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天地] 传国玉玺可以当故宫博物院的镇馆之宝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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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天地]传国玉玺可以当故宫博物院的镇馆之宝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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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国玉玺可以当故宫博物院的镇馆之宝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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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国玉玺可以当故宫博物院的镇馆之宝么？

国博：你看，这方玺都磕破角了，我来帮忙免费修一下吧。修好了就还给你。

自信点，故宫博物馆配不上传国玉玺

明清的玉玺放在故宫没问题，如果是秦始皇那块传国玉玺，凭什么放在故宫？真当国博和陕博不存在？

三更：好吧，虽然没有凑满五个人追更的底线，但我还是决定花点时间来讨论一下如果所谓“传国玉玺”被发现，有无可能被故宫博物院收藏？还是如某些人认为的只有国家博物馆才有资格。
如果所谓“传国玉玺”被发现，那只有两种可能，一是考古发掘出土，二是传世品（泛指一切未经科学考古发掘的文物）重现人间。
先谈考古发掘出土。根据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七条的规定：“从是考古发掘的单位提交考古发掘报告后，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可以保留少量出土文物作为科研标本，并应当于提交发掘报告之日起6个月内将其他出土物移交给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国有的博物馆、图书馆或者其他国有文物收藏单位收藏。”
考虑到文献记载“传国玉玺”最后是随后唐末帝自焚而失踪的，那大概率就该轮到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可能会有社科院考古所及地方院校参与）主持考古发掘，那么考古发掘报告出来之前，“传国玉玺”就应该收藏在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报告出来后，大概率就应该由河南省文物局指定河南省院收藏。
其次谈传世品。传世品的入藏情况比较复杂，可能是收藏家主动捐赠，也可能是博物馆对外征集，这两种情况下，通常哪家博物馆参与了这件事，就由哪家博物馆收藏。比如上海博物馆近年来就接受过翁万戈先生捐赠的宋梁楷《白描道君像》，也在香港的文物市场上购买过被走私出境的晋侯蘇锺。
还有一种可能是执法机关在执法行动中没收、追缴而移交博物馆收藏。
如果是国内执法机关没收的文物，参照《依法没收、追缴文物的移交办法》（该法规颁布时间为1999年，我不知道后来有无修订）第九条：接收的移交文物由国家文物局或省级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根据文物保护、研究和利用需要，指定具备条件的国有博物馆收藏保管，其中，一级文物应由省级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报国家文物局备案。假设是上海的执法机构依法没收、追缴了“传国玉玺”，那么通常的操作就是上海市文物局报备国家文物局，移交上海博物馆收藏。
如果是国外的执法机构依法没收、追缴的中国文物归还我国，则由国家文物局指定国有博物馆收藏。比如之前意大利归还的走私文物就入藏了国家博物馆。又比如法国藏家迫于压力归还我国的大堡子山秦公墓出土金器，就入藏了甘肃博物馆。因此如果是“传国玉玺”的话，那就要看国家文物局的态度了。虽然很多答主表示故宫不如国家博物馆够资格，但不要忘了故宫历任馆长里郑欣淼是文化部副部长，单霁翔就是国家文物局局长位子上转任的……
虽然如此，肯定还会有读者提出所谓文物调拨的情况。国有馆藏文物的调拨，是指文物行政主管部门从全局出发，根据各国有文物收藏单位的性质、状况和需要，指令国有文物收藏单位之间，将特定的馆藏文物从一方拨到另一方，其保藏权、使用权和收益权随之更替。由于调拨馆藏文物对文物收藏单位影响较大，因此，自国家博物馆的前身（历史、革命两馆）建成之后，中央对地方，及省际之间的文物调拨情况发生的并不多（很多读者念念不忘的其实就是这事），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只有故宫博物院对承德避暑山庄及沈阳故宫有过文物调拨，本质上还是为了补充两处的馆藏不足。
