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 《行动哲学》简述[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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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行动哲学》简述[第2页]

作者:柳艺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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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可能有惑，只不过没有出现有惑的情景。思想分析师也会有惑，他不一定是无惑的智者。思想分析师产生惑，如同医生也会生病一样。没有人会说医生不生病，也没有人说一旦医生生病，他能够自己给自己治疗，而不需要其他医生来治疗。医生有他职业的优势，但他的优势不在于他不生病，而在于对就医程序的熟悉。未去过医院的人去医院就医，他进入医院会摸不着头脑；医生了解医院的程序，熟悉各个部门的功能，了解谁是专家，谁是庸医。

第五章：思想分析的价值中立原则！　　

思想分析是一个用言语进行治疗的过程。惑的产生没有生物学基础，因而不能够使用药物来治疗。使用化学药物来治疗，其效果就如同酒精这样的麻醉剂所产生的效果，且有副作用。它的病因是能够说得清的，因而也不需要催眠术等心理治疗的方法来进行。

我们常说，言语是表达思想的。在与他人的对话中我们的一个自然倾向是，向他人表达自己的观点并证明自己的观点是对的。然而，这是思想分析所力图避免的。思想分析是一个纯粹逻辑分析的过程，而不是推销自己观点的过程。在实际中人们的痛苦更多的是价值冲突。因此，作为纯粹分析的思想分析师，他不预设任何价值观是合理的。他既不推销某个价值观，也不贬低某种价值观。这就是价值中立原则。价值中立原则使得从事思想分析的工作者是哲学家，而不是神职人员和意识形态工作者。

思想分析遵循价值中立原则，不是说思想分析没有价值预设。思想分析预设了没有认知冲突是好的人生状态等等。同时，价值中立原则也不是说思想分析不能进行价值观问题的分析与讨论。实际上许多痛苦的根源是价值观问题。价值中立说的是在价值观讨论上，思想分析师只是对所涉及的价值观进行逻辑分析，而实际上人们也只能这么做，没有客观的东西决定一种价值观优于另外一种价值观。

一个惑者的惑可能在偷窃问题上。我们的一个自然想法是偷窃是恶的。然而，我们所认为的“偷窃是一种恶”这样的观念，不是来自对自然的观察，而是因为教育。可能的是有人不认为偷窃是一种恶。若惑者持有这样的看法时，思想分析师所要做的仅仅是让对方的信念一致，而不是去说服对方放弃偷窃不是一种恶的观念。

这些都是分析能够进行下去的元素。价值中立原则所禁止的是在对话开始预设某种价值观是正确的、某种价值观是错误的。

思想分析师可以告知不认为偷窃是恶的人社会中普遍的观念，也可以告知他偷窃给他人造成的伤害，当然更要告诉他偷窃面临的法律后果。若他经过解惑后，“愉快地”决定去偷窃，思想分析师的任务完成了。惑者偷窃被抓后，思想分析师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该承担法律责任的是偷窃者，他有健全的心灵；若他没有被惩罚，问题也不在思想分析师那里，而在社会，是因为法律的不健全导致偷窃者不被惩罚。

当然，在实际中思想分析师承载着社会责任，社会也难以容忍纯粹的思想分析师。苏格拉底被雅典人判处死刑，理由是教唆年轻人。这便是一个事例。

第六章：结语！

上述分析的相关联的预设，只是思想分析预设中的部分，而不是全部。思想分析的预设规定了思想分析功效的边界。思想分析的对象是有健全心灵的人的思想治疗，而对于有生理基础的心理问题，思想分析无能为力；对无法进行沟通的人，思想分析也没有用武之地。同时，思想分析是言语治疗，它所治疗的是因认知而造成的痛苦，这样的痛苦往往表现在情绪上。

在实际中有些人的思想病表现在意志上，对其的治疗需要进行行动治疗，通过构建某些行动，让患者形成某种行动习惯，等等。思想分析的研究与实践刚刚开始，有许多理论问题会随着实践的深入而得到发展。

值得讨论。记得看过一本叫产生奇迹的行动哲学，确实不错。

第二部分：行动力分析
第七章：认知过载——选择太多，我无所适从！

对于每日如此庞大的思考量，认知科学家研究证明：“我们倾向于认为，我们在经过理性思考之后才做出决定，但事实上，很多决定是由直觉推动的。根据我们所知道或者所预想的情况做出决定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能。”大脑从外界自主地收集信息，对信息分类，再从中挑选自己感兴趣的东西。信息的数量决定了大脑的思考程度，也影响着我们的行动能力。

