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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晋国诸卿家族史[第10页] |
| 作者:相思菁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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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阳虎之乱 随后的两年，鲁国多事，前后两次受到齐国的攻击，也前后两次伐齐，一次伐卫，匆忙的战事中，阳虎越来越感到国事力不从心，难以如意，于是下定决心，酝酿了一次惊心动魄的政变活动。 1阳虎密谋 （1）党徒 季寤（子言）：季桓子之弟；公鉏极：季氏族人，季桓子族子；公山不狃：季氏家臣，费邑宰。以上三人都是在季氏家族的不得意者。 叔孙辄：叔孙氏庶子，不得志于叔孙州仇（武叔）。 叔仲志：叔仲带之孙，叔仲小之侄。叔仲小于前530年参与季氏家臣南蒯的叛乱，故叔仲志家族受到牵连，自己在鲁国也颇不如意。 以上五人为阳虎周围的核心成员。 （2）目标 除去三桓，由季寤取代季桓子，叔孙辄取代武叔，阳虎自己取代孟懿子。 （2）时间 公元前502年10月3日（壬辰）。 （3）手法 由阳虎出面，在蒲圃（在鲁都东门外）宴请季桓子，趁机杀之，随后攻灭叔、孟两家。阳虎密令季氏的军马，4日准时前往蒲圃与自己会合，在诛杀季桓子后随即对叔、孟发起攻击。 此事成败关系生死存亡，阳虎十分慎重，并十分虔诚地在10月1日祭祀鲁国历代先君，又在2日在僖公庙里进行禘祭。 2孟氏之备 不幸的是，如此绝密的事情还是泄露了出去。 孟氏的家臣、成邑（孟氏采邑）宰公敛处父（公敛阳）成为关键人物，这是一位忠于孟氏、机智果敢，连阳虎都忌惮三分的人物。探得消息，马上向孟懿子汇报：“季氏在调动部队了，究竟怎么回事？”孟懿子：“什么？我没听说啊！”公敛处父立刻明白过来：“哦，没和您商量，那肯定是阳虎自己干的，他准备发难了。一旦事变发生，一定还会波及到您，我们还是早做准备的好。” 于是，孟懿子也密令自己的武装：10月3日集结待命。 3生死时刻 10月3日，在众人的“保护下”， 季桓子的马车向蒲圃驰去。 季桓子环顾四周：阳虎带人在前面开道，断后的是阳虎的从弟阳越，虞人们手执铍、盾夹在两边，四面密不透风，为自己驾车的家臣林楚也是神色凝重，如临大敌。 桓子突然打了个寒战，他感到万分的恐惧——自己被劫持了！ 也是福至心灵，季桓子开口央求林楚：“你的历代先人都是季氏的忠良，你可得继承先辈遗志啊！”林楚答：“对不起，您的命令下达太迟了。阳虎执政，整个鲁国都听他的。我如果违背，只是白白找死，我死了对您也没任何益处。”桓子：“怎么会太迟呢？！你能将我送到孟氏家吗？”林楚：“臣不敢爱死，但恐怕还是不能让您幸免。”桓子：“那就试试吧！” 季桓子的急智的确让人钦佩，他知道，东门外就有孟氏的一所正在动工的宅院，那是孟懿子为自己的族人公期建造的，可巧，现在就有300名强壮圉人在施工。 蓦地，林楚狂催马匹，车子沿着大道迅速驰驱，居然冲出了前后左右的严密包围。阳越在后面紧追，放箭射向季桓子，但没有射中。车子快速驰入孟氏的新宅，大门随即关闭。里面的人从门缝里射箭，阳越当即丧命。 转眼间，到手的机会就这样葬送了。阳虎的反映也算敏捷，立刻掉头，冲入都城，劫持了鲁定公和叔孙武子，准备再率兵攻打孟氏。但他没想到的是，孟氏的武装早已集结完毕，而自己的大队人马还没有到来，这样一来，战局就颇为不利了。公敛处父帅领成邑的军队从都城的上东门杀进，而后与阳虎在南门内展开撕杀，居然不能取胜；公敛处父不屈不挠，又在棘下（城内地名）继续开战，阳虎方面人少，终于不敌。一看情势不利，阳虎脱掉甲胄，进入公宫，带着鲁国的两件国宝——宝玉、大弓——退出都城。危急时刻，阳虎表现得相当镇定，命人扎营于五父之衢——当初大家盟誓诅咒的地方，自己倒下就睡，等手下为自己做饭。属下劝他：“他们恐怕马上就追来了呀！”阳虎：“鲁人听说我出来了，只会庆幸自己没死，哪还顾得上追我？！”从人冷笑：“嘻！还是赶紧驾车走吧！公敛处父在呢！” 这边，公敛处父果然要追过来，但被孟懿子制止了。公敛处父又想杀死季桓子、吞并季氏，孟懿子害怕他真动手，赶紧把季桓子护送回府。 这么一折腾，阳虎得以从容撤退，跑到自己的地盘——讙（在今山东省宁阳县北）、阳关（在今山东省泰安县东南）——继续抵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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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阳虎奔晋 惊心动魄的一幕过后，都城的三桓需要时间来稳定心神与局面，于是，他们也就没有立即发起猛烈进攻；无论如何，大局已定，阳虎这个“恶魔”再也难翻起什么大浪了。时间匆匆来到公元前501年，阳虎也知道，仅凭讙、阳关两地是无法长期与整个鲁国抗衡的，这样负隅顽抗的局面也不能坚持很久。于是也就不再一味走极端，与鲁国过于僵化。夏天，阳虎主动把去年从鲁宫拿来的两件国宝——宝玉、大弓，归还给鲁人。6月，鲁国才出动大军攻打阳关，阳虎命手下焚烧阳关的城门，战场一片大乱，阳虎一行也就趁乱冲出，逃往齐国。 在齐国，阳虎大力鼓动齐景公伐鲁，景公本已动心，但随国家重臣、九十多岁的鲍文子出来斥责阳虎是乱臣贼子，要祸害齐国，情形马上逆转，景公又决心制裁阳虎。经过一番斗智，阳虎巧妙脱身，绕道宋国，最终来到晋国——此时自己投奔晋国的拦路虎士鞅刚刚去世，中军佐赵鞅很愿意接纳他。 听说赵鞅接纳了阳虎，孔丘冷冷放下一句狠话：“赵氏其世有乱乎！”——还不是一般的有乱，而是长期有乱。个人感情上的的好恶往往足以迷蔽一个人的理智，现在的孔子就是这样。 《韩非子》记载：听说阳虎到来，赵鞅亲自出迎，立即“相之”——将其任命为首辅。左右纷纷劝阻：“阳虎善窃人国政，怎么能以他为相呢？”赵鞅很坚决：“阳虎可以尽力窃取，我也可以尽力固守啊。”——就是看中阳虎的才干了。于是以权术驾御，阳虎再不敢胡来，而是悉心辅佐。其结果，韩非的评价是：“兴主之强，几至于霸也”。孔子近乎诅咒的预言不幸落空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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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齐鲁结盟 到了公元前500年，鲁国终于倒向齐国的怀抱，坚持了130多年的联晋制齐的国策就此终结。其原因有三：第一，晋国方面，一贯支持鲁国的执政士鞅去世，继续从晋国获得那样力度的庇护与支持已经很难；第二，齐国方面，齐景公现在已经把郑、卫两过牢牢团结在自己旗下，前501年秋，齐、卫联合出兵攻击晋国领土，顺利攻克晋国的夷仪，此战的政治影响远远大于军事意义，它让鲁国人看到，现在换船是安全的，脑筋僵化才是危险的；第三，阳虎逃亡时将郓、讙两地再次带到了齐国，想索回，当然是需要合作的。 （一）夹谷之盟 500十年春，齐、鲁两国达成和好协议。夏，鲁定公来到夹谷（祝其，即今山东省莱芜县夹谷峪）与齐景公结盟，孔丘作为定公的礼相跟随前来。 两国敌对多年，骤然和好，难免有人动心眼。齐国的犁弥就给景公提议： “孔丘这个人只知礼而无勇，我们如果暗派莱人（属东夷人，前567年莱国被齐所灭）以兵劫持鲁侯，一定可以压倒他们。”景公向来喜欢便宜买卖，当即首肯。于是，仪式开始之前，突然看见一群夷人冲了过来，孔丘镇定自若，一面保护鲁君后退，一面命令随从：“武士们，抄家伙打他们！两君合好，而裔夷（裔指华夏之外的地区，夷指民族）的俘虏竟敢武装作乱，齐君是绝不会这样号令诸侯的！自古裔不谋夏，夷不乱华，俘不干（扰乱）盟，兵不逼好（武器不用来威逼盟友）。那样做，在神而言就是不敬，在德而言就是不义，在人而言就是失礼，齐这肯定不是齐君的安排！”景公一看弄巧成拙，赶紧斥退了莱人。 眼看就要结盟了，齐国人突然提出，要在盟书里加上一句话： “齐师出境作战，如果你们不以甲车三百乘跟丛我们，有如此盟。”孔丘针锋相对，派兹无还答复：“如果你们不返还我们的汶阳之田以使我们得以恭从你们的使命，也如此盟。”就这样，两个新条款加如盟书，齐国人还是没有压倒对方。 不久，齐国人真的将郓、（欢）、龟阴之田（三地均属汶阳之田）归还于鲁国。 （二）叔孙之乱 事实证明，选择倒向齐国一边是明智和及时的。就在两国结盟之后不久，鲁国的叔孙氏家族发生动乱，最后还是依赖齐国人的帮助才得以顺利平息。 当初，叔孙氏的老主人叔孙成子（叔孙不敢）身体欠佳，立嗣问题迫在眉睫，成子想立叔孙州仇（叔孙武子、武叔），遭到家臣公若藐的坚决反对，但成子最终还是立了州仇，随即去世，当时是公元前505年的7月。 州仇成为叔孙氏的新主人，自然痛恨公若藐，公南——叔孙氏的家臣、州仇的亲信——物色人选刺杀公若藐，未遂。由于州仇年少新立，家族内部不稳，就将公若藐支开，让他担任郈（叔孙氏采邑，在今山东省东平县南）宰。到了前500年，州仇稳定了内部，再次图谋刺杀公若藐，并于这年夏季得手。不料公若藐羽翼已丰，郈邑马正（马官）侯犯——公若藐死党、曾拒绝刺杀公若藐——公然占据郈邑，反动叛乱。叔孙武子、孟懿子随即领兵围攻，居然不能得手。秋，叔孙武子、孟懿子在齐国军队的协助下再次围攻郈邑，还是拿不下来。 无奈，只好反间。叔孙武子秘密找来担任郈邑工师（掌工匠之官）驷赤：“郈邑的叛乱不仅是叔孙氏之忧，更是社稷之患啊。你打算怎么办？”驷赤答复：“臣要做的，就是《扬水》最后一章的四个字而已。”——鲁国不愧诗礼之邦，言辞都是如此的文雅。《诗经-扬水》的最后一章云：“扬之水，白石粼粼；我闻有命，不敢以告人”， 驷赤所说的四个字就是“我闻有命”，表示坚决遵行武子的指示。武子赶忙稽首致谢。