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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宋朝的两税[第2页] |
作者:柯唯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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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度娘吞了三楼,等恢复吧。 |
当今网络上流行着这么一句古话“古者刻剥之法,本朝皆备”,主要是用来说明宋朝是何等的黑暗,民不聊生。不论是部分学者或民间喷子皆喜欢引用,我不知道这帮无德人士是真的不知道,还是故意不让别人知道,这句出自朱熹《朱子语类》的话其实并不仅仅只有这两句,我想大多数看过这句话的人也不知道这句话其实已经被断章取义得面目全非了。这句话一整句是这样的“财用不足,皆起於养兵。十分,八分是养兵,其他用度,止在二分之中。古者刻剥之法,本朝皆备,所以有靖康之乱。”(《朱子语类》卷110)好了,朱熹这一段话的意思再明白不过了,开始说宋朝养兵费用太高了,所以财政吃紧了,后面忽然来这么句“古者刻剥之法,本朝皆备,所以有靖康之乱”显然朱子认为养兵费用高所以宋朝要敲骨吸髓才能养得起,而无德人士断章取义故意不告诉我们的是哪里?掐掉了这句“所以有靖康之乱”。嗯,搞笑的朱圣人居然认为靖康之乱是“古者刻剥之法”引起的?可明明靖康之乱是金国入侵引起的,怎么会与“刻剥之法”有关系呢?如果“刻剥之法”太严重的话,应该引起的是大规模民变,而不是外国的入侵。而两宋之间的那些所谓的“民变”是因为“刻剥之法”引起的吗?显然不是,因为光是宗泽就能招安一百多万所谓乱民“王善者,河东巨寇也。拥众七十万。时杨进号没角牛,兵三十万,王再兴、李贵、王大郎等各拥众数万,往来京西、淮南、河南、北,侵掠为患。泽遣人谕以祸福,悉招降之。”(《宋史宗泽传》),而岳飞在给宋高宗的奏章里也这样说“飞奏:「比年多命招安,故盗力强则肆暴,力屈则就招,苟不略加剿除,蜂起之众未可遽殄。」许之。”(《宋史岳飞传》)岳飞招安都招烦了,所以他想杀人了。可想而知两宋之间的民变都是些什么货色了?而当时为什么会有这些乱民?不就是因为金国入侵,一些大胆刁民想趁乱捞点国难财而已吗?所以朝廷一说招安,稍微给点好处就纷纷投降了。而两宋之交的名臣李纲也指出“官司不能讨捕,多是招安,重得官爵;小民歆艳,皆有效仿之意。”(《李纲全集》卷82)李纲就是两宋之间的人,他是最清楚当时这帮乱民是帮什么货了。那金国的入侵是因为宋朝“古者刻剥之法,本朝皆备”引起的吗?我想金国才不会对宋朝有没有“刻剥之法”感兴趣。金国为什么入侵宋朝?对宋朝历史稍微有点认识的都知道,这里我就不多说了。所以,朱熹明显是在睁着眼说瞎话嘛。接下来为了进一步证明朱大圣人说的是瞎话,我们再来看看被“刻剥之法”压迫下的靖康之乱里的百姓究竟是怎样表现的? 先来看开封城的百姓对剥削者宋钦宗的态度吧: “是日拂旦,日出无光,有飞雪数片。官吏士庶复集於南薰门者,肩摩袂属,尤盛於昨。焚香瞻望者,络绎於道俟驾。人稍回,皆云:“未必回。”申时,忽有使臣驰马而来,云:“驾回!”都人惊喜奔迎。至晚,驾入门,父老夹道山呼,拜於路侧。老幼掬土填塞雪淖, 不须臾,御道坦然,捧香前引,或冲突禁卫,或至x 顶燃臂以迎者,不可胜计。