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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晋国诸卿家族史[第21页] |
| 作者:相思菁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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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再翻案 （一）第二次翻案 忧喜、得失、祸福、存亡瞬息转换的场合，叫做戏台，现在的晋国就成了一个真实而生动的大戏台。 现在的荀寅、士吉射可谓扬眉吐气：两人对付一个赵鞅，力量对比是二比一，而且取得了国君的支持，占尽了政治、军事上的优势。可是，黄雀在后，晋国还存在着知、魏、韩三个家族，眼看着这个热闹一出大戏，这三家当然忍不住也要上台表演一番。 前面的一系列活动，荀寅自然是没有和执政荀跞商量过的，两个人已经是互相仇视的政敌了，而荀寅的得志，也当然让荀跞看着难受。尽管原来是一家人，但是今天，如果让荀跞选择在其他五个家族中除掉一家的话，他会毫不犹豫地选择中行氏，第一是因为讨厌荀寅，第二，荀跞非常喜欢一个叫梁婴父的大夫，除去中行氏，国家就能空出一个卿位，安排梁婴父上去，今后自己在晋国的地位就更加稳固了。 看着眼前形势生气的还有韩不信。韩、赵两家是世交，眼看赵氏亡在旦夕，韩家自然有唇亡齿寒的忧虑；况且，韩不信与荀寅关系紧张，这也是先人留下的积怨，荀寅越是开心，韩不信就越是难受。 还有魏曼多，与士吉射也是分外眼红的政敌，也不愿意事情按照现在的趋势发展下去。 士吉射还有一个内部的敌人：范皋夷。这个范皋夷虽然是范氏族人，但在士吉射那里很不得志，时时想着在家族造乱，然后取而代之。眼下，士吉射正忙着对付赵鞅，范皋夷不但不愿出力，还在暗地到处活动，忙着对付士吉射。 如果战事迅速结束，赵氏迅速被灭，可能荀寅、士吉射真的会笑到最后。但赵鞅在晋阳的坚守为自己赢得了转机：时间一长（现在已经是前497年冬天了），荀寅、士吉射两人在晋国恶劣的人际关系让他们吃了大亏。现在，上面所提到的五个人——荀跞、韩不信、魏曼多、梁婴父、范皋夷——终于凑在了一起，一个改变几个家族乃至整个晋国命运的协议终于达成：（1）宣布荀寅、士吉射谋反并将二人驱逐出国；（2）事过之后，晋国保持六卿体制不变，梁婴父取代荀寅职务，范皋夷取代士吉射职务；（3）韩不信、魏曼多力主恢复赵氏职位（对此荀跞似乎未明确表态）。 计议已毕，随即由荀跞领衔，出面向晋定公主张：“您曾对大臣们下令：始祸者死，那令书至今还沉在黄河里（盟书一式二份，一份藏在盟府，一份埋于地下或沉在河里，以明信于神鬼）。这次事件，赵鞅、荀寅、士吉射都是始祸者，却只驱逐赵鞅一个人，这样的刑罚不公平啊。现在请您下令，把三个人都驱逐出去！” 荀跞的话自然令定公惊愕不已：这样的定性是否合法、是否强词夺理还在其次，关键是，六家卿族，一下子要赶走三家，这合适吗？这可行吗？——但定公已经没有选择余地了，否决了三家的意见而支持其他两家，危险系数显然更高，再说，荀跞与定公的关系也是非同一般的好。 于是，最终定案，赵、范、中行三家都是叛乱分子，都在惩处之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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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绛之战 公元前497年冬11月，荀跞、韩不信、魏曼多三人率领本族武装，簇拥着国君定公，名正言顺地讨伐范、中行两家。就在绛都，一场规模浩大的“平叛”战役如火如荼地拉开了序幕。 战事一开，范、中行两家不仅没有被击溃，反而丝毫不落下风。这种情况出乎很多人的预料，但认真分析一下，倒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第一，实力方面，知、韩、魏三家的兵力或许比范、中行两家雄厚，但战斗力则不一定占优。原因很简单，范、中行两家关系本来就是铁板一块，现在又是为了活命，自然拼死力战；而知、韩、魏三家完全是为了一时的利益、一时的默契苟合起来，所谓“军合力不齐”，各怀鬼胎，生怕自家伤损过重，别个渔翁得利，这样的心态，自然产生不出坚强的战斗力。第二，政治方面，三家带着国君作战，看似冠冕堂皇，占据着政治高端。但定公参加，被迫无奈的因素很明显，自然也就不会对军心产生多大的鼓舞作用。