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 大家如何看待司马光这个人[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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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大家如何看待司马光这个人[第2页]

作者:qq785470878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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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摘自李华瑞，王安石变法研究史。
基本上我读的时候有一个观点：王安石变法一开始不怎么顺利，取得的成效其实也没有梁启超吹嘘的那么狠。但这只是改革初期，改革还需要继续。
而司马光这群旧党怎么做的呢？我觉得王夫之说的这些，“元佑诸臣，特别是同马光不能因势利导，不能把握政治斗争已出现的有利条件和优势地位，”天方授我，而我不知，力与天争，而天且去之矣。夫岂有苍苍不可问之天哉？天者，理而已矣；理者，势之顺而已矣。此之不察，乃曰：’天祚社稷，必无此虑。‘天非不祚宋也，谋国者失之于天，而欲强之于人以居功而树德者为之也王夫之把元佑诸臣一味攻新党喻之为“牛之斗虎，已毙而斗之不已，牛乃力尽而死”，其实很对。
然后结论：”元佑更化未能集中王安厶变法的要害。王夫之认为宋神宗因不堪辽夏的欺辱欲有所为，王安石乘机“以桑孔之术动人主于所不察” ’然而实际上宋神宗对宋的积弱国情井不知真相，元佑大臣欲更化，就首先应把宋初以来至宋神宗时国家的财政真相告知宋哲宗，“青苗、均输、农田、水利之所获，一部娄之于泰山”，以免哲宗重蹈神宗的旧辙，从而迷途知返。事实上元佑大臣井没有这样做。于是，王夫之慨叹道，“诸君子不能举此以胜安石之党，且舌挢而不能下，徒以气矜，奚益哉。”致使哲宗亲政后在错误的道路越走越远第三，元佑更化革除熙丰弊政是对的，但更改的方法和途径不对。即举而仰髙太后，以母改子甚为失策。他的理由是，宋神宗在熙宁后期已开始反悔为王安石所误，“新法之弊，神宗之暮年亦自知之矣”。因此元佑大臣应当“述神宗之志，以遗诏行之，蠲青苗之逋欠，弛保马之孳生，缓保甲之练习，以次而待哲宗于识知之后……“
是的，王安石变法没有很多人想象中那么尽善尽美，难以说是一流。
但你要知道，王安石对面可都是一群下九流的”君子“啊！一群嘲讽”幸进“却不看看自己科举成绩，一个”圣人“一样的领袖”司马光“，带起来【吕公著、文彦博、范纯仁、鲜于侁、张问、范祖禹、刘挚、赵彦若、李常、范纯狸、苏轼、朱光庭、刘挚、程颐、程颢、司马康、范纯粹、范正平、范百禄】一群朋党，能用新法保住四寨还非要割地（甚至还想割了兰州的地，真是崽卖爷田心不疼！！！）。
至于楼上那位说王安石新法只便宜了胥吏的，我觉得已经不是有失偏颇了

