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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宋朝吧的朋友大家好!本人自知史料造诣不够,所以很少在贵吧发帖[第2页] |
作者:遥望远处的青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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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北溟客 链接: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3079663/answer/30504261 来源:知乎 著作权归作者所有。商业转载请联系作者获得授权,非商业转载请注明出处。 1、一个有必要在讨论军事形势之前先明确的前提是:1140年如果要比宋金国力,不是宋弱金强,也不是势均力敌,而是宋强金弱。这也是当时南宋朝野上下大多要求北伐的大背景。 之前答别的题时曾经提过,北宋灭亡其实是个偶然性很大的事件:金第二次包围开封时宋朝军队哪去了?。“靖康耻”之所以会发生,主要是因为上层统治集团烂掉了,但如果看整体的话,财力兵力其实都充足,制度尚能运转,人才不缺,人心也尚在。所以女真人在1127年的胜利很有“捡”的成分。——实际上东京城破之后,当时的金军右副元帅、二太子完颜宗望还在和左副元帅完颜宗翰(即粘罕)争论到底是彻底废掉宋朝,还是当打了一次草谷打完就回去算了。而在此之前,两人已经在太原城破后,在平定军(今山西平定)争论过一回要不要继续南下打东京。可见灭亡北宋这个战果远远超出了金国方面的预期。 但是历史一次次证明,天上掉馅饼的事儿是没有的~过于轻易得来的胜利,过后一定会以其他方式支付代价以弥补欠下的RP。。。对金国来说,这个代价就是他们侥幸得了两河、中原和陕西地区以后,根本无力统治。本族人口不够入关占地,文明程度以及相应的管理能力也极低,不管是扶植傀儡政权还是后来自己上,控制力都不行。比如金国对陕西五路的治理,就只能依赖张中孚、张中彦、折可求这样“皆久据一方,敌(指金国)亦难令”(《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27)的北宋西军降将兼地方实力派,而这些降将又大都是墙头草,形势一旦稍变就可能改旗易帜,比如张中孚张中彦兄弟,1140年就正在南宋行在临安风风光光的呆着(年前一时无聊曾写过一篇基本可以算张中彦兄弟小传的闲文,感兴趣的话可参考:故宫离黍过飞蓬——投辖录两则杂谈);对河东、河北地区大批“虽力屈就金人招,而据险自保如旧”的地方势力(如河东韦佺部),也只能是“无如之何,羁縻而已”(《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97)。此外自金军南侵开始就遍及北方的民间抗金武装也屡剿不绝,特别是1139年,由于金国在华北地区已经“法苛赋重”、仅河东北路民众赋税负担就较北宋末“增十数万斛”(《金史》卷128《范承吉传》)的情况下,又增加了凡积官私债务者都要以身抵债、没入官中或给女真贵族为奴的政策,导致在北宋时人身依附关系已经大为削弱的汉族百姓无法忍受,纷纷毁家弃业投入抗金义军,“相率上山,动以万计”(《大金国志》卷10)。脆弱的行政机器+尖锐的民族矛盾+尖锐的阶级矛盾,如同遍地干柴只等星火燎原,进一步动摇了女真人统治的同时,也给南宋军队特别是岳飞所部联络发展敌后义军提供了绝好的基础。(这一点对岳家军1140年的北伐作战意义重大,后面会进一步详细说。) 另外,由于女真人当时的发展水平远远低于辽宋两国,所以在进入中原地区接触先进文明后,女真人也像历史上众多异族先辈一样,好的坏的都开始学,而且好的学的慢,坏的学的快。。。比如生活渐尚豪奢,军队**程度下降之类,所谓“部曲离心已久,将士厌苦从军,皆讴吟思其乡土,势必溃散。有将亡之兆”(《三朝北盟会编》卷176《吕丞相颐浩奏对十论札子》);“彼知其屯戍不足,又旋起签军以实疆场。今之签军,又非昔比,老弱尽行,人心乖离”(《三朝北盟会编》卷186《王庶第二札子》)。