对于此次攻击，《左传》的说法是，“荀跞、韩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行氏”，并没有说“晋人奉公以伐范氏、中行氏”，可见这次作战在性质上还是三个家族的行动，而并没有获得晋国人的普遍认可。反观范、中行方面，本来已经在诉讼中获胜，攻击并围剿赵鞅，也是获得国君认可并以国家军队的名义进行的。现在三家未经正式诉讼程序，霸道地推翻原案，颠倒黑白，突然袭击，无论在道义还是感情上，两家都反而占有明显的优势，这样的心态自然可以催生出极高的战斗力。 回过神来，荀寅、士吉射的愤怒的火焰迅速指向了晋定公：作为国君，居然如此出尔反尔，反复无常，原来说的好好的，现在却公然支持三家对付自己。战事顺利带来的爆棚自信，再加上对定公的出离愤怨，导致二人准备出兵，直接讨伐定公！ 两家手下还是有明白人的，高（强），原齐国执政子尾之子，子雅与子尾执政齐国10年，先后去世，高（强）与子雅之子子旗（栾施）共同执掌齐国朝政。公元532年夏，陈无宇联合鲍氏突然袭击，子旗、高强想挟持国君镇压陈、鲍两家，遭到失败，二人流亡鲁国，后来又到了晋国，辅佐中行氏。往事如烟，已经过去了30多年，但高（强）显然不能忘记当初自己的失误。现在，眼看自己的主公又要重蹈自己35年前的覆辙，高（强）赶紧出来劝阻：“古人云：三折肱知为良医（三次折臂，自己也就成了个好医生）。您干什么都行，惟独不能去讨伐国君啊！我自己就因为当年对国君发起进攻，现在才流亡在此。知、韩、魏三家其实并不一心，我们两家可以分化瓦解，一一击败他们。把他们打败了，国君不依附我们还能跑到哪里去？而一旦攻击国君，就等于迫使他们三家团结起来，那样就危险了！”但荀寅、士吉射已经听不进去，悍然出兵，对晋定公发起猛烈攻击。 这次蠢动成了战局扭转的关键。本来，六卿火并，全是家族利益作祟，国人只是在一旁冷眼观望，一旦有人疯狂到攻击国君的地步，立即成为国家的公敌。于是，国人纷纷出来支持知、韩、魏三家共同对付范氏、中行氏，力量对比和人心向背迅速发生变化，荀寅、士吉射被打得大败，甚至连阵地也难以守住，11月18日（丁未），二人仓皇逃出国都，对方还紧追不舍。这一战，范氏、中行氏元气大伤，直跑到朝歌（范氏采邑，在今河南省淇县）才稳住阵脚。从此，在为期数年的战争中，两家就再也没有占据过优势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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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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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千多年后，才破除国主的世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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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邯郸事件及其所引起的长期内战，其性质依然是家族兼并，自从晋国君弱臣强的格局底定之后，家族兼并就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从形式而言，晋国虽大，也容不得六家臣子均分，那样的规模是难以在天下立足的，大家还是合并起来的好。从内容上说，政治较好的家族吞并政治较差的家族，也是春秋时期社会制度变革和时代发展的具体表现方式。 具体到这次事件而言，最引人注目的人物无疑是赵鞅，是他推翻了多米诺骨牌中的第一张，从而引发了接下来一连串的变故。而分析事情的始终，他的性格、他的谋划和行事方式的确还存在一些严重的缺陷。赵鞅的个性是鲜明的，强硬、坚韧，但也有冒失、莽撞的明显缺点。早年与执政士鞅发生冲突，最终又不得不曲身与士鞅合作，已经显示出了他的上述缺点。但那次经历似乎没有引起他的认真反思，反而认为士鞅一死，晋国再也无人可以压服自己了。这次事变，一开始他是想有效控制邯郸，但一不如意就悍然杀死了赵午，这在性质上属于越权，在本质上得罪了范、中行两个家族，对于这些后果，他的预计显然是不足的。最后弄得诉讼失败，在军事上也以寡敌众，甚至家族的存续出现严峻的危机。赵氏得以转危为安，最重要的还是依靠赵氏由来成功的家族“外交”政策，依靠韩、赵两家的鼎立维护，这些都是赵氏几代人积累的雄厚资本。当然荀寅、士吉射两人在晋国树敌太多，也是重要的客观原因。