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 煮酒论英雄：诸葛孔明，走下神坛的千古一相[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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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煮酒论英雄：诸葛孔明，走下神坛的千古一相[第6页]

作者:狻猊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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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玄德对待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一部分听从自己内心对人民的无私热爱，一部分则观望着大诸侯曹孟德的所作所为，并反之而行。
孟德喜欢杀人，他便爱人；孟德愿意一战定胜负，他就偏偏玩游击、持久战；孟德热衷先不顾人心的收地，再建立威信，他于是就先使人心归向自己，之后再征服他们的家园。
不管在哪里，玄德都喜欢先获取民心，再大摆阵势，战场对垒。他相信人心是决定一方势力是否根基稳固的要素，故而在荆州，他没有遵从武侯的提议，而是过门不入，并在刘景升的墓碑前洒泪告别。
不过，他没有攻打刘琮也不仅仅是为了要获取人心，如果是这样，那他所付出的代价未免也太沉重。玄德之所以不攻打刘琮，更有一部分原因是在于曹军精锐在自己身后追赶的速度容不得他再花时间、精力去攻打襄阳的州府。他没有时间，更没有胆量敢在敌我实力悬殊百倍的情况下孤注一掷夺取襄阳，并守卫住其后数郡，将自家直接暴露在曹军的刀锋之下。

武侯当时的建议是否可行，是否一旦刘玄德如此实施了，就会让之后占夺益州，成就王业的大局变得更加清晰？他也不必时时受到东吴在荆州的威胁，从而最终避免襄樊之战？
我们不知道，也尽量不要去推测。
武侯于玄德之建议，正如文长于武侯的子午谷奇袭。所不同的是，子午谷的栈道确实太危险，充满变数。这是真实可见的，诸君若有不信，大可到今日的子午谷景点一观，经历千年风雨，加之现世人工开凿，依旧极险、极峻，任何人看了都会不由自主的生出一股后怕来。
所有埋怨武侯不行子午谷奇袭的人物，不妨现身去子午谷栈道一游，真正走下来了，走完了，再继续去抱怨武侯于战略上的失策与怯懦。纸上谈兵，是所有人都会的，纸上的抱怨，写的再言之凿凿，也不过是一纸空谈，毫无信服力可言。

而玄德不袭襄阳，首先是出于他对孟德强大实力的本能恐惧，并且当时曹军也确实距离襄阳不远，取城自保的时间极其有限。武侯给玄德的是一个选择，一个或许没有子午谷危险，然而也充满着不小变数的选择。
玄德做出了自己的决定，从他观点来看，取城太费时间，容易被曹军从后赶上，不如撤军，南下去江陵。
他顾虑的有道理，也做出了自己认为正确的选择。而且当时的决定权不在武侯诸葛孔明的手中，而是被刘玄德握有。于是武侯没有抱怨，继续前进。
文长落于武侯下风之处就在于，他不能向前看，也认不清自己的位置，却一直沉浸在奇袭不能实施的后悔与沮丧中，不时抱怨武侯的胆怯。
所以他也不能完全被诸葛武侯所赏识，因为他看不透彻，想不明白。

到了益州，面对士元的建议，玄德依旧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他认为自己初到川蜀，人心不附，即使成功了，也不能得到别人的拥戴。反而会失却人心，使悲剧中的刘季玉更加得到同情，于是他拒绝了。
士元也如武侯一样，没有后悔、抱怨，而是继续陪伴在玄德身边，缓缓向前走。

知晓玄德阴图于自己的刘季玉立刻开始了自己的反击行动。然而他所面对的刘玄德可不是那个盘踞于汉中，只想占块地盘过自家快活日子的张公祺。他可是历经九死一生，半辈子都是刀光血影中度过的当世枭雄，刘季玉与他撕破脸的直接下场就是让自己死的更快。
刘玄德很快就掌握了战场优势，把刘季玉的军队打得节节败退。随后护军李正方的率众而降更是让一路胜利的玄德大军日益强大。
建安十八年，荆州援军在张益德、诸葛武侯与赵子龙的率领下，攻克巴东、江州，而后分兵北上，一气夺取了江阳、犍为、德阳、巴西等郡。
在武侯他们分兵出击的时候，玄德正在包围雒城，这场相持战打了整整一年。
季汉历史中，曾有三场著名的相持战：雒城之战、夷陵之战与五丈原之战。前两个都发生在玄德自己领军攻城的时候，几乎令他无计可施。而最后的五丈原之战，武侯已经摆明了要和曹魏硬拼，只因他中途过世而告终，否则结果很难预料。
雒城而刘季玉的儿子刘循固守，被玄德围困了整整一年后，才被攻破。而在这场战役中，玄德最不愿意瞧见的损失出现了：军师中郎将、“凤雏”庞士元身殒城下，年仅三十六岁。
很多看过演义的人可能都认为士元是死在落凤坡而并非雒城，实际上落凤坡是埋葬士元的地方而不是遇袭地。
“凤雏”还未来及大展凤翅就陨落在了益州，令玄德深感痛惜，这恐怕也是老天在冥冥当中对发动这场不义之战的玄德一个严厉的惩罚吧。

