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 狡兔死，走狗烹，二二臣中的极品反骨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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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狡兔死，走狗烹，二二臣中的极品反骨仔——吴三桂[第1页]

作者:重修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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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十八年末，公元1662年初，吴三桂率军进入缅甸境内追击逃亡的南明君臣。南明皇帝永历即将被擒，绝望中给吴三桂写了一封感人至深的信。因为写的太好，所以没有翻译成白话文而直接抄录如下：　　将军新朝之勋臣，旧朝（明朝）之重镇也。世膺爵秩，藩封外疆，烈皇帝（崇祯）之于将军，可谓甚厚。讵意国遭不造，闯贼肆恶，突入我京城，殄灭我社稷，逼死我先帝，杀戮我人民。将军志兴楚国，饮泣秦庭，缟素誓师，提兵问罪，当日之本衷，原未泯也。奈何凭借大国（清），狐假虎威，外施复仇之虚名，阴作新朝之佐命？逆贼授首之后，而南方一带土宇非复先朝有也。南方诸臣不忍宗社之颠覆，迎立南阳（福王）。何图枕席未安，干戈猝至，弘光殄祀，隆武伏诛。仆（永历自称）于此时，几不欲生，犹睱为宗社计乎？诸臣强之再三，谬承先错。
　　
　　

自是以来，一战而楚地失，再战而东粤亡，流离惊窜，不可胜数。幸李定国迎仆于贵州，接仆于南安，自谓与人无患，与世无争矣。而将军忘君父之大德，图开创之丰功，督师入滇，覆我巢穴。仆由是渡沙漠，聊借缅人以固吾圉，山遥水远，言哭谁欢，祗益悲矣！既失世守之河山，苟全微命于蛮服，亦自幸矣！乃将军不避艰险，请命远来，提数十万之众，穷追逆族之身，何视天下之不广哉？岂天覆地载之中，独不容仆一人乎？抑对王锡爵之后，犹欲歼仆以邀功乎？
　　
　　

第思高皇帝（朱元璋）栉风沐雨之天下，犹不能贻留片地，以为将军建功之所，将军既毁我室，又欲取我子，读《鸱鸮》之章，能不惨然心恻乎？将军犹是世禄之裔，即不为仆怜，独不念先帝乎？即不念先帝，独不念二祖列宗乎？即不念二祖列宗，独不念己之祖若父乎？不知大清何恩何德于将军，仆又何愁何怨于将军也！将军自以为智，而适成其愚；自以为厚，而反dang其薄。奕而后，史有传，书有载，当以将军为何如人也！仆今者兵丧力弱，茕茕孑立，区区之命，悬于将军之手矣。如必欲仆首领，则虽粉身碎骨，血浅草莱，所不敢辞。若其转祸为福，或以遐方寸土仍存三恪，更非敢望。倘得与太平草木，同霑雨露于圣朝，仆纵有亿万之众，亦付于将军，惟将军是命。将军臣事大清，亦可谓不忘故主之血食，不负先帝之大德也。惟冀裁之！
　　
　

汉人对吴三桂寄予的期望越大，清廷对吴三桂的猜忌也就越深。吴三桂的处境也就越是尴尬、微妙。在民族大义和荣华富贵之间，吴三桂没有任何疑问地选择了后者。不用拿什么道德良知来指责他，这里恰好有李治亭著的吴三桂大传，文中对永历的信作了唯物史观的如下评论：
　　
　　