赵氏家族实力雄厚，赵鞅本人担任中军佐，地位和资力也有优势，最后弄到全面被动，都是赵鞅的过于强横和莽撞带来的恶果。而韩不信、魏曼多二人保持低调，关键时刻反而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综观整个邯郸事件，最大的赢家应该是荀跞。固然，荀跞身为国家执政，具有强大的政治优势，然而知氏在国内并没有特别亲近的家族，形势相当孤立。这种情况下，荀跞居然得以在本质上掌控大局，翻云覆雨，决定国君的态度和其他家族的命运，其谋略是十分了不起的。其中最重要的一环， 他深切懂得，在大家实力相当，彼此为利益争斗的时候，“合法性”三个自往往可以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固然，现在的国君已经毫无左右局势的能力，但他的存在象征着晋国的存在，他依然是名义上的最高者。国君的号召力和影响面，在于那些希望晋国作为一个整体继续延续的阶层，在于对诸卿的利益争斗采取冷眼观望的中间势力。如果家族的争斗只局限于家族之间，则相互间的实力对比自然是决定性要素。但现实情况是，六大家族力量基本相当，这时候，中间力量的同情与支持就成了决定性的要素。考察荀跞的行为，他始终与国君紧紧捆绑在一起，利用国君的名义指令群臣，着在政治上、道义上无疑就占据了制高点。他懂得，所谓“国君”，绝不仅仅是这样一个人，而是一种“国家”的名义，代表着整个政府、整个现有的宗法体系，以及所忠于晋国和国君的力量。正是因为行必联合国君，言必切合国法，荀跞才能做到始终掌控着事件的走向，才能迫使赵鞅不得不对自己低头，与自己合作。而这方面的反面典型自然是荀寅和士吉射，一他们两家的实力与团结程度，若非因为讨伐国君激起公愤，是大有机会笑到最后的，至少不至于这样一步走错而再无翻盘的机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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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捭阖 现在，朝歌、邯郸两座城成为晋国人眼中的直接攻击目标，也成为叛军的最后屏障。今后的战争格局虽然错综复杂，但这两座城才是整个战争最核心的地带、双方最坚决的战略目标。围绕着两座城邑的争夺战，时间竟然持续了5年之久。战事如此持久，固然因为两座城是范、邯郸两个家族经营百年的老巢，城防坚固、兵粮充足。更重要的，还是由于太多内在、外在因素的卷入，从而造成了复杂而难解的纠缠局面。 （一）战局鸟瞰 既然是平叛的战争，作战双方自然可以分为政府阵营与叛乱阵营，但我们知道，晋国内部诸卿家族的关系是何等的错综复杂，这个阵营自然也不是铁板一块；叛乱阵营虽然势弱，但晋国的事情向来都不是自家的事情，而是天下的事情，近年来，齐景公周围已经团结了原本属于晋国盟友的几个诸侯国，复霸的形势正好，自然不可能放弃对手内乱这么好的天赐良机，于是，叛乱阵营也就绝不仅仅只是范、中行两个家族这么简单了。 1晋国阵营 （1）督战团 现在的晋国是荀跞操控大局。 如果说，公元前496年的战事他必须调动全国兵力作战的话，那么到了百泉战役结束，政府军方面胜局已定的情况下，荀跞的主要工作就是坐镇都城，把自己不喜欢的赵鞅推到战争的最前线。在荀跞的安排中，最前线平叛的军队最好与叛军旗鼓相当，而略占优势，只有如此，双方才能拼出个两败俱伤的结局，到时候自己再出来收拾残局，稳收渔翁之利。因此，晋国虽然兵多将广，但最前线的则只是赵家的人马，使用起来往往捉襟见肘，狼狈不堪，而魏、韩两家主人地位、资历、能力均不足以让他们违背执政大人的命令而擅自襄助赵鞅。 另外，国内保持足够的兵力也是客观情况的需要，国家必须防止叛军及其支持者对晋国本土发动攻击。从这个意义上讲，知、魏、韩三家的兵力既是督战队，又是预备军，虽然与前线的赵鞅相互算计，但在大局上毕竟还是相互支持的关系。这是一种介于友与仇、爱与恨、合作与斗争、共存与互损、团结与破裂临界点的复杂、曼妙而精确的关系与感觉，在这方面，荀跞是高手中的高手，自然会把分寸拿捏得恰倒好处，我们大不必为他操心。 （2）敢死队 不消说，就是赵鞅及其家族的武装。 今天的赵鞅对于荀跞其人自然有了深刻的认识，但是眼下，他赵鞅是绝没有违抗的本钱的：政治上，荀跞是执政，自己的上级；法律上，自己确实曾经是动乱的导火索，对内战的发生难辞其咎，这也是牢牢攥在人家手里的辫子；厉害关系上，自家与范、中行两家已经是死敌，现实情况绝对不允许他再树敌了，尤其是与强悍的知氏，腹背受敌，只能是死路一条，原来的赵鞅再强硬、再高傲，现在也只有乖乖俯首听命的份了。 