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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明朝对贵州的扩张与殖民[第2页] |
| 作者:Highelfswor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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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凯阳屯千户长官陈重廉屯田与落家坡杨氏 凯阳屯，又称凯演屯，原名杨家山，位于现岑巩县西北边境上，与现江口县官和镇后干坪紧邻。在明代，凯阳屯是湘黔滇主干道上从镇远进入思州府、石阡府、思南府以及铜仁府支线中的一个军屯。凯阳屯由四个小屯组成：凯阳屯、上屯、下屯、茶叶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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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氏始祖陈重廉，江西临江府清江县亭学乡金水里二十七都古亭团九塘人氏。于洪武年间，以千户之职从军来到贵州。估计应是在永乐年间，思州思南二宣慰司改土归流后，由镇远卫分拨凯阳屯屯田。陈重廉带兵来凯阳屯后，在当地建立了“都司衙门”，负责镇远卫在思南、石阡、铜仁三府间镇远卫属屯田的管理。据光绪《铜仁府志》载，明代镇远卫设于思石铜三府间交通要道上的屯田，仅铜仁府境内就有桃树坪、雷家山、何家山、曾家堡、天堂坳、龙眉、张家寨、山下屯、罗家屯、子母坪、黄家山、唐家山、狗脚屯、白果树、栗园坡（现属岑巩县）、公鹅屯（现属石阡县）和旧屯（现属石阡县青羊），另还有部分屯田在思州境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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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陈氏家传所记和传说，陈氏来凯阳屯时，这里住着姓杨和姓李的“老苗户”。陈家来这里“赶苗夺业”，把土著杨李二姓族人杀的杀，赶跑的赶跑，“指手为界”，使这一整个坝子（四个屯）的数千亩田地，就成了屯军的屯田地。原土著杨姓许多年后有一人回到这里，人们问他搬到哪里去了，那人说“搬到太阳落山的地方去落了家”。后来人们把杨氏搬去的地方称为“落家坡”。当年“赶苗夺业”时跑到落家坡的第一人，就成为了落家坡一带杨氏始祖。现周边人家依然称落家坡杨家为“老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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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家坡位于凯阳屯西去十多里的大山中。据杨氏老人讲，杨家始祖逃到这里时，这里还是原始森林，周边黑压压的，外面根本看不见。杨氏始祖来此十多年未敢回杨家山，直到他的儿子成人了，始祖已老了，想去祭扫自己的祖坟，才出去了一次。杨氏始祖来到落家坡时，很多年就住在山上的洞里。后来杨氏把落家坡开垦出来，人口渐渐多了，才又形成杨氏族人的落家坡村寨。现凯阳小屯，原名李家山，姓李的有没有后人就不得而知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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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上天再多给大明一些时间，缅甸也不是遥不可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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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胡仁斌及其“十二将军”与屯田洪武年间，胡氏始祖胡仁斌，自江西太和县领兵进入贵州，“征剿苗蛮，平服后”，于永乐十二年，率其部众“十二将军来贵州东里一甲胡家屯安居”（引自胡家屯胡氏族谱和胡氏祖碑）。胡家屯位于现江口县官和乡车坝河畔，与凯阳屯相距三十里，中被杉树坡大山阻隔。从凯阳屯往西上杉树坡大山，至半山腰是栗树坪。栗树坪在明代为镇远卫在此设的一哨所，守卫从凯阳至胡家屯山中一线之路。从栗树坪往上至山顶有一接官亭，属清浪卫辖。再过九道拐，下至山脚便是胡家屯和江（读为gang江西方言）溪屯。此为明代从思州至石阡、思南的一条重要官道，胡家屯为此道中的重要守卫据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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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胡氏祖碑所载，胡家屯、江溪屯及车坝河流域的所有军屯都属清浪卫辖。