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 略论武德九年突厥入寇（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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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略论武德九年突厥入寇（中一）——太白昼见[第4页]

作者:wuang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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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考虑到月球有30天左右的运行周期，而上面模拟太白昼见时结果向后延迟了20多天，因此，笔者又专门对一个月后是否会出现“月犯牵牛”进行了模拟。
公元619年9月22日：

可见，直到9月22日已经快观测不到月球时，月球仍未进入牛宿（属摩羯座），且距其有相当一段距离。
公元619年9月23日15：30时左右：

此时月球再次进入观测范围，月球已经离开牛宿，而且此时太阳未落山，当时的唐人应该观测不到。

公元619年9月23日18：30左右：

此时月球已经离开牛宿相当一段距离了。也就是说，9月下旬时，以长安为参照来看，月犯牵牛的过程是在地平线以下完成的，唐人在长安是看不到的。
因此，根据武德二年（公元619年）七月戊寅（十二日）月犯牵牛的模拟结果来看，Stellarium软件和中央研究院的中西历换算，均是非常准确的。

如果将模拟时间前推和后推1天，均看不到“月犯氐”。
公元626年7月7日：

此外，也与上面“月犯牵牛”一样，考虑1个月后的情况。
公元626年8月4日：

可见，8月4日直到快观测不到的时候，月球仍未进入天秤座，即未入氐中。

公元626年8月5日13时左右：

当8月5日月球再次出现的时候，已经过了天秤座，而且这是13时的观测结果，受太阳光的影响，当时的唐人看不到。

公元626年8月5日18时左右：

此时月球离开天秤座、即离开氐中已经有一段距离了。也就是说，8月初，以长安为参照来看，月犯氐的过程也是在地平线以下完成的，唐人在长安也是看不到的。
因此，根据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六月丙寅（初十日）月犯氐的模拟结果来看，Stellarium软件和中央研究院的中西历换算，也是非常准确的。
通过对上述“月犯牵牛”和“月犯氐”的模拟，我们可以充分证明，Stellarium软件和中央研究院计算中心的中西历换算，都是非常准确的。模拟有误的可能性基本可以排除。

第二，是否可能是傅奕伪造呢？
傅奕是否可能是李建成的党羽，伪造天文现象来陷害李世民呢？查《旧唐书》列传29傅奕传：
及太宗嗣位，召奕赐之食，谓曰：“汝前所奏，几累于我，然今后但须尽言，无以前事为虑也。”
言语之间，太宗并不认为傅奕是在伪造、诬告，反而鼓励傅奕继续“尽言”，可见傅奕伪造的可能性也不大。

第三，是否可能是“秦分”的概念出现了混乱呢？
根据笔者的模拟，自五月开始，直到六月己未（初三日），太白均大致在毕宿（属金牛座）一带徘徊。关于毕宿对应的分野，史书记载是有矛盾的，以《史记》天官书的记载为例，同时出现了以下2种记载：
正文中提到，昴、毕，冀州。觜、参，益州。（按此，毕宿是冀州的分野）
在注中又提到，案星经，益州，魏地，毕、觜、参之分，今河内、上党、云中是。（按此，毕宿是益州的分野）
其实这并不奇怪，因为二十八星宿要对应到十二州，不可能完全契合，程大夏《黎城志》就说，“然或以一宿，介乎二国；或以一国，兼属二宿。总之，地与天合画疆，岂能尽符？”
就以毕宿为例，查成书于高宗时期的李淳风《乙巳占》记载，“胃、昴，赵之分野，自胃七度至毕十一度”，“毕、觜、参，晋魏之分野，自毕十二度至井十五度”，毕宿显然被分割开了。

此外，初唐时期，天文观测、分野划分的现状如何呢？
查《新唐书》志22：
近代诸儒言星土者，或以州，或以国。虞、夏、秦、汉，郡国废置不同。……方战国未灭时，星家之言，屡有明效。今则同在畿甸之中矣。而或者犹据《汉书地理志》推之，是守甘、石遗术，而不知变通之数也。
可见，在唐代的一段时间内，仍存在依据秦汉旧制推算、且标准不统一的情况。
又据《旧唐书》志16：
及七国交争，善星者有甘德、石申，更配十二分野，故有周、秦、齐、楚、韩、赵、燕、魏、宋、卫、鲁、郑、吴、越等国。张衡、蔡邕，又以汉郡配焉。自此因循，但守其旧文，无所变革。且悬象在上，终天不易，而郡国沿革，名称屡迁，遂令后学难为凭准。贞观中，李淳风撰《法象志》，始以唐之州县配焉。
可见，直到贞观年间，才逐渐改变了因循旧制、标准混乱的局面。
据此反推，傅奕在武德年间，使用的分野信息，很可能还是以前的旧法。而根据上面援引的《史记》注中提到的星经的记载，毕宿是作为魏的分野，属益州。这种划分，实际上到李淳风的时候仍然存在，“毕、觜、参，晋魏之分野，……属益州”（《乙巳占》）。