现在的的赵鞅被荀跞“塑造”成了一个死中求存的勇士：他只有奋起自己的勇气与坚韧，依靠阳虎等一帮家臣的卓越才智，整合赵氏家族在晋国积累了160多年的雄厚资源，勇往直前，为自己杀出一条生路来。 2叛军阵营 （1）守城者 范、中行、邯郸三个家族，现在手中还有可观的兵力，还有朝歌、邯郸两座坚城，还有东阳地区的势力范围。现在，他们也只有负隅顽抗这一条路可走了。只要坚持，坚持得久一些，说不定晋国四卿就会再出现内讧，说不定自己的支持者就会对晋国施加更大的压力：只要坚守，就有希望。 （2）资助者 齐景公及其领导下的郑、卫、鲁等盟友，自然不愿意放过这样的机会。景公资助晋国的叛乱，目的自然不是希望范、中行、邯郸三家迅速战胜晋国获得政权，他愿意看到的是晋国内战出现相对平衡的局面，拼得越长久、越惨烈越好。所以，他的资助叛军，只是为了战局的平衡与持久。 值得一提的是，宗周此时也站在了同情晋国叛军的立场。宗周的实权派，担任周王卿士的刘氏与晋国的范氏世代通婚，关系非常，刘氏的智囊、曾经做过孔子老师的大夫苌弘还在，自然要想尽办法以帮助范氏。宗周的实力自然微不足道，但政治影响力却是绝不能忽略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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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齐侯攻略 齐景公姜杵臼，一位精明得让人只觉其精明的人，在战事一启就迅速敏感到了自己的机会。资助晋国叛军，景公有自己的两项基本原则：第一，资助叛军，尽量不动用自己的老本，而是动员郑、卫两国大打代理人战争；第二，回避与晋军主力硬拼，尽量采取声东击西、围魏救赵等间接手段将战局搅乱，将战事拖长。 1三方会晤 前496年夏，也就是晋国方面刚刚包围朝歌的时候，齐景公就与鲁定公、卫灵公在牵（在今河南省浚县北）紧急会晤，商量援救范氏、中行氏的办法。不久，绛中之战、潞之战、百泉之战爆发，其中有没有这三国的贡献、贡献究竟多大，已经不可考证，但这三场战役的确是暂时地为朝歌解了围，至少朝歌城的压力是明显减轻了。 2齐宋会晤 牵之会不久，也就是晋国的绛中之战刚刚结束，齐景公又在洮（曹国地，在今山东省濮县东）与宋景公会谈，目的也是动员宋国帮助范氏。但这次会谈似乎并未取得什么实质性成果。 宋国未能出力，有其自身的原因：第一，100多年来，宋国一直是晋国最坚定的支持者，即使在晋国国事日非，诸侯叛离，宋国群臣也吵着要与叛离晋国的情况下，宋景公本人对晋国依然存有幻想，还是不大愿意与晋国公开决裂。第二，范氏与宋国过节太深。前504年，景公满怀热情地派大臣乐祁到晋国聘问，不料得罪了当时的执政士鞅，士鞅寻衅将乐祁扣押在晋国三年，死后尸体又被扣下，而赵鞅当时倒是为乐祁说了不少好话。现在要宋国人帮助范氏对付赵鞅，在感情上也难以接受。第三，当时宋国也正处在内战之中，与齐景公会晤，大概是为了请求齐国出力帮自己平叛，因而很难有余力帮助齐国做事。 而更根本的原因却是来自郑国。宋、郑两国同处中原，是一对关系十分不好的邻居。在郑国子产、子大叔执政期间，双方维持了几十年的良好关系，现在又回到交恶的老路上来了。前495年夏，郑国的罕达（子姚、子賸、罕武子）领兵讨伐宋国并获胜，两国矛盾迅速激化。随即，齐景公与卫灵公在蘧挐（即蘧挐，具体位置不详）相会，试图调和两国关系，援救宋国，但似乎没有成功。这样，宋、郑两国也就很难同时立于齐景公的阵营之内了。两相比较，景公自然要选择郑国：郑国是原来晋国阵营中第一个与自己结盟的成员，又与范氏所坚守的朝歌邻近，愿意出力也方便出力。于是，团结宋国的工作也就不得不搁浅了下来。 3齐卫出兵 现在已经是公元前的494年，朝歌、邯郸两座城已经苦守了三年，力量日益消磨，面临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了。间接的手段已经不足以解决问题，齐景公干脆直接出兵援助。 前494年4月，齐景公、卫灵公联合出兵，援助被晋军围攻的邯郸，并围攻晋国的五鹿（在今河北省大名县东）。五鹿位于邯郸之东，是晋国的东方桥头堡，拿下五鹿，齐军西进就可免除后顾之忧。但晋国人也知道五鹿的重要，坚决防御，景公未能得手。 秋，范氏、中行氏那边形势又复告急，齐景公、卫灵公帅军在乾侯（在今河北省成安县东南）会合，援助朝歌。随后鲁国、中山国军队也加入了进来，联军攻击晋国本土，并顺利拿下棘蒲（在今河北省赵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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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铁之战 到公元前493年秋，晋国的内战已经持续了四年，赵鞅在前线苦苦拼搏也已经三年。