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 赵国史稿[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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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赵国史稿[第3页]

作者:左清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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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由邯郸北行的南北大道上还有一条经中山西北部斜贯代地(今张家口地区蔚县一带，战国时赵置代郡)的道路，这是赵都邯郸及中山各邑通往代地的捷径。关于代道沿途所经的城邑，可据《史记·赵世家》所载赵武灵十一年(前305)赵攻中山曾"合军曲阳，攻取丹丘、华阳、鸱之塞"的进军路线推测。鸱之塞即今倒马关，是赵、中山通往代地的必经之路。华阳在今唐县西北，丹丘在今曲阳县西北，曲阳在今曲阳县城西四里，由此看来，赵进军中山的路线应是中山境内代道的北段。此次赵攻中山，虽攻下鸱之塞及以南至华阳的一段，但因有中山都城灵寿的阻塞，因而整个代道并末畅通。直至九年以后，赵军于惠文年(前297)"起灵寿，北地方从"，才使代道大通(《史记·赵世家》)。据此我们可以推测由邯郸至代地的大道，应是经过房子，在石邑与南北道路分开，然后经过宁葭、灵寿、曲阳、丹丘、华阳等邑，最后由鸱之塞进入赵之代地的。
关于这条道路的南段，上文我们已经提到，商纣时已有从朝歌经安阳到邯郸的道路，到战国时代，这条道路已经向南延伸到郑、卫(《史记·货殖列传》)。郑于战国时为韩国都城，在今河南新郑；卫国则都于濮阳，在今河南濮阳北。而新的经济都会温(今河南温县西)、轵(今河南济源南)的兴起，则使温、轵与邯郸之间建立了经济联系，温、轵的商人可以"北贾邯郸"，从而使这条南北大道向西南延伸出一条道路，并成为战国时期一条繁忙的商路。
这条以邯郸为中心，"北通燕、涿，南有郑、卫"的南北大道，是赵国最重要的一条交通动脉，它在沟通中原经济城邑温、轵，连接燕国涿、蓟等邑，以及联系北方或东北的一些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促进各地之间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发展方面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赵国另一条南北大道当是以旧都晋阳为中心的。西周时与唐叔同封、位置最北的当为霍国，其地在今山西霍县，亦即在霍太山之南。周初循汾、涑北行的道路可能即止于此。春秋时期，由于有关诸侯封国版图的扩张，道路也因之向北延伸，自魏绛推行和戎政策以来(事见《左传·襄公四年》)，溯汾水北行的道路向北推广，到达了魏榆(《左传·昭公八年》)、晋阳(《左传·定公十三年》)，甚至到达了霍人(《左传·襄公十年》)。魏榆在今山西榆次，晋阳在今山西太原西南汾水西，霍人在今山西繁峙。而晋阳实为晋卿赵氏极为重要的采地，它和晋国都城绛之间一直就有道路往来。春秋末年，赵鞅叛晋，后因韩、魏之请，归于晋阳，后又由晋阳人于绛，与晋侯盟于公宫(《左传·定公十三年》)，走的就是这条南北大道。
三家分晋后，晋阳成为赵国的都城，由于赵国北向扩土的需要，这条道路随之又向北延伸到了代地。赵襄子曾北登夏屋，邀请代王，遂击杀代王，兴兵平代地(《史记·赵世家》)。夏屋山在今山西代县东北，与句注山相连。代国在夏屋、句注之北，由晋阳北至代国当越过夏屋、旬注山。这样，以晋阳为中心的南北大道也成为赵国与北方少数民族和中原地区进行经济、文化交往的一条交通纽带。
此外，赵国的西部还有一条由河上直通咸阳的南北大道。这条道路的中心为肤施(今陕西榆林南)。肤施本为赵国的土地，赵灭中山，曾迁其王于肤施(《史记·赵世家》)。秦昭襄王时为秦所有(《水经·河水注》)。肤施人秦以前，这条道路的南段已经通行，然而最初只是通到上郡塞之南(今陕西富县南)。自从上郡治所北移至肤施，这条道路也随之向北延伸，并抵达于河上。赵武灵王曾从云中、九原作为使者南下人秦(《史记·赵世家》)，秦昭王也曾经走过这条路的全程(《史记·秦本纪》)，二人走的都是由河上经上郡到咸阳的这条大道。
除了纵贯南北的三条大道外，赵国还有三条横穿国境的东西道路。由于南北走向太行山的阻隔，这一地区的有些道路就难免要穿越太行山。

春秋时期，晋国经营东阳，走的是经过壶口的道路。壶口在今山西黎城，人春秋以前，这里是黎侯的疆土。赤狄潞氏强大，灭掉黎侯，壶口为潞氏控制。潞氏之国在今山西潞城西北。其后，晋苟林父灭潞氏，与之曾相战于曲梁(今河北永年)，可见由潞氏之国至曲梁是要经过壶口的。潞氏被灭后，其故地成为荀氏的采邑，前文已经提到，齐国国夏为了解救苟氏的危难，曾出兵伐晋，夺取了邢、任、壶口等八邑。壶口为太行山的隘道，潞氏当年即借这条隘道控制太行山东西其所统辖的地区，潞氏既灭，苟氏当然也不会轻易放弃。晋国经营东阳，经过壶口这条隘道是比较方便的。由壶口西行，再经过位于现在山西沁县东南的断道(《左传·宣公十七年》)，就可以到达晋都新田。而由壶口东行，就是邯郸。邯郸在曲梁的西南，远在潞氏未灭之前，这里就已是交通的枢纽。邯郸东南有一地乾侯(今河北成安东南)，乾侯东北为冠氏(今河北馆陶)，晋国曾几次进攻齐国，其中有一条路就是从此出兵的。往东经过东阿、平阴(《左传·襄公十八年》)，可以通到齐都临淄。进入战国时代，赵国和齐国的交往更加频繁，两国之间的战争也时有发生。据《史记．赵世家》记载，"成侯七年，侵齐，至长城"，齐之长城在今山东平阴东北；"肃侯六年，攻齐，拔高唐(今山东高唐东)"，可见赵侵齐所走之路基本上是循着春秋时期晋伐齐所走的路线的。这条东西道路的中心应为邯郸，因为战国之世，由邯郸西行是兵家必争的上党地区，向东则为强大的齐国，这条路成为沟通当时东西方向的一条重要途径，邯郸的交通枢纽地位也由此显得格外突出。
在赵国的中部还有一条横穿中山国东西的道路，向东延伸至齐国，向西过井陉重险连接赵、秦。从地形上看，这条路是河北平原西越太行山，直达山西高原的捷径；从列国分布上看，又是齐、中山与赵、秦进行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方面交往的交通纽带，因而地位尤其重要，向为历代兵家必争之途。至于井陉道路的开通，当始于赵武灵王之时，赵武灵王自将攻中山时，使赵希并将胡、代、赵，与之陉。张守节释此陉为陉山，并谓其在并州(井)陉县东南(《史记·赵世家》《正义》)，他所说的陉山就是指井陉而言。由此路西行，经离石(今山西离石)、蔺(今山西离石西)可以渡河至于河西。秦、赵两国曾战于蔺、离石(《战国策·赵策》)，赵灭中山，迁其王于肤施。可见赵国与肤施间的交通，当是由井陉出太行山西行，取道于晋阳、离石、蔺一途的。其后，秦国大举兴兵攻赵时，王翦就将上地之军，下井陉(《史记·秦始皇本纪》)，走的也一定是这条道路。此时这条路已变成通途了。
至于这条路的东段，可以从《左传》、《战国策》、《史记》等书的记载中作出推测。据《左传·昭公十二年》载："晋苟吴伪会齐师者，假道于鲜虞，遂入昔阳。秋八月壬午，灭肥。"鲜虞都城在今河北正定东北，肥都城肥累在今河北藁城西南，昔阳为鼓子国都，在肥之东，地当今河北晋州。至战国中期赵武灵2Ez．十一年伐中山时，赵国的骑兵和战车都是由井陉入境，而后沿这条路东行进入中山腹地的。由晋、赵进军路线所经之地，再参考秦末赵王武臣"使李良略太原，至石邑，秦兵塞井陉未能前"(《史记·张耳陈余列传》)的记载，可以推测出这条路大致应是自井陉，经石邑(今河北获鹿东南)，过鲜虞城、肥累，到达昔阳城的。另据《战国策·赵策》载，"赵攻中山，取扶柳，五年以擅滹沱"。扶柳在今河北冀县西，是中山国的东南边邑，赵军夺取此邑后驱兵北上，直抵滹沱河畔。昔阳城即在滹沱河边，说明扶柳与昔阳城之间可能有相通的道路。由扶柳南行可以到达赵国的行宫沙丘，而由沙丘东行不远即为高唐，高唐位于由邯郸东至齐都的大道上，肃侯六年时为赵攻取。由井陉东行的道路可能在高唐与由邯郸东行的道路汇合，直达齐都临淄。惠文王三年，赵攻陷中山都城灵寿之后，中山君努姿逃亡齐国，走的可能就是这条通往齐都的道路。
由于赵国的北境与从事畜牧业的民族相邻，所以得以一再北上略土。赵武灵王攘地曾北至燕、代，西至云中、九原(《史记·赵世家》)。云中在今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县东北，九原则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西，这两地大致东西成为一线，由云中可以西至九原。赵武灵王西略地之前，还曾破原阳(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南)以为骑邑(《战国策·赵策二》)，加之代地为赵北部重要地区，所以这条路当是从代地出发，越过句注山，经原阳，前往云中和九原的。
这条路是赵国北疆的一条交通要道，是联系赵北土东西方以及沟通中原地区的一条纽带。
以上是赵国交通的大致情况，以邯郸为中心的网状交通体系为赵国军事上的征战提供了便利条件，同时也为其经济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邯郸之所以成为当时国际性的经济都会，当与其发达的交通有着密切的联系。此外发达的交通还为赵国同周边国家进行文化交流创造了条件，赵国涌现出许多思想家，也应和它交通的便利不无关系。总之，四通八达的交通成为赵国强盛的重要原因之一。

章邯虽然毁坏了赵王城，但大北城仍然存在。汉高祖九年(前198)，刘邦立其第四子如意为赵王，建都邯郸。如意宫的温明殿遗址即在大北城的西北部，这一事实证明，当时赵王城确实毁坏，而大北城则仍旧比较繁荣，否则刘邦就不会封如意到赵国，更不会在大北城内营建宫殿了。到了东汉以后，由于豪强割据，动乱不断，以及边区游牧民族的入侵，邯郸城逐渐衰落，三国以后其地位便被邯郸以南三十公里的邺城取而代之了。
关于邯郸故城的布局，在大北城的地下遗址没有发现以前，人们总以为赵都在布局上是独具一格的，是有城无廓或城廓合一的建筑方式。但根据现存遗址的情况看，赵都邯郸故城的平面布局并没有超出时代的特征。我国春秋战国时期，都城布局的最大特点是具有大城与小城，城内的主要殿宇建筑在高大的夯土台上。齐国都城临淄即由大城、小城两部分构成，宫殿区在小城内北部桓公台和东北隅"金銮殿"一带。燕下都也是由东西两城组成，主要的殿宇集中于东城的北部，现存最大的"老姆台"、"武阳台"便是其主体建筑基址。邯郸故城的平面布局也是由大城与小城组成，大北城是廓城，赵王城是宫城，它的布局很像临淄城，即大城在东北，小城在西南，主要殿宇基址的高大夯土台都集中在宫城内的西城，其整体布局符合时代的特点，也符合古代五里之城，七里之廓，前者为城后者为廓的习惯定制。
除了邯郸城外，赵国还有两座旧都，即晋阳和中牟。古晋阳城位于现在山西省太原市西南，春秋末年，赵筒子的家臣董安于就开始在这里筑城，后来尹铎继续治理晋阳，把它建成了赵简子发展自己势力的重要基地(《国语·晋语九》)。在这次战役中知伯死，于是奠定了韩、赵、魏三家分晋的基础。古晋阳城的历史悠久，使用的时间也较长，从周敬5Ez．十三年(前490)到北宋太平兴国四年(979)宋太宗平北汉止，共经历了一千四百七十余年，历代均为繁华的城市。