三）募役法这一时期的研究者对于王安石以募役法取代差役法，无不给以极高的赞誉。梁启超说”公之此举，取尧舜三代以来之弊政而一扫之，实国史上世界史上最有名誉之社会革命也。“柯昌颐说”安石之革新役法实含有‘救济被压迫者’及‘打倒封建势力’是也。“范振兴则认为，募役法之取代差役法乃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社会发展至宋代，小农经济逐渐抬头，商业亦较为前发展，纸币的出现，证明商业的发展已达相当的高度，差役制之必改为雇役制，早已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关于差役法的性质。梁启超认为，其源甚古，经传所称有力役之征，自三代以降秦汉以还，沿而勿革，逮宋而其弊益甚，此说后为多数人所赞同，但熊公哲有不同的见解，窃尝考之所谓差役者，本非役也，盖占代“乡长”、“里正”之属，自后世虐用其民为乡长、里正者不胜诛求之苛7各萌避免之意，而始命之口“户役”，夫成周之“里宰”、“党长”皆有禄秩之命官，两汉之“二老”、“啬夫”皆有誉望之名士，盖后世之任户役者也，曷尝凌暴之使不堪乎。而“户役”至宋，益重为民累甚者命官、形势之家可通过其“势”避役，而无禄无秩农民深受其害募役法颁行后，亦受到反对派的激烈攻击，马元材认为反对派之所以攻击有两个重要原因，其一就是士大夫豪强们，是只会替自己打算的，他们前此之所以主张改革役法，并不是要主张改革一切的役法，乃是专指被差到他们所代表的上等户身上的衙前、里正各役而言，至于衙前、里正以下各役，认为系二三等以下人户之事，与他们士大夫豪强阶级，是没有直接利害关系，不但不愿意废除，而巨还认为是天经地义的真理，要主张保存。所以王安石变法，把差役尽行取消，自然是他们所最不赞同的。其二他们虽然主张改革役法，但只是要无条件的把自己的差役负担摆脱，却并不预料到差役负担摆脱之后，乂要加上一层出免役钱和助役钱的义务，从他们的立场看来，那简直是大逆不道的无妄之祸了，梁启超亦认为反对派攻击新法者，“认乡民之役为天经地义而不可拔，此陷溺于阶级制度之陋俗。”
　　范振兴就募役法的弊端作了分析：1 .役钱之多寡以人户之资产为依据，而资产审定的标准，立法者并未规定，令各地从所便为法，于椎行之余，猾官奸吏便免乘机勒索，以致民间骚扰不堪。
　　二分宽剩钱乃为水旱灾歉人户物力不及时之备者，而施行未久，宽剩钱灾年照出，又别收头子钱五文，所收的钱亦不尽以用于雇役，慢慢成为政府之特别收入。3.征收之际，官吏舞文弄法，鱼肉乡民，时常打破法定的限额。4.人户输钱免役是立法的本意，但是实施不久，常有役钱已输而又增派他种名色的力役的事情发生，以致募入多不肯就。这些都是雇役法在推行中所发生的弊端。不过这些弊端除第一项是法令本身之缺点外，其他诸事，都是执行的结果，基因于“人”的成分多。综赅利害，权衡轻重，雇役法有利于小有产者该是无疑的，站在国民的立场，我们说雇役法是良法美制，亦该拳无疑的吧四）保甲法保甲法是王安石改革兵制的重要举措，由于20世纪20年代末因民党政府在地方上重建保甲制度推行自治，因而受到重视，研的文章也较多。当然国民党政府以重建保甲推行自治的主要目的之一是清剿共产党人，所以有相当一部分文章和着作是为当时政治服务的产这是需要特别指出的￡但因追索历史论及王安石保屮法及其后肽的沿革，对于认识当时讨论王安石的保甲法也不无裨益。
　　关于实行保甲法的原因，叶木青认为有二 : 一是鉴于地方改制之缺陷，安石之作保甲，先修差役，以里：、乡书、耆老、壮丁等职务，渐并人于保甲范围之内，此保甲之所兴也。二是鉴于兵制财政之退缩，安石之实行保甲，除改革乡制之外，尤以裁减募兵，以济国用，训练民兵，以连保编甲之法约朿也梁启超认为，王安石是一位持国民皆兵之主义的人，欲达此目的，则必废募兵以为征兵，于是乎保甲法兴（上安石传）。上毓铨认为有三个原因：第一是原有的募兵制败坏巳极，它决不能在国内维持社会治安，在国外抗御蛮族的侵略；第二楚庞大的军备供给已使国家财政陷于极端的窘迫；第2是专制主义的基础是农民，因此壬安石无时无刻不想把北宋国家政府的一切负担放在农民身上，军事方面，也是如此。