不过对金国国力影响最突出最直接的,还要数统治阶层的迅速分化和随之而来的剧烈内斗——在攻宋之初,金国的政治制度是典型的奴隶社会水平+部分原始部落遗风,大位传承多为兄终弟及,官制军制也很简陋,相对还算和谐;但破宋之后,随着统治范围的扩大、权力的增加和执政理念的分歧(主要是汉化+中央集权和保持女真特色+坚持分权的矛盾),金国上层的内部冲突很快激化,先是一些方面重臣的权力压过了中枢,如粘罕建立的西元帅府,一度连金太宗都难以辖制;接着金太宗死后,金国上层又围绕立太祖之孙还是太宗之子分成了两派,完颜宗干(金太祖庶长子,金熙宗完颜廪的养父,海陵王完颜亮生父)、粘罕(金太祖太宗之侄)、完颜希尹(金初开国功臣,粘罕心腹)、完颜宗弼(即兀术,太祖第四子)为一派,完颜宗磐(金太宗长子)、完颜昌(即挞懒,金太祖太宗的堂兄弟,兀术的堂叔)、完颜宗隽(金太祖第六子)为一派。而宗干和兀术扶持的金熙宗上位后,先是借力宗磐、完颜昌等人干掉了粘罕一党,顺带手废了粘罕扶持的伪齐;接着又依靠兀术、宗干灭掉了宗磐、完颜昌一党,顺带手废了完颜昌主导完成的宋金第一次绍兴和议(这次和议订立于1139年,维持的时间非常短,但金国至少是名义上把陕西五路和河南地都归还了南宋,因此以兀术为代表的金国强硬派对此极为不满);再后来兀术又在熙宗和其皇后示意下灭了完颜希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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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北溟客 链接: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3079663/answer/30504261 来源:知乎 著作权归作者所有。商业转载请联系作者获得授权,非商业转载请注明出处。 总之郾城颖昌过后,兀术所率的金军主力在战术上“技穷矣”,在战略态势上处处被动,在兵力数目上已经转入劣势,士气上更是一落千丈,实际已经丧失了和岳家军继续在中原抗衡的能力。如果还想继续打下去,就必须补充兵员了。但前面算兵力时说过,兀术这一次南侵,已经是把金国的老底都翻出来了。到颖昌之战后,他自己的中路人马损失惨重而且显然还要继续惨重损失下去,但西路撤离喝、东路聂李孛堇的部队,由于都处在和宋军拉锯的状态中,也不能调。这样的话就只有一条路可以走:“签军”也就是再次征发壮丁充军。——岳家军此次北伐的战果到底大不大,其实单看这一条史实,也可以把握住大概了。 但岳家军的攻势引发的更可怕的后果,也很快随着兀术这道签军令显现了:“河北诸郡无一人从者” (《金佗粹编》卷8;《三朝北盟会编》卷202《汪若海札子》)。也就是征兵压根征不起来了。这个现象,不仅意味着金军得不到兵员补充,还表明金国在华北地区的脆弱统治,在接连的军事失败后已经开始摇摇欲坠:“燕京以南,(金之)号令不复行”(《金佗粹编》卷8;此外《三朝北盟会编》卷178《金虏节要》也有类似情形的记载)。——不单是军事上被打残,是连带着整个行政体系都要崩盘了。 而说到这个成就,就必须要提一下岳家军绍兴十年北伐三路兵力中的另一路了:攻略敌后的民间抗金义军,也就是岳飞通过实施“连结河朔”之谋而获得的“奇兵”。——前面提过,1140年岳家军的北伐是兵分三路进行的。其中两路为“正兵”,一路东指汴京捕捉金军主力;另一路分兵西向,收复河南西部的同时,还担负着遮护岳家军主力侧后方,隔断西线撤离喝部与中原战场联系的任务。还有一路,就是岳家军忠义军军官梁兴、赵云(我没打错名字。。。)、李宝、李兴、孟邦杰、赵俊、乔握坚等人率领的敌后义军。这部分兵马具体又分为四路:李宝转战京东兴仁府(今山东菏泽)一带;孟邦杰、李兴经营京西(今河南西部),分别攻克永安军和河南府诸县,后又与岳家军郝政部并力攻克西京洛阳;赵俊和乔握坚攻略河北,收复庆源府(今河北赵县);梁兴和赵云则第三次入太行山,联络各处忠义社兵马,陆续收复垣曲、王屋、翼城、沁水等河东、北州县后,深入东京城后方的怀、卫二州(今河南沁阳、卫辉),进军途中还击溃了“高太尉所部一万五千多人”,杀敌近八千。——值得注意的是,梁兴部在挺进东京侧后的过程中,没有分太多本部兵力占据新得州县,而是“招诱王屋县百姓首领王璋等五十余人,当面出给旗、榜,招集本县逃走军民着业去讫”(《金佗粹编》卷16《河北颖昌诸捷奏》)。