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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思维”哲学再论——“大脑”的意义》[第2页]

作者:柳艺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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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尔和斯比兹赫姆创建的颅相学,在19世纪早期的欧洲和美国获得了极大的声誉。这一简单的学说拥有较强的内在吸引力,每一个人都可以“参与这种游戏”。由于当时的许多科学家都认可这一有前途的学科,所以颅相学赢得了广泛的声誉。
 
当然,聪明的人事后都能看得出颅相学的问题。
例如,我们知道,人脑的绝对大小与一个人的智能并无明显的相关性。实际上,像瓦尔特·惠特曼和阿纳托尔·法朗士这样大脑容积很小的人,也取得了极大的成就。而那些大脑容积很大的人,少数可能是白痴,他们之中的大多数,通常都是平庸者。另外,头骨本身的大小与形状,实际上并不是衡量重要的人类大脑皮层构造的精确依据。
 
虽然如此,正如我们不应当无视高尔理论的缺陷一样,我们也不应该全盘否定他的主张,因为那也同样是一个错误。不论怎么说,在强调大脑不同部位与不同功能之间联系的科学家中,高尔毕竟是第一人。虽然我们承认,人脑的大小、形状与功能之间的特定关系目前尚不能确定,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永远也无法确定这类关系。而且,高尔还提出了其他有创见的想法,其中就有这样很有趣的主张:人身上并不存在一种像知觉、记忆与注意力这样普遍的心理能力,却存在着几种不同形式的知觉或记忆的智能,如语言、音乐或视觉的智能。虽然在心理学历史上很少有人认真地研究过这一想法,但它确实很有启发性,而且很可能是正确的。
 
在高尔的学说发表之后的一个世纪里,人们的认识在以下两种观点之间摇摆不定。一种观点认为,人类大脑的功能是定位的,另一种观点对于大脑部位与人类行为的完全相关性,则表示怀疑。实际上直到今天,这种摇摆不定的局面还在继续折磨着我们。历史上第一个对高尔表示怀疑的声音,出现在19世纪的早期,也就是高尔的理论发表之后的那几十年中。就像皮埃尔·弗罗伦的实验所证明的那样,如果摘除了动物大脑的不同部分之后,再观察其新的行为,就会发现高尔的某些主张是站不住脚的。
 
但接着到19世纪60年代的时候,又出现了众多激烈的支持高尔理论的声音。法国的外科医生、人类学家皮埃尔·保罗·布罗卡,首次雄辩地证明了特定的大脑损伤与特定的认知障碍之间的关系。布罗卡的特别贡献,还在于收集到了证据,表明大脑皮层左前部位某个特定区域若受到损伤,将会导致失语症和语言功能的障碍。在布罗卡戏剧性发现之后的若干年里,又有大量的论文发表,说明大脑左半部位的各种损伤,将导致多种可列举的特定语言功能的障碍。如某个部位的损伤必然导致阅读障碍,而另一个部位的损伤则会使命名物体或重复确定位置的功能受损。所以说大脑功能的定位学说——如果不是颅相学——又重新在学术界占据了主导地位。
 
人们试图把大脑与心理功能联系起来的努力,或者说揭示心理功能在生理上的本质的尝试,在19世纪以前就开始了。埃及人曾认为思想是由心脏产生的,判断力是由大脑或肾脏操纵的。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认为,人的心理能力取决于大脑。与此类似,亚里士多德认为生命的位置在心脏,而笛卡儿则认为灵魂存在于脑部的松果体内。所以说19世纪的科学家们,并不是最早把人类智能的范畴加以分类的人(虽然37种智能的名单属于较长的一种分类)。对于各种不同的理性思维和知识形式,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当然是很感兴趣的。在中世纪,学者们认真研究了三艺和四科,也就是当时每一个受过教育的人都掌握的那些知识领域。
 
印度的《奥义书》实际上描述了知识的7种形式。到了19世纪,出现了关于人类心理能力轮廓方面极为特别的主张。最后,又出现了以经验主义为基础的医学临床与实验室研究,进一步将大脑的特定区域与特定的认知功能联系了起来。
 
