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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明藏关系考(单方向的明朝视角)[第1页] |
作者:灯心少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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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收集向 个人观点乌思藏属于烂尾楼 前期有控制权(比较简单的羁縻) 中期开始收缩 后期失去控制 领土有两个标准 一.是自我认同 属于自愿意识的共同体 二.是实际控制 实打实的控制 |
经典册封(册封也有臣服的意思)和换代新印 |
明太祖令吐蕃(部分藏区)来降,而且想把乌思藏纳入版图之中 |
设立卫所 |
西藏被视为明朝土司而不是外国 |
监督再生 |
在永乐皇帝封昆泽思巴为大乘法王,封达仓宗的南渴烈思巴为轴数王.又诏命帕木竹巴政权交出萨 迦大般之后,被迫避居偏解之地的萨道主流派重整旗鼓,获得新生。再次成为西藏的重要宗教派别和地 方势力之一。明朝时期的西藏地区开始进入各教派、各地区分立的局面。从八思巴开始享有的、后来被 锋曲坚赞夺取的西藏地方最高权力。至少在后藏地区实际上被明朝中央政府部分地取消了,直到五世达 較喇嘛才在蒙古势力的支持之下逐步重新建立起来。 明朝时期的西藏发生过两次重大的政治变动:一是前期的帕木竹巴政权襄落,二是末期的达赖喇嘛 甘丹颇章政权建立。帕木竹巴政权管治萨迦大股和西藏地方的权力,由于得到元顺帝赐子的虎钮大印 和浩封而得以确立,又由于永乐皇帝的诏令一步一步地逐渐丧失。帕木竹巴政权的衰落是从后戴地区、 从交还萨迦大殿开始的,先由萨迦、红孜扩展到仁蚌、桑珠孜等地。进而扩展到前藏地区,仅仅20余年间 的这一连串历史演变.或由水乐皇帝的诏命直接引发,或可看到当事人仁蚌巴与萨迦大殿之间的关系变 化。事实表明,明朝的政令可以直达西藏中枢,决定西藏政治最核心的关键问题,明朝皇帝对于帕木竹 巴政权具有绝对的权威,明朝在西藏享有与元朝一样的主权地位,本文开篇引述的杜齐、高马士、范。普 拉赫等人的观点,显然距离明朝治藏的历史事实比较遥远。 |
对西番的土地管理 突出控制权 |
楼主记得引用地图得著名原作者。镇楼图作者是 @truman是我 |
修驿站和推行僧官制服和络绎不绝的朝贡加强了经济文化政治交流 |
明代治藏优秀的三点 |
治藏的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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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永乐一朝的合璧文献中最令人叹为观止的则数永乐四年(1406)五世噶玛巴活佛稽留南京时期,明成祖命人根据其为皇帝已故双亲举行的祈福活动而绘制的《荐福图》。该图以后收藏于西藏楚布寺,其总长度超过44米,高逾半米,共由二十二幅连续性彩绘图画构成,皆用汉、藏、波斯、蒙古、回鹘五种语言文字记录相关内容,尽收图文并茂之效。 此前曾有学者赞赏清朝官方修订发行的《五体清文鉴》所体现的统治者的眼光与气度,实乃中国历史上汉族建立的诸多统治王朝望尘莫及。然而这幅配有精美图画,五体合璧的长达四十余米的《噶玛巴活佛荐福图》所给观瞻者带来的视觉效果上的巨大冲击,似乎还要超过《五体清文鉴》和各种纪功碑等通常习见的清代合璧文献,并且这件稀世奇珍所展现的永乐帝的磅礴胸怀和为君气度恐怕也不输于任何一位清代帝王吧。 |
明朝的内亚性(不如说天下观) 被西藏认为是文殊菩萨 这是藏人自己的认同感 |