建安十九年，雒城攻破。
玄德与益德等人的援军合力将益州牧刘季玉锁死在成都当中。数十日后，听闻马孟起亦降入玄德军营的刘季玉在简宪和（名雍）的陪同下，出城受降。益州争夺战随即落下帷幕，这片大地的命运已经被刘玄德牢牢的攥入手中。
刘季玉很快被送往荆州居住，自此之后，再未回到过这片土地。

尽管在前文我曾经对玄德取蜀的行为进行过辩护，但现在请容许在下暂且抛去三国这个时代大背景，单就玄德取蜀这一事件公正而客观的作出评价。
他如此取蜀，确是不义的。
刘玄德自己也知道。所以当他在面对士元，以及后来李邈对自己这一不义之举的指责时，才会表现失当，愤怒异常。因为他自己心里最清楚，如此取法着实有违“仁者”之名，而自己也远没有口中所标榜的那么“仁义”。
在下挺欣赏玄德君的一点就是：在经历了这么长时间的自欺欺人之后，他对自己的品行如何还是心里透亮，完全没有把自己给绕进去。临终前，还能十分坦白的给儿子阿斗留下一句“汝父德薄，勿效之”的大实话。
为什么说玄德取蜀是不义的呢？
取蜀，这一行为本身，没有什么可值得指摘的地方。乱世之中，英豪锐意进取，代庸主而自立乃是大势所趋。
然而回首玄德取蜀之手法，就不能不让人指责一番了。
孟德与公瑾欲意取蜀，都是大摆阵势，兵临城下，明摆着就是要灭了他。而玄德呢？他可是堂堂正正以盟友的身份走进川蜀，高举友军旗帜，但在暗地里却隐怀不轨之心，偷偷积蓄力量，收买人马。足足忙活了一年，才突然对刘季玉翻脸。
就单凭他这种苦心谋划的劲头，已经很难将其称为君子。因为君子是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在这一点上，我倒很敬佩公瑾。他就可以称得上是一位君子：为大局计，大张旗鼓的取蜀地，可以；为消除后患，在玄德来到东吴地界时，向主公进言用“美女玩好”消磨其意志，也可以。但他终没有起过类似玄德这般城府深重的念头。
好在刘玄德本身的个性还是比较仁厚开明的，没有修炼出司马仲达那种冷酷和节制。否则伴随他一路走过荆益的武侯之命运只怕将比历史上所描绘的更加悲剧。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假若当初没有张永年、法孝直之类的人物在内相通，没有刘季玉的相邀入蜀。纵然孙刘两家联手，攻下川蜀也绝非易事。
益州就单成都府库中就储有足供一年的军实，另有黄金二十万两，银百万两，钱二十亿以上，锦缎二十万匹左右。钱粮充盈，又据天险，想硬碰硬的打进去不知道要损耗多少兵马，十分困难。且北面亦有孟德大军如乌云般盘桓，硬拼益州的结果很有可能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玄德取蜀，于战略可谓明智，干净利落，一举拿下；但与君子道义，则始终有亏，不足以为现世青年所仿效。

占领益州之后，玄德以武侯为军师将军总署后方诸事，极尽倚重之能。此时的武侯再不是荆州那会动不动就被别人排挤的新晋分子，而是一跃成为集团最顶端的人物。他的隆中对一再为刘氏大业带来巨大收益，已令包括关张在内的一干亲随重臣拜服于地，心甘情愿的为他所驱使。
这一年，仅有三十三岁的诸葛武侯终于登上了属于自己的政治舞台，为日后长达十一年的托孤之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除却关张之外，此时还有一个人，虽然明里的地位低于武侯，可实际上与主公刘玄德之紧密关系，却令为玄德所“雅敬”的诸葛武侯也轻易动他不得，每每遇上他的事，还不得不避退三分，以免伤了两家和气。
这个人，就是先前吃着刘季玉发下的俸禄而毫不犹豫将其卖给刘玄德，并助他最终夺得川蜀的第二号功臣法孝直，法正。
法孝直是个很有才能的人，身上所怀的才华足可与“凤雏”庞士元一较高下。因而颇得玄德的宠爱，定下益州之后，不仅给予他和武侯同等的赏赐，还将他封为蜀郡太守、扬武将军。地位一下超然跃出，跻身重臣之列。
蜀郡，汉朝一直以来便是益州州治，尽管后来接手益州的刘焉、刘璋父子，以及玄德、武侯都将益州的政治中心迁到了成都，但蜀郡仍是益州的都畿要郡，地位十分重要。
蜀郡原先的太守是许文休（名靖），这个人在玄德大军围困成都时，逾城出降。玄德因此十分鄙薄他的为人，不打算重用他。后来还是在法孝直的劝说下才任命其为左将军长史，与武侯诸葛孔明共事。

