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 280万平方千米明明不包括陇右都护府，为什么那么多资料和网友[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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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280万平方千米明明不包括陇右都护府，为什么那么多资料和网友[第3页]

作者:刘异异异异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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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峰回路转F
契丹人口研究，现在最少的也是武元环的750w，还不是主流，不如这篇详尽（而且无法解释僧侣5%）

@Z峰回路转F
还有你那否定的定功继伐碑，居然是以宋史长编不记载……
真会给爷讲笑话，宋史还能理解，长编？
估计你对这段的了解也就仅限于此：
【《定功继伐碑》这种把战绩吹上天的东西还拿出来说战绩？如果《定功继伐碑》这种明显过度吹嘘的东西也能信的话，那么可以用史料记载里说汉唐的“凡日月所照、江河所至，皆为汉土”“ 古人所不能致，今既吞之；前王所不能屈，今咸灭 ” 来说汉唐灭了古罗马、拜占庭了。然而没有人会拿史料里的那两句话去说汉唐灭了古罗马、拜占庭。
　　而《定功继伐碑》这种明显过度吹嘘的的东西，其所说的战绩是不可信的。
　　《定功继伐碑》吹宋军在宣和元年对青塘吐蕃、西夏的胜利。然而，看《续资治通鉴》的记载，在宣和元年，宋朝的对外战争是一场损失十万军队“丧师十万” 的失败，但是童贯隐瞒这失败，反而谎称胜利，然后宋徽宗命人做《定功继伐碑》吹嘘这虚假的胜利。
　　《续资治通鉴》卷第九十三宋纪九十三记载宣和元年宋军的对外战绩是：“
　　童贯令熙河经略使刘法取朔方，法不欲行，强遣之。出至统安城，遇夏主弟察克率步骑三陈以当法前军，而别遣精骑登山出其后。大战移七时，兵饥马渴，死者甚众。法乘夜遁，比明，走七十里，至盍硃峞，守兵追之，法坠崖折足，乃斩首而去。是役也，丧师十万，贯隐其败而以捷闻。庚寅，童贯以鄜延、环庆兵大破夏人，平其三城。丙辰，败夏人于震武。”】
平其三城就装作看不见了？

@Z峰回路转F
下面给你发几段分析，你也可以当野史吧，反正你这种货色别满地打滚就行了。
谭晓斌
（十五）夏使弃诏
宣和元年，夏军大举攻宋，很快，宋军对西夏也发起了大规模的反攻，虽然刘法兵败身亡，但是宋军的其他部队收获不小。西夏见连年征战，得不偿失，于是求和。宋徽宗、童贯等人也想结束与西夏的战事，好腾出手来伐辽，便同意罢兵。当然，对宋朝而言，这是一个致命的战略错误。
《东都事略》中的夏国传有云：
初，夏国恃横山诸族帐强劲善战，故用以抗中国。种谔谋取横山，故兴灵州之师，及王师失利，李宪始献进筑之议。神宗厌兵，不克行。童贯旧常从李宪，得其仿佛，故献议进筑，遂领六路边事，将诸路兵六七年，进筑军垒，建立堡砦，遂得横山之地。夏人失所恃，遂纳款。夏国自是少衰矣。（见《东都事略》卷一百七）
夏人纳款发生在宣和元年六月，《东都事略》误前一年。
《皇朝十朝纲要》卷十八将夏人纳款系于“己卯”日，《宋史》卷二十二系于“己亥”日，但《宋史》卷二十二在“壬午”日有“诏西边武臣为经略使者改用文臣”的记事。
宣和元年六月丙子朔，己卯是初四日，壬午是初七日，己亥是二十四日，这样看的话，夏人纳款的日子应以“己卯”为是。
《东都事略》中的童贯传有云：
逼大将刘法使北取朔方，法不可，贯曰：“君在京师时，亲受命于上前，自言必成功，今乃以难告，何也？”法不得已，引军出塞，夏人伏兵击杀之，贯隐其败，而以捷闻，使百官入贺，议者切齿而莫敢言，关右为之扰然，夏人亦大困，乃因辽人纳欵请和，且以誓表进，许之，前所未有也。已而夏使来贺生辰，授以誓诏，辞不取。贯莫能屈，但严廹舘伴，使强之而去。还及境，遂弃之以归。延安帅贾炎得而表上之，贯始大沮。（见《东都事略》卷一百二十一）
