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 （原创）武则天时期唐与吐蕃的战争[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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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原创）武则天时期唐与吐蕃的战争[第5页]

作者:wuang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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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长安二年唐与吐蕃之战（公元702年）
　　长安二年（公元702年），吐蕃继续入寇，并将主攻方向向南调整，入侵剑南道。
　　1、交战时间
　　据《资治通鉴》记载，长安二年（公元702年），十月，“戊申，吐蕃赞普将万馀人寇茂州，都督陈大慈与之四战，皆破之，斩首千馀级”。另据《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记载，长安元年（公元701年），“春季闰月，引兵至松州、洮州”，但是，《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在这一条，是先记载了夏天引兵至松州、洮州，又记载了冬天，最后记载了春季闰月再次引兵至松州、洮州，因此，春季闰月发生的事情，很可能是下一年，即长安二年（公元702年）的事情。蕃汉史书的记载是基本相合的。
　　2、交战地点
　　《资治通鉴》说是茂州，《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说是松州、洮州，而新旧唐书则说是悉州：
　　《旧唐书》列传146吐蕃传：长安二年，赞普率众万余人寇悉州，都督陈大慈与贼凡四战，皆破之，斩首千余级。
　　《新唐书》列传141吐蕃传：赞普自将万骑攻悉州，都督陈大慈四战皆克。
　　《新唐书》本纪4武则天本纪：（长安二年），十月，戊申，吐蕃寇悉州，茂州都督陈大慈败之。
　　以上诸书记载虽有差异，但是，地点较为接近，松州、茂州和悉州均位于剑南道北部，彼此距离较近，而洮州位于陇右道南部。因此，吐蕃入寇的区域，大致在洮州和剑南道北部诸州。

准备再写一部分，武则天时期加强防御的措施，本文就更新完毕了。

　　十二、武则天时期唐朝加强对吐蕃防御的措施
　　武则天时期，唐朝在西线广设军镇，以加强对吐蕃的防御。现简单整理如下：
　　1、安西四镇
　　安西四镇，即于阗、疏勒、龟兹和碎叶，上文已详细分析过，长寿元年（公元692年）唐军收复四镇后，派汉兵三万镇守。
　　2、赤水军
　　据《唐会要》卷78记载，“赤水军，置在凉州西城，本赤乌镇，有泉水赤，因以为名。武德二年七月，安修仁以其地来降，遂置军焉”。
　　由于凉州同时面对吐蕃和突厥的威胁，因此，在武则天时期，唐朝大力加强赤水军，“武后时，突厥默啜方强，取铁勒故地，故回纥与契苾、思结、浑三部度碛，徙甘、凉间，然唐常取其壮骑佐赤水军云”（《新唐书》列传142）。赤水军最终形成“管兵三万三千，马万三千匹”的规模（《通典》卷172），与武则天时期对赤水军的加强是分不开的。
　　3、建康军
　　据《元和郡县图志》卷40记载，“建康军，证圣元年（亦即天册万岁元年，公元695年），尚书王孝杰开镇，周回以甘、肃两州中间阔远，频被贼钞，遂于甘州西二百里置此军，管兵五千二百人，马五百匹”。