胡仁斌带领其部众由江西进入贵州，经过多年的征战后，受命来到现江口官和车坝河一带屯田，并负责保障这一带交通的安全。由于其手下有十二将军，很大可能，在车坝河一线的胡家屯、江溪屯、背岗坡、旧屯、白果屯、唐家山、王家屯、李家坡地等皆是其十二将军及其部众屯田之处。还据胡氏祖婆碑记，胡仁斌之妻是当时的一名女将军，手下有十二女“将军”。从所带“十二将军”来看，胡仁斌是以百户总兵的身份带兵来此屯田的。传说，胡将军来此时，“指手为界”，赶走了原住的少数民族，占据了车坝河从王家屯至江溪屯一带整个河谷坝子的田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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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居住于江溪屯的廖氏始祖，传说是从江西给胡仁斌牵马的马夫，因其在云贵作战中有功，成为胡仁斌部下的一名将军。一天，在胡氏“指手为界”占田时，廖氏祖婆告诉廖氏祖公，“还不快去，田都要被胡家占完了”，廖氏祖公出门，站在门口“指手为界”说，“这门口能看到的都是我姓廖的”。因此，廖氏占据了现江溪屯一带的河坝田土和两山林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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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在此设军事屯田之前，车坝河流域属提溪长官司辖。提溪长官司设于元代，永乐十六年，因原提溪司正长官阵亡，明政府以原石阡龙泉司正长官杨秀繤任提溪司正长官，世袭其职（（万历）《铜仁府志》，（卷四）《秩官志》，第159页）。而生活于提溪司一带的人民，据万历《铜仁府志》记，明时称这里的人民为“水苗”，又称“下里苗”，主要居住在省溪司和提溪司的水银山、黄柏山、牛角山等地的大山之中。水银黄柏等山就是当时的提溪司属地之内，而车坝河流域就在水银黄柏山之间。同书也载，“郡属各司，汉夷杂居，有土、仡、苗、仲，种类不一，习俗各殊”，“苗人，即今溪洞生苗”（（万历）《铜仁府志》，（卷二）方舆志：《风俗》，第134页），而从明代在车坝河流域所设“苗根洞”名来看，苗民是长期生活于此的土著民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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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胡氏和廖氏老人所讲，当时苗民对侵占其土地的屯军进行了坚决的抵抗，胡仁斌带领十二将军剿杀当地“鞑子”，车坝河两岸堆满了被杀的尸体，连找人掩埋都找不到了，数月后一场暴雨才冲走了这些腐烂的尸体。许多土著人不得不逃离了祖祖辈辈生活的家园，躲进大山原始森林之中。如江溪屯的仡佬族高氏，则逃到石阡府境内，得以幸存下来。直到清末，高氏才从石阡境内迁回居住。生活于白果树的苗族陈氏，与河对岸白果屯陈氏不是一个祖先。白果屯陈氏是在明初实行屯田时，凯阳陈重廉一房来此屯田，由于原住民也姓陈，故只把土著陈氏赶到了白果屯河坝对面的山坡下，土著陈姓便在那里居住了下来，形成了后来的白果树村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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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保存在民间记忆中的，不乏其数。如沿河县河坎乡蛟岩白果坪赵氏立于嘉庆元年（1796年）二月二十六日的“大元帅始祖赵公讳必兴老大人之墓”碑云：“始祖赵必兴为荆州参将，于永乐十三年（1415年）设立思南，赶蛮拓业，汗马功劳，遂插占一方，住居地名白果坪，图当土曹之平原可以耀武，就小河之近可以收鱼……”白果坪赵氏始祖也是以军屯形式进入贵州，“赶苗夺业”，强占了当地土著民族的田土，赵氏渐渐成为当地的一大著姓宗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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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安顺府志》记清镇县“郡民皆客籍，惟寄籍有先后。其可考据者，屯军堡子奉洪武敕，调北征南。当时之官，如汪可、黄寿、陈彬、郑琪作四正，领十二操军，安插之类，散处屯堡各乡，家口随之至黔”（（咸丰）《安顺府志》，（卷十五）地理志《风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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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以上所述，完全可以说明，明王朝在贵州所实施的军事屯田，是与“赶苗夺业”的过程分不开的。明王朝在贵州进行军事屯田，其实就是把征战的大量中原将士安置在少数民族地区。