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咨询] 有人把性出卖和体力出卖相提并论，谈什么“都是卖”的论调。有没有人在哲学层面谈一下这个事情的道德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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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咨询]有人把性出卖和体力出卖相提并论，谈什么“都是卖”的论调。有没有人在哲学层面谈一下这个事情的道德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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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把性出卖和体力出卖相提并论，谈什么“都是卖”的论调。有没有人在哲学层面谈一下这个事情的道德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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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道德
道德问题
有人把性出卖和体力出卖相提并论，谈什么“都是卖”的论调。有没有人在哲学层面谈一下这个事情的道德问题？

真自己卖过的知友一定知道一个心酸的事实：
很多所谓高收入的人群实际上拿的很大部分都是精神损失费，并不是劳动本身真的那么值钱
所以从这点上看，性出卖和体力（脑力）出卖确实并无区别
你可能觉得女的往那里一躺就哗哗来钱，但问题是她劳动也许只值100块，另外1900块是支付她的精神损失的，比如她不能拒绝客人、比如她不得不出卖身体的羞愧感
码农是被公司收买的，精神损失费是赔偿每天长时间对着电脑研究抽象（无贬义）的工程问题，以及高强度智力活动带来的永久脑损伤（Permanent Head Damage, PhD）
警察、军队、公务员等，则其极佳的福利与长期稳定，用来补偿所从事工作的危险或持续忠诚所带来的精神损失，且这些职业不如码农、妓女、其他职位等职业自由（随便辞职、随便上岗）
有些人肯定会来个经典反驳：“这能一样么？能这么类比么？”
能的，孩子。很多职业都是靠牺牲人性本能的一部分，来获得额外收入。妓女也是人，能出卖一部分本能换钱，是很自然的、并没有什么值得羞愧的事情。小时候读“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并不如何感慨，因为哪怕亡了国，商女还是商女，诗人还是诗人——但诗人打不过鞑虏或是担忧亡国，然后在那感慨和讽刺商女，也真有出息
你们在那高高在上吃喝玩乐享受别人伺候，然后等鞑虏来了才想起来“匹夫有责”、“商女不知恨”来了，这不成
性交易中更被人诟病的，除了道德，应该更多是法律层面——比如如何保证女性不被胁迫、如何保证健康问题等。读读历史就会发现，即使是号称“废除性交易”的国家里，本质并无改变，不过是女性拿身体换粮食、回城名额等。太平天国做得最绝，夫妻都不让团聚，但洪秀全妃子成群有女兵守护，所以也就折腾几年就到头了
打工，总是不容易的；某些人一边享受着关系带来的红利，一方面居高临下对卖苦力、卖笑、卖脑力的工作人群指指点点
谁更卑鄙？
====补充====
国内职业咱不懂，但美国真有很多收入超级高的职业是靠出卖精神损失
比如西雅图捞阿拉斯加海鲜（如阿拉斯加雪蟹）的渔船。两个人还是一个人就能操作一条船，年薪几十万美元，而且每年只工作半年，另外半年都在陆地上全职吃喝玩乐
因为打渔那半年超级苦。一天工作十小时以上体力活，吃住都在船上没有饭馆不能逛街，每顿都是冷冻食品而且没人说话，只看到无尽的大海——我觉得这工作确实折磨，所以所谓的高薪也只是在补偿这种压力和反人性
我小的时候就没想明白所谓劳动价值论，大了脑子更糊涂了更想不清了。个人感觉所谓的薪水，一方面肯定跟个人天赋是挂钩的——一个人学历高自然同职业下收入也高一点，就像姓服务行业也是按人相貌分三六九等，但另一方面不同行业的巨大薪资差别，则非来自于个人天赋，而是精神补偿和责任问题
精神补偿本文已经啰嗦过多了，说个责任问题——比如一个上市公司CEO年薪几千万美元，他（她）的能力和工资真匹配这么大价值么？我认为不是的，但因为上市公司的价值过于巨大，CEO的一举一动都会产生极大的影响，所以也许工作本身值300万美元，但另外的3500万美元是责任和忠诚奖励
同理，一个公务员或是警察等，必然也有较好的福利和相对不错的薪资，这是合理和符合人性的——因为即使他们的能力不够出众或是价值不够高，但因为他们的影响力高、责任更大，所以需要奖励（或者可以反证：假设他们因缺钱而作恶，会比普通人造成更大的破坏）
讲这个不是合理化很多事情——虽然随着年龄增大，本来就守旧的我已经开始合理化一切存在的现象。只是表达我自己一种消极的打工观点罢了——也不是为某些行业洗白，我只是觉得打工者不要过于自得，认为自己所从事的行业就如何优殊、如何不可替代，至少我觉得码农和妓女一样，都是用自身条件和年轻，努力赚辛苦钱的朴实打工人
回到“都是卖”的话题。既然衰到卖的地步了，就得想：自己是卖脑力呢？卖精神健康与安全呢？还是卖情绪价值呢？卖忠诚、克己与勤恳呢？甚至卖肉体？
我曾无比崇拜美国的医生、交易员、创业公司老板等职业，但后来看到一部分故事后觉得也有不容易之处，尤其是后两者的风险。我寻遍天下职业，得出的结论是：
还是当富二代最爽，撒撒娇就来钱了
结果后来我甚至又发现：原来富二代也有下岗的，因为他妈下岗了——或是他爸进去了之类；原来富二代也面临着别的富二代的竞争，哪怕只是个6个月的小baby
人生真不易？

在女本位社会中，这两个有区别。
出卖性——主要讨论的是女性出卖性器官（因为男性没多少人在乎），是一种极为不道德，是对圣洁女体尤其是神圣子宫的一种侵犯。
明白了这点，你再去看反对“性出卖和体力出卖相提并论”的理由，就明白了他们背后的价值观——女体至高。
例如，“性合法化会让许多女性被自愿从事性行业，从而落得可悲的下场……”
论被自愿，普通工作没被自愿？论可悲，死亡人数有比得过矿工？后遗症的数量与恶劣性质，能比得过尘肺病？
我就不提更久以前，英国工人的那些事，那保护更差呢。咋没见人呼吁要取消矿工这一行业呢？
论衍生黑恶势力。
黑砖窑抓了多少劳力进去猛猛干活？去年还有一个，被抓到黑砖窑干了十八年，新闻爆了，没人压热度，也没人限流，但热度一点也没有，大家也不关心。
其中死的不知有多少个？
有人对这些重体力活进行羞耻化、有罪化吗？不，最多呼吁砖窑厂正规化，但热度非常低。
说白了，这些说辞背后体现的价值观就是女体的性器官，比耗材性别的肺与肢体更重要。
那些反驳的观点，提了那么多女体贩卖特殊论，在我看来，还比不过这回答有说服力，就是为了保护家庭。