关于领土的三种看法 第一种是实打的控制 已经吞纳了被视为本土 第二种 是历史上已经控制过但力度小或者有过大规模交流 已经现在成为了领土 就不应该否定之前的控制和交流 第三种 就是新控制 需要制造新的规则 或者发明历史加强共同体的存在 所以我觉得乌思藏属于第二种 有点烂尾楼那种 但不能否定他的统治性 |
明帝对藏人的看法 番人是朕的赤子 地方也是祖宗的疆土。 部分控制力度很大的藏区还要交土赋(纳马) |
一句话 明朝对于西藏有控制过 但是力度不大 但也不能否定明朝对于西藏统治的事实和西藏归属中国的问题。 |
日月昭昭,故国有明 |
跟共和国比对西藏控制力? |
羁縻统治是中国的历史特色,世界其他各国无法复制。 |
这个问题,我提两点。(1)既然乌斯藏属于明朝,那么是什么时候从明朝丢的?1565年,辛厦巴征服西藏大部分,建立藏巴汗国,从明实录上却找不到一点相关记载,可见明朝对乌斯藏的关注度。(2)乌斯藏和藏区要分清,甘南、西宁、川北这些明朝直接控制的地方也是藏区,但区别大了。从维护国家统一角度,现在国内论文上没人敢说西藏不属于明朝,但每篇论文的论证点都是以下几个:(1)众封多建,封法王;(2)让西藏地方修驿道;(3)设立乌斯藏都司。乌斯藏都司是很虚的,还不如关西七卫和外东北那些和明朝联系多。此外,论文中经常说西藏终明朝一世都西陲安宁。这个说法比较有问题,西藏对明朝当然没有威胁,但西藏内部就完全太平吗,辛夏巴是怎么回事?西藏也从没对清朝其他地方有过威胁呢,是不是也可以说终清朝一世西陲安宁?明朝完全不管不问乌斯藏内部,乌斯藏对内地也无威胁,这就叫西陲安宁了。 |
感觉藏区从宋朝以后就很萎靡。 |
1,控制最强的是流官(指能直接调动土地人口和资源的)或者实际有权调动这些的军事最高长官(如西域都护治所在龟兹,本城可以直接调动) 2,其次是当地酋长土司控制当地,但有中央政府的流官起到辅佐或监察作用(例如明朝关西七卫的哈密卫,清朝的库伦办事大臣)。 3,再次就是当地酋长土司控制当地,拥有中央政府的虚名官职。(这种例子太多了) 4,最次是名义称臣,实质行政完全独立。 以上,按这个标准看,明朝的两京十三省和20年的交趾属于1,关西七卫属于2,东北女真和西藏大部分以及三宣六慰属于3,明初的瓦剌鞑靼四王和顺义王俺答属于4。 领土的**就在于把领土的标准划到2还是3甚至4的原因。 |
西藏的视角 http://tieba.baidu.com/p/3622513724?share=9105&fr=share&see_lz=0&sfc=copy&client_type=2&client_version=9.3.8.0&st=1518445327&unique=2E05AE3A3B9F7B010D606F86D2FF5B7D @低调的蛆 |
不错,技术贴要支持下! |
猿禽吧有贴子说明朝有影响收税的地方是在川西青海,而不是全藏,楼主你怎么看 |
指挥同知诏谕之曰朕自布衣开创鸿业荷天地眷佑将士宣劳不数年间削平群雄混一海宇 惟尔西番朵甘乌思藏各族部属闻我声教委身纳款已尝颁赏授职建立武卫俾安军民迩使 者还言各官公勤乃职军民乐业朕甚嘉焉尚虑彼方地广民稠不立重镇治之何以宣布恩威 兹命立西安行都指挥使司于河州其朵甘乌思藏亦升为行都指挥使司颁授银印仍赐各官 衣物呜呼劝赏者国家之大法报效者臣子所当为宜体朕心益遵纪律《明太祖实录》 南哥思丹八亦监藏等来朝贡,乞授职名。省台臣言:“来朝者宜与官职,未来者宜勿 与。”上曰:“吾以诚心待人,彼若不诚,曲在彼矣。况此人万里来朝,若俟其再请 ,岂不负远人归向之心?”遂皆授职名,赐衣帽、钞锭有差。仍遣诏谕朵甘、乌思藏 等处曰:“我国家受天明命,统驭万方,恩抚善良,武威不服,凡在幅员之内,咸推 一视之仁。 诸司等官,【镇抚军民】,皆给诰印。【自今为官者务遵朝廷之法】,抚安一方,为僧者务敦化导之诚,率民为善,以共乐太平。”初,玉人造赐喃加巴藏卜印,既成以 进。上观其玉未羙,亟命工易之。其制:兽纽涂金,银印池,仍加赐喃加巴藏卜彩叚 表里二十匹。未几,南加巴藏卜等辞归,命河州卫镇抚韩加里麻等持敕同至西番,招 谕未附土酋。《明太祖实录卷七十九》 ○辛未敕都指挥同知刘昭何铭等往西番朵甘乌思藏等处【设立站赤】【抚安军民】《明太宗实录卷六十四》 明朝可以直接派军队去青藏修建驿站道,并且还是抚安军民 |