确立心理学的学科地位的迫切努力,开始于18世纪的后半叶。其中德国的威廉·冯特和美国的威廉·詹姆斯,为此提供了基本原理,并且成为了这一工作的带头人。因此心理学创建之前的学科历史,与其说与医学相关联,还不如说是与哲学混杂在一起的。由于迫切希望将自己研究的学科与生理学和神经学区别开来,所以第一批心理学家与那些从事人类大脑实验研究的科学家之间的接触,和他们的开拓者前辈相比就很少了。也许这种现象产生的结果,是心理学家们感兴趣的心理状态的分类,与那些大脑的研究者们所关注的东西相去甚远。心理学家并不按照特定的研究内容(像语言、音乐或视觉认知等各种形式)去思考(像高尔那样),而是与此相反,他们寻找(而且在继续寻找)广泛的(横向的)心理功能和心理能力,如记忆、知觉、注意力、联想及学习等能力的规律,认为这些能力在处理不同问题时所起的作用是相同的(实际上是盲目地认为),它们并不特别依赖感觉形态,或者不依赖在该领域中的观念和内容的形式。实际上,心理学家们的这类工作一直延续到今天,基本上没有参考和借鉴脑科学的发现和研究成果。
 
这样一来,大量心理学的科学研究,探索的就是人类认知最普遍的规律,也就是现在所说的人类信息处理法则。还有一个同样十分活跃的研究领域,即探索人类个体之间的差异,即人的能力(以及能力方面的缺陷)的不同轮廓。一个多世纪以前,英国学识渊博的弗朗西斯·高尔顿爵士 ,在发起对这一领域的研究方面起了作用。由于高尔顿对天才、卓越以及其他杰出成就的形式有兴趣,他提出了若干统计学的方法,将人按照体力与智力的大小分类排序,并使其与别的测量方法所得结果相一致。这样的研究方法,使他对颇受怀疑的家族血统与职业成就之间的关系,能够加以检验。
 
那时在科学家群体和更广范围的社会阶层中,人们由于智力测验产生的激动心情,至少和将近一个世纪以前颅相学所激起的热情相当,而且这次延续的时间还要长得多。智力测验很快就在更广的范围内得到了应用:在学校、军队以及工业企业中安排人员的过程中,在社会交友的机构里,出于不同目的评估智能的狂热,推波助澜,极大地助长了人们对于智力测验的热情。我们至少可以这么说,直到最近的几年,大多数心理学家依然承认智力测验是心理学最伟大的成就,都赞同它产生的社会效益和这项科学发现的公正性。他们甚至可能对英国心理学家艾森克的结论表示欢迎。艾森克认为,智能的概念“从库恩的意义上说,是一个真正的科学范例”。
 
现在,心理学界的大多数学者和其他领域几乎所有的学者,都已经相信人们对智力测验的热情有些过头了。这种手段本身以及这些手段能够(或应该)投入的用途,都存在着许多缺陷和局限性。另外还有一个考虑,这种智力测验肯定只有利于接受过社会正规教育的人,特别有利于那些习惯于纸笔考试的人。而以上纸笔考试明显地以描述性的回答为特征。正像我注意到的那样,这种考试有预见学生在学校中学习成绩的功能,但在学校以外的环境中,尤其是在必须考虑社会与经济背景等潜在因素的时候,这种考试对于人的成功与否的预见性就大打折扣了。过去这几十年里,人们在智商是否有遗传性这个问题上,一直争论不休。目前尚无哪位心理学权威敢于下结论,说智商与遗传毫不相关。但那种极端的观点,即认为智商在人种之内以及跨人种之间具有遗传可能的主张,现在已经受到广泛的质疑。
 
我们从一位在智商的传统中受过训练的人那里,得到认知的新观念。这种观念在许多方面,已经取代了时髦的智力测验,这个人就是瑞士心理学家让·皮亚杰。大约在20世纪20年代,皮亚杰就在西蒙的实验室里开始了自己的研究生涯。很快他就对儿童在智力测验的回答中所出现的错误,产生了特别的兴趣。皮亚杰渐渐相信,重要的并不是儿童在应答时的准确性,而是他们所遵循的推理路线。我们只要关注导致他们产生错误结论的假设与推理方式,就可以清楚看出以上情况。下面是这种情况的一个例子:如果4岁儿童把锤子看得更像钉子而不像螺丝刀,这个发现本身并不说明什么问题。重要的是儿童之所以得出这一结论,是因为他们感到两种物体具有相似性,是物体的共生性(锤子与钉子常常一起出现),而并不依据分类目录中同一类工具的本质。
 