　　关于王安石保甲法的来源。王安石自言源自三代，反对派遂诋之为泥古。前揭闻钧天、叶木青的着作都详尽考述了自三代以降至宋地方政治制度沿革与保甲的关系，说明保甲虽形成于王安石新法，但其渊源甚久。熊公哲则认为与其谓之为复古，毋宁谓之为变今，变今云者亦非谓其变当时募兵为民兵，而是在“固又有乡兵”的基础上进行变革，王安石之保甲与乡兵所不同仅在于“特变志愿而为义务，变办而为官办耳，然则介甫亦不过取此所谓乡兵者，加以整顿而已。此介甫考之于古，准之于今，而灼然知其可行，而遂行之也关于保甲法的性质和作用。梁启超认为其性质有二，”其一则为地方自治体之螯察，其一则为后备兵及国民兵也。“大多数论者大都赞成这一观点。王毓铨先生则从保甲法”除盗“性质批评那种说王安石变法代表农民利益的观点却值得注意，他指出”陶希圣先生说五安石的政策是以生产者为立场，或是代表农民的利益的，就‘保甲法’说来，这种见解怕不很对。即使勉强说他是以‘生产者'
　　为立场，那么这’生产者‘决不是那贫困的直接小生产者，如果承认他是代表’农民‘的，那么属于这个类型的农民，恐怕至低也是中农以上的，决不是大多数的贫农。假如王安石是为贫农而开始改革运动的话，那么他将不以’保甲法‘来消灭农民暴动了。但是如果我们认为’保甲法‘的任务，单是为的防止农民暴动和贫民的劫掠，那也是不对的。因为这只是保甲法的意义的一面，它的最重大的用意还是在想藉这个方法来实行’民兵‘制度“关于保甲法失败的原因，陶希圣从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指出”农兵制的社会条件是大量的自由农民存在。自曹魏到隋唐国家有大量的土地分配给农民，北魏以后，政府又引均田法来规律农民的财产，这个时期农兵还能存在。中唐以后兼并之家把自由农民给兼并了，国有土地的经营，乂取私家庄园一样的方式，批给个户征收田租。不取这样方式经营的官田，多由兼并之家侵占去了剩余的人口只有到都市里来，或出卖劳动，或充当兵土，而为庸兵的大量来源。农兵的恢复，在事实上是难能的，在王安石的理想，井田与农兵本是不分离的一贯系统。并田既不能实现，农兵也就只有失败的一条路 “。张腾发则认为当时尚不具备实行保甲法的社会条件”当时农村破产急转直下，农民受到饥饿、流亡的袭亡，方救死之不瞻，更何暇乎整饰军装呢？况且当时正是官将跋扈、豪右习横，你要他们的子弟也同样去受训练，又如何可以办得到呢？
　　募兵制度既已弊端百出，则征兵制度自然也难行之而无碍，因为征兵制虽然井不就是封建的旧法，却也不见得比募兵制进步，不过是徒然增加了人民的义务罢了。“关于绍述保甲法的锐变。梁启超认为自元佑废保甲后，元符二年，虽议恢复而不可果行。至徽宗崇宁间，蔡京以反覆小人，托言绍述，乃复倡之，然其精神形式，皆非复荆公之旧矣，”而靖康之所以河决鱼烂者，正以保甲之法坏，蒙其名而弃其实“。闻钧大亦认为”绍圣、政和两代保甲之形式，一度复兴，然保甲实质，已非前昔可比，练武选丁之积极意义既失，御侮屯军之效用亦毁，且与节财减兵之原旨，相左相弛，是由修正而汲于废弃，终则补偏之术，失其原有之旨趣，“”至于靖康年间，钦宗救亡不暇，奚问保甲？迨金辽南侵日急，于是召募乡村土豪为队长，又复任其私募邻里亲戚，备充警卫，以御强寇，……昔以选充，今以招募，昔以教阅，今以晡集，保甲之为用全失，毋待再言。
　　关于保马法。梁启超认为荆公所创诸新法中，其最不衷于学理者，莫如保马法。盖马者生物，其肥瘠生死，往往不尽由人力，而责民养之，有失则令其赔偿，此非政体也。元佑初政，建议者争言其病民，以理卜之，殆为可信。王毓铨则认为实行保马法，至少可得到五种利益：第一可以补足前此军队里马的缺乏，第二可以救济中央政府马政的腐败，第三可以供给保丁平日练习战斗的机会，第四可以增强保甲逐捕盗贼的力量，第五可以给农民在闲暇时期利用马来耕种。因而，不可以“死病者补偿”执一而非之也。