我认为从哲学上人类不存在道德
让你去卖B,一次300,你不卖
一次3亿,你卖了
从300到3亿这个过程,必然有某个值,达到了你心里的阈值
但是这个值每个人可能不一样
比如大学生,可能是5000,中专太妹可能是2000
处女可能是2W,美丽的处女可能是10w
如果你觉得橡胶不导电,那可能是因为电压还不够高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人人皆可卖
不过人活在现实世界里,或者说活在一个统计概率的世界里
现实世界有一个中东王子就乐意花3亿买你的B的概率接近0
所以如果有两个群体,一个群体卖B的阈值是500,另一个群体阈值是5W
那我们确实可以五十步笑百步了
确实可以把前者称为婊子,后者称为贞节烈女了
再考虑一下小三和二奶的问题
有些美女,只向特定角色出卖,可能不论次数收费
比如每月3w零花钱+房车
这种包月制算不算性出卖呢?
那再进一步,靠相亲结婚的夫妻,丈夫一次性付出彩礼和房车以及分手-50%的法律文件
以此换取终生的性资源,那这属于买断制,这算不算性出卖呢?
如果不算
那么从计次制--包月制--买断制这个过度,到底是哪个时间点区分了卖和非卖?
从付款到服务结束的时间小于3.1415926天,算卖?大于不算?
再考虑一下恋爱
恋爱,男方就没有付出一些东西吗?
时间成本是不是成本呢?情绪价值是不是成本呢?约会看电影吃饭的开销算不算成本呢?
对于女方来说,只要收的不是直接意义上的钱,那便不算卖吗?
从社会学意义来说,人生存需要交易,人们无时无刻不在进行交易
我花3个小时陪孩子玩,孩子对我笑,是不是我卖了时间买了情绪价值?
对于孩子是不是卖了笑买了陪伴和回忆?
上班卖技能买钱
下班卖钱买炸鸡
如果你把一切都抽象成资源置换,那确实都是卖
人人都是出来卖的,人人也是出来买的

“性出卖和体力出卖都是卖”是传统左翼的论断，即从剥削，物化等角度看来私有制基础之上的雇佣劳动所具有的总体特征。而老马本人的态度则更为激进，看过《共产党宣言》的都知道，代以财产权为核心的现代婚姻制度在马恩看来也只是合法的卖淫。
而要在性出卖和体力出卖之间划出界限，反对任何性质的色情业的同时维护其他行业，主要有两种不同的思想流派：文化保守主义与激进女性主义。虽然乍一看这个情况十分诡异，因为女权貌似和劳保坐了一桌。但稍微了解双方的理由就能发现，虽然都反对色情也，但二者依然是水火不容的。
首先文化保守主义的观点在于维护婚姻的伦理特性。在他们看来，私有制，财产权并不构成婚姻制度的规范性基础，真正的基础在于家庭生活本身是人最天然的伦理生活（Sittlichkeit），夫妻之间，家长与子女之间的有爱互动才是家庭和婚姻的本质。而很明显，公开的色情业对这种伦理生活是有极大的破坏作用的。相反，其他社会劳动方式都是可以促进家庭伦理生活的生成（即国人常说的，工作是为了养家糊口），进而是正常的。
而以麦金农（Catharine A. MacKinnon）为首的激进女性主义者却认为，色情业对于女性的压迫是一种特殊的，极端形式的压迫。在色情业（包括pronography在内）中，女性的形象被全面而系统得降格为（degrading）性器官，进而被剥夺了全部的人性。这就使得色情业和其他产业有鲜明的区别。在其他产业的雇佣关系中，虽然劳动者也出卖自己的体力或脑力，产生了一定的物化，但是劳动者本人并没有被视作是物，在劳动关系中仍能保留部分人格。而色情业的从业者则完全被视作是其性器官本身，被完全剥夺了人格，成为了彻底的物。对于色情业的一切生产（如拍片，开红灯区等）和消费（买春，看片等）都是在直接和间接地再生产这种“女性=女性性征”的固定形象。
两种不同的关于“色情业不道德”的论证思路，虽然结论一样，但预设，论证理由却截然相反。具体哪一种更有道理就留给大家自行判断了。我个人可能更资瓷文化保守主义的论证方式（黑格尔，启动！），因为麦金农对于色情业的论断实际上非常西方中心主义，参考的只是色情行业在欧美发达国家的形态，而在其他文化传统下，色情行业可能并不是按照麦金农所认为的“全面降格”的这种逻辑而展开的。同时，在面临如今O站等自媒体形式互联网色情产业的模式下，被迫降格变为了博主的主动展现，这对激进女性主义的理论也提出了新的挑战。
PS：如果对于激进女性主义的pornography理论感兴趣的话，可以参考阿姆斯特丹大学的Mari Mikkola教授（也是我在德国时的硕士导师）的著作

Pornography: A Philosophical Introduction (OUP, 2019)

