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 战国与希腊：中西方的“文化隔阂”源于哪里？[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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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战国与希腊：中西方的“文化隔阂”源于哪里？[第5页]

作者:兰l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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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在七国争雄战火燃烧的最后三十年，他一只手教出了法家奇才李斯与韩非，另一只手却默默书写传授着儒学。当秦朝焚书坑儒时，只有他通过“私学”悄悄传授下来这批根本经典，而被汉儒复述重写。“盖自七十子之徒既殁，汉诸儒未兴，中更战国暴秦之乱，六艺之传赖以不绝者，荀卿也。”“荀卿于诸经无不通，而古籍阙亡其授受不可尽知矣”。
一心要改革经典的异端，却是最忠诚于经典的人。没有荀子，儒家经典将全部失传，董仲舒也决搞不成儒学复兴，宋明理学连诞生的机会都没有。荀子无名无位两千年后，才被清廷第一次纳入《四库全书》的儒家部分。此前，他在兰陵的墓（现山东临沂兰陵县）一直荒凉寂寥。明人李晔写道，“古冢萧萧鞠狐兔，路人指点荀卿墓。”又道，“卧烟露，愁黄昏，苍苍荆棘如云屯。野花发尽无人到，唯有蛛丝罗墓门。”

行纯粹者易，行中道者难。随时要准备被两个极端所抛弃所夹击。即便如此，历史最终会沿着中道前进。汉武帝与汉宣帝接受了荀子的思想，“礼法合一”“儒法合治”“汉家自有制度，以王霸道杂之”。接着，历代王朝也按照他的思想继续前行，只是因为他的“不纯粹”，所有君王都只用其实而不用其名。好在荀子只唯实不唯名。儒法由此真正合流。法家创造了中央集权郡县制和基层官僚系统，儒家则创造了士大夫精神和家国天下的集体主义伦理，在魏晋唐宋又融合了道家和佛家哲学，创造了儒释道合一的精神世界。这种超级稳定的大一统国家结构发散到整个东亚，成为中华文明与中华民族强而不霸、弱而不分、从不中断的秘密。之所以还称为“秘密”，是因为大多数西方学者至今仍未去研究。

第二章 | 希腊
一
公元前346年，在商鞅刚刚完成郡县制改革的时候，相隔万里的雅典也发生了一次意义深远的“精神地震”。震中是两个人，一个是雅典的头号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一个是雅典的头号政论家伊索克拉底。
亚里士多德是继苏格拉底、柏拉图之后希腊最伟大的哲人，是现代西方几乎一切重要学问——哲学、逻辑学、政治学、生物学、物理学、诗学、星象学和宇宙哲学的开创人。
伊索克拉底是雅典的雄辩之王。雅典城邦政治，万事皆要通过公民大会辩论。政治家必须同时是雄辩家，是雄辩家就必须学习伊索克拉底。

一个是知识，一个是雄辩，这样两个人，代表着雅典精神的核心。然而，他们却抛弃了雅典，选择了马其顿。
转折，来源于城邦危机。
今天，西方深刻缅怀的希腊古典文明，其实只是雅典历史上的一小段，即伯利克里执政的黄金时期，代表着民主制度的最伟大成就。而这短短几十年黄金期前后，希腊城邦世界一直陷入无休止的恶性内斗。早自希波战争之后，雅典称霸了 70余年；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斯巴达称霸了30余年。谁称霸，谁就可以占用小国上交的贡金建设军队。哪个小国不想入盟，就会被暴打，雅典就曾对拒绝加入自己的城邦进行过血腥屠城（米洛斯城和西库昂城）。雅典和斯巴达的恶斗，甚至还一度引入共同宿敌波斯来仲裁。战乱之中，土地逐渐集中到富人手里，失去土地的贫民，为了外邦的金钱变成了雇佣兵，转头攻打自己的城邦。