1961年6月，为了配合侯马晋国新田古城遗址的发掘与研究工作，对晋阳古城也进行了初步勘察，发现了东周时期的古城址，并且找到了这个古城的范围。勘察始于晋源县西南一公里的"南城角村"。在这村的二郎庙下发现了一段古城遗迹，经过钻探，证明了这段城墙正是古城的南墙。南墙西段从西南城角开始向东延伸，到600多米处，由于地势逐渐低洼，多年来为稻田与汾河水所浸，故地下再也找不到夯土的痕迹。古城南墙东西残长626．4米，宽30米，夯土坚硬，土质细，呈紫红色，厚17厘米，夯窝直径为4-5厘米。古城的西墙地上已所存不多，用探铲由西向北追踪探寻，发现地下城基夯土绵延，与地上的残城相衔接，至古城营村的西面(距古城营村1300米)，有一段西城墙高出地表约7米，残长900米，其北端至西南城角长约2700米，就是西城的全部长度。城西北角为一南北水渠所穿毁，在断面上有许多穿杆孔痕迹。同时在夯土中发现木柱灰和木柱下面的础石，础石方约40厘米，夯土的质地、颜色和夯法与古城南墙相同。在城墙拐角地方的夯土中，发现穿杆孔的方向渐由东西折转为南北的现象，这说明古城已折转向东去了，这里正是古城的西北城角。向东转折的城墙即为古城的北墙，但在地面上保存已不多了，经钻探仍发现有夯土痕迹，继续向东延伸。
从以上的资料和东北城角的方位来看，这座古城南北长约4500米，这样就把晋阳县、晋阳堡、古城营村的一半和古城营附近的遗址全包括进去了。根据夯土的质地、色泽和夯法看，这座古城和侯马牛村古城的情况有些相似，和邯郸、临淄、燕下都的古城也有共同之点，因此勘察者认为这座古城是东周时期的遗址，也就是赵的第一座都城晋阳。
其实晋阳在赵氏封侯以前便成为赵的"都城"了，如果从这时算起，到赵献侯迁都中牟，晋阳作为赵都已有将近一百五十多年的历史。虽然赵都迁走，但晋阳城却没有被废弃，正如上文所述，一直到宋代它都是一座繁华的城市。
中牟成为赵都始于赵献侯时，《史记·赵世家》载："献侯少即位，治中牟。"关于中牟的地望，《水经注》称其为"解说纷歧"(《漕水注》)，但我们还是认为中牟当在今河南鹤壁市西。考诸文献，中牟在春秋前期的齐桓公时期(前685-前643)就已筑城了。到了春秋后期，中牟城的归属屡变，至迟在晋平公时，中牟已属晋国，因为晋平公曾任命邢伯子为中牟令(《韩非子．夕*储说左下》)。此后不久，中牟便频繁易手于晋、齐、卫之间。虽然中牟屡次易手，但大部分时间仍归属晋国。由于这一时期晋国内部赵族势力的迅速膨胀，赵简子采取了以山西中部的晋阳为依托，积极进取河北平原的方针，先后据有柏人、邯郸和中牟等地 (《史记·赵世家》)，中牟实际上多半时间都在赵氏的控制之下。
战国初期，中牟的地位很重要，这一点可以从《韩非子外储说左下》记载的赵襄子授权中牟令王登以中大夫授予权这件事中得到反映。中大夫是晋国的重位，赵襄子给王登以中大夫的授予权，"王登一日而见二中大夫，予之田宅"，结果在中牟地区引起了qiang lie fanxiang。我们由此事也可以窥见中牟在赵室中地位的重要性。

中牟作为赵都的时间并不长，据《赵世家》记载，献侯"治中牟"后，"襄子弟桓子逐献侯，自立于代，一年卒。国人日桓子立非襄子意，乃共杀其子而复迎立献侯"。重新登位的献侯很可能仍旧以中牟为都。另据《汉书·地理志》载，邯郸作为赵都是"赵敬侯自中牟徙此"，这说明赵迁都邯郸前一直是以中牟为都的。赵献侯在位十五年，继位的烈侯在位九年，此后的武公在位十三年。武公后的敬侯则"始都邯郸"，如此看来，中牟作为赵都的时间不会超过四十年。
赵敬侯迁都邯郸后，中牟的地位大降，战国中期，赵国曾以中牟与魏国的魏邑交换，"自魏徙大梁，赵以中牟易魏"(《水经·漕水注》)。既然可以用来交换，说明中牟对于赵国来说已无关紧要了。到了战国后期，中牟又曾一度回归赵国，《赵世家》载，悼襄王元年，"欲通平邑、中牟之道，不成"。此后，中牟一名便不复见于史籍了。
战国中期以后，随着商业的发展，兴起了许多商业性的城市，据杨宽先生介绍，赵国除了邯郸以外，蔺、离石两城也是当时有名的大城市。蔺和离石是赵国的重要交通枢纽，也是赵国主要的铸币城邑，能成为当时著名的城市应当是情理之中的事情。此外，我们在上文提到的武安、中阳、武平、中都、安平、安阳等地都是赵国重要的铸币城邑，它们也应是赵国当时重要的城市。
人日的增加春秋中期以前，各国的人口是比较稀少的。但生产要向广度和深度发展，又有赖于人口的增加。因此人口数量的多少在古代是衡量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主要指标。战国时期没有系统的人口统计资料，但这一时期人口密度有了显著的提高当是不争的事实。各诸侯国为了达到其国力富强的目的，也已注意到了人口增加的问题，《墨子》、《孟子》等书中便有明显的反映。战国中期以后，大量城市的兴起，使城市人口增加幅度更为明显。"千丈之城，万家之邑相望"(《战国策·赵策三》)，"三里之城，七里之廓"(《墨子·非攻中》，《孟子·公孙丑下》)也普遍出现。
邯郸作为赵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又是当时著名的国际性大都会，邯郸城当时到底有多少人已无法确知，但大致的情况则可以通过问接的推测得出。著名纵横家苏秦曾对齐宣王说起临淄城的情况："临淄之中七万户，臣窃度之，下户三男子，三七二十一万，不待发于远县，而临淄之卒固已二十一万矣。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蹁鞠者。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扬"(《战国策·齐策一》)。临淄城中有七万户，一户平均有三个可以当兵的丁男，总共二十一万，如果再加上老男和小男，最保守的估计也有三十万。按照人口性别比例大体平衡的规律，临淄城中应有六十万人口。即使苏秦估计有误，那么按照古代人口一般每户平均五口计算，临淄七万户至少也有人口三十五万。至于苏秦形容大街上车辆碰撞，行人拥挤的情形，虽然不免有夸张的成分，但却也反映了临淄人口稠密这一事实。本世纪60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对春秋战国时期的临淄城进行了系统的考古发掘。据介绍：临淄城由大小两城构成，大城周长14公里，小城周长7公里。赵国都城邯郸城的布局与临淄城极为相似，也由大小城组成，小城周长9公里，大城周长15公里左右，面积比临淄城稍大。由此我们推测邯郸人日应与临淄的人日是相近的，即使人口密度较临淄稍小些，起码也应在三十万上下。
赵国人口的增加，也可以从其用兵规模中略见一斑。苏秦说赵国"有带甲数十万，车千乘，骑万匹"(《战国策·赵策二》)。赵武灵王时曾以"二十万之众攻中山"(同上)。到长平之战时，赵国投入的兵力则增至四十多万，白起坑杀的赵卒就达四十五万之多(《史记·白起王翦列传》)。虽然当时已采取了郡县征兵制，但具体的比例和规模我们已无法确知，加之当时的征兵制有些是非常之举，这就更增加了我们对当时人口数计算的难度。杨宽先生讲战国时期中原地区七国的总人口数大约不过二千万左右(《战国史》)，七国人口数或多或少，如果我们取其平均数，赵国的人口数约在三百万左右，当然这只是我们粗略的估计而已。
五赵国的经济政策及其对财政收入的管理
赵国的经济政策战国时期的各封建国家，为求得生存与发展，首要的任务就是要使国家富强起来，为达到此目的，各国统治者都采取了相应的经济政策。这时各国都任用法家人物实施改革，发展农业生产，增加财政收入。赵国和其他国家的政策有相似之处，在重视发展农业的同时，还注意到了"节财俭用"，而且其经济政策还表现出了农商并重的特点。

赵国历来比较重视农业生产，早在赵简子时期，为了使赵氏在与六卿的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赵简子便进行了扩大亩制以刺激农业生产的改革。1972年4月，在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墓中出土的大批竹简中，有《吴问》残简九枚，记载了吴王阖庐与孙武的一段对话，孙武将赵筒子的亩制与其他五卿的亩制进行了对比。孙武说："范、中行是(氏)制亩，以八十步为婉(畹)，以百六十步为吻(亩)，而伍税之。其口田陕(狭)，置士多，伍税之，公家富。公家富，置士多，主乔 (骄)臣奢，冀功数战，故日先[亡]。公家富，置士多，主乔(骄)臣奢，冀功数战，故为范、中行是(氏)次。韩、魏制田，以百步为婉(畹)，以二百步为吻 (亩)，而伍税[之]。其口田陕(狭)，其置士多，伍税之，公家富。公家富，置士多，主乔(骄)臣奢，冀功数战，故为智是(氏)次。赵是(氏)制田，以百廿步为婉(畹)，以二百坩步为吻(亩)，公无税焉。公家贫，其置士少，主佥臣收，以御富民，故日固国。晋国归焉。"赵简子制定的扩大亩制减轻赋税的政策，不但取得了民众的支持，而且促进了农业的发展，为三家分晋、赵氏建国奠定了基础。
赵肃侯时，仍延袭了重视农业生产的传统。公元前344年，赵肃侯游大陵，相国大戊午扣马进谏说："耕事方急，一日不作，百日不食。"(《史记·赵世家》) 肃侯以为是，下车而谢之。这是肃侯以农事为重的例子。另据《战国策·齐策四》载，赵威后曾问齐国使者："苟无岁，何以有民?苟无民，何以有君?"也是赵统治者重视农业、以民为本观点的表露。
在重视发展农业的同时，赵国还注重"节财俭用"。赵烈侯时，任用相国公仲连改革，公仲连为烈侯推荐了牛畜、苟欣、徐越三人。其中徐越建议"节财俭用，察度功德"，得到了烈侯的认可，于是便任命他为主管财政事务的"内史"。
赵国的土地制度，应与战国时期列国的土地制度大致相同，但这个问题过去一直没有说清楚。根据近日多数学者的研究，国家授田制应是战国时期基本的土地制度。然而这种授田制究竟是以什么样的方式进行的呢?我们认为，爰田制在战国许多地方施行过，它应是这一时期国家授田制采用的最主要的方法。从近年山东临沂银雀山出土的竹简《守法》、《守令》等十三篇可以看出，战国时期齐国施行的即是这种只"爰土"而不复"易居"的爰田制。考虑到当时秦国推行的也是这种辕(爰) 田制，因而可以认为爰田制是战国时期各国普遍行用的土地制度。这种制度有三项特征，一是土地由国家统一授给个体农户，并按其肥瘠程度决定授予数量的多寡；二是为使"肥饶不得独乐，硗确不得独苦"，国家采取定期重新分配土地的办法，使各农户间互相易地耕作，在一段时间内将各个等次的地轮换耕作一遍；三是国家同时授给农户少量宅居地，使作为宅边园圃，树之以桑麻，此宅居地一次授予之后，即归农户永久使用，不复更易。
关于赵国土地制度的情况，由于载籍缺略，难以具体描述，但赵国从晋国分出，沿用晋国在春秋时期推行的爰田制(《左传。僖公十五年》)当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晋国的"作爰田"是春秋时期一次重大的土地制度的变革，晋作爰田的主要用意是拿出国家控制的土地来，以补足无地或少地的民众，使其能达到每人所拥有份地的标准。若以份地为百亩计，则上地每个劳动力保证有100亩，中地有200亩，下地有300亩，使其能进行休耕，故称其为"爰田"。这种做法其实是早期国家授田制的一种形式，到战国时代得到了完善，成为当时通行的土地制度。从所有制性质看，这种土地制度十分清晰地展现了战国农村公社土地制度的两重性，即土地公有制沈长云《从银雀山竹书(守法)、(守令)等十三篇论及战国时期的爰田制》，《中向土地私有制过渡的性质。在实行爰田制的地方，绝大部分耕地由国家授予，并且定期重新分配，个人只有暂时和不固定地使用某一地面的权利，这毫无疑问地体现了公有制的原则。至于私有土地，也是存在的，那就是少量的宅居地。爰田制的精神是只爰土而不复易居，这个"居"字，在古文献中又称作"宅"，或称作"廛"，都主要指宅居地。文献言宅居地一经授出，不再重新分配，实际上意味着国家放弃了对此少量土地的控制和管理，随着时间的推移，宅居地即变为农户私人所有。《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记载，赵国的中牟令王登被赵襄子授以任命中大夫这一"晋重列"的权力，王登一日而见二中大夫，予之田宅，结果在中牟地区引起强烈反响，"中牟之人弃其田耘，卖宅圃而随文学者，邑之半"。《韩非子》所言中牟之人为求显赫，争随文学，多数人放弃了田耘，这说明他们种的田是属于国家授予的，因此他们可以弃之不种，但不能对之买卖，而宅圃也就是宅居地则是私有的，故他们在放弃田耘时，可以同时把宅圃卖掉。中牟人的这一做法充分体现了爰田制在土地所有制方面所具备的两重性的特征。由中牟推而广之，赵国的土地制度也当是实行的国家授田制暨爰田制。另据《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记载，赵括做了将军以后，把赵王赏赐的金银，"日视便利田宅可买者买之"，赵括所买田宅中的宅居地应当是赵国爰田制中那种可以买卖的宅居地，这是赵国末年赵国仍实行爰田制的一个例证。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这一时期也出现了一些土地私有买卖的现象，赵括买田宅便是一例，当然这只是土地私有化的一种倾向，并不能影响当时国家授田制的主流。