这个说法没有任何问题。
无论是出卖劳动力，还是出卖自己的身体，亦或是自己的某部分器官，本质上都是通过部分地出售自身的自我所有权，以获得利益的不同手段。至于道德与否，那就看你觉得出卖自我所有权本身是否道德了，所以有的学者可能会认为，雇佣劳动本身就是不道德，是一种剥削，而有的学者会觉得，哪怕贩卖自身的器官、代孕，都是道德的。
至于它本身道德与否，在我看来倒不是十分重要，因为这完全是采纳各种价值观的问题，但这个问题下面展现出的各种不同形态的双标，倒是十分有趣，看着一群人遮遮掩掩地不愿意像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一般，承认所有的雇佣劳动都是不道德，一边又费尽心思找补，证明出卖身体是不道德的，确实是别有一番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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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个政治经济问题，不是道德问题。
就算不讲劳动和自我实现这么宏大的命题。单从政治经济层面来看，索多玛、俄摩拉这些上古传说中城市里的巫娼阶级就是卖淫合法化、普遍化和道德化的。但这些半巫半娼的女性团体最终都和曾经的母系氏族一样，自我瓦解了。
道理很简单，因为私有制出现了。
男性垄断了暴力和生产资料，女性就被迫变成了男性的附属，甚至物化为财产。而所谓的封建贞操观，不是男性施加给女性的枷锁，反而是在这种丛林法则下，全体女性通过在性方面的不合作和抵抗，通过向特定男性出让性和繁育的专有权，来换取男性保护的契约。
封建贞操观是不是物化女性？当然是。但他不是男性施加给女性的，而是弱势的不占有生产资料和暴力的女性在黑暗的时代为了维护自身权力不得不做出的交易。
真正公平的丛林法则是怎么样的？看看中国古代兵荒乱世的女性境遇就知道了。
为什么现代社会女性地位上升了？因为脑力劳动逐渐增多，女性和男性在劳动能力上的差异逐渐缩小，女性占有了更多的生产资料并逐渐和男性接近，所以社会地位得以上升。
所以什么是保证现代社会女性地位的根基？
首先是和男性同工同酬。可以完成一样的劳动，获取相同的劳动报酬，占有同等的生产资料。
其次是女性基于对性的专一性的承诺，以此构建的婚姻和家庭伦理关系，以实现和男性的财产契约。
任何动摇上面这两个因素的存在，都将动摇现代社会女性地位的根本，造成女性地位的实质性下降。
而性服务的合法化就是这种存在。
首先，娼妓行业是一种原始劳动，贩卖的标的物是女性身体本身，绝大多数情况下，它几乎不需要文化知识和技术储备，准入门槛低，但市场巨大（所有男性均为消费者）。这种工作，对女性而言，是一种非常容易进入的滑坡陷阱，类似吸毒和躺平，一旦从事，就很容易脱离其他的生产劳动，丧失劳动技能和技术，与该行业绑定，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一直以来将娼妓称为失足妇女的原因。
隔壁日本在卖淫的非罪化和道德松绑上比我们走的更远，看看日本女性地位如何？女性有多么容易滑入风俗业？从事风俗业的妇女回归正常劳动有多困难？回归正常社会关系和家庭生活的可能性有多低？
其次，娼妓行业是一种限定女性从业，且仅服务男性消费者的行业。如前所述，现代社会女性的平等地位是基于和男性同工同酬得来的。女性必须在广泛的社会劳动岗位上和男性形成充分的竞争，能承担越多男性一样的劳动岗位，则女性地位和男性越平等。而越多女性退出普遍的劳动岗位去从事娼妓这一女性限定服务于男性的简单原始劳动，则意味着越多女性放弃和男性在社会主要劳动岗位上的竞争，必然造成女性整体的话语权下降。
第三，娼妓行业的合法化和道德松绑，会导致婚姻和家庭社会关系的崩解。如前所述，贞操观念、家庭、婚姻的产生不是男性对女性的封建剥削，而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女性利用男性对生产资料继承的稳定性的焦虑，通过对性和繁殖的专一性的承诺契约，来谋取男性的保护和资源的分享，其本质更多是对女性的保护。对男性而言，其实真正底层的需求，从来不是对某个女性的专一占有，而是可以肆无忌惮的用暴力或者欺骗的手段，和见到的所有女性发生性关系且不负任何家庭责任。现代社会因为女性和男性的劳动能力逐渐趋同，婚姻和家庭的稳固性确有松动，结婚率和生育率的下降就是其表现。但这种松动是女性和男性从事一样的劳动，占有同样多的生产资料。使得女性不再迫切需要婚姻和家庭的保护来实现的。而娼妓对婚姻和家庭的破坏却完全是另外一种形式。它是通过对性的祛魅和充分供给，消解性的稀缺性来实现的。在一个卖淫非罪和道德化的世界，理论上性资源最终会实现充分竞争，男性可以非常廉价的获取到性服务，并且不需要承担任何货币交易以外的义务，非常接近于男性理想中的可以和所有女性发生关系但不用承担任何责任的世界。如果无法理解上面这段话的意思,那么用几个简单的例子来表达的话可以理解为：1.在卖淫合法和道德化的世界中，不会有胖猫这样的傻子存在，因为性资源太容易获取了。2.强奸会极度轻罪化，大概约等于看电影不买票的性质。3.婚姻法也不会对财产分割和女性权益做任何额外的保护。
综上，作为男性，鼓吹卖淫也是劳动，背地里大抵是存了想要重新物化女性，实现滥交天国的龌龊心思。
但要是女性主张卖淫也是劳动，我就无法理解了。

性交易的道德缺口从来不在工作性质上，而是来自于对于人类社会基石—家庭的破坏上。
家庭本身就是构筑于稳定的责任化的性行为和繁殖关系上，其稳定和责任化的特点，又给权力和财产的有序传承制造了温床。所以短期的计划外的性关系及其可能带来的繁殖，当然会对权力和财产传承产生风险。这才是性交易长期处于一种被谴责的非道德状态的根本原因。
在后赛博时代的今天，由于社会化大生产以及资本主义原子化等等原因，女权和少子化等表征，正在强烈的冲击着家庭这一古老的社会基石，使其变得摇摇欲坠，那对性交易的去罪化去羞耻化的呼声自然会变得越来越高。
也许我们这代人会有幸看到家庭完全解体的那一天，到时候短期的无责任化的纯娱乐向的性交易，也许会成为一种非常普通非常日常的购物选择。