这一方面进一步证明了当时金国的统治已经脆弱到了何种地步,另一方面也说明在充分发动义军和当地民众的情况下,宋军的新得州县并不一定要分正规军兵力来据守。此外据《金史》卷87《仆散忠义传》的记载,河北大名府、冀州(今河北衡水一带)在此时也被民间义军攻克。两河地区“尽磁、相、开德、泽、潞、晋、绛、汾、隰之境,皆期日兴兵,与官军会”(《金佗粹编》卷8)。岳飞在1135年左右向其幕僚黄纵所描绘的“相州之众,尽结之矣。关渡口之舟车与夫宿食之店,皆吾人也,往来无疑,宿食有所。至于彩帛之铺,亦我之人,一朝众起,则为旗帜也。今将大举,河北响应,一战而中原复矣!”(《金佗续编》卷27《黄元振编岳飞事迹》)的蓝图,在此时成为了现实。燕京以南金军号令不复行的局面之所以能出现,这些敌后义军功不可没。 另外,两河义军的战果不仅能避免宋军在收复失地过程中继续分兵,对限制金军后续运动范围也有极大的作用。因为由卫州到相州、磁州再到赵州,即经太行东麓到燕京的这条南北向大道,是唐宋时期河北交通的三条主干道之一,也是当时塞外民族南下中原的最重要通道(在当时越是大规模的骑兵部队,行军路线选择范围越小。具体到河北地区,由于当时河北平原的东北边界,即今天津到保定一线多河流塘泊,所以南下的契丹、女真军队大多数时候只能选择太行东麓这条路);此外还有两条干道,分别是由相州折向大名再经冀州的中线,和由棣县到沧州的东线。东线兀术率军南撤时基本不可能走;而中线的大名、冀州,也已经被义军攻克。结合梁兴所部由河东向卫州挺进而不分主力据守州县的态势,可以看出岳飞的意图是要借助经正规军援助后作战能力大为提高的梁兴等部义军,在兀术南撤过程中寻求断其归路合兵歼灭的机会(实际上颖昌之战兀术部已经差点被合围,只是张宪所率的另一路主力自郾城向北进发时,被七月十四日的大雨延缓了行军速度,没等赶到金军就被王贵董先部击溃了),以期彻底消灭这一路金军。这点如果结合唐代交通图考中的河北要路简图,可以看的更清楚: |
(注:图中圈的地点,深蓝色是已经被义军攻占的,浅蓝色是有义军活跃但尚未攻城的) |
作者:北溟客 链接: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3079663/answer/30504261 来源:知乎 著作权归作者所有。商业转载请联系作者获得授权,非商业转载请注明出处。 3、1140年岳家军如果在收复东京后继续渡河北上,打到收复燕京为止的话,不仅兵力足够,后勤供应也无问题。第一南宋国力完全可以支撑的起,第二岳飞出兵前已经事先考虑了后勤需要,选择的北伐路线所经之处都是平原,运输上的困难已经被降到最小。如前所述,1140年岳家军的北伐打到七月十八日,已经收复中原大部光复三京,按照岳飞之前的部署,接下来就是过黄河继续往北打的第二阶段了。而在战斗力和战斗意志不成问题的情况下,还能对岳家军攻势有所限制的无非两个因素:一是兵力够不够,二是后勤会不会出问题。兵力的问题,其实上一节已经说的差不多,这里再稍微补充一下宋军其他军队的情况:首先差不多在岳家军攻克洛阳的同时,西线川陕战区的宋军由褒斜道出潼关,占据了陕州(今河南陕县)和华州(今陕西华县)。——从率军收复荆襄六郡开始,岳飞一直和上流的川陕战区保持了良好的合作。除了人际上与吴玠、胡世将相处友善、多有人际往来和方略协同之外,1136年岳家军第二次北伐攻克虢州、商州(今陕西商洛)后,岳飞还上书朝廷,主动把这两地划给了川陕战区管辖,为西线宋军的作战提供了很大的便利。现在这种良好互动算是收到了效果:川陕战区宋军虽然没能大举北上,但也有所进展,不但使撤离喝无法东援兀术,而且打通了陕南和豫西,是整条战线上除岳家军外进取最积极的一部。而且华州、商州、虢州、陕州连成一线后,无论是正在宝鸡-凤翔一线与王俊、杨政、吴璘等部交战的撤离喝部、还是留驻长安的西线金军余部,想东援兀术都更加困难了。这对将要继续向河北进发的岳家军来说无疑是利好消息。其次还要考虑到的是,这样的局面,是在刘錡所率的1万多人和张俊所率的8万来人完全在淮西(安徽阜阳到马鞍山一线)原地没动的情况下取得的。所以如果赵构真能接受岳飞意见下令全线北伐的话,即便东西线宋军继续和所对金军拉锯,3万三衙亲军也留在临安不动,宋军的兵力也十分富裕。——张俊、刘錡至少可以去接管岳家军和敌后义军打下的新复州县。