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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赵国史话》鉴赏通俗文学演绎古赵文化史学学术![第2页]

作者:赵北燕南莫离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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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然间听说这部著作,既具史学学术研讨价值,亦兼通俗文学可读性意义,是赏析古赵历史文化的一部不可多得的优秀作品。于是通过实体书页截图制作成文档,重新整理排版编辑发布出来供大家赏析。在此向原著作者杨金廷、张润泽、范文华几位老师与社科院孙继民博士等致敬!
由于全程手机操作,截图制作文档整理编排纠错诸多繁琐步骤工作量相当大,非一朝一夕能够完成。希望在我更新完结之前,大家尽量在楼层中回复,不要插楼。
另外也希望朋友们尊重劳动成果,内容如需转载也请注明作者以及新赵国吧相关劳动人员。感谢!下面就从序言开始逐章发表。
 
第一章、玄鸟骏马——赵人的天地情怀
史引:
“赵氏之先,与秦共祖。”——司马迁《史记·赵世家》
史话:
赵武灵王二十四年至二十六年间,赵国的北疆处处涌动着一股昂扬振奋的热血豪情。从五原、河曲直至阴山一线,一座气魄宏大的古长城正在赵国军土与百姓的双手中初现峥嶸。这样一座人间奇迹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初具规模,这不得不归功于那些从赵都邯郸迁来的一批又一批北垦皮边的百姓。
这些百姓与众不同,身上饱含着底层生活赋予他们的那种天然的质朴和无穷的力量。他们原是官吏、大夫家中的奴隶和奴婢,或为战争的俘虏,或为罪犯的亲属与后代,或为世代从事管车、养马、捣米、造酒之类生计的官奴。无论哪种情况,身份低贱、生活困苦则是他们共同的境遇。那些国都中的宗族贵胄、官吏大夫则将他们视为自家的私产,动辄打骂用刑、随意赠送,而不必参照赵国的成文法—《国律》。如果遇见私逃的奴隶,主人则可以动用刖刑,砍去双脚;如果遇见抗争的女奴则定罪为“悍”,主人将动用劓刑,割去鼻子维无使逆命”的权威。如果不出现用钱赎取的情况,奴隶的压迫则是终身的。像百里奚被五张羊皮赎身的典故,对他们来讲简直就是痴人说梦。而更加可悲的是,赵国的这些贵族仍保持着春秋以来耸人听闻的“人殉”恶习。终其一生困苦劳顿的奴隶最后也免不了以“男为人臣,女为人妾”的名义被残害、肢解、活活埋入坟墓的悲惨结局。年复一年,史官们就这样对着竹书简帛丝不苟地写着画着,平静地追述着贵族生前的丰功伟绩,毫无表情。而大批奴隶匠人的姓名却难以寻迹,后人也只能从“物勒工名”这种把名字刻在自己所造器物上的制度来推断—赵国曾有个工匠名叫“冶阳”之类的话了。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大批困苦的奴隶和奴婢虽集中生活在繁华昌盛满目锦绣的都市之中,却成为权势阶层享乐奢侈的服侍者和牺牲品,毫无幸福和理想可言。而这一悲苦的境遇终于在赵武灵王二十四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这些官吏大夫的奴隶一夜之间重写了命运,成为了赵国的百姓。