驷赤也是侯犯的贴心人，随即劝侯犯投靠齐国，而后通过一连串的精彩表演，致使侯犯在仓皇之际只身逃往齐国，自己则巧妙地获得侯犯的许可而留在国内。——故事的确精彩，但这里不祥述了。 郈邑就这样落入齐军手中，考虑到两国刚刚建立的联盟关系，齐景公随即又把地盘交还给鲁国人。这年冬天，叔孙武子到齐国聘问，齐景公设享礼款待，颇有救世主的神态：“叔孙先生啊！倘若郈邑在贵国的其他地方，寡人也就真帮不上什么忙了。就因为它与敝邑国接壤，寡人才斗胆站出来为（鲁）分忧啊。”武子正色答道：“寡君（鲁君）可没有指望您的帮助。我们之所以侍奉您，完全是为鲁国的国土与社稷着想，怎敢为一个家臣的问题而劳动您的手下？那些不令（好）之臣，天下人都应该厌弃之，难道您还要以此（帮助鲁国对付侯犯）作为对寡君的恩赐？。” 使于四方，不辱君命，这在当时是可钦可敬的美德，叔孙氏家族执掌鲁国外交事务，几代人所表现出来的气节与风范确是令人肃然起敬。 （三）鲁郑和好 齐鲁关系沿着良性的方向继续发展，前499冬，鲁国与郑国和好。5年前，鲁国遵从晋国指示伐郑，现在又与郑国握手言欢，算是正式地、公开地与晋国决裂了。 鲁、郑两国言和，也表明齐国的阵营内部实现和睦，更加巩固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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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宋齐结好 关于这次内战，史料并没有留下详细的记载。只知道在公元前496年秋，公子辰从萧流亡到了鲁国，说明叛乱已经失败，这次内战持续了将近四年，可见其激烈程度。 关于内战的平息，还有一条间接信息：就在公子辰流亡鲁国之前不久，宋景公与齐景公在洮（曹地，在今山东省濮县南）进行了一次会晤。关于此次会晤的内容，《左传》交代是“范氏故也”，可见是在商量如何帮助被晋国攻击的范氏，但随后并未见宋国有什么举动。我们似乎可以这样假设：宋国方面答应废止5年前与晋国的盟约而转与齐国合作，前提是，齐国人要出兵帮助宋国平定内乱。如此解释，《春秋》的这两条记载就可以很有机地串联起来了。 最忠实的宋国人的离去，宣告着晋国的霸业是彻底地灰飞烟灭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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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赵鞅其人 （一）任事 20多年的政治活动中，赵鞅给人们的印象是真切、独特而深刻的。这是一位积极任事，勇于担当，作风强悍坚韧，对事业、对家族负责而执着的大臣，尤其是，在积极追逐自身和家族利益的基础上，赵鞅对于国家也有着较强的责任感，这在当时就算是十分难得的品质了。 1.宗周事务 前517夏，赵鞅与宋国大臣乐大心、鲁国大臣叔诣、卫国大臣北宫喜、郑国大臣子大叔（游吉）以及曹、邾、滕、薛、小邾共九国代表在黄父集会，任务是组织中原诸侯勤王，命令各国向周王提供粮食，帮助宗周平息内乱。这次活动，是赵鞅第一次正式承担国家的重要外务。宗周事务原先由赵成负责，赵成死后由荀跞负责，现在赵鞅也开始参与进来，自然有先例可循，而当时的执政是与赵氏关系密切的韩起，这样的安排也就更好理解了。 第二次是前516年4月，晋国再次派荀跞、赵鞅帅军支持周王平乱，最终迫使王子朝逃至楚国。 2.东方外交 （1）乐祁事件 前504年秋，宋国大臣乐祁出使晋国，赵鞅迎接，二人相处十分融洽，还接受了乐祁的礼物，引起执政士鞅的强烈不满，导致乐祁被晋国拘留。直至前502年，赵鞅终于说动晋定公放乐祁回国，士鞅阻挠不成。但乐祁还是死在回国的路上，尸体又被扣押在了晋国。与士鞅的摩擦充分显示了赵鞅的强悍个性，但考虑到士鞅身为执政的现实，赵鞅的作为就显得不如荀跞老成和明智了。 （2）救鲁 前502夏，齐国的国夏、高张攻击鲁国，晋国方面十分重视，出动了士鞅、赵鞅、荀寅三个卿帅师救援。 （3）伐卫 救鲁之后，赵鞅派大夫涉佗、成何与卫灵公结盟，二人羞辱灵公，导致卫国公开背叛。这是赵鞅的用人不当，当他请求与卫国再次结盟时，遭到坚决拒绝。前501年，赵鞅帅师围卫，还是难以使对方屈服，又想采取收买措施，惩处了得罪卫灵公的涉佗、成何，但依然无效。 对卫外交的失败，充分展示了赵鞅强悍、霸道和冲动的行事风格，是一次不折不扣、无法挽回的失败。但赵鞅得以分管卫国事务，是他与士鞅采取合作姿态的成果，从这点上来说，相比在乐祁事件中与士鞅的摩擦，赵鞅还是变得聪明了——尽管很大程度上是被迫的。 3.内政 前513年冬，赵鞅与荀寅帅兵修筑汝滨城防，征收了一鼓铁，铸成刑鼎，晋国的第一部成文法诞生。关于这次铸刑鼎事件，前面的魏舒部分已经有详细分析。这件事的主使者是士鞅，出头者是荀寅，赵鞅是胁从者，而针对者主要是当时的执政魏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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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尚贤 如上所说，在性格方面，赵鞅有积极进取、强劲坚韧的特点，但有时则表现为霸道、冲动和多变，这也是他性格上的严重缺陷。但赵鞅还有一个最突出的优点，使他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上述缺陷。那就是尚贤：无论国内的还是别国的、无论什么场合、无论什么事情，只要遇见德高望重或者才学突出的贤能之人，赵鞅总愿意真诚请教，也往往能虚心接受劝勉。这一点在当时的晋国六卿中是极其突出的，甚至可以说是独一无二。这样的胸怀，才是他取得成功的根本所在。下面是他执政之前的一些生动事例。 1.问礼 前517夏，在主持黄父之会期间，赵鞅向郑国大臣、继子产执政的著名贤臣子大叔（游吉）请教“揖让周旋之礼”，也就是交际应酬时的礼节，两人之间发生了一段关于“礼”的的著名对话。 子大叔：您说那些其实是仪，并不是礼。 赵 鞅：那么敢问什么才是礼呢？ 子大叔：我听吉先大夫子产说过：‘礼，是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因为它是天地的规则（天经地义），所以民众效法：效法天的光明，依凭地的禀性，天生出六气（阴、阳、风、雨、晦、明），地包含五行（金、木、水、火、土）；气分为五味（酸、咸、辛、苦、甘），表现为五色（青、黄、赤、白、黑），章显为五声（宫、商、角、徵、羽），所有这些都是井井有条的，任何一项过了头，天地就会昏乱，民众也就丧失了本性。 所以，人们创造出礼来供奉（和效法）天地的法则：创造出六畜（马、牛、羊、鸡、犬、猪）、五牲（牛、羊、猪、犬、鸡）、三牺（牛、羊、猪，始养曰畜，将用曰牲，毛羽完备曰牺），以象征五味；创造出九文（九种花纹：龙、山、华虫、火、宗彝、藻、粉米、黼、黻、）、六采（六种颜色：青白赤黑玄黄）、五章（文、章、黼、黻、肃），以象征五色；创造出九歌、八风、七音、六律，以象征五声；创造出君臣、上下的等级，以效法地之义；创造出夫妇、外内的区别，以规范阴、阳二物；创造出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亚（姻亲）等各种人伦关系，以象征天之明；创造出国家政令、工农管理、行为规范，以顺从四时更迭；创造出刑罚、监狱，使民众畏惧而行为有所忌惮，以效法上天打雷闪电的杀戮手段；创造出温慈、惠和的政策，以效法上天的生养万物。 民众有好（喜爱）、恶（厌恶）、喜、怒、哀、乐这六志（六种情感），都是生于上天的六气，所以就要谨慎地效法、恰当地模拟天之六气，来节制人之六志。哀时哭泣，乐时歌舞，喜时施舍，怒时战斗；喜生于好，怒生于恶。为政者必须审慎地实施让民众信服的政令，用祸福赏罚的手段来掌控民众的生死。生，是人们所喜爱的（好物），死，是人们所厌恶的（恶物）。用好物使民众快乐，用恶物使民众哀痛。只有哀乐不违背上述规律，才能够与天地的本性相协调，这样的政治才能够长久。 赵 鞅：哎呀，礼真的是太重大了！ 子大叔：礼，是上下的纲纪，是天地的经纬，是民众的生存的依托，所以先王都把礼看作头等的大事。一个人能自觉地将自己的行为调整得合乎礼，他就是一个成人（完美的人）。这样看来，说它重大，不是很当然的吗？ 赵 鞅：我将努力，去终生奉守您的这番言语！ ——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哲学最核心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子大叔的上述言语，则是“天人合一”思想在人伦、政治领域最形象、最充分、最具体的地阐述了。这里所说的“礼”，其实涵盖了现代人——也就是西方话语领域中的政治、法律、伦理、信仰等概念的总和，是古代中国关于人类社会组织形态和政权的产生、职能、方式的总合。这番论述的重心则在于统治，在于如何顺应天道、人性去颁行政令、施行法律，使得自己的统治更加久长。从子大叔的谆谆教诲以及赵鞅的心领神会，我们可以看出，对于统治学方面最基本、最抽象的问题，赵鞅是如何地在悉心接纳和领会、思考，这样的思想和态度，正是他日后成为一代成功的政治家和统治者的深层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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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任能 《国语》记载了赵鞅与叔向的一席对话。赵鞅感叹：“鲁国的孟献子有五名愿效死力的勇士，我连一个也没有，为什么呢？”叔向答：“这是您不想有罢了。您如果真想有，我羊舌肸都可以做一个角斗士呢！”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叔向的话把这个道理更加直观生动地讲了出来。