五）方田均税法方田均税法在王安石新法中，争议较少，但亦有研究者就其实际作用和存在的问题作了分析。张腾发认为“这种政策的意义，只是国家赋税的整理和私有财产之确保，至于一般贫农所受到的利益，充其极不过是减少那些无产之税和浮滥之税而已。但在官吏舞弊、豪强专横的社会内，连这一点利益也是很难保证的”。傅毓衡认为王安石土地政策在分g问题上有扶棺自耕农的意向，但办法不彻底，在土地利用问题上，施行土地分类不合于科学方法，他所行千步方田法，依然脱离不了井田思想的窠臼。怛规定凡公共利益所用地及不以营利为目的而利用之土地，一律免税，颇能与近代土地经济学者之思想，不谋而合。对于方田均税法推行不久便遭停止的原因，郭垣认为有：：一是用人不当，二是地主阶级的反对和阻挠，三是清丈方法和技术粗疏未收良果，四是清丈亩不能持之以恒，五是宋代士大夫重议论而不重实行的时代病所致。
　　六）科举、学校改革对于改革科举、学校原因的分析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宋初教育制度弊害丛生，不适应社会发展，其弊害主要表现在：学校不普及（政府忽视教育）；2.教育腐败；3.军事教育无地位；4.阻滞学术昌明，阻碍政治进步，宋初以来的科举存在的弊害又包括：学不适用，败坏人才，土风堕坏。第二种意见认为是为变法培养人才，但具体论述又有所不同，郭颂平直接了当地说“安石知道法不能以自行的——法固然要改，可是没有人才，虽有美法，也不能够推行的，不过人才不是一说便有，所以非下一番功夫来整顿教育选举不可而王毓铨则以东方专制主义现论阐释说”主安石若果想实现他的经济政策，就必须建立一个健全的官僚政治机构官僚政治机构能否建立主要看是否能将天下茂才集中于中央政府，在经济专制主义要求培养富有纳税能力的小农，集中财富养育自己，在政治上，它又需要集中全国的精力来作自己的支柱。魏特夫先牛曾对我说’专制主义，必须时时从全国民众里吸收吃尽苦头新鲜的血液，来培养自己，完成它的任务‘，这话确是很有道理，但如何吸收全国民众的精华才能呢？那就是改革不适应变法的教育制度。“对于王安石的人才教育思想，也有不同的表述，李树芳认为最重-者约有四点：1.改善甄拔人才的方法，2.树立健全的教育行政制，3.学制与学科应合理化，4.重实学与武学。郭颂平考察了王安石陶冶人才的方法，认为王安石的具体意见是教、养、取、任四种。什么叫做教呢？简单地说就是教出一般人才能够替国家服务的，反之，如果不能替国家服务，便不教；养的方法是饶之以财，约之以礼和裁之以法；取士的方法是叫乡党庠序选出他们的贤能来，然后审察他们的言行，试他们的才干；任士的方法是随他们的道德才干去仟命他们。其德厚而才高者以之为长，德薄而才下者，以之为佐属王毓铨则补充说王安石选任人才还有四点意见，第一取其长、不问其短；第二任命人才应当亲身观察，考之以实；第三不仅要”考之以实“而且要”任之以专“；第四不仅要”任之以专“并且要”任之以久“。
　　王毓铨对王安石学校制度改革给以髙度的赞誉，”王安石在学校制度改革上最大的贡献，还不是学校组织的变更。而是在学校范围的扩大和学校分科制度的创立，“”这新学校制度的制定，确是现代大学的雏形。这种建设不只是满足了当时的社会的需要，增进了社会的文化，而且还给后世开辟了一条学校发展的正确道路。
