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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宋代部分[第3页] |
| 作者:浩然晓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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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卷 --莫砺锋 黄天骥主编 第五编 宋代文学 绪论 宋代文学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属于中古期第二段。宋代文学基本上是沿着中唐以来的方向发展起来的。韩愈等人发动的古文运动在唐末五代一度衰颓之后，得到宋代作家的热烈响应，他们更加紧密地把道统与文统结合起来，使宋代的古文真正成为具有很强的政治功能而又切于实用的文体。诗歌方面，注重反映社会现实，题材、风格倾向于通俗化，这两种趋势也得到继续发展，最终形成了与唐诗大异其趣的宋诗。词这种新诗体，到宋代达到了巅峰状态。戏弄、说话等通俗文艺在宋代也有迅速的发展，逐渐形成了以话本和诸宫调、杂剧、南戏等戏剧样式为代表的通俗叙事文学，从而改变了中国古代文学长于抒情而短于叙事、重视正统文学而轻视通俗文学的局面，并为后来元明清小说、戏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从整个文学史的大视角来看，宋代文学与中晚唐文学属于同一发展阶段，它是中古文学第二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第一节 高度繁荣的文化及其对诗文的影响 崇文抑武的国策 理学思想对文学的影响 文以载道说的盛行 印刷业和教 育的发达与作家学术修养的提高 诗文政治功能与议论成分的加强 公元９６０年，后周世宗柴荣病死后，恭帝年幼，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利用手中的兵权，乘机发动陈桥兵变，建立了宋王朝。此后２０年间，宋王朝先后平定了南方的后蜀、南唐和北方的北汉等割据政权，结束了唐末以来的分裂局面，基本上实现了中国的统一。鉴于中唐以来藩镇强盛、尾大不掉的历史教训，宋王朝决定采用崇文抑武的基本国策。宋太祖即位的次年，以“杯酒释兵权”的手段，解除了禁兵统帅石守信等人的兵权，封他们为仅有虚衔的节度使，从而根除了将领拥兵自重乃自割据叛乱的可能性。与此同时，宋王朝重用文臣，不但宰相须用读书人，而且主兵的枢密使等职也多由文人担任。文臣由科举考试而进入仕途，他们成为宋代官僚阶层的主要成分。即使像狄青那样战功卓著的名将也难以久在枢密。这些措施有力地加强了君权、同时也使士大夫的社会责任感和参政热情空前高涨。他们以国家的栋梁自居，意气风发地发表政见。“开口揽时事，议论争煌煌”（欧阳修《镇阳读书》），是宋代士大夫特有的精神风貌。 理学在元明清时期是官方的意识形态。但在宋代，除了南宋的最后半个世纪以外，理学并未得到朝廷的正式承认。理学思想主要是士大夫阶层主体意识的理论表现，如程颐、朱熹等理学家即自矜掌握了古圣相传的安身立命之道，而欧阳修、王安石、苏轼、杨万里等文士也热衷于讲道论学。宋代的士大夫往往怀有比较自觉的卫道意识，并积极地著书以弘扬己说，摒斥异己。在北宋后期，即有王安石与司马光、二程等人的新学、旧学之争，而旧学内部又有以苏轼为首的蜀学与以二程为首的洛学之争，以及朱熹与叶适、陈亮之争。翻开宋人的文集，几乎总能找到论学的文章，有时这种议论还旁溢到诗歌中去。 宋代的士大夫在政治上和学术都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十分重视诗文的政治教化功能。儒家一向重视“文”与“道”的关系，刘勰《文心雕龙·原道》把这种关系表述为“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到了唐代，韩愈在倡导古文时提出“文以贯道”的思想，表明了对文学的社会政治功能的重视。然而“文以贯道” 的思想，在晚唐五代依然应者寥寥，直到宋代才真正予以高度的重视。从宋初的柳开、穆修开始，宋人对文道关系反复地进行论述。他们的具体看法虽然不尽一致，例如柳开、石介等人的观点矫激偏颇，而欧阳修的观点则平正通达，但在总体倾向上，都对“文以贯道”的思想表示认同。理学家则表现出更浓厚理论的兴趣，周敦颐率先提出了“文所以载道”（《周子通书·文辞》）的新命题，更加强调“道”的第一性，而“文”仅仅被视为一种负载工具。朱熹痛驳“文以贯道” 之说，并对“文以载道”说作了更深入的理论阐述。“文以载道”的思想在宋代文坛上占据着统治地位，例如苏轼的蜀学被程、朱视为异端，但苏轼的文道观实质上与“文以载道”相当接近，只是他所认可的“道”的内容比较宽泛而已。 “文以载道”说其实是一种价值观，它把文学的社会政治功能置于审美功能之上。这种观点如果推向极端，即是“作文害道”，从根本上否定文学。虽然对于多数宋代文学家来说，在强调“道”的同时，并未放松对“文”的追求。但宋代诗文的说教意味显然比唐代浓厚，这不能不归咎于“文以载道”说的流行和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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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王朝十分重视文治教化，印刷业和教育事业都有空前的发展。印刷业虽然在唐代已经发明，但印刷业的繁盛却始于宋代。宋代公私刻书业的兴盛使书籍得以大量流通，不但皇家秘阁和州县学校藏书丰富，就是私人的藏书也动辄上万卷。《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等以私人藏书为对象的目录学专书到宋代才首次出现，就是一个标志。与此同时，学校的数量和种类也大量增加。除了从国子学到县学的各级官办学校外，私立学校也日益兴盛。像著名的白鹿洞书院等四大书院，其规模和学术水准都堪与官办学校媲美。这样，宋代士人的总体学术水平达到了空前的高度。杜甫自称“读书破万卷”（《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言下不无自矜之意，因为那在唐代是比较罕见的现象。然而到了宋代，读破万卷书的作家为数不少。像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陆游等人在文学作品之外，还写了不少经学（包括小学）和史学的著作，都堪称学者型的作家。学术修养的提高，无疑会使作家更善于深刻地思考社会和人生，也更善于细密周详地进行议论。 宋代的文学家普遍关注国家和社会。宋代的文学作品，尤其是被视为正统文学样式的诗文，反映社会、干预政治始终是最重要的主题。唐代杜甫、白居易的诗以摹写民生疾苦而闻名，韩愈、柳宗元的古文则以反映时事政治而著称。宋代的文学家继承了这种传统，描写民瘼或抨击时弊成为整个文坛的创作倾向。虽然宋诗中缺少像杜甫“三吏”“三别”和白居易“新乐府”那样的名篇，但此类主题在宋代诗坛的普遍程度却是超过唐代的。