在对待商业问题上，战国时期列国的措施有所不同。秦国经历了对商业的兴一抑一兴的痛苦过程，而赵国却未见有抑商的实例。由上文我们对赵国商业的介绍中，可知赵国对商业的发展是十分重视的，赵国的民众也有经商的意识和传统。另外，一些商人在社会中十分活跃，如吕不韦本来是邯郸的一个商人，他认为奇货可居，于是便凭自己雄厚的经济实力介入政治，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郭纵也是邯郸的一个商人，他以冶铁起家，富比王侯。从吕不韦、郭纵发迹邯郸来看，商人在当时的社会中享有比较高的地位，赵国的统治者也为其自由发展提供了比较宽松的环境。由此我们推测，赵国采取的是一种农商并重的政策，同时还注意到了各种行业的平衡发展，这一政策对赵国的经济发展是十分有利的。
赵国对财政收入的管理赵国的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土地税、户赋和商业税，为保证国家对这些财政收入的管理，赵国采取了当时先进的"上计"制度。
土地税由于农业为立国之本，所以土地税是当时各国财政的主要进项。晋国"作爰田"后便开始征收土地税，六卿中范氏有收税吏公孙龙(《左传·哀公二年》)。上文提到赵简子扩大亩制，"以二百廿廿步为畛，公无税焉"，其实赵氏并非无税，只不过是征收的税率较他家为低而已。《韩非子矽h储说右下》载，"赵简主出税者，吏请轻重"，是赵氏也有收税的官吏。赵烈侯时，曾任用徐越为tt内史"，内史之职便是负责征收田税和考核臣下成绩的财务官，可见赵国征收土地税的政策是一直延续进行的。名将赵奢曾为赵国的田部吏，专管征收土地税。当他收平原君赵胜家的田租时，其家臣不给，赵奢"以法治之，杀平原君用事者九人"(《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赵奢所依之法，应即是征收土地税的规定。进入战国时代后，各国的税制趋于统一，《汉书·食货志》载有李悝为当时农民算的一笔账，讲魏国征收的标准是十一税，赵国的税制也可能大致如此。
户赋户籍制是战国时期普遍实行的封建制度，这时各国封建政权把全国人口编人国家的户籍，把个体小农编成五家为一伍的组织，把户籍编制和军队中的"伍"的编制结合起来。三晋早已实行了这种办法。户赋是供军用的，按户征收。赵国早在赵简子时期就征收户赋了，赵简子派尹铎治理晋阳时，尹铎向简子请示，是把晋阳当作赋税的征收地呢，还是把它建成一个保护赵氏的屏障呢?赵简子说要把晋阳作为保护赵氏的屏障，于是尹铎便"损其户数"(《国语·晋语九》)。"损其户数" 即减少户赋的收取，以此来为赵简子争取民心。进入战国之世，户籍制度普遍化，赵国沿袭赵简子时期的户赋制度当是没有问题的。

商业税赵国的商业税包括两个方面：一为关卡税，一为市场交易税。关卡税在春秋时期就已开始收取，战国时商业更为发达，列国间和国内贸易活跃，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千里转输，各国为了增加财政收入，都在边境和内地设立关卡，一是为了军事防守的需要，一是为了征收商人货物的过境税。据明董说《七国考》的记载，除魏国外，其他各国皆有关卡约四十余处。赵国的关卡税便是其商业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市场交易税，即营业税，大致在西周时期就有了，西周铜器《兮甲盘》铭文中就规定交易必须在政府指定的市场内进行，目的是为了征收交易税。《说苑·尊贤》载，赵简子时曾养门客干余人，靠的就是早、晚收市租来供养他们。战国后期大将李牧驻防代郡和雁门关，为防备匈奴，赵王准许他"便宜置吏，市租皆输入幕府，为士卒费"(《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附《李牧传》)。李牧将两地的市租收入划作军用，很得士兵拥护，可见市租的收入还是为数不少的。
为确保国家对财政收人的管理，赵国实施了"上计"制度。"上计"制度即是对官吏的一种考核手段，又是对财政有计划的规划。
赵国的李兑在治理中山国时，"苦陉令上计而人多"(《韩非子*难二》)，这种"入多"的基数是始于年初的"计"，即年初的计划和预算。上计制是我国古代预算、结算制度的雏形。赵国采用此制对于经济的宏观管理是有积极作用的。
总之，赵国通过推行宽和的经济政策，建立了比较完备的财政收入和管理制度，使赵国的财政收入有了多种形式，这些都为赵国发展经济和积累雄厚的物质基础创造了条件。
第十章赵国的政治制度

然而，如果我们单纯探求赵氏一脉，看其先祖何时就已接受嫡长子继承制，则需从由此项制度派生出来的宗法制进行追述。宗法制中确定宗族统属关系同时也是确定政权结构中尊卑上下关系的唯一准则，就是嫡长子继承的原则。它规定，白天子以下各级贵族，仅嫡长子得确立为宗子，他相对于诸孽庶来说是为大宗，诸孽庶即为小宗，大宗在政治地位上绝对高于小宗。
文献记载的赵世系相当简略，但赵氏先祖为父死子继则毫无疑问。至于是否按照宗法制的规定执行了嫡长子继承的原则，则到赵衰之时才有明确记载：赵衰追随公子重耳出奔狄，娶狄女叔隗，生子赵盾。经过十九年的流亡生涯，重耳归国继位为晋文公，他感念赵衰的辅助之功，以女嫁之，是为赵姬，生子赵同、赵括、赵婴齐。赵姬是一位明达事理的女子，她态度坚决地要求赵衰迎回叔隗及其子赵盾，并且还"以盾为才，固请于公，以为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本来，赵姬为晋国君之女，以己子为嫡子是天经地义、无可厚非的，但她却心甘情愿地把自己的亲生儿子降到了庶子的地位，因为按照宗法制的规定，仅嫡长子才能够继承父辈在政治上的优势，赵姬将嫡长子之位让于赵盾，是由于他有能力光大赵氏门庭，是出于以赵氏家族前途为重的考虑。这件事在《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有明确的记载。晋襄公六年(前622年)，赵衰去世，赵盾以嫡长子的身份继承了他的职位。第二年，就在阳处父的帮助下夺得了晋中军帅的职务，成为晋国主持国政的正卿。
由于赵盾为赵氏宗子，因而按照宗法制的规定，他不仅在家族内部统领着包括赵同、赵括、赵婴齐在内的族人，而且在晋国的政治地位上也远远高于他们。然而，赵姬终究是国君的女儿，这种以尊为卑的现象就是在赵盾看来也是不正常的，于是就有了赵盾还嫡之举：晋成公即位后，鉴于晋国无公族的状况，"乃宦卿之嫡而为之田，以为公族。又宦其余子，亦为余子；其庶子为公行。晋于是有公族、余子、公行"(《左传·宣公二年》)。依据这一规定，身为正卿的赵盾应为公族大夫，然而他却向晋成公请求以赵括为公族大夫，而自己甘愿为旄车之族--这本来应该是由庶子充当的。赵盾此举的目的很明显，就是要将赵氏宗子的地位归还给赵姬的亲生子赵括。晋成公同意了赵盾的请求，这标志着赵盾由嫡子降为庶子，由大宗降为了小宗。
不幸的是，赵盾如此大义之举，却为赵氏家族留下了隐患。依据宗法制，赵氏内部的嫡庶关系既已发生变化，则相应地在政治上的地位也应出现逆转。但是，赵盾的政治地位已经稳固，仍然主持着国政。一直到晋景公时赵盾去世，他的儿子赵朔又继他之后出仕晋国，其职位依旧高于叔父赵括，这种现象与宗法制的原则是相悖的。直到晋景公十二年(前588年)赵括才列为卿(《史记*晋世家》)。据文献记载分析，这时的赵朔当已不在人世。在赵盾还嫡近二十年之后，作为宗子和卿大夫的赵括才终于在赵氏家族内部确立了族权和政权上的优势。到赵朔之子赵武时，无论是族权还是政权上的优势俱不存在了，作为赵氏家族的孽庶，他被称为"赵庶子武"(同上)。赵武尊贵身份与地位的丧失，引起了一个人的不满，这就是赵朔之妻、赵武之母、晋成公之女赵庄姬。晋景公十七年(前583年)，赵庄姬诬告赵同、赵括"将为乱"(《左传。成公八年》)，赵氏的政敌栾氏、郁氏为她作证，企图趁机倾覆赵氏。果然，赵氏遭受了灭顶之灾--族诛。宗子被灭，意味着赵氏在晋国绝祀。但作为庶子的赵武，由于人所共知的原因则未受牵连，在韩厥的帮助下，赵武复立为赵氏宗子，延续赵氏一脉。赵庄姬夺嫡成功，标志着赵盾还嫡的最终失败，赵氏宗子之位复归赵盾后裔。发生在赵氏家族的让嫡、还嫡、夺嫡事件，有着深刻的政治内涵，它表明到这时以嫡长子继承为原则的宗法制已经被赵氏先祖完全接受并力图使其走上正统的轨道，嫡长子地位的重要性已经引起他们的高度重视。这一切都在证明着一个问题：赵氏以嫡长子继位的原则至迟在这时就已经确立了。
赵氏家族发展到赵襄子时完成了化家为国的全部准备，雄才大略的赵襄子是这一质的飞跃的具体执行者。立国之后，各项国家制度都待确立，继承制度更是直接关系着赵氏国运的长久与否，早已被赵氏先祖认同并一直在家族内部执行着的嫡长子继承制是当时唯一的选择。然而，由于各种因素的限制，这种理想化的继承模式在具体执行时是存在着较大的灵活性的。分析赵世系，结合文献记载，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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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武灵王即位后，努力扭转国家的衰败局面，着力加强君权，特别是他称"王"之后，赵国完全形成了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的政治格局。从此直到赵亡，除赵武灵王因在继承人问题上优柔寡断而导致沙丘宫变外，以前那种先君尸骨未寒，诸公子即与新君兵戎相见的场面未再出现。
再次，是恃宠夺嫡。纵观文献，在赵世家中恃宠而夺嫡的事例发生过二次：一次在赵武灵王时，一次在赵悼襄王时。其共同的特征是：时王爱屋及乌，因宠爱其母而立其子。
赵国自武灵王强化王权之后，君主的绝对权威从此确立，新君一旦即位，其地位便神圣不可侵犯。在这种新形势下，过去那种刀光剑影的争夺方式是不利于争夺者的，篡位者只会被看作国家的叛逆而招致全国的讨伐。因此，赵国王位的争夺战是通过对太子之位(即嫡位)的争夺表现出来的，是在貌似和平的氛围中于宫廷内部完成的。
赵武灵王宠爱孟姚，孟姚"数微言后有淫意，太子无慈孝之行"(刘向《列女传·赵灵吴女》)，武灵王便以此为借口"废后与太子"，而立孟姚为后，孟姚之子赵何便顺理成章地成为太子。从文献记载来看，赵国这次储君变更似乎没有引起什么波澜就被赵国上上下下接受了。如果没有以后赵武灵王的反复之举，赵何的宝座便是坐稳了。故太子赵章也似乎接受了命运的安排，到代地做安阳君去了。
然而，时隔不久赵武灵王却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主父令王听朝，而自从旁观窥群臣宗室之礼。见其长子章傈然也，反北面为臣，诎于其弟，心怜之，于是乃欲分赵而王章于代，计未决而辍。"(《史记·赵世家》)赵武灵王将赵国一分为二的打算虽然没有付诸实施，却撩拨起了故太子章夺权的野心，由此才演出了沙丘宫变的悲剧。如果赵武灵王坚持初衷，在传位惠文王之后，采取措施瓦解赵章的野心，扼制他的势力，这场大难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因为赵武灵王对赵惠文王的选择显然已经得到了群臣的认同。
第二例夺嫡事件发生在赵悼襄王时，这与前一次夺嫡事件有着完全相同的套路。"倡后既人为姬，生子迁。倡后既嬖幸于王，阴谮后及太子于王，使人犯太子而陷之于罪。王遂废嘉而立迁，黜后而立倡姬为后。"(刘向《列女传·赵悼倡后》)与前次不同之处是这次夺嫡没有引起内乱：赵悼襄王薨后，太子迁继立，群臣接受了新王，故太子赵嘉成了其弟朝中的一个臣子。
第四，是外援。战国时期，国与国之间常常以婚姻的形式缔结盟好，"因此，立某国嫁来的女子所生之子为太子，往往成为争取该国支持和援助的政治手段"，"继承制度亦往往受到政治形势和国与国之间利害冲突的影响"。赵国史料中涉及这方面的记载寥寥无几，赵国的夫人、后妃来自何国，大多无从查考。故而，"外援" 对于赵国的继承制度影响有多大是难以估计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外援"的实力如果并不强大，则这份外援是难以作为靠山的。赵武灵王的故太子赵章，其母为韩女(《史记·赵世家》)。然而，韩国的国势一直不甚强大，因而，当赵章的太子之位受到威胁时，韩国并没有能助他一臂之力。