甘肃省崛县保存的《源流录》抄本透露出当时在西藏爆发激烈冲突的信息。该书记载,洪武至景泰年间的藏传佛教高僧班丹扎释“随奉(大宝)法王回西域乌斯国,于粗卜寺精修禅观”。永乐九年,班丹扎释“在乌斯国遍历胜境,参诸知识,修习禅观”。正当他访师修证期间,西藏发生事变,“太宗文皇帝怒乌斯王逆旨,欲遣大兵取乌斯国”。《源流录》详细记述了班丹扎释在这次事变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彼时(乌斯)国王心甚恐怖,与其部下议之。王曰:‘圣朝天兵若临此土,必如破竹,人民何以图生?若之奈何?谁人为我分释此难?’部下众所推举佛子(即班丹扎释——引者注),而谓王曰:‘此上人者,深达教相,方便多能,求浼赴京,代王谢罪,必得解释此危。’王亦曰:‘然’。佛子彼时乐处禅定,彼王虔意谓佛子曰:‘当为我等消释此难,依我所请。’佛子答曰:‘我欲于此依大宗师,忏罪修禅,有所疑悔,亦可印证。’王请再三,谓佛子曰:‘汝不为我施设方便,其如我国众生何?其复如教门慈悲利益何?若天兵一临我境,佛子修习之处亦莫得也。’于是以王固请加诚,又奉法王慈旨,乃为允诺。携王之侄及三十人,自乌斯国南还。”这位求助于班丹扎释的乌斯国王,就是绛曲坚赞的侄孙、当时的帕木竹巴首领扎巴坚赞——永乐四年诏封为阐化王的吉刺思巴监藏巴里藏卜。 《源流录》记述,班丹扎释和乌斯国王之侄一行在路上屡历盗贼、洪水的劫难,备尝艰辛,终于“直抵大京,进见太宗文皇帝,而佛子引乌斯国王侄代谢其罪,陈说其情。圣心大悦,恩施甚加,允佛子所奏,即住兵赦乌斯王罪,不伐其国”。 |
《明实录?太宗实录》“永乐十一年二月己未”条的记载可印证《源流录》:“中官杨三保等使乌思藏等处还。乌思藏怕木竹巴灌顶国师阐化王吉刺思巴监藏巴里藏卜遣侄札结等与三保偕来朝贡”。此即与上述班丹扎释“携王之侄及三十人,自乌斯国南还”相应之事,但《源流录》未记杨三保,而《明实录》则完全未记“怕木竹巴阐化王遣侄札结等朝贡”的具体原一因和班丹扎释的参与。从《源流录》记载的情况看,班丹扎释和阐化王的侄子可能是单独组队,而不是与杨三保使团一起返回京城的。《明实录》的记载则反映出,他们可能是在相同或相近的时间到达京城,同时受到永乐皇帝的接见。 《安多政教史》也记录了相同的事件,并且明确指出原因出于萨迦派和帕木竹巴“构兵”,但置于另一安多籍僧人哲伍仓曲结(据说是宗喀巴的弟子释迦巴藏卜)名下,时间在宣德年间:“彼师(哲伍仓曲结——引者注)回多麦时,正值萨迦与帕主构兵之际,宣宗皇帝拟派军征讨,经彼师恳求,乃免予讨伐。”这一记述应当是将上述班丹扎释在永乐十至十一年之事误置。因为:永乐皇帝在位22年,其中后期,由于大乘法王昆泽思巴得到朝廷的重视和支持,萨迦大殿已经屿还,萨迦派的地位已经稳固,达仓宗的炽盛佛宝国师喃加巴藏卜的儿子南渴烈思巴(《萨迦世系史》中的南喀勒巴坚赞)被朝廷封为辅教王,与帕木竹巴政权首领阐化王扎巴坚赞具有同等的爵位,大乘法王和辅教王特别殷勤地经常遣使朝贡,帕木竹巴的地位相对下降,不敢再欺压萨迦派,因而到明宣宗时不可能再有“萨迦与帕主构兵”之事。明清时期西藏地域的各种史书也都没有宣德年间“萨迦与帕主构兵”的记载。不过,《安多政教史》的这一不十分准确的记述,也印证了明朝前期的确发生了萨迦派与帕木竹巴剧烈冲突的事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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