底定双方命运的决战终于爆发了。 （一）截援 随着战事的延续，范、中行两家的储备逐渐告罄，眼看不支。前493年8月，齐、郑决定两国合力支援：齐国出资，慷慨提供1000车的粮食；郑国出力，大臣罕达、驷弘（子般、桓子思、）率领郑国大军负责将军粮护送到朝歌。郑军由齐国出发，已经进至卫国境内，这边士吉射也帅军出朝歌接应。 在当时，攻城是成本最高的战法，由于缺乏大规模破坏性武器，为避免过度伤亡，一般是将城围住，待城内粮绝，城池方告失守，这次朝歌战事也是如此。所以，双方自然深知这1000车的粮食的重大意义。赵鞅自然不会听任，立即领兵前来堵截，遂与郑军在戚邑城下碰了头。 （二）誓师 在很大程度上，赵鞅的出击其实也是被迫无奈之举。相对于郑军，自己的部队在兵力上处于劣势，但他还必须速胜，一旦战事僵持或者失利，士吉射的接应军再从背后杀来，后果真真不堪设想。 紧要时刻，阳虎献计：“我军战车少，务必先声夺人。可以将主帅（荀跞）的旗帜插在车上，早早列阵迎敌。郑国人匆忙赶来，看见这架势，肯定会误以为晋国的中军精锐来了，必然胆怯。那时我们果断出击，与其会战，一定可以将他们杀得大败！”这样兵不厌诈的奇谋，也只有阳虎能想得出，赵鞅立即采纳。敌众我寡，赵鞅还是难下最后的决心，又找来卜师占卜，可是龟甲却烤焦了，吉凶难辩。乐丁站出来打气：“《诗》曰：‘开始时谋划计议，占卜刻龟（爰始爰谋，爰契我龟）’。我们出发前已经卜过，大吉，何须再卜？！信赖先前的卜兆就是了！” 形势紧迫，再也犹豫不得了。赵鞅心一横，随即发表了决战誓言：“范氏、中行氏忤逆天命，荼毒百姓，妄图擅权于晋，攻灭其君。郑国，原本是寡君（晋定公）所依赖、庇护的国家，现在郑国无道，居然背弃国君，援助叛臣！大家为国作战，上顺天意，下尊君命，行德义，雪耻辱，就在此行了！克敌立功者，上大夫赏一县（食一县赋税），下大夫赏一郡，士赏田十万（千亩），庶人、工商得以入仕，家奴、隶圉获得人身自由！我赵志父若能克敌立功，国君自会考虑升赏；如果战败获罪，甘愿受绞刑而死，用三寸厚的桐木棺材敛尸，不要属辟（多层棺椁），只以素车（未装饰的车）朴马（未剪鬃毛的马）随葬即可，不得葬入族墓，完全按照下卿的规格处理后事。接受这样的惩罚，我赵志父心甘情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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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全线出击 上面已经介绍，周王的卿士刘家与范氏世代通婚，坚决站在范氏一边，成为晋国平叛的严重阻力。前492年6月，赵鞅派人到宗周问罪，周人不得已杀死了刘氏的智囊苌弘。苌弘早在鲁昭公11年（前531年）就以博学之士的面目出现于《左传》的记载，他在宗周至少活跃了40年，是一位学识渊博、富有智谋的大夫，孔子访周时也曾经师事过他。现在居然落了这么个下场，也的确让人感慨。 现在的赵鞅自然可以在平叛战争中调动和投入更大的力量了，于是，战局也迅速得到改观。 前492年春，齐国大臣国夏、卫国大臣石曼姑帅兵联合包围戚邑，其目的，自然是帮助卫国遏止赵鞅支持蒯聩回国夺权的图谋，同时也给赵鞅保持更大的军事压力。 10月，赵鞅亲自领兵围攻朝歌，驻扎于朝歌南面，眼看再难坚守，荀寅、士吉射决定突围。荀寅领兵从城南门杀出，攻击赵鞅营垒，这样，围城的晋军多数被调到南门堵截。同时，荀寅命令从外面赶来援助的中行氏援军趁虚从北门杀入朝歌，内外合兵一处，突围而出。10月23日（癸丑），荀寅、士吉射逃入邯郸，与赵稷共守邯郸。 眼看范氏老巢被端，已经无力回天，赵鞅立即下手，处死了士皋夷。当初荀跞还打算由士皋夷作为范氏宗主继续担任晋国的卿。但赵鞅与范氏作战多年，对范氏深恶痛绝，自然不肯再与范氏并存合作。 另外还有一个人物，就是荀跞同样准备提拔为卿的梁婴父，这个人下场如何，没有留下记载。当初赵鞅的第一助手董安于就是被这个人逼死的，可能现在已经去世，也可能因为有知氏的庇护，赵鞅难以痛下杀手，但无论如何，再想做晋国的卿已经是不可能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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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齐隐忍 赵鞅当然不敢开罪于楚国，他的平叛战争已经进入了最后、也是最艰难、最激烈的收关阶段。 