赵国著名的法家慎子曾发表过这样一段议论："今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一兔足为百人分也，由未定。积兔满市，行者不顾，非不欲兔也，分已定矣。分已定，人虽鄙不争。"(《吕氏春秋·慎势》)如果以此来比喻嫡长子继承制，无疑是极恰当的。这项制度正是统治者求定息争的产物。然而，由于立嫡的主宰权掌握在君王手里，君王在立嫡时，常常将前代的惨痛教训置之脑后，唯自己的意志是从，故此，嫡长子继承制在真正执行时存在着严重阻力，甚至经常被弃置不顾。事实上，嫡长子继承制只是统治者心目中的理想模式，是永远不可能被真正彻底执行的。
后宫与宦官制度后宫与宦官制度是君主专制制度的衍生物。随着君主专制制度的不断强化，后宫与宦官制度也日益完备，其对君主专制制度的影响力也在不知不觉中滋长着。
赵国的后宫制度承袭于周代。在周代统治阶级的家庭中，"天子、诸侯和卿大夫的妻妾也以嫡庶为原则划分成若干等级。嫡妻即正妻，只有一人，天子嫡妻称后，诸侯嫡妻称夫人，卿大夫嫡妻称内子，庶妻位在嫡妻之下，排成高低贵贱的等列"。赵氏先祖早在担任周代的卿大夫职务时，就已经开始在家族内部实施这项制度了。这一时期，赵氏主妇的正式称谓即为"内子"。《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有赵衰之妻赵姬礼让嫡妻之位的一段记载，赵姬"以叔隗为内子，而己下之"。这是赵氏先祖之妻有嫡庶之分的明确记录。
赵氏立国后不久，挂名的周天子不得不赐封其为诸侯。赵国国君既已位列"侯爵"，其正配的地位便也随之水涨船高，尊为"夫人"了。由于赵国史料奇缺，有关后宫的记载更是少而又少，故而在正史中明确称为夫人的只有一位，她就是赵武灵王尚未称王时娶于韩国的宗室之女，史称"五年，娶韩女为夫人"(《史记·赵世家》)。她就是赵武灵王第一位太子赵章的生母。
自赵武灵王称"王"后，赵国后宫中便有了"后"的设置。第一位称"后"的当是由夫人晋升而来的韩女，这从其子赵章被立为太子可以推知。《列女传》则直截了当地称其为"后"。孟姚应该是韩氏王后被废黜以后武灵王所立的第二位王后，她有个好听的称谓"惠后"。从此之后，历代赵王的正配称"后"当毫无疑问，见诸史籍的还有赵惠文王的王后"赵威后"，以及赵悼襄王的王后"倡后"。显而易见，赵国国君正配的称谓呈现的是阶梯式上升的趋势，它与赵国国君称谓的不断加尊是密切相关的，这种亦步亦趋的现象正是它作为君主专制制度的附属物所不可避免的。
无论是"夫人"还是"后"的下面，都有分成若干等级的人数不等的妃嫔，其具体称号则已无从考查了。
名号只是赵国后宫制度的内容之一，其它诸如服饰、礼仪等一系列相配套的制度与之共同构成了等级森严的后宫制度。

正是由于后宫制度在方方面面都有严格的等级区别，故而为了改变自身的命运，各个等级的妃嫔都在各展其能，努力使自己的称号一升再升，夺取夫人或后的称号是她们的最高目标。由于和国君的特殊关系，要想使后宫对赵国的政治不产生任何影响是不可能的。从文献记载来看，赵国后宫对本国政治产生较大影响的主要有三位王后：惠后、威后和倡后。
赵武灵王十六年(前310年)，孟姚入宫得宠，特别是她生下王子赵何以后，王后韩氏与太子赵章的地位便日益受到威胁。在这场争夺中，武灵王显然是站在孟姚一边。为给孟姚夺嫡寻找依据，他们甚至打起了老祖宗的主意，宣称深受赵人崇敬的先祖赵筒子曾得一奇梦，梦中天帝亲自为其七世孙即赵武灵王指婚，这位由天帝指定的女子就是孟姚。在那个神权至上的社会，天帝的指令谁敢违背，孟姚在"天帝"的庇护下顺利登上"后"位，号称"惠后"。随之，赵何与赵章也完成了太子角色的转换。不服其弟之立的赵章终于在公元前295年发动沙丘政变，赵国的政局经历了一场大动荡，赵武灵王甚至成为这场政变的牺牲品。
威后是赵惠文王的王后、赵孝成王的母后。惠文王去世后，她曾一度大权独揽，正如《史记·赵世家》所载："赵王新立，太后用事。"在所有的赵国后妃中，她是被史家用墨最多的一位。有关她的事迹，《战国策》中有两段非常生动的记载，其一是脍炙人口的"触龙说赵太后"：赵孝成王元年(前265年)，秦国大举进犯赵国，赵国求援于齐。齐国提出出兵的条件是要以赵太后的爱子长安君为人质。出于舐犊之爱，太后严拒，形成僵局。左师触龙出面游说太后，终于使其答应了齐国的要求。其二是"齐王使使者问赵威后"：在这个外交场合中，赵威后是以一位贤明的执政者身份出现的。她先问齐国收成的好坏，又问齐国百姓的疾苦，最后才问到齐王的安康。使者对她"先贱而后尊贵"的问候次序表示不满，赵威后从容反驳说如果反过来就是"舍本而问末者"。赵威后执政一年后故去，其子赵孝成王亲政。
倡后为赵悼襄王的王后，赵国亡国之君王迁的生母。倡后初入宫时为姬，是妃嫔的身份。她先凭自己的美貌迷惑悼襄王，生子赵迁以后，便开始施展阴险手段谋夺嫡位，"阴谮后及太子于王，使人犯太子而陷之于罪，王遂废嘉而立迁，黜后而立倡姬为后"(刘向《列女传·赵悼倡后》)。悼襄王死后，赵王迁即位，倡后以太后之尊，却不以国家利益为重，收受秦国贿赂，百般陷害支撑着赵国半壁江山的良将李牧，必置之死地而后快。李牧死后，赵国旋即覆灭，赵王迁被俘。
宦官是围绕在国君及夫人、后妃身边并为之服务的一群人。先秦时期的宦官并不像后世宦官都用清一色经过阉割的男子组成，除了这一类人之外，还有相当一部分尚未成年的贵族子弟和家内奴隶。这些人穿行服务于王宫内苑，有很多接近国君及夫人、后妃的机会。其中一些伶俐、善于揣摸主人心理的宦官便逐渐受到重视。特别是那些深锁内宫与外部几乎隔绝的夫人、后妃们更是将他们视作心腹，常常委以重托，于是这些人手中的权力便日渐膨胀。
缪贤是文献中所见的唯一可以肯定身份的赵国宦官，他担任着赵国的宦者令，也就是宦官的首领。由此可见，赵国的宦官已有一定的管理制度和等级差别。仅从文献对缪贤的记载就可推知，这时候，赵国宦官的势力已越出王宫内苑，开始对赵国的政治产生影响。*缪贤不仅有能力收养大批舍人，而且还能网罗到蔺相如这样的大贤，可见其权势已不容小视。甚至于燕王在与赵王相会时，也曾私下暗握其手，恳切表示希望与之交友。如果不是缪贤有一定的权力，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影响赵王的决策，燕王又有什么必要纡尊降贵与一个身份卑贱的宦官交友呢。赵王对缪贤的宠幸，还可以从他对缪贤罪过的宽宥上得到印证。虽然我们不能查证缪贤所犯罪过的轻重，但在专制王权下，对臣民的生杀予夺唯王之意志是从，如果不是缪贤还可以为赵王所用，赵王又怎么会怜惜他这条陛命呢。缪贤可以参与朝政，这是勿庸置疑的。当赵王与大臣们在朝堂上商议如何应付秦王索要和氏璧的无理要求，又要不启兵端这样的国家大事时，身为宦者令的缪贤向一筹莫展的赵王与众大臣推荐了自己的舍人蔺相如。以蔺相如之大才，却不以投身一个宦官门下为耻，又可侧证缪贤的权势之大与赵王对其宠信之深。

他们是：
代成君赵周赵襄子灭代后封。番吾君赵烈侯时有史载。阳文君赵豹武灵王元年任相，封君恐在此之前。
代安阳君赵章惠文王三年封。
安平君赵成封君当在平定公子章叛乱之后。
奉阳君李兑赵惠文王时权臣，受封当在平定沙丘之变以后。
平原君赵胜赵惠文王弟，封于东武城。
望诸君乐毅赵惠文王时封于观津。
平阳君赵豹赵惠文王二十七年封，母弟。
马服君赵奢赵惠文王二十九年封。
长安君赵孝成王母弟。
庐陵君赵孝成王母弟。
建信君赵孝成王宠臣。
李侯邯郸保卫战后封。
华阳君冯亭赵孝成王时封。
武阳君郑安乎秦降将，不知何时受封，孝成王十
年死，收其地。
信平君廉颇赵孝成王十五年封于尉文。
武襄君乐乘赵孝成王十六年封。
春平君赵故太子，赵悼襄王二年有史载。
一书中曾有过考察，他所列赵国封君二十七位，与本文有所区别：首先，《战国史》一书将齐国的孟尝君田文、楚国的春申君黄歇、魏国的信陵君公子无忌及秦国的长安君均归为赵国封君，因为赵国曾分别将武城、灵丘、部及饶封赐给他们做食邑。我们认为这一方法欠妥，因为赵国并不曾给他们封君之号，再者赵国重臣奉阳君李兑也曾接受过齐、魏、韩三国的封地(见《战国纵横家书》)，而《战国史》齐、魏、韩三国封君表中并无奉阳君李兑的位置。可见杨宽先生也并未把李兑视为齐、魏、韩的封君。究其实质，封君与赐地根本就是两回事，有封君之号者不一定都有封地；同样，有封地者也不一定都会获得封君之号。如"虞卿"，他有封地" 虞"，却没有封君之号。其次，《战国史》"赵国封君表"中有武安君苏秦，有关苏秦在赵国封君本文存疑，故不列。再次，《战国史》"赵国封君表"中有"平陵君"，注日见于《史记·赵世家》，而校之于原文则为"平原君"，即赫赫有名的
骨肉之亲也，犹不能持无功之尊，无劳之奉，而守金玉之重也，而况于予乎?"(《史记·赵世家》)随着兼并战争的日益激烈和外交风云的变幻莫测，分封那些功勋卓著的将相为"君"成为安抚他们的重要手段。而随着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的加强，对封君控制的日益严密，这些人要想发展成根深蒂固的一方势力已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也是赵国国君放心大胆地扩大封君范围的原因之一，因为他不必担心异姓的分封会动摇自己的宝座。信平君廉颇、武襄君乐乘、武安君李牧等人就是在这种情形下受封的。值得一提的是，虽然"计功受封"的原则已成为主流，然而赵氏宗亲一旦立功，则他们受封的速度要比异姓之人快的多。譬如：赵奢与廉颇。廉颇在赵惠文王时期就以勇武名扬诸侯，多有战功，然而直到孝成王十一年(前251年)才受封信平君；赵奢比廉颇晚出，因阏与之战大败秦军而于惠文王二十九年(前270年)就受封马服君了。
除宗亲封君和功臣封君外，还有一种形式的封君。它虽然不占主流，却是赵国政治腐败的一种反映，这就是幸臣封君。大名鼎鼎的建信君便是其代表人物，他"之所以事王者，色也"(《战国策·赵策三》)，是靠妖娆妩媚的男色为赵王服务的。建信君受到赵孝成王的宠幸后，不但封君，而且还担任了赵国的相邦。他手握重权，干涉朝政，嫉贤妒能，甚至暗通敌邦秦国，有引狼人室之嫌。这一切《战国策》中都有记载。赵国的政治在他的扰乱下更加混沌，难怪当时就有人忧心忡忡地警告赵王："辇建信以与强秦角逐，臣恐秦折王之输也。"(《战国策·赵策三》)建信君依恃赵王的宠幸祸乱赵国，为害之大，甚至到了危及赵国生存的地步。
当然，像建信君这样有恃无恐的封君是不多见的，因为赵国国君时刻牢记自家"三分晋室而有其一"的经验教训，刻意加强对封君的控制和管辖。当时，赵国的封君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有封地并且就封的封君，也就是可以临土治民的封君；一类是有封地但不就封的封君，他们只是食封地的租税，作为俸禄的补充，封地仍划归当地的郡县，由国君派官吏治理；还有一类封君根本没有封地，与土地不发生任何关系，只是一种虚荣之封。无论哪一类封君都无法游离于国君的掌握之外：

