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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天师张鲁[第4页] |
作者:友盟李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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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音:石门十三品中有魏王所写的衮雪二字,修水库时凿下来并移至汉中市博物馆保存。历来真伪难说,先不说其汉隶水平,从时间上是曹操拔出余众时在石门栈道上命人所刻?魏王非魏公,如是魏公,才可能是征张鲁后所书。 附:方诗铭先生在《曹操.袁绍.黄巾》第十七章根据蜀中李家道的祝水治病、鬼道疗病,和天师道相似,加上刘勰《灭惑论》的“张角、李弘毒流汉季”一句,推测与张角在汉末齐名的李弘实是张鲁改名。但他对史籍和道教典籍沒有记载改名一事的理由极为牵强,也确实沒有任何文献支持改名说。方诗铭先生也沒有考虑过刘勰之言可能有误,或者后世在流传时有误,其实是指东汉初的妖巫李广与张角毒流东汉? 13.据唐长孺先生在《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魏晋期间北方天师道的传播》对照《家令戒》、《天师教》的用字和同期作品,判断:“写出时代虽然不能早于前秦,所述情况却可能早于前秦。《家令戒》中歌颂曹魏,并表达张鲁一家及其臣僚感恩戴德的心情,很可能沿袭旧文。” |
附论:得陇望蜀? 得汉中后曹操不乘胜追击伐蜀,借用刘秀对岑彭的命令,意思却反过来,变成人要知足:“人苦无足,既得陇右,复欲得蜀!”然后选择班师回朝,这决定的对与错,历朝都有不同的看法,先看当事人的理据,以及刘备方谋主法正的事后分析: 刘晔:“劝明公以步卒五千,将诛董卓,北破袁绍,南征刘表,九州百郡,十并其八,威震天下,势慑海外。今举汉中,蜀人望风,破胆失守,推此而前,蜀可传檄而定。刘备,人杰也,有度而迟,得蜀日浅,蜀人未恃也。今破汉中,蜀人震恐,其势自倾。以公之神明,因其倾而压之,无不克也。若小缓之,诸葛亮明于治而为相,关羽、张飞勇冠三军而为将,蜀民既定,据险守要,则不可犯矣。今不取,必为后忧。” 另一位主簿司马懿也持这看法:“刘备以诈力虏刘璋,蜀人未附而远争江陵,此机不可失也。今若曜威汉中,益州震动,进兵临之,势必瓦解。因此之势,易为功力。圣人不能违时,亦不失时矣。” 法正事后评估:“曹操一举而降张鲁,定汉中,不因此势以图巴、蜀,而留夏侯渊、张郃屯守,身遽北还,此非其智不逮而力不足也,必将内有忧偪故耳。” 后人议论中最早肯定刘晔之言乃裴松之,他在《贾诩传》叹:“魏武后克平张鲁,蜀中一日数十惊,刘备虽斩之而不能止,由不用刘晔之计,以失席卷之会。”也有反对的如胡三省:“七日之间,何以遽谓之小定?晔盖窥觇备之守蜀有不可犯者,故为此言以对操焉耳。” 曹操沒有顺势入蜀,是否明智,其实很难判定,就算假设从南郑已得到大量粮食、己军不是疲兵。倒不如罗列一下外部的客观条件,让读者自行分析: |