虽然《文物保护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可以调拨全国的国有馆藏文物。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可以调拨本行政区域内其主管的国有文物收藏单位馆藏文物；调拨国有馆藏一级文物，应当报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备案。国有文物收藏单位可以申请调拨国有馆藏文物。”
但在实践操作中，通常在下列情况下，国务院文物行政主管部门，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才行使调拨权：（一）本行政区域内主管的国有文物收藏单位提出申请，理由充分者；（二）珍贵文物所处的收藏单位不具备收藏条件者；（三）文物不符合现在所处的收藏单位性质、任务者；（四）文物经批准退出馆藏者。而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国有文物收藏单位，可以向主管的文物行政部门申请调拨：（一）重要基本陈列缺少文物的；（二）其他国有文物收藏单位不再收藏的文物，对本馆藏品体系有所补充、确有利用价值的。
那么一旦“传国玉玺”入藏了其他博物馆，国家文物局会行使行政命令将其调拨至国家博物馆吗？我觉得基本上不可能，理由很简单，不符合上述条件。事实上近年来哪怕真有点理由的，国家文物局也没有去干调拨的事。比如上文提到的上博藏“晋侯蘇锺”，其实这套编钟还有两枚当初没有被盗，后来入藏了山西省博物院。但国家文物局并没有通过行政命令使其藏于一处，当年上博展出时就通过借展的方式使之合二为一。
实际上除了调拨以外，馆际间还有一种改变文物保藏权的方式叫作“交流”，不过我想即便真有此物，国博既开不了这个口，也不会有哪家馆会甘心情愿将其交流出去吧……
二更：其实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该说的我都说完了。但我瞄了眼，竟然有三位读者追更了，那么秉着对读者负责的态度，我把该问题下其他答案和评论区讨论中发现的一些问题，一并更新在这里，就当对文物学做个简单的科普。
1、某高赞答案下有一张用所谓鸟虫篆书写的“传国玉玺”印面的图片，这是臆造品，而且这鸟虫篆也相当不标准。从文物学常识判断，即便印文确为李斯所书，其字体也应该是小篆而非鸟虫篆。鸟虫篆是一种流行于楚越地区的文字，李斯虽为楚人，但其在秦国为相，且书同文采用的也是秦地流行的小篆，又怎么可能在印面上刻鸟虫篆呢？事实上现存实物里，印面采用鸟虫篆的都是汉印。我下面的图片里有一方汉印即是。刘项皆楚人，汉承楚风是很好理解的事。
2、评论区有很多人表示乾隆认定的那方假玺未必真的是赝品，这是对乾隆的极大误解。乾隆在文物定名和鉴定上是犯了不少错，但我们不能脱离时代局限看问题。相对于同时代的其他人，乾隆的审美和鉴定水平都谈不上差。我们业内有一行话叫“清三代”，意指“康雍乾”三朝的文物代表了整个清代文物的最高峰。作为清代御制文物的最高使用者与设计制造的指导者，乾隆的水平如果真的如我们某些网友说的那般不堪，又怎么可能有这么多精美绝伦的乾隆朝文物存世？而且整个乾隆朝是中国历代文物收藏的集大成者，在乾隆的授意下，编辑出版了诸如《石渠宝笈》、《天禄琳琅》、《西清古鉴》、《西清砚谱》等一系列分门别类的文物收藏类书。我们现在有些自媒体，为了吸引眼球，故意搞一些哗众取宠的内容来丑化乾隆，而我们很多读者本身就缺乏这方面的基础知识与认知，于是也人云亦云，错漏百出。
原答案：如果传国玉玺被找到了。
首先是要确认身份，而仅凭历史文献记载的信息，要确认这就是传国玉玺，在学术上几乎是不可能的。
其次就算真的确认了传国玉玺的身份，我也不认同所谓“镇馆之宝”的说法。事实上，随着近年来随着文化产业的发展，博物馆及馆藏文物也越来越受到媒体和公众的关注，关于“镇馆之宝”的这种说法也不胫而走。但我一直主张，从博物馆学的角度，文物虽有等级之分，但彼此之间并不能简单地量化比较，因此为了宣传而诞生的“镇馆之宝”我可以理解，但并不认同。
现在回答一下，如果遇到所谓的“传国玉玺”，我们如何从文物学的角度对其进行判定。
按照之前说的，我们要通过史籍记载，大致勾勒出“传国玉玺”的基本信息。关于这一点
@寒墨夜殇
在本问题下的答案已经做了基本的梳理，结论就是：依据现有文献，这第一步就已无法走通。
但没事，既然是开放性问题，这方面我就偷个懒，选用最常规的说法，即此印系秦始皇再得到和氏璧以后改制而成，篆八字（具体内容是啥史籍还有不同说法……），曾因王莽篡汉而失一角，以黄金补之，最后随李从珂自焚而失踪。从中我们可以归纳出的有效信息有：
1、此为秦印，且为官印，故不可能脱离战汉印的基本形制而存在。我们先看几方汉官印（因为战国—汉朝的文物形制变化不显著，我们一般笼统叙述的话，战汉不分家）。

