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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晋国诸卿家族史[第18页] |
| 作者:相思菁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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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动乱未已 周王室的动乱，至此仅仅算是暂时得到平息，然而还远远没有完结。 前506年，吴国攻陷楚国都城，楚国几乎灭亡；前505年春，敬王趁机派人潜入楚国，杀死了王子朝，但随即引来更激烈的报复。 前504年，儋翩率领王子朝余党作乱，这次他们勾结郑国夹击王畿， 前503年，周敬王只得再次逃出京师避乱。 前502年，动乱才最终平息。 这次王子朝之乱，前后持续了18年之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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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开拓戎狄 弭兵之后的几十年间，晋国对南方的楚国主要是妥协容忍，对中原的诸侯主要是安抚协调，而对北方的少数民族则采取了长期的战略攻势。作战频繁而成绩显著，这项事业的主要实施者，是荀吴。荀吴是一位从政时间长、有作为但没有最终登上执政宝座的大臣。因此，这里结合晋国开拓开拓戎狄的事业，也着重介绍一下这位晋国政坛的重要人物。 一、荀吴其人 （一）政坛履历 荀吴（中行吴、中行穆子），荀偃之子，其母为郑国人。 前554年春，执政荀偃在伐齐班师途中病故，临终指定荀吴作为中行氏接班人，荀吴进入晋国六卿行列，任上军佐，在六卿中排名第四； 前548年，士匄去世，赵武执政，荀吴晋升为上军将； 前541年底，赵武去世，韩起执政，由于韩赵两家的亲密关系，赵武之子赵成直接担任中军佐，荀吴仍为上军将； 前525年左右，赵成死，荀吴升任为中军佐； 前519年左右，去世。其子荀寅出任晋国下军佐。 （二）近仁之将 荀吴是一位虽未当上执政但颇有作为、留下记载较为充分的的晋国重臣。关于他的品质、性格、特长和缺点，通过一系列事迹就可以比较清晰地勾勒出来。 1刚勇 据《？》记载，荀吴善于手搏猛虎。可见从体质和爱好而言，这都是一位天生的猛将。 2质朴 据《新序》记载，荀吴还是一位简朴好德的仁人。他私人只有“皮车十乘”，不担忧财富的微薄，而只忧心“德之不足”。从这一点来看，就比韩起的“忧贫”要高上一个层次。 3木讷 荀吴的特长在于领兵作战，而不在外交周旋和文辞应对。前530年夏，齐景公与卫灵公、郑定公一起来晋国朝见新君，晋昭公亲自设宴款待景公，荀吴担任昭公相礼。席间，两位国君玩起投壶荀吴念出的祷词不严谨，被齐景公钻了空子，占了口舌上的便宜，随后荀吴也只能以强硬和露骨的言语去强压对方。这次活动充分章显了荀吴的弱项，此后，就很少见他出现在类似场合了。 孔子说：刚毅木讷近仁。考察荀吴的上述特征，可算是符合这一评价的典型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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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灭鼓 （一）义师游戏 前527年秋，荀吴再次出兵讨伐鲜虞，包围了鼓国的都城。这次围城，荀吴上演了一出“义师”的好戏。 鼓国被围，形势严峻，城里有人偷偷告诉荀吴愿意投诚，希望里应外合，帮助你们拿下鼓国，但被荀吴拒绝了。左右的人问：“这么不用部队劳苦攻城就能达到目的的美事，您为什么不干呢？”荀吴：“我听叔向说过：‘好、恶都不失常，百姓才能知道该怎么做，这样，就没有办不成的事。’如果我们自己的城里出了叛徒，我肯定特别厌恶他。现在别人的城里出了叛徒，我怎么能喜欢这样的人呢？到时候我厌恶的人得到了赏赐，该如何对待我喜欢的人呢？如果不赏赐，又会失信，那样还怎么管理我的民众？打仗嘛，有实力就进攻，实力不足就回去，量力而行就可以了，我不能因为想取下一座城而亲昵奸人，那样我的损失就太大了。”随即，荀吴居然把鼓国叛徒出卖给鼓国人，让他们杀死叛徒，并修缮工事。 大军围鼓三月，鼓国又有人带着部属出来投降，荀吴看了看投降者的部属，说： “他们脸上还没什么饥色嘛，你们还是回去好好守城吧！”又有军吏质问：“现在城池唾手可得你却不要，放任我国的百姓劳苦而士兵疲惫，您就这么事奉国君啊？”荀吴：“我就是这么事奉国君。如果因为获得获一座城而教人民懈怠，要城又有什么用处？得到城池换取懈怠，还不如保持原貌呢。换取懈怠不会有好结局，抛弃原有的斗志更不吉利。鼓人能事奉他们国君，我也能事奉我的国君。躬行道义而不改变，喜好厌恶不失常，这样，到头来，城我们可以攻克，还可以让百姓知道道义所在，让百姓愿意誓死报国而没有二心，这不是很好吗！” 又过了段时间，鼓国人来告：粮食尽了，力也竭了。荀吴这才光明正大地开进城去，没有杀戮一个鼓国人，只是带着鼓君鸢鞮（《国语》作“苑支”，故事情节也有不同）凯旋回国。在绛都举行献俘仪式后，又把鸢鞮放了回去，继续作他的鼓国国君。 （二）奇袭昔阳 不料，荀吴的义气与晋国的宽大处理并没有感化这位鸢鞮，回去后又投靠了鲜虞。前520年6月，又是荀吴领兵经略东阳——太行山以东、黄河以北地区。派士卒伪装成籴粮的商人，暗带兵甲，假装在鼓国都城昔阳门外休息，突然袭击杀入城去，二次攻陷了鼓都。这次的鸢鞮再没有那么幸运，昔阳被正式划入晋国版图，荀吴派大夫涉佗作为这里的守将，自己押解着鸢鞮回国。 （三）家族根基 无论如何，荀吴第一次围攻鼓都的行为都会让人觉得难以理解，如果仅仅理解为他是一个忠义仁厚的君子，未免过于幼稚了。第一，看看荀吴此前乃至此后的军事行动，多么的兵不厌诈，多么的不择手段，无不阐释了“兵者，诡道也”的真理，这么圆熟的荀吴，如何到了这里就变成宋襄公一样的迂腐之徒了？第二，这样大仁大义的行为依然不能感化对手，为什么第二次就采取了突袭，而放弃了原来的大仁大义？ 这里的解释是，荀吴在讨好鼓国的国民。为什么要讨好呢？是为自己家族在这一地区打下牢固的政治基础。当时晋国六卿各有自己的势力范围，世代统治，根深蒂固。为后代打下一片巩固的根据地，是每个家族主人十分关心的大事，如赵氏家族对晋阳的苦心经营。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样下去，六卿家族之间最终难免大打出手起来。事实也表明，20多年后，中行氏被晋国所驱逐，打了整整七年的内战，荀吴的儿子荀寅节节败退，退守的都是山西东部、河北西部这些地区，主要也就是所谓的“东阳”地区。荀吴处心积虑打下民意基础，是为自己的家族在这里站稳脚跟。因此，这次 “略东阳”的行动，就是巩固自己在这个地区的统治。第一次攻克后不戮一人，第二次攻克后直接派部下驻守，用意再明显不过。荀吴本是个不善言辞的人，第一次围城时那些漂亮话，应该真是叔向教的，而他以东阳作为家族根据地，也有可能是出于叔向的指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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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灭陆浑 公元前525年秋，京师迎来了晋顷公派来的使者屠蒯（就是原来那个劝阻晋平公废知氏的火夫长，现在已经是大夫了），请求周王允许晋国在洛水与三涂山（在今河南省嵩县西南）举行祭祀活动。这可是少见的怪事，周室有聪明人，大夫苌弘告诉刘献公（刘挚）：“这位客人满脸杀气，根本不象要祭祀的样子，难道是想讨伐戎人不成？陆浑之戎现在与楚国走得很近，一定是这么回事！您也要早做准备啊。”于是，周室方面也立即调动武力，加强警戎。 9月24日（丁卯），晋国大将荀吴领兵从棘津（在今河南省卫辉市南）南渡黄河，派祭史先到洛水，假装祭祀的样子。陆浑戎人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受到荀吴的突袭。27日（庚午），陆浑被灭，陆浑人这才被告知，讨伐你们是因为你们投靠楚国。陆浑国君仓皇逃奔楚国。还有很多陆浑人逃往甘鹿（在今河南省宜阳县东南），不料正跳进周王部队的口袋阵，晋国灭陆浑，周景王也着实发了笔大财。 这次出兵，从河南北部赶到西南部，荀吴仅仅用了三天时间，可见行军是多么迅捷。这次军事行动的起因，是因为执政韩起梦见晋文公拉着荀吴的手，把陆浑交给了自己。所以，韩起才派荀吴完成这次任务。部队回国后，又在文功庙里举行了献俘虏仪式。韩起一贯擅长医卜神相之类的玄学，这次安排，又不知道他到底有什么考虑和用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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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编 苍茫世变 前514年秋，“懦弱”的韩起去世，此后的5年是魏舒执政。关于前514年-前509年晋国一些国际事务的处理，前面的章节已经叙述完备，但这5年中，晋国内部也在发生着激烈的变故和深刻的变革，这也是本章所要着力介绍的内容。同时，魏舒担任执政的时间虽然不长，但这是一位资力深厚、才干卓越而又个性极其突出的人物，更有专门介绍的必要。再者，魏舒执政的5年也是晋国霸业凋零前的最后5年，随后，先是霸权零落，再是长期的内战，因此，本章也准备结合魏舒执政期间的事迹，对春秋时期晋国乃至各国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变迁作一次回顾性的总结与梳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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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玩叟政治 第一节 魏舒其人 一、履历 魏舒（魏献子），魏绛之子。 前552年夏，魏绛去世，随即栾盈被范氏驱逐，魏舒进入晋国六正行列，任下军主将； 前548年，执政士匄死，赵武继任，魏舒的职位也顺升到上军佐； 前541年，赵武去世，韩起执政，魏舒升为上军将； 前519年左右，中军佐荀吴去世，魏舒升为中军佐； 前514年秋，韩起去世，魏舒升任中军将，成为国家执政，这时的六卿人员为： 中军将：魏舒 中军佐：士鞅 上军将：荀跞 上军佐：赵鞅 下军将：荀寅（荀吴之子） 下军佐：韩不信（韩起之孙） 二、才德 前550年，被驱逐两年的栾盈在齐国人的帮助下冒险回国复仇。