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 《必须被正名的哲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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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必须被正名的哲学方法——直觉论》[第4页]

作者:柳艺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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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贴！
人们应审视自已的思维，确定思维方法所在位置，找到更好解决问题的办法。形式上理性虽更重要，但直觉一直在理性之上，理性是给直觉打的补丁。

我们的存在以碎片化宇宙为前提，以二元对立思想为基础，甚至把自己都分割成精神与肉体的二元存在，不断纠结于对立与统一或对立与同一，并在矛盾的冲突与和解中暗示自我的存在。婴幼儿时期的人类直观到自己与宇宙的同一，不过，那是人对自然的臣服，对自然母亲的天然依赖，更加准确地说，是自我意识的不完备。理性的成熟把人类送入了青春期，自信的主体充满了青春的冲动和反叛，热情洋溢地反抗着自然母亲的“爱”，他认为母亲已经老了，而他更加相信未来，相信未来是他的。近现代思想体系奠基于人与世界的对立，即使在今天对二元论持最激烈的批评的人那里，对立仍然残存着。经历了青春期的骚动，人类应该可以沉静下来，以理性的直觉感受自己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希望达成与自然的和解，以独立的人格回归母亲的身旁、回归自己的本性。

第一章、现象学方法的最高位置——爱多斯直觉

关于直觉，近代笛卡尔就用其在解析几何方面作出重大贡献；１９世纪后，经过叔本华对理性思维的激烈批判，及彭加勒、波普尔等人的进一步否定，直觉被放在认识论的最高位置。胡塞尔站在现象学方法的高度，给直觉以更充分的肯定，认为本质直观，即爱多斯直觉，可以透过经验映射的相似性、经过精神上的递推，把握共同之物；将个别直观上升到观念直观，实现对事物本真的认识和理论概念的创新。

德国哲学家胡塞尔花费毕生精力建立的现象学方法，最初目的当然是旨在建立一种广义的哲学方法，也即建立“通向认识真理的一条道路，一个过程”。那么怎样才能够使得人类认识以一种接近实事的方式抵达真理呢？他立足于对心理主义结论的反驳，批判了心理主义所依据的被误认为自明性的东西是错误的成见，指出只要我们“去接近实事本身，那么这里的谬误便会消失”。与此同时，他也反对将哲学方法还原到那被经验、被体验、被思考的对象之上的科学理论或自然科学方法论。他认为，人类接近认知对象或实事本身的唯一方式就是直观地、真实地体验这个实事。而如何达到认识这个“自在的实事、真实的存在、实体的存在”或“世界中的存在”之目的，胡塞尔认为最好的方法就是“素朴直观地‘觉察’和‘感知’一个实体之物”。继而将对个体的直观或经验转变为或上升为本质直观或观念直观。而如此被直观之物便是相应的纯粹本质或爱多斯。

就传统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而言，理性思维主要指逻辑思维和辩证思维；非理性思维则主要指各种感性思维、表象思维、身体思维或非逻辑思维，具体包括直觉、灵感、顿悟、想象和假设等创造性思维，以及感觉、知觉、兴趣、情感、欲望、意志、激情、求知欲、好奇心和潜意识等感性要素和身体智能。从辩证法高度上讲，当然不能否定理性和逻辑在科学技术中的重要性，因为人的感觉，包括精神感觉和实践感觉，如意志和爱等，都是人类经由对象化、理性化、自为性和目的性的社会实践活动才得以产生。但也必须看到，科学技术作为全部人类活动的极致，更是人类思维和社会实践综合作用与多元决定的结果。其中，特别是各种创造性思维、非常规思维和其他多种因素的渗透，使得“人不仅是在思维中，而且是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尤其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巨大进展，当表面现象和具体而直接的现实被科学实验和经验观察“一览无余”的时候，那些隐藏很深的科学真理和技术发明就再也不能只依靠经验，而是要更加经常地借助直觉、灵感、想象等非逻辑思维。