汉皇后之玺。这方印本问题下引用很多，是标准的西汉官印。不过此印系田野采集而得，不是科学考古出土，因此关于印主的身份学界还有些争议。

南越文帝的“帝印”与“文帝行玺”。虽然南越对汉称王，但对内称帝，因此在目前没有其它汉王朝帝印存世的前提下，这两方印可以被视作准同于战汉时期最高等级的印章。以下再放几枚王侯印。

汉广陵王印

汉委奴国王印
根据这些实物我们可以大致推断，“传国玉玺”基本上应该是兽钮（且极大可能为螭龙钮）方印，边阔二至三公分左右，制作精美，文字应为解玉砂碾成。像以下这种，一看就可以排除了。

秦玉印。形制上等级不够。

秦玉印。文字系玛瑙质昆吾刀刻划而成。（传国玉玺要刻成这样，估计这玉工是抱定了必死的信心）
2、玉料系地方玉料，故不可能为和田玉或其它材质。因此它可能是以下这样的：

但一定不是以下这样的（和田玉质）：

3、印文八个字，数字不符者必不是。内容未必与史籍记载的完全相同，但必定不能相去太远，一定属于官印范畴。

海昏侯刘贺用印，制作精美，级别也高，但按文字内容判断属于私印。

汉滇王之印。虽然制作上相较于海昏侯的印明显粗率些，但从文字判断，它是妥妥的官印。
4、有明显的使用痕迹（缺角也是使用痕迹的体现），且极可能有遭焚烧的痕迹（诸如鸡骨白、绺裂等）。

以上三枚皆为汉印，鸡骨白程度由轻至重逐步加深（玉器出现鸡骨白的特征未必全系火烧所致，也有其它的成因，此处不作深入讨论）。
5、根据篆刻发展史，印面文字内外大概率有边框存在（这点由实物材料证明，与史籍无关）。

以上系战国印。

以上系秦印。

以上系汉印。
如果出土一枚有明确地层（唐宋）记录的，符合以上特征的玉印的话，那么就我个人的角度，我认为该印还是很有可能是“传国玉玺”的。如果是传世品而非出土品的话，可能说服力上还要再低一个层级。

不是，传国玉玺跟故宫有啥关系么？
你要放国家博物馆还行
放在故宫？
你让西安和洛阳到哪说理去？传国玉玺都让这俩兄弟给盘秃噜皮了

放在几百年前，传国玉玺这玩意就是中华文化圈的权利象征，
换算成现在，统御人口近二十个亿。
故宫？故宫也配？
只要找到了，那肯定是先仿造一个放在国家博物馆，
真身那肯定是放在国务院啦，搞个防弹玻璃罩子往那一放，
那才是真的自古以来。

我这种属于对文物没什么兴趣的人…
不过如果传国玉玺当面，想到“抱其璞哭之于楚山之下，泪尽继之以血”，“受命于天，既寿永昌”，“请秦王击缶”，“崩其一角，以金镶之”，想到一代代或昏庸或贤明的皇帝都使用过它，仿佛有一条磅礴雄伟的脉络从两千年前沿着历史的时间线滚滚而来，全部凝聚在这一方印玺上
我想这很难不让人热泪盈眶，这份厚重正该作为镇国之宝。

受命于天，既寿永昌。
找到被他盖过章的文书都是国宝。
如果某天被我捡到了，我会认为我受命于天

不会。
会在国博，
而且不会像大家一下觉得的那样，辟开一楼中央厅做专门陈列，像是镇国之宝什么的，
而是在古代中国常设展里，在秦汉时期的厅里放在C位，
无它，合法性不是源于它，只是历史价值极高罢了，
禁止出境展览文物目录倒是确定能上的。
哪怕九鼎被捞出来了也是同理，在夏商西周时期的厅里有个瞩目位置，大家会围它们个水泄不通，你几乎很难挤进去。央媒和自媒体们拿它做宣传会有，但是馆方也不会把它在规格上提到更高地位了。

