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 （原创）龙朔元年（公元661年）唐与高句丽的战争[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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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原创）龙朔元年（公元661年）唐与高句丽的战争[第3页]

作者:wuang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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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高宗龙朔元年（公元661年），唐军对高句丽发动了一次大规模进攻。此次进攻气势磅礴、威震敌胆，但是最终未能彻底平定高句丽。由于没有决定性战果，因此新旧唐书东夷传均对此战一笔带过，《资治通鉴》的记载还算系统，但是也较为简略，且存在一些令人疑惑之处。鉴于以上情况，本文综合各方资料，对这次进攻战的情况作一简单分析。
一、战前情况
1、唐朝方面
在西北方向，唐朝加强对西突厥的进攻。显庆二年（公元657年），唐军击破西突厥沙钵罗可汗阿史那贺鲁，后又陆续讨平其他反叛部落，至显庆四年（公元659年），唐朝在西北的军事压力大为减少，已经可以腾出手来集中经营东北方向了。
在东北方向，自唐太宗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征讨高句丽之后，唐军一直保持对高句丽的军事压力，多次在边境进行中等规模的会战，以此消耗和疲弊高句丽。据《资治通鉴》记载，高宗即位后，唐军与高句丽的局部作战发生过三次。
永徽六年（公元655年），“营州都督程名振、左卫中郎将苏定方发兵击高丽。五月，壬午，名振等渡辽水，高丽见其兵少，开门渡贵端水逆战。名振等奋击，大破之，杀获千馀人，焚其外郭及村落而还”。
显庆三年（公元658年）六月，“营州都督兼东夷都护程名振、右领军中郎将薛仁贵将兵攻高丽之赤烽镇，拔之，斩首四百馀级，捕虏百馀人。高丽遣其大将豆方娄帅众三万拒之，名振以契丹逆击，大破之，斩首二千五百级”。
显庆四年（公元659年）十一月，“右领军中郎将薛仁贵等与高丽将温沙门战于横山，破之”。
而显庆五年（公元660年）八月，唐朝采取了一个更大的动作，那就是出兵讨平了与高句丽关系密切的百济，剪除了高句丽的羽翼，同时从南面对高句丽构成了威胁。
这些作战，削弱了高句丽的实力，为日后唐军的总攻作好了铺垫。
2、高句丽方面
唐太宗亲征大军从高句丽撤走后，唐朝放弃了占领的辽东土地，高句丽相应收复了以上地区，将其国境推回到辽水一带，但是，由于太宗撤退时迁走了7万人口，因此高句丽人口损失较大，实力有所削弱。
此后10多年，唐朝一直在边境对高句丽施加军事压力，高句丽始终不得休息，实力进一步下降。
但是，至显庆五年（公元660年），高句丽权臣泉盖苏文尚在，高句丽内部未出现分裂，尚能集中全力一致对外。

这篇是我以前写的一篇文章，首发在沉醉唐风，后来和网友讨论之后，做了一些修改。现在拿出来，供大家讨论。

2、高句丽方面
高句丽的兵力没有明确记载，大体判断应该少于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的兵力，而多于乾封二年至总章元年（公元667年至公元668年）的兵力。
据《旧唐书契苾何力传》记载，乾封二年开始征讨高句丽的时候，“高丽有众十五万，屯于辽水，又引靺鞨数万据南苏城”。《新唐书》也有同样记载。若此记载无误，则高句丽在公元667年时的机动兵力仍在15万以上。
《资治通鉴》没有援引新旧唐书的这一记载，但是提到，公元667年9月金山之战，唐军斩首5万余级，公元668年2月薛贺水之战，高句丽出动5万余人，战败被斩杀3万余人，除此之外，扶余城之战、鸭绿栅之战和平壤之战规模也都很大，高句丽也多次出城野战。因此，高句丽在公元667年至668年时，机动兵力达到15万人是有可能的，算上分守各城的兵力，总兵力可能达到20万。
而这还是高句丽遭受龙朔元年的沉重打击以及内部发生严重分裂之后的情况。