人才的竞争是家族竞争的极端重要内容，而赵鞅在选任能臣方面，无论是意识还是行动，也都是走在了六卿的前列。六卿之中，赵鞅的求贤若渴是最突出的，他手里的人才库自然也就十分优秀和壮大。其中最优秀、最典型的，是董安于和阳虎二人。 1董安于（董阙于） 董安于，据说是先前大名鼎鼎，秉笔直书指责赵盾弑君的董狐的后人。 对于赵鞅以及当时的赵氏而言，董安于的地位与作用都是首屈一指的。董安于是赵氏家臣，不但才干优异，而且忠心耿耿。他似乎比赵鞅年长，是赵鞅早期（执政之前）最贴心和可依靠的忠臣和能臣。这个董安于，少年时期担任赵氏家族的文密工作，是赵氏家族起草文告政令的一支笔，不但才华卓著，而且其义也是闻名于诸侯；壮年时期，担任司马之职，负责赵家军队的司法工作，秉公执法，将赵氏治理得十分清明；年长之后，则担任赵氏家宰的职务，成为家族的总管，赵氏之民都没有二心。这样的履历和业绩，自然奠定了他在赵氏家臣中无与伦比的重要性和地位。 相关文献中关于董安于的记载留下了不少，这里选其几则，以展现他的才德、风格及其在赵鞅心目中的位置： （1）迟到 一次，赵鞅从晋阳到邯郸去，走着走着，忽然停了下来，拉车的小吏问其故，赵鞅说：“董安于还在后头呢。”小吏说：“您车子的一举一动都是三军的大事，怎么可以因为一个人就停了下来？”赵鞅只得下令继续前进，但刚走百步又停了下来，小吏正要再次劝谏，董安于已经赶过来了。两个人开始边走边谈： 赵鞅：哎呀，我忘了安排人把秦晋交界的路口堵上了。 安于：这正是我行军落后的原因。 赵鞅：我忘了让人把府中的珍宝拉上了。 安于：这正是我行军落后的原因。 赵鞅：行人（外交官）烛过年纪大了，凡他说的话无不为晋国所师法，我走得匆忙，忘了向他辞行并聘问了。 安于：这正是我行军落后的原因。 赵鞅：那咱们继续赶路吧！ 这个故事出自《说苑》，后面还有评语：简主可谓内省外知人也，故身（逸）国安。 （2）治邑 话说董安于曾担任赵氏的采邑上地的长官（守），赴任途中经过山区，看见一道深涧，两边石岸陡峭，如同刀削，险峻无比，就询问当地人：“这条涧有人下去过吗？” “没有。” “有没有不懂事的小孩或者痴聋狂悖的人下去过？” “没有”。 “有没有牛马犬猪下去过呢？” “没有。” 董安于喟然叹息：“我知道怎样去治理上地了。如果我的执法决不宽赦，犯了法就象掉进这道山涧一样必死无疑，那样就再没人敢于犯法了，怎么可能治理不好呢？”——这个故事有点类似子产“火猛于水”的理论，有“借鉴”的嫌疑。 这个故事出自《韩非子》。 董安于最终也是主动为赵氏的利益而死，后面将有详述。 2.阳虎 阳虎投靠赵鞅在公元前500年，其事前面已经介绍。这是当时天下闻名的“乱臣贼子”，但这个“乱臣贼子”的才略也是天下罕有其匹的。能够欣然接纳并进行重用，除了眼力、魄力、胆识外，赵鞅在用人理念方面的突破也是尤其令人钦佩的。三国时期曹操实行唯才是举还因来不少批评，何况是在宗法力量尚强的春秋时期呢？ 关于赵鞅的用人，还有这样一则事迹： 少室周担任赵鞅的车右——这是一个象征着勇武与荣耀的职位，听说牛谈勇力非凡，就主动找他比试，发现自己的武功的确不如牛谈，于是象赵鞅提出，自己主动让出车右职位牛谈担任，赵鞅批准，但随即任命少室周为家宰：“知贤而让，可以当他人的榜样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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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系 （一）联盟关系 不消说，就是赵韩联盟了。这是晋国历史最久、最牢固、最紧密的家族联盟了，其渊源不必重复。 （二）正常同僚关系 魏氏：自从魏氏的盟友栾氏破灭后，魏氏一直追求与其他家族关系的改善，其中与赵、韩两家关系最为良好。 知氏：荀跞与赵鞅长期是直接上下级关系，彼此有深切的了解和有合作的经验，但两人都是强人，合作的背后，彼此竞争的味道十分浓重。 （三）矛盾关系 范氏：赵鞅与士鞅发生过比较严重的摩擦，最终选择了积极合作，基本是出于形势分析基础上的理智选择，士鞅去世之后，原来的利害关系已经消灭，也就没有了继续合作的基础。 中行氏：中行氏是范氏的铁杆战友，在铸刑鼎事件中，赵鞅出于士鞅与荀寅的胁迫而给予配合，难免心存芥蒂。第二，荀寅与邯郸氏关系密切，威胁到赵家的利益；第三，中行氏与韩氏的关系十分恶劣，这也决定了他们必然成为赵氏的仇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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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韩氏 一、韩须、韩不信父子 韩不信（伯音、韩简子）：韩起之孙。根据《左传》，韩起的嫡子叫韩须，则韩不信应该是韩须的儿子。韩起去世于前514年秋天，而到了前510年，韩不信即跟随魏舒到宗周筑城，这时已经担任了卿位。根据上述记载，似乎韩须已经先于韩起去世，由韩不信直接继承了爷爷在晋国的卿位。 但根据《史记》记载，宣子（韩起）卒，子贞子代立。又根据《世本》：（韩）厥生宣子起，起生平子顷。这里的“顷”很可能就是“须”之误写，则韩须谥号是平子而不是贞子了。总之，关于韩起与韩不信之间的一代，记载多有冲突。综合《左传》，这个贞子（平子）应该就是韩须，并且后于韩起去世，曾经担任家族的主人，不用说也担任过晋国的卿。那么，韩须担任卿的时间极短，在公元前514年秋—前510年冬11月之间，《左传》记载，前509年，晋国大夫士弥牟还说韩不信是“新”人，可见应该是前510年刚刚为卿，则韩须应卒于前510年11月之前不久。《史记》还记载，贞子徙居平阳——韩氏家族的总驻地从州迁到了平阳。我们知道，前514年，魏舒任命韩固任马首大夫，赵朝任平阳大夫，则平阳属于赵氏的势力范围，要完成“徙居平阳”的事，很可能是韩家拿自家的马首与赵家的平阳进行了交换。 上面只是猜测，不论韩须是否曾经为卿，我们的故事都要从韩起直接跳至韩不信。 这里权且推定： 前514年，韩起去世，魏舒执政，韩须担任下军佐； 前510年左右，韩须去世，韩不信担任下军佐； 前509年，魏舒去世，士鞅执政，韩不信升任下军将； 前501年，士鞅去世，荀跞执政，韩不信升任上军佐，在六卿中排在第四位。 二、韩不信其人 看来韩不信是个年轻能干的人物。前510年11月，魏舒带着他以及士弥牟前往宗周召集各国大臣，安排为天子筑城的任务，魏舒高高在上，具体的工程测量、工作分配等事务都是韩不信和士弥牟负责的。 前509年正月，晋魏舒再次来到宗周，在狄泉召集各国建筑团，准备开始筑城。任务布置完毕，魏舒就把执行工作甩给同来的韩不信与周大夫原寿过，自己随即外出田猎去了。韩不信年轻位低，很难镇得住各国大臣，宋国大臣仲（几）就拒绝接受任务，后来还是在士弥牟的参谋下，韩不信果断决定逮捕仲（几），工程完工后，送给周敬王发落。 三、家族关系 （一）联盟关系 赵氏：关于赵韩联盟，这里不必重复； （二）合作关系 魏氏：魏舒似乎对韩不信颇为信赖和欣赏，两次带领他到宗周去，并把事务委托给他。前514年魏舒任命10县大夫，韩氏也从中分了一杯羹：韩固被任命为马首大夫。 知氏：荀跞担任执政，韩不信资历、地位都浅，自然要与之合作。 （三）敌对关系 中行氏：原因前面已经介绍。 范 氏：仅从中行氏、范氏的亲密关系考虑，韩氏与范氏就难以十分融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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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魏氏 一、魏曼多其人 魏曼多（魏襄子）：根据杜预《注》，为魏舒之孙。 关于魏氏的源流，《左传》与《史记-魏世家》多有抵牾，这在前面已经有所介绍，到了这个时代，再次出现分歧。 根据《魏世家》，魏氏从魏绛以来的谱系为： 魏绛—魏嬴—魏舒—魏侈 根据《左传》，魏绛与魏舒应为父子关系，魏曼多是魏舒之孙，从魏绛以来的谱系为： 魏绛—魏舒—？—魏曼多 根据《世本》，魏绛以来的谱系为： 庄子（魏绛）—献子（荼）—简子（取）—襄子（多） ——真实状况现在已经很难判断，但考虑到《史记》在记载三晋内容中错误频出的习惯，选择相信《左传》还是相对明智的。我们似乎可以认定，《左传》里的魏曼多与《史记》里的魏侈、《世本》里的魏多应为同一人。 前509年春，魏舒去世，魏曼多出任下军佐； 前501年，士鞅去世，曼多升任下军将。 二、家族关系 （一）亲近关系 韩氏：栾氏破灭后，魏氏似乎一直在寻求战略同盟，从魏舒对韩不信的“爱带”和信任来看，两家关系似乎走的颇近。 赵氏：前514年魏舒任命十县大夫，赵氏也是受益者。魏氏与两家的关系自然不如赵韩联盟来得亲密，但似乎也十分融洽，几乎形成了三家联盟的关系。而最终在晋国立足的，也正是这三个家族。 （二）合作关系 知氏：以荀跞的地位与才智，魏氏自然要与起合作。 （三）敌对关系 范氏：前509年春，魏舒去世，士鞅执政。因为魏舒在履行公务期间私自外出玩乐，死在打猎的途中，是对君命的亵渎，士鞅下令：撤去魏舒的柏木椁（椁在棺外），降格下葬。这在当时绝对是很严厉的处罚了。古人事死如生，晋国的卿们死后都要统一葬在九原，这样一来，晋国历代先臣如果在地下相聚，魏舒何颜面对国家的先任执政，何颜面对魏氏的历代先人？因此，对范氏的愤恨自然深深地种在了魏曼多的心里。 中行氏：中行氏与范氏基本是铁板一块，自然也在敌对的阵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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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范氏 一、士吉射 士吉射（范吉射、范昭子），士鞅之子。