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族之间有着悠久的历史关系，民族关系有时处在相对平稳的状态，有时又会发生激烈的动荡。我国历史上曾有四次民族大激荡的时期，这就是春秋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宋辽金元时期和清代。
魏晋南北朝时一个民族关系最复杂、动荡最激烈、最具有特色的一个时期。各族先后进入内地，纷纷建立政权，彼此取代，战争连绵，各种矛盾错综复杂，但最后形成了中国古代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民族大融合。曾经活跃在历史上的匈奴、东羌、氐、巴、鲜卑、羯及其他许多杂胡，都是在这个时期走完了自己的历史行程，绝大部分都与汉族融为一体。隋唐所出现的统一、强大和开放的局面。与魏晋南北朝的民族大融合分不开，也可以说是它的积极后果。
研究魏晋南北朝史，民族关系是个重要问题，诸如内迁各族所建立政权的民族性质？各个政权之间的战争性质？民族融合的规律等，都是值得研究的课题，他不仅关系到魏晋南北朝这一段，也关系到中国史的全局。下面略述管见。
一，单一型民族政权和复合型的民族政权
我国历史上各族所建立的政权，大体上可分为两类，一为单一型民族政权，如西汉的匈奴政权，唐代的吐蕃政权等；一为复合型的民族政权，魏晋南北朝内迁各族所建政权大多属于这一类型。我们一般讲前赵是匈奴政权，后赵是羯族政权，前秦是氐族政权，后秦是羌族政权，作为习惯称呼是可以的。但从政权的民族性质来说。就不确切了。要判断一个政权的民族性质，必须作出政权的民族结构、政策和政治措施的区分。一般来说各族在汉族地区所建立的政权。都不可能是单一的民族政权，而往往是与汉族相结合的复合体。当然各族与汉族能否在一个政权中结成巩固的共同统治，往往因族而异，即使同一族也因先后时期的不同和立国地区的不同，而显出不同程度的差别。如果以前秦、后秦与夏、南凉相比。前者与汉族的结合程度就很高、后者的结合程度就很差。就拓跋鲜卑来说，拓跋珪时期就与孝文帝时期有很大差别。以氐族来说，他们在武都一带原有地区所建立的前仇池国、后仇池国、武都国、武兴国和阴平国较之同为氐族建立的前秦、后凉就有很大差距。因此，对各个政权的民族性质，必须作出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
这个时期在内地建立政权的各族与汉族结合情况，大概可分为三种类型。
甲型：与汉族有悠久的历史关系或者已内属郡县成为编户民，原来即以农耕为主，或较早转为农耕，其社会结构与汉族已形成内在的结合。初起兵举众时即与汉族结合，形成混合的军事集团。当其建立政权之初就与汉族地主阶级结成了共同统治，继承了汉族封建统治的传统。像氐人所建立的前秦，巴氐建立的成汉，羌人所建立的后秦，卢水胡建立的北凉都属于这一类型。
乙型：原来从事游牧生活，但内迁已久，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都在向汉族转化，但与汉族还有相当差距。其社会结构已与汉族有一定程度的结合。但仍保持其原有特点，其军事集团虽然吸取汉人，但是民族色彩还比较浓厚。在建立政权时与汉族地主阶级有某种程度的结合，但还不够紧密，政权结构是双重的，既有本族统御部落的传统，又有汉族的封建传统，建立汉、前赵的匈奴，建立后赵的羯都属于这一类型。还有慕容鲜卑所建立的前燕、后燕、西燕、南燕也可归入这一类型，但与前者有些差别。
丙型：长期处于在塞外或边远地区，从事游牧生活，与汉族历史关系较浅，其社会发展程度与汉族社会相差较大，进入内地建立政权时，虽不得不吸收汉族地主阶级参加，但民族矛盾还比较深。这样的政权或较快地消失，或经过长期的过程而达到比较巩固的结合。属于前一种情况的为铁弗匈奴建立的夏，陇西鲜卑建立的西秦，河西鲜卑建立的南凉，他们所建立的政权还没有达到能继承汉族封建统治的程度就先后消失了，属于后一种情况的为拓跋鲜卑，虽然其社会发展程度和生活方式与汉族都相距很远，但在代北即开始了本族的改造过程，离散部落，分土定居，转牧为农，北魏一统中原后，与汉族地主阶级结合，开始政权的改造过程，经过整整一百年的光景。至孝文帝时才完成这一改革，实现了鲜卑贵族与汉族门阀士族的完全结合，完成了北魏政权的封建化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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