　　4、豆卢军
　　据《元和郡县图志》卷40记载，“豆卢军，沙州城内。以当匈奴要路，山川回阔，神龙初置立豆卢军以镇之。管兵四千五百人，马四百匹”。
　　关于豆卢军设立的时间，《唐会要》卷78记载为神龙元年（公元705年）九月。但是，据王永兴《唐代前期军事史略论稿》记载，《吐鲁番出土文书》有一件豆卢军残牒，上面有“豆卢军经略使之印”，残牒上面的时间为圣历二年（公元699年）七月四日，据此看，豆卢军至少在圣历二年（公元699年）就已经设置。
　　5、和戎城、白亭军
　　据《资治通鉴》长安元年（公元701年）记载，“先是，凉州南北境不过四百馀里，突厥、吐蕃频岁奄至城下，百姓苦之。元振始于南境硖口置和戎城，北境碛中置白亭军，控其冲要，拓州境千五百里，自是寇不复至城下。”
　　据《通典》卷172记载，“白亭守捉，武威郡（凉州）西北五百里，管兵千七百人”。
　　6、临洮军
　　据《新唐书》志30记载，“临州狄道郡，下都督府，……有临洮军，久视元年（公元700年）置”。
　　在武则天时期，唐朝在安西四镇、河西的凉、甘、肃、沙诸州、以及河湟地区的临州等地设立军镇，加强了对吐蕃的防御。
　　
　　综上所述，在武则天时期，唐朝与吐蕃发生多次大战，互有胜负，但是，从整体上讲，唐朝保持了高宗末期对吐蕃的态势；同时，唐朝在安西、河西和河湟广设军镇，加强了这些地区的防务，维护了唐朝西部的安全。
　　（全文完）

楼主能写出此文章实属可贵，但也有我不太认同的地方。如下
命右相韦待价为安息道行军大总管安西都护阎温古为副问罪焉”。韦待价的安息道行军，自垂拱三年（公元687年）十二月即已开始，因此可以确定，崔融所说的吐蕃的这次入寇，就是《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提到的垂拱三年（公元687年）大论钦陵领兵赴突厥“龟兹之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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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通鉴》则天后永昌元年5月条记载“五月，丙辰，命文昌右相韦待价为安息道行军大总管”“斩副大总管安西大都护阎温古”，而韦待价是永昌元年（689年）五月任正大总管，阎温古为副。这说明崔融给我们的时间提示应该是永昌元年而非垂拱三年。（687年）
你在后面的论述同样也出现了矛盾和破绽如：你说“吐蕃的这次东进，首先应该是攻破焉耆，据《新唐书》列传36唐休璟传记载：垂拱中，迁安西副都护。会吐蕃破焉耆，安息道大总管韦待价等败。”按韦待价失败指的是永昌元年（689年）的战斗。《新唐书·唐休景传》记载“。。。安息大总管韦待价等败，休景收其溃亡，以定西土，授灵州都督”《旧唐书·唐休景》也记载“会吐蕃攻破焉耆，安息道大总管，文昌右相韦待价及副使阎温古失利，休景收其余众，以安西土，迁西州都督”。这些事都是发生在永昌元年，你把它搬到垂拱三年去了。韦待价只败过一次，那就是永昌元年，不可能是垂拱三年。
写到这里我感觉你先入为主认为《考异》删除垂拱三年的一次行军是错误的（这个先暂不讨论，我对此有疑议），于是你就沿着确实有这一次出征的思路写了下来，写到最后有一句“至此，唐军已达到行军目的，垂拱三年（公元687年）十二月开始的安息道行军顺利结束。由于唐军取得胜利，唐朝对韦待价予以封赏，据《旧唐书》列传27韦待价传记载，“于是拜安息道行军大总管，督三十六总管以讨吐蕃，进封扶阳郡公”。其实韦待价被进封并不是因为什么胜利了。我们对照《新唐书·韦待价传》来看看“于是拜安息道行军大总管，督三十六总管以讨吐蕃，进爵公。军至寅伽识河，与吐蕃合战，胜负略相当。会其副阎温古逗留，又天大寒。待价不善抚御，师人多死。。后大怒，斩温古，流待价绣州”这说明其公爵位不是由于胜利而得来的，而是对他战前的鼓励。也说明韦待价是先被进爵再出征再战败，这些都是永昌元年的事和垂拱三年没有关系。
还有你在后面的记述也有了问题，如你说“本文上面已经分析过，唐军垂拱三年（公元687年）的安息道行军，已经将唐朝在西北的防御前沿维持在焉耆”。请看你在前面是怎么说的“攻破焉耆后，吐蕃‘窬高昌壁，历车师庭’”“至此，唐朝在安西的统治已土崩瓦解，河西诸州也岌岌可危。”这些记述你都是认为发生在垂拱三年，吐蕃此时在安西是如入无人之地，横扫无遗，还引用《新唐书·唐休景传》说吐蕃破焉耆，败韦待价等，那么唐朝何以能够于垂拱三年将防御前沿维持在焉耆，它不是已经被攻破了吗？矛盾如此，请问垂拱三年韦待价与吐蕃之战到底有没有发生，若真有发生其经过你梳理地清楚吗？鉴于你的种种矛盾，可以说明韦待价于垂拱三年并没有出征，《考异》的删除应该是正确的，也说明焉耆在永昌元年五月之前还一直在唐朝手中，垂拱三年吐蕃破焉耆是你搞错了。
今天在单位值班，改时间再和你继续讨论，你和其他人不一样，至少能够自己动脑筋去运用史料分析问题，且有些地方还是合理的，你是个值得交流历史知识的人，以后多有讨教了。