即使是以“浪子词人”而闻名的柳永也写过刻划盐工悲惨生活的《煮海歌》，而一向被看作专重艺术的词人周邦彦也作有讽刺宋将丧师辱国的《天赐白》。社会政治功能的加强，使宋代诗文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和刚健的骨力。其负面影响是严肃有馀、灵动不足，有时还因过于注重社会性而削弱了个体抒情的意味。 上述历史背景对宋代文学的另一个影响，是诗文中议论成分的加强。表达政见也好，弘扬学术也好，最直接的手段当然是议论。而“文以载道”的价值观，也必然导致把议论视为写作的目的。宋人之喜爱议论堪称前无古人。以表达政见的奏议文为例，宋人的作品总数远远超过唐人，而且单篇奏议的篇幅也大大地扩展了。唐人奏议中以刘蕡的《对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策》最称宏博，也只有五千馀字，而宋代洋洋万方言的奏议层出不穷。即使是那些传统上不宜说理的题材，宋人也照样能大发宏论。例如亭台记一类古文，唐人皆以写景、叙事为主，而苏轼的亭台记文却几乎篇篇都有议论。议论不但充溢于各体散文，而且也大量出现在诗歌之中。过多的议论会削弱诗歌的抒情功能，例如理学家的诗歌往往变成了押韵的语录；但适度的议论则为诗歌开辟了新的题材范围和美学境界，像王安石的咏史诗和苏轼的哲理诗便得益于议论的成功。宋诗所以会形成与唐诗不同的重意倾向，议论成分的增强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第二节 忧患意识与爱国主题的弘扬 忧患意识对文学家的影响 民族矛盾激化的历史背景 爱国主题的弘扬 儒家强调个体对社会应有的责任感，应有社会忧患意识。《孟子·离娄下》曾说：“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宋代的士大夫发扬了这种传统。首先，宋代士大夫的国家主人公意识十分强烈，他们以国家天下为己任，密切关注国家的隐患。范仲淹的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 （《岳阳楼记》），正是宋代士大夫所追求的风范。其次，宋代的国势不如汉、唐那么强盛。北宋开国之初，北方被石晋割让出去的燕云十六州仍然归辽人统治，而南方曾为唐代流放罪人之地的驩州一带已属于越李朝的版图。到南宋，更是偏安于淮河、秦岭以南的半壁江山。宋帝国的军力比较孱弱。宋代兵制把军队分成禁兵、厢兵等类，而具有实战能力的只有禁兵。朝廷为了防范叛乱，把禁兵的大部分驻紥在京城，而且常常调防，使得兵不知将，将不知兵。这样，宋军与外敌交战，总是败多胜少。从北宋开国到南宋灭亡，宋王朝始终处于强敌的威胁之下。宋代虽然经济相当发达，但由于对内的冗官冗费和对外的巨额岁币，农民负担沉重，财政时有困难。面对严重的内忧外患，有识之士忧心忡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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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合一的思潮使宋代士大夫的文化性格迥异于前代文人。首先，士大夫对传统的处世方式进行了整合，承担社会责任与追求个性自由不再是互相排挤的两极。前代文人的生活态度大致上可分成仕、隐二途，仕是为了兼济天下，隐是为了独善其身。这两者是不可兼容的。宋人则不然。宋代士人都有参政的热情，经科举考试而入仕是多数人的人生道路。入仕之后也大多能勤于政务，勇于言事。然而他们在积极参政的同时，仍能保持比较宁静的心态，即使功业彪炳者也不例外。因为宋人已把自我人格修养的完善看作是人生的最高目标，一切事功仅是人格修养的外部表现而已。所以宋代的士大夫虽然比唐人承担了更多更重的社会责任，也受到朝廷更严密的控制，但并不缺乏个性自由。他们可以向内心去寻求个体生命的意义，去追求经过道德自律的自由。其次，宋代文人采取了新型的生活态度。宋人有很强的传统观念和集体意识，结盟结党的做法得到普遍的认同。宋人认为个人的努力和贡献是整个传统或整个阶层中的一部分，应当受到理性和道德的制约。宋人的个体意识不像唐人那样张扬、发舒，他们的人生态度倾向于理智、平和、稳健和淡泊，事业顺利时并不“仰天大笑出门去”（李白《南陵别儿童入京》），命运坎坷时也很少悲叹“出门即有碍，谁谓天地宽”（孟郊《赠崔纯亮》）。王安石拜相之日即惦念着“霜筠雪竹钟山寺”（见魏泰《临汉隐居诗话》），相业正隆时又写诗追忆“江湖秋梦橹声中”（《壬子偶题》）。苏轼暮年贬往荒远的海南，也不戚戚于个人忧患，食芋饮水，吟诗作文，创造出了他文学业绩中最后的辉煌。正像范仲淹所说的，他们“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岳阳楼记》）。与唐人相比，宋代文人的生命范式更加冷静、理性和脚踏实地，超越了青春的躁动，而臻于成熟之境，而以平淡美为艺术极境。这些特征都植根于宋代文人的文化性格和生活态度。 宋代文人的审美情趣也发生了很大的转变。禅宗原是充分中国化、世俗化的佛教宗派，尤其是慧能开创的南宗禅，经过南岳、青原一二传以后，越发将禅的意味渗透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形成了随缘任运的人生哲学。晚唐的临济宗认为： “道流佛法无用功处，只是平常之事。”（《临济慧照禅师语录》）宋代的禅宗更以内心的顿悟和超越为宗旨，轻视甚至否定行善、诵经等外部功德。与此同时，宋代的儒学也发生了类似的转变。宋儒弘扬了韩愈把儒家思想与日用人伦相结合的传统，更加重视内心道德的修养。所以，宋代的士大夫多采取和光同尘、与俗俯仰的生活态度。在他们看来，生活中的雅俗之辨应该注重大节而不是小节，应该体现在内心而不是外表，因而信佛不必禁断酒肉，隐居也无需远离红尘。随之而来的是，宋人的审美态度也世俗化了。他们认为，审美活动中的雅俗之辨，关键在于主体是否具有高雅的品质和情趣，而不在于审美客体是高雅还是凡俗之物。苏轼说：“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玮丽者也。”（《超然台记》）黄庭坚说：“若以法眼观，无俗不真。”（《题意可诗后》）便是这种新的审美情趣的体现。 审美情趣的转变，促成了宋代文学从严于雅俗之辨转向以俗为雅。这在宋诗中尤为明显。梅尧臣、苏轼、黄庭坚都曾提出“以俗为雅”的命题。“以俗为雅”，才能具有更为广阔的审美视野，实现由“俗”向“雅”的升华，或者说完成“雅” 对“俗”的超越。宋代诗人采取“以俗为雅”的态度，扩大了诗歌的题材范围，增强了诗歌的表现手段，也使诗歌更加贴近日常生活。只要把苏、黄的送别赠答诗与李、杜的同类作品相对照，或者把范成大、杨万里写农村生活和景物的诗与王、孟的田园诗相对照，就可清楚地看出宋诗对于唐诗的新变。而实现这种新变的关键正是宋人“以俗为雅”的审美观念。 第四节 城市的繁荣与词的兴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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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随着词体的发展和创作环境的变化，宋词并不是一味满足尊前筵下、舞榭歌台的需要。