我高中的时候曾经当着历史老师抖过一个机灵，我说“中国最牛逼的书法家是李斯而不是王羲之。”
看起问我为什么，我就回答说“王羲之的字再牛也不过就是要钱，李斯在传国玉玺上写的那八个字要命，而且是成百上千万的要。”

镇馆之宝？格局小了。
从实用价值上来说，传国玉玺，不过就是一块小石头，没多大价值，不能吃不能喝，外表看去像是被一老太太放胳肢窝里盘了两千年的收音机，油光可鉴，一个角还破损了，砸个核桃都嫌费劲。
但你要这样想，放在中国的封建历史长河中，它是一个怎样的存在？
它经历的朝代就有秦、西汉、新、东汉、三国、西晋、东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
整整一千二百年。
一千二百年。
蔺相如、嬴政、李斯、刘邦、项羽、王太后、王莽、刘秀、孙坚、袁术、曹丕、司马炎……数不清的站在权力顶端的男人(女人)把玩过它，将它视为皇权的象征。
许多人因为它显赫一时。
许多人也因为它丢掉了性命。
它见证了中国许多封建王朝的兴衰成败。
它见证了中国灿烂辉煌的文明。
假如，我是说假如，有一天它重见天日，被陈列在博物馆里的玻璃柜里。
你走到它面前，看着它，想象2200年前，有一个人曾经紧握着它，对它说，看见外面的花花世界了么？这是朕打下来的江山！
想象2000年前，有一个疑似穿越者，从地上捡起来被砸掉一个角的它，心疼地捧在手里，在它身上留下了自己的指纹。
想象1600年前，中原沦陷，生灵涂炭，几个人为将它占为己有疯狂地相互杀戮，其中一人手起一刀，“嗤~”鲜血溅满了它全身。
想象1300年前，万国来朝，中国空前强盛，一群长相奇特的怪人远远望着它，对它毕恭毕敬，顶礼膜拜。
你能体会那种奇妙的感觉么？
那是你的祖先在跟你对话，告诉你，你的根在哪。

这么说吧。
只要你拿不出女娲石，东皇钟，轩辕剑，盘古斧这些东西，那传国玉玺就是天字第一号国宝，没有争议，也不可能争议。

这玩意儿还没弄丢的时候，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作用。得传国玉玺者，为华夏正朔。
不是说这东西本身有什么神奇的效果，而是说，这东西，其实就是乱世中诸侯斗争的标的物。每逢乱世，它就开始在竞争者手中流转，但最终的赢家只有一个，最终得到它、保住它的人，就是华夏之主。
明白了吗？它就相当于一个企业的公章。一个传承千年的，被广泛认可的，具备合法性的，企业公章。
如果这东西被找回来，根本就不应该放到博物馆里，而是应该放到国务院里。第一时间起草一份檄文，盖上大印，发到台湾去！！！

