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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略论武德九年突厥入寇(上)——烽烟再起[第3页] |
作者:wuangu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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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在2012年-2013年先后写了武德五年-八年突厥入寇的情况,同时分析了李世民与李建成在备御突厥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本文继续分析武德九年的情况。 |
一、突厥入侵原州、唐朝分道备御 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年初,突厥就再次声言入寇。 据《册府元龟》卷990记载,“(武德)九年正月辛亥(二十二日),突厥声言入寇,敕州县修城堡,谨烽候”。 另据《旧唐书》高祖本纪记载,“(武德)九年春正月丙寅,命州县修城隍,备突厥”,与《册府元龟》所记当为同一件事,但武德九年正月无“丙寅”,疑应为“甲寅”(二十五日)。 如果大家对武德八年篇还有印象的话,应该记得,在武德八年(公元625年)三月的时候,突厥也曾声言入寇,当时曾计划派李世民前往潞州,后无寇而止。但是,与武德八年三月虚晃一枪不同,这一次,突厥真的很快就来了。 据《册府元龟》卷990记载,“二月丁亥(二十八日),突厥寇原州”。 原州此前已经介绍多次了,属关内道,是突厥入侵关内道频繁经过的地方。面对突厥入侵,唐高祖李渊采取了以下措施: 遣折威将军杨毛击之。又徵兵屯于太谷,遣秦王及皇太子建成勒兵以备胡。(《册府元龟》卷990) |
仔细分析起来,李渊采取的措施可以分为3项: 第一,派出折威将军杨毛(《新唐书》突厥传作“杨屯”)出兵迎击。折威将军杨毛,是关中十二军中的宁州道折威军的主将。这是应对原州局面的应急措施。 第二,向太谷集中兵力。《册府元龟》作“徵兵屯于太谷”,《新唐书》突厥传作“发士屯大谷”。 太谷属河东道并州,位于并州南部,自太谷向东南可至洛阳,向西南可至长安,是个战略要地。这一措施表面看起来比较奇怪,突厥是在入侵关内道原州,为何要向河东道的太谷集中兵力呢? 其实,结合武德八年(公元625年)突厥入寇的情况看,就不难理解李渊如此部署的原因了。在武德八年(公元625年),突厥先是入侵关内道灵州,紧接着,突然改变进攻方向,转攻河东道,掠朔州、战新城、逾石岭、寇并州、战太谷、最后一度深入到河东道东南部的潞、沁、韩三州,把河东道搅了个天翻地覆。 吸取武德八年的惨痛教训,李渊这次提前先在河东道部署兵力,因此,虽然突厥进攻的是关内道原州,但李渊仅仅派出驻宁州的杨毛出战,并未见李渊在关内道集中其他兵力,相反,河东道当时并无敌情,但是李渊却抢先向太谷集中兵力,除了河东道当地守军外,又“徵兵”、“发士”驻守太谷。 从李渊的这一部署来看,李渊当时显然将突厥的主攻方向判断为河东道,因此,抢先在河东道布置重兵。 |
第三,计划派出李世民和李建成备御突厥。 《册府元龟》记载为“遣秦王及皇太子建成勒兵以备胡”,并未明确记载他们各自备御哪个方向。 但是,从上面的分析看,突厥实际入侵了关内道原州,因此,关内道是需要备御的;唐朝在河东道太谷布置了重兵,因此,河东道也需要有人备御。这样看来,李世民与李建成应该是分道备御,每人负责一个方向。 至于他们具体如何分工,因该计划最终未能实现,所以史料没有明确记载。但是,笔者从武德年间李世民官衔的变化中,找到了一点线索。 武德元年(公元618年)十二月,加封李世民为太尉、使持节、陕东道大行台时,其官衔为: 尚书令、雍州牧、右武候大将军、上柱国、秦王世民(《全唐文》秦王太尉陕东行台制) 武德二年(公元619年)五月,加封李世民为左武候大将军、凉州总管时,其官衔为: 太尉、尚书令、雍州牧、陕东道行台、右武候大将军、上柱国、秦王世民(《全唐文》秦王兼凉州总管制) 武德三年(公元620年)四月,加封李世民益州道行台尚书令时,其官衔为: 太尉、尚书令、陕东道行台、雍州牧、左武候大将军、使持节凉州总管、上柱 国、秦王世民(《全唐文》秦王益州道行台制) 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十月,加封李世民为天策上将、领司徒时,其官衔为: 太尉、尚书令、雍州牧、左武候大将军、陕东道行台尚书令、凉州总管、上柱国、秦王世民(《全唐文》秦王天策上将制) 武德五年(公元622年)十月,加封李世民领左右十二卫大将军时,其官衔为: 天策上将、太尉、领司徒、尚书令、陕东道大行台、益州道行台尚书令、雍州牧、凉州总管、左右武候大将军、上柱国、秦王世民(《全唐文》秦王领左右十二卫大将军制) 