据此判断，在龙朔元年（公元661年），高句丽的机动兵力可能在15万人以上，总兵力可能在20万人以上。

二、交战双方兵力情况
1、唐朝方面
据《资治通鉴》记载，此次进攻，唐军总共投入了三十五军。这三十五军到底是多少兵力，现详细分析如下。
《三国遗事》卷二“文虎王法敏”记载，此役唐朝方面是“率三十五万军以伐高丽。”此处提到唐军总共是35万人，据此判断，唐军应该是每军1万人。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可能，那就是《三国遗事》在转录《资治通鉴》的记载时，误将“三十五军”写成了“三十五万军”，因此，仅凭这条记载，还不能确定唐军的总兵力。
本文为确定唐军兵力，从苏定方征讨百济的相关资料中找到了旁证。
为表彰苏定方平百济之功，唐朝在显庆五年（公元660年）八月十五日立了大唐平百济国碑，其碑铭中提到随同苏定方出征的将领中有“右一军总管宣威将军行左骁卫郎将上柱国刘仁愿”。刘仁愿是右一军总管，而苏定方回国后，留下的刘仁愿的留守部队恰好是1万人，据此看，刘仁愿的军有1万兵力。那么，唐军各军兵力是否一样多，刘仁愿的情况是否可能属于特例呢？

乾封元年）九月，庞同善大破高丽兵，泉男生帅众与同善合。”而《旧唐书契苾何力传》有这样的记载：“高丽有众十五万，屯于辽水，又引靺鞨数万据南苏城。何力奋击，皆大破之。斩首万余级，乘胜而进，凡拔七城。”
~~~~~~~~~~~~~~~~`
光辽水，高句丽部队就15万呢。。。

龙朔元年（公元661年）的三十五军，我也只是推测。
乾封、总章年间，唐军最终灭亡高句丽时投入的兵力，确实不多，我推测也是约为十多万人。

此外，不知何故，我现在不能大段的粘贴。因此，上面粘的有些乱，7楼和12楼是多余的。
我先查找一下原因，晚些时候再继续。

找个过滤器过滤下吧

三、双方参战将领情况
1、唐朝方面
唐军参战将领主要有苏定方、契苾何力、任雅相、刘伯英、曹继叔、萧嗣业、程名振、庞孝泰和刘德敏等人。
苏定方和契苾何力在此不作介绍了，新旧唐书和资治通鉴均有详细记载，两人都是当时唐军的超重量级人物。
任雅相，渭南人。显庆二年（公元657年），时任燕然都护的任雅相作为苏定方的副手，出征西突厥沙钵罗可汗阿史那贺鲁。后担任兵部尚书，显庆四年（公元659年）五月任参知政事，七月参与再审长孙无忌一案。龙朔元年（公元661年）四月出任浿江道行军总管，再次与苏定方搭伙，征讨高句丽。龙朔二年（公元662年）二月，在军中去世。《资治通鉴》评价他说：“雅相为将，未尝奏亲戚故吏从军，皆移所司补授，谓人曰：‘官无大小，皆国家公器，岂可苟便其私！’由是军中赏罚皆平，人服其公。”从他的经历来看，任雅相为官公正，赏罚分明，比较受爱戴，而且担任过参知政事，有一定的政治能力，但是，从史料上看，没有特别的战功。
刘伯英，贞观年间担任巂州都督，永徽年间改任桂州都督，在讨伐当地少数民族叛乱的作战中立有战功。显庆五年（公元660年），时任左骁卫将军的刘伯英随同苏定方征讨百济，当年十二月，出任平壤道行军大总管，准备讨伐高句丽。但是，龙朔元年（公元661年）四月，苏定方改任平壤道行军总管，史书没有记载刘伯英改任何职，可能是在苏定方麾下担任其副手，后因战功晋升为左监门卫大将军。《旧唐书许敬宗传》在介绍许敬宗篡改国史的情况时，说许敬宗为了美化庞孝泰曾作如下篡改：“汉将骁健者，唯苏定方与庞孝泰耳，曹继叔、刘伯英皆出其下。”拿刘伯英作比较，夸庞孝泰在刘伯英之上，可以反衬出刘伯英是一员骁勇善战的将领。
曹继叔，曾于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参与对龟兹的征讨，后曾于麟德二年（公元665年）率部在安西地区作战。从上文所引《旧唐书许敬宗传》记载来看，曹继叔也是一员骁勇善战之将。

②唐军具体部署
唐军的整体部署在整个进攻过程中是没有变化的，但是具体部署却发生了很多变化，下面详细分析。
唐朝进攻高句丽的最初部署形成于显庆五年（公元660年）十二月。据《资治通鉴》记载，“（十二月）壬午，以左骁卫大将军契苾何力为浿江道行军大总管，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左骁卫将军刘伯英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蒲州刺史程名振为镂方道总管，将兵分道击高丽。”