前491年7月14日，齐国大臣陈乞、弦施联合卫国大臣宁跪，猛烈围攻晋国的五鹿，试图分散晋军兵力，减轻邯郸城的压力，但战事似乎颇不顺利。9月，赵鞅率领晋军围攻邯郸，11月，邯郸力穷，守军向赵鞅投降。荀寅奔鲜虞（中山国），赵稷奔临（在今河北省临城县西南）。12月，弦施领兵赶到临接应赵稷撤退，退出前将临邑的城墙拆毁。 邯郸城坚守了5年之久，至此终于陷落。 眼看颓势还是不能扭转，齐景公继续加大打击力度，派大臣国夏攻击晋国领土，短期内，就占领了邢（在今河北省邢台市）、任（在今河北省任县东南）、栾（在今河北省栾城县、赵县北境）、鄗（在今河北省高邑县、柏乡县一带）、逆畤（在今河北省完县东南）、阴人（或说在今山西省灵石县西南）、盂（在今山西省黎城显）、壶口（即今山西省长治市东南壶关）。 大片国土落入齐国人之手，赵鞅又是一阵手忙脚乱。趁机，齐景公与鲜虞人一道，将荀寅（士吉射可能是邯郸破后直接来此）安置在了柏人（范氏封地，在今河北省隆尧县西南）。 面对齐国的疯狂挑衅，赵鞅的神经极为坚强，始终将目光集中在荀寅、士吉射两人身上——这才是自己最主要的敌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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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内战终结 （一）追穷寇 现在，荀寅、士吉射龟缩于柏人，这是叛军在晋国最后一个重要据点了，战争的形势彻底明朗化。前490年春，赵鞅振作精神，收拾剩勇，充分行使执政大臣的权力，调动自己所能调动的一切力量，对柏人发起了最后的围城战。眼看大势已去，荀寅、士吉射知道再坚守下去只有被消灭的份，于是，二人突围，投奔齐国去了。至此，晋国内战的结果基本底定。 荀寅、士吉射虽然是失败者，但能顽强奋斗7年，最终全身而退，除了家族势力浑厚之外，说明二人也并非一无是处的败家子，相反还可以算是一时之雄杰，自有其可圈可点的长处。从史料中关于二人逃亡时的记载，也可以约略看出些端倪来。 1士吉射 柏人是范氏的采邑。当初，范氏的两个家臣——王生（王胜）和张柳朔关系紧张，在物色柏人宰的时候，王生推荐了张柳朔。士吉射很吃惊：“他不是你的仇人吗？”王生答：“私仇不能妨害公事，不能因为喜欢谁而抹杀他的过错，也不能因为厌恶谁而否定他的优点，这是义的准则（私仇不及公，好不废过，恶不去善，义之经也），臣哪敢违背这样的准则？”事实证明，张柳朔果然是合格的邑宰。弃城之前，张柳朔告诉他的儿子：“你跟着主公走吧，我要留下来战死。王生对我那样肯定，我不能让他的话落空。”于是张柳朔留下来死战，终于殉主，为失败的范氏家族赢得了晋国人的敬意。 《吕氏春秋》还记载了这样一则花絮：范氏富有，流亡之后，不少人纷纷进入府第趁火打劫。一个人得了一口大钟，想偷偷自己扛走，但这钟太大，就想把它砸碎带走，一垂下去，大钟铿然作响，害怕别人听见，这人赶紧捂住自己的耳朵——这就是著名的“掩耳盗铃”了。 2荀寅 荀寅流亡途中，经过一处县邑。 从人提醒：“这里的长官是您的故交，何不在这儿打打尖，顺便等等咱们的后续部队？”荀寅说：“从前我喜欢乐，这个人就送我鸣琴；我喜欢佩，此人就送我玉环。可见，他是在不断培养我的过错以求取悦于我。现在去找他，恐怕他就会把我作为礼物去取悦别人了。”于是决定擦肩而过。果然，此人落井下石，出兵截获了荀寅的两乘战车，献给自己的新主子。 这则故事出自《韩非子》，但《说苑》的记载，结局与此不同，说的是荀寅顺便处死了这个马屁精——似乎《韩非子》的记载更合乎真实的情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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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扫善后 荀寅、士吉射出逃，基本任务完成，赵鞅又立即抓住时机，处理相关的一些善后事宜。 1齐景之死 这个时机，就是齐国方面的麻烦。 公元前490年是齐景公在位的第56年，也是最后一年，年老神衰的景公偏偏难得安闲：这年夏天，景公不得不抖擞精神，亲自帅军讨伐宋国。关于这次战役的前因后果并没有具体介绍，分析起来，大概是眼看晋国方面节节胜利，郑国吃败仗之后国力虚弱，宋景公抓住机会又向郑国发起了进攻，也可能这次进攻是出于赵鞅的联络。齐景公伐宋，是不地不援助自己的盟友。 9月24日（癸酉），齐景公杵臼去世。至此，几年来——也许是终生——最让赵鞅头疼的三个人物：卫灵公、知文子（荀跞）、齐景公全部辞世，赵鞅的时代终于彻底到来了。 