而金军主力,如上节所述,依靠岳家军,至多再有一场或两场大战即可彻底解决。顺便说也一下张浚这头的症结:张俊按照其以往的行事风格,这时候只要赵构多骂两句,或者哪怕能有个宰相到他驻地,像当年赵鼎吓唬刘光世那样吓吓他,他还是可以动一动打些不错的仗的。——张俊所部的问题是张俊本人为保存实力,一贯畏战避战外加为人“暴而寡谋”;但其部下如张子盖、王德都算是一时勇将,张俊在笼络部下、整合军队上又做的还可以——不然他从龙再早也混不到东南三大将之一。所以他这一部只是不愿战,不是完全不能战。至于后勤方面则主要是两个问题:一是南宋有没有钱继续提供粮草辎重,二是粮食能不能运过去。先说有没有钱。这里首先要明确一点,就是即便不北伐作战,南宋的30万大军也得发粮发军饷发军衣和武器装备。换句话说本来就养着一大堆兵,打也是这些钱,不打也是这些钱,所以如果平常养得起,战时供应的问题就也不大。那么当时的军费有多少,南宋又出得起出不起呢?先算军费。当时各屯驻大军的人数和养兵费用都有明确记载,而且歧异不大。如岳家军十万人的钱粮消耗《鸡肋编》中即有记录:“绍兴八年余在鄂州,见岳侯一军月用钱五十六万缗,米七万余石”。——按《南宋物价史》,当时南宋全国的平均米价大约是一石米三贯300文左右,这样连钱带粮,10万人一年的开销为949.2万贯。除了钱粮,军队还有个大头消耗是军衣,即“冬春衣赐”。而根据当时记录,效用卒一年冬春衣需绢四匹,折钱26贯(此处取值依据见《宋代军用物资保障研究》第127页表),则10万人一年为260万贯。加钱粮消耗,10万军队一年的基本军费为1209万贯。南宋当时全部兵力有三十多万,扣去因运输条件所限由四川本地财政直接供应的川陕宋军,则有接近26万,基本军费约合3144万贯。此外战马和武器装备也是一项较大的开销。当时一匹战马一天需草0.7束,粮食0.06石到0.08石(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05记载及《宋代军用物资保障研究》相关统计),取高值,则一匹军马一年需消耗草255束,粮食29石,合钱100贯左右。而南宋当时战马总数不会超过4万,则一年养马费用超不过400万贯。再加买马费60万-90万贯(据《两宋财政史》统计,南宋绍兴末每年买马三千多匹,每匹马的价格+转运费总计约数百贯),南宋一年在战马方面的支出当接近500万贯。武器装备上,史料载京都万全指挥所(相当于中央直属兵工厂)每年开销约30万贯(具体考证可参考《两宋财政史》第437页),考虑到类似于万全指挥所的机构还有三家,以及各军有时会领款自造的情况,权取100万贯。 |
作者:北溟客 链接: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3079663/answer/30504261 来源:知乎 著作权归作者所有。商业转载请联系作者获得授权,非商业转载请注明出处。 这样加上前面算的基本军费,南宋东南大军的军费开销至多为一年3744万贯。如果继续北伐,无非在此基础上再加粮草运输费用(主要是征调民夫和牲畜的费用)和犒军赏钱。粮草运输方面,如果按岳飞理想的北伐计划,即出动二十万兵力再打3个月算,宋军所需粮草约为42万石。而根据《宋代军用物资保障研究》中所引史料,当时四川地区的粮草运输价格为一石50贯。但川陕地区的路况无论水路陆路都是全国最差,运输耗费自然极高;而岳飞为了后勤不受阻碍,选择的进军路线在平原地区,因此折半取25贯,则运输费用为1050万贯。犒赏方面,参顺昌、郾城可知,一次大捷的赏格为20多万贯,而1140年的北伐按当时战况,再打下去至多有四次左右的会战即可解决问题,所以暂按100万贯计。也就是说,即便当年继续北伐,南宋在1140年全年的军费支出也不会超过5000万贯。(实际上花不了这么多,因为计算支出时多项开支均取了最高值,而且忽略了粮草军队自运、战区民众支持和作战中缴获的情况。后两者后面会补充说明一下。) 而当时的财政收入是多少呢?一年6000万贯甚至更多(这个数字同样不含四川地区)。南宋初期财政收入在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93中有详细记载:“渡江之初,东南岁入犹不满千万,上供才二百万缗,此祖宗正赋也。吕颐浩在户部始创经制钱六百六十余万缗,孟庾为执政,又增总制钱七百八十余万缗。