刘玄德这个人，显然不是君子。在乱世之中，君子也无法成为王者。就像我之前所说的，君子是有所不为。
便如后期把持季汉大权的诸葛武侯，他虽然权力滔天，功高盖主，就连仲谋与蜀的通好信上，都只明明白白的署着“与诸葛丞相书”，完全无视正主刘禅的存在。
他离真正的大位，仅有一步之遥。
而这一步，他却始终都不曾跨越，甚至连越界的想法都不曾有过。取刘禅而自立，是身为君子的诸葛武侯所无法做出的，也是深受先主玄德托孤之重的武侯所不齿的。
因此，他没有像孟德、仲达，或是成帝时期的王莽，名为摄政，实为君主。刘后主阿斗依旧在他的成都皇宫里吃喝玩乐，快乐异常。就在刘禅高举酒杯逍遥度日的时候，武侯却在南中不毛之地平乱，在魏界边境艰苦北伐。只要刘禅轻令一声，武侯就会立刻从千里之外拔营回朝，听候差遣。
他甚至没有在给过自家成员一个体面的官位。在三国时代，将军头衔几乎泛滥的时候，他的弟弟诸葛均顶着“长水校尉”的职衔终老一生，在季汉王业中毫不起眼。若不是因为自己的兄长太过有名，他很可能就此被川蜀之人遗忘。
而回观孟德、仲达，他们家中的子弟哪一个不是地位煊赫，万人之上？曹子桓二十四岁便居丞相之副，仲达家中的儿子更是各个位至列侯，大权在握。

武侯之长子诸葛伯松，在二十多岁被派往最艰苦的前方，与士兵们一起运粮。二十五岁即亡逝；其幼子诸葛思远在他临终时仅有八岁，而满怀舐犊深情的武侯却在给后主最后的表中毅然决然的写下了“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的铮铮之句。
他是深爱着自己的孩子们，可他更加深爱季汉，深爱这个由他与玄德共同建立起的王国。他宁愿辜负、冷落自己的亲人，也不愿辜负玄德，不愿辜负季汉子民们心中的期望。
在这里，在下可以摸着良心，清清楚楚的说一句：
武侯诸葛孔明的一生，或许用人不当，或许谨慎太过。可他真正对得起刘玄德，对得起季汉这片土地，对得起日后川蜀人民千百年来的讴歌赞颂。
他亦无愧于天地，无愧于“千古一相”的称号。
他比大汉开国之初的萧何萧丞相更加伟大、光辉。因为他不仅仅安邦爱民，同时还卫国讨贼。他是一个执着，又带有理想色彩的大政治家，军事家，一生都行走在自己用信仰、理想、责任与道义铺就的道路当中，用自己十一年的呕心沥血创造了一个长久为后世所怀念，称颂的开明盛世。

前文说到过，刘玄德并不算得是君子，从他阴谋图蜀就可以证明。可他同样也不能称之为“小人”，因为他还是有自己的信仰与底线。并且做起事来也不大亏负“仁主”的名号，所以只能姑且被称为“伪君子”。
他鄙薄蜀郡太守许文休的逾城而降，却丝毫觉察不到身边所重用的法孝直之可鄙处，并且于益州时倚重的诸如廖公渊、彭永年（彭羕），李正方、黄元之流都具有重大性情品行缺陷。真正像刘子初（刘巴）、黄公衡（黄权）这类具有君子高士风范的人物，他却怎么都靠不拢，敬之甚远。
所以说，刘玄德自身的道德品行也是有些许缺陷的。不过好在，他自己对于这点倒是很清楚，因而给儿子留遗诏时老老实实的承认了，并希望儿子能多多亲近孔明，将他看做第二个父亲。
“君可自取”或许不能够真正从感情上打动孔明，但“事之如父”却绝对是他对孔明一生奉献的肯定。他此刻不仅仅是在以国君的身份托付太子，更是以一个父亲的身份诚恳的将儿子交托给孔明。
孔明也由此深感其托予之重，而愈加看护幼主，看护这个他们一生梦想之结晶的季汉。
当代许多“学者”都批判于武侯在前出师表中对君王表现出的看护欲，称其“几乎是一种控制人身的行为”。但要知道，此时的孔明并不仅仅是刘后主的丞相，更是他的义父。
不管刘禅究竟有没有对他“事之如父”，承受了玄德重重一托后的孔明，日后在面对后主时，都多多少少会带上些许父亲的情怀，这种情怀在他书写前出师表时就被隐约表现在了行文的字里行间。
在前出师表中，武侯以深情的口吻追忆了自己与先帝的交往，并如父亲那般向后主提出了自己对其“亲贤臣，远小人”的期望，又一再叮嘱他要多与休昭、文伟等人接触，习得良好的品德。一颗拳拳之心，于此中表露无遗。他既没有限制刘禅行动自由的想法，也没有钳制其思想的意图。他唯一所希望的便是后主刘禅能如自己所说的那样“近朱者赤”，真正成长为能使汉之兴隆的明君贤主。
对于刘玄德几乎过于沉重的托付，他涕泣而受。十一年中不曾有过半分懈怠；他熟读老、韩诸子，深谙养生之道，却知而不效，躬自校书簿，流汗竟日，不亦劳乎。他本可以与司马仲达一样活的长长久久，享尽世间荣华，却终以五十四之龄陨落敌场，身边无一亲族陪伴。
他活的朴素，走时亦静默无声。然而却阻挡不了季汉人民心中喷薄而出的怀念之音。
川蜀的大地上，久久回荡着祭奠他的苍鸣。在经受了数个王朝的更替，一千多年的风雨洗礼之后，依旧洪亮而有力的回响在现今这片新生大地之中：
诸葛孔明。
你是川蜀大地最伟大的骄傲，你是中国五千年历史永远不朽的传说。