这些将士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渐渐在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成为当地新兴宗族。而在“赶苗夺业”中逃往他乡，或者逃往深山老林中，用自己的双手艰难开垦，渐渐发展成为大山新的主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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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不下去了，想到了太多杀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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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卫所制度在贵州殖民中所起的重大作用 1.明代的卫籍制度要理解明代军事屯田制度的实施和发展，必须明白明代的卫籍制度。卫籍制度是保障屯田制度实施和完成的重要保障。据顾诚先生研究，明代在全国军事屯田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卫籍问题。卫籍是明代卫所制度下形成的一种特殊户籍。顾成先生认为，明太祖在确立卫所制度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立足点，即卫所自身的延绵体制：一、在卫所的军官和旗、军都要把妻、子等家属迁来合聚，即以家庭为单位。二、划出一定地区归卫所管辖，其中按各地不同情况拨给亩数不等的屯田、马场、桑枣园或菜果园。即卫所官兵都授给土地，军官有职务田，士兵有屯种地。这两项措施为保证卫所军人的自然萦衍承袭提供了条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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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开国之初，兵戈未息，卫所主要是由军官率领的旗军（即正军）组成。等到各卫所创建就绪，屯田所获自食有余时，就要通过一定的申报程序由军的原籍州县把他们的妻子等亲属送到卫所。卫所的第一代军家数额应当同卫所正军、旗、官数基本相等。就常情而论，立卫至三世以下就可以用“卫籍”一词来概括卫所人口了，两三代以后就可能发生双向变化：一方面正军、旗出现缺额，其原因是军士受不了将领和军官的压榨、卫地生活环境恶劣而逃亡，或者没有男性后代可继承。另一方面是祖军后裔的不断增加，因为多数情况下正军、旗、官不止生育一个儿子，除一般由长子袭替外，次子以下成为舍余、军余，虽然按官方册籍只登记祖军及其承袭世系这一“家”，事实上祖军的后裔必然繁殖为越来越多的小家庭。这些后裔就存在一个户籍问题，由于其长期与卫所分不开，而且受“其军皆世籍”（《明史》（卷九十）兵志二）。政策的控制，这些人多被登记在卫籍之中，不受地方府州县管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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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卫所毕竟是军事性质的地理单位，舍余和军余往往要承担一些辅助性军事义务，但大多数情况下卫籍人口的生活与州县和承袭正军职役没有太大的差异。许多史料表明，卫所管辖区内的居民（包括原居民籍人户和承袭正军职役以外的祖军后裔）从事各行各业的都有，即以古代常说的仕、农、工、商而言，卫所人口并不例外。随着卫籍人口的增加，为了给卫所人口（首先是军官子弟）提供就学条件，常常要经朝廷批准设立卫学。卫籍也是与卫学和科举制度有密切关系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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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朱元璋在云贵设立卫所的目的 朱元璋在平定云南后大量设立卫所，以卫籍制度来保障明代军事守卫兵员的补充和军需供给，更重要的是让长期征战的有功将士有个保障的居所。洪武后，随着西南地区战事的减少，数十万大军百战艰辛，为了建立明帝国，出生入死，作出了很大的牺牲。现在政权建立了起来，数十万将士今后的安置问题也成了明政府不得不考虑的大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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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平定云南的过程中，数十万大军的给养，多依赖于四川湖广的协济。平定云南后，按规定“将士各还卫所，而所留旗军亦宜代还”（洪152），同时“论平云南功”，封侯授爵。