2 伐卫 前490年夏，也就是齐景公刚刚出兵伐宋，无暇西顾的当口，赵鞅出兵讨伐卫国，以惩治这个国家几年来帮助晋国叛军的罪过。 3围中牟 中牟，在今河南省汤阴县西，原是晋国在东方的重要军事基地。内战期间，中牟似乎已经归附卫国，也站在范氏、中行氏一边与赵鞅为敌。这次伐卫之后，赵鞅随即对中牟发起围攻。 关于这次战斗，《左传》记载十分简单，只有“遂围中牟”四字。其实，与这一战相关的事情还真的很有意思。 通过《论语》等资料我们知道，当时担任中牟宰的人叫做佛肸。这个佛肸似乎与孔子关系非同一般。《墨子-非儒篇》说，孔子本是乱臣贼子，他的“徒属弟子”都跟他学，其中的一个例子就是“佛肸以中牟叛”——看来这个佛肸也被认定为孔子的学生或者部下了。也许儒、墨两家对骂，未免牵强附会，但当时距离孔子时代并不遥远，如果一点关系都没有就凭空捏造，是不可能有任何说服力的。佛肸与孔子的关联，儒家经典的《论语》也保留了线索。 《论语-阳货篇》记载：佛肸在中牟作乱，招孔子前去帮忙，孔子准备前往。 子路很不以为然：“以前我听先生您说过：那些亲身做坏事的人的地盘，君子是不入的。现在佛肸以中牟叛乱，您干嘛又这么愿意跑过去？” 孔子：不错，我是这么说过。但我不是也说过这样的话吗：真正坚韧的东西磨也磨不薄，真正白的东西染也染不黑。难道你叫我做一个匏瓜：永远挂着却不能吃吗？ 4伐鲜虞 前489年春，出于同样理由，晋国出兵征讨鲜虞。 ——至此，晋国的内战终于宣告结束。 从公元前497年算起，这场内战整整打了八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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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才战略 在当时的晋国诸卿中，赵鞅招贤纳士是最积极的，不但有海纳百川的胸襟，更有先进的人才观。现在，范、中行两个大族被赶出晋国，除了少数骨干成员战死或跟随主人一同流亡，大部分则应该是不能共患难的，树倒猢狲散，大量原本服务于上述两家的人员一下子没了着落，都在忙着改换门庭，另投他处。而赵鞅从来都是爱惜人才的，看到两家门下良才济济，遂有心大力收罗之意。《国语》记载了赵鞅与史黯的这样一番对话： 赵鞅：吾愿得范、中行之良臣。 史黯：要他们何用？ 赵鞅：那些人并不是良臣人人想得，这个还需要问为什么吗？ 史黯：臣以为，那些人前来投靠您的并不是不良臣啊。真正的良臣侍奉君主，应当劝谏其过失，勉励其善行，向君主推荐人才而加以使用，朝夕向君主讲述善恶成败的道理以求君主采纳。以文辞劝导君主，以恭顺履行职责，以努力为主效劳，以死命报效君主。主张为君主采纳就出来做事，否则便引身而退。范、中行两家的家臣不能匡正、辅佐他们的君主，最终使君主遭受祸难。现在他们的君主流亡在外，那些不能一心跟随而抛弃了旧主的家伙，怎么能算是良臣呢？而那些甘心与自己的君主一同流亡的良臣，您又如何能够得到？士吉射、荀寅二人手下真正的良臣，一定会不辞辛劳继续为他们尽力，使他们在国外得以站稳脚跟，为此那些良臣将死而后已，哪里可能到您着儿来呢？相反，那些来的，也一定不是良臣。 赵鞅：说得好，刚才我的确说错了。 ——其实这个记载是很经不起推敲的：所谓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事二夫，在人身依附关系强大的宗法社会，的确是主流的道德准则，例如栾氏被驱逐时，忠于这个家族的的家臣辛俞宁得死罪也要追随栾盈流亡，他为自己辩解：当时的晋国明令规定，家臣连续三代辅佐一个家族，就要把他当作自己的君；两代一下辅佐一个家族，要把他作为自己的主。辅佐君就要为他而死，辅佐主就要为他尽力。但到了春秋后期，这样的价值观已经不足以作为恒训了，随着社会结构的变革、人才流动的活跃，特别是诸侯之间以及家族之间斗争的激烈化，人才成为竞争者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唯才是举、良臣择主而事的观念和做法已经成为新的潮流，而赵鞅正是这个潮流中极其引人注目的旗手。首先，阳虎可谓典型的“应聘式”的人才，真正的乱臣贼子，但赵鞅早在公元前500年，也就是10年之前就大胆而诚恳地接纳了他，并为自己度过这些年中的无数危机立下了汗马功劳。其次，前面讲到的范氏家臣公孙尨，原先努力为范氏效劳，但在获得赵鞅的赦免并封赏之后，又积极报恩，为铁之战的胜利立下奇功。赵鞅在赦免他时明确说，他是“为其主也，何罪？”说得再明白不过。第三，赵鞅接纳范、中行两家前来归顺的旧臣，应该是大规模的行动。根据《侯马盟书》的相关出土资料证明，赵鞅的确曾广事结纳，招降纳叛。为凝聚内部形成合力，他召集同宗与投靠他的异姓，反复“寻盟”，以聚拢人心。