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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转)试论明与后金对蒙古降人的安置 敲黑板敲黑板[第2页] |
作者:炽天使米迦勒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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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降人指战败被俘、投降或主动归附的蒙古人,明称“蒙古降夷”,后金称“蒙古逃人”。①已有研究多集中于明中前期,关于明清交替之际的蒙古降人则缺乏深入细致的研究,特别是后金如何招抚与安置蒙古降人的问题更是鲜有论述。本文在分别详细考察明与后金对蒙古降人安置政策的基础上,从双方对蒙古降人认识的差异入手,探讨明与后金对蒙古降人安置的差异。 |
一、明朝中前期对蒙古降人的政策 明朝初期,盘踞在漠北草原的元朝残余势力是明朝最大的威胁。于是,明廷除了对其进行军事打击之外,又对其实行积极的招抚政策,诱使蒙古人投奔明廷,达到增强自己,削弱北元的目的。洪武四年(1372年)十二月,明廷除对来归的蒙古官吏赐以衣服、粮米、钱钞、宅第等物外,“仍给月钱米有差”,②以保证蒙古降人的生活来源。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赐东昌府新附鞑靼官军钞,指挥十锭,千户八锭,军士五锭。其永平、德、蓟等卫将士如之。”③根据蒙古降人官职大小分别赐予衣被钱粮等物。朱棣即位后,将此政策推广到明朝西北沿边和南方等地。永乐三年(1405年)七月,明朝规定对居住在甘肃、宁夏等处沿边的蒙古人赏赐的标准:“都督,牛二十,羊一百五十;都指挥使,牛十四,羊七十;指挥,牛十,羊六十;千百户、卫所镇抚,牛十,羊五十。其随来军民,每户牛六、羊二十;家属给衣鞋布有差。”④永乐七年(1409年)九月,规定对移居南京等地的蒙古降人的赏赐标准为:“钞币、衣服、布、绢、鞍马、牛、羊、米、薪等日用器,皆给之。”⑤明廷于宣德年间,打破了前代对蒙古人“勿给土地”的惯例,规定:“侯,四百亩;伯,三百亩;都督,二百五十亩;都指挥,二百亩;指挥,一百五十亩;千户、卫镇抚,一百二十亩;百户、所镇抚,一百亩。”⑥自侯到百户的蒙古达官赏赐草场面积从300亩至120亩不等。这种积极的招抚政策使蒙古人不断地南下移居到明朝境内,繁衍生息,日渐强盛,削弱了北元的势力。 |
但是,从元朝夺得天下的明朝群臣对蒙古有着天然的防范意识,认为蒙古降人“方其势穷力屈,不得已而来归,及其安养闲暇,不无观望于其间,恐一旦反侧,边镇不能制也,宜迁之内地,庶无后患”。⑦明太祖朱元璋则提出了“用夏变夷”的安置思想,认为:“人性皆可为善。用夏变夷,古之道也。令所获故元官并降人宜内徙,使之服我中国圣人之教,渐摩礼仪,以革其俗。”⑧正统十四年(1448年)土木之变,明英宗被俘;十月,也先率部打到北京城下,“时(蒙古)降人安置京畿内者,乘机并起为盗。”⑨为此,翰林院侍讲刘定之奏请:“宜乘大兵聚集之际,迁徙其众远居南土,禁其种落,不许自相婚姻;变其衣服,不许仍遵旧俗。或以为兵,使与中国之兵伍相错,以牵制之;或以为民,使与中国之民里甲相离,以染化之。”⑩要求朝廷加强对蒙古降人的管控。于是,景泰五年(1454年)正月,明廷借出征两广、湖、贵等南方苗民之际,调发河间、东昌等处蒙古降人从征,随后又遣其妻子前往定居,“自是肘腋无他患”,解除了蒙古降人对京畿地区的威胁。(11)可见,明廷鉴于“土木之变”中蒙古降人时有叛乱的现象,及时调整了对蒙古降人的政策,由前期的以招抚为主转变为以限制为主的政策,将大量蒙古降人迁往内地安置,借以实现“用夏变夷”的目的。 |