朱胜非当国,又增月桩钱四百余万缗。绍兴末年,合茶盐酒算、坑冶、榷货、籴本和买之钱凡六千余万缗,而半归内藏。”——这里经制钱、总制钱、月桩钱都是南宋立国之初就开始征收而且很快推广到全国的款项(大部分性质是各种商业税。另需注意要录里这条记录只是记载的刚开始设立名目时的数目,不是推广到全国以后的收入统计)。至于其他茶酒盐香之类专卖的税收收入,绍兴和议之后和绍兴初没什么差别,因为绍兴和议后基本没减东南地区这方面的税。再加上和议后有过减免的折帛钱(《要录》卷156和《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4记载和议后减过东南折帛钱,但减免之后此项收入仍达每年一千七百万贯),拿李心传这里记载的这个收入数字来估计1140年的收入,只少不多。而这些财政收入,除了军费,其余的基础开销项目只有皇室费用和官吏俸禄两项,其中皇室费用,根据后来孝宗养赵构的情况,一年大约有四十万贯;官吏俸禄费用没有全面统计,但根据南宋后期“冗官”问题再度凸显后,俸禄支出也始终只占全部财政收入“十之一二”(关于这点的具体史料可参考 《两宋财政史》第457-458页)的情况,不会超过1000万贯(实际上可能更少,因为南宋初期官员很多时候都是支半俸,而且因为武官也在官吏行列中,官员俸禄和军饷钱实际有较大重叠)。也就是说,即使只动用中央的财政收入,北伐的后勤也毫无问题。更不用说地方、作战部队自身和敌占区民众还会分担一些负担。比如岳飞军中历年回易经营所得的“金币物斛”,后来总计就有“六百九十馀万缗”(《文献通考》卷27),此外还屯了不少粮食。这些物资一直放在鄂州军的军库里没动过,就是为北伐准备的。 当然,国家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八十都拿去打仗,这个负担也确实不算小。但问题是宋代的国家财政体系一直就是这么运转的。北宋即如此,南宋更甚,到被蒙元灭掉前,全国财政收入也一直是百分之八十甚至九十都花在了军队身上。原因是整个两宋时期,中原王朝面临的外患压力始终很大,所以即便进入休战时期也很难放手裁军;同时宋代又以募兵制代替了府兵制,因此军费开支注定要成为财政支出的大头。所以南宋初期的这个财政支出结构,在当时人眼里并没什么不正常。而且与金国议和之后,这个状况也没什么改观。——1142年宋金第二次和议以后,南宋其实并未裁减多少兵力。原因也简单:通过自残自虐向侵略成性又不怎么讲规矩的对手换来的和约,终究不能让人放心。即使赵构也只是想偏安,没打算和他爹他哥一样去东北旅旅游。所以和议之后,为了防止金国再像1140年一样说撕和约就撕,南宋仍然保持了数量较大的正规军。根据《宋史》卷193 兵志的记载,在绍兴二十三年也即议和十一年以后,南宋仍然有屯驻大军二十五万四千人。而且由于此时政风军风败坏、朝野上下都耽于享乐变着法搜刮钱,军费开支与和议前的准战争状态相比只多不少。其中湖广地区的驻军,人数已经只有7万多,但一年光钱就要消耗960万贯,反而比当年岳家军全盛时期还多出10.8万贯(此处数据统计及资料来源见《两宋财政史》第132页、《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7《四川总领所》《淮东西湖广总领所》及(《水心别集》卷16《后总》)。足见李心传在《要录》中讥讽的和议前“连年用兵”费用却尚能支吾,和议后反而“休兵浸久,用度滋多,部尝患无余”之怪现象,不独存在于行在临安,而是遍及全国各地。再加上秦桧“(绍兴和议后行经界法时)密谕诸路暗增民税七八,故民力重困,饿死者众”(《宋史》志第一百二十七食货上二)、赵构“(绍兴十三年)诏内库不隶户部、太府,有司辄敢会问,与报供者皆之坐”(汪应辰《文定集》卷2《应诏陈言兵食事宜》)之类的作死行为,南宋和议若干年反而民变兵变频发(关于这点更具体一些的描述可参考:南宋高宗如此昏庸,为何没能促成有效的农民起义推翻现有政权? )也就不奇怪了。也就是说,事实上南宋朝廷不管北伐还是不北伐、议和还是不议和,军费都不会少出;而且看具体情况,不打仗以后花的钱还比打仗的时候花的多了,还都没花在正地方。。总不能说作死有钱,临到干正事儿就没钱了吧? 不过也许还会有人说,后人理性算账当然是北伐比和议划算,但当时的南宋老百姓未必有这个觉悟,——万一人家当时以为和议了日子会好呢?万一人就是愿意供着上层窝在江南瞎折腾也不愿意供军队去收复北方失地呢?现在网上比较流行的“南方人民|士族集团|文官集团(反正是一个什么群体)——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不支持北伐”说,就基本是比着这么个思路提出来的。 |