《宋史》中的夏国传有云：
初，夏人陷法军，围震武，欲拔之。察哥曰：“勿破此城，留作南朝病块。”乃自引去。而宣抚司受解围之赏者数百人，实自去之也。诸路所筑城砦皆不毛，夏所不争之地，而关辅为之萧条，果如察哥之言。十月，夏遣使来贺天宁节，投以誓诏，不取。贯不能屈，但迫馆伴强之，使持还，及边，遂弃之而去。贾炎得而上之，贯始大沮。（见《宋史》卷四百八十六）
成书于宋理宗时的《九朝编年备要》在宣和元年六月有如下记事：
初，夏国恃横山诸族帐强劲善战，故用以抗中国。庆历间，姚嗣宗发收横山之议，范仲淹用之，既而元昊纳欵。元丰中，种谔亦以为言，故兴灵州之师，及王师失利，李宪始献进筑之议。神宗厌兵，不克行。童贯本出李宪之门，欲成宪志。政和以来，合诸路兵出塞进筑，遂得横山之地。夏国失所恃，乃因辽人纳欵请和，以誓表进，许之，前所未有也。已而夏使来贺生辰，授以誓诏辞，不受，贯强使持去，及境，遂弃之。延安帅取以上，贯始大沮。（见《九朝编年备要》卷二十八）
西夏通过辽人请和之事，在《辽史》中找不到。在《宋史》的刘韐传中，有不同的记载：
刘法死，夏人攻震武。韐摄帅鄜延，出奇兵捣之，解其围。夏人来言，愿纳款谢罪，皆以为诈。韐曰：“兵兴累年，中国尚不支，况小邦乎？彼虽新胜，其众亦疲，惧吾再举，故款附以图自安，此情实也。”密疏以闻，诏许之。夏使愆期不至，诸将言夏果诈，请会兵乘之。韐曰：“越境约会，容有他故。”会再请者至，韐戒曰：“朝廷方事讨伐，吾为汝请，毋若异时邀岁币，轶疆场，以取威怒。”夏人听命，西边自是遂安。（见《宋史》卷四百四十六）
现在的问题是，西夏求和，宋徽宗同意了，夏使又不肯接受誓诏，等于是西夏玩弄和平、戏耍宋徽宗，但宋夏双方恢复了和平，这真是不可思议。
此外，还有一点要说，在宣和元年，“延安帅”亦即鄜延路的帅座不是贾炎，因此即使发生了夏使弃诏之事，他也不可能“得而上之”。
《宋史》中的贾炎传有云：
炎字长卿，以昌朝荫，更历筦库，积迁至工部侍郎。政和中，以显谟阁待制知应天府，徙郓州、永兴。初，陕西行铁钱久，币益轻。蔡京设法尽敛之，更铸夹锡钱，币稍重。京去相，转运使李譓、陈敦复见所敛已多，遽请罢铸。铁钱既复行，其轻加初，自关以西皆罢市，民不聊生。炎独一切弛禁，听从其便。其后，宣徽使童贯又以两者重轻相形，遂尽废夹锡不得用，民益以为苦。炎徙知延安，因表言：“钱法屡变，人心愈惑。今人以为利者，臣见其害；以为是者，臣见其非。中产之家，不过畜夹锡钱一二万，既弃不用，则惟有守钱而死耳。边氓生理萧条，官又一再变法，鄜延去敌迫近，民殊不安。民不安则边不可守，愿得内郡以养母。”乃命为颍州，未行，复留。又与贯制疆事不合，贯沮之，改河阳，又改邓州。加直学士、知永兴。入对，留为工部侍郎。贯签书枢密院河西、北两房，侍从邀炎俱往贺，炎曰：“故事无签书两房者，彼非执政，何贺为？”会以疾卒，年五十八。赠银青光禄大夫。（见《宋史》卷二百八十五）
据《皇宋十朝纲要》卷十七，“贯签书枢密院河西、北两房”发生在政和六年十一月，那么贾炎“会以疾卒”应该在政和六年末或政和七年初。
《九朝编年备要》的作者可能发现了在其看到的或听到的资料、传闻中的这一矛盾，因此他未写“延安帅”的姓名。但是，这并不能解决问题。
我们知道，贾炎是做过“延安帅”的。
据《吴礼部诗话》卷二，宋朝诗人杨景在“政和二年三月廿四日，鄜延帅府大阅，即席呈献帅座贾公《凯歌》十首”，此处的“帅座贾公”即贾炎。
前引《宋史》卷八十七提到“威德军，保安军之北，两界上有洑流名藏底河，夏人近是筑城，为要害必争之地。政和三年，贾炎乞进筑，不果。七年，知庆州姚古克之，即威德军”，政和三年，“贾炎乞进筑”时的身份，无疑是“鄜延帅”亦即“延安帅”。
据《金石萃编》等书记载，贾炎在朝邑饶益寺留下了两处题名，第一处有“政和三年岁在癸巳夏五月蒙恩罢延帥领真祠奉母归居颍昌”之语，第二处有“政和五年夏自鄜延帥蒙恩从请移守南阳六月二十七日侍亲过饶益寺”之语。