再度回到法孝直的身上来：
法孝直这个人有奇才，是无毋庸置疑的。而他没有德行，也是有目共睹的。吃着刘季玉的官禄卖主是一桩，而后在蜀郡大行报复之事又是另一桩。
他显然是够不上君子这一称呼的，这点在他卖主求荣的时候我们就能看的一清二楚。随后他于蜀郡的表现也正正配得起“小人得志”这四个字。
发达之后，一餐之德，报之，这就是君子的作为了，不忘他人之惠，韩信还报过漂母之恩呢。正当我们即将为孝直的厚德而鼓掌叫好时，一块巨石从天而降，把刚刚还在夸赞他的人们统统砸了个眼冒金星：
睚眦之怨，无不报复。
睚眦之怨，究竟是怎样的仇怨呢？
就是别人瞪你一下，白你一眼的那种小仇怨。
这就有点过分了，谁过日子的时候没个磕磕碰碰啊，作为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显得气量太小。
别急，还没完呢：
擅杀毁伤己者数人。
这完全就是小人的做派了，韩信昔时受胯下之辱，发达后尚能与对方握手言笑。更何况仅仅是受了睚眦这样小怨恨的法孝直。若是武侯当年也如他一般，锱铢必较，那在统辖荆州三郡的时还不知道要死多少人呢。
所以，法孝直这个人的品德也是有点问题的。陈寿自己说他是“不以德素称”，其实他就是一个极具才能的诚实小人。为何说他诚实呢？因为他在行报复时毫不遮掩，摆明了就是挟私报复，无惧舆论压力，也可算得是坦率了。
而具有较高个人素养和道德标准的武侯与他完全靠不到一块去。武侯虽然每奇孝直的“智术”，对他在主公身边的作用也给予高度评价，可到底心里清楚，自己和他根本不是一类人。所以当法孝直春风得意时，他仍旧守在成都当中与董幼宰（董和，董允之父）、刘子初等人相交甚欢，与孝直“惟以公义相取”。

如果说武侯与玄德是水与鱼的关系的话，那么，孝直与玄德就是翅膀与鸟的关系。
我十分赞同前一夜“寒山远上云深处 ”兄关于这两者之间关系的对比阐述：
鱼离开了水便不能存活，就如玄德没了武侯的襄助，绝对是死路一条，哪能有今日之成就。而在蓝天当中创造命运的雄鹰若是缺少了翅膀，便不能恣意遨游于九天。
关于鸟与翅膀的比喻，并非在下首创，而是由武侯最先用来比喻法孝直于刘玄德的重要性：
“法孝直为之辅翼，令翻然翱翔，不可复制，如何禁止法正使不得行其意邪？”
这是武侯在面对下属们对法孝直于蜀郡“太纵横”之怨言时，所说的话。他也由此一手按下了大伙儿对孝直小人得志的怨气，稳定了这个新扩大的政权的内部团结。
当代许多人都指责武侯在法孝直横行于蜀郡的时候采用了双重标准，指责他没有如彭永年、廖公渊一样依法从事，甚至没有告诉玄德，就直接压了下来，实在太过明哲保身。