作者:北溟客 链接: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3079663/answer/30504261 来源:知乎 著作权归作者所有。商业转载请联系作者获得授权,非商业转载请注明出处。 还是说,这种想法不能说没一点道理,但是到底能不能成立,还是要对比史实检验。 而史实是什么呢?史实是在南宋初年,压根就不存在这样的利益集团和意见。原因是当时北方疆土丧失和南北分裂、宋金沿淮河对峙的状况,对南宋的国力民生是“重困”,而且是几乎所有人都可以切身感受到的重困。 首先,宋金南北对峙状态下,淮河到大散关一线战事频频,原本是经济发达地区的淮东、京西、四川等地,由于地处前沿战场,不但民生凋敝十室九空,而且始终处于需要时时防备敌军来袭的惊扰之中,根本不可能再恢复昔日的繁荣。唯一解决问题的途径,就是收复失地,把前沿推回河北甚至燕云一线; 其次就是刚刚算过的,由于要防备金军南下,南宋的军备其实始终无法进行实质性裁减,这点连赵构这样的都能明白,老百姓只会更明白。而且巨额的养兵费用在领土缩小的情况下,只能仗着北宋时期留下的商业发达、民间经济潜力大的好底子,通过加税来保证收入。——前面提过的月桩钱、经总制钱,就基本都是各种商业杂税。同时南宋时期的酒、盐、茶等专卖项目,税额也远比北宋时期高。这种情况下,唯一减轻军费开支的可能,就是把金军消灭或者推回塞外以后,借外部压力的缓解和地利之便,裁减一些兵员。或者就算不能裁军,好歹恢复到北宋时的状况,要养兵大家一起养。 再次,北宋时期的中国经济重心,其实尚未完成由北到南的转移,北方地区在经济上的活力和作用仍然很大。比如河北地区,虽然由于战争带来的环境退化(主要是土地沙化、盐碱化),农业生产已经不占优势,但是在其他类型经济上仍有实力,桑蚕养丝织业、冶铁业、制瓷业都很发达,在北宋年间号称“衣被天下”(关于当时南北经济的状况,更详细的论证可参考《宋代地域经济》一书)。另外当时大部分煤矿铁矿和一些盐矿也在北方,所以南渡之后,南宋的矿冶业、铸钱业、煤铁生产都远不如北宋时期,衰落严重,食盐质量也因北方陷落、盐产地减少而大为下降。而如前所述,金国占据北中国后,由于经济形态落后+行政管理体制粗陋,本族人口也不足,利用不了这些条件,只是白占地方;但宋朝如果能收复失地,在北方地区陷落不过十余年的条件下,要恢复经济并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说白了,在管理系统足够成熟、当地资源也有价值的前提下,收税的地盘肯定是越大越好。或者即便不能恢复,也能把战线前推,减轻淮浙、四川等富庶之地的安全压力和发展阻碍。 总之如果不北伐收复失地,南方百姓不但要承担沉重的赋税负担,忍受原本富庶安定的乡土成为前沿地带的弊端,还得容纳数量巨大的北方移民。倒是北伐收复失地可以极大的减轻这些压力。再加上靖康、建炎年间,金军南下时曾打到京西、江西北路和两浙大搞三光,其事到1140年不过十三年,所以即使是南方民众,也很清楚对他们生存威胁最大的是谁、以及这种威胁到底可怕到什么程度。更不必说利益权衡之外,道德和情感的力量也相当强大——以前写别的答案时曾经提到过:靖康年间北宋国都被围下勤王诏的时候,南方响应的官员和民间义军都不在少数,甚至连远在福建、两广的民众都组织地方武装“越数千里而勤王”(《宗泽集》卷1《乞回銮疏》)。考虑到古代的各种技术条件,这个凝聚力已经很可以了。 以上这些得失义利,当时的百姓看的很明白,执政的士大夫阶层也大部分看的很明白。所以第一次绍兴和议的时候,临安街头才会到处有声称“秦相公是细作”的揭帖,群情汹汹几致生变;岳飞后来被害时,才会有“天下闻者无不垂涕。下至三尺之童,皆怨秦桧”(《三朝北盟会编》卷207《岳侯传》)“都人皆涕泣”(《老学庵笔记》卷1)的民怨沸腾。而官员方面,赵构南渡以后任用的历任宰辅大臣,除了早期的汪、黄和秦桧,其余的几乎都主张北伐收复失地,区别仅在于具体方略不同、能力也有差别而已。其他文职官员和在官不在官的士大夫之中,主战的也是多数,而且很多人不但有恢复之志,也有恢复之才。