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 哲学重要的基础问题：意识是如何产生的？[第1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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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哲学重要的基础问题：意识是如何产生的？[第140页]

作者:王建强_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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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国国民思维方式结构的特殊性。
在本书引言部分，我对楚渔先生观点彻底性的好奇，为什么中国人会长期存在这种思维模式呢？现在我们具体可以这样理解：这是B型与AB型的思维方式，以其儒道两家在我国漫长的社会发展过程中起到了主导作用的缘故。由于不同血型思维结构的差异，在对待科学的认识上出现了巨大分歧。西方社会O型与A型思维为主导，追求的科学是规范的标准与最终的真相，独立的思想与人格；而国人在复杂的人际关系面前，最终选择的是能够眼见为实的收益，否则会被认为是不可理喻的无用之谈，察言观色适应社会才是做人的必修之课。但大家知道，任何单一哲学都有其片面性。所以说，并不能过于认为儒道两家学说影响有什么不好，而是说应该再补充一些法墨学说思想才能完善国民性的哲学底蕴。这才是科学的客观认识。比如，让一个人经常只吃肉好不好呢？显然是不合适的。但这并不等于说吃肉本身有什么大问题，而是说应该补充其他营养均衡饮食罢了。也就是说没必要过多地研究儒道两家有什么大的问题，作为单一思维方式的哲学思想，肯定没有像辩证唯物主义那样完美，所以注意再补充一些其它传统哲学思想相互学习补充就行了。这才是正确对待我国文化传统及改造国民性的正确态度。总而言之，中华民族四种血型思维心理均衡的国民性特点是我国历史发展特殊性的根本原因，这样理解对于正确认识基本国情是极有益处的。

大脑是人的意识CPU

对于一个人来说；血型不是固定不变的，有些人的血型会改变的。O型血的人有时候会变成B型。

有三种情况下可以改变血型，一是自然改变、而是抗癌药物的作用下改变，三是干细胞移植。ABO血型基因一旦改变其基本思维方式也必然改变，外人感觉好象变了一个人似的。

三、我国国民性的文化优势与发展
1.我国国民性的文化优势。
一是，人生哲学和谐优美。由于我国四种血型思维均衡的特殊性，对为人处世之道格外讲究，形成了一些非常精良的人生哲学。有学者是这样总结的：中国传统人生哲学的类型取决于中国传统文化或传统哲学的结构、价值取向和文化内涵。中国传统人生哲学主要有儒家、道家、墨家和法家四种类型。中国传统人生哲学的思想精华可归纳为以下几方面：追求人生的理想境界；刚毅进取、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注重人生修养、安贫乐道；处世“以和为贵”，适可而止；处事不蛮干，顺其自然，因势利导；待人谦恭有礼，不为人先，留有余地；保持个体人格尊严，发扬勇于承担的大丈夫精神。从文化史的发展和历史的影响来看，诸子百家中主要是儒、道、墨、法这四大家，因而中国传统人生哲学也主要是儒家、道家、墨家、法家这四种类型。儒家人生哲学是讲道德、重进取的现实主义人生观。道家人生哲学是重境界、图个体自由放达的理想主义的人生观。墨家人生哲学是“兼相爱，交相利”、耐艰苦的公利主义人生观。法家人生哲学是急功近利、追逐权势的实用主义的人生观。法家的人生哲学与儒家、道家的人生哲学具有重大的差异。如果说儒家重视道德人格、道家提倡精神境界的话，那么法家追求现实和功利。[1]
[1]参见2016年4月29日微信公众号“哲学”：《论中国传统人生哲学的精华》。

ABO血型基因表达人的基本思维方式，启动了人的心理活动，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对心理科学及哲学的基础性研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据了解，所有具体基因表达过程目前科学技术还无法观察描述，会有一天揭开这个秘密的。