如苏轼的词作，自抒逸怀浩气；辛弃疾的篇章，倾吐英雄豪情，便不再与歌儿舞女有关。但就其整体而言，宋词的兴盛是与宋代都市的繁荣和文化娱乐业的发展密切相关的。 第五节 宋代文学的独特成就与历史地位 宋代古文对唐代古文的继承与发展：文体的多样化 古文的实用价值与审美 价值的整合 风格的变化 古文的普及 宋诗对唐诗的因革：题材向日常生活倾 斜以平淡为美的美学追求 唐诗之外又一美学范式的创建 宋词在词史上的巅峰 地位 辽金诗文的成就 宋代文学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宋代散文沿着唐代散文的道路而发展，最终的成就却超过了唐文。后人有 “唐宋八大家”之说，而八位古文作家中有六人出于宋代。而且北宋的王禹偁、范仲淹、晁补之、李格非、李廌，南宋的胡铨、陆游、吕祖谦、陈亮等人，也都堪称散文名家。宋代散文作家的阵容比唐代更为壮大。 宋代作家吸取了唐代古文的经验和教训，使古文更加健康地发展。唐代的韩愈、柳宗元等人，在古文的章法、句法等技巧和叙事、议论等功能方面，都为宋代作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然而唐代古文本是作为骈文的对立面而出现的，韩、柳对骈文颇为排斥，这使习惯于骈文的作家和读者都感到不满，所以古文并没有取代骈文的地位。而且韩愈的古文已有艰涩古奥的倾向，韩愈以后的古文作家因袭了这个缺点。到了晚唐、五代，骈文又重新占据了优势。宋代作家清醒地看到了唐代古文的得失，于是欧阳修等人既采取古文作为主要的文体，又反对追求古奥而造成的险怪艰涩，从而为宋代古文的发展开辟了正确的道路。 宋代散文的文体出现了多样化的趋势。欧、苏等人并不绝对摒弃骈文，他们的古文注意吸收骈文在辞采、声调等方面的长处，以构筑古文的节奏韵律之美。同时，他们又借鉴古文手法，对骈文进行改造，创造出参用散体单行的四六和文赋。这样，古文和骈文经过取长补短而各自获得了新的活力。此外，宋代散文中还出现了独具一格的笔记文。这种文体长短不拘，轻松活泼，是古文文体解放的重要标志。 散文在传统上具有议论、叙事、抒情三种主要功能。在宋代散文中，这些功能更加完善，而且融为一体，使散文实用价值和审美价值更好地结合起来。宋代的政论文和学术论文特别发达，从王安石、曾巩到胡铨、吕祖谦，散文的议论功能臻于完善。以欧、苏为代表的作家则更加注意三种功能的融合，加强了散文的抒情性质与文学意味。比如欧阳修的史论在议论中渗入强烈的感情色彩，苏轼的亭台记把叙事与议论结合得天衣无缝。《秋声赋》、《赤壁赋》等散文名篇更堪称典范。在这些作品中，散文的各种功能已水乳交融，且具有诗的意境，成为名副其实的美文。 宋代散文的风格丰富多采，几位大家各具鲜明的艺术个性。就整体倾向而言，宋文的风格是趋于平易畅达、简洁明快，从而在韩文之雄肆、柳文之峻切之外开辟出新的艺术境界。就美学价值而言，宋文与唐文并无高下之分。宋文的风格变化，主要是朝着更加自然、更加贴近生活的方向发展。这种文从字顺、如行云流水的散文、显然更切于实用，也更易为作者和读者所接受。从宋代开始，古文成为用途最广的散文文体，以古文为主、骈文为辅的文体格局得以确立，历元、明、清诸代而没有变化。明末艾南英说：“文至宋而体备，至宋而法严。”（《再答复彝仲论文书》）这是后人对宋代散文历史地位的公正评价。 对于唐、宋两代的散文，后人没有太多的轩轾之见。可是唐诗和宋诗之忧劣，却引起了后代旷日持久的争论。宗唐还是宗宋，甚至成为后代诗坛宗派门户的标志。这就给人一种错觉，仿佛宋诗与唐诗毫无共同之处。事实上，从中唐开始，唐诗就有向日后的宋诗演变的趋势。而宋诗的许多特征，都可在杜甫、韩愈的诗中找到滥觞。从整个诗歌史来看，宋诗正是唐诗发展的必然结果。唐诗与宋诗，本是一脉相承的。例如，诗歌在题材和语言上趋于通俗化，描写平凡、琐细的日常生活，并采用俗字俚语，这种趋势是从杜甫开始的，中唐韩愈、白居易、孟郊、贾岛及晚唐皮日休、罗隐等人又有所发展，而宋代诗人则沿其流而扬其波。又如在诗歌中发议论，也是从杜甫、韩愈开始，在晚唐杜牧、李商隐的诗中已屡见不鲜，入宋以后则发展成为诗坛的普遍风气。宋代诗人正是充分吸取了唐诗的营养，才创造出一代诗风。杜甫、韩愈对宋诗的启迪作用尤其重要。宋人曾说：“工于诗者，必取杜甫。”（黄裳《陈商老诗集序》）清人则认为：“韩愈为唐诗之一大变，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为鼻祖。宋之苏、梅欧、苏、王、黄，皆愈为之发其端，可谓极盛。”（叶燮《原诗》卷一）这些论述都是符合实际的。宋人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们对唐诗并未亦步亦趋，而是有因有革，所以能创造出与唐诗双峰并峙的宋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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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望唐诗，犹如一座巨大的山峰，宋代诗人可以从中发现无穷的宝藏作为学习的典范。但这座山峰同时也给宋人造成了沉重的心理压力，他们必须另辟蹊径，才能走出唐诗的阴影。宋人对唐诗的最初态度，是学习和模仿。从宋初到北宋中叶，人们先后选择白居易、贾岛、李商隐、韩愈、李白、杜甫作为典范，反映出对唐诗的崇拜心理。待到宋人树立起开创一代新诗风的信心之后，他们就试图摆脱唐诗的藩篱。然而极盛之后，难以为继。宋诗的创新具有很大的难度。以题材为例，唐诗表现社会生活几乎达到了巨细无遗的程度，这样宋人就很难发现未经开发的新领域。他们所能做的，是在唐人开采过的矿井里继续向深处挖掘。宋诗在题材方面较成功的开拓，便是向日常生活倾斜。琐事细物，都成了宋人笔下的诗料。比如苏轼曾咏水车、秧马等农具，黄庭坚多咏茶之诗。有些生活内容唐人也已写过，但宋诗的选材角度趋向世俗化，比如宋人的送别诗多写私人的交情和自身的感受，宋人的山水诗则多咏游人熙攘的金山、西湖。所以宋诗所展示的抒情主人公形象，更多的是普通人，而不再是盖世英雄或绝俗高士。这种特征使宋诗具有平易近人的优点，但缺乏唐诗那种源于浪漫精神的奇情壮采。 宋诗的任何创新都是以唐诗为参照对象的。宋人惨淡经营的目的，便是在唐诗美学境界之外另辟新境。宋代许多诗人的风格特征，相对于唐诗而言，都是生新的。比如梅尧臣的平淡，王安石的精致，苏轼的畅达，黄庭坚的瘦硬，陈师道的朴拙，杨万里的活泼，都可视为对唐诗风格的陌生化的结果。然而宋代诗坛有一个整体性的风格追求，那就是平淡为美。苏轼和黄庭坚一向被看作宋诗特征的典型代表，苏轼论诗最重陶渊明，黄庭坚则更推崇杜甫晚期诗的平淡境界，苏、黄的诗学理想是殊途同归的。苏轼崇陶，着眼于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 （见苏辙《子瞻和陶渊明诗集引》）；黄庭坚尊杜，着眼于晚期杜诗的“平淡而山高水深”（《与王观复书》之二）。可见他们追求的“平淡”，实指一种超越了雕润绚烂的老成风格，一种炉火纯青的美学境界。唐诗的美学风范，是以丰华情韵为特征，而宋诗以平淡为美学追求，显然是对唐诗的深刻变革。这也是宋代诗人求新求变的终极目标。 唐诗和宋诗，是诗歌史上双峰并峙的两大典范。