查《皇宋十朝纲要》，在宣和元年十月并无西夏遣使来朝的信息，但是在政和四年十月记载了“夏人因辽使来贺天宁节，附上誓表”，结合有关贾炎担任“延安帅”的信息来看，此时的“延安帅”正是他，如果夏使“及边”弃诏，他就会“得而上之”。
《定功继伐碑》称“四年，始上誓表，设词谰谩，报以优诏，使人置于保安传舍而去”，保安军在鄜延路，既然夏使将“优诏”亦即“誓诏”丢在了保安军的传舍中，那么誓诏被发现后，当然会上交给“延安帅”贾炎了，贾炎得到后，当然会上交给朝廷了。
毫无疑问，夏使弃诏发生在政和四年，而非宣和元年。
宋徽宗即位后，放弃了鄯州和湟州，后来又出兵收复，西夏见此情景，便大举侵宋，挑起战争。但是，西夏在战争中偷鸡不成蚀把米，只能通过辽人逼宋徽宗讲和。在辽人的压力下，宋徽宗被迫同意。虽然宋夏在崇宁五年讲和休战，但是双方的疆界久久不能画定。宋徽宗在辽人的逼迫之下，答应放弃部分土地，但是西夏贪得无厌，要求他放弃更多的土地，对于这种无理的要求，他当然不能同意。
从崇宁五年到政和四年，双方的和平进入了第九个年头，西夏经过休养生息，实力得到了恢复，见宋徽宗不能满足其要求，便有了发动战争的念头，发生夏使弃诏的事情也就不奇怪了。
由于徽宗朝的宋夏和战不只一次，因此随着时间的流逝，夏使弃诏之年在人们的传说中发生了变化。许多人出于对童贯的厌恶和痛恨，更愿意相信这件事发生在宣和元年。
（十六）《折彦野等赠五资勅》
折彦野是折可适之子、折彦野之兄。
折可适在《东都事略》和《宋史》中皆有传，在提到其子孙的情况时，《东都事略》中只有“子彦质”（见《东都事略》卷一百四）三个字，《宋史》中虽然有“彦质，绍兴中签书枢密院，别有传”之语，但是找不到折彦质传。
《东都事略》和《宋史》均未提及折彦野。
在李之仪的《姑苏居士集》中，有折可适的墓志铭，其中提到了折彦野：
两男子，彦野，西梁院使，秦凤路第一副将。次彦质，朝请郎，乃直阁君也。（见《姑溪居士后集》卷二十）
“西梁院使”应作“西染院使”，“梁”与“染”形近，在传抄的过程中产生了讹误。
由此可知，折可适有两个儿子，折彦野是其长子。
铭文中提到折可适下葬的时间是“政和元年二月七日”，那么“西染院使，秦凤路第一副将”是折彦野当时的身份。
在许翰的《襄陵文集》中，有《折彦野等赠五资勅》：
师出熙河，帅不反命，将吏随难，伏节原野，朕甚震悼，不忘于心，深诏有司，追荣将吏，厚抚其孤，以称朕意，庶几尔等英气不忘，顾怀无憾。可。（见《襄陵文集》卷三）
由此可知，折彦野在宣和元年春跟随刘法出征，战死沙场。

@Z峰回路转F
（十七）《吊国殇文》
李纲的《吊国殇文》是为刘法部的死难者写的：
宣和元年春，用师西鄙，熙河帅刘法与其军俱歼，用事者以违节制罪之，赠典不及，予窃哀焉，作斯文以吊之。（见《梁溪集》卷一百六十四）
李纲告诉我们，“用事者”将此战的失败归结于刘法的“违节制”。
在《吊国殇文》的最后，李纲写道：
后世行军，颠倒纷纶，以将帅为不足信，则尽护之以中人，口含天宪，手握国钧，功罪莫实，赏罚不伦，掣肘絷足，智谋曷伸，彼九节度之师所以皆败者，以有军容之朝恩，而徳裕之相武宗所以能讨叛锄逆者，以尽罢诸镇之监军。（见《梁溪集》卷一百六十四）
虽然以唐喻宋，指出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朝廷任用了宦官童贯，但是在他的笔下，刘法的形象也好不到哪里去：
惟熙帅之寡谋兮，知不可而弗明。
统十万之骁腾兮，谓可以深蹂而横行。
路邅回以岖兮，山斗绝而峥嵘。
决积水于千仞兮，灌长波于联营。
师不战而自屈兮，虽有智者何所施。
其能堕黠敌之计中兮，失天时与地利。
（见《梁溪集》卷一百六十四）
据《皇宋十朝纲要》等书记载，此战是刘法在童贯的逼迫下，不得已而为之，李纲却说刘法是一个不懂军事的狂妄之徒，自认为“可以深蹂而横行”，结果“师不战而自屈”，这真是不可思议。
李纲认为，刘法的“违节制”，不仅连累部队作战失败，而且让死难者得不到朝廷的“赠典”：
