枪的壮丁，让他们当炮灰填线，许多村镇因为年轻劳动力都被抓壮丁、粮食也被征收，而饿死了大量老人……
解放后，解放军除了帮忙搞生产，还要致力于「剿匪」——国民党败逃台湾留下了上百万的残兵败将，沦为鱼肉百姓的流寇土匪，于是，剿匪又是四年。期间爆发了抗美援朝，国民党派了一部分人过去，做的事情一是劝降，二是假冒志愿军当内鬼，三就是审问拷打集中营里面的被俘志愿军，访美的国民党第一夫人宋美龄，更是要求美国对中国使用「原子弹」。此外，国民党不断派遣特务到大陆破坏生产、打乱经济建设，使得民间兴起了第一阵「全民抓特务」运动；趁新中国海军、空军力量薄弱，令海军在台湾海峡拦截大陆渔船、商船，将船员杀害、囚禁，货物尽皆掳掠到台湾岛，让大陆来往船只在很长一段时间无法通过台湾海峡，空军妄图炸开国大典不成，便数次派飞机轰炸大陆沿岸城市，比如著名的广州“三三轰炸”、上海“二六大轰炸”，这些都是无差别杀伤平民百姓的罪恶......
时至今日，台湾都是境外势力的反华前线、针对大陆炮制谣言的桥头堡、遏制大陆发展的压心石......
这是个两年前的问题，中间断断续续有点流量，但是有个趋势是在今年七月份中旬开始蓄力，然后迅速爆发一堆口径一致的回答和三无小号为主组成的评论队伍，七月份的回答突然以高赞登顶……团建壬这么用力过猛真以为别人看不出来吗？

如果从比例上看，斯大林杀的同志比同胞多。

在我的推特帳號被封禁前，我始終嘗試改變部分「同胞」的觀點，這裡我要聲明一下，我在和他們交涉時是把他們當同胞的，可他們對我的態度可以說是「比對待敵人還要惡劣」。
你可能很難想象，某些膚色、母語和我們一樣的「人」，會拿著曾經敵人羞辱我們的語言來「反復強調」，彷彿那個詞不是在侮辱他一樣。
你覺得我在誇大其詞？實話和大家說，在我的推特被封禁前，我已經不止一次被一群人用「支那」這個詞來侮辱，甚至還有人公然對著我喊出「馬路太」。
如果是一些不懷好意的外國人這麼喊我，我或許不會這麼震驚，可我真的無法接受，一群用著中文的人，拿著中華民族曾經的「恥辱」來攻擊自己的同胞。
更令我傷痛的是，這些人在用這些詞彙攻擊過我後，會專門用日語、英語再在評論區強調一遍，告訴其他國家的人該怎麼讓一個中國人感到「身心上的不適」。
你告訴我，這是同胞？這叫同胞？哪怕是有點戰鬥禮儀的敵人，都比這好吧？
這些攻擊我的人，他們似乎還很享受獲得境外勢力稱讚的過程，動不動標榜自己「棄暗投明」，恨不能搞個「公開儀式」強調自己已經背叛了中華民族和同胞。就是這樣的一批人，你讓我去感化他們？對不起，我做不到。
有時我會非常疑惑，明明都是中國人，為什麼有的人始終想著讓自己的同胞被奴役？有的人會心甘情願地去當敵人的走狗，對著自己的同胞使出最骯髒卑劣的手段。
後來我見得多了，就漸漸明白了，你把他們當作同胞，從一開始就錯了。大家表面都是中國人，可部分牆頭草根本不願意承認自己是中國人的事實，他們寧願在敵人的腳下搖尾乞憐，也不願意去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
相比之下，「同志」這個詞，跨越了種族和國家，把我們聯結在一起。冷戰期間，美國為什麼不惜花大代價也要打壓蘇聯？不為什麼，因為蘇聯的最高理想共產主義已經威脅到美國的「自由民主價值觀」了，那一聲聲「同志」就像資本主義的「催命符」，無聲地揭露著美國的所有謊言，讓美國這個國家寢食難安。
我年輕的時候，曾在美國遇到過一個「紅脖子」，他的年齡已經很大了，還是個酒鬼。我是怎麼認識他的呢？我和他屬於萍水相逢，那天他剛從酒吧裡走出來，喝得醉醺醺的，就把路過的我當成了日本人，直接走過來對我進行挑釁。
在誤會解除後，他也告訴我為什麼自己如此討厭日本人：「我在東南亞見過他們的所作所為，太恐怖了，簡直是人間地獄！你能想象嗎？有的村莊沒有一個活物，只剩下被燒焦的牆壁。」
「他們連孩子都不放過，他們只會屠殺，他們都是一群魔鬼！我是親眼見到的，在我們解放戰俘營後，見到了一批倖存者，他們的體重都不足30千克了！這幫魔鬼到底在幹什麼？他們難道以折磨別人為樂嗎？」
說著說著，他又掏出了酒壺，和我強調著自己的所見所聞。我對他一開始還有著一點抵觸情緒，後續從他的話語中，我才慢慢得知，這只是一位「性子直」的反法西斯戰士。
在我和他告別時，醉醺醺的他突然叫住了我，我本以為他會向我要錢，結果他接下來的舉動卻讓我「無地自容」。
「你們的國家不是都喜歡稱呼同志嗎？你們也曾被惡魔侵略過，我們也算是盟友了。我一直想這麼稱呼一個人的，可我沒參加過歐洲的戰事，沒見過那些蘇聯人。現在，我希望你能幫我完成這個心願，接受我的這句問候。」
「同志，祝你好運。」
在他說出這些的同時，那因酒精而扭曲的身子突然挺直，他向我行了一個標準的美式軍禮。雖然那只是一瞬間，可我卻明白那代表著什麼。那一刻，我和他不再是簡單的「陌生人」關係，而是真正的「同志」關係。
大家可以回想一下，不知從何時開始，「同志」這個詞彙已經被污名化了，很多人忘記了它原有的含義，這不正是我們的敵人想要看到的嗎？
事實上，「同志」的存在，跨越了種族與國家，可能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人際關係」。
同志們，中華民族必將迎來偉大的復興！在此之前，讓我們共同奮鬥吧！

那时候红二军团的夏曼伯（夏曦）同志，面对反对派（同胞）的围追堵截，形势十分危急。
所以曼伯同志没有给反动派机会，亲自将队伍缩减到了原来1/10的规模，让近三万红军战士免遭国民党反动派的毒手！
而他自己，也在同志们的关怀下，于毕节某条河流中游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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