首先，封君必须遵守国家统一的法令。
其次，有封地的封君还必须按规定向国家交纳一定的租税，以充实国库。赫赫如平原君家也不得例外，田部吏赵奢因其家不肯遵守这一规定而"杀平原君用事者九人"(《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就连平原君本人也被赵奢劝告得心悦诚服。
再次，国君的意志高于一切，封君必须无条件服从。信平君廉颇和武安君李牧虽都有赫赫战功，一旦不听国君调遣而受猜疑，便不能安于其位，一个出奔，一个被杀，毫无替自己辩白的机会。不仅如此，对一些有封地的重要封君，赵国国君还专门向其封地派出"相"。"相"是国君的耳目，直接对国君负责，名为辅助，实则监督。代地封君便是赵国国君频繁派"相"的对象，仅《史记·赵世家》中便有三条有关代相的记载：赵武灵王十八年(前308年)，"赵王使代相赵固迎公子稷于燕，送归，立为秦王，是为昭王"。赵武灵王二十年(前306年)，"代相赵固主胡，致其兵"。赵惠文王三年(前296年)，主父封公子章为代安阳君，" 又使田不礼相章也"。此外，《汉书·冯奉世传》又言：赵华阳君冯亭的后代"在赵者为官帅将，官帅将子为代相"。文献对代相事迹的特殊青睐，表明他们身份的重要性。
除上述措施之外，赵国国君还握有一枚有效控制封君的筹码：他主宰着封君能否世袭，而这直接关系着封君的切身利益。在当时，求取封君成为一股热潮。封君之后，这些人谋求的不仅是终身拥有，而且希图传之子孙。至于封君是否可以传世，考诸文献，原则上讲似乎是可以的，赵王就曾许诺冯亭"世世为侯"。此外，当时还流行"定身封"的说法，即封君功成名就或年事已高时，为终身计选一个好地盘作为自己的封地。奉阳君李兑就曾孜孜以求"定身封"(《战国策·赵策一》)。然而，封君能否传世，有着政治上的多种因素，国君的态度更是其关键。事实上，赵国国君为了自身统治的安全，避免强悍地方势力的出现，以致形成尾大不掉之势，是千方百计阻止封君世袭的。赵国封君中，真正实现世袭的只有平原君。他去世之后，"子孙代，后竞与赵俱亡"(《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是与国同休的唯一实例。更多的封君传承不会超过三世，就会被赵王以各种借口夺封。即使赵室宗亲也不例外。更有甚者，对某些封君来说，爵禄是及身而止的，如赵孝成王十一年(前255年)，"武阳君郑安平死，收其地"(《史记·赵世家》)。
就是封君本人也很清楚自己的地位是不稳定的。平原君就曾引用魏公子牟的话告诫平阳君："夫贵不与富期，而富至；富不与粱肉期，而粱肉至；梁肉不与骄奢期，而骄奢至；骄奢不与死亡期，而死亡至。累世以前，坐此者多矣。"懂得这番道理并能小心恪守自己的本分，恐怕恰是他的子孙得以保住封君的关键。连那个依仗赵王宠幸而骄横跋扈的建信君也曾被人提醒：君心难测，荣宠无常，要为自己留条后路(《战国策·赵策三》"魏尬谓建信君")。最早封君的代地，直到惠文王四年 (前295年)都保持着封君制，代地封君也为巩固赵国边地尽心尽职，然而代安阳君公子章的叛乱则激怒了惠文王，使之下定了摒弃代地封君而改设郡县的决心。总之，赵国虽然实行了封君制，但它绝不同于春秋时期的贵族封邑制，无论从政治、经济，还是军事上讲，封君的权利都被严格限制着，难以形成与统一国家对抗的势力。即使某些封君利用自己的特权，企图培植个人势力，结党营私，也难以称心如意。公子章的叛乱被杀就是明证。封君成为国君手中诱使将相大臣为之尽心效命的一枚香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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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帖

赵国的武官系统是相当完善的，这在前一章的相关小节中已有具体论述，不再重复。
与武官系统的不断完善相适应，赵国军队中出现了类似现代司令部的军事机构。大将军之下，有各类专职辅佐他的人才，"夫为将者，必有腹心、耳目、爪牙。无腹心者，如人夜行，无所措手足。无耳目眷，如冥然而居，不知运动。无爪牙者，如饥人食毒物，无不死矣。故善将者，必有博闻多智者为腹心，沉审谨密者为耳目，勇捍善敌者为爪牙。"(《百子全书·心书·腹心第二十》)具体来说，就是战国末年成书的《六韬·龙韬》中所讲的：将有股肱羽翼七十二人。包括腹心一人，谋士五人，天文三人，地利三人，兵法九人，通粮四人，奋威四人，伏旗鼓三人，股肱四人，通才三人，权士三人，耳目七人，爪牙五人，羽翼四人，游士八人，术士三人，方士三人，法算二人。至于赵国大将军的"司令部"的设置是否如此完备，由于文献所限，难以尽考。尽管如此，仍有一些是可以与史籍相映证的：
(1)游士。"主伺奸候变，开阖人情，观敌之意，以为间谍。"战国时，间谍战盛行，有因间、内问、反问、死问和生问之分。古代兵家认为"此兵之要，三军所恃而动也"。赵名将李牧在赵北部边境"谨烽火，多间谍"，与匈奴对抗。《韩非子·内储说左下》载："司马喜，中山君之臣也，而善于赵，尝以中山之谋微告于赵王。"可以说，司马喜为赵充当间谍。前述武官系统中有"军中侯"一职，就是赵国军队中负责此项事务的。
(2)法算。"主会计三军营垒、粮食、材用出入。"《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中记载李牧守边时，将"市租皆输入莫府，为士卒费"。可以推知，主管这项事务的专门人员就相当于《六韬》中的"法算"。
(3)腹心、谋士。阏与之战中，赵奢用许历之谋大败秦军，回师后赵奢因赏识许历的智谋而举荐他为国尉，应该是发挥他的特长。因此，国尉一职，很可能是高级军事参议。囿于文献的不足，我们只能窥一斑以求得见全豹了。
临战授命制度的实行前文讲到，赵国的军事大权是集中在国君手中的，战争的决策和军队的调动权，完全由赵国国君一手操纵，这样，就难免造成对将帅的掣肘。为了解决这一矛盾，赵国实行了将军临战授命制度，这一制度的具体内容是：将军在率军出征前，由国君亲自任命，即所谓"先谋于庙，行令于廷"，举行隆重的仪式，并以"斧钺授将" (《尉缭子·将令》)，以使这位将军所发布的军令具有合法性，同时也借此机会让他向国君表示效忠之心。国君一旦将象征权力的"斧钺"授予将军，他在战场上就有了独立进行指挥的权力，即所谓"军中之事，不闻君命，皆由将出"(《六韬·龙韬·立将》)，甚至握有对各级将吏的生杀予夺之权。《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载："军中侯有一人言急救武安，赵奢立斩之。"赵括代廉颇后，立刻"悉更约束，易置军吏"。李牧在边疆更是"以便宜置吏"。这既保证了国君对军队的控制，又调动了将帅在战场上机动指挥的积极性。
赵国军事领导体制的不完备性由上所述可知，赵国建立的是金字塔式的军事领导体制：赵国国君--大将军--各级将领。然而，这种新的军事领导体制中又保留着许多旧的因素，还很不完备。
其一，是文武分职还不十分严格。文献中既有文臣受君令为将、率军出征的事例，又有武将兼摄文职的记载。例如，蔺相如位在文臣之列，而廉颇向他请罪时称其为"将军"，文献中又有"蔺相如将而攻齐，至平邑而罢"的记载(《史记·赵世家》)。
其二，赵国的临战授命制度并未得到贯彻执行。国君临战干涉之事屡见不鲜。长平之战中，赵王信秦反问，"因以括为将，代廉颇"。史书称"廉颇之免长平归也"，为"失势之时"。李牧守边与匈奴对峙，"赵王让李牧，李牧如故"，行使自己"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的权力，结果，"赵王怒，召之，使他人代将"。秦赵之战中，赵王又信秦反问，"乃使赵葱及齐将颜聚代李牧，李牧不受命"，结果，"赵使人微捕得李牧，斩之"。可见，军权最终还是集中在国君手中，将帅不过是国君手中的一颗棋子。难怪苟子肯定地说："凡在大王，将率皆末事也。"(《苟子·议兵》)苟子为赵人，他对赵国的军事领导体制当然会有很清楚的了解。
其三，赵氏宗族将领受到特别信赖。晋自献公后废除公族执政的传统，建立六卿制，注意招揽人才，楚材晋用，使晋得以保持霸主地位，但也形成公室衰微，政在家门，酿成三家分晋。赵国鉴于此，既注意选贤举能，也注意发挥赵宗室的作用，原本无可厚非。但赵国国君对此却不能恰当地把握，像廉颇、李牧这样的名将，在生死存亡的关头得不到君主的信任，而代替他们的都是赵氏将领。显然，这是疑惧异姓的旧传统心理在作祟。总计《史记·赵世家》，自赵烈侯起共有三十一位将领，其中有十二位是赵氏族人，几乎占百分之四十。
尽管赵国的军事领导体制存在许多不足之处，但它的先进性还是不可抹杀的，它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为赵国逐鹿中原奠定了基础。

赵国的步兵，称为"带甲"，史书上说赵国有"带甲数十万，车千乘，骑万匹"。步兵超越车兵、骑兵，名列前茅，成为赵国最主要的兵种，"带甲"成为赵国军事实力的象征。
在战国中后期赵国的对外战争中，步兵发挥了极大的威力。公元前269年，秦赵爆发阏与之战，"其道远险狭，譬之犹两鼠斗于穴中"(《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赵奢率精兵"卷甲而趋之，二日
一夜至"。"令善射者去阏与五十里而军"，"发万人趋之"北山上，"纵兵击之，大破秦军"(同上)。在这场大战中，赵国的步兵充分发挥了它的特长。公元前260年，长平之战中，赵国也是以步兵为主力抗击秦军的。《史记·白起王翦列传》中载："赵卒不得食四十六日，皆内阴相杀食。"如果不是步兵，而是车兵或骑兵，赵军完全可以杀马代食，而不必自相残杀。再者，"赵括出锐卒，自搏战，秦军射杀赵括"，这次战役，是秦赵两军的堡垒攻守战，赵括最后"自搏战"，也说明所统是步军。这场战役"赵前后所亡凡四十五万"，虽以惨败而告终，但也给秦军以重创，"秦卒死者过半，国内空"(《史记·白起王翦列传》)。尤为壮烈的是，赵军在大败之余，还争得了邯郸保卫战的胜利，又击败了趁"赵壮者尽于长平，其孤未壮"(《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而落井下石的燕军。这一方面是赵国军民同仇敌忾的结果，但也反映了赵国步兵的强大潜在力量。未壮的"孤儿"，连服兵役的年龄尚未到，当然不可能驾驭战车、驰逐奔马以御敌，显然是组成了新的步兵，初战告捷，一则重壮国威，再则显示了赵国国内蕴藏的雄厚的步兵后备力量。
当然，步兵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它无法取代兵车的强大冲击力，长距离的战场机动、迂回、牵制、侧击等战术，步兵很难胜任。为了弥补步兵的这些缺憾，赵国大量使用车步协同作战，互取所长，互补所短，如公元前349年赵国在援齐抗楚时，就助它"精兵十万，革车千乘"，迫使楚军退走。
我国历史上又一新兵种的创建--骑兵论述赵国的骑兵，首先要澄清一个问题：赵国的骑兵到底建制于何时?
《战国策·赵策一》说，赵襄子"使延陵王将车骑先之晋阳"。似乎在赵襄子时，赵国已有了骑兵。但考诸史籍，除这条史料外，直到赵肃侯时期再未见到赵国有骑兵的记载。《战国策》成书于战国末年，这必是时人以当时赵国所拥有的骑兵兵种附会前代，不足信。
《史记·苏秦列传》载，苏秦说赵肃侯曰："赵地方二千余里，带甲数十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十年。"按此说，赵国在肃侯时有了骑兵。然而，苏秦生活在赵肃侯时代的说法已被史学界否定，因此这条记载是不可信的。况且，赵肃侯元年，齐为抗击楚国的入侵向赵借兵，肃侯与之"精兵十万，革车千乘"，根本就没有提到骑兵。上述考证表明，赵肃侯时，赵国是不存在骑兵这个兵种的。
毫无疑问，赵国的骑兵是经过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改革而建立起来的。赵国地边胡，三胡时常侵扰赵的边地，使赵国无法专心致志地与各诸侯国逐鹿中原。为了对付三胡，赵国很早就建立了步兵，以便于在山地问与胡人角逐。然而，胡人不仅擅长步战，他们的骑兵来如骤雨，去如飙风，更令赵人望之兴叹。在赵国的骑兵建立之前，赵人在与胡人的战争中更多的是防御战，却之即可。采取这种战略总是被动的，后顾之忧无法解除。赵武灵王是位有雄心大志的国君，对当时的形势他是有充分的估计的，"赵不创胡，胡必弱赵，赵之忧患在是"。然而，三胡之地疆域广阔，资源丰富，民众善战，若能使之臣服，必将是赵国横扫天下的稳固基地，故" 赵之所以盛强亦在是"。他非常钦佩有开拓进取精神的先祖简子、襄子，表示要以他们为榜样，"继简、襄之意以顺先王之志"，"计胡、狄之利"(《史记·赵世家》)。在这种愿望的驱使下，武灵王大刀阔斧地进行了胡服骑射的改革，建起了赵国的第一支骑兵。