皮亚杰自己从未批判过智力测验运动,但纵观他的科学活动,我们就能感觉到比奈-西蒙方案中的一些不恰当之处。首先,智商运动属于盲目经验主义的范畴,仅仅是一种解释心理如何运作的理论,依靠的是仅仅能够预言在学校里的学习成功与否的考试。它没有关于心理过程的解释,也没有说明人是如何解决问题的。它所知道的,仅仅是人是否给出了正确答案。另一方面,智商测试中的题目显然是微观的,它们相互之间常常并无联系,对于人类智力的评估来说,似乎代表了一种“用霰弹猎枪打猎”的方法。它的大多数测验内容,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相距甚远。智商测试的成绩完全取决于语言,取决于一个人在定义词汇时、在了解外界知识时,以及从文字的概念中寻找联系(与差别)时的技巧。
 
智力测验所探寻的许多信息,反映的都是生活在特定社会环境与教育环境中所获取的知识。例如,什么行为是民事侵权行为?《伊利亚特》的作者是谁?回答这种问题的能力,明显地反映了一个人所在学校的类别或他生活家庭的趣味。与此相反,智力测验评估不出来的,是一个人吸收新资讯的能力或解决新问题的能力。这种“明确的”而非“无定形的”知识倾向造成的后果是惊人的。一个人可能完全地失去了大脑额叶,正在变成一个截然不同的人;他可能完全表现不出任何进取心,或不能解决新的问题,然而他却有可能继续展示出接近天才水平的智商。除此之外,智力测验并不能指出人进一步发展的潜力。两个人也许得到了相同的智商分数,但其中一位可能在学术方面取得了喷涌而出的巨大成就,而另一位只不过展示自己较高的智能水平而已。用苏联心理学家列夫·维果斯基的话说,智力测验体现不出人“潜在(或邻近)的发展领域”。
 
皮亚杰至少在心中隐含着批判智力测验的思考,他在几十年的时间里,提出一种本质上与之不同且极具说服力的关于人类认知的观点。按照皮亚杰的看法,所有关于人类思想的研究的起点,都必须假定一个试图弄清外界意义的人。这个人不断地提出假设,并且试图由此获得知识;他努力判断世界上众多实物的本质及其相互作用的方式,了解世界上人的特征及其动机和行为。最终,他一定会将积累的上述知识集中起来,组成一个可描述的概念,形成自己对于物质世界与社会本质的观念。
 
这种发展着的内化与符号化的能力,到儿童七八岁有了具体运算能力的时候,便达到了新的高度。他有了这些新的能力之后,对于客观世界、数字、时间、空间、因果关系等,就能进行系统的推理了。儿童此时不再仅仅局限于身体与外界发生接触的行为,他现在通过与外界物体一系列相互作用的活动,能够欣赏自己与它们之间的关系了。因此,他这时能理解:物体可以重新排列而仍然保持原来的数量,一种物质可改变其形状而不会因此产生数量的变化,一种景象可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观察,而仍然保留着它原来的要素。
 
我们在对皮亚杰的主要知觉对象所做出的简单回顾时,需要着重说明的是,他的描述方法具有高明之处,也存在不足。从正面看,皮亚杰严肃认真地研究了儿童,对儿童的发展提出了重要的问题(尤其是那些出自科学领域的问题),并得出证据说明了在儿童的各个发展阶段中,通过他们不同的心理运算方式,我们能够认识到本质上相同的有序的基本心理运算。例如按照皮亚杰的观点,有“具体运算能力的”儿童,能够处理全部涉及数字储存、因果关系、数量、容积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因为处理这些问题需要的核心心理结构是同样的。具有形式运算能力的青少年,也表现出一种结构上的整体运算能力,能够对任何向他提出的命题进行逻辑推理。
 