这种乱局持续了100年。
乱局中诞生了一种呼声：全希腊城邦不要再争抢彼此有限资源，应共同向外征服殖民，去抢波斯抢亚洲，希腊才会获得和平富强。
第一个发出这个呼声的，是伊索克拉底。在发表于公元前380年的《泛希腊集会词》演讲中，他说：“希腊人被限制在一个狭小的地带，而且由于土地不足，他们彼此谋害，互相袭击，有的死于每日口粮的缺乏，有的死于战争。”“在我们从同一源泉获得利益、和同一敌人进行战斗之前，希腊人不可能和睦相处。等我们摆脱了生活上的贫困——这种贫困使友谊破裂，使至亲成仇，使全人类陷入战争与内乱中——那时候我们才能和睦相处，才能有真正的善意。为此，我们必须竭力使战争尽快从这里转入亚洲大陆（小亚细亚）。”
外侵，征服，掠夺，殖民。过剩的人口在波斯的土地上建立殖民城市；留在本土的人口将重新拥有足够的土地。

这个思路，近代历史学家称为“泛希腊主义”或“大希腊主义”。这可不是因为波斯有侵略威胁，希波战争早就过去一个世纪，双方早已缔结了和平条约。希腊统一运动的根本动力，是解决土地缺乏、人口过剩的问题。传播希腊文明，只是附带产物。这套思路，成为后世西方殖民帝国主义的思想雏形。伊索克拉底可算作是第一个提出殖民帝国主义的人。因为伯利克里虽然曾经提出过雅典帝国主义，但那是黄金时代，扩张之外还带有价值理想。而伊索克拉底的帝国主义是在衰败时代发生的，理想已经消失，只剩下殖民本能。
在呼吁“大希腊”的同时，伊索克拉底最初坚持，统一大业必须由雅典当领头人。认为雅典具有最强大的海军力量，最高级的文明，最具有“道义担当”与“国际主义精神”。有些人反对他。因为征服会带来更大杀戮，不应再重复雅典曾经屠城的黑历史。伊索克拉底认为，只要使用暴力的程度和掌握领导权的时间相匹配，就是好的霸权，“既然我们极少使用严厉的手腕，而又能在最长的时期里掌控这种领导权，又怎么不应该受到表扬呢？”
伊索克拉底没有想到的是，他呼吁了四十年，雅典却一直置若罔闻。因为年轻一代演说家们（如德摩斯梯尼）都是内战派。雅典继续打斯巴达，打底比斯，打马其顿。宁可花钱请雇佣军伤害彼此，就是不愿意团结一起对外打波斯。伊索克拉底悲叹道。

一贯囿于自己狭隘利益的城邦永远也不会与其他城邦共享一种和谐的生活。”“（主战派）惯于让他们自己的城邦陷入混乱状态，因为所有城邦的共同和平会危及他们个人的私利。”
雅典不睬他，他只好求助其他力量。在公元前346年的政治集会上，他公开呼吁由马其顿国王腓力来统一希腊。长久以来，马其顿一直是希腊城邦世界的边缘国家，其祖先和希腊只有着一些模糊的血缘关系。此时的伊索克拉底已经87岁高龄，连腓力的面都没有见过。但为了“大希腊”，他给腓力写公开信（《致腓力辞》）说，“我已经不再对雅典和斯巴达抱有希望。因为这两个城邦因为各自的麻烦，都已经衰落到最低谷。”他认为唯有腓力王是能出征波斯而使大希腊团结的政治强人。
他还殷勤地向腓力建议道，“你要劝说其他的波斯总督摆脱波斯国王的束缚，前提就是你将给予他们‘自由’，并且还要将这种‘自由’惠及到亚细亚地区。因为‘自由’这个词一来到希腊世界，就导致了我们（雅典）的帝国和拉西第梦人（斯巴达）的帝国的瓦解。”