顶啊我

你在抄袭？

然而城市设防终究是时代的要求，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因为伴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商品经济的增长，城市迅速发展起来，它们不仅是政治、经济的中心，也是武器装备的制造中心和兵员补充基地，而且城邑一般都控制着交通枢纽，在战略上就成为必争之地；步兵、骑兵的兴起则适应了攻城战的需要，于是乎战争的残酷性和破坏性与日俱增，为了避免毁灭的命运，城市的设防便提到日程上来了。赵国在七雄中属于经济较为发达的国家，它的城邑更是星罗棋布，正如名将赵奢所言："今千丈之城，万家之邑相望也。"(《战国策．赵策三》)有关战国城邑设防之风兴起后赵国的情况，其都城邯郸的完整防御体系给我们提供了一份完美的答案。
(1)选址。《管子·乘马》云："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足用，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墨子·备城门》更强调城址要选在"难攻而易守"的地方。邯郸之所以能够成为赵国的都城，首先仰仗的就是其优越的自然地理位置以及由此带来的有利军事地位。邯郸位于太行山东麓，黄河及其支流漳水在其东部横贯而过，漳水的多支分流萦绕周围，可谓依山傍水。以常山为依托，它可控制整个太行山脉；水系网络分布之密集，为调运粮草、物资、军队带来了便利。正如顾祖禹所说："邯郸包络漳滏，倚阻太行，赵人都此。秦魏战其西南，燕齐战其东北，而赵之力常足以却秦胜魏，胁齐弱燕。苏秦谓，山东之国莫强于赵者，岂非拥据河山，控带雄胜?邯郸之地，实为河北之心膂，而河南之肩脊哉。"(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一五)
邯郸不仅在自然地理方面得天独厚，而且在经济地理方面也颇占优势。邯郸北通燕代，南接郑卫，天下商贾云集，"亦漳、河之间一都会也"(《史记·货殖列传》)。这对于它的商品经济的发展极为有利。早在赵襄子时，就有"邯郸之仓库实"的记载。到战国时，其经济地位可与燕之涿、蓟，魏之温、轵，韩之荥阳，齐之临淄，楚之宛、陈，郑之阳翟，三川之二周相媲美。雄厚的经济实力，为其军事防御提供了物质保障。
(2)邯郸武库的设立。为了捍卫都城，保证充足的武器供应，赵国在都城邯郸设立了武库。邯郸的武库不仅具有储备功能，它还是制造兵器的主要场所。根据考古出土的兵器铭刻可以清楚地看到，赵国都城邯郸的兵器制造分为两个系统：中央官府所造与邯郸地方所造。中央官府皆以相邦或守相为监造，赵国的重臣建信君、春平侯、廉颇等都曾担任监造官，中央武库有左库与右库之分。邯郸地方所造兵器由赵令监造或仅记库名，出土铭刻有上库、右库，据此推断，也应当有下库及左库，由此可知仅邯郸的地方武库就有四座。每个武库之下分设若干铸造作坊，层层把关，严格管理。关于邯郸武库的兵器产量，史无记载，但从出土的兵器数量看，必然是个庞大的数字，由此也可以推知防卫邯郸的兵力之众。既然武库有中央与地方之分，那么防卫邯郸的军队也必然有中央军队和地方军队之分。此外还有守护王宫的警卫部队，这支军队有个专有名称"黑衣"，它的兵器供应似乎应该由中央武库负责。武库设在都城之内，既有利于国君直接控制，又保证了战时武器的及时补充，可谓一举两得。
(3)卫星城市的建立。赵国在大力营建都城邯郸之余，又在它的外围建造了许多中小城市，作为邯郸的屏蔽。这样，就在邯郸周围布下了纵深配置的防卫网。经过这样布置，进攻者就不得不投入更多的兵力逐层突破，而守卫者则可以借此机会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争取时间，组织反攻；或等待援兵，克敌于国门之外。《水经．浊漳水注》引《竹书纪年》记载："梁惠成王元年，邺师败邯郸师于平阳。"又云："梁惠成王八年伐邯郸，取肥。"再云："梁惠成王八年，惠成王伐邯郸，取列人。"平阳、列人、肥，都是靠近漳水的城邑，各去邯郸不远。魏惠王雄心勃勃，连续发动进攻，兵锋直指邯郸，然而从上述文献记载来看，其志终未得逞，屏蔽邯郸的卫星城，以牺牲自己的方式疲敝了魏军，阻挠了它的深入。除上述各城外，番吾也是邯郸的卫星城，苏秦说赵王曰："秦欲已得乎山东，则必举兵而向赵矣。秦甲渡河逾漳，据番吾，则兵必战于邯郸之下矣。"张仪也说："今秦有敝甲凋兵，军于渑池，愿渡河逾漳，据番吾，会邯郸之下，愿以甲子合战，以正殷纣之事。"秦军要兵临邯郸城下，必先占据番吾，由此可见番吾对于邯郸之重要。

信都发展为赵国的陪都经历了一个过程。《赵世家》称赵成侯二十年："魏献荣椽，因以为檀台。"檀台是陪都最早的名称，它的建成恰是在邯郸沦陷前二年，到邯郸之难时，以赵成侯为首的赵国最高统治集团就迁往此地继续执行国家职能。在这场国难中，檀台脱颖而出，显示出其重要的军事价值。此后，檀台大概便开始被有意识地扩建。到武灵王初年，已具备了作为陪都的规模，并更名信宫，《赵世家》武灵王元年条称："梁襄王与太子嗣、韩宣王与太子仓来朝信宫。"十九年春正月条云："大朝信宫，召肥义与议天下，五日而毕。"可见，在武灵王时，信宫已成为赵王朝会诸侯、处理政务的场所。李公绪《赵记》云："赵孝成王...... 有宫，为赵别都，以朝诸侯，故日信都。"《汉书·地理志》亦称："赵分晋，得赵国，北有信都、真定。"也说赵有信都。既然武灵王十九年仍称信宫，那么改称信都必在此后至秦破邯郸之前，因而李公绪记赵孝成王改信宫为信都当有所据。改称信都，也就标志着它的陪都地位从此法定化了。显而易见，由檀台而信宫而信都是赵国陪都建成的三部曲。赵国的陪都从创建之初就时刻准备着担负起替代邯郸做国家中枢的职责。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也是构成邯郸防御体系的一部分。
至于防守邯郸的军队布置、兵力配备等情况，因史乏详载，难以考证。但仅从上述几项防御措施来看，赵国统治者对邯郸的防卫真可谓考虑周全、无微不至。邯郸是赵国城邑设防的典型代表，赵国城邑设防的完善程度由此可以推知。
赵长城及关塞亭障的设防长城及其相关设施的建筑在当时是军事设防的重要措施。为了保障国家的安全，赵国统治者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先后在南北边疆修筑了绵延的长城及其辅助工程。
(1)南长城。《史记·赵世家》记载：赵肃侯"十七年，围魏黄，不克，筑长城"。赵武灵王也曾言："我先王因世之变，以长南藩之地，属阻漳、滏之险，立长城。"由此可知，赵肃侯所筑为赵南界之长城。赵肃侯筑长城的直接导火线是"围魏黄，不克"。黄城故址，在今河南省内黄县境，是魏国靠近漳水的要邑，逾漳滏而北，就是赵的都城邯郸。赵肃侯欲围而克之，恐怕也是为了解除它对邯郸的威胁，既然难以取胜，只得采取防御手段。当然，如果单是黄对邯郸的压力还不足以促使赵国修筑如此巨大的防御工程。除它之外，邺(今河北省磁县东南邺镇)也是魏国在漳水南岸的主要城邑，比黄更靠近邯郸。自从魏文侯派遣西门豹为邺令后，邺大治，成为魏国北部的军事重镇，对赵都邯郸构成严重威胁。魏国常以这两座城邑为军事据点发动对赵国的进攻，直逼邯郸。特别是魏惠王即位之后，这种形势日趋严重，终于导致了魏惠王十八年(即赵成侯二十二年)的拔邯郸事件。虽然时隔不久邯郸又回归赵国，然而心有余悸的赵国统治者不得不防后患，故而赵国在南界修筑长城已成必然之势。至于赵南长城所经之地，张维华先生经考证指出："其西首当起武安故城南太行山下，缘漳而东南行，约至番吾之西南，逾滏而东，经武城梁期之南，复缘漳水东北行，约经裴氏故城之南，而东抵于漳。"简言之，此城当西起太行山下，而东止于漳水之滨。南长城的修筑，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魏人北侵的野心，为赵武灵王在一定时期内专心北伐、开拓疆域以蓄积力量与诸雄争强赢得了宝贵的时问。魏国衰落之后，秦人又一度从西南部胁迫赵国，南长城又为防卫秦国的进攻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2)北长城。赵国的北长城是由赵武灵王修筑的，其事见《史记·匈奴列传》。赵武灵王自十九年定易服之议，二十年，略胡地，至榆中；二十六年，攘地北至燕、代，西至云中、九原；惠文王元年，武灵王将士大夫西北略胡地；二年，行新地，出代西，遇楼烦王于西河而致其兵。前后十四年间，辟地开边，降服诸胡。出于巩固战果的目的，他在新辟的土地上设置了云中、雁门等郡。然而，北方少数民族叛服无常，那些战败北徙的部族，更是伺机复返，这就需要为新建的边郡设立屏障，于是就有了赵武灵王筑长城之举。赵武灵王所筑的长城是"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由于记载过于简略，给后人推定赵北长城的具体走向造成了困难。传统的观点认为这条长城是东起于河北省西北部的蔚县，西经山西省雁门地区人内蒙古，傍阴山山脉的东段大青山南麓而西，再西北折至阴山西段的狼山内，至乌拉特中旗石兰计乡的两狼山口为止。这种观点认定石兰计乡的两狼山日即为赵北长城的西至终点高阙塞。然而，根据考古调查结合文献，这一观点是难以成立的：首先，高阙塞是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开拓边疆后设置的军事要塞，而赵武灵王向西北进军最远只达云中、九原，此后再无向九原以北以西进军的记载。九原遗址即今乌拉特前旗东、乌拉山南麓四公里、哈业胡同三顶帐房的古城，管辖地方不会过乌拉山西端的西山嘴，西山嘴下就是当时黄河由北向南的拐弯处，这里当是赵国西北最大限度的边界。狼山口位于狼山中段，在内蒙古巴彦淖尔盟临河县北，离西山嘴在二百公里以上，既然赵国的疆域没有到狼山口，当然不会在此设置军事要塞。其次，现在的阴山山脉当然包括狼山，但战国时期的阴山实指大青山和乌拉山，狼山当时叫阳山。史载高阙在阴山而不在阳山，而狼山口在阳山而不在阴山，所以狼山不可能是高阙塞。