这是一类问题，就是有重大历史意义价值的文物，比如女娲补天的石头，大禹的九鼎，传国的玉玺等等，如果成了国有文物，进入国有文物收藏单位，最终是否可以成为故宫博物院的藏品，即故宫博物院有该文物的保藏权。
国有馆藏文物流动无非调拨、交换、借用，其中调拨和交换涉及了保藏权，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文化部发布的《博物馆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三条。《国家文物局关于取消和调整部分行政审批项目的通知》等等。
先说交换，估计没有那个文物单位愿意交换出手里的传国的玉玺，原则上交换的是馆藏的重复品或不再收藏的文物。退一万步，就算愿意换，故宫拿什么换，清明上河图，太和殿安四个轱辘推走？
再说调拨，文物法中有严格规定：国务院文物行政主管部门，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可以行使调拨权：（一）本行政区域内主管的国有文物收藏单位提出申请，理由充分者；（二）珍贵文物所处的收藏单位不具备收藏条件者；（三）文物不符合现在所处的收藏单位性质、任务者；（四）文物经批准退出馆藏者。
除非在故宫自己挖出了传国玉玺，就算在北京哪个国有单位有了传国玉玺，也是首都博物馆要申请调拨。
如果珍贵文物所处的收藏单位不具备收藏条件者，比如某个县的文物保管所得到传国玉玺，也是该省市的其他国有文物收藏单位提出申请调拨，比如省一级的博物馆。就算调拨不了，也可以借用，《国家文物局关于取消和调整部分行政审批项目的通知》（文物政发〔2008〕1号）：第九项调整“国有文物收藏单位之间借用馆藏一级文物审批”项目，下放由省、自治区、直辖市文物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管理和实施。该项目在批准时应报国家文物局备案。都可以在本省内部消化解决，肥水不流外人田，肯定去不了故宫博物院。
国务院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在调拨文物上还是很谨慎的，划出去容易（保藏权、使用权和收益权的主体发生了变更），要回来难，这件事上故宫博物院有惨痛的教训。
有名的故宫博物院和洛阳的争执，1973年西哈努克亲王计划访问洛阳白马寺，可是白马寺内的佛像，清凉台的《经卷》，均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砸、被烧，包括大雄宝殿内的三世佛和十八罗汉元代彩色塑像，所以上级调拨了故宫慈宁宫大佛堂全套佛像和陈设共2000余件珍贵文物，把大佛堂基本搬空，文物拆卸后运到洛阳白马寺，其中包括明代夹纻三世佛，是国内仅存的明早期干漆夹伫佛像，雕塑精美，艺术水平极高，1960年就定为一级文物。西哈努克亲王后来也没去白马寺（故宫??*&!），这些文物就被留在洛阳，故宫一直索要未果，就拖了下来，成了白马寺镇寺之宝。
1983年文化部齐光部长为此写了信：“故宫博物院的一批‘夹紵罗汉’，原陈列于‘大佛堂’，是孤品国宝，不能用于烧香拜佛的佛堂，任其烟熏火燎，照样用泥塑即可以了。宗教部门应该归还故宫博物院作为珍贵文物藏之‘大佛堂’，务请李主席批示有关领导机关限期重塑泥像，完整无损归还故宫，实为重盼!此致敬礼，齐光(印)一九八四年八月十二日：”
洛阳方面说这是调拨文物，手续齐全，属于洛阳。据说1999年的时候故宫派人去察看了有关文物，发现的陈列及保护状况并不十分理想。故宫博物院连自己调拨出去的 ”孤品国宝“都要不回来，更别说调拨其他单位的国宝了。
行政级别在文物调拨上也不管用。80年代故宫博物院院长吴仲超，一度还兼任过文化部部长助理。
就算国家博物馆要文物也很难。要东西，50年代中国历史博物馆刚建成，行政调拨了一大批，越往后，越难。别说现在利益牵涉。各地方纠缠，在70年代都办不了。比如应县木塔在维修中清理出大量辽代文物，其中就有佛祖舍利。1977年国家文物局指派中国历史博物馆和山西省文物局组成应县木塔辽代文物整理组，1979年把大批文物送到北京荣宝斋修复整理，历时两年。文物这都到北京了，中国历史博物馆缺少辽代文物，自己也出了人力物力，希望应县方面，把重复的文物给中国历史博物馆，据说1981年国家文物局出了面，还让雁北地委作工作，但是具体分管的应县政府办公室，宣传部和文化馆（这级别），就顶了回去。
从法律层面上讲，除非故宫自己在故宫下面挖出传国玉玺，要想通过调拨，是不太可能的。

对比其他几个低N个等级的印玺，然后心里就有答案:
一，西汉皇后之玺玉印，列入《第三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

1968年9月某个傍晚，西汉皇后之玺被韩家湾公社韩家湾小学的13岁学生孔忠良偶然发现，后被其父亲孔祥发带到西安交给文物专家鉴定。此后，这枚玉玺收藏在陕西省博物馆。
1974年，当时江青下令将西汉皇后之玺送到北京。后“四人帮”被粉碎，西汉皇后之玺返还陕西省博物馆收藏。
二，文帝行玺，西汉南越国金印，广州南越王墓博物馆藏

