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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最近研究的成果——如何证明拉美特利的人体哲学[第4页] |
作者:柳艺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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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思想是一项体性的,而非纯精神性的过程,它发生在理性思考以前;其中个人的欲望、性情和接受的能力先行,再现于语言、论述及权力网,构成了思想的倾向。这种“前哲学”的时刻,才是主体理性思维的先验性条件及基础。主体身处于自己的身体里,有着特殊的存在性欲望;思想既然跟生活的意欲和取向有着不解的关系,那知识便是连串生理性、象征性与社会性的交结过程。知识主体作为生理性和社会性的体性存有,不能就此约化成西方传统哲学中那个超然独立的、纯理性的主体。 |
简单来说,身体的本源意义及其当下命运不仅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现象,而且在哲学与思想领域也赢得了相当的理论兴趣。这对以后现代观点为标识的理论家与思想家而言,尤其如此。身体问题是那么深刻地牵涉到每一个人的全部生活而又是那么深刻地把责任推给个人的主观性,似乎为每一个体所无法回避。 |
从哲学史来探讨,柏拉图的理念论是一种“扬心抑身”的理论,这和中国传统的儒家理学所提的“存天理,灭人欲”是一样一样的。 而“扬心抑身”的理论到了笛卡尔这里,被开辟成了“意识哲学”;尤其是在知识论范畴中几乎被发挥到一种登峰造极的地步。首先,就笛卡尔那个为哲学史奠定基调的、作为“令人无法拒绝的反思的洞见”而提出的直观命题“我思故我在”而言,这个“我思”之我,“我的灵魂,也就是说我之所以成为我的那个东西,是完全、真正跟我的肉体有分别的,灵魂可以没有肉体而存在”;而“我在”之我,也绝非肉体之我,而是“我感觉”、“我意欲”、“我想象”中的抽掉一切外部经验内容的、纯粹的“我”。简言之,“我”就是“我思”。这里,明显主张一种“无身的思维”。即“尽管整个精神似乎和整个肉体结合在一起,可是当一只脚或者一只胳膊或别的什么部分从我的肉体截去的时候,肯定从我的精神上并没有截去什么东西”。当然,作为一种典型的身心二元论,笛卡尔哲学对于身体的实体性地位是进行了充分肯定的。但是,无论如何,身体的有效地位与作用也就是仅仅局限于一架依照自然本性进行运转的机器而己。它与思维的确定性、知识的可靠性——这是近代哲学主要努力的根本方向——是始终无缘的,也注定无所作为。 |
从启蒙运动的近代以来,哲学一直是作为科学的补充而实际提出的指导,被看成是“知识”;而如此具有诠释文化符号的理论被看成是认识论。然而,对于我们理解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却被“忽略”了。如今,后现代主义者指出了由社会文化建构的关于科学和知识的叙述,实际上可以建立在一系列的二元对立之上,它们将“自主权力”排除在知识的主体之外。这些二元对立,主要是将“自主性”与被动性和自然相联系,对立于自由权力与积极主动的联系,后者被看作是知识的理性主体和当代文化的主导者。 |
而这归根到底就是——如何践行身体行动的人权赋予,这其中典型的现象就是“女性主义”。 人类社会史上,人权的概念已有了200多年的历史,但人权概念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并不包括女权。早在1791年法国大革命的妇女领袖奥兰普·德古热发表《女权与女公民权宣言》,或称《女权宣言》的时候,女性主义运动就已经拉开序幕。《女权与女公民权宣言》开宗明义,认为:“妇女生来就是自由人,和男人有平等的权利。”两年后这个宣言的作者就被她过去的男性同党推上了断头台。法国的《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和美国的《独立宣言》中,“人权”的含义只是男人的权利,不包含女人。女权运动即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意为女人的人权,推动女人的做人之权从边缘进入主流,使女权成为整个人权的重要内容。女性主义批评,作为一种文本批评或话语批评的时尚,则迟至1960年末的政治动荡时期才在西方出现。其实早在上个世纪初,当代女性主义批评的启蒙者之一,弗吉尼亚·伍尔芙就已经注意到,在主流话语中缺乏妇女的声音,大部分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其实都只是说着男性作家要她们说的话,做着男性作家要她们做的事。法国女性主义思想家西蒙娜·德·波伏娃于1949年提出“人造女性”(即女性是人为建构的)的著名论点,催生了一批女性主义批评家,后者开始关注大众传媒如何与父权制“合谋”建构一个软弱无能的小女人,这些话语批评家相信,对父权制度的批评不能离开对父权制话语的批评。女性主义在19世纪渐渐转变为组织性的社会运动,因为当时人们越来越相信女性在一个以男性中心的社会中受到不平等对待。女性主义运动根源于西方的进步主义,尤其是19世纪的改革运动中。组织性运动的时间是起于1848年在纽约州色内加瀑布市召开的第一次女权大会。 |