从劳动的定义上来讲：
有服务、有时间、有技能、有报酬，甚至有情绪劳动（emotional labor），当然全都算劳动。
就算马克思活着，看见有卖身挣钱，最先问的也是：“谁在剥削你，剩余价值去哪了？”
所以，这个问题主要在于我们怎么理解“身体”。
比如：
我搬砖、当护士，写程序、带货、当老师教课、当厨师……累是累，但比如去相亲，或者跟朋友们见面自我介绍……会说：大家好！我是写代码的！/我是做菜的！钱少事多掉头发……唉……
虽然会吐槽的自己的职业，但其实是建立在内心觉得自己是“光荣的劳动者”的基础之上的。
性服务，同样用身体，同样承担风险，同样也出卖情绪，但大概率，如果去相亲、参加活动做自我介绍，几乎没人会大大方方的带着几分自嘲说：
大家好，我是一个卖身的……我很努力工作，每天上钟，天天接客。
——妈的，只有心理咨询师们才这样做自我介绍吧！
为什么呢？
因为性这件事，与文化意义相互渗透：
亲密、隐私、忠诚、道德、污秽、神圣。
身体不是工具，是“谁拥有你”、“你属于谁”的隐喻。
性，不只是生理行为，而是社会结构在人身上的一个符号系统。
题主问在哲学怎么说？
康德会说：
人不是手段，是目的本身。
你拿身体赚钱，尤其是性，等于“把自己当工具”，对康德来说这是“人类尊严”的背叛。无论你愿不愿意，问题在于你把自己物化了。
女性主义者/巴特勒会说：
你说这叫“物化”？谁规定的？
道德是谁写的？
男性。
家庭结构？
男性中心。
羞耻？
文化建构。
一个人用身体交换资源，未必是悲剧，也可能是掌控权力、主动建构身份。
你说她被剥削，可能只是你不愿承认她拥有行动力和身体的主体性。
所以意大利的法律很神奇。
独自干个体户卖身合法，还可以开发票，
但是组织卖淫就是犯罪行为，要做牢。
因为前者是自愿、后者涉及到人身剥削。
功利主义者：
快乐最大化，只要自愿、不伤人、有得有失，这就是理性的选择。
问题不是“性工作”，是“社会把它污名化了”。
但激进女权凯瑟琳·麦金农说：
别说“自愿”。在性别压迫和资本结构里，所谓自愿，是因为她没有别的路可走。
性工作是制度性暴力的一部分，是“伪自由”。
毕竟，我做这个职业，所以，我想说说我在心理学角度的理解：
如果一个人的自体结构缺乏早期被镜映的经验，通俗的说，就是很绝望的人生经历、糟糕冷漠的父母……她/他可能通过“被欲望”“被需要”来确认存在感。
这个时候，选择卖身，这种性行为，不一定是工具，而是像某种确认：
“我还值得。”
在某些语境中，性交易是对“自体断裂”的一种补偿性修复的尝试。
如果一个人早年缺乏稳定、可回应的情感关系，她/他们可能把身体当作唯一可控的“工具”，借此维系与世界的连接。
就是，他/她们不太知道怎么能跟人建立信任的、深度的交流，对他/她们来说，唯一的方式可能就是性关系；
这时，性在某些情境中，成了唯一可交换的关系语言——哪怕这是代价极高的语言。
某一些性工作者（男、女、跨性别同理），在心理结构上，处于焦虑或紊乱型依恋的模式——他们在过度靠近与激烈撤退之间循环，
通过性行为来建立短暂连接，又在“被抛弃”前主动切断关系。
从这个角度看，性工作也可能是一种可预测的、低风险的亲密模式替代品——这就是为什么，依赖性、身体赚钱的人，往往容易被另一个干这个行业的人把辛苦赚来的钱又骗走。
“都是卖”这种说法，是不是太粗暴了？
对我来说，确实是。
说“反正都是卖”其实是在偷懒。
它把所有人的生存策略装进一个看似平等的口袋，却不愿承认：
有些人卖的是“劳动”，有些人卖的是“归属感”；
有些人出卖的是体力，有些人出卖的是唯一剩下的身体主权；
有些人有退路，有些人是边缘的，被排斥的，被剥夺选择权的人。
这不是“谁高尚谁肮脏”的问题，

（唐伯虎画的性工作者）
而是“谁的身体被允许发声，谁的边界被反复越界”的问题。
性工作可以是劳动，但不是普通的劳动。
它牵涉的不仅是出卖与获得，更是身体、内心创伤、欲望、社会结构的意义。
否认它的复杂性，是懒惰。
承认它的复杂性，是尊重。

基督之死。
哭泣的黑发女性，是他的母亲圣母玛利亚；
哭泣的金发女性，是圣经里的妓女玛丽亚。
她们同样捧着基督的左右手悲伤的哭泣。（拍摄于佛罗伦萨学院美术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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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找理由找得真可笑——当然都是卖！……
我提醒一下，“婚姻是合法的卖淫”这可是某某人亲自说的……
至于秉持着“人身不该交易”的某些人——现在世界上还有合同兵呢……
当然，最后这些人只能演都不演，喊出“这侵犯了家庭”这种搞笑理由——说白了不就是想白嫖？喊那么大声就白嫖有理了是吧？……

卖淫绝对不行。但这样就极有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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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操是对女性的控制，正如赚钱养家是对男性的控制，靠着这种控制才能让数亿人世世代代心甘情愿付出时间去实现别人的梦想。

劳保们反对的并不是性出卖，男性卖x并不违法的。
他们反对的是可生殖性（女性）出卖性，其本质是对人的再生产过程的解构。
通俗的说，奴隶发觉自身的处境以后，奴隶主就急了