据考证，浿江可能是指现在朝圌鲜的清川江，也可能是指朝圌鲜的大同江。但是，从后面的作战过程来看，这里的浿江应该是指大同江。大同江发源于朝圌鲜咸镜南道狼林山东南坡，向西南方向流，先后流经平安南道、平壤市，在南埔附近汇入西朝圌鲜湾。平壤紧邻浿江，在浿江北岸。据此，我认为，浿江道应该是负责对高句丽浿江以南的攻略，而平壤道则负责对浿江以北、特别是紧邻浿江圌的平壤的攻略。
至于镂方，西汉时的镂方县属于乐浪郡，根据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的标注，镂方在平壤东北，距平壤不远，已经深入高句丽的腹地，因此，程名振可能隶属于平壤道行军大总管刘伯英。
综合以上信息我们可以看出唐军的部署情况是，苏定方负责北路军，从陆路进攻，经过辽东，渡过鸭绿水，向平壤挺进；契苾何力和刘伯英负责南路军，从水路进攻，刘伯英直接攻向平壤，而契苾何力在高句丽南部登陆后，转向平壤；熟悉高句丽情况的程名振归刘伯英指挥。
当然这只是最初的部署，很快就有了进一步的补充。
龙朔元年（公元661年）正月，“乙卯，募河南北、淮南六十七州兵，得四万四千馀人，诣平壤、镂方行营。戊午，以鸿胪卿萧嗣业为夫馀道行军总管，帅回纥等诸部兵诣平壤。”（《资治通鉴》）
平壤和镂方行营得到了4.4万兵力的补充（《旧唐书高宗本纪》很详细的记为四万四千六百四十六人），同时新增了一位行军总管萧嗣业。萧嗣业率领的是回纥等部的军队，应该有不少骑兵，他的夫余道，可能是借用了古代夫余国的名字，夫余国大致在现在的吉林省，活动中心在长春一带。据此判断，萧嗣业应该隶属于苏定方，属于北路军的一部分。

然而，在龙朔元年（公元661年）四月，唐军的作战部署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四月）庚辰，以任雅相为浿江道行军总管，契苾何力为辽东道行军总管，苏定方为平壤道行军总管，与萧嗣业及诸胡兵凡三十五军，水陆分道并进。”
从以上部署来看，唐军南北路军的主帅做了调换。契苾何力成为唐军北路军的主帅，而苏定方成为南路军的主帅。这可能是考虑到契苾何力曾跟随太宗在辽东作战，而苏定方刚刚在百济指挥过水军，进行过登陆作战，他们两人调换，能发挥各自的优势。
同时，唐军南路军的主力也发生了变化，按照显庆五年（公元660年）十二月的部署，契苾何力的浿江道大总管所辖诸军无疑是南路唐军的主力，而龙朔元年（公元661年）四月，苏定方换到南面之后，并未接手浿江道，而是担任了平壤道行军总管，浿江道总管则由任雅相接任，任雅相领兵作战的能力并不很强，所以他所率的军队显然不会是南路唐军的主力。据此判断，这次调整之后，苏定方的平壤道总管所辖诸军成为南路唐军的主力。至于刘伯英，很可能如显庆五年（公元660年）征讨百济一样，成了苏定方的副手。
此外，笔者还发现了一个比较有趣的事情，那就是这次调整之后，苏定方、契苾何力和任雅相都成了行军总管，而不是行军大总管。
以这三人的地位，一般应该不会只担任行军总管。我认为，这可能与当时高宗意欲亲征有关。
《资治通鉴》此处援引的应该是《新唐书高宗本纪》，然而，《旧唐书高宗本纪》记载的以上三人担任的全部是行军大总管，新旧唐书契苾何力传也称契苾何力在龙朔元年担任的是辽东道行军大总管。《旧唐书高宗本纪》的详细记载是这样的：“夏五月丙申，命左骁卫大将军、凉国公契苾何力为辽东道大总管，左武卫大将军、邢国公苏定方为平壤道大总管，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乐安县公任雅相为浿江道大总管，以伐高丽。”
比对《资治通鉴》与《旧唐书》的记载可以发现，《资治通鉴》和《新唐书高宗本纪》将这次任命的时间记为四月庚辰（四月十六日），而《旧唐书高宗本纪》则记为五月丙申（五月初二），似乎记载的不是同一次任命。原因何在？《资治通鉴》有这样一段记载：“上欲自将大军继之；癸巳，皇后抗表谏亲征高丽；诏从之。”四月癸巳是四月二十九日。
如果把以上信息综合起来看，似乎就可以找到一个合理的解释了：龙朔元年（公元661年），高宗想亲征高句丽，命契苾何力、苏定方和任雅相作为前军先行，所以在四月十六日任命这三人为行军总管，然而，四月二十九日，皇后劝说高宗不要亲征，高宗同意了，所以才将整个征讨大军托付给上面三人，任命他们为行军大总管。
总之，到龙朔元年（公元661年）四月至五月，唐军部署已调整完毕，准备出征了。

（2）速战速决