栾、魏两家是世交，尤栾盈与魏舒私交甚密，因此，魏舒帮助栾盈白天进入都城，而且集合本家族武装，准备与栾氏并肩作战。但就在队伍整装待发的时候，士鞅及时赶来，软说硬逼，弄得魏舒临时变卦，转而支持了晋平公与士匄。这一转变使魏氏成为这场内战的最大受益者，生死关头，士匄拉着魏舒的手承诺：攻灭栾氏，栾氏的封地曲沃归你！ 这一事件已经充分章显了魏舒最基本的性格：随性。更重要的，这种随性是建立在他出众的才智基础上的，显示出的是“魏舒式的随性”。到担任晋国执政的时候，魏舒已经在晋国政坛生存了38年，现在的他，才略更加优异，经验更加老道，手段更加圆熟了。 （一）军事能力 在为卿的38年间，魏舒的活动似乎并不频繁，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公元前540年他和荀吴打败群狄的大原战役。这次战役中，魏舒创造性地提出抛弃战车而采用步兵作战的建议，被荀吴采纳并坚决执行，成为战役取得胜利的关键。 关于大原战役，前面“荀吴”部分已经详述，可见魏舒与荀吴一样，是当时晋国六正中善于将兵的典型。外国人也是这么看的，前537年，楚国的薳启强预测晋国出兵的安排，也说是“荀吴、魏舒担任统帅”，可见二人的军事才干是具有国际声誉的。 （二）外交经验 前559年，执政孙林父驱逐卫献公，立卫殇公为君，献公出奔齐国。晋悼公承认了卫殇公的合法性。但后来卫殇公表现出明显的不敬引起晋国人的强烈不满。前548年晋平公派魏舒、宛没来到卫献公的流亡地——齐国境内的郲，迎接他重新回到卫国，8月，卫献公入驻夷仪。不久，卫献公成功复辟。 这次经历虽然没有什么精彩的记载，也算魏舒在外交事务方面的经验，表明他并非象荀吴那样只打仗在行，还是文武齐备的。 （三）季札评语 前544年，吴国公子季札出访中原，来到晋国，季札最欣赏赵武、韩起、魏舒三人，并且预言：晋国恐怕最终要落入这三家手里。一路走来，季札的赞赏标准十分明确：贤。可见魏舒具备的绝不仅仅是才干，他的贤能也是十分突出的。 但是，“随性”的特质依然是魏舒给人印象最深刻的因素，年纪在增长，随性的性格也在滋长，平时的他可以是老练的政治家、贤能的执政官，而一旦玩兴上来，这位年迈的执政就成了《射雕》里的周伯通了，甚至比周伯通的“小玩”更加刺激。这个特性，在以下的故事中会逐渐展示出来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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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祁、杨之难 一、祁氏之乱 （一）家族危机 韩起这样折中、温和、绥靖的执政风格维持了晋国20多年的稳定，但技术手段终究不能解决原则问题。到了公元前514年，韩起绥靖技术终于陷入了无能为力的困境，而他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了。 祁氏与羊舌氏，晋国最显赫的、仅次于六卿家族的两个大夫家族，这两个大夫家族紧密团结、互相扶持，在世道险恶的晋国、在庞大的六卿家族的夹缝中求生存。现在，他们已经共同走进一个极其危险的境地：首先是当家人年少，当时祁午、叔向已经作古，祁盈、杨食我两个年轻、盲动的少主当家。 祁盈： 祁午之子，祁午的事迹最晚为前541年跟随赵武到晋国参加与楚国的寻盟活动，前537年还被他人提及，此后便没了音信。但从有关记载来推断，祁盈似乎执掌家族时间并不是很长。 杨食我（杨石、伯石）： 叔向之子，叔向在公元前539年与晏子的谈话中还提到自己“无子”，可见杨食我的出生在此之后，到前514年，年龄最多也就25岁。 杨食我之母为申公巫臣（子灵）的女儿，著名美女，她与叔向的结合，媒人是晋平公。这段因缘的起因应该是叔向中年无子，当初就遭到叔向母亲的反对，但叔向认为，自家与母家长期通婚，导致后嗣不蕃，需要娶别家的女子了。叔向之母再劝：“子灵的妻子（春秋第一美女夏姬）曾经克死三任丈夫，一位国君，一个儿子，亡了一个国家（陈国）、使两个卿流亡，这样的红颜祸水，能不引起警惕吗？老娘听说：‘大美里面必定包藏着大恶（甚美必有甚恶），’夏姬这个女人是郑穆公与少妃姚子所生的女儿，子貉（郑灵公）的妹妹。子貉早死，无后，而上天把美貌聚集在她一个人身上，自然是要通过她去狠狠地败坏别人的呀！从前有仍氏生下一个女儿，头发又黑又浓，容貌美不胜收，光彩照人，起名叫玄妻。后来乐正后夔娶了他，生下伯封，心地和豕（猪）一样贪得无厌，暴戾无比，被大家称为封（大）豕。后来伯封被有穷后羿攻灭，夔也因此而绝了后。再说吧，夏、商、西周三代的亡国，咱们晋国共子（晋献公的大子申生）被废，也都是美女惹的祸。你还想重蹈覆辙吗？特别美的妮子叫尤物，尤物是足以移人性情的，如果不是他别的德义之人，娶个尤物是一定要倒霉的。” 叔向听了也害怕，想退婚，但平公不答应。后来这位美女为叔向生下一男，叔向的嫂子赶紧跑到婆婆那里报喜：“大弟媳生了个小子！”叔向的母亲赶来看看，刚走到大堂，听到孩子的哭声，扭头就回去了：“这是豺狼之声啊。狼子野心，除了他，再没别人能让羊舌氏遭殃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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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家臣之祸 时间：公元前514年春 地点：祁氏家族 祁盈当家，祁氏内部已经混乱不堪了。