不是一回事的，这个问题左翼女性主义讨论的比较多，也确实给出了一些回答，虽然都不尽如人意，但仍然可以作为一种参考：
凯瑟琳?巴里在《被奴役的性》中认为，卖淫的问题不在于“女性是否可以自由出卖性器官”而在于“为什么女性的性器官会出现在市场上？”，答案只能是因为有男性需要，然而我们并未考察过这种需要是否正当。继而巴里给了一个有关性关系的复杂论证，大概意思是性关系一定是男女之间自愿平等的交流，只是将其理解为肉体欲望是对性关系的误解，“男性渴望可以出卖的性”这一前提就错了，那么无论女性愿意与否都无意义，卖淫必然为错。
此外，她还给了这样一个理由——
卖淫之所以是压迫，是因为在卖淫中，没有人希望妓女表现的像个妓女，而是希望他们表现的像个妻子、情人或女友，也就是说，卖淫女必须经历这种身份的分裂——男性购买的并不是卖淫女的自我，而是卖淫女表现为自我的身体。卖淫女表现的绝不是自我，而是可以表现为自我的身体。
任何从事卖淫的妇女都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的忍受自我的断裂，即“假装活着”。在卖淫中，女性必须将自己与自己的个性、自我、社会角色相疏远，比如取一个新的名字、隐瞒自己的真实情况等等，这种疏远意味着卖淫不同于出卖体力，因为它在损害女性的人格。
我相信读到这儿大家会发现，这个论证和马克思对工人异化的论证非常相像，因此确实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出卖体力去工作和出卖性器官去卖淫是一样的，都是对人的压迫。然而我们就应该得出所有的工作都是恶这样的结论吗？这种左翼的观点是不是太强了？即使回到这个论证中，也可以发现一些漏洞，比如性是不是真的有作者所说的那么神圣的内涵，只是将性理解成肉体欲望的满足不可以吗？再比如卖淫女人格的分裂，那如果出现了一个真诚、乐意从事卖淫的女性，她是不是就不存在异化了？（类似电影《性瘾日记》那样）再有，现在的社会还存在同性恋、男性性工作者，这些该怎么论证呢？
这些问题都很难得到回答，当然了，左翼女性主义作家大概也知道这一点，因此她们还给出过历史而非哲学的论证，这本书的更大篇幅是在阐述不同文化女性如何成为妓女的历史，似乎都存在一些被迫——这和农民如何因为圈地运动被迫成为工人很相像。但总体还是不太完备，毕竟历史原因的不正义不影响后续的发展，难道一个社会能够给予卖淫工作足够的尊重和认同，卖淫就能够正确吗？曾经用来指责马克思的剥削概念的那些批评，似乎可以完全套用在对女性卖淫的论证上了。
另外还有一种论证思路，我觉得比较有趣，在埃米娅·斯里尼瓦桑的《性权利》里放弃了对女性异化的讨论，而是专注于论证“性关系本身就是一种社会规训而不是肉体欲望的满足。”
为什么呢？
她认为，如果性只是一种肉体欲望，那么吸引人们的应当是他人的生殖器，然而现实是人们总是被对方这个人所吸引。作者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可睡性”，她说：
人们会认为性感金发荡妇和东亚女人的可睡性最高，相对而言黑人女性和亚洲男性没有可睡性，以及对黑人男性性能力的盲目痴迷和恐惧，对残疾人、肥胖身体表现出来的性厌恶。
并且表示，人们之所以会这么认为，恰恰是社会规训的结果，因此我们讨论卖淫是不是自由无意义，因为那些可以去卖淫的、被认为是可睡的身体本身就是被操纵、建构的结果。
这个观点确实很吸引人，但是也有它的问题，比如所谓可睡性真的是操纵的结果吗？这个论证很容易让人想到这样一个观点：“你之所以觉得刘亦菲比东北雨姐美，这是社会驯化的结果。”果真如此吗？人类确实不会因为性器官被吸引，但这就能够说明人类是被“建构出来的他人”所吸引了吗？当一个人看到一个女性并且产生性欲，而看到另一个毫无感觉时，真的可以简单解释为“他被社会蒙蔽了吗？”这不能只是人的一种自然天性吗？
以上是展示了一些有关这个问题的讨论，当然了，还有一些人确实认为承认卖淫的正当性才是真正的尊重女性，卖淫与出卖体力劳动无关，但这个观点不算主流。
虽然这些论证都不完备，但我相信仍然有其能够打动人心的地方。我坚定的认为卖淫是一种错误，它不能与体力劳动相提并论，并且这个观点不违背女性自由。为了论证这个观点，我希望放弃“个人所有权”这个观念——每个人并不完全拥有自身，一个人的身体并不是他自己的。这很像是一种古代的观点，每个人生来都只是为了社会秩序，并且会让人觉得与启蒙以来的自由平等违背了。
但我认为在今天重新回顾这样一种古代观念有它的价值，因为相比于对每个人自主性的强调（这是个体自由的基础），我们还需要观察到每个人的依赖性和脆弱性，在人一生的时间里，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将自己的身体托付给他人的，比如孩童时期、老年时期，可能只有年轻的时候才有短暂的自主性，并且这种自主性仍然高度依赖于稳定安全的社会环境、自己身体的健康等等，如果碰到生病、精神受损等情况，我们也不得不接受他人对我们身体的掌控。
这些状况的存在可以佐证，认为一个人可以仅凭个人意愿决定自己身体的做法是不恰当的。对卖淫来说也是这样，无论男性还是女性，通过卖淫的方式使用身体就是应当被禁止，因为这意味着对婚姻关系忠诚义务的蔑视，意味着社会的不稳定与家庭的解体。
从个人自由的角度看，孩童出卖性、老人出卖苦力似乎都是正确的，只要他们愿意。但很明显我们不乐意看到这样的情况出现，这就说明，对于一个人如何使用自己的身体，至少部分的需要考虑到他人的意见与看法，或是社会的伦理习俗。
既然一个绝对自由、无拘无束的时代还没有到来，那么保持一定程度的保守总不是坏事。
我想补充的是，如果我们一提到卖淫者就想到污名化的形象、如果我们不会认为卖淫的女性与成为科学家的女性具有同等价值、如果我们不会乐于承认自己的职业是卖淫，那么至少能够说明，任何有关卖淫合法化的论证到目前为止都存在一个巨大的问题——它与人类的道德直觉相违背。
道德问题最后的法庭永远只有一个，那就是被称为良心的道德直觉。在这一点上，无论逻辑论证多么严密合理也不具备效力。可能有人会觉得，随着思想观念的变革，人们终将改变对卖淫的态度，我们的道德直觉是不清晰或是错误的。但这至少不是今天不是吗？至少在今天，提到卖淫我们想到的不是光鲜亮丽，那就说明我们的论证可能出了问题，或者说笃信了很久的“自由”“平等”出了问题。我认为，在今天“自我所有权”观念深入人心的当下，论证卖淫的不合理要比论证卖淫合理更激进、更需要变革的决心和力量——它可能需要挑战启蒙运动以来最深的一些承诺，这也是女性主义作为一种理论伟大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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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一个新的论证思路，来自康德：
康德认为如果人类的性欲不是因为对方是一个人，而是因为对方是一个“女人”，那么性欲就只能是纯粹的欲望，与兽欲一样。因为这意味着只看到了对方的生殖器而不是整个的人，所以性欲必须放在人性之下才是正当的。
这个论证值得吐槽的地方还是挺多的，比如这种观点假定了人的部分不等于人的全体，人的部分只是物或者对象。”然而，如果我们只针对对方的完整人性，那么似乎就没有男女之别了，这还能不能算人类之爱呢？但是有一个比较有趣的地方，就是为什么康德会觉得针对“这个人”的性会把人当成物呢？
纳斯鲍姆给了一个解释，大概是因为性在身体上造成的强烈感觉会导致人无法容纳下其他思考了，包括尊重人性等等，所以在这个层面上，性关系是有害理性以及平等的。卖淫也就是对人性的违背了。这种观点可以提供一个新的方向——为什么我们不该把性理解为肉欲？因为这是损害理性的，而理性是人之为人的依据。