就在刘备集团新旧臣属逐步融合，日趋稳定与壮大的时候，来自东吴的危机出现了：建安二十年，吴主孙仲谋不满刘玄德独自取蜀，而向其索要自以为是暂时出借给玄德的荆州诸郡。
孙仲谋向来精于谋算，这点在其先与玄德结盟，而后又背盟投魏的行径中表露无遗。玄德夺下川蜀，对他来说是个不小的震动。这个曾经潦倒落魄到要哀求自己联合出兵抗曹的男人如今已经逐渐显露出鲸吞天下的野心。此刻因为他新生的羽翼尚不丰满，所以需要与自己的结盟。而日后一旦他的双翼健全成熟，自己会不会就是第二个刘季玉？
这样的恐惧日夜噬咬着孙仲谋的内心，令他颇为不安。
孙仲谋不似与玄德、武侯执着，一心想要建立一个自己理想当中的大汉王朝，也不如孟德有霸气与魄力，不统一各方诸侯誓不罢休。取天下的野心，他或许有，但显然没有前两者来的明确、坚决与炽烈。
他一生都在观望中度过，观望着他国的动向，而后再决定自家的道路。比起玄德，他少了几分拼劲，多了几分世故与圆滑；而和孟德相比，他又缺去几分雄睥天下的气魄，一生都蜷缩在长江天险之后，坐观形势。

尽管公瑾生前曾向其提出过“得蜀并张鲁，据襄阳以蹙操，则北方可图”这一与隆中对大局不谋而合的战略方案，但仲谋对此并没有玄德对于热心重视。公瑾亡故后，这套方案便束之高阁，再未实施。
虽然比武侯的隆中对晚出世几年，但能在战略大局上与武侯取得一致。周公瑾亦不愧为一代名将，“既生瑜何生亮”的戏码虽然在个人气度上抹黑了公瑾，将他降为那等气性狭隘的卑鄙小人，但仍不失为是对公瑾举世之才的赞誉。若他再多活上几十年，那么，能够从战局上制约武侯，与之一较才智的，便不仅仅是司马仲达，还会有周公瑾。

孙夫人出身将门世家，父亲、长兄都是在刀光剑影中打下祖业，二哥孙仲谋也可谓是一时之杰，年纪轻轻便领袖江东群雄。耳濡目染之下，孙夫人也沾染了些许闺阁女儿所不该有的气质：刚猛。
作为吴主孙仲谋之妹，孙夫人在孙刘联盟当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刘玄德自然不敢怠慢她，可他对于这位连随身侍婢都要执刀候立的孙夫人，又实在提不起胆来相敬如宾，生怕她哪天一不小心就把自己给砍了。
自古以来，惧内的男人并不少见，可是能惧成刘玄德那般，连身为臣属的武侯都能随口说出“近则惧孙夫人生变于肘腋之下”的男人实属罕见。
夫妻相处本是私隐，好与不好都只有自己知道。你若是去问玄德和其他蜀中大臣，武侯夫妇俩关系究竟是不是如传闻中般和美，估计没人能够回答上来。可是，玄德的私事不仅连武侯知晓，恐怕当时追随于其身边的大臣都或多或少有所耳闻，大概还是与孙夫人的行事作风过于惊世骇俗有关。与她结婚后，玄德并不开怀。而她的刚猛又多给他造成困扰，亦在其心上投射下极大的阴影。
孙仲谋进妹固好，本是一番美意，希望借此加固两家的关系。可是到了玄德面前，却变成犹如鸡肋一般的存在：他既不能冷落了来自东吴政权核心家族的孙夫人，又实在不能每天如此提心吊胆的过日子。正值进退狼跋之时，一个人出现了。
他认为刘玄德以一代雄主之姿，实在不该如此狼狈，而该奋起进图川蜀，取刘季玉而代之。

刘玄德之所以能够轻而易举的便将益州收入囊中，实现隆中对中的第三步，曾为刘季玉臣下的法孝直功不可没，他的确不负武侯将自己比作“辅翼”的赞誉。
然而在平定益州之后，法孝直在坚持“联结孙刘，共抗曹魏”中发挥了何种作用，我们却不得而知。更有可能，他对此一无作为，毫无贡献。
作为刘玄德的新晋重臣，又在感情上与主公贴近的法孝直不可能没有从玄德口中听说“联结孙吴”这么一件事。就像周公瑾、吕子明等人不可能没从子敬口中听闻“与刘氏为盟”的政治方针一样。
但遍观东吴、川蜀诸臣将。能够真正做到维持联盟，并矢志不移坚持这一重大外交国策的只有鲁子敬与诸葛武侯两人而已。就在双方诸君都时有端不住功架，自毁同盟的情况出现时，他们俩却始终不曾因为自己个人感情的走向，偏离这一既定政治方针半寸分毫，并终身都在为巩固这联盟的稳定而力行不懈。
或许我们不应该将孙刘同盟一次又一次的损坏归咎到某个具体的人物身上，因为它的损坏不是单向性的，而是双方共同作用的结果。就刘备集团而言，除却主公刘玄德的个人因素外，还有一个人难逃罪责，就是此刻身为玄德新谋主的法孝直。
自进入益州之后，武侯诸葛孔明与主公刘玄德的关系便逐步走向生疏与远离。尽管在公事上，玄德依旧倚重武侯，视他为左膀右臂，但在私人情感上，他们却再也没有在荆州时般亲密紧系，无话不谈。而是恪守君臣之分，上命下承。
此刻总署将军府事宜的武侯无法时常随于主公身旁，自然也就不能时时提醒玄德注意维系与东吴的盟交。他在此时期总是留守成都，坐镇后方，取代他相伴于玄德之侧的便是谋主法孝直。
也正是从此时期起，刘玄德开始了自己恣意进取，完全无视孙刘同盟的锐进生涯。
我们很难说，对于建安二十年自二十四年间两度崩裂的孙刘同盟，身为谋主的法孝直是没有责任的。
事实上，他应该负上相当的一部分责任。

