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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赵鼎[第2页] |
| 作者:小鑫先生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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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鼎（1085年－1147年），字元镇，号得全居士。解州闻喜县（今山西省闻喜县礼元镇阜底村）人。南宋初年政治家、文学家、宰相。 [61] 赵鼎早孤，由母亲樊氏抚养成人。崇宁五年（1106年）登进士第，累官洛阳令。宋高宗即位，除权户部员外郎。建炎三年（1129年），拜御史中丞，次年任签书枢密院事，不久出知建康、洪州。绍兴年间，两度拜相，任内推崇洛学，巩固政权，号称“小元祐”。后为秦桧所构陷，被迫辞去相位，先后出知绍兴府、泉州。旋即被谪居兴化军，移漳州、潮州安置，再移置吉阳军。绍兴十七年（1147年），认为秦桧一定要杀自己，绝食而逝，年六十三。宋孝宗即位后，获赠太傅、丰国公，谥号“忠简”。淳熙十五年（1188年），配享高宗庙庭。为昭勋阁二十四功臣之一。 [62] 赵鼎曾两度拜相，主张养民力、稳根基。为政期间，运筹帷幄，力挽狂澜，为巩固南宋根基贡献甚大。 [61] 被称为南宋中兴贤相之首 [1] ，与李纲、胡铨、李光并称为南宋四名臣。他能文工诗擅词：文章气势畅达、浑然天成；其诗平淡朴素，又不乏绮丽圆美，其词婉媚含蓄，颇具花间遗风。 [61] 有《忠正德文集》《得全居士词》等传世。概述图来源：元代《赵鼎像》，藏于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 [115] 本 名赵鼎别 名赵忠简所处时代两宋之际民族族群汉族出生地解州闻喜出生日期1085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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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鼎四岁时父亲去世，经母亲樊氏教育，博通经史百家之书。宋徽宗崇宁五年（1106年），赵鼎进士及第。他在对策时，指责哲宗时宰相章惇误国。 [2] 政和二年（1112年），赵鼎因为期满改京秩，调同州户曹。 [61] 政和五年（1115年），赵鼎调任河东县丞（今山西省永济县西南蒲州镇）。 [61] 重和元年（1118年），赵鼎调官安邑（宋属永兴军路解州，在州北四十五里）。 [6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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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炎三年（1129年）二月十一日，宋高宗下令各部郎官举荐人才，右司员外郎黄概推荐赵鼎代理户部员外郎。 [109-110] 四月初十日，经知枢密院张浚推荐，赵鼎被任为尚书司勋员外郎。 [111] 五月初十日，赵鼎到建康。前两日，高宗也到建康府，诏令条陈秋防事宜。五月二十五日，赵鼎上《陈防秋利害疏》，说：“应该将六宫所驻足之处称为行宫，陛下车驾驻足之处称为行在，挑选精兵充备仪仗卫士，其余的军队分派于江、淮之间，让敌人不能猜到陛下固定居处的地方。”高宗采纳他的意见。 [4] 六月初二日，适逢久雨不晴，宰相吕颐浩等请辞，高宗不允，并下诏访求自己施政的阙失。 [113] 次日，赵鼎上疏请罢王安石配飨，说：“从熙宁年间王安石执政，改变祖宗法度以来，百姓开始贫困。借开辟国土之名，造成边患；兴起理财之政，使百姓穷困；设立虚无之学，败坏人才。到崇宁初年，蔡京假托绍述之名，尽行王安石之政。凡是现在的忧患均开始于王安石，而形成于蔡京。现在王安石还配享庙庭，而蔡京的朋党未除，时政的缺失莫大于此。”高宗因此罢去王安石配享的资格， [112] 提升他为右司谏。 [114] 七月初七日，赵鼎又升任殿中侍御史。 [4] [116] 七月初八日，大将刘光世的部将王德擅自杀死韩世忠的部将陈彦章，而韩世忠率部夺取建康府官邸。赵鼎上言说：“王德率兵在外，擅杀没有忌怕，这样不予治理，谁不会这样干？”高宗令赵鼎捕获王德，赵鼎又请求下诏痛责韩世忠，而收其将吏交官府治罪，诸将肃然。 [117] 随后，建康府知府汤东野在任期间时，浙江制置使韩世忠以其支援不力为由驱逐当时守卫保宁僧舍的建康府安抚使连南夫，并夺其治寺。赵鼎立刻弹劾汤东野管制不力、连南夫玩忽职守，并要求宋高宗对韩世忠进行责备。 [118] 宋高宗听后说：“唐肃宗在灵武中兴时得到一个李勉，朝廷才受到尊重。现在朕得到你，无愧于古人了。”御史中丞范宗尹认为，旧制没有从司谏升任殿中的 [119] ，高宗说：“赵鼎任谏官极称职，所讲的四十件政事，已施行了三十六件。”便升赵鼎为侍御史。 [5] 建炎三年（1129年）十一月十八日，金军大举南下侵宋。不久，赵鼎上乞下湖北帅司防托武昌等处状札子，请求在武昌等地设防。 [120] 二十五日，高宗听从给事中汪藻建议逃至越州（今浙江绍兴） [121] ，在河次亭上召台谏官员商议去留问题。宰相吕颐浩乃聚议航海。赵鼎则建议暂且退避，被授任御史中丞。 [122] 十二月十七日，赵鼎扈从宋高宗至定海县。 [123] 宋高宗下旨令赵鼎与汪藻留明州（今宁波），商量军事。 [124] 十二月二十二日，得旨发回，赵鼎晚间再次登舟，此后一直跟随宋高宗漂泊海上。 [125] 建炎四年（1130年）正月二十八日，赵鼎上《论敌退事宜》，陈战、守、避三策。请求督促王燮进军宣州，周望分军出广德，刘光世渡过长江驻扎蕲、黄，作为邀击敌军的计划。 [126] 二月，赵鼎有奏札《论驻跸戎服》进言高宗仪仗衣着不可过于简约，当正人君之威仪，备朝廷之典礼。还上《论畏避苟且欲上下任责》指出当今朝政主要弊端有台谏不尽言，朝廷不任责。指出为政者不该畏避苟且，当持志益坚，临机益壮，使公卿任公卿之责，将士任将士之责，则可内修外攘。 [61] 三月初四日，赵鼎上《论回跸》札子，进言高宗不可立马回到建康。 [127-128] 四月初三日，赵鼎上札子《论西幸事宜状》，说：“经营中原应当从经营关中开始，经营关中应当从经营巴蜀开始，要到巴蜀应当从荆、襄开始。吴、越位在一角，不是进取中原的根据地。荆、襄左顾川、陕，右控湖南，而下俯京、洛，是三国必争之地。应该以公安为行宫，而把重兵驻扎在襄阳，转运江、浙的粮食以供川、陕之兵，经营大业，计策没有比这更好的。” [6] [129] 四月初五日，赵鼎至余姚县，上《论放商税等事状》札。 [1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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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六年（1136年）秋，刘豫派儿子刘麟、侄子刘猊分路进犯，当时张浚驻扎在盱眙，杨沂中驻扎在泗水，韩世忠驻扎在楚州，岳飞驻扎在鄂州，刘光世驻扎在庐州，沿长江上下没有军队，高宗与赵鼎十分忧虑。赵鼎寄信给张浚，打算命他与杨沂中合兵剿敌。 [17] 十月初九日，赵鼎进呈刘光世所奏事宜。 [199] 宋高宗认为刘光世是想要抛弃庐州回到太平，又请求退保采石，赵鼎上奏说：“刘豫是逆贼，官军与刘豫作战而不能胜，或者甚至退守，怎么立国？现在敌人已渡过淮河，应当赶忙派遣张浚会合刘光世的军队扫尽淮南之敌，然后商议去留。”高宗赞赏他的计策，诏令二将进兵。张俊进军至藕塘与刘猊大战，大败敌军。赵鼎命令杨沂中赶到合肥援助刘光世，刘光世已放弃庐州回到江北。张浚写信告诉赵鼎，赵鼎请高宗下诏给张浚：有不听命者，听任军法处置。刘光世十分惊骇，又进兵至淝河与刘麟作战，打败敌军，刘麟、刘猊拔营逃走。 [17] 十月初，张浚在长江，曾经派其属官吕祉入京奏事，言词夸大，赵鼎常加以减抑。高宗对赵鼎说：“日后张浚与你不和，必定由于吕祉。”后来张浚商议政事，语言稍微冒犯赵鼎，赵鼎说：“臣当初与张浚亲如兄弟，因为吕祉离间，遂不和。现在张浚立功，应当让他施展全部才能，张浚应当留任，臣应当去职。” [201] 高宗说：“等张浚回来再商议。”张浚曾经上奏请求高宗到建康府，而赵鼎与折彦质请求回到临安府。张浚从前线回来后，请求乘机攻取河南，并且罢去刘光世军政职务。赵鼎说：“捉拿刘豫固然容易，但是取得河南，能保证金人不再入侵吗？刘光世历代为将，无故而罢免，恐怕人心不安。”张浚于是不高兴。十二月，在左、右两相不睦的情况下，赵鼎请求辞去相位，以观文殿大学士出知绍兴府。 [18] 绍兴七年（1137年）八月十四日，赵鼎除万寿观使兼侍读。 [202] 高宗到建康，听从张浚建议，罢免刘光世，以王德为都统制，郦琼为副，并受参谋兼兵部尚书吕祉节制。郦琼与王德有旧怨，向吕祉倾诉，不得雪怨，于是捉拿吕祉，率领全军投降伪齐（淮西军变）。九月十二日，张浚引咎辞职。九月十六日，高宗以万寿观使兼侍读之职召赵鼎急赴行在所建康，赵鼎认为“罢免刘光世十分不当，且引起诸武将的恐慌，反抗的心思产生，更加难以号令。” [203] 次日，朝廷授赵鼎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晋升四官。 [204] 九月十八日，赵鼎再论淮西事，陈防秋大计。高宗说：“淮西之事开始报来时，执政大臣们奏事都不当，只有朕不为所动。”赵鼎说：“现在对待诸将，尤其应该静以待之，否则越会增加其骄蹇之心。”台谏交互指责淮西没有防备，赵鼎说：“行朝拥兵十万，敌兵攻来，自可足以抵抗，如有他变，臣身任其责。”淮西迄后没有骚动。 [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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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八年（1138年）春，金人遣使议和，朝廷舆论认为不可信，高宗大怒。赵鼎说：“陛下和金人有不共戴天之仇，现在屈己求和，不惜这样做，是因为二位先帝的灵柩及母后而已。群臣愤懑之辞，出于爱君，不可以成为罪过。陛下应当告诉他们说：‘讲和并非我本意，因亲人的缘故，不得已为之。只要得到二帝灵柩及母后（高宗生母显仁皇后）回来，敌人即使背盟，我也没有遗憾。’群臣看到陛下如此孝诚，必然会原谅。”高宗听从他的意见，群臣议论方平息。 [22] 之后高宗派王伦入金议和，赵鼎面授二十余事，强调岁币银、绢不得超过25万两、匹，要求获得刘豫统治的全部土地、拒绝接受金朝册封等，可知他虽然主持议和，但极力维护宋朝的利益和国格。 [23] 七月初，潘良贵因为向子湮奏事太久，将其叱退。高宗打算治他的罪，常同为他辩护，高宗打算一并斥逐。赵鼎说：“向子湮虽然无罪，而常同与潘良贵不应贬逐。”二人终于被逐。给事中张致远认为不应因为向子湮而逐出二人，未书黄，高宗大怒，看着赵鼎说：“本来就知道张致远一定会缴驳。”赵鼎问：“为什么？”高宗说：“与潘、常诸人交好。”因为已有先入之言，从此不满意赵鼎。秦桧继续留下来奏事，出来后，赵鼎问道：“陛下说了什么？”