@Anitahe 来学习学习啊

唐军的安息道行军，是否有两次，其实是一个说不太清楚的问题。
两方面的证据都有，但是都不够充分。67楼的分析，我都曾考虑过，但是，实录对垂拱三年出兵的时间记载如此详细，实在让人起疑，资治通鉴也是含混不清。最后，在阅读了王小甫等人的文章后，我还是选择了两次出兵。
首先，吐蕃侵占安西地区后，非常顺利的攻破焉耆，进攻西州，一度兵临敦煌。如果，吐蕃是687年先占领安西，689年再进攻焉耆以东，则中间有1年的时间，唐军应该有所准备，为什么还是败的这么快。
第二，根据罗庸先生的考证，陈子昂的《谏雅州讨生羌书》作于垂拱三年（687年），其中提到“臣又流闻西军失守”，按安西四镇是唐军自己放弃的，不存在失守的问题，则这里的“西军失守”，很可能是焉耆以东地区的失守。如果唐军出兵发生在689年5月，则这中间已经有1年多的时间，那崔融为什么还说唐军是“下严霜之令，兴时雨之兵”，“顷者若兵稍迟留，贼先据要害，则河西四郡，已非国家之有”？即使按照资治通鉴的记载，陈子昂上书发生在688年，那距离689年5月唐军出兵，也有5个月的时间，这段时间，吐蕃军队应该早就抢占莫贺延碛，为什么还让唐军抢了先手？
当然，67楼提供的资料，也确实是很值得注意的。这个暂时存疑，待我查找史料之后，再详细讨论。