毫无疑问,这项政策的推行,自然激起了宗族贵胄与官吏大夫的极大不满。但在“胡服骑射”改革推行五年之后的赵国,他们的不满也不得不在赵国法制的无上尊严和赵武灵王的坚定决心下暗自作罢。赵武灵王为这些赵国的新百姓昂首北指,在“其民鄙朴,少礼文,好射猎”的五原、河曲之地,描绘了“膏壤殖谷”的富庶图景。于是,一股紧接一股的新鲜血液源源不断地注人了九原以及广袤的赵国北疆,使得中原与北方的地域文化交流生辉,华夏与胡族的民族融合血浓于水。千里长城浮现眼前、垦殖蛮荒牛羊遍野,如此浩大的工竟没有引起天怒人怨则实属罕见,值得称道。不仅如此,这些百姓还准备在河西建造一座规模同样宏大的城市用来欢迎一位特殊的客人。造城之初人群中就已然积聚着某种暗自欢腾的热烈气氛。
 
从军士那里传来消息,当今赵王赵雍在第四次攻伐中山的战役中大获全胜,正经由燕、代之地向五原、河曲一带巡视而来。赵王循着长城南麓在沿途设置了代郡、雁门两郡,而这座正在建设的大城很有可能被赵王设立为郡。这位以宽广胸怀容纳了边远胡人与卑下奴隶的一代雄主就成为当地百姓说不尽的话题。随之,一种略带不敬但颇有趣味的传言便不胫而走。赵王赵雍竟然生得一副奇相。他面色赤黑,龙脸鸟嘴,广鬓虬髯,身宽体阔,下体修长而上体高大,胸宽三尺而气胸万夫。夯土垒石之余,工匠们便暗自议论起赵王赵雍那龙脸鸟嘴的有趣相貌来。
这一日,赵武灵王终于在众人期盼和好奇的心情中来到河西巡视。一时,群情振奋,欢呼万岁。百姓竞相争睹这位赵国雄主的风采,遥目望去,只见万马丛中,旌旗猎猎;三军阵里,金戈闪闪。赵王赵雍跨一匹代郡千里马,身穿貉裘胡服,头顶术士王冠,脚踏虎皮皂靴,腰佩传国宝剑。再细打量,果然龙颜风姿,天日之表;胸襟坦荡,壮怀驰骋。雄韬伟略,气魄凛然;身形伟岸,虬髯广鬓。面如骊玉,豪情万丈;目似朗星,意气轩昂。正当众人惊慕赵王“龙脸鸟嘴”的奇貌之时,只觉大地震颤那河西刚刚建起的大城竟因崩裂了一箱夯土而墙垣倒塌,城池尽毁。惊恐之余,工匠们传言着金星逆位、白虹贯日、无风折旗等等类似于此的不祥征兆。刚刚经过了中山大战和长途巡视的赵武灵王并没有因为疲惫而显出倦色来,他依然能够坦然直面这场突如其来的变故,于是定“卜”。赵王的当众占卜,使得百姓对于赵氏君王的神奇相貌和传奇身世变得更加好奇。
随驾的太卜是赵国专门掌管占卜事宜的官吏。《周礼》云:“问龟 曰卜。于是,太卜们就安排随从筑起高台,杀雉鸡和骊羊,用它们的血来灌龟。太卜在高台上郑重地削开龟身,取出腹甲,用赵酒奠洒之后,就燃起荆枝来占卜吉凶了。太卜的举动庄重异常,面容更是肃穆。这一系列的动作虽然早已熟悉,不过,但太卜仍郑重至极,毫无倦怠。这毕竟是人与神的隐秘问答。龟甲被灼烧出了裂痕,此次占卜的结果为“凶”,果然证明了此处不宜建城的事实。这种以占卜来选择建城之地的术语叫“卜居”。周成王命召公卜居后,才把象征国家政权的“九鼎”放在了洛邑。秦德公用牛、羊、猪各三百头卜居,才得知居住在雍城,后世子孙可以向东发展直到在黄河岸边牧马。赵国太卜的这次卜居虽然显示出在河西建城的凶兆,但也指示出了在阴山河曲建城的吉兆。赵武灵王对此深信不疑,立即改在阴山河曲重新占卜,并亲自祝祷。
王者祭天地,诸侯祭山川。赵武灵王的诚心仿佛真能感天动地,奇迹果然在阴山河曲发生。一时,只听得天外传下阵阵鸿鹄飞鸣之声,这声响深邃辽远,清越飞扬,声声如叠韵,婉婉似纤歌。赵武灵王仰头望去,只见碧天之上,数十只鸿鹄时而轻振玉羽,横绝云端;时而散入烟霞,浮影交错;时而并翼连声,清歌曼舞;时而追逐嬉戏,矜顾徘徊。一时间,群鹄飞舞于云霞之间,徘徊于中天之上。晴阳朗照,投下点点光柱;鸿鹄奋翼,鸣声阵阵高昂。所有在场的百姓都仰天惊叹,如临仙境。赵武灵王望见鸿鹄游于云中,如见先祖一般心中涌起无限敬慕追念之意。他遥望四野,见此地依山傍水,扼关据塞,正是建城之地,便猛然惊悟:“此为我乎?”于是,赵武灵王便视此祥瑞之象为天神对自己的点化。看这鸿鹄振翅,胡马奋蹄,赵武灵王俯仰天地的大情怀不禁使国人为之倾倒。不久,一座新城就在这里重新崛起,并且岿然不动。赵武灵王亲自命名为“云中”郡,以纪念鸿鹄游于云中的奇遇。赵武灵王巡视长城,设立边郡的行程虽然结束,但百姓对于赵国君王的敬畏和好奇却有增无减。
 
赵氏君王为何对鸿鹄视若神灵呢?赵武灵王难道真的是“龙脸鸟嘴”吗?赵人与这天上的神鸟到底有着怎样的渊源呢?
