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 略论武德七年突厥入寇及李世民与李建成的作用[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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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略论武德七年突厥入寇及李世民与李建成的作用[第5页]

作者:wuang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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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唐书》高祖本纪有不同的记载，“（八月）壬辰（二十五日），突厥请和”。将突厥议和的时点确定为八月壬辰（二十五日），而不是八月壬申（初五日）。突厥本次入寇，只需要一次正式约和，因此，八月壬辰和八月壬申，当有一个是错误的。
2、《资治通鉴》记载的顺序有问题。《资治通鉴》在武德七年八月有2个壬申记载：
壬申，突厥寇忻州。
壬申，突厥阿史那思摩入见。
如果《资治通鉴》编者认同八月壬申（初五日）突厥约和，那就应该将其紧接“壬申突厥寇忻州”的记载，且不需要重复强调“壬申”，但是，《资治通鉴》却将阿史那思摩约和放在了八月庚寅（二十三日）杜阳谷之战后，这在先后顺序上是有问题的。而如果突厥约和是在八月壬辰（二十五日），则《资治通鉴》记载的时间顺序问题就得以解决。
3、据《册府元龟》记载，阿史那思摩说，“可汗称陛下驭中原，突厥据漠北，各一方，何敢相犯，但为汉人不交构也。今见秦王，即为要契”。明确说明了颉利当时已经见到了秦王李世民，并初步约和，试想，如果阿史那思摩是在八月壬申（初五日）面见李渊约和，那时候颉利还在忻州，根本没和李世民见面，阿史那思摩也就不可能说出这样的话。
综合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册府元龟》和《资治通鉴》八月壬申（初五日）的记载有误，阿史那思摩面见李渊，正式约和的时间应该是《新唐书》记载的八月壬辰（二十五日）。
那时候，豳州对阵和杜阳谷之战均已结束，两路突厥军队均开始后撤，唐朝与突厥是在战争局面基本缓和的情况下，正式约和的。

对于突厥的请和之举，唐朝方面迅速作出回应：
（八月）乙未（二十八日），京师解严。（《旧唐书》高祖本纪）
（八月）丁酉（三十日），遣尚书左仆射裴寂使於突厥。（《册府元龟》卷980）
在突厥军队已经撤退，并正式派出阿史那思摩请和以后，唐朝自八月丙子（初九日）京师戒严近20天以后，终于在八月乙未（二十八日）解严。
另外，作为对阿史那思摩觐见李渊的回应，唐朝于八月丁酉（三十日）派裴寂出使突厥。
关于这次出使突厥，笔者补充一点资料。据《全唐文》卷144“唐故太子少保上柱国颍川定公（韩仲良）碑”记载：
复摄天策府司马。猃狁孔炽，背约违盟，骑入萧关，兵屯旬邑。主上情存绥抚，未动干戈，令公衔命虏庭，示其祸福。公晓之以逆顺，喻之以安危，若数项王之十愆，似责息侯之五犯，遂使尸逐膜拜，谷蠡屈膝。既立和戎之功，遂降殊常之赐。
韩仲良碑将该段经历放在武德五年以后，武德九年以前，即武德六年至武德八年之间。
这段记载讲的是天策府司马韩仲良在突厥入寇又约和以后，出使突厥的经历，即“令公衔命虏庭，示其祸福”。
那么，这具体发生在哪一年呢？碑文中“骑入萧关，兵屯旬邑”一句为我们提供了线索。
萧关，附图1可以看到，萧关位于原州境内；
旬邑，汉字简化后改称“旬邑”，附图1可以看到，大致位于豳州三水县一带。
也就是说，当时突厥打到了豳州境内，并在豳州屯驻，查武德六年至武德八年间，突厥屯驻豳州只有一次，那就是武德七年（公元624年）这一次。
据此看，韩仲良应该是在武德七年（公元624年）突厥约和后出使突厥的，很可能是随同裴寂前往的。

（六）尾声冲突
至武德七年（公元624年）八月底，突厥的入侵基本结束了。
此后直到当年年底，唐朝与突厥的冲突只发生了2次：
1、绥州之战
（九月）癸卯（初六日），突厥寇绥州，都督刘大俱击破之，获特勒三人。（《资治通鉴》）
上文已经分析，武德七年突厥分3路入侵，其中，绥州是最次要的一路，八月戊寅（十一日）突厥入侵绥州，被刺史刘大俱击败。现在，九月癸卯（初六日），突厥的这支偏师在绥州再次被击败。
2、甘州之战
冬，十月，己巳（初三日），突厥寇甘州。（《资治通鉴》）
具体战况不详。
以上2次冲突规模均较小，并未影响唐朝与突厥的整体局势。
至此，武德七年（公元624年）突厥入侵宣告结束。

（七）对李世民的评价
总体上看，李世民在武德七年（公元624年）突厥举国入侵、唐朝朝野震动的情况下，力挽狂澜，出奇制胜，逼退了突厥，实现了暂时的和平。
总体评价不多说，在此，笔者想重点评价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李世民最终以议和的方式结束了与突厥的冲突，是不是软弱的表现。
具体分析过史料后，我们会发现，李世民最初确实是想打一场硬仗的，但是，唐军士气太低，李世民不得不以五陇阪对阵的形式先鼓舞士气。此后，唐军全面出动真要开打的时候，是突厥主动请和。
而当时，唐军是否有足够的能力对突厥一击必杀呢？关于这一点，武德八年（公元625年）的情况可以做一个佐证，当时李渊雄心勃勃的集结大军要与突厥大战一场，结果出现了太谷之败，可见当时突厥的战力仍然很强。唐军真要全面开打，胜算并不大。此外，唐朝即便打败突厥，自身的伤亡也会很大，而且未必会全歼突厥，到时突厥再卷土重来，战争必将反复，以初唐的国力，经得起这么折腾吗？
这种情况下，李世民不战而迫退突厥，是在客观分析敌我力量对比后的一种明智的选择。