秦桧说：“陛下没有说什么，只担心丞相不高兴而已。” [24] 绍兴八年（1138年）初，高宗御笔亲授和州防御使赵璩节钺，封吴国公。赵鼎反对，称赵瑗所封的建国公是小国，而赵璩所封的却是大国，主张给赵瑗建节，或封一等小国，以安人心。高宗说：“都是小孩儿，且与放行。”最后在赵鼎等人的坚持下，高宗不得不收回封赵璩为吴国公的成命。秦桧趁机进谗言说：“赵鼎欲立皇子，这等于是说陛下终身都不会再有儿子。应该等到陛下有亲生儿子之后再立储君。” [25-26] 赵鼎在议和问题上与金朝据理力争，与秦桧意见不合 [208] ，到赵鼎因为力争为赵璩封国一事忤逆高宗，秦桧乘机排挤赵鼎，又推荐萧振任侍御史。萧振本是赵鼎荐引的，进入台阁后，弹劾参知政事刘大中，使其被免职。赵鼎说：“萧振的本意不在刘大中。”萧振也对人说：“赵丞相不待指责，就会自行去位。”正好殿中侍御史张戒指责给事中勾涛，勾涛说：“张戒攻击我，是赵鼎的意思。”便诋毁赵鼎结交台谏官员及诸将。高宗听后越是疑心，赵鼎称病求免相，说：“刘大中持论公正，被章惇、蔡京之党所嫉恨。臣的意见与刘大中相同，刘大中去职，臣怎能留任？” [27] 十月二十一日，赵鼎便以忠武军节度使出知绍兴府，不久加检校少傅，改任奉国军节度使。赵鼎罢相时，秦桧率领执政大臣前去送行，赵鼎对他不礼遇，一揖而去，秦桧越是恨他。 [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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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八年（1138年），赵鼎被外放后，王庶入宫晋见，高宗对他说：“赵鼎两度为相，对于国家有大功，两次辅助亲征都能取胜，又镇抚建康，朝廷安全无患，真是他人不如啊。”此时，王伦与金使萧哲、张通古来临安，以抚谕江南为名，高宗叹息着对王庶说：“如果五天前得到这个消息，赵鼎岂能离去？” [28] 绍兴九年（1139年），当初张浚推荐秦桧可共兴大事，赵鼎再次任相时也这么说。但是秦桧心机深险，外表随和而心中持异见。张浚当初求去，有旨召赵鼎。赵鼎罢相出知绍兴府后请求奉祠，秦桧讨厌他逼迫自己，便于二月二十一日，秦桧改任他知泉州，又嗾使谢祖信弹劾赵鼎曾接受张邦昌的伪命，便夺其节钺。 [209] 御史中丞王次翁弹劾赵鼎治郡废弛，高宗遂命赵鼎回临安提举洞霄宫。 [209] 赵鼎从泉州归来，又上书议论时政，秦桧怕他重新被起用，让王次翁又弹劾他曾接受伪命，贪污都督府十五万缗钱，贬谪于兴化军。弹劾他的人仍不罢休，朝廷命他迁移到漳州，又责授他为清远军节度副使，安置在潮州。 [29] 赵鼎在潮州五年，闭门谢客，不谈时事，有人询问，他只引咎自责而已。御史中丞詹大方诬蔑他受贿，嘱令潮州知州把他迁移到吉阳军（今海南三亚），赵鼎上谢表说：“白首何归，怅余生之无几；丹心未泯，誓九死以不移。”秦桧见后说：“这个老头还像以往那样倔强。” [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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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鼎在吉阳三年，隐居深处，门下故吏都不敢通信问候，只有广西主将张宗元时时送些醪米。秦桧知道后，命本军每月开其存亡申报。绍兴十七年（1147年）八月二十日，赵鼎派人告诉他的儿子赵汾说：“秦桧一定要杀我。我死了，你们没有忧患；不然，祸及一家。”他之前患病，自撰墓中石，记载乡里及任职年月。到这时，自书墓铭说：“身骑箕尾归天上，气作山河壮本朝。”遗言嘱咐他的儿子请求归葬，便绝食而死，天下人听说后十分悲痛。 [31] 绍兴十八年（1148年），赵汾得朝廷旨意将赵鼎归葬。 [31] 宋孝宗即位后，追赠赵鼎太傅，赐谥号“忠简”，追封丰国公。淳熙十五年（1188年），赵鼎与吕颐浩、韩世忠、张俊得以配享高宗庙庭 [32] 。其子孙十二人都被授任官职。 [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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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炎四年（1130年）四月，吕颐浩在赵鼎的弹劾下被罢相，赵鼎出任御史中丞，后被任命为签书枢密院事兼权御营副使。在此期间，赵鼎对中枢官制进行了改革，对以后南宋的官制影响较大。 [56] 建炎初，为了把有限的兵力集中统一管理，置御营司。李纲为相，兼御营使，从此宰执兼御营使，三衙名存实亡，虽有枢密院，但是兵权在御营司，这就打破了北宋的军制，“国朝兵权隶于三衙，本之枢府，……今不复三衙而别置御营司，分委之枢府，而置御营使，其后专掌兵权，枢府不得而豫预。吕颐浩对中枢改革后，宰相仍兼御营使。这样，兵政基本归御营使司掌控，枢密院其实形同虚设。虽然这样有利于战时决策，但是随着南宋出现的暂时稳定，这种兵政结构出现了不便，“时宰臣未兼枢密，而同知枢密院周望在平江府，故一院之事，金书得以兼总。前此兵政悉隶御营使司，事权既分，又再经大变，文移纷乱。”而且，此时的朝廷，军事上对诸大将的依赖渐强。建炎三年（1129年）七月，朝廷任命辛企宗为御营使司都统制，韩世忠不服。这样，在御营军外，又建立了不受御营使司统辖的御前军。 [56] 针对这种情况，赵鼎首先改革御营司，“御营使司并归枢密院为机速房，仍令宰相兼知枢密院事营使司，是政出于二也”的状况。更重要的是，对朝廷所拥有的军事力量以及军事权力进行整合，提升朝廷的军事实力。存在四年的御营司被废除。同时规定“诏御前五军改为神武军、御营五军改为神武副军，其将佐并属枢密院。”实际上这是赵鼎和高宗迈出的限制诸将权力的第一步，朝廷收回将佐的人事权。 [56] 但是，此时的诸将对朝廷的规定置若阁闻。高宗接受吕颐浩的航海避敌之策后，高宗身边班直谋乱。平定叛乱后，高宗下令废除班直制度。这样对高宗的安全埋下了极大的隐患。此时，军队多数掌控在将帅手中，而高宗直接掌握的亲兵却很少，只有神武中军，绍兴三年时，这支军队只有七千人，而且经常被调往前线作战。据绍兴五年统计，殿前司只有九百人，侍卫马、步军只有六百人，此时应该更少。如果再废除班直，再发生类似苗刘之变，后果将不堪设想。赵鼎对高宗讲明利害，希望高宗恢复祖宗旧制。 [136] 经过赵鼎的劝说，高宗恢复北宋以来的班直制度，消除了对皇室构成威胁的隐患。 [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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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渡以来，吏治腐败，很大程度上缘于法令废弛，无法可依，“百司日有申明，皆临时裁决，初无定制，三省枢密尤为从冗。” [99] 由于没有成宪，临时决断，损害了中央权威。造成“官失其守，废法用例，其弊滋甚。所以恩归于下，怨集于上，人不退听，事益增多。” [100] 为了重塑中央权威，整顿吏治，“赵鼎因请，委都司取会前后所行之例，约以中制，立为定法，付有司遵守。” [101] 赵鼎还进一步打击内侍力量，“内侍官两经大变，其势少敢而余风未珍。其后锋错稍出，如冯益者，尤为暴横。” [98] 甚至出现“士大夫有阴结内侍者”赵鼎认为，这种现象会严重影响政治风气，“坏风俗、紊纪纲、唱馅候之风、塞公正之路以及丧国亡家。” [98] 于是“鼎常论勃，至是奏斥去之，其党始知畏，中外称快。 [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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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的地方行政组织，仍然实行绍圣法中的保甲制度。由于行之岁久，弊端明显，“乡村保正长最为重役，不专取物力厚薄而兼用人丁多寡，不通轮一乡点差，而但取逐甲人户官吏贪浊，差募之际，富者以贿赂幸免，贫者以诛求受害，被役一次，辄至破产愚民无知，巧为规避，遂有父亡，母改嫁，兄弟析生求免役。”这些弊端造成“重困民力”、“伤名教”、“坏风俗”。 [97] 为克服这些弊端，绍兴五年（1135年）四月，赵鼎下令废除绍圣法，实行“乡村五保为一大保，通选保正，于免役令中去长字。”其中规定“充而居他乡别县或城郭及僧道，并许募人充役，官司毋得追正身”以及“官吏因役事受财者，重为典刑，以示惩诫。” [97] 这些措施防止了官吏科扰民户。对凝聚民心、恢复生产、巩固政权具有积极作用。实际上，赵鼎是恢复了北宋仁宗时期夏竦提出的“保五之法”。 [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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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吕颐浩的财政整顿，南宋的财政经济有了明显好转，然而，并没有完全解决南宋政府面临的经济困境。随着吕颐浩的罢相，其经济改革划上句号，但是南宋经济依然不容乐观。早在北宋末年，吕颐浩即提出了常平法不可废的观点，但是一直没有实行。建炎三年（1129年）八月，在吕颐浩整顿南宋的经济之时，赵鼎再次提出常平法的问题：“恭惟陛下即位之元年，即降指挥罢常平官吏，镯免常平钱谷。诏下之日，无远无近，鼓舞欢呼，仰戴惟新之政。而去岁之冬，初复有指挥置提举官，根刷诸司侵支，催理民间旧欠，诸司侵支，固岂入己非军期，搞赏则月给钱粮，逼使拨还亦非已出，夺彼与此有何利害……复旧平来之法，不惟陛下恤民之诏，不为空言而使斯民复见祖宗之政矣。” [66] 高宗采纳了赵鼎的建议。 [56] 入相后，赵鼎恢复了常平仓的功能。常平仓本是地方政府贩济灾荒、平抑物价、应付危机的一种制度，历代政府都比较注重。然而，渡江之后，南宋政府削减了常平仓的功能，先是废除了常平仓的管理机构，然后又复置官吏，清理百姓积欠。常平机构反反复复，根本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反而成为扰民的工具。赵鼎最先意识到这个问题，并且着力解决。 [56] 如绍兴五年（1134年），时己任相的赵鼎进呈“湖南、江西岁旱，田亩灾伤，今秋成之际，民间已网食，恐至来春大饥。欲令常平司多方广来，以备贩济。” [67] 赵鼎仍然重用吕颐浩任用的理财之士管理经济，使得赵鼎为政期间经济措施并没有出现大的波动。孟庚以参知政事提领财用，孟庚在吕颐浩为相时，在经济方面贡献不小，而赵鼎仍然任用孟庚措置财用，经济政策方面承继了吕颐浩时的许多政策。孟庚创制经总制，实际上，总制司是吕颐浩经制钱的延续和发展，“因经制之额增析而为总制钱，而总制钱自此始矣。”经制钱、月椿钱、总制钱一直是赵鼎为相时的主要经济来源。 [56] 赵鼎在吕颐浩盐法改革的基础上，把盐法最终固定下来。“鼎请立对带之法，商贾听命，而盐法遂为定制，除去积年之弊。是秋，加以出剩，立为分数，计入纳与对带二法并行”。吕颐浩二次为相期间对盐法的整顿中，要废除对带法，但是当时并没有完全实行，实际上，对带与入纳二法并行。 [56] 赵鼎为相时，对带法成为定制，于是“出入有常，源源不绝，始不为巨猾所制矣。”不但如此，对带法为国家带来丰厚的盐利，“赵鼎得浚书云‘建康入纳盐场钱甚盛。”，高宗把其中原因归结为“法既可信，自然悠久。盖自立对带法二年不变，故比之常岁有增也。” [69] 从此，对带法成为南宋的定制，“章谊以对带之法已信于民，故不复改。” [6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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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鼎曾采用优待措施，安抚了即将成盗的李横军。李成被吕颐浩打败后，率领残余力量归顺了伪齐政权。绍兴三年，李成攻下了邓州。当时伪齐军中有欲前往襄阳的兵士，而襄、邓、随、郑等州镇抚使李横，认为是李成率兵攻打襄阳，而且以襄阳军粮不继，无力与李成抗衡为由，率众弃城而逃。使李成毫不费力地占据了襄阳。“李横之去襄阳也，欲依解潜以埃命，其参谋官、直龙图阁赵去疾、属官右宣教郎阎大钧劝使归朝待罪。横曰‘我有乌合之众，所至自谋衣食，人皆谓我为贼，万一诸郡不见纳，奈何二人曰‘我亦官军也，何至是’已而，湖北安抚使刘洪道果拒之。横大怒，欲杀二人，皆呼曰‘江西帅赵枢密可归也。’横犹未决。”此时的赵鼎为江西安抚大使兼知洪州。在得知李横的状况后，趁李横还在犹豫不决之时，“赵鼎己遣粮舟至，其众遂安。时权商、貌镇抚使董先、蔡州信阳军镇抚使牛皋先已渡江，至洪州，鼎复以银数千两稿横之众，且檄知黄州鲍贻逊迎劳于境上。横大喜，以所部入洪州。”安抚了李横，避免了他沦为盗寇，危害南宋。 [56] 赵鼎认为百姓之所以走上反叛道路，并不完全由于他们自身的责任，“失业之民，率聚为寇。虽圣恩宽厚贷其胁从，亦既累年而犹家藏兵器，未尝输官州县，既不能止绝，又且听讼理狱，往往许以追证旧事。间里骚然，各怀反侧。则是朝廷已赦之罪，宫吏犹得治之，使德泽阻于布宣，人情积于忿怨。一旦奸心不能自惩，则投兵刻刃，势有必然者，因而聚众阻险，无由自新。”失业、地方官吏的弊政是造成他们走上反叛道路的重要因素。因此，赵鼎更加强调对兵变、民变“渐革凶残之气，化为良善之民，使安田亩，永绝后患。”提出了彻底从思想、物质方面解决兵变、民变问题。不仅要通过教化，使之成为良善之民，更要解决他们的物质问题，使之安于农业生产，以彻底防止他们再次走上反叛的道路。这是在吕颐浩平叛中，采取宽民措施以杜绝百姓再次走上反叛道路的基础上，赵鼎更加强调彻底解决百姓的生产生活问题，以及政府对百姓的思想教化作用，以彻底防止再次发生叛乱。这与李纲的平叛策略基本相同。他们的这种思想也影响到最高的统治者高宗。绍兴八年（1138年），宋高宗在如何对待江西盗寇问题上提出了三项策略“一择帅臣以厌服其心二任守令以劝课其业三镯科役以优给其力。如此尚或为盗，联未之闻也。”最高决策者更加注重百姓的生计问题，缓和官民矛盾。 [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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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鼎善文、诗、词。文章多为奏疏，气势畅达，“浑然天成”（《宋史》本传）。 [34] 宋人黄升称其词“婉媚，不减《花间集》”（《中兴以来绝妙词选》）。《四库全书总目》说他“本不以词藻争短长，而出其绪余，无忝作者，盖有物之言有不待雕章绘句而工者”。 [57] 诗 赵鼎一生经历风云变幻，笔下自然也就染上了时代变迁的色调。赵鼎时事性诗歌在其作品中占有相当数量，故而在整体上呈现出了一些明显的特征。首先，赵鼎的时事性诗歌对当时的许多社会事件具有实录的特点。