驾归,才及门,士庶遥认黄盖,欢呼传报,一城奔走,山呼之声震动天地,皆拦马首,仰窥天表,莫不惋叹感泣,涕泗横流,不知其数。上亦为之挥泪。过州桥,泪已湿帕,殆不能言。从驾有金人数辈,见上得人心如此,亦皆惊叹。至宣德门始能言,呜咽不已,宣谕曰:“荷你百姓,朕将不得与万民相见。”又感泣不已,士庶莫不恸哭。至内前,王燮、郑建雄、张叔夜扣马号泣,上按辔大恸,俯身顿首,情至不胜,百姓军民皆大恸,声达禁中。既入内,士庶乃散。闾巷之间人情恍然若再生。”(《三朝百盟会编》卷七十一)这是钦宗去金人营寨回来后,开封百姓的举动,连“从驾有金人数辈,见上得人心如此,亦皆惊叹。”,这样的百姓是被“刻剥之法”压迫下的百姓对暴君的表现吗? 北狩“自过河,经浚州,城外虏骑约拦百姓,不得看。惟卖食物数人近前。臣以银二两,博换饮食。卖人知是徽庙,即尽以炊饼、藕菜之类上进,反银而去。”(《北狩见闻录》)如果是被“刻剥之法”压迫的百姓,他们应该趁这个机会给宋朝的暴君扔鸡蛋,而不是送食物给徽宗吃,还不要钱。 “至真定府,徽庙乘马,与二太子并骑入门。前有引旗写:“太上皇帝。”府中两街居人,见旗皆恸哭,虏人不较也。”(《北狩见闻录》)到了真定,路边的老百姓看见旗子上写着“太上皇(徽宗)”都恸哭呢。 “道过尧山县,进早膳,有燕人百馀人守太上所乘车舆,语勋曰:“太上活燕民十馀万,我辈老幼感恩极深,愿识天颜。”因具奏闻,为揭帘见之,皆罗拜曰:“皇帝活燕民十馀万,阴德甚多,即见回銮,不须忧悒。”太上曰:“汝等知当时救护之力耶?吾获谤不少,今困厄反甚於汝辈无食时,岂非天也?”燕人咨嗟,再拜而去。”(《北狩见闻录》)就连燕地的百姓也要感谢徽宗全活燕民十余万跑来跪拜,这是被“刻剥之法”剥削的百姓? 从以上可以看出身处靖康之乱的老百姓们表现并不像被“刻剥之法”压迫得咬牙切齿的样子啊?朱子先生难道连《北狩见闻录》这本才几页的笔记都不看的吗?所以,可见其惯于张口就来的嘛。 我们现在回到前面那句“财用不足,皆起於养兵。十分,八分是养兵,其他用度,止在二分之中。”那么这句话又说得对不对呢?朱子生活在什么时代?南宋中期,生于高宗建炎4年,他还没出生就发生靖康之乱了,他是怎么知道北宋“十分,八分是养兵,其他用度,止在二分之中”的?不就是看了一些北宋大臣的言论吗?他既不生长在北宋,更没有参与北宋的财政管理工作,仅凭个别大臣的只言片语就认定北宋“十分,八分是养兵,其他用度,止在二分之中”,而且还信誓旦旦的认为养这些兵使宋朝被迫“古者刻剥之法,本朝皆备”,从而得出一个荒谬的结论,那就是“所以有靖康之乱”,到这里除了佩服朱圣人的脑洞开得很大以外(其实我想说的是语无伦次),还能说什么呢?他的这些所谓十分,八分以及荒谬的结论没有给出任何经得起推敲的考据,像是一个平时说惯大话的人一样张嘴就来。而“十分,八分是养兵,其他用度,止在二分之中”真的是这样吗?本人幸好算了一笔账,各位可以移步去看看宋朝真的是拿八分岁入来养兵吗? 那么“古者刻剥之法,本朝皆备”真的是事实嘛?正如一个说惯大话的人张嘴就来一样,朱熹对于这句话也没有给出任何有价值的考据。而《宋史食货志》给出了与朱圣人相反的结论“赋税自唐建中初变租庸调法作年支两税,夏输毋过六月,秋输毋过十一月,遣使分道按率。其弊也,先期而苛敛,增额而繁征,至于五代极矣。自唐以来,民计田输赋外,增取他物,复折为赋,谓之「杂变」,亦谓之「沿纳」。而名品烦细,其类不一。官司岁附帐籍,并缘侵优,民以为患。五代以来,常检视见垦田以定岁租。