一、建安二十年七月时,刘备确实还在荊州与孙权争三郡,但得知曹操攻汉中的消息后,已达成湘水之盟并抽身回江州。张鲁还在巴中未降曹时,刘备已遣黄权督诸将相迎。刘备主力不在益州的真空期,实际也就数个月。但別忘记,张鲁到十一月时才在巴中完全投降。 二、曹操当时可从汉中入蜀的路线,实际只有金牛道和米仓道,但在十一月前,巴三酋仍未降。再者,此路险恶不太适合大举入侵(比陈仓道要命多了的补给线)。留蜀驻军也在防备曹军出此路,曹操入汉中后,诸葛亮便南下至犍为郡,出屯江阳(见《元和郡县图志.剑南道下.泸州条》,但王文楚先生在《太平寰宇记.剑南东道七.校勘记》分析这段不见于《三国志》与《华阳国志》,莫详所据,况闻操定汉中,而出屯江阳,绝无谓,必谬误),沿长江往东可至江州; 金牛道呢?刘备围雒城也耗了一年,曹操深知攻下阳平关只是受幸运女神眷顾;在剑阁前再分偏师走阴平偏道?有沒有响导?不是人人皆是通晓地理的邓艾。 |
三、刘备新占益州不久,且是用不光彩的手段获得,民心不太稳固,所以才有蜀降人:“蜀中一日数十惊,备虽斩之而不能安也”的说词。但这些惊恐能转化成多少实则效果?像刘备攻刘璋时的张松奉送地图?绵竹令费诗开门投诚?吴懿、李严举军投降?围雒城也花了刘备一年时间,故保守估计,曹操还是要与回蜀的刘备主力大战一段不短的时间,但留蜀驻军还是以逸代劳的。 四、曹操面对的后顾之忧:孙权、乌丸、忠汉势力。曹操征汉中前确实留下指示与合肥诸将,张辽也确实完美冲阵了一波,迫使孙权退兵。但如果在蜀中征战数年,孙权再攻合肥时,张辽、乐进和李典能否久守至援军救援?梁习、裴潜两位能吏管治下,加上曹彰北征,代郡乌丸相对上确实是小问题,但还是要从中央抽调部份兵力;纵有王必、曹丕镇守,还是发生了吉本、魏讽之乱,事后整顿稳定內部还是要花精力。 五、不是乘胜追击就一定能再下一城,就如王基之言,他在破寿春、杀诸葛诞后劝司马昭,別以为有荡覆吴之势就追击:“昔诸葛恪乘东关之胜,竭江表之兵,以围新城,城既不拔,而众死者太半。姜维因洮上之利,轻兵深入,粮饷不继,军覆上邽。夫大捷之后,上下轻敌,轻敌则虑难不深。今贼新败于外,又内患未弭,是其修备设虑之时也。且兵出逾年,人有归志,今俘馘十万,罪人斯得,自历代征伐,未有全兵独克如今之盛者也。武皇帝克袁绍于官渡,自以所获已多,不复追奔,惧挫威也。” |
张鲁还是很幸运了,能用自己思想去治理一方 |
番外篇: 早期道教对墓葬的影响,陕南和四川提供大量实物作分析,巫鸿先生在《礼仪中的美术.地域考古与对“五斗米道”美术传统的重构》总结几个论点和假设,可作参考: “一、崖墓和石棺画像的主要內容为成仙,因此与早期道教的目的一致。 二、崖墓和石棺画像中的一些特殊象征图案,如刻在墓门上方的‘胜’和龙虎形象可能标识死者为五斗米信徒。 三、崖墓中所发现的道教铜印、题记、炼丹药物及神仙镜等材料也多说明死者的宗教身份为五斗米信徒。 四、崖墓和石棺画像中大量正面端坐神像可能代表五斗米道信奉的神祗,其不同冠戴和陪从者象征其不同身份。 五、‘三段神仙镜’上的华盖图像表现早期道教中对老子的非偶像崇拜,而‘建木’形象则反映了五斗米道对传统神话的改造利用。 六、五斗米道流行地区发现的‘佛像’应为道教造像。 七、画像崖墓、石棺、钱树集中在五斗米道中心地区川西平原,其鼎盛时期重合。 八、我们所常称道的‘四川汉代画像’实际上主要流行在五斗米道地区和时期,其与东部画像的共同因素(如西王母、六博、舞乐、‘魂门’或‘天门’等形象)说明艺术题材的传播及两地思想和宗教的联系。其与东部画像的不同因素(如主神的特殊形象和对‘秘戏’题材的兴趣等)则说明地方文化的差异及思想和宗教的侧重。五斗米道所奉经典来自东部,其创教人张陵亦来自汉代画像最发达的山东西南部。学者认为四川画像的产生和发展远比东部要晚,大约从2世纪末至3世纪初才达到繁盛时期。种种证据指出四川画像艺术的出现和发展与道教的传摠有密切关系。” |
活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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