武德六年(公元623年)九月,讨伐辅公祏时,李世民的官衔为: 天策上将、太尉、领司徒、尚书令、陕东道大行台、雍州牧、领十二卫大将军、上柱国、秦王世民(《全唐文》讨辅公祏诏) 武德八年(公元625年)十一月,加封李世民为中书令时,其官衔为: 天策上将、太尉、兼司徒、尚书令、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雍州牧、十二卫大将军、秦王世民(《全唐文》秦王等兼中书令侍中制) 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六月癸亥(初七日)立李世民为太子时,其官衔为: 天策上将、太尉、尚书令、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益州道行台尚书令、雍州牧、蒲州都督、领十二卫大将军、中书令、上柱国、秦王世民(《全唐文》立秦王为太子诏) |
从上述制诏中,我们可以看出,自武德元年(公元618年)开始,直到武德八年(公元625年)十一月担任中书令的时候,李世民从未担任过蒲州都督,但是在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六月立李世民为太子时,李世民的官衔中,已经有了“蒲州都督”,即这一职务是立李世民为太子之前授予的。鉴于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已经掌握全国大权,再封李世民为蒲州都督已毫无意义,因此,可以判断出,李世民担任蒲州都督的时间,应该在武德八年十一月担任中书令以后,武德九年六月玄武门之变以前。 而蒲州,位于河东道西南,是保卫长安东北大门的重镇。李世民武德八年(公元625年)七月备御突厥时,就曾出屯蒲州。可见,任命李世民为蒲州都督,当与河东道备御突厥有关。而武德八年十一月以后,直到武德九年六月玄武门之变以前,唐朝在河东道配置重兵备御突厥只有一次,那就是武德九年二月征兵屯太谷这一次。 由此可见,当时李渊计划派往河东道备御突厥的,应该就是被任命为蒲州都督的李世民;相应的,使用排除法,计划派往关内道备御突厥的,则是李建成。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在武德九年二月丁亥(二十八日)唐朝备御突厥的计划中,李世民再次被安排到了作为主要方向的河东道,而李建成则被安排到了次要方向的关内道。 |
分析至此,我们就可以来对某些人的部分偏见进行商榷: 第一,有人认为,到了武德后期,李渊已完全倒向李建成一方,对李世民不再重用,李世民在备御突厥的军事行动中的地位不断下降。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直到武德九年二月丁亥(二十八日),即玄武门之变前3个月的时候,李渊在制定备御计划时,仍然将李世民安排到了主要方向河东道,可见,直到此时,李世民仍然是李渊在军事上倚重的对象,是备御突厥的中流砥柱。 第二,有人认为,李世民是武德八年(公元625年)太谷之败的主要责任人。 关于这一点,笔者在武德八年篇中已经进行了详细分析,这里再多说一句。如果李世民是太谷之败的罪魁祸首,那么,李渊为何在武德九年(公元626年)的备御计划中再次把李世民安排在了主要方向河东道呢?可见,李世民非但不是太谷之败的主要责任人,相反,在太谷战败后,接管危局,表现可圈可点,因此李渊才继续信任李世民的军事才能,再次把李世民安排到了主要方向。 |
二、关内道烽烟四起 (一)备御计划落空 上文分析的只是唐朝的备御计划,而该计划的最后结果是“后竟不行”(《册府元龟》卷990),即没有实行。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结果呢? 先看河东道。李世民没去河东道,原因非常简单,那就是李渊的战略判断出现失误,突厥并未按照李渊的设想重演武德八年(公元625年)的入侵模式,几乎未对河东道进行入侵。根据史料记载,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六月玄武门之变以前,突厥入侵河东道只有一次: 四月,丁卯(初九日),突厥寇朔州。 而这仅有的一次,规模如何呢? 《册府元龟》卷447有以下记载: 王孝德为朔州行营军总管。武德九年,突厥寇朔州,孝德及朔州刺史姜世师以数骑觇贼,卒与虏千馀骑相遇,孝德苦战久之,贼始退。 “虏千馀骑”,且交战之后,突厥就退去,可见当时入侵朔州的突厥军队并不多,是偏师抄掠,而且仅仅骚扰河东道北部边境的朔州,并未深入河东道内部。 因此,唐朝在太谷集结的大军并无用武之地,则李世民自然也就没有前往河东道备御的必要了。 |