　　同时他对王安石通过设置医学、律学、武学，打破社会旧习，把被社会上俗称的师爷、巫医、枪刀之类的学问引人科学的殿堂，建立起新的文化。无论如何看法，这总是一种了不得的伟大功绩。“梁启超对王安石的学校教育制度改革也给以极高的评价他说”视其有律学、医学等科，与经学并重，则是分科大学之制，实滥觞于此。其起源视英之阿上弗大学为尤古矣。使非中道废弃，能继续其业至今日，则岂不足以自豪于世界耶？然即此昙花一现，已足以为我国学术史之光矣但对千安石的“一道德”梁启超与王毓辁又有不同的认识，梁启超认为“此实荆公政术之最陋者也。盖欲社会之进化，在先保其思想之自由，故今世言政治者，无一不以整齐画为贵，而独于学术则反是，任其并起齐茁，信仰各从乎人之所好，则理以辩而愈明，人心之灵，浚之而不竭矣。强束而归于一，则是敝之也。自汉武帝罢黜家，而屮国学术史上，光耀顿减。以荆公之贤，而犹蹈斯故智，悲夫。”上毓铨则批评梁启超不知道“三经新义”在思想斗争上的意义，更不晓得二经新义对于健全专制主义政治上的作用。王安石欲实现他那政治理想，他必须首先使一般人民明了他的政治思想，他欲使专制主义永远存在，他必须把全国民众都变成为专制主义的信仰者，把一切官吏都变成专制主义的忠实支持者。《三经新义》的提倡，原因就在这里。因此我们说，站在专制主义政治的立场上，这《三经新义》的颁布是应该的。但梁启超、王毓铨同时指出，王安石只是提倡《三经新义》并未禁止其他经义。

四、关于反变法派与变法派的斗争主要有四种意见。
　　一是为阶级利益而争。反变法派司马光、韩琦、苏轼、文彦博、范纯仁等人代表豪强兼并的既得利益，新法触及到豪强兼并的既得利益，因而遭到反变法派的激烈反对。这一观点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研究王安石变法的大多数人所持有，最典型的事例是诸家都引用了这条史料：募役法颁行后，在讨论募役法之利富时，文彦博奏对“祖宗法制俱在，不须更张以失人心”，神宗反问他说“更张法制于士大夫诚多不悦，然于百姓何所不便”，文彦博则说“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号百姓治天下也' 用此典型材料来说明反变法派反对新法的阶级根源应当说是很有见地的二是所谓意气之争。这种观点以梁启超为代表，”宋之朋党，尤所谓君子小人，纯是士大夫各争意气以相倾轧。“”一言以蔽之，意气用事而巳。意气胜而国家之利害可以置诸不问，此其风起于荆公得政以前，成于荆公执政之时，而烈于荆公罢政以后，宋以是亡，而流毒至易代而未已。察此性质，则当时新法所以被阻挠被破坏之故，从可识矣。“此论对后世有相肖大的影响二是新旧（南北地域）思想之争。对中国近代实证史学的创立起了重大作用的胡适，在《记李觏的学说》一文中对王安石变法的历史渊源作了说明，他以为王安石以《周礼》作为变法的理论，与李觏讲《周礼》来宣扬社会改革是一脉相承的，同时李觏和王安石同为江西人这是他们思想相继的重要因素，胡适称李觏是”一个不曾得君行道的王安石“，”是王安石的先导“。胡适从地域的角度解释变法思想渊源的新观点，与钱穆先牛《论关于荆公传说之闻鹃、辨奸两案》以南北地域之说来解释变法派同反变法派斗争的埂因的观点不谋而合。钱穆认为杜撰邵雍闻杜鹃啼而知南人作相欲乱天的故事和伪造苏洵作《辨奸论》指斥王安石的人，”实抱一南北畛域之见' “至南士轻佻，北人厚重，故温公一派与吕惠卿诸人不合' 这一观点后在《国史大纲》中得到更大的发挥。他首先把新法之招人反对归结为”新旧思想的冲突“，继而又把这种”新旧思想之冲突“归结到”南北地域的区分上“，而”南北地域的区分“则在于”地形、气质、物产“的不同，钱穆的这个说法对王安石变法研究乃至宋史的研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迄今仍有市场。钱穆先生另外关于马光与王安石理财见解之异同的观点对后来的研究亦有较大影响，即传统说司马光不重理财的观点是不正确的，司马光不是不重理财而是以宣扬懦家的重节用理财思想来反对王安石以兴利为主的理财。