前501年士鞅去世，士吉射出任下军佐。 范氏家族古老而煊赫，文化底蕴深厚，世代能人辈出，特别是经过士匄、士鞅父子两代的积累，这个家族更是实力雄厚、人丁兴旺。不肖说，范氏的新一代也自然是才智卓越的能人。《列女传》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 一天，士鞅的三个儿子到赵家来玩，赵鞅正为一件小事而发愁：他喜欢在自家园林中乘马，但园中树木繁茂，行车很不方便。看见三个少爷来了，就问他们要主意。长子说：“对于这种无聊的事情，明君是不问也不做，乱君是不问就去做。”次子回答：“想让马走得畅快，就要劳动百姓来砍树。您如果爱惜民力就不要爱惜马足，爱惜马足就不要爱惜民力”。小儿子的主意最有意思：“有一个办法，不仅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还可以让百姓享受受到三次恩德：您先命令百姓上山伐树，您的这些马也就有了用场（运输），随后，开放您的园子，让百姓看见里面有很多树，山远而园近，百姓自然乐得来伐园子里的树，百姓一定很高兴；上山道路崎岖，来园子道路平坦，百姓又会高兴；树砍完后，低价卖给百姓，百姓还要高兴一次。”赵鞅大喜，立即依计行事，不但自己的问题得到解决，百姓也十分满意。这个范氏的小儿子对自己的妙计也十分得意，回去告诉了母亲。不料母亲喟然叹息：“最终毁灭范氏的人，一定就是这孩子了！到处炫耀自己功劳的人绝少能够布施仁德，专做诈伪之事的人，肯定不能长久。” 这个故事自然不可完全当作信史看待，但范氏家族才人辈出，则是可信的事实。后来家族就是葬送在士吉射手里，联系这个故事，则士吉射可能也就是这个才智最突出的三少爷了。 二、家族 历史经验表明，上代君主统制时间过长，其身后往往容易产生动荡，各类矛盾也都会随着老主人的去世而集中爆发。士鞅在晋国政坛活跃了近60年，担当家族的主人也有47年之久，他的身后，自然也难免隐藏着深刻而复杂的矛盾，家族内部出现裂痕，危险性要比外部的压力来得严峻得多。下面介绍当时范氏家族的一些人物。 1士皋夷（范皋夷） 杜预《注》称其为范氏侧室子，则不是士鞅的嫡子，甚至不是士鞅的儿子。如上面所说，士吉射应该不是士鞅的长子，甚至在嫡子中可能也是年轻的，士鞅选择年轻、有才智的少子为继承人，想法固然可贵，但面对这样一个大家族，士吉射也不免难以镇住局面。这个士皋夷就是最大的不稳定分子，他就时时想着要篡士吉射的家主之位。 2士鲋（析成鲋） 范氏族人，士吉射的坚定支持者。 3士蔑 担任陆浑地区的大夫，从后面的事迹来看，听从赵鞅的指令。 范氏出自士氏，士氏在晋国历代担任理（大法官）。士瑕之子士弥牟（士景伯）在前509年还参与修筑成周城墙的工程，后面便没有了记载，可能已经去世。但他的继承人应该还在晋国任职，在接下来的内战中也很难超然物外。从上述情况分析，则士鲋有可能就是士弥牟之子：身在都城，失败后逃往宗周。 三、关系 （一）联盟关系 中行氏。 （二）敌对关系 魏氏：原因前面已分析。 韩氏：韩氏与中行交恶； 赵氏：赵氏与中行交恶； 知氏：知氏与中行交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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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家族地望 春秋时期的晋国，不仅疆域广大，而且表里山河，宜攻宜守，地理的优势也是它得以长期称霸的重要原因。但自战国时期分为赵魏韩三国，三国的地理形势又变为七雄竞争中的劣势，例如号称春秋初期第一强国的魏国，自西北到东南，大体呈哑铃形，形状与今天的甘肃省类似。西到今天的陕北西部，东到河南省东部，过于狭长，欠缺战略纵深，疆域形状的不科学，也是三晋在战国时期吃苦头的重要原因。其形成，是由于晋国几百年的家族竞争中形成的局面。战国时期犹是如此，分裂之前自然更甚，各个家族领地错综复杂，不规则、不科学、不完整的状况更是严重。但为了更好地讲述内战形势，这里还是尽力对公元前5世纪初的晋国家族势力分布情况作一番介绍。 （一）魏氏 魏氏在晋国的始封地在晋国西部，家族的势力也就主要以这里为中心而展开，总体而言，魏氏家族的势力范围也在晋国西部，包括黄河以西的部分关中地区。具体有： （1）魏（在今山西省芮城县）。魏原来是一诸侯国，前661年为晋国所灭，外来户毕万立有战功，晋献公就把任命其为大夫，并将魏赐予他作采邑。魏氏从此在晋国站稳了脚跟，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 （2）霍（在今山西省霍县西南）。霍原来也是一姬姓诸侯国，前661年与耿、魏一起为晋国所灭。《史记》记载，魏悼子时期，魏氏家族的大本营从魏迁到了霍，魏氏得霍，应在前618-前614年之间，前面已有分析。 （3）令狐（在今山西省临猗县西）。魏颉，魏犨之孙，这一支魏氏子孙别出为令狐氏，则令狐也纳入魏氏的势力范围了。 （4）吕（在今山西省霍县西）。魏犨之子魏锜的封地。 （5）厨（在今山西省襄汾县汾河之东）。也是魏锜封地。 （6）辅氏（在今陕西省大荔县东）。公元前594年，秦桓公趁机伐晋，未等晋君帅主力赶到，秦军就在辅氏被魏颗击败，可见辅氏附近的河西地区也是魏氏的势力范围。 （7）梗阳（在今山西省清徐县）。原为祁氏采邑，前514年祁氏、羊舌氏被灭，两家的封地被分为10 县，魏舒命自己的弟弟魏戊任梗阳大夫。梗阳在法律上由国君直辖，但也可以算作魏氏的势力范围。 （二）韩氏 韩氏出自晋国公族，封地主要在晋国本部地区，但春秋中期之后重心逐步转入南阳地区，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战国时期韩国的地理位置。 （1）韩。这是韩氏家族的始封地。关于韩的位置有两种说法，一说就是韩原（在今陕西省韩城市），在黄河以西；一说韩本一诸侯国，在今山西省河津县稍东，前759年被晋文侯所灭，后来成为韩氏采邑。第二种说法应该更为可取。 （2）州（在今河南省温县北）。《史记-韩世家》记载，韩起时期，韩氏的大本营从韩迁至州。但根据《左传》，韩起拿州县与乐大心的原县（在今河南省济源市西北）做了交换，似乎矛盾了。可能的解释是，韩氏在交换之后不久即又取得了州县。这合乎韩起的风格，也合乎韩氏在南阳地区的实力：如果在这个地区只有一个原县，韩氏大本营应该是很难迁过来的。 （3）原（在今河南省济源市西北）。如上所言，从乐大心处换取。 （4）邢（在今河南省温县东北）。根据韩起族人名邢带，邢应为采邑； （5）平阳（今山西省临汾市西南）。《史记-韩世家》载，韩起之后，韩贞子时徙居平阳。可见韩氏的势力范围在此时划分为南北两片。 （6）箕（一说在今山西省太谷县、一说在山西蒲县）。箕襄，韩氏族人，应该是封地在箕。 （7）马首（在今山西省平定县东南）。前514年祁氏、羊舌氏被灭，魏舒任命韩固任马首大夫，则马首也可以算作韩氏的势力范围。 根据《左传》，早在公元前537年，韩氏家族就拥有了7个大县，后来肯定更多，但现在已经难以一一列出了。 （三）中行氏 荀氏也是晋国公族，原来家族采邑为荀（在今山西省新绛县东北），但随后中行氏、知氏从荀氏分出，中行氏的采邑也应在晋国本部。后来荀吴大力开拓东阳地区，中行氏家族的中心逐步移至山系东部以及河北西部地区。 （1）瓜衍（在今山西省孝义县）。前594年，荀林父攻灭赤狄的潞国，晋景公把瓜衍之县赏赐给他。既然是县，可见原来是国君的直辖区。 （2）潞（在今山西省潞城县东北）。荀林父攻灭赤狄的潞国，这里似乎也逐渐成为中行氏的地盘，前496年晋国军队在这里与中行氏、范氏军队作战。 （3）昔阳（在今河北省晋县西）。昔阳原是白狄人建立的鼓国的都城，前530年和前520年，荀吴两次攻克昔阳，灭鼓国，昔阳成为中行氏的势力范围。 （4）肥（在今河北省藁城县一带）。白狄小国，前530年为荀吴所灭。 （5）中人（在今河北省唐县西北）。前529年荀吴伐中山，在这里打败中山军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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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八年内战 第一节 邯郸公案 当时间来到公元前497年夏天的时候，晋国的情况已经是十分糟糕了：仅仅十来年的时间，晋国周围的盟友：郑、卫、鲁，已经纷纷投靠到齐景公的怀抱，这年春，景公居然得寸进尺，联合卫灵公直接进犯晋国的河内，挑衅一番，随后潇洒而去。更糟糕的是，晋国方面不仅没有组织起象样的反击，反而很快陷入惨烈的内斗旋涡之中。 这次内斗来得实在太不是时候。 内斗发源于赵氏家族，进而迅速演化为全国范围的内战。 邯郸，就是引发这次大规模内战的“火药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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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邯郸之围 关于邯郸氏的行为，《左传》表述为：“赵稷、涉宾以邯郸叛。”但《春秋》经文并没有这一条，《春秋-定公十三年》倒是有这样两条：“秋，晋赵鞅入于晋阳以叛”，“冬，晋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并没有将赵稷、涉宾的行为定性为“叛”。 是否因为赵稷、涉宾资位不够，所以《春秋》未评呢？个人认为不然。只要分析一下就可以发现，赵稷、涉宾的行为是实在难以称其为 “叛”的。第一，所谓叛，就是叛国。赵稷、涉宾反对的只是赵鞅，只是不服从赵鞅的指令，而赵氏与邯郸氏在法律意义上已经不是一家，赵鞅并没有指挥邯郸氏的权力，更没有擅自动用“家法”处死赵午这样一位国家大臣的权力。