第二，李世民是否存在“养寇自重”的问题。
这个问题，是李建成提出来的，据《资治通鉴》记载，“建成与妃嫔因共谮世民曰：“突厥虽屡为边患，得赂则退。秦王外托御寇之名，内欲总兵权，成其篡夺之谋耳！””
这种说法是否有道理呢？我们具体来看。
先说突厥得赂则退的问题，突厥确实存在得赂则退的情况，但是，突厥的欲望是无限的，而唐朝的金帛则是有限的，因此，即便明知突厥就是为了金帛来的，唐朝照样需要出战，在战场上占得优势，以便在约和谈判中讨价还价。也正因为如此，面对突厥的每一次入侵，唐朝才需要每一次都派出重兵备御，突厥得赂则退，不代表唐朝就不需要出兵迎战，相反，更需要出战的唐军将领权衡利弊，战和适度，这更考验唐军主将的军事能力和指挥艺术。武德七年李世民圆满完成了任务，而武德八年以张瑾为代表的那一众唐军将领就没有完成任务，最后还是需要李世民出来救急。
再说秦王欲总兵权的问题，我们来看武德七年的情况，当时李渊正因为胡马事件与李世民发生冲突，面对突厥入侵，不是李世民主动请缨，想掌握兵权，而是李渊主动改容要求李世民出征，主动把兵权交给李世民的。也就是说，秦王的兵权，是李渊塞给他的，如果李渊不愿意，他完全可以不让李世民出征，秦王欲总兵权也就根本不能实现了。
因此，说李世民“养寇自重”是不成立的，李世民只是奉命掌握兵权，根据敌我力量对比选择了明智的退敌方式，而非“养寇自重”。

第三，通过武德七年来看武德九年的情况。
近来有人提出一种观点，武德年间李建成在的时候，突厥从未逼近长安，而武德九年玄武门之变李建成死后，突厥就打到了长安附近，由此可以看出李建成在抵御突厥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
这种观点是否正确？我们通过武德七年的情况就可以进行判断。注意，武德七年，突厥举国入侵，当时李建成活得好好的，但是，唐朝的反应是“朝廷及军中咸以为忧”，这时候挺身而出的不是李建成，而是李世民。
为什么很多人记住了武德九年突厥兵临渭水的紧迫局面，而对武德七年突厥入侵的紧迫程度感触不深呢？因为，在武德七年（公元624年），唐朝有人将突厥的主力挡在了距离长安三百里的豳州，而武德九年（公元626年），这个人刚刚通过玄武门之变即位当皇帝，无法在第一时间亲自带兵出征。这个人不是别人，就是李世民。
则李世民和李建成在备御突厥过程中，谁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我们也可以大致作出个判断。关于武德九年的情况，笔者会在武德九年篇详细论述。
综上所述，面对武德七年（公元624年）突厥的举国入侵，李世民以明智的方式逼退了突厥，暂时挽回了不利局面。但是，进入武德八年（公元625年）后，李渊对敌我实力对比产生了错误判断，结果造成了武德八年的局势发生复杂剧烈的变化，对此，笔者将在武德八年篇详细论述。
（全文完）

说明一点，这篇文章原本计划是今年2月就推出的，但是，由于年初的一堆报表，我的写作计划一推再推，最后就拖到了现在，让大家久等了。

吧主威武！

顶

lz能不能抽空把你写的这些文章链接专门列在一个贴搞个合集，方便拜读，在精品区一篇篇找有点麻烦
另外lz文章时间段ms主要集中在武周及之前，未知将来是否有盛唐以后历史论述的写作计划？

一口气读下了楼主全文，原来对武德七年这段史事，特别是关于突厥入侵时序路径的纠结基本解决。
关于李世民与突利“往与我盟，急难相救”一句，个人原来的理解为李世民在前几次出河东道抵御突厥时应有很大可能会与来自幽州地区的突利对阵，以李世民的作风，不排除私下致函或遣使沟通。突利作为始毕的儿子，与颉利间必然有或多或少的矛盾（颉利后来可以鞭打突利，此前也不排除同类行为）。因此正式盟约也许不存在，但谈应该肯定是谈过的，不然李世民在两军前公然提出子虚乌有的事情，一旦突利当场否认，那随之而来的危险岂不太大了。较合理的解释可以是李世民在出战前就想好了要用这个尚在暧昧中的接触来胁赫并稳住突利。“突利不对”，且事后也未闻向颉利澄清解释，应该是说明突利心中也是有鬼。这之后的正式结盟也就顺势成立了。以上纯属个人意见，并无史料佐证，敬请楼主指教。
尚未拜读楼主关于武德五年和六年的论述，不知其中是否已提过相应话题。

@落尘听风
突利与李世民的交往问题，我再找找相关史料，多谢。
另外，武德五年和武德六年篇，没有关于突利的论述。

果然多日不来有惊喜，吧主这文可是姗姗来迟啊！

综上所述，面对武德七年（公元624年）突厥的举国入侵，李世民以明智的方式逼退了突厥，暂时挽回了不利局面。但是，进入武德八年（公元625年）后，李渊对敌我实力对比产生了错误判断，结果造成了武德八年的局势发生复杂剧烈的变化，对此，笔者将在武德八年篇详细论述。
——是这次危机的化解让李渊错判了形势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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