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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唐代长安中亚人的聚居及汉化[第3页] |
作者:淋溶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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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重新读西域史料想到这篇年代较早的文章。当时由于吧内谈论到胡人汉化的议题,大衣依曾说想要转贴这篇文章的。但2006年我记得百度内有很多琐碎的事情让人操烦。后来大家都遗忘这件事了。适隔六年,刚好手边有这份文章,而且最近吧内也有人在谈论汉人定位与汉化的议题,遂将这篇文章转贴过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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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18楼:@汉羽林郎 其实阿拉伯人在并非唐代一朝才进入中国,一直到宋元时期,都还有为数不少的阿拉伯商人与其聚落进出中国或迁居中国。这样的情形一直持续到明初。而且晚唐以后海上丝路对沿海城市的贸易量越来越大,也占了很大的经济收益来源,因此官方并不会拒绝阿拉伯商人的进入。元代时期色目人无论从中亚、西域的陆路交通或是从海上丝路的来华都是络绎不绝,也因此这样的进驻量是十分可观的。唐代并非是特例。事实上,若以汉代允准匈奴进驻长城以内,则若将汉廷摆在唐代所处的中亚时代,则同样可能会有类似唐代的政策 |
回复18楼:@汉羽林郎 回回的形成并不是具体而全然形成于唐代,而是后来数百年累积的历史结果。此外,西域的伊斯兰化也并不应把责任都丢给唐朝。即便安史之乱后使唐朝再无力顾及中亚的争逐,而大规模的将军队撤出中亚。但距离西域被伊斯兰化也有数百年的时间,在唐代到元代以前,西域相继有过回鹘、吐蕃、于阗、辽、高昌回鹘、西辽以及最后的蒙古等势力,在这些较大势力数百年的征战过程中,代表著具有较深度中原汉化与西域佛教的势力曾一度占有主导地位,如于阗和高昌回鹘。于阗最后在宋代亡于伊斯兰化的黑汗王国。而高昌回鹘则持续其影响力一直到元代。高昌这一地区在9世纪以前就受到汉藏语系诸族的影响,4世纪中前凉张骏在吐鲁番置高昌郡,到了5世纪汉人阚伯周建立高昌王国,6至7世纪汉人麴嘉建立麴氏高昌,历九代一百四十余年,与唐朝保持密切的联系,麴氏王室壁上所绘“鲁哀公问政于孔子”画像是西域当时重要的文化象徵,当时不仅容纳西域各族,其治下也有许多来自内地的中原住民。日后西域回鹘人大举迁移,虽使得高昌地区的民族组成逐渐改变,但仍保持与汉文化与佛教文明极为密切的联系,例如五代后唐时期(923—936)北庭回鹘人佛僧详古舍利在翻译《菩萨大唐三藏法师传》时对于回鹘文与汉文都非常精通。另外根据近代的考古资料显示在吐鲁番地区曾发现13到14世纪中叶的回鹘文契约,当中通常以回鹘文为主,但同时兼有汉文说明。此外,高昌回鹘王国不论文书与宗教壁画都常出现回鹘文与汉文并用的情形。当时居处在高昌的早期维民其实在宗教与文化上仍延续唐代以来兼受中原汉文明与西域佛教文明的深刻影响。但是高昌王国最后仍然在元代时期崩溃了。此一势力的衰微也正式宣告汉唐以来的文明在此地渐次隐没。 |
中世纪是许多民族纷起的摇篮年代,无论是突厥民族、阿拉伯民族或是中世纪后期的蒙古、西欧各民族。唐代身处期间,你可以认为很多问题是在唐代时期出现的。但一如现今有些人把很多问题都认为是宋代所引致,认为如果没有宋的懦弱与偏文就没有后来的金、元跋扈,甚至使得异族得以侵占整个中原。但我并不认为任一朝代能够去完全负担整个大世界的宏观责任。唐是如此,宋是如此,明也是如此。我们只能说一些问题确实在唐代出现端倪,但要说整个责任则太过复杂。 在古代一个强大的国家和民族自然有收纳其他民族于其境内,以及移民自身民族至新拓征区域的实力。汉朝时期是如此,唐朝时期是如此。甚至明朝时期也是如此,明代移民的影响以南洋地区最为显著,至今在马来西亚与印尼仍有高度的影响力。