第二，邯郸氏在晋国还有范氏、中行氏两个强大靠山，他们没有必要、也不宜公然叛国，否则范氏、中行氏就难以在朝堂为自己提供任何辩护和支持了。 所以，这里所谓的“叛”，其实应该是赵稷、涉宾采取了以下三项措施：第一，正式通知赵鞅，两家断绝一切亲缘关系，并提出强烈抗议；第二，向朝廷提出控诉，请求国君惩罚赵鞅擅杀国家大臣的罪行；第三，也是最重要的，立即向范氏、中行氏通报情况，商量对策，请求他们为自己“仗义执言”，并且在必要时提供武力支援。 因此，在《左传》简单记事的背后，其实隐藏了一场复杂而重大的诉讼。在晋定公看来，诉讼的双方一家是卿，一家是大夫，为国家大局考虑，他选择了支持赵鞅，理由自然是好找的：第一，赵鞅负责东方外交事务，赵午有义务服从；第二，赵氏、邯郸氏毕竟存在事实上的血缘关系，赵鞅的杀人行为也算有情可原。 于是，公元前597年6月，晋国政府派上军司马籍秦帅兵围剿“叛国”的邯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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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再翻案 （一）第二次翻案 忧喜、得失、祸福、存亡瞬息转换的场合，叫做戏台，现在的晋国就成了一个真实而生动的大戏台。 现在的荀寅、士吉射可谓扬眉吐气：两人对付一个赵鞅，力量对比是二比一，而且取得了国君的支持，占尽了政治、军事上的优势。可是，黄雀在后，晋国还存在着知、魏、韩三个家族，眼看着这个热闹一出大戏，这三家当然忍不住也要上台表演一番。 前面的一系列活动，荀寅自然是没有和执政荀跞商量过的，两个人已经是互相仇视的政敌了，而荀寅的得志，也当然让荀跞看着难受。尽管原来是一家人，但是今天，如果让荀跞选择在其他五个家族中除掉一家的话，他会毫不犹豫地选择中行氏，第一是因为讨厌荀寅，第二，荀跞非常喜欢一个叫梁婴父的大夫，除去中行氏，国家就能空出一个卿位，安排梁婴父上去，今后自己在晋国的地位就更加稳固了。 看着眼前形势生气的还有韩不信。韩、赵两家是世交，眼看赵氏亡在旦夕，韩家自然有唇亡齿寒的忧虑；况且，韩不信与荀寅关系紧张，这也是先人留下的积怨，荀寅越是开心，韩不信就越是难受。 还有魏曼多，与士吉射也是分外眼红的政敌，也不愿意事情按照现在的趋势发展下去。 士吉射还有一个内部的敌人：范皋夷。这个范皋夷虽然是范氏族人，但在士吉射那里很不得志，时时想着在家族造乱，然后取而代之。眼下，士吉射正忙着对付赵鞅，范皋夷不但不愿出力，还在暗地到处活动，忙着对付士吉射。 如果战事迅速结束，赵氏迅速被灭，可能荀寅、士吉射真的会笑到最后。但赵鞅在晋阳的坚守为自己赢得了转机：时间一长（现在已经是前497年冬天了），荀寅、士吉射两人在晋国恶劣的人际关系让他们吃了大亏。现在，上面所提到的五个人——荀跞、韩不信、魏曼多、梁婴父、范皋夷——终于凑在了一起，一个改变几个家族乃至整个晋国命运的协议终于达成：（1）宣布荀寅、士吉射谋反并将二人驱逐出国；（2）事过之后，晋国保持六卿体制不变，梁婴父取代荀寅职务，范皋夷取代士吉射职务；（3）韩不信、魏曼多力主恢复赵氏职位（对此荀跞似乎未明确表态）。 计议已毕，随即由荀跞领衔，出面向晋定公主张：“您曾对大臣们下令：始祸者死，那令书至今还沉在黄河里（盟书一式二份，一份藏在盟府，一份埋于地下或沉在河里，以明信于神鬼）。这次事件，赵鞅、荀寅、士吉射都是始祸者，却只驱逐赵鞅一个人，这样的刑罚不公平啊。现在请您下令，把三个人都驱逐出去！” 荀跞的话自然令定公惊愕不已：这样的定性是否合法、是否强词夺理还在其次，关键是，六家卿族，一下子要赶走三家，这合适吗？这可行吗？——但定公已经没有选择余地了，否决了三家的意见而支持其他两家，危险系数显然更高，再说，荀跞与定公的关系也是非同一般的好。 于是，最终定案，赵、范、中行三家都是叛乱分子，都在惩处之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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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绛之战 公元前497年冬11月，荀跞、韩不信、魏曼多三人率领本族武装，簇拥着国君定公，名正言顺地讨伐范、中行两家。就在绛都，一场规模浩大的“平叛”战役如火如荼地拉开了序幕。 战事一开，范、中行两家不仅没有被击溃，反而丝毫不落下风。这种情况出乎很多人的预料，但认真分析一下，倒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第一，实力方面，知、韩、魏三家的兵力或许比范、中行两家雄厚，但战斗力则不一定占优。原因很简单，范、中行两家关系本来就是铁板一块，现在又是为了活命，自然拼死力战；而知、韩、魏三家完全是为了一时的利益、一时的默契苟合起来，所谓“军合力不齐”，各怀鬼胎，生怕自家伤损过重，别个渔翁得利，这样的心态，自然产生不出坚强的战斗力。第二，政治方面，三家带着国君作战，看似冠冕堂皇，占据着政治高端。但定公参加，被迫无奈的因素很明显，自然也就不会对军心产生多大的鼓舞作用。对于此次攻击，《左传》的说法是，“荀跞、韩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行氏”，并没有说“晋人奉公以伐范氏、中行氏”，可见这次作战在性质上还是三个家族的行动，而并没有获得晋国人的普遍认可。反观范、中行方面，本来已经在诉讼中获胜，攻击并围剿赵鞅，也是获得国君认可并以国家军队的名义进行的。现在三家未经正式诉讼程序，霸道地推翻原案，颠倒黑白，突然袭击，无论在道义还是感情上，两家都反而占有明显的优势，这样的心态自然可以催生出极高的战斗力。 回过神来，荀寅、士吉射的愤怒的火焰迅速指向了晋定公：作为国君，居然如此出尔反尔，反复无常，原来说的好好的，现在却公然支持三家对付自己。战事顺利带来的爆棚自信，再加上对定公的出离愤怨，导致二人准备出兵，直接讨伐定公！ 两家手下还是有明白人的，高（强），原齐国执政子尾之子，子雅与子尾执政齐国10年，先后去世，高（强）与子雅之子子旗（栾施）共同执掌齐国朝政。公元532年夏，陈无宇联合鲍氏突然袭击，子旗、高强想挟持国君镇压陈、鲍两家，遭到失败，二人流亡鲁国，后来又到了晋国，辅佐中行氏。往事如烟，已经过去了30多年，但高（强）显然不能忘记当初自己的失误。现在，眼看自己的主公又要重蹈自己35年前的覆辙，高（强）赶紧出来劝阻：“古人云：三折肱知为良医（三次折臂，自己也就成了个好医生）。您干什么都行，惟独不能去讨伐国君啊！我自己就因为当年对国君发起进攻，现在才流亡在此。知、韩、魏三家其实并不一心，我们两家可以分化瓦解，一一击败他们。把他们打败了，国君不依附我们还能跑到哪里去？而一旦攻击国君，就等于迫使他们三家团结起来，那样就危险了！”但荀寅、士吉射已经听不进去，悍然出兵，对晋定公发起猛烈攻击。 这次蠢动成了战局扭转的关键。本来，六卿火并，全是家族利益作祟，国人只是在一旁冷眼观望，一旦有人疯狂到攻击国君的地步，立即成为国家的公敌。于是，国人纷纷出来支持知、韩、魏三家共同对付范氏、中行氏，力量对比和人心向背迅速发生变化，荀寅、士吉射被打得大败，甚至连阵地也难以守住，11月18日（丁未），二人仓皇逃出国都，对方还紧追不舍。这一战，范氏、中行氏元气大伤，直跑到朝歌（范氏采邑，在今河南省淇县）才稳住阵脚。从此，在为期数年的战争中，两家就再也没有占据过优势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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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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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千多年后，才破除国主的世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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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邯郸事件及其所引起的长期内战，其性质依然是家族兼并，自从晋国君弱臣强的格局底定之后，家族兼并就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从形式而言，晋国虽大，也容不得六家臣子均分，那样的规模是难以在天下立足的，大家还是合并起来的好。从内容上说，政治较好的家族吞并政治较差的家族，也是春秋时期社会制度变革和时代发展的具体表现方式。 具体到这次事件而言，最引人注目的人物无疑是赵鞅，是他推翻了多米诺骨牌中的第一张，从而引发了接下来一连串的变故。而分析事情的始终，他的性格、他的谋划和行事方式的确还存在一些严重的缺陷。赵鞅的个性是鲜明的，强硬、坚韧，但也有冒失、莽撞的明显缺点。早年与执政士鞅发生冲突，最终又不得不曲身与士鞅合作，已经显示出了他的上述缺点。但那次经历似乎没有引起他的认真反思，反而认为士鞅一死，晋国再也无人可以压服自己了。这次事变，一开始他是想有效控制邯郸，但一不如意就悍然杀死了赵午，这在性质上属于越权，在本质上得罪了范、中行两个家族，对于这些后果，他的预计显然是不足的。最后弄得诉讼失败，在军事上也以寡敌众，甚至家族的存续出现严峻的危机。赵氏得以转危为安，最重要的还是依靠赵氏由来成功的家族“外交”政策，依靠韩、赵两家的鼎立维护，这些都是赵氏几代人积累的雄厚资本。当然荀寅、士吉射两人在晋国树敌太多，也是重要的客观原因。赵氏家族实力雄厚，赵鞅本人担任中军佐，地位和资力也有优势，最后弄到全面被动，都是赵鞅的过于强横和莽撞带来的恶果。