再看关内道。关内道在二月丁亥(二十八日)以后,将近一个月内也未出现新的敌情,直到三月辛亥(二十三日)突厥才再次入侵关内道灵州,而且入侵的也非颉利的突厥主力,因此,李建成也就没有前往关内道。 关于这次入侵灵州,据《资治通鉴》记载,“(三月)辛亥(二十三日),突厥寇灵州”。 何以判断入侵的并非颉利的突厥主力呢? 据《旧唐书》列传17李靖传记载,,“(武德)九年,突厥莫贺咄设寇边,征靖为灵州道行军总管”。 虽然只说是“寇边”,未指明地点,但是,既然征李靖为灵州道行军总管,则突厥入寇的地点显然是在灵州,再结合后来四月戊寅(二十日)李靖已经在灵州与突厥交战来看,这次寇边只能是在四月戊寅(二十日)之前,而符合以上条件的寇边只有一次,那就是三月辛亥(二十三日)突厥寇灵州。 而这次入侵灵州的是莫贺咄设,据《旧唐书》突厥传记载,“别部领兵者皆谓之设”,颉利可汗虽然在当上可汗以前也干过莫贺咄设,但是,在武德九年,颉利已经当可汗多年,不可能再被称为“莫贺咄设”,因此,这里入侵灵州的为另外一人,只是突厥某一部的主将。 因此,唐朝也就没有让李世民或李建成前去备御关内道,只是派出李靖作为灵州道行军总管迎击突厥。 |
在突厥入侵灵州的同时,在颉利可汗牙帐,还发生了欧阳裔谋袭牙帐事件。据《册府元龟》卷664记载: 唐欧阳裔封南海公。高祖武德九年三月,突厥冠灵州,裔为行人,率行徒五十人,将掩可汗牙帐,谋泄,为虏所拘。 所谓“行人”就是使者。欧阳裔当时正出使突厥,听闻突厥入侵灵州,遂谋划袭击突厥牙帐,可惜事泄被抓。 (二)突厥深入 进入四月份,突厥继续对关内道进行抄掠。据《资治通鉴》记载: (四月)庚午(十二日),寇原州;癸酉(十五日),寇泾州。 从时间上看,这路突厥军队,就是三月辛亥(二十三日)入侵灵州的莫贺咄设的部队。 据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1卷京都关内区“长安通灵州两驿道”记载,灵州东南至长安的路线,主要有三道,其中史有明征的驿道有两道,“东南取庆州路,经宁州、豳州至长安,此一道也。南取原州路,又东经泾州,亦至豳州,达长安,此一道也”。笔者简单列明路线如下: 东道:灵州——庆州——宁州——豳州——长安; 西道:灵州——原州——泾州——豳州——长安。 可见,突厥这一次,就是沿着上述两道中的西道,灵州——原州——泾州,展开入侵的。 |
据《旧唐书》志18记载,灵州“在京师西北一千二百五十里”,原州“在京师西北八百里”,泾州“在京师西北四百九十三里”(《元和郡县图志》作“四百八十里”)。 突厥从灵州打到原州,约450里的路程,用了约20天,可见灵州守军还是进行了一定阻击的,查《旧唐书》列传10宗室传,自武德五年(公元622年)后,李道宗担任灵州总管(都督),应该说是进行了抵抗的,只是未能挡住。但是,从原州打到泾州,约300里的路程,突厥只用了3天,可见基本未受阻碍。从中可以看出,武德九年唐朝在布置兵力时,确实忽视了关内道的布防。 值得注意的是,这次入侵到泾州的,并非突厥主力,仅仅是莫贺咄设的军队,这样一支偏师或者说前锋就已经深入到距离长安不足500里的泾州,可见当时关内道防御的空虚。如果当时入侵的不是莫贺咄设的部队,而是颉利率领的突厥主力,那后果不堪设想,后来八月进逼渭水的一幕很可能要提前4个月上演。 还好,颉利当时没来,而是在莫贺咄设已经深入原州和泾州以后,才率主力出动,而这时,李靖作为灵州道行军总管,已经率部赶过来了,双方在灵州境内爆发大战。 |
(三)灵州硖石之战 据《资治通鉴》记载: (四月)戊寅(二十日),安州大都督李靖与突厥颉利可汗战于灵州之硖石,自旦至申,突厥乃退。 查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关内道地图,硖石位于灵州治所以南,大致在鸣沙县一带。另据《读史方舆纪要》卷62记载,“峡口山,(宁夏)镇西南百四十里。两山相夹,黄河经其中。《水经注》谓之上河峡,或谓之硖石。唐武德八年(当为九年),安州都督李靖与突厥战于灵州之硖石,是也”。 “两山相夹,黄河经其中”,可见地势比较险要,李靖在这里阻击突厥主力,战场选择的还是比较巧妙的。 但即便如此,双方还是发生了恶战,“自旦至申”。旦,清晨;申,下午3点-5点。也就是说,整个白天基本都在打仗,这才勉强打退了突厥的进攻。 至此,本次突厥在关内道从灵州展开的大举进攻,在李靖等人的努力下,被遏制住。 |
但是,突厥并未就此善罢甘休,而是开始寻找其他的入侵途径,这一寻找,实际上从三月就已经露出端倪,但当时没有成功。据《资治通鉴》记载,“(三月)丁巳(二十九日),突厥寇凉州,都督长乐王幼良击走之”。 然而,四月戊寅(二十日)灵州硖石之战后,随着自灵州入侵的传统路线被遏制,突厥转而开始全面探寻从陇右道实施新的入侵,对此,笔者将在以后予以详细论述。 不过在详细论述之前,笔者要暂时另起一笔:进入武德九年(公元626年)五月后,接连发生了2件大事,成为六月玄武门之变的导火索,笔者将在接下来的文章中对此进行重点分析。敬请关注武德九年中篇——太白昼见与乌城风波。 (上篇完) |
附图:唐朝关内道地图 |
大吧又写了一篇精品贴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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