　　四是司马光与王安石在哲学思想：是对立的。程仰之不同意说司马光反对新法乃是闹意气的说法，实际上司马光反对王安石新法是他所服膺的政术、他的基本观念——道和介甫根本不同的缘故。王安石关于道的要点是：天道与人道相分，俱人道木于天道，天道尚变，是对立矛盾的发展，当然人道也应尚变。他的人性论主张”万物各得其性“，无所谓善恶，无所谓善恶混的，人与人之间”性相近’君子与小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世“习相远”所致，所以他的性论归结为“养”，所谓济万物“，这是他政治经济改革的哲学基础。而司马光的道与王安石正好相反，他认为天道与人道不分，天道不变，人道亦不变。他的人性论主张性是天与的，性有善恶之分，因而他认为人类的材性是有”愚智“之分的，”夫民之所以有贫富者，由其材性愚智不同‘ 他不承认贫富均是由制度超于剥削，贫富的分化乃出于自然，为天命所定，岂娃人力所能挽救的。所以他认为均贫富只是一种反自然、违大命的邪说，同时他还主张守己而安分，守己以待天命的无为思想，使人民明白“贵贱贫富天之分也”的道理，人们就可以“相安分而保常”不敢“舍其分而妄为”了，这是他的社会政治发生说2这个观点可谓是鞭辟入里。珍南宋以后，往往把北宋亡国之罪于王安石变法，到明清时陈汝锜、蔡翔等为王安石及其变法辩诬，又把北宋亡国与司马光罢新法，任用蔡京联系起来。梁应超作《王安石传》亦表示赞同，杨荣国《致宋宰于倾覆者千安厶新法乎？》专门就此作了申论“司马光他们不顾当时社会情况，为了一己的利益对新法而攻击而捣毁，致使生民涂炭，陷国家于倾覆。所以靖康之祸激成，只能1罪于司马光的毁新法，也就是这个道理”。G慕凤亦认为’只因元佑诸君子压迫新党太甚，而后才惹起蔡京等的反动，……如蔡京与元佑诸君子之所为，一天打到晚，只在分党派、闹意见，置国家大事于不顾，宋之不亡何待，但这些争执都是司马光操纵出来的，所以与其说宋亡于王安石，不如说宋亡于司马光“。
　　五、关于王安石变法的效果及意义梁启超认为王安石变法”效果往往不如其所预期“，但是”具谓之败焉不得也。何也？彼行之成不免有流弊，然为救时之计，利率逾于病也也就是说王安石变法从总体上是利大于弊。青苗法立意虽善，然以理势度之，小能右利而无弊“。”免役法厘革数千年之苛政，为中国历史上开一新纪元“。”保甲法体大思精，其瞥察的作用，4谓利而无病“，”独至市易法，其用意虽非不善，然万不可以行于专制政体之闻家，万不可以行于以自由竞争为根本观念之经济社会。荆公之失策，殆未有过是者张腾发认为，在王安石时0，产业尚未十分发达，人民还没有民权的要求，所以新法的里面不含有多大的政治意味，但它仍然有其历史的意义因为它是由秦至清季的一个时期中比较最进步的改良主义，它反映着社会矛盾，代表了时代的意义（在那个时代只能产生这样的改良主义）。它的失败，尤其揭穿了改良主义的脆弱可怜，粉碎了一切想用平和的手段来改革社会派人们的迷梦，这是我们研究王安石变法的最大的意义唐庆增以为“后世申论王安石者，大都谓其掊克聚敛，司马光诘折新法，谓天地之财，止有此数，欲益诸上，必损诸下云云。其实一国财富之多寡，固视其劳力之大小，亦视政府之经济如何，如政府对于实业之振兴，销场之推广，确有把握，即使增加支出，人民负担加重，亦属上算，不能以聚敛二字，一笔抹杀。试观今日欧美诸邦，税率重而国富足，盖政府职务由简而繁，支出亦遂由小而大，其结果惟有稍加人民负担之-法。宋神宗时情形，正系如此，温公以为％富之数，必无可增减，虽有利国福民之计，赋税亦不可议加，非彻；之谈，所谓知其一，而不知其二”。