从这封信的内容，可以想见，永历是在极度痛苦与愤怒交织的情绪中写成的。我们且不必分辨其中的是非，仅从全文的气势来看，声情并茂，不禁令人感泣！明朝自朱元璋创立，到现在已历二百六十多年，其结局如同建国时一样，轰轰烈烈，又多了一个悲壮、惨烈！永历为失去祖先创下的江山，心中充满了无限悲愤和无力回天的哀叹。在无可挽回的命运面前，他显得多么渺小，多么怯懦！作为一个末世的亡国之君，总是不敢面对残酷的现实，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失败。可是，失败、灭亡是不可避免的。这如同一个人的生命一样，总有完结的一天。任何客观存在的事物，在广漠的天地间，都不过是暂时存在的现象，没有永久存在，也没有久盛不衰。恰恰相反，盛则衰、衰而亡，是宇宙的普遍规律。可惜，封建帝王永历根本不懂得这个道理，只能是怨天尤人。吴三桂从引清兵入关，到穷追永历，从道义上说，有负于明朝，但从理性而论，却是顺应了当时的历史发展趋势。判断历史的是非，道义不是衡量是非的主要标准，还是从历史的发展来考察，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永历恰恰是从道义上谴责三桂背主求荣，可能会唤起人们的同情，却不能改变历史的发展趋势。南明经弘光、隆武、永历三主，都是腐败的政权，它们的存在，无补于历史的发展，与这个政权同归于尽，殉道而亡，虽气节可嘉，不过成了这些腐败而不可救药的政权的牺牲品而已。永历对三桂的诛心之伐，仅仅是历史的瞬间回声，是以永历为代表的过时的人物对自己行将完结，而表示出的无可挽回的抗争。——吴三桂大传(李治亭)
　　
　　如果把这些满脑子“顺应历史潮流”唯物主义先进思想的“现代人”穿越到吴三桂的位置上去，又会做的比吴三桂道德怎样？
　　
　　就在永历写这封信的同时，吴三桂与缅甸策划的计谋正在加紧进行。缅甸把永历君臣骗入吴三桂军营。事先，吴三桂先派高得捷、官国泰、盛有功、徐伯率兵百人前去，暗中监视；接着，又派出二百人，接应前一批，以防出差错。当永历一行被骗出走，高得捷等都在暗中密切注视。这一切，都进行得相当顺利，没费一兵一卒，神不知鬼不觉，就把永历及其家属一个不漏地全部擒获到手！南明最后一个政权永历朝廷至此灭亡，明朝的历史亦宣告结束。
　　

吴三跪啊，无吕布之武，有吕布之心。反复无常之人最可恨！

南明永历君臣逃亡缅甸，其力量已微不足道，对清朝构不成严重威胁。开始，它本不在意。但是，永历的存在，至少在政治上还象征明朝并没有完全灭亡，那么，清朝对全国的统治就不是完整的，不能视它为天下共主。而永历的被擒获，清朝就形式上成为全国惟一合法政权。清廷因而大加渲染，加以宣传，目的是绝明朝故旧遗老和反清势力复明之念，可收安定人心、巩固统治之效。吴三桂更博得清廷的一片欢心。而吴三桂杀死永历，彻绝人望，也彻底卖身于清廷，并籍此得到了清廷对这条忠实鹰犬的奖赏。早在顺治十六年三月，清廷就命吴三桂留镇云南，总管云南军政一切事务。杀死永历半年后的康熙元年十二月，清廷又把贵州交由吴三桂全权管理。这样，便形成了吴三桂王云贵、尚可喜王广东、耿继茂王福建的“三藩”并立的局面。“三藩”之中，吴三桂占地最多，兵力最强，势力也最为雄厚。
　　
　　

到这时候吴三桂已经彻底成为了汉奸，何况以他在清廷中的地位也决无任何利益诱使他反清复明。但此时一些尚未绝望的汉人仍对吴三桂抱有期望。这当中典型的是查如龙“上血书”的事件。
　　
　　查如龙原是南明弘光政权某部的官员，后流落江湖，以反清复明为己志，到处活动。康熙初年，查如龙伪造全国各省总督、巡抚、提督的书信，其官封、印信、花押、图章，非常逼真，令人很难识破。其伪造的信中，都有“联络声气，共图举事，恢复中原”的内容。查如龙把这些伪信汇为一册，携带身上，前往云南。他宿于离昆明不远的一座寺庙中，咬破食指，给吴三桂写了一封血书，大意是：天下督抚提镇及朝中大臣，皆有同心，待王为盟津之会（武王伐纣，会八百诸侯于河南孟津渡口）。大王，您是汉人，当年之事（指吴降清），出于不得已。今天下之机杼把握在王的手里，王如果出兵以临中原，天下响应，此千古一大时机啊！
　　
　　

查如龙写好血书，托付一个侍童送到吴三桂王府。他企图让人们都知道这封信，给吴三桂施加压力，造成迫使他不得不从之势。侍童到了昆明，却没有办法进王府，他徘徊了一阵。返回到寺庙，把信退给了查如龙。投书不成，他到了曲靖府，不慎犯了事，被知府李率祖拿获，所有伪造的信札和写给吴三桂的血书等都被查出。李率祖与吴三桂不和，得此物证甚是高兴。但见其书札稿中牵连各省官员，无一遗漏，就都给烧掉了，只留下血书，申报督抚，上达朝廷。李率祖不能不报告吴三桂，并把查如龙交给他处置。吴三桂命千总董三纲把查如龙押解进京。临行，查如龙大叫：“我死，你灭九族之日也不远了！”至京，朝廷以叛逆十恶不赦之罪判凌迟处死。
　　
　　