兵有节制，固不可违，若李广之失道与张骞之后期，或逗留而怯敌，或败北而丧师，失军事之机会，固可以违节制而罪之，岂有肝脑涂地、身首分披、执干戈以卫社稷、援枹鼔而死边陲，忘其大烈，捃此细微，纵一帅之有罪，顾三军之曷知，赠吊不及，赙赗不时，没者已矣，生者长悲，其何以励封疆之臣而慰边人之思。（见《梁溪集》卷一百六十四）
邵伯温在《邵氏闻见录》中写道：
内臣童贯为宣抚使，每岁用兵不休。熙河帅刘法，官至检校少保，与全军俱陷，童贯更以捷闻，上皇受贺。（见《邵氏闻见录》）
这跟李纲告诉我们的不一样。
《东都事略》也认为童贯“以捷闻”，并称童贯“使百官入贺，议者切齿而莫敢言”：
逼大将刘法使北取朔方，法不可，贯曰：“君在京师时，亲受命于上前，自言必成功，今乃以难告，何也？”法不得已，引军出塞，夏人伏兵击杀之，贯隐其败，而以捷闻，使百官入贺，议者切齿而莫敢言。（《东都事略》卷一百二十一）
（十八）伪永强军
我们知道，西夏在臧底河至少筑了两座军城，一在政和七年被姚古攻克，一在政和八年被种师道攻克。
文献中提到的“臧底河城”都是指“伪洪夏军”，也就是在政和八年为种师道所克之城，此城应该被宋军毁掉了，“洪夏军”是它的西夏名字，而姚古所克之城，被宋军占领了，朝廷在此成立了“威德军”。
《宋史》中的地理志有云：
威德军。保安军之北，两界上有洑流名藏底河，夏人近是筑城，为要害必争之地。政和三年，贾炎乞进筑，不果。七年，知庆州姚古克之，即威德军。（见《宋史》卷八十七）
有人认为，此处是西夏的龙州。
这种看法是否正确呢？
《宋史》中的地理志有云：
石堡砦，崇宁三年进筑，赐名威德军，五年复为砦。国初尝置城，至道后废之，地在延州北。（见《宋史》卷八十七）
在曾公亮的《武经总要前集》中有云：
石堡镇，本延州西边镇寨也。至道中陷于虏，今伪号为龙州。（见《武经总要前集》卷十九）
《宋史》中的陶节夫传有云：
崇宁初，为讲议司检讨官，进虞部员外郎，迁陕西转运副使，徙知延安府。以招降羌有功，加集贤殿修撰。筑石堡等四城。石堡以天涧为隍，可趋者唯一路，夏人窖粟其间，以千数。既为宋有，其酋惊曰：“汉家取我金窟埚！”亟发铁骑来争。节夫分部将士遮御之，斩获统军以下数十百人。夏人度不可得，敛兵退。连擢显谟阁待制、龙图阁直学士。（见《宋史》卷三百四十八）
由此可知，至道年间，朝廷将石堡砦废弃，西夏得到此地后，成立了“龙州”，到了崇宁三年，“知延安府”亦即鄜延路的帅座陶节夫将其夺回，朝廷成立了“威德军”，但是到了崇宁五年，威德军被撤销，复为石堡砦。毫无疑问，这与政和七年成立的“威德军”是两码事，二者并非一地。
在许翰的《襄陵文集》中，有《穆沃攻讨转官制》一文：
勅：夏人敢桀筑伪永强军以闚边，环庆出师击破之，将吏有功，可咸甄序。可。（见《襄陵文集》卷一）
文中提到的环庆出师击破“伪永强军”，很有可能指前引《宋史》中提到的“七年，知庆州姚古克之，即威德军”之事。
我们知道，崇宁五年，宋夏讲和休战，但是西夏贪得无厌，要求宋徽宗放弃更多的土地，导致双方的疆界久久不能画定。
到了政和三年，随着西夏实力的回升，爆发战争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贾炎身为鄜延路的帅座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他向朝廷提出，到保安军之北靠近臧底河的地方筑城，但是朝廷没有同意。朝廷不同意贾炎的请求，无非是不愿与西夏开战，怕此举会引发战争。但是，西夏决心发动战争并为此做各种准备，所以夏军在这一要地筑城。城筑好后，西夏将其命名为“永强军”。战争爆发后，宋军对西夏发动反击，“知庆州”亦即环庆路的帅座姚古在政和七年攻克“伪永强军”，朝廷在此成立了“威德军”，穆沃参加了此战，并在战斗中立功，受到了朝廷的奖赏。
《九朝编年备要》的看法，与《东都事略》一样：
熙河经略童贯迫法令进师攻城，不得已，引军出塞，夏人伏兵击之，士卒陷没者数十万，贯更以捷闻，百官入贺，议者切齿而不敢言。（见《九朝编年备要》卷二十八）
《宋史》中的相关记载，从《东都事略》。但是，在《皇宋十朝纲要》中，只说刘法在童贯的逼迫下出征，兵败身亡，并无“贯隐其败，而以捷闻，使百官入贺，议者切齿而莫敢言”之类的话。