二是，中国传统文化是具有本原性的“正脉”。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少有的几个本原民族。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黄裕生认为：对“绝对者”的觉悟与对普遍性原则的自觉、自任是一种文化成为本原性文化的标志性事件。殷商对“上帝”的崇而不祭，表明殷人崇拜的“上帝”已超越了自然神而为一至高神；周人的“天”则进一步纯粹化为“无亲”而“与善人”的公义之天。诸子之“人文思想”的兴起不仅不是削弱殷、周对“绝对者”的这种觉悟与确信，相反，实乃加持了这种突破性的宗教信仰。孔子仁学的确立与仁爱法则的发现，则完成了对“绝对者”的信仰与对普遍性原则的自觉之间的贯通，从此把华夏民族带上了担当普遍性原则的“世界史”之路。本原文化民族之间的相遇是普遍性升级的必经之路。就绝对的一即是绝对的源头而言，真正的“我们”实乃绝对本原的守护者与承担者，因此，“我们”展开的历史才是有所守护、有所担当而有道统的历史。借此道统，“我们”的历史不仅保持着自我同一性，而且具有了世界史意义。这样的“我们”在哲学上才被称为“本原民族”，也才可以被称为本原民族，“我们”的文化才成为本原文化。[1]山西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文学院教授刘毓庆指出：就人类文化的整体结构而言，犹如人身之肢体，有正脉，有支脉，这两个系统是相互配合的。坚守道义原则、以人类万世太平为终极目标的文化，即可视为正脉。中国文化便是其代表；坚持利益原则，以发展、创新、竞争、超越等为生存手段的文化，即可视为支脉，欧美文化便是其代表（注意：这里谈的只是“代表”，而无排他性）。人类要想健康、幸福的生存，还必然谐调大脑与四肢的关系，关注使人生命延续的“正脉”，让这种文化主导人类文化的发展。正脉与支脉的关系，犹如汽车发动机与方向盘的关系。故世界级的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说：“如果中国不能取代西方成为人类的主导，那么整个人类的前途是可悲的。”[2]所以说，我们要充分认识中国传统文化是本原性“正脉”，是中华民族之根及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保护好自己的文化基因传承：凡是一个民族之存亡消长，全视其传统文化之优劣文野而定。如其优秀文化，一旦毁灭，则民族精神，随之丧失，而整个民族，亦等于名存实亡！我中华民族之所以可大可久，历五千年而不坠者，就是其文化能绵延不绝，永恒保持，并随其时代而进步，所以他能发扬光大，历久弥新！[3]
[1]参见2016年1月21日微信公众号“哲思学意”：《【黄裕生教授微信讲座】论华夏文化的本原性及其普遍主义精神》。
[2]参见2016年3月11日《中华读书报》：《人类文化结构中的中国文化角色》作者：刘毓庆。
[3]参见2016年6月19日微信公众号“中华国学文化”：《孙中山、毛泽东、蒋介石说中国文化，人生大道，各有千秋！》。

意识可以被认知，属于哲学的研究范畴。哲学研究的是物质，其中包括了意识。

三是，“伦理情谊，人生向上”两大精神。
伦理情谊为中国文化一大长处，那只是民族精神两特点之一。中国民族精神更有一大特点，即是以是非观念代利害观念。所谓讲理即讲是非，以利害隶属于是非，不以是非隶属于利害，此因中国自古以道德代宗教之故。中国自周孔教化以来，除以伦理情谊领导中国人外，便是发挥人生向上精神，一切以是非义理为准。这种精神，并不只于读书人见之。不拘什么人都喜欢讲理评理。俗语说：“不欠钱粮不怕官，不亏良心不怕天。”此可见其心中自信有理，而理为最高至上，虽天也不怕！与宗教徒是何等不同！此人生向上之精神非常伟大，为西洋人没有的。中国人之所长在“人对人”，分析言之，就是这两大精神：“伦理情谊，人生向上”。[1]在四种血型思维均衡，“势均力敌”的情况下，唯有伦理才方能说服大家，只不过要将旧的伦理加以改造，树立起新的伦理是了，此乃解决团队意识淡漠与组织起来困难等中国文化问题的突破口，即顺其自然而解决。
[1]《中国文化之长短》参见《中国文化的命运》梁簌溟著，中信出版社2010年版。