其次，赵鼎的时事诗歌，在描写、反映现实的同时，也明确的表明了自己对这些事件的看法和态度，叙论紧密结合，这可以说是其“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的具体表现。如《次韵富季申雪中即事时闻北敌起兵京师戒严二首》其二“威棱徒料峭，生意自斓斑。谁是淮西将，提兵夜斩关。”深切表达了希望力挽狂澜的大将的出现，来拯救四面楚歌之中的危城而《泊小金山觉渡寺僧言建德知县桐庐知县婆州教授皆被召》“敢叹边氛炽，今闻公道开。中原非世事，南国自人材。朱履羞弹挟，黄金谩筑台。天涯转蓬恨，何地赋归来。”表达了对国家选拔人才政策的积极拥护和响应。 [57] 最后，赵鼎的时事性诗对时政弊病具有强烈的批判和讽刺色彩。如《会郑有功》“江流变血火连天，闻道舟行相后先。今世谋身无第一，政缘夫子爱逃禅。”此首诗批判了在国家危难之时，有的人不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而是“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春夏与秋冬”。《泊白鹭洲时辛道宗兵溃犯金陵境上金陵守不得入》“脱迹干戈幸再生，时时心折梦围城。南来客枕能安否，更作江湖盗贼惊。”“城头传令插军摩，城外行人泪满衣。处处悲风吹战角，沙洲白鹭莫惊飞。”这些都表达了对时局的担忧和对当权者的愤慨。 [57] 综而言之，赵鼎时事性诗歌的特点最主要的是对现实的反映，其载录了当时的许多时政大事。同时，在写作手法上也秉承了自《诗经》以来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针贬时事，有感而发。 [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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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康之难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大转折，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经历这场巨变的赵鼎，像许多南渡士人一样，经受着前所未有的冲击，心灵随着社会的动荡而发生着种种变化。表现在其词中，首先是题材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除了传统的伤春悲秋、男女相思外，他更多地抒写了忧时念乱，贬滴羁旅，隐逸自适的情怀。 [57] 如写于建炎元年（1127年）的《满江红·丁未九月南渡泊舟仪真江口作》：“凄望眼，征鸿几字，暮投沙碛。试问乡关何处是，水云浩荡迷南北。”怀念为金人占领的家乡，忧虑国家前途，真切感人。他的《点绛唇·春愁》等词，也是佳作。赵鼎 行书《毓秀帖》为宋代传世名帖。此帖笔画稳健多姿、真率蕴藉，婉转有致，章法洒脱自如，是赵鼎唯一存世的行书真迹。相传是宋朝蔡氏望族委托赵鼎等人为先贤蔡君山续写的赞铭手迹之一。帖中赵鼎写曰：“山川毓秀，挺生斯人，功全社稷，泽及吾民。朝阳孤凤，盛世祥麟，九原不作，名重缙绅。”署款为“赵鼎（赞）”，款下有钤印。此行书淳淡婉美，笔法娴熟辞趣翩翩，自成一体又非常精妙，颇具大家风范。宋高宗在位时尤爱其书，即使处理军国要事，发布诏书，也多由赵鼎先行起草，主因赵鼎博学多才而深受重用。 [35-36] 历史评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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