其实，对童贯而言，宋军打了胜仗，大功肯定要归他，但是打了败仗，罪过是手下的。崇宁四年，高永年兵败身亡，宋徽宗得知后，大怒，亲自书写五路将帅刘仲武等十八人的姓名，命侯蒙到秦州将他们逮捕治罪。高永年之败，童贯不受影响。因此，他无须隐瞒刘法之败，况且小的败仗可以隐瞒，大的败仗是无法隐瞒的，诿过于人就能解决问题，何必去隐瞒一场无法隐瞒的大败呢。至于说“贯隐其败，而以捷闻，使百官入贺”，更加荒唐。
《宋史》中的翟进传有云：
进字先之。以捕盗劳补下班殿侍，累功充京西第一将。坐熙河帅刘法泾原战失利，降官停任，寻叙复。（见《宋史》卷四百五十二）
这也可以证明童贯没有隐瞒刘法之败。
据洪迈的《夷坚志》，朝廷在战后厚恤刘法家：
宣和初，陕西大将刘法与西夏战死，朝廷厚恤其家，赐宅于京师。其子正彦既终丧，自河中徙家居之。宅屋百间，西偏一位素多鬼，每角门开，必见紫衣金章人，如唐巾帻，裴回其中，小童拱立于后，亦时时来宅堂，出没为人害。正彦表兄某，平生尚胆气，无所畏，独欲穷其怪，乃书刺往谒，置于门外。少选，门自开，紫衣端笏延客入，设茶相对，仪矩殊可观。询其何代人，何自居此，曰：“居此三百年，在唐朝实为汴宋节度使。以臣节不终，阖宗三百口，并命此处，至今追思，虽悔无及也。”客曰：“岁月如许，胡为尚沦鬼录？”曰：“负罪既重，受生实难，非得叛臣如吾者相代，未易可脱。”客曰：“为公徼福于释氏，作水陆法拯拔，以资冥路，若何？”曰：“无益也，然且试为之。”客退，语正彦。他日，呼阇梨僧建道场于厅事。甫入夜，紫衣者据胡床而观，小童在傍几，执事之人无不见。僧独惧，振杵诵降鬼神咒，才出口，紫衣已觉，厉声呼小童曰：“索命去。”童趋而前，僧即仆地，如为物搏击。乃告曰：“我实杀汝，焚其骨，以囊贮灰，挂寺浮图三级下塼隙中，无一人知之。今不敢隐，愿舍我。”逾时乃醒，紫衣与童皆不见。问之，元不知所言。此童盖为僧所箠杀，死后乃从紫衣者，僧见之故惧。至建炎中，正彦卒以逆诛。（见《夷坚乙志》卷九）
《夷坚志》是志怪集，但是包含了许多宋朝的真实信息。
这是一个与刘法之子刘正彦有关的鬼故事，“宣和初，陕西大将刘法与西夏战死，朝廷厚恤其家，赐宅于京师。其子正彦既终丧，自河中徙家居之。宅屋百间”是这个故事的背景，鬼故事当然是假的，但是故事的背景是真实的。
毕竟刘法是在战场上牺牲的，所以一码归一码，“朝廷厚恤其家”与童贯把战败的责任推给他，这两者之间并不矛盾。
李纲作《吊国殇文》是为了凭吊刘法的那些死去的部下，“赠典不及，予窃哀焉”，但是在许翰的《襄陵文集》中，我们可以发现朝廷没有忘记他们。
《孙琦赠五资制》：
师出熙河，帅不反命，将吏随难，伏节原野，朕甚震悼，不忘于心，某官深犯兵冲以堕虏，计忠义不辱英明，岂亡跻尔横班，被以光训，尚克有享，用慰九原。可。（见《襄陵文集》卷二）
《折彦野等赠五资勅》：
师出熙河，帅不反命，将吏随难，伏节原野，朕甚震悼，不忘于心，深诏有司，追荣将吏，厚抚其孤，以称朕意，庶几尔等英气不忘，顾怀无憾。可。（见《襄陵文集》卷三）
以此揆之，其他的死难者及其家属应该也获得了相应的奖赏和抚恤。

一般认为，李纲的《吊国殇文》作于建炎元年秋罢相至建炎四年。但是，刘法之败发生在宣和元年春，过了这么多年，李纲才“窃哀焉，作斯文以吊之”，实在是说不过去。因此，作于当年的可能性更大。
写《吊国殇文》时，朝廷对刘法之败如何善后的最终结果应该还没出来，所以李纲只是根据他当时获得的信息认为死难者得不到公平的对待。对童贯逼刘法出战之事，他当时也不知道，因为相信了不实之言，所以刘法在此文中的形象很差。
宣和元年，开封遭到了洪水的袭击，时为起居郎的李纲认为这是灾异，提出了许多批评和建议，希望宋徽宗下罪己诏，朝廷不认为洪灾是天谴，将他贬为承务郎、监南剑州沙县税务。因此，李纲在写《吊国殇文》时，对朝廷不满的情绪是很大的。
童贯逼刘法出战无疑是事实，刘法部失利后，他没有隐瞒败仗也是事实，但是他将战败的责任推给了刘法等人，这就是在《吊国殇文》中反映出来的“用事者以违节制罪之”。