量子力学的哲学困境
量子力学有个“不确定性”原理，这是自然规律设置的，关于测量精度的上限，与测量仪器无关，大体含义是，如果你测量一个系统，就必然会干扰这个系统，从而造成测量结果的“不准确”，”亦即当你观测它时，它的状态就被改变从而造成观测结果的不准确。一切都是“观测结果”。
在科学史上，还没有任何一个理论比量子力学带来的哲学困惑更基本，也没有任何一个理论像量子力学那样，从其诞生之日起一直到有了惊人应用前景的今天，还伴随着激烈的哲学争论。
相对于人类而言，朴素的实在论是与***常生活相符合的很自然的态度，就像动物的本能一样。但是在科学中，科学家通常与超出日常生活之外的现象打交道，需要借助特定的抽象理论才能达到对所观察到的现象的说明。是理论拯救了现象，而不是从现象中归纳出理论。这样，客观性问题就变的复杂起来，现象背后是否存在一个不依赖于观察者的客观世界，就成为一个无法逃避的问题。
量子力学诞生前，科学家有两个共同的基本信念：一是相信自然现象的发生都是有原因的，有规律可循的。相同的实验条件必然得到相同的实验结果，既决定论的因果性观念；一是相信科学理论都是对现象背后的客观世界的规律的解释，科学的目标在于掌握规律，作出预言。
然而，量子力学一开始就从根本意义上对这两种信念提出了挑战。正如波恩所说“从我们的量子力学的观点来看，在任何一个个别的情形里，都没有一个量能够用来确定碰撞的结果；不过迄今为止我们在实验上也没有理由相信，原子会具有某种内部特性，能够要求碰撞有一个确定的结果......我自己倾向于在原子世界里放弃决定论。但是这是一个哲学问题，只靠物理学的论证是不能决定的。”
如果物理学家完全接受量子力学波函数的概率解释，那么就意味着降低了科学的预言能力，“而是像算命先生一样，只能说一些模棱两可的话，从而使科学变成一项追求不确定性的一项事业。”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认为量子力学真实的描述了现象背后的世界，那么那个神秘的世界确实让人难于想象。反之，如果认为量子力学没有描述现象背后的世界，那么就颠覆了科学家长期信奉的科学研究传统，这正是量子力学带来的哲学困惑之一。
另一个困惑是由量子测量导致的。测量的结果概率是一个数学量而不是一个物理量，是主体与客体通过测量相互作用的一个综合结果，量子力学是研究主体与被研究客体之间相互关系与作用的规律。量子测量中，主体与客体的分界线变得模糊不清了，量子力学不再是客观的，还包含主观的因素。“量子力学的建立，是以放弃对于物理现象的客观处理，亦以放弃我们唯一的区分观测者与被观测者的能力为代价的。”
量子力学告诉我们，仅凭日常生活经验我们无法理解我们根本无法体验的微观世界的，量子世界在本质上是随机的，也是整体的，微观粒子是抽象空间的存在，它的演化遵循的是统计因果性的规律。
与此同时，量子力学还似乎告诉我们，物质的实在性存在于观察中，不存在一个与我们的精神世界并行的客观独立的物质世界。我们所描述的物质世界是依赖于我们的精神世界而存在的，量子之间呈现的超距同谋是个体生命意识活动的综合反映，世界的实在性扎根于个体生命中的感受和理解中。
来源：量子科学

回复这么多，怎么做到的？

这是谁挖的？

意识可能是目前最难说明的现象之一。与意识相关的心智、智能、自由意志范畴等不仅是哲学谈论的话题，也是自然科学必须介入的领域。哲学上关于意识的种种学说，如果仅仅停留在哲学层面，恐怕只能是哲学家们的自娱自乐了。要解开意识之谜，没有科学的介入是不可能的。从混沌学、生物进化论和皮尔士符号学视角给意识以解释，得出意识是自然进化的结果，是一种奇怪吸引子系统和符号表征系统，意识与心智、智能之间的关系具有某种同一性，可以科学地进行研究。
我认为：必须从生理科学角度说明心理活动产生的原因，才能说明意识的起源与本质，否则意识的问题将永远是个说不清的问题。ABO血型基因的表达产生了基本思维方式，启动了人的心理活动，从而有了人的意识。我的微信公众号：血型心理与哲学研究。欢迎关注！