当时深深为主公所喜爱、欣赏法孝直有责任，也有义务去提点玄德联系孙吴的重要性。他既是玄德的谋主，自然要将隆中大局一同带入谋划的方案内。事实上，隆中对一直是刘备集团进取天下的总指导方针。
并且在私人情感上更被玄德靠近的法孝直有着不下于关、张、诸葛的地位。武侯是始终坚持连吴，自不必多说。而关张二人，因为历经过与吴争取荆州，而后又守于荆州要处，处处提防着东吴。很难说他们是真正支持连吴这一策略的。从云长日后对仲谋的态度来看，他反倒是不大支持与东吴盟好的。
法孝直的确应该在联结孙吴上有所建树，因为他当时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在玄德身边，并被大为看重，几乎是每策必善，无有不从。他有着比关张更客观的发言权，有着足够可以支持武侯的力量。可是他却任由玄德肆意扩张，任由其无视隆中大局，任由其忽略与东吴的盟交，最终导致云长败毁，隆中大局彻底崩毁，实在有亏谋主之称。

孙刘同盟的第一次破裂是孙氏冲动在先，但这不代表刘玄德就没有责任。
首先，他没有在取下益州之后就及时加固这层同盟关系，尽管当时因为他独自取蜀与孙夫人的离去，孙刘同盟已经产生了明显的裂痕。
再者，他没有在仲谋要求归还荆州时与其合理协商，以争求双方都满意的结果。反而一句话就回绝了东吴的要求，之后又任凭云长驱逐仲谋派来接掌荆州的官员，摆明了就是不给东吴面子，再度激化矛盾。
最后，他也没有在紧要关头做出正确决定。当时摆在其面前的首要任务是收复汉中，而不是与东吴抢夺三郡。他却大张旗鼓的亲领五万精锐，由成都直往武陵公安，与东吴将士隔江对峙，摆出一副鱼死网破的模样，结果让孟德钻了空子，降下汉中。
（这里要说明的是，吕蒙袭取三郡时，长沙、桂阳都是望风而降，尚未交兵便大开城门。真正守城不降的，惟有零陵郡太守郝普。其中廖立廖公渊当时为长沙太守，开门就敌后，他独自脱走，一气跑到公安与主公刘玄德汇合。深爱公渊之才的刘玄德没有责怪他主动将一郡交至敌手的罪责，而是将其带回了成都，继续委以巴郡太守之任。武侯诸葛孔明则对廖公渊的不战而降颇为失望，而后其在巴郡的作为又使武侯对其的失望再度加深。）

眼见孙刘两家都大摆阵势，同盟之谊即将摧毁之际。向来主张双方联合抗曹的子敬再度自己维系孙刘同盟的努力，邀请云长阵前相见，即为三国历史上有名的单刀赴会。
不过真实世界中的单刀赴会，自然不会是关二爷一个人提着刀，带着周仓前去。他即便有这样的豪气，刘玄德也不会放他前去。
真实的单刀赴会是双方将领皆提刀而往，各自相聚一百来步，孙刘两家都有不少人马前往。
这次会面或许不是随后孙刘两家再度盟好的真正原因，但它却是政治家鲁子敬对于坚持两家联盟之国策的一次积极维护，从中体现出了他对此抱持的坚定不移之决心。
单刀相会后，又听闻曹孟德收取了汉中，刘玄德遂放下架势，与吴主仲谋握手言和，再度分定荆州划属，以南郡换去了长沙、桂阳两郡。
为了表示两家再结盟好，孙仲谋于是派遣了武侯之兄诸葛子瑜入蜀通谊。尽管多年未与二弟相见，但子瑜为了避嫌，还是选择只在公开场合与玄德、孔明畅谈国事，绝不与二弟私下会面的做法。