由于“用事者以违节制罪之”，因此朝廷对死难者“赠吊不及，赙赗不时”。此外，活着的人也要受到处罚，这一点我们从翟进“坐熙河帅刘法泾原战失利，降官停任”的遭遇可以看出。当然，受到处罚的肯定不只他一人。但是，朝廷后来改变了对他们的态度，所以我们看到了《孙琦赠五资制》和《折彦野等赠五资勅》，看到了刘法家被赐宅于京师，宅屋百间，看到了翟进在被“降官停任”后“寻叙复”，从“寻”字可以看出，朝廷并非过了很长时间才改变态度。
杨震是杨存中之父。
《宋史》中的杨震传有云：
杨震，字子发，代州崞人。以弓马绝伦为安边巡检。河东军征臧底河，敌据山为城，下瞰官军，诸将合兵城下，震率壮士拔剑先登，斩数百级，众乘胜平之，上功第一。
（见《宋史》卷四百四十六）
政和八年亦即重和元年六月，朝廷命泾原路的帅座种师道统领陕西、河东七路之师进攻西夏的臧底河城亦即“伪洪夏军”，杨震参加的便是此战。
陕西六路指熙河路、秦凤路、泾原路、环庆路、鄜延路和永兴军路，加上河东路，共七路。
在《苕溪集》中，有刘一止为杨震写的碑文，其中的信息更丰富：
政和中，朝廷议复减底河，命河东师任熙明会合诸军，自晋宁绥德两界分诸将校，骁勇者咸在，公居迁中，贼据山为城，下瞰我师，动息辄为所得，诸将三却，寻募能土工者六城，师再进，角楼自堕，公率数辈，拔剑先登，斩击千百人，大军乘胜平其城，上功第一，迁成忠郎。（见《苕溪集》卷四十八）
杨震的碑文由于多次传抄，讹脱衍倒等现象非常严重，例如，“减底河”应作“臧底河”、“六城”应作“穴城”，这都是在传抄的过程中产生的讹误。
由碑文中可知，夏军的这座城筑在臧底河附近的山上。结合《种师道行状》等文献中的信息来看，夏军居高临下，打退了宋军的三次进攻，于是宋军采取“穴城术”，一边挖掘地道，一边进攻。宋军多次失利后，不少人产生了倦怠，一名军官坐在胡床上休息，种师道发现后，立即将他处死，并将尸体放在军门示众，然后对手下的将军们命令道：“今日城下不，视此。”将军们赶紧督促各自的部队进攻。突然，一座角楼掉了下来，杨震抓住机会，立刻率壮士攻上城，斩数百级，大军乘胜拿下了此城。宋军计划用十天解决战斗，实际花了八天。由于杨震在战斗中表现突出，因此种师道上奏杨震战功第一。
（二十）《陈谅墓志铭》
2002年，在甘肃省庆阳市环县环城镇十八里村发现了民族英雄陈谅之墓，出土了《故武功大夫密州刺史颍川陈公墓铭》。
陈谅投笔从戎，抗击外族侵略，最后壮烈牺牲。在他的墓志铭中有如下内容：
公讳谅，字信之，世为方渠右姓。曾祖保昌，祖怤，皆隐而不仕。父彦，赠敦武郎。公孝悌之笃，出于天性，方总角使就学。才岁余，因读《班超传》至投笔事，窃喜云：“大丈夫固如是矣!”一日跪于亲曰：“儿得生边徼，当效古英豪，以汗马取功名，安能碌碌老于书册乎？”父亦壮之曰：“此子必高吾门。”于是日以韬略骑射为事，虽老兵宿将未有不服其精绝者。年十七以效用解发。授进义校尉。从太守种公师中入西界，为选锋获级，改承节郎。又从太守王公涣破贼于计鸡台、王尚原，改忠翊郎。方寇乱江南，从太守王公剿荡，回改武经郎。河北兵起，从统制张公渊摄将于朔宁府，改武节大夫，还知洪德寨。及关中有事，公屡以奇功转今武功大夫、密州刺史，授弟二将，驻兵洪德，捍西夏者数年，而民赖以安。公自入仕暨为将，所至以能称，如种使节师道、陈侍郎彦文、宇文待制虚中、王徽学似，皆当时名臣，并尝荐用公。其尤所知者，姚少师古帅庆阳、种太尉师中守环州始终十余年，皆待公如家人。
铭文中提到的“计鸡台”，即《定功继伐碑》中的“齐吉克台”。在《定功继伐碑》中，原文应该是作“计鸡台”的，但是到了清代被改译了。
在《宋史》中，有“王尚原”的信息：
宁羌砦，地本萌门三岔，元符元年进筑，赐名。东至缓远砦六十里，西至安塞砦五十里，南至西谷砦三十里，北至王尚原界堠五十里。（见《宋史》卷八十七）
据《定功继伐碑》，宋徽宗在宣和元年，诏“鄜延西合环庆兵，平齐吉克台”，因此陈谅“又从太守王公涣破贼于计鸡台、王尚原”发生在宣和元年。
《宋史》对种师中在靖康元年之前的记载十分简单：

@Z峰回路转F
师中，字端孺。历知环、滨、邠州、庆阳府、秦州，侍卫步军马军副都指挥使、房州观察使，奉宁军承宣使。（见《宋史》卷三百三十五）
《三朝北盟会编》引用了《中兴姓氏录》，相关记载比《宋史》丰富：