笔者认为通鉴编者的理由并不充分，通鉴编者认为，“按本传不云两曾将兵，今删此事”，查《旧唐书》列传27韦待价传记载，“垂拱元年十月，复为燕然道行军大总管，以御突厥。明年（垂拱二年）春还。……明年（垂拱三年），上疏请自效戎旅之用，于是拜安息道行军大总管，督三十六总管以讨吐蕃，进封扶阳郡公。”韦待价的本传虽然未明确说有两次出兵，但是明确将韦待价的安息道行军确认在垂拱三年（公元687年）。通鉴编者却据此删除了垂拱三年的安息道行军，似缺乏充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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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来和你讨论下这段文字吧。
《旧唐书·韦待价传》里较详细的记载为“垂拱元年十月，复为燕然道行军大总管，以御突厥，明年春还。六月拜文昌右相，依旧同凤阁鸾台三品。。。。明年，上疏请自效戎旅之用，于是拜安息道行军大总管，督三十六总管以讨吐蕃，进封扶阳郡公。军至寅识迦河，与吐蕃合战，初胜后败。又属天寒冻雪，师人多死，粮馈又不支给，乃旋师弓月，顿于高昌。则天大怒，副将阎温古以逗留伏法，待价坐除名，配流绣州，寻卒。”《新唐书·韦待价》大体相同。
按此段文前一部分的时间排列来看，韦待价是应该于垂拱三年受命总管出征，但后一部分记述的却是永昌元年发生的事。而从整体上来看史料给我们的提示是韦待价先封爵次受命然后出征接着战败最后流放而死，这是一个连串的事件发生链，并没有中断过，即韦待价只出征过一次安西。
我们再看《旧唐书·则天本纪》，其于垂拱三年（687年）条只有正月，二月，四月，八月的记事，没有提到十二月有什么事。但在永昌元年（689年）五月条却记载了“五月，命文昌右相韦待价为安息道大总管以讨吐蕃”《则天本纪》给我们的提示是韦待价垂拱三年并没有受命出征，而是在永昌元年出征的。其实我们结合上面的史料来看，韦待价只能有一次出征，一次失败，那就是在永昌元年，《旧书本传》没有记述清楚或是搞错了。如果放在垂拱三年的话，那么你讲的韦待价有两次出征是很矛盾的，无法成立的，《旧唐书本纪》在时间上记述是正确的。
再看《新唐书·则天本纪》，它的记载和《旧书本纪》很有出处。其记载“垂拱三年十二月壬辰，韦待价为安息道行军大总管，安西大都护阎温古副之，以击吐蕃”看到这里，大家会说这不是韦待价垂拱三年出征的记载吗？别急，在垂拱四年（688）和永昌元年（689）五月前，即一年零五个月里韦待价玩起了“失踪”，《本纪》于其间无半字记载，但到了永昌元年五月条时突然冒出了“五月丙辰，韦待价及吐蕃战于寅识迦河，败绩”几个字，前面没有交代韦待价又再次受命总管出征的事，那么《新本纪》给我们的提示是韦待价于垂拱三年（687）十二月出征，到永昌元年（689）五月战败，乖乖这场仗整整打了一年半，无论怎么说《新书本纪》给我们的信息也是韦待价只出征过一次，而不会是两次。那么《新书本纪》关于时间的记载是否错了呢，确实错了，我上面引用《旧唐书》的史料算一个反证，不再重复，再看还有其他没。
请看《旧唐书·吐蕃传》的记载“则天临朝，命文昌右相为安息道大总管，安西大都护阎温古为副。永昌元年率兵往征吐蕃，迟留不进，待价坐流绣州，温古处斩”《新唐书·吐蕃传》记载“永昌元年，诏文昌右相韦待价为安息道大总管，安西大都护阎温古副之，以讨吐蕃，兵逗留，坐死，徙”。《通鉴考异》引《实录》五月条也记载“命韦待价击吐蕃，七月败于寅识迦河”
从这里我们既可以看出《新本纪》与《新吐蕃传》于时间上的矛盾之处，也可以证明韦待价的出征确实是发生在永昌元年，且只有这一次，因为我们前面已经论证了韦待价不可能有两次出征。
司马光的《考异》分析删除是对的，其删除了垂拱三年的错误，对照其它史料我们发现不了明显矛盾，但按你的加入垂拱三年，使韦待价的出征变成两次，则就矛盾重重了，绝非你的一句“崔融将两次行军合在一起说，且对第二次行军进行模糊处理，可能是因为他献议的对象是武则天，因此对于以寅识迦河之败而告终的第二次行军一笔带过。”可以简单化解的。因为你在垂拱三年这个很关键的点上犯了轻率，导致你将崔融奏议里关于永昌元年的描述搬到了垂拱三年，由此又得出韦待价有过两次出征的错误。从你的“至此，唐军已达到行军目的，垂拱三年（公元687年）十二月开始的安息道行军顺利结束。由于唐军取得胜利，唐朝对韦待价予以封赏，据《旧唐书》列传27韦待价传记载，‘于是拜安息道行军大总管，督三十六总管以讨吐蕃，进封扶阳郡公’这段话里就可以看出你为了给所谓的垂拱三年出征之胜利画个全满，不惜颠倒史料原文，使人以为韦待价的扶阳郡公是靠大败吐蕃之战功得来的，可我们读读其《本传》就知道根本不是这回事。
那么你关于垂拱三年乃至到永昌元年间的记述是不可信的，你确实懂得收集史料，但最关键的如何正确运用史料，使之没有矛盾却不是那么的容易事。