意识是怎样产生的？
意识是物质世界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物质从自身发展中产生能思维的生物，经历漫长历史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有三个决定性环节：1，由一切物质所具有的反应特性到低等生物的刺激感应性； 2，由刺激感应的反映形式到高级动物的感觉和心理；3，由一般动物的感觉和心理到人的意识的产生。纯粹的动物心理不会自发地产生意识。
意识是同人类社会一起产生的。意识是社会性的劳动、语言和人脑的必然产物，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意识是社会的产物。1.劳动为意识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客观的需要和可能；2.作为思维外壳的语言也是在劳动过程中产生和发展的；3.在劳动和语言的推动下，猿脑变成人脑，为意识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
从意识的起源看，意识是物质世界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从意识的本质来看，意识是客观存在在人脑中的反映。
意识是人脑对客观存在的反映：
第一，正确的思想意识与错误的思想意识都是客观存在在人脑中的反映；
第二，无论是人的具体感觉还是人的抽象思维，都是人脑对客观事物的反映；
第三，无论是人们对现状的感受与认识，还是人们对过去的思考与总结，以至人们对未来的预测，都是人脑对客观事物的反映。意识的能动作用首先表现在，意识不仅能够正确反映事物的外部现象，而且能够正确反映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意识的能动作用还突出表现在，意识能够反作用于客观事物，以正确的思想和理论为指导，通过实践促进客观事物的发展。