宋以后的诗歌，虽然也有所发展，但大体上没能超出唐宋诗的风格范围。元、明、清的诗坛上有时宗唐，有时宗宋，或同时有人宗唐，有人宗宋。甚至在一个人的诗集中，也有或学唐体或效宋调的现象。唐宋诗的差异是多方面的。南宋严羽推崇唐诗，批评宋代的诗人 “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沧浪诗话·诗辨》），实即总结了宋诗异于唐诗的一些特征。但这种归纳，主要着眼于艺术手法和功能，尚停留于浅表的层面。到了近代，学者对唐宋诗的差异有了更深刻的阐述。如说：“唐诗以韵胜，故浑雅，而贵蕴藉空灵；宋诗以意胜，故精能，而贵深折透辟。唐诗之美在情辞，故丰腴；宋诗之美在气骨，故瘦劲。”或谓：“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这种着眼于美学风格的论述，揭示了唐唐宋诗内在本质的差异。相对而言，宋诗中的情感内蕴经过理性的节制，比较温和、内敛，不如唐诗那样热烈、外扬；宋诗的艺术外貌平淡瘦劲，不如唐诗那样色泽丰美；宋诗的长处，不在于情韵而在于思理。它是宋人对生活的深沉思考的文学表现。唐宋诗在美学风格上，既各树一帜，又互相补充。它们是古典诗歌美学的两大范式，对后代诗歌具有深远的影响。 作为有宋一代文学之胜的是宋词。在词史上，宋词占有无与伦比的巅峰地位。词在晚唐五代尚被视为小道，到宋代才逐渐与五七言诗相提并论。宋词流派众多，名家辈出，自成一家的词人就有几十位，如柳永、张先、苏轼、晏几道、秦观、贺铸、周邦彦、李清照、朱敦儒、张元干、张孝祥、辛弃疾、刘过、姜夔、吴文英、王沂孙、蒋捷、张炎等人，都取得了独特的艺术成就。宋词的总体成就十分突出：首先，完成了词体的建设，艺术手段日益成熟。无论是小令还是长调，最常用的词调都定型于宋代。在词的过片、句读、字声等方面，宋词都建立了严格的规范。词与音乐有特别密切的关系，词的声律和章法、句法也格外细密。宋词独特的艺术魅力是五七言诗难以达到的，它为丰富古典诗歌的艺术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其次，宋词在题材和风格倾向上，开拓了广阔了领域。晚唐五代词，大多是风格柔婉的艳词，宋代词人继承并改造了这个传统，创作出大量的抒情意味更浓的美丽动人的爱情词，弥补了古代诗歌爱情题材的不足。此外，经过苏、辛等人的努力，宋词的题材范围，几乎达到了与五七言诗同样广阔的程度，咏物词、咏史词、田园词、爱情词、赠答词、送别词、谐谑词，应有尽有。艺术风格上，也是争奇斗艳，婉约与豪放并存，清新与秾丽相竞。无论是题材还是风格，后代词人很少能超出宋词的范围。 在中国诗歌史上，唯一堪与唐诗媲美的是宋词。词在宋以后并未完全衰退，到了清代，还呈中兴之势，但清词的各种流派都与宋词有一脉相承的关系。清词的复兴，正体现了宋词强大的艺术生命力。 在两宋时期的北方中国，文学也取得了较高的成就。尤其是金朝统治中原地区的一百多年间，文学创作相当繁荣。辽、金的少数民族统治者受到汉文化很深的影响，金人甚至以华夏文化的正宗后继者自居。辽、金与宋王朝之间的军事对峙，并未阻断南北文化的交流。南北之间使臣的往来，还常常促进文学创作活动的开展。元好问等词人深受苏、辛词风的影响，就是明证。而北方游牧民族的粗犷性格，为辽、金文学注入了较多的阳刚之气；戎马倥偬的时代背景，也使辽、金作家更多地注重沧桑兴亡之感的抒发。金代产生了杰出的诗人元好问，这位鲜卑族的后裔，以卓越的成就跻身于中国古代著名诗人的行列。这是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灿烂的古代文学的典型例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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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宋初文学 公元９６０年，北宋帝国建立，结束了长达百年的分裂割据、战乱频仍的局面。北宋的统治者从建国之初就采取了崇文抑武的国策，在努力发展经济的同时，也对文化建设给予相当的重视。然而文化建设需要一个涵育、积累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苏轼说：“宋兴七十馀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圣、景祜极矣。而斯文终有愧于古。”（《六一居士集叙》）所谓“七十馀年”，即宋太祖、太宗、真宗三朝以及仁宗朝的初期，也就是本章所说的“宋初”。在这段时间里，宋代文学尚未取得足以与前代相媲美的成就，但它在沿续五代文风的同时也已呈现出一些新的气象，有些方面昭示出宋代文学的发展方向。 第一节 宋初的散文和复古思潮 王禹偁等人的散文 柳开、穆修等人的复古思想 宋初文人多数是从五代十国入宋的，其中如李昉、陶谷原是后周的词臣，徐铉、刁衎原是南唐的词臣。他们入宋以后的散文仍多为骈体，风格浮艳，与五代时如出一辙。稍后虽有柳开、梁周翰等人提倡古文、反对骈俪，但未能取得相应的创作实绩。宋初在散文创作上成就较高的作家是王禹偁。 王禹偁（９５４－１００１），出身贫寒，入仕后多次遭贬谪。这使他的人生态度和文学思想都迥异于那些馆阁词臣。首先，王禹偁信从儒家政治理想，关心国家和人民的命运。他把自己的文集题作《小畜集》，就是表示有“兼济天下” 之志。其次，王禹偁不满于晚唐五代的浮糜文风，曾说：“咸通以来，诗文不竞。革弊复古，宜其有闻。”（《送孙何序》）他的散文，言之有物，清丽疏朗，在宋初文坛上独树一帜。例如《黄州新建小竹楼记》中写景的一节： 远吞山光，平挹江濑。幽阒辽敻，不可具状。夏宜急雨，有瀑布声。冬宜密雪，有碎玉声。宜鼓琴，琴调虚畅。宜咏诗，诗韵清绝。宜围棋，子声丁丁然。宜投壶，矢声铮铮然。皆竹楼之所助也。公退之暇，披鹤氅，戴华阳巾，手执《周易》一卷，焚香默坐，消遣世虑。江山之外，第见风帆、沙鸟、烟云、竹树而已。 骈散结合，既有古文的疏朗流畅，也不废骈体文字对称、音调铿锵的优点。此节中对闲情逸趣的赞美和末段对贬谪生涯的感慨前后照应，更增强了全文的抒情意味，堪称欧、苏散文的先导。此外，王禹偁的议论文如《待漏院记》，叙事文如《唐河店妪传》等，都是优秀的古文篇章，继承了韩、柳的传统而文字较为平易，显示出一种新文风的端倪。 宋初在文学理论上鲜明地提出复古主张的，首推柳开（９４８－１００１）。柳开在《应责》中说：“吾之道，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道。吾之文，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文也。”这种把道统和文统合为一谈的观点，对后来的古文家和理学家都有深刻的影响，在当时是有积极意义的。柳开还把文看作是明道的工具，并因此而反对文体华艳。他说：“文章为道之筌也，筌可妄作乎？筌之不良，获斯失矣。女恶容之厚于德，不恶德之厚于容也。文恶辞之华于理，不恶理之华于辞也。”（《上王学士第三书》）这种理论在宋初本应起到矫正五代浮华文风的作用，可是柳开过于强调道的重要性而忽视文采，而他所说的“道”又仅仅是指“圣贤之道”，因而容易使文学沦为道统的附庸。加上柳开为人粗豪狂诞，文章又写得艰涩难读，所以尽管他大声疾呼，却应者寥寥，没有对文坛产生实际的影响。 