如督抚西线战区的四川安抚制置使胡世将,即是江南士人,但这并不妨碍他信用吴璘等人,坚持抗金,直至在第二次绍兴和议与金人争领土画界时发恶疾而死。另外秦桧上台独相主导完成和议以后,下手迫害最狠的也不是武将,而恰恰是士大夫阶层。这也是当时不存在所谓“反北伐文官集团”的一个证据。不过这点以前写别的答案时已经强调过很多次,这里就不再铺开说了。 所以就事论事儿说的话,南宋的北伐并不存在来自文官集团、士大夫集团或者“南方地主阶级”之类阶层or利益集团的阻力,也不存在一群庸俗理解“自由主义”、“公民权利”,试图通过不断切割自己与集体联系以实现个人短期利益最大化的“南宋纳税人”。——天朝人民因历史负担太重生存模式too hard之故,忘性有时候大点儿;但真。切身的利害关系,一般还是有脑子看的门儿清护的死紧的。只是人么,从自己的经验出发去揣测别人乃是天性,当年的生死交关,如今已经是近千年的往事;而偶尔兴起讨论往事的今人,所处的环境中外患压力已经很小(个人是觉得算得上是中国历史上安全压力最小的时代了),内部的利益纷争却因为社会的发展而日趋多元化、集团化,甚至有些时候有些地方激烈化,所以难免由己度人。只是历史这东西要正经讨论的话,还是得求个史实与思路对应。以史为鉴以史为鉴,前提是先得保证对历史事实本身的了解是靠谱的,起码大方向基本面关键的史实要把握住。再说白点儿,借古人故事浇今日块垒未为不可,但搞成削足适履甚至强塞私货,就未免有本末倒置之嫌了。 总之,钱不是问题,而且当时的南宋既有钱打仗,也愿意出钱打仗。但是后勤上还有一个关键的步骤,就是物资能不能及时运到战区。——粮草辎重运输,在古代一直是一个很要命的问题,需要耗费大量人力畜力。但是在1140年的北伐中,岳飞选择的从蔡州经陈、颖到东京再到燕京的路线,所过之处皆是平原,不但无险阻,而且能“通大车”(车运是当时公认的效率最高的陆路运输方式),可以最大限度的节省人力物力,保障补给效率。同时这个地区还有一个后勤上的便利,就是运河系统发达,而且到1140年时,应该还有一部分河道能够使用。如1141年兀术再次攻淮西时,即有“丁洪等探到顺昌府番贼聚积粮草事宜”,“见堆垛马杆草四、五十积。并见陈州用船五十余只,船载粮到顺昌府城内下卸了当”(鄂国金佗续编》卷11《令差人体探顺昌府番贼聚粮诣实省札》)。实际上这也是为什么岳飞要苦练精兵,力求不倚仗地利就能保证击败金军的根本原因:就是为了能沿地势平旷、交通便利的京东平原北上进军,进而保证以中原为基地进取河北燕云时,后勤不会受地形限制成为短板。 |
作者:北溟客 链接: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3079663/answer/30504261 来源:知乎 著作权归作者所有。商业转载请联系作者获得授权,非商业转载请注明出处。 最后关于后勤,还有一个有必要强调的问题,就是当时金军作战也已经需要组织后勤运输了,而不是很多人印象中的那样,吃饭基本靠抢。——金人早期起兵,确实是通过自带口粮和掳掠来保证供给的。但差不多从平辽开始,金军就有了一定程度的后勤组织,如1124年即曾“运米五万石于广宁,以给南京、润州戍卒”(《金史》卷3太宗纪);到了进攻北宋时,也多次出现过因为断粮或“野无所获”而无法持续攻势的问题。待金军占据中原两河农耕区后,就更是无法完全靠自携粮和掳掠来满足军需供应了。如金军1141年再次南下时,就曾发动“山东、河北人民不绝般运粮斛,往拱州、亳州、顺昌府前去,称积聚准备般向南来,与军吃”(《鄂国金佗续编》卷11《令措置四太子人马分路作过省札》),后勤已经成为相当重要的一个方面。而一旦后勤乏力,金军甚至会面临人相食的境况,如绍兴初撤离喝与吴玠交战时,就曾因为宋军坚壁清野无从就粮而杀军中的汉人签军为粮食;兀术后来在回忆1141冬进攻淮南的状况时也说过所部人马当时“辎重俱尽,有食奴婢者”,最后撤军时“点集军马,辎重、骡马依稀四分,奴婢十中无六、七”(《三朝北盟会编》卷215《征蒙记》),这与南宋方面叶梦得等人所描述的“士马疲困,粮馈不继,或闻已相食人,势岂能久”(《石林奏议》卷13)相契合,足见在组织运输经验不足的情况下,后勤对金军的限制甚至比对宋军的限制更严重。 那么这点如果放在河北战场意味着什么呢?