隆庆议和后,明廷准许右翼蒙古的俺达汗朝贡、互市,并给其封号和抚赏,保证了西部边疆的稳定。然而,明廷与土蛮汗为首的左翼蒙古却没有签订和约,于是土蛮汗为实现与明朝通贡互市的目的,继续率领察哈尔、喀尔喀、哈喇慎之兵并联合女真诸部一同侵扰明朝边境,致使双方在辽东地区爆发了长期冲突。由于蒙古降人熟悉“虏中情形”和地理的缘故,在作战中往往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日渐受到明廷重视。万历八年(1580年)三月,辽东巡按安九域本着夷夏之防的固有认识,以“广宁降夷虏性难驯,虑收养贻患”为由,请奏朝廷,“欲将其转发解散”。明廷对此表示疑义,认为蒙古降人“收抚既久,一旦轻为迁徙,恐滋畏疑,且该镇屡捷,颇得其力”,令其“尚须勘处,以为万全”。(12)辽东抚臣周咏也反对安九域的安置方式,认为“新降即行解遣,恐疑夷人心,且绝其归附之路,甚为不便。”(13)明廷对广宁蒙古降人的妥善安置,最终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万历十三年(1584年)三月,“降夷来言,把儿花、大抄花等同西虏以儿邓将以五月犯广宁及关门东西”,抚镇李成梁据此认为“贼有谋矣,不如乘此兵力出剿之”,于是明军“大破虏于边外,斩首八百余级,获其马五百余匹,甲仗称是。”(14)正是由于蒙古降人提供准确的情报,才使明军在广宁地区取得对东部蒙古作战的胜利。可见,在明与东部蒙古对抗的背景下,明廷为稳定蒙古降人人心,以便充分发挥其在对蒙作战中的作用,不得不放宽了对他们安置的限制。 |
二、努尔哈赤兴起后明朝与后金对蒙古降人的安置 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四月,后金袭击抚顺,揭开了后金与明长期激烈战争的序幕。当时,辽东地区灾害严重。同年夏大旱,“赤地千里,米一石银四两,粟二两,刍粟空竭,人马倒死枕藉。”(15)翌年十月,“辽地大雪,多冻饥”;(16)泰昌元年(1620年),“辽东旱,木株尽萎。”(17)持续的干旱与严寒造成蒙古牲畜大量死亡,引发蒙古诸部饥荒,蒙古降人纷纷涌入明朝边境。明辽东经略袁应泰主张积极招抚,认为“我不急救,则彼必归敌,是益之兵也,乃下令招降。”(18)与此同时,后金也积极招抚蒙古降人,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六月,后金攻陷开原,打通了后金与东部蒙古诸部通道后,蒙古降人也陆续逃往后金。史载:“辽自开、铁沦没之后,虏(指蒙古逃人)自十方寺(明开原城西边一堡)等处投入奴寨(指后金),至则纳之。今虏过辽、沈者则投辽、沈,而近开、铁者犹投奴寨。”(19)可见,在明与后金两大势力对峙的形势下,为增强己方的实力,避免蒙古降人流入敌手,明廷与后金展开了对蒙古降人的争夺。但是,在如何安置蒙古降人的问题上,明与后金的态度明显不同。 |
1、明朝对蒙古降人的安置 明廷在招抚蒙古降人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辽东经略袁应泰主张招抚蒙古降人,认为蒙古人善于骑射,可收用为骑兵,增加明军的战斗力,所以命令贺世贤、尤世功、李秉诚、侯世禄、朱万良、姜弼等辽东将领“各收壮夷丁一千名分配各队,是每汉丁五十人,夷丁五六人也”,即将蒙古降人中强壮者分散安置于明军中。并对其中形迹可疑者,委任总兵麻承恩、游击王世忠、备御朱梅等加以审核,“查其无它,可用以战,方始发各营。”(20)但随着招抚蒙古降人日益增多,发生了蒙古降人强入民居,抢夺粮食的行为。为此,袁应泰下令辽东各地给蒙古降人发放月饷,规定“壮者人二两,老弱妻子人五钱”。(21)然而以督饷辽东的户部郎中傅国为代表,反对对蒙古降人安置,拒不给饷,其理由是: |