道德无论被粉饰的多么高尚都改变不了它最本质的用途——节约社会成本，道德法律本质上都是绕着这个转的，如果一件事造成的社会成本损失极其巨大，到了比专门立法进行管理所消耗的社会成本还要高的程度，那就会有法律约束它；而如果一件事在客观上会造成社会成本的损失，但立法造成的消耗更大的时候，人们就会对其进行所谓‘道德的谴责’进行约束，以达到节约社会成本的目的。举个例子，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师生恋都是不道德的，因为判断师生恋到底是爱情还是性贿赂的成本太高了

区别当然有，不过对于宗教保守主义者，尤其是一神教保守主义者来说，这个区别可以是性本身，但是对于左派来说，恐怕是服务业和生产产业的差别。在强调自我实现的左派那里，如果性服务业是不合法的，那么恐怕几乎所有涉及到和人直接打交道的服务业都是不合法的。

我们都是出来卖的
只是卖的东西不一样

这是不完全对的，因为“性出卖”本质上不能作为一种“工作”，而“体力劳动”中的“一部分”是可以算作“工作”的。
逻辑是这样的：
当我们谈及“工作”这个词，就意味着这件事“至少应该符合”下面两个定义中的一个：
这件事可以被量化乙方有反制甲方的能力。让我们分开说这两件事：
首先是量化，什么叫做量化呢，也就是可以数字化。
以体力劳动为例子，我今天砍伐了10KG的柴，那么就是10X1KG的工作量，哪怕我老大是耶稣，今天我也干了10KG的工作量。
这件事很重要，因为它涉及到如何计算我的工钱。
1KG的物资肯定有一个标准的工钱数值，比如市面上目前承认1KG的柴给1块钱，那么我今天就获得了10块钱，如果我的老大没有给我10块钱，我就知道这家伙是个小气鬼，明天我就会去对面搬东西了。
你会发现，可以量化的工作允许下属评估自己目前的“牺牲”是否值得，同时能对自己的获得的报酬是否对等有一个大致的判断，进而决定要不要继续执行这项工作。
然后是可反制的能力
以公务员为例，这项工作其实无法量化，因为大部分时候谁都说不清自己干了什么。
但是公务员本身自带有编制，所以下级公务员有底气拒绝上级公务员的要求（即使这会让自己的前途受阻，但不致命）
同时公务员自带社会舆论力量，下级公务员铁了心要跟上级同归于尽，虽然不一定能成功，但是绝对够让上级肉疼。
这时候我们就发现，虽然公务员这件事无法量化工作量，但是下级（执行者）有资本对甲方（发号施令者）予以反制→二者相对平等。
你会发现，可以反制上级的工作同样允许下属评估自己目前的“牺牲”是否值得，对自己的获得的报酬是否对等有一个大致的判断，进而决定要不要继续执行这项工作。
而现在我们看“性交易”，它不具备上述两项要求的任何一个。
首先，性交易无法量化，因为这件事不能按照“次数”来算，毕竟不同的人“一次”的价格并不一样，这就导致性交易者本人实际上没法确定自己到底该收取多少钱作为报酬，因为市面上不存在一个可以用作报酬数额的指标。
你当然可以说“普通人”多少钱，“小美”多少钱，“花魁”多少钱，但问题在于这种分级本身就没有参考标准，因为性交易者到底算“小美”还是算“花魁”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准确的标准来分。
其次，性交易者不具备任何社会舆论能力，这些人对于甲方，或者说工作地点没有任何反制能力。
举个例子，老板不给手下的姑娘钱，你觉得她有什么办法呢，毫无办法，只能认了。
这就导致一个问题，性交易最终会不可避免的走向“对人的极端剥削”。因为“从业者”既没有办法量化自己的工作量，去评估自己的收入是否值得，也没有任何办法去反制上级和甲方（客人们）。基于“人人都想最大化利润”这一条准则，最终“性交易者”会不可避免地成为“消耗品”，被老板们彻底压榨干净。在某种程度来说，就算是杀手，也比“性交易者”更像一份工作。
杀手杀人是按个数的。
那边有十个人，你杀一个我给你一块钱，那你杀十个我给你十块钱。
你说：不对呀老大，那边的十个人中，有九个是普通人，但是有一个是海军陆战队退伍人员，他不好对付。
那么我们就可以基于市价，得出海军陆战队退伍人员的价格是一百块钱，你杀了他与其他九个人，我给你109块钱。
你看，就算是杀手的工作也可以量化的。因为无论什么人，他都只有一条命，你杀了他，就是完成单位“1”。
而1单位人值多少钱也是可以找到一个市场价格的，毕竟“海军陆战队退伍人员”是一个客观身份，或者“大内高手”，或者“血刀门掌门”，不管他是谁，这个身份是客观的，大家都承认的。
你的老大就算再怎么狡诈，他也不得不承认对方的“身份”，进而提高单位1的对应价格。
同时，我是杀手哦，你真的敢不给我钱么，要不要掂量一下后果？
看到了吧，杀手其实同时满足了“工作”的两个基本要求，真的算是一份工作呢
如果你关注过一些外国的合法性视频网站，追踪某个素人演员的视频，你会发现一件事。
一开始这些演员们放出的视频都非常含蓄，含蓄的比酒店偷拍的那些视频都要保守，甚至演员本人非常羞涩，能看出一些不情愿。
但是一旦她们发布大量的视频，不可避免地，后续的视频会越来越激进（你懂我是什么意思），越来越不正常。
参演人数越来越多（你想什么都是对的），演员本人的打扮也会越来越脱离正常人，纹身会逐渐出现在身体的部分，进而就是唇钉，鼻环，烟草，大麻，甚至某些1KG就够枪毙的东西。
几乎无一例外，这些素人演员最后都会彻底脱离正常人的范畴，变成最边缘的“报废品”，有很多研究都证明过这一点。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很简单对吧，因为这个产业中，“性交易者”本身是毫无反制能力也无法计算自己收入是否合理的，客观来说她们已经变成了“工具”或者“奴隶”而非“劳动者”。
当然，也有很多工作是这样的，比如酒吧驻唱、主播、偶像、陪酒妹、艺伎、杂技演员、戏子、模特、私企职工、无编制外包人员、小个体户、非计件流水线人员。
你发现没有，其实上面这些职业就是古代的“下九流”职业。