王夫之先生曾在读通鉴论里将子瑜出使西蜀而退无私面的做法解读为“先主之信武侯也，不如其信羽，诸葛子瑜奉使而不敢尽兄弟之私”，觉得子瑜的退无私面，是不愿给当时手握重权的武侯增添不必要的麻烦，引其主刘玄德生疑。
子瑜与武侯的关系，向来为吴、蜀两国所瞩目。因为这兄弟二人分别在吴蜀政权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而偏偏这两国历来都是纷争不断，各怀心思。这段跨国的兄弟情自然或多或少的会给他们俩带来不便。子瑜便因为频频与蜀通好，也曾几近招来一场大麻烦，幸得吴主孙仲谋亲为其辟嫌，这才避免了一场无端的祸事。
武侯这边则相对风平浪静，但也并非波澜不兴。
他此时总署荆益军政，位高权重。兄长在东吴颇受重用的事实令他多少须得避讳一些，以免惹来内部猜忌，动乱朝臣之心。
君臣的相处之道向来不易摸索，有道是“伴君如伴虎”。不管主上是否开明贤能，都是有血有肉的凡人，一旦生出疑窦，尤其是对武侯这般的股肱重臣，只会平白削弱自家力量，让他人有可趁之机。
我们不能断言刘玄德的一生从未因子瑜与武侯的亲情而动摇过对其的信任，因为他虽是乱世雄主，却也还是凡人。王夫之先生的分析有其道理，然而却过于扩大了这种怀疑。就当时的情势而言，玄德纵然对武侯有过疑心，想必也是一闪而过之念，否则他如何会数次将自己的后方根据地全盘托于武侯之手？
玄德对武侯，永远都是在信赖之中掺杂了丝缕的不信任。关于诸葛武侯的为人，他有眼观察，想必知晓其品性如何。
就像孙仲谋在面对群臣们大肆议论子瑜投蜀时，能挺身而出自信满满的说出：“孤与子瑜有死生不易之誓，子瑜之不负孤，犹孤不负子瑜也。”能够一崛成为天下雄主的刘玄德又怎会没有这般的明智与自信？他与武侯数度面临危机，屡经磨难，却始终不曾相离、背弃，直至临终依旧抱持着这份信任，将自己的江山与大业都交托给他。这种君臣之情，放眼古今，再也难寻出第二对。
武侯处事向来谨慎、细心，兄长子瑜更是以审慎而闻名于东吴朝堂。这时虽然只有他独自入蜀，却并不是畅述兄弟别离之情的好时机。
放任个人情感肆露的结果就是给自己，给孔明，也给双方主公惹来不必要的麻烦，所以他选择退无私面。不仅仅在给二弟避祸，也是在为自己，为东吴避免不应该的猜忌。
即便子瑜行事如此小心，处处顾及影响，甚至在武侯提出过继其次子仲慎时，也选择将此事通禀给孙仲谋，吴主同意之后，才敢令儿子出发。可他日后还是因为这层特殊关系而惹来风言风语，险些酿成重祸。
由此看来，子瑜的退无私面于当时还是很有必要的。时值双方主君再度修好，谁不愿因为自己不当的行为而给这层同盟关系再度落下阴影。
政治家们的世界有时确会比寻常人的世界残酷、冰冷，即便亲如兄弟，在国事面前也绝无私情可言。但正是因为有这些伟大的政治家们的存在，生活在平凡世界中的人们才能够尽情享受天伦之乐。

与东吴的争夺战以两家的修好而告一段落。与此同时，刘玄德开始了专心收复汉中的准备。因为张鲁的失利，汉中几乎全境落入曹孟德之手，使得益州北方门户洞开。一旦任凭其势力在川中纵横，那么益州又将面临一场易主大战。
建安二十三年，刘玄德率大军进伐汉中，谋主法孝直同往。诸葛武侯则镇守于成都，调兵足粮。
不要以为此时坐在家里办公是件很轻松的活计，战时，兵粮军辎就是大军的命脉，直接关系到每场战役的成败。哪怕只是运达的时间只晚了一个时辰，也可能会给前方部队带来无法估计的损失。
前方将士浴血奋战，直面生死挑战固然值得钦佩，然而，此时端坐于成都大本营里日日顶着巨大心理压力，同时又要兼顾荆益两方军政务的武侯更是劳神费力。他便如高祖时期的贤相萧何，在稳定后方大局的同时，也在为战场上拼搏厮杀的将士们提供着最有力的支持。
建安二十四年夏，经由定军山一役后，曹军败退，汉中平定。
同年七月，镇守于荆土的大将关云长在东线出击，大举进攻襄、樊二城，虏于禁，斩庞德，立下赫赫战功，曹魏上下一片哗然，北方几乎为之震动。
至此时，刘氏军团的声威与势力统统达到了历史巅峰，大有鲸吞北方，囊括四海之意。
此刻手中已经握有荆益两条战线的刘玄德再一次成为曹孟德急欲铲除的心腹大患。
季汉，这只盘旋于西方天空的雄鹰已然向他，向世人展现出了包宇纳空的王者姿态。它新生的羽翼此时丰满宽阔，双爪锐利尖猛，似乎即将撕裂本属于他的美好山河。
他惟有暂时避开雄鹰锋芒，任其翱翔于九天之上。
但是总有一天，他会射下其有力的翅膀，拔除慑人的利甲，将它锁入西方幽深的峡谷，不见天日。
只是，这片支离破碎的天空，注定不属于他们当中的任何一方。