在柳开之后，穆修（９７９－１０３２）等人继续倡导韩、柳的古文。当时西昆派的骈体已风行一时，穆修以刊刻韩、柳文集来与之对抗，并亲自在东京大相国寺出售。姚铉（９６８－１０２０）则编选《唐文粹》，其文章部分摒弃骈体，专录古文。虽然响应他们的人仍然不多，但穆修成功地培养了一些写作古文的弟子，其中如祖无择、尹洙、苏舜钦等人后来都成了古文运动的中坚人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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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昆诗人的作品并非仅仅有《西昆酬唱集》一书。例如杨亿，生平作诗甚多的留传至今的尚有《武夷新集》２０卷。他为人忠鲠，其仕宦生涯也并不都在馆阁之中。他曾几次出任地方「官，对社会现实有所了解，所以他的诗中不乏内容充实之作，例如《狱多重囚》、《民牛多疫死》等描写民瘼；《书怀寄刘五》之直抒胸臆，都迥异于《西昆酬唱集》的主题。然而他们在当时影响最大的却是那些唱酬作品，而且正是《西昆酬唱集》使他们骤得“西昆体”的盛名，所以我们评述西昆体时仍以《西昆酬唱集》为基本材料。 杨亿在《西昆酬唱集序》中说他们写诗的目的是《历览遗编，研味前作，挹其芳润，发于希慕。更迭唱和，互相切劘。”这种观点指导下写出的诗，其题材范围必然是比较狭隘的。全集７０个诗题中，主要有三类题才：一是怀古咏史。当时他们正在编纂《历代君臣事迹》，汗牛充栋的史籍、著名历史人物的故事便成为诗材的渊薮，如《始皇》、《汉武》、《明皇》等皆属此类。二是咏物。咏物诗本是闭门觅句的诗人最喜爱的题材，即使缺乏诗情也能从周围事物中找到无穷的诗题，所以西昆集中此类题目甚多，如《鹤》、《梨》、《柳絮》、《萤》、《泪》等。三是描写流连光景的生活内容，由于馆阁生活比较单调，所以此类诗题不外是《直夜》、《夜燕》、《别墅》等。此外西昆集中偶有闺情题材如《无题》、《阙题》等，但为数很少。后人或责备西昆体“淫靡”，那是不符合事实的。 西昆体诗在内容上并非毫无可取之处，例如刘筠的《汉武》： 汉武天台切绛河，半涵非雾郁嵯峨。桑田欲看他年变，瓠子先成此日歌。夏鼎几迁空象物，秦桥未就已沉波。相如作赋徒能讽，却助飘飘逸气多。 咏汉武而不写其尊儒术、破匈奴等功业，反而集中咏其晚年好神仙、求长生的事迹，语带讥刺。这对宋真宗在咸平、景德年间崇信符瑞、求仙祀神的迷信活动显然有旁敲侧击的讽谕意味，故而体现了批判时政的现实意义。但是从总体上看，西昆体诗的思想内容是比较贫乏的，它们与时代、社会没有密切的关系，也很少抒写诗人的真情实感，缺乏生活气息。 西昆体最引人注目的是其艺术特征。杨亿等人最推崇唐代诗人李商隐，兼重唐彦谦。西昆集中的诗大多师法李商隐诗的雕润密丽、音调铿锵。不但《无题》、《阙题》一类诗直接模拟李商隐诗，而且《汉武》、《明皇》等作也是脱胎于李的咏史诗。西昆集中诗体多为近体，七律即占有十分之六，也体现出步趋李商隐、唐彦谦诗体的倾向。 西昆诗人学习李商隐的艺术有得有失，其得益之处为对仗工稳，用事深密，文字华美，呈现出整饰、典丽的艺术特征，例如杨亿的《南朝》： 五鼓端门漏滴稀，夜签声断翠华飞。繁星晓埭闻鸡度，细雨春场射雉归。步试金莲波溅袜，歌翻玉树涕沾衣。龙盘王气终三百，犹得澄澜对敞扉。 此诗将南朝的典故巧妙地组织在一起，工稳妥帖，锻炼无痕。中间二联对仗精工，辞采华美。全诗音节铿锵，用意深密，艺术上很接近李商隐的同类诗歌。西昆体虽然没有能在唐诗之外开辟新的艺术境界，但是相对于平直浅陋的五代诗风而言，这种整饰、典丽、深密的诗风毕竟意味着艺术上的进步。在宋初诗坛弥漫着白体和晚唐体崇尚白描、少用典故的诗风的背景下，西昆体的出现无疑令人耳目一新，它初步反映出北宋统一帝国的堂皇气象，这是“杨、刘风采，耸动天下”的主要原因。 然而西昆体在艺术上也有严重的缺点。由于西昆体诗人专门模仿李商隐诗的艺术外貌，而缺乏李诗蕴涵的真挚情感和深沉感慨，所以往往徒得其华丽的外表而缺乏内在的气韵，就像泥塑木雕的美人总是少有神采一样。至于模仿得不很成功的诗更是雕缋满眼而支离破碎。而且西昆体诗人专事模仿而缺乏创新精神，没有自成一家的气概，所以虽然风行一时而终难在文学史长河中得以自立。至真宗天禧年间，就有伶人扮演成李商隐而身穿破烂衣服，讽刺西昆诗人说：“吾为诸馆职挦扯至此！”（刘分攵《中山诗话》）可见这种专事模仿的诗风不久就被人看作是剽窃了。 由于《西昆酬唱集》中有些诗篇含有讥刺时政的意向，特别是杨、刘等人写的一组《宣曲》诗被指责为影射真宗朝的掖庭之事，所以真宗在大中祥符二年（１００９）即下诏指责其“浮艳”诗风，时距《西昆酬唱集》的成书还不到一年。但是真宗下诏的真正目的并不是要振作诗风，而诏书对西昆体的指责也并未切中要害，所以西昆体并没有因此即告衰歇。 西昆体衰歇的真正原因是其自身的两个致命弱点，一是诗歌题材范围狭窄，缺乏时代气息；二是诗歌艺术立足于模仿，缺乏自立精神。带有这些缺点的诗风虽然也能风行一时，但它所取得的成就肯定难以超越前人的藩篱，所以绝不能承担起在唐诗之外另辟艺术新境的历史任务。尽管西昆体的成就高于白体和晚唐体，但它们没有本质上的区别，都是晚唐五代诗风的沿续。从白体、晚唐体到西昆体，宋代诗人先后在唐代诗歌中选择白居易、贾岛、和李商隐作为学习的典范。由于宋初诗人在艺术上还缺乏必要的经验积累，还没有树立创建一代诗风与唐诗争雄的信心，所以他们未能取法乎上，以李白、杜甫为典范，而只能先以白居易等中晚唐诗人为学习对象。但是这种摸索过程事实上为后来的诗文革新提供了经验和教训，所以宋初诗歌仍是宋诗发展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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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代第一个较有名的契丹诗人是耶律倍。他博览群书，对汉文化颇为向往。现存《海上诗》一首： 小山压大山，大山全无力。羞见故乡人，从此投外国。 “山”是契丹小字，其义为“可汗”，与汉字之“山”形同义异。“小山压大山”实际上是写太后立德光，自己虽有太子却被摒弃之事，这是契丹文和汉文合璧为诗的典型例子。诗人利用汉字“山”的意象与契丹文“可汗”的意思的巧合，使此诗既有鲜明的意象，又有深微的隐喻义，故后人称赞说：“情词凄婉，言短意长，已深合风人之旨矣。”（赵翼《二十二史札记》卷二七） 契丹女诗人萧观音、萧瑟瑟的成就也颇可观。萧观音的诗作比较多样化，既有雄豪俊爽，颇见北地豪放气概之诗，也有委婉深曲之作。前者如《伏虎林待制》： 威风万里压南邦，东去能翻鸭绿江。灵怪大千俱破胆，那教老虎不投降。 粗犷奇崛，气势不凡。后者如《怀古》： 宫中只数赵家妆，败雨残云误汉王。惟有知情一片月，曾窥飞燕入昭阳。 借咏史以兴发感慨，深婉含蓄。她另有《回心院词》十阕，情感深挚，意象细腻，向称佳作。萧瑟瑟的诗颇含政治见解，现存的《讽谕歌》、《咏史》都是讽谕朝政的。前者说：“勿嗟塞上兮暗红尘，勿伤多难兮畏夷人。不如塞奸邪之路兮选取贤臣，直须卧薪尝胆兮激壮士之捐身，可以朝清漠北兮枕燕云。”诗中指出国家面临的危难，劝谏朝廷励精图治。后者则借史实来讽刺朝廷的昏暗壅蔽，大厦将倾。两诗都稍嫌直露，但情感激切，风格奔放。诗用骚体写成，句式参差错落，具有较强的力度。 