赵氏从来就有“多神”的神秘传统。所谓“赵氏多神”就是指赵国历史上有着纷纭众多的神话传说。仅从《史记·赵世家》对赵氏宗族和赵国历史的描述,就不禁使人产生“神怪茫茫,若存若亡”的感觉来。赵人的渊源就是颇具神话色彩的。
司马迁在《史记·赵世家》中开宗明义,赵人与秦人有着共同的祖先。不仅史料如此,近年在风翔和云梦出土的文物也成为有力的佐证。何曾想象,在长达两百年鼎沸纷扰的战国之时,时势最终将秦人与赵人推向了历史的前台。秦人居西,赵人居东。一番纵横捭阖、诡诈权谋、暴师经岁、流血满野之后,回首望见的确是同宗骨肉的相争相残。而对于整个战国的时局,司马迁则总结说:“东方,预示着万物生长的开始;西方标志着万物成熟的归属。就像夏禹在西羌兴起而在东方臣服了九夷,周武王在西岐发祥而在东方代替了商朝。秦国最终吞并了天下,其原因不一定就是山川的险峻和形势的便利,大概是悠悠苍天对它有所帮助吧。”
 
纵览史籍,这样的奇闻轶事也不在少数。如:华胥在雷泽踏人了巨人足迹,于是就在成纪生下了伏羲;安登去华阳游玩,因感应神龙之气,在姜水河畔生下了神农;附宝在祁野看见巨大闪电环绕北斗枢星,光照郊野感而怀孕,二十五月在寿丘生下了黄帝。女枢于幽房之宫见瑶光之星贯月如虹,于是就在若水生下了颛顼。女节见有大星如虹,下流华渚,因而意感而孕,生下了少吴。庆都遇见赤龙而怀孕,过了十四个月,才生下了尧;握登遇见巨大的彩虹扑面而来因而感而怀孕,生下了舜;修已吞下薏苡(一种草药)因而生下了大禹这些史籍所载,都出现了“知其母,不知其父”的奇怪现象。这其间,只有母亲与儿子两位角色,父亲的角色则由天神、巨人、神龙、北斗、流虹、神草等等具有神话般的事物所代替。《公羊传》则称之为“圣人皆无父,感天而生。”这可以称得上是先秦史料中颇具特色的一种叙述笔法。
而谈到玄鸟陨卵,历史出现了惊人的相似。有娥氏之女简狄与同伴一行人到河川洗浴,看见玄鸟掉下一颗蛋,简狄取来玄鸟蛋吞下,因而怀孕生下了契。后来,契辅佐大禹治水立下了功劳,被封在商这个地方,他也就成为商朝的祖先。对此,《诗经·商颂·玄鸟》开篇即言:“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诗中说得十分明白,天帝发令给玄鸟,生下契而建立商朝。屈原也在《天问》中赞美“玄鸟致贻,女何喜?”诗意是:玄鸟高飞送来聘礼,简狄为何那么欢不论哪种诗句,其间都带有些“天将降大任”与“天公作美”的意味。神话故事的背后,却承载着上天对于贤人降世的伟大使命与美好期望。而身为颛顼苗裔孙的女修与她的儿子皋陶也同样被这种复杂的感情和神秘的外衣所笼罩。
 
难道赵武灵王“龙脸鸟嘴”的奇貌也是图腾崇拜的结果?古人对于贤人总有那么一种造神的心态。于是,伏羲龙身带鳞;女娲人面蛇身。尧的眉毛有道纹彩;舜的眼睛有重叠的瞳孔。孔圣人的头顶中间低四周高;晋文公肋骨之间没有间隙。这些笼罩在巫术礼仪和原始图腾中的先人形象,恰恰反映出了人们对他们的敬畏之心。形象越神异,历史使命就越重大,受到的崇拜也就越强烈。对于这些神话传说中的古代贤人,传奇和浪漫的色彩未免过重。这就给史官带来了诸多困扰。完全采纳,却又违背了儒家“不语怪力乱神”的宗旨。司马迁也曾对这种含混多意、难以解释的奇人异举,发出“其文不雅驯”的感慨。孔子对此也深有避讳,把神话中黄帝头上的四张脸解释成为面对四方、治理四方。于是,从神话到历史的过程也就成为人类从感性世界走向理性世界的过程。而这中间的过渡阶段,仍会存在这样一些让人们敬畏的奇人赵武灵王也是其中的一位。龙脸鸟嘴,也许正是赵氏的神鸟图腾在这位雄主身上的真实显现。神秘身世伴着历史使命,甚至在赵武灵王出世之前,天帝就已经托梦给赵氏的先祖,预示了一位伟大君王的诞生和赵国的强盛。
有凤来仪,祥瑞初现。女修吞下玄鸟卵生下儿子大业,大业史称皋陶。赵氏第一位男性始祖刚一出世,就以传奇的身世引人注目。而皋陶一生的作为更堪称完美,为赵氏留下了引以为豪的精神财富。