但是，这些措施只能惠及极少数的将领，如“进封颖川侯傅友德为颖国公，副总兵永昌侯蓝玉、安庆侯仇成，定远侯王弼等”（洪158）。数十万大军对于刚刚建立起来的明王朝来讲，稍有不慎，原本是开疆拓土的功臣，就有可能成为新王朝政权不安定的因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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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朱元璋决定把有可能对社会带来不安定或对其王权形成威胁的数十万将士，留在远离中央王权的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其最佳办法就是在西南地区设立卫所，屯田守边。事实上，朱元璋及其政权完全可以如前代王朝一样，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设立“羁縻”政权，即任命少数民族首领统辖少数民族地区的各类事务。因为在明王朝征伐云南梁王的过程中，大多数少数民族部落首领已经归附明政权。许多少数民族还在协助明大军进攻元王朝在西南的残余势力中，立下了汗马功劳，被明政府重又封为土司长官。真正存在的敢于与明政权对抗的少数民族部众，从根本上说已经不能形成对明新政权的威胁。朱元璋应该是认清了这一点，然而在明大军进攻云南的过程中，朱元璋在强调扫清元政权的力量同时，反复强调少数民族在历史上的难治，“叛服无常”。同时，在云南平息后，朱元璋又一再叮嘱将士，并用历史上少数民族“叛服无常”的现象来警示留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官兵，其目的就是稳定这数十万大军，让将士们产生一种只有留下来，才能保障其政权在西南的统治，才能保障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稳定的心理。朱元璋的战略战术，从心理上打消了数十万大军对留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不满，以及东归的念头。明王朝严格的卫籍制度又阻止了将士的东归，而屯田制度则相应保障了将士的安居。为了数十万将士安居边疆，明政府对将士在获取屯田土地的过程中“赶苗夺业”，以血腥手段强占土著成熟田土，放任其所为，也许正是朱元璋及其朝廷所希望达到的目的。即激化民族对立情绪，以便使其大军能永远留在远离中央政权的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这就是朱元璋在西南，特别是贵州设立众多卫所的重要原因，也应是明王朝重要的策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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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明王朝只把军队屯聚在进入云贵的交通要道上，以控其要道，同时又可以对那些不服从明王朝统治的少数民族族群进行镇压，以行“恩威并济”之策。但是，在实行军屯初期，“各屯地方原系有司拨出，瘠薄不堪”，“军田一石不足民田一斗”（（康熙）《平溪卫志》，田赋），数十万大军，仅靠交通要道和这些“瘠薄不堪”之田地收成及土司首领的贡献，是不能保障军队之后勤供给的。于是在洪武后期和永乐年间，明王朝在西南地区的军屯全面展开，让卫所官兵深入土司所辖地区内“屯田”，强行占据和夺取少数民族千百年来艰苦开垦出来的成熟田土。于是便出现了前面所讲述的许氏、胡氏、廖氏等“将军”带领将士到少数民族地区“指手为界”“赶苗夺业”的情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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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洪武至永乐年间，大量的卫所屯军纷纷进入少数民族地区，强行占据原住民的田土，形成了屯军与少数民族交相错居，以中原将士住居田坝，少数民族被迫生存于山区的民族分布格局。如镇远卫在铜仁府属四长官司地除早期占领的交通要道上的土地进行屯田外，还占领了非交通要道上的土地进行屯田，如桃树坪、雷家山、何家山、曾家堡、天堂坳、龙眉等。再如清浪卫，介于镇远卫、平溪卫、思州之间，地域狭小，因而清浪的屯田，除了青溪一地外，大多置于其他府司之地上，仅铜仁府属四长官司地就安置了清浪卫屯田之所八十二处：熊家屯，楚溪屯、龙门坳、平河屯，牙溪屯……（（光绪）《铜仁府志》，（卷二）地理志《疆域》，中共贵州省铜仁地区政治志编辑室据民国缩印本点校本，贵州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各卫所在铜仁府属四长官司地屯田，少量位于交通要道上，更多的是当地水源充足、土地肥沃，易于耕种的坝子上。万历《铜仁府志》中说：铜之“沃土濯于屯戌”（（万历）《铜仁府志》，（卷四）秩官志，第150页），应当是真实的历史记载。