而其中的“娱乐业从业者”又往往是黄赌毒的高发群体（只是概率问题，不针对任何人）
这些娱乐业工作往往与“性交易者”一墙之隔，为什么会这样？
就是因为“底层劳动者”，没有“议价权”和“反制权”，是否过界完全看自己的意志力，而娱乐业又不可避免的会与性交易出现交集。
甚至有时候意志力都不管用，因为对方会用暴力/债务胁迫娱乐业从业者（想想韩国层出不穷的娱乐圈黑幕就懂了)
但就算如此，上述这些工作对“底层从业者”的“身体损害”和“名誉损害”依然属于“可控范围”，没有那么严重，属于对从人的“长期可持续利用”。
然而黄不一样，这一行当（或许都不能算作行当）本质是对从业者的“非可持续利用”，最大利润化的模式就是将从业者作为“消耗品”彻底报废掉。从一开始结局就是注定的，任何入行的人都会被压榨报废然后变成社会的边缘残渣，几率无限趋近于100%。
所以为什么说黄赌毒是一家
黄，本身就不是一份工作，能理解吧。这是一个权力失衡的领域，底层就业者同时失去了“议价能力”和“反制能力”，同时还要承受工作附带的巨额“身体损伤”和“名誉损伤”，其本质就是“奴隶制”和真正的“人类商品化”。
对了，统一回复一些评论吧。
有一些评论提出了质疑，说私企基层员工和打螺丝算不算工作，难道这些也是跟“性交易”等价的？
我认为是这样的，这些工作本质上就是温和版本的“卖身”，没什么区别，所以才出现了“中年失业”问题。或许相关从业者不愿意承认，但这确实是事实。
有些人说为什么不用经济学的基础原理：各种各样的工作所能产生的“产品”都是供给(supply)，对这种“产品”自然有需求(demand)，然后市场会自动给它们定一个价格。
因为有些需求是“不能被满足的”，并不是什么需求都应该被满足。
经济学来源于商业，但因为商人可以随意更换自己所在的地区和国家，所以商业完全不用在意社会风气，只会一味追求最多的“金钱“。
这意味着经济学的理念从一开始就默认牺牲“社会维持成本”与“个人信誉”去获得金钱。但“社会维持成本”与“个人信誉”也是可以兑换的资源，还是维持大部分人正常生活的关键指标。
所以用经济学来分析这件事并不合理，因为你的公式里缺一个很难计算但确实存在的数值，也就是“名誉”。当然这个是个人看法。

本來就是，非自願獨身和非自願貧窮沒有任何差別，都是來自社會的壓迫
我作為一名務實派的左人，認為達成前者的極大豐沛和平均分配，明顯比完成後者更有價值和可行性
然而大量的王佐卻會抱著進步主義經書覺得這不體面，只願意處理後者，是一種拜進步教的投機主義行為

性在人类大多数宗教都是神圣的。
生殖崇拜伴随了人类社会的始终。
生殖崇拜几乎就等于生命崇拜。
你想想为什么婚姻必须是两个有性生活的人构建？
性就是跟道德直接联系在一起。