吏缘为奸,税不均适,繇是百姓失业,田多荒芜。太祖即位,诏许民辟土,州县毋得检括,止以见佃为额。选官分莅京畿仓瘐,及诣诸道,受民租调,有增羡者辄得罪,多入民租者或至弃市。”从宋太祖开始就意识到了唐朝中期到五代的苛敛严重,造成“增额而繁征,至于五代极矣”所以宋太祖“诏许民辟土,州县毋得检括,止以见佃为额。选官分莅京畿仓瘐,及诣诸道,受民租调,有增羡者辄得罪,多入民租者或至弃市。”乱收税严重的“至弃市”。而北宋的张方平《食货论?税赋》中明确指出:“唐有弊政则有青苗地头之税。旧弊不革,新名日生,侵刻疲人,自取孤弱。是何割肌肤而滋口腹,事枝叶而剔根心?反裘负薪,徒有惜毛之意;毙人以梃,不知罪岁之非。剥敛之名,可谓穷矣。国家接衰唐之颓纲,经五代之乱轨,平四方之僭闰,立一王之法式,其横出之算,无名之征,革其弊者多焉。今夫车马甲兵之资,士徒之众,皆县官素具,不复籍于民。大率中田亩收一石,输官一斗,畿甸之外,岁供两税,无他课调。则是今制赋之法,抑已简而有经矣。”一针见血的指出宋朝一直在革除从唐朝到五代的各种“横出之算,无名之征”,最后才获得“大率中田亩收一石,输官一斗,畿甸之外,岁供两税,无他课调”的程度,这是朱子大人张嘴一来的“古者刻剥之法,本朝皆备”就能否认掉的?张方平作为北宋管财赋的三司使难道不比一个生活在一百年后靠看书脑补的朝廷编外人士有权威?最后《宋史食货志》给出了另一个总结“宋克平诸国,每以恤民为先务,累朝相承,凡无名苛细之敛,常加刬革,尺缣斗粟,未闻有所增益。一遇水旱徭役,则蠲除倚格,殆无虚岁,倚格者后或凶歉,亦辄蠲之。而又田制不立圳亩转易,丁口隐漏,兼并冒伪,未尝考按,故赋入之利视前代为薄。”宋朝经过几朝天子的努力,终于“凡无名苛细之敛,常加刬革,尺缣斗粟,未闻有所增益。”最后“一遇水旱徭役,则蠲除倚格,殆无虚岁,倚格者后或凶歉,亦辄蠲之。故赋入之利视前代为薄。”宋朝从一开始建国就一直在革除前朝的苛捐杂税好不好?而宋史的作者作为宋朝灭亡后的人,他们的评价应该比一个长期游离于宋朝朝廷之外的人要可信得多。“古者刻剥之法,本朝皆备”?朱熹还能把蛋扯得更大一点吗? 我们退一万步来说“古者刻剥之法,本朝皆备”真实存在,那何谓“古者”?我理解的应该是宋朝以前的朝代吧?所谓“古者刻剥之法”就是指宋朝以前朝代的刻剥之法,也就是说除了宋朝皆备这些刻剥之法以外,宋朝以前的朝代也同样皆备啊,所以才能叫“古者刻剥之法”吧?那拿来单单喷宋朝是不是太不地道了?至少宋朝的以前的朝代大家都半斤八两啊,是不是啊?那些宋朝以前的朝代爱好者们难道连这点常识都看不出来吗? 综上所述,朱熹作为一个长期游离于朝廷之外的人,碰到一些学生问的问题,往往喜欢张嘴就来,学生也乐得学学孔子的门徒,不通过任何考证就把老师的话记录下来了。后世一些对宋朝有偏见的无德人士更不会去考证真假,终于逮着一句话来攻击宋朝了,然后掐头去尾的放出来恶心大众罢了。更可恨的是某些无良学者也在自己的论文和书籍里也引用说明,他们作为学者居然也不去做考证工作,看见别人引用自己也跟着引用,难怪我国的学术风气如此糟糕。 “古者刻剥之法,本朝皆备”朱大官人怎么没被刻死? |