多谢提供资料。你说的疑点，我在写本文的时候，都考虑过。但是，最后我还是选择了两次出兵。详见我69楼的补充。不过，你提供的资料，我会认真考虑的。
我在想，如果把两种思路都写出来，让大家自己判断，似乎更好一些。
不过，我马上要出差了，估计要明年再补充了。敬请期待。

来此唐朝吧已过半年，终于遇一可以交流历史之人，你近有弄璋之喜，我迟来拜贺，以前言语多有冒犯，望能海涵。

无妨。在讨论中，才能互相学习，也向你表示感谢，希望以后大家能继续交流。

两方面的证据都有，但是都不够充分。67楼的分析，我都曾考虑过，但是，实录对垂拱三年出兵的时间记载如此详细，实在让人起疑，资治通鉴也是含混不清。最后，在阅读了王小甫等人的文章后，我还是选择了两次出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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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说两方面证据都不充分，我觉得不妥。永昌元年那一次的出征有时间，有地点，有人物，有经过，可谓证据十分充分，如《新旧吐蕃传》《旧书本纪》《考异》引《实录》都是证据。但垂拱三年的那一次，仅有一个受命为安息道总管的人物和时间，至于最关键的经过，地点全无，可谓证据渺茫。《通鉴》编者们取了证据充分的永昌元年之出征，舍弃了证据模糊残缺的垂拱三年之出征，说明他们的编史态度是严谨的，总不能在不确定地情况下去发挥想象杜撰一个垂拱三年之出征经过吧。
崔融奏议里有一个时间提示，那就是“命右相韦待价为安息道行军大总管安西都护阎温古为副问罪焉”你据此得出其奏议里的事发生在垂拱三年，这是一种草率的依据。因为《实录》里的原文是“十二月壬辰，命韦待价为安息道行军大总管，督三十六总管以讨吐蕃”仅此而已，没有事件经过的记载，其他史料也没有事件经过的记载。相反，史料记载永昌元年时间，人物，事件经过都有，而且和崔融的记述是大致吻合的，至少是没有矛盾的。
你由于主观上对有两次出征陷入太深，竟然作出了舍弃充分明确的永昌元年，取用残缺模糊的垂拱三年之选择，而将崔融所说之事拉扯成发生在垂拱三年。而你之所以陷的这么深，是由于你没有想到，史料虽然有关于垂拱三年任命韦待价为安息道大总管的记载，但韦待价很可能因某些因素并没有实际出征，在唐朝是有这种类似情况的。
首先，吐蕃侵占安西地区后，非常顺利的攻破焉耆，进攻西州，一度兵临敦煌。如果，吐蕃是687年先占领安西，689年再进攻焉耆以东，则中间有1年的时间，唐军应该有所准备，为什么还是败的这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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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点我想提醒下你，你为何也不假设下吐蕃是于689年即永昌元年才攻破焉耆的，干嘛非要紧盯着垂拱三年（687）呢？这么一假设很多问题就不会矛盾难解了。再者，如果吐蕃是垂拱三年沦陷了安西四镇，攻破了焉耆，那于阗王是何以能在战火纷飞，吐蕃大军踏平安西四镇的那一年来洛阳朝贡呢？《旧唐书·于阗》记载“垂拱三年，其王伏闍雄复来入朝”这说明在垂拱三年四镇之一的于阗只怕都还不在吐蕃手中，其更不可能在这年破焉耆，入西州了，逼敦煌了。所以崔融奏议里那些事发生在垂拱三年难以成立的。
我说了这么多，其实就是想说你把崔融奏议里的记述扯成是垂拱三年发生的事是不行的，矛盾太多，你说崔融将两次出征混为一谈，模糊处理的理由更是无法服人，韦待价可能于这年根本就没有实际出征过，当然如果有其他新发现的史料能够填补垂拱三年徒有受命时间，没有出征经过的空缺，则两次出征是完全可以成立的。