1983年广州象岗南越文王墓出土。
“文帝行玺”以龙为钮，黄金铸成，打破了秦汉时期天子用玺以白玉为材料，以螭虎为印钮的规制，另外，汉朝皇帝印印面为“方寸二”，即相当于今天的2.7—2.8厘米，而南越王“文帝行玺”边长3.1厘米，后者大于前者，这应是南越王别出心裁的得意之作，迎合了其独霸岭南的意思。
三，汉倭奴国王金印，日本一级国宝。

汉委奴国王金印汉委奴国王金印是在天明四年 ( 1784 ) 的一天由一位名叫秀治和喜平的二位佃农，在耕作挖沟时偶然发现的。金印印面正方形，边长2.3厘米，印台高约0.9厘米，台上附蛇形钮，通体高约2.2厘米，上面刻有“汉委奴国王”字样。金印出土以后辗转百年，直至1979年一个家族的后人把它捐献给了福冈市博物馆。
“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光武赐以印缓。”《后汉书·光武帝本纪》
四，滇王之印，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

公元前109年，汉武帝出兵征讨云南，滇王拱手降汉，汉武帝在其故地设益州郡，封滇王国国王为"滇王"，并赐"滇王之印"。滇王之印用纯金铸成，金印重90克，印面边长2.4厘米见方，通高2厘米；蛇纽，蛇首昂起，蛇身盘血，背有鳞纹。汉武帝赐滇王之印后，对云南实行羁縻统治。
1956年11月，云南省博物馆从晋宁区上蒜镇石寨山古墓群中发掘出这一"滇王之印"。这是云南隶属中央最早的物证。滇王金印的印章形制，根据《汉旧仪》当属列侯的规格，但却是王印，这表明滇王国同西汉中央王朝有着密切的政治关系，是一个有特殊地位的内臣。
关于“滇王之印”的意义，有一点值得指出。“滇王之印”的出土，不但确证了“古滇国”的存在，同时也证明了《史记》文献记载的可靠。就是说，一颗金印，既证明了云南古代历史，也证明了中国古代历史。在考古学上，像这样出土文物与历史文献相一致的情况并不多见。这也是为什么“滇王之印”会由国家征调而入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原因之一。
五，广陵王玺，东汉广陵王金印，南京博物院藏

1981年2月24日，邗江县甘泉公社一位农民在扒土过程中发现一枚印章，经鉴定为东汉广陵王玺金印。这枚东汉广陵王玺金印是高纯度黄金浇铸的，重量约为122克，通高约3厘米。通体可分为两部分，上部为龟形纽，下部为方形。金龟立于印台上，印面阴刻篆书“广陵王玺”四字。此印龟钮精致可爱，阴刻篆书“广陵王玺”印文，布局疏密有致，行笔直中有曲，流畅自然，润泽饱满，堪称汉印中的稀世珍品。
此件“广陵王玺”是汉光武帝之子刘荆的印玺。刘荆，建武十五年 (公元39) 封山阳公，十七年进爵为王，后徙封广陵王,《后汉书·明帝纪》:“永平元年(公元58)，八月戊子，徙山阳王荆为广陵王，遣就国。”广陵王玺当是刘荆徙封时的封印。
六，朔宁王太后玺，龟钮金印，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

边长2.4厘米见方，高2厘米，重109克。印面刻“朔宁王太后玺”六字白文篆书，形制大小与“偏将军印章”基本一致。1954年陕西省宁强县阳平关出土，现藏于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
此印制作精美，篆法颇佳，印钮龟头微微昂起，背圆，龟甲饰重环纹，制作精细。此式龟纽官印流行于西汉中期至东汉早期。印体采用浇铸法，首先将黄金熔化成液态后倒入预先制作好的模范中，待其冷却凝固成器后，再在背部錾刻多边几何形同心圆式甲壳制成。龟四肢伸张趴伏，造型活灵活现，古朴生动，头探出张望，背部微微向上拱起，显得小心谨慎，憨厚可爱，给人一幅稳重安详的神态。
朔宁王名隗嚣，是西汉末年反对王莽的义军首领之一，东汉建武七年（公元31年）被当时割据政权首脑公孙述封为朔宁王，建武九年（公元33年），面对光武帝平定陇右，郁郁而终。此印是隗嚣称王时为其母镌刻的。按《后汉书·隗嚣公孙述列传》载：建武十一年，公孙述为光武所灭，故此印当为公元31年至35年之遗物。观其印文足见汉时西南地区有较高的文化水平。
七，魏归义氐侯金印，一级文物，甘肃省博物馆藏。