如熊家屯就位于现铜仁城南谢桥，在今天依然是旱涝保收的粮食产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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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卫所屯田与黔中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大变迁 明初数十万大军留在西南地区，占领了贵州重要的交通要道和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改变了历史以来贵州民族的分布特点。自秦汉以来，进入贵州的百越、濮人、苗蛮以及巴人，与唐宋时期进入贵州的汉民族与贵州土著先民，渐渐形成在贵阳以东，以苗族（明清时期对各个民族的泛称）为主，在贵阳以西以彝族为主的多民族社会格局，在明王朝的军事屯田制度下全面打破。土著民族被迫迁往云贵高原的深山老林，以图生存，高原上的坝子和水源条件丰好的的宜于粮食生产的坝子、河谷被明大军所占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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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被赶出家园的少数民族，在大山中开垦新的土地，重新发展成为大山的主人。如前所述落家坡杨氏。然而有许多少数民族在这一场浩劫后，拖家带口，四处寻找生存的环境。如江口官和龙氏，就是在这场“赶苗夺业”中，逃往他乡，先在镇远府所属邛水长官司住了一段时间，弘治年间才搬到现江口官和后干坪（原铜仁府提溪司苗根洞后干坪）一带居住。许多少数民族四处迁徙，经过数十年的漂泊生活，才勉强定居下来。如思南冷氏，自称是“正宗”的“老苗子”。冷氏原不姓冷，而是姓令，为了逃避“客家人”的追杀，才在令字边加上两点，改姓冷，也是为了纪念令家的二位始祖。令氏祖先原来居住在一个“财方水源”的地方，汉官军来时，“赶苗夺业”，强占他们的家园，令氏家族组织几千人苦战了十多天，最后令家大败。客家军要杀他们，令氏始祖中的一人只好带着大哥的两个儿子逃离了家园，并把令姓改为冷姓，才逃脱了追杀。冷氏经过数十年的逃难生活，后来来到思南芭蕉溪，为人佣工，生活才渐渐安定下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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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黔北一带旧有“官占坪，民占坡，毕兹卡”毕兹卡是土家族人的自称。被赶进山窝窝之说。就是说，平地（坝子）被官府（汉官和土司官）所占，半坡里居住的是迁入的汉民或归顺了中央王权的少数民族族众，土著民族多数则被官军和汉民赶进了大山，住在“山窝窝”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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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赶苗夺业”过程中，卫所屯军以其军事优势强占黔中土著民族的成熟田土，许多土著民众在与明朝官军的反抗中，有的被屯军卫士所杀，有的被迫离开家园，搬迁到深山老林中的沟壑溪涧、偏僻山地幸存了下来，形成了今天黔中少数民族的居住格居。这种现象在黔中各县新编县志中有大量的记载。如：新编《思南县志》中说，思南县内的土家族多居山坡、沟壑、溪涧，依山建房，大都是十几家或几十家同姓聚居，村寨多以姓氏命名，而在较为宽阔的坝子上多为汉族居住（思南县志编纂委员会：《思南县志》（卷二），（第二章）民族（第一节）土家族，贵州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42页）。新编《印江县志》也说：土家族多“散居偏僻山沟”（《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志》，《社会篇》（第一章第三节）民族习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849页）。思南县境的苗族在明清“赶苗夺业”的历史中，除藏在山洞、森林、边远地区幸存下来的少数苗族外，大多数苗人有的被赶杀，有的被迫改姓，不敢承认自己是苗族（思南县志编纂委员会：《思南县志》（卷二），（第二章）民族（第二节）苗族，第147页），如前冷氏。新编《石阡县志》也记：苗族居住在“山高林深，层峦叠嶂的高王、聚凤、坪山、甘溪、五德、石固等偏僻乡”（石阡县志编纂委员会：《石阡县志》，（第二章第三节）苗族·居住，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34页）。现思南境内的仡佬族，多散居于高寒山区，经济与文化都十分落后。尧民乡川洞村仡佬族彭姓宗族，据其老人讲：彭姓在改土归流前有一千多人，后“赶苗夺业”时，被赶杀殆尽，只剩一小孩藏在王姓（汉族百户）的姐夫家得以幸存。小孩长大后，不敢在异姓中娶妻。其姐怕断绝彭氏后代，遂将女儿许配给他为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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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南擦耳乡大面界仡佬族吴姓在“赶苗夺业”时，全村男女老幼被“官军”赶到村外山沟里杀害，该地至今还叫“杀苗沟”。