而韩不信、魏曼多二人保持低调，关键时刻反而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综观整个邯郸事件，最大的赢家应该是荀跞。固然，荀跞身为国家执政，具有强大的政治优势，然而知氏在国内并没有特别亲近的家族，形势相当孤立。这种情况下，荀跞居然得以在本质上掌控大局，翻云覆雨，决定国君的态度和其他家族的命运，其谋略是十分了不起的。其中最重要的一环， 他深切懂得，在大家实力相当，彼此为利益争斗的时候，“合法性”三个自往往可以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固然，现在的国君已经毫无左右局势的能力，但他的存在象征着晋国的存在，他依然是名义上的最高者。国君的号召力和影响面，在于那些希望晋国作为一个整体继续延续的阶层，在于对诸卿的利益争斗采取冷眼观望的中间势力。如果家族的争斗只局限于家族之间，则相互间的实力对比自然是决定性要素。但现实情况是，六大家族力量基本相当，这时候，中间力量的同情与支持就成了决定性的要素。考察荀跞的行为，他始终与国君紧紧捆绑在一起，利用国君的名义指令群臣，着在政治上、道义上无疑就占据了制高点。他懂得，所谓“国君”，绝不仅仅是这样一个人，而是一种“国家”的名义，代表着整个政府、整个现有的宗法体系，以及所忠于晋国和国君的力量。正是因为行必联合国君，言必切合国法，荀跞才能做到始终掌控着事件的走向，才能迫使赵鞅不得不对自己低头，与自己合作。而这方面的反面典型自然是荀寅和士吉射，一他们两家的实力与团结程度，若非因为讨伐国君激起公愤，是大有机会笑到最后的，至少不至于这样一步走错而再无翻盘的机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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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捭阖 现在，朝歌、邯郸两座城成为晋国人眼中的直接攻击目标，也成为叛军的最后屏障。今后的战争格局虽然错综复杂，但这两座城才是整个战争最核心的地带、双方最坚决的战略目标。围绕着两座城邑的争夺战，时间竟然持续了5年之久。战事如此持久，固然因为两座城是范、邯郸两个家族经营百年的老巢，城防坚固、兵粮充足。更重要的，还是由于太多内在、外在因素的卷入，从而造成了复杂而难解的纠缠局面。 （一）战局鸟瞰 既然是平叛的战争，作战双方自然可以分为政府阵营与叛乱阵营，但我们知道，晋国内部诸卿家族的关系是何等的错综复杂，这个阵营自然也不是铁板一块；叛乱阵营虽然势弱，但晋国的事情向来都不是自家的事情，而是天下的事情，近年来，齐景公周围已经团结了原本属于晋国盟友的几个诸侯国，复霸的形势正好，自然不可能放弃对手内乱这么好的天赐良机，于是，叛乱阵营也就绝不仅仅只是范、中行两个家族这么简单了。 1晋国阵营 （1）督战团 现在的晋国是荀跞操控大局。 如果说，公元前496年的战事他必须调动全国兵力作战的话，那么到了百泉战役结束，政府军方面胜局已定的情况下，荀跞的主要工作就是坐镇都城，把自己不喜欢的赵鞅推到战争的最前线。在荀跞的安排中，最前线平叛的军队最好与叛军旗鼓相当，而略占优势，只有如此，双方才能拼出个两败俱伤的结局，到时候自己再出来收拾残局，稳收渔翁之利。因此，晋国虽然兵多将广，但最前线的则只是赵家的人马，使用起来往往捉襟见肘，狼狈不堪，而魏、韩两家主人地位、资历、能力均不足以让他们违背执政大人的命令而擅自襄助赵鞅。 另外，国内保持足够的兵力也是客观情况的需要，国家必须防止叛军及其支持者对晋国本土发动攻击。从这个意义上讲，知、魏、韩三家的兵力既是督战队，又是预备军，虽然与前线的赵鞅相互算计，但在大局上毕竟还是相互支持的关系。这是一种介于友与仇、爱与恨、合作与斗争、共存与互损、团结与破裂临界点的复杂、曼妙而精确的关系与感觉，在这方面，荀跞是高手中的高手，自然会把分寸拿捏得恰倒好处，我们大不必为他操心。 （2）敢死队 不消说，就是赵鞅及其家族的武装。 今天的赵鞅对于荀跞其人自然有了深刻的认识，但是眼下，他赵鞅是绝没有违抗的本钱的：政治上，荀跞是执政，自己的上级；法律上，自己确实曾经是动乱的导火索，对内战的发生难辞其咎，这也是牢牢攥在人家手里的辫子；厉害关系上，自家与范、中行两家已经是死敌，现实情况绝对不允许他再树敌了，尤其是与强悍的知氏，腹背受敌，只能是死路一条，原来的赵鞅再强硬、再高傲，现在也只有乖乖俯首听命的份了。 现在的的赵鞅被荀跞“塑造”成了一个死中求存的勇士：他只有奋起自己的勇气与坚韧，依靠阳虎等一帮家臣的卓越才智，整合赵氏家族在晋国积累了160多年的雄厚资源，勇往直前，为自己杀出一条生路来。 2叛军阵营 （1）守城者 范、中行、邯郸三个家族，现在手中还有可观的兵力，还有朝歌、邯郸两座坚城，还有东阳地区的势力范围。现在，他们也只有负隅顽抗这一条路可走了。只要坚持，坚持得久一些，说不定晋国四卿就会再出现内讧，说不定自己的支持者就会对晋国施加更大的压力：只要坚守，就有希望。 （2）资助者 齐景公及其领导下的郑、卫、鲁等盟友，自然不愿意放过这样的机会。景公资助晋国的叛乱，目的自然不是希望范、中行、邯郸三家迅速战胜晋国获得政权，他愿意看到的是晋国内战出现相对平衡的局面，拼得越长久、越惨烈越好。所以，他的资助叛军，只是为了战局的平衡与持久。 值得一提的是，宗周此时也站在了同情晋国叛军的立场。宗周的实权派，担任周王卿士的刘氏与晋国的范氏世代通婚，关系非常，刘氏的智囊、曾经做过孔子老师的大夫苌弘还在，自然要想尽办法以帮助范氏。宗周的实力自然微不足道，但政治影响力却是绝不能忽略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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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齐侯攻略 齐景公姜杵臼，一位精明得让人只觉其精明的人，在战事一启就迅速敏感到了自己的机会。资助晋国叛军，景公有自己的两项基本原则：第一，资助叛军，尽量不动用自己的老本，而是动员郑、卫两国大打代理人战争；第二，回避与晋军主力硬拼，尽量采取声东击西、围魏救赵等间接手段将战局搅乱，将战事拖长。 1三方会晤 前496年夏，也就是晋国方面刚刚包围朝歌的时候，齐景公就与鲁定公、卫灵公在牵（在今河南省浚县北）紧急会晤，商量援救范氏、中行氏的办法。不久，绛中之战、潞之战、百泉之战爆发，其中有没有这三国的贡献、贡献究竟多大，已经不可考证，但这三场战役的确是暂时地为朝歌解了围，至少朝歌城的压力是明显减轻了。 2齐宋会晤 牵之会不久，也就是晋国的绛中之战刚刚结束，齐景公又在洮（曹国地，在今山东省濮县东）与宋景公会谈，目的也是动员宋国帮助范氏。但这次会谈似乎并未取得什么实质性成果。 宋国未能出力，有其自身的原因：第一，100多年来，宋国一直是晋国最坚定的支持者，即使在晋国国事日非，诸侯叛离，宋国群臣也吵着要与叛离晋国的情况下，宋景公本人对晋国依然存有幻想，还是不大愿意与晋国公开决裂。第二，范氏与宋国过节太深。前504年，景公满怀热情地派大臣乐祁到晋国聘问，不料得罪了当时的执政士鞅，士鞅寻衅将乐祁扣押在晋国三年，死后尸体又被扣下，而赵鞅当时倒是为乐祁说了不少好话。现在要宋国人帮助范氏对付赵鞅，在感情上也难以接受。第三，当时宋国也正处在内战之中，与齐景公会晤，大概是为了请求齐国出力帮自己平叛，因而很难有余力帮助齐国做事。 而更根本的原因却是来自郑国。宋、郑两国同处中原，是一对关系十分不好的邻居。在郑国子产、子大叔执政期间，双方维持了几十年的良好关系，现在又回到交恶的老路上来了。前495年夏，郑国的罕达（子姚、子賸、罕武子）领兵讨伐宋国并获胜，两国矛盾迅速激化。随即，齐景公与卫灵公在蘧挐（即蘧挐，具体位置不详）相会，试图调和两国关系，援救宋国，但似乎没有成功。这样，宋、郑两国也就很难同时立于齐景公的阵营之内了。两相比较，景公自然要选择郑国：郑国是原来晋国阵营中第一个与自己结盟的成员，又与范氏所坚守的朝歌邻近，愿意出力也方便出力。于是，团结宋国的工作也就不得不搁浅了下来。 3齐卫出兵 现在已经是公元前的494年，朝歌、邯郸两座城已经苦守了三年，力量日益消磨，面临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了。间接的手段已经不足以解决问题，齐景公干脆直接出兵援助。 前494年4月，齐景公、卫灵公联合出兵，援助被晋军围攻的邯郸，并围攻晋国的五鹿（在今河北省大名县东）。五鹿位于邯郸之东，是晋国的东方桥头堡，拿下五鹿，齐军西进就可免除后顾之忧。但晋国人也知道五鹿的重要，坚决防御，景公未能得手。 秋，范氏、中行氏那边形势又复告急，齐景公、卫灵公帅军在乾侯（在今河北省成安县东南）会合，援助朝歌。随后鲁国、中山国军队也加入了进来，联军攻击晋国本土，并顺利拿下棘蒲（在今河北省赵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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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铁之战 到公元前493年秋，晋国的内战已经持续了四年，赵鞅在前线苦苦拼搏也已经三年。底定双方命运的决战终于爆发了。 （一）截援 随着战事的延续，范、中行两家的储备逐渐告罄，眼看不支。前493年8月，齐、郑决定两国合力支援：齐国出资，慷慨提供1000车的粮食；郑国出力，大臣罕达、驷弘（子般、桓子思、）率领郑国大军负责将军粮护送到朝歌。郑军由齐国出发，已经进至卫国境内，这边士吉射也帅军出朝歌接应。 在当时，攻城是成本最高的战法，由于缺乏大规模破坏性武器，为避免过度伤亡，一般是将城围住，待城内粮绝，城池方告失守，这次朝歌战事也是如此。