1987 年征集。长2.3 厘米，宽2.3 厘米，高 3 厘米。金质。铸造镌刻而成。方座，双峰驼钮，驼呈跪卧状，四肢曲拢，身上阴刻眉目、口鼻，以平行细短阴线表示毛发。身下有圆形穿孔，为系带之用。印面正方形，镌刻阴文小篆体“魏归义氐侯”。是曹魏王朝颁赠地处西北，归顺中原的氐族部落酋领的印信。传出西和一带，或与仇池政权有某种联系。现藏甘肃省博物馆。
八，偏将军印章，东汉龟钮金印，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

边长2.4厘米见方，通高2厘米，钮高1.2厘米，重108.95克。印面分三排刻“偏将军印章”五字白文篆书，字迹清晰工整，挺拔遒劲。经科学仪器检测其含金率高达96%。
该金印发现过程极其幸运。1982年，市民刘定全在嘉陵江边上散步无意拾得，自愿无偿捐赠给重庆市博物馆（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前身）收藏。据东汉应劭所编的《汉官仪》中明确规定：“诸侯王，黄金玺，橐驼钮。列侯乃至丞相、太尉与三公、前后左右将军，黄金印龟钮。”又据文献记载，偏将军系将军的辅佐，始设于春秋，通常由帝王亲自拜授，在军队中享有崇高的地位和声望，三国时期蜀国大将关云长和赵子龙都曾官拜此职。东汉“偏将军印章”金印现陈列在“壮丽三峡”展厅，2005年10月被广大观众评为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十大镇馆之宝”之一。
九，蛮夷侯印，晋蛇钮金印，平江县文物管理所藏

印面2.3×2.3、高2厘米，重91.2克
1990年平江县梅仙镇钟字林出土平江县文物管理所藏
十，关中侯印，东晋金印，六朝博物馆藏

1985年元月13日,南京市栖霞区迈皋桥采石场,在中央门外直渎山猪头峰下推土时,发现了一颗金印.印正方形,通高2.1厘米,边长2.4厘米,钮高1.2厘米,重118克,金含量百分之85.钮作龟形,龟首高昂,四足作游动状,背部刻短线和曲尺纹.正面刻白文"关中侯印"四字.书体苍劲,刻工粗犷,体现了魏晋时期印玺的特色。
十一，“镇南将军章，西晋金印，湖南省博物馆藏

金质龟钮，印面篆书“镇南将军章”，刘弘是曹魏扬州剌史刘馥之孙。曾率军讨张昌之乱，代为镇南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西晋光熙元年（306年）八月卒于襄阳军中。

被这个问题里的一些回答惊呆了，我原本以为这是个没有什么悬念的问题，然而居然真有这么多人觉得传国玉玺没价值？
一件文物的价值由很多方面构成，比如它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象征价值等等。
在这些方面传国玉玺几乎都是拉满的。假设现在发现了被100%认可的传国玉玺，那前面回答里关于玉玺有几个的争论就可以了解了。然后发现玉玺的地点也可以和历史结合。甚至最简单的，可以帮完璧归赵，镶金玉这些实锤真假。艺术价值方面，2000多年前皇家打造的物品，这种东西的艺术价值瞎眼可见。我觉得有些人压根没进过博物馆，所以没有体会过。我当年第一次进洛阳博物馆，就被那个碗震惊到了，太漂亮了。再说象征价值，传国玉玺现在当然不能成为政权合法性的象征了。但是作为中国古代王朝曾经的法统象征，这种东西对中国文化的象征价值还需要解释吗？有的人说到历史就说中国5000年没有断绝，然后说到文物就只算49年了？
传国玉玺作为文物的价值在中国目前的历史记载里，不说坐二望一也是稳稳的前五吧？到这居然一群人说没啥价值，我也是醉了。