当然,皮亚杰的视野可能受到了限制,但在局限于其中的特定领域内,他的研究结果却是很精确的。那些密切注意皮亚杰观点的一代经验主义研究者们,却发现了完全不同的情况。尽管皮亚杰所描画的发展的主要轮廓仍然使他们感兴趣,但他们认为许多特定的细节是错误的。个别发展阶段的完成采用的方式,远比皮亚杰表述的方式更加连续,更具有渐进性。实际上,人们很难发现他所主张的那种不连续性(这曾使他的理论主张特别具有吸引力)。因为一旦对实验的范例进行不同形式地调整,大部分据说在具体运算阶段才能解决的问题,儿童在前运算阶段就能解决了。例如,现已有证据证明,儿童在3岁的时候,便能记忆数字,拥有持续分类能力和自我防御能力。这是皮亚杰的理论所未能预料的(甚至没有考虑到的)情况。
 
皮亚杰理论的另一个中心议题,也遭遇了困境。他论证说,自己所揭示的各种运算能力,可以应用于任何形式的内容。在这方面,他与那些“横向能力”的支持者类似,相信如知觉或记忆这类在任何过程中都发挥作用的能力。然而实际上,皮亚杰所说的各种运算能力,都是以极为分散的形式出现的。这些能力只对某些素材或内容有效,而在碰到其他素材时便无法应用(或不能恰当地应用)了。举例来说,一个遇到某种素材便表现出守恒运算能力的儿童,在遇到另一些素材时,就没有了这种能力。皮亚杰知道运算能力不会瞬间形成,他甚至还提出了一个“附加因素”,称为滞差;这个因素使相同的潜在的运算能力,在不同时间面对不同素材时出现。然而所发生的情况却是,这个附加因素实际上成为研究认知发展的规则了。与其说是一系列能力在大约相同的时刻融合起来(像皮亚杰所希望的那样),不如说是那些理论上相互联系的能力,最后在不同的时间点上出现。
 
我们还面临着这个理论其他方面的局限性。尽管皮亚杰怀疑那些仅靠语言表达的智力测验题目,但他自己的研究工作本身,通常也是通过语言来进行的。如果用非语言的方式进行传达,那么其结果往往就与在日内瓦实验室里得出的结果不一样了。尽管与那些喜欢智力测验的人相比,皮亚杰所进行的研究更全面、更复杂,但与大多数人在正常的日常生活中所进行的思考相比,仍然有较大的差距。皮亚杰的研究工作,仍然继续在实验室里科学家的板凳上和黑板上进行。最后有点儿让人吃惊的是,尽管皮亚杰关于积极探索儿童的描述,获得了很大的反响,但他依然没有向我们说明多少有关科学前沿的创造性问题,更没有解释那些在艺术或其他人类创造领域中最让人推崇的独创性了。
 
皮亚杰的理论——对认知发展终端的研究,仅仅局限于高中理科课堂上的练习——除了没有能表述所有正常儿童都要经历的认知成长的普遍模式以外,对于解释许多新出现的现象或新发现的问题,往往表现得难以胜任。而这些新发现的问题,被许多人认为在心理生命中是十分重要的。皮亚杰的理论,可能是现有发展心理学理论中最好的理论,然而它的不足之处,也正在变得越来越明显。
 
我们在哲学上可以提到两种“范例”的转移。起初在古典时期,人们对物质世界的物体存在着的哲学兴趣,后来则全部转移到心理及其客体。我们把这种兴趣的转移,与休谟、康德和其他启蒙运动的思想家联系起来。到了20世纪,人们兴趣的重点又转移了,这一次转向了与思维有关的符号手段。所以,当代的许多哲学著作,都研究对语言、数学、视觉艺术、手语及其他人类符号的理解。
 