在契丹人的诗作中，篇幅最大、且最具典型意义的莫过于《醉义歌》。此诗署为“寺公大师”作，作者当是一位僧人。原诗用契丹文写成，后由元初的耶律楚材译为汉文，今即保存于楚材的《湛然居士文集》中，译文为七歌行体，长达１２０句。此诗从重阳节饮酒入手，多方面地抒写了对人生的感慨，表示对隐逸生活的喜爱：“我爱南村农丈人，山溪幽隐潜修真。老病尤耽黑甜味，古风清远途犹迍。喧嚣避遁岩麓僻，幽闲放旷云水滨。”也表现出要以佛道思想来消解人生烦恼的意愿：“问君何事徒劬劳，此何为卑彼岂高。蜃楼日出寻变灭，云峰风起难坚牢。芥纳须弥亦闲事，谁知大海吞鸿毛。梦里蝴蝶勿云假，庄周觉亦非真者。”由于议论众多，艺术感染力有所减弱，但全诗结构开阖有致，脉络鲜明，是辽诗中最出色的长篇歌行。原诗虽用契丹文写成，却运用了许多属于汉文化的典故，是古代诗歌中各民族文化互相融合的生动例证。 相形之下，辽诗中汉人的创作成就不大，但也偶有佳作。如赵延寿的《失题》： 黄沙风卷半空抛，云重阴山雪满郊。探水人回称帐就，射雕箭落着弓抄。鸟逢霜果饥还啄，马渡沙河渴自跑。占得高原肥草地，夜深生火折林梢。 写北国景物生活质朴粗豪，很能体现北方民族的本色。辽诗所存作品虽然不多，但它既表现出契丹人的民族性格及其社会生活状况，又体现出他们逐步接受汉化的过程，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 第四节 元好问与金代诗歌 金诗发展的三个阶段 元好问的纪乱诗 元好问的其他成就 金是女真族建立的政权，始于１１１５年，迄于１２３４年。金在灭辽侵宋以后，占据了淮河以北的广大地区，在文化上比辽有显著的进步。女真统治者在政治制度、文化建设诸方面广泛地吸收了汉文化的要素，使金朝的封建化进程发展很快，其文学成就更远远超过了辽代。金代诗坛，诗人辈出，作品繁多。其发展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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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阶段是从金国初建到海陵朝（１１１５～１１６１）。此期的主要作家都是由辽、宋入金的文土。这种情形，后人称为“借才异代”。其中比较重要的诗人有宇文虚中、吴激、蔡松年等。他们以宋人而仕金，内心颇多矛盾，作品中常流露出故国之思。但他们在客观上充当了文化传播的使者，其创作为日后金诗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宇文虚中在宋时已时很有名的诗人，因出使金朝被羁留。入金后，他虽身为金臣，却仍以宋人自居，其名篇《在金日作三首》之二的“遥夜沉沉满幕霜，有时归梦到家乡。传闻已筑西河馆，自许能肥北海羊”，就表露出这种心迹。故后来被金统治者杀害。他的经历和庚信有此相似，诗风也显示出南北融合的特点。吴激的诗也多忆国怀乡之作。他们的诗本是宋诗的移植，但由于不同的地域背景、文化氛围的影响，已经具有一些北方文学的雄豪特色，表现出由宋诗向金诗过渡的特征。 第二个阶段是金世宗、金章宗统治时期（１１６２～１２０８）。随着金朝对汉文化的主动接受，生活在金国的各族人民在文化上互相吸收、融合，金诗也逐渐走向成熟，初步形成自己的特色。此期的主要诗人有蔡珪、王庭筠、党怀英、周昂等。他们被金末的元好问称为“国朝文派”。他们的诗作与金初“借才异代” 的诗人有较大的差异。由于他们大多为金朝的文学侍从之臣，作品中已不再有对异族政权的拒斥倾向；艺术上虽然没有完全摆脱宋诗的影响，例如王庭筠的诗风就颇有仿效苏、黄之处，但从总体上看，他们的诗篇已初步形成了雄豪粗犷的北方文学的特质，蔡珪的《野鹰来》，王庭筠的《韩陵道中》等诗，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第三阶段是金朝在蒙古的进逼下被迫南渡直到金亡前后。在这期间，金朝的国势逐渐衰微，但诗歌创作却相当活跃，不事雕琢、重在达意的文学思想占据了主导地位，产生了一批关心国计民生的好作品。此时诗坛由赵秉文、李纯甫主盟，他们各有自己的诗学主张，形成了两个不同的诗歌流派。赵秉文主张师法古人，强调多样化的风格，但对个人的独创性有所忽略。他本人的诗作也不拘一格，五古、七绝显得清远冲和，有蕴藉之致，如《暮归》、《雨晴》等。其七古则气势奔放，雄丽高朗，如《游华山寄元裕之》。王若虚的文学思想与赵秉文相近，他著有《滹南诗话》，论诗崇尚真淳而反对奇诡。李纯甫则另立一派，他论诗力主自成一家，诗风奇险雄肆，其《雪后》等诗，意象奇崛，光怪陆离，近于韩愈诗风。雷希彦，李经、李经、李汾等人的诗都有类似的风格特征。 此期诗坛更值得注意的新气象是，随着金国国势的日益衰微，社会动荡不安，人民饱受战乱之苦，忧时伤乱的题材走向渐趋加强。不少诗人写出了反映动乱现实的诗篇，如赵元的《修城去》写金国人民在蒙古侵扰下的灾难，宋九嘉的《途中出事》写兵荒马乱中的流民生涯，都堪称写实的佳作。最能代表这种新气象的诗人首推元好问，他的创作使金诗的成就飞跃到一个崭新的境界。 元好问（１１９０～１２５７），字裕之号遗山，太原秀容（今山西忻州）人。祖先出于北魏鲜卑拓拔氏。他３２岁登进士第，曾任南阳等县的县令，后入朝任右司都事、东曹都事等职。金亡，他被元兵押解到聊城，后回到家乡从事著述。 元好问是金代最重要的诗人，也是杰出的诗论家。他存诗一千四百馀首，作品之富在金代诗坛上首屈一指，成就也最为突出。元好问生逢金代后期的动乱时代，亲身经历了亡国的惨痛，他个人的遭遇与民族、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他的诗歌生动地展示了金、元易代之际的历史画卷。在艺术上，元好问全面地继承了中国古典诗歌的优秀传统，熟练地掌握了各种诗体的艺术形式。时代和个人的条件使他成为金代诗坛上迥然挺出的大诗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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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从思想价值还是从艺术成就来说，元好问诗都以那些写于金亡前后的 “纪乱诗”为上乘。“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赵翼《题元遗山集》）在国破家亡、身为敌囚这些重大变故的刺激下，诗人以他那“挟幽并之气，高视一世”（郝经《遗山先生墓铭》）的艺术禀赋，写出了一系列雄浑悲壮的纪乱诗。 元好问“纪乱诗”的特点之一，是他对国家灭亡、人民遭难的现实不是一味地哀叹悲泣，而是把悲壮慷慨的感情表现于苍莽雄阔的意境之中。如在蒙古军围攻汴京城时写的《壬辰十二月车驾东狩后即事五首》之二： 渗淡龙蛇日斗争，干戈直欲尽生灵。高原水出山河改，战地风来草木腥。精卫有冤填瀚海，包胥无泪哭秦庭。并州豪杰知谁在，莫拟分军下井陉。 对于战争所带来的巨大灾难和国家的危急形势，诗人深为悲怆沉痛，但字里行间仍充溢着一股慷慨壮烈之气。这类作品在元好问诗中相当常见，如“北风猎猎悲笳发，渭水潇潇战骨寒”（《歧阳三首》之三），“紫气已沉牛斗夜，白云空望帝乡秋”（《卫州感事二首》之一）等，都是以雄劲的笔力抒写深哀巨痛。情感悲凉而骨力苍劲，是元好问的独特诗风。 元好问“纪乱诗”的另一个特点是具有深刻的历史洞察力。