皋陶生于曲阜,是少昊的四世孙,相貌更是非同常人。他的脸色青中带绿,就像一个削了皮的瓜。他的嘴更是特别,向前突出,就像一张老鸦嘴,声音喑哑。这些都使人联想到他那传奇的身世。皋陶生活的时代正是尧舜部族发展壮大的时代。皋陶以他的贤能来辅佐当时华夏的首领——舜。《论语·颜渊》中说:“舜取得了天下,在众人中选拔贤人,就推举了皋陶。于是,不仁德的人都被疏远了。”皋陶品德高尚、才能卓越、公正无私,舜将其列入十大名臣之列,排名第二,仅次于禹。可以想见舜帝对于皋陶的赏识和器重。
 
尧将帝位禅让给舜之后,舜就开始治理天下了。舜任命禹为司空,去平定水患。禹跪拜叩头,推让给了皋陶等人。舜仍然令禹治水。舜帝对皋陶说“皋陶啊,现今蛮夷各族扰乱中原抢劫杀人内外为患,你去做狱官之长,五种刑罚量裁要轻重适当执行五种刑罚要在郊野、市朝三个不同的地方;五种流放有度可循,根据远近建立居所,只有明察公允才能使人信服。”于是,皋陶接受使命担任执掌刑法的官员——士(大理)。受命以来皋陶根据时局,制定了“五刑”,即五种轻重不等的刑罚。为了便于普及刑法,皋陶将五种刑罚化为图形刻在器物之上。百姓看到了这些具有象征意义的刑罚都有所警醒惩戒。在对刑法的执行中,皋陶也有坚守的准则:“用简约治民,用宽缓御众;刑罚不及于子孙,奖赏扩大到后代;宽宥过失不论罪多大,处罚故意犯罪不问罪多小;罪可疑时就从轻,功可疑时就从重;与其杀掉无罪的人,宁肯自己陷于不常的罪。天帝爱生命的美意,合于民心,因此人民就不冒犯官吏。”皋陶还考虑到,如果仅对百姓规定刑法,而不对执法者进行约束则有失公允,难以服人。于是,皋陶对官司诉讼中行贿疏通者、贪赃枉法者、勾结贼人者、私自杀人者,律处死,以保证司法的公正。皋陶在掌管法律时,涌现出了一系列家喻户晓的至理名言,如:“临下以简,御众以宽。”“宥过无大,刑故无小。”“罪疑惟轻功疑惟重。”“好生之德洽于民心。”“慎厥身,修思永。”“在知人,在安民。”等等。其中,“慎厥身,修思永”的含义是要谨慎地修养自身而思考长久之道清代康熙皇帝对皋陶十分敬佩,对这句话也倍加推崇。康熙帝对此名言曾在多处题写“慎修思永”。于是就有了北京故宫乾清宫正大光明殿的楹联“表正万邦,慎厥身修思永;弘敷五典,无轻民事惟难。”皋陶的流芳百世还归功于他的传奇轶事。
皋陶有一只神兽,名叫獬豸(xie zhi)。獬豸类似羊,但只有一只角。它很有灵性,有分辨曲直触邪惩恶的本性。当皋陶在判决中遇到疑难不决之事,便令獬豸相助。无罪之人,獬豸置之不理;有罪之人,奋起顶触。并且獬豸裁决,均准确无误。故此犯下罪恶的人一见獬豸就心虚胆寒。故而,皋陶非常敬重獬豸,非常小心地善奉它。在古代,獬豸就成了执法公正的化身。
 
皋陶掌管天下刑律,自然要以身作则。故此,他对于自身修养的要求是极为严格的。据《史记》记载,一日,皋陶当着舜帝的面完整地阐述了自己的修身思想:“要谨慎地修养自身而思考长久之道,要使九族亲厚和顺而使众位贤人辅佐,要使政令由近及远、通行畅达,完全在于自身的品德啊。行事需要有九方面的品德,即使是言论也要有品德的依据。察验一个人的品德是要从他所做的事情开始的。这九种品德分别为:宽宏而能庄栗,和柔而能立事,忠实而能恭敬勤恳而能审慎温顺而能刚毅,正直而能温和,简约而不草率,坚强果决而作风踏实,任事勇敢而合乎义理。大夫们能够每日修养其中三方面的品德,早晚用功,就会保有他们的领地;诸侯们能够每日修养其中六方面的品德,振奋恭敬就会保有他们的封国;天子能够认真修养这九方面的品德,并付诸实施,贤人就会受到重用,百官也会严肃恭敬。”
不仅如此,皋陶还是一位道德与刑法并重的智者。他在掌管法令的过程中,认真思考了道德在百姓教化中至关重要的作用。于是,皋陶还对舜帝指出:“不能让治理国家之人贪图安逸和心怀私欲,要兢兢业业,因为每天要处理成千上万件情况变化的事情。不要虚设各种官职,上天命定的事情,要由人来完成。上天规定了人与人之间的常法,要告诫人们遵循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的伦理,把这五者敦厚起来啊!上天规定了人的尊卑贵贱推行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五种等级的礼节,要使它们经常化!君臣之间要互相尊重、同心同德啊!上天任命有德的人管理民众,要用天子、诸侯卿、大夫、土五种礼服表彰这五者啊!上天惩罚有罪的人,要用墨劓、割、宫、大辟五种刑罚来处治犯罪之人!”