五赵国的军事赏罚制度
在战国时期，战争已经成为时代的重要特征，各诸侯国"H以争战为事"。赵国也是烽烟迭起，四面待敌。它的统治者及军事家们在长期的战争实践中已经充分认识到了军事赏罚的重要作用："赏不行，则贤者不可得而进也；罚不行，则不肖者不可得而退也。"(《苟子·富国》)赵国的军事赏罚制度就是在这样的战争环境中应运而生，并逐渐发展完善的。限于史料的阙如，有关赵国完整系统的军事赏罚制度今天我们已经是难以重见了。然而散落于各种古代典籍中的记载，还是给我们留下了零星的痕迹，使我们可以想见当时赵国军事赏罚制度的严整完备。
赵国的军事奖赏制度见诸史籍的赵国军事奖赏，大致可以归纳为三类：
(1)赏。这是一种物质奖励，在文献中最早见于赵简子时，《国语·晋语九》记载："下邑之役，董安于多。赵简子赏之，辞。"注曰："多，多功也。《周礼》曰：*战功日多。*"时在公元前497年。此后，赵简子使尹铎治晋阳。为了表彰他的政绩，赵筒子"以免难之赏赏尹铎"。注曰："免难之赏，军赏也。言见戒而惧，惧则有备，是为免难。"所谓"免难之赏"，实际上是物质奖励，这从下文中可以明白地看出："初，伯乐与尹铎有怨，以其赏如伯乐氏，曰：*子免吾死，敢不归禄。*"既然称"禄"，肯定是物质方面的奖赏。在这之后，"赏"便作为一种奖励军功的措施为历代赵国之君所沿用：
赵襄子时，"三国反灭知氏，共分其地。于是襄子行赏，高共为上"(《史记·赵世家》)。
赵惠文王三年，"灭中山，迁其王于肤施。起灵寿，北地方从，代道大通。还归，行赏，大赦，置酒醣五日"(同上)。
赵惠文王时，赵奢"时为将......大王及宗室所赏赐者尽以予军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问家事"(《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赵孝成王时，韩上党太守冯亭献城，赵与之相约："......吏民能相安，皆赐之六金。"(《史记·赵世家》)
赵悼襄王时，李牧守北边，备匈奴，"边士日得赏赐而不用，皆愿一战"(《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由上述可知，终赵国之世，"赏"始终是奖励军功的方式之一。
而且，在简子、襄子之时，文献所载均是对其重臣的奖赏，至于是否推及普通士卒，则不得而知。其后，"赏"的范围明显扩大，最终施及所有对战事有功之人。这种军功奖励方法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将士的作战积极性；更为重要的是，它成为融洽将领与士卒之间关系的一种媒介。
(2)军功爵制。所谓"军功爵制"，就是"以爵赏战功"的制度，朱绍侯先生进一步把它概括为"因军功(实际上也包括事功)而赐给爵位、田宅、食邑的爵禄制度"首先，我们应该弄清楚，为什么事功也包含在军功爵中呢?这是因为当时赐爵制极为普遍，"军功"与"事功"在爵名、爵级和赐予的办法上都是相同的；况且，战国的特点是"战"，许多不见硝烟的政治活动也与军事有极其密切的关系，视之为军功也未尝不可。所以，我们也可以用"事功"所授爵名来补充不见于文献的军功爵名。
赵国因军功而赐爵的事例初见于赵简子时。《左传·哀公二年》记载，赵简子在铁之战前当众誓师："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庶人工商遂，人臣隶圉免。"大夫、士可因军功而得到受县、受郡及田十万的赏赐，庶人工商可因军功而跻身仕途，人臣隶圉可因军功而免除奴隶身份。当然，这只是赵简子为应急而采取的临时性措施，并没有形成制度。故而，学者们历来都把这条资料视为赵国军功爵制萌芽的标志。到赵襄子时，赵国确定了"功大者身尊"(《战国策·赵策一》)的制度，他的谋臣张孟谈就曾说："今臣之名显而身尊，权重而众服，臣愿捐功名去权势以离众。"(同上)显然，这时赵国的军功爵制开始形成了。然而，这项制度在赵国是如何逐渐完善的，史无明言。只是到公元前262年，韩上党郡守冯亭献上党十七个邑给赵国，赵孝成王派平原君赵胜前往受地时，平原君告诉冯亭："敝国君使胜致命，以万户都三封太守，千户都三封县令，皆世世为侯，吏民皆益爵三级，吏民能相安，皆赐之六金。"(《史记·赵世家》)这里封太守的三万户，封县令的三千户，都是指军功爵制中的食封制，即可以收取三万户、三千户的租税；吏民皆益爵三级，是指在原有爵位的基础上再加三级，这说明赵国的军功爵制是有很多级别的，也就是说，此时赵国已经建立了一整套的爵秩等级。

赵国的军功爵制尚有其不完善的一面。首先，是它还存在着"亲戚受封，而国人计功"(《战国策·赵策三》)的弊病。赵国封君中宗室占很大比例，其中虽然也有因军功而受封者，但他们比异姓之人得爵要快得多。当时人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公孙龙就曾对平原君说："君无覆军杀将之功，而封以东武城，赵国豪杰之士，多在君之右，而君为相国者以亲故。夫君封以东武城不让无功，佩赵国相印不辞无能，一解国患，欲求益地，是亲戚受封，而国人计功也。"(同上)鲍彪注曰："国人受封，必计其功，与平原异。"吴师道补曰："胜本无功，向之受封也，已不当得，今又欲益地，是在亲戚，则无功受封，国人则计功乃受赏，轻重不伦也。"军功爵制的原则就是因功而受爵，丢掉了这条原则，必然会影响其积极性的发挥。其次，与赵氏家族位尊禄厚相反，在对国人及游士赐爵时，往往又有爵禄不一致的弊病，这与秦国功赏相长、爵禄一致的制度相比要落后，难以像秦制那样以"利"诱使众人为其而战。
(3)官职的升迁。这是赵国与赏、军功爵制并行的又一种奖赏方式。与军功爵制的推行相适应，发于"卒伍"的"猛将"比比皆是。军士许历就因阏与之战有功而升为国尉。其他赵国的名将如廉颇、李牧、庞媛、乐乘等都因功而拜将，逐级升迁。李牧在悼襄王时为将，备匈奴，大破之，到幽缪王迁时就升为大将。廉颇在惠文王时屡有攻城野战之大功，先为将而后拜为大将，这在《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中均有详载。
囿于所见，对赵国军事奖赏制度的探讨只能到此为止，下面我们转入对赵国军事刑罚制度的考述。
赵国的军事刑罚制度
战国时期，军事刑罚被看作是保证战争胜利的最有效的手段，因而它得到了更充分的发展，形成了较完备的体系。它的构成情况如下：战场上的军事刑罚条令、常备军营区刑罚条令、军事训练中的刑罚规则、军中的什伍连坐法和内容复杂的城防刑罚条令等。赵国作为一个拥有诸多名将的军事大国，在对外战争中又连连"却秦胜魏，胁齐弱燕"，屡败强敌，这些战果如果没有较完备的军事刑罚制度做保障，是难以取得的。然而从现存的典籍中我们却难觅其踪影，这不能不令人惋惜。搜之于文献，我们只有以下一点发现：
国律。张斐《律序》云："郑铸刑书，晋作执秩，赵制国律，楚造仆区。兹述法律之名，申、韩之徒各自立制。"与此相应，《国语·晋语九》记载邮无正谏简子曰："今吾子嗣位，有文之典刑，有景之教训，重之以师保，加之以父兄，子皆疏之，以及此难。"由此可知，赵国很早就开始有成文的法律，从当时的社会环境推测，军法必是其中重要的构成部分。
斩是军法中死刑的一种。国君一旦将斧钺授将，将在战场上就不仅有了独立进行指挥的权力，甚至也就握有了对各级将吏的生杀予夺之权。《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载：阏与之役，"军中侯有一人言急救武安，赵奢立斩之"。
李牧在北边备匈奴时，与将士相约："匈奴即人盗，急入收保，有敢捕虏者，斩。"
此外，《史记·白起王翦列传》中也说，长平之役，赵军却走，"赵将虽斩之，不能禁也"。
免。这是对将帅的惩罚措施。《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有载："廉颇之免长平归也，失势之时，故客尽去。乃复用为将，客又复至。"
随坐。《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记载：赵孝成王以赵括为将，"括母因曰：*王终遣之，即有如不称，妾得无随坐乎?*"《资治通鉴·周纪五》赧王五十五年胡三省注："随坐，相随而坐罪也。观此，则知古者败军之将，罪并及其家。"
鞭。《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载，廉颇闻蔺相如为了国家利益而后私仇，甚为感动，于是"肉袒负荆，因宾客至蔺相如门谢罪"。《索隐》云：肉袒者，谓袒衣而露肉也；负荆者，荆，楚也，可以为鞭。可知，这是廉颇自请行鞭刑。廉颇为赵国大将，鞭刑当是他所熟悉的军刑的一种。
收家。《列女传》卷六："赵之法，以城叛者，身死家收。"《史记·赵世家》：赵孝成王七年，"武垣令傅豹、王容、苏射率燕众反燕地"。《正义》云："武垣此时属赵，与燕接境，故云率燕众反燕地也。"武垣令这一举动，当属背叛行为，应受"收家"之惩。
废。《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载："赵王迁七年，秦使王翦攻赵，赵使李牧、司马尚御之。秦多与赵王宠臣郭开金，为反问，言李牧、司马尚欲反，赵王乃使赵葱及齐将颜聚代李牧。李牧不受命，赵使人微捕得李牧，斩之。废司马尚。"可见"废"也是对将的一种惩罚。
从仅有的这些资料中，我们仍旧可以看出赵国的军事刑罚制度是相当严酷的。这在某种程度上，当然对将士有威慑作用，但它并非万能的，长平之战，赵卒却走，赵将虽大开杀戒也不能禁止，便是对这种制度的有力嘲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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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知，栾邑有左库、下库，当然该有右库和上库，则栾邑有四库。
(3)南行唐。其地在今河北行唐北。原属中山，属赵在惠文王三年灭中山之后，故《史记·赵世家》载：惠文王"八年，城南行唐"。剑：王立吏(事)，南行阳 (唐)榆(令)瞿卯，左库工币(师)司马邰、冶导执齐。(《录遗》599)
由上可知，南行唐有左、右两库。
(4)武平。今河北文安北，赵国尖足布币中也有武平，可见此地是赵国冶铸要地之一。
剑：三年武平[命(令)]马=(司马)闺、右军(库)攻(工师)复 (吏?)秦，冶疾报(执)齐。(《小校》10．103．1；《善斋》古兵下14)可以推知，武平有左右库。
(5)埒。属雁门郡，今地失考。尖足布币中也有此字，也是赵国边地的冶铸点之一。
戈：元年郛(埒)蝓(令)夜蜍，上库工币(师)口，冶阙。(面)口口。(背)(《录遗))582．1)
那么，埒地当有上、下两库。
(6)兹氏。故地在今山西汾阳，出土货币中兹氏布币数量很多，也应是赵国较重要的一个冶铸地。
戈：八年华(兹)氏命(令)吴庶，下库工币(师)张武。
此戈自内蒙古境内出土，由它可推知，兹氏当有上、下库之设。
(7)邢故地在今河北邢台。
戈：十七年茔(邢)命(令)吴尊，上库工币(师)宋艮，冶压执斋(剂)。
此外，在河北临城柏畅城又曾出土"二年邢令戈"，可惜"库"前一字锈蚀不清，不能辨认到底为何库，故此至今能断定的只是邢地必有上、下两库。
(8) 扉。在铭文中明显为地名，然而不知为今何地。戈：六年，庠命(令)肖(赵)轳，下库工币(师)天口。不难推测，库地也应有上、下两库。