关于直觉思维，其实早在近代之初，一些哲学家就发现其重要的认知和创新价值。到了１９世纪，经过反理性主义者叔本华、尼采、柏格森等人对理性的激烈批判和否定，及其后彭加勒、胡塞尔、爱因斯坦、波普尔等人的进一步论证，便开始将直觉放在认识论的决定性位置上。比如叔本华通过对理性的全面审视，在认识论中突出了自我反省、自我体验和神秘直觉的作用。柏格森则赋予直觉以更高意义，认为人类要想认识宇宙的本质，只能依赖一种自我内省和突然实现的直觉过程；而且“只有凭借这种努力，人类才能洞察到自然现象和意识深处的隐秘，才能获得绝对真理”。在真实的认知过程中，人类的智慧和本能、理性和非理性、逻辑和非逻辑是辩证统一的。只是智慧天生地不能全面透彻地理解生命，而本能却能通过直觉穿透时空障碍，抵达对象内部，将个别事实引申为一般规律。尽管智慧经常是人的认知得以发光的核心，但直觉却能使我们看到智慧材料的不足和补充智慧材料的方法，将人之认识引入连续的创造，使得“直觉超越智慧”。尤其在科学活动中，直觉、灵感等不仅内在地展现了真理具有时间到来或成熟以后自己涌现出来的本性，就是作为一种仅凭直接观察，根据有限资料就能作出大胆、深入的判断和预见的思维形式，作为一种简单明了、迅速果断而又有效的探索方法，在科学技术和理论创新中也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至于胡塞尔则站在哲学方法和本质直观的高度，给予直觉以更高的地位和评价。他说，本质直观，也即爱多斯直觉，作为对一般性的直观，就是根据自身的经验，直观自己看见的事物，并且在这个自身的看的基础上注意到相似性，尔后进行那种精神上的递推；在这种递推的过程中，共同之物、红、形状等便“自身地”表现出来，就是说，被直观地把握到。这里涉及的当然不是感性的看，因为人们无法像看一个个体的、个别的红那样看到一般的红。它需要人们基于经验或感性的相似性进行递推和扩展，因此人们通常所谓的那“任意多的、个别地被看到的事例所具有的共同之物、一般之物可以直接地作为其本身而为我们所拥有，就像一个个体的个别之物在感性知觉中为我们所拥有一样”。这种本质直观、观念直观或认知直觉在科技创新和理论创新中的作用，显然是多方面的。

首先，就直觉思维在科学创造中提出新概念、新思想和形成新理论的作用而言，笛卡尔就利用这类方法创立了解析几何学和“以太说”，并指出：“除了通过自明性的直觉和必然性的演绎以外，人类没有其他的途径来达到确实性的知识。”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彭加勒不仅创立了微分方程的定性理论、组合拓扑学、自首函数论，也在光的电磁理论、热传导、位势理论和相对论等领域作出重大贡献。他认为他在方法论上的最大受益就是来自直觉，并由此指出：在科学研究中，逻辑用于论证；直觉可用于发明。没有直觉，一位科学家“便会像这样一个作家：他只是按语法写诗，但却毫无思想”。事实上，数学和自然科学中的许多概念、公理、定律和理论，如非欧几何学、万有引力定律和大陆漂移说的问世，都证明了直觉的创造性作用。为此，爱因斯坦也主张他的相对论是源于直觉，并认为许多物理学原理，“都不可能用归纳法从经验中提取，而只能靠自由发明来得到。这种体系的根据在于导出的命题可由感觉经验来证实，而感觉经验对这基础的关系，只能直觉地去领悟”。

其次，就直觉在科学活动中起到的预见作用而言，思路敏捷、观察透彻、富有洞察力的科学家常常能凭借卓越的直觉能力，在大量紊乱、复杂的经验材料面前，敏锐地觉察到某一类现象和思想可能具有重大意义，预见到将来在这方面可能会产生重大的科学发现或科学成果。这样，由直觉作出的大胆预言就常常决定了某一领域科学研究的发展战略。科学史上，许多重大的科学发现都是先根据这种直觉性的预言制定研究战略，然后付诸实验而取得的。比如物理学家对原子结构的认识和原子模型的建立就是很有说服力的例证。

第三，就科学创造中直觉、顿悟等非逻辑思维起到的选择作用而言，由于人的创造活动一般都是从发现问题开始的，因此在面对一定数量的实验资料、科学事实提供的各种可能性问题的时候，科学家就常常依靠直觉进行选择。比如哥白尼之所以把毕生精力都奉献给“日心说”，原因就是他在好奇心的促动下，抛弃了托勒密的“地心说”，选择了当时还没有任何经验事实支持的菲洛劳斯的“中心火学说”，以及其后被阿利斯塔克发展了的“日心说”。

由此，在否证论者波普尔看来，科学史上的“每一种发现都含有在柏格森意义上的‘一种非理性因素’或者‘一种创造性直觉’”。这种情况恰如爱因斯坦所言：“我相信直觉、灵感和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着世界上的一切，推动着进步，并且是知识进化的源泉。”与逻辑相比，直觉不仅能教人思路敏捷、观察透彻、富有洞察力，还能够教会人们从远处瞭望目标和领悟现实。在科技创新中，科学家往往会通过自由的生命精神透过幽夜的云雾，从中迸发出新的思想、概念或形式。此时，直觉和灵感就像从一粒细砂看尘世，从一朵野花看苍天一样，不仅可以满足精神创造的最初要求，还能够对认识对象进行总体把握，深入洞察其底蕴，对一些新知识、新概念、新观念进行敏锐的领悟、发现、鉴别和选择。因此，直觉等非逻辑方法是人类特有的、经过长期的社会实践和认知活动形成的一种在一瞬间就能够将现象和本质、个别和一般、具体和抽象、部分和整体、偶然和必然、可能与现实等观察素材相互统一起来的发明创造能力。迄今的科技史完全可以证明：没有直觉、灵感等悟性的引领，就没有发明创造。