所以，现在有一个很苦恼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信息量太大，我到底该怎么办？
思考得越多，我们需要做出的决定就越多。这会导致我们患上“决定疲劳”以及“选择障碍症”——做决定并不容易，哪怕是最简单的事情——在选A还是选B的问题上，不管最后选了谁，证明我们的大脑在后台已经对A和B都进行了深思熟虑。久而久之，“做决定”这件事本身就耗费了人们大量的精力。选择越多，我们就越无所适从。现实情况是，我们所面临的选择项并不仅仅局限于A和B，可能还有C、D、E、F、G等待着大脑去考虑，这比从有限的选项中做出选择都更耗费心神。选项越多，大脑的工作量就越大，它会将主要的精力都用到对信息的辨识与选择上，推迟了行动的时间。

如今的智能4.0时代，我们从手机、电脑和五花八门的渠道获取同类信息。例如，一个‘怎样将鸡蛋做得更美味’的小问题也会有十几种答案和大量的讨论。即通常情况下，我们不确定在“选择”上面浪费了多少时间，有时认知判断确实会感到很困难，因为似乎做出任何决定都是有道理的，同时也是不完美的。

在现代社会，节奏快进算是比较单调的生活，然而，信息过载的问题随处渗透到了我们的思想中，给我们带来了雪上加霜的困扰。例如，我的女友为了选择从家中去附近新开业的商场的最佳路线，花了半小时研究在线地图。显然，她的购物的好心情已经没有了。最终选了一条最近和驾车最方便的路线，可在路上节省出来的这点时间远远比不上她做选择时的浪费。

为了解决类似的苦恼，有些人和公司去寻找便捷的工具。比如，想避免信息过量带来的选择麻烦，大数据技术应运而生了（智能地图便是一例）。人们迷上了大数据，因为它用数据分析替你快速决断，节省大脑的精力。不可否认，数据让公司或者机构能够更轻松地看清全局，从而在复杂的市场环境中发现趋势和机遇，或者让你在不同的出行路线中快速找到效率最高的方案。但是，数据所产生的结果真的客观吗？或者说，数据本身产生的信息，对我们来说仍是一个巨大的工作量，我们未必就因此提高了行动力。

从睁开眼睛的那一瞬间，信息就主导我们这一天的生活和工作，它在空气、电子设备上广泛地传播——这当然创造了知识共享的繁荣——但为人的行动效率增加了复杂的新问题——我们从信息的过度匮乏走进了过度繁荣，大脑的处理能力却是有限的，因此难免眼花缭乱。

我们知道，信息过载的另一个直接作用是构成了商业的繁荣，很多著名的企业都走在了大数据应用的前沿，巧妙地利用了大数据信息来服务消费者，获得财富。比如谷歌、百度、淘宝、京东、亚马逊、支付宝等，他们的数据后台会根据人们上网产生的数据分析出消费者的生活习惯，从而有针对性地向不同的受众推荐商品或者个性化的服务。

大数据系统的智能推送减少了我们的选择范围，提高了我们的决策效率，看似是一件好事，然而人们却越来越找不准自己的位置在哪里。于是，一个可怕的问题产生了：需要处理的数据越多，我们的行动力就越差，甚至行动本身也让你产生了困惑。

“例如，我们可以把寻找爱情的任务交给信息与数据分析吗？”公司的课程顾问、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心理学教授艾伯特·麦拉宾（Albert Mehrabian）说，“也许数据分析师会告诉你根据信息的快速组合结果去和一个计算机推荐的女人结婚是可行的，但你是否愿意背叛自己的直觉，去相信数据分析在婚姻大事方面的判断？”

换言之，我们越依赖不断发展的信息技术，行动力就越有问题。我们一方面因为过度依赖数据而变得更加懒惰，难以产生高效的自主行动；另一方面，我们又对信息社会充满了不信任。怎样在海量信息的干扰中实现判断与选择的高效，已经是我们在生活和工作中均急需解决的问题之一。

請問你看到眼前1米遠處有一隻杯子，有兩個選擇，1是自己看到的是1米遠處的實體，2是自己看到的是投射在大腦中零距離的的影像。請問以上兩個選擇中1是理性的還是2是理性的？

关于人的行为方法论和价值观，更应该是“行动哲学”研究的重点内容。

吧主是做什么的，有没有什么工作岗位可以提供