思南县城南郊仡佬族张姓，据老人张文焕讲：他的祖先来这里时，还没有人住，因前有乌江，后有森林，就搭棚定居，以捕鱼打猎为生。后来人口渐渐多起来，成了村寨，取名仡佬寨。“赶苗夺业”时，全寨房屋被悉数烧光，人被赶杀，有的随江而上逃到塘头仡佬坝居住。剩下的躲过赶杀后，又渐渐回原地居住，但不敢叫仡佬寨了，改叫“阁老寨”（思南县志编纂委员会：《思南县志》（卷二），（第二章）民族（第三节）仡佬族，第151页）。新编《石阡县志》记仡佬族“多居住于高山或半高山的石旮旯地方”（石阡县志编纂委员会：《石阡县志》，（第二章第一节）仡佬族，居住，第129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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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嘉靖《思南府志》中也隐讳地记下了当年“赶苗夺业”的真实情况：“府旧为苗夷所居，自祐恭克服之后，芟荑殆尽。至今居民，皆流寓者。而陕西、江西为多。”就是说，思南府所居的民众为“苗夷”，自从宋代田祐恭领兵进入黔中后，原居于思南府等地的少数民族渐渐被从中原来的人“芟荑殆尽”。可见《思南府志》中“芟荑”二字，也印证了明朝及明以前贵州存在的“赶苗夺业”的传说就是真实的民众历史记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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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东北一带的秦、覃二姓，在“赶苗夺业”之前本为一姓。“赶苗夺业”时，一部分秦姓人为逃避追杀，改姓覃。现这一带秦覃二姓还存在不能通婚的禁忌。在秦姓人中还有“胆大奉头，胆小西早”的说法。道光《思南府志》记，明初时“陆公阅，江西金谿县青田人，为象山先生九世孙。洪武七年（1374年）随宣慰司田仁智征讨偏刀水覃、韩苗僚有功，授偏刀水长官司官守把军关，世其职，嗣改为土巡检”。可见，秦覃二姓的传说应有一定的真实性。1983年恢复民族成分时，秦覃二姓群众说：过去改姓是避讳“苗”字，不敢承认自己是苗族。思南和德江一带的苗族梁氏，早在西晋时进入贵州。梁氏入黔始祖梁忠文随吴将军征战，路经现德江川岩石笋坝，吴将军患病身亡，梁忠文便落居于石笋坝，生子梁琪、梁厂、梁双福三人。在石笋坝，梁双福妻童氏碑记“同西晋入南黔”。梁琪后迁居思南胡家湾居住。现石笋坝、宽坪、竹园、南盆、亭子坝、流水、杨家坳及德江等地梁姓，思南为梁琪后裔，德江为梁双福后裔。又据今人梁忠富讲：“我们姓梁的是‘疙兜苗’。在挖柴疙兜时不准说‘打疙兜’，而说‘辟拽拽’，表示尊敬祖人。在‘赶苗拓（夺）业’时，我们一个祖人躲到空檬子树里，才幸免于难。”梁氏还传说梁氏群众供奉的“苗头像”（自称水扬将军），其“头在贵州，身在云南，脚在陕西，手在四川”，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梁姓族人被赶杀迁徙的传说（思南县志编纂委员会：《思南县志》，（卷二·第二章）民族（第二节）苗族，第148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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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江县政府民族识别办公室复印的《征蛮实录》中载：“朗水十五洞（今印江县朗溪），叛苗四十七寨。罗、吴、石、龙、王、乜、游、杨、胥九姓苗儿结党，复作叛乱。洪武二年调沱江宣抚使田儒明复征……，四路进兵，会合剿杀。”九姓苗大部分人被迫逃离家园。现散居在思南境内凉水井、孙家坝、磨石溪、庙坝、老店子、双龙、擦耳、尧民等及黔东南东北各处的罗姓后代，都尊洪武时朗水十五洞苗头罗大车、罗大保为其始祖。嘉靖十五年（1536年）的一摩崖石刻也可为证其事的真实：位于印江县木黄镇西3.5公里处的大关口，过去是控制朗水上下十五洞的咽喉要隘。在关口路边的一墩石壁上，刻有“嘉靖十五年苗还。奉钦差兵备杨，起调土兵把守。领兵百户田。嘉靖拾伍……旦”等字。可见原住朗水十五洞苗民，许多被赶出了十五洞辖境外。经过一百五十余年，朗水十五洞被赶出的苗民后代，曾武装组织返回故地。在“赶苗夺业”后建立起的土司政权，也不得不让其返回故地，只好设防把守，并刻石记其事（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概况编写组：《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概况》，（第十章）名胜古迹（第二节）文物古迹《大关口摩崖》，贵州民族出版。社1987年版，第155页）。这又与散居在十五洞以外的罗氏的传说是一致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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