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说清朝所谓“康乾盛世”，不过是帝国落日前最后一抹余晖，其实际水准远不如明朝的“洪永盛世”，“洪宣之治”，“成化中兴”，“嘉万盛世”。清朝不过是在西北，西南多次用兵，开疆拓土，改土归流，遏制新疆，西藏分裂势力上面取得了一些成就。可明清之际，汉唐时通往欧洲的陆上丝绸之路早已废弃，西欧大航海时代早已开启，世界政治和经济重心早已经转向海洋。明成祖朱棣派郑和数下西洋，积极对外开放交流，建立中国主导的“朝贡――贸易体系”是符合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同时对北方蒙古，女真等蛮族实行积极防御的打击方针。朱棣迁都北京，“天子守国门”。为维护国家全局稳定做出重大贡献。而建立后金（满清前身）的建州女真族酋长努尔哈赤原本为明朝旧属，努酋首先反叛明中央朝廷，得国不正；满清趁明内乱入主中原，取代明朝后，又在全国各地大肆屠杀数以亿计的汉族人口。为维持其统治，满清统治者长期实行闭关锁国，迁界禁海等国策。严厉禁止汉族民间结社和人口随意迁徙。对汉族人实行满族皇权专制和汉族士绅宗族、宗法专制相结合的严密统治制度；对汉族知识分子实行残酷的“文字狱”高压政策，封印明代科技成果，烧毁，消除，篡改大量不利于清朝统治的文化，科技，人文书籍，历史资料；残酷镇压包括汉族在内的国内各民族反清反满活动；到了清乾隆皇帝时期，乾隆更是将明代儒教士大夫的“道统理学”思想改造为“忠君理学”思想（这也是晚清曾国藩统驭湘军的思想意识工具），从思想意识和日常行为上进一步强化汉族官僚对满清主子的“奴才意识”。汉族士大夫们历来奉行的“文死谏，武死战”作风自明亡后成为绝唱。如果说明代皇帝与士大夫们共治天下，士大夫们多少还有些责任心和家国情怀，到了清代，汉族官僚们想：反正这天下首先就不是汉人的，汉族士大夫也不再是天下的主人，他们只是效忠满清皇帝和满州权贵的奴才而已。官僚阶层再无明代时的责任心和家国情怀。到了晚清，整个国家机器逐渐走向全面腐朽和瓦解。加之崛起的西方列强的强势冲击，加剧了原本尖锐的社会矛盾，清王朝不可避免的走向覆灭。整个清朝统治的时期，是近代欧洲自“文艺复兴”后，开启大航海时代以来，近代工业革命进程不断积累，酝酿，并最终大爆发的时代。。近代欧洲工业革命的爆发，使得欧洲进入了以新生产力和生产方式为特征的，生产水平和效率远高于以往传统农耕社会的资本主义工业化文明社会。同时代清朝统治下的中国，即使是其最鼎盛的“康乾盛世”时期，当时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只相当于现在印度在世界的影响力：区域性亚洲二流国家。远不如明朝时期，明成祖朱棣之后到明朝灭亡以前这两百四十多年，大明朝统治下的中国已成为当时的世界经济中心，商品贸易物流中心，高端手工业产品制造中心（在西方大机器生产时代到来之前，西方的手工业规模和水平远不能和中国明朝手工产业相比，明朝中后期大量白银从欧洲人开采的南美洲银矿流入中国，大量高品质的中国手工艺产品流入欧洲），明朝后期，科学理论和科学技术进一步得到发展。明崇祯时，中国学者已经开始着手翻译《几何原本》。随着“嘉―万”时期东南沿海地区工商业的大繁荣和大发展，已经初步形成了早期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新兴市民阶层。可以说，明朝灭亡前的中国已处在近代科技即将大突破，工业革命即将孕育而生的前夜。而这一切随着“甲申国难”，明清换代，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大战乱嘎然而止。满清近三百年对中国的黑暗统治，是造成近代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源，是中国人几百年来奴性思想的根源，也是面对西方列强时中国人长期缺乏硬实力―充实的物质基础和软实力―强烈的文化自信的根源。也是中国自近代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国家富强不断进行革命起义（太平天国、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国共第一次内战），抗日战争，国共第二次内战，抗美援朝战争）的根源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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