在哲学上的造诣,女性主义者关于知识的思考主要包括以下四个领域: (1)作为表述的知识; (2)知识的中立性; (3)理性; (4)客观性。 女性主义认识论学者指出这些领域均隐含着性别含义,并且提出观察、批评和意见。这里我想首先讨论一下西方认识论中一个古老的观念:作为表述的知识。 |
西方认识论的一个主要信条便是“表象论”,将知识理解为个体表述其环境的方式。根据这种观点,当个体思考知识的时候,肯定首先想到的是一个由因果关系连接的物的世界,个体同时努力去认识这些因果关系。因此,研究心灵的哲学家会研究心灵的表述(再现),而认识论者则致力探索表述得满足什么条件,才能被合法地当作知识。知识被理解为一个个体所拥有的心灵表述(再现)。 |
然而,女性主义者提出了批评,他们认为: 对知识的思考并非只是从“表象论(表述)”出发的,知识本身已经被赋予许多价值观念;知识是一种社会性的建构,实际的知识产生于社会实践;理论知识应当被看作为一种特殊形式的知识。 |
其二,女性主义者还认为知识中立(也称为“价值中立”)要么根本不可能实现,要么是属于无甚价值的愿望。在她们看来,价值中立的吸引力只有在我们将知识纯粹看作是事物之间的联系,其中没有任何人的表述时才存在。拿科学的例子来说,美国的桑德拉·哈丁便批评传统的科学方法观念缺乏自省性。她认为文化议程是科学的总体假设的一部分,它们被用作证据来支持或反对某个科学理论。法国学者露丝·伊利格瑞对科学领域的质疑,也是在质询科学的主体和它在话语和发现中的心理和性别。科学语言只是隐藏在假装的中立性之后——而事实上,它也是有着性别(男性)的存在的产物。科学属于具言说立场的一个特别极端的表现;这个立场从来都不是中立的,而是男性的。 |
对于这一点,我将借用尤尔根·哈贝马斯对早期实证主义意图的解读,以支持女性主义对知识中立的批评。虽然女性主义者持有不同的政治和哲学观念,然而她们都批判性地借鉴哈贝马斯的观点,后者为她们在反思权利、常规和主体问题时提供了许多帮助。在《知识与人类旨趣》一书中,哈贝马斯明确指出只要知识被认为等同于现代科学,科学就不能再被纳入先验知识领域的范围。科学的信念由实证精神的开展,证明了人类的政治、道德与智力的发展,绝对与物质进步分不开。人对自然的影响主要取决于人所获取的,关于无生命现象的规律的知识。在哈贝马斯看来,孔德的科学哲学可以被归约为方法论规则或“实证精神”,它保证了科学客观性的程序。 |
什么是“实证精神”?哈贝马斯说孔德使用“实证”这个术语来指涉下列事物: (1)实际的,区分于想象的存在; (2)确定的,区分于未定的; (3)准确的,区分于模糊的; (4)有用的,区分于无益的; (5)相对有效性,区分于绝对性。 |
因此“实证精神”涉及以下几个原则: (1)实证主义采取了经验主义学派的基本原则:所有的知识都必须通过系统观察的确定性来证明自己,只有感知才能提供关于现实的证据;感官经验是通往事实领域的必经之道;经验科学是对现实作出陈述的科学。 (2)方法的确定性与感官的确定性一样重要。科学的对象是众多的事实,它们在原则上是无限的,永远不可能从总体上把握。它必须建立在研究者的系统性研究程序之上。 (3)唯一可以获得知识的精确性的,是普遍命题的分析性关联,和这些理论在观察报告之间的逻辑联系。 (4)科学使技术控制自然和社会,因为知识的内在价值与它的实际应用都很重要。 |
实证主义的科学思考,与我们所属的组织和处境相关。由于文化情境的变化和人文主义的信念,形而上学的本质才被宣告为不真实。实证主义将形而上学问题排除在它的话语之外。哈贝马斯引用孔德的话,说形而上学被认为是“不可讨论的”。因此知识被等同为科学知识,研究对象由研究方法来决定,客观主义成为基础。哈贝马斯视科学客观主义垄断了知识,因为它将通向真实的途径限制在科学领域——即通过客观化现实建立的科学参照体系里。对于孔德来说,宗教可以被宽容,仅仅是因为它仍然具有实用的社会功能。 |
人类的生命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巨系统,但是,生命的真主人是谁?几千年以来人们争论不休。近代占主流的说法认为人类的真主人就是后天主观意识,心智与大脑,只承认命体和意识的客观存在性,而否定体元的客观存在性。回避生命是一性一命共同复合组成的客观现象。但是,果真如此吗?其实这种论点是难以自圆其说的。我们只需要认真地内观一下自己,我们的后天意识(识神)对自己生命的主权其实是非常有限的,只能指挥我们的随意肌系统和骨骼系统。而对心臓的搏动,胃和肠管的蠕动,肝臓的作功、肾臓的作功、呼吸的运动,体液的分泌、分配、运动布输等等命体深层次中的功能,全都无权干涉。我们稍作分析,就不难发现,人类的后天意识,心智大脑,只能主理命体浅表中的部分生理功能,权限是极其狭小的一部分,而对生命中最关键、最主要的深层各系统的管理者和调控者的真主人,全都茫然无知。 |
“体性存有”是一种主观唯物论思想,它的目的在于何为“主动权的向导作用”?而“体性”意味着人类生命的真主人是“一性一体”的整合系统,而并不是心智系统。庄子早就指出,在人类精神系统逐步退化的过程,从唐尧虞舜时代就开始发生了:“离道以善,险德以行,然后去性而从于心。心与心识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后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灭质,博溺心,然后民始惑乱,无以反其性情而复其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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