在胡塞尔的现象学方法中，“纯粹本质可以直观地在经验被给予性，在感知、回忆等等的经验被给予性中示范性地表现出来，同样也可以在纯想象的被给予性中示范性地表现出来。据此，我们可以从相应的经验的直观出发去原本地把握一个本质本身，但同样也可以从非经验的、非此在把握性的直观出发，更确切地是从‘纯臆构’的直观出发去原本地把握一个本质本身”。换句话说，在胡塞尔看来，如果我们能够在自由的想象中创造出某些空间形态、旋律、社会过程，等等，或者如果我们能够臆造出经验、愉快、不快、愿望等行为，那么我们也就能够在其中通过“本质直观”，也即“观念直觉”原本地甚至有可能相应地直观到杂多的纯粹本质。这种纯粹本质的真理显然并不包含着关于事实的断言。

首先，直觉、灵感和想象的出现，意味着常规思维中的“跳跃”和逻辑程序的“中断”。但由此得到的创新却符合事物发展规律。因为既定的逻辑程序常常起到规范思维进程的作用，因而也就阻塞了思维过程向新的发现开展或延伸的可能。正如西塞博尔德?史密斯所言：“新发现的作出应是一种奇遇，而不应是思维逻辑过程的结果。敏锐的、持续的思考之所以有必要，是因为它能使我们始终沿着选定的道路前进，但不一定会通向新的发现。”其次，这三种思维形式常常是紧密联系和相互作用的。其中，或者是想象诱发了灵感或直觉，或是灵感和直觉唤起了活跃的想象，灵感和直觉之间甚至有相互重合的地方。它们是一种由点及面，以至立体多面式的非线性思维方式。所以，当创造者的直觉、灵感或想象活跃起来的时候，往往就表现出一种身不由己地从多层次、多角度审视客观事物，及至透过现象到本质的特殊精神状态，而客观事物的内在规律性，也似乎一下子暴露在眼前。第三，直觉、灵感和想象都不同程度地反映出无意识的生理／心理活动。正是它们保证人们能够从基本的生命活动或生理／心理负担中摆脱出来，以从事高级的理性活动。而且正是这种无意识才需要储存更加巨大的信息量，需要有识别、选择、提取、加工和处理信息的更高效率，否则它们也不可能随机应变地完成上述种种调控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讲，直觉思维等既是自觉意识的必要补充，而对于创造性地完成某些任务来说，较之自觉意识也更为优越。最后，这几种非逻辑思维也都是观察和思考、知识和能力的直接统一和迅速结合。表面上看，它们是一种本能的认知冲动和发现能力，实际上则是人类长期艰苦卓著的认知活动、经验积累、心理体验和综合性认知的总爆发。在这里，人固有一种本能的反应、感应、聚集和整合功能；对认知具有一种隐秘或潜在的暗示、牵引和指导作用；并能迫使人们不断地发明新概念、形成新观念。否则，“即便是最伟大的天才尽管朝朝暮暮躺在青草地上，让微风吹来，眼望着天空，那温柔的灵感也始终不会光顾他的”。因此，只有将非逻辑思维和逻辑思维相结合，才能不断地开辟新领地，取得新发现，创立新理论，推动科学技术发展繁荣。

以上我们从现象学方法的高度讨论了直觉思维、本质直观和想象的方法论价值，显然这不能与理性相对立。因为胡塞尔的现象学方法体现的思维形式完全不同于传统的狭隘理性主义者把范围仅仅局限在形式逻辑之内的理性思维。他的现象学所涵盖的理性思维就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方法和哲学思维。它体现了一种广义的将直觉、灵感和想象等创造性思维融于一身的理性思维。事实上，现代心理学研究已经表明：所谓直觉思维其实就是一种自然的思维活动，它是对事物自然而然产生某种想法的过程。这种思维产生的基础是思维定势，它是一种不自觉的思维活动，仅凭直观材料来进行。正是由于仅凭直观，所以由直觉获得的知识常常带有某种偶然性，它只有上升到更高级的思维阶段，才能成为一种自觉的过程，才能迅速而正确地揭示事物的本质。当然，它也是人们长期勤奋努力的必然产物；是人们在注意力完全集中、意识极度敏锐的情况下，长期思考着的问题受到某些事物和经验的启发和引领，忽然得到解决的心理过程。所以，直觉等非逻辑的和创造性的思维形式，并不是来自天才，而是来自苦思冥想、勤奋的思维过程，并能以一种爆发性的形式而获得对问题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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