种师中，字端儒，师道之弟也。以世荫尝历秦州司户参军，授内殿承制，环庆路第一副将，擢知甯州、邠州、德顺军、环州。守环十二年。所至皆有治声。除大名府路兵马钤辖、知滨州。后除河东路提举保甲。继为环庆路马步军副都总管。从破夏人成德军，加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房州观察使。方童贯用薛嗣昌等欲攻燕，师中谓贯曰：“公此行得非以燕事乎？”贯曰：“无之。”师中贺曰：“幸甚，朝廷政事大弊，军律不严，浙民苦官军之扰，过于方腊，方虞萧墙之反，用嗣昌之辈而欲侥幸契丹耶？”贯又曰：“无之。”后移师中为燕山路总管，寻以不称职，降扩州防御使，提举亳州明道宫。后起为环庆路经略使。宣和末，加崇信军承宣使、秦凤路经略。（见《三朝北盟会编》卷四十七）
“守环十二年”与《陈谅墓志铭》中的“种太尉师中守环州始终十余年”可相互印证。
种师中长期在环庆路，与夏军交战肯定不止一次，但是只提到“从破夏人成德军”，应该是他在这一著名战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缘故。
我们知道，“破夏人成德军”发生在政和七年，夏军在这一年的春季大举入侵，在环庆路境内的佛口谷筑城，取名“成德军”，但是夏人的成德军不在西夏境内，因此《陈谅墓志铭》中提到的陈谅“从太守种公师中入西界，为选锋获级，改承节郎”不是指此战。
《宋史》中的地理志有云：
威德军。保安军之北，两界上有洑流名藏底河，夏人近是筑城，为要害必争之地。政和三年，贾炎乞进筑，不果。七年，知庆州姚古克之，即威德军。（见《宋史》卷八十七）
（二十）《陈谅墓志铭》
2002年，在甘肃省庆阳市环县环城镇十八里村发现了民族英雄陈谅之墓，出土了《故武功大夫密州刺史颍川陈公墓铭》。
陈谅投笔从戎，抗击外族侵略，最后壮烈牺牲。在他的墓志铭中有如下内容：
公讳谅，字信之，世为方渠右姓。曾祖保昌，祖怤，皆隐而不仕。父彦，赠敦武郎。公孝悌之笃，出于天性，方总角使就学。才岁余，因读《班超传》至投笔事，窃喜云：“大丈夫固如是矣!”一日跪于亲曰：“儿得生边徼，当效古英豪，以汗马取功名，安能碌碌老于书册乎？”父亦壮之曰：“此子必高吾门。”于是日以韬略骑射为事，虽老兵宿将未有不服其精绝者。年十七以效用解发。授进义校尉。从太守种公师中入西界，为选锋获级，改承节郎。又从太守王公涣破贼于计鸡台、王尚原，改忠翊郎。方寇乱江南，从太守王公剿荡，回改武经郎。河北兵起，从统制张公渊摄将于朔宁府，改武节大夫，还知洪德寨。及关中有事，公屡以奇功转今武功大夫、密州刺史，授弟二将，驻兵洪德，捍西夏者数年，而民赖以安。公自入仕暨为将，所至以能称，如种使节师道、陈侍郎彦文、宇文待制虚中、王徽学似，皆当时名臣，并尝荐用公。其尤所知者，姚少师古帅庆阳、种太尉师中守环州始终十余年，皆待公如家人。
铭文中提到的“计鸡台”，即《定功继伐碑》中的“齐吉克台”。在《定功继伐碑》中，原文应该是作“计鸡台”的，但是到了清代被改译了。
在《宋史》中，有“王尚原”的信息：
宁羌砦，地本萌门三岔，元符元年进筑，赐名。东至缓远砦六十里，西至安塞砦五十里，南至西谷砦三十里，北至王尚原界堠五十里。（见《宋史》卷八十七）
据《定功继伐碑》，宋徽宗在宣和元年，诏“鄜延西合环庆兵，平齐吉克台”，因此陈谅“又从太守王公涣破贼于计鸡台、王尚原”发生在宣和元年。
《宋史》对种师中在靖康元年之前的记载十分简单：
师中，字端孺。历知环、滨、邠州、庆阳府、秦州，侍卫步军马军副都指挥使、房州观察使，奉宁军承宣使。（见《宋史》卷三百三十五）
《三朝北盟会编》引用了《中兴姓氏录》，相关记载比《宋史》丰富：
种师中，字端儒，师道之弟也。以世荫尝历秦州司户参军，授内殿承制，环庆路第一副将，擢知甯州、邠州、德顺军、环州。守环十二年。所至皆有治声。除大名府路兵马钤辖、知滨州。后除河东路提举保甲。继为环庆路马步军副都总管。从破夏人成德军，加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房州观察使。方童贯用薛嗣昌等欲攻燕，师中谓贯曰：“公此行得非以燕事乎？”贯曰：“无之。”师中贺曰：“幸甚，朝廷政事大弊，军律不严，浙民苦官军之扰，过于方腊，方虞萧墙之反，用嗣昌之辈而欲侥幸契丹耶？”贯又曰：“无之。”后移师中为燕山路总管，寻以不称职，降扩州防御使，提举亳州明道宫。后起为环庆路经略使。宣和末，加崇信军承宣使、秦凤路经略。（见《三朝北盟会编》卷四十七）