最可气的，是祁胜与邬臧两个家臣，二人追求另类生活，居然玩起了换妻游戏——当时叫“通室”。淫乱，往往是一个家族破败的根源，这样的事情也往往发生在旧主人去世、新主人年少新立的时候，如40年前刚刚当家的栾盈就遇见自己母亲和家臣私通的事情，栾氏家族也因此覆灭。祁盈自然知道问题严重，就把二人抓了起来。 按说，惩处家奴，本是家族内部的事务，家主有这个权力。但现在的祁氏家族象一块肥肉——实力堪比卿家——早有贪婪的眼睛在窥伺、贪婪的嘴巴在垂涎了。对此祁盈也有考虑，在行动之前，祁盈咨询了司马叔游（司马叔侯，也就是女齐之子），司马叔游说：“《郑书》里面说：‘厌恶正直的家伙有的是（恶直丑正，实蕃有徒）’，现在晋国的当权派不是什么好东西，万一有人使坏，您恐怕要吃亏的。《诗》也曰：‘坏人很多，当心陷阱（民之多辟，无自立辟）。’我的意见，这个事情最好还是先放一放，如何？”但祁盈很坚决：“这是我们祁氏自己执行家法，别人有什么权力干涉？” 事实证明，祁盈还是太幼稚了。祁胜通过关节（也许是早有联络），找到时任上军佐的荀跞，荀跞又直接找到晋顷公一说，晋顷公反而将祁盈抓了起来。这其中的经过已经不大清楚，第一种可能是：荀跞说情，顷公招呼祁盈放人被拒绝，惹恼了顷公；第二种可能：荀跞直接在顷公面前告状，指责祁盈违法抓人（借口自然是有的）。不管怎么样，因为两个小小的家奴，祁盈锒铛入狱，处境立即凶险了起来。祁盈的家臣中还真有忠心耿耿和胆大的，大家一商量：“看来主人这次横竖都是一死，我们还不如先把两个东西杀掉，也让主人上路之前快意一下！”于是，祁胜、邬臧两个家伙还是被处死了。这样以一来，祁盈更是罪责明确，6月，祁盈也被处死。 这次事件，《左传》定义为“乱”，具体过程不太明了，不清楚是“乱法”之乱还是“叛乱”之乱。也有可能一开始的罪名是乱法，进而抄家的时候，家族进行了武力反抗，也就成为“叛乱”了。与祁盈一起“乱”的还有杨食我，经过这场乱，祁氏、羊舌氏两家就此被灭。杨食我的罪名是“助乱”，具体怎么个“助”法也没有详细的记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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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经天纬地”的处断 祁氏、羊舌氏之难，是自前550年栾氏被灭之后，36年来晋国最严重的内乱，韩起以稳定与妥协的风格著称，事件的发生，可能与他卧病而失去控制能力，难以及时防止与应对有关。祁氏、羊舌氏发生在6月，不久韩起就去世了，这次内乱善后问题的难度无疑是巨大的，其中不仅涉及到利益分配、制度革新问题，更关系到公室与卿大夫家族的妥协乃至整个晋国的历史走向问题。上台伊始就要棉队这样的难题，也算魏舒的不幸，但魏舒就是以自己卓越的才略、智慧与无可挑剔的立场与品德，几乎完美地处理了此事，在国内外赢得了崇高的声誉和威望。 （一）化邑为县 为了正确解读魏舒的处置方略，让我们先替他分析一下这一事件的内因与实质。 祁氏、羊舌氏的覆灭，首先是家族兼并的大事所趋，是十几年后新一轮剧烈兼并的序幕。晋国虽然经历了30多年的表面平静，但既然公室衰落，国君无力再有效控制几个世卿家族，那么家族兼并的趋势就难以根本扭转。六卿家族不仅实力雄厚，而且在国家政治体制内保证有一个卿的席位，政治格局大体均衡，因此，世卿之间的兼并是十分困难的，没有绝对的优势，谁都不敢率先发难。大夫家族就不同了，在家族实力方面逊于世卿，政治资源更是明显劣势，也就成为诸卿下手的对象。祁氏、羊舌氏成为大家族的鱼肉，一是这两家家底丰厚，特别是祁氏，封地面积不一定小于诸卿家族，而且都位于晋国的腹地，肥得流油；二是符合六卿的共同利益，祁氏、羊舌氏两个家族都出自晋国公族，向来是以忠于国君、忠于公室的姿态生存于晋国政治舞台的，这对于六卿弱化公族与国君势力的政治愿望相抵触，不免成为他们的绊脚石和眼中钉，对付他们，六卿利益一致，容易达成共识。第三，恰逢两家都是年轻、盲动的少主当家，就如两个蒙童怀揣连城珍宝走在大街上，正是别人下手的好机会。《史记-晋世家》对此事的记载是：“十二年，晋之宗家祁傒孙、叔向子相恶於君。六卿欲弱公室，乃遂以法尽灭其族。而分其邑为十县，各令其子为大夫。晋益弱，六卿皆大。”可见，发难者虽然只是荀跞，但灭族这一决定无疑是得到六卿共同认可的。祁氏、羊舌氏本来属于忠君的力量，但祁盈、杨食我并没有坚持这一立场，与晋顷公出现隔阂，为六卿提供了千载难逢的下手机会。祁氏、羊舌氏的覆灭，固然是两家的灾难，也是晋国公室的悲哀。 祁氏、羊舌氏的覆灭，更是春秋时期新旧制度斗争的大事所趋，是郡县制取代采邑制的重要步骤。将国土划分为县，设官吏管理而不是原来的大夫家族世代管理，是整个东周时期的一大趋势，这个问题在后面将进行详述。 面对家族利益和制度纠葛的复杂局面，魏舒首先做的就是确定这一事件处理的总基调，化邑为县，在实现制度进步的前提下考虑家族利益的分配。 采取化邑为县的处理方式，有如下三个优点： 第一，顺应时代潮流，推行先进的制度。 第二，春秋时期，县在法律上尚属于国君的直辖区，这样，就在法律的层面定下底调，这一事件的处理是着眼于维护国家的稳定、公室地位与国君的权威，而不是一味顺应兼并和分裂的趋势。无论如何，作为国家的执政，这样的选择都是值得称道的，体现了魏舒卓越的大局观和可敬的价值取向——尤其是与其后任士鞅日后的所作所为相比。 