在暴力高压下，参盟者一个个胆战心惊，向神明起誓，以包括本人在内的身家性命为担保，对赵氏表示忠心；倘有违反盟誓者，就要全族诛灭。他们还表示决不与敌方勾结，防范敌方复人晋国。 那么《国语》的上述对话又如何解释呢？个人认为这倒未必是虚构的。时代在交替，新旧思潮也在相互冲击。可能是看到赵鞅大肆招降纳叛，历史知识丰富而思想保守的史黯实在看不顺眼，这才找机会提出自己的不满。赵鞅自然不会接受他的观点，但出于对老学究起码的尊重，还是打哈哈一样应付了几句。而《国语》的编纂者在思想上可能与史黯接近，也就宝贝似地收入书中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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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国的此次内战，其中的内涵是极其复杂而丰富的，它包含了卿与卿、诸卿与国君、诸卿各自家族内部、晋国与诸侯之间的漫长竞争、合作与对决；其竞争涵盖了政治、军事、法律、外交等领域，无论是制度比方面是技术含量都十分可观。无论如何，我们知道，笑到最后的胜利者只有一个：赵鞅。这里就以赵鞅的胜利的原因分析为主线，对于这场漫长的内战简要回顾与评价。 赵鞅取得最终的胜利，最主要的是看三个条件：坚忍不拔的作风，先进的人才观，以及祖先留下的良好的家族关系。先看看家族关系，整个春秋时期，赵氏家族也曾多次犯过错误、经历过灾难，之所以能屡次化险为夷，最关键的外部因素就是良好的家族关系，赵韩两家的传统关系历时100多年，始终密切而稳固，当年的“赵氏孤儿”事件，几乎灭门，全靠韩厥的坚持才得以留住希望，几十年后实现复兴。这次内战，一度面临与范、中行一起被驱逐的危机，又是韩、魏两家坚决保护，才得以免罪。在数个力量角逐的舞台，联盟关系有时候是极其关键的，甚至比家族的内政还要重要得多。最终的晋国就是给关系最好的韩赵魏三家瓜分了，可见联盟政策的决定性价值。第二，来看看人才问题。从技术上而言，赵鞅成功的几个关键步骤都是手下的人才提供的支持，这正是赵鞅先进人才观和求贤若渴的政治家风范、器量决定的。最重要的助手，一个是董安于，关键时刻可以为赵家而死；一个是阳虎，关键时刻可以提供奇谋，扭转战局。而两个人在人格、品行上又是如此的反差：董安于是典型的不事二主的忠臣，阳虎是著名的“造乱专家”，这样迥异的两种人都可以为赵鞅效力，可见他博大的心胸与高超的驭人术。第三，坚忍不拔的作风。神经坚强，不回避、不气馁、不放弃，这样的作风才是他顶住那样久、那样重的压力，最终坚持到胜利的根本。赵鞅绝不是那种谨小慎微，几乎不犯错误的人物，相反，他的强悍和冲动也多次令自己危机重重。但出众的意志品质让他度过了难关。例如与齐景公的斗争。齐景公的才智、野心以及有利地位都是不容质疑的，但他最要紧的毛病就是患得患失，平时算盘打得山响，刺刀见红的关键时刻犯含糊。这固然有年龄的原因，但本质还是个性问题。例如，在晋国内战中他支持范、中行两家，但自始至终尽力回避与晋军正面对决，特别是铁之战中，郑国一国的军队就几乎要了赵鞅的性命，而此时如果齐国也出动主力，毕其功于一役，赵鞅是根本没有胜利的希望的。这一战的过度算计导致战局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自始至终，他都试图以巧妙的牵制战术消耗赵鞅的实力与精力，随后，为了挽救两家的危机，他可以出动大军，短时间内攻克晋国的那么多城邑，但依然是没有胆量寻找赵鞅决战。反观赵鞅，兵锋始终对准了范氏与中行氏，直扑要害，不屈不挠，最终还是给他得手了。赵鞅最可怕的对手无疑是荀跞，无论从职位、才智、策略、杀气等方面，赵鞅几乎是全方位地被荀跞压了一头，对于这个天敌，赵鞅的坚韧不拔只有体现在他的屈服与忍让上。最终荀跞去世，固然是赵鞅的幸运，但谁又能说这不是他坚韧性格与作风所换来的战果呢？ 站在晋国的角度，内战时期，它的强大以一种反面的形式充分体现了出来：尽管内部热热闹闹地打了八年，但没有诸侯可以灭亡它、哪怕是重创它、欺侮它的幻想，甚至是号称“复霸”的齐景公也不敢。其实晋国还是幸运的，内战的前几年，楚国正在从低谷中恢复，吴、越两个强悍而凶猛的国家正忙着火并，等楚国人腾出手来，晋国的内战已经大局底定，只剩下最后的收关阶段，虽然可以逼迫对方在边界问题上作出让步，但实质性的机会已经没有了。所以，晋国依然得以一个整体——春秋第一强国的身份——继续存在了40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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