如果传国玉玺被找到了，不客气的说，故宫怕是没资格接收的。最后接收的应该是国家博物馆，国博才是真正的大boss。哪怕是这枚传国玉玺已经不完整了，也不妨碍它成为国博的镇馆之宝。关键是找不到啊，寻找传国玉玺就如同大海捞针，难呐。
历史上失踪的传国玉玺究竟哪去了？还有机会找到吗？
形容寻找传国玉玺如大海捞针还真不是无稽之谈，因为，据考证，秦始皇传国玉玺或许有两枚，其中一枚就在古洞庭湖里。

最早的一枚传国玉玺刻于秦始皇二十六年，取材于稀世珍宝“和氏璧”，颜色为青色，或碧色。玉玺的方寸之间上刻有“受命于天，既受永昌”八字。

（这里说个题外话，影视剧里的和氏璧道具太夸张了，首先颜色就不对，和氏璧至少应该是青色或碧色。其次，个头太大了，先秦时期的玉璧是很薄的，最厚也不会超过3、4厘米）
然而在秦始皇二十八年，秦始皇巡游至洞庭湖，在湖上遇到了大风浪，船差点翻了，紧要关头，有人谏言将传国玉玺抛入湖水中。说来也神奇，玉玺抛入水中后，风浪还真停了。但是，至此，秦始皇没有了传国玉玺。

在古代，皇帝没有传国玉玺那就是“白板皇帝”，名不正言不顺，很容易给人以口实成为反叛的借口。于是，秦始皇快马加鞭让人又制作了一枚传国玉玺。
这枚传国玉玺据传为蓝田玉制，颜色为白色，玺文与第一枚相比略有改动，为“受天之命，皇帝寿昌”。这枚传国玉玺在秦国灭亡之后，传到了刘汉王朝。其实，仔细分析，这个考证是很有道理的。
1968年，在陕西省咸阳市韩家湾发现了一枚晶莹剔透的玺印，上有玺文“皇后之玺”，经过专家考证，这枚玉印为西汉吕后之印。由于目前并没有早期的皇帝印出土，因此这枚皇后印被称作是“天下第一印”。

这枚印通高2厘米，边长2.8厘米，也就是一个拇指的大小。玺钮为高浮雕的螭虎形象。最为重要是这枚印以和田羊脂白玉雕成，玉色为纯净的白色。吕后为西汉的第一朝皇后，其印玺的形制应该是完全参考了传到了刘邦一朝的传国玉玺的形制，因此，可以由这枚“皇后之玺”推测传国玉玺的形制。
说起来这枚得以流传后世的传国玉玺也是命途多舛。从公元前206年，刘邦攻入咸阳城，秦子婴跪着献出传国玉玺，传国玉玺从西汉传至东汉末年，在东汉末年一度失传，后来孙坚意外的在井底发现了这枚玉玺。袁术扣押了孙坚的夫人，孙坚以玉玺换了夫人。这枚玉玺在袁术的手里，并没有圆了他的皇帝梦。袁术死后，玉玺又复归大汉汉献帝手里。最终落入曹操的手里。曹氏篡汉后，这枚玉玺在朝代更替中几经辗转，时隐时现。唐朝末年，纷争又起，末帝李从珂悲愤之下，带着这枚玉玺登玄武楼自焚了。至此，这枚蓝田玉的传国玉玺也消失了。
在清朝初期，故宫交泰殿曾有玉玺39方，其中一方玺文为“受命于天，既受永昌”，被称作是传国玉玺。但是经过乾隆鉴定，认定这一方印断然不会是当初的传国玉玺，在清朝灭亡之后，这方赝品也不见了踪影。

要看怎么找到的，如果是黄河里的一只大乌龟拖出来的，那........

应该没什么问题。
另外甲骨文当年被找到的时候，正是清末中华文明最虚弱的时候，甲骨文破译后和史记交相呼应，证明我们的传承是没有问题的。
传国玉玺真被找到，从精神上中国21世纪的国运几乎要拉满了。

传国玉玺所代表的价值大概就是
国内博物馆里现存的任何一件藏品如果流失海外，会引起公众的心痛与惋惜。
可是这玩意如果流失海外了……“勿谓言之不预也”
这里更新……！
大家要图的话我就把水印给去了吧。没想到之前随手po的一个回答现在竟然受到了这么多人的关注，有点受宠若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