所以，双方自然深知这1000车的粮食的重大意义。赵鞅自然不会听任，立即领兵前来堵截，遂与郑军在戚邑城下碰了头。 （二）誓师 在很大程度上，赵鞅的出击其实也是被迫无奈之举。相对于郑军，自己的部队在兵力上处于劣势，但他还必须速胜，一旦战事僵持或者失利，士吉射的接应军再从背后杀来，后果真真不堪设想。 紧要时刻，阳虎献计：“我军战车少，务必先声夺人。可以将主帅（荀跞）的旗帜插在车上，早早列阵迎敌。郑国人匆忙赶来，看见这架势，肯定会误以为晋国的中军精锐来了，必然胆怯。那时我们果断出击，与其会战，一定可以将他们杀得大败！”这样兵不厌诈的奇谋，也只有阳虎能想得出，赵鞅立即采纳。敌众我寡，赵鞅还是难下最后的决心，又找来卜师占卜，可是龟甲却烤焦了，吉凶难辩。乐丁站出来打气：“《诗》曰：‘开始时谋划计议，占卜刻龟（爰始爰谋，爰契我龟）’。我们出发前已经卜过，大吉，何须再卜？！信赖先前的卜兆就是了！” 形势紧迫，再也犹豫不得了。赵鞅心一横，随即发表了决战誓言：“范氏、中行氏忤逆天命，荼毒百姓，妄图擅权于晋，攻灭其君。郑国，原本是寡君（晋定公）所依赖、庇护的国家，现在郑国无道，居然背弃国君，援助叛臣！大家为国作战，上顺天意，下尊君命，行德义，雪耻辱，就在此行了！克敌立功者，上大夫赏一县（食一县赋税），下大夫赏一郡，士赏田十万（千亩），庶人、工商得以入仕，家奴、隶圉获得人身自由！我赵志父若能克敌立功，国君自会考虑升赏；如果战败获罪，甘愿受绞刑而死，用三寸厚的桐木棺材敛尸，不要属辟（多层棺椁），只以素车（未装饰的车）朴马（未剪鬃毛的马）随葬即可，不得葬入族墓，完全按照下卿的规格处理后事。接受这样的惩罚，我赵志父心甘情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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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全线出击 上面已经介绍，周王的卿士刘家与范氏世代通婚，坚决站在范氏一边，成为晋国平叛的严重阻力。前492年6月，赵鞅派人到宗周问罪，周人不得已杀死了刘氏的智囊苌弘。苌弘早在鲁昭公11年（前531年）就以博学之士的面目出现于《左传》的记载，他在宗周至少活跃了40年，是一位学识渊博、富有智谋的大夫，孔子访周时也曾经师事过他。现在居然落了这么个下场，也的确让人感慨。 现在的赵鞅自然可以在平叛战争中调动和投入更大的力量了，于是，战局也迅速得到改观。 前492年春，齐国大臣国夏、卫国大臣石曼姑帅兵联合包围戚邑，其目的，自然是帮助卫国遏止赵鞅支持蒯聩回国夺权的图谋，同时也给赵鞅保持更大的军事压力。 10月，赵鞅亲自领兵围攻朝歌，驻扎于朝歌南面，眼看再难坚守，荀寅、士吉射决定突围。荀寅领兵从城南门杀出，攻击赵鞅营垒，这样，围城的晋军多数被调到南门堵截。同时，荀寅命令从外面赶来援助的中行氏援军趁虚从北门杀入朝歌，内外合兵一处，突围而出。10月23日（癸丑），荀寅、士吉射逃入邯郸，与赵稷共守邯郸。 眼看范氏老巢被端，已经无力回天，赵鞅立即下手，处死了士皋夷。当初荀跞还打算由士皋夷作为范氏宗主继续担任晋国的卿。但赵鞅与范氏作战多年，对范氏深恶痛绝，自然不肯再与范氏并存合作。 另外还有一个人物，就是荀跞同样准备提拔为卿的梁婴父，这个人下场如何，没有留下记载。当初赵鞅的第一助手董安于就是被这个人逼死的，可能现在已经去世，也可能因为有知氏的庇护，赵鞅难以痛下杀手，但无论如何，再想做晋国的卿已经是不可能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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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齐隐忍 赵鞅当然不敢开罪于楚国，他的平叛战争已经进入了最后、也是最艰难、最激烈的收关阶段。 前491年7月14日，齐国大臣陈乞、弦施联合卫国大臣宁跪，猛烈围攻晋国的五鹿，试图分散晋军兵力，减轻邯郸城的压力，但战事似乎颇不顺利。9月，赵鞅率领晋军围攻邯郸，11月，邯郸力穷，守军向赵鞅投降。荀寅奔鲜虞（中山国），赵稷奔临（在今河北省临城县西南）。12月，弦施领兵赶到临接应赵稷撤退，退出前将临邑的城墙拆毁。 邯郸城坚守了5年之久，至此终于陷落。 眼看颓势还是不能扭转，齐景公继续加大打击力度，派大臣国夏攻击晋国领土，短期内，就占领了邢（在今河北省邢台市）、任（在今河北省任县东南）、栾（在今河北省栾城县、赵县北境）、鄗（在今河北省高邑县、柏乡县一带）、逆畤（在今河北省完县东南）、阴人（或说在今山西省灵石县西南）、盂（在今山西省黎城显）、壶口（即今山西省长治市东南壶关）。 大片国土落入齐国人之手，赵鞅又是一阵手忙脚乱。趁机，齐景公与鲜虞人一道，将荀寅（士吉射可能是邯郸破后直接来此）安置在了柏人（范氏封地，在今河北省隆尧县西南）。 面对齐国的疯狂挑衅，赵鞅的神经极为坚强，始终将目光集中在荀寅、士吉射两人身上——这才是自己最主要的敌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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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内战终结 （一）追穷寇 现在，荀寅、士吉射龟缩于柏人，这是叛军在晋国最后一个重要据点了，战争的形势彻底明朗化。前490年春，赵鞅振作精神，收拾剩勇，充分行使执政大臣的权力，调动自己所能调动的一切力量，对柏人发起了最后的围城战。眼看大势已去，荀寅、士吉射知道再坚守下去只有被消灭的份，于是，二人突围，投奔齐国去了。至此，晋国内战的结果基本底定。 荀寅、士吉射虽然是失败者，但能顽强奋斗7年，最终全身而退，除了家族势力浑厚之外，说明二人也并非一无是处的败家子，相反还可以算是一时之雄杰，自有其可圈可点的长处。从史料中关于二人逃亡时的记载，也可以约略看出些端倪来。 1士吉射 柏人是范氏的采邑。当初，范氏的两个家臣——王生（王胜）和张柳朔关系紧张，在物色柏人宰的时候，王生推荐了张柳朔。士吉射很吃惊：“他不是你的仇人吗？”王生答：“私仇不能妨害公事，不能因为喜欢谁而抹杀他的过错，也不能因为厌恶谁而否定他的优点，这是义的准则（私仇不及公，好不废过，恶不去善，义之经也），臣哪敢违背这样的准则？”事实证明，张柳朔果然是合格的邑宰。弃城之前，张柳朔告诉他的儿子：“你跟着主公走吧，我要留下来战死。王生对我那样肯定，我不能让他的话落空。”于是张柳朔留下来死战，终于殉主，为失败的范氏家族赢得了晋国人的敬意。 《吕氏春秋》还记载了这样一则花絮：范氏富有，流亡之后，不少人纷纷进入府第趁火打劫。一个人得了一口大钟，想偷偷自己扛走，但这钟太大，就想把它砸碎带走，一垂下去，大钟铿然作响，害怕别人听见，这人赶紧捂住自己的耳朵——这就是著名的“掩耳盗铃”了。 2荀寅 荀寅流亡途中，经过一处县邑。 从人提醒：“这里的长官是您的故交，何不在这儿打打尖，顺便等等咱们的后续部队？”荀寅说：“从前我喜欢乐，这个人就送我鸣琴；我喜欢佩，此人就送我玉环。可见，他是在不断培养我的过错以求取悦于我。现在去找他，恐怕他就会把我作为礼物去取悦别人了。”于是决定擦肩而过。果然，此人落井下石，出兵截获了荀寅的两乘战车，献给自己的新主子。 这则故事出自《韩非子》，但《说苑》的记载，结局与此不同，说的是荀寅顺便处死了这个马屁精——似乎《韩非子》的记载更合乎真实的情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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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扫善后 荀寅、士吉射出逃，基本任务完成，赵鞅又立即抓住时机，处理相关的一些善后事宜。 1齐景之死 这个时机，就是齐国方面的麻烦。 公元前490年是齐景公在位的第56年，也是最后一年，年老神衰的景公偏偏难得安闲：这年夏天，景公不得不抖擞精神，亲自帅军讨伐宋国。关于这次战役的前因后果并没有具体介绍，分析起来，大概是眼看晋国方面节节胜利，郑国吃败仗之后国力虚弱，宋景公抓住机会又向郑国发起了进攻，也可能这次进攻是出于赵鞅的联络。齐景公伐宋，是不地不援助自己的盟友。 9月24日（癸酉），齐景公杵臼去世。至此，几年来——也许是终生——最让赵鞅头疼的三个人物：卫灵公、知文子（荀跞）、齐景公全部辞世，赵鞅的时代终于彻底到来了。 2 伐卫 前490年夏，也就是齐景公刚刚出兵伐宋，无暇西顾的当口，赵鞅出兵讨伐卫国，以惩治这个国家几年来帮助晋国叛军的罪过。 3围中牟 中牟，在今河南省汤阴县西，原是晋国在东方的重要军事基地。内战期间，中牟似乎已经归附卫国，也站在范氏、中行氏一边与赵鞅为敌。这次伐卫之后，赵鞅随即对中牟发起围攻。 关于这次战斗，《左传》记载十分简单，只有“遂围中牟”四字。其实，与这一战相关的事情还真的很有意思。 通过《论语》等资料我们知道，当时担任中牟宰的人叫做佛肸。这个佛肸似乎与孔子关系非同一般。《墨子-非儒篇》说，孔子本是乱臣贼子，他的“徒属弟子”都跟他学，其中的一个例子就是“佛肸以中牟叛”——看来这个佛肸也被认定为孔子的学生或者部下了。也许儒、墨两家对骂，未免牵强附会，但当时距离孔子时代并不遥远，如果一点关系都没有就凭空捏造，是不可能有任何说服力的。佛肸与孔子的关联，儒家经典的《论语》也保留了线索。 《论语-阳货篇》记载：佛肸在中牟作乱，招孔子前去帮忙，孔子准备前往。 子路很不以为然：“以前我听先生您说过：那些亲身做坏事的人的地盘，君子是不入的。现在佛肸以中牟叛乱，您干嘛又这么愿意跑过去？” 孔子：不错，我是这么说过。但我不是也说过这样的话吗：真正坚韧的东西磨也磨不薄，真正白的东西染也染不黑。