舜帝亲眼目睹了皋陶掌管天下刑罚使得政通人和的伟大功绩,又听取了皋陶关于修身和德治的精辟见解和对国家大政方针的长远规划,不由得赞叹:“皋陶啊!这些臣民没有人扰乱政事、祸乱国家,正是因为您作掌管刑罚的长官,能明五刑以辅助五常之教,合于我们的治道。施刑期待达到无刑的地步,人民都能合于中道。这是您的功劳,做得真好呀!”舜帝所指出的“刑期于无刑”,正是刑法的最高境界。由威严的刑罚过渡到不用刑罚的道德教化,这不正是对皋陶德法并重的最好诠释吗?舜帝对皋陶的功绩给予极高的肯定和赞誉,而这对后世起到了深远的影响。东汉《论衡》一书评论:“五帝、三王、皋陶、孔子,人之圣也。”此后,皋陶与尧、舜、禹比肩,被后人尊为“上古四圣”。
 
如果说颛顼帝用祭祀与音乐疏通了天神,使得民神不扰,各守其序;那么皋陶就用刑法与道德治理了百姓,使得海内澄清,善恶分明。进一步说来,皋陶所在的虞舜时期正是整个华夏文明进入国家文明时代的前夜,整个部落联着成熟国家的历史潮流迈步前进。皋陶对于刑法的制定以及一系列人文修养与国家制度的构想都对国家文明的形成做出了卓越的努力和贡献。可以说,皋陶不仅是中国刑法史的鼻祖,而且还是中国国家制度重要的奠基人之一。自此之后,皋陶的法治思想与人文修养被赵氏一族继续传承了下来,成为赵国兴盛的重要因素。总之,皋陶作为赵氏第一位载于史册的男性始祖,正直形象堪为圭臬,人文涵养源远流长。
只可惜,皋陶过于淳厚朴实、心地善良。在皋陶的生前身后,却有一桩千古悬案,堪为遗恨。原来,皋陶的身后始终站着一个“为人机敏”的人物禹。禹利用了皋陶的善良,在皋陶苦心构建的恢恢法网之下,偷天换日,悍然破坏了尧舜视若神明的禅让制度。从此,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美好理想支离破碎。悠悠苍天,玄鸟不至。赵氏一脉也在夏朝长达四百七十余年的时光当中隐于史籍,湮没无闻。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此后,舜帝又让伯益辅佐自己调理驯服鸟兽。因为洪水泛滥过后,草木无限制地生长,鸟兽大量的繁殖,百姓依然苦不堪言。草木生长,五谷就没有收成;鸟兽伤人,人口就锐减殆尽。伯益才能卓越,胆识过人,毅然动用烈火焚烧山野沼泽、灌木荆棘,飞禽走兽皆四散而逃、避之不及。于是,山泽得以治理,鸟兽尽皆驯服,百姓终于能够在洪水之后,免受鸟兽之害。如果说,大禹治水平定了肆虐的洪流,那么伯益用火则驯服了野性的鸟兽。一水,一火,正挥洒出了上古时代人民与自然抗争不屈、追求幸福的浓墨重彩。因而,舜帝便赐姓给伯益,称之为羸。至此,后世秦人便以赢为姓。而这时的赵氏一脉也姓赢还没有开始分支。秦赵共祖,即从此处而来。
伯益治水、驯兽,真可谓功勋卓著;舜帝主婚赐姓,则更加器重至极。这一切都被大禹看在眼里。大禹,堪为治水英雄、人文始祖。想当年,洪水滔天,泥沙俱下。大禹历尽艰辛,“疏川导滞”,变水患为水利。治水十三年,大禹弄得自己面目黧黑,身体枯槁,他的儿子启出生,禹仍三过家门而不入,被传为千古佳话。就连孔子也不禁连连赞叹:“禹!我简直找不到非议他的地方。”而就是这位表面上看似完美的英雄人物,内心却起了一些微妙的变化。而问题的核心就是——当今天下,谁主沉浮?