第三，当时的县虽然在法律属于国君，但仍带有浓厚的家族特色，县大夫虽然属于委任官僚而不是世袭职务，但也都有其深刻的家族背景。通过县大夫的选任，各个家族扩张自身势力范围的需求同样能获得很大程度的实现，并未本质影响六大家族利益的重新分配。 于是，祁氏、羊舌氏两家的采邑被重新规划为十个县： 邬：在今山西省介休县东北；祁：在今山西省祁县东南；平陵：在今山西省文水县东北；梗阳：在今山西省清徐县；涂水：在今山西省榆次市西南；马首：在今山西省平定县东南；盂：在今山西省盂县； ——以上七县原为祁氏采邑。 铜鞮：在今山西省沁县南；平阳：在今山西省临汾市；杨氏：在今山西省洪洞县东南。 ——以上三县原为羊舌氏采邑。这些地方大体在山西省中南部，属于晋国腹地，开发较早，位置紧要，也可见为什么让这么多人垂涎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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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克己归廉 一连串的处理，魏舒的表现可谓完美。秋去冬来，却发生了一件几乎让他前面获得的令名与威望付与东流的事件。 担任梗阳大夫不久，魏戊就碰见一个疑难案件，自己无法裁决，就把案子移交到中央，由魏舒亲自处断。官司的“大宗”——较有实力的一造——向魏舒行贿，送来一些女乐（舞女与乐队），魏舒已经打算接收了。魏戊得知，觉得不妥，便与阎没、女宽两位大夫商议：“主公以不受贿闻名于诸侯，这次要是接受了受梗阳人的东西，就没有比这更严重的受贿了。二位一定要劝谏啊。”于是，二人答应共同劝阻魏舒。 退朝后，阎没、女宽直接来到魏府，在庭院等着。魏舒回府，正是用饭时间，就邀请二人共尽晚餐。仆人摆放饭菜期间，阎没、女宽莫名其妙地唉声叹气起来，如是三次。饭后，魏舒问：“我听过一句谚语，叫做‘唯食忘忧（只有吃饭的时候忘记忧愁）。’今天二位却面对饭菜叹了三回的气，为什么呢？”二人回答：“昨晚有人送我们酒喝，没吃晚饭，刚才是有点饿了。一开始上饭的时候，担心不够吃，所以叹气；吃到一半，我们很自责：大将军请吃饭，哪有不够的道理？所以又叹了一次；吃完后我们想：要是君子（您）的心象我们的腹一样，吃饱了就知足，那该多好啊！可是……所以又叹了第三回。”魏舒是何等样人，立即领会，拒绝了梗阳人的贿赂。 在这样的时代，作为大国的执政，滋生贪欲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有的还强要贿赂而不知羞耻。象魏舒这样的欲收贿赂后又收心，这个故事让人感到真实，真是地感到魏舒的难能，而不是他的贪欲。阎没、女宽的劝谏含蓄而精妙，“以小人之腹为君子之心”，也成为中国古代一个著名的命题，一个人的口腹所需实在是有限的，但一个人的欲望是无限的，这两者的关系如何处理，是心操纵腹还是腹支配心，两中选择，似乎代表了不同文化、不同人性间最深刻和本质的分歧。 《左传-昭公二十八年》几乎所有的篇幅都用来叙述和评论魏舒对祁、杨事件的处理，而且称魏舒为“魏子”，简直成了一篇专门为他而书写的赞歌。整个《左传》之中，享受这般“待遇”的臣子也是寥寥无几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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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游吉论旧 前512年6月，晋顷公去世，霸主的丧事自然也就是诸侯们的公事，郑国方面，是执政大臣子大叔（游吉）赶来吊唁， 8月举行葬礼，又是子大叔过来送葬。这下魏舒不乐意了，派士景伯（士文伯瑕之子士弥牟）责备：“当年我们悼公的丧事，贵国是子西吊丧，子蟜送葬。现 在你们郑国派您一个人就包揽了，也没个副手，为什么？！” 子大叔答：“诸侯所以归服于晋君，是因为他有礼。所谓礼，就是小国事奉大国，大国爱护小国。事奉大国，在于恭行大国的命令；爱护小国，在于体恤小国的困乏。敝国居于晋、楚两个大国之间，一贯积极向大国纳贡，积极参加大国防御不测的各种行动，哪里敢忘记恭行大国的命令？周先王之制规定：诸侯之丧，士吊，大夫送葬；只有嘉好（朝会）、聘享（聘问的享礼）、三军之事（军事响动），才由卿出面。对于晋国的丧事，敝国只要闲暇太平，我们的先君都曾亲自赶来送葬；如果敝国情况紧张，就是派士（吊丧）和大夫（送葬）前来也是合乎礼仪的，也不应该受到责备。大国对待小国（郑国）也应当多与恩惠，常常超格赏赐，而不过分苛求，不责备小国礼数不周，只要能表达我们的忠诚、合乎礼仪的规定就行。当年周灵王之丧，我们的先君简公正好在楚，我们派先大夫印段前往宗周，印段只是敝国的少卿，但灵王的臣子并没有责备我们，因为他们知道体恤我们的困难。现在贵国大夫要求 ‘你们应该依照旧例办事（从旧）’，从前有越格的旧例，也有从简的旧例，我们不知道该遵循哪一种。如果遵循越格的旧例，我们的国君年纪幼弱，所以不能前来；如果遵循从简的旧例，那么我阿吉已经在这儿了。请你们好好研究，给个说法吧！。” 晋国人被问得哑口无言。子大叔的言辞无懈可击，也许魏舒觉得，送葬的规格高于吊丧，上卿吊丧，就应该国君前来送葬，也可能其他诸侯都来了（鲁昭公流亡在外，也不能来），他觉得郑国不敬；也许他觉得子产已死，郑国再不值得那么尊重了，但子大叔的言行告诉晋国人，郑国还是原来的郑国。