空讲征税,不讲免税就是耍流氓: 宋朝减免税收资料“五代以来,常检视见垦田以定岁租。吏缘为奸,税不均适,繇是百姓失业,田多荒芜。太祖即位,诏许民辟土,州县毋得检括,止以见佃为额。选官分莅京畿仓瘐,及诣诸道,受民租调,有增羡者辄得罪,多入民租者或至弃市。” “宋克平诸国,每以恤民为先务,累朝相承,凡无名苛细之敛,常加刬革,尺缣斗粟,未闻有所增益。一遇水旱徭役,则蠲除倚格,殆无虚岁,倚格者后或凶歉,亦辄蠲之。” “自唐以来,民计田输赋外,增取他物,复折为赋,谓之「杂变」,亦谓之「沿纳」。而名品烦细,其类不一。官司岁附帐籍,并缘侵优,民以为患。明道中,帝躬耕籍田,因诏三司以类并合。于是悉除诸名品,并为一物,夏秋岁入,第分粗细二色,百姓便之。” “六年,罢广南西路转运使冯涟上言:「廉、横、宾、白州民虽垦田,未尝输送,已命官检括,令尽出常租。」帝曰:「远方之民,宜省徭赋。」亟命停罢。知袁州何蒙请以金折本州二税,真宗曰:「若是,将尽废耕农矣。」不许。” “仁宗嗣位,首宽畿县田赋,诏三等以下户毋远输。河中府、同华州请免支移,帝以问辅臣,对曰:「西鄙宿兵,非移用民赋则军食不足。」特诏量减支移。” “至是,发运使方仲荀言:「此公田也,鬻之可得厚利。」遣尚书屯田员外郎幸惟庆领其事,凡售钱三十五万余缗,诏减缗钱三之一,期三年毕偿。监察御史朱谏以为伤民,不可。即而期尽,未偿者犹十二万八千余缗,诏悉蠲之。后又诏公田重复取赋者皆罢。天圣时,贝州言:「民析居者例加税,谓之'罚税',他州无此比。」诏除之。自是,州县有言税之苛细无名者,蠲损甚众。” “陕西、河东用兵,民赋率多支移,因增取地里脚钱,民不能堪。五年,诏陕西特蠲之,且令后勿复取。” “支移、折变,贫弱者尤以为患。景祐初,尝诏户在第九等免之,后孤独户亦皆免。” “初,湖、广、闽、浙因旧制岁敛丁身钱米,大中祥符间,诏除丁钱” “其以赦令蠲除以便于民,若逃移、户绝不追者,景德中总六百八十二万九千七百,皇祐中三十三万八千四百五十七,治平中一千二百二十九万八千七百。每岁以灾害蠲除者,又不在是焉。” “高宗建炎元年五月庚寅,诏二税并依旧法,凡百姓欠租、阁赋及应天府夏税,悉蠲之。庚子,诏被虏之家蠲夏秋租税及科配。” “绍兴元年五月诏:「民力久困,州县因缘为奸,今颁式诸路,凡因军期不得已而贷于民者,并许计所用之多寡,度物力之轻重,依式开具,使民通知,毋得过数科率。」八月,减大观税额三分之一。” “二年正月,知绍兴府陈汝锡违诏科率,谪漳州。四月,建盗范汝为平,诏蠲本路今年二税及夏科役钱。既而手诏:「访闻州县以为著令不过三分,甚非所以称朕惠恤之意,可以赦并免。」十有一月,焚州县已蠲税薄,示民以不疑也。五年二月,诏诸路转运司以增收租数上户部,课赏罚。” “十有二月,诏淮西残破州县更免租税二年。是月戊申,诏曰:「朕惟养兵之费,皆取于民,吾民甚苦;而吏莫之恤,夤缘军须,掊敛无艺,朕甚悼之。监司郡守,朕所委寄以惠养元元者也,今漫不加省,复何赖焉!其各勤乃职,察民之侵渔纳贿者,按劾以闻。苟庇覆弗治,朕不汝贷。」” “七年二月,诏:驻跸及所过州县欠绍兴五年以前税赋,并蠲之。七月,诏:新复州军请佃官田,输租外免输正税。” “九年,蠲新复州军税租及土贡、大礼银绢三年,差徭五年。初,刘豫之僭,凡民间蔬圃皆令三季输税。宣谕官方庭实言其不便,起居舍人程克俊言:「河南父老苦豫烦苛久矣,赋敛及于絮缕,割剥至于果蔬。」于是诏新复州县,取刘豫重敛之法焚之通衢。” “吏部侍郎许兴古议:「今铨曹有知县、令二百余阙,无愿就者,正缘财赋督迫被罪,所以畏避如此。若罢献羡余,蠲民积欠,谨择守臣,戒饬监司,则吏称民安矣。」乃诏行之。” “二十九年,上闻江西盗贼,谓辅臣曰:「轻徭薄赋,所以息盗。岁之水旱,所不能免,傥不宽恤而惟务科督,岂使民不为盗之意哉?」于是诏诸路州县,绍兴二十七年以前积欠官钱三百九十七万余缗及四等以下官欠,悉除之。九月,诏:两浙、江东西水,浙东、江东西螟,其租税尽蠲之。