 
辛苦了
 
于是,禹开始行动了。他一方面在舜帝的面前做出大智若愚的样子,一方面在九州积极扩大自己的势力和威望。
一次,禹和皋陶父子在舜帝面前探讨治理天下的宏图远略。皋陶为人善良,毫无保留地倾囊倒出,希望能对国家有所裨益。舜帝听了皋陶的远见,也想听听禹的高明言论。禹则拜谢说:“哦,我有什么可说的!我只想整天努力不懈地办事。”舜帝被禹的话打动。禹看见自己的“守拙”之言发挥的效果,于是又在后面的谈话中时时暗示着自己作为臣子在治水中的功劳和自己作为父亲不能照看儿子启的愧疚。这番话,不仅得到了舜帝的认同,而且还使得善良的皋陶更加敬重禹的功德。皋陶下令,天下百姓都要效法大禹的品德。如果不按照命令中的话去实行,就用刑法加以惩处。《史记》上说:大禹“为人敏”“声为律”。正是指出了大禹看似外貌平凡、语言拙笨,实则为人机敏,就连说话都应和音律,讨人喜欢。
在**了舜帝、安抚了皋陶之后,大禹立即加快了自己在全国范围内扩大声势的步伐。他又继续以着惊人的气魄勘察全国,划定九州。禹在巡查九州的时候,把全国的土地范围划定为上、中、下三等九级,并规定了每级每等向国家缴纳贡赋的标准。禹自恃有着九州之地,已经俨然具有了后世国王的威势了。原先天下为公的部落首领是天下人的“公仆”,而今广阔的土地和无上的权威已经渐渐地在禹的心里发生了化学反应,使得禹的心里始终摆不正自己和天下的位置,到底是谁服务于谁,于是“家天下”的思想就孕育而生。当禹到达茅山巡视时,古越族的首领防风氏姗姗来迟,且态度傲慢。禹当即下令将他处死,并且暴尸三日,以警示诸侯。禹的行为,已经把天下当成了自己的私产,自然为所欲为,俨然一个国王,从天下的“公仆”变成天下的“主人”。对此,舜帝发现了些许端倪。三苗氏是江淮一带的强大部落,曾参加了治水的工程,也表示愿意参加华夏部落,后因未受赏赐而大举反叛。禹当即表示要以武力征伐三苗。而舜帝制止了禹,采用了皋陶所提倡的“德治”政策,反省自己大力推行德政,三年之后,三苗自然臣服。禹的这些心里变化许多贤人都已洞若观火。当年尧帝治理天下的时候,伯成子高就被立为诸侯,并且一直辅佐尧舜。当禹的威势强大之后,伯成子高却辞去诸侯的待遇,自愿去当一位耕地的农夫。禹心中不解,就去田野里看望伯成子高。禹为了表示自谦,站在下风向问伯成子高:“尧舜的时候,你被立为诸侯尽心辅佐;为何到了我执掌天下的时候,你却辞去诸侯而来当农夫?”伯成子高回答:“在尧帝的时候,不用赏赐而百姓勤勉,不用刑罚而百姓敬畏,百姓无忧无虑地做国家的臣民。而你执掌天下之时,百姓争利,互不服从,品德从此衰微,利欲从此兴盛,后世如果动乱,肯定是从这里开始的。你何不赶快离开这里呢,不要打扰我耕地。”于是,伯成子高愉快地耕地,对大禹不屑一顾。
可惜,此时的舜已经八十三岁了。舜仿照当年尧禅让给许由的典故,遍访遗贤隐士。他先禅让给石户之农,后又让给北人无择,最后又找到善卷。善卷回答:“我立于宇宙之中,冬天穿皮毛;夏天穿葛布。春天耕种,身体足以劳动;秋天收获,身体足以享用。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我要天下有什么用呢?悲哀啊,你是不会理解我啊!”于是,善卷不接受禅让,并归隐深山,不知所踪。舜帝遍访群贤,并无结果,眼下只有大禹、皋陶、伯益等人可堪大任。大禹居功至伟,威望日益。皋陶品德高尚,善良正直。伯益年轻有为,才能卓著。舜帝犹豫不决,不得不仿照当年尧帝找来四岳询问四岳是各路诸侯的代称。当时舜帝的部族不仅在中原地区形成了巩固的联盟,就连东南方的东夷集团、南方的苗蛮集团、西北的羌戎集团中的许多部族都先后加入了华夏集团的联盟。各路诸侯见舜帝问询禅让的事情,鉴于大禹的威望所致和防风氏的被害暴尸,哪个部族首领敢不推举大禹。于是,禅让的过程都显得很平静而顺利。
 
舜帝虽然把天下禅让给了大禹,彷佛心里对皋陶父子仍有某种期待。大禹为人机敏,立即看出了舜帝的心思。于是,大禹当即决定,将皋陶立为自己的继承人,日后一定会把天下禅让给皋陶。看到这令人满意的一切,舜帝也在对大禹的信任和感激中安然去世。当年,舜帝的儿子商均不贤能,舜因此祷告上天要推举大禹来代替自己掌管天下。长达三年之久的丧礼完毕之后,禹也像当年舜帝对待尧的儿子丹朱那样,推举舜的儿子商均为天下之主。在诸侯一番又一番近似于彩排一样重复的表演之后,幕后的导演终于浮出水面勉为其难地接受了大家的朝贺。大禹还划出疆土,赠给尧帝的儿子丹朱和舜帝的儿子商均,以此来表示先祖的祭祀不至于断绝。