对诸侯的苛求，似乎只是士匄那样贪婪霸道的执政才有的行为，但今天的魏舒也这么做，与他自己前年的表现确实形成鲜明的反差，也反映了他心态与姿态的强烈变化。 最倒霉的还是这位士景伯，他的父亲士文伯当年就在外交辩论中屡屡败给子产，现在他自己又要被子产的继任说得张口结舌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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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玩叟之死 应该说，魏舒的执政做得还是相当出色的，除了安定国内局面，对外方面，在前511年遵从晋昭公的旨意，派荀跞重新处理鲁国三桓与鲁昭公的纠纷，最后季平子亲自赶来晋国认罪，并答应接昭公回国，虽然 因为昭公自己的问题没有实现，但已经是相当的成功了。前510年，答应周敬王的请求，准备号令诸侯为天子修筑成周，也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尊王举措。 但魏舒的心态也渐渐从谦廉走向膨胀、从膨胀走向近乎疯狂了。 一、南面 前510年11月，魏舒与韩不信、士弥牟来到京师，在狄泉（在今洛阳市，当时的周王城之外）召集各国大臣，与大家重温旧盟，并命令各国出人力物力一起修筑成周。事情办得相当成功，但在这样的重要场合，魏舒居然“南面”——座在君主该座的方向和位置了。卫国大臣彪徯私下说：“魏子必有大难临头。越位颁布如此重大的事务，这本来就不是他一个执政能够承担的事项。《诗》曰：‘上天发火要敬畏，不敢儿戏与放荡；上天变脸要敬畏，不敢卤莽与疯狂（敬天之怒，不敢戏豫。敬天之渝，不敢驰驱）’。何况，他居然座在国君的位子上做这样的大事呢？！” ——对于这个彪徯的话需要一分为二去听：第一，魏舒的自满与狂妄已经到了极端的地步，这个他说的是有理的；第二，这个任务自然给卫国带来负担，所以，对于修筑成周，这个彪徯是打心眼里反对的，恨不得每个主张筑城的人都遭到报应，对魏舒是这样，对于此事的始作俑者苌弘、刘文公更是极尽诅咒之能事。其实，为天子筑城，既是晋国尊王政策的需要，在技术上也是很合理的选择。 二、莅政 前509年正月，晋魏舒再次来到宗周，在狄泉召集各国建筑团，准备开始筑城。魏舒又是自己居中而坐（莅政），号令各国大臣。也再次受到彪傒的诅咒：“来维护天子，自己却坐上天子的位置发号施令，太不义了。捉这样的大事却违背大义，一定会倒大霉的！如果不是晋国不失去诸侯的拥戴，就是魏子难免要遭殃了！” 三、焚猎 但还有更让人吃惊的“壮举”：任务布置完毕，他就把执行工作甩给同来的韩不信与周大夫原寿过，自己随即外出田猎去了。田猎的地点选在大陆，在今天的河南省获嘉县西北，这里离洛阳足有三四百里之远。魏舒兴致高昂，命令属下放火焚野，驱逐猎物。 这次出猎，魏舒实在是太尽兴了。但他毕竟已经是一个老人（前552年就已为卿），一颗老人的心脏实在难以负荷一个顽童的兴奋，焚野刚刚结束，返回途中，中军元帅、晋国执政魏舒就再也没机会玩下去了。 后任执政是士鞅。士鞅下令，撤去魏舒的柏木椁（椁在棺外），降格下葬。因为他没等完成任务回国复命就跑去打猎，属于典型的、严重的玩忽职守行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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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从尊尊到尊法：等级制度的演变 春秋中后期，以子产执政的郑国为首，各个诸侯国陆续开展了颁布成文法的活动，成文法活动一直延续到战国时期才普遍完成。那么，法律无非反映社会制度的特定形式，成文法的出现究竟反映了什么样的社会结构变化呢？ 一、铸刑鼎事件 前513年冬，晋国的赵鞅、荀寅帅师在汝滨（汝水之滨）筑城，因为已故的中军佐荀吴在前525年秋灭了陆浑之戎，晋国得到了黄河南岸的一片国土，这次筑城，自然是巩固国土，战略推进的寻常措施。但这次活动又是决非寻常的，因为它催生了晋国的第一部成文法——刑鼎。 这次来到汝滨，赵鞅、荀寅想当地居民征到一鼓铁。鼓在当时既是体积单位（一鼓12斛），又是重量单位（一鼓480斤），当时的480斤只合现在的251.409118公斤左右，放在一堆也真没有多少——但这并不十分要紧，要紧的是，回国之后，就用这一鼓铁铸成一座鼎——这也不算要紧，要紧的是，鼎上铸着当年的执政范宣子（士匄）制定的刑书——晋国的首部成文法就此诞生了。 这也是春秋时期第二部公之于众的法典，早在前536年，也就是23年之前，子产在郑国铸刑书，颁布第一部成文法，当时遭到晋国贤大夫叔向的谴责。无论如何，成文法在当时还是领时代风骚的新事物，自然还会有贤人出来指责，鲁国著名时评家仲尼率先站出来发难：“晋要亡国了吧，法度已经沦丧了。晋国应该好好坚守当唐叔（晋国始封君唐叔虞）传下来的法度去管理它的人民，卿大夫应该按照各自的职责维护之。这样，人民才会尊敬他们的贵族，贵族才能保守他们的祖业。贵贱不乱，这才叫所的度。因此，文公才设立了执秩之官，制定了被庐之法（前633年），最终当上了盟主。现在居然废弃这么好的法度，而去铸什么刑鼎，人民从此眼睛就会只盯着鼎了，谁还会去尊重贵族？贵族还守得什么祖业？贵贱无序，何以为国？况且，范宣子的刑书，是晋国在夷之搜（前621年）的时候制定的，是晋国混乱不堪的时候产生的制度，怎么能用它作为国法呢？” 