自是水旱、经兵,时有蠲减,不尽书也。” “三十二年六月戊寅,孝宗受禅赦:「凡官司债负、房赁、租赋、和买、役钱及坊场、河渡等钱,自绍兴三十年以前并除之。诸路或假贡奉为名,渔夺民利,使所在居民以土物为苦,太上皇帝已尝降诏禁约。自今州军条上土贡之物,当议参酌天地、祖宗陵寝荐献及德寿宫甘旨之奉,止许长吏修贡,其余并罢。州县因缘多取,以违制坐之。」七月,诸县受民已输税租等钞,不即销簿者,当职官吏并科罪;民赍户钞不为使,而抑令重输者,以违制论,不以赦免,著为令。八月,诏:「州县受纳秋苗,官吏多收加耗,肆为奸欺。方时艰虞,用度未足,欲减常赋而未能,岂忍使贪赃之徒重为民蠹?自今违犯官吏,并置重典,仍没其家。」” “乾道元年,蠲兴化军「犹剩米」之半。以知军张允蹈言「自建炎三年,本军秋税,岁余军储外,犹剩米二万四千四百余石,供给福州,谓之'犹剩米'。四十年间,水旱相仍,不复减损」,故有是命。至八年,乃并其半蠲之。” “三年六月,减临安府新城县进际税赋之半。以知县耿秉言,曩钱氏以进际为名,虚额太重故也。十有一月,蠲临安府属县欠乾道元年三税、坊场课利、折帛、免丁等钱。” “五年八月,诏曰:「比年以来,五谷屡登,蚕丝盈箱,嘉与海内共享阜康之乐,尚念耕夫蚕妇终岁勤动,价贱不足以偿其劳。郡邑两税,除折帛、折变自有常制,当输正色者,毋以重价强之折钱。若有故违,重置于法。临安府刻石,遍赐诸路。」” |
空讲征税,不讲赈灾更是耍流氓 建隆二年丁丑,金、商、房三州民饥,遣使赈之。癸未,诏以濠、楚民饥,令长吏开仓赈贷。 建隆三年春正月己巳,命淮南道官吏发仓廪以赈饥民。甲子,诏以沂州民饥,赐以种食。六月辛卯,诏宿州发廪赈饥民。戊戌,蒲、晋、慈、隰、相、卫六州饥,诏所在发廪赈之。河北、陕西、京东诸州旱、蝗,河北尤甚,悉蠲其租。 乾德元年,遣使往澶、滑、魏、晋、绛、蒲、孟等州,开仓赈贷。 乾德二年,癸丑,遣给事中刘载赈陕州饥民。令河中府发廪赈饥民。 乾德四年己卯,淮南诸州言江南饥民数千人来归,令所在发廪赈之。 开宝元年丁酉,遣使发廪,赈陕、绛、怀等州饥民。是月,令诸州察民有饥者,即发廪贷之。 开宝六年,壬午,诏诸州流民所在计程给以粮遣各还本贯,至日,更加赈给。丙申,运京师米二万石,赈曹州饥民。 开宝七年,甲戌,遣使发廪赈扬、楚等州饥民。河中府及绛州民饥。丙申,诏发河中军储三万石以赈之。 太平兴国二年延州民饥,诏以粟二万斛贷之。 太平兴国四年,曹、郓、淄三州水,蠲其租。太平州饥,赈之。 太平兴国八年,己未,同州言民饥,发仓粟四万斛赈之。 太平兴国八年,甲午,河南府言伊、洛、瀍、谷水皆涨,坏官寺民庐甚众,死者以万计。诏悉加赈恤。 淳化二年,闰二月,以郑文宝为陕西转运使,许便宜从事,恣用库钱。会岁歉,文宝诱豪民出粟三万斛,活饥者八万六千余人。 雍熙二年,秋七月,上谓宰相曰:「国家以百姓为本,百姓以食为命,故知储蓄最为急务。昨江南灾旱甚,亟遣使振贷,果无流亡盗贼之患,若非积聚,何以救之?」庚申,诏:「诸路转运使及诸州长吏,专切督察知仓官吏等依时省视仓粟,勿致毁败。其有计度支用外,设法变易,或出粜借贷与民及转输京师,如不省视而致损官粟者,虽去官犹论如律。」 坐而论道:先是,宰相见天子必命坐,有大政事则面议之,常从容赐茶而退。自余号令除拜,刑赏废置,但入熟状,画可降出即行之。唐及五代,皆不改其制,犹有坐而论道之遗意焉。质等自以前朝旧臣,稍存形迹,且惮上英武,每事辄具札子进呈,退即批所得圣旨,而同列署字以志之。尝言于上曰:「如此,则尽禀承之方,免妄误之失矣。」