一切成功之后,大禹又听到了一个好消息—皋陶病逝了。大禹在表示悲伤的同时,继续向天下暗示下一位“禅让”的对象。为了表示对于禅让制度的无上尊敬,大禹又宣布选定皋陶的儿子伯益为自己的继承人。大禹这才迟迟地安排伯益来接管国家的许多事务。相反,大禹专门选拔儿子启手下的人充当各级官吏,此时,启早已经羽翼丰满,蓄势待发了。原来,大禹当初选定皋陶为继承人就非出自真心。天下人都能看出来,大禹与皋陶年岁相当,如何继承?如果说,让年轻有为的皋陶之子一伯益来继承则还顺理成章。可是,大禹利用了皋陶的善良,拿年老的皋陶作为幌子故意拖延时间。一方面不让年轻的伯益过早地进入高层,一方面暗自扶持自己的儿子启迅猛地发展实力。大禹的精心谋划果然取得了神奇的效果,不仅天下百姓称颂大禹高风亮节,而且还耗死了年迈的皋陶拖垮了年轻的伯益。想当年,尧为了真心禅让给舜,把自己的儿子丹朱封到了遥远的丹水。丹水地处的汉水流域,是三苗的蛮荒之地。尧这样做就是为了“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丹朱并不贤能,尧帝是不会以损害天下为代价而使自己的儿子得利的。相比之下,大禹的做法却大相径庭。
舜帝对于大禹不仅有知遇之恩,还有禅让之托。当年大禹的父亲鲧治水九年而没有成效舜帝就把鲧流放到了羽山,鲧也最终死在了那里。舜用人不避嫌,毅然启用自己罪人的儿子禹来治水。后来,舜帝又禅让不避仇,还是把天下托付给了禹而不是自己的儿子。舜帝如此举动,就是希望天下大治,百姓安居。在五帝时代的后期,大禹却亲手破坏了舜帝视若神明的禅让制度。后代史学家在书写“尧天舜日”、“尧禅舜让”之类的话的时候,就应当慎之又慎,考虑把大禹划归别处了。
大禹好像安排好了一切,在会稽安然去世。于是,就引起了伯益和启的帝位之争。同样善良的伯益在大禹三年丧礼之后,就辞让给大禹的儿子启,自己回避居住在箕山之南,表示谦让。可此时,预谋已久的启却毫不谦让,一点也不客气地正襟危坐起来。历史在此刻,发生了倒转。诸侯们竟然都离开伯益而去朝拜启。理由有二:其一,伯益辅佐大禹的时日太短,天下之人难以臣服。其二,启是我们君主大禹的儿子,自然要朝拜启。纵观当时诸侯的言论简直是强词夺理。其一,伯益不能辅佐大禹,乃是大禹巧妙设计的结果,致使伯益根本没有时机站稳政治脚跟。更何况,伯益有治水之功,驯兽之劳,不论品德才能都不逊于启。其二,启是大禹的儿子,启就要受到朝拜。这简直就是霸权理论。如果真如此,那么丹朱是尧的儿子,尧为何要禅让给舜。商均是舜的儿子,舜为何要禅让给禹。启对于天下百姓的诘问置之不理,理直气壮地成为了夏王朝的国王。从此,华夏大地迎来了国家文明那若明若暗的曙光。
 
此时,天下为公的格局被残酷地打破,所有的强权专制都撕破了伪善的面具,一切的反抗都将被无情的战火化为灰烬。面对夏启炙手可热的权势,许多诸侯都俯首贴耳。疾风知劲草,此时此刻,仍有一批捍卫天下道义的志士拍案而起,登高疾呼。其中最具代表的就是姒姓诸侯有扈氏。启大发淫威,亲自带领六路大军来到甘地,并作了一首誓词名叫《甘誓》。誓词大意是:“现今我是来恭敬地执行上天对有扈氏的惩罚,要让你们亡国灭族。将士服从命令,我就在祖先的牌位前赏赐你们;不服从命令,我就在祖先的牌位前惩罚你们,降为奴隶,杀掉你们。”甘之战打得异常惨烈,最后,启带领军队攻入了有扈氏的都城,杀掉了他们的首领,灭掉了这个邦国。在夏启的专制和暴力下,有扈氏虽然败亡,但其捍卫天下大道的精神尚在。对此,《淮南子》给予了积极的评价:“有扈氏为义而亡。”
而至于赵氏先祖伯益的下落,至今不明。史籍中并存两说。一说,伯益被夏启杀害;一说,伯益归隐故国,从此不闻。不论哪种情况,伯益和夏启的帝位之争终究以夏启的胜利而告终。仅仅从这个结果来看整个悬案也算告一段落。但后人慢慢回味,这些事件的前前后后则太像是一幕早已导演成熟的戏剧。台前幕后,谁又能看的清楚呢?难怪《战国策》曾尖锐地指出:“禹名传天下于益,其实令启自取之。”