清廷与三藩各怀心事，是不言自明的。既然他们的儿子留在京师，他们正好利用这个条件，时刻探听朝廷的动向。吴三桂有此考虑，特把他的一个亲属胡心水安排在应熊身边，嘱咐他说：“吾子年少，不懂事，烦你代为照料一切事。”胡心水心领神会，悉心掌管应熊额驸府中日常庶务。他“挥金如土，上下左右无不相得”。凡有关吴三桂的事，都靠买通的朝臣替他说话。他专刺探“密事”，及时向吴三桂报告。吴应熊也留心朝廷举动，“多聚奸人，散金钱，交通四方”，凡大小事，他都“飞骑报闻”。吴三桂虽身在数千里之外，朝中一举一动，无不了如指掌。清廷廷与吴三桂的相互疑心，彼此心照不宣。但随着大规模战事的结束，平衡很快被打破。早在顺治十八年，四川川北道杨素蕴最先发难，首次揭发吴三桂擅自用权，随便选任云南官吏，“有碍国体”，第一次敲响了警钟。继杨素蕴之后，康熙七年，又有甘肃庆阳府知府傅弘烈参劾吴三桂，直言其“必有异志，宜早为防备”。在清廷未完全掌握主动权而只有表面上的优势时，是不敢轻易触动吴三桂的，只能制裁傅弘烈。经部议，认定他“越职言事，劾奏亲王”，犯有诬告罪，将他逮捕，判处斩刑。康熙九年予以减刑，发充广西梧州军中效力。接着，中城御史李棠，也因参劾三桂受到革职的处分。
　　
　　

清廷处分杨素蕴等人，是在安抚吴三桂。同时，却不动声色地采取实际步骤，逐步削弱吴三桂的势力。执掌朝中大权的鳌拜开始调散吴三桂党羽，先后把云南、贵州总督赵廷臣调任浙江总督、调张勇为宁夏提督、王辅臣为固原提督、马宁为山东提督、李本琛为贵州提督、吴得功为湖广提督、严自明为广东提督、刘进忠为潮州总兵、王进功为福建提督。这些人原都是吴三桂的心腹将领，朝廷把他们逐一地调离云南。吴三桂曾精心建置“忠勇营”、“义勇营”，安插自己的亲信。康熙四年五月清廷把这两营部分将官调离云南，以便分散三桂的势力。康熙五年二月，清廷又进一步采取组织措施，再次削弱吴三桂的“忠勇”、“义勇”的军事实力。以增设云南开化镇总兵官为名，裁去“忠勇”中营总兵官缺，所属官兵，归并到开化镇统辖，其总兵官由原“忠勇”左营总兵官高启隆出任，并调“忠勇”中营总兵官马宝任曲寻、武霑总兵官。几经清廷调动，吴三桂所建的“忠勇”与“义勇”两营已属有名无实。
　　
　　

在清廷有所动作之时，特别是傅弘烈等人直书吴三桂有“异志”时，已引起吴三桂的严重不安。其手下有人叫吕黍子的就献策说：“亲王权尊势重，致使傅（弘烈）、李（棠）敢于参劾。何不营造园亭，多买歌童舞女，日夜欢娱，使朝廷勿疑。”让吴三桂追欢逐乐，既符合他的愿望，又避去朝廷的怀疑，何乐而不为！吴三桂感到此策甚好，欣然接受。但他明白，光是追欢逐乐还不足以释去清廷之疑，还必须采取实际行动来。至关重要的莫过于军队，清廷对此疑心最大，已屡次讨论要裁减他的部队。于是，他适时地提出裁减军队，力图变被动为主动。康熙四年五月，吴三桂请求将云南省的额兵进行裁汰，自请裁去了5 000余名士兵，但这只是做出了一个姿态，对其实力还构不成根本损害。因而，尽管吴三桂让出了一部分权力，清廷对他的防范却日益加剧。过去，凡吴三桂荐官，兵部、吏部直至清帝无不应允，大约从康熙五、六年之交开始，吴三桂荐任各官，多不批准。此时，吴三桂安插在京师的心腹胡心水刚刚死去，“内外不相炤应”，使吴三桂失去了一个耳目，与京师的关系也陷入停顿状态。吴三桂的女婿、胡心水的侄儿胡国柱和重要谋臣、参赞机务的方光琛向三桂进言：“朝廷已怀疑王，王应当想个自全之计。”吴三桂以退为进，于康熙六年（1667年）五月上疏清廷，自感“两目昏瞀，精力日减”，请求辞去总管云贵两省事务。刚亲政的康熙毫无挽留之意，马上批示同意。
　　