上从之。由是,奏御浸多,或至旰昃,赐茶之礼寻废,固弗暇于坐论矣。后遂为定式,盖自质等始也。 伐蜀旨意:上以西川将校多北人,赐诏谕令转祸为福,有能乡导大军,供饩兵食,率众归顺,举城来降者,当议优赏。行营所至,毋得焚荡庐舍,殴掠吏民,开发邱坟,剪伐桑柘,违者以军法从事。 唐藩镇:自唐天宝以来,方镇屯重兵,多以赋入自赡,名曰留使、留州,其上供殊鲜。五代方镇益强,率令部曲主场院,厚敛以自利。其属三司者,补大吏临之,输额之外辄入己,或私纳货赂,名曰贡奉,用冀恩赏。 内库:国初,贡赋悉入左藏库,及取荆、湖,下西蜀,储积充羡。上顾左右曰:「军旅饥馑,当预为之备,不可临事厚敛于民。」乃于讲武殿后别为内库,以贮金帛,号曰封桩库,凡岁终用度赢余之数皆入焉。 淳化三年,辛卯,分遣使臣于京城四门置场,增价以籴,令有司虚近仓以贮之,命曰常平,以常参官领之,俟岁饥,即减价粜与贫民,遂为永制。 咸平二年,庚寅,陕州言灵宝县暴雨,崖圮,压居民二十三户。诏赒其存者米口一斛,五户有伤者给复一年,八户有死者给复二年。 咸平二年,壬寅,陈尧叟自广南使还,上言西路诸州旱。命国子博士彭文宝往权转运司事,量所损蠲其租赋,赈饥民。 咸平二年,癸亥,漳州言山水泛滥,坏民舍千余区,有溺死者。诏为瘗埋,免存者租赋,给口粮。 咸平二年,癸酉,免杭州中等户今岁丁身钱,旱故也。 咸平二年,两浙转运使请出常、润州廪米十万石振饥民,从之。 咸平三年,甲辰,河决郓州王陵埽,浮巨野入淮、泗,水势激悍,侵迫州城。命步军都虞候张进、内侍副都知阎承翰等率诸州丁夫三万人往塞之,又遣使存恤灾伤之民,给以口粮。 咸平三年,丁卯,赐邵州进士赵世昌、赵世长并爵公士,以其出粟济饥民也。 咸平四年,庚寅,上以河北饥,豆粟踊贵,出麻滓、蓬实示宰相曰:「民食此矣,即今蠲秋赋,罢官籴。」又手诏停三路排阵、押阵使,减戎马馈饷之役,分遣知制诰梁颢、薛映,供备库副使潘惟吉,西京左藏库副使李汉赟等,往西路发仓廪,赈流民,以便宜从事。汉赟,汉琼弟也。又诏河北富人能发私廪救饥民者,第加恩奨。 咸平五年,二月戊辰,遣中使诣雄霸瀛莫深 州、干宁军,为粥以赈居民。 咸平五年,辛未,滨州言学究寇宾王以粟三千斛赈饥民,授试大理评事。 景德元年,己巳,遣使赈陈、蔡、沂、密州饥民。 景德元年,河决澶州横吴埽,命知制诰李宗谔致祭,官具舟楫济民,乏食赈之。 景德二年,令蕲、黄州赈饥民。 景德二年,命常参官二人分往荆湖北路、淮南诸州,出官粟作糜粥,以食饥民,仍令择幕职、使臣之勤干者司其事,长吏常按视之,每十日具所赈糜粥之数以闻。自是全活者甚众。 景德二年,河北转运副使卢琰言天雄军见管米麨,计一万九千五百余斤,澶州计四万二千二百余斤,诏以给两处饥民。 景德二年,京西转运使言襄、许、陈、蔡等州民饥,请减价粜仓粟赈救,从之。 景德二年,遣使诣澶州,以陈粟四万石分赈饥民。 景德二年,壬申,大名府饥,命转运司发仓赈救。 景德二年,乙酉,令鄂州发廪赈饥民。 景德二年,潭州言茶园户乏食,请赈以官米,从之。 景德三年,青、齐、淄、潍、登、莱等州民饥,己巳,诏京东转运司赈之。又遣屯田郎中杨覃乘驿与河北转运司赈澶、滨、德、隶、博州饥民。 景德三年,诏京东西、淮南、河北赈给客户乏食者。 景德三年,诏陕西转运司视管内乏食处,即赈给之。 景德四年,己亥,郑州言索水暴涨,漂荥阳县居民四十二户,有溺死者。诏给其家廪粟,委长吏存恤之。 景德四年,雄州、安肃广信军人饥,戊午,诏河北转运司减价粜米万斛以济之。 大中祥符元年,环庆民饥,发廪粟贱粜以济之。 