但是必须指出，旧法中提到的“益州”，既然作为魏地，显然不是后来四川一带的益州。但是，由于名称相同，这个“益州”曾被认为是四川的益州，在初唐时期，这种认识仍然存在：
汉武帝改梁州为益州，非魏地。益州地尽在秦楚次中，为甚略，未详其旨。（《开元占经》）
汉武帝改梁州为益州，非魏地也。益州地尽在秦楚次中，以魏为益州，未详其旨。（《乙巳占》）
据此看，在初唐时，人们仍然认为毕宿对应的是四川的那个益州，虽然对此颇有疑惑。
好了，如果是这样，那么，结合《新唐书》提到的“近代诸儒言星土者，或以州，或以国”，是否存在这样一种可能，傅奕观测到太白昼见于毕宿，“以州”将其对应到了益州，而“郡国沿革，名称屡迁，遂令后学难为凭准”（《旧唐书》），傅奕可能将此益州作为四川的那个益州看待，据《乙巳占》记载，井宿和鬼宿对应的秦的分野，是包括蜀郡（益州）的，再考虑到当时秦王李世民确实担任着“益州道行台尚书令”，因此，傅奕遂将益州归入了秦的分野，做出了“太白昼见于秦”的结论。
强调一下，以上是笔者的一个推论，拿出来与大家共同讨论。
当然，不论此推论是否成立，通过上面的模拟截图可以看出，自五月开始，太白（金星）就在毕宿一带，至六月己未（初三日），仍然在毕宿一带。如果六月己未太白经天被认为是在秦分，那么，五月太白昼见和六月丁巳太白经天就均是在秦分。
因此，傅奕在武德九年（公元626年）五月第一次观测到太白昼见的时候，就已经是在秦分了，傅奕不可能拖延到六月己未（初三日）第三次出现的时候才进行奏报。
以上是笔者对太白“在秦分”的分析。

此外，笔者认为，大家也可以不过分集中于“在秦分”这一细节。下面笔者仅对“太白昼见”本身谈点看法。
2、太白昼见
“太白昼见于秦，秦国当有天下”，笔者认为，有不少人从字面上理解：因为太白星白天出现在秦的分野，所以秦国应当有天下。
这种理解应该说是有道理的，查成书于玄宗时期的瞿昙悉达所著的《开元占经》卷46太白占，对于太白昼见有一种占法是，“司马彪《天文志》曰：太白昼见，为强臣争”，并举出了例子：
《宋书》天文志曰：魏明帝青龙三年十月壬申，太白昼见在尾，历二百余日，恒见，占曰：尾为燕，燕臣强，有兵。
据此看，太白出现在尾宿，对应燕的分野，预示着燕地有强臣出现。以此类推，如果太白出现在秦的分野，应该预示着秦地有强臣，据此做出“秦国当有天下”的推论，也属合理。
但是，笔者要说，这种理解并不全面。

查《史记》天官书记载，“秦之疆也，候在太白，占於狼、弧”，亦即秦的疆域内的凶吉，需候望观察太白星。也就是说太白星与秦本来就有密切的联系。
这一点得到了李淳风《乙巳占》的证实：“太白主秦国，主雍凉二州”。
此外，《乙巳占》和《开元占经》记载了与太白昼见和太白经天相关的很多种占法，具体怎么占卜，需要占卜者根据太白昼见/经天时的具体情况作出判断。
而据《乙巳占》记载，太白昼见的几种占法中，有一种占法是：
太白昼见，亦为大秦国强，各以其宿占，其国有兵。
按李淳风与傅奕基本算是同时代的人，李淳风记载的这种占法，傅奕不可能不知道，再结合太白星本来就主秦国凶吉来看，笔者认为，傅奕在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可能是选取了这种占法，通过“太白昼见”判断出秦国强，再根据一般意义的“为不臣更王”的占法，判断出秦国强大后当有天下。

至于“见秦分”，上引《乙巳占》的记载也提供了占卜办法，即“各以其宿占，其国有兵”。也就是说，要观测太白经天出现在哪个星宿，再根据该星宿对应的某国分野，来判断哪个地方会有战事。
根据《乙巳占》的这种占法，太白见秦分，可以占卜出秦地可能有战事。
综合以上分析，具体到武德九年（公元626年）秦王李世民与太子李建成争斗的特定环境，傅奕将“太白昼见”判断为当时争斗的一方——秦王李世民将要获胜、当有天下，是很自然的、顺理成章的事情，并不一定非要看到太白见秦分才作出判断。“太白昼见”本身已经足够了，“在秦分”只是一个补充条件。
既然如此，那傅奕当然应该是在武德九年（公元626年）五月第一次出现太白昼见的时候，就判断出了“秦王当有天下”，那他应该立即奏报才是，怎么可能按下这么重要的信息不报，非要等到六月己未（初三日）才上报呢？
根据以上对“太白在秦分”和“太白昼见”的综合分析，笔者认为，傅奕密奏的时间应以《旧唐书》和《唐会要》的记载为是，当在武德九年（公元626年）五月。

那么，突厥围乌城发生在什么时间呢？
据《册府元龟》卷990记载：（武德九年）六月丁巳（初一日），突厥数万骑围乌城，遣齐王元吉、右武卫大将军李艺、天纪将军张瑾率兵援之。
可见，突厥围乌城发生在六月丁巳（初一日）。
汇总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准确的时间表应该是：
1、五月太白昼见，傅奕密奏；
2、六月丁巳（初一日），太白经天；
3、六月丁巳（初一日），突厥围乌城，李渊换帅；
3、六月己未（初三日），太白复经天。
因此，突厥围乌城发生在傅奕密奏之后，李渊在接到突厥围乌城的消息时，早已得知了“秦王当有天下”的天文征兆，他对李世民的态度已经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已经不再信任李世民了。在这种情况下，李渊怎么可能再让李世民领兵抵御突厥呢？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太白昼见、傅奕密奏“秦王当有天下”，是乌城事件李渊换帅的内因。
（中一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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