之前曾经机翻过哲学家玛莎·努斯鲍姆的论收费性服务的文章，感觉已经讲得很尽善尽美了，用Ai提炼一下要点：
努斯鲍姆对性交易污名的历史根源进行了细致的解构。她发现，这种污名与历史上对其他职业的歧视存在着惊人的相似性。在18世纪，歌剧演员曾被亚当·斯密描述为"某种形式的公共妓女"，他们的职业被认为有损体面。同样，中世纪的教会学者曾激烈争论是否应该为哲学教学收取费用，伯纳德·克莱尔沃甚至将收费教学斥为"卑劣的交易"（turpis quaestus）。
这些历史案例揭示了一个持续存在的社会现象：某些身体服务的市场化总会遭遇道德非议，而这种非议往往源于更深层的阶级偏见和身体焦虑。努斯鲍姆犀利地指出，这种偏见本质上是特权阶级维护自身地位的手段——当某些活动被标榜为"高尚的非营利行为"时，实际上是将底层劳动者排除在体面社会之外。
通过追溯古希腊城邦对妓女（hetairai）与公民妻子的区分，努斯鲍姆揭示了一个更深刻的悖论：在雅典民主制度下，高级妓女可以参与哲学讨论（如伯里克利的情妇阿斯帕西娅），而合法妻子却被禁锢在家庭领域。这种分裂表明，对性交易的污名化从来不是基于道德统一性原则，而是服务于维护性别和阶级的双重等级制度。
为了打破对性交易的特殊化对待，努斯鲍姆构建了一个精细的职业比较框架。她将性工作者与六类从业者进行系统对比，这种比较研究得出了极具启发性的结论：
1. 工厂女工
在禽类加工厂工作的女性面临着比性工作者更严重的健康风险：持续的神经损伤对比可通过安全套预防的疾病；单调重复的动作对比需要互动技巧的服务；完全缺乏自主性的工作安排对比可以筛选客户的相对自由。努斯鲍姆引用印度砖厂女工贾亚玛的案例——她40年如一日头顶砖块运输，却因性别被禁止晋升为砌砖工——说明体力劳动中的性别压迫往往比性产业更制度化。
2. 哲学教授
作为芝加哥大学法学与伦理学教授，努斯鲍姆坦承自己每小时收费的学术演讲本质上是在"出售思想"。中世纪经院哲学家曾将知识交易视为"灵魂的卖淫"，但现代社会已完全接受智力商品化。这种对比暴露了道德评判的任意性：当哲学家在学术市场上竞价时，他们的"精神亲密性"并未被质疑，而性工作者的身体亲密性却被视为不可容忍的异化。
3. 医学模特
努斯鲍姆虚构的"结肠镜检查模特"（基于真实的妇科教学模特案例）提供了更尖锐的对比。这类工作者允许仪器深入体内腔道，其身体侵入程度远超多数性行为，却因医疗语境获得道德豁免。这证明社会对身体的道德评判不取决于物理接触的亲密性，而是取决于文化建构的符号意义。
针对"性交易将身体商品化"的核心批评，努斯鲍姆展开了多层次的理论反击。
努斯鲍姆首先追溯"商品"（commodity）概念的法学渊源。根据美国《统一商法典》第2-105条，商品被定义为"可移动的、可替代的实物财产"。这种定义本身就将服务排除在外，因为服务具有不可储存、不可分离于提供者的特性。即使援引更宽泛的经济学定义，商品化的核心特征仍是交易的标准化和可替代性。然而在性交易中：
- 客户具有明确偏好（如对特定外貌、服务类型的需求）
- 工作者通过差异化竞争提升议价能力（高端应召女郎的薪酬可达普通工作者十倍）
- 服务质量与工作者个性高度绑定（无法像购买咖啡豆般随意替换供应者）
这种分析动摇了"性交易即商品化"的立论基础。努斯鲍姆进一步指出，即便是最标准化的快餐服务（如麦当劳汉堡），其生产者也保持着身体与劳动的不可分割性——按此逻辑，所有服务业都应被指控为"人体商品化。
面对马克思主义的异化理论（即劳动者与劳动产品分离导致的自我疏离），努斯鲍姆提出了颠覆性解读。她以交响乐团为例：音乐家通过工会合同获得全年薪金保障，反而能利用非演出季发展个人艺术追求。这种"通过契约获得自由"的悖论，彻底改写了传统左派关于市场必然导致异化的教条。
将此逻辑延伸至性交易领域，努斯鲍姆指出：
- 合法化使性工作者能通过集体谈判改善工作条件（如荷兰的"红窗"区工会）
- 合同保障使其免于街头流莺的生存焦虑，从而更自主地规划职业生涯
- 专业化发展催生高端伴游服务，其艺术性堪比古代雅典的hetairai
针对康德学派"人不能作为手段"的绝对律令，努斯鲍姆进行了精妙辩驳。她承认康德对人性尊严的捍卫具有进步意义，但指出其理论在当代劳动社会中的局限性：
- 现代医疗体系中，护士的身体护理（如擦拭病人身体）本质上也是"将身体工具化"，但这被视为高尚的职业
- 职业运动员出售身体机能（如拳击手的神经系统承受击打）获得社会赞誉
- 即便是最"纯粹"的学术研究，也日益依赖市场化的基金支持
努斯鲍姆的结论是：在高度分工的现代社会，所有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将自身作为手段"。将性交易单独定罪，实质是对特定身体实践的道德围剿。
努斯鲍姆对"性必须脱离经济考量才纯粹"的浪漫主义迷思进行了历史解构。她指出，这种观念是19世纪资产阶级文化的产物，其本质是：
- 阶级区隔策略：通过将性神圣化，将工人阶级的实用主义婚恋观污名为"低级"
- 性别控制机制：将女性塑造为"无欲天使"，否定其经济理性主体地位
- 殖民话语工具：西方传教士以此污名化非西方社会的婚俗（如印度的嫁妆制度）
通过分析印度史诗《爱经》（Kama Sutra），努斯鲍姆展示了前现代文化如何坦然接受性的技艺性与交易性。这种对比暴露了当代道德评判的文化相对性。
在政策建议部分，努斯鲍姆采取了务实的态度。她承认完全理想化的性交易市场并不存在，但通过比较研究得出了明确结论：
1. 荷兰模式
阿姆斯特丹的合法化实践表明，当性工作者获得劳工权利时：
- 暴力侵害报案率上升300%（因信任警方保护）
- HIV感染率下降至0.5%（强制体检制度）
- 高端伴游服务产生税收，反哺社会救助基金
2. 泰国教训
尽管法律禁止性交易，但实际形成"默许-剥削"体系：
- 警方收取保护费却不提供保护
- 70%性工作者经历客户暴力
- 缅甸少女被贩卖至泰国的恶性循环持续加剧
努斯鲍姆特别强调法律应区分：
- 自愿成人性交易（需保障其契约权利）
- 强迫性剥削（应严厉打击）
- 未成年人交易（需建立跨国救援机制）
这种区分借鉴了劳动法对"自由雇佣"与"强迫劳动"的不同规制逻辑。
努斯鲍姆指出：当我们在道德层面谴责性交易时，是否真正关注了弱者的生存尊严？她以印度自雇妇女协会（SEWA）的实践为例：
- 通过小额贷款，前性工作者拉妮开设裁缝店，实现职业转型
- 集体谈判迫使政府承认性工作者为"正式职业"，享受医保养老金
- 第二代教育计划使从业者子女入学率达92%，打破贫困代际传递
这些案例证明，经济赋权比道德禁令更能改善女性处境。当女性能在教师、程序员、性工作者之间自由选择时，道德争议将自然消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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