今之投降西夷也,即非东夷与我敌者,西夷又以逃荒故,皆奄奄欲死之众,非实控弦能作难者,即收之,不过如秦救晋饥耳。彼非投降,我非收降,本与东局风马牛不相及也。即来者果是东夷,心亦不可知己,不可概不察所来,漫漫收之,开门揖盗,况为西夷之逃荒明明者?我自奉命剿东夷,而何以收西夷之逃者为收降也……今民力已竭于加派,内币亦匮于频发,天下方瓶罍交罄,肌骨层剥,是何等时,而以养兵不足养夷,是割我民之臂以喂鹰也。(22) |
天启六年(1626年)五月,后金征喀尔喀蒙古粆花部,致使蒙古人来到明边寻求庇护,辽东督师王之臣唯恐其中混有奸细,于是令负责粆花部领赏的白喇嘛对蒙古降人头目逐一审核,准确无误后,方将他们进行安置。尽管如此,兵部尚书王永光对安置蒙古降人仍顾虑重重:南来者未必皆真夷,况虏情叵测,此二千人者倘安插未遂,所欲日夕窥我虚实以输之,忧在西虏者正恐不后于东虏也,且安插之费目前仅支,后必不继,合无将数内汉人设法安置,其夷类厚给犒赏,即著领赏夷目尽数押领而还,听彼酋首自行分派部落。(27) |
然而,首领粆花被察哈尔林丹汗杀害,部众也被察哈尔与后金瓜分,投奔明廷的蒙古降人已无家可归。这样,天启七年(1627年)十月,王之臣将蒙古降人安插在宁远附近,“分拨各将领统之”。(28)蓟辽总督张凤翼认为蒙古降人在宁远安置不妥,建议将其移至宣大地区。但兵部认为,“宣大遍近陵京,关系甚重,以关蓟不欲者,而强付之宣大,其谁便之。惟延宁甘固沿边数千里发放,零星安插,即有他虞,不难议处,若关蓟宣大则断乎必不可留也。”(29)建议将蒙古降人迁至西北沿边。然而陕西方面也不肯接收,又将此事推回了王之臣。(30)兵部不得不题覆道:“督师王之臣东方之事倚藉方隆,即有收降一节,业安插得所,似无足虑。”(31)以此来重申自己的决议。 综上,由于明廷在蒙古降人安置上存在严重分歧,对蒙古降人的安置可谓费尽周折。这不利于明廷利用蒙古降人抗击后金,客观上也给后金招抚蒙古降人提供了便利条件。 |
2、后金对蒙古降人的安置 为增强实力,抗衡强大的明朝,努尔哈赤也积极收纳蒙古降人,实行“善待来者”的招抚政策。天命六年(1621年)三月,后金相继攻陷沈阳、辽阳及辽河以东70余堡后,后金与喀尔喀五部全部接界,这样一来,投奔后金蒙古降人日益增多。《满文老档》记载,天命六年四月,“巴林部贝勒杜楞属下十八户,一百二十男丁,携马五十匹,牛四百一十头,羊千只逃来。”(32)五月,“巴约特部恩格德尔额驸之弟蒙果尔台吉率子女、畜群及属下三十户人来归。”(33)六月,“巴林部贝勒杜楞之子阿玉希及古尔布什、萨特塔尔三台吉所属蒙古一百六十户来归。”(34)七月,“有喀尔喀贝勒卓里克图(明称粆花)属下六十户来归。”(35)此时的蒙古降人多来自与后金比邻的喀尔喀蒙古,且以散户为主。每逢归附的蒙古人数量多时,努尔哈赤都会“亲御衙门,宴所来之逃人”,(36)以示对他们到来的重视。特别是天命六年十一月,喀尔喀蒙古莽果尔台吉、古尔布什台吉等率其子女、畜群及属下来归,努尔哈赤更是给予极高的礼遇:派大贝勒代善“出汗城,迎于五里外,宰四牛四羊宴之。入城后,下榻于汗衙门,并设大筵宴”。(37)并赐厚赏。据载: 各赐貂裘三、猞猁狲裘二、虎裘二、貂裘二、狐裘一、貂镶朝衣五、镶獭裘二、镶青鼠裘三、蟒衣九、蟒缎六、缎三十五、布五百、金以两计者十、银以两计者五百、雕鞍一、沙鱼皮鞍七、玲珑撒袋一、撒袋兼弓矢者八、甲胄十、童仆、牛马、房舍、田亩及一切器具等物皆备。上以女妻台吉古尔布什,赐名青卓礼克图,给以满洲牛录一,凡三百人,并蒙古牛录一,授为总兵。又以族弟济白里杜济获女,妻台吉莽果尔,亦授为总兵。(38) |