一方面意味着如果继续在河北交战,金军在华北地区本国国家机器已面临崩溃、反抗武装遍地的情况下,已经无异于在敌占区作战行军,很难再就地获得物资和粮草补充;相反,由于北方人民支持南宋收复失地,宋军却可以有因地就粮的便宜。这种现象其实在吴玠建炎末与金军交战时就出现过:当时已经处于敌占区的凤翔百姓,由于不忿金军统治又感念吴玠的恩德,“相与夜负楚粟输之。玠亦怜其远意,厚赏以银帛,民又益喜。敌怒,遣兵伏渭南,邀而杀之,又令保伍相坐,犯者皆死,而民益冒禁输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9)。而1140年岳家军北伐时,由于“连结河朔”之谋贯彻充分,金国的统治又基本废弛,民众的支持更加积极有力,新收复地区和敌后的百姓都纷纷“争挽车牵牛,载糗粮,以馈义军”,后来中原百姓在苦劝岳飞不要撤军时也说过“我等顶香盆,运粮草,以迎官军,虏人悉知之。今日相公去此,吾等无噍类矣”(《金佗粹编》卷8)。可见岳家军还可以从民间解决一部分粮草问题,而金军则很难有这个便利。另一方面,有后勤系统,意味着金军也会在驻军处屯粮。而金军在退出中原地区时,是“尽弃其辎重”,也就是物资全扔了。所以岳家军也可以部分就粮于敌(之前岳家军在1136年第二次出兵北伐时,就曾取得伪齐一个粮仓,缴获粮食二万石)。虽然不可能完全替代后方供给,但解一时缓急、分担一下后方运输压力还是没问题的。 |
3、南宋高宗如此昏庸,为何没能促成有效的农民起义推翻现有政权? 作者:北溟客 链接: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2808615/answer/22811578 来源:知乎 著作权归作者所有。商业转载请联系作者获得授权,非商业转载请注明出处。 |
史料拿过来要分析一下和别的史料对比一下看看是不是有价值可考,以上两位废话一大堆我就只能呵呵呵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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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不能北伐的话题,岳元帅这种当时的军事家的判断你都不信(不是神话的岳飞,就当是普通杰出将领),信一些千百后的冷兵器战争根本外行的历史学者,甚至网友。。。。。。真是无语! |
@遥望远处的青山 你的感觉很敏锐,那篇帖子看似论证客观翔实,功力深厚,让人叹服,但总是感觉味道不对。 作者其实是炒《文献通考》作者马端临的冷饭,马端临何许人?读读他的书,就知道他是秦桧的铁杆粉丝,很有耐心很认真地为秦桧洗白。 楼主那篇贴子的意思如下: 《文献通考》 卷一百五十四·兵考六: 建炎、绍兴之间,骄兵溃卒,布满东南,聚为大盗,攻陷城邑,荼毒生灵,行都数百里外,率为寇贼之渊薮。而所谓寇贼者,非民怨而叛也,皆不能北向御敌之兵也。张、韩、刘、岳之徒,以辅佐中兴,论功行赏,视前代卫、霍、裴、郭曾无少异,然究其勋庸,亦多是削平内寇,抚定东南耳。一遇女真,非败则遁,纵有小胜,不能补过,而卒不免用屈已讲和之下策,以成宴安江左之计。 ----------------------------------------------------------- 1. 南宋最大的敌人不是金,而是那帮无恶不作的军阀,他们对老百姓,烧杀淫掠,比金人还狠(岳飞其实啥本事没有,就是军纪相对好一点,这才是岳飞享有盛名的原因——岳飞的军队很少烧杀淫掠南宋百姓) 2. 那帮军阀就算祸害也就忍了,他们能不能对外御敌保全国家?答案是也不能。打敌人不行劫掠百姓勒索朝廷很起劲。 3. 远见卓识的秦相公,看清楚这些问题,果断废了这帮没用的祸害,保全了江左半壁。 |
还有,朱熹从来没有洗白过秦桧,朱熹口中,秦桧是妥妥的大罪人,从理学先生角度看来:赵构不顾父兄受辱受苦,自己贪图偏安,伦常大节丧尽,而这是秦桧诱使主和偏安的,秦桧罪莫大焉。 (理学家们的思路是纲常伦理,还不是民族国家,在他们看来赵构应该不顾一切和金人拼命才对,这是为人子必须做的,否则就是不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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