刘邦没有采纳张良的计策，今天的汉族就不复存在？这句何解？

平定汉中之后，刘玄德在众臣的怂恿下，自进为汉中王。同年，他在沔阳举行了封王大典，正式进号为汉中王。随后拔魏文长为镇远将军，汉中太守，督镇汉中。自己则率众还治成都，大行封赏朝中臣将。
在这场声势浩大的封功宴中，武侯诸葛孔明与翊军将军赵子龙成了被遗忘在角落里的人物。关、张、马、黄分别进为前、右、左、后重号将军，谋主法孝直进为尚书令，原左将军长史许文休（许靖，字文休）进为太傅，廖公渊（廖立，字公渊）为侍中，刘子初（刘巴，字子初）为尚书。
诸葛武侯与赵子龙的遗落是件很奇妙的事情。这两个人，一个是镇守后方，足兵足粮，没功劳也有苦劳的股肱重臣；一个则是数度随玄德出征，并在定军山役中立有战功的重要武将。且与关张马黄同为集团军政统治层的核心人物，不在位分上有所提升实在令人费解。
尤其是诸葛武侯，在玄德未任汉中王时期，他总署荆益两地大小军政事宜，在地位上超然于众臣，为之首。而在玄德进位汉中王后，则职权与地位统统有所下降，由于同列者增多，在诸臣间的地位反而不显，并且由于尚书台设立后导致的分权，手中行使的力量也减弱了一些。
出现这种奇特的情况一般只有三种解释：
第一，武侯真的遭遇到事业低谷，和主公玄德的关系一落千丈，大不如从前，而玄德也正好趁此时机削弱其手中势力。
玄德未封王时，与武侯的来往还算密切，在史料中亦有迹可循。而至封王后，则再无什么重大的政治往来或是私人之交。建安二十四年至建安二十五间，这两人的交往几乎一片空白。
而章武元年，玄德孤意伐吴，按理来说一贯主张联结孙吴的武侯应当极力出言劝阻，然而于此并无一字记录。
相较起之前君臣二人于荆州的同吃同睡，情好日密。到了益州之后，似乎生分了许多，曾经同桌吃饭同榻睡觉的知己之谊完全转变为了上命下承，恪守己分的君臣关系。
而此时，武侯手中的职权实在太大，太令其不放心，于是果断借由这次大封群臣的机会，削弱其势力与党羽，以免权臣祸国的情况出现。
第二，刘玄德觉得武侯当时的职位已经不小，升无可升。
武侯虽然在位分上没什么变化，但依旧总署府事，处理荆益两地要务，等于就是刘玄德的代理人。俗话说“实权高于一切”么，位分什么的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刘玄德把实权交给了他。不过，不能解释为什么刘玄德此刻削减了这位代理人手中的权力。
第三，武侯与玄德之前有过沟通，商议不升其位分。
诸葛武侯曾在汉中战里以杨季休替换掉了法孝直这个极度不称职的蜀郡太守。或许引发了孝直的不满或是其他川蜀旧臣的不安，以为武侯是有意削弱川蜀旧臣的职权。
于是为了稳定内部，团结新旧众臣，玄德与武侯私下商议暂时不进封自己的官位，仍以军师将军之名总署府事。
因为在汉中王的庆贺宴中，独独遗落诸葛武侯这么一位德高望重，素来为其雅敬的股肱之臣实在太惹眼。就如初入蜀时，玄德一手提拔武侯为诸臣之尊一样。此时同样是他，在封功宴中独将其遗落不提，如此的一得一失，确是非常引人注目。
不过，没能解释为什么子龙也被落下来。

愚忠即愚蠢，呵如果不愚忠后主个废物，估计就早就灭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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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你超级厉害

这次在成都玩了将近1个月，感触真的很深
到成都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武侯祠
有些事情你只有身临其境才能够真正感受到，成都很多地名都是以蜀汉英雄们的名字命名，我坐公交来回只在几站路倒腾，就记得这么几个站名“武侯祠站”“蜀汉路站”“黄忠小区”站，我不知道还有多少这样的命名

武侯祠的大门外挂的确实是汉昭烈庙，而且地基要高于后殿的武侯祠，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武侯祠是清人重新修建的，君高于臣体现等级制度
整个昭烈庙里面，先主刘备居中，旁边是他的孙子北地王刘谌，据说从前有后主的，后来民间不同意才被硬是挪出去的，两边分别是关羽和张飞，长廊上是文臣廊和武将廊，真的给人感觉气势特别宏伟，蜀汉之所以被后人这么神话这么爱戴，真是令人难以想象，不过李严马马谡魏延之流都没有上榜，今天吧里的亮黑估计胡很难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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