　　吴三桂辞总管云贵事，交回用人权，所剩权力无几，仅剩个高贵的亲王名号。他失去了大权，就成了食君禄无所事事的“闲王”了。他的部属却沉不住气了。到九月底，云贵总督卞三元、云南提督张国柱、贵州提督李本琛忽然联合上奏，力陈三桂功劳，要求朝廷仍命三桂总管云贵事务。本来，朝廷把三桂所掌管的权力归还云贵总督、巡抚、提督等文武将官，照理，他们应高兴，可是，他们却一反常理，居然不肯接受应得的权利，宁愿给吴三桂。吴三桂对此如何想，没有材料予以证明。但从他们跟三桂的密切关系，可以肯定，卞三元等人的举动是得到三桂的默认和鼓励的。朝廷既然把三桂总管权收回，怎么可能又还给他！出乎意料的是，康熙很服软地说：“该藩以精力日为销减奏请，故照所请允行……，恐其过劳，以致精力大损。如边疆地方，遇有军机，王自应料理。”如遇有军事，仍由吴三桂“料理”，这等于授予三桂临时用兵的权力。清廷很明智，因为没有必要，至少在此刻无须激化和加剧矛盾，使吴三桂怀二。
　　　　
　

　吴三桂自请辞总管等权，朝廷迅速照准，实际是削去他在云贵的军政大权，清廷也担心吴三桂怀二，马上对其安抚。康熙七年（1668年）正月，提升吴三桂的儿子和硕额驸吴应熊为少傅兼太子太傅。为显示皇恩浩荡，一视同仁，同时还提升已故靖南王耿仲明的孙子耿聚忠、耿昭忠及平南王尚可喜三子尚之隆为太子少师。相比之下，吴应熊的爵位仍高于耿聚忠等三人，这向三桂明确暗示，朝廷对他们父子恩遇独厚。朝廷在提升应熊爵位后，约于康熙八、九年之交，命他赴云南探望其父，又一次表示出清廷对吴三桂关怀备至。吴三桂也知趣，于康熙九年八月初给朝廷奏报：八月二十六日，“仍遣吴应熊自滇赴京” 吴应熊探病后，吴三桂不敢多留儿子，很痛快地打发他回北京，表示出他对朝廷的不变的忠心。
　　
　　康熙十一年（1672年），吴三桂满60岁，举行大寿庆典。吴应熊同他的满洲妻及其子世璠一同来昆明祝寿。吴三桂非常高兴，悄悄对方光琛等人说：“可见朝廷不疑我，你们都要谨慎些。”曾经有一个姓黄的人赴昆明祝寿，吴应熊怕他游说父亲蓄逆谋，特派人前去阻拦。行至镇远，遇到了他，告诉他不要去昆明。吴三桂闻听此事，也不让他来，这位姓黄的人只好回去了。
　　
　

　清廷与吴三桂互相猜疑，理所当然。朝清廷虑吴三桂势大，与它分庭抗礼，威胁满洲政权；吴三桂一心世守云南，疑朝廷不履行诺言，惟恐撤其藩地。自云南安定后，彼此猜忌日益加深，但双方都很谨慎，尽量消除对方对自己的怀疑。从朝廷方面说，鉴于三藩势大，它不会贸然行动，挑起纷争，激化矛盾，因为清廷并无完全必胜的绝对把握。从三藩三桂方面说，他也不愿意同清廷决裂，而决裂就意味着战争，三藩吴三桂已经彻底卖身于清廷了！双方都想避免矛盾加深，也各自做出一定努力，企图缓和气氛。但是，三藩吴三桂以及尚可喜、耿精忠三藩的“独立王国”与清廷之间有着无法克服的矛盾。清廷乃殖民政权，而三个汉人异姓王却占地如此广大，兵力如此厚实，资财如此雄厚，满洲统治者无论如何都不能高枕无忧，一旦时机成熟，必定还是要撤藩，以求一劳永逸地从根本上消除隐患。因此，吴三桂等三藩跟清廷廷的矛盾是不能消除的，双方的破裂，仅是时间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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