　　高向果从三个方而分析了王安石经济政策的影响。一、影响于宋代兴衰的。认为王安石变法最大动机是强兵，但二次与西夏作战，师老无功，其最终结果便是一）荆公信用失坠，不久罢相，反对党逐渐抬头。（此与史实不符，二次用兵西夏均在元丰年间，时荆公早已罢相——笔者注）（二）神宗因大欲未遂，优愤不能自抑，致不永年而崩。（三）朝廷威信丧失，异族更肆无忌惮，大举内侵；国势盖以不振，经宋之世，未能示威边疆。二、影响于党争的。

成果：
宋代党争最烈，贻误国事的地方亦最多，而党争之起，实与荆公变法关系最大。党争的最后倾轧，促成北宋的沦亡，激成民间的变乱，加重了异族的侵略，直到南渡之后，秦桧主张荆公之学，赵鼎主张程颐之学，争论仍不稍已，终致宋室灭亡。然原党争的起始，皆导源于荆公新法。三、影响于思想方面的。荆公的新政，在当时不但无补时艰，而且使政治上、军事匕都食其恶果。惟在思想方而，实与后世学者及政治家一种极猛烈的兴奋剂，对于民族前途，有绝大的贡献。中国学术思想界，自宋以后，俨然分为两大派别，一派是淸静的唯心派，其所表现于政治的，是“无为”之政。一派是经世致用的实行派，其所表现于政治的，是积极政治。宋明理学，造成两度的亡国惨剧，到满淸入主中国后，学术才顿悟尤为思想的错误，所以颜元李塬之流，大力倡引实学，把汉唐以来表面儒术而内幕释道的学术思想，重引分析改正一番，千余年来的委靡消沉之气，至此拨云见日，所以二百余年后，中华民族又得光复中土，这艿中不能说完全与荆公无关。
　　王毓铨认为王安石执政期间，对外的关系颇占优势。辽和西夏不只未能侵入中原，反而后势力敌不过了北宋。熙宁五年到六年，王韶收复了河湟，六年到八年章惇平定了湖南路的蛮夷，其间熊本乂讨平了四川路的蛮夷，九年，又征服了交址，对外的威力，张扬广不少。这事固然和国内社会经济的稳定有很大的关系，但军制改革和军备的整顿，也不能不算足有力因素。
　　邹珍璞评论说“考其立法的用意，莫不以发展国民经济与解除人民桎梏为目的”，而其计划也相；、：的精密，与近世中国所揭示的政策，如扶持自耕农，发展国营企业，“节制私人资本”、“讲求水利”、“平均地权”等等，其性质之相类者卜之八九。尤以募（当为差）役法一项，其苛杂烦扰，直如欧洲中古的农奴制度，其解放固其必然。但是以安石得君之专，而实行之结果，虽不无相当的效果，究概其全盘向论则为失败尤疑。

六、关于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及教训对于这个问题的讨论最为广泛，主要形成以下几种意见。
　　其-，以司马光为首的反对派的阻挠和破坏是王安石新法失败的主要原因。梁启超在胪列自熙宁二年五月至熙宁七年二月，反对派争议新法去官，阻挠新政之大概情形后，慨叹道“岩岩元老，梗之于上；岳岳台谏，哄哄于下，而荆公以孑然一身，挺立于其间，天下之艰危，莫过是矣”；元丰八年三月，神宗崩，宣仁太后临朝。
　　九刀，以司马光为门侍郎遂尽废新法，且窜逐神宗朝旧臣，王安新法失败。
　　其二，阶级利益的冲突。一言以蔽之，安石所实行的新法，无不是便利大多数的小民，而以抑制豪富阶级为手段这本来在理论上是很正确的，如近世经济学家所倡言的“最人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就是这个道理。但是“所宽优者皆村乡朴愿不能自达之穷氓，所裁取者乃仕宦兼并能致人言之豪右”。