大中祥符二年,陕西旱,令发廪赈粜。 大中祥符二年,十一月壬子朔,知邓州张知白言:「陕西流民,相续入境,有欲还本贯而无路粮者,臣诱劝豪民出粟数千斛,计口给之,以半月为准,凡就路总二千三百家,万二百余口,其支贷有余者,悉给贫老。」诏奨之。 大中祥符二年,丁未,令陕西州军发廪以赈饥民。 大中祥符三年,知雄州李允则,言契丹界累岁灾歉阙食,多来近边市籴。诏本州出廪粟二万石,贱粜以赈之。 大中祥符三年,戊辰,以江、淮不稔,命升、扬、庐州长吏各兼本路安抚使。时刑部郎中王济知洪州,躬督官吏为糜粥,日亲尝而给之,录饥民为州兵,所全救甚众。 大中祥符三年,己亥,江、淮发运使李溥言:「今春运米凡六百七十九万石,诸路各留三年支用。江南留百七十万石,外有上供五十万石;淮南留三百三十万石,外有上供五十七万石,所留以备赈粜。两浙有米百五十万石,上供外,有九十一万石备淮南赈粜。」 大中祥符四年,丁未,令江、淮转运司雇客船转粟,以赈登、莱州饥民。 大中祥符四年,同州饥,民有鬻子者,遣官驰驿存抚赈济之。 大中祥符四年,京兆府旱,诏赈之。 大中祥符四年,江、淮南水灾民饥。丙寅,命起居舍人、直史馆李迪为安抚使,内殿崇班、合门祗候张利用为都监,所至存问里闾,察访官吏,讯详犴狱,宽节财征,以便宜从事。既而迪等言,庐、寿州早稻已登,江、洪、筠、袁州涨溢民田,不至全伤。 大中祥符四年,剑、利、阆、集、壁、巴等州饥,诏赈之。 大中祥符四年,两浙、福建、荆湖、广南诸州循伪制输丁身钱,岁凡四十五万四百贯,民有子者或弃不养,或卖为童仆,或度为大中祥符四年,释老。秋七月壬申朔,诏悉除之。 戊辰,河决通利军,合御河,坏大名城,伤田庐。遣使发廪米赈被水家,人一斛。 大中祥符四年,壬午,两浙转运使陈尧佐言,淮南庐、寿等州有流民至常、润州,已依诏旨发廪粟减直出粜。 大中祥符四年,乙巳,诏楚、泰州等民为湖水害稼者,给复其租;没溺者,人赐千钱,米一斛。 大中祥符四年,京城谷贵,乙卯,诏发惠民廪粟贱粜以济之。 大中祥符五年,懷州流民有殍踣者,令家給緡錢賑卹之。 大中祥符五年,乙未,庆州言怀安镇山水暴涨,漂溺居民。诏人赐千钱,米一斛。 大中祥符五年,乙酉,令泗州出官米十万石以赈饥民,又增兵备盗。 大中祥符六年,两浙转运使陈尧佐,言杭、润等州米〈豆斗〉钱六十,盖淮泗不稔,行商贩鬻,致有增价,乞行禁止。诏不许,仍令发廪贱粜,以济贫民。 大中祥符七年,泰州、淮阳军言民饥,诏发官粟赈之。 大中祥符七年,丁巳,泗州言水害民田,遣使赈恤。 大中祥符七年,己未,淮南饥,上命转运、发运使赈恤之。 大中祥符八年,乙亥,诏淮南路廪粟为糜粥以济饥民。 大中祥符八年,坊州言大雨河溢,民有溺死者。诏赐其家缗钱。 大中祥符九年,丙戌,秦州独孤谷水,坏长道县盐官镇城桥及官廨、民舍二百九十二区,溺死者六十余人,赐被溺家缗钱。 大中祥符九年,令江、淮发运司岁留上供米五十万,以备饥年赈济。 大中祥符九年,诏:「如闻广南东、西路物价稍贵,宜令转运使、提点刑狱官分路抚恤,发官廪,减价赈粜。狱系多处,促其裁处,或有寇盗,即时擒捕,无纵惊扰。」 天禧元年,卫州言民饥,命发仓粟万石贷之。 天禧元年,丁巳,两浙提点刑狱合肥钟离瑾言:「衢、润二州阙食,官设糜粥,民竞赴之,有妨农事。请下转运司二万石赈给,家不得过一斛。」从之。转运使张宝亦言:「所部民饥,州设糜粥,外邑地远,虑废耕作。已令就给米,人日三合,颇济穷乏。」 天禧元年,壬寅,诏大名府、磁相澶州、通利军、越睦处州去秋灾伤,民多阙食,令转运司运米赈济之。 天禧元年,辛巳,命赵州出廪粟万石,以赈贫民。 