他往往把对现实的悲怆情怀与对历史的批判意识融合在一起，从而增加了诗的思想深度。如《癸巳四月二十九日出京》： 塞外初捐宴赐金，当时南牧已骎骎。只知灞上真儿戏，谁谓神州遂陆沉。华表鹤来应有语，铜盘人去亦何心。兴亡谁识天公意，留着青城阅古今。 这是天兴二年（１２３３）诗人被蒙古后押解出京时所作。当年金人破宋，俘宋徽、钦二帝，在青城受宋人之降；如今蒙古军破金，也在青城受金人之降，历史的悲剧在同一个地方重演。诗人在国家沦亡的悲愤中，对国家武备松驰而招致败亡的历史教训作了深刻的省察。其他如《出都》、《岐阳三首》等，也都表达了诗人对金朝败亡原因的理性思考。 元好问擅长各种诗体，尤以七律的成就最为突出。他的七律，深受杜甫的影响，功力深厚，意境沉郁。他的七古也往往气势磅礴，意象奇伟壮丽，但又没有粗戾豪肆、一览无馀之病。《涌金亭示同游诸君》、《游黄山》等诗就集中地体现出这种特色。即使是被拘聊城时所作的《南冠行》，仍然是壮气凛然，风骨遒劲，后半首中更充满奇特壮逸的想象。他的五言诗，浑融含蓄，如五古《颖亭留别》中“寒波淡淡起，白鸟悠悠下”二句，物我相融，意象平淡而韵味隽永，体现出元诗的另一种风格。 元好问也是金代最杰出的词人，现存词作三百馀首，数量为金词之冠，艺术造诣也雄视一代，风格与其诗风类似：气象雄浑苍莽，境界博大壮阔。《木兰花慢·游三台》、《水调歌头·赋三门津》等，都是其代表作。元词中又有摧刚为柔、幽婉深挚之作，如咏赞双蕖和雁丘的两首名作《摸鱼儿》，分别写人与雁的殉情，手法绵密，情致深婉。故宋末张炎称道元好问词“深于用事，精于炼句，有风流蕴藉处，不减周、秦”（《词源》卷下）。 元好问在古代文学批评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他的诗论集中在一些论诗绝句和序跋文字中。其《论诗绝句三十首》相当全面地评论了自汉魏下迄宋季这一千馀年间的重要诗人及诗派，表达出重视自然天成的意境和雄放壮伟的风格的诗学主张，一直为后代的诗论家所重视。值得注意的是，他的论诗绝句自身也是优美的诗歌作品，例如其二和其七： 曹刘侍啸虎生风，四海无人角两雄。可惜并州刘越石，不教横槊建安中。慷慨歌谣绝不传，穹庐一曲本天然。中州万古英雄气，也到阴山敕勒川。 堪称历代论诗诗中最具有艺术性的作品之一。金亡之后，元好问为了保存金源一代的文献，编成《中州集》十卷，附《中州乐府》一卷。全书收录金代的２５１位诗人的２０２６首诗作，且每人名下各系小传，或叙生平事迹，或评所作诗文，旨在以诗存史。《中州集》不仅在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而且是金代历史的宝贵史料，是元好问一生文学业绩的重要组成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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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的文论对南宋的古文创作有深刻的影响。一方面，散文被置于理学的规范之下，文成为从属于道的表现工具。这妨碍了作家对艺术作深入的研究，并导致了一些粗糙鄙俚的语录体散文的产生。另一方面，朱熹毕竟没有完全抹煞文学的价值，仍然为文学在理学思想的支配下保留了一席之地。朱熹卒后不久，他的学说既被南宋朝廷采纳，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官方思想，历元、明、清三代有增无减。朱熹的文学观对宋以后的文学也有深远的影响。 南宋编刊散文选集的风气很盛，编选文集成为人们表达文学思想的一种重要方式。各种散文选本的相继出现，清楚地呈现出文坛风气和文学思想的嬗变。南宋初期，由于党禁解弛，一度被严禁的苏文大为流行，书坊及时刊行了《三苏文粹》、《苏门六君子文粹》。著名古文家吕祖谦也编选了《吕氏家塾增注三苏文选》２７卷和《宋文鉴》）１５０卷，后者是南宋前期最重要的文选。《宋文鉴》专选北宋的文学作品，其中散文达一千四百馀篇。由于编者意在补治道，所以收入了许多奏议，其中间有平庸之作。但总的说来，《宋文鉴》所选的北宋散文很有代表性，它体现了南宋作家对北宋散文传统的重视。稍后，魏齐贤和叶棻编选了《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１１０卷，选录范围自北宋扩展到南宋前期的陆游、杨万里、辛弃疾、李焘、楼钥、陈亮、叶适等人的散文，可视为《宋文鉴》的续编。 南宋后期，编选散文集的风气更盛，最有代表性的选本为真德秀所编的《文章正宗》和《续文章正宗》各２０卷。真德秀是朱熹的再传弟子，论文一遵朱熹的观点。他在《文章正宗纲目》中自述其编选示旨为：“故今所辑，以明义理、切世用为主。其体本乎古，其旨近乎经者，然后取焉。否则辞虽工亦不录。”这是趋于极端的理学家的文学观，它完全抹煞了文学的审美功能，是对梁代萧统编《文选》的宗旨“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的反拨。《文章正宗》是理学思想为了全面控制文坛而提供的范本，对于南宋后期的散文创作起了一些不好的影响。然而真德秀的目的并没有完全实现，南宋末年出现的其他的散文本如谢枋得的《文章轨范》等，仍然主要着眼于艺术水准。而宋末文人的创作更不是理学家文论所能牢笼的，如文天祥的《指南录后序》、谢翱的《登西台恸哭记》等作品，情文并茂，充分发挥了散文的艺术感感染力。这说明《文章正宗》的极端文学思想并没有被作家普遍接受。 南宋的理学家大多能文。除了正论文以外，他们也写了不少文学性散文，像吕祖谦的山水游记、叶适的亭台记都颇有佳作，所以他们被后人看作理学家兼古文家。即使是朱熹也不例外。朱熹少喜文学，在中年以前曾下功夫练习作文。朱熹文集除了奏状、论学等大量说理文以外，也有许多记、序、碑、铭之类文字，其中不乏文学性较强的佳篇。例如《江陵府曲江楼记》、《云谷记》、《百丈山记》等文，或写山水风景，或叙游览见闻，都是情韵深永之作。又如他的《记孙觌事》，全文仅二百来字，便活画出孙觌草降表以媚金人且恬不知耻的丑恶面目，叙事简洁生动，辛辣的讽刺寓于其中，表现出很高的文学技巧。 南宋理学家能文的现象一方面体现了理学思想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日益加深，另一方面也体现了理学家对文学的容纳和重视。理学家和文学家在北宋时往往是势不两立的，但他们在南宋却有相互融合的趋势，有的甚至成了一身而二任的人物。这种情形对宋以后的散文有深远的影响。 第三节 南宋的四六 汪藻和南宋初期的四六 南宋后期的四六 四六这种文体经过北宋欧阳修、苏轼等人的努力，已经具备了不同于唐代骈文的特点。南宋的四六作家正是在欧、苏的影响下进行写作的，所以在运散入骈、多用长句等方面都继承了欧、苏的传统，使四六成为灵活多姿、便于议论的应用文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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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姜夔、吴文英及宋末词坛 辛弃疾去世后的南宋词坛，先后出现了两代词人，一是在南宋灭前已谢世的江湖词人群，著名的有孙惟信、刘克庄、吴文英、陈人杰等；二是历经亡国、入元后继续创作的遗民词人群，其中成就较高的有刘辰翁、陈允平、周密、文天祥、王沂孙、蒋捷和张炎。