这些话，和后人对雅典自由民主的印象太不一样了。伊索克拉底无论有多少顶哲人的桂冠，他本质上是个政治家。哲学家可以考虑永恒，但政治家必须面对现实。20年以后，腓力的儿子亚历山大正是按照伊索克拉底的战略思路，征服了埃及和波斯，建立了大希腊殖民帝国。但亚历山大的老师不是伊索克拉底，而是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在“大希腊”的道路上，比伊索克拉底走得更远。

亚里士多德虽然身在蛮族，却心在雅典。17岁的他独身一人投奔雅典柏拉图学院，开始了20年的哲学生涯。他是柏拉图最优秀的弟子，一度有望成为柏拉图学院的接班人。但是，柏拉图逝世时，却将学院交给了亲侄子而不是他。最重要的原因是，亚里士多德是个外邦人。他在雅典不能拥有合法财产（土地），更不能参与政治，因为他没有“公民权”。按照法律，拥有雅典公民权的必须父母都是雅典人。伊索克拉底、苏格拉底、柏拉图，就是血统纯正的雅典人。而亚里士多德无论在雅典住了多久，无论为雅典做出多大贡献，就是没有参与政治的权利。雅典法律，把希腊最伟大的智者和雅典永远分开了；把所有不产于雅典却愿意忠于雅典的士子和雅典分开了。讽刺的是，这条法律正是被西方共誉为民主政治楷模的伯利克里颁布的。

亚里士多德离开了雅典。
伊索克拉底发表了致腓力辞的3年后，亚里士多德受邀奔赴马其顿宫廷担任亚历山大的老师。
亚里士多德真正教导亚历山大的时光只有3年。上课是在一个前后贯通的山洞里。他按照希腊文明的最高标准塑造着亚历山大。他让14岁的少年喜爱上了希腊文学与荷马史诗，并对生物学、植物学、动物学等广阔的知识产生热情。更重要的还是政治思想。亚里士多德为教育亚历山大专门写了《论君主》和《论殖民地》。哪怕在亚历山大东征过程中，师徒二人也通信密切。据普鲁塔克《传记集》记载，亚历山大在给亚里士多德的信中总是求教政治学道理，说这比他征服一个城池带来的快乐大得多。黑格尔说，亚历山大的精神和事业的伟大正是来自亚里士多德深刻的形而上学。
亚历山大一边残酷征服，一边传播希腊文明。他在非洲、西亚、中亚和南亚建立了大量拥有竞技场和神庙的希腊化城市，遍及埃及、利比亚、叙利亚、巴勒斯坦、伊拉克、波斯、土耳其、阿富汗和印度。这些希腊化城市的博物院和图书馆成为科学文化、哲学艺术的殿堂。他甚至还把亚洲的动植物标本源源不断送回给正在雅典办学的亚里士多德做研究。之后的拿破仑最崇拜亚历山大，在远征埃及时也带上了大量考古学家，最终发现了罗塞塔石碑，开启了埃及学。

如果说，伊索克拉底为“大希腊”创造了军事战略，那亚里士多德则为“大希腊”设计了精神框架。
他们内心并非没有矛盾。
伊索克拉底对马其顿提出的唯一要求是，对波斯人可以用“强迫”的手段，但对希腊人要用“说服”的手段（“说服可用于希腊人，强迫可用于蛮族人”）。亚里士多德说得更为明确，马其顿对亚洲人可以像“主人”（对奴隶）那样统治，但对于希腊各城邦的人，要像“头领”（对追随者）那样对待。
这句话正是“希腊帝国”的精髓——内部是民主，外部是殖民；上面是公民，下面是奴隶。美国史学家弗格森说，“帝国”描述的是主体民族和外部民族的关系，和主体民族内部采用什么政治制度无关。这种希腊式帝国，成为日后欧洲帝国的精神原型与政治模板。十七世纪之后，欧洲帝国的陆上东侵路线竟和亚历山大一样。
历史将如何回答他们的苦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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