第二，根据罗庸先生的考证，陈子昂的《谏雅州讨生羌书》作于垂拱三年（687年），其中提到“臣又流闻西军失守”，按安西四镇是唐军自己放弃的，不存在失守的问题，则这里的“西军失守”，很可能是焉耆以东地区的失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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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请问你能保证唐朝在焉耆以西地区就真的没有任何军事堡垒存在了吗？总不至于从焉耆往西踏一步，就到了吐蕃的阵地了吧。如果是那样的话，于阗王也不可能在垂拱三年入朝洛阳了。至少唐朝在焉耆周边会有一个缓冲防御带，所以这个西当指焉耆东西南北四面之地区，而且这个失守指的是失去几个军事据点，还是失去大片地区都是不可知晓的事，你不能贸然就说很可能是焉耆以东地区。
再者陈子昂听见的是流言，在当时都是无法确定的事，你怎么可以拿来作为史料证据呢？你是太想将垂拱三年确有出征之预设成立，故只往于其有利的方面想，却忽视了其他方面
如果唐军出兵发生在689年5月，则这中间已经有1年多的时间，那崔融为什么还说唐军是“下严霜之令，兴时雨之兵”，“顷者若兵稍迟留，贼先据要害，则河西四郡，已非国家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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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这位朋友，你这句话是由于你已经将吐蕃破焉耆，入西州，逼敦煌的事定格在垂拱三年了，你才会这么说什么时隔有1年了。你的心中始终不愿意放下垂拱三年确有出征的想法，假如预想吐蕃的进攻是发生在垂拱四年后期或永昌元年早期，不是一样符合“下严霜之令，兴时雨之兵”？
再于此基础和上结合崔融的话““伏赖主上神鉴通幽，冲机测远，下严霜之令，兴时雨之兵。命右相韦待价为安息道行军大总管安西都护阎温古为副问罪焉。时也，先命兰州刺史行军司马宋师将料敌简徒，倍道据碛，贼逢有备，一战而走，我师追蹑，至於焉耆，粮道不继而止，竟亦无功。朝廷以畏懦有刑，流待价於琼州，弃温古於秦州”这就是一气贯通，无矛盾，无疑点。只要会读书，谁都知道这是讲述一次战役的完整经过。
但按你的是发生在垂拱三年的话，那就出现了崔融怎么讲着讲着把永昌元年的事掺和进来了？这就出现矛盾了。于是你不得不为此还得动脑筋作解释。你说这是由于崔融把两次出征混为一谈了，可是崔融以当时人记当时事，怎么会出现搞不清朝廷大事的错误，还以奏议，奏疏的形式写给皇帝看，他不怕在经过门下省审核批复的时候因出此搞笑错误被驳回，被别人耻笑他连个朝廷军国大事都述说不清楚，还上个毛的奏议？

我会考虑的。等到年后，我把这一部分，加上一条。就是你说的这个思路。
我准备写2个思路，让大家一起判断。
说实话，我当时写的时候，也是有些犹豫，你说的那一种思路，我甚至都开始写了一部分了，但是后来看了王小甫等人的文章后，又废弃了。现在来看，还是都写出来比较好。
多说一句，很欢迎这样的讨论。能让我的文章更加完善，也可以把更多的、更准确的信息提供给大家。
至于于阗的问题。687年，吐蕃确实打到了龟兹，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对此有记载，陈子昂也说“弃龟兹，放疏勒”，难道当时唐朝确实没有放弃于阗？这个存疑。

对于崔融的事情，我当时受到王小甫先生的影响。他有一个观点，即当时的大臣，为了保持当时的皇帝的面子，往往会把一些历史事件进行处理。王小甫先生曾据此推断出，贞观末期，唐朝没有在安西设置四镇，直到显庆年间才设置的（当然，这个观点我不赞同，因为我在册府元龟找到了其他的证据）。但是，他的这种思路，可能影响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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