从创作倾向上看，这两代词人又形成了两大创作阵营：孙维信、刘克庄、陈人杰和刘辰翁、文天祥等，属于辛派后劲，他们以稼轩为宗，崇尚抒情言志的痛快淋漓，而不斤斤计料字工句稳，政治批判的锋芒有时比辛弃疾更尖锐，但不免粗豪叫嚣之失。吴文英和陈允平、周密、王沂孙、张炎等则是姜夔的追随者，他们以姜夔的“雅词”为典范，注重炼字琢句，审音守律，追求高雅脱俗的艺术情趣；词的题材以咏物为主，讲究寄托，但有些词的意蕴隐晦难解。 总体上看，宋末词坛没有多少实质性的进展。只有吴文英在艺术上有较大的突破；刘克庄在题材上有一定的拓展；其他词人主要是融合和深化。比较典型的是蒋捷，他融合了辛、姜二派的长处，而自成一家。宋末词坛是词史高峰状态的结束期，也是多种词的的融合期。 姜夔（１１５５～１２０９）与辛弃疾同时，本是与辛弃疾并峙的词坛领袖。把姜夔放在本章与吴文英等宋末词人一起叙述，是因为他们的创作倾向相近，便于考察词风的走向与流变。 第一节 姜夔 耿介清高的江湖雅士 恋情的雅化和语言的刚化 别有寄托的咏物词 幽冷悲凉的词境与虚处传神的手法 因词制曲的自度曲和韵味隽永的小序 姜夔的羽翼史达祖和高观国 姜夔，字尧章，号白石道人，鄱阳（今江西波阳）人。与刘过一样，姜夔的社会身份也是浪迹江湖、寄食诸侯的游士。青年时代，曾北游淮楚，南历潇湘，后客居合肥，湖州和杭州。然而气质个性与刘过不同，姜夔是耿介清高的雅士，曾辞谢贵族张鉴为他买官爵。他一生清贫自守，以文艺创作自娱，诗词散文和书法音乐，无不精善，是继苏轼之后又一难得的艺术全才。当世名流如辛弃疾、杨万里、范成大、朱熹和萧德藻等人都极为推重，虽终生布衣，名声却震耀一世。 姜夔词在题材上并没有什么拓展，仍是沿着周邦彦的路子写恋情和咏物。他的贡献主要在于对传统婉约词的表现艺术上进行改造，建立起新的审美规范。北宋以来的恋情词，情调软媚或失于轻浮，虽经周邦彦雅化却仍然不够。姜夔的恋情词，则往往过滤省略掉缠绵温馨的爱恋细节，只表现离别后的苦恋相思，并用一种独特的冷色调来处理炽热的柔情，从而将恋情雅化，赋予柔思艳情以高雅的情趣和超尘脱俗的韵味。如： 燕燕轻盈，莺莺娇软。分明又向华胥见。夜长争得薄情知，春初早被相思染。 别后书辞，别时针线。离魂暗逐郎行远。淮南皓月冷千山，冥冥归去无人管。（《踏莎行·自沔东来丁未元日至金陵江上感梦而作》） 此词虽是怀念合肥恋人，但并未写艳遇的旖旎风情，而只有魂牵梦绕、铭心刻骨的忆恋。其中“淮南皓月冷千山”一句，更创造出词史上少见的冷境。 苏轼首开以诗为词的风气后，经由辛弃疾的发展，词与诗在表现手法和抒情功能上已基本合流，只是词仍然保持着其入乐可歌的特性。姜夔接受辛弃疾的影响，也移诗法入词。但姜夔移诗法入词，不是要进一步扩大词的表现功能，而是使词的语言风格雅化和刚化。他禀承周邦彦字炼句琢的创作态度，借鉴江西诗派清劲瘦硬的语言特色来改造传统艳情词、婉约词华丽柔软的语言基调，而创造出一种清刚醇雅的审美风格。如《鹧鸪天·元夕有所梦》写相思与忏悔，深含转折奥峭之妙。。《浣溪沙·辛亥正月二十四日发合肥》的“杨柳夜寒犹自舞，鸳鸯风急不成眠”，也把“别离滋味”写得清刚冷峭，韵味醇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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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夔的咏物词，往往别有寄托。他常常将自我的人生失意和对国事的感慨与咏物融为一体，写得空灵蕴藉，寄托遥深。如《齐天乐》咏蟋蟀的鸣声，全词充溢着“一声声更苦”的“哀音”，渗透着词人自我凄凉身世的感受，但又很难坐实说哪一句是写他自己；“候馆迎秋，离宫吊月，别有伤心无数”，似乎寄托着靖康中徽、钦二帝蒙难的国耻，但其寓意又绝非此一事所能涵盖。其寄托在若有若无、若即若离之间，其妙处是含意丰富深广，给读者留下极大的想象空间，但词旨飘忽不定，有时流于晦涩难解，则是其短处。又如咏梅名作《暗香》： 旧时月色。算几番照我，梅边吹笛。唤起玉人，不管清寒与攀摘。何逊而今渐老，都忘却、春风词笔。但怪得、竹外疏花，香冷入瑶席。 江国。正寂寂。叹寄与路遥，夜雪初积。翠尊易泣。红萼无言耿相忆。长记曾携手处，千树压、西湖寒碧。又片片、吹尽也，几时见得。 姜夔常把梅花作为其恋人的象征，如《江梅引》“人间离别易多时。见梅树。忽相思。几度小窗，幽梦手同携”，即是见梅怀人之作。《暗香》咏梅，也当有怀人之意，不过怀人的伤感中包含着自我零落的悲哀。其中也许还寄托着对国事的感愤，但难以确指，读者可自作心解。 姜夔的时代是一个令人灰心失望的时代。作为江湖游士，他的前途命运更是渺茫黯淡。加上他一生贫病交加，对凄凉寒苦有着深刻的感受，所以他总是以一种忧郁凄凉的眼光来看待世界（即《卜算子》所说的“举目悲风景”）。就像中唐诗人贾岛爱静、爱瘦、爱冷，也爱这些情调的象征一样，姜夔也偏爱冷香、冷红、冷云、冷月、冷枫、暗柳、暗雨等衰落、枯败、阴冷的意象群，以此来营构幽冷悲凉的词境。如《霓裳中序第一》词中病人和淡月、寒蛩、坠红、衰荷、暗水等色调阴暗的意象群，构成清幽悲凉的境界，表现也词人浪迹江湖时凄凉悲苦、孤独寂寞的人生感受。清人刘熙载曾用“幽韵冷香”四字来概括姜词的境界，确实独具慧眼。 姜夔的词境独创一格，艺术思维方式和表现手法也别出心裁。他善于用联觉思维，利用艺术的通感将不同的生理感受连缀在一起，表现某种特定的心理感受；又善于侧向思维，写情状物，不是正面直接刻画，而是侧面着笔，虚处传神。《所州慢》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淮左名都，竹西佳处，解鞍少驻初程。过春风十里，尽荠麦青青。自胡马窥江去后，废池乔木，犹厌言兵。渐黄昏，清角吹寒，都在空城。 杜郎俊赏，算而今、重到须尺。纵豆蔻词工，青楼梦好，难赋深清。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念桥边红药，年年知为谁生。 词中的“吹寒”、“冷月”等都是运用通感。起首二句的句法明显受到柳永《望海潮》的影响，但柳词是正面描绘钱塘的繁华景象，而姜词则是从侧面着笔，从虚处表达对扬州残破的深沉感慨。用笔一下一反，一实一虚，恰好形成鲜明对照。他的另一首名作《点绛唇·丁未冬过吴松作》，也同样是从虚处传达出无穷哀感，笔致清虚，意境空灵。故张炎说姜词“清空”，“如野云孤飞，去留无迹” （《词源》卷下）。 与周邦彦一样，姜夔也长于自度曲。他的１７首词自注有工尺谱，是今存唯一的宋代词乐文献，在我国音乐史上具有重大价值。与柳永、周邦彦的因声制词，即先曲后词不同，姜夔有的自度曲是先作词后谱曲。他的《长亭怨慢》小序说： “予颇喜自制曲，初玄意为长短句，然后协以律，故前后阕多不同。”先作词，即不受固定格律的限制，可以舒卷自如的抒发情感，这比谨守格律、依调填词的方式要自由得多，因而将姜夔视为“格律派”词人，并不恰当。而且因词制曲，音乐的节奏更能体现词人情感的律动，所以他的自度曲都音节谐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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