而明代没有外来移民吗?至少成祖时期仍有色目人的移居以及在朝任职,郑和下西洋时也有不少色目人与回回人担任其下属。 汉代允准匈奴与羌人等部族内徙从未发生问题吗?三国时期羌人动辄被动员参与魏蜀战事,西晋末五胡乱华,都可映证还是有一些负面的影响。但是没有正面的影响吗?魏晋南北朝时期胡人的进入却也加速了胡人的汉化。以及透过民族融合与交流扩张汉文化本身的内涵。例如西域的狮子崇拜文化,到了中原汉地逐渐融会产生了石狮文化。西域与塞北的诸多文物在进入到汉地的视野后有了新的表现与传承。例如胡琴以及以曲项琵琶为代表的中亚短颈鲁特琴族弹拨乐器,很多乐器在传入汉地后获得了汉文化的重新包装与传承,在之后它们在原诞生地逐渐衰微甚至消失,但是反而在汉地成为了遗产,并成为中华文化的传统。汉传琵琶日后又透过高度的文明影响传到东亚其他地区,而渐次发展成为日本琵琶、朝鲜琵琶、越南琵琶和琉球琵琶等。 诚然,在古代历史中族群的移入与移出或多或少都会产生一些问题。例如近东地区从古代至今经常发生的移民与屯垦区域的土地纠纷,甚至上纲至国家之间的战争等。但是从历史当中本就是要将正面的价值加以学习,而将负面的教训加以避免。《大明会典》卷141刑部十六《律令.婚姻》中曾记载 :“蒙古色目人婚姻:凡蒙古色目人,听与中国人为婚姻,务要两相情愿,不许本类自相嫁娶,违者杖八十,男女入官为奴。其中国人不愿与回回钦察为婚姻者,听从本类自相嫁娶,不在禁限。” 这是明太祖曾经试图要以同化政策来解决异族杂处的问题,明代的同化政策并未收到成功,各族群仍然杂然分立。但有明一代对宗教宽容,官方或士大夫阶层有时虽对回回、基督教等宗教仍出现一些批判性的文章,但大体上各宗教在明代都有其发展,而并未出现如唐武宗会昌年间较大型的宗教纷争。 明代在最强盛的成祖时期,由于欲与汉唐相较对于西域的经略,也曾派遣陈诚前往西域各国通使,并使得哈烈、撒马儿罕、别什八里、失刺思、俺的干、俺都淮、吐鲁番、火州、柳城和哈实哈儿等中亚、西域诸国均遣使回访明廷朝贡并派遣商团前来中国通商互市。当时这些愿向明廷朝贡的区域有很多也都已经伊斯兰化了,或者统治者仍为蒙古后裔或大食后裔,因此明廷在招待使节的人员上也配置了回回与蒙古裔的官吏。永乐十一年(1413年)曾与明朝关系尖锐的帖木儿汗国恢复遣使朝贡,成祖也派遣中官李达、吏部验封司员外郎陈子鲁等9人使团出使帖木儿汗国,行报施之礼。明成祖之所以能够拢络各外邦,并大幅拓张明朝对中亚的影响力,所用的不外乎也是汉唐时期中国所惯用的恩威并施之理。对于境内与外邦血缘相仿的异族,给予兼容,并给予为官任用,但不是过分纵容或过分优待。有清与有元两代由于对内各族群的监控与差别对待甚钜,只要有差别对待,就很容易造成优势族群对劣势族群之间的轻视以及彼此的对立,元清防汉而致使汉人仇恨,由于汉人的地位低下,也因而在清代后期接连出现汉人受到回变等屠戮。元代时期沿海负责控管航海交易的色目人官吏由于特权而自满并且越形骄傲,彼此相互妒忌,日后再加上彼此宗教派别的反目,终于衍伸岀诸如亦思巴奚兵乱这类的循环乱事。 现代中国有部份的社会议题包括面对少民的优惠政策、计划生育政策以及其他针对移民或城市规划上的问题很容易让网友们将现代的一些层面投射到古代,并且因为现行的部份问题而将当代所认为不合理或有争议的框架也架设到古代的视野去。但是历史本是相对的。其发生的背景也是相对的。古代可没有计划生育这样的国策,古代并没有今日全球化的情形,也因此古代的民族观乃至于世界观也与现代的世界有很大的差异。古代所面对的问题也有很多和现代世界有所不同。各有其相对所需面对的层面,并不可同一而论。我们只能从历史中去学习并且结合古代的经验与现代的创新去寻求对各类问题的解决。 |
估计被黄巢砍了不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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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请问我能转载到中华世界吧吗? |
很好的研究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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