可见,赏给东西不仅种类齐全,且数额相当可观。除此之外,后金还按月发放粮米钱物,规定:“每一蒙古男丁,月给米一斗及银二钱。”(39)以保证蒙古降***常生活。天命七年(1622年)正月,努尔哈赤传谕沿边各堡台人“凡(蒙古)逃人及携带妻孥、牛羊来归之人及汛地之人,即令入境,恐其为敌兵追获”。(40)这为蒙古降人迅速进入后金敞开了便捷之门。 |
天命七年,努尔哈赤率兵破西平堡,占领广宁,继喀尔喀蒙古之后,游牧于广宁边外察哈尔的兀鲁特部因不满其主林丹汗的压迫,开始归附后金。正月初四,“兀鲁特部一丧夫之福晋,率其幼子及四百六十人,携牛五十八头,马四匹来归顺”,努尔哈赤对兀鲁特来投福晋等极为重视,给予精心安置,下令将兀鲁特部福晋“妻于汗子汤古岱阿哥”,又给福晋及其随从大量的赏赐。(41)努尔哈赤此举起到很好的效果:二月十六日,“兀鲁特部明安、索诺木、揣尔扎勒、噶尔玛、昂昆、多尔济、顾鲁、绰尔吉、奇布塔尔、青巴图鲁等十贝勒率妇孺及一千男丁”,举部“逃来广宁城”,努尔哈赤亲自“御衙门,以迎来之礼宴之”,(42)并告诫来投察哈尔蒙古兀鲁特部诸贝勒云:“今尔等远来归我,贤良之人者,嘉其贤而优待之;即是无才之人,亦因其归顺而思养之。勿萌邪恶盗伪之心,若存邪恶盗伪之念,即以我法度处治也。”(43)二月二十五日,努尔哈赤传谕满洲八旗诸贝勒:“由兀鲁特来归之蒙古贝勒、大臣等,著选不愿游牧,欲随诸贝勒来村居住的朋友,与我贝勒等同来。”同时与诸贝勒一同前来之人,“若有妻孥,可令前来。凡携妻孥前来者,皆可信之人,加以豢养。”(44)三月二十六日,自察哈尔来归之兀鲁特诸贝勒经由广宁至辽阳,努尔哈赤“遂以来归之礼,由八旗宰十牛,设筵百席,带至筑新城之地,大宴之。”(45)这充分体现了后金对蒙古降人积极的安置政策。 |
后金不仅对归顺的蒙古降人进行妥善的安置,还采取了设旗、联姻和盟誓等政策。天命七年三月,喀尔喀与兀鲁特诸贝勒率部主动归降,努尔哈赤对其优待,没有将他们同先前来归的蒙古降人一样,以蒙古牛录的形式编入满洲八旗下,而是仍令他们统领部众,建立具有相对独立的蒙古二旗,即喀尔喀旗和兀鲁特旗,以便使满蒙双方贝勒“和睦相处,友好度日”。(46)在此基础上,努尔哈赤传谕满洲八旗与蒙古二旗的诸贝勒间互相联姻,各自成为姻亲,使努尔哈赤子侄与蒙古诸贝勒结成姻亲。《满文老档》记载: 汗之亲家为卓里克图之子鄂勒哲依图、揣尔扎勒、噶尔玛,索诺木、博奉;大贝勒之亲家为莽古勒额驸之父子,岱青之子巴音岱、绰尔吉、米赛、伊林沁、额布根、伊斯哈布;阿敏贝勒之亲家为拜兴之子青吉勒、青吉勒之子达赖;莽古尔泰贝勒之亲家为额尔德尼达赖之子多尔济及特陵;四贝勒(皇太极)之亲家为兀鲁特七贝勒中已故龙贝勒正室之子明安之三子昂昆、班第及多尔济;德格类阿哥为奇布塔尔;阿巴泰贝勒之亲家为莽噶泰之子布当、衮济、希尔胡纳克、阿金;岳托阿哥之亲家为威征之子布彦岱。济尔哈朗阿哥之亲家为台吉巴拜;齐桑古阿哥之亲家为古尔布什台吉;多铎阿哥之亲家为布达之子恩额类。(47) |
可见,喀尔喀蒙古来投的莽古勒额驸、巴拜台吉、古尔布什台吉分别与大贝勒代善、济尔哈朗阿哥、齐桑古阿哥结为亲家,其他兀鲁特部来投诸贝勒分别与努尔哈赤及其他贝勒结为亲家。与此同时,努尔哈赤与来归蒙古诸贝勒盟誓,共同攻明。天命八年(1623年)七月,以喀尔喀蒙古恩格德尔额驸举部来投后金为契机,努尔哈赤及诸子与来投喀尔喀、兀鲁特诸贝勒对天盟誓。先是以恩格德尔额驸为代表的喀尔喀蒙古诸贝勒盟誓曰: 愿仰赖英明汗为生而来,既来之,则蒙汗怜爱,视如赤子,倘有负汗父眷养之恩,则上天知之。既见恶于父母兄弟而来投,所思一切尽已得之,若不念汗之优宠,逆理而行,则祸患及身,必至灭亡。若秉持忠心,竭力图报,必享安逸之福也。(4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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