唐军战略的第二个特点是速战速决，这一点可以从唐军后来的作战行动中清楚地看出来。交战之初，唐军攻势异常凌厉，然而两三个月之后，唐军就开始出现军粮和冬衣短缺的问题，并因此陷入困境。具体情况，本文在后面介绍作战活动时再详细分析。
2、高句丽方面
高句丽的战略也可以概括为八个字：缩短战线、坚守待变。
（1）缩短战线
高句丽在得知唐朝大军进攻的消息之后，把自己的战线作了大幅度的收缩，北线收缩至鸭绿水，南线收缩至浿江。
先看北线，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太宗亲征大军撤回后，唐军攻夺的高句丽土地又都被高句丽重新占领了。显庆三年（公元658年），程名振在赤烽镇与高句丽作战，显庆四年（公元659年），薛仁贵在横山与高句丽作战，据考证，赤烽镇约在今辽宁海城境，而横山则是今辽宁辽阳附近的华表山，海城和辽阳皆在辽水一带，这说明当时唐军和高句丽军是在辽水一带对峙。然而，龙朔元年（公元661年）契苾何力进攻高句丽之时，唐军在辽东并未遇到什么抵抗，顺利进抵鸭绿水，在鸭绿水才遇到了泉男生率领的数万高句丽精兵。可见，当时高句丽的北部防线设在鸭绿水。
再看南线，高句丽在浿江以南有很多土地，但是，浿江道大总管下辖的诸军却没有进行什么战斗，后来新罗运粮部队在此也没有遇到高句丽军队的大规模袭击。可见，当时高句丽的南部防线设在浿江。
这样，高句丽主动放弃了大片土地，把战线收缩至鸭绿水和浿江，并相应集中了兵力。
（2）坚守待变
在唐与高句丽的另两次战争中，高句丽都曾与唐军进行过大规模野战。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的那次不必说了，驻跸山之战就是明证；即使在乾封二年至总章元年（公元667年至公元668年）的那次战争中，还是有金山之战和薛贺水之战等大规模野战。而龙朔元年的这场战争则不同，高句丽军队很少主动进行野战，而是在北线死守鸭绿水，在南线死守浿江和平壤。据此看，唐军此次进攻的规模是相当大的，高句丽不敢贸然主动出战，而高句丽似乎也看到了唐军后勤补给困难，意在速战速决，所以才采取了“坚守待变”的方针。

五、双方交战经过
1、开战时间
《资治通鉴》记载的唐军与高句丽军的第一场大仗是浿江之战，发生在龙朔元年（公元661年）八月，那么，在此之前，唐军与高句丽军是否已开始接战了呢？
据《三国史记新罗本纪》记载，“（公元661年）五月九日[一云十一日]，<高句丽>将军< 音信{恼音信}>与<靺鞨>将军<生偕>合军，来攻<述川城>，不克。移攻<北汉山城>。……城主<冬陁川>能激励少弱，以敌强大之贼，凡二十余日。然粮尽力疲，至诚告天，忽有大星，落于贼营，又雷雨以震，贼疑惧解围而去。”
而《三国遗事》则有更玄的一段记载：“罗王命诸将追捕百济残贱屯次于汉山城，高丽靺鞨二国兵来围之，相击未解。自五月十一日至六月二十二日，我兵危甚。王闻之，议群臣曰：‘计将何出？’犹豫未决。庾信驰奏曰：‘事急矣，人力不可及，唯神术可救。’乃于星浮山，设坛修神术，忽有光耀如大瓮，从坛上而出，乃星飞南北去。汉山城中士卒怨救兵不至，相视哭泣而已。贼欲改急，忽有光耀，从南天际来，成霹雳，击碎炮石三十余所，贼军弓箭矛戟筹碎皆仆地，良久乃苏，奔溃而归。我军乃还。”
神术的事情未必可信，但从以上记载中可以反映出一些信息。那就是直到龙朔元年（公元661年）五月份，唐军仍未与高句丽军交战，所以高句丽军才有心思去攻打新罗。但是，到了六月份，很可能是六月下旬，高句丽已经得知唐朝大军前来进攻的消息，因此把入侵新罗的军队撤了回去。
此外，《三国史记新罗本纪》还记载：“（公元661年）六月, 入<唐>宿卫<仁问>、<儒敦>等至，告王‘皇帝已遣<苏定方>，领水陆三十五道兵，伐<高句丽>，遂命王举兵相应。虽在服，重违皇帝勅命。’”
《三国史记金庾信传》也记载道：“六月，<唐><高宗皇帝>遣将军<苏定方>等，征<高句丽>。入<唐>宿卫<金仁问>，受命来告兵期，兼谕出兵会伐。”
这也可以说明，在龙朔元年（公元661年）六月，唐军已经到达、至少已经逼近高句丽了
综合以上信息判断，唐军与高句丽军开始交战的时间，应该在龙朔元年（公元661年）六七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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