晋国太史蔡墨显然更了解内情，他预言：“范氏、中行氏恐怕难免逃亡的命运吧！荀寅作为下卿，却违背上峰的命令（干上令），擅自制作刑器，还拿它作为国法，这是奸命啊！还有范氏，擅改国家原有的法度，在国内也必将混不下去的。赵氏也要受牵连，因为赵鞅也参与了，但他是不得已的，今后如果好好做人，还有可能幸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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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事件真相考 如此重大的历史事件，《左传》叙述却相当简短，而且内情没有介绍，我们只能根据孔子、蔡墨的指责中推断故事的来龙去脉，进而更加清晰地认识魏舒执政时期晋国六卿的家族关系。 （一）六卿的立场问题 1范氏、中行氏。 蔡墨说得很清楚，推动这件事情的中坚力量是范氏、中行氏两家，具体说就是士鞅和荀寅。汝滨地区是荀寅的父亲荀吴拿下的，中行氏对这里应该最有控制力，所以收缴铁的工作应该是荀寅的力量。但颁布成文法的主意和成文法内容的确定，应该是士鞅在幕后策划的。范氏、中行氏两家关系亲密无间，又都是不被魏舒喜欢和不喜欢魏舒的，去年魏舒任命的十个县大夫，其他四个卿家都有一个名额，只有范氏、中行氏被“忽略”，对于物欲特别旺盛的人而言，这样的大亏是绝难下咽的。这次两家合力颁布刑鼎，一是在于控制执政魏舒的自由裁量权，二是扩大两家在晋国政坛的影响和地位。 2赵氏。 赵鞅的立场最是微妙，根据蔡墨的说法，他也参加了这次铸刑鼎的活动，但又说他是“不得已”。按说，上面有执政大臣魏舒在，士鞅和荀寅有什么权力对他下此命令呢？这里面估计有强迫的成分，也有自愿的成分。至于强迫的方法，以士鞅的足智多谋和当时六卿关系的错综复杂，我们实在难以准确推断。但这里有一个线索：邯郸氏是赵氏分出的旁支，邯郸氏驻守邯郸，实力相当可观，与赵鞅本质上是一家但法律上又不是一家。这家的主人邯郸午（赵午）是荀寅的外甥，这样，范、中行两家对于赵氏自然就有了某种控制力和影响力。通过这个杠杆作为胁迫或者拉拢的资本，是很有说服力的，至于具体办法，我们就难以也不必帮助士鞅操心了。再说拉拢，这次刑鼎上铸的法律是范宣子的刑书，但根据孔子的评论我们知道，范宣子的刑书也就是当年赵盾制定的法律，这样一来，赵鞅对于刑书的内容恐怕难以表示出反对的意见：无论出于孝道还是实际需要。 3魏氏。 这次事件中始终不见执政大臣魏舒的身影，这可是天大的怪事。作为一国的执政，颁布国法这样的重大政治事件，无论如何都要通过六大臣讨论的。魏舒是个什么态度呢？蔡墨说荀寅“干上令”，表明魏舒对此事的真实态度是反感的，但他的态度似乎也仅仅停留在了内心反对的地步，而没有坚决地摆上桌面并决不让步，那样的话，当时的晋国必将爆发一场剧烈的政治地震。但事实上没有，大家还维持着正常的同僚关系，两年多以后，魏舒还采纳了士鞅的建议而决定帮助天子筑城。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有两个原因，这个议案已经事先得到了范氏、中行氏、赵氏三家的赞同，反对起来难度很大，甚至可能破坏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第二，经过认真研究，魏舒觉得这样的法条对自己也不是非常有害，反而从根本上有利于诸卿家族的发展。 4知氏。 荀跞当时任上军将，在六卿中排名第三，本来知氏与中行氏是一家人，但是就个人关系，荀跞对荀寅是非常反感的，因此，荀跞对此事的态度也不大可能是全力支持。但荀跞又是个极其精明的人，他知道这件事情的主谋其实是士鞅——未来的执政，自己的顶头上司，因此荀跞也不会采取坚决反对的极端态度。 5韩氏。 韩不信是韩起的孙子，因为父亲韩须早死，他直接作为韩氏宗子步如六卿行列，任下军佐，以他的资历与地位，他是不会在国务会议上采取与众不同的强硬态度的，况且韩、赵两家是亲密战友，既然赵鞅已经成为铸刑鼎的参与人，他大半也是要采取支持态度的。 （二）事件经过揣测 首先，铸刑鼎，颁布成文法，士鞅与荀寅事最先预谋的政治策略。方案的形成，可能在荀寅与赵鞅出兵在汝滨筑城之前，也可能在回国之后。国家开始统治一个区域，收缴当地居民民间的铁器，也可能是当时各国进行统治的惯例（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就收缴天下兵器铸为十二铜人）。如果是这样，收缴民间藏铁应该是赵鞅、荀寅共同负责的任务。 第二，争得赵鞅的配合。既然这一鼓铁是赵鞅、荀寅共同收缴的，回国之后应一并上缴国家，如果对这一鼓铁进行处分，必须争得赵鞅的配合。因此，拉赵鞅入局，必然发生在铸刑鼎之前。 第三，士鞅、荀寅、赵鞅实现私铸刑鼎。蔡墨说得很清楚，荀寅是“擅作刑器”，因此，刑鼎的铸造，必然在朝堂探讨是否颁布成文法之前。私铸刑鼎的具体实施者是荀寅，末后主持者和刑书内容的决定者是士鞅，而赵鞅许可荀寅以此 一鼓铁铸成刑鼎，自然也可以说是铸刑鼎事件的参与人，自然也是支持者——至少外部态度是如此的。 第四，朝议的顺利通过。在刑鼎提交政府讨论是否公布之前，士鞅、荀寅、赵鞅三家已经站在了支持者的立场，如上所述，韩不信也会支持，荀跞不会坚决反对，剩下的就只有一把手魏舒了，这时其实大局已定，魏舒已经无力扭转定局了。蔡墨说荀寅“干上令”、“奸（命）”，可以有两种解释：一是荀寅原来奉命去汝滨筑城，收缴的铁应上缴国库而私自处分，属于违抗命令；第二种可能是，荀寅回晋国铸刑鼎的过程中，消息已经传到了魏舒耳朵里，魏舒命令他停下来，而荀寅置若罔闻。