天禧元年,右司郎中、龙图阁待制查道以耳聋,难于对问,表求外任,甲申,命知虢州。将行,上御龙图阁饮饯之。时虢州蝗灾,道既至,不俟报,出官廪米设糜粥赈捄饥者,发州麦四千斛给种,农民赖以济,所全活万余人。 天禧元年,丙申,发运使李溥言江、淮去岁乏食,有富民出私廪十六万石粜施饥民。 天禧元年,以高邮军民荀怀玉为本军助教,以其出米麦三千斛济饥民故也,仍诏自今为例。张知白曰:「自古入粟拜爵,皆归公廪,今则不然。民或阻饥,自相假贷,官为受领,均给贫穷。陛下深轸皇慈,特加旌赏,斯令典也。」 天禧元年,知并州周起言河北民逐熟至州境者,州民施饭一月。诏奨起仍令召出米人宴犒之。起又请发仓粟万石减价出粜,以赈饥乏,亦从之。 天禧二年,壬寅,以河北、京东饥,诏发廪及漕江、淮米十万斛赈之。 天禧二年,癸丑,令大名府官设糜粥济饥民。 天禧二年,知青州戚纶请以官廪菽粟二千斛设粥,米万斛减直出粜,以济贫民,从之。 天禧二年,诏诸路灾伤州军,并设粥、贱粜官粟,以惠贫民。 天禧二年,京西转运使言管内饥民甚多,无以赈济,望发绛州粟十万斛,赴白波出粜,从之。乃遣使臣督运。 天禧二年,知并州薛映言民饥,设糜粥济之,计三十余万人。 天禧二年,河中府、同耀州民饥,多流亡,遣度支判官、侍御史周实驰驿存抚之。 以上仅仅是统计了真宗以前的赈灾记录。交税仅仅是为了让统治者骄奢淫逸吗? |
南宋的两税比重早就不占整个财入的大头了,土里刨食挣不了几个钱,漆侠学生李华瑞的论文 “宋政府干预经济的另一个结果是工商税收超过农业税。贾大泉先生认为: “太宗至道末年赋税总入为3559万贯。其中农业二税为2321万贯,约占65%,茶、盐、酒、商等税入为1238万贯,约占35%,二税收入占国家财政赋税收入的主要部分。真宗天禧末年赋税总入为 5723万贯,二税为2762万贯,占48%,其他税入为2936万贯,占52%,开始超过二税的收入。神宗熙丰年间赋税总入为7070万贯,二税为2162万贯,占30%,其他税入为4911万贯,占70% 。即国家财政 2 /3以上来自农业二税以外的赋税收入”先师漆侠先生认为: “南宋两税在财政结构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小,北宋仁宗时尚占百分之五六十,而南宋则下降为20.4% ( 绍兴末年) 和15.3% ( 淳熙末年) ,这是两宋赋税制度,国家财政结构中的再一重大变化。”李华瑞《宋、明税源与财政供养人员规模比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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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漆侠先生认为: “南宋两税在财政结构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小,北宋仁宗时尚占百分之五六十,而南宋则下降为20.4% ( 绍兴末年) 和15.3% ( 淳熙末年) ,这是两宋赋税制度,国家财政结构中的再一重大变化。”现在漆侠和王增瑜在打架,你怎么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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