因此柳艺诚认为,认知的成就可能出现在多种领域中。某些领域,比如像皮亚杰所研究的逻辑—数学领域,是普遍性的,全世界的人都必须(实际情况也如此)面对并且掌握这个领域的认知。这是由人在灵长类生物种群中的地位,以及人类自身需要面对的物质世界与社会环境所决定的。而其他的一些领域,则局限于特定文化之中。例如,阅读能力在许多文化中是重要的,而在另一些文化中却是不需要(或极不受重视)的。除非一个人生活在以某个领域为特征的文化之中,否则他在这个领域中的能力发展就会受阻,或者干脆得不到发展。另外还有些领域则局限在某一特定文化的小范围里,例如绘制地图的能力,在某些有文化素养的亚文化群体里是重要的,而在其他群体当中就不那么重要。人们还有可能遇到一些极具特色的领域及其能力,如下象棋的高超棋艺、下围棋的技艺、解答填字谜游戏的专长,这些在社会的任何一部分,都不算是至关重要的能力,然而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某些人却可能在这些领域中获得巨大的成就。
 
最后,排列在与数学这类普遍性领域相对的另一个极端,就是那些独特的领域,是那些最初只有一个人或极少数人获得成就和技能的领域。人们也许会想到正在从事某个独特领域工作的、具有创造性的科学家或艺术家,他或许是目前在这个领域中工作的唯一公民。特别使人着迷的,是最终某个人或少数人对一个独特的领域,做出了十分完美的探索和清晰的论述,从而使其他人也都进入到这个领域中去。许多科学或艺术的突破,如微积分或进化论,最初都是独特的领域,而现在,掌握文化的大量群体都能够掌握它们了。也许在遥远的过去,在绘制地图或阅读文字这类领域中,也曾发生过类似的情况。
 
在集中考虑了对领域的掌握之后,就产生了一些假设。有一种看法认为,在各个领域中都存在着一系列的步骤或阶段,即从初学者的水平,通过学徒或雇用期,再达到专家或大师的水平。不论何种领域,都必定会有一种任何人都需经过的(照恰当的皮亚杰的方式)时期或阶段的序列。然而在通过这些领域各个阶段的速度方面,人与人之间则有着极大的差异。而且,与皮亚杰的看法正好相反,在某一个领域的成功与在其他领域发展或成功的速度,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从这一意义上说,领域与领域之间可能是相互封闭的。
 
认知的普遍性是正确的。不仅人类有认知能力,动物有认知,植物有认知,微生物有认知,所有的生物体都有认知,所以,认知能力不是仅有“大脑”的生物体所特有的。人类不要将认知的研究局限在人类社会,应该扩展到整个的生物界,人类的认识水平才能够进一步的提高。
 
长篇大论~鲜有营养
 
人们一直在认为,大脑是形成“意识”的基础,仅仅拥有“大脑”的生物体才有认知,才可以产生“意识”。可是生物界大量的事实已经在证实,所有的生物体都具有认知能力。植物为什么在主动地获取营养和阳光?某些植物为什么具有捕获昆虫的功能?病原微生物为什么要主动地向人体进攻,而且人类至今也没有战胜某些病原微生物?看来认知的形成并不是以“大脑”为基础的,一定是以“细胞集团”为基础的。植物中存在着这样的“细胞团”,微生物可以组成这样的“细胞集团”。
 
请问《“思维”哲学再论——“大脑”的意义》是一本书吗?
 
认知与哲学的关联
认知科学是关于生物体最基本的生存能力的研究。认识能力有强有弱,强者则为智者,体现聪明和有智慧,为什么有智慧?如何增加智慧?则是哲学研究的内容。
可以说,没有认知能力的生物体是不会在生物界生存的。生物体之所以有生存与繁衍的能力,是因为它们要不断地获取空间中的营养,获取空间中的能量。这种主动获取的能力必须建立在对周围环境熟悉的基础上,这就是生物体的本能。没有这种能力只能够被称之为物质。
所有的生物体都具有认知功能,认知能力的强弱、好坏是由于生物体不断地演练而增强和改善的。如何增强和改善就是哲学所研究的内容。人类对空间一切事物的认识是有规律可寻的,所有的生物体都在遵循着这个规律,这个规律就哲学。哲学是对思维规律的研究,这个规律就是对意识的归纳和演绎。
认知是生物的本能,认知能力的高低可以从知识、智慧中体现出来,智慧的形成机制是哲学所研究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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