——无论具体过程如何，刑鼎最终还是通过朝议正式转化为国家的法典。 第五，成文法的公布。一个程序问题，公布之后，才有了孔子和蔡墨的抨击言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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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被庐之法及其维护的社会形态分析 如果说西周的覆灭标志着原有社会形态及政权组织形式的失败，那么 东周以来的250多年，则是新的社会形态与政权组织形式的形成及其逐步走上历史舞台的过程。这里首先需要探讨西周究竟是个什么样形态的社会。 （一）西周社会结构简析 关于西周的社会形态，历史学者们在“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争论中虚抛了大量精力，但也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具体研究成果。这里试图用另一标准分析西周的社会结构与阶级关系。 1等级社会 西周的统治是建立在完善的宗法制度基础上的，而宗法制度的天性就是将人划分为不同的尊卑等级，这也就是孔子大声赞美与疾呼的“尊尊”。森严的等级制度是靠实实在在的经济实力来维护的，这就是分封制度，尊者封地多，实力厚，自然居于社会的上层。 《左传-昭公七年（前535年）》中，楚国大臣申无宇对西周的等级社会进行了比较清晰的描述：天有十日，人有十等，这十等人分别是：王、公、大夫、士、皂、舆、隶、僚、仆、台。此外还有地位更低的陪台（从主人处逃跑后被抓回的台），以及放马的圉人、放牛的牧人。以上十等人之间的尊卑关系是明确而森严的，其中王、公、大夫、士、皂、舆、隶的身份有点类似于今天的各级官员，而僚、仆、台、陪台以及圉人、放牛就没有任何公权力可言了，他们没有人身自由，没有转业自由，甚至生命也随时可能被主人所剥夺，类似于西方通常所说的“奴隶”。据此，有人认为，西周是典型的奴隶社会——等级制度如此森严嘛！ 但是，这些“奴隶社会说”的主张者忘记了一条基本原则：在奴隶社会（西方概念），奴隶必然是社会生产的主角，是人数最多的一个阶级。但是，即使以上十个阶层的人全部加起来，人数也不占社会的主体。西周时期，构成社会主体的，是庶人阶层，他们才是社会的主要劳动力。贵族家里的家奴（仆、台、陪台等），并不从事农业生产，而是为贵族家庭生活、生产服务的仆人。 在这里，我愿意将王、公、大夫、士、皂、舆、隶、僚、仆、台这十个等级的人统称为“等级社会”，因为第一，他们都不是社会的生产者，都是要靠庶民生产出来的粮食来生存的，最低级家仆的地位也可能还不如西方社会的努力，但他们本质上还是“食禄者”，而不是“食力者”。第二，这十个阶层的人尊卑关系森严，是直接的、严格的管理与被管理、支配与被支配的上下级关系。 2平民社会 （1）庶人 中国古代有“四民”的说法，即士、农、工、商四类人。但是考察本原，庶民则只包括农人，而不包括士、工、商三种人在内。其证据，《左传-哀公二年（前493年）》记载，赵鞅率领部队与郑国开战前夕悬赏：“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庶人、工、商遂（自由转业），人臣、隶、圉免（获得人身自由）。”这里明显把庶人与工、商分开，赵鞅自然更清楚当时的阶层划分，而且是郑重悬赏，马虎不得的。 从社会地位来说，庶人的处境自然比王、公、大夫、士、皂、舆要低，但也比僚、仆、台要高，但是他们不在上述十等人的序列，其权利义务有自己的特征，不同于所谓“封建社会”的农奴，不同于中国后世的农民，当然更不同于所谓“奴隶社会”的奴隶。庶人是当时社会的主体阶层，占了总人口的大多数，这是一个“食力者”阶层，他们的社会角色大体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以种田为本业，自食其力； 第二，有为国家或领地主纳租的义务（劳役地租或实物地租）； 第三，有为国家或领地主负劳役、兵役的义务； 第四，不得转业； 第五，有不完全的人身权利保障与人身自由。但既然不得转业，也就必定依附于田地，没有迁徙自由，但与贵族没有严密的人身依附关系。 ——如此看来，这的确是一个有自身特点的社会阶主体社会阶层。拿西方所谓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帽子来套西周的社会性质，自然是根本行不通的。 （2）工商 这个阶层也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但西周实行工、商官营制度，工、商者既不在上述十个阶层之中，也不同于种地的庶人。他们在从事生产经营、具有一定人身自由、不得转业、为国家服役等方面与庶人更为相似，但由于直接属于官府管理，为官府所供养，居住于城市而不是乡村，所以是“国人”而不是“野人”。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通常高于庶人，但人身自由度似乎还不如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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