难道你叫我做一个匏瓜：永远挂着却不能吃吗？ 4伐鲜虞 前489年春，出于同样理由，晋国出兵征讨鲜虞。 ——至此，晋国的内战终于宣告结束。 从公元前497年算起，这场内战整整打了八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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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才战略 在当时的晋国诸卿中，赵鞅招贤纳士是最积极的，不但有海纳百川的胸襟，更有先进的人才观。现在，范、中行两个大族被赶出晋国，除了少数骨干成员战死或跟随主人一同流亡，大部分则应该是不能共患难的，树倒猢狲散，大量原本服务于上述两家的人员一下子没了着落，都在忙着改换门庭，另投他处。而赵鞅从来都是爱惜人才的，看到两家门下良才济济，遂有心大力收罗之意。《国语》记载了赵鞅与史黯的这样一番对话： 赵鞅：吾愿得范、中行之良臣。 史黯：要他们何用？ 赵鞅：那些人并不是良臣人人想得，这个还需要问为什么吗？ 史黯：臣以为，那些人前来投靠您的并不是不良臣啊。真正的良臣侍奉君主，应当劝谏其过失，勉励其善行，向君主推荐人才而加以使用，朝夕向君主讲述善恶成败的道理以求君主采纳。以文辞劝导君主，以恭顺履行职责，以努力为主效劳，以死命报效君主。主张为君主采纳就出来做事，否则便引身而退。范、中行两家的家臣不能匡正、辅佐他们的君主，最终使君主遭受祸难。现在他们的君主流亡在外，那些不能一心跟随而抛弃了旧主的家伙，怎么能算是良臣呢？而那些甘心与自己的君主一同流亡的良臣，您又如何能够得到？士吉射、荀寅二人手下真正的良臣，一定会不辞辛劳继续为他们尽力，使他们在国外得以站稳脚跟，为此那些良臣将死而后已，哪里可能到您着儿来呢？相反，那些来的，也一定不是良臣。 赵鞅：说得好，刚才我的确说错了。 ——其实这个记载是很经不起推敲的：所谓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事二夫，在人身依附关系强大的宗法社会，的确是主流的道德准则，例如栾氏被驱逐时，忠于这个家族的的家臣辛俞宁得死罪也要追随栾盈流亡，他为自己辩解：当时的晋国明令规定，家臣连续三代辅佐一个家族，就要把他当作自己的君；两代一下辅佐一个家族，要把他作为自己的主。辅佐君就要为他而死，辅佐主就要为他尽力。但到了春秋后期，这样的价值观已经不足以作为恒训了，随着社会结构的变革、人才流动的活跃，特别是诸侯之间以及家族之间斗争的激烈化，人才成为竞争者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唯才是举、良臣择主而事的观念和做法已经成为新的潮流，而赵鞅正是这个潮流中极其引人注目的旗手。首先，阳虎可谓典型的“应聘式”的人才，真正的乱臣贼子，但赵鞅早在公元前500年，也就是10年之前就大胆而诚恳地接纳了他，并为自己度过这些年中的无数危机立下了汗马功劳。其次，前面讲到的范氏家臣公孙尨，原先努力为范氏效劳，但在获得赵鞅的赦免并封赏之后，又积极报恩，为铁之战的胜利立下奇功。赵鞅在赦免他时明确说，他是“为其主也，何罪？”说得再明白不过。第三，赵鞅接纳范、中行两家前来归顺的旧臣，应该是大规模的行动。根据《侯马盟书》的相关出土资料证明，赵鞅的确曾广事结纳，招降纳叛。为凝聚内部形成合力，他召集同宗与投靠他的异姓，反复“寻盟”，以聚拢人心。在暴力高压下，参盟者一个个胆战心惊，向神明起誓，以包括本人在内的身家性命为担保，对赵氏表示忠心；倘有违反盟誓者，就要全族诛灭。他们还表示决不与敌方勾结，防范敌方复人晋国。 那么《国语》的上述对话又如何解释呢？个人认为这倒未必是虚构的。时代在交替，新旧思潮也在相互冲击。可能是看到赵鞅大肆招降纳叛，历史知识丰富而思想保守的史黯实在看不顺眼，这才找机会提出自己的不满。赵鞅自然不会接受他的观点，但出于对老学究起码的尊重，还是打哈哈一样应付了几句。而《国语》的编纂者在思想上可能与史黯接近，也就宝贝似地收入书中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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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国的此次内战，其中的内涵是极其复杂而丰富的，它包含了卿与卿、诸卿与国君、诸卿各自家族内部、晋国与诸侯之间的漫长竞争、合作与对决；其竞争涵盖了政治、军事、法律、外交等领域，无论是制度比方面是技术含量都十分可观。无论如何，我们知道，笑到最后的胜利者只有一个：赵鞅。这里就以赵鞅的胜利的原因分析为主线，对于这场漫长的内战简要回顾与评价。 赵鞅取得最终的胜利，最主要的是看三个条件：坚忍不拔的作风，先进的人才观，以及祖先留下的良好的家族关系。先看看家族关系，整个春秋时期，赵氏家族也曾多次犯过错误、经历过灾难，之所以能屡次化险为夷，最关键的外部因素就是良好的家族关系，赵韩两家的传统关系历时100多年，始终密切而稳固，当年的“赵氏孤儿”事件，几乎灭门，全靠韩厥的坚持才得以留住希望，几十年后实现复兴。这次内战，一度面临与范、中行一起被驱逐的危机，又是韩、魏两家坚决保护，才得以免罪。在数个力量角逐的舞台，联盟关系有时候是极其关键的，甚至比家族的内政还要重要得多。最终的晋国就是给关系最好的韩赵魏三家瓜分了，可见联盟政策的决定性价值。第二，来看看人才问题。从技术上而言，赵鞅成功的几个关键步骤都是手下的人才提供的支持，这正是赵鞅先进人才观和求贤若渴的政治家风范、器量决定的。最重要的助手，一个是董安于，关键时刻可以为赵家而死；一个是阳虎，关键时刻可以提供奇谋，扭转战局。而两个人在人格、品行上又是如此的反差：董安于是典型的不事二主的忠臣，阳虎是著名的“造乱专家”，这样迥异的两种人都可以为赵鞅效力，可见他博大的心胸与高超的驭人术。第三，坚忍不拔的作风。神经坚强，不回避、不气馁、不放弃，这样的作风才是他顶住那样久、那样重的压力，最终坚持到胜利的根本。赵鞅绝不是那种谨小慎微，几乎不犯错误的人物，相反，他的强悍和冲动也多次令自己危机重重。但出众的意志品质让他度过了难关。例如与齐景公的斗争。齐景公的才智、野心以及有利地位都是不容质疑的，但他最要紧的毛病就是患得患失，平时算盘打得山响，刺刀见红的关键时刻犯含糊。这固然有年龄的原因，但本质还是个性问题。例如，在晋国内战中他支持范、中行两家，但自始至终尽力回避与晋军正面对决，特别是铁之战中，郑国一国的军队就几乎要了赵鞅的性命，而此时如果齐国也出动主力，毕其功于一役，赵鞅是根本没有胜利的希望的。这一战的过度算计导致战局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自始至终，他都试图以巧妙的牵制战术消耗赵鞅的实力与精力，随后，为了挽救两家的危机，他可以出动大军，短时间内攻克晋国的那么多城邑，但依然是没有胆量寻找赵鞅决战。反观赵鞅，兵锋始终对准了范氏与中行氏，直扑要害，不屈不挠，最终还是给他得手了。赵鞅最可怕的对手无疑是荀跞，无论从职位、才智、策略、杀气等方面，赵鞅几乎是全方位地被荀跞压了一头，对于这个天敌，赵鞅的坚韧不拔只有体现在他的屈服与忍让上。最终荀跞去世，固然是赵鞅的幸运，但谁又能说这不是他坚韧性格与作风所换来的战果呢？ 站在晋国的角度，内战时期，它的强大以一种反面的形式充分体现了出来：尽管内部热热闹闹地打了八年，但没有诸侯可以灭亡它、哪怕是重创它、欺侮它的幻想，甚至是号称“复霸”的齐景公也不敢。其实晋国还是幸运的，内战的前几年，楚国正在从低谷中恢复，吴、越两个强悍而凶猛的国家正忙着火并，等楚国人腾出手来，晋国的内战已经大局底定，只剩下最后的收关阶段，虽然可以逼迫对方在边界问题上作出让步，但实质性的机会已经没有了。所以，晋国依然得以一个整体——春秋第一强国的身份——继续存在了40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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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编 强国时代 自公元前489年内战结束，至前453年赵魏韩三家合灭知氏，中间还有近40年的漫长岁月，但不幸的是，《左传》对于这段历史的描写十分粗略，《春秋》终结于前479年孔子逝世，《左传》终结于前464年知伯伐郑。相关的信息，无论是晋国内政还是天下局势，都要借助于《史记》、《国语》、《吴越春秋》、《韩非子》等著作的零星记载。但各个著作的记载既凌乱又矛盾重重，特别是《史记》，简直到了粗制滥造的程度。而这36年的晋国史与春秋史，我们也只好就在这些凌乱而分散的记载中艰难地展开了。 这36年的春秋史，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晋吴争霸（前489-前482年）。第二阶段，齐晋争锋（前481-前472年）。黄池之会成为吴国最后的辉煌，随后，在卧薪尝胆的越王勾践的连续攻击下，终于前473年亡国。齐国方面，随着陈氏控制局势，逐步显示出重振之势。晋齐双方对于卫、郑等国展开拉拢与争夺，赵鞅多次努力，但终于不占优势。赵鞅于前475年去世，荀瑶成为晋国执政。第三阶段，四强并立（前472-前453年）。前473年越王句践灭吴，随即北上争霸，影响力一度到达北方，成为天下最强劲的国家，但由于地理位置局限，越国始终难以有效操控北方局势。这时的天下，进入了晋、齐、楚、越四大强国并立的时代。其实在整个春秋末期，所谓号令天下诸侯的霸主已经不存在了，诸强并立的战国色彩日益浓厚了起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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