至于伯益与夏启的争帝之事,是非对错难以论说。但夏启建国之后的所作所为倒是值得回味。夏启争得帝位之后,就在钩台这个地方举行大规模的祭祀活动,并向首领们一再灌输自己登临帝位是上天的旨意,不许质疑,更不许违抗。大会之上,夏启带头破坏了大禹所制定的禁酒令,还以乐舞助兴,鸣钟佐食。如果说,禹的乐舞是教化四方,夏启的乐舞就只是为了满足耳目之娱。夏启的弟弟武官看到夏启一改大禹简朴、勤俭的作风,整天一副贪图享乐、眉飞色舞的样子,不由得心怀不满。夏启感觉弟弟武官不服管束,就把他流放到西河。三年之后,武官在西河与夏启决裂,举兵讨伐。夏启对弟弟毫不留情断然平叛。结果,武官也兵败被杀了。反叛平定,九州的贡赋也越来越丰盛。夏启就放心地过起了“淫逸康乐”的君王生活。因为夏启生活没有节制,没几年也就病死了。由此看来,伯益与夏启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虽然世袭制代替禅让制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但就两人的品德与作为来看,天下没有禅让给伯益,还是让天下有识之士为之扼腕叹息。
正如前述,因为这场震动天下的争帝之事,赵氏的一脉在夏朝漫长的历史当中颇不得意,史册中也无只字点墨,湮没无闻。由此可见,争帝之事,使得伯益与夏启的后人都讳莫如深。伯益的后人不愿辅佐夏启的后人,夏启的后人也不愿在史官面前提及伯益的后人。两家各自沉默不语,一晃就过了四百年。
 
也许是因为商朝宗族与赵氏一脉有着共同的玄鸟图腾的信仰,商朝兴盛之后,伯益的后代子孙也都纷纷逃离了夏王朝的控制转而辅佐商朝的君王。伯益有二子,一叫大廉,一叫若木。大廉的后代称作鸟俗氏,是赵氏的直接传人;若木的后人则用其祖父的名字为氏(伯益亦称大费),称费氏。
其中费氏子孙投奔商人的时间较早。当时,夏王朝的最后一位君主夏桀,荒淫无道,暴虐成性。夏桀是一位有才智和勇力的人,他能够生擒野牛,空手擒虎。他宠幸美女妹喜,不理朝政,仅仅乐工舞女就多达三万之众。夏桀还在洛阳建起高高的宫殿,取名为倾宫。他常常站在倾宫之上自诩为高高在上的太阳。百姓则暗地里骂道:“你这位太阳何时发丧,我们宁可同你一起死亡。”商朝的首领汤和谋臣伊尹高举尧舜之道的大旗,发动汤武革命。这时,费氏子孙费昌就以其家传的绝技而为商汤御马,征战天下。史籍记载,费昌载着商汤十一次征伐,皆大获全胜,势如破竹。费昌的马头向东,西夷人便埋怨他;费昌的马头向南,北狄人就埋怨他。这些部族的人都说:“为何不先到我们这里却把我们放在后面呢?”由此看来,商汤灭夏,确是符合人心,是历史发展的潮流。最后,费昌载着商汤在鸣条之战中与夏桀展开决战。这次大战,商汤只率领了由七十辆战车和五千步卒组成的军队向西挺进;而夏桀却调集了夏王朝的全部人马,穷凶极恶地开出了国都。费昌毫不畏惧,毅然驾车引领义军列阵。商汤在费昌的马车上庄严地宣读了伐夏的誓词,这就是著名的《汤誓》。商汤念罢智词之后,两军就在一场大雷雨中展开了拼杀。商军以为雷雨是天帝对夏桀的惩罚,更加勇猛地作战。费昌则亲自御马载着商朝的领袖打败了夏桀。最后,夏桀只带了五百残兵向东逃亡。商朝建立三年之后,夏桀也在亭山忧愤而死。费昌的后人因为鸣条之战的功勋颇受商朝宗族的器重,直至商朝最后一位君王纣王时期,仍有费昌的后代费仲成为朝中的亲信大臣。虽然费仲贪赃谄媚、名声狼籍,但是从费氏一族辅佐商朝君王的情况来看,伯益的这一支子孙在商代还是毁誉参半,有所施展的。因为这一支子孙并非赵氏一脉,故此不再详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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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2021-07-08 10:41:21  更:2021-09-11 19:1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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