而豪右当然要利用他们能致人言的优越条件，来鼓励反对的势力，而一般十大夫与宫僚阶级，他们的利害是4豪右们相一致的，在朝廷上则无形中代表豪富阶级的话，拥护豪富的利益，故朝议纷纷，尽是反对的论调，所以神宗曾经很愤慨地说更张法制，与士大夫诚多不悦，然于百姓何所不便“，可见阶级利益的冲突，到了如何尖锐的程度其二，没有认清社会环境。王安石的变法运动，虽然是在一定的社会基础上产生的东西，但他却并没有把握住这个时代社会的动态，王安石对于当时社会内的矛盾，只看到它的现象，而没有看到它的本质。他只看到豪强兼并，农民破产的事实，却没有看出所以产生”兼并“的根源。所以他的政策只求补救于已出，不求防范于未然。他处处只想以和平的改良政策来解决社会内部的矛盾，比方说，他因看到了地土和高利贷资本家残酷的压迫农民，使农民破产流亡之后，才提倡实行青苗法。他因为看到多数地主逃赋，使贫民负担不均，国家之收人减少之后，才主张实行方田均税法。他因为看到皇军腐败，国势衰弱，社会秩序破坏，才主张实行保甲、保马法，以维持治安和保卫国土他没有晓得产生这些矛盾的根源是由于封建势力的强固，和商业资本与封建势力的直接结合，而形成了新的剥削形态。所以当他的新法打击了官僚士大夫地主豪商和髙利贷资本家的利益，而引起满朝廷臣僚的反对与攻击的时候，他就只有怒火冲天，信口地将他人痛骂一顿。他以为人家反对他是跟他斗意气、争位置，却没有知道反对他的人们根本上是和他的政策相对立。他所要求的不是根本斩除封建势力，而是想用政府的法令来限制腐旧阶层的-部分的利益。由于这种认识上的错误，迕带到一切的措施也跟着错误，这是新法所以必败的原因，其四，缺乏阶级基础。王安石的变法，完全是自上而下的改良运动，没有阶级的基础，也没有群众的拥护，他的一切方案，都是由朝廷拟具好了之后，用一纸通令来督促部下执行的。他没有对民众宣传，也从没有接受过民众的意见和要求，多数农民对于他的政策是莫名其妙的。所以他虽、然是相当地站在农民的立场，农民却并没有起来拥护他。这种少数上层思想家的呐喊，随着受到几次打击，或者主其事者离开朝廷之后，一切的主张也必然地要随之而烟消云散，新法之失败，这也算是一个主因。
　

剩下我也懒得发了。
真宗仁宗朝的积弱不振到了不管交趾，西夏独立，到了神宗朝打回来了多少？
五路伐夏的地方是被新党收复的，可怜旧党还想要割地。
永乐城破，的确是问题很大。但详细见元丰年间死者人数考，也没夸张到”二十万“”六十万“等几个数字。这一战和之后的平夏之战，都是彻底耗空了西夏的战役。

我可以告诉你，文化大革命的一切观点反着看就对了。文化大革命时期怎么看司马光，你反着看就对了。

蔡京企图用元佑党籍碑把司马光批成奸臣，办成铁案。结果蔡京却身败名裂，坐实了奸臣名号。

如果是批判的对待变法，我觉得还是可取的。变法过程中有走样的地方没有及时修正就继续上新法。导致问题越积累越多。但是司马光后期就是对人不对事了，只要是变法的都否定。这不是一个政治家应有的胸襟。如果以大局为重，应该取变法派的精华而去其糟粕。诚然，司马牛不是这样的人。

司马晋

进取不足，收成有余。典型儒学式君子

老头子反对变法被神宗贬到洛阳写资治通鉴去了，太过保守跟不上时代。弃地于西夏更是一大败笔。

王安石司马光个人历史评判无关紧要，争论的中心其实都是政治站队问题，尤其是联系到中国近现代的百年巨大变革，全盘西化和对传统原封不动的长期性口诛笔伐，以及建国后一段时间统治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历史观，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王安石司马光不过是拿来借古喻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