缜密的三级监造制度赵国武库内部的管理由简单到复杂，逐渐形成了严格的三级监造制度。我们从兵器铭刻可以看到，最初无论国都还是地方，兵器上只刻地名和库名，如"邯郸上"、"上党武库"等。随着时代的发展，到战国中后期，赵国的武库管理制度日益完备，其具体情况在标准铭文格式中有明确的反映：
中央：某年相邦(或守相)某，邦左(右)库工师某，冶(冶尹)某
执齐。
某年相邦(或守相)某，邦左(右)校某，工师某，冶某执齐。
地方：某年某令某，上(下、左、右)库工师某，冶某执齐。
很显然，这套铭文包括铸造兵器的年代、监造者的官职姓名、铸造作坊所属的库名、主持铸造者及冶铸者的姓名，真可谓层层紧扣，这可说是赵国兵器制度化了的款式。
下面我们就对在兵器上依次镌镂其名的各级监造、主造及直接生产者逐一进行分析。
监造者在中央为相邦或守相，在地方则为令。相邦的职责本是"论列百官之长，要百事之听，以饰朝廷臣下百吏之分，度其功劳，论其庆赏，岁终奉成功以效于君，当则可，不当则废"(《苟子·王霸》)，是辅助国君总揽全国政务的最高级文官，从兵器铭文看，他又是兵器铸造的领衔监造者。以相邦为最高监造者一方面说明了国家对兵器铸造的重视，另一方面也透露出一条信息：赵国国君对握有兵权的大将军是相当戒备的。铸造兵器属于军事，本该由大将军直接负责，赵国国君却反其道而行之，把它置于文官的统领之下，不能不说是用心良苦。从出土的兵器铭刻看，担任监造者的相邦共有三人：建信君、春平君和赵口。建信君为赵孝成王的宠臣，春平君是悼襄王的太子，赵口虽不知确指何人，但也属于赵氏家族，可见，赵国国君在任命监造者时并非轻易授予，而是相当慎重地托以依赖之臣的。充当监造者的守相至今为止只发现两人：廉颇和申毋官。申毋官史籍失载，事迹不详；廉颇则是赵国的名将，但他担任监造者时也只以守相身份出现。至于地方兵器的监造者"令"是一县的长官，负责处理一县的军、政、民务。"令"在兵器铭文中的普遍出现，一方面表明赵国确实普遍推行了县制，另一方面也表明地方武库中县令是最高的监造者。
此外，在战国晚期的兵器铭文中，又出现"大攻尹"一职，它单独刻在兵器的另一面。关于他的情况，可以做以下推测：监造者是兵器最后验收和检查者，兵器生产多了，作为中央和地方的最高掌政者，就不一定亲自过问，实际验收者大约就是大攻尹。凡大攻尹都刻在兵器背面，说明原来铭刻中并没有他的地位，加大攻尹系出于后来的发展，他处于第二监造者的地位。
赵国兵器的主造者包括工师、冶尹和左右校。
工师的职责，《苟子·王制》有明确的阐述："论百工，审时事，辨功劳，尚完利，便备用，使雕琢文采不敢专造于家，工师之事也。"在兵器铸造中，工师是具有双重身份的人，他一方面是管理兵器作坊的工官，掌握着一定的权力；另一方面是怀有专门技艺的劳动者，成为工匠的师傅，也就是说，工匠中的出类拔萃者，就可能升到工师的地位。从铭文来看，一库工师似乎只有一人，而且工师在任时间较长，这是因为他熟悉冶铸技术，不宜更换过频，如相邦春平侯监造的十七年铍铭工师为"张藿"，而十五年铍的工师也是"张藿"，即其明证。至今为止，勒有工师"张藿"的铍有三柄，但冶人却出现三个不同的名字，可见每位工师手下有一定数量的冶工。
冶尹是冶工之长，他和工师有可能是分工负责技术与组织管理方面的工作。根据兵器铭文提供的资料，一库不止一个冶尹，但其具体设置情况，尚有待考古资料来补充。冶尹手下当有冶工若干。
赵国的兵器主造者中还有左、右校。从它在兵器铭文中所处的位置看，其地位在工师之上，在有"邦左(右)校"时，"左(右)库"两字即略去不写，而仅著工师之名，可见左(右)库归左(右)校管属，否则工师之前，一定要加所属之库名。

冶是兵器的直接铸造者，在各库兵器冶铸作坊中地位最低。其人员构成除有一部分自由工匠外，还应当包括刑徒，这是因为赵以左(右)校为主造者，而左、右校则是司寇的下属官员，其职责应是主管刑徒，由此可以推知：赵国直接铸造兵器的冶工中应含有刑徒。另外，还有一条资料可作赵冶工中有刑徒的旁证，即：赵襄子为成全豫让曾"自置车库之中"，襄子之所以要自闭于"库"中，是因为"库"往往又是监狱的所在，自置库中是一种表示自责的姿态。由此可知，"库"也是收纳刑徒的所在，而刑徒在"库"中充当冶工是顺理成章的。
在兵器上刻铸工官姓名是为了"考其诚"。一般来讲，铭刻不过是制度的反映，并且应该落后于制度实行之后若干时候，把它刻在兵器上应该是已成定制的标志。由此看来，赵国的兵器冶铸管理制度是极为严格而完善的，这对于赵国兵器冶铸业的兴盛和发展必有促进作用。
健全的铸造程序在赵国武库的兵器冶铸作坊中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技术水平高超的铸造程序，它有个专门术语"幸斋"。带有"幸斋"二字的兵器仅见于三晋，而且最多出现于赵，非常有特色，从而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关注。为探寻这两个字的真正含义，许多人进行了辛勤的探索。现在史学界有一种观点，释此二字为"执齐(剂)"。意为掌握兵器中铜、锡的比例，他们认为是以此代表兵器铸造的全过程。然而，这种说法是值得商榷的，因为"齐"本身就为动词，意为调剂、调和，况且，掌握兑剂之事，虽然是铸造兵器的物质基础，也是它的第一个关键工序，对兵器的优劣具有决定性作用，但它毕竟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工作，而不能代表铸造兵器的全过程；而且，掌握调剂虽然也要具有较高的技术和经验，但它的劳动量并不太大，也不过于复杂，铸造兵器还有比它更繁重的劳动、更复杂的技术，从这一点来讲，用调剂来代表铸造兵器的全过程也不恰当。
黄盛璋先生经过严密的考证，正确释出这两个字实为"挞齐(剂)"。其中，"挞"是指锤击这一兵器铸造的重要步骤。到目前为止，铭末有"挞齐"二字的兵器均为青铜兵器，不见有铁兵器。众所周知，铁兵器主要靠反复锤锻，使铁的组织细致，成分均匀，杂质减少而细化，才能提高它的坚硬程度和质量。而铜兵器，一般人认为它是铸的，不需要经过锻击。为此唐兰先生曾纠正道："不懂得青铜工具和兵器需要经过锻击，就不能理解青铜工艺的历史发展过程。"在这里，他明确指出" 锻击"也是铸造青铜兵器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对出土青铜兵器的金相学考察也证明它们大都是经过锻击的。"齐"正如许多学者所指出的是表示金属原料的调剂。"挞"与"齐"这两道铸造兵器的重要程序合在一起，就代表了兵器制造的全过程。
兵器铭刻以"挞齐"二字代表了兵器铸造的全过程，然而"挞"与"齐"毕竟只是两道工序而已，这个概括可谓至筒。那么兵器铸造的全过程是怎样的呢?典籍中缺乏记载，幸而《苟子*强国》中有一段以铸剑之法喻强国之理的记载，恰恰是对铜兵器铸造工序的详细记录："刑范正，金锡美，工冶巧，火齐得，剖刑而莫邪已。然而不剥脱，不砥砺，则不可以断绳，剥脱之，砥砺之，则到盘盂，刎牛马，忽然耳。"所谓"刑范正"，是指铸器范模要端正；"金锡美"，则指调剂铜锡比例要适当，兵器铸造对不同部位的铜、锡、铅比例都有不同要求，特别是刃部和锋部要求更高；"工冶巧"指冶炼与浇铸技巧；"火齐得"应指掌握火候使铜锡熔合程度适宜；"剖刑而莫邪已"是说完成以上四道工序就意味着浇铸完毕、解去范模就可得到铜剑。但是此后还有两项必要的加工：其一是"剥脱"，即刮去剑身表面的附着物；其二是"砥砺"，也就是需要磨淬。否则连绳都不能割断，而经过剥脱与砥砺两道加工程序后，则截铜器、杀牛马，只是一刹那间的事。在这里《荀子》对铸造兵器讲了六个工序：浇铸之前有四个，解范之后有两个。虽然讲的是铸剑，但其他兵器铸造过程也应与此相同。以上六个工序中并没有明确地讲到"锻"，但是我们都知道，浇铸仅能造成雏形，而兵器刃部要求薄，才能利；锋部要求尖，才能锐；而脊部、柄部要求厚重才能抗震，然而要达到"末必锐，刃必薄，本必鸿" (《孙膑兵法·斗阵》)的要求，单靠刮锉、磨砺显然是不够的，关键的技艺还在于"锻"，这就要反复锤击。锤击也需要高超的技巧，必须轻匀、细致地进行，纯熟地掌握各方面的变化。"锻"这道工序是不能省略的，而且刮锉、磨砺都必须在它的基础上才能加工。由此可以断定，《荀子》所讲的"剥脱"工序应当包括加热锻打。

以上对赵国军事制度的六项内容进行了探讨，它们并不是各自独立的，相互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其中每一项的改革，都会引起其它各项的连锁反应。当然这些并没有包括了赵国军事制度的全部内容，由于资料的不足，很多方面我们都难以详述，然而这并不会妨碍我们认定赵国的军事制度实已达到很完善的程度，因为这一点从幸存的宝贵资料及考古发现中完全能够得到证实。这并不足怪，赵氏先人世为晋国重臣，可以从晋国的军事制度中汲取丰富的经验来初创赵氏军制；而立国之后，历代国君均是胸怀壮志，对军事制度的建设更是紧抓不懈。而且，在文武分职之后，赵国名将辈出，既有战争实践，又对军事多有研究，著述颇丰，如赵奢、庞媛、带佗等。虽然现在我们对他们的论述是不得其详了，但是可以推测，军事制度必是他们探讨的重要课题，必会给赵国军制的完善提供理论依据。
赵国的军事制度在我国先秦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对我国古代军事制度的发展产生过深远影响，做出过重大贡献，非常值得我们去深入地发掘研究，尤为重要的是，它对于现代军事制度的健全也不无借鉴作用。

以上几处战国时代赵国墓地显示给我们的是一种变革时代特有的新1日交错、更迭不已的情景。小型家族墓地与大型贵族墓地同时共存。小型墓地，尤其是跨越不同时期的小墓地，所反映的动态的社会生活中的家族情况是核心家庭或直系家庭连续几代的递进发展。稍大型家族墓地，我们也不能认为墓主生前就是一定过着一种大家族式的聚居生活。因为现实生活中的另立门户与墓地制度上的重新立祖，并不必然是同步进行的，个体小家庭虽有独立的经济地位，但并不妨碍它与所自出的家族有共同的家族生活。但必须认识到这种家族生活主要表现在对共同祖先的信仰上，实际的约束力可能并不大，因而相互之间的关系可能多是松散性的。齐村墓地中六座夫妇并穴合葬墓，说明家庭才是实体，才是当时人们所关注的对象。
经济形态与政治功能家族经济形态是指家族获取、分配、消费生活资料的方式。上文中关于家族结构与族墓制度的论述实际上已涉及到了家族对生活资料的分配与消费，即族人等级地位等内容，所以在本小节中对家族经济形态的论述主要是针对家族获取生活资料的方式这一方面来进行的。
家族，由于其社会政治地位的不同，获取生活资料的方式也是不同的。赵国贵族家族获取生活资料的方式主要是依靠行政手段对农民及其他劳动者进行经济剥削。在这方面赵国封君具有典型意义。
赵国封君前后共有二十多位，据现有资料我们能确切知道其封地的有十二位，即番吾君之番吾(今河北磁县)，代安阳君赵章之东安阳(今河北阳原东南)，平原君赵胜之东武城(今山东武城西北)，田文之武城(今河北磁县南)，望诸君乐毅之观津(今河北武邑东)，平阳君赵豹之平阳(今河北临漳)，平陵君之平陵(今山西文水北)，黄歇之灵丘(今山东高唐南)，魏无忌之酃(今河北高邑东)，信平君廉颇之尉文(今地不详)，春平君之平都(今陕西安塞北)，长安君之饶(今河北饶阳东北)。其中田文、黄歇、魏无忌因有功于赵而受封，他们在自己的国家齐、楚、魏有自己的封地。其他封君则是完全意义上的赵国贵族家族。这些封君作为赵国的功臣贵戚活跃在赵国的政治舞台，他们及其家族多数居住在赵国邯郸城内，他们的封地则分布于全国各地。如平原君之封地在东武城，他的家宅在邯郸城内" 家楼临民家"(《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这些封君与其封地的关系，和西周时代的"授土临民"不一样，他们多是临时性质，不再拥有统治封地内人民的政治特权。尽管如此，由于封地的食邑性质，所以封君对封地内人民的经济剥削却是有增无减。《战国策·赵策一》载："赵王封孟尝君以武城，孟尝君择舍人以为武城吏而遣之。"这个武城吏的职责应主要是征收租税，征收单位就是户或家，史籍之"千户之都"、"万家之邑"即由此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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