2.“大同世界”哲学思想的历史担当。
国际著名东方学大师、语言学家、文学家、国学家、佛学家、史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季羡林先生学贯中西，对文化差异，特别是东方与西方的文化都有独到的研究。季先生指出：21世纪将是中国文化（东方文化的核心）复兴的世纪。现在世界上出现了许多影响人类生存前途的弊端，比如人**炸、大自然被污染、生态平衡被破坏、臭氧层被破坏、粮食生产有限、淡水资源匮乏，等等，这只有中国文化能克服，这就是我的最后信念。我们有一种“天人合一”的理想，自先秦起就有，而且不限于一家，其后绵延未断。宋朝大哲学家张载有两句话，说得最扼要，最准确：“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与”的意思是伙伴，“物”包括动物和植物。我们的生活来源都取之于大自然，而我们不把大自然看作敌人，而看作朋友。将来全世界的人都必须这样做，然后西方文化所产生的那些弊端才能逐渐克服。东方的思维模式是综合的，西方的思维模式是分析的。勉强打一个比方，我们可以说，西方是“一分为二”，而东方则是“合二而一”。再用一个更通俗的说法来表达一下，西方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而东方则是“头痛医脚，脚痛医头”，“即见树木，又见森林”。说得再抽象一点：东方综合思维模式的特点是，整体概念，普遍联系；而西方分析思维模式则正相反。我的意思是，在西方文化已经达到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把人类文化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既然能搞“西化”，为什么就不能搞“东化”呢？[1]
有人认为：20世纪末，出于社会生产的需要，制造产品的需要，社会要求将极端分散的众多学科集中起来，合成一个产品。一部汽车的零部件多达万种，后来导弹、原子弹的制造，分工更细，要求的综合程度更高。由分散到综合，跨学科、多学科协作将是21世纪学科发展的大趋势。看来中国哲学的喜欢综合，从整体考察的思维模式重新引起人们的重视。[2]在本书社会发展章节，我们预见在社会主义阶段世界将实现大同，这是人类科学技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从这个角度观察中国传统文化，确实优势比较明显。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发表文章“儒学如何能阻止全球变暖”：对西方政策专家而言，这是有些出人意料的：中国的知识分子正在公开讨论儒学、佛教和道教在推动和谐社会和可持续的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之一就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不同的哲学派别均强调生态平衡的政治智慧。不论是儒学“天人合一”的思想，道教“道生万物”的观点，还是佛教“众生平等”的信仰，中国的哲学思想已帮助中华文明延续了几千年，是阻止环境危机和建设和谐社会的强大武器。这或许可以起作用。摆在世界各国经济学家和政治家面前的问题是，如何放眼经济以外的东西、从整体考虑问题，从而作出决策。西方的政治经济学家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因为他们的理论是建立在自我主义的启蒙观点之上。尊重前辈和后人的利益是儒学有关自我与群体思想的核心。儒家思想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我是谁？我是父母的孩子和孩子的父母。”儒学思想的前提就是人是由延续了几个世纪的亲属关系网所界定的。从这一角度而言，个人利益是与宗族利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因为它可以前后延伸至很多代人。这将是中国解决现在与未来环境问题之道的重要因素。随着中国在世界舞台上承担更加重要的领导责任，我们可以预见将出现源自多元文化传统的各种可持续发展模式，其中包括儒学模式。西方化是唯一值得信赖的发展模式的时代已结束。西方文化有缺陷，中国传统哲学有助可持续发展。[3]
德国特里尔大学国家法学在读博士朱晓文指出：可以说如今的中国文明，是反复浸淫于东西方文明之后的再生文明，而对传统的暂时疏离并不会妨碍它的复兴。复兴之后的中国文明，将是可以平衡协调西方与印度的中和文明，且是可以适应人类共同未来的伟大文明。我国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梁漱溟，在1921年所著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里，提出生活的根本在于如何满足自己的意欲，满足意欲的方式各自不同，人们遇到问题或困难的应对方式无非三种，而中、西、印文化正可相对应地概括为三种不同的文化路向：一是西方文化以意欲向前要求为其根本精神，解决问题，克服困难；二是中国文化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随遇而安，自得其乐；三是印度文化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取消问题，无视困难。这三种路向在梁氏看来本是高下有差的，但他同时强调人类社会并非全部要按照“独系演进论”而变化的，三种不同路向本身就各自适应其不同民族个性，也就无所谓好坏之分。可是，如果历史真的能够终结，再也没有什么问题和困难，无须解决克服也无须取消无视，那时的人类需要的必然是中国人的调和持中的意欲态度了。梁氏因此预言：人类在不久的将来必将“由第一路向改变为第二路向”。这竟然与剑桥大学的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在同日本著名社会活动家池田大作的对话录《展望21世纪》中提出的设想不谋而合：“全人类发展到形成单一社会之时，可能就是实现世界统一之日。我所预见的和平统一，一定是以地理和文化主轴为中心，不断结晶扩大起来的。我预感到这个主轴不在美国、欧洲和苏联，而是在东亚。由中国、日本、朝鲜、越南组成的东亚，拥有众多的人口。这些民族的活力、勤奋、勇气、聪明，比世界上任何民族都毫无逊色。无论从地理上看，从具有中国文化和佛教这一共同遗产来看，他们都是联结在一条纽带上的。并且就中国人来说，几千年来，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出这种在政治、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这样的统一正是今天世界的绝对要求。中国人和东亚各民族合作，在被人们认为是不可缺少和不可避免的人类统一的过程中，可能要发挥主导作用，其理由就在这里。如果我的推测没有错误，估计世界的统一将在和平中实现。这正是原子能时代唯一可行的道路。……在这点上，现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准备的，是两千年来培育了独特思维方法的中华民族。”世界统一？是的，我们没有听错，这位对全球存在过的二十六种文明进行过深入研究并写就二十卷本辉煌巨著《历史研究》的伟大历史学家汤因比，早在1973年中国仍处于剧烈的文革动荡之际，就对中国文明将为未来世界担负的光荣使命作出了如此睿智卓绝的预见，读史使人明智，在这堪称最智慧的头脑中出现的“世界统一”绝非痴人说梦。统一世界是全人类共同的梦想。人类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所有帝国，都以统一世界作为终极目标。而随着现代化和全球化的速度日益加快，“地球村”迟早会形成统一局面。唯有全球统一和世界政府的实现，才是历史最彻底的终结。[4]
人类不会消亡，历史也不会终结，中华传统文化哲学思想的独特优势所承担的历史重任，将是无可替代的。在我国，四种血型思维的治国理念形成了综合性的方式方法。O型思维以法治国、A型思维以人为本、B型思维以理服人、AB型思维以和为贵，各有千秋，它们结合在一起是很完整的运作体系，促成了中华民族大团结的文化基因。我国在世界上是唯一一个能权衡各种血型思维矛盾游刃有余的哲学大国，特别在全球一体化进程中，这些思想与经验就显得弥足珍贵。中华民族向往的“大同世界”实际上就是全球一体化发展的未来----社会主义社会阶段，在“大同世界”来临之前我们要对自己的传统哲学优势继续认真研究，并在实现“大同世界”的实践中不断予以应用，为全人类社会进步服务担当。
[1]参见《季羡林生命沉思录》季羡林著，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8年版。
[2]参见2016年4月28日微信公众号“哲学”：《哲学必将与人类共存》。
[3]参见2009年6月30日新华网：《西方文化有缺陷中国传统哲学有助可持续发展》。
[4]参见2016年2月4日微信公众号“哲学园”：《万字美文梳理中西印文化》作者：朱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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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2021-06-28 11:34:30 更:2021-11-27 08:3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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