“守环十二年”与《陈谅墓志铭》中的“种太尉师中守环州始终十余年”可相互印证。
种师中长期在环庆路，与夏军交战肯定不止一次，但是只提到“从破夏人成德军”，应该是他在这一著名战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缘故。
我们知道，“破夏人成德军”发生在政和七年，夏军在这一年的春季大举入侵，在环庆路境内的佛口谷筑城，取名“成德军”，但是夏人的成德军不在西夏境内，因此《陈谅墓志铭》中提到的陈谅“从太守种公师中入西界，为选锋获级，改承节郎”不是指此战。
《宋史》中的地理志有云：
威德军。保安军之北，两界上有洑流名藏底河，夏人近是筑城，为要害必争之地。政和三年，贾炎乞进筑，不果。七年，知庆州姚古克之，即威德军。（见《宋史》卷八十七）

@Z峰回路转F
（二十一）《赵郡王墓志铭》
在李石的《方舟集》中，有一篇《赵郡王墓志铭》，其中提到：
君旧名尼玛丹怎，宣和间以其世有之地至西海内属，请赐于朝，赐姓赵氏，名怀恩，授武功大夫，留京师。（见《方舟集》卷十六）
据《定功继伐碑》，“尼玛丹怎”在政和七年降宋。
《赵郡王墓志铭》和《定功继伐碑》中的“尼玛丹怎”，原文都应该作“益麻党征”，但是到了清代被改译了。《续资治通鉴长编》中作“尼玛丹津”，也是到了清代被改译的。
据《皇宋十朝纲要》卷十七和《宋史》卷二十一中的相关记载，益麻党征降宋后，来到了开封，政和七年九月丁酉日，宋徽宗在紫宸殿接见了他。
益麻党征的哥哥名叫“陇拶”，归宋后，朝廷赐姓名“赵怀德”，所以《定功继伐碑》称“诱怀德弟尼玛丹怎以归”。
陇拶在《赵郡王墓志铭》中作“隆咱尔”、在《续资治通鉴长编》中作“隆赞”，这都是清代改译造成的。
益麻党征于政和七年降宋并且到开封朝见宋徽宗之事在《赵郡王墓志铭》中没有记载，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知道，宣和元年初，西夏大举侵宋，在多个方向发动攻势，《定功继伐碑》对此有所记载：
宣和元年，举国来寇，鄜延陷镇青堡，泾原陷靖夏城，进围震武军，结河南诸蕃攻积石军、洮州。（见《初寮集》巻六）
其中提到了“结河南诸蕃攻积石军、洮州”，这样看的话，益麻党征降宋之后，又同西夏相互勾结，于宣和元年初发动叛乱，配合西夏侵宋。
我们知道，宋军很快便发动了大规模的反击，从多个方向进攻西夏，虽然刘法部失利，但是其他部队斩获颇丰，因此西夏被迫求和，宋徽宗同意了，宋夏双方在宣和元年六月罢兵。如此一来，益麻党征只能再次选择降宋，便有了《赵郡王墓志铭》中的“宣和间以其世有之地至西海内属”。
朝廷赐益麻党征姓赵氏，名怀恩，《赵郡王墓志铭》是他的儿子赵宁国请李石写的，歌颂他是大宋的忠义之士，曾经发动叛乱的事情当然不能提了，因此他不能有两次降宋的经历，只能有“宣和间以其世有之地至西海内属”。

好了楼主，此贴终结，少和这种弱智杠精打交道，这种人自己眼瞎还不承认，你能怎么办？
毕竟你真的不能顺着网线过去砍死他

宋朝是有陇右都护府，但是跟汉唐的都护府不是一回事，就相当于是沿边安抚使。
而且崇宁三年设置的陇右都护是西宁州知州的兼差，别一看见都护府就理所当然的认为好大好大，回归史料仔细审视，理性思考。

280W和310W有区别吗？狗屎和猪粪，你愿意吃哪个

图二面积吓到我了

陇右都护府本来就是在西宁州设置的（旧青唐城），翻翻宋史地理志不就知道了？自己看下谭版地图，宋朝西宁州以西什么府州县据点哪怕羁縻州都没有，从西宁遥控到塔里木盆地东部？真要能开边到且末，那近在咫尺的灵州收复不了？后来抗金在河南作战后勤光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